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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的历史-5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字数:65617 更新:2023-10-09 10:41:58

轻重 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随着春秋时代金属货币的使用而产生的。  它通过货币的轻重来分析货币价值及其对市场的影响。由于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到西汉文帝时, 轻重 已被人们用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货币与商品的比价问题。贾谊就曾提到国家垄断币材 以御轻重 ,达到平抑物价、增加财政收入、打击商人等目的,表明这时轻重论思想已有重大进展。至于成熟而完整的轻重论学说,记载在《管子》轻重诸篇中。可见轻重论是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历代积累,由人们共同创造的经济思想成果。当然,生活在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是轻重论学说的集大成者和全面执行者。当时由桑弘羊提议并付之实践的盐铁、平准、均输等政策,其理论基础就是轻重之学。  桑弘羊在《盐铁论》中,充分阐明了自己的经济观点,他作为商人的后代,非常重视工商业的作用。桑弘羊认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各种各样的 养生送终之具 ,必须 待商而通,待工而成.如果没有工商业,就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满足不了社会生活的需要, 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 (《本议》)正因为如此,桑弘羊认为工商业也能使国家致富, 富国非一道 ,不一定非搞农业不可, 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力在势居,不在力耕.(《通有》)这就是桑弘羊轻重论思想的主要根据。  桑弘羊作为封建国家的财政当权派,主张由国家 塞天财,禁关市 ,垄断山海之利,垄断铸币和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以取得支配社会经济生活的轻重之势,使 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力耕》)然后由国家利用轻重之术,即通过控制商品、货币流通等经济手段,在国内排斥富商大贾, 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 ;(《复古》)在国外则损敌国之用,使 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 ,实现富国除害的双重目的。  同时,桑弘羊还提倡扩大消费,认为 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 , 不可大俭极下 ,他引用《管子》的话说: 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斯出,无黼黻(fǔfú,音府服,祭服上的纹饰),则女工不施.主张通过 节奢刺俭 (《通有》)来加速官营工商业的发展,使轻重之术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而且,桑弘羊还把官营经济事业扩展到农业领域,赞同广兴屯田, 置任田官以赡诸用.(《园地》)显示出他对轻重论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轻重论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桑弘羊的充实和推广,已扩充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它是以东方法家——管子的思想为主,兼融各家思想的结晶。轻重论主张由国家广辟财源, 不赋百姓而师以瞻 (《非鞅》)的思想,它关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不可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必须运用经济规律等思想,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对后来的两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轻重论强调流通而不重视生产。认为 富国何必本农 ,(《力耕》)只要通过轻重政策控制流通领域就能起决定作用。因而在理论上颠倒了主次关系,付诸实践也会妨碍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外,轻重论过分地夸大了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反作用,主张由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 有计划 的全面干涉,从而限制了市场价值规律的自然调节,势必给经济发展,给国家和人民都招来不良后果。汉武帝时期全面实行轻重政策的社会效应,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上述情况。  3。从董仲舒到《盐铁论》董仲舒(公元前179年- 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专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举贤良对策后,任江都王相,又迁胶西王相,不久辞职家居。他是汉代新儒学的创始人,其经济思想史料散见于《汉书?董仲舒传》、《食货志上》等,集中于《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生活在文、景、武帝时期。面临当时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着眼,提出了 调均 社会财富的思想。《春秋繁露?度制》说: 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以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可见董在财富分配问题上丰富发展了儒家的中庸观念。他的经济思想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总是依仗权势侵吞大量的社会财富,率先破坏各阶级阶层占有财富的均衡状态,所以董仲舒在试图 调均 财产分配比例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统治阶级方面。他提出 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 (《度制》)的原则,限制封建官吏 因乘富贵之资力 ,非法占夺劳动人民的财产。而且要求封建国家也不要与民争利,使 盐铁皆归于民.吁请统治集团 省宫室,去雕文,举孝悌,恤黎元 (《五行变救》), 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同时,董仲舒又针对官豪地主广蓄奴婢、兼并土地之风,提出 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 ①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首创 限田限奴婢 的主张。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 利均布,防止出现 富者奢侈羡溢 ,骄而僭越; 贫者穷急愁苦 ,铤而走险的失控局面。  董仲舒认为,人们都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关键在于封建政权对人们的欲望进行正确的引导。他希冀封建君主 常以爱利天下为意 (《立元神》),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利益。故董仲舒提出调节各阶级经济关系的前提是: 富者足以示贵 , 贫者足以养生 ,反映出当时封建统治集团积极进取、勉强事功的精神。为了使人们节制非分的贪欲,董仲舒建议采取以教化为主、刑赏为辅的手段进行劝导。他曾告诫封建统治者: 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即要求统治阶级遵循封建国家整体的大道理,不要只顾私人眼前的小功利。但并非苛求人们完全抛弃功利。仅是 不急其功 而已。这句话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却成为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改变了董的原意。  权衡他的义利观,不过是通过仁义道理来约束统治阶级,以便 调均 财利的适度分布,怎能 不计其功 呢?  ①   《汉书?食货志上》。  可知董仲舒的经济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兼融黄老、法家等学说,着重探究如何协调国家与国民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他既反对由国家全面干涉和控制经济生活,也反对放任无为的经济政策。主张从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 利导之 、 教诲之 乃至 整齐之 ,以把握社会财富在国家、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分配比例。因此,董仲舒在经济问题上所体现的整体观念、均衡原理以及民本思想,闪烁着新儒家经济理论的光辉。  但他的经济思想局限于财产分配领域,在如何进一步发展生产方面没有多大建树,而且他所提出的经济措施多理想化而少实用性,其贯穿在经济问题上的中庸思想以及经济从属封建政治的原则,也包含着一定的保守、封闭观念,这些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在那些正统儒家经济思想中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  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学,经常引用《春秋繁露》的语言作为立论的根据。他们的经济思想亦大多承袭董氏,且更具保守和教条化。《盐铁论?本议》记文学说: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què,音却,忠厚),民悫则财用足,足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这是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即开宗明义反对 与民争利 、请罢盐铁等,表明他们基本承袭董仲舒的思想。但他们围绕 罢盐铁 所阐述的理由,却偏离了董氏的原意。如贤良文学所谓 开仁义,毋示以利 的崇义贬利观点,就扼杀了董仲舒包含追功求利的进取精神。董氏虽然重视农业,但没有 抑末 的言论,他们却积极主张 进本退末.董氏反对统治集团挥霍浪费,在他们那里变成了 防淫佚、尚敦朴 的安贫乐道思想。可见这时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经济思想,把 圣人之道 当作教条,已明显趋向保守。  《盐铁论》一书由桓宽编次整理而成。桓宽,汝南人。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盐铁论?散不足》提到 宣帝建学官 ,说明此书是在宣帝死后,汉元帝时定稿的。盐铁会议留下的书面材料经过桓宽的加工润色,处处渗透着他本人的观点。《盐铁论》赞赏贤良文学的崇义贬利,进本退末、安贫乐道思想溢于言表,被诸史列入儒家类,充分反映了汉元帝时期儒学的守旧观念。自元帝以后,西汉政权重用纯儒,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完全确立,加上西汉王朝的经济开始衰退,更加重了经济思想界的沉寂和保守气氛。而且,从董仲舒就流露出的宜少近古 的经济复古思绪,也成为西汉后期的新动向。  五、西汉末年的社会经济危机和王莽经济改制的失败  (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流民、奴婢数量的增加  西汉初期,土地问题不太严重。自战国时代封建制度形成到西汉王朝建立,地主阶级产生的历史不长,且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尚未得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充分发展起来。在这期间,中国封建社会自发的经济规律——以土地买卖为基本形式的土地兼并,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而且,汉初经历秦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人口伤亡惨重,土地大量荒芜,阶级关系得到新的调整。  因此,当时除少数军功、官僚大地主外,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占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农户都拥有一块土地。虽然这时也存在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的现象,但尚有众多公田苑囿和官荒地可用来解决贫民的土地问题。另外,其时实行放任无为的经济政策,工商业的繁荣也拓宽了破产农民就业的门路。《盐铁论?复古》说: 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 故也使土地问题得以缓解。  经过70余年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自发的经济规律已显示其功能。因而到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问题严重起来。《史记?平准书》说: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这时西汉政权开始改变放任无为的经济政策,强行抑制兼并势力的发展,但所起的作用总是有限的。特别是汉武帝全面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富商大贾进行残酷打击,反而大大钳制了吏民就业的门路,迫使绝大多数人们都只能拥挤到土地上来,更加剧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局面。  其时社会人口的迅速增殖,也加深了土地危机。据有关资料推算,汉初人口约1400万,至武帝初年激增到3400万人左右。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的需求量自然增多。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大多围绕水土自然条件好的地带开垦。故到武帝时期,许多基本农业经济区已经地少人众。  《史记?货殖列传》说: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 ;邹、鲁滨洙泗……地小人众。 《后汉书?王景传》也指出:武帝元光年间,关东地区黄河沿岸已 缘堤垦殖,地狭人贫.《汉书?地理志》还提到 赵、中山地薄人众 等等。总之,当时 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①故数以万计的贫民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给封建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汉武帝凭借国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北击匈奴,经略西域、南夷等地,随之在占领区迁徒、安置贫民屯垦。史载最多一次迁往西北地带的贫民就达70余万口,曾一度缓和了内郡土地紧张的矛盾。但连年战争、开拓疆土耗费的巨大财力,又转加到内郡农民头上,沉重的赋税徭役致使更多的人破产流亡。《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曰: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 从此以后,西汉政权再也无力通过广辟耕地来解决贫民的土地问题。  由于武帝时期新辟的渠田、屯田达数百万顷,而连年战火又致使大量社会人口 流离物故 ,约从34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左右。因此,武帝末年全国耕地与人口之比约回归到文、景时期的规模,形成昭、宣中兴的社会基础,使土地问题一度缓和。但到宣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与人口再度增长(约达4000万口左右),土地又紧张起来,出现了 民多贫,盗贼不止 的社会现象。  ①   《盐铁论?未通》。  随着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西汉后期地主阶级已衍化为政治、经济、文化互为表里、盘根错节的强大社会势力,形成儒士、官僚、商人、地主四位一体,迫使西汉政权不得不屈从于地主兼并势力的既得利益,甚至停止实行抑制兼并、迁徙富豪的徙陵制度。汉元帝认为: 徙郡国民以奉园陵 ,致使 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 ①。他所说的 东垂被虚耗之害 虽非事实,而 关中有无聊之民 乃是实情。《史记?货殖列传》说: 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由于西汉后期历史条件已经变化,就是元帝强制推行徙陵制度,也只是把 兼并之害 从关东地区转移到关中地区而已。可见西汉王朝并没有抑制兼并的 久长之策.西汉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昭帝时就有人指出,当时贵族官僚广占良田,已使 民无所之.元帝以后,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成帝本人就在民间置大量私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公田之外置私田的皇帝。  丞相张禹 占郑白之渠四百余顷,他人兼并者类此,而人弥困.②一次张禹看中了平陵肥牛亭部的一处良田,成帝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居然下令把亭所迁往别处,而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丞相翟方进,因强占田地不成,竟把汝南郡的鸿隙陂废去,使陂下土地枯旱,不得收成。西汉后期,商人势力又重新抬头,发财致富的富商大贾,利用手中的资财大肆兼并土地,大商人秦扬就 以田农而甲一州 ①。在关东地区,情况尤为严重。由于元帝以后,西汉政府停止了迁徙豪富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政策,这更使一些地方豪强可以毫无顾忌地兼并土地。陈汤在给成帝的上书中就明确指出,自从西汉政府停止迁徙地方豪富以后,30余年间, 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②在地主兼并土地不断扩张的同时,西汉后期的流民问题和奴婢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由于地主的土地兼并,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土地,他们有的沦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或雇佣,更多的则是完全被抛出生产领域,成为无衣无食、辗转道路的流民。特别是遇到灾年,常常造成几十万、成百万饥饿的人群,四处流离求食。众多的流民为了死里求生,被迫将妻子儿女甚至自身卖为奴婢。结果,官私奴婢的数量大大增加。元帝时,仅西汉政府的官奴婢就达10万余人,贵族、官僚和富豪所占有的私奴婢数目更为庞大。甚至连成帝本人也 蓄私奴车马于北宫.③到了哀、平之世,奴婢数量激增的问题越发严重。流民和奴婢数量的不断增加,终于导致了西汉末年社会生产的严重危机。  (二)汉哀帝时限田限奴婢之议  西汉后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奴婢问题,引起汉王朝可怕的社会经济危机。为了拯救日薄西山的封建政权,汉哀帝时统治集团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婢的具体方案。  ①   《汉书?元帝纪》。  ②   《通典?田制》。  ①   《汉书?货殖传》。  ②   《汉书?陈汤传》。  ③   《汉书?五行志》。  早在西汉初年就已形成了名田制度。由于当时 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 ,①没有确定名田蓄奴婢的具体数量,只是按惯例实行等级名田。到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之害已很明显,董仲舒首先向西汉政权提出 限民名田 、废除奴婢专杀制度等建议,开创了解决土地、奴婢问题的新途径。虽然汉武帝没有认真采纳董仲舒的提议,但这时进一步明确了商贾不得名田的禁令,同时严禁强宗豪右田宅逾制。汉宣帝时颁行的《令甲》规定: 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②又《汉书?陈汤传》载,成帝时,陈汤提议: 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 可见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统治集团要求限田、均田、限奴婢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具体完整的方案。哀帝时期的 限田限奴婢之议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哀帝即位,有志于重振朝纲。适逢大司马师丹建言: 古者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数钜万,而贫弱俞困。 他认为只有限制豪富吏民名田蓄奴婢的数量,才能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解决面临的社会危机。哀帝听从了师丹的建议,下诏交给群臣讨论。不久,由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拟定了一个限田限奴婢的方案: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 , 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 ①。  当年,汉哀帝便下令正式公布,并规定: 期尽三年 ,诸侯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吏民可以将多余的田地和奴婢进行处理。如果到期仍然 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国家).所以,那些广占田宅、多蓄奴婢的豪富吏民,纷纷抛售田宅奴婢, 时田宅贾(价)为减贱.但也遭到了外戚丁氏、傅氏、佞臣董贤等人的反对和抵制。至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正当 期尽三年 ,限田限奴婢法案即将生效执行之时,董贤因告发东平王云谋反有功, 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②于是,限田限奴婢法案 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汉哀帝的限田方案未能推行,从而使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外戚王莽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新朝。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见《汉书?哀帝纪》如淳注;程树德《九朝律考》指出,《令甲》在宣帝时已颁布。  ①   《汉书?哀帝纪》、《食货志上》。  ②   《汉书?王嘉传》;其赐苑年代参看《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佞幸?董贤传》。  (三)王莽的经济改制及其失败  王莽,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他在青少年时代曾究习《礼经》,迷信周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常以周公自比。面临西汉后期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王莽凭借外戚的优势及其挽救危难的抱负,迅速登上政治舞台。元寿元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死,年仅9岁的平帝即位,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辅政。  他既拉拢贵族、官僚、地主和儒生,也注意收买民心,重视民间疾苦。他的儿子王获曾经杀害奴婢, 莽切责获,令自杀 ,①以表示对当时奴婢问题的关注。为了救济当时无田的贫民,王莽曾一次捐钱100万,田30顷。据说在他的带领下,豪富吏民230人捐献田宅,以口赋贫民。于是朝廷内外 颂声交作 ,有8000多人上书平帝,要求加封王莽为宰衡,上表颂德者竟达487572人之多。可见朝野上下对王莽抱有幻想。他正是利用这一时机,加快其篡夺皇位的步伐。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称 安汉公.五年,他毒杀平帝,立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称 假皇帝.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废掉孺子婴,自立为真皇帝,改国号曰 新 ,年号曰 始建国.