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历史：半夏读《史记》-3

司马贞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世家”者，以其所遣侯王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然时因扰攘，起自匹夫，假托妖祥，一朝称楚，岁历不永，勋业蔑如，继之齐鲁，曾何等级，可降为“列传”也。　　类似关于规格档次归属的官司，其实并不止此。譬如对归入本纪的项羽，这位也姓司马而为《史记》索隐的仁兄，也表示了同样不满，以为：项羽崛起，争雄一朝，假号西楚，竟未践天子之位，而身首别离，斯亦不可称“本纪”，宜降为“世家”。　　不过，司马迁把陈涉归入次于本纪高于列传的世家，恐怕不能仅仅以为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例证。当然他的确说过，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将绝对底层草根出身的陈涉和背景超越平凡的汤武孔圣排比同列，确乎令人感觉耳目新鲜。但细细揣摩之下，感觉他更多的，还是把这位陈姓大哥，看作是因时而起推翻一个旧世界的首义人物——当然他并没有如汤武孔圣一般建立起某种意义上的新天地。　　而且，响应陈涉起事并终于宰得天下的高祖刘邦立汉之后，特意安置陈涉守冢十家于砀（《陈涉世家》所言三十家，恐误），规格已经等同于秦始皇帝、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这些个货真价实的君王，理由虽然都是绝而无后，但却明确高出没有做过君王的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守冢五家）。　　所以，后者归入列传，而陈大哥进入世家，其实是某种汉家官方意愿的体现。也许这种体现未必自觉或者不自觉，但统治阶级的思想，终于是潜移默化触及每个人灵魂的统治思想，伟大如马迁大哥也一样难以免俗。至于汉家给陈涉的谥号曰隐王，自是透露出许多前科的底细。谥法云：不显尸国曰隐。尸者主也，主国而不显，就是功业不够彰显的意思，但国毕竟是主过的。所谓岁历不永，勋业蔑如是也。另外，隐，哀也。也表露了汉家天子对陈大哥平视角度的绝对同情。　　实在说，尽管陈大哥久已立下天鹅宏愿，但大泽起事，大约未必是他所意料之内的发迹着陆点。世家里说，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这样看来，他的被征调戍边，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所谓发闾左，就是征调住在里巷左边的居民。适戍就是发配戍边。按照秦的规矩，拉壮丁的录取标准，采用的是一种叫七科谪的办法，也就是划定七种人，作为不能推脱逃避的充军资格。七种是：有罪的官吏，逃亡的罪犯，入赘的女婿，有市籍的商人，曾经有过市籍的人，父母曾经有市籍的，祖父母曾经有市籍的。田埂上的天鹅·偶然(2)　　前两者都是戴罪之人，不必讨论，可赘婿有些莫名其妙。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那时但凡做倒插门女婿的，大多是穷得立不起身的，而且入赘便意味着变更祖宗，替别人传宗接代，基本算是数典忘祖的叛徒，无疑是一种罪过，所以养老女婿在那时的社会公众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类，天赋的红字，捉去送死，起码比别人更有些道理。　　最让今天人看不懂的，还是所谓拥有市籍也即营业执照的商人们，因为七宗罪里，他们便占据了四席，比重竟然达到了57%+。　　依然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在前工业时代，农耕是国家第一要义，没粮食吃，人就有生存危机，一切都不再具有意义，尤其在大一统的国度里，更是如此。所以，农业被称作根本。而囤积居奇，贱买贵卖，投机倒把，并不是真正的生产，带来的只是额外的效益，滋润了奸诈之人的荷包，劫夺了诚实农人的劳动，还腐蚀了社会朴素的风气，颇不利于国家法度的掌控，所以叫做末，所以抑商几乎是农业文明时期始终不变的永恒主题。始皇帝的发迹，尽管遭到了商人的大力扶持，甚至没有商人某便没有他的江山资格。但如果政治太讲究良心，就会跌跤子，甚至人头落地，所以他的选择，不论在社稷在一己，都是政治上绝对正确的本末博弈。　　但商业又的确是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元素，于是，对不得不存在的市籍人群之压抑乃至追溯三代的压抑，就不能不是变通平衡的必须成本。他们不但要交纳市租，担负赋税，而且又是征发从军服役的当然人选。到了夺取秦始皇帝江山的汉高祖，不亏欠商人什么暧昧勾当，又是海内平定，充军戍边的额度趋于走低，对他们便追加上不得坐车骑马不得穿丝绸衣裳不得携带凶器子孙不得作官的种种硬性限制——始终还是抑。　　回到陈涉的壮丁机会上。陈大哥虽然是穷汉，但其不属于市籍乃至七科之类无庸置疑，所以本不在通常的征调之列。但在二世的元年，国家境内七科之辈已经征调罄尽，而最高首长的政治需求却并没有及时罄尽，于是只好采取这种看起来十分偶然也十分没有道理的发闾左手段，划下硬性指标，强制单边执行。设若陈大哥当时偏巧住在闾右，或者二世长官的指标就是发闾右，那么这段发迹的偶然，也许就落到别的什么大哥身上了，或者就断送了发迹也未可知道。然而，历史的轨迹，有时候就是由偶然和没道理组装起来的。　　关于闾左，一向有众多解释，譬如复除者居闾左，譬如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等等，皆被以为不足信，所以陈大哥的偶然，依然成立。　　该说陈哥的鸿鹄志愿确实是有根底的。因为他和另外一位发迹的伴当吴广，当时被任命为屯长。屯长不是类似村长的农村基层干部，但也是行伍中绝非最底层的军官。鉴于秦的资料缺失，借助汉的官制，《后汉书》上说，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二百石在秦的官员品秩上，可以略略等同于县丞或县尉。那是县长的辅佐，不恰当的比，该是相当于县里的大局局长或N个局的局长集合，因为那时候没后来那么细致繁多的官厅，丞和尉的权限自然不小。甚至在清代，县丞是正八品；而唐代的县尉，通常是进士出身的人初任之官。这样比照下来，陈哥和吴伴当，自然都是拥有一定阶级的，起码在九百人戍卒里，是带兵的人。在世家的故事叙述中，后来陈哥和吴伴当并杀两尉，而没有再提起有其他的屯长，于是可以推断，除了那两个短命的尉，这哥俩就是九百人里面的最高长官了。　　