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史-欧洲文学史-6

斯特林堡早年写过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如小说《红房间》(1879)和《新国家》(1882)，对瑞典上层社会有比较深刻的揭露。但他又受到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时而关心妇女解放，时而采取尼采的仇视女性的态度；他有时以现实主义手法揭露社会黑暗，但总的倾向是越来越深地陷入变态心理，用反理性的哲学观察世界。　　斯特林堡的自然主义戏剧主要有《父亲》(1887)、《朱丽小姐》(1888)、《伴侣》(1888)和《死魂舞》(1901)等。这些剧本直接描写变态的社会关系和充满极大痛苦的激情。例如，《父亲》写一个妻子为了和丈夫争夺女儿的好感，不择手段地用诡计把丈夫逼成疯子。这些人彼此虎视眈眈，时刻打算扑过去割断对方的咽喉。他们因为自己痛苦，就以使别人更痛苦为快。这些剧本充分贯彻了作者的自然主义主张，把人生描写成本能和欲望的冲突，对生活作了歪曲的解释。　　1902年，斯特林堡写了《梦的戏剧》，又成为欧洲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这部剧本以无逻辑的梦魇的形式，描写天帝因陀罗的女儿为要了解人类而来到人间，结果发现“瑞典是一所疯人院”；人间有剥削和压迫，但这位神的女儿认为人们痛苦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欲望造成了自身的堕落。她和被折磨者一起呼号，期望上天拯救。剧本表现了作者渴望摆脱痛苦的思想，但又充满由于痛苦而失去常态的绝望情绪。　　在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衰落和分化的时期，北欧无产阶级文学有了发展。自七十年代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北欧的影响逐渐扩大；各国都掀起了规模比较大的罢工斗争，取得组织工会的权利；但另一方面，机会主义思潮也开始在北欧泛滥。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八、九十年代相继成立，它们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放弃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妄想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北欧无产阶级文学是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主要的旗手是丹麦的尼克索。　　尼克索(1869-1954)原名马丁·安德逊，父亲是石匠，母亲是铁匠的女儿，他自幼做过牧童、报童、农场雇工、石匠、鞋匠和水泥匠，后来勉强进了大学。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的。1888年，他参加了丹麦工人运动，开始接触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后来，他在朋友的资助下出国养病，到过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有了广泛的了解，参加了反对正在各国滋长的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尼克索找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正确道路。他谴责右倾机会主义，退出社会民主党，成为1930年正式成立的丹麦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被丹麦社会民主党列入交给德国法西斯的黑名单，不久被捕入狱。1943年逃出监狱时，尼克索已经七十四岁，但他仍旧顽强地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奋斗，直到八十五岁逝世为止。　　尼克索自1893年左右开始写作，在六十余年内发表过大量的政论、演说、诗歌、剧本和小说。他的早期作品基本上是批判和暴露现实的，但带有悲观主义和自然主义色彩。　　尼克索最著名的作品是三部曲《征服者贝莱》(1906-1910)、《普通人狄蒂》(1917-1921)和《红色的莫尔顿》(1945)。这三部曲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者莫尔顿和机会主义者贝莱这两个中心人物的活动而展开。第一部《征服者贝莱》包括四卷，第一卷《童年》和第二卷《学徒生活》以贝莱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为线索，描写丹麦城乡劳动者在七、八十年代的贫困生活；第三卷《伟大的斗争》和第四卷《黎明》，以贝莱成为工人领袖并蜕化为机会主义者的过程作线索，描写丹麦无产阶级在九十年代的英勇的罢工斗争，和此后机会主义思潮在丹麦的泛滥。　　贝莱是农场雇工的儿子，父子同在偏远的半宗法式的小岛上给农场主放牛，生活艰难。以后，贝莱雄心勃勃地去到一个小城，幻想“征服世界”，做了鞋匠学徒。他在这里看到更多的穷人的悲惨遭遇，并结识了石匠的儿子莫尔顿。年少的莫尔顿严肃地思考穷人为什么会受苦的问题，使贝莱受到很大影响，成人以后，贝莱抱着新的希望前往首都哥本哈根做鞋匠，遭到把头的剥削，在莫尔顿的启发下，他开始认识到工人必须团结起来，于是重新整顿了瘫痪的鞋匠工会，和把头进行斗争，经过几次失败，终于打破了把头的控制。从此贝莱在工人中有了威望，进而领导首都五万工人的大罢工，迫使资产阶级让步，并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罢工胜利后，贝莱思想里固有的个人野心大大地滋长了。他得到了高官厚禄，害怕触怒资产阶级，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社和争取议会多数等合法途径，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这整个过程中，莫尔顿支持罢工，但是怀疑合法的途径，他继续寻找革命真理。　　第三部《红色的莫尔顿》的情节紧接第一部，描写二十世纪初年的丹麦社会状况。贝莱这时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内阁部长，生活舒适。他宣称，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丹麦立即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他所开创的合作社运动彻底失败，工人中已经有一部分认清贝莱的面目，开始探索革命的道路，也有一部分走上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邪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完全瓦解。贝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勾结，用欺骗手段把丹麦工人送到德国军火工厂做工，为帝国主义效劳。莫尔顿这时成了一个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他坚决反对阶级合作，主张发动革命的内战，以夺取政权。他进行宣传活动，在演讲中说：“用饥饿来杀人，由于肺结核而造成慢性死亡，千百万人做着资本主义利润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难道比战争好吗?”但是丹麦还没有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的工人也没有组织起来，莫尔顿的革命主张不可能变成现实，他陷入深刻的苦闷。有一年莫尔顿在瑞典听说，列宁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把老资格的修正主义者驳得体无完肤。他庆幸俄国工人“撕掉了眼罩”，抛弃了欺骗他们的人。不久，十月革命成功，莫尔顿访问苏联，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成为成熟的无产阶级战士。　　第二部《普通人狄蒂》，是第一部和第三部中间的独立的插曲。莫尔顿和贝莱的活动在这一部中退居为背景。尼克索通过劳苦的农妇狄蒂从生到死的遭遇，广泛地描绘了丹麦城乡劳动人民在和平条件下的悲惨处境，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叙述了狄蒂的勤劳善良的品德和对光明未来的向往。　　尼克索的三部曲回顾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丹麦历史，生动地揭露了丹麦工人运动领导集团背叛工农群众，投靠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歌颂了丹麦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所代表的革命道路。　　尼克索采用对比手法，深刻地揭示出机会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尖锐对立。全书通过上百个人物的遭遇，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忧患。例如，贝莱的父亲，老一代的农民拉赛幻想凭着辛勤的劳动创立家业，但他的劳动果实被地主所剥夺。这个一向安分守己的农民忍无可忍，忿怒地表示要把压迫穷人的官吏全部扼死。他晚年投靠自己的儿子贝莱，仍然没有着落，只好上街行乞，最后悲惨地饿死在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里。人民的苦难历历在目，但机会主义者视而不见，竟然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吹嘘丹麦是一个“富人不多，穷人更少”的幸福国家。广大的工农群众开始懂得，穷人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只有依靠自己的拳头”，而机会主义者却说，应该放弃阶级斗争，和有钱人合作，以便“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后来劳动人民逐步摆脱掉宿命论思想的束缚，忍受着巨大的牺牲，坚持长时期的罢工，在斗争中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但是机会主义者却瓦解并出卖了工人运动，他们公然吸收资本家加入社会民主党，开除并迫害参加过斗争的老战士，把人民更深地投入帝国主义战争的灾难。三部曲清楚地表明，机会主义者的背叛使丹麦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条历史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尼克索描写丹麦工人运动所受的挫折，突出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宝贵和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在当时，革命的客观条件接近成熟，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已经识破机会主义者的本质，但苦于没有革命政党来加以领导。莫尔顿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探索，直到十月革命以后，才找到三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革命真理。　　三部曲在社会运动的广阔背景上突出了莫尔顿和贝莱这两个代表不同路线的人物。莫尔顿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泛滥期间的革命者的面貌。他年轻时就决定：他的理想不是要爬到上层阶级，而是永远站在劳动者的队伍中，争取本阶级的解放。他宁可暂时孤立，也不肯和机会主义者同流合污。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派的代表，自称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诱骗他放弃阶级斗争。他立即认出这个“兄弟党”的代表实际上是军事投机家和德国资本家的混合物。他坚定地站在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认为有剥削就有反剥削的行动，谁要是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谁就是和剥削者站在一起。在莫尔顿活动的大部分时期内，丹麦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还没有成立，人们也还不知道列宁在高举革命旗帜反对机会主义。在这困难的年代，莫尔顿逆流而进，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性，是一个光辉感人的革命者的形象。　　贝莱从小抱着往上爬的野心，贪图眼前利益，每当面临重要的抉择，他总是自然而然地倾向机会主义。莫尔顿揭露有钱人剥夺穷人创造的财富，他却认为如果穷人“动手去夺回来，准不会有好处”。莫尔顿指出无产者应该团结，他却以为团结只是为了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在罢工处于僵持阶段，工人们饥寒交迫的时候，他接受资产阶级的引诱，做了资本家的职员。后来他又骗取工人的信任，走上为资本家和军国主义者效劳的邪路。　　小说通过这两个人物发展道路的对比，为丹麦无产阶级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围绕着莫尔顿的光辉形象，尼克索广泛展示了工农群众的劳动和斗争。他对群众中的小康思想和宿命论思想提出善意的批评，同时又描写了郁积在他们心头的愤怒和他们日益觉醒的革命愿望。第一部所写的罢工斗争是一曲宏伟的赞歌。罢工如燎原的烈火，各个行业的工人团结成为一股力量，高举共产国际的红旗向警察展开搏斗，使资产阶级心惊胆战。作者相信工人阶级一定能使自己得到解放。第四节　英国文学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英国资产阶级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反动性日益显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在国际上丧失了工商业的垄断地位，尽管它依然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在国内，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加深了阶级矛盾。七、八十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对内实行细小让步，笼络工人贵族，对外实行疯狂的殖民政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机会主义在英国工联组织中仍占统治地位，但随着国内矛盾的加深，工人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不熟练的工人组织了新工联，发动罢工和示威斗争，遭到政府的血腥镇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政府加强军国主义统治，发动南非的布尔战争，参加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并加紧剥削劳动人民，增加赋税，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曾发生多次规模巨大的罢工。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播，很多资产阶级作家也标榜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版序言中所说的：“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莫里斯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只有流血革命才能铲除这个制度，他在资产阶级作家中思想最先进，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很大的空想性。肖伯纳也提倡“社会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宗教、政治的虚伪性，批评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军国主义，但作为费边社的一个奠基人，他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改良主义。威尔斯也标榜社会主义，参加过费边社，他同样否定革命，提倡“贤人政治”，主张以科学技术人才管理国家。甚至唯美派作家王尔德也高唱“社会主义”，在这个幌子下宣扬个人主义和唯美主义。　　十九世纪末，在法国唯美派的影响下，英国一些作家表现了强烈的唯美倾向。他们企图用艺术的“美”来抵销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丑恶现象。王尔德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莫里斯在参加工人活动的同时，举办了手工艺工场和印刷厂，用中古的美术来装饰生活，他的文学作品也带有返回中古的唯美倾向。高尔斯华绥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深入骨髓的占有欲，但他的作品特别强调资本主义敌视并扼杀艺术，也带有一定的唯美倾向。　　七、八十年代以后，英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阶级矛盾尖锐起来，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作家感到彷徨苦闷，对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哲学发生共鸣。哈代目睹英国农村破产的情况，在作品中描写了资本主义给农村带来的灾难，并对农民的悲惨境遇寄予同情。但由于他看不到出路，在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他的创作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和宿命论思想。其他作家如威尔斯也具有悲观主义倾向。　　这一时期，英国统治阶级为了推行殖民政策，大力鼓吹好战的沙文主义，美化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在文学中宣传冒险、犯罪和颓废的内容。吉卜林配合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宣扬“白人的负担”和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律”。斯蒂文生(1850-1894)、柯南·道尔(1859-1930)等作家描写海上冒险、神秘的异国情调、侦察凶杀的故事，引导读者脱离社会斗争。　　这一时期，英国文学流派纷纭复杂。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梅瑞狄斯、巴特勒、哈代、肖伯纳、高尔斯华绥、威尔斯等尽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道德、宗教和文化等方面作了批判，但他们宣传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梅瑞狄斯(1828-1909)早期属于“前拉斐尔派”，他的小说如《理查·费弗洛尔的苦难》(1859)、《利己主义者》(1879)，多围绕婚姻爱情的不幸，从自由主义的立场，谴责资产阶级、贵族的自私自利，对当时政治、社会、教育有一定揭露，但他的出发点仍然超不出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他的小说着重心理描写，风格流于雕琢。巴特勒(1835-1902)的小说《乌有乡》(1872)、《众生之路》(1903)讽刺资产阶级的宗教、道德、教育、家庭制度，但他自己也只能提出“诚恳”、“纯朴”、“善良”等抽象的道德观念来作为医治资产阶级罪恶的药方。　　另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则已开始注意到无产阶级的生活，如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生于50年代末)。她的小说《城市姑娘》(1888)以伦敦东区一个贫苦缝纫女工耐丽为主人公，她受到衣冠楚楚的资产者阿瑟·格兰特的诱骗，怀孕后遭到遗弃，陷入悲惨境地。哈克奈斯通过这个极其平凡的故事，揭露资产者的虚伪性，对受苦的工人表示深切同情。此外，乔治·吉辛(1857-1903)所写的《德谟斯——英国社会主义的故事》(1886)也属于这一类。这些作家虽然注意和同情无产者的遭遇，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觉醒，在他们的作品中，无产阶级只是作为消极受难的群众出现的。工人出身的特雷塞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不仅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作了无情的揭露，而且还塑造了一个正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形象。　　威廉·莫里斯(1834-1896)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在五十年代已开始写诗，在“前拉斐尔派”的影响下，写过《地上乐园》(1868-1870)等作品。他早期诗歌大都取材于古代的中古的故事。七十年代，他到冰岛等地去旅行，回国后发表了以北欧古代传说为题材的史诗和抒情诗，其中最重要的是《佛尔松族的西古尔德》(1876)。这些作品都表现了诗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现实的不满，企图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学艺术中寻找美好的理想。莫里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奴役使劳动者的智慧和艺术才能受到摧残，要使艺术得到真正繁荣，必须把劳动变成一件创造美丽事物的乐事。他举办了一个手工艺工场，生产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美术品。　　随着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开展，在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莫里斯于1884年和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组织了“社会主义同盟”。1887年，他参加伦敦工人游行示威，目睹政府对游行群众的血腥镇压，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没有任何妥协可言的，英国人民要争取美好的未来，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地向统治者进行斗争。　　《社会主义歌集》(1883-1886)收录了他为《正义》和《共和》两杂志所写的诗歌。这些诗歌大都是在工人运动的启发下写成的。在《不要老爷》一诗中，莫里斯直接号召受奴役的人们不要害怕牺牲，与其受奴役而生，不如斗争而死；他鼓励他们起来，结束老爷们的统治。在《工人进行曲》中，莫里斯对斗争的前途充满希望，写道：　　听吧!雷声隆隆!　　看啊!阳光下，大地上，　　出现了愤恨、希望和奇迹，　　人民的队伍在前进。　　长诗《向希望前进的人们》(1886)描写一个诗人和他的爱人沉醉在田园式的爱情生活中。远方传来不安、骚动的声音。他们抛弃恬静的生活，到人民中去找寻不安和骚动的原因，于是看见了人民的苦难。他们四处寻找希望，终于找到了社会主义。诗中又描写诗人去到巴黎，热情地歌颂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认为公社给人们展示了未来的前景。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经历，表现了他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　　《梦见约翰·保尔》和《乌有乡消息》是莫里斯的两部幻想小说。　　《梦见约翰·保尔》(1888)描写作者梦见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约翰·保尔，并和他交谈。作者向约翰·保尔叙述了1381年以后英国历史的演变：人民起义不断发生，虽然大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民力量在这些斗争中一天天壮大，人剥削人的社会肯定会被消灭。　　《乌有乡消息》(1890)预言二百年后英国将会发生的变化。作者在梦中到了共产主义的英国，那时英国社会已完全改观，城市和农村变得十分清洁、整齐、美丽，人们都很健康。这里已经没有私有制，人们不知道买卖为何物。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消灭，劳动成为人生幸福的必要因素，人人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出现一种和睦相处的新关系。资产阶级的政治机构不复存在，国会大厦变成了大粪场。国际上的竞争和战争也没有了。乌托邦的居民告诉作者，这一切都是经过流血斗争取得的。他说，英国人民自从1887年在特的法尔加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受到政府的血腥镇压后，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想通过和统治阶级协商或改良的办法来实现共产主义，但对方始终毫不让步，并且加强了反动统治。最后人民还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建成了新的社会。　　莫里斯在这两部作品里提出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肯定暴力斗争，但是他把暴力革命写成一件突然而起的事情，没有指出革命的准备和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他的共产主义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在《乌有乡消息》中，他指出机器劳动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的奴隶，但他主张用手工业劳动代替机器生产，这是违反历史发展进程的。　　这两部作品都采用和英国文学乌托邦小说的形式。《乌有乡消息》的主人公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乌托邦的一切都感到新奇不解，闹了许多有趣的笑话。作者运用这类手法，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合理的现象。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他的父亲是建筑师，他自己也学过建筑，他一生的大部分时期是在故乡道塞特郡度过的。　　哈代的创作时期包括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阶段。他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给劳动人民，尤其是给农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对他们表示同情。他的小说一直以故乡道塞特郡和该郡附近的地区作背景。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工业可言的农业区，但它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的渗透。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整个农村，使农村的宗法社会的基础彻底崩溃。他观察了农业危机在道塞特郡所造成的悲惨后果，描写这一地区农民所受的灾难。但是他用唯心主义解释社会变化的原因，认为支配人的命运的是一种“弥漫宇宙的意志”。这是宿命论的观点。　　哈代最有成就的作品是名为“威塞克斯小说”的一系列小说。威塞克斯是道塞特郡及其附近地区的古称。　　威塞克斯小说的开头几部写了英国农村的恬静景象。