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巨大的胃，肠子却又小又短—— 海涅在他晚年所写的《一六四九——一七九三——????》(1855)一诗中，叙述了1649年英国专制国王被判处死刑，1793年法国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他预言，德国封建王朝覆灭的年份必将到来。所不同的是，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在1649和1793年曾经是革命的，而德国资产阶级则要跟在德国王朝的灵柩后面哭哭啼啼。海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海涅的政治诗含有辛辣的讽刺，节奏有力，文字朴素，譬喻生动，形象通俗鲜明。 海涅最突出、最重要的作品是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全诗共二十七章，以冬天象征死气沉沉的德国，通过童话般的幻想，逐章对德国的检查制度、关税同盟、骑士制度、政治上的分裂等现状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反动的普鲁士统治者、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奴颜婢膝的市侩、虚伪的宗教、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都遭到海涅的辛辣讽刺和嘲笑。诗一开始就斥责德国消极浪漫主义所唱的“绝望的曲调”，反对那种麻痹人民思想的“催眠曲”。作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他自己要制作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要在地上，建立平等自由的“天国”。紧接着，他又猛烈攻击普鲁士专制政体，把它比作一只丑恶的鸟。在第七章里，他嘲笑当时的德国说：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英国人的， 我们的支配权却不用说 只是在梦中，在天空的王国里。 第26章把腐朽、分裂的德意志36个封建小邦比作“三十六个粪坑”，认为清除这些粪坑决“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必须用暴力。海涅显示了他同反动统治作斗争的坚定性。在第十二章里同资产阶级激进派论争时，他指责他们反封建不彻底，他自己决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逃避斗争，他“不是羊”也“不是狗”，而是一只富有战斗性的凶狠的“狼”。长诗集中地体现了海涅艺术风格的特点：夸张的讽刺、离奇的譬喻、民间的传说、个人的幻想和风趣的对话都交织在一起。 海涅晚年由于长期患病卧床，脱离现实斗争，曾一度产生苦闷的情绪。这种心情在他的诗集《罗曼采罗》(1851)里得到反映，但其中也有一些优秀的政治讽刺诗，表明作者并没有完全失去斗志。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海涅表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认识到“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但因为海涅生活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时，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的过渡时期，他不能正确认识未来的共产主义。他一方面愤怒地抨击封建贵族的反动势力，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揭露和讽刺，甚至看到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他却始终没有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认识不到劳动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因而把共产主义看作一般的平均主义，担心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胜利的无产阶级只重视创造物质财富，会用“粗糙”的双手毁坏人类的文化艺术；这种观念使海涅对共产主义怀有疑惧心理。 和海涅同时代的、但是逝世较早的另一个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出生于医生家庭，自己也学过医。他很早就接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为了解放农民，使他们摆脱封建枷锁，他团结了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于1834年组织“人权协会”，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他主办《黑森快报》(1834)，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号召农民起义。在每份快报的首页都写着法国革命时期流行的两句口号：“对茅屋——和平，对王宫——战争!”作者运用通俗的语言和精确的统计数字，使文章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他在激励农民起来推翻封建诸侯的时候说：“擦亮你们的眼睛，数数你们的压迫者的数目吧，他们所以有力量，全在于他们吸取了你们的鲜血，在于他们有一支从你们那儿征集来的军队。”“你们长年累月在土地上耕掘，那么也给你们的暴君挖一个坟墓吧!” 毕希纳的创作期只有三年，共写过三个剧本，其中较重要的是《丹东之死》(1835)，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两派之间的冲突为背景。作者肯定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坚定性，虽然对丹东之死抱有一定同情，但还是谴责了丹东放弃革命，沉湎于个人的生活享受。在丹东要求罗伯斯庇尔放弃革命政策的一段对白中，罗伯斯庇尔回答丹东说：“社会革命没有结束；谁要是半途停止革命，那就是给自己掘坟墓。”但作者又认为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策并不能解决广大劳苦人民的生活问题，正如丹东在煽动群众时所说的：“你们要面包，他们把头颅扔给你们!你们渴，他们叫你们喝断头台上的血!”剧本表达了作者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德国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但是他仅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反对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对于怎样才能解决人民的“胃”的问题，消除贫富不均，毕希纳自己也是模糊不清的。《沃伊采克》是一部未完成的社会悲剧，取材于当时在来比锡发生的一起大案件。戏剧的矛盾建筑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主人公来自穷苦的下层人民，他为生计所迫，给一个医生充当试验品，过着动物般的生活。因为他所爱的女子被有权势的人利诱、勾引，他就杀死了她。这部作品反映了作者对劳苦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受苦难和剥削的同情。 格奥尔格·维尔特(1822-1856)生于牧师家庭，少年时期当过学徒，后来在莱茵河流域和国外经商。1843到1845年他旅居英国，结识了一些宪章派人士，常常参加工人集会。1843年起，维尔特先后同恩格斯和马克思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们那里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维尔特担任副刊编辑，写过许多优秀的政治诗和散文。恩格斯对他的工作评价很高，说：“我不相信在别的报纸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锋利的小品栏。”1856年，维尔特在古巴的哈瓦那去世。 维尔特的诗歌在形式上受到海涅的影响，讽刺性很强，手法丰富多彩，在内容上则十分新颖独特。工人和贫苦手工业者受到诗人的热烈歌颂，他们第一次以自觉的战斗姿态出现在德国的文学作品里。例如在1843到1846年间创作的《饥饿之歌》中，作者写道： 尊敬的国王陛下， 你可知道这惨事一桩? 星期一我们只吃了一点， 星期二我们就断了粮。 星期三我们只好挨饿， 星期四我们受尽了苦， 啊，差一点，差一点， 我们就饿死在星期五! 快叫人在星期六给我们 烤些干净像样的面包， 不然，国王陛下，在星期天， 我们就要把你抓住吃掉。 这首诗有申诉，有抗议，虽然是描写工人的饥饿，但用的不是灰色的唉声叹气的调子，而是幽默、开朗的笔调，最后发出了使统治阶级发抖的警告。维尔特的著名组诗《兰卡郡之歌》(1845)反映英国工业区兰卡郡的工人生活和他们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一百个哈斯韦尔男子》描写矿坑失事，死了一百个矿工，矿主只拿出每人一周的工资来抵偿他们的生命。《铸炮者》和《兰卡郡酒店老板》两诗倾诉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愤怒和反抗。前者叙述一个兵工厂工人为厂主劳苦了一辈子，却因年老被赶出门外，最后他觉悟到必须为工人阶级自己铸造一尊大炮。后者指出织羊毛的工人没有毛衣穿，种地的农民饿着肚子上床，运煤的工人把一车一车煤从矿坑运到地面上，而自己的妻儿却冻死在家里，最后他们一起发出了诅咒的吼声，作者预言睡在鸭绒被里的富翁当晚将做噩梦。在《他们坐在板凳上》一诗中，维尔特写英国工人听到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时是如何激动： 紧握拳头，挥动帽子， 他们全都义愤填膺， 森林和草原同时响起： “西里西亚，祝你成功。” 这首诗表现了国际工人的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持，维尔特的思想和感情已和这些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交融在一起。他的诗歌自然健康，语言简练，具有朴素的民歌风格。 维尔特的散文作品中最富有特色的是《不列颠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速写》(1843-1848)，包括十四篇文章，其中有英国风景描写，经济问题论述，无产阶级贫困情况报道，对英国宪章运动领袖的刻画和对宪章运动本身的描述。这些文章说明无产阶级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去解放自己的阶级，他们的战斗已经开始。在《英国工人花会》一篇中，作者看到未来社会的一切都是光辉灿烂的，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世界上创造出新的文学和艺术来。 他的两部小说《德国商业生活的幽默速写》(1845-1848)和《著名骑士史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1849)发表在《新莱茵报》副刊上，激烈地抨击了德国的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揭露和讽刺了他们的丑恶面貌。 维尔特的创作年限虽然很短，但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写了许多忠实反映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因而恩格斯在纪念他的一篇文章里称颂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 台奥多尔·施托姆(1817-1888)生于德国北部的胡苏姆，这个小城曾长期处在丹麦统治下。他的创作有诗歌和中短篇小说。他的诗反映的生活面相当狭窄，主要是写个人爱情和田园生活，但也有一些诗表露了他对家乡命运的关怀。他的诗歌具有民歌风格，语言简练，音韵和谐。 施托姆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他早期的代表作《茵梦湖》(1849)写出身小康之家的伊利莎白和青年莱茵哈特彼此相爱，但她的母亲不顾他们的爱情，把她嫁给一个富人。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关系是不合理的，但他笔下的两个青年都逆来顺受，缺乏反抗精神。全书带有浓厚的忧伤情调。在施托姆后来的作品里，对社会批判的因素有所加强，感伤的情调逐渐减弱。最后一部小说《骑白马的人》(1888)描绘北海附近的农民青年霍克·海因钻研科学技术，想要改建防御海洪的堤岸，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他孤军作战，得不到群众支持，最后终于失败，死在洪水中。霍克·海因是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人物，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但是他骄傲自大，高踞在群众之上，这导致了他的毁灭。施托姆的作品缺乏强烈的倾向性，没有反映出时代的重大问题，却体现了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对现状的不满和忧郁孤寂的心情。 郭特夫里特·凯勒(1819-1890)是瑞士的德语作家，生于瑞士一个镟工家庭。他早年在德国读书，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很大。1848年，瑞士由许多小邦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凯勒拥护这一变革。 他的绝大部分小说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的瑞士社会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是长篇小说《绿衣亨利》(1855)。主人公绿衣亨利经常穿绿外套，因而得名，他父亲早死，家境清寒，后来他去德国学画，一直找不到正确的艺术道路，生活又极端贫困，精神上非常苦闷。此后他在回家途中偶尔结识两个无神论者，初步接受了唯物主义，同时他又看到瑞士已变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处处洋溢着民主进步的气氛，这一切使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回家后，他重遇过去的女友，爱情又增加了他的力量，他终于摆脱了彷徨苦闷的精神状态。他认识到参加实际社会活动才是为祖国服务的正确道路。当时作者对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幻想，认为在这种制度之下，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解决。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自传形式，书中许多人物形象富有个性，生动鲜明。凯勒的短篇小说集有《塞尔德维拉的人们》(1856-1874)、《七个传说》(1872)和《苏黎世短篇小说集》(1877)。《塞尔德维拉的人们》描述十九世纪中叶瑞士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的人民生活，揭露社会上落后保守的倾向，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特性。作者创造了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和农民。这部小说集中以《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为著名，它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彼此相爱，可是双方的家长受到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互相争夺田产，成了仇人，他们的子女无法结婚，终于一起自杀。这个爱情悲剧揭露了资本主义渗入瑞士农村后造成的恶果。 凯勒晚年对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感到失望。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马丁·萨兰德》(1886)说明瑞士社会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也充满了贪污腐化、损人利己、虚伪欺骗等罪恶。第五节 意大利文学 1848年的意大利革命打击了外国统治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愈益要求扫除外族奴役和封建割据造成的障碍。从五十年代末叶起，民族复兴运动进入更广泛、深入的时期。以马志尼、加里波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推翻国内外封建主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则主张在独立、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萨伏依王朝领导下的君主立宪政权。由于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斗争关键时刻动摇妥协，大资产阶级窃取了民族复兴运动的胜利果实。1860年，由萨伏依王朝领导的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1870年，罗马解放，教皇被剥夺世俗权利，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最后完成。 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未同时完成。君主立宪政权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没有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资本主义只在北方取得迅速的发展，国内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劳动人民沦于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并且日趋尖锐。这样，反映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就逐渐失去现实意义，趋向衰落。广大中下阶层不满现状、迫切要求继续进行社会变革的思想，在文学里得到了反映。 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1838-1915)生于罗马，年轻时在撒丁王国的军队里任军官，参加过反对奥地利占领者的斗争。后来志愿加入加里波第率领的远征军，在攻克罗马的战役中立下功绩。退役后在师范学校教授文学、历史，同时从事新闻和文学活动。他写过现代题材的长篇小说、历史小说、历史剧、诗歌和研究1848年意大利革命的史学著作，其中以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1874)最为出色。 小说取材于公元前一世纪斯巴达克领导的古罗马奴隶起义的史实。斯巴达克原是受奴隶主压迫和凌辱的角斗士，在一次角斗表演中由于勇敢机智而被解放，成为自由人。公元前七三年，他率领七十八名角斗士揭竿而起，杀上维苏威火山，点燃了奴隶起义的革命列火。起义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在三年多里纵横转战，所向披靡，把罗马派来围剿的官军打得落花流水。革命风暴猛烈地冲击着奴隶主帝国。在胜利的形势下，领导集团发生分裂，起义部队滋长了骄傲情绪，在同大贵族克拉苏率领的优势敌人的激战中遭到失败，斯巴达克也壮烈牺牲。十九世纪曾有许多作家和歌剧作者以斯巴达克起义为题材进行创作，但都没有成功。乔万尼奥里以同情奴隶起义的态度和亲身参加民族复兴运动的体验，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加以艺术上的再创造，写出了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劳动人民武装斗争、塑造奴隶起义英雄光辉形象的作品。 小说深刻细腻地揭露出奴隶社会的黑暗和阶级矛盾的尖锐，一开始就把抨击的抒头直指统治集团。竞技场惊心动魄的角斗表演，鲜明地展示了奴隶主骄奢佚乐、凶残跋扈的罪恶。“我们在流血流汗，痛苦地呻吟，暴君们却在宫殿里举杯痛饮!”小说中所引的“自由女神之歌”道出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实况。残酷的阶级压迫是造成奴隶起义的根源。奴隶们“把镣铐和铁链铸成锋利的短剑”，高举义旗，向奴隶主阶级展开你死我活的大搏斗，誓要“用压迫者的血来抵偿被压迫者的呻吟”。他们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富于生气和创造性、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人公。作者热情歌颂奴隶起义的伟大业绩，写出了奴隶们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道德。 作者把斯巴达克放在小说的中心地位，精心塑造了这个令人难忘的典型。他的英勇、机智、刚毅和忘我的精神，体现了奴隶阶级的崇高品质。他忠于革命事业，具有透彻剖析形势的政治头脑、卓越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能；他为部队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严明的纪律；他坚持原则，在正确意见未被采纳时又善地照顾大局，在关键时刻勇于为革命力挽狂澜。这些都生动地显示出斯巴达克代表着千百万被压迫奴隶的利益和愿望，集中了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奴隶阶级的旗帜和“理想的化身”。 小说又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陪衬人物苏拉、克拉苏等奴隶主贵族的形象，对他们的暴虐、堕落、虚伪的本质予以无情揭发和鞭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贵族在野派代表凯撒和卡提林纳的贪婪、诡诈的阴谋家面貌，揭露他们企图借奴隶起义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书中还申斥了教会充当奴隶主帮凶的可耻行径。 乔万尼奥里是立足于他当时的意大利的现实来写这部历史小说的。他怀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借用斯巴达克起义的题材，抒发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政治理想。书中的斯巴达克不止一次地表示，他献身的事业不只是争取奴隶的自由，而是争取普遍的“自由、人权和平等”，实现“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亲善友爱”，建立一个“正义与智慧的世界”。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奴隶起义的斗争目标。作者在书中明确地说，他写斯巴达克这样一位古代杰出人物，是要“让后世这些丧失了英武气概而且日趋退化的子孙回忆一下他们祖先的事迹”，从失败中振作起来，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而斗争。民族复兴运动的著名英雄加里波第以“狂喜”的心情阅读了《斯巴达克》，他在致作者的信中表示，希望他的同胞们重视这部小说的“伟大价值”，保持毫不动摇的坚毅精神”，捍卫神圣的自由事业。 《期巴达克》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作者凭借他那渊博的历史知识，以广阔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展示出罗马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进而以雄浑有力的笔墨，描绘了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奴隶起义的兴衰过程和起义英雄的性格特征，又兼用夸张、想象、衬托等手法精心刻画人物的精神境界和心理，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较好地糅合在一起，既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又体现了十九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愿。 但小说中也存在着缺陷，这表现在对暴君苏拉的妻子范莱丽雅和贵族妓女爱芙姬琵达的描写上面。作者把人性写成一种高于阶级矛盾、能够主宰人的一切行为的力量，渲染爱情对范莱丽雅和爱芙姬琵达的感化作用，同时夸大了个人感情对革命成败的影响，似乎只要罗马贵妇人都效法范莱丽雅，奴隶制就可以废除，而爱芙姬琵达对斯巴达克由爱到恨的感情变化，又仿佛是导致起义失败的转折点。小说还把资产阶级提出的人权、平等、博爱的原则，勾画成为一幅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是“无可争辩和不可推翻的原则”。 民族复兴运动以后，有些曾是共和主义者的作家政治上逐渐保守，转到君主立宪派的立场上。卡尔杜齐就是一个代表。 乔祖埃·卡尔杜齐(1835-1907)出身于一个医生和烧炭党秘密成员的家庭，六十年代民族复兴运动高涨时期成为共和主义者。他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初叶创作的诗歌中赞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意大利人民反对外族侵略和封建专制的斗争，称颂马志尼、加里波第是“前无古人的崇高英雄”，称颂他们为祖国解放事业建树的伟大功绩。他的名诗《撒旦颂》(1863)讴歌撒旦的反叛精神，谴责教会扼杀自由和理智，阻碍人类和文明的进步。他对欧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寄予同情，用热情的诗句呼吁他们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奋起战斗吧，各个被压迫的民族!我们将在战斗中携手前进!”(《西西里和革命》，1860)诗人还写了一些优秀的讽刺诗，揭露上层阶级攫取胜利果实、背弃人民的卑劣行为。但是有的诗歌流露出对君主政权的幻想，把皮埃蒙特国王和自由战士同样当作革命者来歌颂。 意大利王国成立以后，卡尔杜齐的诗歌逐渐丧失了原先的战斗性。在诗集《新诗》(1861-1887)、《野蛮颂歌》(1877-1889)、《诗歌和韵律》(1898)里，诗人沿用古典主义诗歌的题材，返回封建的中古和文艺复兴时代，吟咏自然景色，缅怀往昔，抒发个人的情感，艺术上追求形式的美和韵律，流露出颓废主义的情调。这些诗歌试图引导读者脱离现实斗争，起着维护资产阶级君主政权的作用。也有些诗篇表现了作者的模糊的乌托邦幻想。1890年，他当选为意大利王国议会的参议员。卡尔杜齐的创作反映了民族复兴运动以后同君主政权妥协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情绪。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出现一个新的文学潮流——真实主义。真实主义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但实际上更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是意大利具体的民族历史条件的产物。真实主义反映了封建秩序崩溃、资本主义关系胜利和巩固时期的意大利社会问题。它把注意力集中于当时阶级矛盾最尖锐、生活最贫困的地区，要求作家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在作品中毫不粉饰地予以再现，主张揭示人物与环境的联系；它以中下层人民为主人公，抨击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残余的封建势力的罪恶，表达了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情绪。 路易吉·卡普安纳(1839-1915)是真实主义理论家、作家，和维尔加共同奠定了真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他把目光投向西西里农村和社会下层，在短篇小说和长篇《洛卡维迪纳侯爵》(1901)里展示出半封建的西西里农村的惊人贫困，农民对土地和劳动的热爱，外省生活的平庸空虚。他的作品有时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倾向，企图通过人物的病态现象来研究社会环境，因而掩盖了阶级矛盾。 玛蒂尔德·塞拉奥(1856-1927)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大都描写那不勒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抨击资本主义金钱势力造成社会邪恶，导致人们经济破产和道德堕落。萨尔瓦多·迪·贾柯莫(1860-1934)用那不勒斯方言写了许我诗歌、短篇小说和剧本，反映社会底层的水手、工人、艺人和儿童的苦难生活。上述两个作家都揭露了被资产阶级称为“安乐乡”的游览胜地那不勒斯的阴暗面。 格拉齐娅·黛莱达(1875-1936)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撒丁岛农民和牧人的生活，表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同撒丁岛古老文明的冲突以及后者的解体。 