秦汉的历史-18

根据儒家的思想，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因此，察举孝廉被确定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科目，成为汉代察举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科目。察举孝廉原为两个科目，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１３４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就是举孝一人，察廉一人。然而终两汉之世，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于一科。被举者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儒经的儒生，被举后，没有官职者授以官职，原为小官者升为大官。　　汉代举孝廉定为岁举，即各郡每年按规定人数举荐人才，送至朝廷，成为汉代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自汉武帝之后，至于东汉，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通过举孝廉，在社会上造成 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 的舆论和风尚，起了 化元元，移风俗 的社会教育作用。察举孝廉在西汉时考核比较严格，吏治也较清明。东汉中期之后，考核松弛，察举不实，有不少滥竽充数者，竟闹出 察孝廉父别居 的大笑话，这和吏治腐败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　　茂材。茂材也是汉代察举的一个重要科目。西汉时，原称为 秀才 ；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之讳改为茂材，或作茂才。茂材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士，所以通常称 茂材异等 ，或 茂材特立之士.察举茂材，始于汉武帝。西汉时，茂材属于特举，东汉光武帝改为岁举。此后，茂材和孝廉皆为岁举，往往并称。不过孝廉为郡举，茂材则为州举，因此茂材的数目远少于孝廉。以茂材被举者多为现任官吏，属于对有特异才能品行和突出贡献的官吏进行升迁和提拔，可见，茂材比孝廉任用重。汉代察举茂材常与皇帝派人体察民情，览观风俗、考核吏治相联系，其目的一是得人才，二是敦风俗、善吏治，既是选拔统治人才的措施，又是一种宣教活动，这和察举孝廉是极为相似的。　　贤良。汉代察举贤良属于特举。此科具体名称不固定，一般称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察举贤良方正始于汉文帝二年（公元前１７８年），此后，两汉屡有诏举贤良方正之令。有时贤良方正连言 能直言极谏者 ；有时单举 能直言者.有时贤良方正连言 可亲民者 ，即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有时贤良方正又与 有道术之士 相联，于是， 有道 曾为东汉察举的独立科目。在汉代，贤良方正常与文学相连称，有时以贤良与文学并立为二科，有时则连称为贤良文学。实际上，贤良与文学相似，都是指通经达变之士，文学实指经学。东汉灵帝时曾立鸿都门学，也以 文字 诏举，专尚书画、尺牍、辞赋，然多为士林所非，视为滥进。此后，诏举贤良不再与文学连称。　　汉代诏举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主要是表示广开直言之路。按照董仲舒 天人感应 之说，认为各种灾异都是上天对人世帝王的谴告，灾异降临，表明帝王有过，必须自我检讨，并下诏书求贤，征求意见，匡正过失。所以诏举贤良方正多在日月之蚀，冰雹虫害、瘟疫流行之机。所以，贤良之举属于特举，非为岁举，但与其他特举科目相比，则是察举次数较多的科目。　　察举贤良是依照皇帝诏令的规定，由公卿诸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吏举荐，送至朝廷，皇帝亲自过问，分别高下，授以官职。有时一策即毕；有时还有二策、三策，如董仲舒即连对三策，而授以江都相。每诏贤良对策者常达百数人。在汉代所有察举科目中，皇帝对贤良方正一科极为重视。有人说，论轻重以贤良为重，论得人以孝廉为多。这是有根据的论断。　　童子。汉代察举专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年龄在１２岁至１６岁之间，能 博通经典 可以入选， 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察举童子是一种奖励天才儿童的方法，表明我国早在汉代就曾注意到对才能特异儿童的破格举用和特殊培养，这是令人惊异和赞叹的。不过，这种制度，过分鼓励儿童在幼小时期就钻进经学圈子，束缚思想，影响健康，造成儿童的早熟速衰。同时助长一些人强制儿童机械背诵书本，甚至隐瞒年龄以作弊起仪，这也是应当引以为戒的。后世对童子科称誉者有之，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所以，此科时举时废，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应当客观地分析，给以科学的评价。　　其他特举。汉代察举还有许多偶尔一举或仅有几举的科目。这些科目的确立，多是为了提倡和鼓励某些才能的发展、某些知识的掌握、某些品德的发扬；或是以应某种临时需要；有时还因某一皇帝的特殊嗜好而设立。其一为：明经，就是察举通晓经学的人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两汉各科察举都重经学。特立明经一科，表明对学习儒经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西汉时，有不少人以明经举为高官。由于明经科的设立和举明经者得授官职较高，使汉代讲习儒经成风，社会影响较大，其二为：明法，就是察举明习法律的人材。汉代政治 本以霸王道杂之 ，儒法兼用，所以，选拔人才除重视儒生外，也把明习律令文法者作为重要科目。汉代以明法被举者也有多人，使研习法刑律令者也有被选仕和升迁的机会。其三为：尤异。在汉代，各级官吏治绩最好者称为 尤异.察举 尤异 ，就是鼓励官吏忠于职守，精于政事；也是从现在官吏中选拔高级官吏的一种措施。考察政绩作为升迁的依据，调动了各级官吏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一部分官吏有基层工作的锻炼机会。其四为：治剧。在汉代，郡县的治理困难易分为剧、平，能治剧就是能治理最难的郡县。特立治剧为察举科目，目的在于鼓励郡守、县令到最难治理的郡县任职，这样，使一些条件艰苦，易出乱子的郡县得以治理。其五为：兵法，就是察举勇猛知兵法之人。勇猛知兵法之举多在所谓 灾变不息，盗贼众多 之时，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封建统治，有时也是为了鼓励勇士猛将保卫边疆。其六为：阴阳灾异。汉代君臣深受 天人感应 之说影响，相信阴阳灾异和国家治乱安危有联系，当出现社会动乱，阴阳错谬，风雨不调之时，就求助于迷信，举明阴阳灾异之士。　　除上述数科之外，还有不少临时特定的科目，如：哀帝初诏举吏民 能浚川疏河者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秉政，曾举行过一次规模巨大，范围甚广的荐举，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等等。汉代选官，上述诸科，都是依照朝廷的诏令由公卿大臣和州郡按规定察举。此外，还有公府与州郡辟除，就是由高级官吏选任属员；皇帝直接征聘；私人荐举；任子为官；纳赀及其他多种途径。有的属于察举的变形，有的则是沿袭旧制。总之，是以察举为主，多种途径并行的选拔统治人才的制度。　　３。察举制度的经验和局限性汉代察举制度推行近四百年之久，可以说，在当时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于后世，留下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相对而言，西汉时期优于东汉时期，两汉前期分别优于两汉后期。班固在《汉书？倪宽传》的赞语中概括了汉武帝时期选官得人的盛况。汉武帝一朝人才济济的盛况集中代表了西汉察举制度积极的一面。　　总观两汉之世，察举制度在大部分时间内起着积极的作用，造成人材辈出、功业兴盛的局面，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有积极的贡献。汉代所以能在我国历史上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甚至在当时还无愧于举世闻名的文明大国，也与察举得人密切相关。察举制度成功之处在于：第一，对人才高度重视。汉代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认为治国安邦，要在得人。汉高祖刘邦明确提出周文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汉武帝更是求贤若渴。在汉代，凡是深谋远虑、励精图治的皇帝都重视人才、尊重人才。有了重视、尊重人才的基本观念，才能有积极取贤的行动和制定较合理的选贤措施和制度。　　第二，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人才的质量标准。秦和汉初用人，主要看军功和资叙。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步由夺取统治地位转入巩固统治秩序，展开政权建设，经济复兴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汉代统治者适时地改变了人才观念，更新了选用统治人才的标准，由重点选用军功和文法吏，改为以选用 疏于进取，精于守成 的儒生为主，由循资擢升改为破格进用，由重武功改为重德行道艺。广开才路，不拘一格，唯视品学才绩，是汉代盛世察举制度的主要经验。　　第三，建立严格的察举法规，以保证察举制度的正常实施。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基本的指导方针，还必须有严密的法规作保证，才能使察举收到实效。　　无章可循、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即使是正确的认识和指导方针也会落空，这是汉代察举制度执行过程中所提供的又一条宝贵经验。汉代察举制度自建立时起，就十分注意察举法规的制定，并善于在实行过程中根据情况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遇到的新矛盾随时修正、补充、调整，使之更加完备和比较合宜，如：建立严格奖惩赏罚的察举责任制，既注意察举不实，又注意避免造成有才不举的偏向。对于确实精励向进者，即使发现所举不实，也要分清情况和性质， 不以小疵妨大才.同时还规定了察举得人者受奖的制度，保护和鼓励荐举者的积极性。又如：明确规定了察举的科目、条件、标准、期限、人数、年龄等等。察举科目既有常设性的，又有临时特定的，力求规范化，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再如：坚持以察举、荐举为基本方式，但也不忽视或放弃其他方式，多途取人，不拘于一途。西汉时期确有不少违背选令而被削官免职，坐罪服刑者，也有因察举得人而受奖晋职者。即使在东汉时期，弊伪丛生，仍有顶风冒险，忠于选令的清官。汉代察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了严密的法规，而且执法甚严，违法必究，又有一批忠于选令，严于守令的清正之官。这是汉代察举制度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　　汉代察举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而且察举制度本身也有极不完善之处。具体说来，有下列几点：第一，选拔人才的大权为权门势家所把持。选拔人才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为了封建王朝长治久安，因此，掌握察举大权者和被选拔者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会违背这一根本原则。所谓 人才辈出，功业兴盛 ，也只是为封建统治效力者多，封建统治得以加强和巩固。偶有少数贫贱之士获得晋升的机会，不过是封建 德政 、 盛世 的点缀，而且连这些人也要以效忠于封建王朝为前提，不可能为真正利国利民的志士仁人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因而 耆宿大贤多见废弃.权门势家把持察举大权，必然做伪成风，流弊百出。在察举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权门请托，贵戚书命、行贿作弊等腐败现象，虽多次明令禁止，但仍层出不穷，至东汉后期更是愈演愈烈。　　第二，汉代察举虽然标明德才兼顾，实际是重德轻才。从科目的确立到取人的标准、条件等都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伦理道德的评价常以统治者自身利益为转移，因此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主观随意性。所谓孝悌廉公，德性高妙，志节清白，敦厚直朴，勇猛刚毅……都浸透了剥削阶级的私利。因此察举标准常随秉政握权者的临时需要、主观意志和个人好恶而变动，这就为任人唯财、唯亲、唯势大开方便之门，可见，以德才举人并不能真正贯彻执行。在一般情况下，普遍存在着重德轻才的偏向，而且大量产生德才全然不顾的现象。东汉中期，左雄握权，曾试图纠正德才相违、重德轻才、崇虚厌实的弊端，实行加强考试和复核、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等措施，这自然是察举制度的改革和一大进步，但考试内容过于狭窄，考试中作弊现象也屡见不鲜。看来请托贿赂，营私舞弊，弄虚作假是剥削制度的痼疾，只有消灭剥削制度，清除私有观念，才能革除此弊，真正做到人才辈出。　　第三，汉代选拔统治人才号称多途，这一方面可以广开才路，多途求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特权。如除通行的察举诸科外，还保持公府州郡辟除、皇帝征聘、私人荐举、任子、纳赀卖官等等。这就保留了高级官吏可以任用属员的特权，便于他们发展私人势力，也使士人养成依托权门的恶习，然而剥削阶级不会放弃这种特权，所以，终两汉之世，任子制度一直得到保护。汉代选官制度中所保留的种种特权，是察举制度正常执行的破坏力量。特权不除，人才难出，这是汉代选官制度提供的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　　汉代察举制度的利弊得失及其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深刻的，丰富的，而选拔人才的制度对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教育史必须研究历代选举史，而改善教育工作也必须同改革人事制度统盘思考，同步进行。　　七、汉代的教育思想　　（一）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１。生平与教育活动　　董仲舒（公元前１７９- 前１０４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大约生于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１７９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１０４年），主要生活在西汉中期。董仲舒的生平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幼壮之年修学设教。这一时期大约从董仲舒出生到３９岁。董仲舒出生在一个富有藏书的地主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史书记载，他学习十分专心刻苦，甚至达到了如痴若醉的境地，一天到晚行事、走动都在思索学问。他求学以儒术为主，《汉书？儒林传》说他 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董仲舒在钻研儒家学说的同时，还兼习道家和阴阳五行学说及神仙方士之术。由于勤奋学习，董仲舒成为当时著名的博学君子。董仲舒学术日精，声誉益高，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促成他 下帷讲诵 ，开始了设学授徒的生涯。他究竟于何时开始教育活动，史书记载不尽相同。董仲舒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十分注意修身力行，深受学士敬仰，求教弟子日益增多。由于学生众多，他还创立了 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 的制度，即由高材生或老学生，向程度较差或新学生转相传授老师所教内容。这样，有些学生跟他学习了多年，却很少直接听他讲课，有的人甚至没有见过他的面。这说明董仲舒办学规模不小，成效卓著。　　第二阶段：中年从政兼授徒。这一时期大致是从董仲舒３９岁到５８岁，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汉武帝即位不久，让各地举荐贤良文学之士，以备咨询问对，董仲舒也在被举之列。他给汉武帝的三篇对策写得十分精彩，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卓识和学术造诣之深，颇受汉武帝赏识。当时应诏的人 前后数百 ，他竟名列第一，为群儒之首。贤良对策又名 天人三策.董仲舒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封建政权及其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提出了君权神授和王道之三纲皆源于天等重要命题，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亦即被他改造成新儒学，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神化的儒学。这一学说满足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构成了汉代上层建筑的中心指导思想。但是，董仲舒的命运和孔、孟相似，生前并未受到重视，对策之后，只被武帝任用为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是一个具有分裂野心的武夫，他企图借助董仲舒的才学与声望为其篡夺中央政权服务。董仲舒面对骄横残暴的刘非，不顾个人安危，坚守《春秋》大一统的立场，以儒家仁义学说为依据，婉言制止了刘非的分裂割据行动，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董仲舒虽然尊崇孔子，但是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大有区别。他从政期间，搞了很多求雨、止雨等迷信活动，也因此被贬。贬官之后，董仲舒又从事教学活动，传授《公羊春秋》。大约与此同时，汉武帝让他和《谷梁春秋》学者江公论难，结果是江公 不如仲舒.武帝认为董仲舒的经说最佳，并且引起了武帝对《公羊》学的兴趣。这就是董仲舒促成《公羊》学大盛于西汉的史实。公孙弘曾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瑞的国相。刘瑞也是武帝哥哥，为人比刘非更凶残、蛮横。刘瑞素闻董仲舒贤德，对他比较尊重，但 仲舒恐久获罪 ，便于公元前１２１年告病回家，从此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涯。董仲舒出仕，经历坎坷，但是，他 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 ，说明董仲舒确有以儒术正身治国之修养本领。　　第三阶段：晚年修学著书。这一阶段大致从董仲舒５８岁至７５岁。董仲舒辞官归家后，不问家产，一心著书立说。董仲舒治《春秋》传儒术，主张 以儒正法 、 通经致用 ，并对汉代学风有深刻影响。他晚年居家修学著书，一生著述富瀚。这些著作大部分都散失了，流传下来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有关董仲舒的事迹则散见于《史记？儒林列传》、《汉书》的《董仲舒传》、《儒林传》、《艺文志》、《五行志》、《食货志》、《匈奴传》等史籍中。公元前１０４年，董仲舒病卒，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董仲舒一生从教多年，通过讲学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董仲舒的教育活动不仅见效于政界，培养了一批叱咤于汉代政治舞台的卿相大夫，而且更见效于学坛，为发展儒学造就了一批学者儒师。董仲舒无愧于 汉代孔子 的盛名。　　２。教育政策思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诏举贤良、文学。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教育主张，其中囊括了他的教育政策思想，也可称为 三大文教政策.其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三大文教政策的总纲，是文化教育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按他的建议，先秦儒学 不达时宜，好是古而非今 ，便利用《春秋》经文字简单晦涩易于穿凿附会的特点，任意发挥其朦胧的 大一统 思想，借儒术独尊来保证政治法纪 大一统.其二：兴太学，置明师。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化措施。董仲舒认为，行教化必须兴办学校，通过培养高级统治人才去推动教化。他明确地提出要在京师置太学，将举贤养士之遗风，吸纳到王权的控制之下，变成自觉的养士行动。更由于太学教师为五经博士，教学和考试内容均为儒家经典，所以，太学的办理，实际上乃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的传统，大致可以说是自董仲舒发轫的。　　其三：重选举，广取士。董仲舒改革吏治，改革选士制度，建议养士与选士并重。这一建议，实际上成为汉武帝强化察举制的理论纲领。察举制度既是任官制度，又可视为求才于学校之外的选才制度，因此，可以将它认定为社会教育的 指挥棒.由于它的选才标准也是儒家的德行道艺，所以它只是以入仕为钓饵，诱使人们循规蹈矩，不为 异端邪说 所动。说到底，重选举依旧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　　董仲舒所建构的一套文官政教体制，通过汉武帝作为 三大文教政策 付诸实施之后，造成了汉代的文明气象。自此，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一个由 孝悌 、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成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个由董仲舒参与、确立于汉代的政治——教育系统，与原始儒学建立在氏族家国血缘贵族（个体）基础上的 修齐治平 的政教，已大不相同了，它把政治伦理统治建筑在宇宙自然秩序的比附上：治乱兴衰不再仅仅依靠作为首领的 圣人 ，而且更依靠着这整套的官僚行政体制所代表、所支持的 天道.尽管如此，三大文教政策建议推促了文教发展的主导面，还是应予肯定的。　　３。论人性与教育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综合了先秦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将人性界定为： 性者，生之质也。 他依据阴阳五行学说，将人的天生之质一分为二：属于阳的仁义之性（善端）　　和属于阴的贪利之情（人欲）。情欲观念的植入，表征了人的本性中生来就存在着两种对立因子——善端可以发展为善，而情欲可以发展为恶。因此，他所主张的人性论，可看作孟、荀人性论的调和或综合。这种 性非教化不成 的发展观的人性论，较 良知良能 的性善论和 化性起伪 的性恶说，更强调变化的复杂性，这自是其优长处。然而，董仲舒进而建构的 性三品 说，就教育的对象和作用而言，较之于孟、荀，却又是一个倒退。所谓 性三品 ，即是从广义的人性概念中，将人性分为三个级差：上品之性——圣人之性——至善之性——不教而成；中品之性——中民之性——有善有恶- - 教而善，不教而恶；下品之性——斗筲之性——至恶之性——教而难善。　　显然，就狭义的性、情二元论的人性概念而言，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是不可能包容其中的。因此，上品、下品便被排除在教育的范围之外。无疑，相对于孟子 人皆可以为尧舜 和荀子 涂之人可以为禹 的命题，这无疑是一个倒退，即使是较之于孔子 生而知之者 、 学而知之者 、 困而学之者 和 困而不学者 ，董仲舒的 性三品 亦不可视作超越。董仲舒却是以天赋道德观为基点，重视 中人 和 中民 的教育，认定教育对 中人 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对于中民之性的个体，教育的作用表现为：可浇灭人们内心天生情欲的火焰； 损其欲而缀其性 便是其功用之所在。　　因它特别强调万民之性是 有善质而未能善 ，只是有善的可能，但并非善的现实。在可能和现实间，必须经由教育的桥梁。在肯定董仲舒对教育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的同时，还必须指出这种作用论的明显缺失。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决定论，对受教育者个体的能动作用和创造精神，必然有所忽略。至于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他所强调的依旧是 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传统儒家套路：任德教而不任刑罚 ，以 德治 取代 法治 ，是他的总体思想。不过，他并未完全放弃刑罚的作用，认为 刑威 是 内法外儒 的统治所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他把教育的作用集中到了使民 耻犯其上 的政治问题上来。在教育的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间，董仲舒显然是薄前厚后的。他的学说强调伦理，崇尚的是政治作用。　　４。论道德教育一是重义轻利的德育本体论。董仲舒将 仁 和 义 两个伦理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 以仁安人 ， 以义正我.由于正我是安人的前提，所以 义 便成为德育的第一要务。董仲舒承认了 利 的地位后，又进而推导出重义轻利的必要。他建立了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命题： 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仲舒的非功利价值观，决定了重精神（义）、轻物质（利）的德育基调。当它抹去了先秦儒家 先富后教 思想色泽之后，以德育为中心，以道德为重心的封建教育，至此已经完全定型。　　第二是 仁德 与 智德 关系论。所谓 仁德 ，指儒家政治伦理道德。 智德 则是 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 等理性洞察力和判断力。这本属思想方法问题，但董仲舒要求 智 须 其动中伦，其言当物 ，故谓之 智德.他认为： 近乎仁 是德育的根本目标； 急乎智 是通达目标的基本方法。这揭示了处理德、智关系的三个要点：一是德与智相济相成；二是 仁而不智 和 智而不仁 均有片面性；三是智育终究是为德育的目标服务的。　　第三是 三纲五常 的德育内容。从课程和教材来看，董仲舒还是采用 六艺 和《六经》。但他所强调的德育内容，实却浓缩为 三纲五常.所谓 三纲 ，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社会道德总的准绳； 五常 指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 形成后，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模式。在这种有主有从的等级框架中，不仅没有 天赋人 的平等观念，甚至连先秦儒家 民贵君轻 的重民思想，也失去了它的地位。所谓纲常民教的定型化， 四大绳索 的编织等等，均可归功于这位 汉代孔子.第四是道德修养的原则方法。 正我安人 —— 躬自厚而薄责于外 ，既是处理人我关系的要领，又是增进道德的法则。责己严，待人宽的道理在于：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仁义法》）。　　明于性情 ——道德修养是一个以正压邪的过程，因而必须首先明了哪些是仁义之性，哪些是贪欲之情，然后才能 引其天性所好，而压其性之所憎者也 （《正贯》）。 经权结合 —— 经 为原则性， 权 为灵活性，如 男女授受不亲 ，儒家道德之 经 ；而 嫂溺援之以手 ，于仁却是相宜之 权.不过，贸然行 权 和因 小德 行 权 亦不可。 中和养生 ——和谐是儒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之一。董仲舒发展了《中庸》中的有关思想，甚至对道家的养生论也有所继承，提出了 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 的 以中和养其身 的方法论（《循天之道》）。　　５。论教学与教师重抽象知识，轻具体知识。首先应予界定的是，董仲舒所言的知识教育的主体，不是自然知识，而是社会知识或道德知识。有关 众物的具体知识，并非真正的知识。在他看来只有与 天命 相吻合的关于 本心的抽象化的知识，才是有学习价值的知识。这种条理化、集约化的知识观，准确说来，是一种重抽象知识、轻具体知识的知识观。如就理性认识的特殊性而言，它无疑有着自身的合理性。然而，当它否定实践活动和感性认识时，将 内视反听 作为获取知识的根本方法，便使其知识观的严重缺陷暴露无疑。　　知识教育的内容。董仲舒承袭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六经》作为基本教材，并对诸经的功用作了解释。他自己尤重《春秋》，并以此名家。这是他与先秦儒家的不同之处，也是今、古文经学的分水岭之一。从科学意义上讲，将《春秋》奉为 先王之遗道 ，并据此打出 奉天法古 的旗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然而，由此引伸而出的主张，如重视历史知识的教学等，却不能不说是甚有见地的。它使传统儒学教育分成经、史两大门类，并使 经史之学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别称。　　知识教学的原则方法。一是强勉努力。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 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认为只有 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二是专精虚静。学习非专精专一不能成其事，向善好善必须一以贯之。这显然是经验之谈，是对荀子 虚壹而静 的发展。三是博而适度。教学应处理好博约关系。他指出： 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 （《玉杯》），正确方法是博节统一， 多连博贯.教学的 圣化 之功。董仲舒所提倡的 圣化 之功，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教学艺术，一个好教师施教，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似乎也可称之为具有 圣化 之功。董仲舒的 圣化 是对教师的综合要求，其中体现了多种教学原则，要求教师德才兼备，具有人格感化的力量，又能以身作则，胜任自己的工作。 齐时早晚 ，是及时施教原则，既要求注意学生的学龄，又要求掌握好他们学习的心理机制。 任多少，适疾徐 ，是对教学份量与进度的要求，强调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稽而勿苦 ，包含着教师主导作用如何与学生积极性相结合的思想，要求教师对学生的督促考核不要压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不能使学生只觉学习的困难艰苦，而不知学习的乐与益。 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 ，是因材施教的原则，要求教师在深入观察学生所作所为的基础上，根据他们的心理特点加以施教。所谓 圣化 ，就是以上多种教学原则综合实施的结果，可见他对教师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也是非常严格的。　　６。论教育作用董仲舒不仅对封建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出过比较中肯的建议，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教育的作用：重申儒家的德治学说，高度评价教育的社会政治作用；发展了儒家的人性学说，进一步指出教育对人性发展的意义。　　德治学说与教育作用论。董仲舒在谈论汉代国策时主张 王霸道杂之 ，在谈论教育问题时，提出 任德教而不任刑 （《汉书？董仲舒传》），并将这一主张附会天意，说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汉书？董仲舒传》）。　　因此，他提出 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 （《春秋繁露？精华》），把教育视为治国的根本。董仲舒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教育的政治作用：其一，强调培养统治人才的重要。董仲舒结合汉代的社会实际，发展了儒家 修己安人 的思想，认为统治者进德修身，将影响一代世风，统治者节制贪欲，才可能清明政治，实现所谓仁政德治的理想。