《绿荫下》(1872)描写一种类似世外桃源的田园生活，作者以为这是理想的社会生活。《远离尘嚣》(1874)也是记述明朗恬静的田园生活的，但是已透露出悲剧的情调，作者已开始了解到，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幸福的田园生活只是一种幻想，在后来出版的《还乡》(1878)和《卡斯特桥市长》(1886)里，他完全抛弃了对田园生活的幻想，更清楚地认识到旧的宗法社会的必然灭亡。　　哈代的主要作品是《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　　《德伯家的苔丝》(1891)描写贫穷的农家女子苔丝一生的遭遇。她渴望凭自己的劳动过日子，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却接二连三地受到沉重珠打击。苔丝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上德伯家去当女工，遭到资产阶级纨绔子弟亚雷·德伯的污辱，怀了身孕，成为一个“失了身的女子。她忍受周围人们歧视和道德偏见的压力，孩子病死后，她在一家牛奶场工作，认识了一个牧师的儿子，青年大学生安玑·克莱，不久便和他相爱。苔丝向克莱讲述了自己过去的不幸经历之后，充满资产阶级的虚伪的伦理偏见的克莱，突然一反往常的态度，遗弃了苔丝，使她走上更加悲惨的道路。苔丝转到另一个农场劳动，受到资本家更为残酷的剥削。后来父亲死去，一家人沦落街头，纨绔子弟亚雷又来纠缠她，她不得已而又迁就了他。克莱的突然归来使苔丝受刺激太深终于酿成了她杀死亚雷的悲剧。她成了一个杀人犯，被法庭判处死刑。　　主人公苔丝所受的压迫是双重的。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维持的条件下，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农业资本家的剥削，并受到富家子弟的污辱。但是使她陷入绝境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偏见。代表这种偏见的克莱对她的遗弃，使她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失掉了生活的信心，终于成为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牺牲品。　　哈代对苔丝寄予深厚的同情，认为她是无罪的，是个受难者。他把这样一个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的女子称做“一个纯洁的女人”，并用这一称号作为本书的副标题，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提出抗议。小说以十九世纪末英国小农经济破产的情况为背景，也描写了资本主义农场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悲惨境遇。　　《无名的裘德》(1895)写青年石匠裘德一生的遭遇。他自幼无信朊靠，凭自修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获得了不少知识。他一心希望入大学，将来做一个教师，但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等学府蔑视这个出身低微的青年，把他排斥在门外，他的求学计划失败了。他和表妹的爱情触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和道德教条，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爱人离去，孩子惨死，他自己也在孤独中死去。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法律、宗教以至教育制度就这样一步步地把这青年石匠逼上了死路。裘德一生个人奋斗，最后还是默默无闻，没有实现他成名的愿望。作者通过裘德的遭遇，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和婚姻关系的不合理。　　哈代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抨击虚伪的宗教教义和资产阶级道德，宣扬“仁爱”精神。苔丝和裘德，虽然一个是农业工人，一个是石匠，这两个形象在哈代笔下，都是他的“仁爱”思想的具体表现，并不是工人、农民的真实形象。哈代把苔丝写成“仁爱”精神的化身，她虽被克莱遗弃，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但她宽恕了克莱的行动，默默地守候着守候着他的归来，终于重新赢得了他的爱情。最后苔丝被处死刑，但哈代认为她所代表的“仁爱”精神取得了胜利，在小说结尾安排了克莱和苔丝的妹妹恋爱的情节。裘德虽然对社会提出强烈的控诉，但他所追求的是要人们以“仁爱”精神对待他，只是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不得不遭到破产罢了。　　哈代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悲观色彩。他认为苔丝和裘德的悲剧都是冥冥中由神的意志安排定当的，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和反抗，总逃不脱神的意志的主宰。他把工人、农民的悲剧归结为命运的作弄，不去深入揭示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减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他的小说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反映出宿命论观点，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写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件。有时作者还用神秘的预兆、诅咒等手法来渲染悲剧的必然性。由于他对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留恋，他在小说中常常很细致地描写古老的风俗习惯和农村的自然景色。　　乔治·伯纳·肖(肖伯纳，1856-1950)是这一时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他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个公务员家庭，青年时生活贫困，充当地产公司职员。二十岁时，他到伦敦从事美术、音乐和戏剧评论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漫长的创作生活。　　肖伯纳的世界观是十分复杂的。他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和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抱着批判的态度，但他的主导思想是改良主义。1884年他和韦伯夫妇成立费边社，撰写费边社宣言和一系列关于费边主义的论文，提出用渐进的、滴点的改良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他也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某些作品中宣扬“生命力”、“人种论”等反动理论。但肖伯纳主张作家应写政治和社会问题，强烈反对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　　肖伯纳对现代英国戏剧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英国戏剧自十七世纪以来，没有多少成就。十九世纪末庇耐罗(1855-1934)和琼斯(1851-1929)等试图革新，但因其作品内容贫乏，收效很少。当时英国戏剧乞灵于法国戏剧，迫求结构的完整，也未能挽回厄运。此外，王尔德的喜剧曾以俏皮的语言迎合伦敦上流社会的趣味，但是内容缺乏现实意义。肖伯纳对英国剧坛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他向英国观众和读者介绍易卜生的问题剧。易卜生的戏剧在伦敦上演时，他著文赞扬，发表了评论文集《易卜生主义精华》(1891)。　　1900年前，肖伯纳发表过三个戏剧集：《不愉快的戏剧》(1892-1894)、《愉快的戏剧》(1894-1897)和《为清教徒写的戏剧》(1897-1898)。　　《不愉快的戏剧》包括三个剧本，其中较好的是《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鳏夫的房产》尖锐地揭穿了资产者萨托里斯财富的罪恶来源，指出外表体面的资产阶级是占有大量房地产、靠剥削贫民窟里的穷人养肥自己的，并把他们比作粪蛆。萨托里斯不顾贫民的生命安全，不肯花一文钱维修房屋，并派爪牙向穷人逼交租金；他还收买贫民窟中的残破房产，进行投机活动。青年医生屈仑奇蔑视自己未婚妻的父亲萨托里斯靠贫民窟的房租发财致富，但当他发现自己的体面也是靠同样肮脏的收入来维持时，他不得不和萨托里斯妥协。《华伦夫人的职业》从另一个角度揭发了资产阶级和贵族们高人一等的生活，那实质上也是靠肮脏的钱来维持的。华伦夫人的女儿薇薇是一个高傲的大学生，从来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她的生活费用的来源。有一天，华伦夫人终于把自己的境遇告诉了她。华伦夫人出身贫寒，一个姐姐在工厂做工，中毒而死；另一个姐姐出嫁后生了三个孩子，丈夫酗酒，生活无法维持。华伦夫人自己先后在厨房打杂，在酒吧间当侍女，生活很苦。最后，她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人合伙开妓院，才变得富裕起来。华伦夫人向薇薇指出，她没有理由自命清高；华伦夫人同时还指出，社会上很多体面人物也和她一起干肮脏的勾当。薇薇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但她对社会上的这种黑暗采取不了了之的逃避态度，离开家庭，谋求“独立”生活。　　肖伯纳这些戏剧用俏皮的对话、出人意料的结局，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食利者的寄生性和他们的虚伪道德。他的正面主人公往往是有一些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表示不满，想凭自己的才能过“独立”生活，来表示对现实的反抗，但他们总是不能挣脱庸俗社会的势力，最后和现实妥协。这些戏剧的揭露性比较强，但正面主人公则显得软弱无力。肖伯纳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脓疮，但提不出改造的办法。　　第一次大战前，肖伯纳发表了《巴巴拉少校》(1905)。这一时期英帝国主义的垄断特征已经暴露无遗，政府的内外政策都是为垄断资本家的超额利润服务的。剧本揭露了国家只是垄断资本家的工具。巴巴拉是军火商人安德谢夫的女儿，在“慈善机关”“救世军”里任少校。她专心一志地从事慈善救济和宗教宣传，自以为这是拯救人们的灵魂的高尚事业。当她发现这种慈善机关原来是她父亲这一类的资本家出钱办的，她的幻想破灭了。但是她看到她父亲的军火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工厂里实行了若干改良措施，因此她同意父亲的决定，将由她和自己的未婚夫柯森斯去继承军火事业。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对垄断资本家作了一定的批判，指出他们是把“不以为耻”当座右铭的。安德谢夫厚颜无耻地声称自己就是英国政府；政府的法令和措施都是为了满足他牟利的要求；战争对他有利，政府就发动战争，和平对他有利，政府就保持和平。作者还指出宗教和慈善事业也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安德谢夫赤裸裸地承认他资助宗教和慈善事业的目的就是叫工人驯服，要他们只看到个人利益，只关心天国的事情，不关心工会活动和社会主义。这个剧本也同样暴露了肖伯纳思想上的严重缺点。肖伯纳认为贫困是最大的罪恶，也是“社会安全”的最大危险。甘于贫困的道德说教是虚伪的道德；基督教教人安于现世的贫困，是虚伪的宗教；穷人犯法而受惩罚，只能增加危险。因此他提出“人人发财”这一资本主义剥削原则，幻想借此来消除贫困，肯定发财是合乎道德的。他提出改良法律，消灭惩罚，消灭仇恨，实际是向统治阶级乞求仁慈，调和阶级矛盾。作者不仅把一个垄断资本家作为正面主人公，肯定发财掠夺的原则，加以美化，并且通过巴巴拉和他的妥协，说明只有在管理“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真正的”宗教和道德。因此，这部作品比肖伯纳从前的作品更加证实了他在找不到社会出路而又不肯革命的时候，必须只能肯定资本主义原则。　　《伤心之家》(1917)是肖伯纳有意模仿契诃夫的风格写成的，它的副标题叫做《俄国风格、英国主题的狂想曲》。剧本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写资产阶级社会中一群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的人聚集在一个老船长家里，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都追求不到。作者把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比作一艘行将沉没的破船，剧中人物的混乱绝望的心情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正在走向毁灭。作者认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应当干预政治，不应让愚蠢的政客去胡作非为，这些政客拥有权力，并受实力雄厚的资本家的支配，导致战争，结果“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放下“有用的”工作，去参加屠杀，造成了文化和人才的浪费。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学习老船长的勇气，去参预政治，因为英国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批“有才能的”人士身上。这部作品充分说明了作者只相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相信群众的费边主义观点，他希望这些“贤人”来为资本主义这条破船掌舵。资本家是盗贼，但怎样除掉他呢?剧中仍用幻想的手法，借德国飞机的轰炸，把一个资本家和小偷炸死，这样就为“贤人”扫清了道路。　　肖伯纳晚期比较优秀的剧本是以《政治狂想曲》为副标题的《苹果车》(1929)。剧本描写1961年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时英国无论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实际上都已成为美国的附庸。美国驻英国大使万哈顿朝见英国国王马格纳斯，说美国决定重新加入大英帝国，变为它的一个自治领。这其实是美国想并吞英国，使英国沦为美国殖民地的一个花招。国王表示坚决抵制。作品通过这个幻想的情节揭示了第一次大战后英国负债累累，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附美国的情况。剧本还揭露了英国议会的反民主本质和工联主义的丑恶面貌。二十和三十年代肖伯纳其他一些剧本表现了他的创作的衰退。《日内瓦》(1939)一剧指出希特勒的反动的“种族优越论”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要毒辣，作者揭露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实际上助长了法西斯的气馅。但是出路何在呢?他只能诉诸一个虚无缥缈、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审判法庭来审判这些战争狂人。由于对社会发展的前途缺乏认识，他只得选择寓言和象征来阐明自己的态度。这一时期创作里的幻想和虚构的成分增加了。　　肖伯纳的戏剧反对十九世纪以来充斥于伦敦舞台的黄色剧本，提出了社会问题，对于英国戏剧的革新作出了贡献。他的剧本富于政论性，讽刺尖刻，常用互相矛盾、似非而是的俏皮话来达到批评和揭露的目的。例如在《支配命运的人》(1895)里有这样一段话：　　“英国人什么好事坏事都做，但是永远不会做错事。英国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原则：按爱国原则进行战争，按商业原则进行掠夺，按帝国主义原则进行奴役。”　　但是肖伯纳的语言有时也流于俏皮打浑，缺乏积极意义。他的剧本结构比较松散，人物缺乏血肉，常常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出生于富裕的律师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当过一个时期的律师，但不久就专门从事创作。　　高尔斯华绥在早期小说《洛宾别墅》(1900)和《法利赛人岛》(1904)中已经开始露出批判的锋芒，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庸俗和社会上惊人的不平等现象。　　高尔斯华绥最主要的作品是以福尔赛一家为主体的一组三部曲《福尔赛世家》(1906-1921)。福尔赛家族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缩影，作者突出了它的食利寄生的一面。《有产业的人》(1906)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成功地塑造了资产者索米斯·福尔赛的形象。索米斯是这个家族的精神代表。他的整个灵魂浸透着铜臭，除了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欲以外，他对一切东西都不感兴趣。他的生活目的、日常接触、家庭关系和对自然的欣赏等等都是以“福尔赛精神”，即对财产的私人占有为试金石来评定它们的价值的。他娶了贫穷而貌美的伊琳，以为他供给她过阔绰的生活，为她盖别墅，买宝石别针，就可以占有她的爱情。但是伊琳厌恶丈夫的私有观念，爱上了懂得艺术的建筑师波辛尼。索米斯利用自己金钱的力量，迫害这个没有钱的建筑师。波辛尼死于车祸以后，伊琳又回到索米斯那里，索米斯似乎胜利了，但是他永远占有不了伊琳的爱。　　高尔斯华绥在这部作品里细致地描写了索米斯的心理活动，批判了资产者的私有观念。但他认为索米斯之流仍然是社会的栋梁，他们唯一的缺点是冷酷无情，他们的财产占有欲使他们丧失了对美的欣赏力。作者没有接触到资产者的剥削本质，反而美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索米斯的伯父乔里恩就被写成一个正面人物。　　《有产业的人》是三部曲中最好的一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写成的其他两部即《骑虎》(1920)和《出租》(1921)以及另一组三部曲《现代喜剧》(1924-1928)里，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更为软弱。在这些作品里，索米斯已经克服占有欲，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资产者。作者把索米斯和越加堕落的青年一代资产阶级相比，认为青年一代很难像索米斯那样担负起支撑资产阶级国家的重任，从而更进一步美化了索米斯的形象。　　高尔斯华绥除了小说以外，还写过一些剧本，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以马口铁厂工人罢工为背景的三幕剧《斗争》(1909)。工人领袖罗伯茨主张，工人必须团结起来同白脸的、铁石心肠的怪物——资本家作斗争，直到“吸血鬼”求饶为止。工厂董事会主席安东尼拒绝向工人让步，他认为劳资之间的利害关系犹如“地球的南北极一样悬殊”，对付工人只有用“铁腕”。作者虽然写了一场紧张的阶级斗争，但是他把这场斗争仅仅归结为两个主要人物性格上的冲突。他认为资本家固然不应该压迫工人，工人也不应该采取激烈手段进行反抗。斗争只会给双方都带来不利，因此必须相互谅解。戏剧结束时，工人们背离了罗伯茨的领导，董事会也撇开安东尼，劳资妥协。这个结局说明了作者调和阶级矛盾、否定阶级斗争的思想。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2)生于小商人家庭，早年贫困，当过布店学徒，后入伦敦大学攻读生物学，一度担任生物学教师，后来又从事新闻编辑工作和创作。在他的大量作品中，以科学幻想小说较为著名。　　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表现了他对科学技术力量不断发展的信念，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达不但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会招致灾难。《隐身人》(1897)和《星际战争》(1898)集中地反映了他这种思想。　　在小说《时间机器》(1895)里，作者通过科学幻想，表现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小说描写一个科学家驾驶一种新机器，叫做时间机器，在时间里旅行，来到公元802701年的世界。那时由于资本主义极端发展的结果，人类已经演化为壁垒分明的两种互相残杀的生物：一种是住在地面上的艾洛依，他们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后裔。另一种是住在地底下的莫洛克，他们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后裔；艾洛依几十万年来养尊处优，终日不劳动，以致躯干体格全都缩小了，变成侏儒一般。莫洛克由于祖先长期以来在光线暗淡的工厂里操作，终年不见阳光，养成在地下劳动的习惯。莫洛克白天在地底下生产，产品却归地面上的艾洛依所享有，于是他们夜晚就出来捕捉艾洛依，把后者吃掉。在这部作品里，威尔斯用一个幻想的未来社会来影射畸形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揭示了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指出资产阶级的寄生性。但小说将无产阶级描绘成为吃人的生物，则是错误的。　　从1900年起，威尔斯除了科学幻想小说以外，还写过一些直接反映现实的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吉普斯》(1905)、《东诺—邦盖》(1909)、《包里先生的历史》(1910)等。　　《东诺—邦盖》写一个药店商人爱德华·潘德拉弗发明一种补药，命名为“东诺—邦盖”，并取得专利权，大发横财。这个店员出身、衣着褴褛的小人物爬上财阀宝座的秘诀是：到处兜售、钻营和吹嘘，目的就是要骗取钱财。他收买了一份文学报纸，在上面用异想天开的词句大做广告，和同业竞争。结果，在金融集团的内部倾轧中，他遭遇劲敌而破产，最后在逃避通缉的途中死去。　　威尔斯这部作品涉及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除了着重暴露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和寄生本质，还通过爱德华的嫂嫂在贵族府邱当女仆的情节，揭示了封建贵族的势利和他们的社会影响。　　和爱德华·潘德拉弗的贪得无厌、买空卖空相对照的是他的侄儿，青年科学家乔治·潘得拉弗。他头脑清楚，冷静地观察着叔父的飞黄腾达，最后从叔父的发迹和破产得出人生变幻无常的结论。他是作者心目中的实干家。　　威尔斯夸大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必通过革命，只要依靠科技人员去重新组织经济，逐步改良，就能获得成功。十月革命后，威尔斯曾经两次访问苏联，先后和列宁、斯大林谈过话，他不得不承认当时苏联的成就，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改良主义主张。　　罗德雅德·吉卜林(1865-1933)生于印度，父亲为孟买大学教授。吉卜林六岁时回英国学习，后来又到印度当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写过不少诗歌和长、短篇小说，为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制度辩护。他的诗歌汲取英国下层社会的日常口语，大都采用谣曲的形式，企图以此引起广大读者的喜爱。诗集如《兵营谣曲》(1892)歌颂在海外殖民的英国侵略军，把他们写成为祖国争光的英雄。在南非的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看到英帝国的利益受到威胁，在《白种人的负担》(1899)、《教训》(1899-1902)、《新生》(1914-1918)等诗里煽起沙文主义情绪，要英国人民为帝国主义侵略作出牺牲。　　《森林之书》(1894)是一部童话体小说，吉卜林在那里以比较隐晦的形式来宣传他的殖民主义主张。小说描写印度森林中一个“狼孩”的故事。“狼孩”从小由母狼喂养，在野兽群中长成。森林的法律是弱肉强食，他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同野兽竞争。吉卜林以动物生活暗示人类生活，企图将野兽的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来，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统治描绘成合理的事。小说《勇敢的船长》(1897)叙述一个纨绔子弟经过海上严峻的生活考验，变成了勇敢坚强的青年。他是吉卜林理想的帝国主义接班人。小说《基姆》(1901)写一个生长在印度的英国孩子，他精通印度语言，熟悉印度各个阶层，跟随一名特务在印度刺探土著部落的情报。他服从命令，又能随机应变，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主子交给他的任务。吉卜林把这样一个忠实执行帝国主义分子指示的人作为榜样来教育英国青年，这充分说明吉卜林思想的反动性。　　吉卜林的小说语言流畅，有些人物和场面写得很生动。例如《森林之书》中对狼、虎、猴各种动物的描写十分切合动物的习性，《勇敢的船长》和《基姆》中儿童的一些动作也很活泼。因此，他的作品拥有不少的读者。　　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外科医生家庭，是英国唯美派的代表作家，创作有童话、小说、戏剧和论文。王尔德在他的童话里对穷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他的戏剧对贵族上流社会也作过一些温和的讽刺，但他主导思想是颓废的享乐主义。王尔德晚期生活腐化堕落，1897年曾因行为不检被控入狱。1900年病死于巴黎。　　他的《快乐王子集》(1888)是一部童话故事集。其中以《快乐王子》较有名，叙述矗立在某城市中心的快乐王子塑像同情城里穷人的悲惨境遇，请求一只燕子从他身上取下金银珠宝来周济他们。随后冬天来临，燕子因为帮助王子塑像做好事，耽误了南飞的日期，冻死在王子塑像的脚边，塑像也因为失去了光彩而被人们拆毁。这本童话集里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严重存在的贫富悬殊的现象，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快乐王子的塑像因为失去了“美”，人们就把它抛弃。王尔德认为“美”是永恒的，在上帝的天堂里，快乐王子将会永远存在。　　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1890)是王尔德颓废思想的代表作。道连·葛雷年轻貌美，他希望自己青春常驻，能永远过颓废的生活。一个画家为他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一年年过去了，画中的葛雷变得日益衰老。他每作一件堕落的事，画中人的脸部便多添一分狰狞，身上也多增加一些血迹，他自己却保持了青春。葛雷罪孽日深，在绝望之中用刀子去刺画像，结果把自己刺死了。他死后，面貌变得狰狞可怕，而画像却恢复了青春。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以欣赏的态度描写了主人公的堕落过程，葛雷把享乐看成人生的最高目标，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和对“美”的追求，他可以犯罪。作者同时也提出了艺术至上的主张。画家在画肖像时，由于不抱任何“功利”和“道德”的目的，纯粹是追求“美”，把全副心灵投入“美”的创造，才使画像具有了生命。作者借此宣扬，只有“为艺术而艺术”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品。　　王尔德的剧本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理想的丈夫》(1895)、《名叫埃耐斯特的重要性》(1895)等。