乔万尼·维尔加(1840-1922)在真实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出生于西西里岛文化中心卡塔尼亚市一个贵族家庭，祖父是烧炭党成员。他二十岁时进大学攻读法律，开始文学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热烈的民主主义者。他最早的两部历史小说《山地的烧炭党人》(1861-1862)和《滨海湖》(1863)取材于意大利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史实，贯穿着当时处于高潮的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随后发表的几部爱情小说如《一个女罪人》(1866)、《夏娃》(1873)等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缺乏思想深度，但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欢迎。 1865年，维尔加离开西西里，先后在佛罗伦萨和米兰居住，同政治界和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广泛接触，同文艺理论家、作家卡普安纳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 维尔加最优秀的作品是他奉行真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产物。中篇《奈达》(1874)描写一个雇农妇女的苦难身世，是他的第一部真实主义小说。短篇小说集《田野生活》(1880)和《乡村故事》(1883)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西西里乡村风貌的组画，作者怀着巨大的同情，以敏锐的观察力，描摹农民、渔民、矿工、小手工业者的劳动生活和遭受剥削、压迫、凌辱的不幸境遇，刻画出形形色色的地主、官吏、法官、律师和神甫的形象，揭发他们互相勾结，鱼肉人民的罪恶，同时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冷酷也予以有力批判。作者强调，农民虽然贫贱，却具有丰富的情感和高尚的品格。但有时他只限于客观地描写现实环境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从而损害了人物形象。 维尔加计划以《被征服者》为总题创作一套长篇小说，但只完成了《马拉沃里亚一家》和《堂·杰苏阿多师傅》两部。《马拉沃里亚一家》(1881)的故事发生在西西里一个穷困偏僻的小渔村，“上帝和世人遗忘了的地方”。主人公安东尼·马拉沃里亚是个勤劳正直的老渔民，他想凭借儿孙的强壮劳力和一条渔船，挣脱世代贫穷的命运，但结果希望破灭，家破人亡：海上风暴吞噬了他唯一的儿子和赖以生存的渔船，瘟疫又夺去儿媳的生命；孙子们或在战争中丧命，或受到城市文明的诱惑，道德堕落，不可救药；老马拉沃里亚也在高利贷的剥削下破产，在医院里痛苦地死去。小说成功地描绘出西西里渔民的辛酸生活，反映了在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农村封建宗法制崩溃的过程，谴责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是腐蚀农民的邪恶力量。 《堂·杰苏阿多师傅》(1889)的主人公杰苏阿多贫农出身，当过苦力，后来发迹，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翁，“人间的上帝”。他一心向上爬，挤入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但受到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联合一致的反对。他在同这些势力搏斗中不断遭到失败，成为“被征服者”，丧失了反抗的力量和他所聚敛的全部财富，最后众叛亲离，孤独地离开人世。小说以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描写出急遽发展的资本主义如何造成农村剧烈的阶级分化，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又如何给劳动人民带来新的灾难，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除掉金钱，没有别的上帝”。小说还斥责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在1848年革命高潮中同封建势力妥协并背叛革命的行为。 维尔加后来还出版过几部短篇小说集和根据短篇改编的剧本，但与旧作相比，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逊色。 维尔加的创作打破民族复兴运动后资产阶级为了粉饰现实而制造的太平假象，揭示了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暴露了十九世纪末叶意大利社会的痈疽，以感人的艺术力量反映出，在资产阶级新秩序和旧的封建关系的双重羁轭下，劳动人民愈加深深地陷入苦难的深渊。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文风朴实，大量汲取西西里民间的词汇和谚语，人物性格鲜明，常常用细致的写景来烘托人物心理刻画，使作品具有抒情性。由于他对资产阶级革命感到失望而又远离新兴无产阶级运动，加之受了自然主义的影响，因而看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前景，常在作品中宣扬现实生活和人的命运不可改变的观点，对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瓦解表示惋惜，流露出比较浓厚的悲观哀伤的情调。以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和电影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十世纪初，意大利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真实主义发生危机。维尔加从此辍笔，在卡塔尼亚度过晚年。第六节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解放运动已由贵族时期逐步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在三、四十年代，农奴制危机日益加深，反农奴制的社会活动家多半还是贵族中的先进人物。到五、六十年代，俄国进入“农奴制改革”阶段，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用残暴的手段统治俄国。宪警和密探遍布全国，以监视对政府和教会不满的人，搜索秘密团体；他颁发苛刻的书刊审查条例，宣布“决不赐给农奴以自由”。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农奴制的危机日渐显著。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如三十年代初的“霍乱暴动”和四十年代的“马铃薯暴动”。连沙皇警察头子卞肯陀尔夫也承认：“农奴制的现状是国家底下的一座火药库。” 为了抵制俄国贵族革命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沙皇政府提出“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反动谬论，用以维护专制农奴制。他们说正教是“社会幸福和家庭幸福的保证”，专制制度是国家的“奠基石”，而俄罗斯民族则生性“虔诚”、“温顺”。反动文人布尔加林(1789-1859)和格列奇(1787-1867)积极鼓吹这套官方谬论。进步知识分子则加以嘲笑，并寻求改造社会的理论。三十年代初，莫斯科大学出现许多学生小组。赫尔岑小组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传统，宣传反专制农奴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探讨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斯坦凯维奇(1813-1840)小组研究谢林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向往改造社会的事业，但脱离俄国实际，流于空谈。四十年代发生了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战。斯拉夫派站在保守贵族的立场，反对俄国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回到古代宗法社会去。西欧派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他们提倡走西方的道路，赞扬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抨击农奴制，嘲笑斯拉夫派的复古主义；但他们只要求改良，害怕革命。与斯拉夫派和西欧派都不同的是革命民主派，其代表人的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别林斯基。他既反对斯拉夫派对古代社会的美化，又批评西欧派对资本主义的膜拜。他站在农民方面，同专制农奴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极力为农民争取政治权利。他认识到俄国的前途要靠农民起来解决。与别林斯基共同战斗的，还有贵族革命家赫尔岑，他在哲学上认识到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沙皇对思想界反动统治的强化，使进步作家遭到残酷迫害。普希金、莱蒙托夫被谋杀，谢甫琴科被流放，别林斯基受到密探的监视。但是进步作家仍然冲破了反动政府的高压，在作品中表现出反专制农奴制度的批判精神。莱蒙托夫继承普希金的诗歌传统，用“注满了悲痛与憎恨的铁的诗句”，向尼古拉暴政挑战。平民诗人柯里佐夫(1809-1842)写了反映农民疾苦的纯朴诗篇。果戈理用讽刺的武器和卓越的艺术描写，揭发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确立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但一伙反动文人却大肆攻击进步文学，说果戈理的作品只写黑暗，不写光明，是对俄国的“诽谤”，并把他贬为低贱的“自然派”。别林斯基给反动文人以猛烈的回击，用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对“自然派”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自然派”的特色就是真实描写和严肃批判农奴制社会的黑暗面，以下层人民为作品的主人公，因而是当时俄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文学流派。别林斯基的理论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与发展主生了很大影响。四十年代后半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等开始创作，发表了许多揭发社会黑暗、描绘平民和农民生活的优秀作品。 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出身于贵族家族，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禁卫军军官学校学习，一八三四年入骠骑兵团服役。他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受到普希金和拜伦的影响。1837年普希金遇害，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一诗，激怒了沙皇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他在一次决斗中被杀害。 莱蒙托夫的青年时期。正是十二月党人失败后俄国反动势力猖獗、一部分群众情绪低落的时期，这对他有极大的影响。他的诗歌浸透着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同时又流露出一种孤独、伤感和绝望的情绪，《孤帆》(1832)便是一例。这反映出，在贵族革命阶段，进步贵族一方面憎恶现实，另一方面又远离人民，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因而陷入悲观的境地。《诗人之死》直接抨击沙皇及其宠臣们，诗人直呼他们为“扼杀‘自由’、‘天才’和‘光荣’的刽子手”。《鲍罗金诺》(1837)通过一个老炮兵的回忆，歌颂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的战争中人民的英雄气概。1838年所写的《咏怀》，对贵族青年的冷漠怯懦的生活态度进行谴责。莱蒙托夫在他的后期抒情诗中，已开始认识到两个对立着的俄国。从1841年的《别了，满目疮痍的俄国》中，可以看到诗人对于“老爷的”俄国的无比憎恨，《祖国》(1841)则表达了他对农村的淳朴生活的喜爱。 叙事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1838)，写伊凡雷帝时代一个沙皇近卫士侮辱了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妻子，被商人在拳斗中打死，商人被沙皇判处死刑。这篇作品具有明显的反专制倾向。 基本上是1838年完成的叙事诗《恶魔》，通过恶魔对一个格鲁吉亚女朗的爱情，歌颂他的叛逆精神，同时也指出他是孤独的。叙事诗《童憎》(1840)的主题仍然是赞扬叛逆者，诗里描写一个从小就被俄国将军俘虏的高加索山村少年——童僧，他逃脱牢狱般的寺院，企图回到故乡去寻找自由的生活。他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中走了三天，途中和豹子搏斗，虽然获得胜利，但自己也受了重伤，被人找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作者歌颂了童僧的反抗和勇敢。但这个单枪匹马地反抗的“英雄”，仍以悲剧结束了他的斗争。长诗描绘了瑰奇壮丽的高加索风光，情景交融地表达出主人公强烈的斗争精神，是俄国文学中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小说《当代英雄》(1840)是莱蒙托夫最著名的作品，包括五篇独立的故事，由主人公毕巧林把它们贯串起来。毕巧林是彼得堡一个富有的贵族青年军官，他对贵族社会的空虚庸俗感到厌倦，但又无力摆脱这种寄生生活。因此他苦闷彷徨，只能把精力耗费在许多卑鄙无聊的事情上，求得个人的一时快慰。他又常常作自我分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于是痛苦绝望，否定一切，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成为悲观厌世的个人主义者。这说明贵族革命失败后，部分进步贵族的社会改革理想已开始幻灭。毕巧林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的人”中的一员。但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相比，毕巧林的形象反映出在俄国解放运动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贵族青年的弱点和阶级局限性暴露得更为明显，他们已很难有所作为。 小说抨击了造成毕巧林这种性格的贵族社会，同时也谴责了毕巧林的缺点。但作者又对他充满惋惜和同情，为他的缺点开脱。 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心理分析。作者使用各种艺术手法，多方面地展示了毕巧林的内心矛盾，从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莱蒙托夫的作品渗透着对封建农奴制俄国的不满与抗议，从艺术方面看，他是继普希金之后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他的创作中，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兼而有之。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他在涅仁高级中学读书时，曾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1828年中学毕业后，他抱着当一名法官为国家服务的愿望去到彼得堡。彼得堡的官僚社会使他失望，他当了一名小职员，生活贫困。1831年，他结识了普希金。1834到1835年在彼得堡大学教世界史。1836年，他的《钦差大臣》上演，他遭到反动贵族的诽谤，被迫出国，长期居住罗马。果戈理晚年由于长久脱离俄国现实，又受了斯拉夫派和宗教的影响，思想转向反动。 果戈理第一部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是一本乌克兰民间故事集，其中神话、传说、童话成分同现实生活的描写交织在一起。作者谴责乡村封建势力和金钱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嘲弄魔鬼、妖精和巫师，歌颂人民的勇敢、机智和爱国精神，作品充满乐观和幽默的气氛。但有的故事具有神秘色彩。 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1835)包括四篇作品。其中的《旧式地主》描叙一对所谓善良的地主老夫妻，他们除了吃，就是睡，此外对什么也没有兴趣。古老的宗法制庄园日益荒芜，主人公们也无声无臭地死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写两个“体面”的绅士因细故结仇，成年累月地争吵和打官司。在这两篇小说中，果戈理以幽默讽刺笔调描写了宗法制度下的地主的猥琐、庸俗而腐朽的生活，但也带有温情和留恋。别林斯基曾指出，“含泪的笑”是这些作品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果戈理嘲笑地主生活，他的笑的目的是企图引导读者深思社会问题，但“含泪的笑”本身也包含着作者对他本阶级的同情。《塔拉斯·布尔巴》描绘了十七世纪初期哥萨克反对波兰贵族侵略的英勇斗争。主人公是歌萨克老队长塔拉斯·布尔巴。他勇猛豪放，热爱哥萨克集体，亲手打死了叛变投敌的小儿子。作者热情颂扬老队长、他的长子和全体英勇的哥萨克时，实际上也是在狠狠地鞭挞当代地主的庸碌无为。这正是英雄赞歌《塔拉斯·布尔巴》和同一文集里的《旧式地主》等篇的内在联系。 《彼得堡故事》(1835-1842)是一组描写彼得堡生活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揭露官僚社会的冷酷、虚荣，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在《涅瓦大街》(1835)中，作者描绘了这条五光十色的大街，它是彼得堡的缩影。在那里，鄙俗的贵族官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所谓有理想的画家，却因看到现实的丑恶而发狂自杀。《狂人日记》(1835)写一个小官吏一生为长官服务，削了无数支鹅毛笔。他原以为长官具有崇高廉洁的品德，后来却发现“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被这些“大人”霸占去了。他痛苦地质问“为什么要分成许多等级”，终至发狂，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皇帝，要向大人物报仇。结果他被禁闭起来，受到残酷迫害。最后他呼吁：“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这世界上没有他安身的地方!大家都迫害他。”这部作品有力地揭露了官僚等级制度，作者对“小人物”是深切同情的。《外套》(1842)描写小官吏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悲惨屈辱的一生。他成年累月地抄写文书，还经常受人愚弄。他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做了一件新外套，这成了他生平唯一的欢乐。但不久他的外套被人抢去，他央求警察局长帮助，却挨了一顿臭骂，从此一病不起，终于死去。《外套》深刻地暴露了剥削阶级对小职员的欺压和凌辱，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一篇杰作。果戈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大家都是从《外套》里钻出来的。” 在写小说的同时，果戈理还写过一些喜剧，其中最著名的是《钦差大臣》(1836)。故事发生在俄国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官僚们得悉钦差大臣要来私行察访的消息后，惊惶失措，把一个偶然路过的彼得堡小官员赫列斯达可夫误认为钦差，争先恐后地巴结他，向他行贿，市长甚至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可夫起初莫名其妙，后来就乐得以假作真，捞了一大笔钱财，扬长而去。官吏们知道真相后，懊悔不及，哭笑不得。接着传来了真钦差到达的消息，喜剧以哑场告终。《钦差大臣》的剧情表面看来是偶然发生的，实际上却反映了当时俄国官场的典型现象。市长老奸巨滑，自夸骗过三个省长；他贪污成性，从不放过他所能捞到的一切。他认为官吏贪污是理所当然，但贪污的多寡应以官阶的高低为标准。他对他治下的市民横加凌辱，并巧立名目，勒索他们的钱财。他对上级阿谀奉承，一心想到彼得堡去当将军。此外，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小城官场的丑类，如阴险残忍的慈善医院院长、受贿的法官、胆小的督学、偷看别人信件的邮政局长等，都是鲜明生动的典型。赫列斯达可夫是作者着重刻画的对象。他是彼得堡一个花花公子，轻浮浅薄，喜欢自我吹嘘，随意撒谎。他被当作钦差，一方面是由于小城官吏的惊惶失措，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气质具有彼得堡官僚的特征。这部喜剧深刻地反映了俄国专制制度的腐朽，但果戈理是为了改善社会道德，幻想借助讽刺的力量使贵族观众改恶从善。剧本结尾安排了真钦到来的场面，使喜剧达到最后的高潮。但也说明作者对沙皇专制政体抱有幻想，并没有否定整个官僚制度。 这部作品没有正面人物，作者认为正面人物就是“笑”。喜剧的全部情节是由钦差大臣将要到来这一消息带动起来的，它从第一句台词起立即展开，步步深入，直达高潮。 果戈理对沙皇政府垄断的剧院专门上演法国等外国通俗笑剧和传奇剧的情况感到不满，希望继承俄国民族戏剧的传统。他在《钦差大臣》中进一步确立了讽刺批判的倾向，对后来俄国戏剧的发展影响很大。 《钦差大臣》的演出引起贵族官僚社会的震动，反动文人竭力攻击它，说它是对俄国的诽谤。果戈理于1836年被迫离国，侨居巴黎、罗马等地。1842年，果戈理在国外完成了他的著名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其中心人物是八等文官乞乞科夫。当时俄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根据登记征收人头税。在两次登记之间，有些农奴死后，地主没有报请注销，这些死了的农奴在法律上仍被认为是活人。乞乞科夫企图利用这一情况，收买一批死农奴，作为抵押品，骗取钱财。他来到某省省会，结交了许多官僚地主，接着遍访各地庄园，向形形色色的地主收购死农奴(死魂灵)。结果乞乞科夫一下子变成了名义上拥有四百农奴的大地主。最后因一个卖主揭露内幕，乞乞科夫才狼狈地离去。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通过对各个庄园的外貌、内部陈设和地主本人的仪表以及生活嗜好的细致描写，特别是通过有关买卖死魂灵的对话和过程，刻画了若干具有鲜明个性的地主典型。玛尼洛夫懒懒散散，从不过问家务，整天沉醉在不着边际的空想里。他对他的庄园、家庭和周围官吏都感到满意，爱用甜言蜜语讨人欢心，笑眯眯地捧着抄写得很工整的死农奴名单送给乞乞科夫。这是一个披着高雅绅士外衣的寄生虫。女地主柯罗博奇卡是个寡妇，善于经营，贪婪而吝啬，她像一个小钱柜，悄悄地把钱一个一个积攒起来。她愚昧闭塞，生性多疑，在出卖死魂灵时生怕在价格上吃亏。诺兹德寥夫是流氓恶棍式的地主，他蛮横无礼，嗅觉灵敏，哪里有赌博、斗殴或热闹场合，他必定赶去。他爱吹牛撒谎，造谣诽谤。索巴凯维奇粗壮笨重，喜欢大吃大喝，他善于经营庄园，把自己的住宅和家具造得很牢固，在钱财问题上极为精明，是贪婪顽固的地主富农典型。大地主普柳什金是个猥琐而贪得无厌、吝啬到近乎病态的守财奴、吸血鬼，他衣著褴褛，家里像一个堆满破烂的旧货店，仓库里的面粉因收藏过久，硬得像石头一样，要用斧头来砍才行，呢绒衣料腐烂到一碰就成灰。他的庞大的庄园一片荒芜，农奴大批地死去或逃亡，但他却不惜耗费全部精力，到路上去拾鞋底、铁钉、破瓦等废物。 以上这些形象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寄生性、卑劣、鄙俗和腐朽，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了真正的“死魂灵”。从这些形象中，可以看出俄国农奴制社会日益瓦解的趋势。但是作者惋惜地主个性的毁灭，因而没有充分写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本质特点。 乞乞科夫出身小地主，自幼受父亲的影响，认为金钱是生活的主宰，“朋友可以抛弃你，钱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从做小学生起一直到当官吏，他一贯善于投机赚钱，巴结师长和上司。在官场中，他虽屡遭失败，但执拗顽强，每次都从头做起，以达到发财的目的。后来他发现，死魂灵的交易可以使他捞到大批钱财。乞乞科夫是从地主贵族过渡到资产者的新的社会典型。他既精通地主官僚社会的“人情世故”，又擅长投机钻营的发财之道，用体面的外表和甜言蜜语来掩盖卑鄙的灵魂。大批农奴的死亡引起他的欢乐，这就暴露了新兴资产者的贪婪本性。 在《死魂灵》的一些插曲中，作者对农奴表示同情，个别地方还写到他们的反抗。但总的说来，他笔下的农奴是愚昧无知的。作者在抒情插叙中把俄国比作一辆奔驶的三套马车，朦胧地相信俄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这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果戈理本人也不清楚。 《死魂灵》第一部发表后，果戈理的思想矛盾加剧。他一方面深刻体会到农奴制瓦解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不赞成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在斯拉夫派的影响下把目光转向古代宗法制社会。1847年，他发表《与友人书信选集》，宣扬从道德、宗教入手来改善社会，维护沙皇制度，因而受到进步知识界尤其是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二部中企图描写改恶从善的乞乞科夫和一些正面的地主官僚，但他自己也感到形象苍白无力，便在死前不久把原稿焚毁了。 果戈理的主要作品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专制农奴制社会，对俄国批评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巨大的作用。 维萨利昂·格利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他出身于一个平民医生家庭，182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习，组织过平民学生的文学团体。1832年他因写作一部反农奴制的剧本，被学校开除，次年开始从事文学评论。1839年起，他主持《祖国纪事》杂志评论栏，1847年转到涅拉索夫主办的《现代人》杂志。由于别林斯基的出色的评论活动，这两种杂志成为四十年代俄国最先进的杂志。1848年，政府准备拘捕他，但他不久即病逝。 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三十年代，他从启蒙主义的立场猛烈抨击农奴制度。三十年代末，曾一度接受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的命题，错误地认为专制农奴制是现实的，也就是合理的，从而产生了与现实妥协的思想。四十年代初，他在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影响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颂扬法国革命。他在文学评论中通过分析作品来揭露专制农奴制俄国的愚昧、野蛮与落后。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预见到，俄国人民将起来粉碎身上的枷锁。同时，他在哲学思想上也转向了唯物主义。 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活动也可分为两个阶段。三十年代是他探索俄国文学发展道路的时期。在《文学的遐想》(1834)中，他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历程，指出十八世纪文学尚未摆脱对西欧文学的模仿，大多数作家的作品还缺少民族特点。他要求文学具有民族独创性，并忠实地描绘俄国的生活画面。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别林斯基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他把诗分为“理想的诗”和“现实的诗”两类，认为“现实的诗”在全部赤裸裸的真实中再现生活”，“更符合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需要。”他热情地赞扬果戈理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和暴露倾向，但又认为作家可以“不自觉地”、“无目的地”、但却是忠实地描写生活。 四十年代，随着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点的逐渐形成，他的文学评论进入成熟时期。