而敦促哥俩杀掉两尉的动机，按照世家里的说法是：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于是才有的二人密谋，才有所谓“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原始动议。但类似的故事则有不同的选择。田埂上的天鹅·大名(1)　　在相当于汉朝创世纪的《高祖本纪》里，有如下记载：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　　刘邦以亭长的身份解送县里的苦役犯到骊山给始皇帝修坟，苦役犯们都有冉阿让一样的挣脱意识，因此纷纷潜逃。刘亭长估计抵达皇上坟墓工地时，大伙都得跑光，于是便借一次夜宴的机会，主动提出解放大家，并且表态，诸位走后，俺也跟着失踪也。　　传说就在这次的告别宴会上，遭到释放的苦役犯们，准备的食谱，便是两壶酒，以及鹿肚、牛肝各一的按酒。后来刘亭长做了高皇帝，不肯忘旧，吃饭时还经常选用上述配置。这自是题外话，以下继续正题。　　诚然，刘村长的行政级别也许没有陈哥吴伴当的高，但毕竟是县里派遣的押解官，如果大伙都逃亡掉，他的责任基本该和那两尉相同——尽管押解的对象有所不同，但苦役犯和刚入伍的壮丁，之间也未必有什么天壤的区别。至于他们究竟是什么责任，两处都没明说，但刘村长决然失踪，想必也没有甚好果子——只是可能比陈吴两屯长的结局或许要轻，尚不至于死吧。而世家里的那两尉，则似乎依旧在履行自己的任务，看不出有丝毫的前途忧虑。不是他俩迟钝，就是的确责任没到濒死的境地。　　其实，刘村长在放纵大伙之后，借酒夜行泽中——居然也是和陈哥吴伴当举事地点一样的泽，想来那时的湿地俯拾皆是，不但滋润环境，还不乏缔造许多天鹅的机会——斩当路白蛇，便是后人述赞他的高祖初起，始自徒中，也即他后来自诩的所谓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旷世佳话了。只是，刘邦这里，似乎没有严酷的死亡威胁，押解的经历，纵徒的逃亡，似乎都是一种铺垫，更多的是烘托他斩掉白帝子的赤帝子特征，四下氤氲着一股灵异色彩的神秘；而陈哥这边，则是劈头盖脸的血腥前景压迫下的悲凉，以及由悲凉诱发的拼死决绝，至于神秘的氤氲，反倒在确认搏命之后，方才由狐狸叫和鱼肠子书来从容体现。这大约正是首义和景从的差异了，当然更可以是死国和宰天下的差异。　　有趣的是，刘村长响应陈哥抗秦，劝说沛县父老的口实，居然和陈哥动议造反的理由完全一致：天下苦秦久矣。当然，再翻之下，太史公的书里，别处也不乏类似发现，看来起码在太史公的叙述里，这话该是彼时的流行语汇。据说古人文字，彼此有绝似者。只是这些都是马迁大哥一个人的手笔，此中修辞立其诚的深意，值得咂摸。　　自然，陈哥的起义演说，必然不像刘村长那样循循而诱，因为陈哥的演说对象，是一帮半睡半醒的困兽，并且是绝非可以有所选择的倒霉壮丁，已经变成吃粮当兵的军事编制下的前闾左居民，终究不同于县城里还可以讨论何去何从的父老，身份带来的血性和处境逼迫的孤悬，都促使陈哥的说辞必须片言足以打动九百人整体。因此，陈哥在简要说明诸位必定死掉的不可逆前景之后，喊出了那句十分令人动心因而也十分著名的口号：　　 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该口号的鼓动性无庸怀疑，但也许，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中所埋伏的个中涵义，未必依旧相同了。譬如死即举大名云云。　　大名也即大的名声。但这只是字面的浅层。具体到举义当时的环境理解，其实就意味着称王。所以随后才跟着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喝。也惟其因此，陈哥的义军在攻陷大泽乡和蕲县等县之后，以战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这样迅速膨胀起来的实力，于攻占第一个较大行政区划陈郡时，立刻号令三老豪杰，论功立自己为国号张楚的王。其实，早在陈哥和吴伴当用狐狸叫和鱼肠子书假托妖祥，为事后举义预作铺陈时，就已经鸣呼过“大楚兴，陈胜王”了。当然，这些也可以理解为是马迁大哥事后叙事的文学巧合。另外的巧合是，陈哥称王的地方，也叫作陈。田埂上的天鹅·大名(2)　　今天人看来，称王似乎是天大的好事才是。似乎也的确是。只是在陈哥的时代，大名又还有别的社会认同。《项羽本纪》在叙述项羽于陈哥起事之后跟随老叔项梁在会稽随即起事时，提到陈婴已下东阳。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　　东阳少年杀死县令，找不出作领袖的人，只好搬请县中的长者陈婴。陈婴虽然素来信谨，但在敦促之下，也只好作了少年们的长。长者之名果然不是浪得的，本来相聚数千的少年队伍，立刻陡增到两万。于是少年们的心思不由得变大了，准备立这位叫婴的小陈哥为王，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武装。　　小陈哥大约是受到大陈哥以及后来许多造反案例的诱惑，半推半就的几乎答应了。这时，小陈哥老娘站了出来，有条有理地进行了一番说教，道是你老陈家从古到今，没听说过有谁得过富贵，今天你小子猛然间却要被人推为王，这样的大名，实在是不吉利。咱们还是把这大名让给别人吧，那样事成之后，也一样可以封侯；即便不成，避祸也容易些，毕竟咱不是那人人都想杀掉的罪魁。这段规劝，义正词严，不由小陈哥不从，于是他便主动将自己的队伍归属于项家军麾下了。　　这段的要害，就在于那句暴得大名不祥。陈妈妈的逻辑其实代表了当时甚至之后许多人的心机，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许多年后政府震慑歹徒，也依然有“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奖惩分明口号。作为政府，当然首选使用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头子拿下了，贼众自然跟着拿下，提纲挈领，成本低廉，还有不绝如缕的震慑作用。　　王侯当然是令人羡慕的富贵，大家也都说富贵险中求，只是这富贵的风险，实在太大，需要博上身家性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担负起所有的事后责任，造反的实证是坐塌实了，逃不脱了。也许你就在那儿享受醇酒美人了，但别人杀人越货的债务，依然由你来埋单，谁让你是头子呢。所以，看多了社会世相，陈妈妈才有那番醍醐灌顶的规劝。而但凡聪明人，其实也都不肯去做实这大名也。　　譬如刘邦，在沛县父老率子弟开门迎降后，被推举为沛县令，刘邦以天下方扰，诸侯并起，置将不善，就会壹败涂地的严峻形势，表白自己能力浅薄，难以胜任。