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巧经商-8

胡雪岩的成功，在于其独树一帜并自成体系的经商之道，可以归结为“信、义、勇、势、人”五个字。信源于诚，故谓之“诚信”。一个成功的商人必是视信誉为生命、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的人。胡雪岩也深知“诚信致利，欺诈招害”的道理，在经商中坚持做到：一是以质劝信”。在胡庆余堂创办之初，他就亲自立下了“戒欺”匾，上书：“凡百货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悬挂店堂内侧，时时告诫员工。胡庆余堂制药所涉及的药材不下3000余种，全为在全国药材产区自设机构收购的道地药材上品，倘有假冒药材进店，一概弃之。二是以服务劝信”。一流的商业还应有一流的服务，对此胡雪岩也是十分较真的。他要求员工不但服务应热情、周到、诚实，还应精通业务。有一次，湖州香客买了一盒“胡氏避瘟丹”，看后欲换之，不巧已售罄。胡雪岩再三致歉后即命三日后赶制出来，并给予免费在店膳宿。还有一位在萧山县署当差的敖姓四川人，持五百两银子，走遍杭城钱庄，都说银质劣不予兑换，抱着最后一试来到阜康钱庄，胡看后笑曰：“这是上等纹银，有何可疑？”敖生返署后赞不绝口，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声名洋溢，一时达官显贵都以存资阜康为荣。是年，钱庄集资三千余万两银子。更为称奇的一件事是一位即将上前线的驻浙绿营兵罗尚全，慕名登门存一万两银子，声称不要计息、不要收据、三年后来取，但他不幸阵亡了。胡雪岩得知后，在毫无凭据的情况下，主动连本带息付予罗的家人一万五千两银子。胡雪岩的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他自身的素质。正如后人评价的一样，“‘智、仁、勇、信’商人四德，胡光墉皆具备”。于是，“智仁”、“坚信”、“笃义”就成了胡氏成功的重要基质。“商人荣枯，系于国运。国泰则民安，民安则市盛，市盛则商旺也”。胡雪岩深谙此理，他有“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儒商大贾风范，他能有“处江湖之远未敢忘救国”的胸襟，这是胡雪岩与其他古代商人的不同之处。具体来说，胡雪岩在商场纵横的手段是源自于其“尽人致用”的用人观、“与时相逐”的机遇观、“善驾任势”的时势观、“经营盟盈”的官商观、“勇谋手活”的谋略观、“哄市造潮的营销观、“洞明练达”的为人处世观等。洋务商人之最——盛宣怀盛宣怀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洋务派大商人。字杏荪，号次沂，别号愚斋，晚号止叟，江苏武进人，生于1844年。在其一生中，创办和经营了一系列洋务商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洋务商人之最”。盛宣怀出生成长于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祖父盛隆是举人，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曾任过多种官职。盛康较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曾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盛宣怀在接受封建教育方面有较优越的条件，同时父亲的经世致用思想也从小给他以影响，使他比较注意社会实际问题。1860年，清朝大将和春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击溃，盛宣怀的家乡一片混乱，他随祖父母避居苏北盐城。当时他的父亲正赴湖北接任粮道职，于是17岁的盛宣怀由南通乘海船至宁波，后经浙江、安徽、江西到达湖北，历时达半年之久，之后盛宣怀在湖北一住达6年之久。这段时间，正是盛宣怀增长见识的年华，加之他天资聪慧，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才华。父亲任粮道不久，便改任武昌盐法道。一上任碰上了淮北同四川在湖北互争盐地引发的事情，盛宣怀遂私下草拟了“川淮并行之议”。父亲见其言之有理，便“采其说以上，卒如所议行”，成功地调解了矛盾。初露少年才华，父亲心中窃喜，遂勉其子致力于“有用之学”。第84节：洋务商人之最—盛宣怀第84节：洋务商人之最—盛宣怀盛宣怀处世聪明，但八股学问不行。1866年，他回籍应童试。此后，又于1867年、1873年、1876年三次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盛宣怀“绝意科举”。从此便把发展的希望注于经世学，对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益以耳濡目染，遂慨然以匡时济自期”。1870年，盛宣怀踏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生涯。1870年春，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受命督师入陕，“防剿”回民起义。追随李鸿章在江苏无锡等地操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杨宗濂，见李鸿章求才心切，遂将盛宣怀推荐给他，并随让其入幕，任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是“雅故”，关系深厚，加之盛宣怀天生一副聪明相，因此颇受李鸿章赏识，很快获其信任。李鸿章对手下人办事要求严格。盛宣怀明白这一点，于是事事勤快，处处尽力，在跟随李鸿章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期间，在晋、陕的山川之地，不顾“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里”，草拟文稿，“万言立就”。他的吃苦耐劳、干练不怠的作风，同官皆“敛手推服”。李鸿章对这位世侄更是刮目相看。此时，镇压起义的风火未熄，天津教案发生，清廷速命李鸿章及其所部淮军从西北前线赶回直隶，以防沿海不测之变。李鸿章领旨动身，盛宣怀紧随赴津。在入津途中，盛宣怀涉函关，历太行，尽揽山川随塞形胜，不但得意于自己的初步成功，而且与李鸿章的部将郭松林、周盛传结交了朋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盛宣怀见了大世面，开阔了眼界，当然也得到了磨炼，这无疑为他日后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矗1871年，河北大水。在上海的赈务活动中，盛宣怀得以结识了沪上各色实力人物，这为他日后的众多投资活动做下了铺垫。像盛宣怀这样的官宦子弟，为官容易树业难。但是，不同的是，盛宣怀具有迫切的时代使命感和极强的务实精神。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呼唤着近代民用商业的诞生和一批精于此道的经济开拓人才的出现。盛宣怀强烈地意识到：大利不可不兴。他选择了一条畏途——投身洋务，创立中国民用商业。历史同样也选择了盛宣怀，李鸿章早就看出他“机智敏达”，觉得他是一个能领会其外交路线的不可多得的人物，而更让李赏识的是他在经办洋务中的特殊才干。在整个洋务运动中，盛宣怀直接参与控制商业之多，几乎无出其右者。盛宣怀办洋务30余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资产过千万，真可谓长袖善舞。他除控制全国电报以外，又独揽轮船、银行、邮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多大权，被誉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在当时的中国，要创办新型商业十分不易。办洋务在许多人眼里不啻是险滩行舟，能乐此不疲且“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正是盛宣怀的过人之处。对于官商关系，盛宣怀主张“集商本以商办”，“官任保护”，从而达到“官商一体”。他亦官亦商，官亦为商，在洋务活动中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自己也从一名普通的洋务官吏转变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早期资本家。在与洋人关系问题上，盛宣怀对外商商业敢于、善于较量，针锋相对地进行相应的斗争，从而使其大部分商业在外商的倾轧下生存发展起来。说盛宣怀有“坐务博不务精之弊”似乎有欠公允，驱使他马不停蹄各处奔忙创业的不仅仅是利润。