这些剧本通过俏皮的对话，对上流社会虚伪的体面作了某些批评，但是题材狭窄，所描写的只局限于社交界的小圈子生活，戏剧冲突又大都是由一场误会造成虚惊而引起的，对社会的谴责极为微弱。相反，这些剧本中都有一些玩世不恭的角色，通过他们的对话和颓废的生活，作者宣扬了他的享乐主义。《莎乐美》(1893)是王尔德用《圣经》故事改编的剧本，记述古代犹太王的女儿莎乐美不惜用杀人的手段，疯狂地追求刹那间的享乐，这个情节进一步宣传了作者的颓废思想。　　在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英国传播的时期，王尔德也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推销“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心灵》(1891)一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艺术家不得不为了维持生活而从事艺术创作，他们的心灵不能自由发展，艺术不能成为个人享受的对象。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能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个人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在那里，艺术是个人享受，当艺术家不为任何功利目的服务时，艺术才能繁荣。王尔德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抹杀了艺术的社会内容。　　罗伯特·特雷塞尔(1869?-1911)原名罗伯特·努能。他很早就当了工人，曾在南非居住，在布尔战争中加入布尔人一方，被俘至英国。1902年他定居英国南部小城海斯汀斯，当油漆房屋和写招牌的工人，并参加当地的社会民主同盟支部。他的唯一小说是《穿破裤子的慈善家》(1906-1910?)。他患有严重的肺病，这部小说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历时三年。作者于1911年病死于一所贫民医院。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这个书名是指不觉悟的工人说的。作者提醒他们不要受资本家的欺骗，心甘情愿地听任资本家剥削，把挣来的菲薄的工资像“慈善家”一样“慷慨”地塞进资本家的钱袋。　　小说以英国南部某个小城为背景，描写了一些不同年龄、不同工种的建筑工人在一年不同季节里的遭遇。老工人林登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资本家无理解雇，后来病死在济贫院中。另一个老工人菲尔波特由于资本家不顾劳动安全，在工作时被一座扶梯压死。青年学徒伯特整天像牛马一样受老板和工头的驱使和斥责。青年工人伊斯顿因为贫困，受人欺骗，以致夫妻不和。作者描绘了失业的阴影时发胁着这些工人，画出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一个侧面。　　作者着重刻画了一个正在觉悟过来的英国工人形象——欧文。欧文的主要活动是在工人中间揭示工人贫困的根源，使他们觉醒起来，不再受资本家欺骗和压迫。资本家编造种种谬论，说什么资本家动脑，工人动手，工人天生就应该服从资本家指挥；说什么工人贫困是由于子女过多，由于机器代替了人工，由于工人酗酒懒惰等等。欧文戳穿这种谬论，指出这是要掩盖剥削，麻痹工人斗争意志。欧文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图表、形象在工人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宗教、慈善事业、新闻、教育等的欺骗实质。作者热情洋溢地描写了欧文对自己阶级兄弟的爱护和关心，歌颂了他热爱劳动的品质。欧文虽然一再受到贫困、饥饿和死亡的威肋，但他最终还是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那时升起的社会主义太阳所散发的金黄色光辉，将照耀整个快乐的世界。”　　特雷塞尔怀着无比的愤怒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性，指出资本主义英国是一座悲惨的人间地狱，要求变革英国社会，结束剥削制度，使英国工人永远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但欧文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活动还只停留在口头宣传的阶段，他本人的思想中也存在不少资产阶级的因素。工人们还处在不自觉或半自觉的状态，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作者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时，借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某些艺术手法，但他出身于工人阶级，对本阶级的疾苦有切身的感受，因此能比较深刻而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英国现实，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是同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不能企及的。第五节　德国文学　　1871年普法战争后，德国容克地主和资本家“自上而下”统一了全国，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法国的掠夺和各国最新技术成就等有利条件，使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这个以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王为首的帝国，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掠夺殖民地，列宁称它为“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与此同时，德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影响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69年正式成立，1875年2月和另一派合并，建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党(1890年改称社会民主党)。通过反对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1878-1890)的斗争，工人运动得到进一步开展。早在1870年，马克思就已指出：普法战争“开辟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时代，……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但是这个时期德国文学的成就，与它四周的邻国相比则颇有逊色。　　当时德国文学中有所谓“模拟文学”的一派，代表作家为诗人盖贝尔(1815-1884)、小说家海泽(1830-1914)和戏剧家魏尔顿勃洛赫(1845-1909)。他们的作品模仿古典文学，缺乏创造性，虽然风行一时，但也引起青年人的不满。另一方面，左拉和易卜生在德国开始发生影响。有些德国作家把他们不加分辨地都看作自然主义者，认为运用他们的创作方法就可以为德国文学开辟新的道路，较好地反映社会生活。这就形成了德国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这一派的主要作家是约翰内斯·史拉夫(1862-1941)、阿尔诺·霍尔茨(1863-1929)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前两人后来甚至提出“彻底的自然主义”，主张作家应该把现实中一切细微的事物，每个最轻微的声音、最小的阴影都毫不遗漏地、如实地表达出来。首先，作品应该和人的生活完全一样，如咳嗽、打嗝、喉音等都要充分描写；其次，小说和戏剧描写人生断片时不应有终结，因为人世间的事从来没有真的终结；第三，提倡“每秒体”，将每秒钟发生的事叙述无遗。这种极端的主张是企图纯粹用记灵来代替艺术。188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杂志《社会》，大力宣传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介绍左拉、易卜生等人的作品。1889年柏林的“自由舞台”首次上演易卜生的剧本《群鬼》，很受观众欢迎。同年十月霍普特曼的第一部自然主义剧本《日出之前》也在“自由舞台”上演。　　德国的自然主义运动，从大胆暴露社会黑暗、打破沉闷空气、描述现实生活等方面来看，有其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它没有看到社会的本质，更没有看到将来；它否认艺术构思，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艺术。因此，这种自然主义是没有前途的。霍普特曼后来也逐渐离开自然主义，写出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意志帝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孕育世界战争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变本加厉。同时，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影响严重，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作用逐渐衰退，后来甚至堕落到赞成帝国议会去准备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候，一部分作家对统治阶级表示不满，并感到文化的危机，但是他们看不到前途，陷入彷徨、痛苦的境地。他们在尼采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法国象征派的影响下，企图用所谓新的创作方法来表现现代生活，于是形成不同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印象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又产生了表现主义。这是德国现代派文学的三个主要流派。前二者又都属于象征主义。　　印象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李林克隆(1844-1909)和戴默尔(1863-1920)。他们凭着自己的主观认识去观察世界，在创作中力图表达瞬息间获得的印象和偶然产生的感觉。他们的诗歌追求音调和谐、节奏强烈，有的内容空虚，玩弄词句，有的则提倡强权，宣传军国主义思想。　　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霍夫曼斯泰尔(1874-1929)、盖奥尔格(1868-1933)和早年的里尔克。他们脱离现实，逃避到所谓“美国”的世界里，使生活神秘化。他们一心一意地追求语言美，竭力把词从它的普通的、日常的范围内摄取出来，升华到一种“光彩的境界”中去，并且专找奇异的、神秘的、“有魔力的”事物作为创作对象。　　表现主义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出现，大战中成为德国文学的主要潮流，遍及各个文学领域。它把文学创作的形式结构完全推翻，提倡无政府主义的创作自由。这一派认为艺术的任务就是把作者个人的品质和特征在最大限度内主观地表现出来。因而他们的作品不是根据客观世界的实际来进行描述，而是凭自己的“灵魂”来表现，并且特别强调运用“激情”。他们认为：艺术的美不是和外界的一致，而是和艺术家的内心的一致；“艺术是表现，不是再现。”这种作品，内容抽象空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第一次大战后，极端的表现主义竟发展成为达达主义，表现主义作家本身也有很大分化。　　这一时期，在德国资产阶级文学中，自然主义派和现代派虽然盛极一时，但主流还是批判现实主义，其代表作家有冯塔纳、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他们的作品揭露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反对容克贵族和军国主义，同时也接触到知识分子的出路这一主题，在欧洲文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工人诗歌，其中也包括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的诗。这些诗反映了德国人民对德意志帝国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和仇恨，以及对斗争前途的信念。杰出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梅林、蔡特金(1857-1933)和卢森堡(1870-1919)的文学论著，是德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对于当时进步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弗朗茨·梅林(1846-1919)是杰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他同恩格斯相识交往，并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一起投身于革命活动，是德国共产党的前身“斯巴达克派”领导人之一。　　梅林在文学评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是《莱辛传奇》(1893)，其中心内容是对十八世纪普鲁士国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对莱辛的评价。当时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把弗里德里希二世吹捧为开明君主，认为他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德国启蒙文学的促进者，称他为“复兴国家的英雄”，并把普鲁士的兴起看作德国获得拯救的希望。梅林根据确凿的材料驳斥他们，他揭发普鲁士国家出卖民族利益、推行军国主义的反动实质，并用莱辛的生平和作品证明普鲁士侵略好战的本性和对启蒙运动所起的阻碍作用。恩格斯在1893年给梅林的信上评论了他这部著作，指出梅林的方法论上有某些缺点，即对于思想观念的形成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辩证关系还考虑得不够。但是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好的论述，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在细节方面，都很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　　梅林还写过许多评论德国和外国文艺思潮或作家的文章。他尖锐地批评自然主义派，认为他们虽然有勇气暴露没落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们“奴性地模仿自然”，对任何社会问题都束手无策。他同时也批评了颓废派，强调指出“作家和艺术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浮游在云端里的，而是生活在他们的人民和时代的阶级斗争中”。他要求作家不仅要把握住旧世界，而且还要把握住新世界，不仅能够从鄙陋的统治世界里挖掘出今天的祸患，还要能够挖掘出明天的希望”。　　梅林为了满足党的干部的需要，以简明的语言写了《中古以后的德国历史》(1910)，其中结合历史的叙述，兼论了德国的主要文学流派和作家。　　革命作家罗伯特·施韦策(1821-1907)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朋友，曾为德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早年参加工人协会，因宣传进步思想被驱逐出境。后来他流亡到瑞士，1861年回柏林，担任报刊编辑，继续从事工人运动，以后成为专业作家。他写过许多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中篇小说如《没有祖国》(1868)、《庸医》(1870)等，梅林称之为当代中篇小说的典范。在长篇小说《为了自由——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小说》(1898)里，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描绘了德国的农民战争。故事发生在施瓦本—法兰克一带，那里爆发了农民和公爵之间的斗争，施韦策在这支十六世纪初的农民队伍的兴起和失败过程中，以古喻今，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展示了人民革命胜利的远景。他用鲜明的图像，把贵族、骑士、市民阶级同农民的矛盾表达出来，并指明这次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农民力量的不统一和骑士、市民阶级同贵族的妥协。这在当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台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一个药商家庭，早年在柏林、来比锡等地药店里工作，从1850年起以写作为职业。1861-1882年发表的《勃兰登堡漫游记》，主要是描写勃兰登堡的贵族生活和风土人情。他的作品很多，其中有长短篇小说和自传。1878年发表的长篇历史小说《暴风雨前》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的开端，后来的《沙赫·封·乌特诺夫》(1883)和《艾菲·布里斯特》(1895)批判封建贵族；《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批判资产阶级。他特别憎恶贵族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暴发户，同情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者，歌颂来自平民阶层的人物的善良行为。　　《艾菲·布里斯特》是冯塔纳的代表作，写贵族小姐艾菲·布里斯特的婚姻悲剧。她母亲婚前曾和男爵殷士台顿相爱，艾菲长大后，母亲作主把她嫁给了他。殷士台顿在海滨小城凯辛当县长，只顾往上爬，不关心妻子。艾菲在年龄和感情上同丈夫有很大距离，感到生活空虚。不久，她认识了丈夫的朋友克拉姆巴斯少校，克拉姆巴斯是个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他引诱了艾菲。后来殷士台顿调职柏林，艾菲就此摆脱了克拉姆巴斯。六年后，殷士台顿偶然发现克拉姆巴斯和艾菲过去的通信，知道了他们间的关系。他为了贵族的名誉，就和克拉姆巴斯决斗，把对方打死，又和艾菲离婚。最后艾菲病死在娘家。　　作者通过艾菲在婚姻和爱情上的不幸遭遇，揭露批判了普鲁士贵族阶层道德习俗的虚伪和残酷。艾菲从小接受贵族教育，崇拜金钱名位，爱慕虚荣，对生活充满幻想。她顺从母亲的安排，同意嫁给年龄比她大一倍以上的殷士台顿，就因为他有名誉和地位。正是这种传统的道德观毁灭了她。同样，殷士台顿也是贵族道德观的俘虏，他发现妻子对他不忠以后，出于贵族名誉观念，和克拉姆巴斯决斗。正如他的朋友维勒斯多夫所说：“我们的名誉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只要这个偶像存在一天，我们就必须服从它。”作者虽然批判了贵族的虚假的荣誉心，但是仍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艾菲和殷士台顿寄予同情。小说紧紧抓住艾菲的婚姻这一主要情节逐步向前发展，结构紧凑，描写细致。全书采用大量对话，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生动。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早期是德国自然主义运动的代表作家。他生于西里西亚，祖父当过织工。1884年他在柏林大学学习，接触到左拉和易卜生的作品，并结识了一些劳动者。同时他也和德国的自然主义作家来往。他写过四十多部剧本和一些小说、诗歌。他的剧作以自然主义开始，从自然主义走到现实主义，后来还写过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作品。　　《日出之前》(1889)是霍普特曼第一部成功的剧本。青年洛特是个空想家，抱着改良社会的意图，到一个矿区去了解生活。他和矿主克劳塞的女儿海伦娜相爱。当他知道海伦娜的家庭几代都是酒徒以后，便离开了她。剧本以海伦娜自杀告终。这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作者认为是酒精中毒的遗传导致了洛特和海伦娜的爱情悲剧。当时德国舞台上演出的多半是外国戏或历史剧，《出出之前》反映了德国的现实生活，在初次上演后，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应，震撼了沉闷的社会空气，轰动一时。特别是在第二幕中，作者通过洛特和海伦娜的谈话，对社会作了大胆的批评：“比如这样的事就是荒谬绝伦的，汗流满面的劳动者在挨饿，而懒汉倒可以生活得很富足。在和平时期，杀人要受惩罚，而在战争的时候，杀人却受到赞扬。刽子手遭人轻视，而那些士兵身边挂着佩刀和宝剑这种杀人的工具，却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这里，作者不仅批评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还对德意志帝国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进行了谴责。　　霍普特曼最重要的剧本《织工》(1892)描写织工和资本家的斗争，梅林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剧本以1844年西里西亚织布工人起义的著名事件为背景，作者在1891年亲赴该地收集材料，并参考马克思的战友沃尔夫的一个关于织工起义的报告，才写成这个五幕剧。剧本写工场主德赖西格企图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加强对织工的剥削。织工们无法生活，自动集合起来，高唱革命民歌向工场主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当工场主指使警察蛮横地逮捕织工时，织工们愤怒地殴打警察，并捣毁工场主的住宅。在附近织工群众响应下，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涌向邻村，同政府调来的军队搏斗。剧本以一个不愿参加斗争的老织工希尔塞被流弹打死和织工们击退敌人后的欢呼告终。　　《织工》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描写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的第一部德国文学作品。剧中没有突出的主人公，只有受苦的、战斗的织工群众场面反映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织工的性格通过他们同工场主德赖西格及警察之间的斗争，得到充分的表现。作者在全剧中贯穿了织工起义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这一思想。1844年的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织工》却以波澜壮阔的斗争作为收场，这说明作者对工人阶级的斗争前途具有必胜的信念。最后一幕中，霍普特曼对希尔塞的刻画和处理是引人深思的。希尔塞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织工，他不愿参加斗争，并劝别人也放弃斗争，而敌人的枪弹却正好击中了他。工场主德赖西格这个人物刻画得也很成功。他残酷无情，掠夺成性，而且善于敷衍搪塞，狡猾多变，常常以各种各样的面貌来掩盖自己剥削阶级的本质，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　　但是，霍普特曼对织工生活和斗争的描写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他笔下的工人缺乏积极的理想，他过分突出他们的自发斗争中的消极破坏方面和复仇情绪。　　喜剧《獭皮》(1893)通过警察局长封·魏尔罕这个人物，揭露和讽刺德意志帝国容克贵族和政府官吏的自满自负和愚昧刚愎。封·魏尔罕把盗窃獭皮的沃尔夫太太当作好人，拒绝考虑别人提供的破案线索，甚至当众为私买赃物的船夫乌尔柯夫辩护，因此案件始终未破。　　梦幻剧《汉纳勒的升天》(1894)和童话剧《沉钟》(1896)显示了霍普特曼创作中的消极方面，即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而具有神秘主义色彩。《汉纳勒的升天》写救济院里的小女孩汉纳勒不堪继父虐待，自杀未死。她发着高烧，独自在黑暗中做梦，梦见她所想象的天国。本剧除首尾是实事外，其余都是汉纳勒临死时的幻觉，她平常所见的真人都出现在她的梦幻里。剧本对穷苦人民的生活有一些描写，但是作者脱离现实，着力于铺叙汉纳勒的天堂幻境。梅林曾对这种逃避现实、遁入梦幻的态度作过严肃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叛徒行为”。《沉钟》是一部象征主义的童话剧，它的主题是生活和艺术的矛盾。通过主人公亨利希不断铸钟的奋斗过程，可以看出尼采“超人”思想的影响。　　霍普特曼后来又写过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剧，如《车夫汉塞尔》(1898)、《洛塞·柏恩特》(1903)、《大老鼠》(1911)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表现出狭隘的民族情绪。他晚年的作品不像早期那么出色，有剧本《日落之前》(1932)、自传《我青年时代的冒险》(1937)等。　　九十年代后，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作家是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两人。　　亨利希·曼(1871-1950)出身于大商人家庭，对资产阶级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在柏林和慕尼黑的大学读过书，后来旅行法国、意大利。　　早期作品《在懒人乐园里》(1900)是一部长篇小说，辛辣地讽刺了柏林的新闻界和交易所。中心人物是大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他们借金钱的魔力操纵国内外的事务。作者着重指出支配“懒人乐园”的是投机买卖的风气，揭露了金融垄断的黑暗罪恶。　　《垃圾教授，又名一个暴君的末日》(1905)是亨利希·曼的优秀作品之一，它猛烈抨击了德意志帝国的教育制度和虚伪堕落的资产阶级道德。小说主人公是中学教师拉特教授，绰号“垃圾教授”，他身上充分反映了德国帝国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他把绝对服从的思想灌输给学生，要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官方权威，使他们成为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忠实工具。学生表现出一点独立思考，他就视为犯罪行为，说成是“叛变”。他非常害怕革命，认为必须用最残酷的方法加以镇压。拉特不学无术，却宣称要写一部著作：《荷马研究》。亨利希·曼不仅讽刺了拉特如何趋炎附势，向上爬没有成功，结果身败名裂，而且通过其他人物如牧师、作家、参议员等，辛辣地嘲笑了德意志帝国的奴隶主义。本书结构严谨精炼，语言犀利、简洁、生动，笔调丰富多样，有时讽刺辛辣，有时慷慨激昂，有时愤懑不平，有时又悲切痛苦。　　小说《小城》(1909)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的生活，写一个剧团来到一座小城，为了演出问题，引起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在揭露资产阶级分子彼此恶毒倾轧的同时，作者颂扬了普通人民之间的友情。