接着,王莽在王舜、平晏、刘歆、哀章等人的协助下,为巩固新朝的统治,解决当时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古改制。  1。王田、私属制王莽一直注重西汉后期两大突出的经济问题——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  他首先从自身做起,把部分土地捐献给贫民,并严厉责罚家人滥杀奴婢的残酷行为。而且,他注意总结哀帝时限田限奴婢政策的成败得失,曾在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制定吏民奴婢、田宅之品。其后,他又 始令天下公田口井 ,逐渐形成解决土地、奴婢问题的新方案。王莽登上皇位后,开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下诏实行王田、私属制,决心进一步解决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 今更名天下田曰' 王田' ,奴婢曰' 私属' ,皆不得买卖。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所谓 王田 ,就是要恢复西周时代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土地国有制,模仿古代井田的形式,重新调配土地。凡一家男口不足8人而田地超一井(即900亩)者,必须把多余的田地分给亲族或乡邻。无田之家,按 一夫一妇田百亩 之制授给。所谓 私属 ,也出自古典,又称 家众 ①,地位高于奴婢。王莽试图通过禁止 王田 和 私属 的买卖及严惩违法者等措施,来缓解当时严重的土地和奴婢问题。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王田制并未抑制土地兼并,无地农民也并未得到好处。因 男口不盈八 是一个灵活的规定,从一口到七口都是 不盈八 ,只要家中有一男口的地主就可以占有900亩的土地,这样大地主完全可以用分家析产的办法,把土地化整为零,保留在一个大家庭之内。因此,大地主的土地很少被触动。既然不能触动大地主的土地,就不会有什么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所以 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实际上是一句空话。  王莽在不触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企图利用法令的形式实行土地国有制,取消土地的自由买卖,也是不现实的。它根本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而且也被社会的传统习惯和政治法律所不容。  王莽实行的私属制虽然有利于提高私奴婢的地位和禁止私奴婢的发展,但仍然保留官奴婢的存在。他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把大批反对新朝统治和违犯新法的人 没入为官奴婢 ,将其槛车铁锁,押赴长安,又乱点鸳鸯谱,强制 易其夫妇.这种官奴多到 以十万数 ,因虐待至死者十分之六七。  所以,王莽推行的王田、私属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反而阻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 使民弃土业 ,遭到 自诸卿大夫至庶民 的普遍反对,更加深了社会危机。于是,王田私属制颁行3年后,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在民怨沸腾声中宣布更改: 诸名食王田皆得以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但王田、私属之称仍然保留,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即王莽政权彻底崩溃前夕,才正式宣诏废止。  ①   《汉书?王莽传》。  ①   《左传?宣公十七年》杜预注: 私属,家众也。  2。五均、六筦制王莽为了进一步缓解经济危机,加强国家对工商业等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又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推行五均赊贷,同时 初设六筦之令.《汉书?食货志下》载王莽诏曰: 夫《周礼》有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 可见王莽实行五均赊贷制度的理论依据也是从故纸堆里找出来的。据说《乐语》、《乐元语》为河间献王所传,其中记载五均事宜: 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 得知五均为国家管理城市商业的制度,其目的是通过平抑市场物价以限制商人的剥削兼并活动,并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王莽政权推行五均的具体办法是:在首都长安的东、西市和洛阳、邯郸、临淄、宛等主要繁华城市,设立五均司市管理市场。由各市长兼任五均司市师,下设钱府丞一人,负责征收工商各业的税收,设交易丞五人,负责管理市场物价。各五均司市在每季度的中间一个月,评定出各种商品的标准价格,称为 市平 ,作为管理市场价格的基准。如果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 市平 一钱,五均司市即按市平抛售商品;如市场价格低于市平,则听任私人自行交易。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民间主要消费品,若市场上出现滞销,则由五均司市按原价收购,以防卖主亏本。  所谓赊贷,仍依据《周礼》泉府之职: 凡赊者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人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 就是由国家从事赊贷活动,以制止高利贷者的过度盘剥,使国家和人民各得其利。王莽政权进行赊贷的办法是:由五均司市的钱府丞兼管赊贷事宜。人民如果因祭祀、丧事需钱,可向钱府借贷。钱府以所得工商之税赊与,不取利息,但必须限期归还,因祭祀借贷者不得超过十天,因丧事者不得超过三月。人民如果因从事生产需钱也可借贷,按借贷者生产所得纯利润收取利息,年利率不超过10%。《汉书?王莽传》还说: 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 ,那么这种赊贷的年利率为36%,大大超过了10%的利率。①可见王莽所推行五均赊贷制度并非都抄袭古人,而是借鉴前人的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运用。特别是自汉武帝时期实行平准政策以来,国家对管理市场物价已积累了许多经验,因而能够使王莽的五均司市在原来平准政策的基础上,制订出更完善更具体的实施办法,并且把实施的范围由长安一处推广到几个主要城市。至于赊贷制度,更是王莽首次在封建统一国家推行。除了 收息百月三 的赊贷情况不明外,当时规定的赊贷利息较低或不计息,这对维护人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都是有利的。然而,所有官营经济活动的通病就在于设计得十分完美,一旦付诸实施即漏洞百出,王莽的五均赊贷制度也是如此。由于王莽任意改制,当时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和市场流通都被折腾得无法正常运行。因生产不足造成物资奇缺,因数易货币造成货币混乱和严重的贬值,于是市场物价持续猛涨。米价高达二千、五千或万钱一石,甚至黄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当时物价的上涨并非超过 市平 的一钱,而是陡然猛涨到市平的几倍,几十倍或上百倍。在这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市平的议定已毫无意义,五均司市根本不可能通过抛售物资来维持市平。这样,五均的市场物价管理办法就成了一纸空文。也许当时赊贷的生易比较兴隆,因为当时破产流亡的贫民实在太多了。但王莽政权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他们自己都是朝不保夕,哪里还顾得上劳动人民的死活。因此,五均赊贷只是新莽政权的如意算盘,它的推行除了使主管官吏乘机贪污作弊外,是没有什么好效果的。  ①   从这种借贷计月息及利率高等特点推测,可能为商业性贷款。  王莽推行的六筦(即管)制,就是由国家经营管理六种经济事业,即盐、铁、酒的专卖, 钱布铜冶 的铸造,名山大泽的税收以及五均赊贷。这种六筦制实际上是对农业以外的一切生产、流通活动进行统筹管制,也是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垄断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汉武帝时期,曾经由国家垄断铜资源和铸钱,并实行盐、铁、酒的官营制作和专卖。到昭帝时罢榷酤官,准许民营酿酒销售。王莽始建国二年,根据羲和鲁匡的建议,又恢复了官酒的酿制和专卖,其经营方法更加周密细致。  规定了官酒的制作、酒价的确定及其销售办法。具体过程是:官酒一 酿 ,用原料粗米二斛及麴(酒母)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每月初一日将当地粗米二斛及麴一斛的价格之和除以三,就是官酒一斛的标准价格。这样,每 酿 酒所耗原料之价等于三斛酒的价格,尚可得到三斛六斗酒价的毛收入。将毛收入的十分之三,即一斛零八升补偿 丁、器、薪樵之费 ,也就是工资、工具和燃料开支,余下的十分之七即相当于二斛五斗二升酒价为官府所得纯收入,利润率达61。76%。其销售办法是:在每个规定地区销售的标准量为一均,即2500石。酒店分销以50酿为限。  王莽政权还加强了对名山大泽及百业的管理。明文规定凡是在山林川泽樵采、捕鱼、打猎、放牧者及从事养蚕、纺织、缝补的妇女,工匠和医、巫、卜、祝及其他方技人员,行商坐贾及一切从业人等,必须向本地官府呈报个  人收入,以个人纯收入的1  一年劳役。  10纳税,凡不报或呈报不实者,没收本人财产并罚  另外,王莽政权还规定工商业中从事开采金、银、铜、铁、锡矿产及 登龟取贝者 ,都必须向市钱府申报,由钱府在一定的时期进行收购。因为这些物品都是可用来制作货币的原料,所以不许在市场上自由销售,而由政府严格管制。由此可见,所谓 六筦 ,实际上是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国家管制经济系统。王莽企图把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拑制统管起来。  新朝的六筦由羲和鲁匡负责, 郡有数人,皆用富贾.西汉后期的大商人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 乘传求利,交错天下.王莽还以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 欲以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①许多商人在经办六筦的过程中, 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薄,府臧不实,百姓俞病.但王莽仍然坚持推行,并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下诏重申 六筦之命.这种六筦之制一直持续到地皇三年,才连同王田、私属之制一起取消。  ①   《汉书?货殖传》。  王莽推行的六筦之制严重破坏了人民生产生活的进行。其时 每一筦下,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寖众.同时,王莽政权加强对名山大泽及百业的管理,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那些参与 六筦 的官吏与商人因缘为奸,也趁机加紧对人民的搜括,使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可见五均、六筦制未能实现 齐众庶,抑并兼 的目的,反而使 众庶各不安生 ,加重了新莽时期的经济危机。  为什么王莽效法汉武帝,实行五均六筦制反倒失败呢?主要原因有二点:第一,五均六筦制任意扩大国家垄断经营的范围,更加钳制了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王莽通过五均司市管理市场价格,由长安扩大到六个城市,势必更加扰乱市场经济,破坏价格规律的自然调节。汉武帝实行官营酒业的时间最短,且弊病最多,故在盐铁会议后马上废止。而王莽却重操旧业,又变本加厉地扩大利润率,必定引起官民争利而两败俱伤。特别是王莽扩大山林川泽诸业税收,完全违背了汉武帝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的宗旨,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作用更大。第二,社会条件的变化,致使五均六筦制走向反面。  汉武帝在中央集权力量强大、内外环境适当的时机,集中在工商业领域进行改革。其时农业生产稳定,币制改革成功,财政监督机制完善,所以保证了盐铁、均输、平准政策顺利推行。而王莽在中央集权力量衰弱之时,不切实际地进行全面改制,既搞垮了农业,又搞乱了币制,社会秩序和行政管理更是一团糟,在这种条件下推行五均六筦制。只能是东施效颦,适得其反!  3。货币改制随着西汉后期经济危机的出现,物价不断上涨,货币逐渐贬值,引起人们对当时钱币的疑虑。元帝时,贡禹曾主张废止钱币, 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于农,复古道便.哀帝时, 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①因此,这时已经出现通过货币复古改制来解救经济危机的论调,王莽则是后来居上的 佼佼者.《汉书?食货志下》载: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 云云。可见王莽货币改制的理论依据就是先秦古制。他所制造的新币有龟货、贝货、布钱、刀钱等,其品种形制皆模仿古制;而且对新币的命名如 宝货 、 泉 、 次布 、元龟 等,都出自先秦古典;甚至铸币铭文也用古体篆文, 以黄金错其文 的工艺亦因袭东周的错金技术。  王莽企图通过复古改币来挽救财政危机,并借此消除汉钱在民众中的影响,进一步巩固新莽政权。  王莽在掌权的十几年中,先后进行了五次货币改制。这也是他全部经济改制中牵涉面最广、破坏作用最剧烈的部分。由于货币变动频繁,币制繁杂,严重扰乱了市场交易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故 百姓愦乱,其货不行.而且,每次改换币制都把旧币废弃不用,故使持有旧币的人民蒙受极大损失。  同时,每次改币总是滥发虚币,以小易大,以轻代重,更是对全国人民公开的经济掠夺,故 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加上因币制混乱,使民间盗铸成风,或私用五铢钱交易,新莽政权又对违法者进行严厉打击,结果公卿吏民抵罪,或没为官奴婢者不可胜数,搞到 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 的地步。新莽统治集团企图采用通货贬值的办法,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但国家通过纳税等形式收回来的仍然是贬值货币,反而使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因此,货币频繁改制造成的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及其金融混乱的局面,除了使少数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浑水摸鱼、牟取暴利以外,只能使广大人民和封建国家都受到巨大损害,加速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  ①   《汉书?贡禹传》、《师丹传》。  总而言之,王莽的经济改制是一场全面的复古倒退。他所推行的王田私属制是古代井田制的翻版;推行的五均六筦是 工商食官 古制的复活,推行的货币改制是古钱币的大会演。这些从故纸堆里找来的古董加上主观想象出来的 新制,怎么能适合当时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呢?因此,王莽的倒行逆施完全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无法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只能造成社会经济的大破坏和自己的灭顶之灾!  4。改制的失败与社会经济的崩溃王莽改制及其失败,是统治阶级滥用职权导演的一幕历史悲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本来西汉后期由于统治集团的失策,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就已出现经济危机。这时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明显衰退,国家财政日益困难,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从西汉前期的12%降低到7%。而新莽时期的复古改制,更加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社会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  《汉书?食货志下》记载:王莽改制期间 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徭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  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复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新莽政权为了挽回改制失败造成的经济损失,总是不断地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当时除依从古制,对田租、工商樵采诸业皆征什一税外,又沿袭汉制征取口赋和算赋。并规定 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 ,比西汉的口钱提高15倍。随后新莽又征赀赋,有时 赋敛民财什取五 ,有时 赀民取其十四 ,最后规定 天下吏民,赀三十取一 ,其数额都超过西汉常制。另外 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至于其他苛捐杂税、巧取豪夺不可胜计。而且,新莽时期的徭役负担也成倍增加,不断征发民伕仿造古代建筑,不断征发兵役进行内外战争,经常出现 卫卒不交代三岁 的事件。沉重的赋税徭役使人们 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 ,导致无数人民破产流亡,或转为盗贼。  新莽政权为了确保改制的推行,制定了严密的法律科条。因各种法禁烦苛,使人民 不得举手 ,即使 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当时吏民触犯科禁被杀,或被关、被流放、被罚苦役、被没收为官奴婢而愁苦死者不计其数,因而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也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汉书?冯衍传》称,其时 祸挐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至王莽末年, 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禀之,吏盗其禀,饥死者什八七.同时, 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 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 ①。  除各种人祸外,频繁的天灾也加速了西汉末年经济的萧条。自西汉后期以来,不断发生水旱、霜雪、蝗虫之灾,其中尤以水灾和蝗灾更为严重。由于汉武帝时期在西北一带大规模屯垦,破坏了天然的植被,水土流失严重,造成黄河下游多次水灾。据《汉书?沟洫志》载,元帝、成帝之际,黄河曾4次决口。在王莽秉政、当政期间,天灾更是连绵不断。连王莽自己也承认: (连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 日趋严重的天灾更加致使经济衰退。  自王莽居摄即真直至灭亡,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的残酷破坏性最终导致西汉末年经济崩溃。居摄元年(公元6年),汉安众侯刘崇起兵反莽,因势力弱小,旋即被灭。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又起兵反莽,声势浩大,众至十余万。三辅赵明、霍鸿拥众十余万响应,他们攻烧官寺,劫略吏民, 火见未央宫前殿.②翟义、赵明等先后率军与王莽军激战,将近一年才被平息。  但各地仍不断爆发小股农民起义。而且,王莽还对周边少数民族施以无理污辱,挑起民族矛盾。他即位后曾发兵30万, 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从此,新莽与匈奴构难,边兵 久屯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③特别是绿林、赤眉起义爆发以后,长安政乱,各地方武装乘机起兵,战火燃遍全国,其破坏性更加强烈。《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当时的情况说: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犬吠之声。 更始三年(公元25年),赤眉军与绿林军的矛盾激化。赤眉拥立刘盆子为帝,率众数十万攻入长安,打败绿林所立的更始帝刘玄。于是,赤眉纵兵大掠长安, 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劳动人民无法从事生产, 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直到东汉初年,仍然战火未息,天下旱蝗, 民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石 , 天下野谷旅生,麻菽尤盛,或生瓜菜果实,野蚕成茧被山,民收其絮,采获谷果,以为蓄积.①国民经济残破不堪,已全面崩溃。  总之,西汉时代从汉初的 无为 开始,到王莽的 不能无为 ②告终,反映出封建统治集团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戏剧性变化。在封建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下,虽然统治集团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商品经济与封建统一国家的矛盾,但始终未能解决土地兼并与封建统一国家的矛盾,反而最终导致王莽频频改制的社会悲剧。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汉武帝运用的 轻重论 顺应了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而王莽的 复古论 完全违背了当时封建租佃关系发展的历史潮流。  ①   《后汉书?刘玄传》。  ②   《汉书?翟义传》。  ③   《汉书?匈奴传》。  ①   《后汉书?窦融传》、《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  ②   《汉书?食货志下》。  六、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调整与复苏  (一)光武中兴的经济策略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鄗(河北柏乡)称帝,是为光武帝,国号 汉 ,后定都洛阳,史称 东汉.刘秀是汉高祖的第九世孙,由于他起兵打败了篡夺西汉王朝的新莽政权,又力克群雄,恢复了刘姓 汉 王朝的统治,所以被史家誉为 光武中兴.光武帝刘秀重建东汉政权后,制定了巩固封建统治、发展社会经济的基本国策。由他确立的经济策略,对东汉社会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具有重大影响。  1。东汉初年的经济形势光武帝刘秀在戎马倥偬中即位。当时农民起义的烈火还在燃烧,各地官僚、豪强集团也纷纷割据一方。承西汉末年长期动乱之后,东汉初年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由于战争的残酷破坏,社会生产仍无法正常进行,灾荒饥馑依然如故。  《后汉书?刘盆子传》说,建武二年(公元26年) 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 时(建武三年)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建武五年、六年,连续遭受旱灾和蝗灾, 谷价腾跃,人用困乏.建武八年(公元32年),又遭水灾。建武九年(公元33年),承丧乱之余,仍 郡县残荒.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西北讨公孙述,北征卢芳。匈奴助芳侵边,汉遣将军马武、骑都尉刘纳、阎兴军下曲阳、临平、呼沱,以备胡。匈奴入河东,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山东地区更是人民饥馑, 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①直至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刘秀降服各地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大业以后,才赢得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  西汉、东汉之交,在社会动乱、灾荒饥馑的摧残下,广大劳动人民或丧于战乱,或转死沟壑,或到处流亡,或沦为奴婢,或成为各种形式的依附民。  自西汉后期以来,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王莽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全面干预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反而被碰得头破血流,引起一场社会大动乱。