他还以史为证： 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 （《汉书？董仲舒传》）。这都说明统治者的道德面貌对下民影响之大。因此，董仲舒以孔子 人能弘道 的理论为依据劝勉最高统治者 积善累德 （《汉书？董仲舒传》），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汉代建国历六七十年之后，经济逐渐发展，统治阶级的贪欲之心也随之膨胀起来，董仲舒针对这一社会现实指出，统治者修身进德的关键在于节制贪欲，不与民争利。他说： 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汉书？董仲舒传》）。他从统治者长远利益着眼，反对他们干出 杀鸡取卵 的蠢事，并警告说，如果贪得无厌 乘富贵之资历，以与民争利 ，就会使老百姓 日削月朘，寖以大穷.民不聊生，轻则犯罪，重则铤而走险， 其患祸必至也 ，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绝不可掉以轻心。面对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董仲舒进一步向统治者提出了节制贪欲，清明政治的政策主张。　　董仲舒还竭力提倡加强治术人才的培养教育。他向汉武帝进言，要让未来的统治者 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 （《汉书？董仲舒传》）。他认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是为官的基础，长成之后要量才而用。在使用人才时，他注意 养才 ，使其有官职，享利禄， 无后顾之忧 ，专心职务，谨守君臣之道。如果这些人又懂治术，善教化，德刑并用，那么，儒家德治仁政的理想就会顺利实现了。　　其二，强调社会教化的极端重要。汉代经过六、七十年的恢复，国力强盛了，但离心的危机仍然存在。董仲舒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敏锐地认识到统一的封建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如前所述他提出的三大文教建议，就是旨在解决统一文化思想。他主张不用法家加强刑罚的办法，而采用社会教化，以形成统一的民心和民俗，并系统阐述了他的社会教化理论。　　董仲舒告诫统治者，要防范百姓 犯上作乱 ，就必须建造牢固的 堤防.他认为这种 堤防 就是社会教化，其作用远非刑罚可比。他还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社会教化的意义和作用。首先，他以儒家尊崇的圣君贤臣为例，认为他们当政之时是 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义，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 （《汉书？董仲舒传》）。由于人民各得其宜，又有知耻之心，因而无人触犯刑律，致使 囹圄空虚.董仲舒将教化和刑罚的效用作了一番比较，指出刑罚只能触伤人的肌肤，并不能启迪人的觉悟和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教化却能造成统一的人心，形成道德力量，使民耻于非。其次，他又以秦朝为反面教员，来具体说明放弃社会教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之后，董仲舒尖锐指出了汉代的现实政治问题，正是忽略了化民成俗这件大事。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要 南面而治天下 ，必须 以教化为大务.董仲舒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还深刻看到社会教化一旦转化为民俗民风，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力量，长期制约人们的思想行为。所谓 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汉书？董仲舒传》），进一步说明加强社会教化是长治久安之策。怎样施行社会教化呢？董仲舒提出一要靠统治者以身示范；二要靠各级官吏 承流宣化 ，进行训俗活动；三要以学校为基地，即 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四要建立一套礼乐制度， 节民以礼 、 乐成其德 ，使人民有遵循的规范。他的这些见解，促进了我国古代社会教育的发展，至今仍有启发意义。毋庸置疑，董仲舒加强社会教化的主张，完全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替统治阶级设想，目的是为巩固封建统治，强化对人民的思想控制，这是其阶级性的必然体现。但是，应当看到他的主张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加强新建帝国的统一和维护社会的安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所以又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董仲舒的社会教化理论，是以儒家德治学说为依据的，其主旨在于重教化轻刑罚，这有利于限制统治者的暴虐淫毒，缓和阶级矛盾，又是它所体现的民主性和古朴的人道主义精神，如果与秦王朝的严刑苛法相比，无疑也是一种进步。　　人性学说与教育作用论。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综合了先秦的性善论和性恶论，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将统一的人性分为性与情两个对立的方面，这是董仲舒的创造。他认为天有阴阳，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性中既有善又有恶。所谓善，是指 性有善端，心有善质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董仲舒看来，人有此善端和善质，就具有了接受王道教化而至于善德的基础。也正因为有善质和善端，所以教化而致善是人性的继续和发展，而不是像荀子所谓是人性的逆转（即由恶变善）。这种将教化视为人的发展的观点，更接近现代的教育理论，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深化。董仲舒十分重视人性所具有的善质，并认为这种仁义之性，是居于情欲之上的 阳 ，是人性的主导方面。他以此为据，重申了儒家德教为上的一贯主张。董仲舒揭示了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主要指道德认识能力，并将此视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在教育发展史上不失为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观点。董仲舒将 善质 与 善 这两个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纠正了孟子混淆 可以为善 和 已为善 的逻辑错误，得出了 善，教诲之所然 及 性非教化不成 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道德先验论，强调了王道教化的重要作用，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董仲舒不仅否定了人性可以不教而善，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 性非教化不成 的原因在于人性之中有情欲，而情欲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罪恶的渊薮。他指出对情欲不加约束，就会使 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 （《春秋繁露？度制》），这必将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危及封建帝国的根基。所谓情恶，则囊括了荀子性恶论，突出了人为 和教化的作用。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扩充人的善端，恢复人的善性（即 求放心 ），但是难以说明何以要用刑政来压制人的情欲。董仲舒与孟子不同，他继承了荀子 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 （《荀子？性恶》）　　的思想，在强调德教的同时，兼顾刑政，主张以礼、法来节制人的情欲。就其节制情欲的内容看，其主要方面在于压制劳动人民追求幸福的愿望。但是也包括了限制统治阶级 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 的内容，这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改造了原始儒家的人性论，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的思想，综合并发展了先秦学者顺性而教与节制情欲的主张，为西汉王朝重德教与兼施刑政的文教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明确提出帝王的任务就在于 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汉书？董仲舒传》）。将帝王的德教刑政提到了天命不可违抗的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董仲舒综合孟、荀的人性论，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他对教育作用的论述，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抬高了圣人与帝王对社会教育的作用，强化了君权至上的观念。为增强圣人与帝王的权威，董仲舒违背了善非先天所能的立论原则，在一般人性（所谓中民之性）的上面，炮制了一个 过善 的圣人之性，并说这种性是他人先天所不能的，后天所不可及的，这种圣人便是天下的楷模。在美化了圣人和帝王天性的同时，董仲舒又丑化了万民之性。他将民比附为 瞑 ，说他们都是 萌而无知 之众，因此天立帝王以教民，并以此为据，批判孟子的性善论是 矢天意而去王任 ，即取消了统治者受命于天教化百姓的根本使命，因而是完全不可取的。这鲜明体现了董仲舒 屈民而伸君 的政治立场，反映了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需要，这也是他有别于孟子关于人性与教育作用理论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关于人性有善有恶的理论，是我国古代人性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后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在论述人性时往往都沿用了性情对立的观点。董仲舒关于 圣人之性 、 中民之性 和 斗筲之性 的思想，又是我国古代性三品 论的先驱。他的人性学说，丰富和深化了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的理论。在教育史上具有一定意义和价值。　　（二）扬雄的教育思想　　１。生平和教育学术活动扬雄是西汉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一生长期从事社会活动，曾专门授徒讲学，在其著作中，总结了不少有关教育的理论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　　扬雄（公元前５３- 前１８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５３年），卒于新莽天凤五年（公元１８年）。扬雄 少而好学，不为章句 ，精通训诂之学， 博览无所不见 （《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但因 口吃不能剧谈 ，因此， 默而好深湛之思 （《汉书？扬雄传》），从小善于思考。 家素贫 ， 家产不过十金，无儋石之储。 不过扬雄却安贫乐道，视功名富贵若浮云，他有理想， 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 谨守儒家的训条，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道德观念，并作为自己施教的最主要准绳和依据。扬雄壮而 好辞赋 ，非常倾慕司马相如， 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他很崇敬屈原，曾亲 自■山投诸江以吊.蜀中有严君平， 雅性淡泊，学业如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著《指归》 （《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上》《蜀郡士女》。《指归》即《老子指归》），扬雄称其德，尝拜其为师以从学。此外，扬雄还从临邛人林闾学文字音韵，为日后作《方言》奠定了基础。扬雄作《成都城四隅铭》等。汉成帝时，得蜀人为郎的杨庄（亦作壮）以扬雄文章似司马相如而推荐给成帝，于是得成帝召见而闻名。接着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因 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为待诏（《汉书？扬雄传》）。　　此后扬雄主要是以文艺的形式，通过写赋来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对社会的看法，同时进行有关方面的教育。成帝二年（公元前１１年）正月奏《甘泉赋》以讽，劝戒奢泰。是年三月，又以积极态度上《河东赋》以劝 自兴至治.十二月扬雄从上羽猎，亲见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夺民膏腴，希望后世无复修前好，故聊因《校猎赋》以风 ，荐劝统治者要 承民乎农桑，劝之以弗迨，侪男女使莫违.此外还要 开禁苑，散公储，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第二年秋，成帝又大肆发民进行游猎，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致使农民不得收敛。扬雄跟随至射熊馆，回来后借 曲笔 作《长杨赋》以讽。　　以上所述《甘泉》、《河东》、《校猎》和《长扬》，就是扬雄最著名的四赋.扬雄作赋的目的，正如班固在《汉书？扬雄传》里说：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 很明显， 风 正是教育之意。扬雄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用文艺的形式和艺术的语言，劝教王者归之于正，即应当 玄默为神，澹泊为德 ， 平不肆险，安不忘危.要养民惠民， 仁露恩洽 ，决不要扰农夺民，让老百姓能过上安定生活。这种教育的作用和社会效果在当时来说可能是很小的，扬雄自己也承认，所以才提出 壮夫不为 ，即不再作赋。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文艺仍是一种积极的普遍的社会教育手段。至于从长远看，它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汉哀帝时，扬雄仿《周易》著《太玄》，以教天道、自然、历数等。只因文字古奥， 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 ，影响了宣传教育效果，故时人或有嘲之，或有难之。扬雄分别作《解嘲》、《解难》以进行解释说明，想得到学者的理解，无疑也想扩大其宣传教育效果。此外，扬雄还针对当时 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 和时人的请教，仿《论语》而作《法言》，用以应求教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扬雄死后大思想家桓谭所说： 自雄之没至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 王莽时，大学者刘韵的儿子刘棻拜扬雄门下，专门学习古文奇字。据此，扬雄还进行过专门的语言文字教育活动。正是刘棻从扬雄学字的关系，扬雄受刘棻事件牵连，畏惧投阁自杀，几死，后幸得免。经过这次打击，扬雄晚年更是清静自守。但也有不少好事者慕其学行而 载酒肴从游学 ，拜伏门下，常从受教，较为有名的如巨鹿人侯芭，甚至长期 从雄居 ，专门学习《太玄》、《法言》。扬雄死， 侯芭为起坟，丧之三年 （《汉书？扬雄传》），可见师生情义之深。看来扬雄的晚年完全是在教育活动中度过的，直至去世之时也未脱离教育。　　２。论教育的功能关于教育对人的作用功能的认识，扬雄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扬雄对人性的看法，既不同于孟子的 性善 ，也不同于荀子的 性恶.他继承了战国时 有性善，有性不善 的学说，并有所发展，提出了 人之性也，善恶混 （《法言？修身》），认为人的基本素质，人体的基本机能有好的因素 善 ，也有不好的因素 恶.对于人，它们都不是决定因素，也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东西。人是 可铸 的（《法言？学行》），决定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则是教育。正如扬雄说： 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法言？修身》）。这正如御马涉道一样， 由通衢则迅利，适恶路则驽蹇 （《修身》李轨注）。人的善恶在他看来，虽有先天因素，但最根本的仍是后天教育的结果。由此可见，教育对人性的改造作用，扬雄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扬雄认为改造人性使之去恶从善，最重要的是 修性 、 学正 、 习是.他说： 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 （《法言？学行》）。还说： 习非之胜是 ， 习是之胜非 （《法言？学行》）。特别强调了人只有接受正确的教育，得到良好的习染，才能达到 正而不至于变 邪.这也正是教育对 人性 改造的结果。扬雄还论述了 学 的重要作用。首先，扬雄从反面强调： 玉不琢雕，玙璠不作器。 这正是后人所说的 玉不琢，不成器 （《三字经》）。又说： 人不学，虽无忧，如禽何！ （《法言？学行》）扬雄认为： 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 （《法言？修身》）。扬雄的 三门 论并不科学，不过他强调人通过学习，以人类的理智道德，理想情操来控制人的生物性的本能和感情，脱离低级的蒙昧观念，改造其 人性 ，使之进入人类自身文明高尚境界，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因为如此，扬雄强调人一定要学为君子。君子决不会从天而降， 未有不求而得之者 （《法言？学行》）。恰恰相反，只有努力去 求 ，即是说通过良好的教育，自己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认真从学，才可能达到完善的境界而成为 君子.学，对于人的改造，完善，其作用正是如此。　　扬雄也强调了教育对社会，特别是对动荡衰微的社会的重要功能作用。　　他反对并批驳了道家老庄 学无益 的不承认教育作用的观点。扬雄认为，如果这样，小至个人便不会有进取，大及社会更将停滞不前。正如刀不经过砻砺，玉不经过琢磨，是毫无用处的废物一样。接着扬雄从正面强调教育对社会政治的功能作用，他认为： 君人者，务在殷民阜财，明道信义，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 （《孝至》）。因此，国家的首要任务是 立政鼓众，动化天下 （《法言序》）。就是说要对广大人民施行教育。还说： 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议其教化 （《先知》）。这样不仅可以开发民智，而且还可以巩固统治。 为政 决不能 先杀后教 ，正如自然天气，只有 先春而后秋 ，决不会 先秋而后春 （《先知》）　　一样。对待老百姓，只 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刑。 因为 觌德则纯，觌刑则乱 （《先知》），因此，以教化为先，才是治国的根本大计。扬雄认为：辟廱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并列，勉人役，唐矣夫 （《孝至》）！学校是教育之本，而教育又是立国之本。在位者认真兴学施教，国家便会自然安定而兴旺发达。　　３。论教育的目标杨雄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把人培养成为 君子 ， 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 （《学行》），这一思想与儒家孔孟的主张并无二义。学者如何学为君子？扬雄则认为最根本的要求就是： 日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系 ，这样 则玄之道几矣 （《玄搐》），就是说，作为君子，必须发展善性，消除恶性，使人性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就是要达到 玄 与 道 的境界。　　玄 是什么？桓谭认为如老子的 道 ，孔子的 元 （《新论》），扬雄自己则说是 天道 、 地道 和 人道 ， 兼三道而天名之 （《玄图》），就是说， 玄 包括了天下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揭示了万事万物的奥秘， 玄 是最高的原理。君子必须懂得这个原理，当然也就懂得万事万物的奥秘了。此外， 玄 又是平衡的准则。扬雄说： 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举之，饶者取之，罄者与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 （《玄搐》）。这些都是对君子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扬雄在抽象思维方面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对于培养君子，扬雄认为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懂得并去实践 道.他说： 大人之学也，为道（《学行》）。 道 在扬雄看来，并不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神秘东西。他说： 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 （《问神》）。又说：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 （《玄莹》）， 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 （《问道》）。从这些论述可知，扬雄所说的道，无疑是指历史或现实人事的规律，亦或人的崇高理想境界。扬雄还进一步说： 道若深，若川……深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 （《问道》）。由是可知，人要学为君子，当然是不可能离开 道 的。要为道，一定要以圣人为榜样，因为 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五百》），就是着重于理想的追求，而不在乎物质利益的享受。只有这样，才算是 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 （《问道》）。君子如何去适应正道？扬雄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他说： 君子之道有四易：简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见也，法而易言也 （《吾子》）。此外，还要 取四重，去四轻 ，就是要重言、重行、重貌、重好 ，因为 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反之， 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 （《修身》）。做到这些的人，当然就可以视为君子了。君子要知 玄 为 道 ，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实际本领，因此，扬雄特别强调了知识的重要，他特别重视智.有人向他求教 人何尚 时，他肯定地回答： 尚智 （《问明》），而且以 皋陶以其智为帝谟 ， 箕子以其智为武王陈洪范 （《问明》）的事迹来说明 智 的重大作用和明显的社会效果。　　这正是 灏灏之海济，楼船之力也。船人无楫，如航何 （《寡见》）？渡海须用舟船，行船则要桨楫，君子要解决实际问题，当然需要知识，不仅需要，而且一定要广博。扬雄说： 通天、地、人曰儒 （《君子》）。 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君子》），即是说，对于天、地、人要无所不知，才能算得上懂得了真正的最高的知识。如何获取广博的知识和知识的来源，扬雄首先肯定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他说： 或问神。曰：' 心'.请问之。曰：'潜天而天，潜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测者也。心之潜也，犹将测之，况于人乎！况于事伦乎'（《问神》）！神是微妙高深莫测之意，潜是深入钻研、追求、理解最深的道理，心无疑是人们的思维认识能力。天地自然虽微妙而深莫测，人的 心 尚能 潜 而认识之，更何况人间事理。据此，我们得知，扬雄对知识来源的认识，正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探求。扬雄的这些认识，无疑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相当进步的。客观世界是可知的，能被人们认识而使人获得知识，但知识如何才能广博，扬雄则认为，必须 多闻见 （《寡见》），就是要多方面的广泛地接触实际，广泛地探求，就是见多识广。但这决不是不加选择地盲目见识，而是要 识乎正道 ，这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识，反之 识乎邪道 （《寡见》），那当然要带来危害。　　４。论教育的内容扬雄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基本上没有跳出儒家传统教育的窠臼。不过，由于扬雄所处的时代和他自身的社会实践、教育实践的某种特殊性，其教育内容也有一定的特色。除上面所论述涉及的 玄 、 道 外，具体还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仁、义、礼、智等为主的儒家传统的道德教育。扬雄针对西汉季世人们道德衰微的现实，特别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他说： 常修德者，本也 （《孝至》）， 君子全其德 （《君子》），对于君子，最为重要的是道德修养的完善。所以一定要 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 （《渊骞》）， 使之利其仁，乐其义 （《先知》），这些内容，基本继承了孔孟的仁义思想。扬雄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经常以 道德仁义礼 或 仁义礼智信 并论。他锐： 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 （《问道》）。道德仁义礼 是对于人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立身行事的最根本的准则。人具备此五者，好比人体具备完整的四肢，一切活动便能自在自如了。对此，扬雄还进一步解释说： 或问仁义礼智信之用。曰：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 （《修身》）。 仁义礼智信 并提，这是受董仲舒的影响， 仁宅 、 义路 之说，完全是孟子思想的发挥。扬雄形象地阐明了仁义等道德观念对人的重要作用。君子不仅要具备仁义等最根本的道德修养，而且还要辅以刚柔、果勇、慎言以及不谄、不骄等，人格才能得以完善。　　扬雄说： 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 （《君子》），扬雄认为要像孟子提倡的 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 ，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式的 果 、 勇 ，不过这些最终还得与 礼乐 联系起来。正如扬雄所说： 绛侯勃之果，霍将军之勇，终之以礼乐，则可谓社稷之臣矣 （《渊骞》），作为社会的人，视听言行决不可能孤立的表现，它必然要与客观的现实亦或与人之间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人在建立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必须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必须推己及人，就是要 动则成德 （《君子》）。扬雄提出了具体要求，与人交必须实践 仁 ；办任何事必须 得其宜 ，即按 义 行事，而且决不能 食其言 ，就是要讲 信 （《重黎》）。因此，君子必须 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 （《问明》）。因为， 礼 能 矫世 （《重黎》） 君子动则拟诸事，事则拟诸礼 （《孝至》）， 义 必须 得其宜.由此可以看出，扬雄不仅强调了道德对人的改造的巨大作用，而且也肯定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以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对社会的改造等的巨大作用。　　以辞赋为主的美育教育。扬雄是大辞赋家，他的美育教育，其内容主要是以辞赋为主体，辅之以诗、乐等。扬雄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①他作赋，完全是从他的政治目的出发，用婉转曲折的语言，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对统治者进行规劝，希望他们能像古代圣贤一佯，节俭而不奢靡，裕民而不夺民。　　他说：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或曰：' 赋可以讽乎？' 曰：' 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吾子》），扬雄把美育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肯定了美的实用功利原则。　　关于美育对人的思想感情的陶冶改造和发展的作用，扬雄看得极为重要。他与儒家的传统认识完全一样，把美育与德育紧密地联系起来。要作为圣人，君子，不仅是外表的美，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内在的美。扬雄说： 或问圣人表里。曰：' 威仪之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重黎》）。　　对于广大人民，最起码要教之以 礼乐 ，使其受到应有的道德约束和美感的陶冶。礼修于外，乐修于内，就是这个道理。扬雄认为，听乐一定要有是非之分，不能乱听，必须符合政治理想和道德信念，必须 惟正之听 ，反之，对于 荒乎淫，拂乎正，沈而乐者，君子弗听也 （《寡见》）。此外，扬雄也强调 诗 的陶冶情志的作用，他说： 说志者，莫辨乎诗 （《寡见》）。李轨注曰：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这正是 诗言志 的道理。　　扬雄在论及人的 文质 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 《诗》《书》以光之（《先知》），这同样肯定了 诗 对于人的心灵陶冶的巨大作用。关于辞赋的美育教育，扬雄还提出了两条最重要的原则。首先扬雄把辞赋分为 诗人之赋和 辞人之赋 两种（《吾子》），前者划为 丽以则 ，就是如上所述，要求美必须符合政治的目的，符合圣人之道，而且 以德行为其真实内容.①后者则是不足取的 丽以淫.扬雄的这一思想，不免含有儒家对于美的认识的狭隘政治功利的观点，但肯定美与政治的关系，并以此来要求人们接受健康的美感教育，美感的陶冶，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其次，扬雄论美育，提出了 文 与质 的关系问题，认为是表里内外的关系。　　如前所述， 文 是善的道德在外部的表现， 质 则是内在的善的品德。　　扬雄认为，一个人的表里内外应该统一。他说： 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 （《修身》）。又说： 圣人文质者也。车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诗》、《书》以光之。笾豆不陈，玉帛不分，琴瑟不铿，钟鼓不擅，则吾无以见圣人矣 （《先知》）。这与先秦儒家的传统看法完全一致，与孔子的 文质彬彬，可以为君子 （《论语？雍也》）同是一个道理。在 文 与 质 的关系问题上，扬雄和先秦儒家一样，把 质 放在首位， 文 的形式必须符合质 的内容，才有真正的价值。他说： 无质而文，失贞也 （《玄首》），因此扬雄反对那种 其文是也，其质非也 的 羊质而虎皮 的现象。扬雄对美育是非常重视的，成就也是明显的。对于他的这份遗产，应当加以很好地总结。　　①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 5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①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 522页。　　