《小城》发表后不久亨利希·曼写了两篇论著：《精神与行动》(1910)和《伏尔泰——歌德》()，明确地阐述他的进步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对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与责任的看法。他激烈地攻击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制度，高度评价法国文学的进步传统和法国人民的斗争。政论《左拉论》(1915)实际上是一篇斗争号召书，它愤怒地谴责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并且要求用革命来结束战争。　　《臣仆》是亨利希·曼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写于1912-1914年，1918年11月革命后才出版。主人公狄德利希·赫斯林是一个小造纸厂老板的儿子，从小喜欢梦想，欺软怕硬，胆怯残忍。进大学后参加了反动学生组织“新条顿团”，沙文主义思想在他身上大大滋长。大学毕业后，父亲已去世，他当了厂主，进一步和社会上各方面接触，干出一系列蛮横无耻的反动行径。他一面附和自由党人，一面又恭维保皇党人，目的只有一个：扩充自己的势力，追求金钱利益。在两党斗争中，他最后倒向保皇党，投靠贵族市长武尔科，当上市议员，并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勾结起来，互相利用，狼狈为奸。以后他更加飞黄腾达，成为帝国的一个忠诚臣仆。　　赫斯林是德国帝国主义臣仆的典型形象。他恬不知耻地谄媚君主和容克贵族，而帝国主义环境又给他的掠夺本能开辟了极其广阔的活动场所。他的极端利己主义从童年和青年时代起就发展和巩固起来。他的性格一贯胆小而残忍，既害怕权势，又崇拜权势，在强者面前是奴才，在弱者面前是暴君，完全体现了当时德国帝国主义一切臣仆的特点。赫斯林有自己的箴言：“凡是要践踏别人的人就得忍受别人的践踏，这是权力的铁的规律。”他在威廉一世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演讲，赤裸裸地表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大量散播法西斯思想。通过赫斯林的发展过程，作者描绘了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狰狞面貌，同时也揭示了自由主义者的无能和社会民主党中工人贵族的蜕化。亨利希·曼在本书中对工人的艰苦生活和1892年柏林失业工人的游行示威作过一定程度的反映，但是由于他对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还缺乏认识，因此在这方面写得不够成功。　　《臣仆》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运用讽刺的笔调刻画人物形象，然后用这些形象进行深刻的揭露。作者广泛使用夸张和对比的手法，把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外形特征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　　完成《臣仆》以后，亨利希·曼写了两个续篇：《穷人》(1917)和《首脑》(1925)。这三部小说合称为《帝国》。　　从二十世纪初到1923年，亨利希·曼还写过三部独幕剧、六部多幕剧。1917年10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人类发展的方向，加强了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深度。1933年希特勒篡夺政权后，他和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一起反对法西斯暴政和侵略战争。他被迫离开祖国，流亡法国，并发表《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这是一部取材于十六世纪法国胡格诺战争的历史小说，其实是针对当时德国法西斯专政的现实而写的。作者塑造了一个代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领袖形象，这和法西斯分子把希特勒吹捧为德国人民的“领袖”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反希特勒斗争具有一定的意义。1940年他流亡到美国，写了自传《对一个时代的观察》(1944)和长篇小说《呼吸》(1949)。1950年他准备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因病在加利福尼亚逝世。　　托马斯·曼(1875-1955)是亨利希·曼的弟弟，早年在慕尼黑一家保险公司当见习生，后来在慕尼黑大学旁听文学艺术课程，1895-1897年和亨利希·曼一起住在意大利。他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写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一个资产阶级家族的没落。中篇小说《特利斯坦》(1902)、《托尼阿·克略格尔》(1903)和以后几年陆续发表的一些中、长篇小说，主要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家没有出路的问题。他笔下的艺术家大都自命清高，和普通人格格不入，甚至和社会隔绝，产生彷徨苦闷的情绪。作者把这一切完全归罪于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而艺术家本人不负任何责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托马斯·曼认不清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他认为从德国方面看这不是一次“民族”战争。他把亨利希·曼的《左拉论》看作对祖国的背叛。他从狭隘的民族观点出发，和哥哥争论，发表了《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观察》(1918)。战后他写了长篇小说《魔山》(1924)，揭露资产阶级寄生生活的空虚和腐烂；书中主人公借参加战争来摆脱无聊的病态生活这一情节，说明作者已看到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生活和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　　1933年希特勒篡夺政权后，托马斯·曼的政治认识有所提高，并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他先流亡到瑞士，1938年到美国。1933-1943年间，他完成了《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这一组长篇小说取材于《旧约》中关于约瑟夫的传说，讲的是犹太人遭受苦难的故事。作者描写了犹太人善良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借此驳斥希特勒种族主义者的排犹谬论。在他们迫害犹太人的高潮中写这样一部作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马斯·曼迁居瑞士。1946年，他发表论文《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他预感到共产主义潮流势不可当，对未来有了比较清醒的看法。1947年，他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问世，写一个不乏才华的资产阶级音乐家接受了颓废艺术，内心空虚，最后发疯的故事。作者不仅抨击把艺术作为买卖交易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批判资产阶级颓废艺术家，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艺术的穷途末路。《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第一部(1954)是托马斯·曼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个侍者冒充别人名字游历世界和招摇撞骗的故事。书中以轻松的笔调描写这个冒险家，尖锐地讽刺了资产阶级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的丑恶现象。1955年作者逝世，同书的后面几部只留下一些片段。　　托马斯·曼的早期代表作是《布登勃洛克一家》，副标题叫《一个家庭的没落》。它描写大资本家布登勃洛克祖孙四代的发展过程。故事发生在1835-1876年的商业城市吕贝克。小说开始时，正是大粮商布登勃洛克家的鼎盛时期。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刚买进一座大房子，亲友前来庆贺。这个家族经济上有实力，社会上有地位。但到小约翰继承家业后，他有了一个竞争者：暴发户哈根斯特罗姆。由于斗争激烈，生意清淡，加之时局动荡不定，女儿婚事上又失算，他感到经营非常困难。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如何去适应新的环境，继续守着布登勃洛克家的传家箴言：“白日精心于事务，然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间能坦然就寝。”到第三代托马斯经营时，他家和哈根斯特罗姆家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势力方面的竞争达到了最激烈的阶段。由于战争、投机失利等原因，托马斯连遭打击。最后，布登勃洛克家败落下来，老约翰购置的那座大房子也落到哈根斯特罗姆手里。托马斯死后，他的儿子汉诺体弱多病，胆小怕事，耽于幻想，没有实际能力，更无法适应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小说以汉诺的死亡告终。　　全书通过布登勃洛克家四代的兴衰，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第一和第二两代在“忠厚诚实”的幌子下进行大量剥削，发财致富。第三代托马斯既按旧的剥削方式经营，也想作一些投机买卖，但垄断资本家哈根斯特罗姆使用掠夺并吞的手段，最后击败了布登勃洛克家。同时，作者又揭发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感情都是由金钱决定的。小约翰的女儿安冬妮的几次结婚离婚以及布登勃洛克家子弟争夺遗产的纠纷，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作者虽然没有完全意识到布登勃洛克家的没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他能在家庭生活的描写中，揭露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落和腐朽，这正是作品的巨大现实意义。　　托马斯·曼以高度的艺术技巧，从典型人物的变换中表现历史时代的更替，而这些人物又都生活在典型社会环境之中。作品结构严谨，全书十一个部分几十个章节一章一节都作了精心处理。有些情节虽然重复出现，但并不单调，反而能加深读者对人物性格的认识。小说的语言精炼，对话生动，有幽默感。　　本书虽然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但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一问题的，因此他在描写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衰亡过程时，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惋惜之情，对某些资产阶级人物表示同情。同时，书中有些地方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对人生抱有消极悲观的情绪。此外，作者描写1848年革命波及吕贝克城的情况时，对工人阶级的形象也有所歪曲。　　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在艺术风格上有显著的不同。前者在发展德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了俄国的现实主义风格，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对他影响很大。后者比较倾向于法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在风格、语言上受法国作家的影响较深。但是他们两人的长篇小说都反映了德国社会在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矛盾。　　赫尔曼·黑塞(1877-1962)是和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兄弟同时代的另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牧师家庭，十五岁时因受不了神学院里令人窒息的宗教压迫，逃跑出来，自己谋生。他学过修理钟表，当过书店店员，靠自修钻研文学，从事创作。《彼得·卡门青特》(1904)是他第一部成功之作，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自传体小说。作者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家的命运问题：逃向自然还是投身到生活中去?黑塞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答复。　　长篇小说《在轮下》(1906)是对德国教育制度的一个抗议。主人公汉斯·盖本拉特出身低微，但聪明勤奋，他的父亲和教师希望他通过神学院的道路进入上流社会。在神学院教育制度的“轮”下，他感到身心受了很大的束缚和压抑，不久患病，离开神学院。他回家后，因失恋受到强烈刺激，身体更加衰弱，最后由于酒醉，误堕河中溺死。这部作品是根据黑塞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写成的，指出了德国学校教育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帝国的一根柱石，它毒害和摧残了青年人的心灵和身体。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黑塞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这时的主要作品有《德米昂》(1919)、《草原狼》(1927)《玻璃珠游戏》(1943)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失去信心，而憧憬着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定居瑞士，直到逝世。黑塞一生创作过大量小说和诗歌，他的作品语言通俗、清新流利，很受一般读者欢迎。　　莱纳尔·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是本世纪初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德国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他生于布拉格，是一个职员的儿子，曾到欧洲许多国家旅行，还去过北非。1894年开始写作，早期诗歌带有捷克波希米亚民歌的痕迹。后来他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逐渐脱离现实，一方面歌颂个人在社会中孤独、寂寞与死亡的感觉，一方面又刻意描绘人生以外的“有生”和“无生”的万物，一味追求新奇的比喻和所谓的语言美，诗歌内容不易为人理解。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图像集》(1902)、《祈祷书》(1905)、《新诗集与新诗续集》(1907-1908)、《杜伊诺哀歌》(1923)和长篇小说《马尔特·劳利德·布里格随笔》(1910)等。　　里尔克的诗歌注重韵律，雕琢细腻，比喻新奇，充满神秘色彩。他在1903年写的《豹》可以用来说明他这些特点：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觉得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出柔软的步态，　　这步态在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作者借用关在铁笼里的豹的形象，反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活动。他们脱离群众，和当时的革命运动有很大距离，在窒息的社会的压抑下，感到无处发挥自己的力量，因而苦闷、彷徨，好像铁笼中的豹一样，被束缚在一个极小的圈中，以致“伟大的意志昏眩”。原诗节奏富有音乐性，用词造句别具匠心。里尔克的许多诗歌都有这种特点。从有些诗中还可以看出他在不断地探索生活的意义，但由于神秘主义世界观的局限，他不可能找到出路。　　里尔克的诗歌和诗论，对现代欧美资产阶级文学还有相当的影响。第六节　中欧和东南欧文学　　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日益高涨。例如，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保加利亚人民从土耳其长达五个世纪的奴役下获得解放，罗马尼亚摆脱了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从属关系，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人民也取得独立。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土耳其人的统治最后崩溃，阿尔巴尼亚在1912年11月宣布独立。这一时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内部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农村中仍然存在着封建制度的残余，阶级分化加剧，农民生活更为贫困。十九世纪末叶各国工人运动兴起，从七十年代起，无产阶级政党相继成立。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和1910年巴尔干国家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对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浪漫主义流派已经衰落，现实主义日益发展，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获得了杰出的成就。反对外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和腐朽，反映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号召人民起来求解放，成为本时期那些国家文学的共同的主要特征。　　在波兰，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加强，工人运动随之展开。在农村中，虽然1864年实行了土地改革，但是大量的土地仍旧掌握在地主和外国殖民者的手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出现了农业资产阶级，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对贫雇农加以残酷剥削；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变成城乡无产阶级，过着贫困悲惨的生活。十九世纪末叶波兰这一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过程，都反映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奥若什科娃、显克微奇、普鲁斯、柯诺普尼茨卡以及稍后的热罗姆斯基和莱蒙特等人的作品中。　　艾利查·奥若什科娃(1841-1910)出生于一个进步的贵族地主的家庭，积极参加过1863年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并从那时起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她在中篇小说《洼地》(1883)、《久尔济一家》(1885)和长篇小说《涅曼河上》(1888)等作品中，揭露了土地改革后波兰贵族地主的腐化堕落，描绘了处于民族和社会双重压迫下的波兰和白俄罗斯农民的厄运。　　亨利克·显克微奇(1846-1916)生于小贵族家庭，1876年他作为《波兰报》的记者到美国采访，三年间目睹并体验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和“自由”。他所写的文章《旅美书简》和小说《为了面包》、《奥尔索》、《灯塔看守人》等，揭穿了美国是“天堂”的神话，描绘了波兰移民的悲惨处境。八十年代，他把目光转向中古时期，写出反映十七世纪波兰人民抗击异族侵略的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显克微奇晚年又完成两部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1896)和《十字军骑士》(1897-1900)。前者写古罗马暴君尼禄时代的社会和基督教徒殉道的故事，后者以十五世纪波兰人民同日耳曼条顿骑士(十字军骑士)的斗争事迹为题材。十字军骑士团曾侵入波兰和立陶宛一带，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终于在1410年七月格隆瓦尔德战役中被波兰人民击败。显克微奇在小说中虽然只局限于塑造几个波兰的英勇战士的形象，但这些人物正好体现了当时波兰人民的强烈的爱国思想。　　鲍列斯瓦夫·普鲁斯(1847-1912)出生于破落的小贵族家庭，曾因参加1863年起义被沙皇当局逮捕，从七十年代起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在中篇小说《前哨》(1885)中，反映出六十至七十年代波兰农村的阶级分化以及德国殖民者对波兰农村的入侵。他的长篇小说《傀儡》(1887)一向被视为十九世纪波兰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它描绘了波兰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叙述了波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情景。晚年，他著有一部表现古埃及生活的小说《法老》(1895)。　　玛丽亚·柯诺普尼茨卡(1842-1910)诞生在一个爱国律师的家庭，1877年开始发表诗作。她的短篇小说描叙波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痛苦生活。她的诗歌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她遭到反动当局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她最著名的作品是长诗《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1910)，写一批被迫移居南美的波兰农民的悲惨遭遇，最后以港口工人罢工的雄伟场景结束。这篇长诗是波兰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斯泰芳·热罗姆斯基(1864-1925)生于破落的小贵族家庭，从九十年代起开始写作。他的长篇小说《无家可归的人们》(1900)描绘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穷困生活。《徒劳无功》(1898)和《灰烬》(1904)两部小说，写的是波兰人民对沙俄占领者的抗争。符瓦迪斯瓦夫·莱蒙特(1867-1925)出生于乡村教堂的风琴手家庭。他从事过各种职业，尤其熟悉波兰农村。他的长篇小说《福地》(1897-1898)揭示波兰工业城市罗兹的发展情况和无产阶级的厄运。他最成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农民》四部曲(1904-1909)，包括《秋》、《冬》、《春》、《夏》，其中绘出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波兰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广阔图景。　　在捷克，这个时期出现了聂鲁达、捷赫、伊拉塞克等许多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杨·聂鲁达(1834-1891)诞生于布拉格小城区一个退伍士兵兼小商人的家庭。他是诗人和小说家，又是政论家和文艺评论家。他的文学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出版过好几种诗集。他六十年代开始写小说，其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1878)描绘了布拉格小城区市民的生活和习俗，揭露出捷克资产阶级社会的真相。斯瓦托普鲁克·捷赫(1846-1908)出生于一个庄园管家的家庭。他是抒情诗人，八十年代写成的诗集《黎明之歌》(1887)和《新诗集》(1888)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代表作《奴隶之歌》(1894)通过两个青年奴隶不幸的爱情故事，影射捷克人民所遭受的民族压迫。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1851-1930)是捷克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捷克历史小说的创始人。他出生于农村手工业者家庭，1874年写过一部表现1775年捷克纳霍德边区农民起义的小说《斯卡拉克一家》，1884年完成著名历史小说《狗头军》(中译名《还我自由》)，反映十七世纪末捷克边区农民的起义。此外，他还著有以十五世纪胡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在激流中》(1887-1890)、《抗击众敌》(1893)、《弟兄们》(1899-1908)，以及剧本《杨·日什卡》(1903)、《杨·胡斯》(1911)、《杨·罗哈奇》(1914)等。他笔下的人物主要是平凡的捷克人：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他们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事迹，在读者心中唤起了爱国热情。伊拉塞克为青少年写的《捷克古代传说》一书，更为捷克广大读者所喜爱。但由于他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来表述捷克的过去，他未能看清捷克人民斗争历史的本质。　　在斯洛伐克，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有诗人巴沃尔·奥尔萨格·赫维兹多斯拉夫(1849-1923)和小说家马丁·库库钦(1860-1928)等人，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斯洛伐克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农民的不幸生活。　　匈牙利在1848-1849年革命和独立战争失败以后，受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晚为残酷的统治。这段时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农村阶级分化加剧，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困难。在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取代了浪漫主义，这在小说家米克沙特、莫里兹和诗人奥第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出生于小贵族家庭，1884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敬的老爷们》。他一生著作很多，全集达六十四卷，多半以匈牙利贵族生活为题材，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圣彼得的伞》(1895)、《奇婚记》(1900)和《年轻的诺斯季和托特玛丽的故事》(1908)，其中用幽默笔法无情地揭露和讽刺了匈牙利贵族地主的腐朽没落，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卑鄙无耻。