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历史：半夏读《史记》

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声音：半夏读《史记》作者：半夏序：好奇心是最大的动力(1)　　阿诺德·汤因比说：“促使我研究历史的动力是贯穿我一生的好奇心。”这样的话，比起太史公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论似乎不够高大。当然，汤爷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好奇心足够支持他的行动；而担任历史书写者的司马哥，责任自然远远大于好奇心。　　如你所知，汤因比是死于上个世纪后期的近人，辈分当然比司马太史低下许多，之所以称彼为爷呼此为哥，并非意在搅乱，而只是因为此为本土而彼乃远夷，远近亲疏，自然须要分得清楚。　　其实，好奇心更是我所喜欢的，因为假如没有好奇心的驱动，不论研究还是书写，那历史的文本，都不会好看。而好看，则是我一向对阅读的一个期望。　　尽管司马太史罗列了许多理由，分辨自己的写作动机，譬如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云云，说得相当的够深刻有意义，却依然要遭到别人欲以何明的咄咄质询，因为当年孔子之时，原是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才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的。　　这样看来，在可怜的司马哥身上，仅仅具有好奇心是根本不行的，虽然他生活的时代足以称为一个大时代。　　不过，作为一个阅读者，不难发现司马太史笔下，在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等等，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追究之外，也是源源不乏好奇之心的。借用别人称赞斯坦贝克的话，他也是最后一个伟大的说书人。在他之后，历史似乎远没有这么好看。班固曾经声讨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些不合于圣人的成分，大约便是他好奇心驱使下的淘气吧。　　前贤说，《春秋》无义战。前贤还说，《左传》直是一部相斫书。照此推理，《史记》也可想而知。这或许可以被判断为朴素的历史观。　　被叫作古代史的ancient history一词，口语的说法则是刚刚发生但不成为新闻的事，以及家喻户晓的故事。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克罗齐的那句话，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类似关于历史的口彩还有许多：　　奥威尔说，全部历史就像一张根据需要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　　洛高说，历史是“把刺刀磨尖当笔，蘸鲜血当墨水，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　　马克思说，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　　新历史主义者说，历史总是由胜利者写的。　　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韩国的电视剧里说，所谓历史，都是靠狂人之手流传下来的。　　乔伊斯说，历史是我正努力从中醒过来的一场噩梦。　　费正清说，儒家式政府那些只重“文”的书生大臣所写的中国政治史，只完成了一半。阴谋和如影随形的暴力本质上却都是“武”的。中国史料时常把这一部分搁在不重要的地方。　　还有人说，历史就是“小人不断战胜君子的历史，君子不断被改造成小人的历史”。　　……　　这些话，几乎都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自然，也足以发动对历史的好奇。　　一位革命领袖还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当然正确。因为那些帝王将相都忙着出演历史的角色去了，腾不出身来，书记官这样的卑职，只好由并非帝王将相的小人物来充任。然而，真正的历史书记官当然不是小人物充任得了的，只要他或者偶尔的她担任了真正的历史记录者，那他或者她，便不再是小人物了，但又毕竟是帝王将相之外的人物。所以，人民书写历史的定义，依然不错。　　司马哥的父亲也即另一位太史公司马谈，因为不能参与皇帝的封禅典礼，而发愤且卒。可见醉心于历史的人，都痴迷于不肯错过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作为一个阅读者，我想我对《史记》的阅读兴趣，绝对没有竭力回到历史的现场之中揭示人物命运那样沉重。我喜欢的，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阅读兴趣而已。有人说，从角落里不动声色地观望，感悟到的会是隐藏在深处的本质。这话前边一半于我心有戚戚焉，后边一半则不敢轻作奢望。古人云：文如生龙活虎，捉搦不得。捉搦不得的东西，最好不必强求。福楼拜就说，作者在其作品中，应该犹如宇宙的上帝，他无所不在，但又无迹可寻。这话是从写作者的立足而言，咱家古人的话，是阅读者的出发，道理则是相同的一个。历史也许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涵义，所以不妨有不同的读法，或曰不同的阐释。序：好奇心是最大的动力(2)　　既然是凭借兴趣而非肩负捉搦之类的重任，因此我的读《史记》，只好是不能窥见百三十篇全部的局部感受。朱东润先生曾说，读《史记》的人很多，但认真读表的人却不多，真正读懂的人更少。读《史记》，难免要去读表，否则有些东西是无法确认的，但关于《秦汉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之类的东西，于本书中并没有具体的篇章着落在上面。