三是文字教育。扬雄不仅是大辞赋家，思想家，而且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语言文字的修养和造诣，从实践到理论都是很精深的。他精心研究过古文奇字 ，而且撰有专著。班固：《汉书？扬雄传》说他著有《训纂》，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说他著《方言》。后汉应劭《风俗通义》的《序》中亦提及此事。刘韵的儿子刘棻专门 从扬雄学作奇字 （《汉书？扬雄传》）。　　《太玄》中尤多用古文奇字，人难识之。由此可见，扬雄专门从事过这方面的教育和研究。扬雄肯定了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对于人的重要作用及其社会意义。对此，他提出了 言 为 心声 ， 书 为 心画 的重要命题。他认为，人的心理或思想意识情感，要得以表现，必须依靠语言。　　如果要 记久明远 ，使之得以传播，则要依靠 书 ——文字，即书面语言。扬雄把二者结合起来，相提并重，这是对先秦以来儒家重视语言教育的一个重大发展。 言 和 书 都是人们用以表达、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所以，扬雄称 言 为 心声 ，称 书 为 心画.此外，扬雄又把 心声 、 心画 的说教，与人格品德联系起来，提出 君子 与 小人 之分。这虽然体现了扬雄自身的阶级局限，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同思想感情，不同品格修养的人，总会反映出不同的语言。什么人说什么话，语言与个体人格是不可能截然分割的，这也是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如果从书法、绘画艺术来理解，这正是我们公认的 文如其人 、 字如其人 、 画如其人 的道理。语言是思想感情的流露，是行为品德的反映，扬雄对此亦有深刻的认识，他教人，特别强调语言美。他说： 言不文，《典》、《谟》不作经 （《寡见》）。语言的美还必须与人的行为美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 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 ， 言必有中 ， 群言之长，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 如果语言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行为表现矫揉造作，故弄玄虚，这必然是道德品质虚伪而不实的表现。所以，扬雄又说：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吾子》）。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扬雄的教育内容并不算丰富多彩，但是仍有其一定特色。他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传统的道德教育，在政治思想教育中，强调了 玄 与道 ，发展了爱民裕民的思想，使之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服务。特别是美育和语言文字教育，可以说独树一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认真总结。　　５。论教学和教师扬雄好学，博览，学问宏深，根基雄厚，执教认真。在其著作中，总结了不少有科学价值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第一，学思结合。学与思结合并重的问题，是先秦儒家优良的传统教学原则。扬雄不仅重视，而且从发展思维能力，培养智能方面予以了新的发展。　　人不仅要学，而且更要思，扬雄说： 学以治之，思以精之 （《学行》）。　　扬雄对于思的认识，已不限于对知识的理解的深透和认识的飞跃，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智能。有人请教 哲 ，扬雄回答： 旁明厥思 （《问明》）。　　旁明即广明。 明 ，扬雄解释为 微 ，他说： 微而见之，明其誖乎《问明》）！誖通勃，宏盛广大之意，能辨察细微，博通广大，就是明，也就是 哲.这正是人的智能发展的重要表现。　　第二，习行为上。习行虽是先秦儒家的优良传统，但在扬雄的思想中，更加突出其重要性，从正反两面辩证地进行阐述和发挥。他首先强调： 君子强学而力行 （《修身》）。行对于学，更为重要。他又说： 学，行之，上也 （《学行》），人有所学，必有所知，只有认真地习行，才是真正的学问。习行必须有所选择，分清是非，扬雄说： 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况习是之胜非乎！于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 （《学行》），还要 知是而习之 （《学行》）。人有可塑性，是可铸的，习行什么，对于人的塑造有着极其重要而且是决定性的作用，习行 是 就能胜非，习行 非 当然要胜是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不可抗拒的法则。　　第三，言必有验。扬雄在教学中，提出 言必有验 的重要原则。他说：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迈，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　　无验而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 （《问神》）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教师所教学的内容，所说明的道理，必须与事实相符合，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否则便是虚妄，是自欺欺人。扬雄还要求事辞相称，他说： 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 （《吾子》）　　张岱年先生解释说： 事胜辞！辞不能尽量表述事实，失之粗直；辞胜事，辞超出了事实，失之虚浮。事辞相称，才是标准。 ①扬雄这一原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王充为之继承与发展。　　第四，广博与简约结合。广博与简约结合是一条符合辩证法的原则。学习，做学问，既要广博的雄厚基础，又要简约的精深卓识。扬雄说： 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君子》），这是强调广博。又说： 学者之说可约 （《寡见》），这是 疾夫说学繁多，故欲约省之也 （李轨注）。　　还说： 可约解科 （《寡见》），这是 使得其义旨不失其科条 （李轨注）。这些都说明了简约的重要。广博与简约二者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的统一。广博并不是繁多驳杂，简约亦非孤陋寡闻。扬雄进一步全面指出： 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 （《吾子》）很明显，简约的精深卓识，必须以多闻广博为基础，二者同样不可孤立地截然分开。这是教与学的宝贵经验，至今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五，新故相代。人事与自然，总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新陈代谢，新故相代，新知识代替旧知识，新一代超过老一代，他们之间既有继承因循，又有改革发展，这是人事自然发展的必然规律。扬雄说： 新故相代，阴阳迭循，清浊相废，将来者进，成功者退，已用则贱，当时则贵 （《玄文》）。还说： 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 （《问道》）， 可则因，否则革 （《问道》，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如何相代？其意义如何？扬雄进一步全面阐述了这个道理。他说：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玄莹》）。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这是普遍的规律，特别于我们今天高度的科学文明时代，更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六，循序渐进。扬雄认为，人的认识，对于知识的掌握，总有一个过程，总是由易及难，由细到大，这正是循序渐进的道理。对于人事活动，扬雄从思想，实践的始末，从不同的层次，考虑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过程，即 九事 说。他说： 一为规模，二为方沮，三为自如，四为外他，五为中和，六为盛多，七为消，八为耗，九为尽弊 （《玄数》）。规模即开始设想和计划，方沮即想做而又未考虑周全成熟，自如即考虑成熟尚未实施，外他即开始见诸实施，中和即左右逢源，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盛多即超越限度而有所过头，尽弊即过时而已经陈旧了。这个过程即是说一切活动总是从设想计划开始，逐步付诸实践。取得一定的效应成果，然后逐步转入陈旧衰败乃至被新生所陶汰。教育活动，接受知识的过程当然也不例外。扬雄的 九事 说不免有其牵强和形而上学的成份，但从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角度看，仍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而且充满了 新旧交替的辩证思想，意义是比较深刻的。 ①对 新故相代 的思想也是一个补充说明。　　①　　 张岱年：《扬雄评传》，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 3期。　　第七，潜心专一。这条原则扬雄是从人和事物的主、客观因素来论述的。　　首先，扬雄充分肯定人的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同时也说明世间的一切事物是可知的。天地自然是玄妙神奇的，历来都被认为是高深莫测的，然而人只要潜心专一，即深入钻研，积极追求，认真思索， 心 总能认识其奥妙，把握其规律。扬雄还进一步认为，圣人只要潜心专一，不仅能认识神秘的客观世界，掌握其深奥的道理，而且还能将自然与人事协调，使自然与人事和谐无间，乃至为人事所利用。扬雄不仅强调了人的心理、精神、思维活动能力，还特别充分肯定了对自然改造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又肯定了客观自然事物的可以被认识。扬雄这一思想，永远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　　扬雄对教师的论述是比较全面的。教师是关系教育事业成败的关键，古代的贤明君主、著名教育家、学者，无一不重视教师。他们无一不把教师的作用看得极为重要，地位抬得极高，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扬雄也不例外，扬雄对教师的论述，我们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论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扬雄对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师者，人之模范也 ，人们务学不如务求师 （《学行》）。李轨注释道： 求师者，就有道而正焉。 人们要长进，要有道而正，要求学读书，就必须从师学习或得师指导。扬雄还说： 一卷之书，必立之师 （《学行》），教师是人之模范，担负着教育、培养、造就人才，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重任。教师的素质、品格与教学工作的好坏，可以说对人才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扬雄又说： 师哉！　　师哉！桐子之命也 （《学行》），桐子，李轨注曰： 洞然未有所知之时 ，即未成年的青少年。这些人是社会的未来，他们的命运，也可以说是社会未来的命运，完全有赖于教师的教育。可见教师对人才的成长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的作用和意义是何等重大，教师确实不愧为人世 模范 ，当然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应予以发扬光大。　　论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教师的地位极高，作用重大，因此对教师的要求自然要格外严格，决不允许滥竽充数，扬雄对此亦有深刻认识，他对教师提出了多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要有深厚的基础和广博的知识。扬雄说： 通天地，人曰儒 （《君子》）， 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君子》），这里的儒 和 圣人 ，虽不全指教师，但从扬雄的许多论述可知， 儒 、 圣人 ，还有 君子 ，多包括教师在内。教师必须对世间的知识广泛全面探求，具有广博的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要精专卓识，融汇贯通，甚至还要懂得更深奥的 大知.扬雄又说： 师之贵也，知大知也。 李轨注 大知 说是 圣道（《问明》）。过里明显地说明了教师必须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这与扬雄一贯的提倡是完全一致的。反之，对于那些 小知之师 当然属于 贱矣 （《问明》）。不言而喻，作为教师，如果基础薄弱，一知半解，当然不能担负培养人才、创造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任，严格地说，不仅不能享受教师的崇高地位，而且就根本没资格当教师。　　第二，要乐教，学不厌，诲不倦。扬雄这一思想，完全继承了先秦儒家孔子的思想。扬雄推崇孔氏备至，他说： 圣人乐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离于群 （《先知》）。扬雄因受到政治打击，有清静自守的思想，但作为教师，对于教育事业，他完全是抱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当一个教师，不仅要乐教，而且要积极主动地施教，决不能逃避现实，离群自守。扬雄还说： 仕则欲行其义，居则欲彰其道，事不厌，教不倦 （《五百》），这完全是孔子思想的再现，也是儒家的传统。作为对教师的要求，树立专业思想，忠于职守，诲人不倦，仍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三，教师教人必以规矩。他说： 断木为棊，烷革为鞠，亦皆有法焉。 李轨的注说得更为具体： 大匠之诲之也，必以规矩 （《吾子》）。办任何事都要依据一定的法则，遵循一定的规律，教育也不例外，同样有自身的规律。　　教育者要想收到满意的效果，必须按教育规律办事。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第四，要以身作则。教师要为人师表，必须以身作则。扬雄说： 人必先作然后人名之，先求然后人与人 （《吾子》）。　　又说： 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 （《先知》）。如何能 先 ？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 立身 ，因为， 身立则政立矣。 李轨注得很清楚：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先知》），自己正，也才可能严格要求别人正。此外，教师教人，务必 苟欲令人顺己 （《修身》），这就要教师自己先做到 言不惭，行不耻。 这就是说， 言不违理，故形不惭；行不邪僻，故心不耻 （李轨注）。教师的一言一行，即使不是有意的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所以教师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做学生的表率。　　总的说来，扬雄对教师的要求虽不够全面，不过，从现有的内容看，仍不失为关键性的要求，而且言之成理，正中要害，只要能认真做到，仍然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为我们借鉴和利用。　　①　　 张岱年：《扬雄评传》，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 3期。　　（三）王充的教育思想　　１。生平和学术思想王充（公元２７- ？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上虞），原魏郡元城人（今河北大名）。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２７年），卒年不详，据史料分析，他的卒年应在公元９７- １０５年之间。王充生活于东汉前期，经历了光武、明、章、和帝四朝，正是赤眉起义失败，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东汉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在学术思想领域，这个时期正是俗儒守文失真，方士仙士惑众，阴阳五行灾异谶纬之说猖獗的时代。王充目睹紫朱杂厕，瓦玉集糅，论说纷云，莫之所宗， 听者以为真然，说者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者不绝 ，甚至 南面称师 ，也诵读宣扬奸伪邪说的状况，他企图使人们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 于是以 心愤涌，笔手扰 的心情作《论衡》，以 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 （《论衡？对作》），批驳虚妄伪说。范晔称他的著作能 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后汉书？王充传》）。　　纪晓岚称王充的思想 殊有裨于风教 （《四库提要》卷一二○，子部杂家四），近人钱穆说他是 开魏晋新思想之先河。 ①王充祖上曾因 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 ，但时间不久。后来他的先世 以农桑为业 ，他的祖父王汎，父亲王涌 以贾贩为事 ，因与豪家丁伯结怨迁居上虞，所以，他自称出身于 细族孤门 ，接近一般人民群众生活，属于下层社会，被人讥讽为 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 （《论衡？自纪》）。他一生 仕路隔绝，志穷无如 ，晚年 发白齿落，日月逾迈，寿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 ，处境相当困难。他罢官归家以后，一面招收生徒教学授业，一面研究学问专心著述。　　①　　 钱穆：《中国思想史》第 88 页，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4年 7月　　 版。　　王充自述他对仕宦淡漠，说： 不贪富贵 ， 不慕高官 ， 贬黜抑屈，不恚下位。 他抱着 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 的心情看待世俗人情，立定以 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的高尚情操立身处世，宁可过 处卑、位贱 的生活，也不趋炎附势（《论衡？自纪》），所以，晚年不仅物质生活极端贫困，而且精神也受到极大压抑。　　从王充的《自纪篇》来看，他罢官归乡以后，以对 世书俗说 、 考论虚实 的精神著书立说，希望将自己的思想留给后人，以垂教后世。他说： 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 又说： 既晚无还，垂书示后 （《论衡？自纪》）。所以他的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和思想界的现实问题而写的，贯穿着新鲜明朗的批判精神。王充讥恶那种 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故旧叛去的庸俗世风人情，撰《讥俗》一书；他忧患人君治民之道，不得其宜，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作《政务》一书；痛感 俗书伪文多不诚实 ，于是作《论衡》一书。晚年由于生活贫困，精神孤寂，年老体弱，作《养性》书十六篇，在著述中结束了一生。　　王充的著作虽多，但现存仅《论衡》一书。王充写作《论衡》的目的是针对当时 俗书伪文 和 俗儒守文 而发的。他以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求真理，正是非。他以科学为依据，以 证验 为尺度，对一切虚妄谬论给予无情的批判。在谶纬迷信充斥于世的条件下，他敢于公开抨击 天人感应 ， 神灵怪异 ，一扫汉代二百多年阴阳谶纬之风，为东汉学术另辟途径，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论衡》是中国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攻击儒家的天人感应说，使中国哲学史上掀起了一大波澜。据《后汉书》记载，《论衡》共八十五篇，内《招致》一篇有录无文，实际上只有八十四篇，是他用了３０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哲学政论巨著。由于《论衡》直指官方神学化的儒学，因此被列为禁书，不得流传，东汉政权瓦解后，才重见天日，但这已是王充死后百年的事了。　　在《论衡》这部著作中，也谈到教育问题。如环境与教育在人的培养中的作用；反对 生而知之 ，主张 学而后知 的学习论；反对呆读死记，重视实际锻炼的学习方法；反对复古，重视现实的教育内容；反对 信师是古 ，提倡问难探索 的学风，等等，这些对以后唯物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王充依据自然科学理论，吸收道家 无为自化 和荀况的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的思想，建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　　王充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天地是物质性的，宇宙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生成是自然现象。他曾说： 夫天者，体也，与地同 （《论衡？祀义》）。又说： 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 很清楚，王充把天当作自然物，不是人格化的，有意志的，有无上权力的神。所以他说： 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 （《论衡？自然》）他以造物须用手，天没有手不可能创造各物为理由，通俗地证明天是自然物而不是神。他以 日月行有常度 ，即天体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种自然过程，否定天是有目的，有意志，可以降福佑善，下祸惩恶，谴告人事等 天人感应 的谬论。他又以鱼生水中，兽在山林来证明物各有其自然本性，所以得出结论： 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 （《论衡？自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灾变呢？他说，这乃是运行规律的失调，而非意识性的感应，就好像人生病一样， 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 （《论衡？谴告》）。　　他针对人死变鬼，可以祸害生人的谬论，指出，人之生是由于夫妇合气，是自然现象。同样，人死气灭，也是自然现象，怎能变鬼？他解释说： 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者也 （《论衡？论死》）。人死精神消失，骸骨归土，消亡无形，从医学生理学角度论证了人的生与死乃是普通的自然现象。　　王充还进一步从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阐述了形神关系，有力地驳斥了鬼神的存在，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但是，王充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的思想，还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不可能对于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有本质的认识，因而有些解释也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２。论教育的功能王充以人性论为出发点，论证了人的可塑性和教育的必要性。他在《本性》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 情性者，人治之本。 把人性当作治理人的根本。怎样去治理人呢？他认为，关键在于教育。他说： 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 在他看来，人有卑谦辞让之性，所以要 制礼 以使其得到恰如其分的发展，人有好恶喜怒哀乐之情，所以要 作乐 以使其严肃，正常的表达。他把人性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王充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关于人性是怎样形成的，他没有做出科学的答案，只是笼统地说是由 气 构成的。他说人性 禀气有厚泊（薄），故性有善恶。 又说： 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 （《论衡？率性》）并且把 五常 之道也归诸禀性之多少。他把人只看作单纯的自然物，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他的人性论仍未能超脱唯心主义的窠臼。然而，王充人性论可贵之处，在于他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东西，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变化的动力在于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在《率性》篇中他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论证人性的可塑性和教育与环境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巨大作用。　　首先，王充以自然界事物的变化为依据阐述人性的可变性。他说，譬如练丝， 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 所以， 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 又以， 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 为例，说明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 他举例说，被世人称为价值千金的利剑棠谿、鱼肠、龙泉、太阿，未经冶炼之前，也不过是普通的铜铁，经过良工的锻炼之后，才成为举世闻名的宝剑。同样道理，具有 五常 之性的人，只要 教导以学，渐渍以德，亦将日有仁义之操 （《论衡？率性》），在他看来，人的善恶在于教育。　　其次，他以社会人事为例进一步解释人的可塑性。他说，学习伯夷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气节，贪夫也可以变廉洁，懦夫也可以有志向。人受柳下惠高尚风范的影响，刻薄的人也能变敦厚，器量狭小的人也能心胸广大。他更以子路未入孔门受教之前，是 戴鸡佩豚、勇猛无礼 之徒，但经过孔子的诱导、教诲，猛气消损，骄节屈折 ，最后成为孔门十哲之一，擅长政事的人才，来说明教育的巨大作用。所以他说，人的成长 在化不在性 ， 凡含血气者，教之所以异化也 （《论衡？率性》）。赋予了教育在人的个性形成中以重大的作用。　　再次，他认为由于人生活的环境不同，也可以改变人性。他说，齐国人性格和缓，秦国人性格傲慢，楚国人急躁，燕国人憨直，假若 使四国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单处，性必变易。 意思是说，使四国性情不同的人相处一起，相互交往，长期脱离原来的环境，移居异国他乡，那么，原来的性格必然会发生变化。他十分重视良好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母之徙宅 就是极好的证明。因此，他认为，只要使人们 迫近君子，而仁义之道数加于身 ，则一定能够成为优良品德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发挥教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大作用。他告诫： 凡人君者 ，对于人民 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他指出， 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 ，就在于他们都蒙受了圣人之教，实为 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所以他要求统治者，懂得 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于后 的道理（《论衡？率性》）。对于人民，既要注意教育，又要以法制加以约束，这样，就一定能够达到 驭情治性，尽材成德 的目的（《论衡？量知》）。　　３。论教育的内容汉代自武帝起实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教政策以后，儒家《五经》成为官方必读教材，讲经解经日趋繁琐，五经博士各立门户，师法家法极严，不许稍有冒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完全消失，限制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到了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书传记载夸张失实，经典注疏杂入谶纬，使儒学失去本来面目，日益神学化，邪学流行，甚至比较有名望的文人学士也随波逐流，竞相慕习。在这种不正学风影响下，教育内容狭窄，只限于《五经》，而讲解多章句注疏，不务实学。王充反对 守信经文 ，守一家之言的教学。他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儒生，都是 夫一阅备，皆浅略不及，偏驳不纯，俱有阙遗 的，是一些 所当知，然而不知 的庸庸之辈。　　有的人，连儒家经书中最起码的知识也 不能晓 ，然而他们都各持满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为短，不悟于己未足。王充主张改变这种状况，提倡博览古今，通百家之言，扩大教育内容。　　王充在《谢短》篇中，对在 守信经文 、 守信师法 的学风束缚下培养出来的儒生给以无情的批判。他认为，在《五经》束缚下的儒生，不了解当今时事，不懂得人类历史，知识贫乏，无一所能。所谓经师也只是徒能说经，传授一些脱离实际和无实用的知识，培养一些愚昧无知的庸人，他称这样的人为瞎子，聋子。王充的批判切中儒经一统天下的时弊，在 儒术独尊 的汉代是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开拓思想的难能可贵之举。王充在《别通》篇中，进一步抨击那些 守信一学，不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览之暗 的儒生，称他们是 腹为饭坑，肠为酒囊 的 死人之徒.由于他们囿于《五经》，所以使他们 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王充将这种人比喻为 目盲耳聋鼻痈者《论衡？别通》）。　　王充要求培养有大人胸怀，才高智大的 上儒.王充规定 上儒 应该冲破《五经》的桎梏，学习 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 （《论衡？别通》）。王充力图打破汉代《五经》独占教坛的局面，扩大教育内容。学习范围不仅有儒家的经典，而且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知识。不仅教授儒家思想，而且还应包括法家、墨家、道家等百家之言，尤其要重视当代知识的学习和研究。王充本人就是既有天文、历算、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又有人文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是博览众流百家之言的学者。王充关于 博览古今，众流百家 教育内容的主张，对于学术发展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于培养 德优 、 才大 ，多闻博识，深知道术的人才十分重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发人深思的，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也应该指出，王充虽然对汉代只重《五经》和信守一家之言的学风十分不满，但他毕竟也是儒者，不可能完全超脱儒家的影响，所以他把礼乐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他希望通过礼的教育以节制人们，养成谦恭辞让等优良品德，通过乐的教育以陶冶人们，修养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感。