《奇婚记》一书不仅暴露贵族的卑劣阴谋，还抨击了反动的天主教会，因而长期被禁止出版。　　莫里兹·日格蒙德(1879-1942)是这个时期杰出的小说家，出生于农村木匠的家庭，当过新闻记者。他最早的短篇小说《七个铜板》(1907)，以一个穷苦母亲的艰难生活为题材，曾引起匈牙利文艺界的极大注意。他一生共写过七十多卷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污金》(1910)、《火炬》(1917)等。长篇小说《亲戚》(1930-1932)则是他晚期的代表作。　　奥第·安德烈(1877-1919)是诗歌方面的代表人物，出生于破落的贵族家庭。他继承匈牙利革命诗歌的传统，写过《多热·久尔基的孙子》(1907)、《匈牙利雅各宾党人之歌》(1908)、《无产者的儿子之歌》(1908)等。他的《我们向革命迈进》(1913)一诗，号召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他曾因此以攻击立宪国家制度的罪名被法庭传讯。　　在罗马尼亚，这个时期诗歌界的代表是米哈伊·爱明内斯库(1850-1889)，他出生于小地主家庭，从童年起就热爱罗马尼亚民歌和民间故事，1866年开始创作。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后，他作长诗《皇帝和无产者》(1874)表示热烈欢迎，并在罗马尼亚文学中头一次创造出工人阶级的形象。他写过不少政治抒情诗如《堕落的青年》(1869)、《我们的青年人》(1876)、五封《信》(1881-1890)等，揭露国内的丑恶现象，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社会道德风习加以无情的批判。他还创作过很多民歌体的抒情诗和一首取材于民间传说的长诗《金星》(1883)。这个时期，罗马尼亚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出现，《金星》(1883)。这个时期，罗马尼亚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出现，剧作家伊昂·卢卡·卡拉迦列(1852-1912)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一个演员家庭，十八岁起就参加剧院的工作。他用讽刺和幽默的笔法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他最成功的剧作是喜剧《一封遗失的信》(1884)，写两个表面上互不相容的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在竞选中的阴谋，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政治和种种丑剧。在同一时期从事创作的，还有伊昂·克里昂加(1837-1889)、伊昂·斯拉维支(1848-1925)和亚历山德鲁·弗拉胡查(1858-1919)等，他们都在小说中反映出农民的贫困生活。　　保加利亚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正处于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许多作家参加了这场斗争，而且把它当作文学的主题。这个时期出现了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伐佐夫。伊凡·伐佐夫(1850-1921)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后来投身革命。他的创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他的战斗诗篇鼓舞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志，在1876年4月起义中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起义失败后，伐佐夫一度流寓罗马尼亚。他先后出版过《旗与琴》(1876)、《保加利亚的悲哀》(1877)、《拯救》(1878)等诗集和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1893)，反映了土耳其奴役下的保加利亚人民渴望解放和自由的情绪。伐佐夫还写过很多讴歌人民的英勇斗争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而他最成功的作品则是长篇小说《轭下》(1887-1889)。本书取材于四月起义，作者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以奥格涅诺夫为中心的一群革命者的形象，表现了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精神。《轭下》不仅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与伐佐夫同时从事写作的，还有诗人派约·雅沃罗夫(1877-1914)和小说家埃林·彼林(1878-1949)，他们的作品描写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斗争。　　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文学也开始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而且出了不少知名的作家和诗人。塞尔维亚有诗人约凡·约凡诺维奇·兹玛伊(1833-1904)、小说家米洛凡·格利希奇(1847-1908)和剧作家布朗尼斯拉夫·努希奇(1864-1938)；克罗地亚有小说家奥古斯特·谢诺阿(1838-1881)、克萨威尔·迪雅尔斯基(1854-1935)；斯洛文尼亚有诗人安东·阿什凯尔茨(1856-1932)和小说家伊凡·参卡尔(1876-1918)等人。他们的作品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反映出对异族侵略与奴役，特别是对奥匈帝国统治的憎恨。他们又描写了广大农民所受的封建地主压迫(如谢诺阿的长篇小说《农民起义》和参卡尔的中短篇小说)，揭露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如努希奇的剧本《部长太太》)。　　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奴役的斗争，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更为高涨。在阿尔巴尼亚历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民族复兴”时期，纳伊姆·弗拉舍里和安东·萨科—恰佑比就是这个时期两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纳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把一生献给了阿尔巴尼亚的启蒙运动。他的著名长诗《畜群和大地》(1886)描写祖国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民的辛勤劳动，唤起人民的爱国心，他深信祖国终会获得解放。他在长诗《斯坎德培史》(1890-1895)中，歌颂向土耳其人作了二十五年英勇斗争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光辉事迹。安东·萨科—恰佑比(1866-1930)曾长期侨居埃及。他的著名诗集《父亲托莫里》(1902；托莫里是阿尔巴尼亚一座高山，人民称之为“父亲托莫里”)，写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土耳其统治下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表达了他们渴望自由解放的心情。稍后的诗人恩德烈·米耶达(1866-1937)，也写过不少爱国主义的作品。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中欧和东南欧一些国家，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革命斗争的尖锐化，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后，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在波兰和保加利亚的诗歌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波兰第一本工人诗歌集《他们要求什么?》于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囚禁在华沙和波兹南监狱里的革命者所写的。1905年，克拉科夫又出版一本工人诗集《劳动与斗争之歌》。这个时期，革命家路德维克·瓦棱斯基(1856-1889)的《镣铐舞》(1883)、革命诗人鲍列斯瓦夫·捷尔文斯基(1851-1888)的《红旗》(1881)和瓦茨瓦夫·希文齐茨基(1848-1900)的《华沙革命歌》(1883)，都是最流行的作品。《华沙革命歌》在波兰的革命斗争和俄国1905年革命中发生过很大的作用，也是伟大导师列宁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在保加利亚，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1856-1924)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紧密派”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而且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紧密派”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思想的影响下，保加利亚也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诗歌。例如迪米特尔·波梁诺夫(1876-1953)在《被打倒的偶像》(1895)、《死亡之树》(1905)、《无产阶级的诞生》(1905)等诗中，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必定灭亡，宣告了新兴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紧密派”社会民主党活动家、讽刺杂文作家格奥尔基·基尔科夫(1867-1919)所写的《劳动之歌》(1898)和《工人进行曲》(1899)，成了当时保加利亚最流行的无产阶级歌曲。　　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也有不少作家开始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如捷克诗人彼得·贝兹鲁支(1867-1958)在诗集《西里西亚之歌》(1909)里，描写了捷克奥斯特拉瓦地区矿工的艰辛劳动和不幸命运。第七节　十九世纪后期俄国文学和托尔斯泰　　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依靠破产农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而迅速发展。但是农奴制残余在俄国依然存在，地主照旧盘剥农民，政权仍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十分软弱。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破产和贫困的农民日益强烈地要求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断欣起起义的怒潮。农村的情况引起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注意，七十年代产生了民粹派“到民间去”的革命运动。但是民粹派无视资本主义已在俄国发展这一事实，企图在半封建的农民公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夸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由于错误理论的指导和不了解农村实际，他们在农村的宣传活动遭到失败。八十年代，民粹派转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害。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反动统治变本加厉，民粹派逐渐堕落为自由主义者的富农利益的代表，鼓吹改良主义，阻碍着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七、八十年代，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经济斗争。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成立“劳动解放社”，传播马克思主义。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建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掀起了巨大的革命浪潮，从此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中仍是主流，并取得了进展。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深感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复杂，在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反抗情绪的影响下，对贵族地主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势力提出更强烈的批判，更注意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的苦难。他们的艺术技巧也更加成熟。长篇小说继续繁荣，短篇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反映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间的思想分野和他们的世界观的矛盾上。谢德林继承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主办《祖国纪事》(1884年被查封)，他的讽刺作品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托尔斯泰表达了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和情绪，他一方面无情抨击土地私有制、官办教会和资产阶级金钱势力，另一方面却又鼓吹“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宗教的博爱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暴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畸形和丑恶，同情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但是他渲染城市下层人物的消极颓丧的一面，宣扬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攻击革命运动。契诃夫和柯罗连科主要表现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愿望。　　这一时期民粹派中间也出现一批作家如格列勃·乌斯宾斯基(1843-1902)、纳乌莫夫(1838-1901)等。他们的小说和特写描述农村的贫困，揭露富农的剥削，但把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看作偶然现象，美化农民公社制度下的宗法关系。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莫斯科一所贫民医院的医生。1843年他从彼得堡工程学校毕业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年代他参加了反专制农奴制的进步小组，曾在小组中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因此于1849年4月被捕。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1849-1859)，他的反动的“土壤”派理论逐渐形成。他认为俄国的“土壤”不适于宣传革命斗争，因为人民是笃信宗教和顺从、忍耐的，只要贵族阶级也接受人民的道德与宗教观点，就可以使两个对立的阶级和解，社会就可以得到改造。1859年他回彼得堡后，在杂志上宣扬这些观点，反对革命民主主义。他的作品反映了被封建资本主义势力排挤到社会“底层”的人们(没落贵族、城市贫民和潦倒的知识分子等)的挣扎、彷徨和悲观绝望的情绪，虽然具有强烈批判的成分，但也包含着许多消极和反动的思想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中篇小说《穷人》(1846)采用书信体裁，叙述一个年老贫穷的小官吏杰符什金同情被地主迫害的孤女瓦尔瓦拉的故事。他为了帮助她，自己搬到贫民窟，省吃俭用，由于能照顾这个孤女而感到安慰。后来杰符什金更加贫困，受到官僚老爷们的揶揄和欺凌，瓦尔瓦拉走投无路，不得不嫁给地主为妾。这部作品继普希金的《驿站长》和果戈理的《外套》之后，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怜悯心描写“小人物”，绘出了彼得堡穷人的悲惨的生活画面。作者着力挖掘“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强调他们具有“人的尊严感”，精神高尚，却又把他们描写为神经质的、病态的人，对生活悲观绝望。小说具有悲剧性抒情风格，并充满令人窒息的阴郁情调，而女主人公对她的命运的妥协，可以说是作者后来宣扬的顺从、忍耐等反动观点的萌芽。　　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这部长篇小说描写贵族资产者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和一些受他欺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公爵在青年时期为了夺取某工厂的财产，诱骗并遗弃了厂主的女儿，使她流落在彼得堡贫民窟。作者着重写了公爵和厂主女儿的私生女涅莉的悲惨命运和病态心理。此外，公爵为了使自己的儿子阿辽沙和富翁的女儿结婚，破坏了阿辽沙和管家的女儿娜塔沙的爱情，欺侮了管家一家人。小说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对被欺凌与被侮辱者寄予同情，但充满阴暗、悲惨、呻吟的调子，宣扬对富人的罪恶也要加以宽恕，以及真正的幸福存在于受苦受难之中的反动观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1866)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的深刻矛盾。小说叙述贫穷的法科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杀害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起初他觉得“杀死这百无一用、像虱子一般的老太婆”算不了犯罪，后来受到“良心”谴责，陷于半疯狂的痛苦中。他遇到醉汉马美拉多夫的女儿索尼娅，得知她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竟走上街头卖淫。她那种以自我牺牲来解救人类苦难的思想，感动了拉斯柯民终夫。于是他去官府自首，并走向“新生”。这部小说描叙了彼得堡社会中穷人们颠沛流离、走投无路的悲惨生活，反映了贫富的对立，其中主要部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犯罪动机的分析。作者指出，主人公受到“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掠夺心理和“超人”哲学的支配，同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反抗情绪的影响。但作者的批判是从基督教的顺从、忍耐、爱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而把信仰宗教、忍受人间苦难的女主人公索尼娅的形象写成黑暗社会中的一线光明，实质上是宣扬同黑暗现实妥协、甘受奴役这一反动思想。作者还企图以拉斯柯尼科夫的形象来影射当时的革命平民知识分子，这是毫无根据的。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小说有《白痴》(1869)、《群魔》(1871)、《卡拉玛佐夫兄弟》(1880)等。《白痴》通过女主人公娜斯塔西雅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当作商品拍卖的处境。另一方面通过男主人公梅希金公爵的形象，宣传用道德伦理来感化人们和改造社会，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群魔》集中地攻击和诽谤革命者，虽然它也讽刺了自由派。《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作者最后一部作品，它刻画贵族地主卡拉玛佐夫一家贪财好色的卑劣性格，鼓吹只有基督教的宽恕和仁爱才能解除人类苦难，洗涤人间罪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文学有很大影响。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他的作品中的反动思想的危害性显得更加突出。但也必须注意到，虽然他为读者设计了一条错误的屈从的道路，但他那些反映现实的篇章仍可以使人看到俄国的黑暗面，激起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1826-1889)，笔名谢德林，生于地主家庭，青年时代钻研过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和别林斯基的著作。后来他作了政府官员，1848年发表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中篇小说《矛盾》和《一件错综复杂的事》，遭到流放。七年流放使他熟悉了俄国外省官场的内幕，接触到在官僚制度统治下人民的痛苦生活。1856年，尼古拉一世死后不久，谢德林回到彼得堡，曾先后任梁赞省和特维尔省副省长，惩办贪官污吏，保护农民。1863-1864年与涅克拉索夫合办《现代人》杂志。1868年辞去官职，与涅克拉索夫合办《祖国纪事》，专门致力于文学工作。《祖国纪事》在七、八十年代始终捍卫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谢德林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政论、杂文、小说、寓言性的童话。1884年《祖国纪事》被查封后，谢德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又用童话的形式与沙皇制度进行斗争。　　《外省散记》(1856)是谢德林在流放归来后发表的一部特写集。他用幽默讽刺笔法勾画了许多外省官吏的肖像，暴露他们掠夺人民的种种无耻行径。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评〈外省散记〉》一文，对它评价很高。　　农奴制改革后，谢德林的创作进入成熟时期。他写了许多讽刺特写和小说。短篇小说集《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夫人》(1863-1874)揭露自由主义政客在维护祖国利益、发展文化的幌子下掠夺人民，成为专制政权的帮凶。《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是一部用县志形式写成的讽刺作品，以夸张和幻想的艺术手法概括了俄国专制统治者的典型特征。　　长篇小说《戈洛夫寥夫老爷们》(1880)是谢德林的代表作。他通过一个地主家族三代人命运的描写，真实地展示了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和必然走向灭亡的前途。女地主阿林娜·戈洛夫廖娃掌握大权，是全家唯一精明能干的人物，她的生活目的就是掠夺土地，扩充家业。农奴制改革后，她不能适应新的经营方式，当权力被次子犹杜什卡骗取后，她感到精神空虚，不久死去。长子斯捷潘是个无赖，幼子帕维尔是阴郁的厌世者，他们放荡酗酒，先后凋亡。犹杜什卡的形象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在他身上集中了剥削阶级的许多特征：贪婪、伪善、阴险、堕落和精神空虚。他逼死了家庭的不少成员，整天盘算着吸吮农民的血汗，是一个“话匣子、撒谎者和流氓”，“彻头彻尾的俄国式的伪君子。”列宁常用这个形象批判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第三代的地主子女更加无能和堕落，相继夭折。全家只剩下犹杜什卡一人，他的家业衰落了，他的精神也趋于崩溃，最后暴死。　　这部作品写于改革以后，和屠格涅夫写贵族之家时所用的柔和笔调不同，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彻底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腐朽性，辛辣而深刻地描述了其心理状态和精神特点。小说写到这个家庭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死亡；书中对庄园风景的凄凉暗淡的描绘，以及笼罩着全书的阴郁紧张的气氛，都烘托出地主统治必然崩溃的主题思想。　　谢德林晚年发表了三十多篇寓言。《一个庄稼汉养活两个将军的故事》(1869)写两个将军漂到荒岛，不肯劳动，几乎饿死，后来发现一个农民，便命令他去找食物，又怕他逃走，叫他自己把自己捆在树上。作者揭露了官僚贵族掠夺和寄生的本性，同时也不满意那个任凭将军奴役的农民。谢德林在作品中时常描写这一类的农民形象，为此曾遭到一些人民“保护者”的攻击。他则反驳道，对于不觉悟的农民“谈不上同情；而假如他们愿意摆脱不觉悟的状态，那么同情他们就完全正确了”。应该说，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写到农民的“愚昧”时，既有低估人民群众的反抗性的一面，又有“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想以此鞭策人民觉醒起来的一面。《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1884)写一条鲫鱼宣传博爱，向残暴的梭鱼乞求和平，结果还是被梭鱼吃掉。这则童话戳穿了自由主义派向反动统治者谋求妥协的丑态。谢德林的童话主要作于黑暗的八十年代，富于政治色彩和战斗精神。　　谢德林是继果戈理之后俄国文学中又一位杰出的讽刺作家。他的作品中对俄国专制农奴制社会的揭露具有深刻的意义。因此，列宁说：“不时在《真理报》回忆、引证并解释谢德林及‘旧时的’民粹民主派的其他作家的作品，是很好的。对《真理报》的25000名读者说来，这是恰当的、有意义的；而且可以从另一方面、用另一种口吻阐明工人民主派的许多当前问题。”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了1905年革命前的旧俄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　　列宁高度重视托尔斯泰，曾专门写过七篇文章，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的观点出发，分析和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批判对托尔斯泰的各种错误论点；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把托尔斯泰同俄国革命联系起来，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指明，这面镜子恰恰反映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非常突出地晃示了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又充分体现了它的弱点和局限。　　托尔斯泰生于图拉省亚斯纳亚·波良纳一个伯爵家庭，长大后承袭了爵位。