而本来就是县政府官员的萧何曹参，也都纷纷推让，《史记》里对他们当时的描写是：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所谓种族其家，自然便是夷灭三族乃至N族的倾家绝种。这两位后来都是汉朝的开国功臣，直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也算是早有富贵渊源的了，可见识却和陈妈妈那样的妇人一般，足见这大名，果然不祥。　　其实，刘季那时推让后来荣膺的，不过是沛县的一介县令，并非富贵根基的王侯。尽管他事先早有种种必定大富贵的珍怪征兆，但他也并没有在做了沛令也即沛公之后，急于称王。他的武安侯，是怀王心收并项羽部队之后晋封给他的；而汉王的称号，还是在他接受子婴素车白马，脖子上系着丝绳，捧着皇帝玉玺符节的纳降之后，由项羽负约掉包，将本来该属于他的秦王领地分解为三，另行更立的。偏是这样不轻易称王的人，才终于坐得天下，这也可以见出那条著名的缓称王献策，是多么智慧的机谋啊。　　即便是跋扈的项羽，其老叔在确认陈王死讯之后，拥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老叔自己不过封为武信君；武信君被章邯杀掉之后，项侄子才与刘邦一起，被封为长安侯，号鲁公；而灭秦之后他自封的西楚霸王，尽管有春秋五霸余绪的诸侯盟主之意，但大面上还是要佯尊怀王为义帝的。田埂上的天鹅·大名(3)　　大约不肯听陈妈妈的规劝，喜欢得大名的，恐怕只有不谙社会IQ的少年了。当然，还有我们的陈哥。但陈哥那时，实在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退路了，死路当前，反正都是个死，死得漂亮些当然是上选，所以，当时他才拼死喊出那句口号，其间果然包含驰骋天下的一股英雄气，但这英雄气中，也不能不荡漾着豁出去不惧死活的苍凉。　　苍凉之外，自然也还有别的活思想。毕竟，富贵是人人都喜欢的标的，陈哥早在扛活的时候就切切期盼着，一旦机会来临，自然不会放过，所以当陈郡父老忽悠陈哥称王的时候，可说是正中下怀，此时魏之名士张耳陈馀向他陈说称王是示天下私，应当立六国之后，自为树党，令秦敌多力分，便可以据咸阳以令诸侯，以德服之，则帝业成矣云云，该说是良策，但陈哥不听，依然称王，足见他对富贵期盼的迫切，而他所谓的富贵，亦不过修改王侯将相有种的成规，并没有成就帝业宰天下那样更加鸿鹄的愿望。田埂上的天鹅·宿命　　也许正是证明暴得大名不祥的应声如响，喊出英雄拼死口号的陈哥，果然在称王六月之后，被人杀掉。关于他的死因，世家中的归结，还牵连到了篇首提到的天鹅之叹。　　陈哥做了陈王之后，当初那些哄笑过他的佣耕伙计，结记着他发迹后不相忘的壮语，真的找上门来。但守宫门的人见了却要付诸捆绑。他们自然一番分说，守宫门的听了，放弃捆绑，但也并不肯为他们通报。这些人当然不肯空手回去，于是候在门外，等陈哥出行时，拥上前去，遮道陈情。　　陈哥果然是言出必践的英雄，不但向世人证明了扛活的一样能够发迹，而且发迹之后还不肯忘本。陈哥当下招呼这些老伙计们上得车来，一同回宫。这些个穷汉，进得宫来，看到扑面而来冲击视觉系统的森严宫殿，登时呆了，不觉露出佣耕本相，仿佛刘老老进大观园，发些乡下人乍见富贵的浅薄感叹。这感叹一时天下流传，令天下人都瞧不起——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　　这些个乡下客人进宫久了，越发的放纵自己，渐渐的便将陈哥早年的卑贱故事大肆宣扬开来。陈哥想必也有所风闻，心中肯定不快，所以当有人提起这些穷汉无知妄语会损害大王威名时，很痛快的就让人砍了有关人士的头。　　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琢磨，该说那不肯通报的守宫门人，必定是具有相当资历的看门人，一如那《红楼梦》里做过葫芦僧的门子，早瞧破了世间人情的底细。　　据说陈哥下令砍头之后的最直截作用，是他的故旧纷纷离去。《索隐》说顾氏引《孔丛子》的记载，陈哥称王之后，老婆家一干人前来投靠，陈哥却讲原则，仅仅按照一般宾客的规格接待了他们。这样的高风亮节，却遭到老丈人的震怒唾骂，说他依仗自己的强大就对长者傲慢，肯定没有好下场（怙强而傲长者，不能久焉），之后愤愤而去。　　如果这情况属实，则陈哥的亲信故旧众叛亲离乃是必然。但陈哥并没介意，还加大了对手下的监管力度，凡有不服从命令者，一律治罪，其中看不顺眼的，更亲自收拾。　　该说讲原则本没什么错，立规矩也是做大人物的通例，只是陈哥的分寸没把握好。譬如对老丈人这样的嫡亲，在政治的天平上并非是不可以权衡丢弃的砝码，要害只在于怎么权衡怎么丢。譬如那后来得天下的刘季，在项羽拿他亲爹刘爸做要挟的时候，能够坦然喊出“俺爹就是你爹，你要是煮你爹，千万别忘了分给俺一份肉汤（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的叫板，不顾亲情之甚，远在陈哥对老婆亲爹款待不周之上，但依然不影响他从容坐了天下。这正如项伯说的，为天下者不顾家。刘皇帝在被追兵顶到屁股门的时刻，连亲生儿女都推下车去，何况其他呢。　　至于立规矩，不是不该，而是要看立的时辰。自秦降汉的博士叔孙通，虽然后边跟随着儒生弟子百余人，但叔孙博士向刘主公推荐的，都是些强盗壮士出身的糙人，因为那时刘主公正在蒙矢石争天下的当口，只有那帮人才是斩将搴旗杀人如麻的行家；等到了天下初定，群臣饮酒争功，喝高之后，吆五喝六，拔剑乱敲，让皇帝头痛的关头，叔孙博士方才召集诸生，排演朝仪，指挥满朝文武，规规矩矩的尊卑进退，让皇上爽得打心眼里抒发出“吾迺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由衷赞叹——这便把规矩立在了节骨眼儿上。　　照此看来，陈哥当初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时候，虽然是亡命拼死之举，却是当断则断，不失为烈士断腕一般的英雄主见；可一旦称王做了长官，则缺乏作长官的起码资质，只顾得安心享受富贵滋润，对政治博弈却全没心肝一无把握，举义的吴伴当被部下砍了头，他只去任命那叛乱的头子作丞相——这果然是后来众叛亲离的伏笔了。他倒也知道征召豪杰贤人作顾问，只是那些顾问不是叔孙通，一个也算不得通，通的他也未必都听，于是才有了一系列的败相丛生叠现，最后陈哥自己，竟然被贴身的车夫砍去脑袋，死在本该是他最放心的人手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宿命，怎不令人扼腕为这只夭折的天鹅作叹呢。沉默的大多数(1)　　韩信采纳范阳谋士蒯彻的建议，突破没有防备的齐军防线，随后又将率军二十万来救的项羽麾下名将龙且斩于潍水之上，齐国七十余城尽收于韩信掌中。