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出生于富裕地主家庭，祖父和父亲在政治上都是顽固的保守派。雪莱在伊顿学校读书，对自然科学和哲学发生极大的兴趣，喜欢研究化学、电学、天文学并作科学试验，他也广泛地阅读了柏拉图、休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泛神论、自然神论等哲学理论。葛德汶的《政治正义性的研究》、潘恩的《人权论》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对他发生过深刻影响。上大学时，他写了论文《无神论的必然性》(1811)，被学校开除，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后来被收在《麦布女王》的注释中。雪莱确认私有制的罪恶，他反对剥削制度，并热情地追求一个未来的空想社会。 雪莱曾于1812年二月到爱尔兰，发表演说，写政论，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压迫的斗争。回到英国后，他写了第一首长诗《麦布女王》(1813)。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和他最基本的政治、哲学、美学观点，对理解雪莱的世界观有重要意义。长诗采取梦幻和寓言的形式，写仙后麦布女王带领着熟睡的纯洁少女伊昂珊的灵魂，到宇宙中去观察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仙后指出过去的人类享有“自由”，但这种“自由”被暴君和僧侣摧毁了。少女的灵魂看到一座守卫森严、人口稠密的城市，君主和走狗们挥霍人民的劳动果实，而千百万人民却忍受着饥饿，他们的才智也受到严重的摧残。仙后说人民还没有觉醒，还没有站起来推翻君主、僧侣和政客，但是她指出变革是自然的基本法则，人民的智慧会成熟，理性的声音将唤醒人民，推翻不正义的制度和宗教迷信。长诗用不少的篇幅描写了未来的光景，那时候人人丰衣足食，才智也得到解放，统治大地的将是幸福和科学。在这首诗中，雪莱反对私有制，同情广大人民，但他把变革的必然性看成是抽象的自然精神或宇宙精神的体现。他又认为实现变革首先要解放受压抑的天才，依靠道德的理性等品质。 《麦布女王》的发表触怒了统治阶级。雪莱不得不于1818年和拜伦一样，永远离开英国。离国之前，他写了一首以革命为主题的重要长诗《伊斯兰的起义》(1818)。在长诗的序言中，雪莱说明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自由”和“正义”的热情和信心。他为雅各宾专政的“恐怖时代”的民主措施辩护，尖锐地批判当时文学界普遍流行的悲观失望情绪，申斥了马尔萨斯学说。诗的开头是一段寓言式的引子：空中突然出现蛇和鹰的厮杀，象征善与恶的斗争。蛇象征善，被鹰战败落入海中，但是它被一个美丽的姑娘所收养，后来又重新起来斗争。作者通过寓言说明革命虽然遭到挫折，但是必会有新人接替，将它继续下去，直到胜利。长诗的主要情节写伊斯兰黄金城的革命，作者以此来暗示法国革命。革命的领导者是一对青年男女莱昂和茜丝娜。莱昂领导人民反对专制，推翻暴君，解放城市，和人民一起庆祝胜利。人民要求处死暴君，但是莱昂怜悯他已经孤立，将他释放了。不久暴君回来图谋复辟，并开始大规模屠杀，烧死了所有主张信仰自由的人们，也烧死了莱昂和茜丝娜。诗人指出莱昂和茜丝娜虽死，他们的精神必将得到发扬，幸福社会必将到来。这首诗热情地歌颂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当时法国革命正遭受挫败，封建王朝复辟，雪莱并不因为封建势力的一时猖獗而对前途失去信心，他相信封建反动派必然覆灭。雪莱在诗中虽然肯定法国革命，但他主张人民斗争的主要手段应该是说理和宣传，而不是武力。 1818年3月雪莱去意大利，常常和拜伦交往。同年，雪莱作《裘利安和麦代洛》一诗，是在威尼斯和拜伦争辩后写的，麦代洛指拜伦，裘利安指雪莱自己。裘利安想要说服麦代洛，劝他不要悲观绝望，指出人类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未来大有希望。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写于英国劳资矛盾尖锐化、欧洲民族运动高潮时期。作者在序言中指出，他虽然沿用埃斯库罗斯的情节，但是改变了妥协的结局。诗剧一开始写普罗米修斯被代表社会压迫和专制的天神尤皮特拴缚在高加索的岩石上，受着长期痛苦的折磨，但他坚毅不屈，拒绝向暴君投降。世上充满着专制和神权带来的罪恶和苦难，但是预知未来的精灵说人类是有希望的，因为人类有反专制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还有哲学家的智慧和学问以及诗人的创造和理想。精灵又指出“痛苦”是“爱”投下的影子，这使普罗米修斯渴望看见别离已久的爱人，海洋的女儿，美貌的亚细亚。第二幕写亚细亚在美丽的山谷里迎接春天和黎明，预感到即将和普罗米修斯重逢。她和妹妹潘西亚来到了象征变革必然性的冥王那里，变革的时机终于来到，亚细亚显示了惊人的美貌。时间神使亚细亚和普罗米修斯重新团圆，又把冥王带到尤皮特那里。冥王把尤皮特拉下宝座，象征力量的神赫拉克勒斯解放了普罗米修斯。时间神在第三幕结尾时描写了解放后的面貌： 看啊，宝座上已没有君主，人与人 像精灵一样，彼此并肩而行。 …… 宝座、祭坛、法庭、监狱；里里外外 都是些无知的愚人在背负着 朝笏、王冠、宝剑、锁链与典籍， …… 这些已是人类不复记忆的鬼魂。 …… 令人厌恶的假面具已经撕下，人之上 已没有王，人人自由，不受限制， 人人平等，不分阶级、种族、国家， 没有畏惧、崇拜、地位和头上的君主， 人是公正的、温和的、有智慧的…… 诗剧的最后一幕是整个宇宙欢呼新生和春天再来的颂歌。旧时代被埋葬了，时间和人类思维的精灵庆贺并歌唱着人灶未来的光辉成就。诗歌艺术和科学将为人们所享有，“爱”将替代“恐惧”而使世界成为乐园。温和、美德、智慧和忍耐将重建大地。诗剧中普罗米修斯和天神尤皮特的斗争，表现了法国革命失败后英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封建反动势力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尽管在雪莱创作的年代里，以动势力猖獗，以俄、普、奥为核心的“神圣同盟”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大肆镇压，但雪莱对斗争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他相信历史必然要将骑在人民头上的专制君主赶下宝座，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乐园必然取而代之。诗剧的缺点在于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看法是唯心的，宣扬宽恕、仁爱等道德品质。诗人虽然强调反专制暴政的不屈斗争，但也把抽象的人类“爱”作为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 在这首诗中，诗人除了中心人物以外，还创造了许多以神话为依据的精灵和代表自然界各种力量的精灵。这些精灵象征宇宙中运行无极、变化有矩的力量，也象征现实中一切变革的动力。诗剧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的磅礴的抒情风格，诗人把普罗米修斯的解放摆在全宇宙范围内加以颂扬，给人以巨大空间的感觉和万物迅速变化与运转的感觉。 历史剧《钱起》(1819)是根据罗马钱起家族的遗稿所记述的史实写成的。剧本写女主人公的父亲佛兰切斯科·钱起专制暴虐，害死儿子，奸淫女儿，作践妻子。他这种暴戾行为受到封建君主和教皇的纵容。女儿贝雅特里齐是一个纯洁、美丽的少女，她起初企图说服父亲，后来又求救于教会和法庭，但全归失败。最后她和继母、兄弟派人暗杀了钱起，他们被教皇判处死刑。剧本的女主人公敢于以暴抗暴，但作者认为她应该以仁爱感化罪恶，由于她采用暴力，才导致了悲剧的结局。 1819年创作的政治抒情诗是雪莱的杰出成就。他虽然被迫离开英国，却时刻关心国内斗争。彼得卢的大屠杀激起诗人的无比愤怒，他写了好几首优秀的政治诗，如《致英国人之歌》、《写于卡色瑞执政时期》、《十四行诗：1819年的英国》、《专制暴君的化装舞剧》等。在《专制暴君的化装舞剧》中，诗人描写屠杀、欺诈、虚伪、暴政等罪行戴着英国内阁反动大臣和君权、神权、法权等面具，和刽子手们一起排成行列，在被屠杀的工人群众的血泊中耀武扬威地游行。但是诗人指出人民胜利的希腊并未消失，而是在日益增长，大地正号召人民奋起。雪莱把劳动者受奴役的处境和自由的未来作了对比，自由对工人来说是劳动的自由，是丰足的生活，对富人来说应该是约束和惩罚。他认为只要群众坚定、勇敢、团结一致地向统治阶级示威，统治阶级必然会感到他们的血腥镇压是可耻的，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必能争得自由。《致英国人之歌》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斗争，在宪章运动时期成为广大工人的战歌。雪莱指出，物质财富甚至武器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必须为他们自己所占有。在这些政治诗中，他从启蒙思想出发，认为人人应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并表明他对劳动人民怀着深刻同情，已意识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但雪莱强调人民只要觉悟起来，就可以用“精神”力量战胜统治者。这些诗采用人民熟悉的语言，辞意通俗，号召力强，对后来宪章派诗歌很有影响。 20年代初民族运动的高涨在雪莱作品中也有强烈的反映。他写了《自由颂》、《自由》、《那不勒斯颂》、《给意大利》等政治抒情诗。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被镇压后，民族运动的中心移到希腊。作者最后一部抒情诗剧《希腊》(1822)是献给争取民族独立的希腊人民的，反映了诗人对民族运动的同情和支持。雪莱根据当时的报刊记载，描写了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侵略者的英雄事迹，还预示了希腊未来胜利的远景。 雪莱晚期的抒情诗中最著名的有描述自然景物的《西风颂》(1819)、《致云雀》(1820)、《阿波罗赞歌》(1820)等。《西风颂》抒发了诗人豪迈、奔放的革命热情，西风虽然摧残了一切，但也播送了新生的种子。诗人希腊自己化为西风，把他对未来的预言传遍人间。他说：“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么?”《致云雀》一诗模拟云雀高飞的节奏，云雀一边高蹿，一边歌唱，愈唱愈响亮，愈飞愈高。诗人一边倾听云雀的歌声，一边希望自己的歌声也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希望。雪莱描写的自然景物往往体现着他对实物的细致观察，风格时而奔放不羁，时而婉转悠扬，语言富有音乐性，比喻丰富恰当，通俗易懂。 雪莱的《诗辩》(1821)是一篇未完成的论文，它阐明了英国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观点。雪莱根据丰富的史料，论证了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和社会相联系的，也论证了文学的教育作用。他肯定荷马创造了时代的理想人物，能吸引读者去效法他们：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雄人物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但丁是中古欧洲的启蒙者，文艺复兴的先驱；弥尔顿在愚昧的复辟时期创造了撒旦的光辉形象，具有反专制的道德力量。他又指出希腊衰亡时期诗歌的腐朽堕落和当时的社会力量。他又指出希腊衰亡时期诗歌的腐朽堕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有关，英国复辟时期的戏剧也是如此。雪莱强调诗歌在他那时代也该起改造社会的作用。雪莱还认为诗人“不但深刻观察了现在的实际情况，发现现存事物应该遵守的法则，而且还从现在观察到将来”。但他抹杀文学的渊源来自生活，强调诗歌反映的是永恒的真理和不变的人生，夸大诗人和诗歌的作用，他把诗人称为立法者和先知，断言诗歌改造社会的作用胜过实用技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雪莱也过分强调天赋和直觉、灵感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尽管雪莱有这些思想上的局限性，但同拜伦相比，他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更多地向前看，因而恩格斯称他为“天才的预言家”。 约翰·济慈(1795-1821)出生于伦敦一个小业主家庭，当过药剂师的学徒，后来放弃学医，专事创作。1817年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包括《读恰普曼译荷马》、《蚱蜢和蟋蟀》等)。这些诗表现了他对古典诗歌的爱好和描写自然景物的才能。1818年所写的长诗《安狄米恩》以希腊神话为素材，记述牧人安狄米恩寻找月神的故事，象征诗人追求理想的过程。诗人把现实社会的丑恶同大自然、诗歌、友谊、爱情的美相对比。 1819年是他创作的高峰，他写了许多抒情叙事诗、颂歌和十四行诗。《圣阿格尼斯节前夕》和《伊莎贝拉》两诗写青年的爱情，流露出作者反对封建专制家庭压制自由恋爱的思想。在艺术上，济慈极力渲染浪漫主义气氛，追求绘画和雕塑中的色彩感和立体感。《秋日颂》表现秋天丰熟的景象和诗人自己的感官陶醉。《希腊古瓮颂》描绘古瓮上被艺术家所凝固了的生活图画，诗人认为这比变幻无常的现实生活更美丽，代表了永恒的美。未完成的诗《海庇里安》(1818-1819)通过新旧两代天神之间的斗争，说明新的更美好的一代必将代替旧的一代。 济慈的作品主要以刻画鲜明具体取胜，他所写的景物具有实物感，这是同他追求美感以逃避现实的思想分不开的。尽管他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满的一面，他的诗歌却常常带有显著的唯美主义色彩。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保守的律师家庭，曾当过律师，后来专事写作。18世纪资本主义在苏格兰得到发展，英国资本也大量渗入，破坏了苏格兰的封建经济和长期保存下来的氏族制度 ，引起苏格兰广大阶层特别是农民对英国的仇恨。司各特一生坚持保守的政治立场，留恋被资本主义破坏了的宗法社会，但以同情的态度描写苏格兰农民，反映了强烈的民族感情。恩格斯充分肯定司各特的小说的认识价值，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马克思也十分爱读司各特的小说。1866年他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在最近一次病中不得不停止工作，“而且甚至使我不能阅读任何东西，除了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以外。” 司各特自幼喜爱苏格兰的民间歌谣和故事，很早就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803年出版《苏格兰边区歌谣集》，总结了这一时期他采集校订民间文学的工作。他还致力于收集各国民间文学，并译过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 司各特最早的作品是一些长篇历史叙事诗，如《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1805)、《马密恩》(1808)、《湖上夫人》(1810)等。这些叙事诗一般写中古氏族之间、苏格兰和英格兰封建主之间的斗争，情节曲折，带有恐怖、神秘的浪漫主义气氛。近似湖畔派诗人的某些作品；但作者注意刻画民间风尚、民族精神和民众场面，这是他独有的风格。 司各特在43岁时开始写小说，一共写了约30部，第一小说《威弗莱》(1814)叙述1745年苏格兰民族领袖图谋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故事，反映了苏格兰人民的反英情绪。接着他又写出《盖·曼纳林》(1815)和《好古者》(1816)。这些最早的小说已经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历史、民俗民情和下层人民生活的强烈兴趣，也表现了他的保守的封建地主立场。 描写苏格兰生活最杰出的作品是《修墓老人》(1816)、《罗伯·罗伊》(1817)和《中洛辛郡的心脏》(1818)。《修墓老人》叙说1679年苏格兰清教徒为反对英国国教主教制举行起义、被英王詹姆斯二世镇压的故事。这次起义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延续。詹姆斯力 图恢复革命前的封建制度，镇压那些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清教徒。小说的主人公莫顿是一个温和的长老会派的清教徒，他在激进的长老会派约翰·巴尔福的激励下参加起义，成为他们的领导者之一。小说以不少篇幅记述苏格兰起义者的群众场面和他们的英勇、坚定与愤怒。他们最初取得了胜利，但由于缺乏组织和准备，终于失败，莫顿和其他一些领袖被捕。作者描绘了清教徒领袖麦克布莱尔在残酷的审判中所表现的坚毅不屈的气概，使旁观者动容，但是作者又把起义的坚定分子写成宗教狂热者或褊狭的过激分子。中特写约翰·巴尔福惨死，莫顿由于和贵族的联系，只受到放逐的处分，最终回国和他相爱的贵族女子结婚。“光荣革命”后，作为清教徒的威廉三世取代詹姆斯，巩固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缓和了清教徒的反抗情绪。作者对苏格兰人民怀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也反对保皇党中最凶恶的上层，在政治上倾向于资产阶级妥协的托利派。 《罗伯·罗伊》以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雅各派1715年暴动为背景，写英国北方贵族奥斯包狄斯东一族两支之间的纠纷。一支在伦敦经营海外贸易，成为金融巨头，另一支在英国北部拥有封建庄园，过着典型的地主式的生活。伦敦一支的弗兰西斯由于同另一支的拉斯里发生争执，到苏格兰山区向罗伯·罗伊求援。罗伯·罗伊是苏格兰氏族后裔，作者歌颂了这个抗击英国压迫的英格兰民族英雄，写他为生活所迫，忿而为盗，盘踞险峻的山区，在民间行，并率领部族同英军英勇作战。 “中洛辛郡的心脏”指的是爱丁堡监狱。小说开始时写1736年在爱丁堡发生的苏格兰市民反对英国统治者的暴动。市民因同情一个被处死的走私贩而向市警示威，但是警备队长卜丢司下令枪杀群众，因而被判死刑。后来英国王后下令缓刑，激起市民的极大忿怒。群众在走私贩的伙伴罗伯逊的领导下举行暴动。他们从狱中揪出卜丢司，把他处死。小说描写了炽热的群众场面，表现了群众的机智、团结、镇静和有组织的行动。小说的主要情节却是写苏格兰农民迪恩斯一家的遭遇。迪恩斯的次女爱菲因有杀婴的嫌疑，被监禁在“中洛辛郡的心脏”里。姐姐珍妮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她不肯伪造见证来拯救妹妹，宁可历尽艰苦徒步到伦敦去，以同乡的情谊请求苏格兰贵族亚盖尔公爵帮助，最后见到王后，使妹妹获得特赦。作者从民族立场同情苏格兰市民和手工业者的反英暴动，并以深厚的同情刻画了农民的女儿珍妮。但是他用理想化的手法来描写苏格兰贵族和农民之间的亲如一家人的宗族关系，反映了他的保守的政治立场。小说还在最后以罗伯逊为中心安排了一些离奇曲折的情节。 司各特还写过许多有关英国和法国历史的著名小说，如《艾凡赫》(1820)、《肯纳尔沃思堡》(1821)、《昆廷·杜沃德》(1823)等。《艾凡赫》是作者第一部描述中古生活的作品，背景在十二世纪末的英国。小说中的主要矛盾是撒克逊贵族和诺曼贵族、被征服者和征服者之间的剧烈斗争，作者同情被征服的撒克逊贵族，支持撒克逊的自由农民。小说通过主人公撒克逊贵族后裔艾凡赫的冒险经历，描写了比武、攻打城堡、骑士爱情、绿林侠盗的生活等场面，生动地再现了12世纪英国的民族矛盾、民族风尚和各阶层的生活。作者把国王狮心理查写成正面人物；他英勇、正直，对撒克逊族一贯友好。撒克逊贵族和农民都支持狮心理查，反对傲慢、凶残的诺曼贵族和理查的弟弟、企图篡位的约翰。他们终于粉碎约翰和诺曼贵族的阴谋，狮心理查保住了王位。小说中的自由农民就是民间传说的侠盗罗宾汉和他的伙伴们。他们的活动丰富了小说的人民场面。 《肯纳尔沃思堡》主要写16世纪伊利莎伯朝恃权争宠的大臣莱斯特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声名地位，残杀了和他秘密结婚的妻子。作者也以生动的细节描写了伊利莎伯女王，宠臣萨塞克斯和莱斯特两大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莱斯特公爵的城堡肯纳尔沃思举行的招待女王的盛大宴会和各种反映历史、传说的化装表演。小说还穿插了不少伊利莎伯时代的文坛轶事和有关民间艺人、药师、巫师、小酒店生活的记述，使小说成为一部丰富多彩的风俗史。 1825年英国发生经济危机，和司各特有联系的出版公司破产，使他负债13万英镑。司各特写书偿债，因而损害了健康。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取材于12世纪以后的历史，善于描写历史上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往往把一些个人的遭遇同巨大的历史变革结合在一起，给人民以较为显著的地位。他的作品从民间文学中吸取养分，富于生动的地域特点和民族色彩，规模宏大，情节离奇曲折，场面绚丽动人。他擅长通过风景和环境来烘托气氛，并把它们和故事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他的小说为此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欧洲许多著名作家推崇他的作品，有些还受到他的影响，如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大仲马，俄国的普希金，意大利的曼佐尼等。 第四节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和雨果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89-1794)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尖锐，国内有保皇分子的阴谋破坏，国外有欧洲封建联盟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派别斗争。在短短的五年中，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789年7月到1792年8月是自由主义贵族阶级、国王和大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阶段；1792年8月到1793年6月是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党执政的阶段；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是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党专政的阶段。雅各宾党体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的利益，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最坚决的代表。这种复杂而尖锐的政治斗争在当时戏剧、散文和歌曲里得到强烈的反映。 这个时期的戏剧比较重要的有悲剧和时事短剧。悲剧取材于历史，或者歌颂罗马时代的英雄事迹，或者揭露法国历史上的封建罪恶和宗教迫害。其目的是借古喻今，服务于当时的革命事业。玛利—若瑟夫·谢尼耶(1764-1811)是写这类悲剧的著名作家。他的时事短剧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没有复杂的情节，它是革命斗争中逐日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舞台上迅速的记录和直接的反映，颇为革命观众所欢迎。 为了鼓动和宣传的需要，演说和政论文盛极一时。在封建专制时代，演说主要是统治阶级用以宣传宗教的工具。资产阶级革命给演说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听众，因而演说体散文获得迅速的发展。这个时期著名的革命领袖马拉(1745-1793)、丹东(1759-1794)、罗伯斯庇尔(1758-1794)等人也都是著名的演说家。法国在革命以前没有日报，只有杂志和不定期的报纸，而且内容都是属于文学、科学和宗教方面的，不涉及政治。革命爆发以后，创办日报之风大兴，于是与演说文相类似的政论文也应运而生。 革命时期歌曲创作极为丰富，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创作，有的出自职业作家之手。在当时传播最广的歌曲中，《一切顺利》(1790)反映法国人民在革命艰苦时期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情绪；《卡尔马纽勒歌》(1792)讽刺路易十六和王后阴谋叛国、逃亡未遂的可耻勾当。卢歇·德·利勒(1760-1836)的《马赛曲》(1792)显示了法国人民保卫祖国、铲除封建暴君的坚强意志，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的战争中起着“共和国最高统帅”(拿破仑语)的作用；玛利—诺瑟夫·谢尼耶的《出征歌》(1794)表达了前后方人民奋起杀敌、捏卫共和的愿望。歌曲是法兰西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扬。革命时期的歌曲诙谐轻快，充满战斗激情，它是法国人民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光辉体现。它对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产生过影响，而且也为巴黎公社时期的诗人们所批判继承。 玛利—若瑟夫·谢尼耶的哥哥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的诗歌也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他的早期作品表现出享乐主义的倾向，以及希腊、罗马抒情诗的影响和造型艺术的特征。《牧歌集》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外他还写过一些科学诗，歌颂科学发明和启蒙思想。1789年革命爆发时，他同情革命，发表了迎接自由的颂歌，但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期，他却参加君主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反对雅各宾革命政权，因而被判处死刑。囚禁期间，他写了《古体讽刺诗集》(1794)，以正义的化身自居，对雅各宾政权进行恶毒咒骂和诬蔑，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 安德烈·谢尼耶在诗体改革方面作出大胆的尝试，反对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代作品。他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死后25年，他的诗集才出版问世。他的诗受到浪漫派诗人的重视，对19世纪60年代巴拿斯派也产生了影响。 1794年雅各宾政权被推翻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随之建立；人民群众的处境日益恶化；巴贝夫的秘密组织——平等社的活动遭到失败，保皇党的叛乱不断发生。拿破仑以平息国内叛乱和击退国外封建联军而震动全欧，但随之而来的是波旁王朝的复辟。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查理十世执政，是波旁王朝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极端保皇分子进入内阁，天主教教会势力更为猖獗，这样就促成了人民群众反对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1830年七月革命后，掠夺革命果实的银行家统治着法国，金融资产阶级进入全面胜利和巩固时期，但同时，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一时期法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折之中，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尖锐。封建势力妄图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渴望实现革命的理想。消极的和积极的浪漫主义流派就是上述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卢梭的学说起过重大的作用。卢梭宣扬个性解放，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肯定感情是人的思想行为最奥秘的源泉。卢梭这种关于感情的学说，成为后来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基础，导致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形成。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也受到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这个时期，其他国家的作品大量地被介绍到法国，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席勒以及意大利但丁的《神曲》、西班牙的民歌。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使法国作家扩大眼界，在促使他们摆脱古典主义法则的束缚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在法国是同时出现的。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是夏多布里盎，而他的同时代人斯太尔夫人则有积极浪漫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反对古典主义，但在政治上并不一致。夏多布里盎是正统王朝的拥护者，斯太尔夫人则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属于消极浪漫主义的还有19世纪20年代开始登上文坛的拉马丁和维尼。 1824年以后，以雨果为中心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开始显示他们的力量。20年代后，法国人民反波旁王朝斗争的高涨和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是促使积极浪漫主义者展开活动的重要原因。民主主义诗人贝朗瑞在这个时期的歌曲创作，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理论著作《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1825)，都在不同情况下有助于积极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展。1827年雨果发表了《克伦威尔序言》，全面提出浪漫主义的纲领，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史上一件大事。《序言》从戏剧角度猛烈抨击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强调自然中的一切都可成为艺术题材，并提出对照原则，认为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两种不同要素的对比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的任务就在于再现一切事物的对比，他指出古典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只描写“崇高文雅”的一面，而忽略了“丑怪粗野”的一面。同时《序言》也提出艺术选择问题，认为艺术是自然的集中而强烈的表现，不是单纯表现事物本身；艺术的真实是一种高于现实的真实。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必须进行选择，不是选择“美”的东西，而是选择有特点的东西。《序言》还涉及了描写地方色彩、韵文体优于散文体以及吸取普通语言等问题。尽管《序言》有些看法是错误的，例如认为基督教把人类引进新的发展阶段，并根据基督教宣扬的“善”与“恶”两种因素构成人的本性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提出艺术上的对照原则；但就其总的精神来说，《序言》还是强烈地反映了1830年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公开决裂，也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继续分化，对当时文坛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积极浪漫主义不但有它的纲领，而且有它的刊物(《地球》)、组织(“第二文社”)和基本队伍，参加这个队伍的除了作家以外，还有画家和雕刻家。1830年2月雨果的《欧那尼》上演，剧本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以及演出时剧院中那场激烈的斗争，显示着积极浪漫主义反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的胜利。 消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勒内·德·夏多布里盎(1768-1848)出身于旧贵族家庭。法国革命爆发后，他曾至北美旅行，后来因在反革命战争中受伤，流亡伦敦，在那里发表了反对启蒙思想的《革命论》，并着手撰写《基督教真谛》。