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礼书》《封禅书》等等上面。原因倒未必在于是否真正读懂，而是尚不方便从有趣的阅读角度下嘴。其实，即便是本纪、世家、列传这些主要的部分，也一样远没有做到都有着落，否则就不止这十九篇了。原因依旧如上。所以，一些比较著名的人物，也时有阙如。当然，这其中也有意无意地有所回避，与其去说大家都熟悉的，也许不如去说生僻些的好些。不过，总的来说，具体的着落，还是随性的。自然，那些感觉说起来缺乏趣味的，便不去说了。自然，想说的不止这十九，只是，太厚的书，总让人有阅读上的压迫感，不利于兴趣，我不喜欢。这里不妨改造一句饮料的广告，你能看到的历史，就是你愿意品味的历史。　　当然，这些感受，局部只是局限在阅读的文本，而不代表其他的什么。我虽然名字叫半，但我的付出，不会减半。　　司马迁说他自己是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历史的写作，不过是他顶替先人岗位接班之余的薄技。但是这薄技却起码打动了许多人。中国的文人，都十分执著于所谓的建功立业，也就是取得权力方面的成功，所以写在册子上的东西，被称为空文。但对于后来的人，功业什么的，早已被时间淡淡消解，留下来的，偏偏就是那些空文。时间是个伟大的作者，总是能写出完美的结局。这话是卓别林说的。　　才子金圣叹曾经排列过六种空文，指认为是他眼中的才子书，《史记》序列第三。排在它前后的依次是：《离骚》，《南华经》也即《庄子》，杜诗，《水浒》和《西厢记》。这样的序列，当然是一家之言，虽然不是大家一向期待的头名，但却有趣，比起说本国第一部通史，以及编年体之外记传体的创始，历代正史无不沿袭种种，更让人有可以捉搦的亲和力。　　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相当著名：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不脱离历史的本职，又开辟出历史之外的蕴藉。再联系上金才子的才子书序列，不免又有了其他的蕴藉。　　至于从这个蕴藉派生出来的十九篇的顺序，当然要依托于元文本。这是原则，马虎不得。　　其他的，我猜，我已经说完了。　　 半夏于丁亥年春夏之交接班人考察始末(1)　　都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不过做了天下最高长官的人，却并不习惯把天下交给天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道理，只好是有彼可取而代之活思想的人，拿来做扯旗造反变天账的标题了。　　黄帝的名头一向是响亮的，他也和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打小就不同凡响。乃是名门之后，老娘亲散步野外，看见巨大电光围绕北斗第一星的天枢，心有所动，于是受孕，怀胎二十四个月方才降生。天枢在《星经》里称为土星，因而黄帝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所以后来叫黄帝。天枢又譬喻国家权柄，所以黄帝骨子里就该做天子。　　按照现代医学的观念，产期推迟，原是预后莫测十分危险的事情；而N年的身体浮肿，阙如月经，身体宛如怀孕一般，更是脑中垂体长瘤的恶果。但这种种，只配限制凡庸的俗人，不可以规范天将降大任的超常之人，因此黄帝爷的产期拖了又拖，只能证明他老人家的过人，是早在娘胎里就确定了的。　　太史大哥在本纪里对这位老人家的生理阐述是：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几句端的是言简意赅，字面就渗透出咄咄的势头。当然，这样的势头文字，却不是太史哥的原创，而只好来自《大戴礼》。这也无怪，鉴于史前材料的短缺，适当引用前贤精辟而著名的话语，属于合法而有效的学术行为，算不得剽窃欺诈，譬如今天人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必标明，谁也不会怀疑他是在“引注”别人的论断。　　度过言简意赅的咄咄生理期后，黄帝理所当然地显示出他的咄咄事出有因，于是在收拾了神农老伯和蚩尤小弟之后，他果然做了天子。神农老伯传说就是炎帝，炎帝和黄帝的阪泉大战是著名的战役。今天说大家是炎黄子孙，其实炎和黄两下里，本是你死我活的血海仇家，不料后来成了团结象征。这也自然。那时候经常把仇家的女人当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仇家亲家纠缠一起，含混不清，买卖不成仁义在，不像后来，非得报仇雪恨，配不得婚姻。　　炎帝是火德，长了一副人的身子和牛的脑袋；蚩尤也是铜头铁额吃沙子，兽身人语，所以形象上先就输给了五官端正没有丝毫串种嫌疑的黄帝。至于所谓黄帝土德以土克火的五行，自是后世宣传上的傅会，当不得太真的。　　按照小学家的证实，父子继立，属于常道，大约没了儿子，才好去兄终弟及。但在位一百年活了一百一十一岁的黄帝死后，却没有按照这些常道办事。据说黄帝是挑好了吉日和群臣告辞后才死掉的，死后的棺材里是空的，只有一柄剑和一双鞋，比蝉蜕更玄乎，很有些八卦。　　继承黄帝遗志的，是黄帝的孙子高阳。关于为甚跳过儿子，史书上倒也有说法，就是本来高阳的伯父玄嚣即了位，因为五行上排序不顺，就予以忽略了。这是乱账，夹缠不清，追究起来十分麻烦。不过，按照这种说法，不但孙子径直接班的悬疑迎刃而解，当天子的顺序也十分对称好看。因为从玄嚣到高阳，从高阳再到高辛，都是侄子接伯父的班，正好是这两支嫡亲血统之间的来回倒腾，似乎很有点儿逻辑存焉。但司马大哥不取此说，也不做任何解释，看来这位仁兄数理上的常识，是极度缺乏了。　　高辛死的时候，那种跳来跳去的对称遭到了破坏，没有顾及侄子们的郁闷，而是直截的传给了儿子。据说老大的娘排行最下，所以老大尽管当了一段时间的天子，终于还是心虚，把帝位让给了老弟放勋。　　放勋的名字听着耳背，其实他就是著名的尧。尧是死后的封号，属于钉结实了棺材盖儿之后的定论，充满了赞美，所以琅琅上口。后来的那些帝王们，大约是看出了个中奥妙，都去讨巧，所以史书上爬满了文帝啊武帝啊的称号，并且夹杂着经天纬地克定祸乱的确认，他们的名字，反倒在大众的记忆之外了。　　