1844年他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开始对学校教育不满，三年后退学，回家经营田庄，并实行一些自由主义的改革。1852年他到高加索从军，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亲眼看到沙皇军事机构的腐败，对贵族社会表示厌恶。1856年退役回家，次年和1860年两次赴西欧旅行，探求俄国社会问题的答案。西欧的现实促使他同样地憎恶资本主义的“文明”。此后直到他八十二岁去世，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主要是从事创作，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农村改革，继续探索俄国社会的出路。　　按世界观来说，托尔斯泰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五十至七十年代是他创作的前期。1852年他发表第一部作品《童年》，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这部小说和后来的《少年》(1854)、《青年》(1857)合成自传性的三部曲，体现了他早期的思想探索。三部曲描写贵族少爷尼古连卡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尼古连卡一方面沾染了崇尚虚荣的恶习，接受了贵族阶级的一些偏见，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阶级的虚伪与自私。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洗涤自己的灵魂，追求“人生的真谛”。作品从道德的角度揭露贵族社会，同时却又美化地主庄园中的宗法关系。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也具有某些自传性成分。它描写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从“博爱”出发，为农民盖房子，实行减役减租，幻想用这类办法把农民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终因得不到农民的信任而失败。　　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使托尔斯泰获得了声誉。他用俄国士兵的勇敢去对照贵族军官的腐败，以表现他对贵族社会的不满。但他对战争的性质缺乏正确理解，同时，他只是从贵族立场出发来赞扬士兵的爱国精神。　　1855年末，托尔斯泰前往彼得堡，认识了《现代人》杂志的一些进步作家。1857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卢塞恩》。这是他根据旅行西欧时在瑞士风景区卢塞恩的见闻写成的。小说谴责了英国绅士们对一个流浪歌手的欺凌。作者认为，资产阶级的文明和理性都是虚伪的。但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全盘否定了资产阶级带来的进步。　　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从创作活动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俄国社会里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民、贫与富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既对贵族阶级的寄生和腐朽表示不满，又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但是他幻想靠所谓的“世界精神”使人们“互相亲近”，使矛盾变为“无限的和谐”。正如他在《卢塞恩》中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毫无错误的指导者”，那“就是深入我们内心的世界精神”。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围绕着农奴制问题的斗争日趋尖锐。托尔斯泰同革命民主派发生了严重分歧。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主张发动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托尔斯泰反对这种革命观点。1860年，他同屠格涅夫一起退出了《现代人》杂志。但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他大为失望。他说，改革“除了许诺以外，别无他物”。他在担任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调解人时，“对农民表现了特别的偏袒”，引起保守派贵族的“切齿痛恨”。1862年，他的家受到政府搜查。　　改革以后，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推行启蒙工作。因此，他在他的庄园中兴办小学，发行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良纳》(1862-1863)。1863年他发表中篇小说《哥萨克》，描写贵族青年奥列宁抛弃城市的安乐去高加索从军，决心同哥萨克一起过朴素的山民生活。但不久他在同一个哥萨克姑娘的恋爱事件中暴露了他的自私本性，为山民们所鄙弃，只好重返城市。作者把山民生活理想化，希望贵族青年脱离上层社会，返回自然。这说明作者对贵族阶级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诉诸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境界。奥列宁这个形象，同作者已往的自传性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于俄国社会问题和贵族出路问题的痛苦探索。　　1863年起，托尔斯泰停止办学，埋头于文学创作。六十和七十年代，他接连写出两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俄法战争为中心，从1805年彼得堡贵族沙龙谈论对拿破仑作战的事写起，中经俄奥联军同拿破仑部队之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1812年法军对俄国的入侵、鲍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全线溃退，最后写到1820年十二月党人运动的酝酿为止。全书以包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豪族作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展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的无数画面；描绘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上至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它又是一部歌颂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揭露和谴责了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在国家危难时期，他们照样寻欢作乐；“舞会仍旧在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钩心斗角。”书中对库拉金一家的丑行劣迹，特别是对库拉金的女儿爱伦的荒淫糜烂生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否定整个贵族阶级。他竭力美化罗斯托夫一家那种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德”和包尔康斯基一家那种忠贞为国的老贵族的“古风”。他还着意塑造了两个理想的贵族青年形象——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出身名门，但他鄙视上层贵族的庸碌，决心成就自己的功名。他当库图佐夫的副官，作战英勇，后来受伤躺在奥斯特里茨战场上，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宏伟和神秘，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产生了厌世思想。1812年战争时他又为爱国激情所推动，投入鲍罗金诺会战，身受重伤，临死前信仰了博爱主义。彼尔·别祖霍夫向往理想的道德生活，但是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使他痛苦绝望，他被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从事慈善事业，在自己庄园里实行改革。在战争中，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企图刺杀拿破仑，被俘后，受到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示，形成了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世界观。后来他和罗斯托夫家的娜塔莎结成美满幸福的家庭，从此更致力于宣扬博爱精神，但周围的社会现实仍然使他不满，最后他参加秘密团体的活动，接近了十二月党人式的判逆思想。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着重宣扬的是“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他企图以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同革命民主派抗衡；就连他用诗意笔调描绘的娜塔莎终于以贤妻良母为归宿这一情节，也是为了说明他反对革命民主派关于妇女解放的主张。这一切都表明作者仍然是站在贵族立场去寻求社会问题的答案的。　　小说很注意描写人民群众，赞扬他们在抗击法军入侵时的爱国精神。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行伍出身的军官图欣指挥炮队英勇奋战，鲍罗金诺会战中士兵的高昂斗志，敌占区农民在游击战中的英雄行为等等，都被刻画得细致而生动。托尔斯泰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的情绪，而不是帝王将相。但他所理解的群众，只是一种顺从天意的、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他这个看法集中地表现在他所塑造的宗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上。这个农民逆来顺受，一切听天由命，说：“人不是自己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作者对这种落后农民的歌颂，正反映了他自己在后期大肆宣扬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安娜·卡列尼娜》的问世，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现实主义新发展的标志，也是他的世界观矛盾的更集中的表现。起初，他只打算写一部家庭生活小说，叙述一个已婚女子的不贞和由此产生的悲剧。但七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冲击着许多阶级和阶层，造成社会的大动荡。这引起作者的注意，促使他大大扩充了原来的构思，引进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提出很多迫切的社会问题。列宁曾经引用托尔斯泰借列文之口说出的一句话：“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列宁认为，“对于1861-1905年这个时期，很难想象得出比这更恰当的说明了。”列宁并且解释道，那“翻了一个身”的东西，就是农奴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而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却是托尔斯泰极不愿意看到的资产阶级制度。应该说，这一切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小说是由两条平行而又互相联系的线索构成的。一条是贵族妇女安娜，她由于对她的丈夫、大官僚卡列宁不满，爱上了花花公子渥伦斯基，并和他同居，她的行为遭到贵族社会的鄙弃，后来她又受到渥伦斯基的冷遇，终于在痛苦和绝望中卧轨自杀。围绕着安娜对爱情的追求，作者对上流社会、官僚贵族作了暴露性的勾画。另一条线索是外省地主列文和贵族小姐吉提的恋爱、波折、终成眷属的故事。作者通过列文对事业和生活道路的探索，广泛描写了农奴制改革后的地主、农民、新兴资产者、商人阶层。　　安娜是一个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人物。她不愿过互相欺骗、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她为了自己的幸福离家出走，但是为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观所不容。忠于封建操守和追求个人幸福这两种思想，在她心里形成激烈的冲突。结果她在“一切全是虚伪”的慨叹中，在“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的哀号中死去。安娜的悲剧既是对封建贵族社会的暴露和抗议，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　　作者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一方面同情她的不幸，揭露那逼死她的贵族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安娜是为“情欲”所支配，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也毁灭了她自己。在托尔斯泰看来，家庭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夫妻相爱，长幼相亲，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正因为安娜追求个人幸福而使家庭成员蒙受牺牲，从而违反了“爱”的教义，作者才让她饱受折磨，并使这一形象蒙上一层罪人的色彩。他引用《新约·罗马人书》中的两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作为全书的题词，也透露了他对安娜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安娜应当受谴责，但是上流社会比她更坏，根本不配惩罚她，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裁判者。托尔斯泰借安娜的悲剧无情地撕破了上层贵族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同时却又鼓吹“爱的宗教”、禁欲主义和“向上帝呼吁”，这恰恰暴露了他的世界观中的矛盾。　　列文体现了托尔斯泰的理想，代表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特点。列文是一个死抱住宗法制不放的贵族地主，他赞扬自给自足的农村，憎恨都市文明，看不起那些“用二十个戈比就可以买到的”资产者，反对地主采用西欧方式经营田庄。但他又不能不看到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成长的事实。为了挽救贵族地主的没落，他实行农事改革，把自己的庄园当作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的试验场。他主张地主参加部分劳动，农民参加部分管理，以诱使农民更多地干活。照他的说法，这样“农民好一些，我们的利益也就多一些”，也就能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但他的改革还是失败了。他感到绝望，只好在“博爱”和“善”之类的“上帝的法则”中寻求精神平静，终于皈依宗教，鼓吹无为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从列文的形象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后期的某些宗法制农民观念这时已开始形成。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托尔斯泰创作后期的起点。这时，俄国的阶级斗争又趋激烈。农民在“解放”中本来就遭受了一连串的掠夺，濒于破产，现在又遇上连年歉收，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与瘟疯。农民被迫奋起抗争。1879年农民暴动席卷欧俄二十九省。1880年又增加到三十四省；同时，年轻的无产阶级也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了。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相汇合，再一次形成革命形势，唤起了托尔斯泰的注意。他在1878年就感到，民粹派薇拉·查苏里奇刺杀彼得堡总督事件是“革命的先兆”。他本人也加紧社会活动，遍访大教堂、修道院，同主教、神甫谈话，出席法庭陪审，参观监狱和新兵收容所，调查城市贫民区等，这一切使他更加认清专制制度和剥削阶级的腐朽，引起了他的世界观的剧变。他在《忏悔录》(1879-1881)里说：“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又在日记中写道：“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变化作了概括：“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的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　　托尔斯泰转变后的世界观仍然包含着显著的矛盾，既有强有力的一面，又有极软弱的一面。强有力的方面是，“他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他反映了1861到1905年这个时代的俄国社会情况；反映了当时广大被压迫群众的情绪、他们的生活和痛苦、他们的愤怒和自发的反抗；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而托尔斯泰的软弱方面，则是他狂热地鼓吹“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博爱”等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学说。　　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的这种矛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矛盾，而是体现着千百万俄国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他们由于“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拼命的决心。要求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但另一方面，农民又是在旧制度下生活和教养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习惯于“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结果他们大多数人斗争不够坚决，甚至只会祈祷和哭泣。托尔斯泰的学说综合了宗法制农民的观点，“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群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所以列宁指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且号召俄国人民研究托尔斯泰的作品，以便更好地认识敌人和看清自身的弱点。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论文《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1886)及《宗教神学批判》(1880)中，在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和《教育的果实》(1886-1889)中，都表达了他转变以后的观点。　　最充分地反映托尔斯泰后期世界观矛盾的，要算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他起初的构思是以一件诉讼案为基础，写一本道德教诲小说。但在十年创作过程中，他数易其稿，主题前后迥异，最后写成一本表现尖锐的阶级对立、政治意义很强的社会问题小说。它对俄国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空前激烈，而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宣传也异常集中。可以说，这部书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的总结。　　《复活》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随后遗弃了她，使她备受凌辱，沦为娼妓，最后又被诬告犯杀人罪而下狱，并判处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在法庭上与她重新见面，受到良心谴责，决定赎罪，为她奔走伸冤，上诉失败后又陪她去流放。他的行为感动了玛丝洛娃，使她重又爱他。但她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终于同一个“革命者”结婚。通过这些情节，作者反映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刻画了各个阶级的人物。　　小说揭露了法庭、监狱和政权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在堂皇的法庭上，一群执法者各有各的心事，随随便便将玛丝洛娃判刑。接着，在主人公上诉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鞭挞了高官显宦：国务大臣是个吸血鬼，枢密官是蹂躏波兰人的罪魁，要塞司令双手沾满起义农民的鲜血，副省长经常以鞭打犯人取乐。托尔斯泰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并不是从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各部会、各衙门里开始的。他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法院的阶级实质：“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　　小说又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神甫们貌似正经，实际是为了多捞得“一笔收入”。狱中做礼拜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饶恕我!”的祈祷声竟和囚犯的镣铐声响成一片。至于神甫把碎面包浸在酒里充当上帝的肉和血，叫犯人吃喝以“清洗罪恶”，更是一种公开的欺骗。作者激愤地揭发，专制政府残人民的暴行是直接得到教会支持的，教会不过是沙皇的另一种统治工具。因此，不但书中的这类描写被审查机关砍掉了许多，而且作者本人也被开除了教籍。　　本书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村满目荒凉，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因此，作者代表俄国农民发出沉痛的呼吁：土地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予人类的种种好处，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享受权。此外，小说对资本主义给农民造成的祸害也作了揭发批判。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有这样强烈的感情，这样的热情，这样有说服力，这样的新鲜、诚恳并有这样‘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是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这些农民刚刚摆脱农奴制度获得了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破产、饿死和城市“底层”的流浪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复活》的力量的主要来源也就在这里。　　同时，小说里也有许多糟粕。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使“人性”由丧失到复归；在这里，作者露骨地宣扬了他的人性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爱的宗教”等麻醉人民、瓦解斗志、取消革命的“托尔斯泰主义”毒素。在小说结尾，他甚至干脆搬出《福音书》来宣传“爱仇敌，帮助敌人，为仇敌效劳”的反动教义。此外，书中对革命和革命者形象都作了严重歪曲。　　1905年前夕，托尔斯泰写了短篇小说《舞会以后》(1903)和中篇历史小说《哈吉穆拉特》(1904)，抨击沙皇军队和政府的暴虐专制。1905年革命后，他既否定这次革命，又反对斯托雷平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镇压。晚年，他千方百计要摆脱贵族的特权生活，放弃私有财产，终于在俄历1910年10月28日夜弃家出走，11月7日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托尔斯泰继承了俄国和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并善于创新，而不墨守惯常的艺术格式。他的长篇小说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涉及大量哲理、道德、宗教和历史问题，艺术表现领域极为广阔。他擅长深刻细致的心理描写，尤其善于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产生和变化，使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他的语言精确、鲜明，能够表达事物的特征和本质。但是，有时托尔斯泰的反动说教损害了他的艺术形象和作品结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生于小商人家庭。1884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生活。1890年，他到库页岛考察苦役犯和当地居民的境况，对俄国的黑暗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他长期居住在乡村，并和高尔基建立了友谊。契诃夫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渴望新的生活，但常常流露出对社会现象迷惑不解的感伤情绪。　　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共470多篇，其中大都是短篇。《小公务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4)和《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无伤大雅的笑话，实际却嘲笑了专制警察制度和小市民的奴性心理。《苦恼》(1886)、《万卡》(1886)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对“小人物”的悲愁寄予同情。《苦恼》写一个马车夫在儿子死后几次找人谈心，但无人理睬，只好向他的老马倾诉衷肠。