在这方面，王充虽然没有超出一般儒者的主张，但有不同于一般儒者的地方，他不把礼乐教育的作用过分夸大。在他看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礼乐教育能否生效的前提，也就是说，首先要使人们得到温饱和安定的生活，然后才谈得上礼乐教育。他明确指出 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论衡？治期》）。事实证明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民要求的首先是温饱，而不是什么 礼仪之教.就教育本身而言也是这样，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所谓发展教育也只能是一句空话。王充正确指出，人们物质生活和礼义之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历史证明，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对人民的道德训练，形成好的道德风尚。同样，人们的优良的思想品德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进步，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４。论教学与教师王充对教学和学习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冲破当时不正学风的束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远见卓识，很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第一，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以求知。为了正确地认识王充求知的观点，首先需弄清他的认识论，即王充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神秘主义的先验论。　　他还进一步认为，凡事都应该经过事实验证，才能判断是非、真假，否则，不可相信。因此说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应该肯定，此乃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发展，在批判当时唯心主义先验论，反对神学迷信方面，都有着积极意义。但也应该看到，在王充的这一思想中，也存在着就事论事的成分，还停留在直观的初级阶段，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有本质的区别。　　知识的来源问题，历来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课题。王充坚持学以求知的观点，他认为知识的获得必须赖耳目等感官去感知，观察客观世界，无论何人都是学乃致知的。但是，在儒学神化的汉代，孔子被看作 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 的圣人。王充反对这种观点，他在《知实》篇中列举了十三件事证明孔子不是先知先觉的，天地之间也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即使 圣人 也不例外，有力驳斥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说：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所谓圣者，须学以圣 （《论衡？实知》）。这是唯物主义的学习论。感知事物是从学习开始的，不是学习的终结。欲求得真知，还必须经过 阴见默识 与 用思深秘.就是说，还应该观察细微和用心思考。　　事实证明，仅仅通过耳目感知，而不加思考，往往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可能出现事非相反，黑白颠倒。所以王充要求，在耳目感觉之后，还应 考之以心，效之以事.认识的经验告诉我们， 用明察非，非无不见，用理铨疑，疑无不定 （《论衡？定贤》）。由此可见，王充将学问思辨作为致知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求证存真，不然， 空言虚语 ， 人犹不信 （《论衡？薄葬》）。王充学以求知，求证存真的学习方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冲破信师是古学风的羁绊，强调独立思考，不随声附和，不泥古守旧，主张 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 即使是 众心非而不从 ，只求 黜其伪 ， 存其真 （《论衡？自纪》）。他力排众议，大胆地对世人所奉守不渝的《五经》提出怀疑， 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 （《论衡？正说》）。他号召人们冲破藩篱，以求证存真的精神对所学知识予以一番虚实是非之辨，怎样去分析真伪虚实呢？王充提出了 圣心贤意，方比物类 （《论衡？薄葬》）的方法，就是要内用理智加以思考，外以事实比较订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 （《论衡？案书》）。　　第二，主张循序渐进，提倡 勤学不舍.知识的获得既然靠学习，那么就必须立志发奋，力学不辍，只有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王充以河水结冰，积土成山为例说明学习靠日积月累，不断进取。他主张 宿习 反对 暴习.他认为 学不宿习 ，一曝十寒是很难成功的。他用枫树桐树生长快，但木质不坚固，檀树生长虽慢，但 其材强劲 ，证明在求知上： 其进锐者退速 ，要求人们踏踏实实地循序渐进地学习，不要企图一蹴而就。在学习上若只追求速度，就会像酒暴熟者易酸，醯暴酸者易臭 （《论衡？状留》）　　一样，欲速则不达。王充以古人成才为例，进一步证明在学业上不能急于求成，他说吕望到了晚年辅佐周武王伐纣才封侯显贵，百里奚晚年被秦穆公任用为相，始表露才华，说明 大器晚成 ， 任重，取进疾速，难矣 （《论衡？状留》）。王充用了大量自然和人事的实例来说明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勤学不舍，因此，他强调学习中的日见日为的功夫，刻苦锻炼，反复练习是学习成功的保证。他以骨、象、玉石经过切磋琢磨，才成为宝器，来说明 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 （《论衡？量知》），注意学习锻炼，强调反复练习是符合学习规律的。教育欲育人成才，受教者欲奋发进取都应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王充认为，若取得学业成就，不仅要勤学不舍，而且必须 精思 好问。他认为，可以被人们学会的知识，经过思考可以弄懂；尚未了解的知识，向别人请教也能够得到解决。事实上，天下的事情，人间的事情，假若通过深思熟虑可以弄明白的，即使是愚笨的人最终也能明白。假若通过努力探求还不能理解，即使是圣人也难弄懂。所以，他认为， 不学自能，无师自达 （《论衡？实知》）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总之，求知在于学习。　　第三，反对， 信师是古 ，主张 极问.汉代学风， 好褒古毁今 ，以古为贵。汉儒学者，固守先圣先贤学说，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异议，所以汉代学术空气沉寂，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王充不因循陈规，反对 信师是古 ，主张为学要有创造，有新义。首先，他对汉代贵古贱今的思想给以无情地揭露和批评。王充针对这种 好高古而下今 的思想从符瑞、治乱、农作、衣著、教化等各方面论证汉代比前世大有进步，断言 周不如汉 是有充分根据的。王充在《齐世》、《宣汉》等篇中引用大量吏实，从自然人事不同角度驳斥了今不如昔的错误思想。他指出： 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　　天不变易，气不改更。 就是说，天体古今一样，并没有什么 改变，不存在什么古优于今。人类历史证明，无论古人、今人，都有仁义等道德行为，善恶品德古今一样。所以他说： 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因此不应该 好珍古不贵今 ，更不能说 古人贤今人 （《论衡？案书》）。不仅如此，他将汉朝与周朝相较，认为汉朝功业不仅不逊于周朝，而且远远超过周朝的功业。王充通过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王充的分析，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不无道理，一代胜过一代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不然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当然，也不像王充所颂扬的那样，汉代一切都非常兴盛美好，连最微小的缺点也不存在。事实上，汉朝统治者也如其他封建君主一样，存在着许多落后、反动的东西，这些都必须予以抛弃。对于这一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认识到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王充的古今无别，今优于古的历史进化观点是正确的。事实证明，一味信古，或者厚古薄今，必然看不到当代的成就，否定自己的创造价值，甚至影响社会进步。在学术上则可能将人们引向脱离实际，述而不作的歧途。所以，王充的思想不仅对冲破汉代流行的复古、拟古风气有积极意义，即使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其次，在学习上，王充主张独立思考，不迷信偶像，不盲从附会，摒弃师法，不因循旧说。汉朝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设博士弟子后， 专经 、 师法 成为官学教学的特点。各经博士自立门户，形成各自独立的学术系统，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捷径，为保护自身利益，又立家法，讲经解经。由于《五经》各有家传，私相授受，解经日益脱离实际，陷于章句训诂，使汉代学术远离经世致用之道，影响了汉代学术的研究。《汉书？儒林传》说的传经授业，其结果就是，博学者 不思多闻阙疑 ，而 务辟义逃难 ，只求 便辟巧说 ；学习者 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以致 终以自蔽 （《汉书？艺文志》）。王充讲求学术自由，求真求实，抛弃师法，独立研究。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大胆的见解。　　王充主张本着求真求实的为学态度，凡事只求真理，不避权贵，哪怕是被神化了的孔子，也敢于质疑问难。然而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问难。 王充指出，一味信师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不知问难，就不可能对所学知识真正理解，当然也无法学习到利学的知识。所以他主张在教学中，师生之间应展开讨论，学生要敢于对教师所讲内容提出疑问，打破对权威偶像的盲目崇拜。　　在《问孔》篇中，王充采用以其矛攻其盾的办法，指出孔子言论中许多上下相违，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刺孟》篇中，也列举了八方面问题，一一加以质问。他以孔孟言论中的自相矛盾和失实错误之处，证明并非 贤圣所言皆无非 ，而是破绽百出。他不迷信偶像，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在王充看来，对待圣人的言论，即使是正确的，也往往由于 意沉难解 ，不能体会圣人原意，也应该问难，做到： 核道实义，证定是非。 他说： 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不能辄形，宜问以发之；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 他举例说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说： 毋违.后来，孔子对樊迟说，孟孙问我孝是什么意思，我答复他不要违背。樊迟问，不要违背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解释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侍奉应合乎礼，死了，埋葬时应合于礼。王充分析道：孔子说的这里不要违背，是指不要违背礼。然而孝子也应该体会父母之心意，顺从他们的心愿，不违背父母的愿望。孔子只说不要违背，那么孟懿子听了孔子的话，怎么见得不会误解为不要违背父母愿望呢？等到樊迟追问时，孔子才说明不要违背的本意是不要违背礼。事实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文字，各个地域有不同的方言，再加上相隔时间久远，古今语言的差异，若不 极问 ，后人也很难理解。追根求源，务求甚解的学习态度，是值得提倡的。　　王充认为，在求学道路上， 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 （《论衡？量知》）　　是不行的。但守信师法，独名一师之学，随旧述故，也不能博学多闻。王充主张独立研究，反对因袭模拟。他说： 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 又说： 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辨伪以实事 （《论衡？自纪》）。学习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不拘泥于师法家法，不屈从于传统习俗，不崇拜偶像权威，不人云亦云。假若只模拟前人， 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论衡？超奇》），这种不屈从传统，独立研究，创新立异的治学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第四，提倡 博达疏通 ，主张 学为世用.王充在谈论治学之道的时候，强调 博达疏通 ，为学的目的，不为一己，不为装饰，要求 学为世用.首先，在《别通》篇中论述了博古通今的重要意义。他以大海为例，比喻人的学习也要像大海汇合百川一样，兼容众家，避免浅陋窄狭。他认为，善于学习的人 其于道术，无所不包.只有这样，方能才高智大，受到知识界的重视，被称为 上儒 ，担负起国家的重任。王充用大量事实说明，学习在通明博览，多闻多识，切忌 守信一学，不好广观.王充认为古代文书典籍，记叙了人类优秀文比和嘉言懿行，若能广泛阅读，取其精华，可以利于言行， 圣贤言行，竹帛所传，练人之心，聪人之知。 他列举了历史上和汉代的名人，都是能够孜孜不倦，好学博览才学成立业的。人的品德也赖于 好道乐学.所以说，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就在于 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 （《论衡？别通》）。王充远见卓识之处，还在于他已意识到知识的力量。他说： 人有知学，则有力矣。 怎样去获取这种力量呢？　　关键在 博达疏通.所以只能说一经的儒生，是不能算作有力的。然而当时一些儒生守信师法，不览古今，所以殷周的事迹虽然载于六经，却不能了解。因为不能博览，因之秦汉事迹也不知晓。至于汉代借鉴周秦的历史经验，更是一无所知。这些，都是由于信守一师，固守一经，孤陋寡闻之过。因此，他得出结论： 儒生力多者，博达疏通。故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 他正确地指出： 儒生以学问为力 （《论衡？效力》）。　　其次，王充明确提出 学为世用 的观点。他指出，治学的目的在治世济民，著书立说是为了应用。他说： 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 （《论衡？对作》）。很明显，任何社会，任何阶级，发展文化教育都是为了改造社会，教育人民。著书立说若不能劝善惩恶，有益于社会和人民，即使 文如锦绣，深如河汉 也毫无价值。所以他说： 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论衡？自纪》），也就是说，著书作文只要于民有利，多多益善。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 流传于世，成为丹青 ，以劝善惩恶，不是为了 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 （《论衡？佚文》）。王充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著书立说的。他写《论衡》就是为了警世骇俗，使 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者若聋之通耳 （《论衡？自纪》）。　　王充 学为世用 思想，在汉代章句之风盛行，谶纬迷信成灾的情况下，有其重要的意义，对改变汉代崇古、拟古，脱离实际的学风有一定的作用，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应予以肯定。　　（四）郑玄的教育思想　　１。生平和教育学术活动郑玄继承了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又吸取了汉代关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本末论方面的思想，对教育的作用和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儒家经籍中对人性的论述多本于思孟学派，即认为人具有先天的道德素质，如仁、义、礼、智等，但这种素质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得以显现、扩充和巩固。郑玄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思想，例如，他对《论语》中 人之生也直 的解释是：始生之性皆正直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三），这与其师马融解释为 言人之所以生于世而自终者，以其正直之道也 （《玉函山房辑逸书？论语马氏训说》）完全不同。　　将自然界的 五行 之说与社会伦理道德的 五常 观念相比附，虽然并不正确，但其理论色彩却大大增强了。　　郑玄明确指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 进 ，用以促使本有的良好素质得以发扬光大。他以 玉虽美，需雕琢而成器 的比喻来鼓励后生小子求学，都是遵循传统的儒家观点。但是现实中的人各有善恶，并非 皆有仁义 ，郑玄也发现有些人甚至达到 教不能胜其情欲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的地步，因此他也承认 凡人之性有异 （《郑氏逸书？尚书注》卷二），而将其归结为 气 的作用。他说： 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三），强调要 兼气性之效 （《礼记正义》卷二十二），这实际上是后来理学家将人性分为 天命之性 和 气质之性 说的先驱。　　陈澧指出： 程子云论性不论气，不备。郑玄兼气性之说，可无不备之饥也 （《东塾读书记》卷十五《郑学》）。　　郑玄十分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巨大影响，他在阐发孔子 里仁为美 的观点时说： 居于仁者之理，是为善也 ， 求善而不处仁者之里，不得为有知也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二，卷四），他进而高度强调后天学习的意义。在注释《论语》中孔子自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一句时，郑玄指出： 言此者，劝勉人于学也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二，卷四）。在注释《中庸》中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一句时，郑玄再次强调 劝人学诫其身也 （《礼记正义》卷五十三）。　　郑玄尽管推崇圣人的天才，但更为提倡作 学而知之 的贤人。　　对 困而知之 的人，郑玄也不抱鄙视态度，他说这种人 长而见礼义之事，己临之而有不足，乃始学而知之，此达道也 （《礼记正义》卷五十三）。困而知之虽然被动，但仍能学以致知。在郑玄看来，这也是应该肯定的。《礼记？礼运》将人情比做农田，将教育比做耨草： 讲学以耨之 ，郑玄注： 存是去非类也。 （《礼记正义》卷二十二）， 存是 即保存和发展天生的善性， 去非 即消除后来滋生出来的不良品德观念，这一比喻和解释形象地说明了教育对于个人发展的作用。　　从政治意义上说，儒家历来将教育置于刑罚之上。这是从 务本 的角度强调提倡儒家学术，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就可以化民成俗，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所以郑玄说： 博学可以为政也 （《郑氏逸书？三礼目录》）。　　《礼记？礼运》： 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郑玄引用《老子》中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的话，说明仅靠政令刑法治国的弊病在于 以违大道、敦朴之本也 （《礼记正义》卷二十一）。他指出： 圣人因人情而教民，民皆乐之，故不肃而成也 （《郑氏逸书？孝经注》）。　　郑玄不仅强调了 因人情而教民 的必要性，还肯定了它的可能性。　　人的情欲可能导致善行，也可能导致恶行，但人的本质总是追求善和美的，所以 顺其性而动者，莫不得其所.正因为善的本性外情欲有内在调节的功能，所以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劝人为善具有优于刑法惩治的特点。尽管这种 德教 政策具有对老百姓进行精神麻醉的一面，但它也包含着承认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基本需要的合理因素。另外，着眼于 情 字上的思想感化方式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２。论教育的功能《周礼》中将教育内容归结为 六德 、 六行 、 六艺 、 六仪 ，等等。其中 六仪 均为礼仪，显然可以归入 六艺 之中，而德和行也本为一体，郑玄承袭了其师马融的观点，认为 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力行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所以郑玄将教育内容归结为两大类，即道德行为的培养和知识技能的传授。他概括说： 学，修德学道 （《郑氏逸书？易注》卷六）， 道 即包括 艺 在内，马融说： 道，六艺（《郑氏逸书？孝经注》）。德行和道艺各由师氏和保氏负责，在地方学校则由相应的师和儒分别负责。郑玄说： 师，诸侯之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　儒，诸侯之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后汉书？郑玄传》）。　　由于德行的培养总是融合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的，所以，学校的教学活动总是以知识技能的传授为主，而体现着培养道德行为的精神实质。所以在《礼记》中学校教育内容则为诗、书、礼、乐四项。《王制》： 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文王世子》： 春诵、夏弦，秋学礼 、 冬读书.郑玄注： 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也 （《礼记正义》卷二十）。这样就将二者的说法统一起来，即春学乐、夏学诗、秋学礼、冬学书。　　以阴阳之学来解释各种事物，本是汉儒的学风。郑氏的这种解释尽管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强调 四时各有宜 、 因时顺气，于功易成 （《礼记正义》卷二十）的原则，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郑玄作为儒家经学家，最为看重的当然是关于儒家思想和学术的教育内容。《礼记？学记》： 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郑玄注： 所学圣人之道也.这已超出训释经文的范围而在阐发个人的主张。正如孔颖达所疏： 郑恐所学则小小艺之事，故云所学者圣人之道。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郑玄这一注释代表了他关于教育内容的基本主张。　　他甚至主张： 非《诗》、《书》则不言，非礼乐则不行 （《郑氏逸书？孝经注》）。　　由此可见，在学习方面，郑玄继承了孔子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后汉书？郑玄传》）的思想，他自己虽然是 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覩秘书纬术之类 （《后汉书？郑玄传》），但这些毕竟都是属于 圣人之道 的范畴，况且 博稽 、 粗览 和 时覩 的措辞就包含着鲜明的主次之分。　　他的有关天文、历法、算学方面的知识，也是为研究儒家经籍服务的。对于非属 圣人之道 的所谓 小道 、 末事 ，郑玄均抱轻视和排斥态度。　　《王制》中规定祝、史、射、御、医、卜、百工之类， 执技以事上者 ， 出乡不与士齿.郑玄注： 贱也 （《礼记正义》卷十三）。《论语》：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郑玄注： 小道，如今诸子书也。　　泥，谓滞陷不通 （《郑玄逸书？论语注》卷十）。《论语》： 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郑玄注： 军旅，末事。本未立，则不可教以末事也 （《郑玄逸书？论语注》卷八）。在排斥了专门技艺、诸子学说和军旅之事后，所剩下的教育内容只有儒家的所谓圣贤之学了，这是作为儒家经师的郑玄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３。论教育的内容第一，立志与实行。树立坚定不移的志向是儒家一贯提倡的美德，也是他们认为取得事业上的成就的必备前提。孔子说：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郑玄注： 匹夫之守志，重于三军之死将也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五）。如果说郑玄在这里只能算是因义释义的话，那么在注释孔子的另一句话 未若贫而乐 时，他就是有意地强调立志了。他说： 乐谓志于道，不以贫贱为苦也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一）。　　郑玄不仅重视在逆境和压力之下的坚定志向，也注意到在顺利条件下和平凡的生活中保持始终如一的操守。他批评那种 初时学其近者，小者，以从人事，自以为可，则侮狎之。至于先王之道，性与天命，则遂扞格不入，迷惑无闻（《礼记正义》卷五十五）的作法，他认为这种小有进步便不再继续努力的人正像会一点游泳之术就自以为可掉以轻心的人一样，往往会遭到灭顶之灾。所以郑玄强调： 善人君子，其执义当如一也 （《毛诗正义》卷七）。　　学业和道德修养总要体现于实际行为之中，郑玄说： 以行为验，虚言无益于善也 （《郑氏逸书？三礼目录》）。这是继承了儒家学者重实行而反对虚言的传统，而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就是 礼 ，所以郑玄十分重视 礼.他认为习多言而不学礼 （《礼记正义》卷二十四）是舍本求末之事，于国家于个人均无益处。他在《戒子书》中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 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 ①这段话充满了父子之情，同时又包括严格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即立志追求君子之道，兢兢业业，始终不渝。荣誉要靠他人给予，自己不必追求，德行却全靠个人的志向和努力来培养，他人无法代劳。学业上的成就也是如此，这就是儒家一贯提倡的自强 精神，郑玄注： 自强，修业不敢倦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种孜孜不倦，矢志不渝的精神是值得发扬和提倡的。　　第二， 心解 和 启发.强调 思 本是儒家教育原则的一个重点，郑玄也不例外。他指出： 思而得之则深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只有经过个人的认真思考，才能对学习内容有深入的理解；也只有从内心中真正理解了所学的内容，才能巩固地掌握它。反之，即使囫囵吞枣地学到一点东西，也难以长久保持。这就是郑玄所说的： 学不心解，则亡之易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①　　 （《后汉书？郑玄传》。　　心解 与 启发 是教学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学生的 心解 来源于教师的 启发 ，而教师的 启发 则是以学生的 心解 为目的的。　　孔子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郑玄对孔子关于启发和举一反三的教学原则进行了阐发，指出其目的在于使学生 识思之深也.在注释《易？蒙卦》 初筮由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一句时，郑玄再次援用了这一观点。进　　而指明： 不复告 的目的也在于留给学者 思而得之 的余地。郑玄尤其反对那种 务其所诵多，不惟其未晓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注入式教学，他认为作为教师来说， 其言少而解臧，善也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郑玄将启发教学与促进学生思维活动联系起来，使教与学在统一的原则之下形成一个整体，这是他的一个贡献。　　第三，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郑玄认为，掌握知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他主张 先易后难以渐进入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他非常欣赏《礼记？内则》中关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内容安排。例如：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郑玄注： 成童，年十五以上。　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 他赞同《学记》中 不陵节而施 的主张，并进一步阐发为 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钝者以大也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已是兼有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的含义在内了。孔子说：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郑玄将其含义概括为 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六），应该说是抓住了实质的。《学记》：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者也。郑玄对此作了具体解释和阐发。　　这样就将其与上述孔子有关因材施教的叙述联系在一起，而使这一教学原则具体化了。　　４。论教学原则与教师郑玄遵循儒家经籍中的一贯思想，力主尊师。他指出： 尊尊师以教民，而以治政则无过差矣 （《礼记正义》卷二十二）。《诗？周南？葛覃》：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 毛传： 言，我也。 郑玄笺： 重言我者，尊重师教也 （《毛诗正义》卷一）。　　值得注意的是，郑玄总是将尊师与重道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个人思想的体现。例如：《学记》 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郑玄注： 尊师重道焉，不使处臣位也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曲礼》： 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玄注： 尊师重道也 （《礼记正义》卷二）。　　《曲礼》： 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这本是尊师之礼，郑玄也将其概括为 尊道艺 （《礼记正义》卷一）。由此可见，在郑玄看来，尊师的实质在于重道。这是由于教师是道德和学术的代表者。马融曾说： 师者，教人以事以谕诸德也 （《通典》卷五十三），郑玄继承了这一师说。也指出： 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 （《周礼注疏》卷九），这种以重道的角度来看待尊师的意义的态度，比起单纯将师与天、地、君、亲来作比附的态度要积极得多。　　