高阳和高辛的事迹，史书的记载，都是些静渊有谋疏通知事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之类的话，和秘书替首长写的评语一样，高度抽象，做悼词合适，做读本就忒显得虚空。接班人考察始末(2)　　到了尧，也免不了这一套零碎，什么敬顺昊天敬授民时的，不过终于有了生动许多的故事。故事的主题，就是对接班人的寻觅。鉴于当时政治制度的发育不够完全，正大光明背后秘密立储那样的优越方式尚未通过实验，因此储贰的挑选，完全公开透明。　　已经七十七岁的尧问众臣，谁能接他的班，马上有人应声说，尧的嫡亲儿子丹朱，理由是开明。开明是个不错的评语，想来接班是不成什么问题了。但尧听了却很不高兴，说儿子不按忠信德义行事，不在考虑之列。原来天子早就思忖了，所以马屁拍不灵光。　　尧不打算让儿子接班，看来是不走常道了。索隐上说，求贤而禅，权道也。权就是反常。给儿子只要合适就成，给别人，自然就需要一番仔细的审察摸底了。所以之后虽然有几个候选的，譬如共工啦鲧啦，都没能入了尧爷的法眼。共工嘴巴顺溜，外观也恭谨，但尧却说他罪恶漫天。鲧的性格狠戾，不听王命，但因为推荐人的坚持，还是给了他九年的试用期，让他治理白浪滔天的洪水，终于还是不成。　　尧却发怒了，说朕在位七十年了，总得有个接班人吧，要不就你们哥儿几个来当。哥儿几个哪里敢应承，连说德行不配。尧再行逼供，让他们把推荐的范围扩大到疏远隐匿的平民身上，于是大家一片声的说，民间有个光棍儿，叫做舜的，大概可以。　　原来天子也是知道舜的，但还是问推荐的理由。哥儿几个说，那光棍是瞎子的儿子，父顽母嚣弟傲，家里没一个好东西，可舜却能够用孝道糅合他们，保证了家庭和睦，没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　　尧听了果然动心，于是决定对他实施考察。实在说，那舜也并非寻常之人，往上数落起来，他也是黄帝的后裔，不过是高阳这一支的。穷人家没富贵，只好生孩子，所以仔细考证的结果，尧的儿子丹朱，是舜的族曾祖。掐算一下，舜刚好是尧出了五服的葭莩远亲。这要是搁在后世，总可以归结成嫡亲的皇家血脉，刘备是中山靖王的后，离正宗的帝胄差远去了，可也一样自称是汉帝玄孙一脉流，耿耿的叫皇叔呢。　　不过这一套，在那时候实在是不灵，连推荐的人都没顾上提这一层，可见穷亲戚早就不论了，这比起后来，的确是缺乏仁义人情的粗野蛮荒。　　接着说尧的考察。舜是个鄙贱卑微的草民，没法子用政绩做定性的指标考量。可这难不倒天子，尧于是亲自赐婚，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从嫡亲闺女身上，定量观察舜的治理功能。　　这真的要喊声他妈的了，没见过如此搅卵的考察干部。天下若是给了旁人，也就和自己不搭什么界了，怎么就那么狠心，割肉一样让自家闺女还是可可的两个亲自出马往火坑里跳呢？就算为国捐躯，也得找个八竿子够不着的民间女子做垫背，认个干亲，然后下嫁，也没谁敢说那不是天子的姑娘，后来和亲还不都是这么做的嘛。可尧是个认死理的人，偏得从自己做起，不肯到民间选秀打马虎眼。　　又幸亏那时候不讨论辈分，否则，舜岂不要娶自己曾祖一茬的老奶奶做老婆？说他乱伦都是轻的，真的是一塌糊涂。　　尧爷的两个女儿，就是后来很有名头的娥皇和女英。用小说家的想象，她们逃不脱沉鱼落雁的长相，起码也得是如花似玉，再怎么说也是公主级别的人物，说丑了大家都不会满意。娥皇女英是上了《列女传》的，后来舜女婿出巡死掉，她两个赶到南方，死在长江湘水的边上，滴下的眼泪，落在竹子上，培育了叫做斑竹的新品种，至今还在IT上泛滥肆虐。大家韩愈说，屈原大夫写的《九歌》里，湘君和湘夫人，正是这姐儿俩。　　派两个肉弹一样娇滴滴的美人，到后备干部身边卧底，果真有肉包子喂狗舍身饲虎的大无畏精神。虽说女生外相，可总是心头肉，这么考察干部，的确风险太大，除了尧爷爷，再没人肯这么做。所以这法子从此空前绝后，连当事人的舜女婿，后来也没照单抓药。他老人家心里，体味深刻，所以只佩服岳父，却不效仿岳父，真的是聪明。接班人考察始末(3)　　不过，除了恁般的大无畏之外，也不好说搅卵考察的肉弹战术就没有暗藏丝毫杀机。老话说，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哪怕是曾祖母级的媳妇，这是颠扑不破的俗道理，一般人挣扎不开的。况且，家在原则上是个令人放松的地方，炕头上被卧里的人，显露的才是本质的真性情。这或许也是老婆卧底的考察案底吧，尧爷终归还是超凡的尧爷啊。　　然而舜终于不是个一般的人。舜的父亲叫瞽叟，字面翻译过来，就是瞎眼汉的意思。其实瞽叟决非盲人，只因为养了一个真命天子却麻木到不知道，所以才叫的瞎眼汉。舜的亲娘死了，瞽叟没为爱情守身，本能所迫，很快就续了弦，还生了老二，名叫象。前边说了，舜的家里除了舜，没一个好东西，的确。瞽叟喜欢老二，这是娶填房的通病，可因此就想杀了老大，却并非大家通行的规则了。　　娥皇女英过门后，尧还派了九个儿子做陪同，那心思想必是，一来做女儿的保镖，二来也增加了考察的难度系数，姑娘在内，儿子在外，内外夹攻，果然是老谋深算。　　舜却没有任何压力。想来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打小遭罪，亲爹的谋害都躲过了，二十岁上就凭着孝顺名闻天下，三十岁上才被尧爷列入议事日程，岁月的打磨，已经让他久经沙场，眼下这些个考察程序，应该是不在什么话下了。　　果然，舜在家内，行为越发的谨慎，两个媳妇因此不敢对公婆小叔小姑有丝毫的懈怠，甚有妇道。看来舜是个非常会驾御女人的天才，因为许多干了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在家都搞不妥帖媳妇。当然，这也有姐妹俩的确就是好女人的潜伏根基，否则河东狮子吼，足够舜哥喝一壶了，还指望从肉弹身上博取出身，美得你。　　不仅如此，那九个小舅子也和舜感情浓厚，舜哥真的是内外兼修呢。舜哥的德行还有许多例证，譬如耕田的时候农民让出地来，打渔的时候给他腾房子住，连烧窑的出货率都一水的直线飚升，于是他住的地方，一年成村，两年成邑，三年就成了大都会。　　尧爷看到这些个业绩，自然满意，于是馈赠许多生活用品。可做爹的瞽叟，却依旧是瞎眼似的熟视无睹，老大身上这么大的题材，居然还看不出端倪来，还在继续他的谋杀计划。　　先是趁老大维修粮囤的时候，在下面放火，老大身边正好带了两个斗笠，当时便大鹏展翅一样跳了下来。这样的壮举，基本可以在人类飞行史上填补若干空白了。　　做了纵火犯的父亲，一不做，二不休，又在老大挖井的时候，率领老二从上面填土。