于是阔气起来的韩信，不肯忘本，及时打发人到长官刘邦那里送信说，齐是个伪诈多变反覆无常的地方，南部又与楚境接壤，如果不尽快任命个假王负责管理，恐怕不利于安定团结。哪里需要哪儿安家，不如俺就当这个组织上最需要的假王吧。　　所谓假王，就是代理王爷的意思。这自然是阔佬韩将军的让步说法，鉴于当时王爷并没有副职的配额设置，谦虚也只能到这个地步了。　　这时的刘长官，正被项霸王围困在荥阳，焦躁中看到如此明晃晃公然要官的直白申请，当然大怒，破口大骂起来。张良陈平两位军机谋士却悄悄踩了一下他的脚，咬着耳朵说：长官正处不利，哪里能禁止得了韩信称王？倒不如顺势立他为王，权且让他为长官看地守土，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呢。　　刘长官何等样人，立马省过味儿来，嘴里却顺势拐了个弯儿，接着骂道：大丈夫平定诸侯，要作就作个真王，干嘛还当什么假王！随即派遣张良，带着一应印绶，颁布任命，就手征调新科王爷的部队击楚。　　作了齐王的韩阔佬，重兵在握，据守要害，一时成为楚汉之间的焦点，并大有孕育第三种势力分割天下的可能。于是折了悍将龙且的项霸王，派个说客前来做思想工作。这说客玩弄三寸之舌的策反过程，姑且不论，只他见了齐王劈头的第一句，便叫作天下共苦秦久矣。　　这自是那时的一个流行语词，或者说，是司马大哥关于秦末以及楚汉战争阶段历史叙述中的一个惯用语。短工大王陈涉和伴当吴广商量造反的时候，正是用这句话当作发语之辞。到了响应陈大王起事的刘长官，说服城门紧闭的沛县父老投诚时，也还是劈头征引了同样的话。由此足见这句惯用语，的确是当时溥天之下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否则便没有如此披靡当量的煽动力。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秦对天下人是如此的苦，却又为什么还维持了如此之久呢？　　翻阅历史的记载，可以发现，秦朝治下的人民也即黔首，直白翻译过来就是黑脑袋瓜儿或曰黑头，并没有深刻到骨髓里的受虐倾向。但是，他们依然对给他们带来苦的暴秦忍受了那么久，直到短工陈涉，在被抓壮丁发配途中面临失期当斩的生死关头，才终于破身而出，发动了那场著名的起义。　　司马大哥在《秦始皇本纪》后面的太史公曰中，引用贾谊的话作收煞，其中曾经提到陈短工的举事：　　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錟于句戟长铩也；适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于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变异，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　　上述文字，同时也出现在为后来称王的陈短工所记世家的尾部，足见太史哥对贾先生话的相当认同。所谓瓮牖绳枢，说的是陈短工的家境，穷到破瓮当窗户，绳子拴门户。看来贾先生对家庭出身的影响，是持保留态度的，而太史哥对此当然并无异议。而后边明确提到的才能不及中人，更是对陈短工智商的判断性表述。如此引用，也令人看出太史哥将陈短工之事迹列入世家，固然足够警世，却远非后世所以为的一味褒扬。　　贾先生说了，陈短工的方方面面，比起始皇帝灭掉的列国，几乎一无是处，是不可同年而语的，但他却作为发难，导致了秦皇天下的覆亡；而列国之于陈短工而言，尽管几无不是处，然终究为秦皇所剿灭。历史的确是不可以假设的，但历史未必不存在两种以上的可能。譬如贾先生的话，就或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沉默的大多数(2)　　其实，秦始皇帝对列国的剿灭，大约不仅仅是秦的国家选择，同时也是其他被剿灭或曰统一掉的国家的选择。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譬如所谓合纵连横云云，乃是国家首长也即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无论鄙与不鄙，其实是首长们对自己生活的自主安排，所以国家在他们手里，往往是个人境遇的某个指标，为了某些利益，也是无妨割地置换些什么的，一如那块和氏璧，可以与十五座城池——包括土地和人民——等值。仿此换算，则几块这样品级的漂亮石头，就抵得上一个幅员不算小的国家了。而为了国家首长的心情安否，纳地称臣也并非什么个案，这却不能仅仅追究始皇帝的什么贪鄙之心，那些被始皇帝所贪鄙的国家首长们，未必便没有贪鄙之心，不同的只在贪鄙的心思在哪里而已。　　而陈短工的发难——其实他自己未必以为就是发难——则是小民被动的无奈，甚至连生存还是死亡都及不上，无非是彼死亡与此死亡之间怎么个死法（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的问题，这恐怕算不得是选择，起码与首鼠于合纵or连横的国家首长们相比，真的是不可同年而语。他的所谓对抗暴秦，发难固然发难，举大计固然举大计，但也的确是死路当前无可选择的惟一去路。如果说那些国家首长们的选择还可以说成是历史潮流的话，陈短工们的无奈去路，则只好是历史潮流之下的迫不得已罢了。　　而秦始皇帝对列国的剿灭，按照贾先生的说法，是：　　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宙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这其实是说，秦始皇帝是以严酷而得天下的，所谓铁蹄践踏，纵横天下，鞭子一抽你就得拉。然而铁蹄的践踏可以得到天下，却未必足以保有天下。所以贾先生又说：　　 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看来秦的暴虐，果然是不适合坐天下的。不见吗，仅在构筑阿房宫时征调的隐宫也即宫刑徒刑者就达七十余万。而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具体数字，更是难以统计。如此的暴虐，如何不引发天下怨望。然而，就是这暴虐，却依然延续了不短的时间，也即久矣。　　当然，赢政在位不过三十七年，加上二世胡亥的三年，仅仅四十年而已。如果再细致划分，嬴政九年（前238年）亲政，而初并天下，真正称为始皇帝，乃是在二十六年（前221年），病死沙丘平台又是在尚未足年的七月，而陈短工的揭竿而起原是在二世元年（前209年）——不过，所谓的天下苦秦，似乎是不可以如此计算起始的，起码在嬴政之成为始皇帝之前，天下未必不曾苦秦。　　