郑玄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他指出： 师说之明，则弟子好述之 ， 教者言非，则学者失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不仅反映了汉代经师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的。　　教师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郑玄说： 师善则善。 他将教师本身的品德、学识以及教学态度视为教育成败的关键。郑玄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一，教师必须行以正直，这在儿童教育中尤为重要。郑玄说： 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无诳欺 （《礼记正义》卷一），这种 以正教之 的主张既是一项教育原则，又包含着对教师本人的严格要求。　　第二，教师必须精通学业。郑玄批评那些 自不晓经之义，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多其难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教师，这种人看起来是教学方法不佳，其原因还在于他们自己对经籍就没有真正理解，又怎么可能教好别人呢？所以《学记》说：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郑玄注： 此或时师不必解，或学者所未能问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总之，只知照本宣科，死诵经文，而自己没有研究成果的教师不能说是称职的。　　第三，教师必须积极施教。虽然教师有 不往教 及 不复告 的戒律，但郑玄认为这并不是减轻教师的教育职责。首先，在教育对象上，郑玄认为 人虚己自洁而来，当与其进之 （《郑氏逸书？论语注》卷四）。凡是虚心求学有上进心的，就应该予以促进，而不应因枝节问题而拒之门外。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郑玄虽然反对填鸭式的强行灌注，但他也认为 学者既开其端意，进而复问，乃极说之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而反对 师肩所隐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作法，可见郑玄并不否定教师的积极施教。　　只是这种施教应在学生具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的情况下，以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的方式进行。　　第四，教师应该不断深造。按郑玄的话说，就是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而 见己道之所未达 （《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虽然是教诲别人，但要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达到 自反 即 求诸己 的目的；虽然是促进别人提高，但要能 自强即自己也 修业不敢倦.也就是说，教师既应是教育者，又应是受教育者。总之，教师只有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品格和作风，才能当之无愧于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职责。　　郑玄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他破除了宗师和学派的门户藩篱，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他的经注是后代经学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儒家经籍中所记载的教育设置和教育观点作了大量精辟的阐发，其涉及面之广要超过一般思想家的专题论述。特别是郑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经注的形式出现，尽管有依附于经籍，失于支离的弱点，但在将儒家经籍内容奉为 圣人之道 的古代，却有着超出一般学者论述的影响。　　（五）其他文献中的教育思想　　１。《史记》第一，关于教育作用。教育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历来为各　　统治阶级所重视，成为其治国安邦，平定天下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历代的思想家总是要顺应时代的需要而阐发他们对教育的基本看法。《史记》提出了在治理国家中教育及教育者的作用。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史记？礼书》）。在这里，把教师看成是治理国家之本，与天地、先祖和君王并列，缺乏任何一项，都不会造就出本阶级所需要的 安人 者。法令只能惩恶，无以劝善，而使人民行善为仁，则需教化。这种教化作用，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学校教育，但这种无形的自上而下的影响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可以使人民心悦诚服，政令得以顺利行施。《史记》关于教育作用的阐述，就是看到了教育与社会上层建筑的关系和对社会、人民的直接作用。这反映了儒家教育思想的逐渐兴起和统治者利用教育治理国家的迫切性。　　第二，关于教与学的方法。教学，是教育者作用于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者教育的一种双边活动。先秦以前的教育，私学初兴，官学不昌，因而统治者所言教育多为随政令，入民俗，广义的大众传播。汉朝统治者看到了固定教育方式的特殊作用，认为教师的言传身教更有效。《史记》说： 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有广博的学识，然后才能教育学生。 先醒 于人，这个道理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关于教学内容。汉初，儒家思想的地位逐渐提高，因而传统的儒家教育内容开始成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司马迁虽 异端于正统 ，但亦把孔子所倡导的 六艺 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史记》云： 为天下制仪法，乘六艺之统纪于后世 （《史记？孔子世家》），同时，他强调把孔子的君臣父子主张作为社会教化不可缺少的内容。当然，《史记》中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既有尊儒的一面，又有不完全拘于儒的倾向，这反映了百家子学余绪在司马迁思想中的影响。这些教育内容反映了封建社会儒家教育内容在汉代学校教育中突出的地位正在加强。　　２。《白虎通德论》《白虎通德论》对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予以极大的期望。认为 教者，所以追补败政，靡弊、溷渴 （《白虎通德论》卷七《三教》）。　汉初，兴教化以克服 败政 之乱， 靡弊 之废， 溷渴 之状为当务之急。因而《白虎通德论》指出： 教育何谓也？教育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民有质朴，不教不成 （《白虎通德论》卷七《三教》）。如何促使百姓及其子弟能 知人伦 ， 以别于禽兽 ，《白虎通德论》中提出了这样的教育方案：第一，要 立庠序以导之 ，立庠序的目的在于 行礼乐，宣德化 （《白虎通德论》卷七《三教》）。　　第二，要用 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 为右师，教导里中子弟（《白虎通德论》卷四《辟雍》）。　　第三，以 忠 、 敬 、 文 作为向百姓教化的基本内容。在这里，教人以忠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忠于一切行为之本。　　很明显，这里所提出、倡导的内容，不过是孔子行忠信的儒家教育学说。　　关于学校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内容，《白虎通德论》中有具体的要求：以 五常之道 训化人的德性，以 五经六艺 培养人的才术。　　五常之道 的教育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明三纲，即 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其二，正六纪，即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做到 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这些内容的确定，是汉朝统治者实行 独尊儒术 以来，儒家道德教育理论在学校教育中的反映。历史证明，自汉以后的中国教育史，儒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一直占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影响到近代。　　五经六艺 包括智育、美育等。教育内容分以下几个方面：诗教，培养人温柔宽厚的性格；乐教，培养人广博易良的情操；礼教，培养人恭俭庄敬的品质；书教，培养人属辞比事的志趣。　　《白虎通德论》关于教师的作用也有明确的阐述，认为人要懂得道理，获取知识，就必须向老师学习。 是以人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 （《白虎通德论》卷四《辟雍》）。教师应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任何人不可取代的， 尊师重先，生之道也 （《白虎通德论》卷四《辟雍》）。　　另外，学习要外出求师， 天子、太子、诸侯、世子皆就师于外.家庭内的道德传授不得提倡，原因在于： 为世所读也，又授之道，当极说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它反映了尊重教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必须发扬光大。　　３。《潜夫论》关于教育目的，《潜夫论》中说： 夫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 （《潜夫论？务本第二》），所谓 遂道义 和 崇德义 ，即指进行智育与德育的教育。而教育首先要重德育， 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都，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改之也 （《潜夫论？德化第三十三》）。　　以德为先，一方面要重德化，加强道德的社会教育作用，使 德政加于民（《潜夫论？德化第三十三》）；另一方面又要重礼义，加强学校道德教育的意义， 明礼义以为教 ，这样，作为教育的基本作用便可达到。　　至于为学的作用，则有两方面：其一： 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向已也，尽乃用思述祖考之令闻而以颂父母也 ， 学也，禄在其中（《潜夫论？讚学第一》）。　　显然，这是把学习作为光宗耀祖攀高结贵的手段。　　其二，学习是人获得美质与才能的手段，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关于学习的方法，《潜夫论》中提出：第一，学习要重疑问，养成善于思考的习惯，不能随便接受旧说，即使对 先圣遗业，莫大教训 ，也要 博学多识，疑则思问 （《潜夫论？叙录第三十六》），这样才是作学问的上乘之道。　　第二，学习要重方法。学习时尽量凭借有效的手段来学习。 学也，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前纪帝王，愿定百世。此则道之明也。而君能假之以自彰乎？（《潜夫论？讚学第一》）这犹如再能跑的人，不如乘车快，所以，学习如果忽视了方法，那么虽智力相差不到百倍，而成效则差于万倍。　　第三，学习要重互助。圣人 天地之所贵者人也 （《潜夫论？讚学第一》），他们所追求的是学问，而学问是人与人的经验与成效的结晶，非任何一个人所能为，所以学习时要与周围人交换其所知，切忌闭门读书，不相往来。　　《潜夫论》中关于教师的作用亦有论述，指出人非生而知之，即使像黄帝，孔子这样的圣人犹从师学习， 而况于凡人乎.因此， 从师就学 的目的在于尽快地使 德近于圣矣.显然，这个思想是唯物的，反映了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对汉末时期思想的影响和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积极意义。　　４。《太平经》《太平经》是东汉原始道教的经典，编撰于东汉安、顺帝之际。据范晔《后汉书？襄楷传》记载：琅邪宫崇把他的老师于吉的《太平请领书》献给顺帝。《太平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在阐述了 致太平 的政治观和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后，接着阐明了他们的教育思想。　　第一，教育作用。《太平经》的作者认为教育具有重大作用，能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贤才。　　第二，教育内容。一是学之以道。认为应对君子——贤才进行 道 的教育。因为 道 是万物的元首，大化的根本和师长。 得之者昌 、 失之者败.二是学之以德。认为对贤才要进行 德 的教育。包括：人人平等；互助互爱；自食其力；善恶报应等。三是学之以文。所谓 文 的教育，《太平经》作者没有明确指出具体内容，但通观《太平经》全书，似乎是指全部文化知识，范围非常广泛。　　第三，教育原则和方法。《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一是接触外物，二是博学力学，三是熟读详思，四是学贵力行，五是知人善教，六是重视试用，七是明师指路。　　综观原始道德经典著作《太平经》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反映了当时庶族中，大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它主张通过教育的作用培养君子——贤才，而且提出了一套教育内容、原则和方法。这种教育思想的主流是进步的，但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即它穿着神学的外衣，它把教育作用、内容等与神联系起来，反映了它落后的一面。　　八、秦汉教育的特点及对后世教育的影响　　（一）西汉教育与秦代教育的比较　　１。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比较刘邦的西汉政权建立后，尽管在个别制度上和秦不同，但基本上仍因袭秦朝的规模， 汉祖帝天下，秦余制度虽违古而犹继之 （扬雄：《剧秦美新》，《文选》卷四十七）。但西汉吸取了秦代苛法严刑，对于农民过份的剥削和压迫，以致招致农民起义而灭亡的教训。西汉即在政治上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相对地缓和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对于秦代 以法为教 的传统有所修改，因而在教育上，就表现出许多与秦代不同的地方。　　西汉在汉武帝前实行 以道为本，以法为符 的教育政策。黄老派道家学说在西汉初年，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黄老学派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要求以 无为 来缓和 刑法 ，做到不要像秦代那样剑拔弩张地实行法治，以致激起人民的反抗。因此， 法 是必要的，但不能太露骨。所谓 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经法？名理》）就是这个意思。 虚静 就是不要太露骨，也就是以无为来缓和法治。仁义礼等，也是不可少的，但都要以道为本。在汉朝初年陆贾所著的《新语》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 是以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 （《新语？道茎》）。汉武帝以前，在教育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　　从汉武帝起， 以道为本，以法为符 的教育政策改为 以儒为主，杂以刑法. 法 仍保留， 道 则为 儒 所代。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汉书？董仲舒传》），认为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同上）。但实际上董仲舒的所谓 推明孔氏 ，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了。孔子是不多谈天道和阴阳五行之说的，但董氏大谈天道，并把阴阳五行之说渗入到儒家思想中，使儒家披上了神秘的宗教外衣，贯穿以神学目的论的说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汉一方面标榜尊崇儒学，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汉书？儒林传》），一方面又任用酷吏（参见《史记？酷吏列传》），如汉武帝重用酷吏张汤， 严法任刑 （《盐铁论？轻重》）， 任刑名之徒 （《盐铁伦？刑德》），从而发生了 以法律为诗书 （《汉书？盖宽饶传》）的现象。这种外儒内法的文教政策，终西汉之世而未改。西汉对秦代文教政策的沿革由此可见。　　在教育行政制度方面，由于西汉并不独尊法家，不像秦代单纯以法为教，因此，法吏就失去了其主宰支配教育的特权。在汉武帝以前是 以道统法 ，黄老学派成了教育行政上的主宰。当时的当权人物，多是好黄老之术者。到了汉武帝尊崇儒学以后，法吏有问题时，得向儒学大师请教，如汉武帝常派宫居廷尉的张汤到董仲舒那里去请教， 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这种现象，在秦代是没有的。　　秦代主管宗庙礼仪的 奉常 到汉代改名为 太常 ，职权扩大了，原因是秦代未设立学校而汉代设立学校，太常除管理礼仪外，还管教育。博士弟子的考试选举亦由太常主持。在秦代， 博士 与 奉常 是分立的，但到了汉代，博士 则成为 太常 的属官。博士在秦代不担任教学任务，因为秦代不设学校。但汉代从汉武帝时起，博士就担任太学教师了。　　秦代没有私学，到了汉代，则允许私立学校，学习内容主要是儒家经书。　　如董仲舒就是一个私学大师，他的学生很多，不能逐个亲自教，就由他的高材生代他教（参见《汉书？董仲舒传》）。又如薛广德 以鲁诗教授楚国 （《汉书？薛广德传》）；吴章亦有弟子数以百计。以上所举，均是大学性质的私学。除此之外，还有小学性质的私学，称为 书馆 ， 其师名曰书师 ， 其进则授《尔稚》、《孝经》、《论语》 ①。　　２。教育内容与教育思想的比较秦代以法律为教育内容，汉则以经学为主要内容。儒家在汉初虽未取得独尊地位，但它在学术文化上的潜在势力颇大。汉景帝时，已立一经博士，如辕固生 治《诗》，孝景时为博士 ；更早的如韩生，也善言《诗》， 孝文帝时为博士 ；又如善言《春秋》的胡毋生和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也是 博士 （参见《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董仲舒传》）。在汉初，无论儒家儒学，当时都未受到重视。　　汉初的黄老学派很明显地表露出贬低、轻视儒家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教育主张： 《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淮南子？汜论训》）； 弦歌鼓舞，缘抑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繁登降之礼，饰绁冕之服，聚众不足以极其变，积财不足以赡其费（《淮南子？俶真训》）。在他们的教育主张中，仁义礼乐之教只是 外道 或 世俗之学 ，远非他们推崇的 真道 或 圣人之学.这种主张能够较妥帖地解释汉初私学兼容并包的教学内容，也说明黄老学派反对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制礼作乐的做法。　　当然，黄老学派并非绝对排斥儒家的教育内容，在 以道为本 的前提下，对儒学既有排斥的一面，也有融通的一面： 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 ， 非德必顷（倾） （《淮南子》）。　　西汉的教育内容的广泛，从选举科目亦可见一斑，包括文学、经学、德行、政治、军事、水利、农事、法令、历算、医学等。　　秦代是独尊法家，汉代则把法家教育思想，由台前拉到幕后。汉武帝以前，是黄老派的道家教育思想支配一时， 法 就渗入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中。自汉武帝起，儒家被抬出来作为正宗思想，处于独尊地位， 法 就渗入儒家思想中。 法 仍有一定势力，为统治者所信奉。因此在汉代，就形成了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思想和法家教育思想三派的矛盾对立。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化的儒家教育思想认为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以淮南王刘安为代表的黄老派道家教育思想认为 道 是 本 ，而仁义礼乐等，都是 末 ，要崇 本 抑 末 ；以《盐铁论》一书中的 大夫 为代表的法家教育思想认为只有靠刑罚才能 寇止奸禁 （《盐铁论？大论》），能用法才是察治乱审是非的圣人（参见《盐铁论？申韩》，另外，还有以扬雄为代表的反神学目的论的教育思想。　　由此可见，与秦代相比，西汉时期有着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　　（二）东汉教育与西汉教育的比较　　１。文教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比较东汉与西汉在政治制度上无甚差别，施政方针也大体一致，而在教育方面却有所不同。在文教政策方面，两汉均是 以儒为主，杂以刑法 ，但东汉更进一步地把儒家学说神学化了，这突出地表现在谶纬学说的盛行上。本来谶纬在西汉时已有，但在东汉则特别重视，普遍流行。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大力推行 谶纬之学 ，经常以谶纬决定政事，并于中元元年（公元５６年） 宣布图谶于天下 （《后汉书？光武帝纪》），进一步把图谶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汉章帝时，又召集许多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用谶纬解释经义，撰成《白虎通义》一书，并由皇帝 称制临决 ，亲自裁定作为国定教本。　　西汉不设司徒，东汉则恢复了司徒这一官职，称为司徒公， 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若养生送死，则议其礼，建其度 （《东汉会要》卷十九），可见地位甚高。　　在学校设置方面，东汉与西汉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的学校是西汉所没有的，有的在西汉已设置，但在东汉有其特点。　　如官学方面的太学，两汉均有，西汉称博士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　　东汉太学生的人数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西汉学生最多时是成帝时的三千多人，东汉桓帝时 诸生三万余人 （《后汉书？党锢列传》）。西汉在平帝时曾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时只有今文经学博士。官学方面的郡县学，东汉较西汉发达， 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班固：《东都赋》）。　　地方官兴学者，在西汉时只有文翁最出名，在四川办学，但到东汉时，这方面的记载却很多，如李忠之在丹阳，卫飒之在桂阳，任延之在骆越（分别见《后汉书》、《李忠传》和《循吏传》）等等。东汉私学也较西汉发达，私学学生人数动辄千人，如樊鯈 授《尚书》，门徒三千人 （《后汉书？樊鯈））传》）；姜肱 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 （《后汉书？姜肱传》）。　　东汉新设置的学校有：贵族学校。 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 （《后汉书？顺冲质帝纪》），每年考试一次，经考试高第者为郎中，次者为太子舍人。官邸学，专为外戚子弟入学的学校。汉明帝时，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设学， 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后汉书？明帝纪》）。又在安帝年间，邓太后 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 ， 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 （《后汉书？邓皇后纪》）。鸿都门学，这是一所宦官集团为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以与太学中的世族地主人士对抗的学校，因此，受到世族地主人士的攻击， 士君子皆耻于为列焉 （《后汉书？蔡邕传》）。该校学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辞赋、书画、尺牍以及乡俗里闾之事，与太学中的经学大不相同。它在突破经学的束缚而专门研究文艺图画等当时所谓 雕虫小技 方面，含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并开了后代文艺专科研究的先河。　　２。教育内容与教育思想的比较由于东汉大力提倡谶纬之学，于是就普遍出现了以纬释经的现象，甚至以通七纬为内学，通五经为外学（朱彝尊：《原纬曝书亭集》卷六十），内学的地位高于外学。这样，当时不少经师就都兼通图纬。如苏竟 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 （《后汉书？苏竟传》）。西汉在经学研究上重 师法 ，而东汉则重 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家法 从 师法 分出。东汉特重 家法 ， 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后汉书？儒林传》）。东汉晚期，郑玄 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后汉书？郑玄传》）。郑玄 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 （陈澧：《东塾读书记》）。在其注其他经书时，亦兼采古今文。这种古今文兼收，突破经学研究上的宗派主义的学风，含有追求真理的自由思想，是东汉晚期经学研究和教学上的一种特色。　　和西汉相比，东汉的教育思想，由于儒学的进一步神学化，也就涂上了浓厚的神学外衣，这在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奏议》中有充分的反映。同时，一种较西汉扬雄等教育家更为全面而尖锐的无神论教育思想，也在这时提出，这可以以王充为代表。在桓谭、王符、仲长统等人的著作中，也透露出这种光辉。如汉光武帝时，桓谭因 极言谶之非经 ，几乎遭杀身之祸， 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后汉书？桓谭传》）。特别是王充反对 守信一学，不好广观 （《别通》），提倡教学应兼容百家之学，要有百川归海，不弃涓流的胸怀。王充设譬说； 良医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怀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乱 （同上），矛头直指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文化专制主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秦汉教育对后世教育的影响　　１。文教政策对后世的影响秦代虽只存在了１５年，然而秦代文教政策的专制主义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恽敬：《三代因革论》）。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 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 谭嗣同更痛切断言：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仁学》）。　　具体到专制主义色彩极浓的文教政策，均为后代帝王不同程度的加以承袭。　　如：汉武帝的 罢黜百家 ，隋唐的重振儒术，宋明时期对理学的崇尚，清代的文字狱……对教育、师生和知识分子的控制，都可视为秦代文教政策的幽灵的闪现。学校教育的关键是教师。秦代 以吏为师 的极端做法，焚书坑儒的历史阴影，一直笼罩在教师的头上，对教师在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丰富的作用起到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汉代大一统的文教政策，对后代产生的影响就更深远了。 大一统 的文教政策，它使得教育与政治所结成的 联盟 ，更具有韧性；将法家的机械的刚性的 政教合一 ，加工成富有弹性的刚柔结合的 政教合一.无可否认的是，重教兴学却由此成为主导社会进步的方略之一，并对汉唐文明的贡献颇丰。然而，教育的从属地位及赋予它的工具职能，却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汉代的三大文教政策，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兴大学，置明师 、 重选举，广取士 ，其目的首先在于借儒术独尊来保证政治法纪的 大一统.董仲舒在《对策三》中明确指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天）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而兴太学，置明师，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化措施。董仲舒认为，行教化必须兴办学校，通过培养高级统治人才去推动教化，在《对策三》中他指出：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他明确地提出要在京师置太学，将举贤养士之遗风，吸纳到王权的控制之下，变成自觉的养士行动。又因为太学教师为五经博士，教学和考试内容均为儒家经典，所以，太学的办理，实际上乃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　　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董仲舒是始作俑者，对后世影响之深之广是显而易见的。 重选举，广取士 ，养士与取士并重，是 学而优则仕 的制度化，仍然是为独尊儒术服务的。在西汉中叶，儒学独尊，甚至以通一艺经岁试合格而为文字掌故补郡属，高第者可以为郎中。自此以后，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汉书？儒林列传》）。读书做官不仅为统治者提倡，而且有制度上的保证。一些读书人官至丞相，如 邹鲁大儒 韦贤，因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征为博士，后封为丞相；其子玄成，亦以明经历位至丞相。因而邹鲁谚曰： 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读经成为统治者禁锢知识分子头脑的手段，也是知识分子在仕途上向上爬的阶梯。董仲舒所构建的一套文官政教体制，通过汉武帝作为 三大文教政策 付诸实施。自此，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一个由 孝悌 、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成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为后世所沿袭。　　２。太学模式和博士设置对后世的影响汉代以前的西周，相传有太学之设，因时代久远，无史实可稽，儒士臆想成份多，故影响有限。汉代按儒者们的政治理想创设的太学，完善了规章制度，成为后世的楷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汉代太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史实翔尽可考的学校。自始创至清末，历代的最高学府多被泛称为太学，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其次，从根本上来说，利用学校教育来强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实在是肇始于汉代的太学。五经博士的设立和经学考试法的强化，使统治者摸索到了强化统治思想的手段。官学教育与儒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亦滥觞于汉代的太学。　　