这就是活埋了，刻骨仇恨的打冤家不过如此，不知道那老瞎子如何下的这般毒手。老大早有防备，预先就挖好了地道，这时便从地道钻到了别的井里，爬了上来。　　老瞎子和二小子觉得老大肯定逃不过这一劫，所以回家就开始瓜分财产，两个嫂嫂，划归老二，牛羊粮囤，归了老公母。老二坐在兄长的屋子里，弹着琴，俨然主人公的姿态。这时候，老大从外边走了进来，不免让老弟一脸尴尬。然而舜却好像一切没发生一样，仍旧对老瞎子和弟弟更加恭谨。　　这样的光辉德行，自然早通过线报，传到了尧爷的耳朵里，于是跟手实授了官职，政绩果然一样的斐然。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经过二十年的考验，尧爷放心大胆地让舜做了摄政天子，自己安心当太上皇。要说尧爷心里面真的一点儿家天下的考虑都没有，那是屁话，不过是经过了痛苦的利弊权衡：把天下交给舜，儿子遭罪；把天下交给儿子，天下遭罪。天下和儿子之间，尧爷终于选择了天下，这是他老人家狠斗私字一闪念之下的过人境界。　　八年后，尧爷塌塌实实地归了天。舜是个聪明人，自然还得虚与逶迤地谦让一下，丧事完后，把位置让给了太子爷丹朱。但诸侯臣子们都不是傻子，人心向背，昭然若揭，大家伙齐了心地往舜这边跑，丹朱太子那边却是一片肃杀，冷冷清清。赞颂声中，舜接班感叹一声说，这是天意啊。于是再不虚伪，头也不回地做上了天子的交椅。接班人考察始末(4)　　其实，说了归齐，还是尧爷最聪明。他老人家一番搅乱颠覆的肉弹考察，终于落下了千古一人的举贤好名声，可那贤，却原来还是咱家的嫡亲女婿，终于并没丢给旁人。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这还真不好说了呢。　　据说尧爷癯瘦。这在肥大为美的史前时代，无疑属于病态，所以表白瘦的癯才被象征疾病的偏旁包裹。想来聪明也和其他东西一样，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譬如他老人家的瘦，大约便根源于此。尽管祖国文献记载中的瘦，除了单纯的病理因素，更多则肇因于为伊消得人憔悴之类男女以及准男女的情愫。既然男女这样的人之大欲都足以成为瘦之病态的正宗祸根，名字前边铺排了敬顺昊天敬授民时诸多美丽冠词的尧爷，为操心民瘼的聪明而导致的瘦，便不能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了。当然，民瘼云云，无疑包含接班人之意味深长的考察。龙年　　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王政二十六年，论干支为庚辰，属龙，是历史上相当不平淡的一年。　　这样的句式，不难看出，有明显脱胎在密支那负过伤的前退役少校团副黄仁宇的痕迹，而反其道用之。因为，这一年，的确不是of no significance的公元1587也即万历十五所可比拟的。　　这一年在中国之外值得一提的大事件，有埃及王托来美四世和马其顿王腓烈五世即位。而前者与叙利亚王安提俄古三世进行的第四次叙利亚战争，也取得转败为胜的决定性胜利，尽管安提俄古三世头二年刚刚即位时，收复美索不达米亚各省，曾经武功甚盛，号称大王。　　圣人说过，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而当此时也，地处中国的诸夏，不但有君，而且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君。因此以下的叙述，当然不会从小事开始。龙年·处子秀(1)　　这一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都城临淄，俘获齐王建。至此，继十七年得韩王安，十九年得赵王迁，二十二年魏王假降，二十三年虏荆王负刍，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之后，与秦抗衡的六国，全部遭到剿灭，诸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　　而在此之前，秦因为地处僻壤，不与中原诸侯会盟，诸侯都是夷狄遇之，没把它当同类看待。其实，秦的祖先，原本也是黄帝之孙颛顼的苗裔，名号叫作高阳氏。著名的屈原大夫写作的史上第一部作家作品《离骚》里，劈头第一句，便是表白出身高贵的帝高阳之苗裔兮。足见这高阳氏，原本就是根红苗正的华夏帝胄，古代部族的大首领，连伟大的诗人都肯拿来作炫耀。　　不过，秦的高阳苗裔，还是和屈大夫的荆楚，似乎差了一小截。按照《秦本纪》的叙述，秦的所谓黄帝之孙颛顼苗裔，名字叫作女脩。女脩从事纺织，天上的玄鸟掉下一枚蛋，女脩吃下去，居然肚子慢慢大了起来——原来女脩虽然嫡传，却是个孙女。因此作索隐的司马贞说，秦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并且依据《左传》推断，秦该去奉少昊氏作祖先才是。　　少昊氏是传说里东夷族的首领，以鸟为图腾，在孔安国等的划分中，少昊和颛顼一起，被尊为三皇五帝中的五帝序列。但在司马太史的体系中，三皇阙如，五帝中，则只有颛顼而没有少昊。于是，祖颛顼还是祖少昊，便确乎有些血统高下的不同了。　　当然，依据人类进化的历程，早年果然有母系社会的存在，似乎祖颛顼也颇有些根据。但司马太史在祖述五帝的本纪里，究竟还是以父系作为传承的条贯脉络，因此秦的祖先女脩，就不能不显得不大正统，有点攀附之嫌，无怪被诟病为非生人之义。　　除了这一点，之后的接续不再有什么破绽。女脩吞鸟蛋生下的，已经是儿子，而且是著名的皋陶。皋陶是舜爷手下主持司法的得力辅佐。皋陶的儿子，帮助禹治理水土有功，被舜爷赏赐玄圭，还遭到后嗣必将繁荣昌盛的祝福。后来他协助舜爷调教鸟兽，培育出许多驯服的工具，被赐姓赢氏，这便是同样著名的伯益。　　伯益的后代，鸟身人言，在殷商朝从皇家车夫做起，世代有功，多为显贵，于是成为诸侯。再后来的造父，又以祖传的驾驶技术，成为周缪王的贴身司机，曾经一日千里，长驱救乱，受到缪王的赏赐，封于赵城，这一系族由此成为赵氏。　　周孝王时，赵氏的后代又以饲养马匹的畜牧专长，得到重用，分土为附庸，赐邑秦地，号曰秦赢。　　不过，似乎直到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犬戎伐周，秦襄公勤王救周，平王东迁，封襄公为诸侯，赐以被犬戎侵夺的歧以西广大地区，襄公才正式据有封国，与其他诸侯有了礼节上分庭抗礼的交往。　　