在当时中国这个工业经济的沙漠地带，要夺洋人之利，自经商、交通运输、通讯设施、铁路、煤矿以及银行等，事事需要举措，有的“非急起图不可”：于办厂，工夫层累曲折，如盲觅针，茫无头绪，及至事已入手，欲罢不能，惟有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不瞻顾，才能期于必成。这就是盛宣怀的办厂心迹，而其“躬冒奇险，精思锐进，艰危困苦，绝为瞻顾，期于必成”，正是其除及一般商人的睿智之外所特有的。而这些正是他游刃有余于中商外商、中央地方的利器，卒以此成其大业。第85节：赤脚财神—虞洽卿第85节：赤脚财神—虞洽卿赤脚财神——虞洽卿当人们提起上海时，脑海中立即会闪现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上海成了财富的代名词。上海就意味着机遇、挑战和刺激。旧社会大上海的纸醉金迷，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深深地吸引着商海里的投机者和探险家们。上海滩滔滔的江水，在潮起潮落间铸就了一批批的商海豪杰。那时的大上海，市中心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马路叫“虞洽卿路”（现名西藏中路），用华人的名字来命名这样一条大马路，这在当时的上海尚属首例，虞洽卿在十里洋场的地位可想而知。虞洽卿，又名虞和德，生于1867年6月，出生在浙江镇海的龙山镇。荒凉的小镇上多数人家靠耕田种地养家糊口，虞洽卿的父亲是一个熟谙生财之道的商人，他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由于独家经营，加之他勤劳肯干，为人和气，小店的生意非常兴拢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虞洽卿5岁那年，他的父亲突然患了一场大病，一年后便撒手而去。从此，虞家母子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当地的一些痞子经常趁机寻衅滋事，欺负他们母子。虞洽卿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只盼望儿子早日长大成人，支撑门户。虞洽卿11岁那年，靠着母亲为别人做针线活一点一点积攒的钱进了私塾念书，后来没多久，虞洽卿因不忍看着母亲一个人整日起早贪黑地劳累，决定放弃学习四书五经，到大上海去闯一闯。于是，在虞洽卿15岁那年，他告别了母亲只身来到了上海，经族人介绍到一家叫瑞康的小颜料店做学徒。虞洽卿到上海那天，恰逢天降大雨，他舍不得穿临行前母亲为他做的新布鞋，怕把它弄湿，就把鞋夹在腋下，赤着脚进了瑞康颜料店，后来瑞康颜料店变得生意十分兴隆，因而有了“赤脚财神”进店的传说。瑞康是一家仅以几百两银子经商的小颜料店，虞洽卿进店以后十分勤快，加之他有宁波商人那种头脑灵活、善于交际的传统，没多久便博得了店主和客户的赞许。店里的生意逐渐兴旺起来，小店的规模也有所扩大，店主索性让他提前满师，升为跑街，接手大宗买卖。有一次，虞洽卿因生意上的事去一家大饭店，在饭店的大厅里，他看见了一位派头十足的洋买办，此人西装革履，手戴大钻戒，口衔茄，说起话来，近旁的人们都对他点头哈腰。虞洽卿对此羡慕不已，他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做买办，当出人头地的“高等华人”。为此他开始学习英语，以便将来能同外国人打交道。两年以后，他已能自如地同洋人交谈了。借着做大宗生意的机缘，虞洽卿得以同上海商界的“阔佬”们接触，在为人处世上，他善于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因此没过几年，虞洽卿已在上海颜料行业中崭露头角，小有名气。虞洽卿就是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艰苦努力，终于成为富商巨贾。孙子在《刑篇》中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这就是说，战争的对抗其实是敌对双方长处和短处的对抗，两者长处的对抗，互有胜负；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必胜，以己之短遇敌之长必败。所以善于打仗的将帅，先要创造条件克服自己的弱点，然后才能等待对方弱点暴露时，击而胜之。在经营中，就要遵循一定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强化自己，从而顺应市场需求变化，争取主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只有自控力、聚心力、应变力、创新力四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商业成为真正的现代商业，才可能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虞洽卿一生几经波折坎坷，却总能应对时变，既保存了自己，又打击了对手，成为富商巨贾，关键就在于他能够运用风险投资的杠杆，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对于一个处于困境的企业来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资金的匮乏，虞洽卿的敛财手段虽有投机取巧之嫌，但他的经历的确能给后世从商者以很大的启迪。第86节：翻覆风云—郭琳爽第86节：翻覆风云—郭琳爽商业经营的至尊之道在于能从“无”中生出有形的资产利润来，这一点要求商人必须具备通权达变的智谋韬略，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无形化有形，最大限度地拓展商业生存空间，赚取最大利润。素有“赤脚财神”之称的虞洽卿的发迹史清楚地展示了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经营轨迹。从虞洽卿的成功之路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断变化的审时度势的眼光和远见，我们不妨将之概括为权变术，这对我们有很大借鉴作用。翻覆风云——郭琳爽商局中变幻迭出，各种情势接踵而至，把握此间的情势自是必须的，而能“大风临于前而不动”，镇定如常地翻覆风云，则是需要有一些气魄的。此间，商战者必须对全局了然于胸，对未来之势亦把握到位，方能立足于定，从长远、全局的角度来解决问题。郭琳爽，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生于广东省中山县。其父辈创立上海永安公司时，投入200万元港币。大学毕业后，郭琳爽奉召从广州到香港，二伯郭乐告知要他在商业方面发展，他同意了。随即打点行装，去英、美、德、日诸国考察观摩。郭琳爽遍游欧美，自然胸怀振商之大计，但他并非自足于此，反而隐而不揭、虚心向别人请教，从学徒做起，亲身体验经商的方方面面并将此了然如胸，开合自如。卒以此，方能“临大任而不惧，克至险而不言”，弹笑风生间解决了公司的围城之困，顿首颌胸间谋划了公司局面的长远之计，而公司亦随之顿开，永安长势如虹。郭琳爽不是志大才疏的青年，平日话语不多，遇事爱动脑筋，胸中虽有主张，却也不急于擅断，郭乐对他作出的种种安排含有几分暗暗的赏识。早在上海永安公司筹备之初，他就内定由四弟郭葵去当司理，主持大计，怎么也没想到天不逢时，这位才华出众的兄弟竟匆匆撒手而去。哀痛之余，他不得不为继任者作出选择。为公司前途计，所需人才应及早培养，老三郭泉的几个儿女琳褒、琳骧、琳珊都已出国深造，发奋攻习纺织、财经及银行管理等专科，而郭琳爽即将修完岭大的学业，那时他就瞩意把上海的这个大公司交付执掌，但他毕竟太年轻，又是初出校门，考虑再三，还是先让他在香港永安公司效力多年，经验丰富的杨辉庭去顶了郭葵遗下的职位郭琳爽游历欧美归来，郭乐没有让他马上去上海，而是介绍他到香港一家不大的百货公司去当见习助理。这家公司是由一位朋友开的，同郭家没有股资上的关系，只是彼此颇为相契，对郭乐的这番重托，自然一口应承，甘愿鼎力相助。郭乐再三嘱咐郭琳爽：“从我们家门出来的子弟，万不可当甩手掌柜，现在多吃点苦值得。”从此，郭琳爽从柜台学卖货，充当下手帮着接待顾客开始，内账房、外账房、簿记、出纳、进货间、收货间、内包、外栈、广告部、庶务部……一直到担任经理先生的秘书，百货公司的进、销、存的每一道环节，他都从拜师求教中学得丝丝入扣，从头到尾摸了个遍。一天，有位三十多岁，穿着素雅的主妇来到呢绒部挑选哔叽料子。她随手拿起一匹藏青色的问售货员：“这是全羊毛的吗？”售货员微笑摇头，“不……”刚吐出个“不”字，那位太太就表现出不屑，“怎么，你们这里不卖纯羊毛料子？”售货员诚恳地说：“太太，所有毛料在织造时羊毛中都配以一定比例的少量棉条，这样才能使料子质地强韧，坚牢耐用。一般说惯了全羊毛，其实只是含毛量较多，或选用羊毛原料的等级上较为优良，如果全用羊毛织造，反要影响质量了。”接着，他把那匹藏青哔叽料子披在身上，从羊毛产地讲起，对其制作过程、含毛比性能特点以及适合做什么样的服装详细作了解释。