1800年他发表中篇小说《阿达拉》(《基督教真谛》中一个片段)，1801年，正当拿破仑和罗马教皇签订合作协定之际，《基督教真谛》全书出版，对于恢复宗教势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他又将书中另一个片段《勒内》抽出，和《阿达拉》合印出版。 《阿达拉》描写爱情和宗教的冲突，结果宗教战胜了爱情。作者在这里力图使人相信基督教的“庄严伟大”，宣扬原始罪恶、惟有基督教能使人免遭尘世苦难等反动观点。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印第安女子阿达拉爱上异教徒夏克塔斯，但是由于母亲许过愿把她献给上帝，她不敢违背誓言，让母亲在来世受苦，于是服毒自尽。阿达拉临终时，由于传教士对她进行天国的说教，她也就不再感到死亡的痛苦。夏克塔斯曾经因为阿达拉的死而诅咒过天主教的残酷，最后也与天主教和解了。在《勒内》里，夏多布里盎以他自己为蓝本，描写一个没落贵族青年的形象。勒内为了追求“无名的幸福”，焦躁不安，四处飘泊，抱怨宇宙人生，而对死亡和荒凉残破的景物则特别留恋。勒内这种宿命论的、无法解脱的忧郁心情，实际上是被剥夺了特权的贵族阶级对法国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夏多布里盎对勒内这个人物抱有无限的同情；他把他写成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并认为这种不幸正是出身高贵的勒内与众不同之处。假如说，作者在《阿达拉》里，力图使人相信基督教的“庄严伟大”，那么在这里，就是要挽救那个注定要灭亡的贵族阶级的威望。 夏多布里盎在政治上一直忠于正统王朝，波旁王朝复辟他又恢复政治活动，成为当时法国反动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角色。在创作方面，夏多布里盎还写了小说《殉道者》(1809)、《纳契人》(1826)、《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的艳遇》(1826)、游记《巴黎至耶路撒冷之行》(1811)和自传《墓外回忆录》(1850)等作品。 夏多布里盎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些影响，按其性质来说，又是复杂的。他散布了中古基督教的有害的偏见，也对中外文化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扩大了自然描写的范围，使海洋、山岳、森林、陵阙等巨型景物进入文学领域，但他笔下的自然景物都是为他的消极反动思想服务的。他创造了“世纪病”的病态形象；年轻一代的浪漫派作家，特别是拉马丁和维尼，都受到这一病态的意识形态的感染。他提出历史比较的文学批评方法，反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但这也不过是为了维护他本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文艺上的改良主义措施而已，因为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来看，在当时已经不能继续很好地为封建贵族政治服务了。 夏多布里盎的文体，矫揉造作，炫耀辞藻，但这仍然无法掩盖思想内容的虚伪性和反动性。马克思曾对夏多布里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和最反常的方式把18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19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还指出：“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18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廷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 20年代登上文坛的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阿勒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生于旧贵族家庭。1820年他发表《沉思集》，歌颂爱情、死亡、大自然和上帝。对拉马丁来说，人生是痛苦和失望的源泉，因而他把理想寄托在已经消逝的事物和天堂的幻想上面，或者向大自然寻求安慰。拉马丁在《新沉思集》(1823)和《诗与宗教的谐音集》(1830)中继续发挥《沉思集》的主题，但忧郁的气氛已被作者日益明确的宗教信念所代替。拉马丁在一切现象背后都看到上帝的存在，于是一切现象都成为他赞美上帝的借口。 拉马丁早在20年代就已经开始政治生活，1830年7月革命后，逐渐从保守立场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宣传人道主义思想，强调要使诗歌为宣传自己的思想服务。1836年发表的史诗《若瑟兰》反映了拉马丁在这个时期的精神面貌。若瑟兰是一个年轻教士，为了履行宗教职责，他牺牲了对罗朗丝的爱情，在僻远的山村里，过着隐忍、虔诚的生活，救济贫困，宣传热爱宇宙万物的泛神论思想。尽管《若瑟兰》描写阿尔卑斯山的自然景物和乡村生活，但作品的中心思想却是反动的，作者在这里力图把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调和起来，用“博爱仁慈”缓和阶级矛盾，美化宗法社会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马丁作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在1848年2月革命中起了“削弱无产者的革命斗志”的作用。 另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诗人阿勒弗莱·德·维尼(1797-1863)，贵族出身。1835年他发表由三个中篇小说组成的集子《军人的屈辱与荣誉》，根据自己过去军营生活的回忆，描述士兵的悲惨命运。同年演出《查特顿》，剧本取材于18世纪英国青年诗人查特顿因贫困而自杀的故事，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统治的罪恶。1837年以后，维尼开始过离群索居的生活，走进“象牙之塔”。遗著《命运集》(1864)是他在诗歌方面的代表作。 维尼是一个反映没落阶级情绪的哲理诗人。他生活在资本主义获得胜利的社会中，眼见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必然遭到灭亡，因此感到绝望(《摩西》)。他悲叹爱情和大自然并不能给人安慰(《参孙的愤怒》、《牧童住宅》)，甚至上帝也同大自然一样冷酷无情(《橄榄树山》)。他这种对旧制度必然遭到灭亡的认识和对旧制度所抱的孤臣孽子的心情，使他摆出一副忍苦傲世、消极沉默的态度，来对抗历史的前进。维尼采用象征的手法，把他个人的矛盾和痛苦说成是全人类的。他的诗给60年代巴拿斯派铺平了道路。 19世纪初，对积极浪漫主义起过重要作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斯太尔夫人(1766-1817)，是瑞士银行家、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内克的女儿。她早年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崇拜卢梭。斯太尔夫人最初拥护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在雅各宾党开始专政时，她曾怀着惊恐的心情一度离开法国。拿破仑执政后，她在巴黎的沙龙成为不满拿破仑独裁政治的人们的活动中心；另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政论家、中篇小说《阿道尔夫》(1807)的作者班加曼·贡斯当(1767-1830)是这个沙龙中的重要人物。1800年斯太尔夫人发表《论文学》，其中对自由的颂扬，实际上是对拿破仑的公开挑战。1802年发表的小说《黛菲妮》，因为带有反教会的倾向，同拿破仑与罗马教皇签订合作协定的政策相抵触，引起了拿破仑的不满。从这时起，斯太尔夫人开始她的流亡生活，游历欧洲各国。1807年小说《柯莉娜》出版，1810年她写成《论德意志》。在这时期，自由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在斯太尔夫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她力图同拿破仑政权和解，并且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但对拿破仑垮台后的波旁王朝复辟，她还是采取反对的态度。欧洲封建联军进占巴黎的消息，使她感到万分痛苦。她说法兰西是她的祖国，法兰西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 作为小说家的斯太尔夫人，在《黛菲妮》和《柯莉娜》两部作品中，第一次在法国文学领域提出妇女自由权利和社会传统习惯之间的矛盾的问题。黛菲妮是一个天真热情的女子，可是她的坦率的行为，不但为封建道德和教会偏见所不容，而且始终得不到情人莱昂斯·德·蒙多维勒的谅解，最后服毒自尽。柯莉娜是一个渴望个性自由、热情奔放的意大利女诗人，年幼时备受继母的歧视和迫害，后来和英国青年奥斯华尔德相爱。但是奥斯华尔德出身于清教徒家庭，性情拘谨，终于牺牲对柯莉娜的爱情，遵照父亲的遗嘱，和一个符合贤妻良母标准的女子结婚，致使柯莉娜感到绝望，抱疾而终。黛菲妮和柯莉娜二人临死时都同天主教和解了，把实现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梦想上。斯太尔夫人力图证明社会传统势力不可避免地要战胜个人意志和个人热情。两个女主人公对社会传统发出抗议，而最后又屈服于宗教信仰。她用皈依宗教来解决她们的命运问题。在这里她所表现的摇摆和软弱立场，对当时自由资产阶级来说，是有代表性的。 斯太尔夫人对文学理论和批评也有所贡献。她在这方面的许多见解，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和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她在《论文学》中着重阐述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代替古典主义文学法则，认为批评家应该从产生作品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理解和说明作品的特征，而不是像古典主义者那样，用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时代的文学。在《论德意志》中，斯太尔夫人介绍了德国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阐述了在《论文学》中已经提出的南方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和北方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相对立的论点。她猛烈抨击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和妨碍创作自由的以希腊、罗马文学为规范的古典主义法则。她认为受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将比过去的文学更有力量，更有独创性，因为它是在本民族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反映了本国的历史和宗教。她提出“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来感动我们自己”。她还强调法国应向莱茵河彼岸的作家如歌德、席勒、史雷格尔兄弟等学习。 法国民主主义诗人和歌手彼埃尔—若望·贝朗瑞(1780-1857)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他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度过他的童年，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先后当过旅店雇工、排字工人、店铺学徒、图书馆馆员。他于1798年开始创作，最初写哀歌、喜剧和歌剧，后来才写歌曲。他的第一首著名歌曲《意弗都国王》(1813)假借十四世纪法国民间故事，讽刺拿破仑穷兵默武的政策。这首歌曲的成功使贝朗瑞更加坚决地从事社会政治歌曲的创作。 贝朗瑞的歌曲创作在复辟时期达到了高峰。路易十八即位后，贝朗瑞就认为自己唯一的任务是要帮助人民群众从白色恐怖下解放出来。《白帽徽》(1816)揭露贵族的卖国行为，讥讽那些要为侵略者的胜利而干杯的流亡贵族。《贵族狗告状》(1814)嘲笑流亡贵族企图恢复封建特权。《加拉巴侯爵》(1816)揭露专横暴戾的大地主的丑态，加拉巴要向“贱民”宣战，威胁他们去履行封建义务，并要把这些特权传给他的后裔。贝朗瑞的笔锋也指向法国反动势力的堡垒——教会僧侣。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满口仁义道德、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天主教，如《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1824)、《教皇的婚礼》等。他的歌曲最初以传单的形式出现，后来才印成集子。复辟政府曾多次逮捕他，但他在监狱里继续斗争，人民群众纷纷起来为他向政府抗议。他的创作在1830年七月革命的日子里成为反波旁王朝的有力武器。 7月革命后，他在政治上摇摆不定，投票赞成路易·菲力蒲为法国国王。但他很快就看出新政权的丑恶本质，拒绝接受7月王朝给他的职位。《七月的坟墓》(1832)表示他对革命后果的失望，于是富翁、大资产阶级成为他在这个时期讽刺的对象。他揭露资产阶级当权者的实质(《蜗牛》，1840)，指控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年老的流浪汉》)，对劳动群众的悲惨命运寄以深切的同情(《杰克》)。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也突出地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对他的影响，流露出不经过暴力斗争便可以消灭帝王的思想。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的歌曲再度发出战斗的号召，预言暴君一定要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洪水》，1847)。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在《死神和警察》里，对第二帝国进行了强有力的讽刺。 贝朗瑞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现实意义。他的艺术特点是形象鲜明突出，有血有肉，概括了一定的社会典型现象。他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法和形式是多样的，故事性、戏剧性比较强。他提问题的方法有时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有时运用比喻和寓言。他的语言纯朴自然，丰富多彩，没有空洞的字眼和华丽的辞藻，是人人都能了解的人民语言。每首歌词都具有和谐的韵律，明快动听。这些特点和民间歌谣，特别是和大革命时期的歌曲有密切的关系。贝朗瑞既继承了这些优良传统，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从而使歌曲成为完美的文艺作品。他的创作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与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歌曲应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文艺观点分不开的。他的歌曲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成为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也遭到反动统治者的诽谤。他死后，有些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又极力贬低他的作品的价值，但是都未能损害贝朗瑞的艺术的光辉。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他的一生占了19世纪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雨果生于法国东部贝桑松，他的父亲是拿破仑部下的军官，母亲信奉旧教，拥护王室。在政治上，青年时期的雨果同情保皇党，1826年开始从保皇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文学上，他从创作歌颂王朝和天主教的诗歌(《颂歌和杂诗》，1822)，从否认文坛上存在着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的分歧，到企图调解分歧(《新颂歌集》，1824)，最后则完全站到新兴浪漫主义一边。这一转变以1827年发表的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为标志。剧本因为不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未能演出。但序言却成为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一篇重要宣言。1829年发表《东方集》，表现出雨果对20年代希腊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同情。诗集除了歌颂希腊独立战争的主题以外，还描写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风土人情，但也有些诗和所谓东方主题无关。1829年出版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呼吁废除死刑，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最早的体现。 1830年2月25日演出他的《欧那尼》。剧本叙述16世纪西班牙一个贵族出身的强盗欧那尼为父复仇、同国王抗争的故事，但是其中的反封建思想很不彻底。剧中国王卡尔洛先是一个暴君，后来又成为开明皇帝；强盗欧那尼原来和国王势不两立，当面斥责他暴虐无道，后来又和他妥协，感恩戴德。主要人物具有骑士精神，封建社会的荣誉观念在这里受到赞扬。作者一方面对封建暴君，又一方面又赞扬封建道德，歌颂开明皇帝，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正是这个时期雨果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反映。不过尽管如此，剧本所包含的反封建暴君的主题，仍然反映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反对复辟王朝斗争的迫切性和尖锐性，因而剧本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在表现形式方面，雨果一反古典主义戏剧的惯例，大量采用奇情剧的手法，如乔装、密室、毒药、宝剑等，以加强舞台效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欧那尼》都体现了《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艺术必须从古典主义“解放”出来这一原则。 雨果热情地迎接七月革命。他在《致年轻的法兰西》(1830)中赞扬革命的胜利，又在《赞美诗》(1831)中歌颂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战士。 1831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的巴黎。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追逐吉卜赛卖技女子爱斯梅拉达，他的“爱”实际上是在道貌岸然的外表掩盖下的罪恶的情欲。圣母院撞钟人驼背的伽西莫多也爱慕爱斯梅拉达，他虽然外形丑陋，他的爱却是“全心全意”的，雨果把伽西莫多写成一个“忠诚”、“勇敢”、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雨果在这里宣扬了“爱情”和“仁慈”可以创造奇迹、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人道主义思想，但同时也对中古教会的黑暗和罪恶进行揭露。孚罗洛一面宣扬禁欲主义，一面对爱斯梅拉达产生邪念，并因劫持未遂而加以陷害，将她置于死地。 既体现中古艺术成就、又体现中古基督教偏见的巴黎圣母院，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十五世纪巴黎的心脏，同时也是小说情节线索的集结点。书中对教堂钟声所作的淋漓尽致的描绘，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钟声使全城活跃，使遭人唾弃的撞钟人伽西莫多暂时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 在小说中，作者还描写了巴黎无产者的武装暴动。雨果看到，这一群被封建社会唾弃的人不仅是反对法官和领主、而且是反对国王路易十一本人的一支力量。国王为法国的统一而同法官、领主作斗争，但又敌视人民群众。小说虽然充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但较之剧本《欧那尼》，具有更为明确的反封建倾向。讽刺的锋芒不只是指向封建贵族，也指向作为封建势力的重要支柱的天主教教会。 1831年，雨果发表《秋叶集》。在这本描写家庭生活和个人心情的诗集里，作者仍然写出了像《朋友，最后一言》这样的诗篇，肯定诗歌的战斗任务，宣称要用刚毅雄健的音调代替柔和平静的歌唱。1832年演出剧本《逍遥王》，演完头一场即被禁止，因为剧本揭露了十六世纪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宫廷的荒淫无耻。中篇小说《穷汉克罗德》(1834)是60年代完成的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的前奏，雨果在这里提出工人因贫困而犯罪的问题，幻想通过道德教育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1835到1840年，雨果出版《黄昏之歌》、《心声集》和《光与影》三部诗集，描写社会政治主题的诗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剧本《吕伊·布拉斯》(1838)通过历史题材，对七月王朝统治集团进行抨击。三、四十年代雨果作品中的揭露性和抗议性不断增强，这是和七月革命后法国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有密切联系的。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雨果这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幻想调和各敌对阶级，寻找君主制和民主制合作的可能，这就导致他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和七月王朝的妥协。他在1841年发表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演说，1845年被接纳为贵族院议员；同时，他作品中的某些神秘思想和悲观情绪，显然也是和他的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分不开的。1843年《卫戍官》上演失败以后，作为一个作家，雨果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848年革命后，特别是1851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后，他的创作才又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阿勒弗莱德·缪塞(1810-1857)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早年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顽皮孩子”，中年以后对人生和社会问题表示关怀。他的第一部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故事》(1830)着力鼓吹狂暴的热情，描写荒唐的事迹和奇异的地方色彩，但同时也对这些时髦题材持一种讽刺态度。诗集《坐着扶手椅观剧》(1832)对异国情调和感伤主义的讽刺更为突出。 1835年，在和女作家乔治·桑的感情破裂后，缪塞写了《四夜组诗》，诗中充满颓废思想。 1836年发表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是一部自传性小说。作者在主人公沃达夫的形象中描写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个感染“世纪病”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按照作者的解释，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和对拿破仑英雄主义的幻灭，是产生沃达夫的怀疑和忧郁的社会根源。在分析这种根源时，缪塞表达了二十年代法国知识青年对拿破仑的怀念和对僧侣当道的复辟王朝的不满。 缪塞还写过一些剧本(《喜剧与格言》)，其中有的取材于历史，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和日常生活，一般都以恋爱心理描写为主要内容。 积极浪漫主义小说家乔治·桑(1804-1876)原名露西·奥朱尔·杜邦，是拿破仑时代一个军官的女儿。乔治·桑从中学毕业，就对政治、文学和舞台艺术发生浓厚的兴趣，尤其崇拜卢梭的学说。她18岁时和杜德芳男爵结婚，因婚姻不幸，九年后离家出走，到巴黎从事文艺创作。1832年发表《印第安娜》，获得很大的成功。接着她又写成《华伦蒂纳》(1832)、《莱莉亚》(1833)、《杰克》(1834)等小说。这些小说的中心内容，都是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妇女命运问题。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对阻碍妇女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揭发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乔治·桑在争取妇女婚姻自由和社会会地位的同时，也歌颂爱情至上的思想。 四十年代，乔治·桑认识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拉曼奈(1782-1854)和彼埃尔·勒鲁(1797-1871)等人，并积极参加他们的宣传活动。从这里起，乔治·桑在创作上便从“个人问题小说”转入“社会问题小说”，写了《周游法国的旅伴》(1840)、《安吉堡的磨工》(1845)、《安多亚纳先生的犯罪》(1847)等作品，其中的正面人物全是一些主动放弃特权的善良仁慈的贵族。作者力图证明“仁慈”、“博爱”可以导致阶级合作，幻想实现所谓社会主义的理想生活。 1848年革命以后，由于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对革命前途感到失望，乔治·桑放弃巴黎的政治生活，隐居到故乡的庄园中，写她在1846年即已开始写作的田园小说。这类小说如《魔沼》(1846)、《小法岱特》(1849)、《弃儿法朗莎》(1850)等，虽然对农村资产者的自私自利和重利盘剥提出谴责，却也大大美化了小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村生活：宁静的大自然，淳厚的习俗，友爱的爱情；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满足于现状，不要求摆脱个人的不幸命运，对社会重大问题更是漠不关心，一切都沉浸在牧歌气氛之中。1848年以后，乔治·桑的小说和戏剧大力维护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 ，表现出严重的保守倾向。她晚年还写过一些关于十七世纪上流社会生活的小说，这表明她离开她当时的现实斗争越来越远了。 乔治·桑总共写过百卷以上的文艺作品、二十卷回忆录、大量的书简和有关政治社会问题的论文，在法国拥有广大的读者，也受到欧洲先进作家和理论家的推崇。她的作品虽然有很多缺陷，但毕竟反映了1830到1848年这一时代的民主思想和进步要求，描绘了“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她属于恩格斯在1844年所说的“作家当中的新流派”，而这一流派正是那个“时代的旗帜”。 第五节 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 十八世纪末叶，意大利处于奥地利、西班牙的奴役和各邦封建君主以及罗马教廷的统治下，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意大利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1805年拿破仑取得意大利王位，实施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贵族、教会特权，打击了封建势力，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拿破仑失败和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重新遭受奥地利的蹂躏，封建王朝和教皇政权实行复辟，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但黑暗统治促使人民的民族意识和革命觉悟不断提高，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也在逐渐增长，民族复兴运动蓬勃兴起。贵族自由派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在1820、1821年先后起义，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不依靠群众，起义遭到失败。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意大利资产阶级对于统一和民主的要求愈益迫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取代贵族自由派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力量。1831年，马志尼领导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青年意大利”成立，明确提出建立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不断爆发，特别是1848至1849年巴勒莫、米兰、威尼斯、罗马等地的起义，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猛烈冲击了奥地利侵略者和国内世俗封建主的统治，为未来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民族复兴运动对意大利文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是这一运动在文学上的产物和反映。浪漫主义者强调文学同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联系，采用诗歌、历史剧、历史小说等体裁，讴歌爱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抒发人民渴望独立和自由的崇高理想，诅咒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同时，浪漫主义文学也反映出民族复兴运动的弱点和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少作家脱离和轻视人民群众，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较深，他们在作品中大都只是提出民族问题，而回避社会问题；一些作家在革命低潮时期陷于悲观动摇，有的甚至公开反对革命。 乌哥·福斯科罗(1778-1827)是意大利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家，曾参加反抗奥地利侵略者的斗争。他的作品反映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这一代先进青年目睹祖国的不幸，渴望自由解放，但是找不到出路的情绪。著名长篇小说《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1802)鲜明地表达了意大利爱国者对拿破仑法国的痛苦的失望。另一个早期浪漫主义作家西尔维奥·佩利科(1789-1854)最初是烧炭党运动的支持者，后来投奔反动阵营。他的第一部悲剧《利米尼的弗朗西斯科》(1815)取材于但丁的《神曲》，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但流露出宗教情绪。1818年，他主办第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刊物《调解人》，传播民族复兴的思想。1820年因参加烧炭党活动被奥地利当局逮捕，长期监禁。他出狱后所写的《我的囚徒生活》对暴力革命表示畏惧和厌恶，鼓吹基督教的温顺、宽容。这种错误说教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乔万尼·白尔谢(1783-1851)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的理论家、诗人。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是烧炭党的成员。