之后的历史，似乎就是秦人不断扩张铺展地盘的历史。经历缪公孝公以及昭襄王，作为西方的霸主，逐渐成为中原鹿鼎的最大觊觎者。　　昭襄王之后，经过短暂的孝文王和庄襄王，便是十三岁继承王位的嬴政了。由于作为母亲的太后不能忍受no sex的寂寞，终日沉浸于不安于室的蚀骨销魂之中。因此，在八年之后履行完成人礼亲政时，以叛乱之名，年轻的国君首次发飙，收拾了和母亲保持暧昧关系的长信侯嫪毐，以及具有崇高声誉的相国吕不韦。　　吕相国是嬴政家的大恩人。作为非嫡生儿子的庄襄王，能够继承王位，全是吕某人费尽周折倾力营造的结果。因此，早在庄襄王即位时，就兑现了之前的诺言，吕某封侯入相，分享了秦国的政治权力。而在嬴政少年履新成为国君后，延续父亲的恩泽，吕丞相进而成为吕相国，并上尊号为仲父。　　这样的尊崇，位极人臣。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热情澎湃的年轻君主，嬴政是不可能容忍一个打着准父亲旗号甚至极其可能就是自己真正生父的臣子，来左右自己的政权的。尽管这个臣子已经相当识相地淡出了决策班子。老话说，大恩不报。其实，过于巨大的恩德，既然没有可以复加的对等回报，最惯常的选择，只好是将那个施恩者消灭，从而将那个似乎没有边际的恩德归零。惟其如此，也才可以消解作为受恩者的君王萦绕于心头的道德压力。这或许便是许多功臣不得不杀掉的一个理由。而如果那个施恩者居然还和自己有着血缘上暧昧的瓜葛，那么这种名也不正言也不顺的瓜葛，一并剪除也是最明智的选择。龙年·处子秀(2)　　但是作为君主，不可能也不必要事必躬亲的。他需要一个自己培养的总干事。于是李斯渐渐浮出水面。　　作为屈原大夫的同乡，李斯却丝毫不在意对桑梓的眷顾。他所在意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这肇因于年少时对老鼠的观察。他在打工宿舍的肮脏厕所里，看到吃屎都需要惊恐提防的某鼠；而在粮食仓库里，又看到居住宽敞饮食无忧的另一个某鼠。于是他由鼠及人，发出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生存环境决定生存状态。这是极其具有哲学智慧的一个结论。其实类似两匹老鼠的对照，许多人都不难遇见，可他们视而不见，习焉不察，所以只配过不肖的生活。而贵族出身的屈大夫，虽然同样具备超凡的智慧，却没有机会体会草根生活，他老人家如厕的地方，属于讲究卫生的房间，一般不会有鼠辈出没，而粮食仓库又不是他所担任的高级职务该去的地方。因此，尽管老人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从根本上丧失了在老鼠身上发现深刻哲学的可能。原来拥有生活紧迫感的草根，也有凌驾于贵族之上的旷世机缘呢。　　获得深刻感悟的小李，立志要与高峰人士为伍。他拜师著名学者荀卿，学习诸子中最富帝王操纵之术的儒家理论。学成之后，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君王不能成事，而其他国家又缺乏软硬两方面的综合实力，无从施展自己的本事，于是，他告别师傅，走西口直奔具有天下之心的秦王。　　他当然知道，秦王的天下之心，必然包括对自己国家的吞并。但遭逢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的风云年代，他认为，安心于卑微而不努力改变现状，宛如禽兽看着肥肉而不肯下嘴，简直是人面而兽心的行径。诟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为了永远告别卑贱穷困，做自己国家的罪人，不过是人生成本的一个部分而已。这样的选择，当然与生活富足优裕不知卑贱穷困为何物的贵族屈大夫大相径庭。　　鉴于吕相国在秦国的地位，用他做跳板，是抵达君王身边的最佳途径。果然，在得到吕相国赏识之后，他顺利地担任了嬴政的侍从人员。这样的位置，拥有数不清的游说机会。在一个最得当的时候，他完成了扫除天下建议的表达，并赢得了君王的认同，升官做了长史，相当于相爷府上秘书们的头目。　　一向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不带响。秘书也是同样道理。从此参赞国家机务，成为小李同学的日常工作。而嬴政采纳小李的建议，派遣谋士携带大笔基金，前往诸侯各国，对各国的名士，贪图钱财的实施收买，不肯的就利刃伺候，再加上名将率领的秦国精锐部队跟随其后，胡萝卜加大棒，从根本上瓦解了六国君臣的合纵计谋。　　吕相国在君王的设置下，终于识趣地自裁，结束了恩德施受的恶性循环。这在他和君王，都是解脱。至此，年轻君主登基后初试锋芒的政治处子秀，取得了相当的阶段性成效。　　而在嫪毐叛乱被诛之后，嬴政曾经下令驱逐外籍官员，小李在被逐路上上书，列举秦国历史上著名的外籍能臣，以他秦代惟一作家的文采，说服了君王，并协助君王，用20多年的时间，终于兼并天下，他自己也由卿而廷尉而丞相，终于抵达人臣的最高境界。不过，在庚辰龙年，他虽然已是君王倚重的股肱，官职目前还是廷尉，国家司法方面的最高长官。龙年·水德(1)　　实现大一统之后第一个被提上的议事日程，便是帝号问题。所谓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由丞相御史大夫和廷尉等枢密大臣构成的领导小组，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后，借鉴天皇地皇泰皇中泰皇最为尊贵的说法，建议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陛下，采用泰皇称号，而相关的行为也随之确认专属称谓，命为制，令为诏，而天子自称朕。　　嬴政毕竟是政治家，在听取建议的时候，十分注意集思广益名义下的自我表达。因此，在其他如议的基本肯定之下，将泰皇的说法，修改为去泰留皇，后边再加一个上古就有的帝字，于是，流播几千年的皇帝称号，冉冉诞生了。　　同时，皇帝还以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属于子议父臣议君的大不轨，甚无谓，因此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之后则数字排列，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　　废除谥法应该说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预案，从根基上规避了所有人对自己的可能评价。