那太太听着听着，笑了起来：“听你这么一说，我今天出来买东西还真长了见识。”生意自然成交了，顾客带着满意的神色离开了柜台。郭琳爽在向经理叙说这笔亲眼见到的买卖过程时，提出了嘉奖这位售货员的建议，不料经理淡淡地说：“这是一个售货员理应具备的学识。”“学识？”第87节：取长补短—张謇第87节：取长补短—张謇“是的，”经理让他坐下，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常说如今是商战时代，你想过没有，值此商业竞争之际，多数百货公司经营的商品，品质是相同的，售价大致也不相上下，竞争什么呢？真正的竞争就在于售货员的服务。”经理接着说：“和气生财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对顾客，当然要绝对讲礼貌，注意仪表，态度恳挚，使对方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但这还不够，顾客跑商店主要是为了买东西而不是和你唠家常来的，售货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商品、商情和商业知识，除对经营品种的产地、性能、规格、特点、包装等等了如指掌外，还应好好学一点经济学、市场学、销售学、广告学，领略其要旨，运用于实际接待中，才能真正做到服务良好，措置得体。”郭琳爽正是从一点一滴中认真学习，才使他的事业日越兴旺起来，这也是他一贯严格要求员工的结果。郭琳爽从一个初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步步登上了上海商界之首永安公司的总经理宝座，是他的智慧和头脑，及其潜行、镇静的工作态度与行为风格的必然结果。郭琳爽认为，市场中风云迭起，自然应以变应变。但是，要成为合格的商人，却应不动声色，镇定如常地翻覆风云、谋定而后动。对此，历变者须将整体势局了然于胸，对各种细枝末节目尽其微，对未变之变亦要把握到位，方能“不惧”、“不言”，于静定之间规局谋远，开疆辟土。取长补短——张謇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社会教育家张謇，字季直，小名长泰，清咸丰三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他父亲名叫张彭年，家有数十亩田地，平时雇有一两名长工，空闲时他父亲还出外做点小生意。张謇从小就崭露头角，后来得中状元，可是，他最终没有步入官场做官，而是另外开辟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成为有名的状元商人。张謇出生的时候，正是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南京之时，位于长江口的苏北海门一带，却很少遭受战火的洗劫，因此江、浙、皖等地的富商豪绅为了逃避战祸，纷纷来到南通地区避难，张謇父亲的经营活动获利增加，经上海前往宁波做了几次长途贸易。张謇少时即表现出了聪颖机敏的禀赋，父亲对他的期望也很高，在张謇11岁时就礼聘了老塾师宋效祁到家教读。13岁时，张謇转学到西亭宋琳处读书，宋琳恃其举人出身，傲慢刻保张謇15岁时，先后应如皋县试、通州州试。县试通过，而州试成绩欠佳，名列百名之外，受到乡人讥笑。宋琳更是对张謇大加嘲讽：“如果有一千人应试，取九百九十九名，不取的那一名一定是你张謇!”张謇羞愧万分，从此跟着父亲奋发从商。张謇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果然使一个原来仅有25万两官股的大生纱厂发展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大生资本集团。他取得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其在经营管理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张謇的经营管理思想有着比较鲜明的个性特点。也许，张謇之所以成功，是同他的商业经营管理分不开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张謇的经营管理思想，也就没有大生资本集团的成长和发展。张謇的商业经营管理思想的观点、结论和思想方法都有值得我们重视之处，如利润积累思想。张謇说：“公积者，工商之命脉也。”张謇的所谓“公积”，就是指利润的积累。张謇把公积看作经商的命脉，实际上是指出了利润资本化和商业生存发展的因果关系。积累对商业有着生死攸关的影响，但它并不是商人追求的最终目标。商业生存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追求利润，资本的生命就在于它能带来利润，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的商人，无论他的个人品格如何，他都不能不把对利润的追求当作他的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积累和利润分配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是统一的，但是，在比较短的时期中，或是在某一点上，二者之间又是矛盾的，这就是商业再生产过程中的辩证法，也是现代商业管理必须正视的一个棘手问题。在近代中国，许多商业的相当大一部分股份往往是掌握在一些官僚、地主、商人等人手中，他们握有很大一部分社会资金。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他们把手中的钱投资到新式商业中去，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利息收入，以用来满足自己资本增值的需要。他们从企业的胸口割下一磅磅肉，但他们对商业的生死祸福却从不操心。“公积”一事，更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不仅如此，如果利润的资本化积累影响到他们的股息、利息收入时，他们还会反对利润的积累。这样一来，商业的利润资本化就十分艰难。第88节：取长补短—张謇第88节：取长补短—张謇张謇也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商人，这一点上，他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更懂得从长远利益考虑，应怎样去追求利润，这是他超过许多目光短浅的投资者和商人的地方。由于张謇十分重视利润资本化的积累，所以，在利润的具体分配问题上，他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这些见解是张謇利润积累思想的具体化。为了能够实行合理的利润积累，张謇坚决反对那种在利润上吃光吃尽，只顾眼前，不顾商业生存发展的态度。他强调说：“分利过当，生犹不及”，“彼此计息，不可无限制。”这是告诫人们：如果不把利润的分配保持在一定的合理限度，商业的生产就很难维持正常的状况。大生纱厂赚了钱，一些人得意忘形，张謇的头脑却仍然很冷静，他说：“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在其时机，惟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在分配利润时，张謇坚持一定要首先留足折旧、保险、公积等方面的资金，然后再按股分红。作为商人，他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商业的生命。张謇在利润分配问题上提出的原则，显示出他具有一个商人的素质。张謇还特别从商业机器设备更新的角度来提出积累问题，他说：“各国工厂机器，十五年一换，此通例也，……今计老厂己亥所要机器己九年，去十五应换机止有六年，应先筹备，善事必先利器，各股东当以为然。”中国近代商业大多是机器设备落后，并且折旧期限也特别长，这样就使商业的生产水平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张謇从商业经营管理的角度出发，自然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他希望按照其他发达国家商业机器设备的折旧周期来更新自己商业的机器设备，以便提高商业的生产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高商业的利润积累。但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到商业股东们的短期收益。所以，为了说服股东们支持自己的主张，张謇提醒大家：“如不添本，则仍须借调，借调须捐息，亦各股东之资也。”如果不积累自己的利润，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股东们自己。