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他通过马车夫小小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故事，控诉了彼得堡社会的冷漠无情，小说弥漫着浓厚的阴郁和伤感的气氛。　　八十年代末，俄国社会日益黑暗，契诃夫的小说更加严峻深沉，对生活的描绘也更广泛。中篇小说《第六病室》(1892)写一个发生在外省医院里的故事。医师拉京不满于这所医院的紊乱，但又认为个人无能为力，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消极态度。一次他巡视精神病患者所住的第六病室，结识了因反抗专制压迫而被关进来的知识青年格罗莫夫，和他谈得很投机。因此，拉京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关了起来，受到医院看门人的毒打。这时拉京才认识到“不以暴力抗恶”是错误的，但第二天他就中风死去。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可以说是专制俄国的缩影。作者鞭笞了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批评了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带阁楼的房子》(1896)通过一个画家的恋爱悲剧，批判了民粹派的“小事”论，但作品中笼罩着浓郁的哀愁情调。　　这个时期，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的庸俗猥琐的生活也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姚力奇》(1898)叙说青年医生姚内奇到外省行医，和当地知识分子屠尔金一家相交往。这一家人把一切都安排得似乎美满得体，丈夫、妻子、女儿各有自己的“艺术天才”，经常有客人来欣赏他们的表演。但无论是主人自我陶醉的表演，还是客人附庸风雅的爱好，都只为了掩饰他们的空虚无聊。作者用精巧的性格描写，揭示了姚内奇从一个有朝气的平民知识分子堕落为毫无理想、对平庸生活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奴仆的过程。《套中人》(1898)写一个小城的中学古希腊文教员别里柯夫，他在晴天也穿着雨鞋，带着雨伞出门，习惯于把一切日常用具装在套子里面。他与世隔绝，好比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却喜欢到处告密，长期危害了这个小城居民的自由，小城的生活因而变得死气沉沉。他也想到结婚，但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久久不敢向女方求婚，后来看见她竟骑自行车上街，认为太不体面，因此和她哥哥争吵，从楼梯上被推下来，不久即死去。在专制制度濒临崩溃的年代，作者痛感改变俄国现状的必要，塑造了别里柯夫这一典型。他是官方制度的维护者，告密的小人，“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猥琐生活同样是一种“套子”，它窒息了他们的创造精神。　　契诃夫对农民问题也很关心，在中篇小说《农民》(1897)和《在峡谷里》(1900)中，描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渗透，但他笔下的农民都很软弱，缺乏反抗精神。　　契诃夫写了许多剧本。他的独幕剧带有通俗笑剧的特点，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喜剧性的事件嘲笑小市民和地主的鄙俗无耻，其中较有名的是《蠢货》(1888)和《求婚》(1889)。　　契诃夫的多幕剧的主人公大都是外省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希望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例如1896年写的《海鸥》的女主角)，有的幻想从资产阶级手中拯救俄国的森林为后代造福(例如1897年写的《万尼亚舅舅》中的乡村医生)，有的憧憬一种“正直健康”的生活(如《三姊妹》，1901)。他们的个人抱负都不能实现，这使他们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幸似乎有着某种社会原因。总的来说，契诃夫的多幕剧曲折地反映了革命高潮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作者本身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欣赏这些人物的所谓正直、敏感和幻想，同情他们的命运，而对于他们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致命弱点，没有给予足够的批判，有时甚至开脱了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没有他们值得为之奋斗的英雄事业。《樱桃园》写于1903年，这已是1905年革命的前夜，剧本的基调比较乐观。贵族地主朗涅夫斯卡娅和她的哥哥戛耶夫在空虚、放荡的生活中挥霍了全部钱财之后，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把樱桃园拍卖给企业主、商人陆伯兴。作者通过朗涅夫斯卡娅这种徒尚空谈、毫无实际行动能力的人物，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寄生和腐朽，以及他们的必然灭亡；同时通过陆伯兴这种商人，说明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贬斥他们是“碰见了什么就要吃掉什么的凶猛野兽”。契诃夫怀着乐观的情绪看待旧时代的灭亡，期待新生活的到来，他借平民知识分子、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之口说出了这一点。但是，未来的新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要依靠哪个阶级才能予以实际，对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虽然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这明显地表现了他的思想局限性。　　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生于小官吏家庭，七十年代上大学时受到民粹派运动的影响。1876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一年后获释。1879年再度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农民中生活了多年，还当过鞋匠，直至1885年才获准迁居下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　　柯罗莲科从八十年代开始写作，发表过许多中、短篇小说和论文。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农民的艰苦境况、无权地位和他们的觉醒，也描写了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贫困的生活(《巴甫洛沃特写》，1890-1897)，以及为真理和自由而奋斗不屈的人们(《奇女子》，1880)。柯罗连科具有民粹派的思想倾向，不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但由于他熟悉农村的情况，不像民粹派那样美化半封建的农民公社。《马卡尔的梦》(1885)叙述农民马卡尔受压迫的一生，表现了他的反抗意识的萌芽。《嬉闹的河》(1892)写一个摆渡船夫九林，他平时显得冷漠、消极，但当河水泛滥，渡船遇险时，他立即振作起来，镇定地指挥船上人与急流斗争，使渡船脱离险境，显出了英雄气概。　　柯罗连科最著名的作品是富有哲理意味的《盲音乐家》(1889)。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有音乐才能的盲童，起初常为自己的生理缺陷而苦恼，后来认识到，无论条件怎样艰难，人都应该积极地参加社会生活斗争，为苦难的人民出力。他终于和一群盲艺人一起走向民间，在为人民歌唱的事业中得到幸福。　　柯罗连科晚年创作了他最长的作品《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05-1921)。这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小说，介绍了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和重大的历史事件。　　柯罗连科把自发反抗的农民形象引进俄国文学，强调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这是他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第八节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和高尔基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资本主义也于二十世纪初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但是，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它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是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保存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情况下进行的，列宁认为它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这时的俄国，贵族地主阶级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只能依靠沙皇政权的保护来求得发展。而沙皇政府为了推行霸权政治，参加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也需要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俄国资产阶级和沙皇结成了反动同盟，推翻俄国专制制度的历史任务就落到无产阶级身上。　　自从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以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俄国。1900年列宁创办了《火星报》，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好思想准备。1903年，在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形成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无产阶级举行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和武装起义，农民也纷纷暴动，起来响应。这次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胜利，却沉重地打击了沙皇制度，成为十月革命的一次总演习。在1908年开始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年代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同路人动摇变节，修正主义思潮泛滥，颓废文化猖獗。布尔什维克党在艰苦的条件下聚集革命力量，列宁开展巨大的理论工作，在哲学、政治、文艺等领域中粉碎了各种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在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战斗口号，深入发动群众，在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后不久，于同年10月在列宁领导下举行起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充满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其中有三个主要潮流，即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颓废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　　九十年代，除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仍继续创作外，还出现一批新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绥拉菲莫维支、魏列萨耶夫(1867-1945)、《库普林》(1870-1938)、安德列耶夫(1871-1919)等。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俄国社会生活的特点，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沙皇军队的残暴。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初，高尔基通过“星期三文学联合会”和知识出版社，团结了后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过良好的影响。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1905年革命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分化日益明显。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安德列耶夫等人倒向敌对阵营，和颓废派合流；库普林等悲观绝望，在创作中表现了显著的自然主义倾向；绥拉菲莫维支从1905年就开始描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后起的阿列克塞·托尔斯泰(1883-1945)则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批判腐朽没落的贵族社会。　　与此同时，俄国的颓废文学也风靡一时，反映了贵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风暴面前恐惧、颓唐的心理和对革命的仇视。九十年代出现的象征主义是俄国最早的颓废派，它不仅受到西欧颓废文学的影响，还和茹科夫斯基的消极浪漫主义、费特的“纯艺术”诗歌有着联系。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巴尔蒙特(1867-1942)等。他们的诗歌虽有各自的特点，但都浸透了神秘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认为“自我”是唯一的现实，即使描写外在世界，也把它当作上帝或某种超自然、超现实力量的象征，发抒悲愁颓丧、孤独厌世的情绪，鼓吹“超人”哲学。二十世纪初又出现了阿克梅主义派。“阿克梅”一词来自希腊文，意思是“顶峰”。他们吹嘘他们的诗歌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实际上是比象征主义更为堕落的一派。他们宣传回到人类原始状态，赞美兽性，渲染色情和贵族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趣味，歌颂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同时又表现了极度的绝望情绪，代表诗人有古米略夫(1886-1921)、阿赫玛托娃(1893-1966)。继阿克梅主义派之后，未来主义派也喧嚣一时。他们标榜要创造“未来的艺术”，使用空洞的“革命”词句，宣称反对资产阶级艺术，实际上只不过是颓废派的变种。他们在创作和生活上都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全盘否定文化遗产，狂热追求诗歌形式的“革新”，杜撰新词，爱作文字游戏，作品晦涩难解。颓废文学在散文方面也有所表现。阿尔志巴绥夫(1878-1927)的长篇小说《萨宁》(1907)宣扬虚无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诽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自然主义手法描写狂乱的色情。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一文中，对资产阶级文学的实质作了彻底批判。高尔基也团结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颓废文学潮流进行斗争。他写了《保尔·魏尔仑和颓废派》(1896)等文，指出颓废派是“一种有害的、反社会的现象，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现象”。普列汉诺夫谴责颓废派在虚伪地宣传艺术的无思想性和追求形式主义。十月革命摧毁了颓废文学所依附的社会制度之后，一些颓废派作者公开反对革命，逃亡国外；另一些则改头换面，纠集资产阶级文人继续活动。　　这一时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第一次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要求写作事业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整部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要求写作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随后，列宁在1908-1911年写了七篇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根据阶级分析的原则，指明托尔斯泰作品的精华和糟粕，为无产阶级批判继承文学遗产树立了典范。接着，列宁又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一文中提出“两种文化”的学说，指明“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除了居统治地位的地主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的文化外，“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和两种文化的学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纲领和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指针，对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十分重视文学的革命宣传鼓动作用，在《火星报》、《真理报》(1912年创刊)等党的机关报刊上发表过许多革命作品和诗歌传单，培养了无产阶级作家，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九十年代，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反映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斗争情绪，从劳动者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一批工人出身的诗人如拉金(1860-1901)、什库辽夫(1867-1930)、涅恰耶夫(1859-1925)等，写了许多革命鼓动诗歌，其中充满着对资本主义和沙皇统治的憎恨，洋溢着革命斗争的激情，具有强烈的鼓舞力量，很受工人群众欢迎。最著名的诗篇有拉金的《同志们，勇敢地前进》(1897)等。1905年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文学在革命烽火中得到更迅速的成长。高尔基发表了小说《母亲》。绥拉菲莫维支描绘了革命工人形象，别德内依写过长诗和许多鼓动诗。1914和1917年，在高尔基主持下先后出版了《无产阶级作家文集》。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辉煌成就，为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小地主家庭，一生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875到1883年为第一阶段，这时他是民粹派，上大学时曾担任民粹派刊物的编辑，因受政府迫害而流亡国外，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1883到1903年为第二阶段，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883年，他在日内瓦组织“劳动解放社”，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向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派的错误观点，写了有名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等。这些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其中《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所起的作用更大，它“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列宁在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二十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1903年以后是普列汉诺夫一生活动中的第三阶段，这时他思想右倾，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问题上同列宁发生分歧，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倒向孟什维克，随后变成孟什维克的一个首领，敌视十月革命。　　普列汉诺夫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之一。他在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揭露唯心主义文艺观，批判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等方面，做过很多工作。他用唯物史观进行文艺评论，坚持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并强调阶级的功利主义。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普列汉诺夫就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美学。他的《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主要探讨艺术的起源问题。书中用原始部族的大量史料，论证了艺术(音乐、舞蹈、绘画等)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批驳了资产阶级美学家认为艺术产生于游戏或内心活动等唯心主义观点。　　在《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1905)和《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中，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根据丰富的欧洲文学史料，阐述了十八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衰落和十九世纪欧洲颓废文学盛行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原因，指出阶级斗争、时代风尚、社会心理和社会艺术趣味对文学艺术的重大影响，论述了文艺的阶级性原理。他从政治斗争的形势出发，揭露资产阶级作家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社会根源，批判了狂热追求形式以掩盖空虚的内容的各种颓废文学流派。　　在评论易卜生、托尔斯泰、高尔基时，他强调先进思想对艺术创作所起的良好作用。相反，反动思想则给艺术带来危害。但在论托尔斯泰时，他往往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完全对立起来。他推崇高尔基的剧本《敌人》，认为它是一部反映工人阶级高度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杰作。而他对《母亲》的评价却暴露了他的孟什维克观点，说是在这部小说中“宣传家高尔基压倒了艺术家高尔基”。　　普列汉诺夫还写过一些评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文章。他正确指出，在“美是生活”的定义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具体阐明“生活”的含义。但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这个定义的战斗性则认识不足，因此也就不能予以足够的重视。　　普列汉诺夫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在他的观点中也存在某些严重的错误。他的唯物主义美学观是不彻底的，未能完全摆脱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如认为美是没有私心的、旁观和直觉的等。他不能辩证地看待艺术与科学、感情与理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往往把二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他没有完全摆脱“人性论”的束缚，有时竟然将“生存竞争”说应用于社会问题，因而也就不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文学作品。他把艺术家的阶级性和艺术家的“本能”加以对立，认为前者决定艺术的功利主义，后者则保证艺术的“纯洁性”和“客观性”，这也是荒谬的。他后期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立场和前后矛盾的论点，使他接近了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甚至反对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　　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支(1863-1949)原姓波波夫，生于哥萨克军官家庭，在彼得堡大学读书时参加了革命小组，曾写传单声援因谋刺沙皇而被判死刑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哥哥)，因而被捕。在流放期间，他开始写短篇小说。九十年代深入观察了工农生活。1903年，他参加“星期三文学联合会”，在高尔基影响下逐渐接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05年革命高涨时，他成为俄国最早的无产阶级作家之一。十月革命后写了著名长篇小说《铁流》(1924)。　　绥拉菲莫维支早期的短篇小说大都描叙工人、农民的贫困生活，揭发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在浮冰上》(1889)讲猎人索洛卡为富农债务所逼，冒着生命危险在浮冰上捕猎海豹，终于被海潮卷走的悲惨故事。《扳道夫》(1896)写一个铁路小站上的扳道夫，被沉重的劳动和上司的压迫弄得精神恍惚，一次误以为忘了扳道岔，在火车驶近时卧轨自杀。作者对劳动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但未能表达他们的革命要求。　　1905年革命时期，他写过一些表现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作品。