1821年参加皮埃蒙特起义，起义失败后被迫长期流亡国外；1848年回国参加著名的米兰起义。 他的《格利佐斯多莫给儿子的亦庄亦谐的信》(1816)，被称为意大利浪漫主义的宣言。他在信中提出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原则：诗歌应该描写自然，反映现实，表达同时代人的思想和激情，成为“活人的诗”和心灵的镜子；反对盲目崇尚和模仿古人，脱离时代；诗歌应该跳出上层社会的狭窄天地，“面向人民”；诗歌的形式要突破传统的框框，生动活泼，不受拘束，直接、鲜明地抒发作者的情感。白尔谢所说的“人民”，有时又称“中等阶级”，实际是指资产阶级。他的观点反映了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要求。 长诗《帕尔加的逃亡者》(1821)通过巴尔干半岛帕尔加共和国一个流亡者的叙述，描写土耳其的野蛮侵略给他的祖国带来的悲惨命运。长诗以高昂的激情歌颂帕尔加人民在抗击入侵者的斗争中英勇无畏、宁死不屈的精神，和誓以战斗赢得独立和自由的坚强信念，揭露英国政府对帕尔加人民背信弃义的行径。这首诗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表达了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意大利人民的心声。 爱国主义精神也有力地贯穿在组诗《谣曲集》(1822-1824)里。白尔谢以深切的同情申诉意大利人民在奥地利统治下遭受的深重灾难(《朱丽娅》)，赞颂献身于祖国解放事业、流亡国外的烧炭党人，谴责背叛意大利、镇压人民的封建君主(《克拉丽娜》)，描述意大利人民对侵略者的普遍的憎恨，指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追悔》、《玛蒂尔达》)。组诗《幻想》(1829)回忆中世纪伦巴第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激励现代意大利人民奋起斗争；诗人有力地表明：自由从不赏赐给懦夫，它属于为自由斗争的战士。1831年，波伦尼亚、莫德纳起义爆发，白尔谢立即写了《拿起武器!》一诗，号召人民用武装斗争迎接自由统一的新意大利的诞生。铿锵雄健的诗句“起来，意大利!起来，拿起武器!你解放的日子已经来临!”鼓舞了爱国志士的斗争。白尔谢的诗歌吸取民歌的特点，感情奔放，豪迈有力，人物内心活动刻画得比较细腻。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的重要作家。他出生于米兰一个贵族家庭，外祖父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律师。他自幼接受启蒙主义和伏尔泰思想的熏陶，成年后拒绝继承父亲的伯爵封号。1805到1810年寓居巴黎，受到欧洲进步哲学思潮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曼佐尼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赞助法国革命和本国民族复兴运动，反对教会对民族独立统一事业的干预。1810年，他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企图把启蒙主义和宗教信仰、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和基督教宣扬的平等仁爱的教义糅合起来，这使他的创作充满了复杂深刻的矛盾。 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在曼佐尼的诗歌中得到反映。他十六岁写作的第一首诗《自由的胜利》采用象征手法，欢呼法国革命，赞颂自由、平等对封建暴君和异族统治者的胜利，抨击教会对进步科学文化的迫害。《利米尼宣言》(1815)发出“团结就是自由”的号召，呼吁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1821年烧炭党发动伦巴第起义，他写了颂诗《一八二一年三月》，热忱歌颂在民族解释斗争中英勇献身的战士。这首诗直到1848年米兰起义时才得以问世，在起义者中间广泛流传，成为激励他们斗争的战歌。曼佐尼的诗歌表现出企图在基督教中寻求出路的思想。纪念基督教宗教节日的组诗《圣歌》(1812-1822)宣扬基督教的道德力量，说它给人类带来平等、正义和高尚的情操。纪念拿破仑逝世的抒情诗《五月五日》(1821)，描述这个统治者波澜起伏的一生，把历史解释为天意的体现。 曼佐尼按照浪漫主义戏剧理论创作的两部悲剧，都是取材于历史，借古喻今，表达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关切。在《卡玛尼奥拉伯爵》(1816-1820)的前言里，他尖锐抨击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和主人公必须是贵族的等级观点，主张戏剧反映现实。悲剧的情节取自十五世纪威尼斯和米兰的战争。主人公卡玛尼奥拉具有浪漫主义戏剧中英雄人物的特点，他是农民出身的统帅，品德高尚，骁勇善战，富于献身精神，但最后成为封建君主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作者揭示了这一悲剧的深刻历史原因，认为意大利的四分五裂，长期的封建内讧，导致了各种灾难和外族入侵。他借悲剧的合唱队号召意大利人民团结一致，实现祖国的解放。《阿岱尔齐》(1822)是一部抒情悲剧，通过描写八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对伦巴第王国的征服，谴责外族侵略者发动的战争，指出被奴役的人民不能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于侵略者。作者在这两部作品里也宣扬神秘的天命观念和抽象的博爱精神，因而削弱了悲剧的思想性。 小说《约婚夫妇》(1821-1823)是曼佐尼的代表作，以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统治伦巴第时期为背景。农村纺织工人伦佐和鲁茜亚互相爱慕，准备成婚。恶霸地主堂罗德里戈意欲霸占鲁茜亚，对他们横加迫害。伦佐被迫逃离农村，流亡到米兰，鲁茜亚躲在修道院避难。当地大寨主被堂罗德里戈买通，把鲁茜亚劫持到山寨。寨主正经历着思想危机，对过去罪恶生活感到厌倦和悔恨。他被鲁茜亚的纯洁所感动，在一个红衣主教的启迪下，幡然悔悟，改邪归正。鲁茜亚被护送到米兰。伦佐历经饥民暴动、瘟疫和其他波折以后再次来到米兰，和鲁茜亚相逢，结成美满的婚姻。 小说以广阔的画面，生动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生活。作者把主人公的身世放在当时意大利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予以真实的描写，尖锐地揭露出，西班牙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贵族阶级的统治，造成意大利长期封建割据，内讧四起，经济凋敝，灾荒遍地，瘟疫肆虐的局面。一对农村青年的不幸遭遇，象征着意大利人民的悲惨境况；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奥地利奴役下的意大利的缩影。作者把锋芒明确地指向外来侵略者，触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这一意大利社会最尖锐的问题，使这部历史小说具有了现实意义。 《约婚夫妇》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主人公的小说，其中展示了农民、车夫、船夫、仆人、小手工业者等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热爱劳动、团结友爱、仇恨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的品质。伦佐朴实憨直，富于热情，为了争取幸福，不畏艰险；鲁茜亚心地纯洁，为人善良。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他把被压迫者的高尚品质同封建贵族、恶霸的丑行劣迹互相对照，刻画了后者依仗侵略势力欺压同胞，凶暴贪婪，腐化堕落的丑恶嘴脸，对那些为他们效劳的神甫、律师的趋炎附势、伪善自私进行申斥。 《约婚夫妇》也明显地反映出曼佐尼思想上的局限性。小说宣扬天命观，在铺叙主人公的遭遇的过程中处处让人觉得，由于神明主持正义，赐福弱者，那一对有情人才摆脱了重重困难，获得美满结局。小说谴责教会放弃维护弱者的职责，鼓吹借助基督教来培养高尚的情操，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使他们“摆脱迷津或绝境”。书中的两个重要人物鲁茜亚和大寨主就是按照这种思想塑造出来的。鲁茜亚柔顺、忍耐，浸透着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她不怨恨任何人，即使对待堂罗德里戈这样的大恶霸，她也只是祈求上帝能够“感化”和“宽恕”他，化“横暴”为“温良”。大寨主是和官府、贵族沆瀣一气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但一经红衣主教劝谕，立即“放下屠刀”，痛改前非，致力于“补赎旧日的罪过，救恤贫困”，成为“圣徒”。曼佐尼在这里宣扬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上帝的感召下，共同接受基督教的仁爱思想，根除社会邪恶，企图以此调和阶级矛盾。这种思想反映了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弱点：既要求推翻封建压迫，取得民族解放，又害怕高涨的革命运动，因而幻想用道德感化的方法同强大的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实行妥协。 《约婚夫妇》为意大利历史小说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这种体裁风行全国，产生了许多借过去的斗争来表达民族复兴运动思想的历史小说，如古埃拉齐的《佛罗伦萨围困记》(1836)、尼埃沃的《一个意大利人的忏悔》(1867)等。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是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诗人，出生于教皇辖地一个落后偏僻的城镇雷康那蒂。父母亲是破落贵族，思想保守，作风专横。他自幼攻读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最初接受卢梭、伏尔泰等的启蒙思想，反对国内外封建主的压迫和教会的权势，强烈要求改变祖国的现状。 莱奥帕尔迪最优秀的诗篇同早期民族复兴运动的高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18年，他写了两首著名的颂诗：《致意大利》、《但丁纪念碑》。《致意大利》歌颂意大利过去的光荣，哀悼它现在遭受的屈辱。诗人把意大利比作一个遍体鳞伤、身戴镣铐、掩面哭泣的妇女，他对祖国蒙受的灾难表示羞愧和悲愤，谴责意大利的儿女们忘记本民族的光荣历史，放弃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卑怯行为： 没有人为你战斗? 没有一个儿女保卫你? 武器，把武器给我! 我将独自战斗， 独自捐躯沙场。 啊，天哪，愿我的鲜血化作烈火， 燃烧在意大利人的脸膛! 在《但丁纪念碑》里，诗人呼吁意大利人放弃对和平的幻想，不再为侵略战争流血，并以伟大爱国者、争取自由的战士但丁的形象，激励同时代人继承意大利的光荣传统，从祖先那里汲取荣誉感和力量。 随后写作的几首诗歌《致安杰罗·玛伊》(1819)、《为保丽娜姊的婚礼而作》(1821)、《致球赛优胜者》(1821)，贯穿着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诗人要求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著作当作光复祖国的精神武器，呼吁母亲们为祖国养育健壮的一代，要青年们锻炼体魄，以拯救意大利，夺取胜利。 二十年代初，莱奥帕尔迪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烧炭党运动接连遭到奥地利统治者的残酷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822年，他毅然离开“活人的墓穴”雷康那蒂，满怀希望来到罗马。奢糜、腐败而冷酷的罗马社会使他深为失望，他在意大利各地流浪了几年，饱受贫困和重病的折磨，所接触到的尽是封建复辟时期的黑暗现实。他这个阶段的作品充满着绝望哀伤的颓丧情调。抒情诗《小布鲁图斯》(1821)叙述古罗马政治家布鲁图斯兵败自杀，哀叹美德虚幻无用，宗教是欺诈，命运的力量不可抗拒。《萨福的最后之歌》(1822)写古希腊女诗人萨福遭受冷酷的自然的歧视，容貌丑陋，得不到爱情和幸福，痛苦地自杀身死。作者在其他抒情诗里忧伤地吟咏，青春是“枯寂的人生的唯一花朵”，但青春早逝，自然夺取了他爱慕的两位少女的生命，“朦胧的希望”化为“甜蜜的欺骗”(《致席尔维娅》，1828；《回忆》1829)；人生的欢乐只是恐惧的间歇，是更残酷的痛苦的前奏(《暴风雨后的平静》，1829；《乡村的星期六》，1829)；人生毫无价值，只是一个走向死亡的历程，爱情和死亡犹如“命运的孪生兄弟”(《一个亚洲游牧人的夜歌》，1830；《爱情和死亡》，1832)。诗人在1823至1825年间还写过许多对话录和散文，其中只有少数几篇讽刺世人贪图安逸，追求时髦，盲目自信的恶习，指出对人进行和谐的智育、体育的必要性，大多数则是从哲理的角度论证诗歌中宣扬的悲观厌世的思想。莱奥帕尔迪用这些唯心主义的宿命论和虚无空幻的观念来解释他所经历和目睹的现实生活，这反映了诗人在封建复辟时期令人窒息的反动统治下找不到出路，因而产生悲观主义的特殊心情。 莱奥帕尔迪晚年创作的诗歌反映出他的痛苦、矛盾的思想状况。抒情诗《金雀花》(1836)认为人类仿佛生长在维苏威火山上的金雀花，永远处于被自然吞噬的威胁之下，作者呼吁人类发扬相亲相爱、团结互助的精神，向共同的仇敌自然开战。这是用对自然的斗争来替代现实的政治斗争。在政治讽刺诗《鼠蛙交战记续篇》(1837)里，他以寓意的形式抨击奥地利统治者倒行逆施，指出他们是自由的敌人，申斥波旁王朝的无能和贪吝，同时批评烧炭党人是言论多于行动的懦夫，表现了诗人对贵族自由派领导的烧炭党运动的失望。《翻案诗》(1835)把锋芒指向当时正在迅速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辛辣地揭露号称“新文明发源地”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抛弃真正的价值和美德，压制民主，对外发动战争，攫取财富和屠杀人类等罪恶，讥笑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繁荣，但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表示怀疑。 莱奥帕尔迪的诗歌继承了古希腊和意大利抒情诗的传统，语言洗练朴素，格律自由多变，善于以鲜明突出的形象、丰富生动的写景来抒发复杂细微的心理活动，对以后的抒情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第六节 俄国文学和普希金 十九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农奴制度瓦解的征兆日渐显著。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利用人民的力量，打败拿破仑，爬上欧洲霸主的宝座，对外主宰“神圣同盟”，疯狂镇压欧洲民族民主运动；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农民不满情绪日益强烈，起义频繁，士兵暴动也时有发生。在资本主义要求发展、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的条件下，一些进步贵族青年军官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组织秘密团体，于1825年12月率领3000名士兵，发动反专制农奴制度的起义，即历史上所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14年，列宁说：“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段就是：(1)贵族时期，大约从1825年到1861年；(2)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1861年到1895年；(3)无产阶级时期，从1895年到现在。”十二月党人“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他们的活动唤醒了后来的革命者。 俄国人民对拿破仑的胜利以及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兴起，增强了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促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是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与贵族革命运动紧密相连，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理想，对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他们重视本国历史，提倡民族文学。作为积极浪漫主义对立面的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诗人茹科夫斯基。他的诗歌大都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主义。 与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盛行的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在迅速形成。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要求文学揭露现实的丑恶，探求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这促使一些作家走向了现实主义。十八世纪讽刺作家和拉吉舍夫的创作，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心理描写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十二月党作家要求表现民族独特性的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尽管它这个时期带有温和的贵族倾向，反映的生活面还不够广，但已初步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如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包耶陀夫的戏剧《智慧的痛苦》和普希金的作品。 十二月党作家包括雷列耶夫、丘赫尔别凯(1797-1846)、、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和别斯土热夫即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他们继拉吉舍夫之后，把文学当作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斗争工具，使文学同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应当是一个热爱祖国、争取自由的公民，民歌是文学的源泉。他们的创作从民歌吸取营养，充满着英勇气概和牺牲精神，创造了爱祖国反暴政的英雄形象。他们常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情，但由于他们远离人民，而历史观又是唯心的，所以他们所选择的人物多是王公贵族，并往往加以美化。 康德拉季·费陀罗维奇·雷列耶夫(1795-1826)生于贵族家庭，参加过1812年抗法战争，后来领导秘密团体“北社”，策划了1825年起义，是被沙皇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领袖之一。他的第一首名诗《致宠臣》(1820)所痛斥的，就是当时沙皇的亲信阿拉克切耶夫： 傲慢的宠臣，无耻又阴险， 狡猾谄媚之徒和君王卑鄙的伙伴， 祖国残暴的统治者，十足的恶棍， 你仰仗钻营而攫取了显位! 诗人相信“被暴政激怒的人民一定会无比严峻”，他鼓动人们去推翻专制政权。他起义前不久写的《公民》一诗，谴责对“祖国灾难”漠不关心，号召年轻人参加起义，不要“玷辱公民的称号”。这些诗在进步贵族青年中间流传甚广。诗集《沉思集》(1825)赞扬了一些历史人物，但由于不符合史实，当时就受到普希金批评。《沉思集》中以《伊凡·苏萨宁》一篇最有名，描写的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民族英雄。雷列耶夫的作品一直被沙皇政府查禁，但他的热情昂扬的诗句仍然传播开去，为俄国进步作家所推崇。 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1768-1844)是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寓言作家之一。他出身贫寒，少年时代在市议会和税务局当职员，以后任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馆员达三十年之久。十八世纪末，他办过讽刺杂志，写过喜剧和小品文。从1806年开始，他写了二百零五篇诗体寓言，共九卷。他的寓言反映的生活面很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四类：暴露专制农奴制度的罪恶(《狐狸和土拨鼠》、《村会》、《杂色羊》等)；反映1812年抗法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梭鱼和猫》、《猫和厨子》等)；歌颂人民的辛勤劳动(《鹰和蜜蜂》、《池沼和河流》等)；批判对西欧文化的模仿和迷信(《小狮子的教育》、《蜜蜂和苍蝇》等)。 在《鱼的跳舞》里，狮王因受理子民的控告而出巡，遇到一个统管水族的“乡下佬 ”在煎鱼。狮王问“乡下佬”，鱼为什么在锅里乱蹦乱跳?“乡下佬”谄媚地回答说：“他们见到你，高兴得跳起舞来了。”于是狮王认为他的水族子民生活得很好，不会有什么不公正的审判，便满意地走开了。这则寓言直接影射亚历山大一世的昏庸，指责他纵容宠臣阿拉克切耶夫鱼肉人民，讽刺性很强。《农民与河》写小河泛滥，冲毁庄稼，淹死牲口，给农民造成巨大灾害。农民去找小河的首脑大河主持公道，但发现他们损失的东西半数都漂浮在大河上。 在《树叶和树根》里，作者更明确地肯定下层人民的作用，谴责贵族上层人物，指出树根如果枯萎，树叶一定也活不成。 克雷洛夫在寓言中抨击专制农奴制社会的腐朽，同情农民。但他的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例如认为法国革命过激，他本人又未能摆脱封建等级观念(《青蛙要一个沙皇》、《马和骑师》、《一棵麦子》)，等等。 克雷洛夫的寓言(包括他所译的伊索寓言和根据伊索寓言等改写的作品)力图反映现实，针砭时弊。他进一步使寓言这种体裁成为具有巨大概括意义的讽刺艺术。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气息，戏剧性强，角色的社会属性鲜明，而又有个性特点，语言熟练，诗句流畅。他大量采用谚语和俗语，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使书本语言和民间口语融合起来。克雷洛夫对后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很有影响。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包耶陀夫(1794-1829)出身于贵族家庭，1806至1812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开始接近未来的十二月党人，思想上与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在1812年参加卫国战争，战后在外交部工作。 1818年格里包耶陀夫任俄国驻波斯大使秘书。1822年调到梯弗里斯，任高加索总司令叶尔莫洛夫的外事秘书，那里的军官中间有很多十二月党人。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了《智慧的痛苦》。剧本立刻以手抄本流传开来，对反农奴制思想起了宣传鼓动作用。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格里包耶陀夫因受牵连而被捕，但是查无实据，于1826年获释，接着便被任命为俄国驻波斯大使。但正如作家本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一次“政治流放”。 1829年，波斯人民不满沙皇对外政策，袭击俄国大使馆。格里包耶陀夫就是死在这次事件中。 《智慧的痛苦》描写进步贵族青年恰茨基从国外回到莫斯科，发现俄国社会仍旧是一潭腐臭的死水，儿时的女伴也已堕落。他向这个社会发出猛烈抨击，结果被上流社会污蔑为疯子，他一怒之下再次出走。作者通过恰茨基的遭遇，说明了有才智的人在俄国所遭受的痛苦。 《智慧的痛苦》写于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夕，反映了俄国贵族革命开始阶段的上层社会中的尖锐冲突。一方以法穆索夫为首，是代表“过去的世纪”并顽固地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势力；另一方是以恰茨基为首的，代表“当今的世纪”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强烈地反对农奴制度。这正是俄国贵族革命阶段的中心问题。 剧本对法穆索夫集团作了鲜明的刻画。这是心中没有祖国和人民的反动的一帮，他们的人生目的全在功名利禄。最反动的农奴主法穆索夫仇视一切文明与进步，随时准备将农奴发配到西伯利亚；武夫斯卡洛茹布是典型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军阀，他要让所有的学校不教科学，只教军事操练；小官僚莫尔恰林为了升官发财，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这些形象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俄国反动官僚社会的面貌。 恰茨基则与这一切反动势力恰恰相反。他仇视农奴制度，愤怒谴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蹂躏；他痛恨俄国大官僚贵族毫无民族气节、匍匐在西欧脚下的丑态；他反对愚民政策，推崇文化教育。恰茨基具有十二月党人的某些特征，但是没有达到后者的高度。他在遭到上流社会的诋毁后，所想的是：“我要走遍全世界!去找一角地方，让这被侮辱的感情得到安歇。”可以说，恰茨基是一个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 《智慧的痛苦》虽然仍有古典主义三一律的痕迹，但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之一。剧本语言准确、生动、口语化，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谚语。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学于沙皇政府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立的皇村高等学校，和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很接近，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卫国战争更激起他的民族意识与爱国心。1817年皇村学校毕业后在外交部供职，参加过十二月党人团体的活动，形成了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进步思想。1820年因所写政治诗被政府流放南俄。1824年与上级发生冲突，被遣回他父母的领地米海洛夫斯克村，由当地长官监督。次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发生后，普希金被召回莫斯科，此后便定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出入于上流社会，同时受到密探的监视。1837年，政府纵容一名逃亡的法国保皇党人在决斗中杀害了他。 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后不久，连续写了一些反对暴政、歌颂自由的政治诗，如《自由颂》(1817)、《童话》(1818)、《致恰达耶夫》(1818)、《乡村》(1819)等，在当时进步贵族青年中间广泛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致恰达耶夫》。这首诗抒发了贵族先进分子的共同感受，充满反抗专制暴政的思想和必胜的信心。诗的结尾是：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升起，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的名字。 当然，普希金并没有达到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制度的结论，他只主张君主立宪。他抽象地把“法”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看到“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自由颂》)。 普希金的政治诗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明朗清新的抒情风格，体现了十二月党人那种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热情，语言通俗活泼。有的政治诗还以现实主义笔触，展示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农村的悲惨图景，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普希金流放南俄后在总督公署供职，和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更加频繁。当时欧洲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他在1821年所写的《短剑》一诗，称颂历史上暴力谋反的人；《希腊的女儿》歌颂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英雄。但不久，意大利、西班牙革命相继遭到挫折，俄国政治生活也日益黑暗，他对贵族革命运动的前途发生怀疑。南俄时期，他写过不少浪漫主义抒情诗，如《囚徒》(1822)、《致大海》(1824)。此外又写了一组长诗，包括《高加索的俘虏》(1822)、《强盗兄弟》(1822)、《巴赫奇萨拉伊的泪泉》(1824)和《茨冈》(1827)等四篇，反映了二十年代进步贵族青年探求社会出路的不安情绪。 《茨冈》描叙贵族青年阿乐哥不见容于政府，跟茨冈人一起流浪，并成为茨冈姑娘真妃儿的丈夫。两年后，他发觉妻子另有新欢，怀着嫉妒和复仇的心理杀死了妻子和她的情人，遭到茨冈人的唾弃。在这首长诗的前半部，作者采用浪漫主义所常用的“返回自然”的主题，描写阿乐哥愤慨地批判城市文明的虚伪和对金钱的膜拜，在茨冈人中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半部写阿乐哥与茨冈人的冲突。在长诗中，诗人以浪漫主义情调把茨冈人的生活和老茨冈的道德加以理想化，用茨冈式的自由生活对照文明社会，用老茨冈的道德对照阿乐哥的利己主义。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又指出，茨冈人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并不自由、幸福。这表明，作者已意识到浪漫主义主人公返回自然的愿望也是虚幻的。 1824年，普希金在米海洛夫斯克村过着幽禁的生活。他钻研俄国历史，搜集童话和民歌。这一切，丰富了他的创作，加强了他的作品的民族特色，对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起过良好作用。 历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1825)是他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描写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俄国动乱年代的故事。据当时民间传说，奸臣戈都诺夫在1591年害死了年幼的皇储季米特里。戏剧开始时写1598年戈都诺夫登上皇位。1603年，一个青年僧侣葛里戈里偶然知道了戈都诺夫篡位的内幕，怀着个人野心，僭用季米特里的名义，投奔波兰。次年假皇子季米特里在波兰贵族地主支持下，举兵反叛戈都诺夫朝廷，人民不堪戈都诺夫的苛政，拥戴假皇子，使他取代了戈都诺夫的地位。悲剧虽然涉及争权夺利的宫廷纠纷和俄国与波兰的民族矛盾，但着重揭示的是戈都诺夫失败的社会原因。戈都诺夫杀死皇储，篡夺皇位，取消“尤利节”，使他失去了人心。作者让假皇子的一个近臣加夫里拉·普希金点明全剧的中心思想： ……我们厉害的是什么? 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 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 作者以古喻今，在剧中指出沙皇和人民相对立，人心向背是改朝换代的决定性因素。对历史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俄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规劝沙皇施行开明政治的意思。这部历史悲剧打破古典主义的陈套，分为二十三场，剧情发生的地点不断变换，前后经过七年，人物众多。戈都诺夫和假皇子的性格比较鲜明。剧中有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这在俄国戏剧史上还是第一次。