为了实现合理的利润资本化积累，张謇的用心真可谓良苦矣！张謇未尝不知道多分一些利润能皆大欢喜的道理，但长远的目光告诉他不能只图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张謇在利润资本的积累上提出了具有普通正确性的思想原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很难完全实施。为了能够吸收社会资金，张謇不得不勉为其难，把股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这样，就大大影响了商业的稳定和发展。为此，直到晚年张謇还感到痛心疾首：“当获利四五分或七八分时，未将溢分之利留作股本是一大错，咎诚在謇。”1926年张謇已是73岁高龄，但他仍忙于各种地方公益事业。这年的8月24日中午，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在南通病逝。12月5日，数十万南通民众与各界人士为这位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烙印的人物送行。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和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商业的创始人，张謇的商业经营管理思想比他的前人更为丰富更为精彩，在若干问题上他的见解独特且有很高的借鉴意义。总起来说，可以用四个字即“取长补短”来概括其思想精髓。一个企业，由于本身或外部环境等种种因素必然存在着有利或不利的方面，惟有将其平衡才能维持其前进之方面，即要取长处来补短处。张謇的利润观念是非常明确的，但他反对追求投机性利润，他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到了成本管理上。为提高大生纱厂利润，张謇派人外出参观，学习其他工厂的生产管理方面的长处，以改进自己的生产管理方法，降低成本。在张謇的关心和支持下，大生纱厂实行了成本计算制的成本管理。当时，有许多企业去追求投机性利润，不是通过降低成本去追求正常的产业利润，而是通过抬高价格，把资金用于投机事业，在产品原料上打折等办法去追求利润，这些办法当然不可能把企业发展引向健康的道路。张謇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并且成功地采用“取长补短”这一经营理念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这正是张謇的高人之处，当然，也是凡夫俗子所望尘莫及的。第89节：《盛世危言》—郑观应第89节：《盛世危言》—郑观应胡适曾如此评价他：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位很伟大的失意英雄，他做了30年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影响全中国。作为商人，应该从张謇的经营思想中汲取智慧，使自己的事业更上一个台阶。《盛世危言》——郑观应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字正翔，号陶斋，别号罗浮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人。生于1842年，1922年病逝。郑观应的一生多姿多彩，曾两任买办，数度进出于洋务派企业，多年经商，遂成富翁。他曾经三进上海轮船招商局承办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公司，集洋行买办、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思想家、洋务企业经营家于一身。经商之余，他写下具有划时代意义反映其维新思想的巨著《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郑观应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以拯救民族于危亡。为了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在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观应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的形势需要。“攘外”靠商战还是靠兵战？郑观应认为，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本”，即他所说的“商战重于兵战”，绝不能“舍本而求末”。他从商战这个基点出发，提出了建立工业体系以保证商战胜利的独到见解。要和强国进行商战，要有强大的工业后盾，即所谓“有工以翼商”。因为商战必须要有丰富而又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只有发展近代工业才能做到，否则商战就是一句空话。要使商品能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先进的机器技术的使用。郑观应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很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为了不受外国人的挟制，他意识到单靠购买和引进器技术是不行的，必须依靠自己制造这些机器。江南制造局等军用工厂主要造军需品，而且效率很差，因此，郑观应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即提出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单靠在工厂里使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一定能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和到达消费者手中。为了使工商业顺利发展，发挥资本的作用，他主张自己办银行，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他的“银行为百业总枢”的认识是深刻的。郑观应为了稳操商战的胜券，对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有周密的考虑措施。但要把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办好，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否则“借才异域”，不仅要受人挟制，且工薪很高，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所以郑观应不断地大声疾呼，把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放到很重要的位置。郑观应关于商战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他认为，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并在国外商战中获胜，才能达到富的目的；只有富，才能真正的强。不但在经济力量上说如此，而且从军事技术上说也是如此；整个工业水平提高了，军事技术才能提高。不注重商战而单搞兵战是绝对不能强的。郑观应认为，如果这样，即使强也是表面的。他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郑观应还是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家，他的《盛世危言》颇具划时代意义。所有这一切使得他的经营理念值得我们去揣摸与借鉴，但归结于一点，莫过于“知己知彼”四字。他是主张商务论，他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时代”，封建自然经济的农本观念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反而是国衰民贫之源。要在世界新潮中自立，必须树立以商为本的思想观念，因为欧美之所以国力上比我们强大，就在于双方在对商务的重视与否上存在差距。这样就可以看出他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是知己知彼，然后再下结论。在具体的经营操作中，他很注重把自己的企业经营模式与别人或别国的进行比较，做到心中有数。