当然，对这不够纯粹的至多区区四十年，历史学家会不屑地说，犹如短短一瞬，听上去竟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这话的意思，在摆弄历史的算学概念上或许不错，但对于一个黑脑袋瓜儿黔首百姓的切实生活而言，历史的长河云云之于他们的个体生命，根本是不搭界的事，所以四十年甚至更短的十几二十年，也是需要他们一天天挨的，所以已经足够漫长，或者说足够久矣。　　翻阅自初并天下至二世登基的不长不短的时间内，在陈短工举事之前，始皇帝制下，竟然没有一次成规模的反抗，所见至多不过零星的暗杀活动。譬如二十九年东游时，于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对照留侯的世家，此次行刺应当是张良为韩复仇，与刺客用百二十斤大铁椎潜伏狙击，却因情报不确，误中了扈从的副车。据说顶替皇帝被砸死的，是皇帝两个妃子。　　另外一次则是三十一年十二月，皇帝微服夜行咸阳，在兰池宫与盗遭遇，随行武士尽管只有四人，但身手可想而知地了得，自然击杀了对手。但此次的遭遇，尽管有后人以为也是张良之属的六国遗臣，但大约未必如张良那样的计划行事，更可能是误打误撞，恐怕算不上是纯粹意义的暗杀。沉默的大多数(3)　　因为张良二十九年的行刺，乃是在皇帝正式出游的途中，预谋的潜伏是可能通过相应的侦缉手段做到的；而这一次的微服夜行，或许是皇上改腊为嘉平之后，赏赐黔首米羊之时的与民同乐，但终究属于兴之所致，行踪基本上是无法预测的：两次行动都导致皇帝下令大索，但博狼沙事件乃是大索于天下，与此次的大索关中相比，足可见出皇帝所以为的事态严峻之不同。而之所以大索，也可见出刺客的余孽尚存，但那毕竟只是少数人的行动，尽管属于游侠之类的精英所为，但却远不及陈短工吴伴当后来的乌合壮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反抗的代表性。换句话说，即便留侯和刺客的百二十斤大铁椎，比起陈吴们所斩的木头所揭的竿子，更具备武器的精致杀伤力，但其对国家政权的摧毁力度，却远不及木头和竿子们的呼唤效应，终于是小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已。　　至于三十六年荧惑守心，坠星落地东郡为石，有黔首在石头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忿忿之辞，不过是怨望的发泄而已，较暗杀哪怕是误打误撞的遭遇行为更加不如，徒然招致皇帝尽取石旁居人诛之的酷烈杀戮。　　黔首们对暴政之苦的反抗，最畅快的个案，大约只存在于一个叫作孟姜女的寡妇满腔仇怨的哭泣声中。只是，哭泣的眼泪，虽然足够宣泄苦的倾诉，却于苦的久矣生存，没有丝毫改变。长城的倒塌，只好是那个悲惨故事里无济于苦聊以自慰的可怜幻想。　　所以，尽管皇帝被侯生卢生们以为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但自宗室以至黔首的朝野振恐，一片臣服，则是无疑的。因此，从国家角度来看，仆射周青臣的进颂，实在是当时状况写实的白描了：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暴政构成的恐惧，有时甚至比残酷的灭杀本身，更有缔造宾服的穿透力。因此，身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的黔首们，比起不堪忍受的造反，对苦的忍耐，似乎更是他们生存的合适选择。对威权制度的畏惧，以及由畏惧导致的崇仰，都使得他们不得不恋栈于苟安，而对所谓的苦甚至久矣的苦，发自内心地保持一种鸵鸟的心态。生活的压迫，有时候也会使幸福感来得容易。三十亩地一头牛即便根本实现不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则是相对容易成就的生活境界，甚至付出血汗能够换来饭有得吃觉有得困的基本生存，也依然不失为一种安心的满足：有吃有喝还图个啥嘞。　　正如贾先生所云：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威权压榨之下，大家都甘心做发臭的咸鱼，并不期待自己翻身。对威权统治的忍耐，诚然是极度的没顶的苦，但相对于忍耐之反动的不忍耐，似乎接受起来更加容易，所谓寒者利短褐，饥者甘糟糠。好死不如赖活着。即便陈短工吴伴当们的终于不忍耐，其实也是在死到临头的时候，方才肯痛下决心，与那许久的苦的忍受告别。当此时也，陈短工们的念头，是豁出去舍得一身剐的博命，但也由这博命，可以窥见他们内心里对许久的苦的忍受的不舍，而他们最终的下场果然确乎是身首异处，于是那限度足够充分的忍耐，不由得透露出内中道理的所在：比起生命的丧失，什么样的忍耐又是不可以承受的呢。　　自然，除了对生命丧失的权衡，以及对许久的苦的忍耐，其中也有另外的原因。始皇帝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措施，不能不说是成就了某些效果。前贤说，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领受愚的人群，的确丢弃了某些劳和忧，同时也丢弃了选择的判断力，更习惯于皇上安排下的生活，所谓盲从是也。百家之言读了之后，容易令人不安于现状或曰不安分，即李斯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而读不到百家之言，即便生存环境不堪忍耐，却往往缺乏予以变更的承受力，更害怕改变现状。这样看来，始皇帝焚书坑儒的直接效果，不仅在于对儒和书的什么荼毒，更在于将黑脑袋瓜儿的黔首们缔造成对百家之言根本不感兴趣的沉默的大多数之后，构成了潜伏于他们心中久矣挥之不去的对威权制度骨子里的被迫服从。沉默的大多数(4)　　而被拉壮丁做戍卒的陈短工们，野蛮之体魄该是有的，尽管文明之精神的不够具备，并没有影响他们终于不堪忍耐终于造反，但造反之后的短暂结局，大约还是不能不受到影响的——始皇帝终于还是赢了一着呢。　　鉴于始皇帝的如此酷烈，陈短工们的造反，必然在他的有生之年之后，一如那刻在陨石上的谶语，连诅咒都包含了对他的避让。而二世胡亥虽然富于春秋，却也耿耿地宣言：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足见其狠戾自用，并不逊色。但似乎这个家族血脉的智慧，都被他那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父亲吸纳净尽了，他的智慧，只剩下听受素小贱的太监赵高之瞒哄，傀儡而已，于是暴动只好在他制下的元年随即发生。而当终于有人担当出头鸟，挑了头份，拼死舍弃忍耐，造起反来的时候，苟安和鸵鸟的平和已经遭到不可抗力的破坏，涸辙灌水，咸鱼们当然踊跃翻身，大家伙云集景从，戍卒叫，函谷举，终于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　　然而，苟安和鸵鸟的心思终于是融化在骨头里的。