全剧用无韵诗体写成，为了符合人物身分，作者有时采用俚俗的语言，有时采用高雅的语言，有时用诗，有时用散文。 十二月党人失败后的次年，新即位的居古拉一世为了收揽人心，把普希金召回首都。普希金对他抱有幻想，曾写过《绝句体诗》和《致友人》两首诗，把争取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慈念”上。这是普希金思想上软弱的一面。但他又不能忘怀旧日的朋友十二月党人。1827年，他写了《致西伯利亚》一诗，向十二月党人说道：你们“悲壮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决不会就那样消亡”，胜利终会到来。他托人把这首诗带给流放中的十二月党人。奥陀耶夫斯基立即写了一首诗给普希金，诗中说：“我们悲壮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亡，星星之火即将成为熊熊的烈焰。”这段时期，沙皇亲自监察普希金的思想言论，秘密警察不断纠缠他。1830年秋，他在波尔金诺逗留了三个月，写出四个小悲剧、一部长诗、六篇小说、约三十首抒情诗等。六篇小说中的五个短篇合称《别尔金小说集》(1832)，其中的《驿站长》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描写“小人物”的作品，叙述一个小驿站的站长受到过往官员的欺凌，他的女儿被一个骠骑兵拐走。作者把主人公写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对他寄予深厚的同情，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写作前后经过八年(1823-1830)，1833年出版全书。小说描写当时一个贵族青年奥涅金感到社交生活空虚无聊，离开首都，来到乡间。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在决斗中杀死挚龙连斯基。他漫游全国之后回到彼得堡，又遇见达吉雅娜，这时她已成为社交界的贵妇人。他追求她，但遭到拒绝。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读过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卢梭的《民约论》，喜爱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诗歌，并且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发生兴趣。他也曾有过热烈的梦想，希望在俄国出现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可是，他看见的俄国到处是愚昧落后、墨守成规。而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奥涅金又远离人民，不可能看到变革俄国社会的力量和道路。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只落得整天无所事事，沉溺于舞会、剧场、醇酒与美女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奥涅金蔑视俄国贵族社会，不愿出任公职，但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正如赫尔岑所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内是一个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典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定批判能力，但是远离人民，结果一事无成。这就是他们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根本原因。普希金通过这一典型的塑造，实际上是谴责了形成这种性格的专制农奴制社会。 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笔下的一个理想的贵族妇女形象，她不喜欢外省地主的平庸生活，爱读理查生和卢梭的作品，更珍爱俄国的自然景色，她生活在俄国民间传说和童话的幻想世界里。普希金强调她对奥涅金纯洁真诚的爱情和对普通人的尊重，用以和贵族上流社会相对照。后来她违反自己的心愿，嫁给一个年老的将军，成为彼得堡贵族沙龙的受人景仰的女主人。 这部诗体小说主要描述二十年代俄国的上层社会生活，它以简洁的笔触表现了俄罗斯的民族习俗，讽刺了形形色色的城市贵族和乡村地主，画面比较广阔，细节描写精确，所塑造的人物及其环境都具有典型性，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书中吸收了拜伦长诗的一些艺术技巧，运用大段的抒情插叙。全诗分八章，每章节数不等，每节十四行；诗句洗练流畅，富于变化。 三十年代时，普希金继续写出许多作品。他的抒情诗的艺术造诣得到进一步提高，如《我又重新造访……》(1835)等。童话诗优美而富有民间故事特点，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等。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金钱骑士”。此外他还发表一些政论和文论，并于1836年创办文学杂志《现代人》。这个时期他对农民问题尤其关切，创作过两部有关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1835)和《上尉的女儿》(1837)。 《上尉的女儿》是一部取材于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贵族青年军官格利涅夫到边防炮台就职，中途为暴风雪所阻，偶然和普加乔夫结识，并送给他一件兔皮袄御寒。格利涅夫到炮台后，爱上了上尉司令的女儿玛莎。后来普加乔夫率领农民起义，攻破炮台，杀死了司令等人。格利涅夫也被起义军俘获。普加乔夫感念旧恩，把他释放，并成全他的婚事。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格利涅夫因这件事受到怀疑，被政府逮捕。上尉的女儿玛莎只身前往彼得堡谒见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澄清了怀疑，格利涅夫遂被释放。这部小说以格利涅夫的个人命运为线索，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再现了普加乔夫暴动的历史事件。普希金在写作前曾到普加乔夫当年活动地区访问调查，研究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历史书籍，并于1833年撰写了《普加乔夫史》。 贵族社会一贯把普加乔夫丑化为无恶不作的强盗，而普希金在小说中却把普加乔夫写成一个勇敢机智、乐观豪迈、热爱自由、深受人民爱戴的农民运动领袖，同时还生动地描绘了这次运动的宏大规模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写法在俄国文学中是没有先例的，它表明普希金对农民抱有同情。当然，这并不是说普希金已经站到革命农民一边。相反，他借格利涅夫之口说道：“这遍地烽火的广大边区的景象，真是可怕极了……愿上帝保佑你，不让你看到俄国的暴动——既无意义又残酷的暴动”；“青年人啊……请你牢牢记住：最完善而持久的改革，应当是由于风气的改良而来，不经过任何暴力的震动。”尽管普希金对农民抱有同情，但由于他的贵族立场，却又反对使用革命暴力，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民暴动，只把变革现状的希望寄托在社会风气的逐步改良上面。此外，小说又通过普加乔夫与格利涅夫之间的关系，宣扬超阶级的同情、友谊与互相信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 普希金是生活于俄国解放运动中的贵族革命阶段的人物。他的创作既反映了当时进步贵族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强烈追求，又反映了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从艺术成就上看，普希金的创作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现实主义的确立和文学语言的丰富与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七节 中欧、东南欧文学和密茨凯维奇 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中欧的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歌维那、马其顿、门的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都处于外族的奴役与统治之下，其国土或被外族独占，或被列强瓜分。当时在这个地区，原有的封建关系日益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同时，随着民族和社会压迫的加深，这一地区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复兴运动，也在风起云涌。 波兰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先后三次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所瓜分。这三国都在分割的领土内，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制度，实行殖民政策。结果波兰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遭到破坏，危及小贵族、工商业者和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进步的小贵族发动的起义，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响应。1794年3月，克拉科夫爆发了由塔杜施·科希秋什科领导的起义，四月间进而席卷华沙。这次起义虽然在当年十月为俄国军队所镇压，却在波兰民族独立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和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1830年十一月，波兰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又在华沙起事，不幸失败，从此，俄国在波兰的反动统治更变本加厉了。 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中欧的古国。远在十五世纪初叶，在宗教改革家杨·胡斯(1369-1415)的思想和主张的感召下，就爆发过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和日耳曼贵族封建统治的胡斯革命运动(1419-1434)，对捷克人民的生活和历史，特别是对文化方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十六世纪初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了防止土耳其人入侵，建立一个包括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内的多民族的中欧国家，实际上是把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547至1620年间，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但在1620年白山战役中失败后，就完全丧失了民族独立，进入捷克历史上的所谓“黑暗时期”，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民族复兴运动开始时为止。这个时期，捷克文字被禁止使用，捷克文书籍被大量焚毁，有名的学者和作家纷纷流亡国外，农民遭受的剥削更为残酷，十八世纪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农民多次发动反封建的起义，迫使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在1781年废除农奴制。十九世纪初叶，捷克和斯洛伐克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过程，迅速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匈牙利和东南欧及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和民族，从十五、六世纪起先后受到土耳其人的入侵和奴役。1526年土耳其人在莫哈契战役中获胜，侵入匈牙利本土。十七世纪，奥地利和土耳其为了夺取匈牙利领土，连续不断地互相争斗。1699年奥地利和土耳其签订卡尔罗维茨和约后，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了匈牙利大部分领土，并开始在那里实行殖民地政策，使匈牙利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遭到沉重压迫。1703至1711年，匈牙利爆发了由拉柯契·费伦茨领导的、有广大农民参加的争取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十八世纪末叶，匈牙利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在1794至1795年间又掀起由马尔丁诺维奇·伊格纳茨领导的、旨在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运动。这些起义和运动虽然归于失败，但匈牙利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罗马尼亚(原来分为瓦拉几亚、摩尔多瓦、特兰西瓦尼亚3个公国。1861年，前两个公国合并，取名罗马尼亚)从十六世纪起受土耳其人统治。十七世纪末叶起，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特兰西瓦尼亚一带取代了土耳其人的地位。1784至1785年，特兰西瓦尼亚爆发了霍里亚、克洛什卡、克里山等人为首的农民起义。1821年，瓦拉几亚又出现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反封建和反土耳其的革命运动。这些斗争最后遭到挫败，却沉重地打击了土耳其人和封建主。 从十三、四世纪起，土耳其人侵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国家。1389年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联军在科索伏战役中被土耳其人击败以后，巴尔干半岛各国都被土耳其并吞。土耳其人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军事封建统治，强制人民改变宗教信仰，恣意摧残文化教育，因此各地针对侵略者展开了“海杜特”(游击队)运动，前后有五个世纪之久。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则在十六、七世纪落到哈布斯堡王朝手里。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民族英雄斯坎德培(1405-1468)的率领下，对土耳其人进行了将近二十五年(1443-1467)的英勇斗争，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史上写下最辉煌的篇章。 这个时期，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国家的文学的发展，是和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不可分的。作家和诗人通过自己的作品展开启蒙工作，唤醒人民起来争取民族复兴和保卫民族文化传统。积极浪漫主义成了这个时期各国文学的主要潮流。 在波兰，十八世纪后半叶出了不少启蒙运动作家。他们在作品中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动的天主教，反对流行的教堂拉丁语和法语，开始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来写作，促进了波兰文学语言的发展。伊格纳齐·克拉西茨基(1735-1801)的讽刺诗和寓言，就是当时杰出的代表作。科希狄什科领导的起义爆发时，波兰又出现了“雅各宾派”的革命诗歌。雅库勃·雅辛斯基(1759-1794)成为这段时期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第一位诗人。十九世纪初，随着这个运动的日益高涨，积极浪漫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亚当·密茨凯维奇和尤利乌什·斯沃伐茨基。密茨凯维奇的地位尤为重要，他不仅奠定了波兰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而且为波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统治，从十八世纪末叶就掀起了民族复兴运动。保卫民族文化和使用民族语言，在唤起民族意识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杨·科拉尔(1793-1852)是捷克文学的奠基者，他在诗集《斯拉夫人的女儿》(1824)中，号召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弗·切拉科夫斯基(1799-1852)研究了斯拉夫各民族的民间诗歌，通过民歌体的作品反映出人民对自由解放的渴望。浪漫主义诗人卡·马哈(1810-1836)的抒情—叙事诗《五月》(1836)和许多歌颂祖国的诗和，对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学的发展也起过不小的影响。 在匈牙利，反对土耳其人入侵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长期成为文学的主题和动力。十六世纪在对土耳其人斗争中献身的第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巴拉什·巴林特(1554-1594)，就写过雄壮的“战歌”(1589)。十七世纪时，诗人兹里尼·米克洛什(1620-1664)又在史诗《西盖蒂堡危急》(1645-1646)中，歌颂了1566年匈牙利人民为了捍卫西盖蒂堡而对土耳其人进行的英勇搏斗。十七世纪末叶哈布斯堡王朝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匈牙利大部分领土以后，同样对匈牙利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匈牙利民族文化陷于衰落的境地。但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法国启蒙思想在匈牙利得到广泛的传播，于是匈牙利提出民族复兴的口号，为改革和使用匈牙利语言以及用启蒙运动的精神来发展科学文化而奋斗。当时诗人考金茨·费伦茨(1759-1831)所领导的语言革新运动，丰富了匈牙利的文学语言。匈牙利第一位革命诗人鲍恰尼·亚诺什(1763-1845)的《法兰西的变革》(1789)，成为爱国志士的革命歌曲。抒情诗人乔科诺伊—维泰兹·米哈伊(1773-1805)最早从民间诗歌中汲取创作源泉。法泽考什·米哈伊(1766-1828)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著名幽默叙事诗《牧鹅少年马季》(1804)，描述一个机智的农村牧鹅少年对傲慢的地主进行了三倍的报复。匈牙利最早的剧作家考托纳·尤若夫(1791-1830)，写出了反抗外族统治的著名悲剧《邦克总督》(1821)。十九世纪初叶，浪漫主义文学在匈牙利兴起，诗人基什法卢迪兄弟——《山陀尔》(1772-1844)和卡罗伊(1788-1830)成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这时考尔采·费伦茨(1790-1838)写了匈牙利的《国歌》(1823)，弗勒斯马尔蒂·米哈伊(1800-1855)写了爱国主义诗歌《号召》(1836)，唤醒人民起来为自由解放而战斗。 在罗马尼亚，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进步文化界为了反对土耳其的奴役压迫和克服过去的封建落后状况，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如兴建学校，创办报刊，建立使用罗马尼亚语言的剧院。作家们很注意民间文学，安东·潘恩(1794-1854)就是研究和搜集民歌的先驱之一。在丰富多彩的民间叙事诗、战斗的“海杜特”歌曲和优美的“多依那”民歌中，处处表现出罗马尼亚人民求解放的愿望。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的民歌一向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特别是“海杜特”歌曲和民间叙事诗最为流行。从十八世纪末叶起，这些国家都开展了民族复兴运动。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1722-1798)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1762)，对保加利亚的民族复兴和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民俗学者符克·斯泰芳诺维奇·卡拉吉奇(1787-1864)搜集和编选过多卷的塞尔维亚民间史诗。他所编写的塞尔维亚语法和辞书，奠定了塞尔维亚文学语言的基础，大大促进了本国文学的发展。 阿尔巴尼亚有过不少反对外族入侵的民间叙事诗。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名字，不仅长久地活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心中，而且也长久地活在阿尔巴尼亚民间诗歌中。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文学中，亚当·密茨凯维奇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诗作对波兰的革命和文学都起了巨大的影响。 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出身于小贵族家庭，从小就了解祖国的悲惨命运，热爱民歌和民间传说。1815年他进了当时立陶宛的文化中心维尔诺大学，学习语言文学，还先后加入大学里的秘密爱国团体“爱学社”和“爱德社”，决心“为了祖国、学识和正义”而奋斗。密茨凯维奇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早年醉心于伏尔泰、歌德、席勒和拜伦等人的作品。大学毕业后写成他最早的浪漫主义抒情诗《青春颂》(1820)，号召青年们起来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生活。这首以“自由的曙光，我向你致敬!救星的太阳正跟着你上升!”为结尾的诗，立即在进步的波兰青年当中广泛流传，而且在1830年华沙起义时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1822年，密茨凯维奇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其中收有歌谣和传说等。诗集反对当时在波兰文坛占统治地位的伪古典主义的传统，成为波兰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次集中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富于民间文学色彩。1823年，第二本诗集出版，包括两篇重要作品：叙事诗《格拉席娜》和诗剧《先人祭》第二、四两部。《格拉席娜》是一篇取材于十四世纪的“立陶宛故事”，歌颂立陶宛的美丽勇敢的女英雄格拉席娜，她为了保卫祖国，在和日耳曼十字军骑士搏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诗句《先人祭》第二部通过民间祭祀祖先的礼俗，描写几个亡魂的遭遇，反映出农民对地主残酷压迫的严正抗议和报复，并表达了作者的民主思想。第四部写青年古斯塔夫失恋的痛苦与不幸，是一篇浪漫主义的爱情悲剧，作者还没有突破追求“个人解放”、“个性自由”的框子，同时也可以从诗中看出歌德和席勒对他的影响。 1823年十月，密茨凯维奇因为参加秘密团体的爱国活动被沙皇当局逮捕，次年十月流放到俄国，前后将近五年之久。在彼得堡，他和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等人很接近。1825年，他访问南俄的敖德萨和克里米亚等地，写成一组《克里米亚十四行诗》(1826)。组诗富有东方色彩，流露出诗人对祖国的怀念。1826年十月，他和普希金在莫斯科相识，结成知交。1828年，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出版。诗人通过康拉德为了雪耻报仇诈降十字军骑士团，从内部打击敌人使其遭到惨败的故事，歌颂立陶宛人民的英勇斗争，此外，诗中又反映了俄国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康拉德这个民族英雄的浪漫主义式的个人反抗，表现了拜伦对作者的影响。彼得堡审查机关不慎放过了《康拉德·华伦洛德》，但是华沙警察当局嗅出它的味道，向沙皇政府告密。诗人的朋友们担心他再遭迫害，设法帮助他提前离开俄国。他先后到了捷克、德国(在魏玛访问过歌德)、瑞士和意大利等处，从此流寓国外，直到逝世。 1830年11月华沙起义爆发时，密茨凯维奇正在罗马，他立即启程回国，但抵达波兹南时起义已被镇压。他先停留在德国的德累斯顿，1832年迁居巴黎，专事写作。这个时期，诗人创作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先人祭》第三部(1832)和叙事诗《塔杜施先生》(1832-1834)。《先人祭》第三部完成于德累斯顿，它虽然是早年所写诗剧的续篇，但主题完全不同，诗人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打算写出我们祖国遭受迫害和磨难的全部历史。”诗中记述了1823年作者被拘捕的情形，控诉了沙皇俄国对波兰的侵略和血腥统治，也反映了华沙起义失败后波兰人民遭到的迫害和大屠杀。主人公康拉德再不象以前的古斯塔夫一样为失恋而痛苦，他受到华沙起义的影响，走上参加社会斗争和为祖国献身的道路。用他独白中的话来说： 如今我已把我的灵魂和我的祖国连在一起， ………… 我和祖国是一个整体。 我的名字叫做千百万人——正是为了爱千百万人， 我才如此痛苦，忍受酷刑。 我看着我可怜的祖国， 像儿子看着被车裂而死的父亲； 我忍受着整个民族的苦难， 像母亲感受着腹中胎儿活动的阵痛。 密茨凯维奇最后一部杰作《塔杜施先生》又名《在立陶宛的最后一次袭击》，它以1811至1812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波兰贵族的生活和经历。它通过立陶宛两个有世仇的大家族的年轻一代——塔杜施和佐霞的恋爱故事，反映出波兰小贵族阶级的没落和旧的历史时代的终结，预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即将诞生，又讲到在1812年拿破仑和俄国作战的年代里，波兰爱国志士怎样为了祖国的复兴而反对沙皇。诗中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号召消除世族间的仇恨和纷争，团结起来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全诗富有抒情成分，对诗中人物以及波兰的日常生活和自然景色都作了极为生动的描写。这部长诗是密茨凯维奇创作道路的最高峰，也是他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一座里程碑。 1840年，密茨凯维奇在巴黎大学开讲斯拉夫文学史。他一度受到神秘主义宗教思想的影响，甚至放弃了写作。由于欧洲各国革命特别是1848年革命运动的高涨，诗人终于摆脱神秘主义，重新投入斗争。1848年，他去罗马组织波兰军团，为意大利和波兰人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战。1849年，他在巴黎创办《人民论坛报》，写过许多政论文章，主张各族人民结成革命联盟，共同反对专制制度。他对社会主义表示同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词，旧社会和它所有的代表者假如不了解这个词的意义，都会在这个词里读到死刑的判决……。”他又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现象，它表现了旧社会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新的向往和新的热情……。”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诗人于1855年去到君士坦丁堡，准备再次组织波兰军团，为祖国的解放而战，不幸染上霍乱症，同年十一月死在当地。 密茨凯维奇一生经历了逮捕、监禁、放逐、流亡，最后客死异乡。他的生活和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理想，就是争取祖国的解放。他给伪古典主义以有力的打击，为波兰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在他后期的创作中，现实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第七章 十九世纪中期文学 第一节 概论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了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改革选举制度的法案，工业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这两个事件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的胜利。在英、法两国，上升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斗争虽未结束，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日益发展，逐步升到首要地位。1831和1834年法国里昂织工两度起义，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举起红旗，提出建立“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的政治口号。1838至1848年，英国爆发了以工人为主体的宪章运动。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德国，西里西亚织工也于1844年举行了起义。正如恩格斯所说，从1830年起，在英、法两国，“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在蓬勃开展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完成了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飞跃。 四十年代末，欧洲许多发展比较缓慢的国家也陆续进入全面、深入、范围更广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1848至1849年欧洲民主民族革命风起云涌。“1848年革命强迫欧洲的一切民族表明态度：是拥护这次革命，还是反对这次革命。在一个月内，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进行了革命……”，诸如奥地利帝国的维也纳人民起义，德国柏林的革命，意大利的米兰起义，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的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起义，匈牙利反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1848年的欧洲革命摧毁了“神圣同盟”所竭力维护的封建秩序，但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由于无产阶级统治上的不够成熟，这些地区的革命都失败了。即使在法国，1851年政变也恢复了帝制。1848年革命的失败暴露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害怕无产阶级的反人民本质。 五、六十年代，在英、法两国，资本主义依靠剥削国内人民，特别是剥削殖民地人民，得到飞速发展。当时的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场”，称霸世界市场，残酷镇压殖民地革命运动，已经开始具有帝国主义的一些特征。法兰西第二帝国代表金融贵族和工业巨头的利益，对内实行军事独裁，对外掠夺殖民地。在德国，反动的保皇主义者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着手统一全国。在大块领土被奥地利占领的意大利，人民要求统一的斗争又一次高涨，资产阶级依靠撒丁王国的军事力量，通过和贵族地主妥协的道路，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德、意两国的统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工人运动，但由于保存了君主制度和封建势力，人民受着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在英、法的统治日益巩固，因而采取了一些虚伪的自由主义政策，散布改良主义的幻想，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欧洲工人运动在五十年代尚未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英国的工联主义、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以及在一些落后地区较有影响的巴枯宁主义等，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鼓吹阶级调和，已经沦为反动的宗派，严重地阻碍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六十年代，在1857年波及全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工人运动重新高涨，工人群众日益感到团结斗争的必要。