1842年《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别林斯基写了《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1842)等文，指出《死魂灵》这类长篇小说并不像斯拉夫派所说的是古代叙事诗的再现，而是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生活的一面镜子；《死魂灵》也不像御用文人所说的是对俄国生活的诽谤，而是对它的黑暗面的有力批判。别林斯基在这些论文中开始强调作家的思想对创作的意义，指出思想内容是衡量一个作家的尺度。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是一部包括十一篇论文的专著，它阐述了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形成的过程，发挥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表现等观点。他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忠实地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同时，从普希金的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出，他还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这是使《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今天有许多陈旧的东西的原因。” 《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论述了“自然派”的形成过程和它的特色，并提出对俄国文学的系统的看法。别林斯基认为“自然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康捷米尔。十八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发展是从模仿走向“靠近现实、靠近自然”，走向“独创性和民族性”的过程。普希金汇集前人的文学成就，奠定了“现实的诗”的基础，但未完全摆脱西欧文学的影响。果戈理对俄国现实的真实描写，开辟了俄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四十年代后半期，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形成，影响日益扩大，决定了俄国文学的方向。别林斯基指出，“自然派”首先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他反对反动文人把艺术当作撒谎和粉饰现实的工具，揭露他们害怕表现现实的真相。接着又说，“自然派”要求作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贵族文人所不屑描写的大众和普通人。他强调农民也是人，他们甚至“在智力、情操和性格方面”比贵族更高。他竭力为农民在文学中争取一席地位。别林斯基又指明，“自然派”还要求“表现社会问题”，批判和否定专制农奴制的黑暗现实。他揭露了“为艺术而艺术”论的虚伪，说道：“剥夺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权利，不是抬高艺术，而是贬低艺术，因为这意味着夺去了它的生命——思想。” 《给果戈理的信》(1847)体现了别林斯基最主要的政治观点和文艺观点。在这封信里，他批驳了果戈理《与友人书信选集》中的错误。他认为，俄国社会的进步决不能依靠果戈理晚年所宣扬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俄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要促进文明和教化，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湮没了的“人类尊严感”。别林斯基还批判了果戈理对俄国人民的看法，指出俄国人民并不虔信宗教，拥护专制政体。相反，“他们有着太多的常识、清醒与肯定的理智”，因此他们是有伟大的历史前途的。别林斯基强调，俄国社会的形势要求作家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愿望，表达进步的思想，只有这样的作家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读者“可以宽恕作家写一本拙劣的书，但决不能宽恕他写一本有毒素的书”。这封信概括了别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列宁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它表现了“农奴的情绪”。这封信在当时虽然未能发表，却在进步读者中流传很广。 别林斯基以文学评论为武器向专制农奴制度进行顽强的战斗，这个战斗传统对五十至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产生过很大影响，并为他们所继承和发扬。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出身贵族家庭，少年时代受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影响，立志为废除专制农奴制而斗争。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他同奥加辽夫一起组织小组，研究和宣传革命思想。因此，大学毕业后曾两次被流放。1842年，他结束了第二次流放，回到莫斯科，立即开始大量写作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对俄国社会、对“官方民族性”理论和斯拉夫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他主要的哲学著作有《科学上的一知半解》(1842-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1845-1846)。列宁指出：“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列宁又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此后，赫尔岑又写了《谁的罪过?》、《偷东西的喜鹊》等文艺作品。1847年，他为了更好地展开革命鼓动工作而前往西欧，从此再未回国。侨居国外期间，赫尔岑因为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除精神破产的状态。他开始转而批判资本主义，逐步形成他那独特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五十年代时，他和奥加辽夫在伦敦创办《北极星》丛刊(1855-1869)和《钟声》报(1857-1867)，秘密运回俄国传播。这些报刊大力揭露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宣传解放农民的革命主张，打破了国内的沉闷窒息的空气。但是他还没有彻底摆脱贵族革命家的局限，活动圈子狭小，不完全相信人民的力量。他曾经在《钟声》上登载他写给沙皇的书信，幻想感动沙皇，使其自动把土地发给农民，因此遭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谴责。六十年代初，农奴制“改革”的骗局和农民运动的高涨使他丢掉了幻想，站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一边。所以列宁指明：“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1869年即赫尔岑逝世前一年，他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把视线转向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承认了国际的革命领导作用。 赫尔岑创作过许多别具一格、带有浓厚的政论色彩的小说。中篇小说《偷东西的喜鹊》(1848)写一个农奴出身的女演员一生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贵族对农奴的压迫。长篇小说《谁的罪过?》(1845-1847)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贫寒的大学毕业生克鲁采费斯基到一个退伍将军的庄园里当家庭教师，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由恋爱而结婚。他们离开庄园，去过一种独立而平庸的小康生活。这时，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了他们的家庭生活。这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渴望有所作为，但脱离实际，以致一事无成。别里托夫对社会的不满赢得了柳邦卡的爱慕，而他也恋上了对农奴制充满怨恨的柳邦卡。但是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他终于远走国外。小说以三个青年的消沉和苦闷告终。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作者通过三个青年的悲剧性遭遇，以及对他们周围人物的描写，实际上回答了问题，指出罪魁祸首是封建农奴制的俄国社会。 《往事与随想》(1852-1868)是赫尔岑的一部回忆录，长达七卷，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作者在俄国和国外经历的许多历史事件。书中记录了他一生的思想探索过程，描写了形表色色的人物，文笔活泼生动，对了解当时俄国和西欧的历史、社会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很有价值。 俄国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农民暴动席卷了大半个俄国。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批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主张通过农民革命去推翻农奴制度。他们的圈子比贵族革命家扩大了，和人民的联系密切了。俄国解放运动从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平民知识分子阶段。1861年实行的农奴制“改革”，仅仅把农民从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却保留了许多农奴制残余。因此，改革以后，被“解放”的农民遭受了封建地主和新兴资产者的双重剥削，农民暴动更加频繁，声势更加浩大。革命民主派进行了广泛的活动，揭露改革的骗局。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则赞美改革，掩饰改革后更见尖锐的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在文学中有着鲜明的反映。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涅克拉索夫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主张文学应该成为“生活的教科书”，要求文学为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服务，从而促进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他们的杂志《现代人》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间起过重大影响。相反地，德鲁日宁(1824-1864)等自由主义作家和费特(1820-1892)、迈科夫(1821-1897)等“纯艺术派”诗人，却贬低“自然派”文学的意义，宣称文学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美”，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力图引人脱离现实斗争，起着维护沙皇反动统治的作用。 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许多作家如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继承“自然派”的传统，从各自的思想立场出发，在作品中对现实生活作了比较深刻的艺术概括，提出许多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五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托尔斯泰也开始揭露贵族社会的腐朽与堕落。 农奴制改革后，在沙皇政府的高压下，革命民主派受到残酷的迫害。1862年，《现代人》杂志被查封，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逮捕。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他们创作中的批判精神也逐渐衰落。但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仍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利用锐利的讽刺武器，继续揭发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1863年，涅克拉索夫恢复了《现代人》，并登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此外，评论家皮萨列夫(1840-1868)主编的《俄国言论》杂志也属于进步阵营。他的观点接近于革命民主主义，但过分强调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作用，带有改良主义色彩。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出生于贵族家庭，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到德国留学，研究黑格尔哲学。早年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深，他在别林斯基的思想影响下，发表了反农奴制的《猎人笔记》，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曾担任《现代人》的撰稿人，但始终是一个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者，拥护沙皇政府的农奴制改革。正如列宁在1918年所指出的，“六十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制的和贵族的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五、六十年代之交，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终于在1860年脱离《现代人》。屠格涅夫长期侨居西欧，自七十年代起定居巴黎，和流寓西欧的民粹主义者往来，并时常资助他们，把他们看作一种能迫使政府实现渐进性政治改革的力量。1883年，屠格涅夫在巴黎病逝。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1847-1852)包括二十五个短篇。作者采用一个猎人到乡村行猎时所写笔记的形式，描叙了农奴制度下的外省城镇和乡村各个阶层的生活，如不同类型的地主、农奴、磨坊主妇、县城医生、在草原上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直至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贵族知识分子等。其中也有纯粹描绘大自然景色的抒情散文，如《树林和草原》。这部作品的题材多种多样，但大都贯穿着一定的反农奴制思想。作者着力突出了农民的天赋智慧和坚韧性格，他们的多才多艺和丰富的内心世界(《霍尔与卡里内奇》、《歌手》、《孤狼》等)。他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揭示了他们在农奴制度下所受的摧残和贫困屈辱的生活，虽然没有充分写出农民对地主的愤怒和反抗，但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本身，也就是对农奴制的抗议。 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反映了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特别是贵族知识分子的生活。罗亭是“多余的人”行列中的新典型。屠格涅夫力求在五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多余的人”性格的社会根源，评价三、四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他肯定罗亭在三、四十年代的黑暗时期热忱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起了进步作用。但他又从五十年代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这一高度，指出罗亭脱离实际，徒尚空淡，已担负不起改革现实的任务。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然而作者又对罗亭们的悲剧命运十分惋惜，再三为他们辩解。《贵族之家》进一步写到贵族庄园的衰亡和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消失，充满了挽歌的情调，并宣扬了恋爱至上的人生观。 在写作《罗亭》和《贵族之家》的间隙，屠格涅夫还创作过一组脱离社会现实、以爱情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如《浮士德》(1856)、《阿霞》(1858)等，这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虚幻、个人幸福渺茫的宿命论思想。他这种消极观点同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批评。 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革命家的领导地位以后，屠格涅夫也从表现“多余的人”转向描写“新人”。长篇小说《前夜》(1860)写贵族少女叶琳娜不满于平庸的贵族生活，渴望行动，但她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找不到她的理想人物。后来她遇到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叶琳娜和他相恋，抛弃了贵族家庭，与他同赴保加利亚参加反土耳其压迫的起义，途中英沙罗夫病故，叶琳娜决心在起义军中作一名志愿护士，以继承丈夫的遗志。屠格涅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认为俄国即将将废除农奴制，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他在叶琳娜和英沙罗夫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新人”理想，这种“新人”能为全民族利益而牺牲自我。但当时俄国所面临的是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革命斗争。屠格涅夫强调全民族的利益和各个阶级的联合，便掩盖了当时俄国阶级斗争的实质。 《父与子》(1862)是屠格涅夫最著名的长篇小说。贵族子弟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1859年大学毕业后，带着他的朋友、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到父亲的田庄作客。巴扎罗夫的民主主义观点，同基尔沙诺夫一家、特别是同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巴扎罗夫占了上风。有一次，巴扎罗夫和阿尔卡狄到省城去参加舞会，遇见贵族寡妇奥津左娃，巴扎罗夫对她产生了爱情，但是遭到拒绝。最后巴扎罗夫回到父母家中，在一次解剖尸体的时候感染病菌而死。 小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民主主义阵营和自由主义阵营之间的尖锐的思想斗争。巴扎罗夫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具有坚强的性格和埋头工作的习惯。在政治上，他反对农奴制度，批判贵族自由主义，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在哲学上，他是个唯物主义者，重视实践，提倡实用科学；但是他也表现出某些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否定艺术的作用，等等。这部小说还塑造了各种类型的贵族地主形象，同巴扎罗夫形成鲜明的对照。保守派贵族巴威尔认为，只有贵族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贵族制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他特别崇拜英国式的贵族政治，颂扬贵族的“荣誉”，追求西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敌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进步青年。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则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贵族，他预感到本阶级将被淘汰，力图“适应”新生活的要求，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作者把这两个父辈人物写成落后于时代、再也不能推动俄国社会前进的人，但他又在某些地方情不自禁地对他们流露出同情。阿尔卡狄一开始也和巴扎罗夫一样，是作为儿子一辈的代表出现的。他追求时髦，附和巴扎罗夫的观点，但他不过是一个“软绵绵的、自由主义派的少爷”，后来便沉醉在贵族式的爱情中，追求地主的安逸生活了。巴扎罗夫在精神力量上压倒了周围一切贵族，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显示了“民主主义对贵族的胜利”。但作者从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并不相信巴扎罗夫型的人物的理想和事业，认为巴扎罗夫注定要死亡。屠格涅夫虽然表现了巴扎罗夫容易同农民、平民接近这一特点，却又强调他同人民之间的隔膜和对农民的轻蔑。在他和奥津左娃的那段插曲里，作者描写了爱好清静、生活懒散的贵族妇女奥津左娃，着力渲染了巴扎罗夫的矛盾：他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却对这种生活不无欣赏；他否定感情，自己却又陷入爱情之中。这就歪曲了民主主义者的精神面貌。 《父与子》出版以后引起当时批评界的强烈反应。自由主义者不满意作者让巴扎罗夫在精神上战胜贵族；有些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作者的同情仍在贵族一边，巴扎罗夫的形象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歪曲。这只能说是屠格涅夫本身的世界观矛盾的结果。 此后，屠格涅夫的政治观点更加保守。他不仅同《现代人》杂志的领导者断绝了联系，而且也不再同先进人士赫尔岑和奥加辽夫来往。这不能不表现在他最后的两部长篇小说《烟》(1867)和《处女地》(1877)中。前者揭露上层贵族，却也歪曲和讽刺了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后者反映七十年代歪曲和讽刺了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侨民。后者反映七十年代的民粹派运动，但是对这场运动也有所曲解。这两部作品更鲜明地表现了屠格涅夫的贵族自由主义立场。 屠格涅夫晚年还写过一些以《散文诗》(1878-1882)为总标题的小型作品。这是他长期观察生活的成果。其中有的虽然带着悲观主义情绪，但大部分作品的基调是健康的。特别是《门槛》一篇，刻画了一个俄国女革命家的动人形象。《俄罗斯语言》则表明作者临终前不久对祖国和人民的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屠格涅夫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浓厚的抒情风格。他以温情脉脉的笔调抒写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这种感伤情调是他的贵族自由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的表现。他善于体察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并使之和人物的情绪融为一体，往往带有怅惘柔弱的色调。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生于贵族兼商人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曾任国民教育部的图书审查官。他在三十年代开始创作，写过三部长篇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奥勃洛摩夫》(1849-1859)。 这本小说分为四部，第一部用大量篇幅描写贵族地主奥勃洛摩夫躺在床上和沙发上，一无所为。第二部写奥勃洛摩夫在童年的朋友、企业主希托尔兹的强迫下，起了床；后来贵族少女奥尔迦爱上了奥勃洛摩夫。在第三部里，奥尔迦对奥勃洛摩夫完全失望，彼此分手。在第四部里，希托尔兹和奥尔迦结婚，奥勃洛摩夫则和他的房东寡妻同居，最后死去。 作者通过这一简单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俄国地主阶级的一个典型形象。奥勃洛摩夫从小有家奴服侍，后来拥有三百多个农奴，从田庄可以得到大笔收入。和所有的农奴主一样，他以不为衣食奔走而自傲，以从不亲手穿袜子为光荣。他怠惰麻木，整日昏昏欲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躺卧中度过。他甚至在梦中也梦见睡觉。作者把他写成一个极端无能的人，他没法把思想集中起来考虑任何实际问题，更不能克服微不足道的障碍，去处理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情。希托尔兹和奥尔迦用尽种种办法想使他振作一些，他却还是回复到终日躺卧的常态，蜷缩在房东寡妇为他安排的贵族式的平静和享乐中。作者借用希托尔兹的话说，奥勃洛摩夫毁于“奥勃洛摩夫性格”，即农奴制生活方式所养成的惰性。照作者看来，农奴主奥勃洛摩夫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牺牲品，因而在讽刺奥勃洛摩夫的同时，又把他美化为正直、善良和“具有黄金般心灵”的人，对他寄以同情，为他的毁灭表示深深的惋惜。这表明了冈察洛夫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奥勃洛摩夫是属于“多余的人”一类的人物。但随着俄国解放运动进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这些受过西欧“文明”熏陶的先进贵族终于失去作用，变成了躺卧不起的废物奥勃洛摩夫。这一典型客观上反映了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结束。 冈察洛夫在小说中也试图塑造新的“英雄”来代替奥勃洛摩夫。希托尔兹基本上是作者的理想。他赋予希托尔兹以资产阶级的“进取心”和贵族的文化教养，但是这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从俄国资产阶级中不可能找出真正的英雄，希托尔兹只能是一个苍白的形象。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1859)一文，指出主人公的“惰性”植根于他的农奴主地位。这种“奥勃洛摩夫性格”乃是社会进步的阻力，它并没有像冈察洛夫所理解的那样被埋葬了，而是必须继续与之斗争。这篇文章反映出，在俄国社会中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已经取代了贵族革命家。 列宁多次引用奥勃洛摩夫形象来批评苏维埃社会中某些停滞现象和某些人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出生于官吏家庭。他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从1843年起在法院当小职员，通过所审理的案件，他广泛了解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为创作积累了素材。1850年，他发表喜剧《自己人，好算帐》来揭露商人家庭内部尔虞我诈的关系，被公认为一个有才能的剧作家。翌年，他辞去公职，专门从事写作。为了改变俄国剧院只演外国戏和古典戏的风气，为了争取平民剧作者和演员的福利，他团结戏剧界一些进步人士，做了许多工作。1886年，他被政府任命为莫斯科各剧院的剧目部主任兼戏剧学校校长，但不久即逝世。 他个人单独创作的悲剧、喜剧、历史剧和童话剧共四十七部，与别人合作的剧本七部，此外他还翻译过二十多部外国剧本。他的创作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启蒙思想。《自己人，好算帐》写一个富商鲍尔肖夫为了骗取钱财，赖债不还，伪称破产，把全部财产转移到他的管事波德哈留辛名下；又用女儿为钓饵，诱骗波德哈留辛为他效劳。但波德哈留辛比鲍尔肖夫更奸诈，他利用法律的规定，把全部财产据为己有，并和鲍尔肖夫的女儿结了婚。他们夫妻两人又串通一气，不去保释因债务下狱的鲍尔肖夫。作者用这个骗上加骗的故事，揭露了商业界的金钱利害关系，通篇的喜剧性很强。这是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开端。