例如，他曾肯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但是在不断的对比实践中发现，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是“官夺商权”；其次，官督商办体制导致企业管理不善，浪费严重，效益低下；其三，官督商办形式由于涉及政治关系较多，因而在处理中外经济交往问题时受制于上，不能真正维护华商的利益。官督商办的形式，显然不能与西方的“自由式”管理相比。第90节：借势借力—郭令灿第90节：借势借力—郭令灿另外，郑观应不只是停留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思索上。他强调知己知彼，不光要对本行业的充分把握，也很注重其他事项的状况，如国家财政收支、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金融货币等。对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有利于自己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至于是“纸上谈兵”，落得个“壮士未捷身先死”之叹。认识自己，了解别人，知己知彼，统筹策应，是郑观应的经商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应该吸取消化的智慧。借势借力——郭令灿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的郭令灿，生于1944年。少年他曾经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在父亲郭芳来的丰隆公司工作。郭令灿从小勤奋好学，在英国攻读时取得了法律文凭。进入了父亲的公司工作之后，他又钻研了经济、金融等学科。20世纪70年代中期，郭令灿开始主持父亲的丰隆公司的业务工作。在他早期的“自力更生，不断开设公司”的策略和后期的“收购兼并公司”的谋略下，公司的业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逐步成为马来西亚5大华裔跨国集团公司之一。除了投资金融业、制造业及房地产3大领域外，该集团也涉足贸易、报业和餐馆业。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资料，现在郭令灿家族的财富已超过40亿美元。郭令灿的发迹，主要有以下几项高招：1.善于自力更生，集腋成裘郭令灿从父亲手中接管丰隆公司时，只有一家贸易公司和三间小工厂，资本不多，业务量也不大。他主持该公司工作后，针对有发展前途的行业，增设了多家公司和开办了多家工厂，这些公司和工厂开始时虽然规模不大，但由于瞄准了市场需求，生意都很好，发展十分迅速。这种“无生有，小变大”，集小商品微利之腋，成大批量高利之裘，小规模变成大“气候”，其生财奥妙在于搞现代化专业化大生产。他的丰隆工业、马太平洋工业及谦工业等大规模工业制造集团就是这样形成的。2.善于吸收人才，用人之长郭令灿自身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经营者，他深深体会到人才是创业之源。任何一个高明的决策者，其个人的才能总是有限的，必须善用将，积极吸纳人才，用好人才，才能使自己的企业获取更大更多的成功。现代经济学已把资本的概念，从生产资料与货币的内涵延伸到商标、技术软件、信誉等“无形资本”了。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本。3.善于树立形象，弘扬企业文化郭令灿认识到现代企业形象在国际竞争上已愈战愈烈了。因此，他十分注重树立自己企业的形象，弘扬企业文化。他对直属的各企业，强调突出“企业形象五意”：第一，管理形象的意识；第二，服务形象的意图；第三，产品形象的意匠；第四，广告形象的意念；第五，企业文化形象的意会。现在，郭令灿的事业如日中天，向着更大的目标前进。戥子第9章他山之石——学商帮经营规模化物以类聚，商以帮兴。明代前后，我国商人经营活动日益活跃，商品流通范围急剧扩大，商品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多，从商观念转变，商人地位提高，商人队伍扩大，商业竞争激烈，商帮也逐渐成为商界的一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里，我们就通过讲述商帮的经营，以期对现代经商活动起到借鉴作用。守信不欺——山西商帮在我国众多传统商帮之中，山西商帮是最为人所熟悉的强势商帮。从账局、钱庄、当铺到票号，山西商帮所经营的业务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滥觞。一直以来，他们的许多经营法则和经营理念影响着中国商业的发展。1.以仁为本——复字号祁县乔家商号，在山西封建商业资本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其极盛时代，几乎国内通都大邑，尤其是北方几省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开设的生意。由于乔家商号名称都冠以“复”字，所以人们又把乔家开设的商号统称为“复字号”。清代乾隆初年，为了支应驻防军队的粮秣，清政府把土默特旗的广大牧场大量开垦耕种，农业逐渐发展，于是由内地来到关外种地、经商的人日益增多。包头西脑包（今东河区西郊）在当时既是东西要道，又是蒙汉贸易的一个聚结点，落户定居的各行各业人口日益增多。祁县乔家堡有一乔姓者与徐沟县大常镇的一个秦姓者，平素友好，结为异姓兄弟。此二人看准了包头这个地方是发展商业的宝地，就来到包头西脑包经商，刚开始由于没有更多的资金，就开设草料铺兼营豆腐、豆、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虽然是小本生意，但由于二人同心协力，平遥市楼经营有方，因此买卖颇为发达，为以后创业积累了资金。第91节：守信不欺—山西商帮第91节：守信不欺—山西商帮乾隆二十年是个大丰收年，粮价普遍低落，黄豆价格尤疲。他们二人认为，今年黄豆价格太低，来年种黄豆的人肯定不多，那必然会引起黄豆价格的暴涨。于是二人趁机购存了一大批黄豆，第二年黄豆果然成了缺货，价格节节高涨，二人抓住战机抛售了大批黄豆，结果转瞬间获得了一笔巨利。从此，他们有了创业的雄厚资本，于是开设了体面的“广盛公字号”。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追求更大的利润，乔秦二人决定实施股份制，集中了大批资金，乔秦二人用这些资金做皮毛、药材等生意，获利颇丰。实施股份制不仅壮大了实力，还调动了入股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乔氏财东坚持“有利可图就为之，无利可图便不为”的经营宗旨，不管是什么生意，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经营，哪怕是微利也干。咸丰年间，乔氏看准了蔬菜生意能赚钱，于是就在南龙王庙一带种了280亩菜园，种植蔬菜，供应市面。卖蔬菜虽是微利买卖，但因行业新鲜，数量巨大，故也获利颇丰。乔氏财团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不管是何出身，只要有才能，就会得到破格提拔重用。这是乔氏财团长期昌盛不衰的关键。乔氏财团摊子大，仅在包头市面上就有19个门面。如此大的摊子，却运转有序，关键是乔财东坚持了“用人不疑”的原则。他信任下属，让下属全权处理分管之事，他的各分店的掌柜都能放开手脚得心应手地做事，也就都拼命为乔财东效力。乔财东巧用“连环计”盘活了资金，使他庞大的家业周转灵活，抽调自如。例如春季当铺赎货时，收进现款做菜园的开支，秋天菜园进款可做购买粮油之用，循环利用，互相支持，不失时机。这一点远非其他商号所能比。乔氏经商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不随波逐流。他们总是深入研究，看得长远，往往别人不重视的，他们却锐意经营，因而常常能出奇制胜。对利润不贪高而图多，看起来利薄，但因为量大，所以获利也很丰厚，而且风险校乔氏经营坚持以仁为本，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货真价实，讲究信誉，对消费者仁义。如他们经营的米面，质量高、分量足，于是人们购买米面都愿意买乔家的；二是对客户仁义。有些客户破产，无力偿还乔氏的债务，乔氏从不强行索债。与老客户交往，没有特殊情况，总是竭力维持关系，即使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三是舍己为人行义举。民国六年，由于受一战影响，包头皮毛堆积如山，毫无出路，驼绒价由每斤现洋一二元跌到每斤一角多，绒毛店和皮毛商人均亏赔不堪。影响所及，各行各业都不景气。乔氏目睹此情此景，集资设“公益泰商号”收购皮毛，使其行业继续活动，但乔氏为此损失惨重，这种舍己为人的义举直到今天还令后人赞口不绝；四是关心员工生活、疾苦，对员工仁义。