大约，他可以感觉到，以军事强权的辚辚碾踏实现的大一统，并没有顾念被统一国家君臣上下的意志，从不给他们选择制度的权利，因而被后人非议势所难免，后来时常发生的暗杀事件，足以证明这种担心是大有根据的。而废除谥法，起码从官方管道，断绝了后来人对自己的非议，褒扬不希图，而恶名则彻底灭于无形——应该说，这一点他的确达到了，无论哪家编纂的正式历史，尽管有正反两方面的不同评价，但他的帝号称谓，真的没有添加上任何寄寓褒贬的无谓字样，而只有开天辟地意味的始皇帝，代代名垂。　　只是，所谓的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实在属于打手铳一样的自我安慰，显得十分浅薄，的确如后世所说，是愚蠢的行为，比起替代他的汉家皇帝，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千岁乎的聪明，全不像是帝王尤其是千古一出的帝王该说的话。　　帝号确定之后，便是与新王朝配套相关的礼仪制度。首先，以五行的生克终始，以前朝周的火德，从而选择确立火德不能战胜而又专门能够克灭它的水德，而早年秦文公曾获黑龙的故实，正是祖宗那里就可以证明的水瑞吉兆，因此它作为本朝的五行标志，顺理成章。　　随后的变动，则是将前朝建子的十一月为正，变为建亥的十月为岁首，诸侯大臣们对皇帝的朝拜，就在本月的第一天。衣服旗帜的国家颜色，也根据五行配置五方五色的惯例，以黑为尊贵。数字也以与水相对应之六为计量单位，譬如符节，冠冕，车轴的宽度，马匹的用度，都以六为名，甚至人走路的步幅，也可以傅会进来。黄河也更名为德水，从而体现水德的发始。而水主阴，体现的是刑杀，于是本朝的执政风格，也因此主张刚毅暴戾，严刑峻法，从重从严，不存赦免，不讲究仁慈宽和，以配合五德的水性。　　其实，五行的生克，原本属意的，只是与前朝的替代关系，礼仪制度，不过是关联而及，让臣民们从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时时感觉到新朝的不同气象。但由此能够生发出政治风格掌控的天赋理由，则是出乎一般意料的超凡理念。　　实在说，周朝的崩溃，诸侯的失控，在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之后，天子对庞大国家的控制，似乎是不能以仁慈宽和来达到的。即便兴亡不关百姓，但那些失去国家的诸侯孑遗，是不会甘心在郡县里面偷安的。而这些不安分元素，完全有机会，利用军事残灭中的普世怨恨，挑起局部乃至全国造反的祸端。而将这些祸端的苗头及时予以扼杀，在民主体制远未诞生的那个时代，大约只好是仁慈宽和的反面了。于是，刚毅暴戾，严刑峻法，从重从严，不存赦免，成为皇帝不能不选择的选择。有时候，解决统一后的问题，比解决统一的问题更难。在统一之后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上述选择，无疑是政治上正确的。　　当然，自孝公用商鞅之说，变法修刑，百姓在三年苦之之后，皆以为便，因而秦的严刑峻法治国，其来有自。而且在剿灭六国，成就一统的历程中，未必没有它的激励作用。而往更早了追溯渊源，老祖宗的皋陶，便是以五刑为依托的司法先驱。现在，皇帝只是将祖宗传下来的家法，加减之后变成了国法，或者更确切地说，由诸侯之法递进推广为天子之法。龙年·水德(2)　　应当说，皇帝并没有隐瞒甚至还在在昭彰地公示自己的这种政治理念，其中或许有震慑百姓的居心存焉。而竟然能从五行的角度，对这种时也势也才决定出的执政风格，进行逻辑上的有理推断，将政治统治的手段阐述出天赋天理来，大有替天行道的正义味道，真的要佩服这史上第一个皇上，果然不愧千古一帝的评价。　　接下来的，是远比帝号礼仪之类更为至关重要的政权统治方式。在御前的听证会上，以丞相为首的群臣，均主张派遣皇帝的子弟，担任王侯，继续前朝的分封制度。但这样的承袭，其实并不利于六王伏辜之后大一统国家的局面。从本土后来的历史可以证明，要想建立中央集权，保障天子的权力效力能够得以充分表达，不选择分封，该是明智的。虽然历史不可以假设，但历史的确可以提供一些现世的证明。以血缘继统为基础的分封世袭，十分容易从地缘培育另立中央的活思想，虽然从理论上，大家都是同祖同宗的一家人，属于一棵树上长出的树林，但在政治权力的追逐上，渐行渐远的亲情，并不影响异己念头的丛生。　　而抛弃血缘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从根本上保证了血缘的惟一性，地方官员的派遣制度，直接根除了世袭导致的权力在地缘方面的分解游离，是天子可以直接控制的爪牙，由此的确可以达到后世所谓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收放自如的全盘局面，天子也才真正可以致驭万民。而汉代为了集权，调控分封于诸侯子弟手里的地缘政治权力，实在宛如与虎谋皮，诸侯为乱，国家动荡，需要付出的成本，果然十分巨大，足以从后来的反面，证明分封的利害。　　其实，只要能够琢磨到皇帝对权力控制的热烈执著，便不难揣摩到两种制度彼此性价比的高下。但是这种理论上的不难，现实中却需要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判断，你要能够体味到权力和血缘子弟之间，皇帝的真正取舍。所以当此时也，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李斯，整个秦朝，只有一个。他说：　　周文王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传说周武王伐纣灭殷之后，子弟功臣，亲疏远近，分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国家，这些取得地域控制权力的大小长官们，盛衰消长，强者坐大，弱者消亡，领土方面的欲望，远甚于所谓的亲情，利益面前，很容易成为冤家仇雠。而缺乏地域控制力的周天子，凭借没有丝毫统治力量的道德规范，不但失于控制，最终还难逃被吞并的下场。　　