但在1852-1855年间，他受到斯拉夫派的影响，在《贫非罪》(1854)等剧作中美化宗法制度下的商人生活，宣扬了道德感化和良心觉醒的思想。不久，在专制农奴制爆发总危机的形势下，他接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评帮助，又回到民主主义的立场。1856年，他去伏尔加河上游一带旅行，加深了对俄国黑暗现实的了解，从此创作了许多名剧如《肥缺》(1856)、《大雷雨》(1860)、《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狼和羊》(1875)、《没有陪嫁的女人》(1879)和《名伶与捧角》(1882)等。 他的剧作大都通过家庭关系或产权关系，去表现农奴制改革前后的俄国城镇生活，抨击带有宗法制特点的旧式商人和“有教养”的新式资产者，谴责破落无耻的贵族地主和贪污受贿的官僚。作者继果戈理之后，创造了众多的反面形象，描绘了金钱的罪恶。他把小商人、下级官吏、演员、教师、店员、侍役、食客、媒婆、巫师、香客等城镇的中下层人物形象搬上舞台，扩大了俄国戏剧的表现范围。他有时讽刺一些中下层人物贪财、庸俗和媚上欺下的行为，有时也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他们受人欺凌的屈辱生活。他笔下的平民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自食其力、自尊心强和正直不阿等特点，他们是社会的启蒙者，但不是革命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农民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地位，他也没有直接写农奴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同时，他往往把复杂的社会矛盾抽象地归结为善与恶、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冲突。 悲剧《大雷雨》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影响最大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伏尔加河畔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商人的儿媳卡杰林娜备受婆婆卡巴诺娃的折磨，而从软弱的丈夫奇虹那里也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她爱上另一个商人提郭意的侄儿鲍里斯。在一次大雷雨中，她感受到极大的宗教恐怖，向婆婆和丈夫坦白了自己和鲍里斯约会的事。后来，鲍里斯被提郭意遣送到偏僻的远方，卡杰林娜也被婆婆关了起来。她再也不能忍受，终于投河自尽。 作者借着卡杰林娜追求个性解放而被毁灭的情节，描写了商人和市民的生活环境。那是一个停滞闭塞的地方，是一个罪恶深重的“黑暗王国”。那里的人们不知道外界的变化，相信种种愚昧、荒诞的谣言，相信地狱天堂之说。有钱人把穷人当作奴隶，利用穷人的廉价劳力攫取暴利。他们把大门关得紧紧的，生怕别人看见他们在虐待自己的家人。美丽的风景无人欣赏，一切生机遭到窒息。而统治这个天地的则是提郭意和卡巴诺娃。 “提郭意”一词在俄文中是“野蛮”的意思。他在家里和小镇上飞扬跋扈，逢人便骂。当他应该付钱或人家对他提到钱的问题时，他浑身冒火，如同要他的老命。农民上市政府控告他克扣工资，他对市长说：“我少给每人一个戈比，那就可以积攒好几千卢布了。”这是宗法制度下的典型的俄国商人，他兼有贪婪无度的资产者本性和蛮横粗野的农奴主特点。“卡巴诺娃”是从俄文“野猪”一词演化而来的。她是一个冷酷而又伪善的寡妇，以折磨和侮辱别人为乐，不容许儿女有一点独立见解，她离间儿子和儿媳之间的感情，唆使儿子虐待妻子，竭力维护宗法社会的家庭关系。她极端愚昧，仇视社会进步，反对资产阶级带来的“物质文明”，惧怕生活中的任何微小的变化。在他们的压制下，奇虹、鲍里斯等人养成了萎靡不振、软弱怕事的性格。 作者写了来自家庭内部的反抗，塑造了卡杰林娜这样一个追求个人幸福和不甘屈辱的形象。她不堪非人的待遇，不愿过自欺欺人的生活，为了追求爱情自由，她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道德的羁绊，冲破了宗教的藩篱，终于以一死向卡巴诺娃和提郭意的统治提出控诉，反映了俄国市民阶层的反封建情绪。但她又未能完全摆脱宗教和封建伦理的束缚，所以在她的反抗过程中，又表现出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心理。 《大雷雨》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戏剧风格特点。剧中一些场面似乎和主要冲突无关，但却构成了这种冲突的社会背景，烘托出气氛，说明了人物行动的原因。全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较为广阔的社会画面、散文诗式的语言风格和严密的结构等特色。 奥斯特罗夫斯基继承俄国戏剧传统，也接受了西欧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戏剧的思想影响，他把十九世纪初即已开始的建立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工作，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杰出作家和活动家。他出生于牧师家庭，1846-1850年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时，阅读了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痛恨农奴制度。五十年代俄国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尖锐矛盾，促使他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他说：“如果革命爆发，我不会坐视，我一定要参加进去。”1854-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现代人》杂志。他发表一系列美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果戈理时期的俄国文学概观》(1855-1856)、《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资本和劳动》(1860)等，宣传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并投身于实际斗争。他团结一批政论家、进步青年和军官，用革命思想影响他们。1861年，他写出著名的革命宣言《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 车尔尼雪夫斯基始终站在农民一边，他希望推翻专制农奴制，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通过农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他不了解，解放农奴实际上只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正如列宁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 1862年，沙皇政府捏造罪名，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他在狱中写了充满革命信心的长篇小说《怎么办?》。1864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七年期满后，又放逐到雅库梯、维留依斯在等荒僻地方度过十二年。1883年，他被转移到阿斯特拉罕。他在监牢、苦役和流放中过了整整二十七年，直至1889年才获准回故乡萨拉托夫，同年逝世。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他一贯反对不可知论；他看出黑格尔的两重性，说：“黑格尔的原则是极有力和广泛的，但他的结论却是狭隘和微不足道的。”他具有某些辩证法观点，坚信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反动时期只能暂时阻碍必不可免的进步。” 由于俄国社会生活的落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把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他在捍卫唯物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五十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摈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代表作。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当时流行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提出了“尊重现实生活”、“美就是生活”等唯物主义观点，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从这一点出发，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判断生活，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即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中有辩证法因素。例如，他指出，不同社会集团对美的标准也不同。农民因为需要劳动，认为健康的、体格结实的人很美；贵族由于过着寄生腐化的生活，认为“苍白的颜色，忧郁的症状，却更为可爱”。此外，作者还注意到，美是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在强调美是生活的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活动的创造性估计不足，他认为艺术中的美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苍白的复制而已：“就题材来说，就对人物描写的典型性和完整性来说，诗歌作品远远不如现实。”他没有看到艺术和生活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艺术的源泉固然是生活，而艺术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和流放地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序幕》(1865-1868)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怎么办?》。小说的女主人公薇拉出身于小市民家庭，她为了反对买卖婚姻，在她弟弟的家庭教师罗普霍夫帮助下从家里出走，并和罗普霍夫结婚，后来她按劳动组合原则办了一个缝纫工场。两年后薇拉和她丈夫的朋友吉尔沙诺夫发生了感情，罗普霍夫经过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假装自杀，前往美国参加废奴运动。过了几年，他作为一家英国公司的代理人回到俄国，并建立新的家庭。最后，吉尔沙诺夫和罗普霍夫两家住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 这部小说企图解答要反对专制制度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必须产生一批“新人”(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由他们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全书的中心内容是“新人”的生活道路和精神面貌。作者描写了“普通的”和“特别的”两类“新人”。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体现了普通的“新人”的特点。他们出身于小市民、小公务员家庭，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与剥削寄生的贵族地主不同，他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宣传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制度。他们对社会起了启蒙学家的作用。他们的行动准则和处世哲学是“合理的利己主义”。他们受到费尔巴哈“幸福论”的影响，认为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的本性”，但应在他人的幸福中来满足“我”这个“本性”的要求。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种道德观反映了进步分子为农民谋利益的愿望。 小说中的拉赫美托夫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特别的人”的形象。他在吉尔沙诺夫等的影响下，背叛了贵族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为了应付未来艰苦的革命斗争和专制制度的残酷迫害，他顽强地锻炼自己，特意睡钉子床，在物质生活上也有所克制；他到处浪游，同劳动人民一起做工，体验他们的生活。作者热烈地颂扬他为“茶中的茶素”、“原动力的原动力”。由于图书审查的关系，作者对这个职业革命家形象只作了简略的刻画。 薇拉所创办的缝纫工场，体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的理想。他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物质要求，而关键就是在生产中“所有主和工作者完全统一”。作者这样描叙薇拉的工场里的女工们：“本钱是他们的，他们本身便是老板，因此老板应得的那份利润归他们所有了，”在那里，每个工人所得的钱比别的企业的工人更多，生活更富足。作者以为，在未来社会中，通过这种劳动组合，可以消除剥削，使人人都富足。然而，离开无产阶级政权，这样的生产方式仍不能避免自由竞争和两极分化。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社会也只能是一种空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五、六十年代农奴制改革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最卓越的思想代表。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是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美学、文学评论、小说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此恩格斯对他的不幸遭遇感到十分感慨。恩格斯说：“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生于牧师家庭。1853年，他不顾父亲要他上神学院的意愿，进入彼得堡的中央师范学院历史哲学系学习，受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影响，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856年，他结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1857年大学毕业后便参加《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开始文学评论活动。由于工作紧张和肺病严重，他在二十五岁时就去世了。他把短促的一生献给俄国解放运动，在几年之中写出几十篇美学和哲学论文，深刻地揭露了俄国这个“黑暗王国”。正如列宁指出的，即使是在沙皇血腥统治下的农奴制俄国，“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善于说出真相，他们的办法就是一方面闭口不谈1861年2月29日的诏书，另一方面嘲笑和责骂当时的自由派。” 杜勃罗留波夫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俄罗斯语文爱好者谈话良伴》(1856)，是研究十九世纪俄国期刊文学的。他批判了当时学院派和“纯艺术”派的文艺评论标准，主张文学应当反映和批评现实社会。《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1858)一文，从文学是“按照生活而形成”的观点出发，分析了西欧文学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指出在西欧文学中存在着许多代表不同观点和利益的派别，但是“几乎没有人民的一派在内”。作者着重研究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认为人民性在俄国文学中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他要求作家和人民逐步接近起来，从人民利益的观点出发去评价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现实；而只有这样的作家才配称为具有“人民性”。杜勃罗留波夫在这里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俄国的广大农民。 杜勃罗留波夫最著名的文学论文，是评论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三篇文章。《什么是奥洛摩夫性格?》(1859)阐释了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性格的社会意义，指出奥勃洛摩夫的“惰性”正是他的农奴主地位和寄生生活造成的。文章认为，这一典型的出现是“时代的征兆”，它是奥涅金、毕巧林、罗亭等一系列“多余的人”形象发展到五十年代的结果，奥勃洛摩夫这种人并不像冈察洛夫所理解的那样已被埋葬了。相反，当时贵族社会中到处都有奥勃洛摩夫性格，因此必须继续与之作斗争。但杜勃罗留波夫对冈察洛夫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没有充分展开批驳，有些地方甚至把奥勃洛摩夫这个典型的客观意义和作家创造这一典型的主观意图混淆了起来。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是评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的。文章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评述了这部描写俄国城镇生活的戏剧，肯定了卡杰林娜的反抗精神，并指出这个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俄国封建社会已遇到阻力和抵抗，她是黑暗的专制农奴制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卡杰林娜的形象表明，那种只能说、不能行的贵族知识分子已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当时需要的是能够行动的、有坚强性格的人。 《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评论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杜勃罗留波夫赞扬英沙罗夫反抗土耳其压迫的爱国精神；同时点明，俄国社会所需要的不是英沙罗夫那种反对异族压迫的英雄，而是和本国的专制农奴制压迫作斗争的革命家，也就是“俄国的英沙罗夫”。他还通过对女主人公叶琳娜的分析，满怀信心地指出，俄国的英沙罗夫很快就要出现。也就是说，俄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前夜离随之而来的下一天并不远，总共只有一夜之隔!”他根据对作品的剖析而得出的革命性结论引起屠格涅夫的反感，但对革命民主派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论闪烁着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精神。他总是对所评论的作家和作品的意义给予新的阐发。他不仅能客观地分析作品，解释作家的创作意图，而且能通过对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的分析，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见解和理想。继别林斯基之后，杜勃罗留波夫发挥了文学要服从社会斗争的思想。他的文章思路细密，热情洋溢。他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被恩格斯誉为“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出生于伏尔加河畔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个退役军官，为人残暴，不愿为儿子的学业花费金钱，于1838年把他送往彼得堡进武备学堂；但他违背父亲的意志，径自到彼得堡大学去旁听。于是他的父亲对他断绝了全部接济。从此，十七岁的涅克拉索夫便不得不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诗歌的探索和创作。1841年，他结识了别林斯基。正是在后者的帮助下，他才逐渐走上“真正的诗人”的道路。 1847年起，涅克拉索夫主办《现代人》，积极从事编辑和诗歌创作活动。农奴制改革后，他维护该刊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不顾条件艰难，继续担任主编。1866年《现代人》被查封后，他又于1868年和谢德林一起主办《祖国纪事》，使它成为七十年代进步阵营的喉舌。他的创作是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直接影响下开展的，他的世界观也是在他们的熏陶下形成的。列宁虽然指出涅克拉索夫曾一度“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却把他同讽刺作家谢德林相提并论：“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列宁认为涅克拉索夫是农民的革命意志的忠实表达者。 涅克拉索夫在四、五十年代的创作主要是抒情诗，他讽刺官僚、贵族的腐败，描写城市贫民和农民的悲惨生活。在《当代颂歌》、《摇篮歌》(1845)等诗中，他用简洁凝练的诗句，辛辣地讥讽了“外表是官吏，灵魂是下流胚”的达官贵人。《犬猎》和《故乡》(1846)对荒淫愚昧的地主生活作了无情的揭露。《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1847)、《大街上》(1850)等诗描写彼得堡的贫困饥饿的角落，抒发为了给死去的孩子买棺材而沦落为娼的妇女的悲哀，描绘因饥饿偷窃一块面包而被逮住的可怜的病人等，暴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昨天五点多钟……》(1848)一诗中，涅克拉索夫表示自己要为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呼吁。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农村的苦难加深。在《一块未收割的田地》(1854)中，诗人展示了农村一片残破凄凉的景象。《大门前的沉思》(1858)描写一群从外省长途跋涉来到彼得堡请愿的农民，在一个显贵的府邸门前遭到呵斥，连门也不让进，骄奢淫逸的府邱主人，同衣服褴褛、背脊伛偻、脚上磨出血泡的农民构成鲜明的对比。诗人从这一场面联想到全俄国农民的苦难，说人民的悲哀比春天泛滥的伏尔加河水还要深广。这首诗由于揭露性强，当时未能公开发表，但以手抄本广泛流传过。 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明确表示了他对诗人使命的看法。在《诗人与公民》(1856)一诗，他反对“纯艺术派”诗人“在苦难的岁月里，歌唱山谷、天空和大海的美丽，歌唱亲爱的恋人的抚爱”，认为这是可耻的。他提出要做一个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公民和反对社会罪恶的战士，不怕狂风暴雨，不顾流血牺牲： 你可以不成为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六、七十年代，涅克拉索夫除了继续写作农村题材的抒情诗(如《农忙时节》，1862)外，还写过一些抨击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抒情诗篇。著名的《铁路》(1864)一诗，叙述修建铁路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车厢里一个孩子问他的将军父亲，这条铁路是谁修建的?将军回答说，是彼得·安德莱维奇伯爵。诗人便说：不要用谎话欺骗孩子，铁路是被饥饿驱使到这里来的人民，在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压榨下修建成的。为修建铁路，无数工人和农民牺牲了生命，“铁路两旁俄罗斯人的白骨如山”。这首诗强调劳动人民是物质文明的真正创造者，表示相信俄国人民必将“为自己铺出一条光明宽阔的大道”。 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的主要作品是叙事诗，例如《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描述一个农民在暴风雪中，在沉重的劳动下累倒病死，他的妻子负起赡养一家大小的重担，她在另一个严寒的冬天，在密林中打柴时也冻死了。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后的农民依旧遭受奴役的情景。《俄罗斯妇女》(1872)写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抛弃贵族家庭的优裕生活，历尽艰辛到西伯利亚去寻找被流放的丈夫，表现了她们刚毅顽强的意志和对正义事业的信念。 涅克拉索夫的主要长诗是《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6)。七个贫苦的农民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有的说是地主，有的说是官僚、神甫、大腹贾、大臣、沙皇等。由于争执不下，便决定去漫游俄罗斯，亲眼看看谁是幸福的人。作者借用这个情节，广泛地描述了改革前后的社会生活。 长诗用许多篇幅来描写地主官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迫害。在改革前，地主可以对农奴为所欲为，他们说：“法律就是我的意愿，拳头就是我的警察。”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颁布后，地主仍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他们连这一温和的改革也不能接受，仍然千方百计骗取农民的土地。作者还揭露了新兴资产者对农民的压榨，他们低价收买农产品，进行掠夺。改革以后，在地主和资本家双重压迫下，农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他们只有进小酒馆、矿区和监狱这三条出路。但农民中间已经有许多人觉醒过来。老农萨威里的阶级仇恨已发展到公开反抗的程度，他带头活埋了凶恶的管理人。四十年的监禁流放并没有摧毁他的坚强意志。流放回来后，他依然昂着头说：“是刺字的，但不是奴隶!”农妇玛特辽娜饱尝了被奴役的痛苦，却仍旧保持着一定的反抗精神。作者也写到农民的软弱一面。有一个家奴，实在不能忍受地主的残酷压迫，便把他带到密林中，要以自杀来“感化”这个地主。诗人说：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俄罗斯母亲啊! 诗人用这样一首船夫曲来概括这一历史时期俄国农民的力量和弱点。他迫切地希望农民能早日摆脱愚昧，走向光明幸福。最后，他又在长诗中塑造了同情农民苦难的平民知识分子格利沙的形象。“哪儿呼吸困难，哪儿有痛苦的声音”，他就首先到那儿。但诗中对于改革后贵族地主的新的掠夺以及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渗透，展示得还不够充分。正面人物的描写也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例如玛特辽娜对所谓好心的上层人物还抱有一定的幻想，萨威里还带着一些悲观情绪。长诗具有许多民间口头创作的特色，不论是情节构思、形象塑造、诗歌语言，显然都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表达了诗人对俄国人民前途的关怀，开辟了俄国诗歌发展的新阶段。他的诗歌对俄国进步的绘画和音乐也产生过影响。 塔拉斯·格里戈利耶维奇·谢甫琴科(1814-1861)是乌克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出身农奴，给地主当过僮仆，后来被送到彼得堡去当画师的学徒。1838年，诗人茹科夫斯基等把他从地主手中赎出来，送他进美术学院学习。1844年美术学院毕业后，他回到乌克兰，参加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写了许多诗篇，并且给农民朗诵。1847年，谢甫琴科被捕，流放到中央亚细亚边远地区的军队中服役。1857年他恢复自由后，在彼得堡结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这使诗人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更为成熟。由于多年的流放、监禁生活损害了健康，谢甫琴科四十七岁就病逝了。 谢甫琴科是乌克兰第一个杰出的民间诗人，被称为“科布查(乌克兰一种弦乐器)歌手”。他的诗篇采用朴素的民间形式，主要内容是反映乌克兰人民的苦难生活，发抒对故乡的挚爱。