1864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建立了第一国际，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历届大会上粉碎了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反动宗派，为国际工人运动制定了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正是在这种条件下，1871年诞生了巴黎公社，第一次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出光辉的新篇章。 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欧，但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工商业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农民起义持续不断。十九世纪俄国解放运动的中心问题，就是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解放运动的第一时期即贵族革命阶段，开始于1825年。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的失败，全面暴露了封建俄国的衰朽。沙皇政府迫于1861年宣布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但农民身受的剥削和压迫却更为沉重。解放运动大致上从此进入第二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早在四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已开始成为思想界的旗帜。五十至六十年代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潮，产生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他们反对沙皇专制，主张废除农奴制度，并对资本主义提出批判；但他们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通过半封建的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鼓舞下，俄国人民反沙皇制度的斗争更加高涨。1863年，波兰爆发了反对俄国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一时期，欧洲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各国所走的道路也各有特点，但一切都和资本主义不同程度的发展有关。发达国家已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金钱统治，在落后国家，金钱关系也开始渗透到封建社会内部，这就更激化了已经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劳动群众更加贫困和无权，中小资产阶级也大批破产，或面临着破产的威胁。贵族对于已经或即将来到的资本主义新现实怀着极大的恐惧和仇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封建社会瓦解的加速，不能不对一些作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置身于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成为自己阶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们揭示资产者带来的新秩序或封建社会的旧生活，鞭笞黑暗丑恶的现象，探求摆脱社会现状的种种可能。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和俄国的普希金、果戈理最先表现了这种新的创作倾向，形成一种文学潮流，后来被称作批判现实主义。就西欧(主要是英、法两国)说，批判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胜利和巩固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就俄国说，则是资本主义逐步兴起，封建制度开始走向溃灭时期的产物。 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欧洲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哲学和科学有密切关系。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论、孔德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方面的新成就和实验科学的流行，以及法国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如基佐等的历史观，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启发他们去探求表现现实的新方法。 欧洲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法国启蒙运动文学和俄国讽刺文学等，则是批判现实主义在艺术方法上的直接先驱。从反映现实的基本方法说，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颇不相同的，但批判现实主义也借鉴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艺术经验，如浪漫主义者表现历史题材时注重风俗画面的描绘，他们在心理描写上的某些技巧等等。 这一时期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三、四十年代，法国和英国出现了巴尔扎克、狄更斯，俄国出现了果戈理。五、六十年代，西欧批判现实主义者虽然写过一些进步作品，但他们的批判力量已有所削弱，改良主义思想和悲观情绪更加严重，自然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而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却有很大发展，产生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就他们的主要倾向而言，有的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有的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的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某些情绪和要求。 一般说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受到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冷酷的现实，尤其是资产阶级金钱统治，提出指责，对社会下层的贫困生活表示同情。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出色的社会的反面典型，如保守顽固的贵族、穷凶极恶的地主、冷酷无情的资本家、贪婪的高利贷者、守财奴、自由主义伪君子、个人野心家和庸俗的小市民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描绘了法国社会许多阶层的生活和风貌，写下了资产阶级丑恶的发家史。狄更斯的作品批判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教育和伪善的慈善机关等等。在俄国，专制农奴制进入最腐朽反动的阶段，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广大人民身受双重剥削和压迫，阶级斗争尖锐异常。果戈理、屠格涅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创作反映了俄国的社会面貌。批判现实主义是封建制度溃灭、资产阶级上升和走向衰落过程的珍贵的艺术文献。它对于封建社会的腐朽生活的指责，对于资本主义及其上层建筑的揭露和批判，曾使人们对旧秩序产生怀疑，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着不可克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是不全面的，大部分作家只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贵族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作品中往往借助个人同社会的冲突表现出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被渲染成时代的“英雄”。劳动群众反抗剥削者的斗争没有得到反映，有的作家即使涉及这个题材，也只是作了零星、局部的描写，甚至加以歪曲。作家对劳动人民往往止于怜悯同情，工人和农民大都被表现为消极的受难者。批判现实主义在揭发社会罪恶时，往往通过伦理道德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即或提出一些社会改革方案，也大都未触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给社会指明真正的出路。无论西欧或俄国的多数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 改良主义思想，并由于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社会改良的不可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彷徨悲观情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虽然强调用革命手段摧毁沙皇制度，但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空幻的，看不风通向“理想世界”的具体道路，因而他们的乐观精神也只能给人以空泛的印象。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塑造的正面人物多数是脱离人民的个人主义“英雄”、忏悔的贵族、“改好了的”资产者、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上的“多余的人”，以及温和驯良的“小人物”等。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本时期的文学中虽占主要地位，但在法国和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仍继续发展。法国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如雨果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其中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增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的作品仍有较大影响。俄国的莱蒙托夫创作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但也写过许多浪漫主义诗歌。在德国，青年时代一度倾向于浪漫主义的诗人海涅，随着德国革命的发展，创作中的批判精神增强，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政治诗。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无产阶级强烈要求运用文学来表现并鼓舞自己。本时期产生了光辉的英国宪章派文学和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诗人维尔特。无产阶级文学表达了广大劳动群众的要求，充满着向剥削制度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政治鼓动力，但还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艺术上也不够成熟。然而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对海涅、琼斯、维尔特等人的思想和创作有过很大影响。四十年代末，在欧洲各国民主运动中产生一些来自人民群众的革命歌谣，它们在本时期的文学中也放出了光彩。 在中欧、东南欧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中，许多国家的文学都有较大发展，出现了裴多菲这样重要的作家，他们利用文学这一武器来反封建、反民族压迫，对这些国家的革命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不少作品在当时的欧洲流传，后来又受到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欢迎。第二节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巴尔扎克 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法国社会进入金融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同时法国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31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是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48年革命结束了七月王朝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尽管革命以失败告终，但是工人阶级所显示的巨大力量已经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而反动统治集团对工人运动的阻挠和迫害也日益加剧。 1851年12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宣布解散国会，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嚣张一时，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是六十年代后，工人运动又重新兴起，为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高涨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虽然还存在着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逐渐成为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在资产阶级内部，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暴露出来。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不但压迫无产阶级，使劳资冲突日益加深，而且也压迫中、小资产阶级，使他们在经济上陷于贫困破产，政治上受到排挤。 在文化方面，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继续传播，人道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此外，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哲学、达尔文(1809-1882)的进化论、克罗德·贝尔纳(1813-1878)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等，也开始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他们只把人作为生物来研究，认为人和生物一样，其生存和发展是由环境决定的，但他们看不到人的阶级本质。 随着社会形势和文化思想条件的改变，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学也起着重要的变化，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它反映了法国封建社会瓦解和资本主义胜利的历史过程，抨击了资产阶级金钱统治的罪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民群众抱有一定的同情，但对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始终未能抛开幻想。巴尔扎克是一个保皇党人，司汤达在政治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范畴，梅里美晚年作了拿破仑三世宫廷的座上客，福楼拜对人民群众的恐惧远甚于对他们的同情。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同法国十八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分不开的。狄德罗不论在描写当时的社会生活方面，或在叙述手法方面，都给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提供了榜样。巴尔扎克对作为小说家的狄德罗推崇备至，从某些人物形象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十八世纪以前的拉伯雷、莫里哀和拉布吕耶尔等一直是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喜爱的作家，他们从这些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严峻的讽刺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十九世纪初风行一时的通俗小说，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本国文学传统以外，法国批判现实主义还接受了外国文学的成果，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英国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司各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着重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和曲折的情节，他的小说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巴尔扎克从司各特作品中得到的启发尤为显著。 在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主要流派出现于文坛的同时，积极浪漫主义传统也在继续发展。1850到1877年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写成他的代表作的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正好是积极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创作活动的重要阶段。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虽说雨果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比前一时期大为增强，但在艺术风格上，他始终保存着充满抒情气氛的浪漫主义特色。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深，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出现了戈蒂耶、波德莱尔等颓废派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对生活采取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态度，他们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看作一种固定的、永恒的现象，否定人类进步的可能，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从基督教“原始罪恶”的观点出发，深信人本身就是邪恶的、腐朽的，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罪恶不可避免的结论，嘲笑提倡社会改革和宣传人类进步的活动。颓废派的主导倾向是逃避现实，否定生活，把人引进象牙之塔或神秘主义世界，对日后巴拿斯派和象征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颓废派在反功利主义的口号下，一直是同十九世纪中叶人道主义思潮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相对立的。1840年雨果在《诗人的任务》一诗中，指出诗人在民众苦难深重的时刻，不应逃离社会，独善其身；这是雨果对戈蒂耶所宣扬的唯美主义的严正谴责。1842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全面提出现实主义的纲领，强调作家应该同时是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这实际上也就是对颓废派一种有力的答复。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1783-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出生于一个反动、保守的律师家庭。他早年接受启蒙思想，同情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七岁时加入拿破仑的军队，把拿破仑看作唯一能击败封建反动势力的英雄，崇拜他的魄力和才干，赞扬他打破等级界限，从平民中大量选择军官。复辟以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1821年因和烧炭党人交往被驱逐出境。 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深受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曼佐尼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后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提倡民族传统。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全在他的真实性”，“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目的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在意大利期间，司汤达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传。二十年代初回国后，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发表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他举罗马凯旋门同法国的凯旋门为例，说“罗马的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的真相，因此感动了他们的同胞”；法国作品完全模仿罗马，而“各个时代的模仿者都是古典主义者”。可见司汤达所谓的“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现实主义，而“古典主义”在他的词汇里则是没有生命力、衰落腐朽、供宫廷取乐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和拉辛都是浪漫主义者。“这两位伟大诗人都模仿自然。”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剧，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司汤达的理论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他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理论文献，对这种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司汤达的主要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主人公于连·索瑞尔是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怀有强烈的向上爬的个人野心，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想靠建立军功而飞黄腾达。但在复辟年代，他的希望不能实现，他看出只有通过教会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他把一部拉丁文《圣经》背得烂熟，当地神甫很信任他，介绍他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不久，因和德·瑞那夫人恋爱，他被迫离开市长家，到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去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得到侯爵的赏识重用，和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发生爱情关系，侯爵只好赠给他土地、金钱、贵族封号和军衔。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在教士威逼下写来一封揭发他的信，使侯爵取消了女儿和他的婚约。于连野心未遂，一怒之下用手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因而被捕，最后被判死刑。 于连代表当进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和当权的贵族、教会有矛盾的一面，因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他们想爬到上层地位的障碍；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和上层妥协的一面。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要推翻封建制度，只想自己爬到上流社会，满足权势和财富的欲望，和贵族、僧侣一道维护封建制度，统治人民。于连的形象就是这一阶层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典型形象。 于连不满封建等级制度，但向上爬的欲望又使他依附于特权阶级，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秘密会议递送情报。他把全部《圣经》看成谎言，却又把它熟读，立志当教士。他声言巴黎是个“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但又竭力想钻进巴黎上流社会，羡慕他们的权力、财富和豪华的寄生生活。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然而又极端蔑视他们。于连的反抗性取决于贵族上流社会对他的态度，他的主导方面是向统治阶级投靠。他对社会作了某些批判，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向上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每当他受到提拔重用时，他总是对赏识他的主人感激涕零。司汤达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对于连的个人野心、利己主义和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行为，作了肯定的描绘，最后法庭上的一段更把于连渲染成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英雄。实际上，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他在法庭上短短的发言是个人野心未遂的怨恨的发泄，他的死也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失败后悲观绝望的必然结果。 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反映了贵族和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对封建贵族和教会作了一些揭露，描述了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的恐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情绪，因而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红与黑》并没有表达出七月革命前夕，广大法国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反贵族、反教会和反复辟的时代精神，只不过是塑造了一个出现于革命浪潮中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形象，并且在美化这个人物的同时，宣扬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观和幸福观。 司汤达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巴马修道院》(1839)。主人公是意大利巴马公国的贵族法布利斯·台尔·唐戈。他青年时代参加拿破仑军队，拿破仑失败后返回意大利，在他姑母的帮助下，到神学院学习，被任命为代理大主教，后来因为几次恋爱失败，隐居到修道院，不久死去。司汤达笔下的法布利斯和于连一样，也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他也企图通过从军和出任教职来满足个人野心，并想在爱情中求得个人幸福。作者着力描写了巴马宫廷的政治阴谋和斗争，反映出“神圣同盟”时期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混乱。 司汤达又写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和自传体小说《亨利·勃吕拉的一生》，都未完成，还留下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集》。这些作品都在他死后很久才出版。 《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拥护七月王朝。吕西安最初倾向于共和主义，他父亲叫他从军，他同于连相反，对从军不感兴趣。在镇压工人起义时，他遭到工人的仇视，又看到同伍军官的卑鄙行径，于是他放弃军职，当了政府职员。官府见闻也使他厌恶。他又经历了一些活动，一直徘徊动摇。他认为唯一的幸福就是爱情。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的社会矛盾，内容和格局同《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有类似之处。 司汤达的小说情节集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简明精确，没有冗长琐碎的描写。他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来突出他们的个性特征。他的心理描写丰富了塑造形象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奥诺瑞·巴尔扎克(1799-1850)生于法国西部的都尔城。他的父亲出身农民家庭，后来成为资产者。巴尔扎克青年时期在僧侣所办的学校学习。1814年，他去巴黎学法律，曾先后在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当实习生。他的父亲希望他毕业后当律师，但是巴尔扎克决心从事文学创作。1819-1820年间，他写了一篇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但这个剧本被认为是失败之作。他转而写作当时极为流行的神怪小说，不到四年(1821-1825)写了将近四十种，都没有签署作者的真名，其中有的还是和别人合著的。 一方面由于家庭接济很少，另一方面又由于沾染了巴黎社会的奢侈恶习，巴尔扎克经常陷入手头拮据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从1825年起经营企业，出版古典文学名著，开办印刷厂，制造特型铅字，但是没有成功，他决定仍旧靠写作维持生活。 