在新莽反动统治下无法生存的劳苦大众,不得已投身于豪强大家,请求庇护;而豪强大家也凭借自己的势力,不断收容依附人口。因此,即使在新莽时期,封建依附关系仍然有所发展。据史料记载,赤眉起义军的基本队伍就是由 佣人 组成。佣人一般指雇佣劳动者,也属于依附民阶层,他们与主人结成不甚牢固的依附关系,在绿林起义军中,除 佣人 外,还有一些豪强地主率领宗族宾客、部曲家兵参加起义。这种宗族宾客、部曲家兵也是一种依附民,他们与主人结成相对稳定的依附关系。如豪强地主刘   、刘秀、臧宫都曾率宗族宾客参与绿林起义。还有豪强地主阴识、邓晨、寇恂、王霸、耿纯、祭遵、刘植等都先后率宾客家兵归附刘秀。《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在王莽当政时亡命北地, 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数百家.这些封建依附关系大多是在新莽时期以非法、隐蔽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至新莽末年,封建政权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社会处在无政府状态。于是,自发的封建依附关系冲破一切阻力,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  ①   《后汉书?冯异传》、《光武帝纪》、《郑兴传》、《天文志》、《公孙述传》。  当时,各地战火四起,社会动荡不安。许多豪强大家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纷纷作营堑坞壁自保, 以待所归 ,公开招揽依附农民。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其中以南阳、三辅、河北地区较为突出。如在南阳地区,《后汉书?樊宏传》载,其时樊宏 与宗族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赤眉军欲攻其营,樊宏 遣人持牛酒米谷,以遗赤眉,遂免寇难.在三辅地区,如《第五伦传》云: 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  (第五)伦乃依险固筑营垒,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 在河北地区,如《陈俊传》载,渔阳豪强地主各自坚守坞壁,以断绝五校农民军的粮食, 贼至无所得,遂散败.这些拥众自保的豪强地主营垒,不但在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中保存了地主的经济势力,而且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  当时封建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是封建经济规律的自发调节。  因为社会生产必须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才能进行,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无法解决水利设施等必要生产条件。新莽政权的倒行逆施,扰乱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封建国家已基本失去了组织社会生产的职能。所以,小农经济不得不依附于豪强地主田庄经济,使社会生产得以进行。新莽末年的社会大动乱,进一步促使强宗豪右招引宗族宾客,组织依附农民,营建坞壁,部勒家兵,护卫田庄经济,保障社会生产的持续发展。可想而知,当时如果没有地主田庄坞壁的组织形式,人民的伤亡将更加惨重,国民经济的破坏也更为残酷。因此,封建经济规律的自发调节,大地主田庄经济的形成,封建依附关系的迅速发展,为东汉初年社会经济的复苏带来一线生机。  然而,地主田庄经济及其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与封建统一国家的利益存在矛盾,主要表现在豪强地主与封建国家瓜分劳动成果的斗争。特别是在东汉初年社会经济凋敝、劳动人手骤减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更加尖锐。据《汉书?食货志下》说: 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 王莽被诛杀以后,社会动乱更加酷烈,死伤的人数更多。《续汉书?郡国志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说: 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 若以西汉平帝时户口数推算,东汉政权掌握的人口只有1200万人左右。当然,这时还有许多人口流亡在外,也有部分人口沦为私奴婢,更有大量的人口依附于豪强大家。所以说 百姓虚耗 ,即大批人口死亡和流失,才使国家所掌管的人口 十有二存.这对东汉政权来说是一个更加严重的经济难题。虽然西汉初年也存在经济凋敝、人口骤减的经济形势,但当时地主阶级的势力不大,在社会动乱中他们只能消极地逃命, 相聚保山泽.而西汉末年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地主阶级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广占田园和依附农民,可以营建坞壁,拥众自保。如何妥善解决封建国家和豪强地主争夺劳动人手的矛盾,是以刘秀为首的东汉统治集团面临的新课题。  2。对西汉经济制度的继承与调整刘秀开创的东汉王朝,是在南阳、颖川、河北等地的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他勤于稼穑 ,还经常往返于宛地作粮食买卖。刘秀的舅父樊宏是 世善农稼,好货殖 的大地主;岳父郭昌 为郡著姓 ,田宅财产数百万;妻兄阴识,有田数百顷;姐夫邓晨,是 世吏二千石 的官僚大地主;妹夫李通, 世以货殖著姓 ,为商人大地主。还有东汉开国功臣邓禹、耿弇、冯异、铫期等 云台二十八将 ,大都是豪强地主。因此,以刘秀为首的东汉统治集团,主要是西汉后期发展起来的贵族、官僚、商人相结合的豪族地主阶层。他们的发迹与西汉后期的社会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东汉统治集团制定大政方针的阶级基础。  本来,西汉后期的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但王莽篡位以后,所推行的 新政 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恶果,因而使人民反而留恋西汉社会。可见新莽改制的失败掩盖了西汉后期的社会弊政,容易产生还是西汉制度好的社会心理。故新莽末年,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就打起复汉的旗帜。甚至当洛阳父老看到刘秀 一如旧章 的僚属时,皆大欢喜,有的老吏还激动得流着泪说: 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 后来刘秀持节至河北, 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 ①。这都说明恢复西汉旧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且,刘秀作为西汉皇室的后裔,从他决定举事的那天起,就怀着 刘氏复兴 的目的,以恢复汉王朝的统治为己任。因此刘秀称帝以后,即以 中兴 之主自居,确定了沿用西汉制度的大政方针。他的庙号为 世祖 ,谥号曰 光武.《谥法》云, 能绍前业为光,克定祸乱为武 ,表述了光武帝平息动乱、重建东汉政权,继承西汉制度的内涵。当时汉光武帝 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①所有重大经济制度基本承袭西汉旧制,虽然在某些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但并未触动西汉经济体制的根基。  首先,东汉政权继承了西汉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虽然东汉初年大土地占有制和封建依附关系仍在发展,豪族地主广占田园和依附农民的问题日趋严重,但东汉王朝始终没有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制定新的土地和户口法案,依然沿袭西汉的名田和户籍制度,实行按吏民身份等级名田和占有奴婢的经济法规,如《后汉书?刘隆传》提到吏民不得 田宅踰制 ,《刘祐传》也有占田必须 依科品 的规定,《黄香传》援引西汉 田令:商者不农 等。而且,光武帝虽然多次下诏释放奴婢,但仍没明确提出依附农民的问题。因此,东汉时期吏民占有依附农民仍然是非法的。光武帝下令度田和清查户田,就是要挖出豪强地主非法隐瞒的田地和农民。可见东汉政权基本承袭西汉的土地和户口政策,只是执行的方式有所变化,诸帝皆采用 度田 或 八月算人 的措施以维持封建国家的名田制度和户籍制度。  史载光武帝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度田,检核垦田顷亩及案比户口。这一措施在光武帝晚年仍然推行。《后汉书?江革传》载:建武末年(约公元55年),江革 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輓车,不用牛马.明帝也曾实行度田,《刘般传》说,当时 吏举度田,欲令多前.并且每年八月算民的方式亦延续下来。《续汉书?礼仪志》称: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 《东观汉记?恭宗孝安皇帝》载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诏: 方今八月案比之时.男女老幼必须按期赶到县廷,待官吏检阅。只有灵帝时谷城长张迁在案比之时,不招集百姓到县府,却由自己到乡里进行查对。《金石萃编?张迁碑》颂之曰: 八月算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 而汉末交州一带,八月案户比民已相沿成俗。《三国志?吴书?薛综传》云: 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正。 这种八月算民而造户籍的制度,始于西汉。由于西汉一代豪强地主的势力不如东汉时期强大,他们隐庇的依附户口不多,故乡里八月算民时阻力较小,手续简便,进行得比较顺利,史书中也很少记录。但东汉豪强地主大量招引依附农民,各级政权对八月算民非常重视,搞得很繁琐,所以史书中有关记载相应较多。可见东汉的名田、户籍制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①   《后汉书?循吏列传》。  其次,东汉政权继承了西汉的租赋徭役制度。在田租方面,东汉初年因战争频繁,国家财政困难,曾沿袭王莽之制征收什一之税,但到建武六年(公元30年)即恢复西汉旧制。《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十二月诏: 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令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税三十税一,如旧制。 东汉时期关于农户的其他税收,即刍稿税、口赋、算赋、赀赋等皆如西汉旧制,前文已有论述。但光武帝对徭役制度作了相应调整。西汉时规定人民在役龄期内每年服更卒徭役一月;另外还要服正卒兵役二年:一年在郡国为材官、骑士、楼船,一年在京师作卫士,或在边境当戍卒。东汉自建武六年战争减少后,光武帝陆续减免正卒兵役。  《续汉书?百官志》说: 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 又《光武帝纪》建武七年诏: 令郡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就是废除郡国的军事长官及其都试制度,而且废止人民在郡国服兵役一年的规定。同时, 省长水、射声二校尉官 ,省中垒校尉等,这些减省的校尉都是统领京师卫士之官。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 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可知光武帝又先后废除人民在京师作卫士或边境当戍卒一年的规定。两年兵役更戍之制都已废除,这对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恢复发展东汉初年的农业生产都是有利的。  但东汉更戍制度的废除,却是募兵制的扩大,也是更赋的扩大。更赋在西汉即正卒兵役更戍制的代役钱。因此,更戍制减除后必然征收代役钱——更赋。  故在东汉时期更赋和田租等赋税同时征收,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而且,光武帝所罢除的校尉和内郡都尉,后来也逐渐复置。由此可见,东汉初年对徭役制度的调整,虽然减轻了劳动人民的力役负担,但增加了更赋的征收,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由于东汉时期的租赋徭役制度仍承袭西汉旧制,具有田租轻而人头税重的特点,所以在当时大土地占有制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对地主最有利。  而且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流亡,依附于豪强地主,使封建国家和贫苦农民的经济利益都受到损害。  再次,东汉政权继承、调整了西汉的财政管理体制。《光武帝纪》建武六年诏曰: 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令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于是条奏并省400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东汉政权的财政管理机构,同样在继承西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省并和调整。  在中央财政机构方面,光武帝改西汉丞相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由司徒掌管民事,在财政上主要负责 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 ;①司空掌管水土营建, 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行赏罚。 司徒、司空皆属三公,职位虽高,但无实权。中央具体管理财政的机构仍为大司农和少府。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主要管理国家租税收入,包括钱谷金帛,并负责物资的调度及国家军事、官俸、工程建设等开支。光武帝把原属少府的山泽陂池之税改属大司农,把大司农所属的盐官和铁官下放归郡县经营,同时废止均输官等。至章帝元和年间(公元84- 87年),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又把盐官和铁官收归大司农,由国家统一实行盐铁专卖。章和二年(公元88年)和帝下诏正式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②东汉少府仍掌管帝室财政,主要管理禁苑园池收入,皇室 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 及其日常开支。光武帝撤消了西汉另一帝室财政机构水衡都尉,并其职于少府,设上林苑令主管其事。仅在每年立秋貙(chù,音出,兽名)刘之日,临时设立水衡都尉,事完以后就免除。而且,光武帝除把少府的山泽陂池之税改属大司农外,又把都水下放到郡国,考工转归太仆,改织室令为丞,逐渐减少了少府的经济财政职能。同时在少府附设了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御史中丞等政务、事务性机构,并增加了宦官的员额。于是少府经过东汉政权的调整,财政职掌缩减,事务性职掌增多,进一步朝着专管宫廷事务的官署演变。西汉末、东汉初年的桓谭说: 汉定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入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③大体反映了当时中央两大财政机构——大司农和少府的财政收支情况。  东汉地方财政管理机构基本沿袭西汉体制,分为郡国和县道两级机构,由郡守、王国相及县令、长主管财政事宜,仍实行年终上计考核制度。县下设乡、里基层组织。置乡官有秩(或啬夫) 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又乡佐 主民收赋税.里有里魁,协助乡官征派徭赋。不过,西汉时期由中央统一掌管的经济事业已下放到地方郡、县管理, 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渔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说明地方郡县的财政职能进一步加强。此外,光武帝又于东汉初年正式把全国分为13州,复置刺史12人各主一州,另一州属司隶校尉。最初刺史仅履行监察郡国之责,但随着其权限的不断扩大,自和帝以后,刺史逐渐发展为兼管财政、行政、军政的地主长官,反映出东汉财政管理体制演变的新动向。  由此可见,东汉政权对财政管理体制调整省并以后,使中央的财政管理机制进一步削弱,而地方的财政职能相应得到加强。因此更加促使中央财政集权体制的瓦解,地方分权势力的增长。总而言之,由于东汉初年统治集团没有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制定符合时宜的新制度,只是在西汉旧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所以使东汉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是东汉王朝经济没有很大起色的根本原因。  ①   《续汉书?百官志》。  ②   《后汉书?和帝纪》。  ③   《太平御览》卷 627引《新论》,其中 入 误为 八 ,今改。  3。度田风波与柔道在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中,豪强地主多聚众自保,修筑田庄坞堡,组织私人武装。当时,一批豪强地主先后率宗族宾客和私兵归附刘秀。但更多的豪强地主则拥兵自重,割据乡土。刘秀即位后,除用武力削平坞堡外,尽量采取安抚手段降服他们。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三辅豪强大姓各拥兵众。  刘秀命冯异征讨,并诫之曰: 将军今奉辞讨诸不轨,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①冯异奉命行事,三辅悉平。又《后汉书?李忠传》记载,江淮地区,豪强大姓亦拥兵据土。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丹阳太守李忠就职, 招怀降附,其不服者悉诛之,旬月皆平.另在赵魏等地,东汉地方政府也相继招怀,削平了一批豪强武装。不过,在全国范围内,豪强大姓拥兵据土、雄张乡里的现象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东汉政权的稳定和赋税的征收。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东汉王朝统一大局已定,光武帝着手大规模整顿全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六月, 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②这就是著名的度田令。当时度田一方面是为了掌握天下垦田和户口数量,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一方面是为了挖出豪强地主田庄营堡中的依附人口, 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垒无使复聚 ,以便进一步解散地主武装,达到改善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的双重目的。然而,州郡实行度田时,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 ③。《东观汉纪?世祖光武皇帝》亦载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  诏曰: 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 刺史太守在度田时侵刻羸弱,主要是为了优饶豪右。由于强宗豪右有权有势,地方官吏不敢过问,故有 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之说。如此优容豪强地主,是光武帝决不允许的。因为豪强地主不但占有大量垦田和依附人口,而且也拥有私人武装。如果度田不把他们非法隐瞒的垦田和户口查出来,就不能达到增加财政收入、解散地主武装的预期目的。可知光武帝下诏度田清查的重点就是豪强地主。虽然光武帝为白衣时也是 臧亡匿死 的地主豪强,但 天子不与白衣同 ,光武帝必须从封建地主政权的整体利益出发,限制豪强地主的既得利益。因此,光武帝得知奸状后即遣谒者考实。并于当年十一月逮捕大司徒欧阳歙,因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间度田不实,接受豪强地主的贿赂千余万。  当时欧阳歙的弟子千余人为其求情,但光武帝坚决处死他。第二年九月,河南尹张伋及郡守十余人,都因度田不实处死。另外还有南郡太守刘隆、琅邪太守李章等也因度田不实受到严厉处分,足见光武帝坚持度田的决心。  从此,度田得以认真推行。由于触犯了豪强地主的利益,故引起豪强大姓的武装反抗。《后汉书?光武帝纪》说: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所在,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为什么当时豪强大姓的武装反抗如此广泛,规模如此之大呢?  因为参与叛乱的不仅有豪强大姓,还包括依附于他们的大量私兵和隐户。虽然度田主要是打击豪强地主,但隐蔽在地主门下的依附农民被清查出来后,将受到更大的打击。因为这些隐户租种地主的土地毕竟可以生活下去,一旦被官吏清查出来,他们除了仍须向地主交租外,还要向封建国家提供赋税和徭役,由于面临双重交纳租税的困境,他们将无法生存。因此,这些隐户的经济利益与豪强地主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切身的经济利害关系,才趋使大量的依附人口追随豪强地主参与叛乱。东汉政权之所以遭到豪强地主和依附民的联合反抗,主要是它仍然继承西汉过时的经济制度,无视依附农民的客观存在,没有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顺应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所以使封建国家在经济上陷入被动地位。虽然当时光武帝采取行政手段恩威并施:一面责成官吏 更相追捕 乱首,一面将捕获的大姓兵长 徙于它郡,赋田受禀,各安生业 ,暂时平息了叛乱,但豪强地主的武装只是转入隐蔽状态,双方争夺劳动人手的经济斗争仍在不断进行。从此以后,东汉政权实行度田与按比户口的制度,在形式上也保留下来。  ①   《资治通鉴?建武二年》。  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  ③   《后汉书?刘隆传》。  总之,光武帝的度田以妥协告终,豪强地主的势力并没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封建依附关系仍以非法、隐蔽的方式进行。光武帝在度田风波尚未平息时,就已后悔自己行为偏激、处死守相过多,后来又表示: 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 他还引《黄石公记》曰: 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苟非其时,不如息人。 ①光武帝申明今后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于是,东汉豪强地主的经济势力得以自然发展。同时,赢得 牛马放牧,邑门不闭 的安宁环境,为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复苏创造了条件。  (二)东汉统治集团发展生产的措施  东汉初年户口耗少,国民经济的凋敝,以及豪强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使封建国家的财政十分拮据。于是,东汉政权一方面紧缩开支,实行精兵简政,减缓调役兴作;另一方面广辟财源,采取各种措施挖掘生产潜力,增加财政收入。自光武帝确定 开源节流 的方针后,明帝、章帝等相继推行平徭简赋、假民公田等发展生产的措施,使东汉的社会经济状况逐渐好转。  1。释放奴婢和囚徒 奴婢 问题是西汉后期比较突出的经济问题。王莽改制 更奴婢曰私属 ,并通过禁止私属买卖来解决奴婢问题,结果反而把数十万触犯禁令的吏民没为奴婢或投入监狱,招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加上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许多人又被迫自卖或被掠卖为奴婢,使奴婢问题更为突出。光武帝即位以后, 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针对当时的奴婢问题,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曾七次下诏释放奴婢。这些诏令均见《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帝下诏释放的奴婢分为四种:一是在王莽时期不合旧法(即西汉法律)而没入的奴婢;二是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战乱出卖的奴婢;三是在动乱中被人掠卖的奴婢;四是因受到主人非法虐待被炙灼的奴婢。凡全国范围内的这四种奴婢,原则上一律免为庶人。除第四项外,基本上沿袭西汉旧制。不过光武帝每次释放奴婢的诏令都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尤其是关于追究违令者法律责任的条款,更能促使条令的贯彻和落实。