所以，当项霸王控制天下之后，尽管对他的所过无不残破，天下人多怨，但劫于他的威强，依然如暴秦制下一样忐忑恐惧，不敢不服。原来，推翻一个政权，只是表示黔首们对原政权的再不能忍耐，却未必等于他们对之后新政权的甘心拥戴。只是黔首们更习惯于他们沉默大多数的本色，于是忍耐总是成为他们若干轮次下生活的主题，于是暴政之苦，便也在始皇帝死掉之后，继续绵绵地孳生着，久矣着。诡计达人(1)　　其实，后来直做到丞相的陈平，在旁人眼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　　钱大昕发现，高祖功臣尽食一县者，惟平一人。也就是说，将封地全县的租税全额都赏给了受封人的情况，只发生在陈丞相一个人身上。当时高皇帝路过曲逆，登上城楼，看到县城里的房子十分高大，不住口的夸奖，以为天下之内，只有临时首都洛阳可以和它媲美。于是在调查了县内户口头数之后，下诏封陈平为曲逆侯，并且尽食之。之前的陈平，虽然是开国的功臣，但封地不过是老家河南的户牖乡而已。　　当然，高皇帝之所以有这样的破例厚遇，和不久前结束的白登之围大有干系。　　汉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高皇帝御驾亲征，大破韩王军队，韩王信逃亡匈奴，冒顿单于合兵再来，汉军再次大破之。高皇帝准备乘胜进击匈奴，事先派人出使匈奴，探听虚实，匈奴人藏起壮士和肥牛肥马，满处只见老弱残兵和病瘦畜生，于是使者往返十来茬，都说匈奴不堪一击。再派娄敬去。这娄敬本是戍卒出身，因为建言定都关中，皇帝高兴，一句娄者刘也，赐了国姓，拜为郎中。　　国姓郎中到了匈奴，看到的自然还是依旧景观。但他的回报却是，两国交兵，本该夸大自己的势力才是，可臣所见却一派老残羸瘦，这必定是故意示弱，埋伏下奇兵，与我一争高下。所以这匈奴不该打。　　这时节，汉军二十余万已经出动，高皇帝听了这话，自然震怒，将国姓郎中骂得狗血喷头，之后扔进了大牢。高皇帝兵临平城，驻扎在桑椹成熟水就干涸的桑干河北岸之白登高地，结果被匈奴骑兵团团围困，七天七夜断绝粮草。直到高皇帝采纳了陈平的奇计，打通冒顿单于老婆也即阏氏的关节，方才突围。　　至于单于老婆阏氏的关节究竟如何打通的，陈平的世家里只有“其计秘，世莫得闻”含含混混的两句，详情竟然付诸阙如了。　　于是，白登之围的关节问题，不免引发后世闲人的猜测。譬如桓谭的《新论》里就断定说：　　此策乃反薄陋拙恶，故隐而不泄。高帝见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于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媢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为《汉书》标注音义的应劭。只不知是应劭取材桓谭，还是另有别的来源。　　这样的说法，言之凿凿，说得十分自信，因此不能不遭到再后世更闲的闲人之批判。譬如有人说，这不过是当年张仪愚弄郑袖的故智，何奇之有？假如小陈事先不让皇帝受窘被困于平城，即便不是奇计也依然是奇计了（黄震《黄氏日钞》）。　　这话却有毛病，所谓故智，无非前人运用过的智慧，没有别人使过后人再使就不够奇的道理，甚至，屡用屡新，或许才是更智慧也未可知。譬如前人的战例，后人往往仿效，对方如果知道，那是真正的险中求胜，或者叫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对方如果不知道，那只好怪自己连知道分子的资格都不够，趁早回家恶补常识才是。世界上果然没有两次可以趟过的同样河流，所以故智的运用，起码在哲学意义上，并没有什么破绽。　　而所谓事先预设计谋不使皇上受窘，更是不得要领。虽然老话里一向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法，但那不仅需要小陈这样的策划人具有大智慧，也得看具有裁夺权力有资格最后下决心的皇上之接受水准。国姓郎中不是没有提醒过皇上，但立马被丢进大牢，小陈不是呆瓜，不触霉头当然是明哲保身的正经。而事到临头，再救皇上于水火，看得见，摸得着，皇上再缺水准，也得说这是明摆着的功劳。再说，设若当初他和国姓郎中一股脑儿踅到牢房就伴，皇上后来的危困又靠谁来破解？当然，高皇帝不是真缺水准的人，白登逃得性命，回来不但放了国姓郎中，当时看赏二千户，封关内侯，还坦然承认错误，砍了前边那十来茬诱导皇上犯错误的使者。诡计达人(2)　　另外的闲人则取法别样的只眼：　　按韩王信、夏侯婴、匈奴等传，则汉之所以动阏氏解围者，止于重赂而已，乌有所谓奇秘之计哉？史公造为此言，遂使桓谭、应劭意测以美女动之，不惟鄙陋可羞，亦诬陈平甚矣。 梁玉绳《史记志疑》　　该说这样的说法，动用了所谓本证，也即用《史记》来证《史记》。且看本证的详情。韩王信的列传里是这样说的：　　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骑稍引去。　　夏侯婴列传里的记载也是类似：　　 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　　《匈奴列传》则曰：　　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　　汇合三处叙述，不难发现梁氏本证的游离，三处于阏氏原都一致是说厚遗，梁氏却说成重赂，悄悄的偷换了概念。因为赂的含义如果局限在送人钱财的话，遗则是宽泛意义上的给予馈遗，并不仅仅限于钱财。也就是说，通过本证看来，桓谭应劭的臆测，在阐释学角度，反倒的确存在可能的空间，而梁氏闲人的否定，则显得有些轻率。　　至于以为动用了美女的威胁就算是鄙陋可羞，乃至是对陈平过分之诬，就更加的可笑了。美色未必不是贿赂的元素，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对单于的意向性贿赂，起码不输于钱财什么，不知道为何偏要一竿子敲死不可。金银珠宝之类的财产性利益和提供性服务之类的非财产性利益，即便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内容的明文标准衡量，也无一不符合所谓的不正当好处。子女玉帛从来就是强人打劫的主营项目，行贿也不过就是免去了撕掳的主动贡献而已，满足的依然是打劫的欲望。　　政治的花样，无非就是敲击人性的弱点，无所谓高下，运用贿赂以及性贿赂，只要达到了贿赂的目的，解决了军国大事，回去还不都是可以下账到诸如国务机要费之类的花色名目里面。既然能够拯皇上于危难之际，便不可以轻易将贿赂以及性贿赂屏除在奇计之外。如果说这样就有什么鄙陋可羞的，那也首先应该声讨受与的一方才是，不干小陈什么事，更和诬什么的搭不上界。　　