员工做事出色，不仅可以立即得到重赏，而且还可以得到破格提升。若员工违反了管理制度，则会立即受到严厉的处罚。乔氏既注意以言教育员工，同时也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来约束规范员工的行为。故乔氏商号虽家大业大，但却依然能运转有序。2.管理严谨——日升昌清朝嘉庆年间，平遥西街开设了一个颜料行。东家李咸视，人称“李二魔子”。经理名叫雷履泰，平遥红堡村人。当时晋中平、祁、介太等县的商人在北京设分店的很多，每逢年终结账，他们都要给山西老家捎些银钱，一般是从镖局运现银，运费既高，路上又常出差错，颇感不便。西玉成在北京设有分庄，就有人和北京西玉成的经理雷履泰商议，从北京向老家捎些银钱，交到西玉成，由雷履泰写信在平遥西玉成用款，雷同意了。起初不过是朋友或乡亲关系，两相拔兑，也不出什么汇费和手续费。后来同乡们都觉得这个办法便利，求拔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部分汇费。雷以敏锐的眼光预见到，如果将此业务拓展，获利必定可观。为稳妥行事，雷又做了认真的市场和形势调查。他发现，随着京师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中俄北京通商，特别是中俄恰可图通商，晋商承担着组织中国茶叶输往沙俄的重任。由于贸易总额大量增长和商品周转周期长，垫支资本也就相应增加，于是商业资本感到不足，遂求助于社会借贷。当时在大城市也有从事存贷生意的账庄（相当于现在的银行），都是用现银结算，因此不得不求镖局押运，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汇兑已经成为工商业者的普遍要求，都希望用汇兑来代替运送现银。第92节：管理严谨—日升昌第92节：管理严谨—日升昌雷履泰根据调查情况，建议东家李咸视将西玉成改名为“日升昌”，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日升昌成立以后，果然银钱汇兑业务繁荣，雷履泰迅速将业务推向全国的各大中城市，于是大发其财。雷履泰可谓我国金融业务的创始人。金融行业，向来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特征。处于中国古代金融业发展的最后也是最成熟的一个阶段的票号业，自然也不例外。雷履泰秉承了古代商人种种优秀的经营管理方法，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使日升昌成为管理严谨、内部协调、服务到位的典范。雷履泰十分重视商号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定了一套严格完善的号规与经营准则，理顺了股东、掌柜、伙计之间的职权关系，同时将单纯的雇佣关系改造成职责分明的分工关系，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学徒制、顶身股制等制度，使商号内外工作井井有条，并使职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由于各地分号的存在，彼此相距遥远，交通不便容易形成信息不灵、管理失控的状况，所以雷履泰又制定了联号制来加以约束和规范。为防止伙计挟带私物，诈骗钱财，他又进一步制定了报账制，探亲检查制度等。总之，他一改中国传统文化的含混松散，用严谨规范的语言制定出一系列管理规则，在执行过程中一丝不苟、奖罚分明，使商号的日常活动进入良性运行轨道，杜绝了商号内部发生作奸犯科、损害商号利益的行为。此外，他还制定了奖罚制度来鼓励先进、惩罚落后、淘汰无能，一些能手就这样从底层得到提拔，脱颖而出。对待客户和顾客，日升昌实际上做到了以顾客为上帝，“但经商者，是无有大小，只要有钱问买卖物”，即便是个叫花子亦可交接，是谓“生意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平和、应酬为本”。在行动之前，雷履泰认为要进行周密的观察、思考，“求稳求信”，“运筹帷幄”之中“方能决胜于千里之外”，这里全局观很重要。要讲究“稳奖，他认为“稳奖是积极进取的一种方式，是办大事成大业者必须具备之素质，它不是优柔寡断，裹足不前，而是深思熟虑，做好充分的准备，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就是这样，日升昌以雷履泰兴、雷履泰以日升昌名，雷履泰在经营自己理念的同时，也在领导、规定、命名着日升昌和以其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业的鼎盛时代。3.因利制权——太谷曹家山西太谷曹家曾经一度闻名华夏，其资金发展到一千余万两，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至蒙古、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曹氏发家始祖曹三喜怀着发财的梦想于明末清初来到热河省朝阳县三座塔。刚来时，他租地种蔬菜和大豆，略有积蓄后就开了豆腐店，将所产的大豆变成了豆腐，使商品增值，同时又用豆腐渣养猪，使豆腐渣变成了猪肉。他按这个邪连环计”经营了几年，积累了不少资金，于是他又决定实施大的“连环计”。他雇人种了大批高粱，又将高粱酿成了东北人喜欢喝的高粱酒，酒糟又变成了猪的上好饲料。这样又经营了几年，家业已丰，于是他又决定经营杂货业、典当业。经营范围变广，获利更多，遂又分出资本在沈阳、锦州、四平等地开设杂货、酿酒和银钱业。清兵入关与朱明王朝作战，曹氏立即觉得趁战乱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他随清兵入关，为清兵提供军需物资，大发了一笔横财。朱明王朝灭亡，曹氏成了清朝政府的“功臣”，于是曹氏一帆风顺地将买卖打入了内地。在中国各地广设分号，生意兴拢曹氏坐镇总号指挥调度，总号下设分支号，每个支号又控制着若干小号。总号还派出“钦差”到各地的商号巡查。曹氏通过调度各支号和“钦差”指挥整个集团运作，保证了庞大的曹氏家业的正常运行。按曹家的号规，凡工作出色、作出贡献者，皆可得到重奖和提拔。凡违反号规者，不管是何人，一律受到严厉处罚。如徐州“丰治通钱庄”的大掌柜和二掌柜闹矛盾，使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被曹家巡查的“钦差”发现，随即将二人均行撤职。他们二人一个是“砺金德分号”陈经理之子，一个是曹润堂的亲戚史某，虽然各有强大后台，但也不徇情例外。正是因为赏罚分明，才使曹家的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第93节：文武兼施—蔚字号第93节：文武兼施—蔚字号曹家坚持“用人不疑”的原则，所以才使手下的人能充分发挥才能。当年曹家在沈阳设分号时，掌柜领了七万两白银的本钱，不到几年就赔光了。掌柜回到太谷向曹家详细地报告了亏损的经过，讲的十分有道理，曹家不但不责怪，反而问他是否还敢再干？那掌柜说：“只要东家信任，当然敢干。”于是又领了第二批资本，不料又赔光了，曹家又慷慨地付给了第三批资本，掌柜又大干一番，结果不仅赢回了前两次的亏损，而且大获奇利。仅由此例就不难看出，曹家对手下的人是何等的信任，手下赔掉了十多万两白银，但因赔的有道理，不但不责备，反而仍然得到重用。曹家为了扩大经营范围、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实施了股份制。他们的股份有两种：一种是以白银入股，另一种是“顶身股”。按曹家的号规，业绩突出者，可顶生意，即参与股份利润之意，当时顶一份生意者，年终可获得利润白银一千两。由普通员工上升为顶生意的掌柜以后，便与曹家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盈利的多少与自己的收入有关，因而无不忠心耿耿以求事业发展。“因利制权”是曹家坚持的灵活的经营原则，他们不管利润大小，只要有利可图，都锐意经营。曹家要求各分号掌柜必须时刻观察商情，分析影响生意的各种因素，以便确保决策准确无误。曹家在东北的商号，多半利用当地丰饶价贱的高粱，以酿酒为业，因此掌柜对天气旱涝、收获丰歉都极为关心。如某掌柜每夜半起床，以观天象，十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如驻沈阳的“富生峻”分号的掌柜，某年坐大车回关内探亲，途中在高粱地内大便，见高粱长得茎粗穗大，十分茂盛，认为必获丰收。但随手折断几根，发现茎内都有害虫，就立即打消了回家的念头返回沈阳，连夜到处抢购高粱。当时一般人认为新粮丰收在望，遂大量低价出售。结果各处的高粱接近成熟之际，均被害虫咬死，市场价格暴涨。而“富生峻”商号不仅保证了酿酒的需要，而且高价抛售了一部分高粱，结果大发其财。光绪年间，当时各大银钱业均发行一定数量的平贴（即原始纸币），这是一种信用货币券。发行这种帖子，首先必须建立其商号在群众中的可靠信用。商号信用昭著，即可按资本的1/3或1/4发行帖子，经本行会批准便可流通。