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在这里，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商品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高利贷者》，1830)，有懂得钱币作用的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高级的金融巨头纽沁根(《纽沁根银行》，1838)等。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国家法律的庇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公开进行掠夺，而在掠夺方式上又各有特点。高布赛克是旧式的剥削者，还没有学会“最新”的发财致富之道，他宁愿把商品贮藏在家里，而不敢把它当作资本来增殖；他是以囤积商品的方式来贮藏货币的守财驻。葛朗台老头的活动范围则比较广泛。他是由旧式剥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过渡的一个精明能干、狡猾诡诈的投机商人。他知道把金钱放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从而积累更多的资金。在他心目中，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他非常吝啬，利用周围所有的人为他掠夺金钱的目的服务。银行家纽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他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自己却捞到百万黄金。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惜，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而是穷奢极欲，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身上表现了享乐、黄金和鲜血混在一起的特点。他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形象，如拉法埃尔·德·瓦仑丹(《驴皮记》，1831)、拉斯蒂涅(《高老头》，1834；《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1846)、吕西安·吕庞泼莱(《幻灭》，1837-1843；《娼妓荣辱记》1838-1847)和伏脱冷(《高老头》、《幻灭》、《娼妓荣辱记》)等。除了伏脱冷以外，他们当初走进社会时，都想通过“正当的”途径寻找个人出路，后来由于沾染了上层社会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道德堕落。瓦仑丹从外省来到巴黎，幻想得到学者的光荣，刻苦自励，自从认识贵妇人馥多拉以后，他便使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拉斯蒂涅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野心家。他从对巴黎社会的接触和观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诀，苦役逃犯伏脱冷是他的引路人。拉斯蒂涅虽说有时不免怀疑和懊悔，但最后还是走上邪路，成为寡廉鲜耻的流氓政客，金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吕西安·吕宠泼莱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人，他从外省来到巴黎，渴望找到出人头地的捷径。新闻记者罗斯多告诉了他当前文坛的内幕，他便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文艺评论家。但是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干更多的罪恶勾当。曾经作过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脱冷，在这里又为吕庞泼莱策划阴谋，用逼死吕庞泼莱的情妇的办法，企图使吕庞泼莱获得百万家财。伏脱冷还犯了其他谋杀罪行，而吕庞泼莱则以同谋犯的嫌疑被捕，死在狱中。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个人野心的一切罪恶；他以愤世嫉俗的面貌出现，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实际上却在传播这种道德和法律。拉斯蒂涅和吕庞泼莱便是在他指引下的两个利欲熏心的青年，一个爬进了统治集团，一个死于牢狱。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在金钱原则的统治下，家庭成为人们互相欺骗掠夺的场所。做女儿的耗尽父亲的财产，然后把父亲像一只挤干了的柠蒙似的丢掉(《高老头》)。做父亲的为了金钱，逼死自己的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欧也妮·葛朗台》)。做母亲的企图霸占自己丈夫的遗嘱，以便剥夺儿女的财产(《高利贷者》)。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禁治产》，1836)，或者干脆翻脸不认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为了私心，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损害亲人的幸福(《贝姨》，1847)，或对穷亲戚任意侮辱，一旦穷亲戚变富，就狠心把他杀害，夺取他的财产(《邦斯舅舅》，1846)。 作为历史残余势力的封建贵族，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刻画这些形象时，巴尔扎克常常表现出对贵族阶级的深切同情。例如在《高老头》中，他用感叹的笔调描写鲍赛昂子爵夫人的爱情悲剧，百般美化她的贵族气节，用希腊女神和罗马斗士来形容她被迫告别巴黎时的神态；又如在《禁治产》中称德·埃斯巴尔侯爵为超凡入圣的贵族，因为他保持了清廉正直的家风；又如在《幽谷百合》(1835)中，对于莫尔梭夫夫人用祈祷来驱除邪念、克制情欲，也是赞扬备至，认为在莫尔梭夫夫人和她对青年贵族菲里克斯的爱情之间那场不为人知的搏斗，几乎和史册上著名的战役同样伟大。但是在不少场合，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讽刺和嘲弄却也极其尖刻辛辣。德·法罗阿骑士(《老处女》，1836)是一个狡猾的贵族，他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他在婚姻竞争中，却被强悍的自由党人杜·布斯吉耶弄得狼狈不堪。德·爱斯格里雍侯爵(《古物陈列室》，1836-1838)是宗法社会“忠诚”、“坚强”和“高贵”等的化身，然而他这些“品德”解决不了实际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甚至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庭中不出败坏家风的子弟。他的儿子维克多里延因伪造支票而受到银行家杜·克罗阿兹的控告，后来只是由于按杜·克罗阿兹的意志行事，放下贵族架子去做银行家的侄女婿，才免于破产，保全了名誉。在巴尔扎克笔下，爱斯格里雍侯爵是一个失去时代意义、只配进“古物陈列室”的玩艺儿，而他的儿子则是在资产阶级金钱关系中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拿破仑的形象在《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乡村医生》(1833)、《一桩神秘案件》(1841)、《三十岁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里。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笔下，《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和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欧洲联邦制，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他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人们经常怀念他。又如《农民》(1844)中的尼兹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像钢铁，纯洁得像黄金。”他放弃他在大革命中应得的财产，甘愿过贫苦的生活，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他特别受到农民的爱戴。 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农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183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角色，在《高老头》里已经出现，从人物体系来看，《高老头》可以说是《人间喜剧》的序幕。 这部小说叙述复辟王朝时期一个青年大学生在巴黎资产阶级社会影响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故事，作者抨击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建筑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上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又在超阶级的“父爱”的名义下，转而肯定资产阶级的腐朽寄生的生活原则。 故事发生在颓败、粗俗和寒伧的伏盖公寓。公寓中有三个房客特别惹人注目：怀着寻找个人出路的目的的大学生拉斯蒂涅，行迹可疑的议论家伏脱冷以及年迈力衰、神情沮丧的高老头。高老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当了伯爵夫人，二女儿嫁给银行家纽沁根。由于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的介绍，拉斯蒂涅认识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并且特别属意于二女儿纽沁根夫人，企图利用她来作为个人飞黄腾达的跳板。但是拉斯蒂涅没有钱，无法博得巴黎贵族妇女的青睐。伏脱冷猜透了他的心事，便向他宣扬要成功就不能怕弄脏手的谬论，并为他策划谋财害命的阴谋。伏脱冷原来是一个著名的苦役逃犯，他终于案破被捕；不久，鲍赛昂夫人又因为情场失意而遁世。但这两个引路人的遭遇，对拉斯蒂涅来说，都是新的人生一课，他决心接受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法则。同时，高老头的命运也对拉斯蒂涅发生了重要的作用。高老头一生疼爱他的两个女儿。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他牺牲了全部家私，结果却被她们遗弃，在贫困和疾病中死去。高老头这种悲惨的结局，使拉斯蒂涅再一次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生活教育，促使他最终地决定他的道路：决心用一切卑鄙手段向上爬，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当一名“英雄好汉”。 拉斯蒂涅伶俐狡猾，头脑冷静；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他并不是毫无顾虑的，有时甚至也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羞愧，可是他每次内心斗争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上风。为了添制一套漂亮衣服，他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回信来了，他感动得流泪，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他很想不拿这笔钱，但是转眼之间，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中，他又得意非凡，觉得整个世界已经是他的了。伏脱冷向他建议谋害维多利小姐的哥哥，使她成为唯一继承人，如果他和她结婚，他就可以弄到一百万陪嫁。他虽说拒绝了这个罪恶的计划，但并没有停止对维多利小姐谈情说爱的勾当：只要罪恶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之手，也未始不可以享受罪恶的果实。他在觉察到高老头的悲剧以后，便成为伏盖公寓中唯一同情高老头的人，他护理高老头的疾病，央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来给父亲送终，他典当自己的表来给高老头办理后事，他差不多是唯一参加高老头的葬仪的人。但是，向上爬的野心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在安葬高老头以后，就上纽沁根夫人家里吃晚饭去了。拉斯蒂涅从外省到巴黎，不是非走邪路不可，但他在巴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步腐化堕落。后来当他在《纽沁根银行》中重新出现时，他是个搞银行假倒闭的帮手；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他已经获得爵位，当上部长了。 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世界一名凶残的掠夺者，因为遭到追捕，他对社会进行猛烈的反抗。从巴尔扎克后来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当时在巴黎给一批犯人管理一笔暂时不能公开的财产。在伏盖公寓的房客中，他看准了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千方百计地对他加以诱惑，私下和他畅谈为人处世的秘诀。他骂尽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卑鄙龌龊，但他自己所追求的却是要捞一笔资本到美洲去贩卖黑奴。他把自己置于道德之外、法律之上，用不道德来反对不道德，用无法纪来反对无法纪。他和其他掠夺者作斗争，采用了毒蛇猛兽互相咬啮对方咽喉的方法，谁是强者，谁就获得胜利。伏脱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是由于掠夺失败的个人仇恨而产生的，只要个人野心得到满足，他就可以不再抨击。后来，在《娼妓荣辱记》中，伏脱冷已摇身一变而为巴黎秘密警察厅长。 高老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靠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条商人，他原想爬得更高，但是在金融势力统治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他的幻想不能实现，因而他在妻子死后，就把全部希望和感情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两个女儿十五岁时便有自备马车，生活非常奢华，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所养的情妇，只要一开口，最荒唐的欲望也会得到满足。后来高老头为了给这两个嫁给名门贵族的女儿挣面子，结束了他的面条生意。当他知道两个女婿不愿意公开接待他，他竟像乞丐一样，从旁门偷偷地去探望女儿，或者守候在马路旁，窥伺女儿乘坐华丽的马车走过去。他是伏盖公寓里大家取笑的对象，能够从拉斯蒂涅那里打听到两个女儿寻欢作乐的情况，是他的无上的快乐，而拉斯蒂涅也就因此成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至于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只有在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跑来找他，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她们的需要，为的是有机会看她们一眼。他病重垂危时渴望看看自己的女儿，可是她们都不肯为了给父亲送终而牺牲一次参加舞会的机会。高老头临终时，在他的嚎叫和诅咒中，夹杂着对两个女儿的凄惨的呼号。他甚至曾经发狠要再去做面食生意，赚它几百万回来，因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买到女儿。当他看出自己已经完全被女儿抛弃时，他不由得叫喊起来，他要去抗议：如果做父亲的给踩在脚底下，国家不就要亡了吗?高老头的殡葬，仅仅由于拉斯蒂涅及其朋友青年医科学生皮安训四处奔走，才得以草草了事。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没有参加送葬，却派了他们有爵徽的空车，跟着灵车一直送到公墓。 《高老头》还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纽沁根男爵和皮安训等。伏盖太太是一个城市小市民的代表人物，她可以从舞女那样的笑容满面，一变而为债主的冷酷无情。她想尽办法在房客的膳食上节省开支，把房客喝剩的酒用瓶子收集起来，年年望着自己园子里的苹果树发愁，惟恐苹果收成不好。高老头的悲惨的死亡，只有当她害怕由此而给她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时，才引起她的不 安。纽沁根田爵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人间喜剧》中多次登场，是《人间喜剧》的主要主人公之一。他在《高老头》中虽说只是初露头面，但我们已能看出这个资产阶级强盗的实质。皮安训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他刻苦勤学，和拉斯蒂涅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同样在巴尔扎克的另一些小说中出现，却没有成为任何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典型性远不如《人间喜剧》中的反面形象那么突出。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阔的反映。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以金钱统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描绘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的历史，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阐明隐蔽在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义，暴露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为我们认识当时法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伯爵、皮安训等)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这些小说明确地反映出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及其相互联系，从而加深了《人间喜剧》这幅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尽管巴尔扎克唯心地认为“欲念”是人的基本要素，强调“欲念就是整个世界；没有欲念，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但他总是把体现某一“欲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过程，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极为鲜明突出。葛朗台老头不同于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尔巴贡，也不同于《人间喜剧》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璜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1848年6月革命以后，雨果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虽然并不了解这次革命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一深刻意义，但是对革命的要求这一点，雨果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当很多作家陷于悲观消极，远离社会斗争，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雨果却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走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政治立场。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对政变的起义，并因此遭到迫害，开始了历时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他最初在比利时首都避难，不久由于比利时政府的干涉，迁到英吉利海峡英属哲尔西岛，后来又由于英国政府的干涉，转往格恩西岛。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垮台，才回到法国。流亡期间，他拒绝接受拿破仑三世的大赦，宣称“篡夺者在位一天，就在海外流亡一天。” 流亡期间，雨果恢复了创作活动。1852年发表抨击拿破仑三世政变的政治讽刺小册子《小拿破仑》，并写了另一本政治讽刺小册子《罪恶史》。1853年发表政治讽刺诗杰作《惩罚集》。这部诗集以此次政变为中心题材，对拿破仑三世扼杀共和、背信弃义，作了辛辣的讽刺和诙谐的咒骂，表达了对政变中广大受难者的同情和对蒙受耻辱的法兰西民族的悲愤，以及正义终将抬头、光明一定到来的乐观信念，并记述了捍卫共和、宁愿流亡、决不屈服的决心和流亡中对故国的思念。 长篇社会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全书共五部，开始写作于1845年，发表于1862年。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是拿破仑时代一个穷苦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捕判罪。后来由于几次越狱，被判加刑，因而坐了十九年的监牢。冉阿让出狱后，无家可归，米里哀主教留他过夜。他在当天晚上又偷了主教家里的银器。主教不予追究，反而加送给他一对银烛台，对他说：“但愿你从此做一个老实人，我把你的灵魂买了下来，而且送给了上帝。”主教的“仁慈”使冉阿让深为感动。从此，冉阿让就成为一个“弃邪归正”的道德家。 八年后，冉冉让化名为马德兰，在蒙特猗城开设工厂，救济贫困，促进了该城的繁荣，因而被推选为市长。在他的工厂里，有一个名叫芳汀的女子，遭到情夫的遗弃，她把私生女珂赛特寄养在小酒店主德纳第家里，自己则出来做工。当她的身世被发觉后，她被厂方解雇，而流氓德纳第夫妇又乘机敲诈勒索，她为了自己和女儿的生存，被迫沦为娼妓。当马德兰知道这一情况时，芳汀已经病入膏盲。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马德兰答应负责抚养她的女儿。 在蒙特猗城，唯一敌视市长的是警官沙威，他一直怀疑马德兰就是他当年看管过的犯人冉阿让。有一次官方抓到一个窃贼，狱中两个老犯人错误地咬定这个窃贼就是失踪已久的冉阿让，法庭就要给他判定终身流刑。马德兰不愿嫁祸于人，毅然前去自首。当时法官不敢给他定罪，警官沙威却不肯放过，于是冉阿让又被投进监狱，但不久他又越狱逃跑。 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冉阿让路过孟费郿村镇，认出了在德纳第家备受虐待的珂赛特，便把她赎买下来，当作自己的女儿来抚养，住在巴黎郊外一所古老的修道院里。 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反对路易—菲力浦政权，冉阿让参加了起义的巷战，并极其英勇地从阴沟中救出在战斗中受伤的共和主义者马吕斯(珂赛特的爱友)。这时沙威也混进街垒。他被起义者抓住，而冉阿让却把他放了。沙威深受感动，他思想里发生矛盾，不能继续执行逮捕冉阿让的司法职务，遂投河自杀。 不久，马吕斯和珂赛特结了婚。冉阿让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实，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马吕斯。马吕斯不能理解他，反而认为他是一个一贯犯法的坏人，对他日渐疏远。后来马吕斯间接了解到冉阿让一生行事的难能可贵，痛悔自己态度粗暴，马上和珂赛特一起去探望他。这时他已病重垂危。但是在临终前能得到一对青年人的谅解，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整个故事是以冉阿让对米里哀主教的回忆而结束的。 《悲惨世界》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苦阶层的不幸，也集中表达了雨果在过去许多作品里已经提出的“仁慈”、“博爱”可以杜绝邪恶，改革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想。冉阿让因饥饿而犯罪，资产阶级法律对他的不公平的惩罚，使他变得凶狠粗暴，敌视社会；可是当主教用道德感化他时，他却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实鹰犬，后来也为冉阿让的“宽大”、“仁慈”所感动，“天良”发现，投河自杀。雨果力图通过这些事例，说明作为“仁慈”化身的米里哀主教精神的伟大以及企图用刑罚来消除社会罪恶的资产阶级法律之无用。雨果宣扬“仁慈”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是提高个人道德、化罪恶为善良和医治社会灾难的根本途径，而资产阶级的严刑峻法，依他看来，非但不能杜绝邪恶，反而使“人性”愈益败坏。 尽管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也歌颂战斗，赞扬革命，用许多篇幅去描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和共和主义英雄形象(如八十岁的老翁马白夫，十一岁的流浪儿伽弗洛什等)，但在雨果思想中，革命斗争只占次要地位，主要的仍然是人道主义原则。这个原则的实质是阶级调和论，它能麻痹和瓦解被压迫人民的斗志，使他们照旧处于被怜悯的地位，而无损于资产阶级的统治。 雨果在流放期间还写过长篇小说《海上劳工》(1866)和《笑面人》(1869)。前者歌颂海上渔人战胜自然的顽强斗争，后者描绘十八世纪初英国贵族的腐化残暴。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政权崩溃，雨果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回到法国。在反对普鲁士默武主义的斗争中，雨果一方面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另一方面也大力呼吁德国人民起来反对普军的侵略罪行。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雨果最初反对起义，认为国难当前，不应发生内战，对凡尔赛分子和巴黎公社双方均有所谴责。公社失败后，他却毫无畏惧地站出来为遭受残酷迫害的公社社员辩护，呼吁赦免公社全体社员，并让流亡的公社社员在比利时首都他的住宅里避难，但是雨果并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他只不过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受迫害的人们表达他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罢了。1872年发表的《凶年集》，反映了雨果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全部思想感情(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其中最好的作品，是那些谴责普军暴行、激励爱国热情的诗篇。 1874年，他发表了充分体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九三年》，其中描写的是1793年共和国军队镇压旺岱地区反革命叛乱的故事。雨果在这里热情地歌颂共和国军队的英勇战斗，但又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错误观点。司令官郭文私自放走了反革命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因为后者是在逃跑时为了从火中救出三个小孩而被捕的。郭文这一行为违反革命的利益，因而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执行死刑的政务委员西穆尔登，由于思想里发生矛盾，也在郭文被处决的同一瞬间开枪自杀了。 在无产阶级已经显示了自己的伟大力量的年代，雨果宣扬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日益失去它的进步性。 欧仁·苏(1804-1857)是法国十九世纪中叶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揭露了这个时期法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描绘了下层人民的贫困状况。1842年发表的《巴黎的秘密》曾引起强烈的反应。这部小说写德国封建王公的儿子鲁道夫同一个英国没落贵族女子相爱，生下一个女儿。后来女方改嫁，把女孩托给公证人抚养，以后这女孩就下落不明了。鲁道夫为寻访女儿，周游世界，在巴黎下层社会乔装巡行，进行拯救“堕落灵魂”的道德感化事业。最后他发现妓女玛丽花就是他的亲生女儿，他把她救出火坑，带回德国。在鲁道夫的感化下，玛丽花终于皈依上帝，进了修道院并死在那里。 这部作品写了巴黎的监狱、病院、酒吧间和强盗窝等等下层社会。作者以同情态度描绘的穷人生活，具有很强的揭露性。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肯定它说：“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但在如何拯救这个世界的问题上，作者却开出了“慈善家”的药方，因而受到傅立叶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推崇。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巴黎的秘密》作了精辟的分析批判。他一方面肯定这部小说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指责欧仁·苏所宣扬的以阶级调和、道德感化等来改良社会的措施，以及对人民革命力量的鄙视。这些正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哲学”具有同样反动的实质。 除了《巴黎的秘密》以外，欧仁·苏的重要作品还有《流浪的犹太人》和《人民的秘密》。 普罗斯贝尔·梅里美(1803-1870)出生于一个画家家庭，曾在大学攻读法律。1822年他认识了司汤达，把司汤达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1825年，他发表《克拉拉·伽索尔戏剧集》，共收短剧八种，假托为一个西班牙女演员的著作。这部作品谴责教会僧侣的狂热和伪善，揭露查理十世的腐败无能，反对复辟王朝压迫西班牙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宣扬了个人自由。1828年出版历史剧《雅克团》，描写十四世纪法国农民起义，用来影射二十年代末法国的反封建斗争。作者虽然指出农民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认为农民是反封建主力，但又把他们看成乌合之众。在结构方面，他吸收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些特点，如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出场，场景的变换和多样化。在司各特影响下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1829)以十六世纪法国天主教迫害和屠杀新教徒为题材，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但和《雅克团》一样，也反映了不相信人民群众和害怕人民革命的情绪。 从1829年起，梅里美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铁奥·法尔哥尼》、《费德里哥》、《一场赌博》(以上均收入《镶嵌画集》，1833)、《嘉尔曼》(1845)和《高龙巴》(1840)。这些作品有的取材于历史，有的取材于当代社会，有的取材于异域远方，并常用寓言形式，歌颂“尊严”、“荣誉”、“自由”、“良心”、“善良”、“义务”，用来对照和批判法国当时现实社会中的自私、虚伪等现象。正面人物被赋予一些“原始的”特点如残酷、横暴、报复心理、纵情等，作者认为这些比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下的“文明”要好些。