第一部诗集《科布查歌手》(1840)描写乌克兰农民特别是妇女的贫困、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蕴藏在她们内心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叙述诗《海达马克》(1841)刻画了十八世纪反抗波兰贵族侵略者的哥萨克起义者，歌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 《在囚室内》包括谢甫琴科在流放期间所写的许多洋溢着政治热情的战斗诗篇。在名诗《遗嘱》(1845)中，诗人嘱咐要把他葬在故乡乌克兰，他相信人民很快就要起来推翻农奴主的压迫，打碎身上的枷锁。他说，待到古老的第聂伯河将敌人的污血荡涤掉的时候，他就要从墓穴里出来，为人民而欢唱。他在诗中召唤人民奋起斗争： ……起来吧， 砸碎身上的锁链， 用敌人的鲜血， 浇开自由之花。 谢甫琴科的作品由于和劳动人民有血肉联系，一直受到人民的珍爱。第七节 中欧、东南欧文学和裴多菲 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英国宪章运动、1848-1849年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是波兰，在1830年11月出现了由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武装起义。随着波兰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1846年2月在克拉科夫发生了由爱德华·邓波夫斯基领导的、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暴动，加里西亚的农民也相继起事，但都被奥地利当局所镇压。这次起义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曾指出：“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1848年法国2月革命以后，波兰各地纷纷发难。1863年在俄国统治的地区，以雅罗斯瓦夫·东布罗夫斯基为代表的“红色分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迫使沙皇当局在1864年也实行了“土地改革”。从这时起，波兰就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捷克在西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1848年6月在布拉格，接着在各地先后开展了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1867年奥匈帝国成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人民从此长期遭受奥匈帝国的统治。 在匈牙利，这个时期发生了科苏特·拉约什领导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革命。1848年3月，首都佩斯的工人、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首先起事。同年9月，奥地利军队入侵，引起匈牙利人民的独立战争。这场战争虽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所挫败，却在匈牙利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密切注意匈牙利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给予它以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这样写道：“在1793年以后，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terreue rouge［红色恐怖］来对抗terreue blanche［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 在1848年的罗马尼亚，瓦拉几亚、摩尔我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都出现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最后因为国内反动封建势力的阴谋破坏和土耳其的武装干涉则失败。特兰西瓦尼亚一带的革命还遭到了哈布斯堡王朝和沙皇俄国军队的镇压。 在土耳其奴役下的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也蓬勃开展。特别是在保加利亚，大批爱国志士如瓦西尔·列夫斯基、赫里斯托·波特夫率领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876年的四月起义，虽然遭到土耳其人的扼杀，但它在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也组织过多次暴劫，但都被土耳其人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这一时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些国家的文学中都有所表现。 在波兰，1830至1831年的起义在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1809-1849)的创作里得到了反映。他出身于一个文学教师的家庭，他早期发表的《自由颂》、《颂歌》、《库里克》(谢肉祭节)等革命诗歌赞颂了1830年11月华沙起义，发生过很大影响。起义失败后他流亡国外，最后侨居巴黎，写了不少剧本和诗篇。1834年发表剧本《科尔迪安》，描写波兰人民如何反抗沙皇俄国的侵略，同时也揭示了贵族在斗争中的软弱性。1841年写成的长诗《别尼奥夫斯基》和剧本《方泰齐》，更进一步体现出他的革命观点和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倾向。这一时期波兰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散文作品逐渐代替了诗歌。如小说家约瑟夫·科热尼奥夫斯基(1797-1863)、约瑟夫·克拉舍夫斯基(1812-1887)、特奥多尔·叶什(1824-1916)等人，都是在这时候从事写作的。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个时期涌现许多作家，积极参加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运动。约瑟夫·卡耶坦·狄尔(1808-1856)是民族戏剧的奠基人。他在1834年写成的剧本《菲德洛瓦奇卡》(鞋匠节)中的民间歌手马雷什所唱的《我的故乡在哪儿》，1918年被采用为捷克国歌，一直流传到现在。他还写过以十五世纪末捷克矿工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剧《库特诺山的矿工》(1847)，和表现捷克宗教改革家杨·胡斯战斗的一生的历史剧《杨·胡斯》(1848)。讽刺诗人卡列尔·哈弗里切克—鲍罗夫斯基(1821-1856)在他的诗歌中，尖锐地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民间文学研究家和诗人卡列尔·雅罗米尔·爱尔本(1811-1870)专门研究和搜集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各斯拉夫民族的民间故事，他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诗集《花束集》(1853)，在捷克诗歌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女作家鲍日娜·聂姆佐娃(1820-1862)是这一时期捷克重要作家之一。她出身于一个贵族庄园的马夫的家庭，从小就热爱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间文学，并且熟悉农村生活。她1843年开始写作，这正是捷克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发展的时期。她的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长夜》、《卡尔拉》、《野姑娘芭拉》、《穷人》、《好人》)，描写了捷克的农村生活和风土人情。她最著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外祖母》(1855)。作者在书中塑造出一个普通的捷克农村妇女的形象，并通过她再现了农村的古老风习，介绍了各种民间传说。这部小说为捷克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已经成为捷克家喻户晓的一本名著。 在斯洛伐克，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路多维特·什图尔(1815-1856)于1845年创办《斯洛伐克民族报》，宣传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思想，为创建斯洛伐克的文学语言作出了贡献。1862年在斯洛伐克成立民族文化团体“斯洛伐克学会”，出版斯洛伐克文书籍。这个时期从事创作的有诗人安德烈·斯拉德科维奇(1820-1872)和杨·鲍托(1829-1881)等。杨科·马图什卡(1821-1877)的《雷电在塔特拉山上空轰响》(1844)一诗，被认为是对奥地利帝国统治的抗议的歌声。这首诗和狄尔的《我的故乡在哪儿》，后来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国歌的前后两个组成部分，沿用至今。 在匈牙利，民族解放斗争在1848年发展到最高峰，这一斗争在革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诗歌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和裴多菲同时的另一位杰出诗人是奥洛尼·亚诺什(1817-1882)，他根据十四世纪匈牙利人民英雄多尔第·米克洛什的传说写成的长篇叙事诗《多尔第》(1847)，和裴多菲的长诗《亚诺什勇士》具有同等地位。在散文方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约卡伊·莫尔(1825-1904)。他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律师家庭，参加过1848年3月起义，但事败之后就离开革命队伍，专门从事写作。他是个多产作家，先后写过110卷小说，其中最重要的有《一个匈牙利富豪》(1853-1854)、《卡尔帕蒂·若尔坦》(1854)、《铁石心肠的儿女》(1869)、《黑钻石》(1870)、《金人》(1873)等描述匈牙利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生活的长篇小说，晚年又写成中篇小说《黄蔷薇》(1893)。约卡伊是匈牙利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一，但他的作品也带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为匈牙利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罗马尼亚，诗人格里高利·亚历山德雷斯库(1810-1885)的作品，反映了罗马尼亚人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诗人和剧作家瓦西列·亚历山德里(1821-1890)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写过不少民歌体的抒情诗和叙事诗。他的《罗马尼亚的觉醒》(1848)等爱国主义诗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族解放。他的创作对罗马尼亚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保加利亚，这正是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复兴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同时也是革命诗歌最发达的时期。诗人多勃里·钦图洛夫(1823-1866)写出了《起来啊，起来啊，巴尔干的英雄》等爱国主义诗歌。彼特科·斯拉维伊科夫(1828-1895)的《给保加利亚人》(1879)和长诗《大队长鲍伊卡》(1873)，反映了保加利亚人民对自由解放的渴望和决心。在保加利亚文学史上，革命诗人和政论家赫里斯托·波特夫(1848-1876)占有重要地位。他出身于一个进步教师的家庭，十五岁到俄国敖德萨求学，深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影响，决心反对土耳其人的奴役。1867年他亡命罗马尼亚，在流亡期间同保加利亚革命领袖瓦西尔·列夫斯基等人相识。1876年保加利亚爆发四月起义，波特夫率领一支两百人的队伍，横渡多璃河，进入保加利亚境内，参加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在五月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波特夫的一生很短促，他只活到二十八岁，但他留下的诗歌和政论却对保加利亚民族解放事业和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诗大都是在1870年前后写成的，其中以《告别》(1868)、《哈吉·迪米特尔》(1873)、《瓦西尔·列夫斯基的绞刑》(1876)等最为有名。《哈吉·迪米特尔》结尾处有这样的句子： 在争取自由的战斗里倒下去的人， 他永生不死：大地、天空、野兽、自然， 都要为他哭泣悲伤， 歌手们也要用歌曲来将他颂扬…… 这几行诗在保加利亚尽人皆知，它们好像是波特夫为自己战斗的一生所作的写照。波特夫之后，很多保加利亚爱国志士都是唱着这几行诗从容就义和英勇牺牲的。 在塞尔维亚，民俗学者符克·斯泰芳诺维奇·卡拉吉奇继续进行搜集和编辑塞尔维亚民间史诗的工作。在斯洛文尼亚，出现了诗人法朗塞·普列舍伦(1800-1849)，他在1847年出版的诗集中收集了他的优美的抒情诗作。在门的内哥罗，诗人彼得·涅果什(1813-1851)在著名诗剧《山地花环》(1847)中，描写了十八世纪初门的内哥罗人民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 这个时期，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们正在创建自己的民族文学，号召人们抛弃土耳其语和希腊语，改用祖国语言进行教学和从事写作。意大利南部的阿尔巴尼亚侨民居留地出现一种“阿尔别列什(阿尔巴尼亚的古名)文学”，其代表人物是耶罗尼姆·德·拉达(1814-1903)，他著有浪漫主义长诗《密洛萨奥之歌》(1836)。后来他又发表长诗《无辜的斯坎德培》(1872-1884)，来歌颂十五世纪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对土耳其人的英雄战斗。 在十九世纪中叶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文学里，匈牙利的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出生于一个农村屠户的家庭，自幼清苦度日，没有读完中学就独自出外谋生，当过兵，做过演员，浪游过很多地方，非常熟悉劳动人民的苦难。他热爱匈牙利的诗歌，1838年开始写诗。早期作品带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并具有民歌的自然与纯朴的特色。 裴多菲在1844-1845年所写的诗歌，鲜明地表现出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倾向。《贵族》、《反对国王》、《匈牙利的贵族》等诗揭露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爱国者之歌》、《生和死》、《祖国颂》等作品，反映诗人对祖国与人民的热爱和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 1844年是裴多菲向民歌学习的丰收年代。这一年他写成两首长诗：《农村的大锤》和《亚诺什勇士》(旧译名《勇敢的约翰》)。《农村的大锤》是一首讽刺史诗，诗人用辛辣的语言讥笑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并对贵族地主表示憎恨和蔑视。《亚诺什勇士》是一首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英雄叙事诗，它通过主人公——贫穷的青年牧羊人亚诺什的经历，表现了匈牙利人民抗暴政、求解放的热烈愿望和斗争精神，诗中也充满着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 1846年，裴多菲的思想和创作生活中发生一次重大的转变。从这年春天起，他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组织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编辑刊物《生活场景》。他在1846和1847年所写的诗歌如《我梦见流血的日子》、《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骨气》、《蒂萨河》、《为了人民》等，都洋溢着渴望战斗的革命热情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的赞颂。从此裴多菲就用诗歌当武器来为人民的斗争事业服务。像《致十九世纪的诗人》、《致奥洛尼·亚诺什》、《穿破烂衣服的士兵》、《诗歌》等诗，都明确地表现了诗人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观点。他在《致十九世纪的诗人》中这样写道： 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 千辛万苦地和人民在一起! 在《穿破烂衣服的士兵》中他又写道： 我的连队，我站在你们的士兵当中， 我和你们一同作战! 我用自己的诗歌作战…… 我的每一首诗就是一个战斗的青年。 1847年2月间，裴多菲读了奥洛尼的长诗《多尔第》以后，立即写成《致澳洛尼·亚诺什》一诗，和奥洛尼结下终生的友谊。他在写给奥洛尼的一封信中，讲出了他对于诗歌的信念：“不管人们怎样讲，真正的诗歌总是人民的诗歌。我们都赞同这样的意见：应该使它成为统治力量!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也就更加临近了，而这正是这个世纪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每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的目标，这样的人再也不能冷眼旁观：为了几千个人过舒服的日子和享福作乐，千百万人却在受苦受难。让人民——上天堂，让贵族——下地狱!” 1848年初，革命浪潮席卷全欧，3月间匈牙利也爆发了革命斗争，裴多菲成为这场斗争的旗手，他的诗歌成为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重要武器。3月15日，裴多菲领导下的激进青年在佩斯发动起义。当革命群众聚集在国家博物馆前面时，裴多菲朗诵了他刚写成的《民族之歌》。这首著名的革命诗歌成了3月15日佩斯起义的宣言：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时候到了，现在干，或者永远不干! 是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就是这个问题：你自己选择!—— 在匈牙利人的上帝面前，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永不做奴隶! 这一时期，裴多菲写了许多革命诗歌如《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大海汹涌着……》、《匈牙利人民》、《自由颂》、《把国王绞死》等，这都是人民革命热情的集中反映。同一时期写成的长诗《使徒》，描述一个怀抱着崇高理想、为人民献身的革命家锡尔维斯特所经历的艰苦生活道路和斗争的历史，他最后因为谋杀国王被判死刑。这首长诗充满着对人民解放事业的信心和对专制暴政的无比仇恨，但也反映了裴多菲的世界观的局限性。锡尔维斯特是个“孤独的革命家”，他热烈地期望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诞生，但他和广大人民群众缺少联系，他不是组织人民起来斗争，却把希望寄托在暗杀国王的行动上，这正是他最后遭到失败的原因。 1848年秋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向刚刚获得解放的匈牙利进攻，以科苏特为首的护国委员会成立，开始训练国民军，进行保卫祖国的独立战争。这时裴多菲写过不少政治抒情诗，表现了对革命前途的焦虑和对叛徒的切齿痛恨，号召大家起来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1849年初布达佩斯失守，裴多菲写出《战歌》和《爱尔德利的军队》，用激昂的诗句鼓舞战士们。就在这年七月，裴多菲在作战中牺牲。 裴多菲的诗歌在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裴多菲所追求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第八章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文学 第一节 概 论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俄，工业生产日益集中，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些国家争夺国际市场，继续执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剥削殖民地人民，引起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反抗，也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巴黎公社起义给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斗争方向，从七十年代开始，欧洲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相继获得新的发展，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但在工人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时期出现了英国的费边主义、工联主义，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俄国的孟什维主义，特别是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等，这些机会主义派别先后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严厉谴责和彻底揭露。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各国工人运动的左派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欧洲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继续开展。在北欧各国，经济上也有所发展，自由资产阶级或地主富农占统治地位，改良主义的影响较大。 二十世纪初，国际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俄国。1905年在俄国爆发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为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 这一时期，在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力量面前，资产阶级为了竭力挽救自己的衰落，除了用武力公开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还从思想上向无产阶级进攻，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法国的泰纳继承实证主义哲学，用实验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和精神活动，认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受着共同规律的支配，得出“罪恶和道德是同糖和硫酸一样在产品”的错误结论，从而否定了社会现象和精神活动的阶级内容。他认为人完全受制于物质环境，抹杀了人对环境的改造作用；并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提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三大要素的理论。泰纳的决定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七、八十年代，对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化思潮发生过重大影响。 九十年代在法国产生的以柏格森(1859-1941)为代表的直觉主义哲学，反对泰纳的决定论，强调人的主观认识作用。他认为唯一的现实乃是藏在粗糙的物质外衣下的“永恒的生命洪流”，人们只有通过直觉、本能和感情进入“永恒的生命洪流”，才能认识一切事物的实质。柏格森的直觉认识论是一种反理性、反科学的神秘主义。 反理性、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还突出地表现在德国尼采(1844-1900)的超人哲学中。尼采以反对资产阶级传统道德、反对基督教的面貌出现，鼓吹意志的力量，断言这种力量是自然和社会中一切过程的动力。他否定人类的进步，蔑视人民群众，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超人哲学，认为弱肉强食是一切生物的本性。尼采的反动哲学是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是后来法西斯统治的理论基础。 十九世纪末，对欧洲各国思想界产生深广影响的，还有上一时期就已出现的德国叔本华(1788-1860)的悲观主义哲学。叔本华也否定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否认历史上任何进步现象，宣称世界是由盲目的、非理性的、荒唐的意志统治着的。他的“唯意志论”助长了十九世纪末的悲观主义思潮，而且和尼采哲学一样，成为后来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 对欧洲这一时期思想界影响很大的另一种学说，是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1856-1939)的心理学。弗洛伊德认为“下意识”，特别是“性的本能”，决定了人的意识和一切社会活动；他歪曲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为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罪恶辩护。 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很多，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外，还先后出现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的文学，这反映了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些流派和上述的思潮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无产阶级文学在上一时期已经发挥革命的战斗作用，1871年以后，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中，自然主义首先产生于法国。六十年代中期，泰纳的学生左拉在他一系列的论文中探讨自然主义的理论；随后，为了进一步明确他的观点，又提出“实验小说”的口号。按他的看法，小说家不单是要把事实“客观地”记载下来，而且应该用所描写的事实来证明某一科学定理(如遗传学的定理)。小说家的创作实践就像科学试验，要把人放在依据事实创造出来的环境中，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左拉还认为小说家在研究和描写事实时不应作出判断，小说家应该是超党派、超政治的。左拉和泰纳一样，用自然规律来代替社会规律，抹杀人的阶级性。同时，他把艺术创作和实验科学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取消了艺术的存在。根据自然主义原则写成的作品，总是着重对生活琐事、变成心理和反常事例本身的详细描写，缺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艺术概括，歪曲事物的真相，模糊事物的本质，把读者引向悲观消极，丧失对社会前途的信心。自然主义对当时欧洲文坛的影响很深。许多作家如法国的莫泊桑、挪威的易卜生、德国的霍普特曼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八十年代末，在德国还产生了以史拉夫和霍尔茨为代表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 八十年代首先在法国产生的象征主义诗歌，是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颓废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象征主义理论家、诗人马拉美认为，诗歌应当表现“理想世界”，这种“理想世界”是理性所不能把握的，是超现实的，只能通过象征去予以暗示。对他说来，诗是一种隐晦的、谜语式的寓言，如果直陈其事，那就已经将诗歌四分之三的快感取消了。