在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分封，其实几乎就是诸侯的地方自治，对天子代表的中央，可以有不听招呼的弹性权限；制约他们的，似乎只有在政治领域并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道德自觉。因此，在这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分封与郡县的政策面倾斜，明眼人都是豁然的。　　而郡县制度，当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与分封早就交错存在的。国家目前面临的，倒未必是创立一个完全新鲜的什么东东，而只是在新的国家版图上，究竟哪个需要从制度角度得到明确的肯定，覆盖面积更为广大的问题。　　其实，所谓制度，只是利弊权衡之后的选择，选择者在意的，无非是于他而言正面负面效果的均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制度本身，实在无所谓对错正误。　　李斯的理由具有说服力的地方，是在提出了赏赐子弟功臣的善后解决办法之后，强调郡县制度不但在建立新王朝改天换地之际，十分方便更新变易，而且尤其是保障天下安宁的必须手段。这一点实在击中了皇帝心中的要害，不愧日后成为总干事的睿智，几几乎是领袖身边的文胆了。　　于是，该建议当然遭到了皇帝的强烈认同，在一番侯王正是天下苦斗不休根源所在的声讨下，天下初定再行立国，便是自树刀兵，成为放弃分封为主体制度的绝对理由，于是，郡县制成为秦王朝的不二之选。这也许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境界，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袤疆域里，划分出三十六郡，以中央派遣的守、尉、监分职管理。这样的制度选择，并没有因为秦祚的短促而丧失使用价值，甚至在不久后来的七国之乱教训下，郡县制所代表的由中央任免官僚的地方行政制度，几乎得到了所有后来王朝的认同，所谓百代都行秦政事，尽管个中层级名称多有变化，但作为与血缘分封相对立的国家行政制度，穿越千年，成为民主体制登陆之前的首选。龙年·on the road(1)　　郡县确定后，又将百姓的称谓，也定义为黔首，字面意义即黑头。其实，三十六之于六，以及黔首云云，都有比附五行水德的痕迹。后者此前或许是秦地的方言词汇，散见于秦国的文书中，现在成为通行全国的典范官方话语。　　或许黔首的意义不仅于描摹头部的颜色，但如此更名后，黔首们还是得到了直接的实惠，这便是大酺。大酺的意义，按照唐人张守节的正义，是天下欢乐大饮酒也。是君王特许的民间大会饮，表达的是庆祝和欢乐，意义基本等同于嘉年华，虽然不是印地安酋长们倾家举办的叫作potlatch的夸富宴，但却也是平日里没有机会的狂欢，并且是皇帝的特批亲许，没准儿人头上另外的赏赐也是有的。　　史书上有记载的上一次大酺，是在荡平五国的去年，仅仅一年，就得以再次享受这种钦赐的聚会，满足口腹和交流上的欲望，谁又能说，天下大事和百姓——该说黔首才是——丝毫无关呢。　　也许，物化为如此可怜的政治甘霖，会被某些人批为廉价的恩典，但于活着等于遭罪的黎民黔首来说，有恩典哪怕是可怜的恩典，总比没有要好，所以最贫穷的国家里，往往充满幸福的面孔。　　与郡县制度推广全国同时进行的，是将全国范围内民间私藏的兵器，统统收缴，解送京城咸阳。这当然是统一后保持稳定的手段。此前的连年兵燹，必然造成长短大小不一的凶器散布民间，这无疑潜伏着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旦风吹草动，它们便可以成为不轨者们对抗中央时身边随手可及的利器。与此相配套的，还有拆除各郡县的一应城堡，根除作乱的可能工事。　　正巧这一年，临洮一带，有身高五丈的十二个长人出现，脚踏六尺巨鞋，穿着夷狄服装。这样的灵异事件，当时被认为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收缴兵器便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销毁它们，制作成十二套国家礼器的钟鐻和铜人，化干戈为祥瑞，军事器械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和平符号。　　和之前若干程序一样，这也是一个极具创意的行动。十二套钟鐻和铜人，重各千石，铜人当然仿照的是临洮长人的形象。这样的钟鐻和铜人，安置在宫门之前，据说大钟撞击之下，声闻百里，果然可以弘扬浩荡的皇家气派，将皇上的恩典，传播于辽远。　　据说铜人的胸脯上都刻着铭文，相关记载说，是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云云。手笔正是擅长篆书的总干事李斯。　　相传汉代时曾将它们搬迁到长乐或者未央宫前，民间便叫它们为翁仲。这又是一个著名的称谓。王莽的时候，梦见铜人哭泣，心中厌恶，便让有关部门将翁仲胸脯上的铭文凿灭。　　这样的荼毒实在仅仅是开始。汉朝末年肆虐朝廷的董卓，曾经椎破其中的十套，用来铸造小钱。剩下的两套，也在后边的乱世，遭到销毁。也许是某种谶兆吧，始作俑者的董卓，籍贯偏巧也是当初铜人出没的临洮。他的作恶，销毁铜人钟鐻，实在是其中的小节，当时甚至还可以打着破除暴君余孽建设新经济的口号。　　这一时期国家的重大举措，当然还有铜人胸脯上刻画的人尽皆知的划一度量衡制度，车同轨，书同文。作为统一的国家，这些都是方便统治的立意下，必须履行的程序。类似的程序还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币制，譬如后来能作药引子的秦半两，就是这时确定的标准铜钱。和经济相关的事件，还有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至咸阳。这样的移民，自然有拉动首都地区经济繁荣的取向，更有将流通领域绝大部分金融控制于皇帝辇毂之下的意义。　　似乎所有需要操办的大事件，都陆续归置完成，国家的机器，在一系列的制度确定之后，运转正常。六国的余孽，也在相关措施的展开后，除了偶尔发生的不足以影响国家政局的零星刺杀事件，基本销声匿迹。作为皇帝，似乎只剩下拥有最高权力之后享受的如何充分。　　于是，之后的若干年，皇帝执著于在他辽阔的版图内on the road不停歇的巡狩。