当时如此多的奴婢得到释放,恢复编户齐民的身份,这对缓和奴婢问题,增加社会劳动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增加税源,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臧宫传》。  光武帝在释放奴婢的同时,还下诏改善奴婢的待遇,提高奴婢的身份地位,使奴婢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与庶民接近:既规定杀害奴婢与庶民同罪,又宣布放免被灼伤的奴婢为庶民;而且废除严于庶民的 射伤人弃市律 ,因此使奴婢的处境大大改善;既制止滥杀奴婢,又禁止任意残害奴婢,从而让奴婢得到 人 而非 物 的待遇。光武帝提高奴婢社会地位的诏令不仅适用于全国,并且适用于所有奴婢,同时具有长期的法律效力,这对进一步缓解奴婢问题、缓和阶级矛盾、保护社会劳动力等具有较大意义。  光武帝还曾经大批释放囚徒。建武五年(公元29年)下诏, 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即下令放免除死刑以外的所有在押犯人。史载王莽末年曾将数以万计的人民投入监狱,可知当时的囚犯很多。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又发布同样的诏令释放在押犯人,并且加上 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 的规定。东汉建国以后,不断派兵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割据势力,自然在押犯人也不少。两次释放如此之多的囚徒,无疑增加了大批劳动人手,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光武帝曾大赦天下, 录囚徒 平冤狱。从此, 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 ①,成为定制。东汉诸帝亦不断释放囚徒,或将囚犯减罪,徙往边境屯田植谷。  2。广行屯田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用以镇压农民起义军和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由于当时经济残破,国家财政困难,军粮的供用极其紧张。  于是,光武帝从现实情况出发,总结前人军队屯垦的经验,将西汉边郡屯田引入内地,在中原地区广泛推行屯田。  光武帝的内郡屯田,开始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这时东汉政权统一关东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陆续收编降卒数十万人。刘秀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命令部分军队屯田积谷,以便自行解决军粮,支持即将开始统一关西的战争。由于推行内郡屯田的成效显著,所以光武帝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宣布 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 ,并下令民户田租由 什一之税 减为 三十税一 ,减轻辐度达2/3。可见当时屯田的范围很广,规模甚大,积谷较多,从而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当然,光武帝推行内郡屯田的经济意义并非限于以上所述。实行屯田也是安辑当时数十万、上百万降卒的妥善方式。汉高祖统一天下时,常常因兵力不足而夺人之军。但光武帝在统一战争中收编的士卒却绰绰有余。因而怎样安抚如此众多的士卒,便成了一大难题。光武帝采取恰当的措施,使他们 隶之尺籍,悉令屯田,以军法制其横,自耕养其众.①这样既可以把大量荒芜的土地辟成良田,又可为进一步动员士卒复员作好准备。因此,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即罢士卒, 令还复民伍 ,顺利地完成了由战争到经济建设的战略转变,使这些士卒成为恢复发展生产的主要力量。  光武帝除在内地屯田外,也未放弃在边郡广开屯田,因而促进了边疆的开发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也减缓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继光武帝后,诸帝皆在边地屯田。明帝时除在河西地区屯田外,还在西域伊吾卢置宜禾都尉屯田,由戊己校尉统领车师前王庭和后王部金满城屯田,尤以楼兰屯田成效卓著。章帝时也在河西、西域伊尹、莎车、疏勒等地进行屯田。  ①   《续汉书?百官志》。  ①   张君约:《历代屯田考》,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6页。  和帝时期,先后在西域车师、伊吾卢等地连续屯田十六、七年之久。而且为了配合镇压羌人的军事行动,开始在河湟地区广设屯田。据《后汉书?西羌传》载,曾在黄河沿岸立屯34部,约有17000人从事屯田。安帝、顺帝时,仍在西域、河湟、北地、安定、玄菟等地屯田。据说顺帝时在安定,北地郡 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①而个别地区的屯田持续到东汉末年。这些军事屯田虽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无法弥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东汉屯田是西汉屯田的继续和发展,但也有自己的时代特点。首先,除光武帝推行的内郡屯田外,东汉时期在边郡屯田的劳动者主要是弛刑徒和免刑罪人。而西汉时期屯田的主要劳动者是戍田卒,戍田卒是按国家规定服兵役的农民。由于东汉初年基本上废除了兵役更戍制,推行募兵制,所以兵源复杂,一般为募士、边郡胡骑与弛刑徒及免刑罪人。东汉诸帝往往下令将死囚减死一等, 诣军营;或将囚犯免刑 徙边戍.于是,军队中弛刑徒的比例增加,故经常用来屯田。如光武帝令马援屯田边郡, 弛刑谪徒以充实之.《后汉书?明帝纪》: 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 《邓训传》:永元二年(公元90年) 罢屯兵,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 《西域传》: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班勇 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等等。这些弛刑徒大都必须终身在军营屯田或戍边,可以 妻子自随,占著所在,父母同产欲相从恣听之.②从而为三国时代军户、土家制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其次,东汉末年开始利用降羌、民户屯田。《后汉书?傅燮传》载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汉阳太守傅燮 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服。  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安置降羌.这是我国屯田史上首次由太守主持,为招抚降羌所进行的屯田。又《英雄记》曰: 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桑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 ①公孙伯圭即公孙瓒,《后汉书》本传记载他曾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在幽州屯田,可知公孙氏开始组织 民人 屯田自给。  无论东汉初年光武帝所推行的内郡屯田,或是东汉末年傅氏、公孙氏所招徕的降羌、民户屯田,都是在东汉经济凋敝的非常时期所产生的特例,然而正是这种特例的交互作用,揭开了曹魏民屯的序幕。  3。救助贫民由于东汉前期大土地占有制的确立和封建国家整体经济策略的失当,广大平民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日益贫困,破产、流亡成为当时突出的经济问题,因此东汉政权如何救助贫民,吸引民众,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是一个非常迫切而重要的任务。从光武帝开始,明帝、章帝等相继采取招抚流亡、救济贫民、假民公田诸种措施,以缓解人民贫困化的趋势,维护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  ①   《后汉书?西羌传》。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①   《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英雄记》。  东汉初年,光武帝对被迫参加起义的流民实行招抚政策,采取免罪遣散、各就农桑、使安生业的办法。同时,对破产流亡的灾民采取赐爵、赈济和免除赋役等措施,《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三年(公元27年)闰正月, 赐天下长子当为父后者爵,人一级.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九月,南阳地区遭受强烈地震,诏 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稿……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二月, 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五月 大水。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笃■、贫者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从此,诸帝皆采取赐爵等优惠条件招抚流民。《明帝纪》:永平三年(公元60年)二月, 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十月, 赐民爵,人二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三级,脱无名数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级.东汉前期,曾八次宣布赐爵招引流民的诏令,应该有一定的社会效果。但为了避免每次赐民爵累计起来达到免役的标准(汉代规定第九级爵五大夫可以免役),影响国家徭役的征发,故明、章二帝先后公布关于 民爵不得过公乘(第八级爵) 的规定。正因为如此,到东汉后期,通过赐爵招引流民的办法越来越不灵了。又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正月诏云: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 当时与封建国家争夺流民的主要对手是地主豪右,诏令中明确指出防止豪右为奸,并规定了优惠流人食宿等具体办法,可见当时封建国家对流民问题的重视。  东汉王朝救济贫民的措施主要是减免徭赋,给贷种、食等。光武帝在东汉初年就很重视赈贷贫民。《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公元30年)  诏: 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 明帝也多次下诏减免租赋。并于中元二年(公元57年)即位不久就下诏禁止 郡县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而且连续六次下诏赐 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①。章帝更以 宽厚长者 著称。《后汉书?章帝纪》赞之曰: 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 元和元年(公元84年),章帝 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当时为了救济贫民,恢复无业贫民的生产能力,从土地、劳动力到口粮种子、生产工具等每个环节都照顾到了。直到东汉后期,各帝减免租赋和赈济贫民的诏令累见不鲜。不过,这时中央集权已经衰落,吏治日益腐败,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贫民百姓更难以得到真正的好处了。  赋民公田或假民公田,也是东汉王朝救助贫民的重要措施。《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九年(公元66年)诏: 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诏: 滨渠下田,赋与贫民,无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纪》:建初元年(公元76年), 诏以上林池籞田赋贫人.元和三年(公元86年)诏曰: 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 由于东汉前期社会人口减少,封建国家所掌握的公田相应较多,所以具备赋民公田的社会条件。而且在赋民公田时,封建政权还常常贷给种食,使贫民有能力从事耕种,故能够解决部分破产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但到东汉后期,社会人口增加,国家所掌握的公田较少,大土地占有制进一步发展,封建王朝的经济秩序非常混乱。因此,这时赋民公田或假民公田的实际作用不大。  ①   《后汉书?明帝纪》。  总之,在光武、明、章时期,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尚可以正常运转,中央政府的政令也能贯彻到基层,地方郡国亦多良吏。如光武帝时汝南太守邓晨,渔阳太守郭伋、张堪,丹阳太守李忠,南阳太守杜诗,桂阳太守卫飒、茨充,九真太守任延;明帝、章帝时会稽太守第五伦、山阳太守秦彭、庐江太守王景等。他们在当地兴修水利,开垦田土,招抚流民,开发盐铁资源,劝民耕种,直接促进了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本纪》称: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即野谷渐少,田亩益广.永平九年(公元66年)  大有年.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 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至明帝、章帝之际, 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 ,呈现出国民经济的繁荣景象。但自和帝以后,由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渐缓慢。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东汉政权相继采取发展生产的措施,加上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在 俱存不扰 的环境中进一步壮大,所以东汉时期的农业和工商业得到较大发展。  1。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有所发展。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更为普遍。  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出土的东汉铁农具数量大大超过西汉。而且在吉林、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边远地区,都有不少东汉铁农具出土。东汉铁农具的种类也比西汉有所增加,重要的新式农具有曲柄锄和钩镰等。四川东山崖墓石刻画像中的全铁曲柄锄,是一种便于中耕除草的工具。四川绵阳和牧马崖墓中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用于收割的大型农具。铁犁铧也有重大改进,除了有大、中、小不同类型外,而且犁铧刃端角度缩小,既便于起土省力,又可以深耕。东汉的牛耕技术亦有所发展。除了使用二牛抬杠的单辕长犁外,还使用一牛牵引的双长辕犁和短辕犁①。同时牛耕技术进一步推广到边远地区。从陕西绥德县、米脂县出土的画像石牛耕图来看,陕北高原的牛耕方式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在江淮地区,庐江太守王景教民犁耕,使耕作效率大增,故 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岭南九真地区,东汉初年不知牛耕,太守任延在当地推广牛耕,使 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②东汉时期,农业栽培技术也有较大进步。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了稻田绿肥的种植和秧苗移载技术。还指出必须根据不同的土质,栽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及时翻土晒田,进行双季轮作和套种等。明帝时,曾下令推广区种法,以充分利用地利,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另从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陶田模型可知,当时已经开始在丘陵陂地上修治梯田。  ①   参看《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 1959 年版。  ②   《后汉书?循吏传》。  东汉初年,官府重视兴修水利。明帝时,命水利专家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主持修复浚仪渠(在河南开封)。王景用 堰流法 控制水势,消除了水患。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与王吴又率卒几十万人修治黄河、汴渠。  他俩在自荥阳至千乘(山东高青)海口的地段内勘察地形,开凿山阜,直截沟涧,决通壅积;又十里立一水门,控制流量。约费时一年余,耗资近百亿,终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完成了治理黄河的伟大工程。从此,黄泛地区的淤土沃野重新辟为良田。通过这次对黄河的修治,加上西汉末年以来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屯垦减少,自然植被得到保护,因此黄河长期安流,在800多年间没有改道,促进了北方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各地也陆续修建陂池水利工程灌溉农田。张堪任渔阳太守期间,在狐奴(北京顺义境)  引水溉田,开辟稻田八千多顷。山阳太守秦彭, 兴起稻田数千顷.汲县令崔瑗, 为人开稻田数百顷.什邡(在四川境)令杨仁, 垦田千余顷.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成帝时已湮废。东汉初年,太守邓晨命都水椽许杨主持修复,使数千顷良田得到灌溉。此后汝南太守鲍昱继续修整,用石闸蓄水, 水常饶足,灌田倍多,人以殷富.①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汝南修治铜阳旧渠,开垦良田三万多顷。顺帝时,会稽太守马臻在会稽、山阴两县修镜湖(又称鉴湖),周围大堤350里,溉田九千多顷。此外,在南阳、庐江、下邳、广陵、三河、三辅、太原、上党、赵、魏、河西等地,都有修复或新建的水利工程,显示出东汉人民改造利用水利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  东汉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还突出表现在南方经济的发展。西汉时期,北方的关中及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最发达的经济区域,全国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带,而当时南方经济却很落后。《汉书?地理志》说: 江南之地,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可知江南尚处在原始状态,地广人稀,大部分地区未得到开发。但西汉末年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动乱,使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当时,许多人离乡背井,逃往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以保全性命。《后汉书?任延传》载更始元年(公元23年), 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另外,东汉时期郡县长吏在南方兴修水利,组织人民发展生产,也吸引了大批流民南来定居。如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丹阳太守李忠教民耕垦, 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①于是,至东汉后期,南方的广大地区得到开发,垦田和人口数量迅速增长。据《汉书?地理志》的《续汉书?郡国志》所载,扬州人口从321万增加到434万,荆州从374万增加到627万,益州从455 万增加到724万。其中以今湖南、江西地区增长最快。零陵郡增长721%,长沙郡增长449%,桂阳郡增长321%,豫章郡增长474%。与此相应,南方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东汉政权曾多次调拨江南荆州、扬州各郡租米赈济江淮和中原地区的灾民。又《华阳国志》载,东汉朝廷 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说明益州与荆州、扬州地区一样,经济发展较快。然而,东汉后期北方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社会人口比西汉时期有所减少。尤其是西北三辅、益州、凉州(相当今陕西、山西、甘肃一带)地区,人口从698万减至160万,减少了436%。东汉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速度之所以远远超过北方,除自然条件的变化外,最根本的社会原因,是由于东汉政权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北方大土地占有制的矛盾尖锐,但比较适合于南方地广人稀、地主经济不甚发展的客观现实。  ①   以上引文皆见《后汉书》本传。  ①   《后汉书?李忠传》。  随着东汉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粮食产量普遍增加。《东观汉记?张禹传》称:章帝时张禹在徐县 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 ,则亩产量约为三斛。东汉末年仲长统也提到当时亩产量平均在三斛左右。关于东汉时期全国垦田、户口数额,史籍记载非常混乱。《帝王世纪》载垦田数最多的年份是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达732017080亩,人口达53256229人。  《晋书?地理志》载户口最多的年份是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为10677960户,56486856人,但都少于西汉平帝时期的垦田和户口数量。这是因为东汉地主大量隐匿垦田和户口所致,不能据以判断东汉农业的发展水平。  2。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东汉时期,官营手工业的规模相对缩小,民营手工业比较发达。中央政权管理手工业的机构经过省并后,有少府、太仆及将作大匠。少府下设尚方令,专作上等兵器和用器,以供皇室之用;还在御府令下设织室丞,掌管织作皇室衣物。太仆下设考工令, 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 ①。将作大匠则掌管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工;并栽种桐、梓等树木于道旁,以便成材备用。而且地方郡国也有官府手工业,但没有西汉武帝以后那样广泛和持久。如郡国设立的盐铁官,东汉前期曾主持盐铁的制作专卖,自和帝以后即完全转归民营。东汉官营手工业除征调少量工匠、利用官奴婢生产外,大量使用刑徒劳动。在东汉都城洛阳南郊,有大片刑徒墓地。目前考古发掘出500多座,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死者躯体上下放置铭传,刻有狱名、刑名、姓名、死日等内容。这些刑徒都被判四、五年刑,死于和帝、安帝之际。死者绝大多数是青壮年,且戴有刑具。  可想而知,他们生前曾在官营手工业作坊遭到非人的待遇。②东汉民营手工业一般由官僚、富豪、地主兼营。《拾遗记》卷六载: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工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 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 郭况官至大鸿胪,家财田产丰厚,京师号称 金穴.官僚富豪的手工业作坊,或设在自己的田庄内,或设在山泽原料产地。所有官僚、富豪地主经营的手工业作坊,均使用私奴婢、佣工及依附农民进行生产。此外还有众多的个体手工业者。《三辅决录》曰: 孙晨字元公,家贫不仕,居社城中,织箕为业。 东汉地方政府设有盐官、铁官、工官管理民营手工业,负责征收盐、铁、工税。由于国家铸币减少,对农民的租税多征谷帛等实物,促使农户的家庭手工业和种植业更加紧密结合。  东汉时期的手工业生产水平,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时各种部类的手工技术都有很大提高。铸铜业在南方的广汉、蜀郡、丹阳、会稽、米提(云南昭通)等地颇为发达。漆器业在民营作坊的生产规模庞大,手工技艺高超。制盐的方法趋于多样化,并开发利用火井(天然气)煮盐。 九酿酒法 等酿酒技术的改进,使酒味醇厚、度数提高等等。但东汉手工业更具代表性的是冶铁业、纺织业以及新兴手工业——造纸业。  ①   《续汉书?百官志》。  ②   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考古》1972年第 4期。  