一年，祁县乔家、梁家的票号因发行帖子过多，人们怕帖子落空，纷纷挤兑。在此危机之际，乔、梁两家求救于曹家。有的人建议曹家不要救之，认为这正好是挤垮两个竞争对手的好时机。曹家却出人意料地宣布，所有曹家各票号、银号均可代乔、梁两家的帖子兑现金。这样一来，社会上认为曹家资金雄厚，既然答应代付兑现，帖子绝无问题，挤兑风波因而平息。乔、梁两家在东北的商业实力本与曹家不相上下，但经此风波以后，乔、梁两家感激曹家在危难之际的扶持之义，故遇事处处让着曹家，这样一来，无形中使曹家商号的声势更为提高。原来，曹家经认真分析认为，乔、梁两家实力雄厚，绝不会因为这次风波而倒闭，即使一时受挫，也一定会东山再起。若见死不救，乔、梁两家一旦渡过难关，必会联合报复曹家，导致曹家无法招架。与其见死不救，不如送个人情却大有好处，事情正如曹家所料。曹三喜非常重视对弟子的教育。为使弟子们读书明理，提高经商才能，曹家设有专馆家塾名为“书房院”，高薪聘请名师为之教授。智力投资确实培养出了不少有建树的儒商，渊博的才学使他们在经营场上如鱼得水，为曹家开拓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4.文武兼施——蔚字号介休城东55华里的北贾村，有个名叫侯万瞻的人，凭借艰苦创业取得了成功，后经其子孙发扬光大，成为山西有名的巨贾，其资产不亚于日升昌。清康熙年间，山西有钱人家皆喜欢穿绸缎，而当时当地贩卖绸缎者并不多，故绸缎价格昂贵。侯万瞻看准了这一时机，立即筹措银两，率领两个儿子去了丝绸之乡苏州、杭州廉价买回了绸缎，回山西又高价卖出，转手之间，获利颇丰，家业渐渐发展起来。第94节：文武兼施—蔚字号第94节：文武兼施—蔚字号侯家的家业传到侯萌昌时，家资已经很雄厚。侯家的“蔚泰厚绸缎店”位于平遥西街，和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只隔一个小烧饼铺。侯萌昌见“日升昌”由颜料行改为票号后，生意兴隆，大发其财，非常眼红，但又苦于一时找不到熟悉票号业务的人才，于是他决定采用“偷梁换柱”之计将“日升昌”票号的副经理毛鸿挖过来。雷履泰是一个经商将才，毛鸿也是一个将才，两将才相遇，一山两虎，难免有些不和之处。毛作为副经理，有点怀才不遇之感，而雷履泰又有独断专行的毛病，毛就处在受排挤的地位。侯萌昌盯住了这点空隙，立即巧使“离间计”，就把毛拉过来了。拉过毛之后，侯萌昌立即将“蔚泰厚绸缎店”改为票号，并让毛任总经理，由他全权管理一切业务。毛深感侯的知遇之恩，于是他怀着与“日升昌”决一雌雄的雄心壮志，锐意经营。毛又从“日升昌”拉过来两个熟悉业务的朋友，一个名叫郝名扬，一个叫闫永安，二人被提拔为分号经理。仅仅一年的时间，毛的才能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为侯家鞠躬尽瘁，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于是“蔚字号”票号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举成为“日升昌”票号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毛也善于采用“文武兼施”的方法管理员工。一方面他用文的方法教育员工；另一方面请颇有才华的平遥超山书院院长松龛出山，为蔚字号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制度，以约束全体员工。毛采用“文武兼施”的计策，有力地推动了蔚字号的迅猛发展。总结晋商的经营思想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我们今天的商人借鉴的经验。晋商很能意识到诚信对于竞争获胜至关重要。所谓“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就是晋商闯市场的大生意经。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在全国先后出现了山西、徽州、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等十大商帮角逐市场，晋商靠诚信的法宝而称强制胜，立于不败之地。晋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利以义取，讲求生财有道。晋商是行大义而取巨资的有战略眼光的商人群体，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要出发，抓商机，占市常明朝政权沿长城设立军镇，驻扎80万军队，为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即纳粮换盐引，可取得贩盐售盐的专卖权。晋商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北方边镇、西北边镇多活跃着山西商人，晋商集粮、盐商于一身，连两淮、两浙的盐也大部分为山西商人所经营。到清代，晋商顺应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一举成为旅蒙商主力军。旅蒙商通过清朝军队北进草原随军贸易而带动和发展起来，旅蒙晋商在交易繁盛时期，有数万骆驼和牛马车投入运输。晋商不仅进行长途贩运，同时在各地开设店铺，以至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二是群体共赢，讲求互惠互利。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的力量，这是商业竞争的需要。群体联合才能以集团性优势在竞争中显示实力，合作共利才有自身之利。“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山西商人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商帮，同舟共济。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建立的山西会馆，是地方性同乡组织。“本互相而谋福利”，对促进晋商群体尚信守规、维护同乡和同行商人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互信相与，讲求联合协作。晋商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一旦建立，则善始善终。祁县乔家开办的“复”字商号，对已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业务方便，若对方发生经营困难，则及时伸手相助。“复”字号的这种做法，使它在同业中威信很高，影响广大，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关系为荣，“复”字号的业务也越做越大。这种“相与”与现在的联营协作有相似之处。四是信誉第一，讲求诚实守信。晋商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许多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秤平、斗满、尺满足”。以讲信誉著称的晋商比比皆是。史载盂县商人张炽昌，“贸易关东，与人然诺，坚如金石”。第95节：贾而好儒，贾儒结合第95节：贾而好儒，贾儒结合五是首创票号，讲求强抓机遇。晋商首创的票号，是信用制度的产物。到清代，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城镇工商业自有资本不足，有求于借贷以扩大经营资本。而账局只经营存放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北方又兴起一种具有保险职能的镖局。随之，专营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便应用而生。晋商资本积累雄厚，商号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为汇兑业开展提供了条件。晋商社会信誉高，让客户充分信任。六是实行联号制，讲求制度创新。晋商实行的联号制，是由一个或一个为主的财东出资，对所经营的各地不同行业的商号以子母形式管理的体制。晋商联号制的总号设在山西，分号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各商号独立核算，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等方面互相支持，必要时在财力上也挪款相助。商号实行经理负责制，经理实行聘用制，财东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实行三到五年不等的账期，经理向财东报告商号盈亏。这是以信义为基储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一种体制创新。