在题中应有之义的感官享受之外，他尤其致力于将自己的功业，凿刻在各地的石头上。这是相当聪明的宣传手段，漂亮的文字，赞颂的文辞，都足以扩大视听，让自己的声音固化下来，不但可以让臣民随时体会到他的统治力量，更可以将这种力量，击穿时间的阻隔，流传至二世三世以及万世。龙年·on the road(2)　　当然，还有力图抵抗自然力，追求长生不死而寻觅飘渺的仙药。于是，便有了徐巿带领童男童女及一应细软浮海的出发，以及抵达东瀛的后世传说。该传说尽管有种种不经，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得力的反证足以推翻，而徐巿的行动，则不免被评价为有预谋的殖民，几几乎就是豪杰一流了。据说求仙必须用童男女，因为只有他们才天元未斫。只是这未斫的天元，究竟供应的是仙人还是徐豪杰抑或徐总督，真的是不得而知了。　　此之外，似乎只有得意洋溢于皇帝的心间。自然也有偶尔的意外。在彭城，皇帝一番斋戒祷祠，准备在泗水一线，打捞传说中沉没于此的周鼎。鼎是天下的象征，得到它自然具有政治上的灿烂说服力。但之前秦的史书上，早有九鼎入秦的官方记载，看来官修的正经史书上，的确难免不实之词，而皇帝自己，当然知道那鼎没在咱那疙瘩存活，因此才有此一营救行动。但由于当时捕捞技术的不够完备，尽管动用了上千人潜水搜索，依然没有鼎的丝毫踪影。　　这样的结果，当然令皇帝不快。在随后的日程中，在湘山一带渡江时，又遭遇大风的突然袭击，几乎翻船。这就不能不追究在湘山之上立祠堂的湘君的责任了。博士的权威解释，所谓湘君，竟是尧爷的两个闺女，舜爷的双料老婆，为老公殉节，自杀于此。　　两个娘们儿居然兴风作浪，本皇帝是连五帝都盖过的君主，如何能咽得下这口鸟气。立刻调来三千囚徒，将那有青草别称的湘山之上所有草木植被，全部砍伐薅光，山头于是呈现一片赭石一样的焦土。这也是冲天一怒为红颜的典型范本，看来女人，终究是无所逃遁的祸水。　　至于给后世留下功业之外骂名的焚书与坑儒，则是远在八年之后，这时，距离这位皇帝的寿命终结，已经不剩多少时间了。　　焚书的起因，是徐巿同乡的齐人淳于越博士，对另一博士周青臣对皇帝歌功颂德行为的批判。当时，七十余人一起在酒席上祝寿，周博士自上古不及的云云歌颂，其实和皇帝刻在石头上的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的朗朗话头，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异，不过场面上应景的必须而已。虽然都说圣主避谀如仇，但又有哪个主子不喜欢奉承呢。因此，淳于博士此时对郡县取代分封的大嘴倒旧帐，显然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说出的久经考虑的心里话，居心不能不是叵测。　　这样的机关，已经是丞相的李斯，自是了然于心。对这种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意在弹劾领导的不良势头，必须从根源上掐死。因此他请求：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都说收拾读书人的非读书人莫属，诚然。以弃市和灭族这样的酷刑来作为焚书的行政保证，该说这位总干事不愧司法干部的出身。而以吏为师的学习管道，除了明确配合皇上水德象征的治国宗旨之外，更为自己作为国家法度的权威解释人，埋下了伏笔。或许，自水德推演而来的事皆决于法的国家主张，大约便是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李斯得到晋升的一个理由。　　当然，都说焚书并非在品种上不加选择，但所谓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实在不过是维持日常生计却没有实质发展空间的杂书，而官方主导思想之外的思想读物，则得到了毁灭性的根除。虽然在理论上，有博士官所职部门保留的若干文化存留，但秦以外与博士以外的原则性根本清除，终究让政府完全掌控并专制化了文化资源，把握了思想和舆论，将臣民的大脑，进行宛如车轨文字度量衡一样的统一清洗，缔造出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声音一个步调的完备局面。这是付出成本最低廉的国家模式，果然十分方便于政权的强力统治，皇上当然以为可。圣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李丞相不愧儒家门下的高徒也。龙年·on the road(3)　　随后发生的坑儒事件，一般都看作是焚书的继续，而其直接的肇因，原本是负责寻找长生不老仙药的卢生侯生几个方士的逃亡。这些人为了满足皇帝的长生愿景，时常编造一些绚烂迷彩的理由，诸如海上有大鱼之类，用来哄骗皇帝。但时间长了，却总是带来不可抗力影响下毫无结果的坏消息，皇帝如何看不出破绽。此时正巧掉下个机会，但主犯在逃，只好收拾了其他人，很有些殃及池鱼的迁怒嫌疑。　　不过，所谓妖言以乱黔首的犯禁者，也许大多就是卢生侯生一流的方士，以及若干乌鸦嘴的持不同政见者；四百六十余人也恐怕不是当时强势有力的司法部门所能缉捕到的读书人数目，而是通过了一定的甄别。但坑儒的确如公子扶苏所云，会带来天下读书人的不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是不必回避的事实。杀掉一些坏榜样，总会得到应有的回馈。它其实和焚书一样，是对不仅儒生的所有黔首的一种震慑。　　好在，这样的震慑，在今天的后人看来，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始皇帝在会稽山祭祀大禹，刻下一段比较特殊的铭文，在格式化的弘扬功业下面，对称为寄豭也即配种公猪的偷情男人，以及拖与不拖油瓶的改嫁女人，表示了教化上的担心，并发布了明确严厉的整肃规定。然后，皇帝逛游到海边，并亲自射杀了一条大鱼。　　一切的迹象，显示皇帝的旅途十分从容。不料，在渡过已经更名为德水的黄河之后，皇帝却突然病重，在不久的七月，驾崩于沙丘路上，享年尚不足五十岁。或许，皇帝突然死掉的原因中，也有服用那些方士提供的丹汞之类所带来的致命毒害。冥冥之中，似乎是某种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