象征主义抛弃了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反对如实地描写客观世界，反对诗人明确地表现自己的思想，要求艺术家逃遁到奥秘的个人内心世界中去。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和同一时期哲学领域中的直觉主义相呼应的。象征主义宣扬艺术至上，逃避现实，破坏了思想逻辑和语言规范，把诗歌引向歧途。象征主义诗歌的形式主义，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其他国家颓废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影响，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对王尔德所代表的英国唯美主义也发生了影响。 八十年代末，资产阶级维护其反动政治阵地的企图，在当时文学领域里也得到强烈的反映。有些作家，如法国的巴莱斯、德国的李林克隆，从陕隘的民族主义出发，歌颂强权，宣扬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此外还出现了维护和粉饰殖民主义的文学，英国的吉卜林把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说成是白种人的“神圣义务”，法国的洛蒂则用异国情调的描写掩盖殖民掠夺政策的实质。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参差不齐。在西欧，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最大，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有较突出的成就。英国有哈代、肖伯纳等作家。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时期才繁荣起来，出现了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等作家。这一时期西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作品中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谴责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感到忧虑，不满于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势力的日益猖獗。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情绪。这些作家不了解或者惧怕无产阶级革命，并受到唯心主义哲学、自然主义和颓废文学等多方面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不能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批判的成分和无可奈何的沮丧心情往往结合在一起。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实地表现正在成熟壮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往往歪曲、丑化劳动群众。和上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这些作品中的个人反抗和人道主义思想虽然也有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同情人民的一面，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其消极的一面显得更为突出了。 在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各国，随着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形成和发展起来，特别是波兰、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 在西班牙，培尼托·贝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和维森托·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创作了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加尔多斯的《民族演义》(1873-1912)共四十六部。全书以十九世纪西班牙资产阶级五次革命为背景，从1805年西班牙人民反抗拿破仑入侵开始，到1875年资产阶级政府垮台，封建势力复辟为止，展示了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广阔画面。伊巴涅斯的《茅屋》(1898)突出地表现了在封建地主压迫下，西班牙农民的悲惨命运。伊巴涅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发表过《启示录四骑士》(1916)。这部作品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暴露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在欧美很受欢迎。 在北欧，七十至八十年代，批判现实主义在挪威获得很大发展。“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易卜生创作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剧”，揭发资产阶级的伪善和守旧，描绘出挪威中小资产者的心理面貌，对当时欧洲的戏剧改革作出了贡献。 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作家是列夫·托尔斯泰，他的后期作品对当时国家、教会、社会和经济等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反映出1861-1904年整个时期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特点以及它的威力和局限，表达了俄国农民群众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和情绪。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局限也很明显，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后，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们不可能站在时代最先进的思想高度上，真实反映人民的伟大历史运动，其作品中的批判成分往往和反对革命的种种因素混合在一起。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建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思维和存在、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科学地揭示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不同，文学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并积极影响着社会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揭示出作为上层建筑现象之一的文学，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过来对基础起着巨大的反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为文学的阶级性原理、文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原理，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学的商品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文学创作的敌对性原理。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使文学理论从此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光辉著作中，还直接论述和涉及许多文学问题。他们在文艺领域里的斗争，主要是为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在文艺中争取地位。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这是对革命作家的伟大号召，号召他们表现已经参加了五十年战斗的无产阶级。 二十世纪初，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进入一个新阶段。列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在文艺领域里进行的斗争，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创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艺。他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是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纲领性文献。当时，包括文学书刊在内的出版物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革命斗争要求无产阶级出版物更自觉地、公开地用党的思想教育人民，更有成效地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列宁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粉碎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创作自由”，指出写作事业必须以党的思想为指针，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 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经过几十年的酝酿，积累了经验，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获得了重大成就。七、八十年代产生的巴黎公社文学，反映了法国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昂扬的斗争精神。著名的《国际歌》传遍世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巨大精神武器。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文学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二节 巴黎公社文学、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罗曼·罗兰 1870年的普法战争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1871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成立巴黎公社，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公社失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获得胜利，1875年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从八十年代起，法国劳动群众的境况日益恶化；手工业者、手艺匠、小企业主和小商人大批破产。政府高级官员中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贪污案件，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加剧。资产阶级政府对外加紧进行殖民掠夺，并准备对德国的复仇战争。九十年代发生了犹太族军官德莱福斯中尉被诬告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是当时法国民主力量和反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的表现，它暴露了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反动本质，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仇恨心理。 法国工人运动在七十年代末有了新的进展。1879年，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成立，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且通过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德和拉法格起草的党纲。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人运动内部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如可能派、无政府工团主义，展开了长期、复杂、尖锐的斗争。九十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第二国际的活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都对法国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起过巨大的影响。 在左拉最后确立自然主义理论以前，在六十年代，爱德孟·龚古尔(1822-1896)和于勒·龚古尔(1830-1870)兄弟二人合写的《日尔米尼·拉赛德》(1865)已经是一本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小说描写一个女仆的悲惨命运，但作者在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是女主人公在爱情方面的变态心理，至于产生这种变态心理和反常事例的社会原因，则完全没有涉及。作者宣称要追求“民主主义”，并在观察下层社会生活时抱着所谓“严格的科学态度”，事实上，作品并没有提供下层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只是摄取了一些外表现象而已。自然主义丑化工人阶级，掩盖资产阶级剥削本质，把工人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工人本身的“罪恶”，在当时就起着反动的作用。 自然主义在诗歌方面的表现是六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巴拿斯派。巴拿斯派宣扬艺术至上，不问政治；他们标榜创作“冷静的”、“客观的”、“无我”的诗，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单纯注重艺术形式，刻意追求造型美感。巴拿斯派的创始人是勒贡特·德·里尔。另一个重要代表诗人是洛赛·玛丽亚·德·爱雷狄亚(1842-1905)。 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是1886年《费加罗日报》发表若望·莫雷亚斯(1856-1910)执笔的《象征主义宣言》时开始的，但是在这以前，象征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创作原则，在魏尔仑、兰波和马拉美等人的作品中已有具体的表现。魏尔仑把诗歌看作个人奥秘的感情和细微的感官的直接表现；兰波把诗歌看作对不可知的世界的一种神奇的认识手段；对于马拉美，诗歌则是为了揭示隐藏在一切事物背后的“理想世界”，即事物的“纯净”状态。他们都把客观世界看作主观世界的“象征”，发展了波德莱尔“宇宙是一座象征的森林”的神秘主义观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 八十年代末出现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学。小说家保尔·布尔泽(1852-1936)认为必须以君主主义思想和天主教信仰来教育青年，才能复兴法兰西民族。莫里斯·巴莱斯(1862-1923)以宣扬颓废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崇拜》(1888-1891)三部曲开始他的创作。后来他成为“民族复兴”的鼓吹者，以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来对抗民主共和的传统，并成为德莱福斯事件中反动阵营的领袖之一。他在第二个三部曲《民族精力小说》(1897-1903)里颂扬的一个富有精力的乐观主义者，实际上是信奉陕隘民族主义的典型人物。彼埃尔·洛蒂(1850-1923)是宣扬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继承了消极浪漫主义的传统，在他的描写远方国家“原始状态”(即所谓异国情调)的小说中，贯穿着爱情、死亡、怜悯等“永恒”的主题；他力图使人相信生活在任何地带，人的命运总是不变的，这实际上是掩盖殖民主义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真实关系。同时，他以欧洲“文明人”的姿态去描写远方国家的“原始状态”，鼓励殖民主义扩张政策。 上述各种文学流派活跃的年代，在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巴黎公社文学。巴黎公社文学同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反动文学尖锐地对立着，它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高涨，表现国际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发扬法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给文学为革命服务提供了光辉的范例。与此同时，一些进步作家也在努力接近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作品中用论战的形式对第三共和国政府展开尖锐的批判，法朗士和罗曼·罗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反对各种消极、颓废、反动的文学流派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拉法格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的理应用于文学评论，以作品写作时期的政治社会情况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依据，将文学评论和当前革命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文学评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左拉的〈金钱〉》(1891-1892)一文中，拉法格分析了自然主义的原则，指出自然主义作家仅仅对生活作最浮面的观察，不去探究产生现象的社会原因。因此，虽说他们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外表的准确性，但是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生活的真实。他还严厉地谴责了自然主义作家对生活所采取的“纯科学”、超政治的态度，强调地指出艺术家的阶级立场的重要性。拉法格在批判左拉的自然主义倾向的时候，也对左拉作品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毫不犹豫地称左拉是“巨人”。在论都德的《萨弗》的文章(1886)中，他抨击了作者的低级趣味。《法国舞台上的达尔文主义》(1890)一文批判了都德的剧本《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思想。 尽管法拉格的文学论著不多，其中有的文章，例如《雨果传说》(1885)，甚至带有片面性，但总的说来，这些著作却标志着法国文学评论史上的一个新方向。 巴黎公社文学是巴黎公社革命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巴黎公社文学包括公社参加者在公社存在时期以及后来在流放和囚禁中所写的诗歌、小说和散文。 普法战争后期，法国人民爱国情绪空前高涨，其中的先进分子认为反对普鲁士的侵略必须同时反对法国资产阶级卖国贼，反对德法两国政府互相勾结，企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阴谋。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在她的诗《和平示威》(1870)中，号召德法两国人民一起打击共同敌人——波拿巴和威廉一世。拉叔赛在《我们要兄弟般友好》(1871)一诗中，指出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需要“兄弟般友好”，共同反对各国专制制度。这些诗歌突破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开始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 公社成立后，在文艺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工作。拥护公社革命的巴黎艺术家组成艺术家联合会，号召艺术家用文艺“阐明、反映当前的革命运动”。公社重视文艺教育工作，准备举行有关美学、文艺、哲学的报告会。这些文艺政策后来由于资产阶级军事进攻而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公社存在的七十二天，公社的战士们在紧急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写下了第一批公社诗歌和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或印成传单，对当时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但是，这些作品中的绝大部分后来被反动的凡尔赛分子销毁了。 巴黎公社的许多优秀作品是在革命失败后二十年间创作的。许多诗人在诗歌中揭露了资产阶级镇压革命的滔天罪行。诗人特洛爱尔在《牺牲者和刽子手》一诗中，愤怒地谴责凡尔赛刽子手们在屠杀公社社员的时候，甚至把尚有一丝生气的老人和妇女踩在他们的铁蹄之下，指出他们是资产阶级雇来的暴徒、忠实走狗、野兽。鲍狄埃在《白色恐怖》(1871)一诗中，揭露了刽子手们占领巴黎之后，以整整八天的时间，用机关枪向人群射击的罪行。葛洛维斯·于格(1851-1907)的《狱中歌》(1873)揭露了“沙多里”集中营的集体屠杀，特务、警察对革命者所施的酷刑。这些诗歌充分表现了公社诗人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刻骨仇恨。 公社革命的失败，促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共和主义、阶级合作、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影响，认识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这种思想在巴黎公社的诗歌中有所反映，在诗人拉德米尔的《劳动者的觉醒》(1871)里更是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奴隶和农奴，工人或无产者， 你们创造了一切，却一无所有， 是打碎千百年统治枷锁的时候了， 要敢于要求，因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公社诗人意识到要推翻剥削制度，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伟大理想，必须通过国内革命战争而不是阶级合作，无产阶级要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好几个公社诗人都写过《国际歌》，歌颂英特纳雄耐尔。爱玛奴埃尔·特劳尔姆在他的《国际歌》(1871年10月)中写道： 既然剥削者在屠城之后 又想吞噬农村， 我们应当在国内战争中 结成工农联盟! 大家来吧，这是神圣的战争： 农民拥抱工人； 土地归耕者所有； 工厂属于劳动的人们。 ………… 伟大的英特纳雄耐尔， 前途万丈光芒。 尽管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但是，许多诗人对斗争前途仍然抱着必胜的信念。若望—巴蒂斯特·克莱曼(1836-1903)的《浴血的一周》(1871)，在每一节里控诉了刽子手的罪行之后，都以民歌的叠句写道： 这不会长久， 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 当心我们报仇， 所有的穷人都动手! 公社诗人认识到在敌人的胜利中蕴藏着失败，在革命的失败中蕴藏着胜利。诗人奥里维埃·苏埃特尔在《复活的巴黎公社》中写道，当资产阶级在花天酒地，夸耀战功的时候，人们已经听见他们背后掘墓人的脚步声。鲍狄埃预言，资产阶级“就是倾海洋之水，也难扑灭”人民革命的怒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会终止的，人民高呼“巴黎公社万岁!”的时候已经来临! 公社作家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其中以克莱曼的见解最为鲜明。他主张文学应当成为革命宣传的手段，反映人民要求的工具。他在《诗歌集》序言(1885)中写道：“我们希望民歌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中占有一个战斗岗位”，“诗歌要预示出社会发展的动向，并且为准备未来而斗争。”他认为必须赋予作品以鲜明的阶级色彩和强烈的阶级感情：“假如诗人自己没有感受过对刽子手的刻骨仇恨和对牺牲者的深切同情，那么就写不出好的作品。”同时他又指出：“要想写出真实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激动人心的诗句，必须深入到工人的贫困而劳苦的生活中去。要想用朴实的语言描绘出劳动人民的痛苦，反对资本主义的奴役，歌唱无产阶级的要求，必须深入工地、矿山和工厂。”这些革命的文艺观点和当时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流派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巴黎公社文学，特别是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公社最优秀的诗人深刻地揭示了当进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大胆地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未来的世界是英特纳雄耐尔。这些诗歌充分表现了法国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昂扬的战斗精神。但是公社文学也反映了这次革命的不成熟性。公社不少作家来自其他的阶级和阶层，他们多少还带有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诗歌中提出的英特纳雄耐尔的理想还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质。小说家瓦莱斯和克拉代尔的作品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路易丝·米歇尔也未能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巴黎公社诗歌具有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作家往往运用对比的手法，在描写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残暴的同时，以激奋的语言表达了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心，使他们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和感染力量。公社诗人一般采用民歌的形式来写诗，许多诗配上群众所熟悉的曲调，可以演唱。 公社诗人中成就最大的是《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1816-1887)。他生于巴黎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和无产者。”他早年加入工人运动，亲身参加1848年6月的巴黎工人起义，在工人群众歌手和贝朗瑞的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这些诗歌反映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愿望和对恶劣的劳动条件的愤怒抗议(《消灭痛苦》，1848)，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座“要拆除的老屋”(《老屋要拆除》，1848)。但是，从鲍狄埃这一时期写下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出，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如《自由树》(1848)等。 1851年路易·拿破仑政变以后，鲍狄埃曾领导印花布行业的工人，组织工会，加入第一国际。