大凡这些闲人书生，长于纸头上的摆弄，好为大言，喜谈军国大事，却又往往不得要领，正所谓理论巨人行动矮子也。　　当然，桓谭应劭的臆测，推量模拟的未必是小陈原生态的计谋，正所谓国家大事秘不可闻，细节是不方便纠缠的，言之凿凿更是有欠妥帖，但两人的基本思路总归不错。送单于美女钱财既然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情，在阏氏而言，她当然也知道，与其让单于得到钱财，捎带给自己埋伏下色相的威胁，倒不如凭空劫夺下来，再来鼓动缠绵，讽劝单于，可谓一举而两得。以色事人者，做此想并不为过。《大雅·瞻卬》里唱：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谋虑多的男人成就国家，而谋虑多的女人却往往倾覆国家，历史的教训正是如此。类似阏氏的思路，当然不乏例证，譬如孟尝君的狐裘，送给秦王身边的女人，果然从秦王手里逃得性命，这也足见枕边风是广大长官们都逃不脱的征候。　　倒是阏氏讽劝的说法，有些牵强，所谓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以及两主不相厄。匈奴侵犯中原，似乎从来没有因为能否得汉地而居住就停止下来过。而如果两主不相厄真的是约定俗成的政治规矩，那天下真的会因此太平许多，起码能够减少掉若干血肉厮杀，譬如刘皇帝也不必非得干掉项霸王了。大约这样的说辞，一如穷寇勿追一样，只适用于某些战役的安排或者见好就收的遁词，而并不能推广做政治及其继续的战争的法则。诡计达人(3)　　至于汉王亦有神云云，在前科技时代，倒是算得上一个理由，似乎还有些说服的道理。当然，最打动单于的，还是韩王信的降兵没有如期而来，担心其中或许有诈，大约才是洞察之后撤兵解围以防不测的动因吧。这样看来，匈奴的列传记载，才是此一战役的正解。但即便正解之中，小陈为高皇帝建议的世莫得闻的秘计，也依然含混，留下供应后世闲人消磨时间的契机。这含混，其中自然含有作为著作者的马迁大哥故做炫技的成分。　　检点小陈为高皇帝出的主意，所谓六出奇计，内中被指为并非奇计的，还不止上边这出。譬如楚汉相争时期，对项羽麾下骨干分子的离间：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眜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眜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这是相对著名的一个故事，但的确有人对此不屑：　　 陈平此计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乃以为奇而世传之，可发一笑。　　这不屑见于《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也就是说，是皇上的批示，这皇上便是时下口碑不错的乾隆爷。　　诚然，以堂堂亚父的名望，几顿饭功夫就被人家摆平，的确令人郁闷。不过，一切反间的计谋，虽然理论上需要严藏私秘，却并不意味着其中便具有什么深邃的技术含量，甚至揭破之后，内瓤都是很拙劣的，但这又绝对不影响它当初的运用以及运用之后的奏效。乾隆爷应该不会忘记，乃祖当初离间天敌袁崇焕的招数，未必比这高明到哪儿去，还不一样血淋淋的奏效？可怜袁督师的尸骨，凌迟之后的孑遗，当年遭到朝野一片唾弃，不是义士援手，未必能在改朝换代之后有个究竟的下落，足见反间计谋的烈度。　　至于所谓欺三尺童子未保必信，或许的确不错，但三尺童子之不可欺瞒，未必等于三尺以上的非童子就不可欺瞒。三尺童子在乾隆爷眼里，大约是政治白痴的参照系，但有时候，认死理的白痴就远比脑筋活泛的明白人难以欺骗。更何况，但凡做了最高长官，鉴于高层所处政治气压不同于凡俗的缘故，便不免性情猜疑，不免听信谗谤之言，斯人斯疾，这时候最高长官的判断力，受多种元素所困，未必如三尺童子那般简单清爽，所以即便动用最初级的下作手段，未必不可以得逞也。这一点，不论八尺的霸王项羽，还是身量不详的崇祯朱由检，都不能幸免，就算是御批不屑的乾隆爷，恐怕也未必具备多么强悍的免疫力呢。这也姑且可以称之为一条潜规则吧。乾隆爷不以小陈的反间为然而发一笑，不知积年之后，更有不以乾隆爷为然者于发一笑处发一笑也。　　小陈的种种奇计，在这些人看来，成色大多不足，也即不配称奇计。但仔细想想，在政治的角力场上，刁钻下作之类的阴谋，从来不绝如缕，只要出人逆料，果然奏效，没有什么理由非得剥夺其奇计的资格吧。因此小陈依然不愧诡计达人的称号。　　说来也巧，小陈的智慧被质疑乃至蒙诬，原不是后世才有的，譬如当初投奔到汉王麾下，立刻拜为都尉，典护军，一时引起诸将的不满，绛侯灌婴之流便到汉王那里吹冷风，列举了小陈事魏事楚不得才来事汉以及早年私通大嫂目下收取献金等等一系列恶行，而劈头立论的起兴，居然是从小陈作为美丈夫生发开去的。　　关于小陈的个人面目，世家中果然说他是为人长大美色，是地道的河南美人。后来他从项羽手下只身逃出过河时，又曾因为是孤身美丈夫而遭船老大怀疑腰包里携带金玉宝器，险些被杀。原来男人一旦美色，难免要遭人怀疑的。这大约就是非虚构的历史与虚构的文学之天壤区别，按说高大英俊，乃是颠扑不破的正面人物元素，面如傅粉目似朗月鼻若悬胆之类，端的是英雄的不二扮相，因此清俊后生小陈无疑该是个天赋的好人，不料他却因此赢得相当梯度的负面效果，不能不算是一种颠覆，同时也从一个角度证明，太史司马哥写的，果然不是后人诟病的小说家言。诡计达人(4)　　绛侯灌婴的立论起兴，着重在小陈虽然是个美人，却是宛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该说这譬喻真的有功力，文采根本不像绛灌那样人说的话。帽壳上的缀玉，果然光射于外，也果然中非所有，有了便不是中空的帽壳了。这是说美色之于智慧不存在因果关系。　　但同样是美色，小陈却曾得到另样的结论。譬如同乡的一位张姓老妇，孙女五嫁而五夫死，具有超越常人的克夫声誉，寻常人不敢来娶，小陈则因为贫穷而动心。张大婶是个有钱人，所以并不因为贫穷而轻易阻隔贤路，通过小陈担任丧葬经纪人案例的考察，首先对小陈予以初步肯定。之后又亲自考察了小陈的家境，在背靠城墙的巷子深处，破席子遮掩的门户之内，便是小陈和大哥一家，凄惶一如皇后区贫民窟里的寒寮；门户之外，则散布着社会贤达人士才有资格乘坐的轿车级辙印，昭示着小陈人穷志不短的社交案底。于是大婶下定了决心，要将孙女许给小陈。　　尽管拥有克夫的隆誉，但以小陈穷汉一个却不务正业喜好读书游学因而遭到满县人耻笑的败坏名声，富家寡妇和他攀亲，的确需要承受相当压力，无怪寡妇他爹提出质疑，但张大婶的理由却掷地有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也就是说，小陈这样级别的漂亮帅哥怎么会一辈子受穷呢。　　真的是美丽无罪，帅哥万岁。