东汉冶铁业的发展比西汉时期更为广泛,冶铁技术更加进步。东汉初年,一些太守相继在各地恢复官营铁业。《后汉书?卫飒传》载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卫飒迁桂阳太守。其时耒阳县出铁石,庶民趁王莽末年动乱之机私为冶铸。 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增入五百余万。 《杜诗传》:建武七年,杜诗为南阳太守, 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任延传》:建武初,九真太守任延 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章帝时曾下令把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统一掌管,但不久废止,罢盐铁之禁。于是,私营冶铁业在全国各地盛行,使之得到广泛发展。所以,东汉铁器远比西汉铁器出土的范围广、数量多。由于东汉冶铁已使用水排鼓风,既可省人力物力,又可加大风量,提高炉温,从而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在欧洲,直到12世纪才开始使用水力鼓风,比我国晚千余年。  另在今河南巩县东汉冶铁遗址中,发现了混杂泥土、草茎的煤饼,可知用煤冶铁也有所发展。同时,叠铸技术更加进步。在河南温县曾出土500多套铸造车马零件的叠铸泥范。这些泥范可多层累叠,装配成套,浇铸时用一个总浇口,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十几个铸件。  东汉时期的炼钢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时我国固体脱碳制钢技术已广泛应用,且冶铸工艺达到一定规格化的程度。炒钢技术进一步提高,目前已经发现东汉的几座炒钢炉和许多以炒钢技术锻制的器物。当时铁工具已多使用钢刀。《考工记?车人》郑玄注: 首六寸,谓今刚关头斧 ,贾公彦疏: 汉时斧近刃,皆以钢铁为之。 而且,东汉还出现了 百炼钢.百炼钢就是将炒钢反复锻打,每加热锻打一次称为一 炼 ,以炼成含碳量高、杂质少的优质钢。《太平经?不用大言无效诀》说: 使工师击治石,求其中铁,烧冶之使成水,乃后使良工万锻之,乃成莫邪。 这种由良工 万锻 而成的莫邪之剑,就是 百炼钢 剑。与 百炼钢 同类的 五十炼 、 三十炼 东汉钢刀,在我国也发现了不少。  秦和西汉时代,蚕丝主要产于黄河流域。到东汉时代,蚕丝的生产已扩大到巴蜀、江南以至西北地区。东汉巫县令陈晔,就在巴蜀地区推广种桑养蚕,植二万余株,民以为给 ①。《东观汉记?茨充传》载,建武中, 茨充为桂阳太守,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充令属县教民益种桑柘,养蚕桑织履,复令种苎麻,数年之间,人赖其利,衣履温暖.另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绘有采桑图。在甘肃嘉峪关汉晋墓出土的画像砖中,也有许多桑蚕生产的画面,可见东汉时蚕桑业已传到遥远的北方和西域地带。其他著名纺织品有越布,也叫葛越,是会稽地区的特产。刘秀称帝以后,就把越布列为贡品。明帝马皇后曾各赐诸王越布300端。还有水棉织品桐华布或橦布,产于今西南地区云南永昌一带。此外,棉花(草棉)织品已在新疆地区出现。新疆民丰县的东汉墓中,已有蓝白印花棉布制成的 食单 和手帕、裤子等日常用品。同时,东汉时代的纺织业生产规模和产量都比以前有很大发展,纺织技术进一步提高,织机有重大改进。东汉末年,马钧吸取前人经验,改造织机的综线运动机件,简化了织机的踏具,一律改为十二蹑,使织机的效率大大提高。东汉纺织品的质量也大有进展,印染工艺日益精湛。襄邑、齐锦驰名中外,蜀锦已跃居全国名牌产品,都是国内及 丝绸之路 的抢手货。  ①   《太平御览》卷 955引谢承《后汉书》。  西汉时期,造纸术已发明,但当时制造的麻纸质量低劣。近年来,我国境内曾四次出土西汉时代的麻纸,都未发现写字的痕迹。所以直到东汉初年,书写材料仍以竹、木简和缣帛为主。东汉和帝时,尚书令蔡伦总结前人的造纸经验,进一步改进了造纸术。《后汉书?蔡伦传》说: 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侯纸 以植物纤维作原料,必须解决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难关,才能推广应用,大量生产,达到 莫不从用 的效果。据轻工部造纸工业研究所对几种汉纸的分析鉴定认为,只有蔡侯纸才是真正的纸。由于蔡侯纸取材方便,工艺流程完备,所以为东汉造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3。商业与交通由于光武帝确定以柔道治理天下,故东汉政权对商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后汉书?桓谭传》载东汉初年,桓谭上书曰: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  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 ,故建议实行汉高祖确立的 禁人二业 政策,抑制商贾的高利贷活动。但光武帝置若罔闻。汉明帝时,刘般上言: 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 ,认为 禁民二业 政策有碍于老百姓的生计,建议废止。  明帝却 悉从之.①这样, 禁民二业 政策有关抑商的规定也连同取消。  特别是东汉建国以后,停止实行均输等官营商业活动,到和帝时,又正式开盐铁之禁,这些政策都有利于民间商业的发展。  在西汉前期,民间商业曾得到自由发展,当时以独立经营的大商人居多。  而且还有许多大冶铁主,煮盐主,高利贷主,牧业主,渔业主,园林主以及大地主等。无论是各种大产业主或大商人,他们都是靠单一经营致富的。这从《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素封之家, 皆诚壹之所致 可以看出来。这种农牧工商相对独立经营的方式,也与当时 四民分业 、 禁民二业 的传统政策相联系。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严厉打击富商大贾等经济政策后,古代社会的自然分工遭到破坏,于是形成四民兼业,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局面。西汉后期虽然也有独立的大商人,但他们为了在官营工商业的狭缝中求生存,也失去了西汉前期商人的独立品格,更多地投靠、依附官僚地主。至于官僚商人、地主商人兼业的现象更加普遍。《汉书?货殖列传》记载当时的情况说: 其余即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 可见 四民分业 、 禁民二业 的传统政策已经瓦解。  在这种经济格局中成长起来的东汉统治集团,就是一批农工商业兼营的暴发户。而两汉动乱之际普遍建立起来的豪强地主田庄,也是农工商业综合经营的经济实体。由于东汉时期与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结构有 兼业 与 专业 的根本区别,所以即使同样实行 利商 政策,也不会出现同样的繁荣。  东汉商业的 繁荣 ,表现在社会上层,就是官僚地主普遍经商。如官吏名儒子弟崔寔, 以酤釀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渔阳太守鼓宠, 有旧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灵帝在皇城 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豪强地主皆在田庄设市贸易,有的甚至 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等等。①这种官僚地主兼营商业及高利贷的盛行,更加趋使商品经济与地主经济紧密结合,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劳动人民的日益贫困。东汉商业的 繁荣 表现在社会下层,即《潜夫论?淫侈篇》所云: 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乎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 这里所说的 背本趋末 问题,不一定是指平民弃农经商。按照王符对本、末的新解释,似指平民脱离正当职业而从事游业 、 巧饰 、 鬻奇 ,说穿了就是其中有无数破产的农民涌往都市谋生。《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六年(公元94年) 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可见当时在流民群中的确有从事商业者。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商业的真正 繁荣 ,而是社会经济衰退的表症。  ①   《后汉书?刘般传》。  ①   分别见《后汉书?崔寔传》、《彭宠传》、《灵帝纪》、《仲长统传》。  与东汉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货币经济逐渐衰落,这时贵金属黄金和铸币铜钱都比西汉大大减少。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公元1- 5年),成钱280亿万,基本适合商业交换的需要。其后王莽屡改币制,五铢钱自然毁坏不少。光武帝在经济残破的基础上重建东汉王朝, 荡涤烦苛,复五铢钱,与天下更始.但因财匮钱少, 货币杂用布、帛、金、粟 ,①退回到以实物货币为主的阶段。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在马援等人的强烈要求下,东汉王朝才开始自行铸造五铢钱。  新铸的东汉五铢与西汉五铢比较接近,但重量稍减。这时民间盗铸猖獗,致使恶钱充斥,币制紊乱。至章帝元和年间(公元84- 87年),朝廷大臣关于货币兴废问题争论不休。章帝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终于批准了尚书张林的奏议: 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 ②从此,西汉时期以交纳货币为主的租税制度瓦解,广大农民直接以谷帛等实物向国家交纳租税。  于是绝大部分家庭手工业产品正式退出商业市场,而且东汉政权也没有再次铸币,而以缣帛、谷粟代行货币职能。桓帝时,刘陶上书曰: 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于民饥 ,主张彻底废除商品货币。直到东汉末灵帝时期,才于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 四出文钱 ,但数量有限,考古发掘中极少出现。初平元年(公元191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 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③货币经济更加衰落,实物货币成为主体。在货币经济的大倒退中,贵金属黄金也骤然减少。在西汉一代,黄金用量巨大,皇帝经常以 金 赏赐臣下或匈奴、西域各国,动辄百斤、千斤、万斤者不胜枚举。官私府库所藏更是惊人。如梁孝王死时,私府余黄金40多万斤。王莽败时,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尚有60匮。至东汉以后,黄金却很少使用。东汉皇帝赏赐黄金之事极为罕见,灵帝赐给交趾刺史朱俊黄金50斤,算是最多的。这时,官私所藏黄金也大幅度减少,如东汉末董卓将朝廷积存的财富藏于郿坞,其中黄金也只有二、三万斤,还不够西汉皇帝一次赏赐之用。东汉黄金骤减似乎不可思议,然而仔细分析原委却很自然。  西汉黄金用量虽多,但仅仅停留在以称量货币为主体的原始铸币阶段,特别是以赏赐形式的支付手段最为突出。而以黄金作流通手段使用,文献中几乎不见记载。推测只有少量黄金在上层社会因购买奢侈品而流通。这时的黄金都以 斤 为单位,没有切割铸成轻小的金币,故不便于在民众中广泛流通。  因而货币的流通手段就被小额的铜币所取代。从西汉铜币三铢、四铢、五铢钱广泛流通使用来看,铜币是本位币,履行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黄金只是作为辅币,其货币职能不太健全。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旦社会货币经济衰退,本来就不称职的黄金,更加失去充当货币的应用价值。于是,黄金或被人们窖藏、或被改作器具,或者流往国外,通过多种途径化整为零,迅速从社会上消失。当然,封建国家失去了开采黄金的欲望,也是东汉黄金骤减的直接原因。  ①   《汉书?食货志下》、《后汉书?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朱晖传》。  ③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总之,货币经济的衰落是由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引起的,商品经济不能充分发展,又是由社会经济结构由 专业 到 兼业 的变化,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引起的。商品经济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而当时的 兼业 却弥合了社会的进一步分工,加强了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地主田庄经济就是农工商 兼业 的社会实体。虽然地主田庄也兼营商业,但主要是闭门成市 ①,只是为了调节庄园内部各个阶层的生活需要。加上东汉后期社会秩序混乱,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发展,且关税曾高达1/10,②很不利于商业长途贩运,故大多只能就近解决 养生送死之具.同时,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 一以布帛为租 的出现,使农民社会购买力大大降低,而且也更加截断了他们与市场的联系。  所以说,当时商业 繁荣 是虚假的,并未得到充分发展。这种局面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封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大土地占有制的矛盾冲突激化所引起的。  东汉时期的商业交换,也在周边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当时封建国家定期与匈奴、羌、乌桓、鲜卑以及西南各族举行 合市 (或称 互市 ),汉族的小商贩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贸易。东汉时期也保持了与西域各国(如中亚、西亚、南亚、东南欧、北非等地)的商业往来。对外贸易的商品主要是丝绸和奢侈品,如外戚窦宪以80万钱从西域购进杂罽(jì,音计,毡子)十余件,又使人载杂采900匹、白素300匹,以换取月氏马、苏合香等。  外戚梁翼也 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③东汉的交通也在西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自关中通向巴蜀的千里栈道多次得到修整。东汉初年开通的飞狐道,自代(河北蔚县)至平城(山西大同),约三百余里。又开通峤道,自零陵、桂阳通往岭南,远至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长达1000余里。自巴蜀通向西南夷地区的大道,可达今缅甸、印度等地。凡国内栈道、大道,多筑有亭障、邮驿,以便利商旅食宿,并护卫行人安全。东汉时期的对外交通除 丝绸之路 外,海外交通也进一步发展,与各国的交往更加密切。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光武帝封韩人苏马湜(shì,在今朝鲜)为汉廉斯邑君,属于乐浪郡,四时来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国(在日本)派使者来汉赠送方物,光武帝赐以印绶。日本曾在九州福冈县志贺岛,发现一方汉制金印,铭 汉委奴国王五字,应是刘秀所赐金印。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派人献奴婢160人,并愿至洛阳朝见。这时东汉已通日本以东以南的其他岛屿和地区,有的航程需1年以上。和帝时,天竺(今印度)几次遣使前来,赠送异物。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叶调国(今属印度尼西亚)王遣使师会赠送异物,东汉封师会为汉归义叶调君,又赐国王金印紫绶。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国(罗马帝国)王安敦又进献象牙、犀角、玳瑁等。随着对外关系的加强,商品交换亦频繁进行。  ①   《水经注?泚水》。  ②   前引《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说,东汉延康元年(公元220 年) 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则知东汉末年的关税当在 110 以上,推知东汉后期的关税约 110 左右。  ③   《后汉书?梁登传》。  七、东汉后期社会经济的分化与崩溃  自和帝以后,东汉社会内部固有的经济矛盾越来越尖锐。而且,东汉王朝开始形成外戚、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中央集权的统冶日益衰落。从此,东汉政权对社会经济秩序基本失去控制,只能任凭国民经济自发地朝着两个极端分化瓦解:一方面是东汉王朝经济体系的解体,国家财政日益困难,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破产、流亡;一方面是地方豪强的经济势力日益扩张,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官僚豪族集团手中。这两个经济极端的进一步发展,最终炸毁了东汉统一王朝的外壳,使东汉社会经济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为几个豪族集团瓜分天下提供了经济舞台。  (一)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壮大  豪强地主田庄是在汉代政权的基本经济制度阻碍租佃关系顺利发展的情况下,封建经济自发调节的产物。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实际上是与两汉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同步前进的。它在汉武帝时期已初具雏形,但由于当时封建政权的干扰太大,豪强地主难以稳定地占有依附农民,故发展缓慢。西汉后期,中央集权的力量衰弱,豪强地主的社会势力增长,他们通过非法、隐蔽的方式,比较稳定地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标志着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基本形成。接着,地主田庄经济遭到王莽改制的严重干扰,却随后在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和无政府状态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汉王朝建立后,地主田庄经济再次遭到光武帝度田度人政策的打击,但最终以妥协告终。从此,地主田庄经济在 柔道 和 俱存不扰 ①的环境中确立下来,使之更加迅速发展。由此可见,豪强地主田庄经济虽然是在封建经济规律——土地兼并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也是在封建政权干扰的非常状态下成长起来的。这种非常的经济形势,必定影响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在客观经济规律与国民经济局势的交互作用下,豪强地主田庄经济以变态的方式发展壮大。  1。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状态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王莽末年至汉光武帝年间,这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确立时期。第二阶段是从明帝开始到黄巾起义前夕,这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相对平和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从黄巾起义至东汉末年豪族混战,这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在动乱中求生存发展的时期。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相对平和时期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土地、人口、生产、组织诸方面的发展状态。  ①   《后汉书?和帝纪》。  土地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存在的基础,地主田庄就是在占有大量成片土地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两汉时期, 田宅逾制 是非法行为,因此豪强地主必须依靠一定的权势才能占有大量成片土地。那些雄张乡里的强宗豪右,一般利用族权和地方基层组织的行政权以及手中的财力,强购、接纳或侵占小民的土地。《后汉书?樊宏传》载,西汉末年,樊重为乡里著姓,三世共财,课役童隶, 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 ,并被推为乡官三老。在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中,樊重之子樊宏与亲属作营堑自保。附近小民为了求生存,只得将田产投献出来,以便包括在营堑之中,故 老弱归之者千余家 ,因而进一步扩大了樊氏田庄的规模。像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自明帝、章帝以后,封建国家的地方机构逐渐瘫痪,强宗豪右完全控制了基层乡里组织,他们更是乘机扩大地盘。如 三辅豪强之族,多侵枉小民 , 郡内豪姓多不法……夺人田宅.于是形成 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的局面。①至于贵族官僚地主依靠权势占夺土地的现象更为严重。如济南王康有私田800顷,马防兄弟皆买京师膏腴美田。他们除广占良田外,还肆意侵占山林川泽。《后汉书?刘翔传》云, 阳翟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植.《梁冀传》记外戚梁冀占有的土地 西到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琪,包含山菽,远带丘荒,周族封域,殆将千里.《刘祐传》载宦官 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这些豪强地主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占有的田园大多不向国家申报登记,他们凭权势瞒上欺下,不交纳田租。这就是自和帝以后封建国家登记的垦田数量反而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时期,豪强地主超额占有劳动力(包括奴婢和依附农民)也是非法行为。封建国家一直实行以人头税为主的租税制度,为了确保国家的赋役来源,东汉政权坚持 八月算人 的政策,比实行度田抓得更紧。但由于当时封建政权对农民的赋税(徭役多以代役钱——更赋过更缴纳)剥削日益沉重,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封建政权又无法解决流民的土地和生产救济等问题,所以流民不得不投靠豪强大地主请求庇护。豪强大地主却以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有选择性地收留部分流民,于是许多流民先后逃离国家户籍荫庇于大地主门下,为其佃作纳租,充当田庄的依附农民。因此,封建国家实际掌握的户口数量日益减少,而豪强地主田庄的土地、人口不断增加,经济势力日益膨胀。  由于汉代农村长期保留聚族而居的习惯,所以豪强地主田庄的劳动人民大多为同姓的 宗族.地方自发的宗族组织与封建国家的行政组织既相适应又有矛盾。宗族组织过于强大往往干扰国家行政职能的运行。因此,封建国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常常打击或遣散强宗豪右的势力。因为东汉皇权日益衰弱,地方行政组织日趋瘫痪,所以这时自发的宗族组织形式更加活跃。在《四民月令》中,可见地主田庄的主人又是家族宗法组织的族长,还有 宗人父兄、父友、友亲、乡党耆老 等,所有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构成 九族.大地主田庄的生产救济活动亦以宗族组织的形式出现。如 振赡匮乏,务先九族 , 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这类生产救济活动当然对同宗族的贫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大地主田庄的劳动力除 宗族 外,还有奴婢和他乡流亡来的宾客,他们大都依靠田庄主人的生产条件养家糊口,与庄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极强。《仲长统传》说: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一般田庄设家吏管理生产活动,由徒附佃种农田,由奴婢从事工商业活动。  ①   《后汉书?阵龟传》、《苑康传》、《仲长统传》。  豪强地主田庄的生产经营状况,可以东汉帝乡南阳樊氏田庄、帝都河南洛阳附近的田庄(即《四民月令》所记载的田庄)为例说明。田园里在农业生产方面,种值稻类、豆类、麦类、黍、稷、桑、麻,还栽种蔬菜瓜、瓠、葱、蒜等;在林业方面,有竹、漆、桐、梓等经济林木和果树;在牧业方面,注重喂养耕牛、马、猪、鸡等六畜;在渔业方面,放养鱼群于陂池沟渎;在手工业方面,进行酿酒、制酱、制糖、制脯、织布、织缣帛、染彩色、治屋室、作器物、造兵械等;在商业方面,贩买各种农副手工业产品,既可 闭门成市 ,又可交通远方,而且还从事高利贷活动。