再次，汉代太学教学中存在着排斥异己学说，严守师法、家法的不良学风，并以繁琐考证、空谈义理代替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探索，严重地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　　第四，汉代太学的考试制度使 学而优则仕 的教育思想制度化，有其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是对太学生提出比较严明的要求，从中选择学习成绩较优的学生给予官职，以充实封建统治机构，比 任人唯亲 的世卿世袭制度要好一些；坏的方面是为着做官而努力学习，把读书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 读书做官 的狭小通道上，不利于对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这种 读书做官 的腐朽的教育目的论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直至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注重考试选官，由汉代开其端，始于隋末，完备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的科举取仕制度便是其继承和发展。　　第五，历代的京师由于有最高学府的存在，成为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是天下学者士人向往和云集的地方，确实在推进教化、顺导人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太学成为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因而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在所难免。东汉太学生为了反抗黑暗的宦官政治，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掀开了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第一页。　　第六，兴建太学善待天下之士，建构一个由 孝悌 、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组成的 士——官僚 文官行政制度，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支柱，对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苟延二千多年起了重要作用。　　秦汉设置博土，在中国教育史上亦有其意义。博士一职，始见于战国之末。秦置博士，多见史载。秦博士成员驳杂，习诸子百家之学者不乏其人，但以儒居多。秦博士在坑儒前多达７０人，秦二世时亦有３０人，其职责是掌通古今、史事，待问咨询，议礼论政，或充吏师。《史记》载有（秦） 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之语，秦博士显为闲职。但能将他们供养、保护起来，仍属幸事。他们可被视为古代文化的特殊载体，对文化的传承很有作用。根据汉儒多为秦代博士来看，秦代博士起到了储备师资的现实作用。在汉代，博士已成为专门司教之职，其他职责退居其次。博士之名西汉称仆射，东汉称祭酒。其职为掌太学之政，相当于一校之长。但不是专门的教育行政官员，他还必须亲自教授学生和主持学业考试。　　３。教育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从学制来看，汉代所建构的学制系统的雏型为后世所沿袭与发展。先秦儒家根据他们自己的教育理想图式，描绘出了西周 尽善尽美 的学制系统。　　实际上是子虚乌有，但是汉代儒士却对此深信不疑，并根据《周礼》所载进行了具体擘划。　　汉代始建于汉武帝、初成于汉平帝时期的官学系统，按其办理的相应行政级别，可划分为五级：①中央朝廷开办的太学、四姓小侯学和鸿都门学；②郡国开办的学校——学；③县道邑开办的学校——校；④乡开办的学校- - 庠；⑤聚开办的学校——序。总体看来，即有官学与私学之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之分，在此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中，大抵如此。　　汉代亦是中国古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萌芽时期。汉代教育管理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劳赐，一是视学。劳赐是赐给师生酒肉或实物，这是一种激励手段，用以调动师生的积极性；视学指皇帝亲临太学或指定要员来太学视察工作。东汉许多皇帝常常视察太学，来时召集博士讲经，生员及同行的文武大臣旁听；有的皇帝还亲自考查学生学业，颁发奖品。这是后世视学制度产生的渊源。　　汉代建立学校教育制度之始，官学即为国家选士之一途。 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后世则各自为科目，其与乡举里选又自殊涂矣 （《文献通考》卷二十八）。　　汉代太学生完成学业后，即可根据考试的等级名次获得相应的官职，而地方官学和私学出身的人，则通过郡国察举或朝廷直接征召的途径入官。随着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加强，国家需要通过考试录用的形式将选举大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之手，于是有了 诸生试家法，文吏深笺奏 的作法， 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 （《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汉始，历代统治者重视考试取士，终于导致了隋末科举制度的产生，并盛行于此后整个封建社会。　　４。教育内容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后，儒家经典上升为官方推崇的圣人之书，成为士人学习研究的主要对象。教育内容经历了由旧 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到新 六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记》、《易经》、《春秋》）的演变，也就是由重视行为技能的训练到重视书本知识学习的演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 （王符：《潜夫论？赞学》），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不仅经籍的学习完全以读书为基础，与经学有关的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也都离不开书本知识，即使是文学创作，其基本功仍是大量阅读。 或问扬雄为赋，雄曰：' 读千首赋，乃能为之'（《西京杂记》，卷一）。此语为后人引伸为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书读得多，读得熟，既是才华和学问的象征，又是猎取功名富贵的必由之路。宋真宗的《励学篇》公然宣称： 书中自有千钟粟 ， 书中自有黄金屋 ， 书中自有颜如玉 ， 书中车马多如簇 ，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书本知识的学习，又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取得了压倒其他一切知识技能学习的绝对优势，读书成为教育活动的最基本形式和方法，均肇始于汉代。　　董仲舒说： 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春秋繁露？重政》）；仲长统说： 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 （《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引《昌言》），唐代韩愈亦将《诗》、《书》、《易》、《春秋》列入仁义道德之 文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更为明确地指出： 圣贤所认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此正读书时也 （《朱子语类》，卷十）。在这种情况下，最受称道的是 三年不窥园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侍讲积年，未尝转眄 （《后汉书》卷六十四，《卢植传》）以及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专攻苦读的精神，终于发展到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过于注重向书本学习，缺乏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和研究，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文化日趋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的教育方法，自汉至清末，未有改观。虽对此批评不绝于耳，从西汉时大夫指责儒生 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 （《盐铁论？利议》），到唐代大诗人李白《嘲鲁儒》：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闪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①直到清代颜元指责官方正统教育是 率天下人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之人 （《朱子语类评》）。　　汉代太学、书馆（或家馆）、乡塾和精舍（或精庐）的教学方法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汉代太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之一集会讲经，为后代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所继承；书馆贵记诵、重体罚的教育方法，历代蒙学或私家教学，也都相当看重。精舍采用的次相授业的方法（亦称高足弟子代授法），后代官学大都借鉴其法。　　５。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秦汉教育作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成型时期，其教育思想是颇为宏富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广泛和深远的。　　秦汉教育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他把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并且不论养士还是选士均以儒家学说为准绳，入太学应选士又是做官的必要途径，把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要做官非学儒不可，从而使学校成了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　　①　　 《李太白全集》，第 1157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董仲舒的 性三品 思想，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了他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同时，他的 性三品 思想，也为最高皇权的神圣化、专制统治绝对化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地位的构成和权力的永恒化寻找到了理论根据。他的 性三品 思想已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有所不同，它否定了孟子所说的 我与圣人同类 、 人皆可以为尧舜 和荀子所说的 涂之人可以为禹 的古代平等思想，后来的儒者韩愈及宋明理学家，继承和发展了 性三品 的学说。　　另外，董仲舒的重义轻利的德育本位论也是极有影响的。他将先秦儒家 仁 和 义 两个伦理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 以仁安人 、 以义正我.由于正我 是 安人 的前提，所以 义 便成为德育的第一要务。据此，他建立了对后世影响巨深的命题： 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董仲舒传》）。他在《对西胶王》中说： 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这两者文殊意同）。董仲舒的非功利价值观，决定了重精神（义）、轻物质（利）的德育基调。当它抹去了先秦儒家 先富后教 的思想色彩之后，以德育为中心、以道德为重心的封建教育，至此已经完全定型。中国封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教育，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教育。尽管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但先秦儒家的思想以及董仲舒重义轻利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汉扬雄反神学的儒学教育思想、东汉极具批判精神的王充的教育思想，对于中国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的发展有其积极的影响。东汉郑玄教授经典重视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这其源、涉其流。他的经学教授对后世的经学讲习有很大影响。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对郑玄的教学作了很高的评价： 自汉末郑康成的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播，士皆以通经积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举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曾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习相承，未尽变坏。 所以，郑玄在从事教育，传授经学，培养封建士大夫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九、结语　　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写作使人精确。写作是学习，而且是最好的学习，因为，它使读书不能满足于泛泛浏览，而必须是一种研读。　　教育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其变化的过程中，总会增加或淘汰某些课程，但不论如何变化，历史和文学，是教育两大永恒的支柱。中国封建教育，以西汉教育为发轫，将儒家经典作为养士与取士的主要内容。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 六经皆史.而中国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这大概是中国封建教育尽管有诸多弊端，但仍培养出了一些优秀人才的原因吧。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许多学者专家呕心沥血之作，在此一并深致谢忱。由于我们学识浅陋，难免有不妥之处，敬希指正。◆◆◆第029卷 秦汉文学史　　本卷提要　　本卷起自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朝建立，迄于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１９５年）军阀大混战，共包括秦、西汉、东汉三个封建王朝。　　其基本内容有 秦汉文学概述 、 秦代文学 、 汉代赋体文学 、 汉代散文 、 汉代诗歌 、 汉代文学批评 、 结语 七部分，大体涵盖了这一历史时期内所有的文学现象。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承传先秦的肇始期，从自发向自觉过渡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虽然总体上的文学意识还较模糊，但文学毕竟已基本上从学术中分化而出，涌现了众多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展出较丰富的文学品种和文章形式，文学批评也渐趋活跃，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然而各类文学的发展又不大平衡，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也存在差异。鉴于上述特点，本卷在撰写时，不取一般文学史将各种文学品类混在一起，按时代平推介绍的方法，而是分文体专章论述，以突出各自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此外，于专章论述中，在全面把握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充分重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既翔实地展现文学的客观状况，也力求探寻形成此种状况的内外动因。再者，由于汉赋作为两汉四百年文学的主流，在文人普遍创作的基础上不仅出现了杰出的专业作家，而且形成了创作中心，在文学史上率先表现出文学的自觉，无论是文学题材、艺术表现手法，抑或文学审美意识等方面，均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故此，本卷将其列为重点，不带偏见地恢复其本来面貌，重新评价其历史作用。　　一、秦汉文学概述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嬴政在相继灭掉韩、赵、魏、楚、燕之后，又派大将王贲从燕地向南挥戈攻齐，生俘齐王建，六国遂平，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自称始皇帝，建立了秦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名符其实的大统一。这种大统一不仅是政治上的统一，正如当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所说： ……　　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且也表现为军事统一，经济统一，文化统一，即所谓 车同轨，书同文.从此以后，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大陆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就对自己的祖国，表现出了一种无比强大的向心力，虽经多次内乱与外患，但仍然 分久必合 ，保持了文化文明诸方面从未间断过的连续性，使华夏炎黄子孙始终得以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前所未有的大统一，不仅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由于秦始皇和先秦法家一样，过分迷信武功、法吏而轻视文治，完全接受了法家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子？五蠹》）的偏颇的理论主张，尤其在他晚年（公元前２１３年）在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社会危机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又错误地接受了不懂得如何守成的法家人物李斯的 焚书 建议，严酷地推行旨在愚民的文化专制政策，妄图以此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结果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致使 坑灰未冷山东乱 ①。到秦始皇死后第二年（公元前２０９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 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 ，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秦王朝自建立只短暂的十六个年头，就在公元前２０６年被刘邦、项羽的起义大军推翻了。　　秦王朝覆灭后，又经过四年的楚、汉之争，到公元前２０２年刘邦击败项羽，重新统一中国，定都长安建立了汉王朝，史称西汉。　　汉承秦制，是指汉王朝从本质上承继了秦王朝以郡县制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政体，以及制定了与此相应的诸如律令、军法、历法、礼仪等一整套制度，而并非是说也继承了秦王朝极为酷虐的政治统治。　　相反，由于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馕，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史记？平准书》）。　　发自草莽之间，以农民起义取得政权的汉高祖刘邦，深知广大人民百姓渴望得到休养生息，故而改变了秦朝酷法严刑的督责之术，采取了对百姓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即位仅三个月后，便遣散部分军队，令士兵归田，并下令招集流亡者各归本县，凡是庶民因饥饿贫困而卖身为奴婢者，一律释免。又定律令，抑商贾，轻税役，和匈奴，铲除成为割据势力的异姓诸侯王，迁徙山东六国旧有的豪强十余万户入关中，从而为恢复生产、巩固新政权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汉高祖之后，无论是惠帝刘盈，还是文帝刘恒、景帝刘启，都崇尚 黄老 思想，倡导 无为而治 ，继续奉行相对宽松的与民休息政策，特别是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文景之治 ，不仅进一步从制度上解决了同姓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使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更加巩固，也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　　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汉书？食货志上》）。遂使西汉王朝发展到顶峰，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第一次繁荣昌盛。因此，随着秦王朝的建立所实现的国家大统一的政治局面给社会进步带来的种种优势，对文明发展提供的种种契机，才真正发挥出积极的正效应；而文学创作的繁荣，尽管因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还有相当漫长的曲折道路，但是也毕竟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迈进了。　　①　　 见唐章碣《焚书坑》。　　汉代逐渐繁荣起来的文学，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产生于战国后期的赋。因为赋才是两汉四百年间，从总体创作实况来看发展得最昌盛，最富于艺术的审美价值，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也最先表现出堪称为自觉创作意识的文学品种。早在西汉初期，这种文学体裁就已经开始风靡，不仅有此时最杰出的文学家贾谊的传世名作《吊屈原赋》、《鵩鸟赋》等，而且甚至先后在吴楚地区的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的府中，集中枚乘、庄忌、枚皋、司马相如等一大批艺术风格各异的名家，形成了影响很大的创作中心。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这位汉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早年正是仰羡梁孝王府中的赋家名望，才辞官前去投奔入盟的。不仅如此，在淮南王刘安府中，竟还出现了 淮南小山 、 淮南大山 这样的集体创作笔名。　　从作品数量上看，仅据《汉书？艺文志》依一百多年后汉成帝时刘向校宫中秘书所整理著录的，就多达一百七十二篇；考虑到这些创作属于地方私家作品，不可能全部入宫保存，一百多年后的刘向未必得见全豹，故而实际一定不止此数，足见创作之富。从作品艺术价值看，不仅现存枚乘《七发》是汉散体大赋的奠基之作，而且淮南小山《招隐士》也是骚体赋中极具艺术魅力，被称为 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 的优秀作品。而到西汉中期的武、宣时代，由于国家鼎盛，帝王欣赏，更为赋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温床。创作中心从地方诸侯移往中央帝京，创作规模也较以前愈加扩大，不仅出现了作为 言语侍从之臣 的专职赋家在 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且公卿大臣也在 时时间作 ，数量之多，艺术成就之高，使赋体文学成为后世称道的 两汉文章之盛 的代表。这一时期，既有将汉赋推上发展顶峰的天才赋家司马相如，以其宏丽的《子虚赋》、 古妙 的《长门赋》等雄踞赋坛，也有堪称最富于艺术情趣的优秀赋家王褒，以其美仑美奂的《洞箫赋》创造性地完成咏物之体，还有艺术个性极为鲜明的东方朔，以其利刃般辛辣嘲讽的《答客难》又开新风。不仅如此，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甚至还提出了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的 赋心说 ，从创作理论上阐发了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 ，通过艺术构思，描绘艺术形象的赋体的美学特质，标志着汉赋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学样式。尽管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具有弊病，诸如结体庞大而臃肿，重体物而轻抒情，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颂圣应制性，常有 劝百讽一 的缺欠等，从而在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真切抒发作家内心情志上受到限制。但是，它毕竟在当时独一无二地以审美的观照，艺术地再现了泱泱大汉的图景，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而且为我国文学体物手法的发展、表现题材的开拓等等方面，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散文创作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虽然纯文学的散文作品很少，绝大多数都是应用性很强的文章著作，但是从中所显示出的艺术价值却是巨大的。散文在这一时期所发挥的积极的社会作用也是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比的。秦代李斯的《谏逐客书》有效地说服了秦王政放弃错误的逐客令，促进了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而西汉初期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政论散文，或则雄肆磅礴，或则沉实透彻，在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解决现实面临的重大困难上，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应指出的是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的问世，更使这一时期的散文放射出灿烂的异彩。《史记》不仅被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史家绝唱 ，而且又以其所开创的传记体文学，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样式。除此之外，宣帝时桓宽《盐铁论》，也以其全面而丰富地反映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社会现实的内容，以及简劲明快、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虽然比较沉寂，但是由于汉武帝大兴乐府，且采集民歌，毕竟也使当时北至燕、代，南达吴、楚，东起齐、郑，西抵陇西，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直接来自民间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民间诗歌得以搜集、整理，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从《汉书？艺文志》著录汉成帝时刘向校书所提供的六十三首数字来看，也较可观了。更重要的是，从此掀开了我国诗歌史上独具魅力的汉乐府的一页，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汉从元帝以后直至灭亡的六十年间，由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王朝衰颓，思想领域复古思潮隆起，文学创作也由武、宣鼎盛逐渐下滑。大赋篇章，此时也少见往日文采。尽管有扬雄较为突出，以《甘泉赋》、《长杨赋》等作品成为继司马相如之后另一位具代表性的赋家，但终因时代不同，既无 鸿业 可供 润色 ，也无 上德 可供 宣扬 ，本身臃肿颂圣、体物淹情的缺欠已经越来越显露出来，所以最终被他放弃，并从理论上批判其为欲讽反劝的 童子雕虫 ，从而宣告了这种风靡一百多年的文学形式正在失去活力。然而，长时间居于支流的骚体赋，却由于适合文学家在王朝末日抒发内心的忧思悲慨，反倒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出现了刘歆《遂初赋》这样以述行寄意显示赋体转变的较好作品。这一时期诗坛仍然寂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歌谣辞的流行。民歌谣辞以特有的朴实尖锐直刺暴政，反映民瘼，而且其规整的五言形式，为后世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创新和发展作了准备。　　公元８年，西汉王朝终于被自身的腐败所摧垮。篡夺了政权的野心家王莽建立的新朝，也由于更为暴虐，不过十五年就被农民大起义推翻。到公元２５年，南阳豪强地主刘秀称帝，建立了东汉王朝，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东汉前期，由于吸取了西汉与新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上实行对人民的让步政策，政权逐渐巩固，又出现了国家安定繁荣的景象；但在思想上则加强了文化专制，推行今文经学的谶纬迷信，激起了具有进步思想的文人的抵制和斗争。到和帝即位后，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外戚擅权乱政，东汉政权跌入黑暗腐败的后期，至桓、灵末世愈发不可收拾。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到文学上，则明显地表现为保守与革新的猛烈撞击，从而呈现新的发展与变化。首先在仍居主导地位的赋体文学上，一方面班固从官方正统思想出发，重新从理论上全面肯定已经衰落的颂圣性质的大赋，并以更加庞大的篇幅创作《两都赋》，企图重振西汉武、宣时代的声威，另一方面以行情寄志为方向的探索革新的尝试也同时并行。张衡就曾以《二京赋》加强对时弊的针砭，最后终于以抒情小赋《归田赋》出色地完成了赋体革命性的变革，推动赋体文学走上了更具艺术活力的全新的道路，引出了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优秀作品。　　另外，在散文创作上，不仅出现了抨击统治集团大力提倡的今文经学、谶纬迷信，以及种种社会弊病的佳作，如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等，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班固以卓越的才识，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撰修出了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部杰出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汉书》以其体制的科学严整，内容的博大精深，开启了我国封建王朝延续不断的隔代官修正史的先河，不仅全面反映了西汉一代的社会整体状貌，而且成为仅次于《史记》的传记文学名著。　　