在普法战争中，他参加了保卫巴黎的爱国斗争，写下《自卫吧，巴黎》(1870)、《1870年10月31日》(1870)等诗歌。巴黎公社成立时，鲍狄埃当选为公社委员，积极投身公社的军事和经济工作，负责领导工人协会联合会和艺术家联合会，制定并执行公社的革命文艺政策。他参加过保卫公社的街垒战，五月底革命失败，六月初他就写出不朽的《国际歌》(1871)，十七年后，歌词由比利时出生的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1884-1932)谱曲，从此传遍全世界，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歌。公社的失败迫使鲍狄埃逃往英国和美国。在美国，他参加工人运动，帮助美国工人建立起第一个社会党；他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1876年，他写下三部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工人党》和《巴黎公社》。在这些诗中，鲍狄埃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揭露美国的进步是杀人的进步，美国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诗人向无产阶级指出：巴黎公社的纲领就是劳动者的纲领，无产阶级只有把有闲阶级赶走，才能成为世界的主人(《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诗人从政治上全面分析了巴黎公社革命，肯定它的伟大意义，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敌人投降，必须解除他们的武装”，“对豺狼虎豹仁慈，就等于犯下大罪。”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吃人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人肉的筵席；只有两个阵营：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巴黎公社》)1880年鲍狄埃回到法国，立即投入斗争。这时，工人运动中出现了机会主义——“可能主义”，即是为争取可能的改良而奋斗，它执行着“一个苏”的政策而根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想。鲍狄埃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他写道：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武器”，“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烤烤火吧!用你自己的木柴》，1885)。在《巴黎公社烈士纪念碑》(1883)和《纪念1871年3月18日》(1887)两首诗中，诗人再次歌颂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我们会看见明天将要到来，而三月十八日就是明天的序曲。”1884年鲍狄埃的第一卷诗集《谁是疯子?》出版，1887年逝世前出版第二卷，题名《革命歌曲集》。 《国际歌》的中心思想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作者以热情磅礴的语言，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伟大意义，主张打碎资产阶级国际机器，由无产阶级做天下的主人。 起来!全世界受罪的人! 起来!饥饿的囚徒! 真理像火山那样怒吼， 喷发出最后的烈火。 旧世界我们要彻底摧毁， 奴隶们起来呀起来! 世界要根本改变! 无地位的人要做主人! 《国际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上帝、圣皇和清官；劳动者全靠自己救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阶级关系，鲍狄埃也作了深刻的揭露：“政府的压迫，法律在欺诈，捐税将民脂民膏搜刮；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国际歌》彻底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要资本家把剥削得来的人民的“劳动成果”交还给人民，说“这不过是讨还宿债”。 《国际歌》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不同调和性，指出只有通过革命手段乃至武装斗争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对斗争的前途，诗中充满着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精神、国际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 ………… 哪能让寄生虫安身。 吃我们肉的有多少人! 这些乌鸦和秃鹰， 一旦被消灭干净， 太阳永远放光明。 这是最后的斗争， 大家团结起来， 英特纳雄纳尔， 就是明天的人类。 列宁对《国际歌》及其作者作了高度的评价：“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理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这首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鲍狄埃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言人。他的诗歌概括地反映了巴黎公社前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英特纳雄耐尔的伟大思想。这些诗歌诞生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中，特别富于战斗性。鲍狄埃歌颂了伟大的公社和公社的英勇战士们，用诗歌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要走巴黎公社走过的这条路，并坚信胜利的明天一定要来到。当然，作者还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作用，对未来的歌颂有时也比较抽象。 鲍狄埃的诗歌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感染力甚强。诗歌风格庄严雄伟；艺术形式多样化，有歌曲、十四行诗、颂诗、讽刺诗等。这些诗歌吸取了民歌的特点，韵律丰富，便于歌唱。 鲍狄埃的著作，相当一部分已经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毁掉或失传，流传下来的只有一百多首诗歌，但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除鲍狄埃外，巴黎公社还拥有一些较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 女教师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以“蒙马特尔红色姑娘”的称号闻名于巴黎。她忘我地献身于公社事业，积极参加了保卫公社的浴血战斗。被捕后英勇不屈，在法庭上严厉谴责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反被判处终身流放。路易丝·米歇尔是个热情的富于牺牲精神的革命战士，但在理论上很不成熟。流放期间她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1880年大赦回国后一直参加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活动，曾再次被捕入狱。她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写过许多诗歌，表达公社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如《红石竹花》、《囚徒之歌》等。她的散文著作《公社》和《回忆录》记述了她在巴黎公社革命中的经历，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茹尔·瓦莱斯(1832-1885)是公社的活动家，公社委员，《人民呼声报》主编。公社失败以后，他流亡到英国，1880年回国。1883年重新主办《人民呼声报》，向第三共和国作斗争。瓦莱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深，轻视革命理论与革命政党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但他痛恨资本主义社会，文章尖锐泼辣，在巴黎人民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他最重要的作品是自传体小说《雅克·文特拉》三部曲：第一部《童年》(1878)，第二部《中学毕业生》(1879)，第三部《起义者》(1885)。三部曲描写了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从自发反抗到参加革命的过程。 巴黎公社最有才能的小说家是列昂·克拉代尔(1835-1892)。他的作品充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愤怒抗议和对社会革命的坚定信仰。他的代表作《雅克·拉塔斯》(1931年出版)刻画了革命工人和公社战士的正面形象，并描写了以拉塔斯为代表的农民走向革命的过程。克拉代尔的其他著名作品还有《独眼》(1877)、《凯尔纳杰，旅途看守人》(1881)及短篇小说《复仇者》、《被诅咒的女人》等。 爱米尔·左拉(1841-1902)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贫困中度过的。中学毕业后，他在巴黎一家运输公司当职员，后来又在书店工作，此后专门从事创作。 六十年代中期，左拉受到泰纳的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遣传学说的影响，开始探索一种新的文艺创作理论，即自然主义。他认为小说不单是忠实地反映现实，而且要从所描写的事物中得出符合某种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他说，小说类似化学实验室中对某种物质所作的试验，不过试验的对象是人。他认为小说家的积极作用，在于把人放在小说家依据事实创造出来的环境中，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而对人具有决定意义的环境，则照例是受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规律(例如遗传)的支配，而不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左拉还声称小说家只观察事实、研究事实而不下断语；小说家应该超越道德和政治。左拉这种理论显然是极端错误的。 左拉在1868年制定《鲁贡—马卡尔家族史》的计划，以第二帝国为背景，描述一个家族的两个分支在遗传法则支配下的盛衰兴亡史。这套书包括二十卷长篇小说。第一卷《鲁贡家族的家运》出版于1871年，最后一卷《巴斯卡医师》出版于1893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法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帝国崩溃，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第三共和国反动统治加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现实面前，左拉虽然也在作品中写到劳资对立和劳动人民的苦难，但他把工人的贫困归咎于遗传、酗酒，从而掩盖了阶级压迫的事实。 《萌芽》(1885)是左拉的代表作。小说以煤矿工人罢工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但是严重地歪曲了他们的罢工斗争。 书中叙述蒙苏煤矿公司由于经济危机爆发，工人失业的现象日趋严重。一个失业的机器工人艾蒂安找不到工作。恰好一名推煤车的女工死了，他就顶替了空缺。公司方面为了克扣工资，在挖煤工人和推煤车的工人之间挑起事端，分裂工人队伍。 随着经济危机的尖锐化，剥削也愈来愈重。一方面降低工资，另一方面又增加罚金。面对资方的这种进攻，在艾蒂安组织之下的罢工开始了，接着发生了群众性的暴动。公司方面始而用饥饿来迫使工人让步，继而出动军警，实行血腥镇压，最后使用队谋分化手段，使罢工运动遭到失败。为了面包，工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矿井里去工作，其中也包括艾蒂安。可是在复工的第一天，矿井里发生一场惨祸。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苏瓦林，因为和艾蒂安争夺领导权，暗中破坏矿井的排水设备，使整个矿井都被大水淹没。当时艾蒂安也在矿井底下，被救出以后，他觉得在这儿再也待不下去，于是离开矿区，到巴黎参加革命去了。 《萌芽》中除艾蒂安以外，还描写了其他工人的贫困生活、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小说写到矿工的艰苦的劳动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劳动的残酷性。挖煤工人在温度很高的矿井底下闷得透不过气来，脚下满是泥水，必须跪着、爬着或仰卧着干活，时时刻刻有被活活压死的危险。但左拉所塑造的工人形象，不管是其中的主人公还是普通工人群众，都很粗鲁、愚昧、野蛮，行事全凭一种动物式的本能。甚至他们的斗争也带着很大的盲目性，他们只有疯狂破坏一切的本能冲动，是一群为饥饿所激怒起来的乌合之众。罢工斗争的组织者艾蒂安是个人主义英雄，他把自己看成“真理的守护人”。不是群众斗争鼓舞着艾蒂安，而是艾蒂安以救世主的姿态在群众中传播模模糊糊的“真理”。随着他的威信的提高，他的虚荣心和领袖欲也逐渐滋长起来。罢工斗争失败以后，他表现得非常软弱，流露出感伤的心情，自己感到困倦，觉得群众也困倦。他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安安静静地建立工会，幻想通过工会的合法运动(经济斗争)，就可以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艾蒂安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者，他充分体现了左拉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 《崩溃》(1892)反映了普法战争、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巴黎公社革命等历史事件。在这部小说里，左拉指出第二帝国的崩溃是由于政治军事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自私自利；他一方面谴责法国民族的叛徒，另一方面又揭露普鲁士军国主义。但是在巴黎公社的问题上，左拉暴露了他的严重的阶级局限性，他把公社革命看成民族自相残杀，认为它给法国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写完《鲁贡—马卡尔家族史》以后，左拉又着手写另一套长篇小说《三大名城》(1894-1898)。1898年，左拉参加了由德莱福斯事件所触发的反政府的民主运动，写了《我控诉!》一文，谴责政府违反法纪，蹂躏人权，引起反动势力对他的迫害，因而出走英国。流亡期间，他着手写《四福音书》(《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1903；《正义》)，歌颂人的生存和繁殖的本能。这种对天性和本能的歌颂是他的自然主义观点的表现。和雨果一样，左拉也是把知识和教育看作改良社会、造福人类的唯一途径。在《劳动》一书中，他更提倡要建立“劳动、才能与资本和平联合的乌托邦”，宣扬阶级合作，调和阶级矛盾。 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尼姆城，因家庭破落，十五岁就出外谋生，十七岁时前往巴黎。早期曾发表诗集和独幕剧。半自传性长篇小说《小东西》(1868)是他扰名作，描写一个外乡青年到巴黎求职，受到上流社会的冷遇。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获得文艺界的好评。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召入伍。他以这次战争为背景写了《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在国内外享有很大声誉。1870年以后都德和左拉、龚古尔兄弟交往密切，在理论上受自然主义影响，但在创作上的主要倾向仍是现实主义。都德一生写过十三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一些剧本和诗作，他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败现象，对普通人民则寄予深切的同情。他的艺术特点是善于用简洁的笔触描绘复杂的社会政治事件。 基·德·莫泊桑(1850-1893)生于诺曼第一个破落贵族家庭。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战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当上了十几年的小职员。1880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羊脂球》，以后陆续写了350多篇中短篇小说、6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主要是写普法战争、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生活和农村生活三个方面。 在以普法战争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中，莫泊桑揭露了侵略者的残暴野蛮和法国军队的腐败无能，歌颂了法国人民对侵略者的英勇抵抗。但莫泊桑并没有触及法国的真正抵抗力量——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事实上，法军在色当惨败后的第二天，巴黎工人和国民军就推翻了第二帝国，表现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强意志。莫泊桑的作品没有反映这些真正的英雄，他的正面人物多数是小有产者和小市民，他们对普鲁士人极其软弱。 在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里，有很多是描写中小资产阶级和市民生活的。莫泊桑对这些小市民的贪婪、向上爬、虚荣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可笑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项链》写一个小公务员的妻子因爱慕虚荣，向朋友借了一串项链去参加一次豪华的宴会，回家途中不幸丢了这串项链，只能借钱买来一串新的作为赔偿，她花了整整十年工夫，节衣缩食，才还清债务，最后偶然发现所借的项链原来是假的。莫泊桑同情小资产阶级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每况愈下的境遇，但也蔑视、嘲笑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仰慕。他不可能为他笔下的“小人物”找到出路。在他们身上，他看到的只是“绝对的空虚”和“自身生活里的漫无边际的、单调的痛苦：过去的痛苦、现在的痛苦、未来的痛苦”。(《散步》) 在莫泊桑的六部长篇小说中，《一生》和《漂亮朋友》比较重要。 《一生》(1883)描写一个贵族女子约娜，在青年时期对婚姻、家庭抱有种种幻想，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家庭关系使她的幻想一个个破灭了，最后她对生活作出了悲观的结论：“看来世界上一切都是欺骗、忧愁、痛苦、悲伤和死亡。”通过约娜的一生遭遇，作者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虚伪、欺骗和道德堕落，他对灭亡了的贵族阶级表示惋惜和同情，宣扬了悲观宿命的思想。 《漂亮朋友》(1885)是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中揭露性最强的一部。作品主人公乔治·杜洛华原是法国在非洲的一个下级殖民军官，回到巴黎后，由《法兰西生活报》政治栏主编介绍，进入了报界。这个双手沾满殖民地人民鲜血的流氓刽子手，在报纸上用造谣欺骗取悦于他的后台主子——报馆经理和金融财阀，又用肮脏下流手段博得上流社会贵妇人的欢心。主编死后，他和主编的妻子结婚，分得一笔遗产。这样，他便由一个穷光棍变成巨富，成为政界和新闻界的重要人物。小说结束时，杜洛华又和他的情妇、报业巨头瓦尔特夫人的女儿结婚了。莫泊桑着力描写杜洛华利用卑劣的流氓手段不断向上爬，终于爬进第三共和国的统治集团，从而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以及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但在这个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面前，莫泊桑束手无策，因此在他的批判揭露中经常掺杂着消极的宿命思想。他假借作品中的诗人瓦兰纳的口宣扬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把人生看成一个向死亡迈进的过程，得出万事皆空、生活就是死亡的结论。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生于巴黎一个旧书商家庭。1881年发表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九十年代，他参预了德莱福斯事件，坚决加入民主阵营，反对当时的反动政府。他珲经常参加工人的活动。法朗士的政治活动对他的创作发展起过很大的影响。1897-1907年他写了四卷长篇小说《当代史话》。小说的中心人物贝日莱先生是一个外省教师和拉丁文学者，在他身上体现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特点。通过这个人物，法朗士揭露了德莱福斯事件、封建贵族和教会的阴谋活动，对政治和社会风尚作了批判。贝日莱谈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时尖锐地说：“我们消灭了老的特权阶层，只是为了让后来的、无耻的、最强暴的特权阶层取而代之。十八世纪的革命竟是一次为了贪图国家财产的人的革命，人权宣言竟成为私有者的宪章。”法朗士在这里描绘了第三共和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画面，揭露了当时的政治黑幕。 《企鹅岛》(1908)是一部寓言小说，假托一个企鹅建立的国家来影射第三共和国社会，无情地揭露了这个时期的议会制度、对外政策、科学文化和社会风尚。小说的最后，企鹅中发生战争，企鹅岛沦为废墟，废墟上又出现了新的国家。但是，尽管国家发生了变革，企鹅仍旧是一种贪婪、自私、愚蠢和凶残的鸟，它的本性是不变的。变革后的社会也依然如故。作者在这里作出了历史循环论、社会改革徒劳无益的悲观主义结论。 《诸神渴了》(1912)描写1793年雅各宾专政的历史事件。主人公甘墨林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画家，他贫穷潦倒，但具有“崇高”的共和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法朗士虽然承认革命的伟大，但是他的小说对革命的解释仍然是《企鹅岛》中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作者并没有对这次革命的作用和意义作出正确的分析，而是把革命的结果说成是毫无意义的血腥屠杀。 二十世纪初期，法朗士不仅积极参加国内的政治斗争，而且写了一些关于俄国1905年革命的政论如《走向幸福的时代》、《保卫无产阶级》等。法朗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不能正确理解这次战争的性质，但战争结束时他的态度有了转变，认识到“人们自以为是为祖国牺牲，实际上却是为工业家而死”。他欢迎十月革命，第一个签名反对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 罗曼·罗兰(1866-1944)生于一个中产者家庭，父亲是公证人，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年轻时受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1886年，他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开始和托尔斯泰通信，托尔斯泰使他过分重视道德精神的力量。1889-1891年，他到意大利，在罗马的法兰西学校从事研究。1895和1940年，他先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美术史。 罗曼·罗兰早期的创作中有《革命戏剧集》，包括《群狼》(1895)、《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三个剧本，都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丹东》描述雅各宾党执政带来的“恐怖”。罗兰同情反对革命深入的丹东，把他写成理性和博爱的化身，而把坚持革命的罗伯斯庇尔写成一个失去理性、不讲人道的阴险人物。罗兰将革命内部的阶级分化理解为革命领袖之间的个人矛盾，同时宣扬超阶级的“博爱”，用所谓的“博爱精神”来反对人民的革命行动。《七月十四日》描写法国人民在革命发动的日子里所表现的革命激情，从抽象的善恶、爱憎的观念出发，赞美那些革命战士。作者企图以“博爱”的思想来调和阶级矛盾，鼓吹各个敌对阶级的人们彼此携起手来，成为纯粹的“人”。 接着，罗兰写成三部英雄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这些传记中的英雄，不论是音乐家、雕刻家或作家，都对他的思想起过深刻的影响。他极力描写这些文艺家、思想家敢于正视黑暗现实、鞭挞腐朽社会的精神。他把他们的成就说成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力量的胜利，宣扬他们如何为追求“真正的艺术”而受苦受难。作者特别鼓吹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说它能使当代的一切阶级、一切民族联合一致，彼此相爱。 罗曼·罗兰早期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在他的重要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1904-1912)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部长篇小说共十卷。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特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小城市，父亲和祖父都是贫穷的音乐师。克利斯朵夫从小在父亲严厉管教下学习音乐。他随父亲进宫演奏，目睹封建贵族的骄横跋扈，同时也看到了小市民的奴颜婢膝。他鄙视豪门，反抗宫廷，攻击贵族和市侩，因而受到他们排斥，被迫逃往法国。在巴黎，他接触到政治界和文化界，发现法国和德国同样腐败，对泛滥一时的资产阶级颓废文化表示极大的憎恶。他的傲慢态度引起上流社会的攻击和嘲骂。在他的孤单的斗争中，唯一给他支持的是他的法国朋友奥里维。奥里维了解他，同他一样厌恶法国的庸俗社会。接着，克利斯朵夫接触到下层人民，他痛恨上层阶级对他们的压迫，但他自己却又站在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广大劳动群众采取蔑视态度，断言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他不愿和他们联合起来，认为艺术家参预他们的斗争，就是“背弃艺术”。他公开声称“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在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时，他和奥里维被卷进群众同警察的搏斗中，奥里维在混战中受伤致死，这对克利斯朵夫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从此，他万念俱灰，不问世事。晚年的克利斯朵夫避居意大利，不管社会是非，但求平息一切冲突，调和一切矛盾，专心创作宗教音乐，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完成，最后在追忆往事中死去。 克利斯朵夫痛恨德国宫廷的伪善和横暴，痛恨和警察制度相配合、甘心为反动统治服务的德国市侩文化和艺术。在巴黎，他同样感到窒息。在音乐厅，在戏院，在文化沙龙，在他和出版商接触的时候，在他和音乐家、艺术家、评论家谈论的时候，他处处嗅到虚伪的气息。通过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罗曼·罗兰揭示了德、法两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的社会矛盾，强烈地批判了颓废堕落的文化艺术。 作者把克里斯朵夫描写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无穷力量的、凌驾于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上的英雄人物，把他看作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优秀知识分子。克利斯朵夫憎恨腐朽的社会，对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感到不安。他宣扬博爱思想，把艺术看作是最崇高的东西，最能体现人类的爱，是促进民族和谐的最有力的手段。他同情人民和工人运动，但始终坚持个人反抗，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不相信人民群众。