因为东汉豪强地主大量占有山林川泽,所以有资源之便的地方亦从事冶铁、煮盐。如山东滕县宏道院的画像石,有描摹地主田庄冶铁的情景;在四川各地的画像砖,刻画了地主田庄内山林、盐井之类。《华阳国志?巴志》也说:东汉巴郡临江县 其豪门亦家有盐井.总之,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应有尽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计划性和 有求必给 的自足性。  豪强地主经济由西汉前期的 专业 到东汉时期 兼业 的发展,反映出豪强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张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也是自汉武帝以来,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破坏了民间经济自然分工的必然结果。东汉王国建立以后,虽然减少或中止了官营工商业活动,但仍然承袭西汉后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使国民经济秩序日益混乱,各种经济活动陷入恶性循环,社会产品和商品经济萎缩,使社会日益动荡不安。因此,豪强地主田庄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求生存和发展,除了多种经营,尽可能自行解决生产生活用品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由此可见,地主田庄实行综合经营,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也是被国民经济形势逼出来的。这种兼业自给的豪族经济体系以及宗族生产组织形式,加上修建坞壁营堡,部勒部曲家兵护卫田庄经济系统的产生,都是在封建政权反动经济政策影响下所形成的变态的经济结构,这类经济结构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复古退化倾向。它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后果并非仅仅导致分裂,而是延缓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使工商业更加紧密地与地主经济结合,从而妨碍了社会的分工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出现也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2。豪强地主田庄的经济地位豪强地主田庄内部的经济结构是一种退化,然而田庄经济在东汉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却非常重要。除了那些执政的外戚、宦官地主田庄经济外,一般官僚地主、特别是豪民地主的田庄经济,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东汉政权不顾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依然执行西汉王朝已经过时的经济制度,所以使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国家财政严重亏损,农民日益破产流亡。封建国家用于兴修水利、救济贫民等费用日益减少,其经济职能基本丧失。于是,豪强地主田庄承担起组织社会生产的职能。这些豪强地主荫庇依附农民,能使破产流亡的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进行社会生产,而且避免了在籍佃农(即贫民)向国家和地主双重纳税的困境,实际上保护了社会劳动力。当时田庄地主或 与田户中分 ,或让 浮客输大半之赋 ①,故使田庄的依附农民能够勉强度日和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同时,地主田庄还以宗族形式 赈赡贫乏 ,进行生产救济,并有能力进行水利建设,改善生产条件。如樊宏的田庄内 陂池灌注 ,《四民月令》也提到 可利沟渎 等。  因此,豪强地主田庄的农业生产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有时还有粮食及农副产品出售。  当时,豪强地主也比较关心田庄的生产活动。有的豪强地主还是 世善农稼,好货殖 , 营理产业,物无所弃 的生产管理能手。田庄的地租仍为对半分或四、六分的分成制,所以农户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地主的收入。  他们往往在田庄里设 田监 、 视田 等,监督农民的生产情况。在东汉豪族墓中的明器,也有 管家 站在田边监视农民劳动的形象。有的豪强地主还亲自到田间巡视,以奖勤黜懒,使人人 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①而且豪强地主还根据田庄消费及其手工业生产的需要,对农田进行整体规划,确定粮食作物和各种经济作物的耕种面积。还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开办各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 课役童隶,各得其宜 ,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①   《水经注?河水二》、《通典?食货七》引荀悦语。  总之,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经济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生产实体。它既是家庭经济的扩大,又是国家经济的缩影;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单位。  它是由若干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群体,更加强化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虽然可以解决耕织即衣食的基本生活需求,但不能解决全部生活的需要。以衣着而言,衣服染色需要染料、染坊;以食品而言,油、盐、酱之类也需要油坊、盐工场、酱坊等。所有这些仅靠五口之家是无法自己解决的。他们必须依靠团体,依靠田庄的分工协作,才能比较完满地解决生产生活的一切问题。可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田庄是一种唯一可行而完善的社会经济实体。  随着东汉时期经济形势的发展,豪强地主田庄的经济实力不断扩张。这样的豪强地主田庄有多少呢?据仲长统估计,东汉末年, 百夫之豪,州以千计 ,似乎豪强地主田庄非常普遍。而且东汉豪族墓中出土的田庄坞壁图像,在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内蒙等地都有发现,似乎也很广泛,但却难以根据这些资料估算出一个适当的比例。因豪强地主田庄是建立在地主大量占有土地和依附农民的基础上,故可以根据宋代客户的数量进行推导。当然,东汉与宋代相距千年之久,生产力水平差别较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发展程度不同,特别是宋代政权的经济制度已基本适应大土地占有制的社会状况,而东汉时期的这一经济矛盾却很尖锐。这些情况都说明不可作简单的类比。不过,我们从中国封建经济的缓慢发展及其经济结构的顽固性来看,又有一定的可比性。据统计,宋代客户占全国人口的35%,地主占全国人口的15%①,那么东汉地主田庄的总人口最多占全国人口的50%。又因为东汉豪强地主田庄大多为脱离国家户籍的隐蔽户口,故可以据西汉平帝时的全国户口数与东汉桓帝时的户口数量,估算出当时大概隐蔽的户口,约占全国户口的19%。那么,东汉地主田庄的总人口至少占全国人口的19%,即在19%至50%之间。我们可以大致从这些数据了解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  在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内部,贫富两极分化已很严重。豪强地主因广占田园和奴婢、依附农民,又兼营农工商业,所以每年的收入相当可观。史书中所载东汉时财产达数百万数千万者不计其数。《后汉书?方术列传》载广汉折国 有资财二亿,家僮八百人.《三辅决录》卷二说: 平陵士孙奋资至一亿七千万,富闻京师 ,又说他 少为郡王官椽,起家得钱资至三亿七千万.而西汉末年富豪的财产最多只有一亿。可见东汉时财富集中的程度。豪强地主把大部分钱财用于奢侈性的消费,或进行厚葬带入坟墓。  ①   《后汉书?樊宏传》、《王丹传》。  ①   参看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而地主田庄依附农民的处境则日趋恶化。崔寔《政论》说:下户踦■,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 这样的依附农民,实际上是得不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农奴。可见东汉豪强地主的田庄并非世外桃源。田庄经济也受到整个社会经济形势的制约。特别是田庄主人有的兼任地方乡官,有的是世代为官的世族子弟,他们与东汉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当时的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只有相对的独立性。  (二)封建王朝社会经济危机的加深  随着豪强地主经济势力的膨胀,东汉王朝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由于两汉政权的基本经济制度都是建筑在以小自耕农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所以当社会人口及土地兼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国家经济制度与大土地占有制的矛盾就会激化,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据《帝王世纪》所载,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在籍户口达43356367人,这个数字大体与西汉宣帝时期的户口数量接近。它向人们暗示,这是汉王朝经济制度所能容纳的最佳常数。  一旦社会经济的发展突破这一界限,汉代固有的经济矛盾将会日益恶化,必然引起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和经济危机。东汉后期社会经济滑坡的总根源就在于此。  1。国家机器的反常运转与财政危机东汉和帝、安帝、顺帝时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政,使朝廷政治更加昏暗。桓帝、灵帝时期,逐渐形成宦官独擅朝政的局面。这时宦官、外戚、官僚士大夫三大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达到白炽化程度,朝廷政治日趋腐朽。混乱的政治局面使汉代社会内部的经济矛盾,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这时东汉王朝的官僚机构因其腐败逐渐解体,大小官吏除了想尽办法聚敛财富、压榨人民外,基本失去了组织生产的社会职能。《后汉书?左雄传》记顺帝初年左雄上书曰: 汉初至今,三百余年,俗浸凋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 而且各级官僚机构 轻忽去就 ,大量缺员,出现了 官寺空旷,无人案事,每选部剧,乃至逃亡 的局面。桓帝初年,外戚梁冀专权,官僚体系完全腐烂。其时 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①梁冀被迫下台自杀后,因牵连被杀被免的公卿故吏达300多人,据说 朝廷为空 ,拍卖梁冀的家产共得30余亿,相当于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但接着上台的宦官更是 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而桓帝在宦官怂恿下大造宫室,广选宫女五、六千人,沉溺酒色之中。灵帝即位后更加贪得无厌。  他开西邸公开卖官,又造万金堂,把司农所储金钱缯帛都积满于堂中。还派人到河间 买田宅,起第观.虽然劳动人民在统治集团的残酷掠夺下早已出现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的悲惨景象,但灵帝竟于桓帝之后,下令 税天下田,亩十钱.①可见这时官僚机构已完全蜕变成不顾人民死活的聚敛机构。  ①   《后汉书?朱穆传》。  ①   《后汉书?灵帝纪》。  由于官僚机构日趋腐败,已基本丧失救济贫民、假民公田、兴修水利等组织社会生产的能力,所以破产流亡的农民纷纷逃脱国家的户籍,投靠豪强地主田庄充当依附农民。这种 民或流散 的情况在东汉前期就很突出,自和帝以后更为严重。《后汉书?和帝殇帝纪》载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天降灾戾,民多散亡, 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复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掩匿盗贼.《陈忠传》亦指出安帝时期 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正因为东汉后期 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 ,所以这时案户比民的户籍制度已经破坏,地方官吏编造的户籍和上计簿只是应付公事而已。东汉末年 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 的现象更为严重,故人们呼吁 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②但在当时条件下企图恢复已经破坏的户籍制度,挽回紊乱的统治秩序,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于流民不断脱离国家户籍荫庇于豪强地主,东汉政权实际掌握的垦田户口越来越少,所以严重地影响了封建政权的赋税收入。而地方官吏为了逃避上司责罚, 采获虚名 ,往往 多张垦田,虚张户口 ,把逃亡人户的赋税摊派到未逃亡人户的头上,故激起更多的人逃亡,使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从而导致国家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早在章帝时期,统治集团就为 用度不足 发愁。到东汉后期,由于国家控制的人户不断外流和生产不足, 税源 日见枯竭,国家的财政收入日益困难。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瓜分劳动人手和社会财富的斗争由内郡扩大到外郡,由中原地区扩大到少数民族地区,终于激起少数民族特别是羌族人民的反抗。而东汉后朗约70年间连续三次镇压羌族人民反抗的战争,耗资巨大,使国家财政 府帑空竭 ,更进一步激化了东汉社会的经济矛盾。据《后汉书?西羌传》所载,仅前两次战争就损耗军费320多亿。从此,国家财政严重亏损,只能靠借私债、减俸禄、增赋税来维持。而且战争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造成巨大损坏。东汉政权的赤字财政,必定使国家经济职能的运转完全失灵,导致官僚机构更加腐败,劳动人民更加贫困,国民经济进一步恶性循环。  2。劳动人民贫困化与生产危机前文指出,两汉政权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于西汉前期,主要由名田制度、户籍制度、赋税制度三个部分组成。随着土地兼并势力的自发发展,封建政权的名田制度瓦解,接着户籍制度瓦解,然后赋税制度瓦解。汉代赋税制度的特点是重人口 赋 而轻土地 税.荀悦曾批评 轻税政策说: 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杜佑曾指出 重赋 政策的后果是: 地数未盈,其税必备,故贫者避赋税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 ①可见随着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当时的赋税制度朝着优饶豪右,侵刻羸弱 的趋势演化。东汉政权为了挽回 优饶豪右 的经济损失,更加残酷地剥削贫民,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东汉后期,在籍自耕农的处境十分艰难。当时除日益沉重的公赋摊派外,还有贪得无厌的官吏私求。因 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所以自耕农民 寒不敢衣,饥不敢食 ,为的是 赋额繁重以解县官.甚至连皇帝也承认: 贫者有田业而以匮乏不能自农.①这就是说,农民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所以自耕农民破产、流亡只是迟早的问题。  ②   徐干:《中论?民数》、仲长统:《昌言?损益》。  ①   《前汉纪》卷八、《通典?食货》。  至于那些租耕地主土地,又没有摆脱国家户籍的依附农民(一般称 贫民或 下货 ),处境更为悲惨。他们既要向地主交租,又要向国家纳税,承受双重剥削,更难以维持生计和简单再生产。《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指出:东汉末年, 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衍鬻家财,不足应命.像这样的下等贫民,必然再度破产流亡。  由于东汉后期国家机构的溃烂及其严重的财政危机,破产流亡的农民得到赈济或 假名公田 之类实惠的希望是渺茫的,即使得到一点好处,也只能缓解一时的困难,最终仍要受赋役之苦。《后汉书?和帝纪》诏曰: 隄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不以为负。 可知当时许多地方水利设施长期失修,劳动人民的生产条件日趋恶化。据有关史料初步统计,从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至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共100年间,连续遭受水灾、旱灾、风雹之灾、蝗螟之灾的年份达75年,无灾之年仅25年。严重的天灾人祸使封建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大量流亡。虽然豪强地主田庄可以吸收部分流民,但数量总是有限的:一则安置流民需要花钱,二则田庄宗族势力的复活具有排它性,三则田庄营堑坞壁形式限制其规模的迅速扩大,四则官僚地主并兼的身份也不能毫无顾忌地隐匿流亡等等。而且,大量待业流民的存在,还直接影响田庄内部依附农民的处境。豪强地主往往因为社会劳动力的过剩,迫使依附农民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强迫他们提供更多的劳役和剩余产品。因此,田庄内的依附农民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日益贫困, 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可见劳动人民的贫困、破产、流亡是东汉普遍的社会现象。崔骃的《博徒论》曾形象地刻画了当时农夫被剥削压榨的悲惨景象: ……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  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 东汉劳动人民之所以遭受的剥削特别沉重,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 舍地而税人 的赋税制度严重违反 臣民应尽可能按照各自的能力纳税 的公平原则①所致。  由于东汉政权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大土地占有制的矛盾日趋严重,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所以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丧失了生产条件,被迫长期流亡,在死亡线上挣扎。自和帝以后,这样的记载俯拾皆是。由于劳动人民陷入贫困、破产、流亡、饥死的境地,社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使东汉帝国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出现了 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②的局面。  ①   《后汉书?左雄传》、《召强传》、《和帝殇帝纪》。  ①参看亚当?斯密提出的赋税四项原则,《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篇第2 章,坎南版,第310-312 页。  ②   《后汉书?陈蕃传》。  (三)东汉末年社会经济的崩溃  东汉后期社会经济矛盾的激化,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当时破产流亡的农民不断发动起义。至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给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形成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大动乱之中天灾人祸交互激荡,导致了秦汉时期第三次社会经济的大崩溃。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均超过了秦末的陈胜起义和西汉末年的赤眉起义。黄巾起义曾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起义爆发后, 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①20多万黄巾军主力经过9个月的激烈战斗,虽然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分布在各地的黄巾余部,包括幽、冀、豫、并州的黑山黄巾,青、徐黄巾,益州黄巾,汝南、扬州等地的黄巾起义军共数百万之众,仍继续坚持战斗达20余年之久。东汉反动统治集团对黄巾起义军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和屠杀。如张宝等在下曲阳失败后,十多万起义军被杀,其他 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 ,②估计在黄巾主力失败以后,全国范围内因牵连被杀害者有几十万人之多。接着,各地方军对黄巾余部进行残酷的围剿追杀,每次战役被杀的民众都是 死者数万.可见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劳动力的摧残十分严重。  更为惨烈的破坏是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军阀混战。首先发生的是所谓 董卓之祸.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进京把持朝政。  他纵兵到处烧杀抢掳,无恶不作,流毒四方。董卓为了抢夺洛阳贵戚富豪的金帛财产,曾放纵士兵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掠物资,谓之 搜库.董卓的部下还率领士兵到陈留、颖川诸县抢劫,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他除了疯狂地掳掠残杀外,又强迫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时将京师洛阳烧成一片焦土,并徙洛阳数百万人于长安,沿途饥饿寇掠,积尸盈路。从此,洛阳一带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被杀,又继之以卓将李傕、郭汜之乱,他们在长安一带放兵劫略,相互残杀,二、三年间就使关中无复人迹。自 董卓之祸 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的军阀纷纷割据独立,数十起军事集团之间展开了争夺地盘的大混战。军阀混战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摧残, 百姓死亡,暴骨如莽.①如曹操攻陶谦,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曹坑杀降卒8万余人。其他攻战都是 死者且半 、 鸡犬亦尽.在残酷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又遭到天灾、饥馑、疾病的扫荡。史称灵帝、献帝之际,水旱虫蝗之灾纷至沓来,百姓饥穷相食,谷一石十万钱。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说: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其中最严重的天灾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的旱、蝗之灾,是时民人大饥, 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②灾荒饥馑之余,瘟疫亦频频发生。东汉末年的瘟疫从建和三年(公元149年)开始流行,此后不断扩展蔓延。《续汉书?五行志》记载其时 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特别是在战火连年、灾荒饥馑遍野、流血漂杵、尸骸如山的时期,也是瘟疫病毒繁衍最猖獗的时期。因此自董卓之祸以后,全家、全族、整个地区死于疾疫者史不绝书: 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  ①   《后汉书?皇甫嵩传》。  ②   《资治通鉴》:灵帝中平元年。  ①   曹丕:《典论?自叙》。  ②   《太平御览》卷 35 引《英雄记》。  东汉末年,在灾荒、瘟疫、战乱中苟延残喘的人们,为求生存到处流徙。  《后汉书?刘虞传》载刘虞任幽州牧, 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三国志?魏书?