他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美化了远方异域的“朴实”、“善良”的宗法关系，例如法尔尼因为独子贪利出卖了一个逃亡者而亲手把他杀死，以维护宗族的荣誉。赌徒费德里哥看到另外十二个赌徒由于输在他手下，以致铤而走险，被官军钉害，他为此忏悔，拯救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最后进入天堂。嘉尔曼放荡成性，凶残狡黠，因为她爱上了另一个男子，决心抛弃她的情夫，宁可被情夫杀死，也不改变她的意志。作者却把这样一个女子美化成为追求自由的正面形象。梅里美这些小说都是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或理想化了的宗法社会道德为武器，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的。 居斯达夫·福楼拜(1821-1880)生于法国北部诺曼第省的卢昂。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1845年父亲去世后，福楼拜在卢昂附近居住，在那里写出了他所有的重要作品。 福楼拜青年时期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856年发表的《包法利夫人》是他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体现了巴尔扎克提出的小说家必须面向当代生活的创作原则。女主人公爱玛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在专门训练青年女子进入贵族社会的修道院寄宿学校受到 教育，在那里受到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头脑里充满了无名的感伤，幻想过浪漫主义小说中所描写的恋爱生活。结婚后，由于对丈夫包法制医生的平庸和整个外省的庸俗、狭隘、丑恶的市民生活不满，她向往浮华的上流社会，和当地一个小地主私通，既而又和一个律师的秘书发生关系，终至负债累累，服毒自尽。 通过女主人公的悲剧，福楼拜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法国外省贵族、地主、市侩、高利贷者的丑恶面貌，同时也尖刻地讽刺了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主义幻想。尽管如此，作者认为包法利夫人的堕落应由社会负责。正是修道院寄宿学校中的贵族教育、当时风靡法国的消极浪漫主义小说、贵族地主社会的纨绔子弟以及庸俗卑劣的小市民，使包法利夫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药剂师郝麦，是法国外省市民阶层的代表。他自私自利，庸俗虚伪，但他却被称为社会先进分子，志满意得，荣获了十字勋章。这部小说发表后触怒了当时的统治阶级，他们曾经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对福楼拜提出控告。 《萨朗波》(1862)是一部历史考古小说，描述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雇佣军起义所引起的战争。为了写这部作品，作者除了到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去游历以外，还阅读过数以千计的有关书籍。小说中的写景场面非常出色，而且是和情节相结合的。福楼拜在这里严格地采用他所一再强调的“冷静的、客观的”创作方法，力求避免作者的主观热情渗透到作品中去。 《情感教育》(1869)是福楼拜第二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青年的感情生活，广泛地反映了1840到1851年的法国社会。主人公弗雷德利克·莫罗是一个意志薄弱、耽于梦想、对万事都缺乏进取心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同在爱情上一样，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在革命动荡的年代，灰溜溜地过了一生。莫罗是时代的产物，福楼拜通过他的命运，谴责了资产阶级社会对青年人的不良影响，它使他们意志瘫痪，成为废物。但这部小说在叙述1848年革命的那些章节里，也反映出作者对人民群众的鄙视，对革命运动的恐惧和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这说明在福楼拜的思想中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 1874年，福楼拜发表《圣安东的诱惑》最后的定稿。在他这部从青年时期就动笔的以宗教传说为题材的小说里，也充满着对人类命运的怀疑和悲观情绪。福楼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布华尔和贝居舍》，在他死后发表于1881年，写两个小职员从事科学试验终于失败的故事。作者一方面讽刺资产阶级的病态文化，另一方面又坚持他那认为真理是不可能获得的宿命论观点。除了上述几部长篇小说以外，福楼拜还写过短篇小说《淳朴的心》、《希罗迪娅》和《圣朱利安传奇》，1877年用《三故事》的名称出版。 福楼拜非常重视艺术形式，在小说的结构、意境、词句和文章节奏等方面都反复推敲。他还特别重视写作前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写一个普通村庄或峭壁下一条人行小道，他必定事先亲自去进行观察；为了写一个婴鹉标本，必须在他面前摆一个鹦鹉标本。作为小说家，福楼拜不但追求艺术的完美，也追求科学的精确。 但是也必须指出福楼拜在艺术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把艺术看作认识世界的唯一可靠的手段，认为通过美感可以认识“绝对”。他说美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宗教和哲学都不能避免被毁灭、被否定的厄运。他这种艺术上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开始走向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映。福楼拜是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由于对资产阶级现实感到强烈不满，而又对人类前途缺乏信心，在绝望之中他就逃避到艺术中去，宣扬艺术高于一切。福楼拜这种思想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创作，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成就未能达到巴尔扎克和雨果的高度。 随着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剧烈的阶级斗争现实面前，出现了颓废文学流派，它的代表人物是戈蒂耶和波德莱尔。 戴奥菲勒·戈蒂耶(1811-1870)青年时期学过绘画，1830年以后，他放弃绘画职业，专门从事文艺创作，逐渐走上唯美主义道路。诗集《珐琅与宝石》(1852)是他的代表作。他还写过小说、游记和大量的文艺评论。 戈蒂耶追求造型美。他说只有有形的世界对他才是存在的。他认为艺术的全部价值只在于具有完美的形式，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表现形式的美，而无须为作品的道德意义操心。 根据上述理论，戈蒂耶在诗歌创作中提出“艺术移植”的口号。他力图用语言再现造型艺术给人的感觉，因而他的诗偏重文字雕琢，缺乏思想内容，仅仅给人以感官上特别是视觉上的空洞感觉而已。即使是他的抒情诗，感情的因素也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戈蒂耶的诗歌理论和实践，反映了四、五十年代法国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动荡的形势下的消极悲观思想。他们在反对功利主义的虚伪口号下，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采取冷漠态度，又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风暴。 查理·波德莱尔(1821-1867)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年轻时因与继父感情不和，被遣送至海外，回国后在巴黎过着放荡荒唐的生活。1848年2月，他参加街垒战斗，并创办宣传革命的刊物。但是他并不了解这次革命的真正意义，他加入战斗只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1857年出版的诗集《恶之花》，是他的代表作 《恶之花》包括《忧郁和理想》、《巴黎画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个诗组，通过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颓废文人和艺术家的精神危机。波德莱尔在这里，把他的痛苦、绝望、迷惑、悔恨以及摆脱邪恶、向往天国的情绪，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他曾说：“在这本残酷的书里，我写下了我的全部思想、全部心灵、全部信仰和憎恨。”作者对自己认为是邪恶败坏的东西却采取迷恋和欣赏和态度。这种态度从诗集的标题《恶之花》已可见出。波德莱尔是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他揭露人生恶习和社会病态，不是从要求变革的愿望出发，而是把恶习和病态看成一种不可改变的永恒现象；这实际上是拜倒在丑恶面前，因而对丑恶的揭露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对丑恶的迷恋和欣赏。 在艺术理论方面，波德莱尔强调感官的作用，特别是各种感官的相互作用。依他看来，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呼应、互为象征的；宇宙是一座神秘的象征的森林，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以显示其自身的存在。他的感官呼应论正是他的神秘主义宇宙观在艺术理论上的反映，后来成为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受到巴拿斯派的推崇。 这一时期法国资产阶级文学评论界的主要代表是查理—奥古斯丁·圣勃夫(1804-1869)。他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一度学医，后来受到浪漫派作家的影响，从事创作，写过诗和小说，但他主要的活动是在评论方面。当浪漫主义进入高潮时，他写了《法国十六世纪诗歌史纲》(1828)，指出浪漫主义文学是十六世纪七星诗社传统的复兴。后来他在国外讲授法国文学，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波尔·罗亚勒修道院史》(1840-1860)和《星期一杂谈》(1851-1862)是他两部主要的论文集。前者叙述冉森教会文化中心的发展史，但其中有不少关于十七世纪作家和作品的重要评论。后者是一部在报刊文艺专栏发表过的零散文论的汇编。 圣勃夫是一个运用“历史比较法”的有代表性的文学评论家。他说，“我可以欣赏一部作品，但不了解作家而要对作品作出判断是很困难的。”因此，他认为评论家的任务就在于研究作家的气质、道德、理智和物质生活等，尽可能搜集作家本人、他的家庭、朋友、门徒乃至敌人的材料，从各方面去挖掘他的精神秘密，描绘出一幅个性鲜明的肖像。 圣勃夫的文学评论事实上也就是作家的“心灵评传”。他不像古典主义评论家那样，用固定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各个时代的作品。但是他只对生活中各种具有突出特征的个别现象感到兴趣，把文学看作是作家个人气质的表现，而不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他强调生活环境对作家气质的影响，但他所谓的生活环境是没有阶级内容的。在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曾设想要像博物学家对动植物进行分类一样，把人的气质分为若干类，撰写“人的精神自然史”。 圣勃夫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的抽象的超阶级的文学观点正是他这种政治立场的反映。他是斯太尔夫人之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法国评论家，他的著作为法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少资料。第三节 英国宪章运动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狄更斯 十九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英国工业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法案，取代了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地位，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绝对优势。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剥削更为残酷，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劳资矛盾已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工人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宪章运动。五、六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外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血腥掠夺，国内经济呈现表面繁荣，统治阶级实施点滴的改良以缓和阶级矛盾；英国工人运动受到工联主义的严重影响，处于低潮。 这一时期，各种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反动思潮十分猖獗。马尔萨斯(1766-1834)和《人口论》形成于工业革命初期，它把社会贫困的原因归于人口的增长，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十九世纪中叶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就曾利用过它。他们自己又建立了一套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学说，旨在追求无限制的利润。哲学领域中盛行的是以边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他们虽然宣称社会道德的依据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他们所谓的大多数人是指剥削阶级而言，他们断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是利己主义，并且认为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道德是合理的。卡莱尔(1795-1881)批评马尔萨斯和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揭发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崇拜”和伪善，但他要求像中古一样建立宗教信仰，由工业资产阶级那类“卓越的人物”来组织劳动，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改良主义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直在英国流行，严重影响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开展。 在宪章运动中产生了宪章运动文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夫人等作家，马克思称他们为“出色的一派小说家”，并说他们揭示了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的英国社会生活。他们大都经历过宪章运动或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个别作家触及当时社会中的劳资矛盾，以同情的态度描写劳动群众的贫困生活，但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提出改良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主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主要题材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历史，正面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如小市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破落贵族的子弟、贫苦的家庭教师等。在艺术手法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十八世纪现实主义和感伤主义小说的传统，特别表现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刻画方面，但也有很大的革新。在五、六十年代，英国多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后期作品显示出和资产阶级统治妥协的倾向，改良主义和悲观绝望的情绪都有所增强。 宪章运动文学是在三、四十年代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英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于1838年以“人民宪章”的形式向议会提出有关普选的要求，遭到议会拒绝，于是在全国各地发起广泛的群众运动。宪章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四十年代以前，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行动，宪章是他们的共同要求。从四十年代起，工人阶级除了坚持宪章的内容外，并单独提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分手。1847和1848年，宪章运动达到新的高潮。但由于运动内部分裂、资产阶级的收买和镇压、改良主义思想的滋长，宪章运动走向衰落。列宁认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宪章运动文学的形成也有它的文化基础。四十年代中叶，英国工人阶级开始举办自己的文化教育事业。早在1837年，宪章派就创办了通俗报刊《北极星》，经常刊载工人诗歌。诗人大都是来自各工业区的工人和活动家，许多诗人的姓名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是也出现过一批有名的作家如琼斯、林顿、惠勒(1811-1867)和麦西(1828-1907)等。宪章运动诗歌一般都写得短小精悍，有鼓动力，适合于集体歌唱。从这些短歌的形式上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歌手很熟悉拜伦和雪莱的政治诗，但它们和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不同，是从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号召工人兄弟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起来斗争，具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目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引用宪章运动诗人爱德华·米德写的《蒸汽王》(1843)一诗，并说“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揭露了“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批判这种奴隶制口头上承认自由权，而实际上把工人当作“白奴”。恩格斯亲自把这首诗译成了德文。又如在《给歇劳浦郡的宪章派》(1843)一诗中，宪章运动诗人明确指出，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掠夺工人的专制暴君和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这首诗气势雄壮，一开始这样写道： 举起宪章的旗帜登上高岗， 把它插上里金山的峰顶， 让它的口号骄傲地飘荡， 和专制暴君说一个分明。 也有一些诗歌欢呼人民宪章，欢呼人民政治运动的光明前途，如《向人民宪章九呼万岁》(1842)、《一首颂歌》(1843)、《自由的呼声》(1842)等。 宪章运动诗歌是为教育和组织群众而写的，往往出现炽热的群众场面，如描写去伦敦请愿的歌曲。有的诗歌向群众揭露阶级敌人，如指责辉格党虚伪的改革措施的《一首新的宪章派之歌》(1841)；有的揭发“反谷物法联盟”妄图用自己的口号来偷换“人民宪章”的阴谋，如《联盟》(1841)、《即兴》(1843)；有的则是揭发异己分子，警告同志们谨防资产阶级奸细的破坏活动，如《百万人之歌》(1842)。有些诗歌还表现了群众对领袖和同志的爱戴和关怀，支援被囚禁的同志或纪念被害者，激励士气，号召再接再厉地斗争，如《福洛斯特》(1840)、《献给宪章主义的十四行诗》(1840)、《献给死难的谢尔》(1840)等。 宪章运动诗歌对统治阶级剥削的揭发比资产阶级民主派诗歌更能触及本质，更深刻有力，表现了对剥削者的轻蔑和仇恨，如《怎样作一个大老爷》(1840)、《贵族是什么东西》(1842)、《托利老爷》(1842)等。《贵族是什么东西》一诗用一连串生动、素朴的比喻，揭露了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性和他们对人民的祸害。诗中把贵族称为“一件在宝座旁陈列的古董，一块有生命的污泥”，“一只雄蜂”，“民族的灾害，靠公款吃饭的乞丐”，表面上像“一只华丽的蝴蝶”，其实是“国家的毛虫”。 宪章运动诗歌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歌颂爱尔兰革命英雄的《爱国者之墓》(1843)，鼓励美国民主派反奴隶制斗争的《给美国诗人》(1844)，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给各国工人阶级》(1840)等。 宪章运动作家也写文学评论。四十年代初，苏格兰宪章派主办的《宪章通报》和其他刊物，已经评论过弥尔顿、彭斯、拜伦、雪莱、狄更斯等人作品的进步思想和社会意义。这些论文首先鉴别作品的思想性，但也不忽视艺术性。英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逝世时，宪章派评论家写出短文，称他为“贵族统治下领薪俸的奴隶，君主政体供养下的寄生物”，并说绝大多数同胞不曾为他的死洒下眼泪。在题名《诗人的政治观点》(1840)的一系列文章中，评论者认为“最真诚的诗人都是最热烈的政治家”，驳斥了政治对艺术有害的论点。但是他们对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缺点谈得很少。 埃内斯特·琼斯(1819-1869)出身贵族家庭，曾学习法律，1845年以后参加工人运动，成为宪章运动领导人之一，和马克思有过交往。1848年，他被捕入狱。晚年，英国工人运动低落，他在政治上转而倾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他写过许多政论、诗歌、小说和文论。他的政论、公开信(《致宪章派》，1848)和演说(《组织、组织、再组织》，1850)是出色的号召斗争的文章。公开信是琼斯被捕入狱后由《北极星》发表的，信中指出宪章派必须用自己的斗争行动迫使其他社会阶层承认工人阶级的正当权利，号召工人阶级不但要加强组织，而且要扩大组织，派代表到还未发动起来的农民中间去宣传，因为农民将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主张向农民宣传时应避免空谈抽象的原则，必须说明宪章的具体目标和要求。最后他说，“如果我被判罪，我将以骄傲的心情走向监狱，而且深信不会在那里待得很久。” 琼斯的诗歌也是和他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的。他写过不少诗歌号召工人争取自己的权利，如《我们的号召》(1846)、《我们的前途》(1846)、《五月之歌》(1847)、《前进》(1847)、《人民之歌》(1848)等。对于反动派欺压劳动人民的手段，他也不断加以揭发，如《皇家的恩赐》(1847)、《堵口者之歌》(1848)。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高涨年代，他写了《自由进行曲》(1848)、《渔人》(1851)等诗。在《自由进行曲》中，他指出“封建宝座已经摇摇欲坠”，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他还指出各国人民的力量已在增强；最后，他呼吁爱尔兰人民和英国人民共同为宪章奋斗。《渔人》讽刺拉马丁、尼古拉一世、梅特涅等妄想以和平、自由、法治等香饵欺骗人民，要他们放弃斗争，但是诗人说，人民已经觉醒，不会再上渔翁之钩，相反，鱼儿将要使渔翁不得安宁。琼斯的长诗《印度人的叛变》(1848)鼓励印度人民推翻英国统治者。这首诗在风格上受到雪莱的影响。琼斯的诗歌表现了乐观精神，对宪章运动的前途很有信心，如《未来之歌》(1852)等。 琼斯也写过一些小说。《人民的传奇》(1847-1848)描叙波兰人民解放华沙，把沙皇军队赶出国境的英勇事迹。《妇女的苦难》(1850-1851)是未完成的四部曲，其中一部写一个工人家庭的贫困生活。琼斯还写了一些文学评论，他提出文学必须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号召作家“到人民中间来，为人民写作”。他甚至鼓励保守派的勃朗宁“避开国王和王后——离开宫廷的豪华，进而升入穷苦人的茅舍”。他认为宪章运动的诗歌是“时代最清新、最激动人心的诗歌”，要求戏剧、小说等也表现宪章运动。 另一个宪章运动诗人、作家，是威廉·詹姆斯·林顿(1812-1897)。他又是个版画家。1839年，他发表一组名为《献给尚未解放的人们的赞歌》，四十年代，他编辑过多种刊物，写了不少歌颂英国和欧洲革命事件的诗篇，主要有组歌《各民族的挽歌》(1849)。五十年代初，他写了组诗《反对地主制的诗歌和申诉》(1851-1853)。此后他移居美国，1871年曾发表文章为巴黎公社辩护。 林顿的《劳工与利润》(1847)一诗，写于宪章运动第二、三次高潮之间，揭发工业资本家盗窃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用来养肥自己，而劳动人民却在饥饿中死去；同时，他配合当时形势，揭露统治阶级取消谷物法是为了有利于自由贸易这一罪恶目的。在《各民族的挽歌》中，林顿以挽歌的形式，激励各国人民打破沉寂，推翻暴政，争取自由和解放。诗人把自己的诗篇比作“带火焰的宝剑”，要在地平线上点燃革命的烈火。在《为了罗马》(1849)一诗中，诗人热情歌颂马志尼所领导的抗奥斗争，并说“为了罗马，就是为了全世界，我们进行是同一场斗争”。在《人民的集会》(1851)一诗中，他号召人民应当像雪片一样，团结起来，“焊接在一起”，直到形成一次雪崩，雷鸣般地翻滚，把反动派统统埋葬掉。 宪章运动文学一开始就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鼓动力。和宪章运动诗人同时活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诗人从人道主义出发，虽然也描写工人的悲惨生活，但是他们排斥群众性斗争，幻想感动统治阶级，以便能实施一些改革，来改善人民的处境，如托玛斯·胡德(1799-1845)的《衬衫之歌》(1843)等。 宪章运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还未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活动主要局限于争取实现宪章，始终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这些缺点也反映在宪章运动文学中。 查理·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这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贫苦的小职员家庭，十二岁时，父亲负债入狱，他自己到一家皮鞋油作坊当学徒。由于从小贫困，以后又在律师事务所和新闻报社工作，他对英国下层人民有所了解，熟悉城乡生活和议会政治。1835年他开始写小说，先后写了十几部长篇。狄更斯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一鸣惊人，它叙述商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到英国各地游历的故事，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勾画了讼师、法官、法庭、议会选举、穷学生、女学校、债务人监狱、酗酒的牧师等。作者美化主人公匹克威克先生，把他写成一个天真善良的资产者形象，他的仆人韦勒满口伦敦土话，机智而又淳厚，主仆关系和谐无间。书中的田园生活带有浪漫色彩，和充满欺诈的城镇生活形成对照。《奥立弗·退斯特》(1837-1838)写孤儿奥立弗·退斯特的痛苦经历。他出生在济贫院，后来在棺材店当学徒，逃到伦敦后，落入了以弗根为首的贼窟中。他历尽艰险，才得到好心肠的资产者布朗劳和姨母梅里一家的保护，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是个有钱人的儿子，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这部小说的题材和结构比第一部紧凑而集中，描叙了济贫院、贫民区、贼窟生活，对教区小吏、法官等反面人物作了漫画式的讽刺。写济贫院时，作者揭发了伪善的新济贫法剥削贫民的情况。狄更斯又在初期创作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教育机构和唯利是图的金钱原则，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1839)、《老古玩店》(1840)。初期作品的讽刺比较温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还抱有幻想和乐观情绪。他创造了一系列“善良的”资产者的形象，弱小者差不多都得到慈祥的资产者的庇护，结局圆满。 四十年代时，狄更斯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842年，他访问美国，发表《美国札记》，揭露美国奴隶制、国会和资产阶级舆论的假民主。小说《马丁·瞿述伟》(1843)描写主人公小马丁在美国的经历，抨击了美国新闻界、地产公司的欺骗投机，和市民崇尚虚荣浮华的恶习。但作品主要还是写英国的社会生活。作者塑造了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典型——伪君子裴斯匿夫。他外貌庄严，满口仁义道德，但一心只想图谋老马丁的产业。约那斯·瞿述伟是小说中另一个资产者形象，他的处世箴言是：“要干掉别人，不然别人就会干掉你。”他为了早日继承产业，竟蓄意谋害他的父亲。这一时期狄更斯的杰作是《董贝父子》(1848)。小说的主人公是经营海外贸易的董贝父子公司的经理董贝先生。这家公司的利润原则统治着英国上层社会，也统治着董贝。他的生活中心是公司的盈利和前途。他有一个女儿，但女儿不能继承父业，因而受到冷遇和歧视。他对儿子则悉心培养，使之成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董贝傲慢、冷酷无情，深信金钱有无上的权威。后来他借助金钱势力，续娶了美貌的贵族少妇伊迪丝·葛兰吉，使金钱和门阀结成联盟，以巩固他那权威人物的地位，但是董贝终于失败了。儿子因病死去，后妻因不能忍受他的冷酷，和他的助手卡格尔私奔，公司也宣告破产。最后他女儿的“柔情”教育了他，他在女儿身边才享受到“幸福”。作者也描写了小市民、贫民和工人，来和董贝相对照。书中的某些细节反映出工业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后英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如城镇面貌的改变等。长篇小说《大卫·考坡菲》(1850)具有自传性质，通过一个孤儿的遭遇，对儿童教育、腐败的司法界和好利者的丑恶面貌作了广泛的描述。小说塑造了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如终日愁穷、幻想立即发迹的米考伯等。四十年代的狄更斯作品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一部《圣诞故事集》(1843-1848)，其中的代表作是《圣诞欢歌》(1843)、《钟声》(1844)和《炉边蟋蟀》(1845)。这些作品是阐发作者正面理想的寓言式的故事，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幻想和感伤情调。《圣诞欢歌》和《炉边蟋蟀》宣传冷酷的有产者必须改变心肠，同社会下层的人和睦相处，学习他们友爱互助的精神。《钟声》着重抨击马尔萨斯的学说、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边沁的功利主义。这一时期的作品塑造了一些资产者的典型，揭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但是狄更斯认为，为富不仁的资产者可以从孤独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教育”，最后得到道德的改善。作者着力描写小人物的温情和道德感化力量，并把原来寄托在资产者身上的希望转移到小人物身上。 