他一方面主张艺术接近生活，接近人民，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在悲观失望时却逃避现实，企图在艺术中寻求个人的精神解脱。他的活动反映了十月革命以前整整一代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叛逆、彷徨、追求和幻灭。 这部小说富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罗兰把心理描写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充分表现克利斯朵夫的内心矛盾。他把自然景物作为陪衬，把莱茵河作为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的象征。他强调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感受而不强调行动，并以大自然的美来对照现实的黑暗。通过这些手法，他有力地烘托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小说的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处处同作者的哲理思想相联系，抒情因素和哲理、政论因素交织在一起。 1913年，罗曼·罗兰写成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描述法国文艺复兴末期一个细工木匠的故事。布勒尼翁热爱劳动，有一手好手艺，雕塑自然景物和人像都栩栩如生。他敢于嘲弄贵族，鼓动群众包围市政府，撤去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市议员的职务。但是他又阻止革命人民分贵族的财物，主张背篮子的穷人和戴王冠的国王相爱，要求“让每个人在太阳下都有一个位置，让每个人都有一块土地”。他希望儿孙后代能过美好的生活，人类团结互助，但是他对现实生活则随遇而安，不求改变。他讥笑上帝，但晚年却唱赞美诗，说“我所有的东西越少，我的生命就越丰富”。他不满贵族的压迫，也不想革命。这部小说再次表现了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思想。 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罗兰站在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发表一系列反战文章，抨击交战双方。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两部论文集：《超出混战》(1915)和《先驱者》(1919)。 1917年，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罗兰一方面向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致敬，另一方面却又担心“革命产生仇恨，加深仇恨”。他抽象地反对一切“暴力”，害怕集体主义制度妨碍他个人的“精神独立”。1919年，他发表《精神独立宣言》，1912年和巴比塞展开论战，坚持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立场。 二十年代，罗兰经历过一次剧烈的精神危机。他转向印度的甘地，接受甘地的非暴力和不抵抗主义的思想。三十年代初期，法西斯势力越来越猖獗，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现实教育了罗兰，打破了他的阶级和平的幻想，使他认识到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必须依靠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力量。这个时期，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法西斯阵营，也使他看清了所谓“精神独立”是不可能的。1931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向过去告别》，批判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积极地参加反对法西斯和保卫和平的政治活动。1935年，他访问苏联，会见了高尔基。这时他已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1922-1933)，接着又出版了论文集《十五年斗争》(1935)和历史剧《罗伯斯庇尔》(1939)。 《欣悦的灵魂》共分四卷：《安乃德和西尔薇》(1922)、《夏季》(1924)、《母与子》(1927)、《女预言者》(1933)。前三卷的时代背景是二十世纪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女主人公安乃德和克利斯朵夫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反战思想表现得更为强烈。安乃德的斗争同样是孤独的，和广大劳动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她的唯一支柱是她自己的“精神纯洁”。第四卷《女预言者》是罗兰思想转变后写成的。安乃德开始接近劳动群众，逐渐克服反抗只停留在思想而不见于行动、或思想多于行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同时，罗兰着力描写安乃德的儿子玛克的思想进步过程。开始时，他虽然憎恨资本主义世界，但他是在“个人主主的沙漠”中成长的青年，坚持个人精神独立，不愿参加政治斗争。后来受了他的妻子的影响，他接近当时的精神独立运动、和平运动和泛欧主义运动。他发现所谓从事精神独立运动的学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所谓和平运动不过是使大资本家的剥削神圣化，所谓泛欧运动就是强调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所有这些纱幕后面，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正在发动侵略战争。玛克决心和战争贩子们作斗争。他自费印了一本小册子，揭发德、法两国的垄断资本家串通发动战争的阴谋，但这本小册子受到排挤，卖不出去，到不了读者手里。玛克终于发现个人反抗是毫无力量的，自己正处在一个“无门无窗、隔绝于伟大的人民和行动的生活的个人主义死穴里”。他开始意识到，无产阶级是“世界命运的主人”，“如果缺乏有组织的劳动阶级的力量，什么都不能实现。”玛克终于积极投入反法西斯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斗争。 但是玛克的进步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界限，尽管他由个人精神独立转变到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却还抱有恐惧心理，他的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反法西斯，而不是推翻整个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他认为促进社会进步，必须以像他那样的优秀分子为核心，集合“散漫”的群众来进行斗争，而不是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投入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队伍。虽然他否定了个人反抗的道路，但在大多数场合，他还是单枪匹马作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沦陷。罗曼·罗兰隐居维兹莱，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他埋头写回忆录《内心旅程》(1942)和友人的传记《查理·贝玑》(1944)。 这一时期，法国颓废派作家代表是魏尔仑、兰波和马拉美。保尔·魏尔仑(1844-1896)是一个外省军官的儿子，后来在巴黎市政厅当录事。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如《忧郁诗章》(1866)、《华宴集》(1869)和《幸福之歌》(1870)，带有浓厚的巴拿斯派的色彩，但诗中已经出现无名的忧郁、朦胧的梦境这样一些不同于巴拿斯派的艺术特色。 魏尔仑的诗歌的颓废倾向，集中地表现在他反现实主义这一点上面。他拒绝在诗歌中反映客观现实，宣称梦想是诗歌的国度，嘲笑富于战斗气息的“雄辩”的诗。因此，他的诗歌着重描写模糊的、飘忽的、难以捉摸的、缺乏明确性的精神状态和宗教神秘主题，一切都笼罩在朦胧飘忽的气氛中。 为了表现诗人的奥秘微妙的主观感受，魏尔仑片面追求诗歌的形式，特别强调字音的功效。依他看来，只要搭配得好，字的声音比字的意义更具有暗示的力量。魏尔仑这种对诗歌音乐性的追求，使他的诗歌成了纯粹主观感觉和产物。 阿尔杜尔·兰波(1854-1891)生于法国北方亚尔登省。1870年，他写了二十多首诗，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定的揭露。他一度参加巴黎公社的活动，并在革命影响下写成《巴黎人口激增》和《让娜·马丽的手》两诗，前一首诗是对凡尔赛刽子手的谴责，后一首是对参加“五月浴血”战斗的英雄的赞歌。 但是兰波并没有认识到这次革命的真正意义。巴黎公社失败后，他逃避斗争，钻进艺术的“象牙之塔”。差不多就在“五月浴血”事件发生的同时，他提出诗人要彻底摆脱现实，投身于梦幻的世界。在他看来，诗的使命不在于描写目所能及的现实，因为现实太卑鄙了，而在于描写人们从未听过、从未见过、难以表达的事物。他说诗人应该是一个具有超人智慧的“幻觉者”，他宣称他以后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幻觉诗人”，也就是说，通过直觉去获得对“绝对事物”的认识。 1871年，他写了《醉舟》、《母音》和《田神的脑袋》等诗。1872年写的《彩画集》是一部根据“幻觉诗人”的创作原则写成的作品：现实被幻觉所代替，混乱成为宇宙的中心，别人是很难明确理解其中的真正意义的。兰波的创作活动只有三年(1870-1873)，在他最后十八年的岁月中，他在海外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后来得了重病才回到法国，死在医院里。 斯特法纳·马拉美(1842-1898)从1875年开始写《爱罗第亚德》和《一个田神的午睡》起，他的诗就晦涩难懂，严重地脱离现实。马拉美力图通过互不联系的奇特的意象和诗句的音乐性来暗示事物存在的感觉，亦即“事物的纯净状态”。这种“纯净状态”，实际上是一个人对事物所产生的抽象空洞的感觉。 马拉美在1897年作的《掷骰子永远战胜不了偶然》一诗，完全按乐谱的格式来排写；使用大小不同的字体，篇页是长方形的；留下大量空白，相当于音乐中的“休止”。马拉美用空白来解决诗歌创作上的矛盾，这可说是象征主义把诗歌引向绝路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三节 北欧文学和易卜生、尼克索 丹麦、瑞典和挪威等北欧国家处于欧洲边陲，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封建关系在十二到十三世纪才逐渐形成。在十六、十七世纪，各国虽然先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十九世纪初，北欧的海上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开展，造船等工业也跟着兴起，落后的经济才开始活跃起来。 十八世纪末，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下，北欧各国新兴资产阶级曾经得到一些民主权利，但在“神圣同盟”建立以后又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限制，很少表现出革命性，它们惧怕国内农民运动，采取了和封建贵族妥协的立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丹麦、瑞典和挪威在十九世纪中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先后建成君主立宪制国家。 在历史上，丹麦和瑞典比较强盛，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长期控制挪威、冰岛和芬兰。这三国独立后，北欧所有国家之间的联系仍相当密切，其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相近，文化上具有共同的传统，近代又有共同的文学运动。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形成了一个稍异于西欧的独特的区域。 十九世纪北欧文学的主要潮流，前半世纪是浪漫主义，后半世纪是批判现实主义，在最后十年里，无产阶级文学有了发展。 十九世纪初北欧各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因各自的社会政治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倾向。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民族解放运动有联系。挪威从十五世纪起就是丹麦的藩属，1814年摆脱丹麦统治以后，又被迫和瑞典封建主结成同盟。在当时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挪威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挪威的浪漫派作家多数出身于农民，他们抛弃了官方和文学界长期使用的丹麦语，改用本国民间语言写作，对现代挪威语的规范化作出了贡献。他们积极整理并研究民族历史和民间文学，编写历史剧，以恢复民族文化，唤起爱国主义思想，推动民族解放运动。易卜生的早期创作活动就是属于这个运动的。在丹麦和瑞典，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则是代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牧师和大学教师，这些人主要接受西欧浪漫派的消极影响，他们虽然在整理和传播北欧古代文化方面有一些功绩，但逃避现实，沉湎于古代，经常以梦幻的形式描写宇宙的奥秘、爱情和古代传奇，被称为“复古的浪漫派”。 在十九世纪的丹麦，比较有成就的作家是安徒生。 汉斯·克利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的父亲是穷苦的鞋南斯拉夫，母亲是洗衣女工，他自己长期遭受贫困的折磨，在1827年开始文学活动以后，又屡屡受到社会上层的打击和嘲笑。他写过诗歌、小说和戏剧，以童话最为成功。从1835年发表第一集童话起，生前一共发表了156篇童话和故事。他是十九世纪第一个赢得世界声誉的北欧作家。 安徒生的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处于下层，对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状况有切身的感受。他赞美穷人的“善良”品德，对他们的贫困、羞辱、不幸和死亡感到深切的悲伤。《卖火柴的女孩》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穷孩子在风雪之夜流落黑暗的街头。富裕的人家正在欢度除夕，她却只能靠点燃火柴取暖。火柴的微光带来种种快乐的幻象，在幻象中她看到了丰盛的筵席、人们欢度圣诞节的情景，但每当她向幻象接近的时候，它们立即消逝了。最后，她在对老祖母的回忆中冻死街头。 穷苦人民的遭遇在《她是一个废物》、《柳树下的梦》、《依卜和小克丽斯特》等童话中表现得更为凄凉，他们抱着幸福的愿望，一生辛苦，却遭到悲惨的结局。 另一方面，安徒生也在许多童话中描写统治阶级的邪恶。《皇帝的新衣》写一个穷奢极侈、爱好虚荣的皇帝。他为了炫耀自己的威仪，每天换一套新衣，结果被两个骗子捉弄，穿上实际并不存在的“新衣”参加游行典礼，群臣阿谀地赞美他，只有一个天真的孩子指出他是赤身露体的。《夜莺》和《豌豆上的公主》等童话，揭露了压迫阶级的庸俗和娇气。 安徒生的作品富于同情心。但是，他以感伤的眼光看待世界，充满了自我怜悯的情绪。他只看到劳动群众的不幸，看不见他们所蕴藏的力量；他满腔悲苦，却缺乏追求解放的坚忍刚毅的斗争精神。童话《丑小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思想倾向上的许多特征。一只奇异的小鸭因为容貌丑陋而受尽凌辱和折磨，长大后却原来是一只美丽的天鹅。这个故事以富有诗意的想象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这徒生认为备受歧视的穷人像这只丑小鸭一样具有高贵的品质。但这只小鸭在长大以前只是顾影自怜，逆来顺受，长成天鹅以后也只是驯良地供人观赏，并不飞入蓝天，追求真正的解放。安徒生笔下的“善良”，事实上是基督教的忍耐和顺从。他宣扬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在《钟声》等作品中希望穷人和富人的下一代在上帝的感召下携起手来。他对统治阶级也只能作出一般的、温和的揭露和讽刺，甚至幻想唤起他们对于“真”、“善”、“美”的热爱，变成“善良”的人。 十九世纪中叶，北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造船、航海、伐木和农业方面有显著的进展，资产阶级先后参政。1848年，在欧洲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北欧农民运动高涨，丹麦资产阶级为了转移视线，摆脱国内的危机，企图向外扩张领土。1864年爆发了丹麦和普鲁士的战争，丹麦战败，失去若干领土。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北欧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矛盾和弱点，引起各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在这个基础上，北欧出现了一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一潮流的理论家是丹麦的勃兰兑斯。 盖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927)于187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发表激烈的演说，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西欧的文学成就，以此作为效法的榜样，并猛烈抨击丹麦文坛。这些演讲后来集成《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出版(共6卷，1871-1888)。 勃兰兑斯尖锐地指出，丹麦文学处于惊人的停滞状态，比西欧各国落后了四十年；它的某些特征对社会进步是有害的。丹麦文学具有淳朴的诗意，但思想上薄弱，缺乏变革的要求；这种文学充满了“非常抽象的理想主义，它不是以我们的生活为题材，而是以我们的梦想为题材。这种理想是对现实的逃避”。勃兰兑斯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丹麦作家大部分是官员、牧师和大学教师，他们受官方思想和神学的束缚，只能写出一些毫无生气的作品。勃兰兑斯大声疾呼，要求发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在文学上造成一个“近代的突破”，他指出：“文学要有生气，就必须提出问题来讨论”，他为北欧文学提示了前进的方向。 勃兰兑斯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观震动了北欧，他虽然不断受到攻击和迫害，这些思想却迅速地传播开来。丹麦的雅科布森(1847-1885)，挪威的易卜生、比昂逊(1832-1910)、加尔伯利(1851-1924)、李(1833-1908)和基兰德(1849-1906)等人纷纷起来响应，一时形成了一次强大的文学运动。他们一反北欧浪漫派脱离实际的倾向，热烈关心现实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当时的妇女地位和所谓道德良心问题，对中小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暴露和批判。他们反对因循守旧和假仁假义的道德习俗，提倡独立思考。但是，这些作家虽然对社会不满，但他们最高的口号仅仅是“提出问题来讨论”，没有明确的纲领，因而使这场运动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发生分化，后来他们大都转到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方面去了。 这个时期，丹麦哲学家基尔克郭尔德对文学也产生过很大影响。 梭伦·基尔克郭尔德(1813-1855)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认为人的存在是荒谬而不可解释的，人因为生活的挫折和死亡的结局而永远处于绝望之中；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也是荒谬而不可解释的，任何科学都不能说明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他反对执着于世俗世界的生活态度，既反对声色名利或道德伦理，又反对信奉科学，追求知识和理性。他提出存在主义的价值标准，强调充分认识人的绝望的生命条件，以荒谬的态度对抗荒谬而充满敌意的世界，选择痛苦的激情的生活，从而使绝望转化为幸福，把自己奉献给人所同样不能感知的上帝。同时，基尔克郭尔德又宣扬真理的主观性，主张维护“自我”，形成“强力个性”，按独特的个人意志生活。基尔克郭尔德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夸大成为人类永恒的生存条件，否定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和通过革命变革取得更大进步的无限的可能性。存在主义也绝不是超脱于世俗世界的生活准则，它事实上浸透了冷酷而不负责任的唯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是挪威的易卜生。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破产后在药店当学徒。1849年，他在欧洲革命浪潮的激荡下开始创作，前后写了二十五部剧本。 易卜生的早期创作属于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在五、六十年代，他写了《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7)、《赫尔格兰德的勇士》(1857)、《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戏剧。这些剧本取材于古挪威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复活了挪威人民熟知的古代英雄如英格夫人和霍尔恩，把现实斗争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在人民心中激起奋发的爱国主义精神。 1864年，丹麦被普鲁士打败，挪威统治阶级不支持丹麦，使易卜生感到失望，他离国出走，长期居留意大利和德国。挪威政治家的虚伪使他看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的欺骗性。自此以后，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个性的解放，提出了“精神反叛”的口号。1866和1867年发表的诗剧《布朗德》和《彼尔·英特》是两部主题相互呼应的剧本，他借助于象征性的情景来表现“人的精神反叛”，发出模糊的“向高处去”的号召。 1877年以后，易卜生开始写作一系列“社会问题剧”，陆续发表《社会栋梁》(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这些剧本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妇女地位、道德、法律和市政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 《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是她的丈夫海尔茂的“小鸟儿”、“小松鼠”。海尔茂过去患过重病，娜拉出于真诚的爱情，瞒着他假冒父亲的签字举债救活了他。剧本一开始，海尔茂行将担任银行经理，得意洋洋。他打算辞退一个男职员，并应娜拉的请求把这个职位让给她的女友。但这个职员就是娜拉的债主，他以揭发娜拉的假签字相要挟，要求她替他保全职位，娜拉相信海尔茂会保护她，正像她为海尔茂冒险一样。她心中充满幸福的感觉，但她又不忍牵连丈夫，准备自杀，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料海尔茂知道原委以后骤然翻脸，他呵斥娜拉断送了他的前途，恶毒地咒骂她是“下贱女人”，正在这时，债主受到娜拉女友的感化，退回了假字据。海尔茂顿时转怒为喜，声称自己的“翅膀宽”，要永远保护他的“小松鼠”。娜拉至此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原来是丈夫的玩物。她拒绝了海尔茂关于家庭神圣的宗教和道德说教，毅然出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海尔茂是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正人君子”，有钱有势，也很疼爱妻子；娜拉贤良温柔，活泼可爱，一向以丈夫为自己的生活中心。但易卜揭开了甜蜜温柔的动人纱幕，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玩弄。娜拉一旦识破这种屈辱的地位，对于保护这种关系的宗教、法律和伦理道德都发生了怀疑。娜拉以做玩物为耻的态度和追求解放的决心具有积极意义。但她在深夜出走，外面一片黑暗，剧终前的最后一瞥也象征着娜拉的前途非常渺茫。 《人民公敌》通过一个小城镇发生的事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反人民的本质。斯多克曼医生从一个兴建中的疗养区矿泉里发现危险的传染病菌，主张重新改建矿泉管道。但是，这个建议会影响资本家的利益，遭到市长(他的哥哥)、报界、房主等有产者的激烈反对。医生不肯妥协，并且举办演讲会，想向市民说明真相，宣传自己的社会主张。市长却利用这次集会煽动听众，以表决的“民主方式”宣布医生是“人民公敌”。 易卜生选择事关健康的病菌毒害问题为题材，尖锐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丧心病狂的本性，也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质。易卜生用疗养区比喻他所处的社会，这个社会打着疗养胜地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散布害人的毒菌。 斯多克曼医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感到官僚和资产阶级掌握实权，成为社会上“结实的多数派”，是自由和真理的最大敌人。但他不懂得，他们是虚假的多数，真正的多数是人民。他把人民也包括在虚假的多数中，一起加以抨击，最后得出结论：只有像他那样既无同盟、也无依靠的“最孤立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才能管理世界。这段台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易卜生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最孤立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斯多克曼医生的形象总是带着一厢情愿的精神胜利法的气味。 易卜生后期的思想比较悲观。《野鸭》描写一个不幸者把精神寄托在自己明知是谎言的希望上，以维持他的生命。一个自以为负有救世使命的人对他指出这是谎言，想要挽救他，但是却粉碎了他的精神支柱，使他悲惨地死去。这个剧本表明，易卜生对他自己多年来大声疾呼的“人的精神反叛”感到了痛苦的幻灭。 易卜生的创作发展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一生都想寻找出路。他早年在历史中寻求力量，在哲学中探索人生的宗旨。后来随着对现实认识的加深，他着重表现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但这个矛盾得不到解决，他只能陷入神秘的悲观主义。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是欧洲戏剧的新发展。当时，欧洲盛行结构精巧而内容贫乏的取悦上层社会的戏剧。易卜生发扬了欧洲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把剧场从娱乐场所变为激发观众思考社会问题的教育场所。 他的社会问题剧针对现存的社会问题，抓住典型人物和事件加以解剖，进而推翻公认的道德准则。它的论争性的构思不露痕迹地体现在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人物形象中，有时还得到诗意的渲染，达到了思想内容和戏剧性的统一。在戏剧高潮中，易卜生自然地展开说理的“讨论”，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严肃的探讨，向观众揭示其中的意义。“讨论”的戏剧性很强，人物的性格在讨论中获得了更充分的发展。“讨论”的台词有很多警句，大都精辟锋利，发人深思。但有的“讨论”也生硬勉强，有说教的弊病。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瑞典比较重要的作家是斯特林堡。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的父亲是破产商人。他一生贫困，做过小学教师、图书馆职员和化学试验员，著有五十多部多幕和独幕剧，六十多部小说、诗歌和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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