卫觊传》:关中 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蜀书?刘璋传》: 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 等等。  当时人民流徙的方向,大多数都是从中原地区流向边地。另外,还有一些豪强地主举族迁徙,聚众自保。《魏志?王修传》载,初平中 胶东人公孙卢宗强,自为营垒,不肯应发调.于是,中原人口骤减。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在籍户口尚有5648万余,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O年),在籍户口仅1616万余。经过120余年,人口反而减少了2/3,反映出动乱时期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晋书?山简传》说: 自初平之元,讫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百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这些都说明东汉末年社会经济的大崩溃,远远超过秦末、西汉末年经济残破的程度。  综上所述,可知东汉王朝在经济制度方面没有重大建树,基本沿袭西汉时期的制度。而西汉经济制度是在高祖、文帝、景帝时期,在自耕农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这种经济制度与东汉大土地占有制基本确立的客观现实不相适应。于是,东汉时期以小土地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与大土地占有制不断发展的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东汉政权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太景气,而自发的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则日益膨胀。就时代而言,东汉前期因人口稀少而比东汉后期经济发展迅速;以地域而言,南方地区因地广人稀而比北方的经济发展迅速。因此,随着时代的推移,虽然东汉时期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比西汉有所提高,但东汉王朝的经济秩序日益混乱,国民经济的运行陷入恶性循环,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高度集中到地主豪强手中。而封建国家的财政日趋困难,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破产、流亡,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和国民经济的大崩溃。  东汉末年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比秦末、西汉末年更为惨重,又是汉代社会经济矛盾更为广泛、持久、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面对东汉后期封建政权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的经济思想家纷纷提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案,其中以东汉末年的荀悦(公元148- 209年)和仲长统(公元179- 220年)的经济思想具有代表性。他们两人都反对豪强地主任意兼并土地,并且异口同声地反对汉代轻土地税的政策。前文已经引述荀悦的有关言论。仲长统的《昌言?损益》也说: 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 说明他们都已觉察到当时 三十税一 的轻税政策与大土地占有制的社会现实不相适应。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他们吸取王莽改制的历史教训,主张在地广人稀的前提条件下实行以口占田之制。《文献通考?田赋》引荀悦说: 且夫井田之制,不宜于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 仲长统亦云: 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 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经济理论水平的提高。东汉王朝之所以产生如此尖锐的经济矛盾,就是因为没有根据社会现实制定适当的经济制度, 耕而勿有,以俟制度! ①代表了东汉末年时代的呼声。曹魏时期实行的民屯制度,就是根据社会现实制定的 耕而勿有 制度,西晋时期实行的占田制,就是根据社会现实制定的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 的制度。吃一堑,长一智,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交付昂贵的学费!  ①   荀悦:《申鉴·时事》。  八、结语  回顾秦汉经济发展的历程,可知始终是在政治干预经济的状态下进行的。由于我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迫使封建统治集团对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进行干预,以使社会经济朝着有利于巩固封建统一的轨道运行,于是形成了封建经济的自然发展与封建国家经济制度的矛盾,也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封建政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为封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正因为如此,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才能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集中经济力量创造人间奇迹。然而,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又因其盲目性,往往导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激化,致使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大动乱和国民经济的崩溃。秦汉时期这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运动,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的 同一 趋势,而且也铸造成我国封建经济结构的 同一 模式:首先是家庭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然后是国家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最后是地主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这种社会生产结构在家庭、国家、田庄不同生产单位的同一状态,进一步弥合了社会生产的自然分工,使商品经济日益屈从于自然经济,形成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同一;土地所有制国有和私有的同一,国家政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 同一 模式,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同一;土地所有制国有和私有的同一,国家政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 同一 模式,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第023卷 秦汉军事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以战争为主线,较为详尽、系统地介绍了秦(公元前221年- 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6年- 公元25年,包括王莽新朝)、东汉(公元25年- 189年少帝被废)时期军事领域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以及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确立起来的封建军制的发展情况,并客观地评价了历次重大战争以及战争中涌现出的杰出将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这一时期较之春秋战国时期相对沉寂的军事学术,也作了简要介绍。本书广泛吸收了近几年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并力求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二者的统一。  一、秦汉军事概述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春秋战国以来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被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所代替。国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军事领域也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和进一步的发展。  秦汉时期,随着封建生产力的提高,冶铁炼钢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有了长足的改进,主要兵器,如刀、剑、矛、戟等,已基本由钢铁制作而成。  一些兵器,如戈、殳、钺等,由于不适合此时战争的需要而逐渐被淘汰。弓、弩等远距离杀伤武器,则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改良。  秦汉时期,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政权的斗争冲突,由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矛盾的尖锐,由于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矛盾的激化,又由于建立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需要,曾经爆发过一系列性质不同的、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战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战争,按照年代顺序分别为:秦王朝反击匈奴的战争、秦末农民起义战争、楚汉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西汉初年削平异姓诸侯王的战争、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战争、西汉反击匈奴的战争、西汉通西域的战争、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农民起义战争、东汉初年统一全国的战争、东汉与匈奴的战争、东汉再通西域的战争、东汉与西羌的战争、东汉末年黄巾农民大起义战争等等。  秦汉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水平的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统帅和军事将领,主要有蒙恬、冒顿、项羽、韩信、周亚夫、刘彻(汉武帝)、卫青、霍去病、李广、赵充国、刘秀(汉光武帝)、岑彭、来歙、耿弇、马援等人。  秦汉时期,随着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军事上确立了以皇帝为首的领导体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皇帝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一切军务的最后决断权均由皇帝亲自掌握。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的最高官吏,秦及西汉初期为太尉,汉武帝改称大司马,东汉复称太尉,但他们只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战时由皇帝亲自下令调兵,并临时指派将军统领,事毕即解除兵权,回归朝中。这种制度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军制的核心。  秦和西汉时期的兵役制度,基本上沿袭了战国的郡县征兵制,其特点是以年龄为界定,凡适龄男子均必须服兵役。东汉时期,由于土地兼并的膨胀发展,农民大量破产,或四处流亡,或依附于豪强地主,于是郡县征兵制因兵源无法保证而衰落,西汉时就已出现的募兵制则代之而成为兵役制度的主导形式。募兵制的兴起,也是东汉皇权衰落在军事制度上的客观反映。东汉末期,为了稳定兵源和加强战斗力,又出现了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的世兵制。  秦汉时还经常谪发罪犯或奴隶为兵。  秦汉时期的军队一般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3大部分。中央军是军队的主体部分。汉武帝曾大力扩张中央军,使全国的兵力分布形成了内重外轻、居重驭轻的局面。地方军置于郡县,平时接受训练、维持治安,战时受中央调遣出征。西汉初各诸侯王都拥有自己的军队,后被归纳入郡县兵体系之中。东汉时罢地方军,由中央派军分驻各战略要地。边防军戍守边郡,抵御外敌。东汉时边兵制度遭到破坏,又以设置营、坞,派兵驻守的办法,加强边疆防务。  秦汉时期,为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各兵种的设置更加合理。步兵、骑兵成为主要的独立兵种,尤其骑兵,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期间及之后,得到了长足发展,战斗力较以前也大为提高,成为以后封建国家军队的最主要兵种。水军也有了较大发展,在秦南攻百越之役和东汉初的灭蜀之战中都曾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车兵逐渐降到了次要地位,很少用于冲杀交战,主要用做后勤运输或运送伤员等工作。这种兵种配置,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兵种结构的基本模式。  秦汉时期的军事学术,较之春秋战国兵学兴盛的局面,要沉寂得多。主要兵书只有两部篇幅不大的《黄石公三略》和《握奇经》。另外,在《淮南子?兵略》中,以及晁错的《言兵事疏》、赵充国的《屯田制羌疏》和王符的《潜夫论》等著文中,也有反映这个时代发展特点的军事思想的阐述。值得一提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了一幅西汉初年绘制的 军阵图 ,上面绘有当时长沙地区汉军的驻防范围、部队部署、军事设施、道路交通等丰富内容。这是世界上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实用军事地图,反映出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军事地图的绘制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  二、秦代的军事制度  (一)以皇帝为核心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建立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与这种政权体制相适应,它确立了军权高度集中、军队高度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  秦统一后,首创皇帝制度。皇帝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独揽一切军政大权,他既是国家首脑,也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军队只听命于皇帝一人,各级高级军事将官也都由他亲自任命。  秦时,延续战国时的制度,规定:凡50人以上的军队调动,必须经皇帝直接下令,其余任何人无此权力。同时还必须严格执行玺、符、节制度。玺,即皇帝的御印,只有盖有皇帝御玺的军令才有效,否则不得执行;符,即虎符,发兵信物,由铜铸成,背刻铭文,一分两半,一半留在皇帝手里,由专人保管,一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将领。调动军队时,必须由皇帝遣使持符验合,完全无误方可领命;节,即皇帝颁给的发兵信物,用作通行证。远程的军队调动,须持节方能一路畅通无阻。玺、符、节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不能生效,以保证军队完全服从皇帝一人之命。  秦王朝政府中的最高军事长官,是 三公 中的太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 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 他由皇帝亲自任命,秉皇帝之命负责全国军政,统领全国军队,但他只有带兵权,没有调兵权和发兵权。太尉之下的高级军官是 九卿 中的郎中令、卫尉、中尉。郎中令 掌宫殿,掖门户①,主管侍从郎官,负责皇帝左右的警卫;卫尉 掌宫门卫屯兵 ②,负责皇宫的警卫;中尉 掌徼循京师 ③,负责京师咸阳的保卫与治安。遇战事,由皇帝直接任命领军作战的统兵大将,但战事毕即回归朝中解交兵权。秦时,除统军屯守边塞的大将外,军事将领均不专兵,以避免军事将领拥兵自重。  秦王朝地方的军队,由郡尉负责。秦统一后,始设36郡,后调整为46郡。每郡设郡守,为行政长官;设郡尉,掌全郡军政,直接领兵。郡尉也由皇帝亲自任命。郡以下设县,一县军政由县尉掌管。县以下的行政机构是乡,由游徼主管军政和本乡治安。  通过这种高度集权化的军事领导体制,使全国的军事力量都受中央控制,最后归于皇帝一人掌握。这种制度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延续了2000年之久。  ①   《汉书?   百官公卿表上》。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③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二)沿自战国的郡县征兵制  秦王朝的兵役制度,主要因袭战国时秦国兵制,实行普遍征兵制度,也即郡县征兵制,规定:凡成年男子都必须承担当兵的义务。  秦时规定,男子到17岁,均须亲自到乡政权机构登记注册,称为 傅籍①。登记内容主要包括:姓名、年龄、是否残疾以及有无疾病等。居民所在乡的里典、伍老要据此核查,发现有登记不实或逃避傅籍者,里典、伍老要如实向主管此项工作的乡啬夫汇报,否则里典、伍老都要受罚或受刑。傅籍之后,男子即开始服兵役及徭役。  依秦律,17岁以上男子,凡身体健康者,都必须作 正卒 两年,其中一年在本郡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同时执行本郡的防卫和治安任务,然后再按征调次序到京师咸阳或边疆服兵役一年。在京师服役,称 卫士 ,去边疆戍守称 戍卒.除此之外,每个适龄男子,每年还需在本郡县服役1个月,由于是到期即更换,故称 更卒 ,主要担负修筑城垣、道路、宫宛,以及军需物资的运输等。服满两年 正卒 的男子,除继续服每年1月的 更卒 外,还要随时应征入伍,一遇战事,要依征调令,与现役 正卒 共同出征作战,服役时间视战争的长短,一般不在中途更换。  秦代的止役年龄,视有无爵位而定。秦时延续了商鞅变法以来实行的按军功授爵制度,共20等。有爵位者, 年五十六免(役),无爵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 ②。另外,爵位在不更(第四等爵位)以上,可以免役。到止役年龄时,也须本人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免役。凡未经批准即自我免役或虚报年龄者,不仅当事人要以诈伪罪论处,而且里典、伍老也要受罚,同伍(秦之户籍制度,5家为一伍)人家,若知情不报,将处以连坐,不仅罚款,还要被罚戍边。  秦代实行的这种普遍征兵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然而,在秦时,无论是 正卒 还是 更卒 ,有关其服役的年龄、年限的规定及相关制度,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在具体实施中,并未完全照此执行。  (三)秦军的军种与兵种  秦军分中央直属部队和地方郡县部队两部分。中央直属部队又包括皇帝侍从警卫部队、京师卫戍部队和边疆戍守部队3个部分。皇帝侍从警卫部队分别由郎中令和卫尉统领,郎中令所统是皇帝的贴身侍从郎官,主要负责禁中(省内)的宿卫,皇帝出巡时作为侍从仪仗;卫尉统领的是皇帝的亲军,称 卫士 或 卫卒 ,他们分8屯驻于皇宫内四周,担负宫门的守门及皇宫的巡逻任务。京师卫戍部队由中尉统领,分驻京师咸阳城内外各要地,是秦军的主力部队,不仅担负卫戍京师及各官署、重要仓库等的守卫任务,而且还具有国家战略机动部队的性质。边疆戍守部队由都尉分领,一般百里设一都尉,他们驻守在边塞要地,保卫秦王朝不受侵犯。  地方郡县部队,由郡尉、县尉统领,其主要任务是接受军事训练和负责地方治安。它是中央直属部队的补充和预备部队。中央直属的3种部队的主要成员,都是从地方郡县部队训练期满的士兵中征调来的,同时,它也根据需要,随时听从中央的调遣,或出征作战、或戍守边塞、或宿卫京师,其战斗力也颇强。  ①   云梦秦简《编年纪》。  ②   《汉旧仪》卷下。  秦军的编成,与战国时相同,仍分为陆军、水军2个军种。陆军有车兵、步兵和骑兵3个兵种。  车兵和骑兵,统称 骑士 ,也称 轻车 或 车骑.战国时车兵的作用开始减弱,但至秦时,它在战争中仍然担负着重要任务,是秦军的一个重要兵种。车兵的主要作用是:进攻时,冲陷敌阵,打乱敌军战斗队形;防御时,布成阵垒,阻滞敌军的冲击。秦时,车兵的编制基本上仍沿战国时制度,一般分为御手、乘车兵卒和车属徒兵3部分。御手驱车;乘车兵卒配备弓、弩、矛、钺等兵器,距敌远时用弓、弩射杀敌人,近战用矛、钺等格斗;车属徒兵紧随战车,与战车密切配合,互相掩护,并扩大战果。  步兵是秦军的主要兵种,称 材官 ,多是些勇敢健壮、力能踏张强弩的士兵,故又称 蹶张 或 材官蹶张.他们都是在各自郡县经过一定严格训练的正卒.秦军步兵依武器装备,分为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轻装步兵下穿铠甲,持弓、弩等兵器,战时居前排,以弓,弩放箭杀伤远距离之敌;重装步兵身着铠甲,战时先居轻装步兵之后,待接近敌人时,以戈、矛、钺、殳、铍等长兵器与敌人拼杀。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的分设,是我国军制史上的一大进步。  秦军的骑兵虽然在战国时就以 精良 著称,但由于至秦时仍未发明马蹬,也没有出现适于马上斩劈的厚背长刀之类的武器,因此秦军骑兵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秦军骑兵所配备的武器装备仅为弓箭之类武器,其主要作用不是冲锋陷阵,而是与车兵、步兵相配合,射杀远距离之敌,显然它尚不能独立地完成战役任务。  秦时,水军称 楼船 或 楼船士.统一6国后,秦军在原秦国水军的基础上,又收编了吴、楚、越等国的水军及舰船,使水军的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战斗力也更加强。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尉屠睢所率南征百越的50万大军中,主力即是 楼船士 ,可见秦时水军规模之大,且能单独完成作战任务。  秦军作战列阵多采用车、步、骑诸兵种混合编队,以步兵为主,相互协同作战,一方面弥补各兵种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可发挥各种兵器之所长。这种混合编队列阵,是战国时出现的较为先进的阵法。秦军战时的编组,实行部曲制,以步兵建制为例:5人设一伍长、50人设一屯长、100人设一百将、500人设一五百主、1000人设一二五百主;5000人为一 曲 ,设一军侯;五曲为一 部 ,设一校尉;若干 部 由一将军统领,将军之上即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统军大将。此外,各级军将还可拥有自己的直属卫队,一般为所统兵力的1/10,如五百主卫队五十人,二五百主卫队百人,校尉卫队千人等。若是从地方抽调的部队,则仍由各郡县的郡尉、县尉等率领。  秦军的武器装备由国家统一配备,国家设有专门保管兵器的仓库,并实行严格的武器装备的保管制度。秦军普遍使用的兵器是矛、戈、钺、殳、钩、剑、镖、箭等。战国时出现的先进武器弩机,此时更加完善,威力颇大,小弩射程为150 米,大弩射程竟达900米。秦时的矛长达6。3米,剑长超过90厘米。将士身着的甲衣由金属扎叶制成,不同兵种着不同形式的甲衣,说明秦军的组织和装备业已相当完善。  (四)军事通讯体系的初步完善  秦统一后,国土面积扩大,边境线大大延长,为了防备外敌入侵,秦进一步完善了西周以来的烽燧告警制度。烽燧又称烽候或烽火台,在边境线上及边境线至各级边防指挥部之间,每隔30里左右建一台。楼台一般建在高地上,高约5丈,台顶竖一3丈木杆,杆顶吊一横杆,可上下仰俯,横杆一头绑有一笼,笼内填塞柴草等可燃物。每烽燧设一燧长,领有燧卒若干,遇有敌情,立即点燃笼内柴草报警,白天发烟,夜晚举火,按预定信号显示来敌人数、距离远近等情报。相邻烽燧见到信号后,也立即仿照示警,依次传递,使边防指挥官很快得知军情,采取相应措施。举火发烟的同时,烽燧上还以擂鼓传信给附近驻军,使守卒及时作好战斗准备。这种利用举火发烟、击鼓告警的办法,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通讯手段。  与边疆烽燧告警制度紧密相联的是边疆及各地通往京师咸阳的邮驿制度。秦统一后,为了便于运兵及公文、军情的递送,征调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的直道、驰道和五尺道等军用道路,通往各地及边疆。在各条道路上,沿途都修建了大量邮舍、驿站等设施,一般5里设一邮舍,30里建一驿站,内置邮卒、驿卒若干,驿站备有马匹。