商号的设立实行股份制，股份有银股和身股两种。投资者的资本为银股，凭资力、能力参股为身股，银股、身股均可按股分红，顶身股者不承担亏赔责任。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州商帮徽商是我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有一个显明的特点便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组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且在江滨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称雄市常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这其中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但有两个方面是肯包公祠定的，那就是“贾而好儒”和以道德为依托的“徽骆驼”精神。历史上，徽商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一贯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儒商”的美名。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贾而好儒，亦贾亦儒，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历史上，徽商中精通儒学、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有些则是亦贾亦儒，在经商的同时，爱好文化和儒术，形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特点。商人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善于审时度势，精于筹划，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商人在与官府交往，同显贵应酬中，便能言语相通，应对自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喜欢谈论文化事，在经商的过程中，喜欢来点文化义举，或文化投资。因此有人说，安徽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徽州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素称“文献之国”、“礼仪之邦”，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有所谓“儒风独茂”的说法。徽人不仅在州内遍设学堂、广立书院宣讲儒家思想，而且还在家典、族规中告诫族人必须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总之，崇儒重道是徽人恪守不变的传统。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深受儒风陶，大多“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虽孜孜追求“厚利”，但他们更是念念不忘“名高”。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自明代开始，徽商就已有“儒贾”之美称。所谓“儒贾”，大致有两层含义：第96节：徽州商帮第96节：徽州商帮一是指徽商多是“业儒”出身，是有文化底蕴的商人。二是指徽商以“儒道”经商。因此，以儒道经商就构成了徽商商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一是以诚待人。“诚”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先贤名儒无不以“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等道德说教来教化百姓。深受儒风染的徽商大多以“诚”为其立身行事的指南，主张在经营活动中“以诚待人”，摒弃一切奸商惯用的“智”、“巧”、“机”、“诈”之类的聚财手段，深知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正如歙县商人许宪所说“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三）。意思是说，只有以诚待人，人家才会信服于你，经常与你打交道，否则，终会对你敬而远之。如清代婺源商人朱文炽，为人憨厚刚直，在珠江流域经营茶叶贸易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他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一律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行商20余年，虽因此亏蚀本银数万两，但却无怨无悔。又如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镇经商50多年，童叟不欺，名声大著。晚年，胡氏罢业还乡，有人要以重金租赁其店肆名称，胡氏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说：你如果是诚实经商，又何必借我的店名。这表明胡氏积几十年的经商经验，感悟到要创出金字招牌，非以诚待人不可；如果待人不诚，极尽欺诈之能事，即使借用别人的招牌也是无济于事。二是以信接物。“信”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儒家所倡导的“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修信睦”等学说对徽商影响至深。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自身的商誉和信誉：徽商讲究童叟不欺，市不二价。如歙县商人吴南坡在行商过程中，因遵循“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的原则，赢得了顾客的信任，生意极为兴隆，四方民众争购其货，从不挑剔货物的“精恶长短”（《古歙岩镇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徽商还非常重视商品质量，不售伪劣商品。如休宁县商人吴鹏翔曾经营胡椒买卖生意，与人签约后购进3800斛胡椒，后经人辨别，发现这批胡椒有毒。原卖主惟恐奸情败露，央求吴鹏翔退回原货，终止双方契约。然而吴氏竟不惜成本，将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以免卖主售与他人以损害消费者。另外，徽商重承诺，守信用。凡借贷银钱，收取存款，徽州典商中的正直者都守信不渝。如歙商唐祁，其父曾贷某人银钱，后来债主诡称债券丢失前来讨债。唐祁以其父借贷属实，如数归还了债款。后有人拿着以前所谓丢失的债券前来讨债，唐祁以其债券属实又付了一次债款。三是以义取利。“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儒家先哲一般是勇于言义而羞于言利。但作为商人，其经营的最终目的又不外乎一个“利”字，与“义”似乎无缘。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影响的徽州商人打出“以义为利、利缘义缺的旗号来调和“义”、“利”之间矛盾，主张“以义获利”、“义利双行”。如婺源有一李姓商人经商大半生，晚年总结自己行商经验时，感触最深的体会是：“财自道生，利缘义缺（《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朋处士李公行状》）。徽商以义取利的事例在徽州地方志、谱牒文献中俯拾可得，举不胜举。徽商的这些商业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值得所有经营者学习和借鉴。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粤商自西汉时广州就已成为南部中国珠玑、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宋时的广州已是“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了。明代时，广东设了“十三行”。到清代，这里更是中国惟一的对外通商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