五、六十年代是狄更斯创作的高峰时期。长篇小说《荒凉山庄》(1852-1853)揭露英国司法系统的拖沓和腐败，使打官司的人倾家荡产，养肥了以司法为职业的人。书中以久悬未决的贾迪斯家族的遗产分配案为线索，写一对青年男女理查德·卡斯顿和婀达·克莱尔的遭遇。他们由相爱而秘密结婚。理查德把前途希望完全寄托在继承贾迪斯遗产的可能性上，因此陷入司法系统的无底深渊，耗尽了资财，丧尽了志气，终至早死。小说还写到和贾迪斯家族有联系的另一情节：贵族妇女德洛克夫人有一个私生女儿，受到险诈的家庭律师的要挟，她被迫从家里出走，倒毙在她情人墓前。作者强调，凡是和司法系统有接触的人，都像沾染了瘟疫一样不得善终。在抨击司法系统的同时，小说又揭示了英国议会中两党喋喋不休的争吵和议会竞选中普遍行贿的风气。全书人物众多，除以上的主要角色外，还有向工人散发布道文的女信徒、向非洲人传教并以发财致富来诱骗他们种植咖啡的女慈善家、伪善的牧师、高利贷者、吃白食的文人等。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描摹了极端贫苦的砖瓦工人、贫民窟中扫烟囱的孩子和许多善良正直的下层人民，还写到法院附近一家堆满破烂的旧货店，店主绰号大法官，某天，破烂自然燃烧，店主也因此丧生。这一情节以寓言的方式，暗示了衰朽腐败的英国社会行将崩溃的前景。 《小杜丽》(1855-1857)围绕女主人公杜小丽的父亲和情人先后因负债入狱的情节，揭发了作者称为“繁文缛礼局”的英国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和文牍的繁复，把持这些机关的几个家族像蚂蟥和狗虻一样，吸吮着人们的血液。作者描绘了金融家投机的大骗局、房东的盘剥、社会上负债破产和犯罪的普遍现象、虚荣的生活风尚等，他还着力揭示了债务人监狱的内幕和贫民聚居的“心碎院”里的生活景况。《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有六条情节线索，批判了劳而不获、不劳而获的社会现象。作者把英国社会比作一个巨大的垃圾堆，垃圾堆的形象成为小说的背景。他又刻画出一个概括了六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许多特征的人物——鲍德斯耐普。他是腐朽的英国社会的罪魁，但却以社会的裁判者自居，夸耀英国资产阶级的成就，把英国宪法说成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纲领。这几部作品都表现了作者沉重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怒。 这一时期狄更斯还写了三部比较重要的小说。除反映金钱统治和犯罪行为的《远大前程》(1860-1861)外，最值得注意的是《艰难时世》和《双城记》，它们接触到尖锐的阶级斗争，却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艰难时世》(1854)写某工业市镇的生活。纺织厂厂主庞得贝和议员兼教育家葛雷梗紧密合作，控制着市镇的经济命脉和教育机构，他们都信奉注重实利、不讲情义的功利主义生活原则，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葛雷梗把年轻的女儿嫁给了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庞得贝，使她受尽痛苦。在葛雷梗自己的教育主张下，他的儿子成了盗窃犯，后来才通过切身的惨痛教训，又受到一个马戏团的女孩子西丝的感化，改变了生活态度。庞得贝吹嘘自己劳动起家，诬蔑工人由于妄想过奢侈生活才产生不满情绪。作者还刻画了工人斯梯芬·布拉克普尔的形象，他虽然备受折磨，却不肯参加工人运动，同时也不当庞得贝的奸细。他要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谅解。通过庞得贝这一人物，小说谴责了自由主义的工业资本家，批判了功利主义和马尔萨斯学说等反动理论。狄更斯同情被压迫阶层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勤劳友爱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不赞成工人斗争，丑化组织斗争的工联领袖，并把主张阶级合作的落后工人斯梯芬写成正面人物。马戏团的西丝具有下层人民的某些优秀品质，但更多是体现了作者的温情主义和以情感教育来促成阶级谅解的幻想，成为他的思想的传声筒。 《双城记》(1859)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曼奈特医生的亲身经历和被封建贵族绞死的农民这两个生动情节，说明革命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到来。但是狄更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一方面同情曼奈特医生和农民的悲惨遭遇，一方面又攻击雅各宾专政，用漫画笔法丑化革命中的坚定分子，歌颂为友献身的理想化人物卡尔登。 狄更斯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种民主主义的基础仍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狄更斯宣称要保卫个人权利和幸福，他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但害怕一切暴力和群众的革命实践。他反对阶级斗争，主张用点滴改良来调和阶级矛盾，以小人物的诚挚的温情感动上层统治者，唤醒他们的“良心”；他把普及教育当作改造社会的主要方法，要求改革不健全的政治机构如议会、法院、慈善机关等。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毫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人民群众中间散布幻想，希望通过一些改革，通过一些“救世主”的恩赐，使资本主义社会变得“完善”起来。 威廉·梅克庇斯·萨克雷(1811-1863)作为讽刺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他的风格比较接近于狄更斯。但是他的锋芒不仅指向资产阶级，也针对封建残余。他的作品所接触的社会问题不如狄更斯的广泛，劳动人民生活在书中也不占什么篇幅。 萨克雷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亲是那里的税务员兼行政官。六岁时，他被送回英国，1829年进剑桥大学，后来又在伦敦学法律，当过记者。萨克雷在政治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派，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观念，主张改良主义的社会变革。 萨克雷最早的作品是一些讽刺短文和中短篇小说。有的短篇小说描画上流社会各种骗子和冒险家，有的讽刺当时流行的渲染犯罪行为的小说。这些作品一般都缺乏他后来达到的那种现实主义深度，主要是写离奇的情节。 萨克雷的第一部佳作是由四十五个短篇组成的《势利者集》(1846-1847)。他在一系列特写中讽刺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骄横无知和浮华虚荣，刻画了贵族的、商界的、都市的、军队的、教会的、学府的、文坛的和乡村的势利者等等肖像。作者认为当时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势利”，贵族制度是培养“势利”的肥沃土壤，宪法则是这种社会风尚的有力支持。他说势利者就是“卑鄙地崇拜卑鄙事物的人”。他要求社会平等，用才能和品德而不用门第和钱财作为衡量人的标准。这部文集为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作了准备。 长篇小说《名利场》(1848)通过主要人物的遭遇和各式各样势利者的事迹，揭发了英国社会中的金钱统治和门第的权势。小说的副标题是《没有正面主人公的小说》。女主人公蓓基·夏泼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在学校中遭受歧视，感到忿懑不平，离校后便开始投机、冒险的生活。她认为她没有条件成为一个“有品德”的女人，她靠自己的美貌，利用一切手段，力图在上流社会里取得一个稳固的地位。她虽然费尽心机，但上流社会始终门禁森严，她的出身和贫寒阻碍她获得成功。作者借此来批判社会上的种种丑行，但也以欣赏态度描写了她那不择手段的个人奋斗，并把责任归于社会，为她开脱。 这部作品的主要成就在于塑造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冒险家的典型，并通过蓓基的遭遇，揭露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利害关系和腐朽堕落的风尚。小说着重剖析主要人物的阴暗的心理活动，善于运用冷嘲热讽的笔调。书中穿插着许多与情节无关的议论。 五十年代的萨克雷的小说表明他的批判倾向已逐渐减弱。《潘登尼斯的历史》(1849-1850)和《钮可模一家》(1854-1855)等写上流社会生活，刻画了几个比较成功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面形象。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以十八世纪初英国对外战争和保皇党人的复辟活动为背景，描写贵族青年艾斯芒德为了他所爱的子爵夫人，放弃了自己继承子爵爵位的权利。他参加过战争和复辟活动，后来又爱上子爵夫人的女儿，但在政治和爱情上都未能获得成功。最后他和子爵夫人结婚，移居美洲。作品再现了十八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风尚，批判了贵族的虚荣浮华，并通过主人公的感受，表达出作者对人生的消极态度，充满着感伤和忧郁的情调。 伊利莎伯·克莱格洪·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是一个牧师的女儿，自幼熟悉小市镇生活。她和一个牧师结婚后，迁居曼彻斯特，在那里开始和工人接触，经历过宪章运动的数次高潮。 她的主要小说《玛丽·巴顿》(1848)，写宪章运动时期曼彻斯特的劳资矛盾。老工人约翰·巴顿是宪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曾代表工人到伦敦请愿。他很关心工人的生活，后来因为遭到资本家歧视，长期失业。他的女儿玛丽·巴顿是一个制帽工人，起初由于幼稚和虚荣，常同工厂主卡森的儿子亨利交往，拒绝了工人杰姆·威尔逊的爱情。她后来悔悟，决心同亨利绝交。这时亨利由于粗暴蛮横，被工人暗杀。这次暗杀是经过抽签，由约翰·巴顿去执行的。事后约翰受到“良心的谴责”，向卡森坦白、悔罪。卡森原谅了巴顿，表示愿意尽量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作者反对资方对工人持强硬态度，但也反对工人的“过激”的抗争，主张劳资之间和平共处。她认为尖锐的斗争对双方都不利，只是说明了雇主的“不仁”和工人的“不智”。她的社会理想是披着基督教“仁爱精神”外衣的改良主义。 四十年代以后，英国工人运动衰落，作者写了《克兰福》(1853)、《露斯》(1853)、《北与南》(1855)、《妻子和女儿》(1856)和一些短篇小说，其中《北与南》通过英国南部一个富家女子和北部工业资本家的爱情故事，进一步宣扬改良主义思想，主张举办福利事业，改善工人生活，调和劳资矛盾。其他作品主要写小市镇人物的生活和遭遇，批判和揭露性减弱。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出身于清苦的牧师家庭，上过教规严厉、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后来当家庭教师。她的作品主要是写小资产阶级人物的孤独、反抗和奋斗。 夏洛蒂·勃朗特第一部刊行问世的小说《简·爱》(1847)的女主人公简·爱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孤儿，她从小寄养在舅母家，遭到虐待，后来舅母把她送进慈善机关举办的寄宿学校。在那里，她在物质上受尽苛刻的待遇，精神上又感到屈辱。简·爱力图摆脱穷困。为了追求“独立”生活，她离开寄宿学校后，到一个地主家里当家庭教师。她鄙视徒有仪容、贪求钱财的上层社会妇女，以自己“清高”和“独立”的个性博取了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的爱情，和他结了婚，获得了“个人幸福”。当时，英国妇女在政治方面处于无权地位，在就业方面受到歧视。简·爱的个人奋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权运动者所提出的妇女社会地位问题。小说还谴责了上层人物的势利观念和慈善学校的伪善。但书中的社会画面仍然显得狭小。女主人公虽然标榜“清高”，“不求于人”，最后还是依靠一笔意外的遗产才摆脱贫穷的境况，做了罗切斯特的妻子。 这一时期的女作家还有夏洛蒂·勃朗特的妹妹爱米丽·勃朗特(1818-1848)和乔治·艾略特(1819-1880)。 爱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1847)，描写山庄老主人从工业城市利物浦街头捡到一个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带回家中抚养。希斯克利夫和老主人的独女嘉瑟琳从小相爱，但嘉瑟琳答应了一位青年地主的求婚，希斯克利夫于是出走。三年后这个微贱的弃儿回到山庄，不择手段地向两家地主复仇；这件事曲折地反映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动，连英国北部偏僻地区的地主阶级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希斯克利夫和嘉瑟琳的爱情是向传统势力的挑战。但小说着力渲染的是希斯克利夫在恋爱上的绝望心情。他的复仇只是为了个人爱情，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剥削者。爱米丽·勃朗特用浪漫主义笔触描写自然环境，以增强神秘和狂暴的气氛；在结构上则采用一个自始至终目击呼啸山庄变化的老家人对陌生人讲故事的倒叙手法，使情节既有吸引力，又显得十分可信。 乔治·艾略特原名玛丽·安·伊文思。她的父亲是一农场管事，她在农村度过童年，农村环境成为她日后创作的主要背景。1848年艾略特到伦敦，从德文翻译出版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50至1853年为伦敦一家进步刊物撰稿，担任编辑。1854年从德文翻译出版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同年她违反当时的习俗，未举行婚礼，和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兼政论家乔治·亨利·路易士同居，因为根据英国法律，路易士的妻子患精神病，不能办理离婚手续。 艾略特的小说较著名的有《亚当·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房》(1860)、《织工马南》(1861)和《米德尔马契》(1871-1872)等。 艾略特的创作中充满着抽象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她的伦理哲学的最高原则是无所谓无私的“仁爱”。她笔下的主要人物几乎无例外地代表着两种势力，即“邪恶”和“仁爱”，最后“仁爱”总是感化了“邪恶”。《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叙述磨房主的一对子女的故事。哥哥汤姆自私、褊狭、保守，妹妹曼琪则天真善良。她因为和父亲的仇人的儿子恋爱，遭到哥哥的阻挠，后来又和表妹的未婚夫恋爱，为社会所不容，被汤姆赶出家门。最后镇上发洪水，磨房受到冲击，曼琪奋不顾身，抢救哥哥。代表“仁爱”的曼琪感化了扼杀“人性”的汤姆，双方言归于好，但不幸洪水把他们两人都淹死了。 由于艾略特的唯心主义思想，她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概念化，但她在描写英国农村和小市镇生活时，塑造了很多不同职业的鲜明形象。在《米德尔马契》中，她还揭露了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的虚伪性，并且讽刺了议会的竞选。 在诗歌领域，自从拜伦、雪莱以来，除宪章派诗歌外，成就不大，主要的诗人有丁尼生(1809-1892)和勃朗宁(1812-1889)。丁尼生继华兹华斯之后为桂冠诗人(1850)，他的作品反映了保守的资产阶级宗教观和道德观。到了五、六十年代，这种倾向便发展成为沙文主义和对统治阶级的颂扬。勃朗宁的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保守观点，但很少写到当代社会，大都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生活，许多诗用“戏剧独白”的形式写成，用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流于晦涩。勃朗宁夫人(1805-1861)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她主要写爱情诗，如《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1847)。她的短诗《孩子们的哭声》(1844)反映童工的悲惨生活。“前拉斐尔派”诗歌的主要代表罗塞蒂(1828-1882)和稍后的史文朋(1837-1909)的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对资本主义文明表示不满，于是逃进“纯美”的世界，在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中找到了他们的理想。第四节 德国文学和海涅、维尔特 拿破仑被击败后，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在分裂的德国，资产阶级本来就软弱，封建势力更为猖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开始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逐渐加强，工人阶级也随之成长起来。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民反封建的情绪日益高涨，消除割据状态、统一全国成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也展开了。这种斗争最强有力的表现是184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它说明德国工人阶级已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奋斗方向。同年三月，柏林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资产阶级软弱并害怕无产阶级，他们背叛人民，和封建贵族妥协，致使革命遭到失败。革命以后，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篡夺了国家政权，对一切进步力量采用高压手段。但是，德国工人运动在第一国际领导下，得到了蓬勃的开展。 三十年代出现了“青年德意志派”，这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德国一批资产阶级革命作家的总称，他们的主要代表是路德维希·伯尔纳、卡尔·古茨柯、亨利希·劳伯。他们写了许多诗歌、戏剧、小说和政论文章，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文艺上反对脱离现实的消极浪漫主义。他们的作品曾于1835年遭到德、奥各邦政府的禁止。但是他们一般只停留在空洞的议会上，和人民群众有很大的距离，其中有许多人在晚年甚至和反动势力妥协。四十年代，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主要有卡尔·格律恩、赫尔曼·毕特曼、阿尔弗莱·麦斯纳、卡尔·倍克等。他们打着“人性”、“普遍的爱”等旗帜，把人道主义看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主张通过和平的道德说教将人类引向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例如麦斯纳就用“造物主弄坏了的事，人类永远不能使它变得更了”的诗句，公开宣扬与现实妥协。又如倍克的《致洛特希尔特家族》一诗，表面上仿佛在抨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却是一首颂歌。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他们的反动本质，认为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取消阶级斗争，维护现存制度，“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这一时期，思想性较强、艺术成就卓越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和毕希纳。他们不仅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同时也揭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现象，主张穷人起来对富人革命。还出现了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他反映和歌颂了工人的斗争。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潮中涌现出许多革命诗人，其中以格奥尔格·海尔威(1817-1875)和斐迪南·弗莱列格拉特(1810-1876)比较重要，他们都和马克思有密切的交往。海尔威在《莱茵报》上发表《党》(1842)一诗，提出诗歌应该为革命服务的观点，号召诗人要用诗歌当刀剑投入战斗，让党来编织诗人的桂冠。这首诗成为当时革命诗人的纲领。弗莱列格拉特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年他发表具有强烈革命性的诗歌《死人告活人书》，被反动政府逮捕。《新莱茵报》被迫停刊时，他写了《新莱茵报》告别辞，用“再见——可不是永别，他们打不死我的精神，我马上又要回来”的诗句，表达了决不中止革命的战斗精神。这一派诗人的创作和活动，曾经对革命斗争起过鼓动作用。但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革命失败后，有的脱离了革命，有的同现实妥协。此外，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涨时期，群众中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革命诗歌。虽然保存下来的不多，但是都充分表达了四十年代德国人民的革命情绪。例如《捷锡歌》(1845?)描述史托珂夫的市长捷锡谋刺普鲁士王的事件，恩格斯认为这是十六世纪以来流行的两首最好的政治民歌之一。《血腥的法庭》(1844)又名《织工歌》，反映织工对厂主的憎恨和他们的反抗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你们这些流氓，魔鬼的后代! 你们这些可诅咒的匪徒! 你们吞食了穷人的全部财产， 你们要被诅咒，领受你们的报应! 马克思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此外，《工人之歌》(1848)、《起来，无产阶级，工人们》(1849)等诗歌也都明确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对这些民歌给予很高评价，并且亲自把它们收集起来。 1848年革命失败后，许多悲观失望。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人生就是痛苦”的悲观哲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文学界，一些作家逐渐走上逃避现实的道路，脱离时代和社会的“地方文学”风行一时。连当时比较优秀的作家也不例外，如戏剧家弗里德里希·赫贝尔(1813-1863)在完成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玛利亚·玛格达莲》(1844)以后，也和现实妥协了。这时期影响较大的是施托姆和凯勒。特别是凯勒，他在1848年后仍旧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 亨利希·海涅(1797-1856)生于破落的犹太商人的家庭。1795年拿破仑军队占领他的故乡杜塞尔多夫，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犹太人的地位得到改善。海涅从童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影响。他在大学学习时，先后听过浪漫主义作家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尔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讲课。海涅在二十岁左右开始创作，他的进步思想不断遭受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压制。1830年法国爆发革命，他受到很大鼓舞。次年他到了巴黎。除中国两次短期回国外，他一直侨居法国。在法国，他结识了巴尔扎克、乔治·桑和波兰音乐家肖邦等人，并和圣西门主义者发生密切联系。四十年代，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友谊。在马克思的鼓励和帮助下，他写出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政治诗歌。海涅晚年因病长期卧床，仍然坚持创作，但作品中流露出悲观消沉的思想。 海涅的早期作品写于1817到1831年间。他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感到压抑，发出了要求摆脱反动统治和争取自由的呼声。他不仅锐利地揭露德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矛盾，而且描写了国外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面貌。这个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歌集》和《旅行札记》。 《歌集》(1827)包括他早年陆续发表的《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和《北海集》等组诗。这些诗多半以个人的爱情苦恼为主题，其中有不少篇章流露出忧伤的情调。在描写夜景、月亮、森林和梦幻境界时，可以看到浪漫主义诗歌对作者的影响。但是他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不同，没有逃避现实，沉湎于死亡的思想情绪，相反地，他在倾诉他的不幸遭遇的同时，显示出对生活的热爱。有些诗歌已经表现了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忧虑。例如《神的没落》(1822)中写道： 我透过硬得像石块般的外壳， 观看世人的住宅和他们的心， 在这两方我只看到欺骗和苦难。 在这些诗里，海涅也使用了他那独特的抨击社会弊端的讽刺和冷嘲的笔法。诗中充满民歌色彩，风格朴素，语言简洁，音调和谐，自然景物和个人感情相交融，是德国的优秀抒情诗篇。 他的散文作品《旅行札记》分为四部。第一部《哈尔茨山游记》(1826)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社会现实面貌的一幅速写。作者辛辣地讽刺特权阶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市侩的庸俗和市民阶层的浅薄和褊狭。另一方面，他也发抒了对祖国自然景色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在艺术手法上，海涅把抒情和政论自由地结合在一起，把作者主观的印象、思想情感和对事实的客观报道融会在一起。他以讽刺、幽默、活泼的笔调，写出了令人窒息的德国现状。这部作品标志着海涅已开始走上反映现实的创作道路。第二部《观念——勒格朗特文集》(1827)用回忆的方式颂扬拿破仑在德国推翻封建制度的进步作用，把统一的法国和分裂的德国作了鲜明的对照。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查禁。第三部包括《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1828)、《璐珈浴场》(1829)等篇，描绘了意大利的风景和社会政治生活，揭露了贵族、天主教的反动性，并对当时贵族作家一味模仿古典文学的形式、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行批判。札记的第四部是《英国片段》(1831)。1827年，海涅曾到英国旅行。他以敏锐的目光，观察了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他从繁华的大都市的背后，看到一贫如洗的劳苦大众的生活。《伦敦》一章深刻地描绘了他在伦敦街头目睹的下层人民的悲惨景象，指出在大多数人挨饿的同时，却有少数人沉湎在宴乐中，他们就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这些人给下层人民制造贫困，他们是剥削者和压迫者。海涅痛骂他们是“趾高气扬的盗贼”。作品结束时，海涅预言了爆发革命的必然性。 从1831年起，海涅流寓巴黎。和圣西门主义者的接触，和法国进步作家的交往，扩大了他的眼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法国大资产阶级篡夺了七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人民生活并未改善。他认识到“这个资产阶级跟那个贵族阶级是同样没有用，它以同样的自私自利代替了贵族”。海涅对七月革命的幻想逐渐破灭。这一时期他为德国报纸写稿，报道法国情况，抨击法国统治阶级。后来他把这些文章辑录成书，题名《法兰西现状》(1832)。同时，他也密切注意祖国的发展。他为法国报纸写过许多关于德国情况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浪漫派》(1833)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 《论浪漫派》一书集中表现了海涅的文学观点。他猛烈批判德国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称他们是“死亡的诗人”，他揭露他们在社会、政治上的消极作用，指出他们的逃避现实的作品只能“危害祖国的自由和幸福”。他提出文学必须和生活相结合，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不能离开他的大地母亲一样。他企图通过这部作品，结束消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文坛的统治地位。 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海涅对德国历史上宗教和哲学方面的著名人物逐一作了评价。他嘲笑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黑格尔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反动观点。但是他也看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后来他在《教义》(1842)一诗里，又进一步肯定黑格尔哲学中的积极因素。恩格斯对海涅这种敏锐的观察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指出，海涅是第一个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意义的作家。 四十年代，海涅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起义事件不断发生，海涅很受鼓舞。1843年，他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四十六岁的海涅对年轻的马克思非常尊敬。和马克思的交往使海涅加深了对社会矛盾的认识。这个时期他所写的许多诗歌突破了个人抒情的范围，密切结合当时德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其中一部分标题为《时代的诗》，对一切反动势力予以尖锐的嘲笑和抨击，发出了推翻旧制度的响亮号召，如著名的《等着吧》、《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掉换来的怪孩子》、《一六四九——一七九三——????》等。 在短诗《等着吧》(1844)中，诗人说，他不仅能发出美丽的闪电，还有打雷的才能。一旦适当的日子来到，他将发出雷鸣的言词，霹雳的响声： 暴风雨将要在那一天， 甚至把一些槲树吹倒， 一些教堂的高塔要倒塌， 一些宫殿也将要动摇! 在这里，诗人毫不忌讳地直接向封建贵族和教会发出的战斗的宣言。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1844)这首最富有战斗性的诗反映了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歌颂他们是自觉的战士和旧制度的掘墓人，他们一面织布，一面发出对上帝、国王和专制国家的三重诅咒：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恩格斯推崇说：“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恩格斯认为，这首歌的原文是他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掉换来的怪孩子》(1844)充分表达了海涅对军国主义普鲁士的莫大憎恨，诗人用讽刺夸张的手法来刻画它的丑恶、愚蠢、侵略、贪婪的特性： 一个孩子有个大葫芦头， 浅黄的髭须，苍老的发辫， 蜘蛛般的长臂可是很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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