再者，在诗歌创作上，一方面乐府诗歌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迄今我们能见到的几十篇优秀作品大多出自东汉；另一方面文人诗也终于开始走出沉寂的低谷，无论是张衡、秦嘉、赵壹，还是未能传名的《古诗十九首》等篇的作者，都以他们优秀的诗歌创作，为五言诗体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学从初始的自为逐渐走向自觉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各种体裁作品的创作上，同时也表现在文学批评的日益活跃上。这时不仅出现了西汉毛苌的《毛诗序》、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文学批评的论文，而且还围绕屈原楚辞和汉赋展开了激烈的文学论争。此外，在王充的《论衡》中，相对集中地针对文学创作的目的性、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作家的才学修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刻的理论探寻与阐发，很多观点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秦代文学　　公元前２２１年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从此，中华大地首次实现了名符其实的大一统局面。这种大一统广泛地深入到了从政治、经济至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不仅对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由于一系列政治的历史的原因，诸如实行十分严酷的文化专制，使文学活动受到窒息，以致不可能利用大一统所带来的新的历史契机，在先秦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且立国过于短暂，前后仅十六年，使得处于残苛高压夹缝中的文学，来不及发挥自身顽强抗争的属性，形成富于时代特色的风貌，而犹如荒漠，虽然偶或出现零星的几丛植株，也大多被掩埋在一片虚空之中。故此，所谓秦代无文学之说就总体而言，大抵是符合实情的。　　秦代文学家唯有李斯一人。李斯（？- 公元前２０８年），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年轻时曾从学于荀卿；后入秦国，投吕不韦门下为舍人；又因吕不韦举荐，任为郎，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累拜长史、客卿、廷尉，二十余年间辅佐秦王灭六国，实现统一。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朝建立，拜为丞相。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２１０年），在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谋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曾针对某些政弊进行劝谏，但遭秦二世严厉的责拒，于是转为阿意取容，竟献更酷虐的督责之术。秦二世二年（公元前２０８年），终为赵高所害，腰斩于咸阳，夷灭三族。　　李斯在文学上以散文见长。其文上承战国荀卿，下启西汉邹阳、枚乘，不仅布局谋篇构思严密，而且设喻说理纵横驰骋，既重质实，又饶文采，往往文质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坛上一枝独秀。　　李斯散文现传四篇，计为《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其中作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２３７年）的《谏逐客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当时韩国为阻滞秦国的进攻，谋求耗蚀秦国的国力，故而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修灌渠。后被察觉，秦王嬴政遂在宗室大臣的怂恿下并不明智地颁布了逐客令。李斯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作此文，意欲谏止逐客。文章站在跨海内、制诸侯 ， 成帝业 的战略高度，紧紧抓住秦国利弊得失这一要害立论，起首即开门见山：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言词委婉而意旨鲜明；接着就援引自春秋前期 缪公求士 至战国后期 昭王得范雎 ，四百余年间秦国发展壮大的史实，从正反两方面极论 以客之功 ；再以当前喜好非秦所产的四方享乐之物，而与取人则 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作对比，指出 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的错误，然后经过分析，顺势极警醒地强调这种错误的严重性： 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 求国无危，不可得矣.全文立意高远，议论恢宏，不尚空谈，笔锋犀利，说理透辟，首尾贯通，一气呵成。在语言上也极富文采，例如：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文章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时而排比，时而对偶，时而设问，既严密整饬，又灵动多变；既词采富丽，具观赏美，又抑扬铿锵，具音节美，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此谏书呈上后，立即打动了雄才大略同时也刚戾自专的秦王嬴政，遂取消逐客令，对以后顺利实现秦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谏逐客书》可以说是语言运用艺术的直接实用性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力作，历来为人们所宝重。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曾赞誉： ……李斯之止逐客，并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谏逐客书》作于秦统一之前，故而表现为文采斐然的战国纵横家风韵；但秦统一之后，李斯以丞相身份，作为 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的法家 刑名之学 文化专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其文风也一改富丽华美而为简质峭刻。这从秦二世时所作《论督责书》、《言赵高书》中即可看出。然而当他受赵高陷害，自觉面临生命之危时，为自己辩诬之作的《狱中上书》，虽不为富赡华美，但全篇皆用反语宣泄受诬陷获罪的满腔怨愤，感情激荡，表现出了很强的感染力。　　李斯作品除上述散文外，还有碑铭。秦始皇先后曾五次巡行天下郡县，其中自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２１９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２１０年）四次巡行中，都命李斯刻石记功，计有《邹峄山刻　　石》、《泰山刻石》、《碣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通。这些刻石铭文从内容上看，全为歌　功颂德。例如作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２１０年）的最后一通《会稽刻石》：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四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全文以当时始皇帝 亲巡天下 至会稽 群臣诵功 写起，继而追颂因六国诸侯 暴虐恣行 、 数动甲兵 ，奋而以 义威 ， 殄熄暴悖 ，使 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的丰功，以及统一之后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建立法度，扭转陋俗，推行共同伦理， 嘉保太平 的伟绩，最后以随从臣僚 请刻此石 来光垂休铭 作结。全文虽然充满了溢美之辞，但言简意赅，褒扬充分。从写法上看，除《瑯邪台刻石》前为每句四言，两句一韵的韵文，后为散体，韵散相续之外，其余六篇皆为每句四言，三句一韵的韵文，具有明显的承衔《诗经》中雅、颂体式的特点，虽然形式上不免板滞之嫌，缺乏文学形象的审美价值，但是体貌庄重，气度雄壮，也颇显朴质廉劲之风。这些铭文作为现传最早的功德碑铭，为后世历代相沿的此类文章的撰著提供了范本，影响所及还是相当深远的，故而历来颇受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不止一处予以评论，其中《封禅》篇云：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 《箴铭》篇云： 至于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秦代文学除李斯所作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诗歌。据班固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杜佑的《通典？职官七》所记，秦时已有乐府的官署建制，掌管供皇帝享用的俗乐。史料所载内容，已得到证实。１９７７年在西安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秦代错金甬钟的乐器，钟柄镌有秦篆 乐府 二字。有乐必有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２１１年），曾使博士作《仙真人诗》，待此年巡行天下时，则 传令乐人歌弦之.只是这些乐府诗歌早已失传，无法见其面貌。然而民间歌谣却有少量被记录下来，一直传至今天。如《三秦记》中所载的《甘泉歌》：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　　这首民歌的创作是由于 始皇作骊山陵，周回跨阴盘县（即今陕西临潼）　　界。水背陵障，使东西流，运大石于渭北渚。民怨之 （《三秦记》）。诗作杂言，声韵和谐，表现了当时百姓苦不堪言的悲愤情绪。又如杨泉《物理论》所载的《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　　此诗不仅在内容上以修长城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秦代无休止的徭役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民间由此引发的悲愤和抗议，而且在艺术上也以相当成熟的规整五言，开我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五言诗体制的先河，因此尤其引人瞩目。另外，《异苑》所载的《秦世谣》：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饭，以为粮。　　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　　全诗大体为质朴而短促的三言，隔句用韵，在揭露、控诉进而指斥、诅咒中，愤怒之情的宣泄显得格外直截而强烈，预示着农民大起义风暴的来临。　　中国历来有十分悠久而丰厚的民歌传统。秦时暴政，必然会激发各地的民歌创作，尽管高压，也不可能沉寂。只是由于得不到搜集、整理，流传下来的才如此稀少，然而也就显得弥足珍贵。　　秦代文学原还有赋的创作，传至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 孙卿赋十篇 之后，尚著录有 秦时杂赋九篇 ，可惜早已亡佚，不然倒是可以弥补赋体从先秦宋玉、荀况伊始至西汉大盛之间的空白，从而勾勒出更加完整的赋体文学的发展轨迹。　　三、汉代赋体文学　　（一）汉赋的源起、文学特征及其兴盛原因　　汉代四百年间，发展得最繁盛，最富于艺术的审美价值，同时也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品种，莫过于赋，因此在文学史上犹如 唐诗 、 宋词 、元曲 等，一向有 汉赋 之称。然而，由于汉代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文学意识，文学创作尚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阶段，再加之汉武帝推行 独尊儒术 之后，文学家的思想受到儒家 诗教 片面强调 尚用 观念的箝制，尽管在直觉上颇显艺术美的追求，在理念上却不能不陷于言圣道之志中，所以虽然赋家辈出，赋作繁富，引人瞩目，在艺术上对后世影响颇深，但是赋体文学的观念则始终是比较含糊的。这种含糊首先表现为在概念上界定不够明确。汉人对赋，往往与战国诗人屈原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相混淆，时而称赋，时而称辞，时而连称为辞赋。由此，又表现为在体制上往往抹杀了赋所具有的独立文学属性，将其简单地纳入《诗经》六义中赋的范畴，视之为 六义附庸.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序》就本于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诗赋略》： 《传》曰：' 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端），材知（智）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罹）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故而认为 赋者，古诗之流也。 （《两都赋序》）。　　直到魏晋之后，随着文学的自觉，儒家思想束缚的松弛，对于赋文学本体属性的认识才逐渐归于明确。西晋陆机的《文赋》已认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不仅明白地将赋与诗判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而且还精当地指出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其根本区别即在于一缘情，一体物。至南朝齐、梁时，刘勰则在其《文心雕龙》文体论中，专辟《诠赋》篇，深入地对赋体文学的源流、沿革、特征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刘勰认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物，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 不歌而颂（诵）' ，班固称' 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 大隧' ，士■之赋' 狐裘' ，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　　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　、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乘）、（司）马（相如）同其风，王（褒）、扬（雄）骋其势；（枚）　　皋、（东方）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帝）时，校阅于成（帝）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据此可知，赋作为在汉代盛极一时的文学形态，其名称是由它的本体特征所确定的。赋字在文学上原为铺、敷、布字的假借，《广雅？释诂三》云： 赋，布也。 王念孙疏证说： 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 而从布之义，可以引申出并非依乐歌唱的诵读、吟咏；从敷之义，可以引申出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朱熹《诗集传》）的《诗》六义中的记叙手法；从铺之义，又可以引申出排比铺陈的艺术技巧。然则赋文学的本体特征恰恰是 不歌而诵 ，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论及赋体文学的兴起，汉人认为赋体发自《诗》六义中的 赋 ，这个观点是不准确的。倘溯其渊薮，固然最早可以与上古一种 不歌而诵 ，以叙物言情为特点的诗相连络，但这种古诗虽符合赋的 体物写志 的意旨，毕竟 结言■韵 ，过于简约，不讲求、也做不到 铺采摛文 ，所以并不就是文体意义上的赋。实际是自屈原在楚国民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以《离骚》为代表的规模宏大、词采富丽的新诗体楚辞，从而为赋体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之后，受楚辞的直接影响，到战国后期在楚国宋玉及长期留居于楚的荀况等人手中，才 爰锡名号 ，首次出现赋体的创作。而赋体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相对地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以至 秦世不文 ，尚 颇有杂赋 ；自汉代初期，遂 顺流而作 ，并且一发而不能收，经武帝、宣帝到成帝时，则无论 京殿苑猎，述行叙志 ，抑或 草区禽族，庶品杂类 ，仅 进御之赋 ，即多达 千有余首 ，名符其实地 蔚成大国 ，而为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文人文学创作的瑰伟奇观。刘勰所述的 讨其流源，信兴楚而盛汉矣 大体符合实况。　　关于赋的文学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内容上 体物写志 ，亦即作家通过对所观察和感受到的客观事物的描摹，来抒发内心情志。第二，在艺术上采取 铺采摛文 的技法，亦即从各个不同角度，调动大量华美雅丽的词藻，对所描摹事物的外象、内理进行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细致具体的铺叙形容，所谓 极声貌以穷文.第三，在语言形态上需虽 不歌 而能成 诵 ，也就是句式在长短错落中又求相对规整，而且按韵相押，讲究诗一样的声律节奏，琅琅上口。第四，在结构体制上为 遂（述）客主以首引 ，也就是以客主问答对话的方式，引起全篇。综上可见，赋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适于状物叙事的铺张扬厉，又有诗歌的节奏韵律，显现言志抒情的诗意，然而它又既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而是介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　　赋体文学既然 拓宇于楚辞 ，故而在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始终可见楚辞的明显影响。到汉代，最早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高祖时 陆贾赋三篇 、吕后时 赵幽王（刘友）赋一篇 、文帝时 贾谊赋七篇.陆贾、刘友赋皆不存，无从置论；贾谊赋只存《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赋》、《旱云赋》。从贾谊传下来的四篇赋看，在内容上表现为全部是抒情言志，抒发忧思悲慨之情；在形式上表现为全部是追迹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被后世称作骚体赋。其实汉初贾谊的骚体赋，严格地说尚未构成赋体，只不过是赋从楚辞脱胎的过程中，还基本保持母体属性并未成熟的一种形态，因此在汉成帝时刘向编辑《楚辞》时，就把《惜誓》收录在内。汉人所以将其称为赋，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局限，他们是连同屈原《离骚》都视作赋的；而后世所以将其称为骚体赋，则是由于当赋体已经成熟了的时期，也确实有一些在声调上仍采取与贾谊楚韵相同的作品，如宣帝时王褒《洞箫赋》等；另外，还由于当汉赋走过二百多年铺张扬厉、 极声貌以穷文 的漫长道路， 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无可挽回地衰败了之后，又从自身革新旧制，变臃肿为精干、变体物为缘情，而出现更富于艺术个性、更具活力的抒情小赋的时候，从创作精神上可以说反倒是与贾谊之作遥相脉通的了。然而骚体赋尽管从西汉初期起就时有所作，但毕竟在整个汉代并不为主流。在整个汉代占据主导的赋，则是自景帝时枚乘所作《七发》开始，直接承继于宋玉《风赋》、荀况《礼》、《智》等赋篇， 述客主以首引 ，采用问答方式，有散有韵，散文意浓，极尽铺张，规模宏大，动辄洋洋数千言，完全 与诗画境 了的散体赋，又称大赋。这种散体大赋以其独特的风范，到武帝、宣帝朝雄肆文苑，盛极一时。从作者来看，上自帝王，下至臣庶；从作品数量来看，仅进御之篇，就达千有余首，可称洋洋大观，而且余势所及，直至东汉中期，都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的主体。所谓汉赋主要指的是这种大赋。　　汉赋能够发展得如此繁盛，以至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学主体，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的原因的，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就其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而论，赋体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必然进入不断发展演变的轨道中，赋家也必然要通过赋的创作，尽其才力，形象地艺术地再现自己对极其丰富复杂、多姿多采的社会、人生的观察、体验、感受与思索，并借此表达、宣泄自己的心绪情态与理想愿望，而这一切又无可避免地必然打上时代的鲜明烙印。赋产生于南方楚国，原本就具有南国人文独特的神秘诡谲、绮靡华采的风韵，又以体物为其特色，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更广泛地吸收融合策士纵横游说的雄肆恢宏、铺张扬厉的语言表达技巧。而到汉代，继秦以后政治上所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再加之思想上所实行的相对宽松的政策，愈加促进了文化上的吸收融合，为其形成骈散整饬的体物大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例如西汉伊始，高祖时的陆贾，即以纵横家的身份作 骋辞之赋 （刘师培《论文杂记》）。陆贾赋虽已不存，但从其《新语》十二篇中那富赡宏丽的词藻、排比铺陈的声势、抑扬铿锵的韵律，差可想见其所作之赋的形制规模。　　从高祖时纵横家陆贾的 骋辞之赋 ，到景帝时也为游谈之士的枚乘所奠定的散体大赋，数十年中汉赋趋向成熟的发展轨迹，大体可以理出这种历史必然的自身规律性。　　第二，汉赋繁盛又是时代需求的必然。西汉初期从高祖统一开始，就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经惠帝、吕后抵 文、景之治 ，政治上更采取 无为而治 的黄老之说，于是六十多年间生产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以致经济繁荣，人口蕃殖，国库充裕，工商业也极为兴盛，有钱达一万万的富商大贾不乏其数，为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武帝之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正是凭借如此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位五十多年中，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南征百越，东至高句丽，大大开拓了疆域，使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也从来没有这样统一过。帝国威仪，如日中天，中华文明，广泛四布，甚至沿丝绸之路远远地放射到万里之外的印度、波斯、罗马。在这时期，自有一种空前高昂的民族精神、大气磅礴的时代气质，而这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气质，是一定需要一种文学形式将其形象地显现出来的。因此，以前传统的以纤细地言志抒情为特色的诗歌及以忧思悲慨为特色的骚体赋，显然就不适于表现这一内容了，而以宏放地状物叙事为特色的散体大赋，则无疑更切合时代的需要，遂得以进一步发展。　　第三，君主贵族的大力提倡也为散体大赋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汉统治者为了表示皇帝的至高无上、皇权的赫赫威仪，在宫殿苑囿的建筑上，力倡恢宏阔大、富丽堂皇之气派。高祖时就以 非壮丽无以重威 ，修建未央宫；文、景之后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物产丰茂，则更加以巨大的规模兴造动工，武帝时不仅兴建了甘泉宫、上林苑，其他离宫别馆也使其 穷年忘归，独弗能遍.除此，他们的生活也越发奢侈，声色犬马、田猎巡狩日甚一日。在寻欢作乐的同时，他们又需要歌功颂德的文学以愉耳目、适快意。这正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 至于武、宣之世 ，为了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月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甚至当汉宣帝愉悦于王褒等赋家歌颂，而 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 时，宣帝则先引《论语》中孔子的话：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然后再说： 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予以肯定。因此善于状物叙事的散体赋，自然规模更加走向宏大，愈发铺张扬厉、典雅富赡，并且一时成为文士的进身之阶，吸引了众多有才华的作家呕心沥血，竞相制作。如果说文帝、景帝崇尚俭朴，不好辞赋，枚乘等大赋作家集中于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大贵族门下，那么到武帝时尚宏丽，赋家就纷纷从吴楚走向长安，从王府进入宫廷，赋作也渐由颂扬掩讽谕，以至 劝百而讽一 ，成为汉代最时兴的文学样式。人们从　　　　　　汉武帝即位就以安车蒲轮征召枚乘，以及随后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乃至汉宣帝时王褒、汉成帝时扬雄等等，是怎样因为献大赋而得官，即可知大赋在汉代所占据的煊赫的文学地位了。　　（二）西汉前期赋的创作　　西汉前期，自高祖、惠帝、吕后、文帝至景帝，历时六十多年，是汉赋的肇始期。在这一期间，由于文化政策相对宽松，优待士人，一改秦代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焚书坑儒 的暴虐，故而使战国后期从楚国开始兴起的赋体文学，得以利用四海统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机，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发展。但是，又由于继亡秦之后，百业凋弊，百废待兴，社会经济曾极度困窘，正如《汉书？食货志上》所说： 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所以当整个社会皆处于如此严重的饥馑之中时，自然是不可能谈得上文学发展的，即使 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 ，也仍然远远未能解决问题；到文、景之治，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才逐渐形成富庶繁荣景象。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相应，赋体文学也必然是走着一条相对渐进的道路。另外，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道家黄老 清静无为 ，以省俭为本的思想。这种政策注诸文学，固然不会扼制汉赋的兴起，也不可能为以 铺采摛文 为特点的大赋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优裕的条件与丰厚的土壤。鉴于上述，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因此有的文学史家称： 汉初，……只可算是辞的时代，而不是赋的时代①。 是基本合乎实际的。　　汉初之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家，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以及未具名的淮南王门下群臣宾客，作品共一百七十二篇。其中陆贾三篇、朱建二篇、刘友一篇，刘安八十二篇已全部亡佚，无法具论；余下四家之作虽也不全，然毕竟尚可窥豹一斑。　　１。贾谊贾谊（公元前２０１- 前１６９年），洛阳人。聪慧好学，年十八，就以能诵诗书善属文闻名于郡中。当时河南守吴公曾将他召置门下，十分喜爱。汉文帝初年二十余岁时，由于吴公推荐，以精通诸子百家被召为博士。虽年少，因每次诏令议事，皆能出诸老先生之上，而深受文帝器重，遂破格迁升，一年之内官即至太中大夫，随侍宫廷，唯诏命所使，掌论议。此时的贾谊少年得志，意气昂然，奋发有为，在政治上、经济上，为维护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多有建树。于是文帝议以他任公卿之位，但却由此触发了贵幸重臣积于心中的忌恨，不仅时任右丞相的绛侯周勃、任太尉的颖阴侯灌婴以及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纷纷诋毁他 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而且文帝身边十分亲幸的奸佞邓通之流，也乘机进谗，致使文帝对他疏远，不再用他议事，并很快将他谪出朝廷，远调为长沙靖王吴差的太傅。四年之后，虽被召回，但毕竟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又被任命为文帝少子　　　　　　梁怀王刘楫太傅。这时期贾谊尽管针对政事数上谏言，但并未起多大作用 .不上几年，梁怀王因坠马死，贾谊遂自伤作为太傅有失职责，哭泣而卒，享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所作赋，《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七篇，至今所见则为四篇，计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吊屈原赋》、《鵩鸟赋》、《惜鸟赋》二篇，《楚辞》所收《惜誓》一篇，《古文苑》所收《旱云赋》一篇。此外，《艺文类聚》卷四十四乐部四以及《古文苑》卷二十一皆录贾谊名下的《　　 赋》残文，分别为七句三十九字、六句三十六字。姑不论《　　 赋》是否为贾谊所作，只此数句残文，而且《艺文类聚》与《古文苑》又多牴牾，已经失去考评价值。《楚辞》所收《惜誓》，虽然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清代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是贾谊的作品，但是去贾谊未远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毕竟早已指出 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而疑不能明 ，历来都不能确切判定为贾谊作品，况且形式上完全摹拟屈骚，内容上也无新意，不少词句都袭用《吊屈原赋》，被朱熹《楚辞辩证》视为 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疾痛而强为呻吟者 之列，故可不论。这样，贾谊赋现在实际上只有三篇是可靠的。　　贾谊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志向远大，思想敏锐，见识深刻，是勇于革故鼎新的政治家。正当他以过人的才学识量深受皇帝器重，功业发展如日上中天的时候，却遭到了小人谗毁、权贵忌害，以致无端被逐，远贬长沙。如此人生际遇的蹭蹬，自然使他陷入忧思悲慨之中，因此在去往长沙国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渡湘江之时，忆想到楚国先贤屈原当年忠耿忧民，同样亦因受佞臣谗忌而不见信楚王，被流放湘沅，最后自沉汩罗的惨痛事实，不禁悲哀伤悼。在凭吊自己所敬仰的往昔仁人君子不幸遭遇的同时，更发思古之幽情，沉郁自伤，遂追步屈骚的余韵，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吊屈原赋》。　　全文如下：　　①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　　鸱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于嗟默默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　　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兮，固将制于蚁蝼。　　此赋前段正文集中对屈原 遭世罔极 、 逢时不祥 而 独离此咎 ，由衷地表示深沉痛切的惋叹和悲悼，同时在对导致屈原人生悲剧的楚国政治那种贤圣逆曳，方正倒植 的强烈抨击中，也宣泄了自身遭受谗陷， 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 的抑郁愤懑。