短篇小说《炸弹》(1905)写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在丈夫和革命工人的启发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短篇小说《葬礼进行曲》(1905)描述一个革命家的葬礼如何变成一次工人群众斗志昂扬的政治示威。这些作品歌颂工人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反映了工人运动的高涨。　　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1909)描写一个荒僻小镇由于铺设铁路而变成资本主义城市的故事，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血腥掠夺。酒馆主人查哈尔用种种卑鄙野蛮的手段发财致富，成为拥有上千工人的厂主。他摇身一变，道貌岸然，大办“慈善”事业，并主张加强“治安”，巩固“秩序”。作者还谴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起初他们鄙视查哈尔，后来却变成他的奴仆。作者也描叙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但未能塑造出工人阶级战士的鲜明形象，没有写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　　杰米扬·别德内依(1883-1945)原名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德伏罗夫，生于贫农家庭，曾入彼得堡大学学习，1909年开始发表诗作。他的早期作品受到民粹派的思想影响。1911年后，他成为布尔什维克报刊的经常撰稿人，在党的帮助和培养下，写过许多密切配合当时政治斗争的诗歌，1912年入党。十月革命后，他是最有成就的苏维埃诗人之一，受到列宁的很高评价。　　十月革命前，别德内依的政治抒情诗反映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血腥镇压(《连拿事件》，1912)，他经常采用诗体寓言的形式，嘲讽统治阶级和革命的叛徒孟什维克，鼓舞人民的斗志，如《树皮鞋和皮靴》(1912)、《杜鹃》(1912)。长诗《关于土地、关于自由、关于工人的命运》(1917)是十月革命前诗人重要作品之一，写两个青年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十月革命这一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揭露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人民本质。别德内依的诗歌富有民谣特点，通俗易懂，鼓动性强，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可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希柯夫，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伟大代表。他出生于下诺夫戈罗德一个细工木匠的家庭，早年丧父，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里，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因外祖父破产而辍学。他从十一岁开始独立谋生，当学徒，做童工，在轮船上做仆役，在戏院里当配角等。1884年，他离开故乡到喀山，做工之余，勤奋读书，并接触到民粹派和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为沙皇政府所监视和逮捕。他曾两度在南俄和乌克兰一带流浪，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愿望了解很深。1892年，高尔基初次发表作品，1895年参加报社工作。1898年，他的《特写和短篇小说集》出版，引起文坛重视。　　高尔基早期的中、短篇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偏重表现理想，一类偏重描写现实。　　前一类作品有《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和《鹰之歌》(1895-1898)等。短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包括伊则吉尔所讲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叙述鹰和少女所生的儿子腊拉，长期离群索居，养成狂妄傲慢的性格，打死了不愿同他相好的姑娘。人们把他驱逐出去，他因受尽孤独之苦，痛不欲生，最后化为影子在草原上游荡。另一个故事描写青年丹柯和他的一族人被仇敌赶进原始森林，生命危在旦夕，他坚强顽强地领着族人向困难作斗争。他抓开自己的胸膛，高高举起燃烧着的心，给人们照亮了走出森林的道路。丹柯的心始终闪烁着不灭的光芒，变成了雷雨之前出现在草原上的蓝色火星。在这两个童话之间，插入了伊则吉尔的故事。她年轻时只求个人享乐，不愿为人们谋求幸福，把青春浪费在爱情游戏之中，她的“爱”给许多人带来不幸和死亡，也毁灭了自己。作者通过三个故事的对照，热情歌颂丹柯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和勇敢坚强的英雄性格，谴责腊拉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伊则吉尔虚度一生。这篇小说体现了高尔基早期对生活意义的探索，以及他造福人民的崇高理想。但丹柯只是一个单枪匹马的英雄，他把群众看成“群氓”，这说明作者还未能完全摆脱民粹派的思想影响。《鹰之歌》通过一个鞑靼族牧人讲述的鹰和蛇争辩的故事，批判了蛇苟且偷安的市侩心理，颂扬了鹰的战斗史，鹰虽然牺牲了生命，“可是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一个追求自由、追求光明的骄傲的号召!”　　高尔基这类早期作品和俄国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有近似之处。例如，作者喜欢描写坚强性格之间的冲突，推崇热爱自由的英雄，借用民间传说的情节和形象，表现“生”战胜“死”、“爱”战胜“仇”、“光明”战胜“黑暗”等抽象信念；此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但这些作品又高于已往的积极浪漫主义，如作者在评价主人公时，总是以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而决定褒贬。作品还洋溢着要求根本变革社会的战斗激情，反映了俄国九十年代工人运动走向高涨时期劳动群众的情绪和愿望。　　高尔基早期偏重描写现实的作品有《叶美良·皮里雅依》(18930、《切尔卡什》(1895)、《柯诺瓦洛夫》(1897)、《好闹事的人》(1897)和《因为烦闷无聊》(1898)等。这些作品控诉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残忍和伪善，揭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安于现状和卖身求荣，着重描写了工匠、农民等劳动者的生活境况和对社会的愤懑，以及城乡流浪汉的遭遇和追求。　　短篇小说《切尔卡什》写流浪汉切尔卡什雇佣农民加夫里拉，深夜泛舟，盗卖码头上的货物，翌晨分钱时，加夫里拉贪心不足，苦求多分，后来竟暗中把切尔卡什打伤。切尔卡什轻蔑地将钱掷给加夫里拉，扬长而去。作者用鲜明的对照手法表现了两个人物的不同精神面貌和生活追求。流浪汉切尔卡什勇敢机智，爱好自由，他蔑视金钱，不为金钱所奴役，对资本主义有一种自发的反抗情绪，作者笔下的农民加夫里拉却胆小迷信，只想赚两百卢布购置田产，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以致动手行凶。高尔基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追求金钱的风气腐蚀了劳动者，认为私有观念导致人们相互欺诈和残杀。高尔基赞扬切尔卡什的叛逆精神，但也揭示了他那种自暴自弃和无政府主义情绪使他不能给社会带来有益的东西。作者深感社会的不合理，但还不明白应该依靠什么社会力量去推翻那个制度。　　高尔基这类偏重描写现实的早期作品，有着和批判现实主义相同的一面。他以资本主义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为中心，把工人、小手艺人、农民和乞丐等作为小说主人公，特别是塑造了一系列游民无产者——流浪汉的形象。这些流浪汉在作者笔下不仅是社会的牺牲者，而且是敢于怀疑和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处世哲学的人物。他们在精神上高于因循守旧、追求平庸生活的小市民，更是高于资产阶级。作者看到了他们脱离劳动和具有无政府主义情绪，指出他们的自暴自弃和悲观绝望是有害的。他曾经称他的这些主人公是“一时的英雄”，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但他不了解，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对他们引导得法，消除他们的破坏性，是可以把他们改造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　　二十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高尔基亲身参加了1901年彼得堡的群众示威，并著文驳斥政府对这次事件的歪曲，因而被捕，列夫·托尔斯泰等曾设法营救。1902年，高尔基当选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却被沙皇无理地宣布选举无效。为此，柯罗连科、契诃夫等作家也发表声明放弃自己的“院士”称号，以示抗议。高尔基在二十世纪初同布尔什维克党人联系日益密切，并在物质上资助过党，为党的报刊写文章，起草革命传单，参加了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他的住宅成为起义者的据点之一。起义失败后，他受到政府迫害，不得不于1906年流亡国外。随后由党派往美国宣传俄国革命，为革命筹集经费。这一时期，他的著名作品有《海燕之歌》、《底层》、《敌人》、《母亲》等等。　　高尔基以《海燕之歌》(1901)迎接了二十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这首革命颂歌是他参加彼得堡示威游行后写成的。他用象征和寓意的艺术手法，热情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海风呼啸，阴云密布，波涛迎着轰鸣的雷声向上冲击。海鸥吓得连声哀号，海鸭和企鹅躲藏不迭，只有矫健勇猛的海燕在风暴之前翱翔，激起阵阵浪花，充满胜利的信心，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作者通过海鸥、海鸭等形象，嘲笑了革命风暴来临前惊慌怯懦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澎湃汹涌的大海象征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借海燕颂扬无产阶级高昂的战斗热情，坚信革命风暴一定会战胜密布的阴云，预报了革命高潮的迫近。《海燕之歌》较之高尔基九十年代作品，具有更加明确的革命理想，包含的社会阶级内容更加明晰。在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海燕之歌》被看作一篇豪情洋溢的革命檄文，起过极为巨大的政治鼓动作用。列宁在1906年写的《暴风雨之前》一文中，曾借用这篇作品里的形象和诗句。　　1905年革命前后，高尔基深感剧场是号召革命、鼓舞斗志的思想阵地，于是写了一系列戏剧作品。《小市民》(1902)揭示了两种对立的生活态度。小市民别斯谢苗诺夫害怕现实中的任何变动，竭力维持他的宁静安逸的无聊生活。他的儿子彼得曾经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但被学校开除后十分懊悔，认为个人前途从此被断送。他虽然讨厌父亲因循保守的清规戒律，但实质上仍是一个追求个人安逸、害怕革命的小市民。作者指出，这些小市民的生活态度是由他们的私有者地位决定的，他们脱离劳动，陷入个人主义的泥沼，阻碍了社会进步，也毁灭了自己。别斯谢苗诺夫的养子、火车司机尼尔代表新的社会力量，他认为生活充满着劳动和战斗的欢乐，并且要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建设生活。他自豪地说，“谁劳动，谁就是主人。”他不能容忍由“猪猡、傻瓜、小偷”之类的小市民和寄生者来支配生活，坚信“不变的(火车)行车时刻表是没有的!”高尔基在作品中第一次描写了现代产业工人，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尼尔的形象是在家庭日常生活的冲突中树立起来的，他在社会阶级斗争中的革命作用则展示得不够。但尼尔是一种新思想的代表，他预示了高尔基以后的创作方向。　　《底层》(1902)是最能代表高尔基戏剧风格的剧作之一。剧本描写城市下等旅店中一群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作者把流浪汉的生活实况搬上舞台，揭示了广大下层人民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控诉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又通过游方僧鲁卡同其他流浪汉的冲突，批判了鲁卡的以宗教博爱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者借潦倒的职员沙金的口指出，应该相信“人”的创造力量，但这些关于“人”的颂词里还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　　这一时期，高尔基还写了《避暑客》(1905)、《太阳的孩子们》(1905)等剧本，来谴责脱离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国外写成的《敌人》(1906)，是高尔基最优秀的剧作之一。它描写工人群众反抗工厂主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地由自发走上了自觉的道路。剧中的工人阶级代表辛佐夫是个有高度觉悟的布尔什维克，他把大批年老和年轻的工人团结成为一个战斗的集体。他们在罢工中坚持明确的政治目标，具有顽强的斗志，充满胜利的信心。虽然在剧本末尾，厂主在军警支持下把罢工暂时压了下去，但是全剧预示着，在觉悟了的工人阶级面前，资产阶级的统治将不会长久了。　　在国外旅行期间，高尔基还写过两本政论集《我的访问记》(1906)和《在美国》(1906)。他用夸张讽刺手法描绘了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残忍性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他指出，纽约是“黄色魔鬼(指黄金)的城市”，“共和国大王”(指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着整个社会和政府，人民贫困、痛苦。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早已丧失，曾经是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策源地的“美丽的法兰西”也已衰老。从作品可以看到高尔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猛烈批判。　　《母亲》(1906)是高尔基最优秀的代表作，它描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群众的觉醒过程，曾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列宁说，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很多工人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对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小说的素材取自1902年索尔莫伏镇工人示威游行事件，两个主人公是以这次示威的领导者之一、工人扎洛莫夫和他的母亲为原型的。小说第一部的开头叙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区的生活，接着写老工人弗拉索夫的儿子巴维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下，和工人一道掀起了反对厂主额外剥削的“沼地戈比事件”。巴维尔和他的同志们被捕入狱后，他的母亲泥洛夫娜也参加了革命。广大工人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但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巴维尔再度被捕。第二部描写母亲毅然接替儿子，勇敢而沉着地担负起革命工作，革命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巴维尔利用法庭作讲坛，揭露敌人的罪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最后，母亲在车站散发儿子的法庭演说稿，革命的思想传播开去，预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胜利。　　主人公巴维尔十六岁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他像老一代工人那样，十分苦闷烦恼。但他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同革命者接触使他逐步懂得了工人痛苦的原因，唤醒了他的阶级意识。他参加秘密的读书小组，学习革命理论。对他的成长更有决定意义的是阶级斗争的实践。工厂主以治理沼地为名克扣工人的工资，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巴维尔在党的指示下，号召工人团结一致，举行罢工。罢工虽然没有组织起来，却使广大工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同时也锻炼了巴维尔。他认识到这次失败是由于对工人发动不够，自己还不善于向群众“说明真理”。巴维尔的成长，表明俄国工人运动已从宣传革命理论进展到组织实际斗争。　　巴维尔出狱后，和工人小组的同志们一起聚集力量，准备在五一节举行政治示威。母亲和他的女友担心他又要坐牢，劝他不要亲自拿红旗，但他把个人安危置于度外，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原来的决定，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作者用颂歌的笔调描写了五一游行的群众场面，队伍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巨鸟，又像一个锋利的楔子。巴维尔高举着火样的红旗，走在楔形队伍的最前面，高呼“我们精神的故乡，社会民主工党万岁”，他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游行群众和过路的行人，大家都跟着他高唱革命歌曲，向着敌人的刺刀冲去。作者通过这一场面的描写，烘托出一个勇敢、成熟、和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工人阶级先锋的高大形象，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写得有声有色。　　在第二部里，巴维尔在狱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斗争，他的英雄气概大大鼓舞了同志们。在法庭上，他以新世界的主人、统治阶级的审判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光辉的演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深刻揭露私有制度的罪恶，有力地论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和可能，宣告了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他的演说是一篇向旧世界挑战的革命宣言。　　巴维尔是一个由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理想和革命热情，并通过他反映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巴维尔作为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母亲尼洛夫娜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她不仅受到剥削阶级的压榨和宗教的精神奴役，而且受到夫权的压迫，养成一种胆怯、悲愁的性格。她起初把“社会主义者”想象为可怕的暴徒，但长期和革命者相处，看到他们都和善可亲，于是不知不觉变成了革命的同情者。儿子被捕后，她出于对儿子的热爱，主动参加了革命工作。她回忆自己过去的痛苦，认识到“有钱人”和人民是对立的，初步批判了自己的母爱情感的自私和狭小，开始关心别的同志。她觉得自己是个对革命有用的人，摆脱了狭隘的精神状态。五一游行时，她在群众高亢有力的歌声里，深深地感觉到工人阶级的力量、革命道路的漫长和艰险以及人民对革命胜利的信心。作者意味深长地作了这样的安排，正是在儿辈被抓去的地方，一个年老的新战士站出来了。　　巴维尔再度被捕后，党让母亲迁居到革命知识分子尼古拉的家中。她投身到广阔的阶级斗争的天地里，给农民输送革命书籍和传单，开辟新的据点，进行革命鼓动。农村的革命实际鼓舞了她，同时也加强了她的阶级仇恨。她获得了新的信念，心胸日益开阔，自觉地把革命事业、战友和儿子三者融为一体，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革命工作，并对这种战斗的沸腾生活产生热爱，体验到战斗的愉快和幸福。　　贫农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雷宾是小说着意塑造的另一个形象。他受到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由于身上的狭隘的农民意识，又有民意党和机会主义者对他的影响，他起初不相信工人革命者和革命理论，只相信农民“自己的智慧”。他走着个人反抗的道路，不能不处处遭到失败。后来在党的争取和教育下，他认识到革命理论的巨大作用，迫切地要求巴维尔给他革命书籍。他在斗争实践中，终于接受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　　此外，小说还描写了一群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　　《母亲》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中第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也是体现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实现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一部典型作品。但书中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安德列在工人们杀死沙皇密探后流露了人性论的观点，而作者却对他的脆弱和动摇加以渲染，批判得也软弱无力。雷宾的“造神论”思想在书中也没有被充分驳倒。　　《母亲》最初发表于美国杂志，1907至1908年，先后在欧洲许多国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1907年，高尔基到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列宁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此后直到1913年，他定居于意大利喀普里岛。那里聚集了各种俄国政治流亡者，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等人进行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活动，鼓吹马赫主义哲学，力图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高尔基没有认清他们在政治上分裂党和麻痹人民的危害，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他在中篇小说《忏悔》(1908)和后来写的一部分政论、文学论文中，表现了造神论的观点。他抛开神的观念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认为这个观念曾起过一些好作用，说神虽然不存在，但要制造一种新的对神的信仰(如对人民的宗教式崇拜)来代替旧的宗教，以鼓舞人民的斗争和创造精神。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同社会联系起来’，而是一贯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在列宁的原则性的批评和多方面的关心帮助下，高尔基在1913年以后克服了这一政治性的错误。　　1913年，高尔基按照列宁的指示，利用沙皇大赦的机会，回到俄国。在革命重新高涨的年代，他作为一个声誉卓著的无产阶级作家，展开了巨大的文化组织工作和文学活动，编辑了《无产阶级作家选集》、俄国一些民族文学的专集和《编年史》等杂志，并主持《真理报》的文艺栏，积极为党的报章杂志写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在1908-1917年的十年间，他对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堕落和猖獗一时的欧洲颓废文学潮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和俄国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接受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高尔基创作甚多，有描写革命斗争和歌颂人民的中篇小说《夏天》(1909)和故事集《意大利童话》(1910-1913)；有揭露统治阶级及其仆从的反动面目、批判小市民庸俗生活的剧本《末裔》(1908)、中篇小说《奥库罗夫镇》(1909)、《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等；还有自传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童年》(1913)、《在人间》(1916)，以及一些关于俄国作家的回忆录。　　《意大利童话》包括二十七篇故事。其中一篇描写意大利那不勒斯电车工人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另一篇写热那亚工人为支援巴马的阶级兄弟而罢工，把他们挨饿的孩子接来抚养。作者强调无产阶级团结的力量，指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还有一篇故事写辛普朗隧道工人，他们确信劳动可以使人成为无敌的力量，工人阶级的一切希望必定会实现。另一篇写一个普通工人向工程师宣传社会主义，认为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比为资本家服务的工程师来得高尚。这部作品充满了革命和劳动的豪情，反映了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时期的革命士气。列宁认为这部作品是“精彩的‘童话’”和“革命传单”。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高尔基的活动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杰出建设者之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高尔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就说高尔基“用自己的艺术天才给俄国(而且不仅仅是俄国)的工人运动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益处”，他“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结合得太牢固了”，“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