邮驿制度始于西周时期,是一种以接力的形式递送情报或官府文书的制度。邮,是徒步递送;驿,是乘马传递。这种制度至秦时已较完备。秦律中专门订有《行书律》,规定每个邮舍或驿站接到文书后都必须首先登记收发时间,然后迅速送至下一邮舍或驿站,急件须立即递送,慢件也须当天送至,倘有延误,将给予处罚。但机密的军事命令和战时紧急军情等不用邮卒或驿卒,而是由军人直接承担递送任务,沿途并不换人,仅由驿站负责更换马匹。秦时紧急军情文书平均1昼夜可递送500里,使中央朝廷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各地、尤其是边疆的军情,从而指挥秦军作出相应的行动部署。为了保证军情文书及时递送,秦律还规定,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不得擅自阻拦军邮,否则主要官吏将受惩处。  (五)军马的牧养与征集  秦代的马政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秦军保持强大的车兵、骑兵的重要保证。  秦在历史上是一个擅长养马的民族。其祖先非子居于犬丘(今甘肃天水一带)时,因 好马及畜,善养息之 ,被周孝王召去, 使主马于■渭之间 ,为周王室养马。结果 马大蕃息 ①。此后,养马业始终在秦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秦建国后,秦军战车由各色骏马驾引,颇令人侧目。  《诗经?秦风?小戎》描写秦军的战车: 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是中,■骊是骖。 战国时, 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駃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 ②。强大的车兵、骑兵使秦国雄居7国之首。  秦王朝建立以后,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马政机构并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政策,中央九卿之一的太仆是主管马政的最高官吏,其下设丞2人为副手。京师咸阳附近有若干官马机构,如大厩、左厩、中厩、宫厩等③,饲养着大量马匹,除供宫廷使用外,大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在西北边境游牧地区设 六牧师令 ,分管这里的国家牧场——牧师苑。每个牧师令领有若干牧场,主要牧养军马。京师官厩及边郡牧师苑均直属太仆领导。另外,边郡还有县属牧苑或马厩,规模较小,由县属吏苑啬夫或厩啬夫主管。内地各县马政由县司马负责,其属吏有司马令史、司马令史掾等。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史记?张仪列传》。  ③   参见:《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 4期;《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第 33 页。  秦法规定,地方官马都要烙印标记,登录造册,并定期上报数目;民间私马也要定期查验造册,统计数目错计一匹都为 大误 ,要受处罚①。另外,对工作不力,造成马匹生长状况不良、繁殖率低或大量死亡的官吏,要给予严厉的处罚乃至治罪。秦对军马的考核极为严格,凡上交车骑部队的军马,均须身高 五尺八寸以上 ,奔驰羁系要得心应手,驮乘跋涉要有耐力,否则主管官吏被视为训练调教不力,要受处罚,而且在军马考核中,成绩落后,主管官吏也要受罚,甚至革职②。秦法对军马的管理也有许多具体规定,如对马病的治疗与预防,厩养军马的饲料来源,以及对盗马者的处罚等等。  秦代马政机构的设置及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保证了车兵、骑兵、邮驿对军马的需求,据估计,秦马总数当在10万匹以上③。  ①   《   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第 125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第 132页。  ③   龚留柱:《秦汉时期军马的牧养与征集》,《史学月刊》,1987年第 6期。  三、秦代的战争  (一)秦王朝统一边疆、巩固边防的战争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占齐国都城临淄,最终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代。消灭6国之后,内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秦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矛盾变得突出起来。针对当时边族北强南弱的军事形势,秦统治者采取了南攻百越、北驱匈奴的战争策略,开始大规模地对外用兵。  1。南攻百越之役秦时,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为百越之地,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 越人 ,因其分部众多,故称为 百越.百越大体分为东越(又称东瓯或瓯越)、闽越、南越、西瓯等几个部分。东越居住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一带为中心;闽越的势力范围以今福建的福州为中心;南越分布于今广东的南部、北部和西部地区;西瓯活动于今广东的西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百越居住的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物产丰富、幅员辽阔,但由于为山川所阻隔,远离中原,至秦时他们仍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早在灭6国以前,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就已经把百越之地作为必欲征服的对象了。统一战争结束后不久,秦始皇即派尉屠睢率50万大军出击百越。针对百越各部居处分散的特点,秦军采取多路分兵进军,遇有大敌再合兵进击的行动方针。秦军共分5路:一路由今江西向东进发,攻取东瓯和闽越;中间2路取南越,其一经今南昌,越大庾岭入广东北部,其二经今长沙,循骑田岭直抵番禺;其余2路入广西,攻西瓯,一路由萌渚岭入今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今桂林。①秦军第一路进展顺利,出兵当年就平定了东瓯和闽越地区,设置了闽中郡。其余4路由于山高路险、河道纵横,行军作战及军粮运输极为困难,加之百越各部的顽强抵抗,相持3年未能取胜。后来秦在今广西兴安县北凿成灵渠,解决了军粮运输问题,秦军才得以顺利进军。秦军第三路军由主帅尉屠睢亲自率领,从今长沙宜章南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尉屠睢军进至今乐昌曲江一带,遭到越人夜袭,尉屠睢战死。以后秦始皇又增派大批援军,经过苦战,终于征服了南越和西瓯,秦在这里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3郡。从此,东至海南,北至向户,皆归于秦朝版图。②2。北驱匈奴之战秦在南征百越的同时,对北方的强敌匈奴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势。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大部族,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达阴山一带,北抵今贝加尔湖附近,过着游牧生活。当战国后期,匈奴正处于原始家长制向奴隶制过渡阶段,此时,中原各国忙于兼并战争,与匈奴接壤的秦、赵、燕3国对北方的防御力量大为减弱,匈奴得以迅速扩张势力,并乘虚南下,占有河套及河南地(河套以南的地方古称 河南 ),对秦的后方造成极大威胁。由于匈奴男女老少皆长于骑乘,勇猛凶悍,骑兵强大,机动性强,加之其地域苦寒,故秦对之采取了有别于征伐百越的战略方针,即驱逐南下的匈奴,收复失地,固守北边。  ①   参见《淮南子?人间训》。  ②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淮南子?人间训》。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公元前210年)受命率30万大军北攻匈奴。秦军的部署:蒙恬自率主力,经今陕西榆林进击河套北部;另一路出萧蒹关直趋河套南部。秦军进兵突然,来势迅猛,匈奴措手不及,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秦军顺利夺回河南地。第二年春,秦军渡黄河北进,兵威势猛,匈奴深为恐惧,向北退去,秦军攻占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阳山(今内蒙古狼山)、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等地,设置了34个县,并重新设置九原郡。至此,秦北驱匈奴之战胜利结束。随后,秦始皇命蒙恬大规模地修筑长城,把从前战国时秦、赵、燕3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全长5000余里的新的长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下令迁内地3万户到北河(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屯垦,以阻止匈奴军事进扰,并开发边境。  为了镇服匈奴,秦始皇命蒙恬继续屯守于塞外,并以长子扶苏为监军。  蒙恬死以前,匈奴始终不敢侵犯秦的边境。  (二)秦末农民起义战争  秦始皇统一6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统一后的秦王朝,对人民横征暴敛,以严刑酷法维系其统治,致使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秦二世(公元前230年~前207年)即位,实行更加残暴的统治政策,对人民变本加厉地进行压迫和剥削,致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1。陈胜、吴广起义及失败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贫苦农民陈胜(?~公元前208年)、吴广(?~公元前208年)随900戍卒应征赴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戍边,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遇到大雨,不能前进,延误了到达的期限。按秦朝法律规定,戍卒不按期报到,要被处死刑。在这生死关头,身为戍卒屯长的陈胜、吴广秘密商议反秦, 举大计 ,他们以 鱼腹丹书 、 篝火鸣狐 制造舆论,杀死押送戍卒的两个秦朝军官,发动起义。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以 大楚 为号。900个戍卒 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序幕。  大泽乡起义后,陈胜、吴广率领起义军首先攻占了大泽乡所在的蕲县。  接着,分兵两路向东西两面发展:一路由符离(今安徽宿县东北)人葛婴率领向东挺进;主力由陈胜自己率领,向西进攻秦王朝统治的腹地。在10天左右的时间里,陈胜领导的起义军横扫数百里,先后攻占了铚(今安徽宿县西南)、酂(今河南永城)、苦(今河南鹿邑东)、柘(今河南柘城北)、谯(今安徽亳县)等5个县城。起义军所到之处,广大贫苦农民热烈响应,进入陈县时,起义军已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1000多人,步卒数万人了。  陈邑(今河南淮阳)在西周至春秋时曾为陈国首都。陈国后为楚国所灭,战国末楚国曾将都城迁于此。秦统一后,这里是陈郡首府,城池坚固,为秦王朝重要城市之一。陈胜领导的起义军进至陈县境内,秦朝郡守、县令均闻风而逃,唯郡丞率秦军抵抗,结果被起义军杀死。陈邑是秦末农民起义军攻占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里,陈胜自立为王,国号 张楚 (一说国号为 楚 ),建立了政权。  陈县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 方二千里,莫不响应 ①, 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②刘邦(公元前256或247年~前195年)在沛县(今江苏沛县),秦嘉、董緤、朱鸡石、郑布、丁疾等在淮北,郦商在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项梁、项羽在吴县(今江苏苏州),王陵在南阳(今河南南阳),还有彭越、英布等皆揭出反旗,反抗秦王朝的统治。  不少六国旧贵族、官吏、方士也在反秦的旗帜下,投奔陈胜、吴广起义军,如张耳、陈余、蔡赐、魏咎、周市、周文、朱房、胡武等,连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也 持孔氏礼器,往归陈王。 ③立足陈县后,陈胜部署起义军分多路向秦王朝发动攻势:一路由假王吴广及田臧、李归等率领,进攻通往关中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一路由宋留率领,经南阳直叩通往关中的另一孔道——武关;主力由周文(?~公元前208年)率领,绕过荥阳,径直西进,入函谷关,直插秦王朝的都城——咸阳;又派武臣、张耳、陈余进军赵地,邓宗进攻九江,召平进攻广陵,周市夺取魏地。  荥阳乃是中原重镇,为通往关中的必经之地。它是秦三川郡郡治所在地,由秦丞相李斯之子、郡守李由率重兵把守。该城四面被高山沟谷环绕,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吴广军进至城下,李由坚守不出,据险抵抗,起义军久攻不下,与秦军呈僵持状态。吴广的部下邓说、伍逢(也称伍徐)趁机攻占了荥阳附近的郏县(今河南郏县)、许县。  周文所率的农民军主力,一路势如破竹,仅几十天就横扫淮河、黄河流域,突破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此时,周文军已拥有兵车几千辆、步卒几十万人。是年九月,起义军进至距咸阳百来里的戏(今陕西临潼东北),震撼秦廷上下。  此时守卫秦都咸阳的秦军只有5万人,秦二世获知起义军已兵临城下的消息,惊恐万状,后采纳了少府章邯(?~公元前205年)的建议,急令赦免在骊山修墓的几十万刑徒和 奴产子 (私家奴隶所生的儿子)的奴隶身份,发给武器,命章邯统率,编成军队,迎击起义军,同时从边塞调回王离之军约20万人,南下扑灭起义烈火。  在这关键时刻,反秦起义军内部产生了分裂。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八月,陈胜派出进军赵地的武臣(?~公元前203年)、张耳、陈余攻占邯郸后。在张耳、陈余的煽动下,武臣自立为赵王,封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使反秦起义队伍内部出现裂痕。陈胜闻讯异常恼怒,但为顾全大局,共同对敌,只好承认武臣的称号,并命令他急速率兵西入关中,支援周文。此时周文军已深入关中,吴广困住荥阳秦军主力,若武臣从河北直插关中,必将给秦王朝以致命打击。然而武臣在张耳、陈余的唆使下,拒绝执行陈胜的命令,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并乘机扩大势力,在河北抢占地盘,他派部将韩广攻取燕地,派李良攻取恒山郡(郡城在今河北正定县南),派张黡(yǎn,音掩)攻取上党郡(郡城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  ①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②   《史记?陈涉世家》。  ③   《史记?儒林列传》。  韩广攻占燕地后,在那里自立为燕王。由陈胜派往北方攻打魏地的周市,在得手后也擅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齐国旧贵族田儋趁乱在狄县(今山东高青县高苑城西北)自立为齐王。这些人称王后,完全不听陈胜的号令,拼命发展自己的割据地盘,放弃了反秦斗争,分散了起义军的兵力,使秦王朝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付陈胜、吴广起义军。  章邯率领几十万骊山刑徒和 奴产子 改编的秦军,对沉浸在顺利进军喜悦中的周文军发动了突然进攻。这支秦军虽系被赦免的骊山刑徒和 奴产子 ,但他们对秦王朝抱有幻想,一心想作战胜利后回归故乡或成为身份自由的人,故有较高的作战积极性,战斗力颇强。而起义军统帅周文仅在楚将项燕的军中当过一名预卜吉凶的小官吏——视日,缺乏统兵作战的经验。他所率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大部分是进军途中刚刚参加进来的起义农民,未经严格训练,缺乏战斗经验,更未经历过大战。同时,起义军缺乏粮食和必要装备,又是孤军深入秦王朝腹地,没有后援,因而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在秦军的突袭之下,周文军虽顽强战斗,但无法抵挡,不得不退出函谷关,在函谷关以东的曹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固守抵抗,苦战两三个月,终于失利。最后周文退至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浴血奋战十余日,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自刭,起义军溃散。  打败周文后,章邯军又向围困荥阳的吴广起义军猛扑过来。吴广军因久攻荥阳不下,士气低落。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起义军内部发生内讧,吴广部将田臧等人因与吴广在战略上有分歧,便假借陈胜之命,杀死吴广, 献其首于陈王.陈胜无奈,只得赐田臧为令尹、上将军,让他统帅荥阳起义军。田臧留李归继续围困荥阳,自己率主力迎击章邯军,与之决战。双方大战于敖仓(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结果起义军大败,田臧死于军中。章邯乘胜进攻李归,荥阳城内的李由也领兵杀出,李归兵少将寡,虽英勇搏战,终不敌强敌两面夹击,战死疆场。章邯又分兵击败了郏县的邓说和许县的伍逢。  2人退归陈邑,陈胜将邓说处死。  秦二世得知秦军获胜的消息,又增派大批军队出关,协助章邯作战。章邯率大军进逼陈邑。此时,陈邑起义军兵力十分单薄,派出的军队:武臣已为部将所杀,张耳、陈余又另立赵歇为王,不肯出兵援助陈胜;周市也割据自保,不发一兵;进攻广陵的召平和进攻九江的邓宗又一时无法回援。面对强敌的进攻,陈胜急令上柱国蔡赐迎击章邯军,结果也未能阻住秦军,蔡赐战死。最后陈胜亲自与将军张贺于城西迎战秦军,终因力量过于单薄,为秦军击败,张贺也战死,陈邑失守,陈胜率小部起义军向东南且战且退。十二月,陈胜退至下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被其御者庄贾杀害。庄贾投降秦军。陈胜的部将吕臣获知消息,组织 苍头军 ,反击秦军,夺回陈县,杀死庄贾。  陈胜死后,宋留率领的起义军还在开往武关的途中,其后路已为秦军截断,于是宋留下令调头后撤,绕过南阳,向东退却,一直退到新蔡(今河南新蔡县),遭到秦军的猛烈攻击,宋留投降,全军瓦解。宋留被押往咸阳, 车裂 而死。  至此,历经6个月之久、声势浩大的陈胜、吴广起义终于被秦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秦末农民战争转入低潮。  陈胜、吴广起义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军事角度而言,这次起义是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参加起义的基本群众都是未经严格训练、毫无作战经验的农民,他们凭着一腔热血,怀着对秦王朝的极大仇恨,参加了反秦斗争,这样的队伍对付少量秦军可以一战而胜之,打一些中小规模的战役也可以取胜,然而一旦遇到强敌,进行大规模战役就必败无疑了。加之,起义军中缺乏真正能统兵作战的军事将领,因此,即便起义军曾发展到几十万人,一遇秦军横扫便只能连连败退了。而作为出身贫苦农民的陈胜、吴广,他们不可能有较高的战略眼光,也不具备组织、协调各路起义军协同作战的能力,以致在战略战术上做出了许多错误举动,因此在强大的秦军进攻之下归于失败,便毫不奇怪了。  2。项羽、刘邦领导的灭秦战争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春,奉陈胜之命进攻广陵的召平,在得知陈胜兵败,秦军逼进的消息后,渡江到会稽,与项梁取得联系,以陈胜的名义封他为上柱国,并令他立即西进,迎击秦军。  项梁(?~公元前208年)是战国末楚国名将项燕之子,其家世代为楚将,被封于项(今河南项城东北),故因项为氏。秦灭楚后,项梁携其侄项羽逃至吴(今江苏苏州)中避难。项羽(公元前232年~前202年),名籍,字羽,从小身高力大,勇力超群,随项梁习兵法,颇知用兵。秦始皇东巡游会稽,项羽观看秦始皇的威严仪仗,竟脱口而出说: 彼可取而代也 ①。陈胜、吴广起义后,项梁、项羽叔侄杀秦会稽郡守殷通,起兵反秦,项梁自为会稽郡守,项羽为裨将,收编吴中子弟为兵,迅速扩大势力。  秦二世二年三月,项梁、项羽率8千江东子弟兵渡江,西攻秦王朝,从此代替陈胜、吴广领导全国起义军,重新掀起了反秦斗争的高潮。  渡江后,项梁、项羽军很快与陈婴、英布、吕臣、蒲将军等起义军汇合一起,又击杀图谋不轨的秦嘉,收编其部众。在沛县起义的刘邦也率9千人来投,至此,这支起义军已拥有六、七万人之众,项梁也成为各路起义军的统帅。  是年六月,项梁在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得知陈胜已遇害的消息。他采纳了谋士范增的建议,从民间找到正在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心,立为王,为扩大影响,争取民心,仍称楚怀王,建都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封陈婴为上柱国,项梁自为武信君,掌握军政大权。  七月,项梁军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击败进攻齐地的章邯军。秦军向西退去,项梁独自率兵追击,又在濮阳(今河南濮阳东南〕大败秦军,进逼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与此同时,项羽、刘邦率领的另一支部队在攻克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后,继而转攻雍丘(今河南杞县),大破秦军,斩秦将李由。  面对这一系列的胜利,项梁产生了轻敌情绪,不再将章邯放在眼里,拒绝采纳部下的忠告,放松了戒备。章邯抓住时机,在得到补充之后,于九月,对散驻在定陶城外的项梁军发动夜袭,义军大败,项梁战死。项羽、刘邦闻讯,急速撤兵,集结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周围,吕臣军屯城东,项羽军屯城西,刘邦军驻砀郡,成犄角之势,以免被各个击破。楚怀王也从盱眙迁至彭城,将吕臣、项羽两军合并,归其亲自指挥,刘邦仍统所部军马。  章邯于定陶袭杀项梁后,认定 楚地兵不足扰 ①,便率兵北去,与王离汇合,进攻赵地,使楚地的项羽、刘邦得到了休整的机会。  ①   《史记?项羽本纪》。  秦二世二年闰九月,章邯大破赵军,赵王歇和赵相张耳被逼入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中。章邯令王离、涉间领军20万急攻巨鹿,自率20万兵屯驻巨鹿南数里的棘原,筑甬道(两侧有土墙为屏障的道路)直达巨鹿城外,为王离军输送粮草。巨鹿危在旦夕,赵将陈余率数万军队驻于巨鹿城北,但顾虑兵少将寡,不敢出战,遂派人赴楚、燕、齐求援。  楚怀王得信,一面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兵5万北上救赵;一面乘关中空虚,派刘邦率少部人马西进秦王朝腹地,并与诸将相约: 先入关者王之 ①。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月,宋义率军抵达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北),之后便不再前进一步,欲坐山观虎斗,以图坐享渔人之利,一直屯驻了46天。此时,天寒地冻,又遇大雨,士兵们忍饥受冻,宋义却只管饮酒作乐,军心动摇。项羽向他指明形势,建议速救赵,以免被秦军各个击破,被宋义拒绝。于是,在众将支持下,项羽愤而杀掉宋义。楚怀王乃封项羽为上将军,并把英布、蒲将军所部统归项羽指挥。  十二月,项羽派英布、蒲将军率2万人为前锋渡过漳水。楚军初战,失利,但切断了秦军的运粮甬道,隔绝了章邯、王离两军的联系。随后,项羽亲率全军北进,渡过漳水后,下令,破釜沉舟,烧毁营舍,每个战士只携带3天口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②。楚军士气大振,将王离团团包围,九战九捷,全歼其军,王离被俘,部将张角被杀,涉间自焚而死。章邯来救,也被击退。当时,各地救赵解巨鹿之围的诸侯军有十余支,但都保守营垒无一人敢纵兵出战秦军, 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①破秦军后, 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②从此,项羽被公认为反秦起义军的领袖,成为各路诸侯军的上将军,统一指挥所有反秦军。  章邯在巨鹿战败后,退守棘原,欲继续南撤。秦二世派人谴责章邯作战不力,章邯十分惶恐。项羽抓住时机,遣蒲将军于漳水南岸击败秦军一部,切断章邯军的退路。随后,项羽自领主力大败秦军于汗水(漳水支流,今河北临漳附近)。章邯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几十万人,既无援兵,又受猜忌,随时有被秦王朝加害的可能性,乃于秦二世三年七月,在殷墟(今河南安阳小屯)率所部20余万人向项羽投降。项羽将秦降卒全部坑杀。至此,秦军主力基本上被消灭,秦王朝的统治濒于崩溃。  与项羽军北上救赵的同时,刘邦率一支不足万人之军离开砀郡,进军关中。此时,虽然黄河以南没有较大的秦军机动部队,甚至连荥阳、洛阳、开封、南阳、函谷关、武关等要地也没有重兵防守,但刘邦若要顺利西入关中,困难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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