对屈原的寂寞身后，贾谊以自己的作品第一个表现出了心通神会。继而在独出心裁甚至篇幅超过了正文的 讯 词尾声中引发了自身的感慨，表现出激昂而耐人寻味的抗争。对于在这里贾谊看似怨屈原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 表示 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应该如 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 两千多年来议者每以为贾谊心胸不如屈子 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忠贞崇高，而不乏责难，甚至由此贬损此赋少得屈心。实际上这种批评往往忽略了贾谊与屈原所处的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理想志向、价值观念。屈原生当战国，诸侯纷争，作为楚国王室贵族，对于国家社稷的认识是相对狭窄的；而贾谊生当大汉，四海一统，较之整个天下，诸侯割据本应削弱，这在他贬长沙前的《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及回长安后的《陈政事疏》等皆有剀切议论。 彼寻常之汙渎兮，岂容吞舟之鱼！ 在屈原，忠于一楚国，或可不能做此想；而在贾谊，以天下之大，九州之阔，自然不甘拘于一隅受肖小 蚁蝼 之 制.而本为 骐骥 ，反受昏王佞臣 系羁 ，形同 犬羊 ，乃至于悲叹 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 愤而 自沉 ，这不正是屈原惨绝人寰的人生悲剧之所在吗！百年后的贾谊，当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又向前迈进了之后，能够从精神上反思出 逝而去之 ，以示对丑恶势力决绝的抗争，不正是体现出了更加积极彻底地捍卫真、善、美的人格尊严的观念的进步吗？屈原在《离骚》中已经深沉地呐喊过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而且在最后慨叹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 之后，也确曾表示 又何怀乎故都？ 以此论之，贾谊心灵上所迸发的决绝的抗争，何尝不是两代贤人百年求索的精神的结晶！由于品格、际遇的诸多相似，贾谊较之后世深受儒家礼法观念桎梏的封建文士，更与屈原心心相通，所谓 湛思邈虑，具有屈心.刘勰《文心雕龙？哀吊》说： 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覈，辞清而理哀 ，可说是深知贾谊者。　　由于时代所限，屈原的求索，最终只能是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以生命殉理想。这是时代的悲剧，令人扼腕，亦催人奋进。　　而贾谊的决绝，却又只能是表示为精神理念上一时耀眼的火花，在行动上还不可能有与之相应的任何积极举措。这样，谪居长沙的漫长岁月，就必然使他陷入痛苦的矛盾中而无法自拔，于是在不堪忍受的抑郁寂寞支配下，寿命不永的不祥思绪时时以生的悲哀与死的恐惧剧烈地激荡折磨着他，不禁自伤自悼，并试图寻觅解脱，于是创作了另一篇重要的《鵩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　　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曰 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 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 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槃物兮，坱轧无垠。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凭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系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遗物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淡乎若深渊之静，氾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在这篇赋中，贾谊以当地楚人俗称为 鵩 的不祥之鸟山鸮（猫头鹰）　　偶然飞入其室，停落他的座位近旁为契机，在疑惧不安的精神状态下，幻化出与鵩鸟的对话。这一时期贾谊在忧郁困境中，受到颇为时行的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对自然、社会、人生诸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于哲理的探索，一方面苦苦地试图对自己的遭遇、处境寻求合理的解释：从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大专（钧）槃（播）物兮，坱轧（圠）无垠。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 等等辞句中，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吸取了道家发展、变化的宇宙观，积极渴望摆脱厄运的困扰；另一方面又从中不可避免地落入了道家哲学中的不可知论： 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 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 于是必然导向了虚无： 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 结果依然无法摆脱。因此，只好消极地从通人大观，物无不可 ， 大人不曲，亿变齐同 ， 至人遗物，独以道俱 ， 真人淡漠，独与道息 ， 德人无累，知命不忧 的虚幻中，以无可奈何的释知（智）遗形，超然自丧 来自我麻醉，自我安慰。然而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是始终存在的。从贾谊对黑暗的恶势力强加给他的苦难厄运的抗争，到无法克服时代的局限、自身的软弱，而不得不违反奋发进取的初衷，向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的消沉逃避，勾画出了两千多年前封建专制社会中，无数正直耿介、清操自守的文人遭受创痛的心灵历程，既显现了属于贾谊的个性，又具有普遍的共性，令人嗟叹，令人回味。　　《鵩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尤为值得注意。它虽然仍 声多类骚 ，但与《吊屈原赋》相比较，其 述主客以首引 ，采用对话，语言为大体规整的四言，多排句，可以见到已经融汇荀况赋体，而从楚辞中嬗递出来，完成了散体汉赋的前期形制，因此是汉赋发展过程中现存最早的一篇独立成新体的重要作品。从这个意义　　上说，贾谊也是开创汉赋的第一位大家。　　贾谊的《旱云赋》以其强烈的现实性，更成为汉赋发展长河中极其少见的优秀篇章，尤为引人瞩目：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云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　　运清浊之澒洞兮，正重沓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相抟据而俱兴兮，妄倚俪而时有。遂积聚而合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若飞翔之纵横兮，扬侯怒而澎湃。正帷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终风解而雾散兮，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　　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炤炤而无秽。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　　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耨耨而下泪。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　　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　　嗟乎！惜旱大剧，何辜于天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兮，以郁怫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　　查《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间，只记载了 九年（公元前１７１年）春，大旱。 和 （后元）六年（公元前１５８年）……夏四月，大旱，蝗。 可见旱情的严重。而后元六年的那一次，贾谊已去世十一年；九年春的大旱，又与赋中所说： 惜稚（幼）稼之旱夭兮，离（遭）天灾而不遂。 完全相合。因此，可以断定《旱云赋》作于汉文帝九年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时。　　此赋开篇即以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 点题，义正词严，悲慨万端；继而用铺叙，生动而真切地描写了密云虽积聚然终又消散不雨的景象，心情沉郁而焦灼；接着则正面表现了 煎砂石而烂渭 、 畎亩枯槁而失泽 的严重旱情，以及农夫 释其鉏耨而下泪 的悲伤愁苦。对此，作者在忧虑痛楚之时，难能可贵的是并没有仅仅停止在就事论事、悲天悯人上，而是以政治家见微知著的卓识，将时与政密切联系在一起： 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 极深刻地揭示了统治者的人治弊端，是加重天灾，使百姓陷入苦难的本质根源。最后则面对大旱，愁肠百结，痛斥天地鬼神无恩寡德、不仁不信，遂将其忧时伤政、关切民瘼的感情淋漓尽致地宣泄无遗。　　统观汉代的赋体文学，骚体赋一般共同的主题皆为抒写志士际遇的忧思悲慨，所谓言志抒情，感士不遇，而散体赋则一般铺采摛文，揄扬颂功，但有讽谕，其效果也大抵劝百讽一。像贾谊《旱云赋》这样，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直接表现现实的灾害与政治的失和给百姓带来的巨大苦难，哀民生之多艰，其境界之高，可谓仅有。　　２。枚乘贾谊是以政治家兼文学家，故所作之赋主情志而不尚藻饰， 文洁而体清 （《文心雕龙？体性》），即便是其奠定了散体汉赋初期形制的《鵩鸟赋》，也依然表现为 致辨于情理 ，思胜于辞。而二十余年后枚乘以游谈之士而为文学家，所作之赋才充分显现了 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的散体汉赋的特点，使之成为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的全新的文学体裁，脱离楚辞余绪， 与诗画境 而成熟。　　枚乘（公元前？- 前１４０年）字叔，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文帝时，吴王刘濞招四方游士，枚乘遂仕吴，为郎中；曾上书谏吴王，不听，于是离吴至梁，从游于梁孝王刘武。景帝即位后，召为弘农都尉；因不乐郡职，称病而辞，复游梁。待梁孝王病薨，遂退归淮阴。武帝为太子时就闻枚乘之名，及即位，就以安车蒲轮征之，然枚乘已年老，未至长安而卒于道中。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有九篇，然现在枚乘名下仅存三篇，为载于《文选》的《七发》、载于《古文苑》的《梁王菟园赋》及《忘忧馆柳赋》。　　其中《梁王菟园赋》曾被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为 举要以会新.但文字已错脱不可理，近世虽经黄侃校释，勉强可通，但为《古文苑》作注的宋代章樵早已疑曰： 乘有二书谏吴王濞，通亮正直，非词人比。是时梁王宫室逾制，出入警跸，使乘果为此赋，必有以规警之。详观其辞，始言苑囿之广，中言林木禽鸟之富，继以士女游观之乐，而终之以郊上采桑之妇人，略无一语及王，气象萧索。盖王薨、乘死后，其子（枚）皋所为，随所睹而笔之。史言皋诙笑类俳倡，为赋疾而不工。后人传写，误以后乘耳。 究竟如何，已难考定。至于《忘忧馆柳赋》，最早出自晋代葛洪《西京杂记》，文词骈俪，而且两处不避汉惠帝刘盈之讳，故被认为是后世伪托之作。这样，枚乘赋传下来的只有《七发》一篇了。《七发》是假托楚太子有病，而吴客前往探视，以客、主二人问答的形式铺写而成。其内容是从自文帝到景帝汉代的王公贵族日益奢侈腐化，精神状态也日渐萎靡颓唐的现实出发，通过对大量富于典型意义的腐败现象的具体描述，向统治者痛下针砭，并积极地提出以 要言妙道 为其解救的方法。全文篇制弘阔，长达二千多字，是首先出现的第一篇名符其实的散体大赋，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所谓《七发》，《文选》李善注为： 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 全文共分八段，第一段写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 ，指出太子之病，源在于生活过分地侈靡安逸，所谓 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膬（脆），脭脓肥厚；衣裳则杂遝曼暖，■烁热暑。……且夫出舆入辇，……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燕，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 长此以往， 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 进而提出 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也。 也就是用思想启发、振作精神的办法来治疗。这一段是全篇的基础、立赋的宗旨，思想性最强，可谓痛下针砭，一针见血。待楚太子表示： 仆愿闻之。 之后，从第二段至第七段，吴客就分别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六种事，由静而动，由近及远地一步步启发太子，诱导他改变生活方式。这六段虽然并不是作品的中心思想之所在，但却是全赋的主体结构。作者以铺张扬厉之法，细致精工地描绘了许多贵族生活富丽堂皇的场面和情景，同时又寓明显的讽谕和劝戒，在艺术上不仅藻饰盛丽，颇具音律之美，而且还不显雕琢堆砌。其中第七段观涛描写广陵长江大潮的奇观，历来被称为最精彩的一段美文。文中先写大潮到来之前已足以使听者心动向往的江水混浩荡漾之态： 怳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傥兮，浩瀇漾兮，慌旷旷兮。……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纷纭其流折兮，忽缪往而不来。 继而再写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 的壮伟景观：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晲，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　　訇隐匈■，轧盘涌裔，源不可当。…… 如此声势威貌，极尽夸张、渲染，确如方伯海所评： 心思魄力，凿险洞幽，神技也，亦绝也。 （引自《评注昭明文选》）像这样描写景观的词采声色，是枚乘之前从未有过的。　　然而对以上六种事物活动，楚太子依然不能 起而观之 ，于是最后第八段即顺势写吴客适时揭出第七种事： 将为太子奏方　　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 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 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所谓 说到精论，更无容费词.表现出以精神修养克服物欲的主旨，从而结束全篇。　　枚乘《七发》对后世汉赋创作的繁盛有很大影响。这不仅如前人所指出的第二段写音乐 虽只二百字，而实具《子虚》规模，　　后来箫、笛、琴赋祖此.第五段写游观 内具七种意思，山川、辞赋、宫馆、鸟鱼、草木、声伎、女色，次第铺叙，绝紧严，而造语更工妙，是《高唐》、《子虚》缩体 （《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而且致使 七 也成为一种特定体裁，西晋傅玄在《七谟序》中说：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　　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常（融）、张平子（衡）亦引其源其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奢而托讽咏，扬辉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 直到魏晋，还有曹植作《七启》、左思作《七讽》等等，南朝梁时，卞景居然汇集 七 体作品成《七林》十　　卷，可谓洋洋大观。然而皆不如枚乘《七发》，所以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说：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 ３。庄忌及淮南小山汉初文、景时期，沿楚辞余绪创作骚体赋并有作品传世的，在贾谊之后还有庄忌以及淮南王刘安诸宾客淮南小山。　　庄忌，吴地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与枚乘同时。曾先后为吴王刘濞与梁孝王刘武门客，世称庄夫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二十四篇，但大多不存，只留《楚辞》所收的《哀时命》一篇。　　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哀时命》是 （庄）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 哀时命' 也。 这　　种看法并不确切。实际上 时 即当今， 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 此 予就是自己，并非指屈原。这从篇中援引古代贤士高风亮节的 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汩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 中，可以清楚看出。因此，庄忌此作，是在哀伤自己虽然 志怦怦而内直兮，履绳墨而不颇。执权衡而无私兮，称轻重而不差。……形体白而质素兮，中皎洁而淑清。 但是却生不逢时，颠沛流离，一直沉于下僚，不过寄贵族篱下作清客，无由施展才智，以致 老冉冉而逮之 ，白白虚度时光的人生际遇。因此，他对当时社会美丑不辨、贤愚不分， 璋珪杂于甑窐兮，陇廉与孟娵同宫 ， 释管、晏而任臧获兮，何权衡之能权！ 的不正常、不健康、不合理的现实深感不满，故而 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 强烈而真挚地表达了当时很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心苦闷和抗争。这样的内容题材又是汉初骚体赋最适于表现的，所以《哀时命》大体上完全模拟《离骚》的形式，尽管在艺术上没有多少创新的意向，然而在感情的宣泄上毕竟较真切、沉实，非一般无病呻吟者所能比。　　淮南王刘安（公元前１７９- 前１２２年）及其门下臣僚宾客也是这一时期赋的重要创作者。《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安赋八十二篇，但均已不存。人们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说当武帝命他做《离骚传》时，能 旦受诏，日食时上 ，而且其中以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给予极高评价，可见他对屈原楚辞不仅极其熟知、擅长，而且倾心推崇，故而推测他的赋必为追步屈原的骚体；另外，淮南王宾客目前仅存的署名为淮南小山的一篇《招隐士》，全为屈原《九歌》笔法，以上下大抵所好同一声气，也可证明这一推测是有道理的，故而萧统《文选》径直将此篇标为刘安所作。　　淮南王臣僚宾客的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四十四篇，现除淮南小山《招隐士》收在《楚辞》中之外，余皆不存。关于淮南小山，最早见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称： 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 ，或称' 大山' ，…… 近世学者多以为类似现在的集体笔名。　　关于《招隐士》，《楚辞章句？招隐士序》认为是 （淮南）小山之徒悯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 但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则认为是 义尽于招隐，为淮南招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悯屈子而章之之意。考其文意，王夫之的见解更符合实情。　　此赋采用铺写手法，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荒山谿谷的凄凉幽险：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层波。　　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极其成功地渲染出令人怵目惊心的艺术氛围，显现隐士幽居的寂寥艰危，急切地表达 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的意向，感情浓郁，意味深长，音节和谐，优美动人，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很高的美学价值，历来为人所宝重，堪称汉代骚体赋的精品，故王夫之评赞道： 其可从类附《离骚》之后者，以音节局度，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虽志事各殊，自可嗣音屈、宋 ， 其辞致磅礴弘肆，而意唯一致，真得骚人之遗韵.　　（三）西汉中期赋的创作　　西汉中期从武帝经昭帝至宣帝，九十余年间是汉赋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由于积七十余年休养生息的持续发展，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思想观念也趋向杂儒霸的舆论一律。与此相应，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并形成风气，因此上自皇帝，皆喜爱最适于形象地再现这种时代风气的赋体文学，从而给予大力提倡。这样就为赋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土壤，很快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文士为之呕心沥血，殚思竭虑，驰骋才华，于是迅速出现了繁荣景象。仅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依照刘向在成帝时经过审查筛选， 论而录之 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赋家和九百三十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就占了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枚乘《七发》所展示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而继楚辞余绪的骚体赋则退居支流，为世所轻了，所以这时才真正是赋的时代。　　１。司马相如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赋家是司马相如。正是他将枚乘《七发》所开创的散体大赋发展到定型的极致，使得以后的创作从总体来看，大抵皆不能出其圭臬。　　司马相如（公元前１７９？- 前１１８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年时即好读书，有文才志向，初名犬子，因追慕战国蔺相如义而有勇的为人风范，故更名为相如。以家产仕为郎，景帝时任武骑常侍。由于景帝不好辞赋，故因病去职。客游于梁，作《子虚赋》。梁孝王死后，回归家乡。武帝即位，喜其《子虚赋》而征召，又作《上林赋》以续《子虚》，被任命为郎。曾奉使巴蜀、西南，对安定、开发西南边地有所贡献。在此期间，也曾针对朝廷政事及武帝放纵，多有所讽谏，但颇不得志，而且遭受诽谤，故常称病闲居。　　后为孝文园令，又因病免职，不久卒于家。　　《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的赋有二十九篇，然而多数已不存。现在能见到的有《史记》本传中的《子虚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另外还有《文选》中所收《长门赋》，《古文苑》中所收《美人赋》以及《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梨赋》、《北堂书钞》引《鱼葅赋》、《玉篇？石部》引《梓桐山赋》片断。其中《美人赋》从内容到结构，全为模拟被称为宋玉所作的《登徒子好色赋》，历来有人怀疑并非是司马相如的作品；《梨赋》、《鱼葅赋》、《梓桐山赋》皆不过零言片语，无从析论。　　就目前司马相如所存之赋来看，《子虚赋》是最成熟的汉赋，堪称其代表作。据《史记》，此赋包括《子虚》和《上林》两部分。《子虚》作于景帝朝客游梁孝王时，而《上林》则续成于武帝朝被征召时。司马相如自己表示赋中的'子虚' ，虚言也，为楚称；' 乌有先生' 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 无是公' 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 也就是说，此赋虽然前后相隔数年才完成，但是经过艺术构思，先是虚构出楚国子虚、齐国乌有先生两个人物互相夸耀、责难，再虚构出无是公更极力铺陈渲染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射猎盛举的宏大，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这样就既颂扬了大一统中央皇朝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精神，也对诸侯、天子侈靡享乐，耽于游猎，提出了规劝讽谕。　　此赋的前半 子虚 部分，讽谕性更强一些，表现出作者在政治上维护王朝统一，反感诸侯割据坐大的进步思想。梁国之地在战国后期曾主要分属齐国、楚国，所以虚构出楚之子虚、齐之乌有先生，在地缘上是恰切的。另外，当时发生过的七国之乱，主要是盘据吴楚与齐地的诸侯反叛，而梁孝王刘武参与平乱后，居心叵测，在窦太后的支持下，不仅 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　　 ，拟于天子。……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汉书？文三王传》）。　　而且招延四方豪杰，重用羊胜、公孙诡，一心想当皇帝了；当武帝刘彻被立为太子后，甚至派人刺杀反对此事的朝廷大臣十余人。司马相如游于梁孝王数年，耳闻目睹，对此当然是清楚的，所以他在借子虚之口，炫耀楚国云梦湖山的辽阔崔嵬、禽兽的珍奇凶悍，以及楚王射猎的豪举侈靡之后，立即又借乌有先生之口斥责他 是何言之过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 而且在夸饰齐国海山茫茫， 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 之后，又表示 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 ，以示安分，这就明显是针对梁王的所作所为，在委婉曲折的言词中有感而发的了。正因为这样，深爱辞赋同时又雄才大略、唯我独尊的汉武帝读到后，才极为欣赏，甚至慨叹： 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当听到担任狗监的蜀人杨得意说： 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 立即召问，而引出后半 上林 部分的续作。　　如果说 子虚 部分作者是以游客的身份针对僭越的诸侯，尽管不能不用曲折的手法、委婉的言辞，但毕竟意在于讽；然而 上林 则是以在仕宦上不甘寂寞的才士初次面对皇帝，因此其创作主旨自然在驰骋才情、歌功颂德上，于是便极力颂扬天子富有四海、无上至尊，卒章显志的规谏，也是以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 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 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 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即以天子自悟而主动革弊利政的方式，更加委婉地表达明智的主张，故而使一代雄主的汉武帝阅罢大悦。　　《子虚赋》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不仅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文学创作的方法作了有益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作家的创作活动，如何充分运用艺术虚构，去对具体的客观事物进行细致形象并独具特色的艺术加工，使其更有典型意义和审美价值。而这在当时还是全新的课题，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供借鉴。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曾主张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这就是著名的 赋心说.它虽然指的是赋，实则对文学有普遍意义。《子虚赋》则是此一美学理论第一次自觉的艺术实践。如对上林苑的描绘：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丰、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于是乎崇山矗矗，＞？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差。……于是乎周览汜观，缜纷轧芴，茫茫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Ｃ属，步櫩周流，长途中宿。夷嵕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楯轩。……　　那八川分流，崇山崔巍的宏大雄伟的声势气魄，那宫殿楼馆、高廊曲阁的壮丽豪华的堂皇规模，确实足以压倒齐、楚诸侯，张扬天子的无上尊威。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年）所兴建的上林苑，原本就极为辽阔宏大，占地东起宜春，西达盩厔，绵延一百五、六十里，北靠阿房宫旧墙，南与终南山相连，纵贯亦六、七十里，包山括水，林麓丰衍，作为巨型皇家苑囿，可谓空前绝后。将如此规模的客观场景从总体上艺术地再现出来，在两千多年前除以 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为其创作特点的汉赋，没有第二种文学形式；而赋家倘若缺乏 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的艺术修养和凌云健笔，也不可能成功。司马相如在富于独创性的精妙构思中，以深厚的艺术积累，发挥过人的想象力，驰骋才情，通过铺排、夸张、比喻、渲染、对照等多种艺术手法，完成了这一长达三千五百多字的赋体宏篇巨制，取得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遂将汉赋推上了艺术发展的顶峰，不仅表现了对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的维护、对高亢的时代精神的感受以及在封建专制皇权的重压下对统治者侈靡现象的不满和巧妙规戒，而且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高度评赞司马相如 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越汉代.《子虚赋》在体物文学出现的初期，在描绘浩大而复杂的场景上，也毕竟存在着不成熟的的缺欠。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结体庞芜，不够精练，少有尺幅之中具万里之势的气度。第二，竭力铺叙，往往句式重复堆砌，如子虚夸饰楚之云梦： 其山则……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则……其南则……　　其西则……其北则…… 行文有板滞之嫌，不够活泼灵变。第三，为追求新奇，使气骋才，好用生僻怪字，甚至搜罗相同偏旁部首的字，致使文章幽晦难读，《文心雕龙？练字》转用曹植的话批评说： 趣幽旨深，读者非师傅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 而这些缺欠一旦被后学者也当做祖法的典式去摹拟仿效，势必泛滥有加，酿成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