过去只知道女人的色相可以决定她的命运，不料远在秦末那个不成的时代，男人也可以享受和女人一样的待遇，凭借天赋的容貌，披靡所向，操纵富贵，左右自己的运命。美色也许不可以决定智慧，却可以影响命运。看来作为大规模杀伤武器，容颜的威慑当量，并不因性别而有什么差异。这一点，起码在小陈的个案中就得到了具体印证。我的名字叫安　　被称为暴君的秦始皇帝，在统一六国之后，立即面临地方政权统治制式的选择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沿袭周朝以来的分封制度，裂地置王，诸侯镇守。但皇帝在群臣意见皆以分封为便的一边倒形势下，依然采纳李斯的建议，对诸子和功臣，仅仅赏赐爵禄，而将天下土地，划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监县，由中央派遣人员担任各级行政长官，这便是著名的郡县制。　　郡县制建立的理由，据始皇帝自己所说，考虑的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正是因为诸侯的更相诛伐，而天下初定，重要的是海内宁息，稳定压倒一切，而新国家立新制度，操作上的简便也是显而易见的。　　秦皇帝郡县制度的居心，无疑是方便自己对国家的垂直管理，所谓中央集权是也。不过，这样的行政格局，当然也无疑具有进步意义，甚至绵绵泽被后代。但分封的欲求，并不因为这样的进步而随即土崩瓦解，反倒化整为零，润物无声地依然潜伏在不止诸侯及其后代的更广大人群的大脑皮层之中。于是，短工出身的陈涉，举事造反，草创初定之后，首先的要务，便是据地称王。那些个六国余孽，更是趁此机会，一窝蜂地自立为王。而在楚汉对峙时期，分封作为政治手段，也是一派弥漫缭绕。暴秦固然是很有必要推翻的，只是荡涤污垢的时候，和脏水一起泼掉的，不免也有新诞育而无辜的婴孩。进步的成本之中，未必没有进步的残骸。我的名字叫安·奠基礼(1)　　甚至到了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分封依然需要延续，乃至还要扩大到并非子弟同姓的外人身上，这便是所谓异姓诸侯王。其实，从理论上说，这些个异姓诸侯王，没有凭借血缘关系，才最是应该分封的正选，起码比起那些同姓子弟更有些道理。这些人大略两种，一是原本就占地为王的，一是为了政治需求划地分给手下将领的。其中后者更是刘皇帝的汉朝所以得以建立的必须条件，譬如韩信彭越，若是没有这样肥沃实在利益的割舍，不但劲敌项羽难以及时平定，甚至出现个N国鼎立，变出许多对手来，都是极其可能呈现的局面。　　这些个外姓旁人做王爷，正选自是有正选的道理，但却当然不是高皇帝的内心所愿，因此不免要对他们动用些手脚。然而在做了若干手脚之后，游离在刘姓天下之外的异姓诸侯王，依然还有七个，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这些人的封国犬牙交错，分布于六国旧土，手中又都握有重兵，这样庞大的异己势力存在，除了标志着刘皇帝自家地盘的汩汩流失，更是对中央权力的眈眈威胁，如何能让皇上放心。诚然，同姓诸侯对国家安全而言，未尝不具有同样的威胁，利益面前，何计骨肉，之后的吴楚七国之乱便足以说明，只是在刘皇帝的天平上，比起同姓的麻烦，异姓的危险更加严峻。因此上，前者叫的是兄弟阋墙，后者却被定为谋反。　　于是，在期待勾魂无常尽早收拢那些个异姓王爷的生命账簿之余，高皇帝必须主动地在自己有生之年，除掉这些个外姓祸根。其中韩信彭越英布功高势强，又是其中的心腹之患。在吕后的大力协助乃至主持下，三人和臧荼皆以谋反的罪名，次第被刘皇帝收拾，韩王信则逃入匈奴，加上自己死掉的张耳吴芮，异姓诸侯的隐患，基本被剿灭干净。他们的封地，也随即收回，纷纷转入刘姓子弟的名下。鉴于这些异姓祸根的心腹之痛，每次的政治计谋，刘皇帝几乎都亲历亲为，军事行动，更是御驾亲征，大约如此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交给别人，他也未必放得心下。　　英布是最后一个被剿灭的祸根，平叛之时，刘皇帝更是抱病而往。这个脸上黥着金印的骊山苦役犯，早年是刘皇帝老冤家项羽的得力悍将，排兵布阵也得其真传，酷似那老冤家，着实让刘皇帝看了闹心。不过，尽管苦役犯麾下兵将素来精锐，终于也和项老冤家一样，为刘皇帝所灭。但刘皇帝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亲临战阵时，被苦役犯方面射来的流矢所伤，在家乡唱完安得猛士守四方的慷慨句子后，病情渐渐沉重起来。这时，异姓王爷们的确剿灭殆尽——准确的说，还有一个长沙王吴芮的儿子吴臣硕果仅存，但他势力最弱，已经算不得什么患了——刘皇帝起码对此可以安心了，只是他的生命也随之消耗干净。看来心腹之患，也是需要用心和腹作砝码豁出去才消除得掉的。　　在吕后的本纪里，司马太史曾有比较高的评价：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这自然会遭到后人的批判，以为她诛大臣多力无疑，定天下则未必。其实对功臣实施的诛戮，本身也就是定天下的一个部分，这一点，起码在刘皇帝的观念里是能够得到相当认可的，否则刘皇帝就没必要殚精竭虑乃至赔上性命地剿灭那些个异姓王爷了。　　在刘皇帝弥留之前，吕皇后进行了例行的国务咨询。对丞相的后续人选，刘皇帝在遗嘱中排出了若干顺序，之后专门提到军事长官的重要安排：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这是相当著名的一个人事安排，尤其对周勃的评语，更是绵绵流传。刘皇帝此言一出，周太尉基本定格在安刘柱石的标准结论上，从此成为安刘之不二代言，千古之下，他都足以顶着钦命，自豪地声称：我的名字叫安乜。　　然而，周太尉对刘氏天下的所谓安，虽然得到刘皇帝的预先肯定，实际却并非一团赤胆，毫无杂质，内中其实颇有些不尴不尬的暧昧。我的名字叫安·奠基礼(2)　　所谓安刘命题，自然主要围绕在吕皇后对国家政权的干预上。在亲生儿子孝惠帝即位后，吕皇后——这时应该叫太后——虽然对同姓诸侯进行了局部裁切，但基准原则还可以归结为以儿子为中心的政权巩固工作，只是手段的刚毅已经令人眼界开阔，譬如鸩死和准备鸩死赵王如意和齐王肥，用截断肢体挖眼熏耳灌哑药等外科手术变戚夫人为人猪。　　更剧烈的措施还是在孝惠帝死掉之后。吕后本纪里的描述是：发丧，太后哭，泣不下。所谓哭而泣不下，是说哭得不够痛快。这时，一个叫张辟彊的侍中，就此向王陵陈平两位丞相发问：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侍中是皇帝身边的人，宫中信息的吸纳自然有天然优势的管道，因此两位丞相不免请教。辟彊侍中的建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