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5

于是他将随从他的二十八位骑兵分为四队，从四个方向同时向山下冲，并且约定到山下后再会合为三队。无论是分为四队往下冲，还是会合为三队，项羽的目的都是为了不让汉军知道自己究竟在哪一队。项羽冲下山，随手斩杀一员汉将。汉军不知这三处哪一处有项羽，又分兵三处包围。项羽又冲了出去，再斩一员汉将，同时杀死汉兵几十人，再次聚集他的二十八骑，仅仅损失了两名骑兵。项羽问他的部下：怎么样？众骑兵都回答：果如大王所言。　　这时，刘邦手下的一位骑兵将领杨喜追杀项羽，项羽瞪着眼冲杨喜大吼一声，杨喜连人带马都大吃一惊，一下子倒退了几里地。　　韩信在历经磨难最终被刘邦拜为大将时，向刘邦谈到项羽时说项羽大吼一声，上千人都吓得瘫在地上。韩信在项羽手下当过郎中，因此，他很了解项羽的这一特点。杨喜连人带马被项羽大吼一声倒退几里地，自属当然。　　东城之战，项羽以二十八名骑兵与刘邦的五千骑兵相周旋，充分表现了项羽的勇武过人。　　项羽为什么要以二十八骑与五千汉军打这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呢？　　项羽的目的是要证实自己的失败不是自己不能打（非战之罪），而是“天之亡我”。项羽直至此时仍满足于二十六位随从的“如大王言”。　　　　自刎身亡 耻于起兵　　　　不过江东　　东城之战的“胜利”激发了项羽的勇气，原来“自度不得脱”的项羽又打算东渡乌江了。恰好，乌江亭长停船在岸，对项羽说：江东之地虽然不大，方圆有数千里，人口有几十万，足够称王了，希望大王赶快渡江。现在只有我有船，汉军即使追上来也没有船，无法渡江。　　这时项羽却笑着说：上天要亡我，我还何必要渡江！何况我与八千江东子弟兵渡江西进，现在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即使江东的父老乡亲拥戴我，让我为王，我有什么脸面见他们？即使他们不说，我难道心里没有愧疚吗？　　项羽与一生爱笑的曹操相反，最爱发怒。但是，面对乌江亭长，项羽笑了。这悲凉的一笑之后，项羽就决定以死明志了。　　于是，项羽对乌江亭长说：我知道您是一位长者。我骑这马五年了，所当无敌，曾经日行千里，我不忍杀了它，还是赠给你吧！他让跟随他的骑从都下马步行，拿着短兵器作战。项羽一个人又杀死汉兵上百人，自己也受了十几处伤。　　此时，项羽正好看见汉兵中的一员骑将吕马童，便问：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吕马童原来是项羽的部下，后来投靠了刘邦，所以，项羽称他为“故人”。吕马童定睛一看，马上指给另一员骑将王翳说：这就是项王！　　项羽说：我听说汉王用赏金千金、封邑万户悬赏我的头，我就为你做件好事吧。于是，自刎而死。　　王翳砍下项羽的头，其余的人都涌上来争夺项羽的身体，导致自相残杀，死了几十个人。最后，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四个人各得到项羽尸体的一部分；五个人抢得的部分合起来，刚好是一具完整的尸体。　　于是，这五个人同一天都被刘邦封为侯。　　据《史记》的这段记载，项羽是乌江自刎而死。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认为：项羽不是死于乌江，而是死于东城。此文写得非常扎实。但是，司马迁写项羽乌江自刎也自有其史源。　　　　耻于起兵　　项羽兵败垓下之时是否有逃亡意识？　　应当有。　　他选择了只带八百随从突围的行动，说明项羽最初是打算摆脱被歼垓下的命运的。　　遭到“田父”欺骗后，项羽已经知道难以脱身了，因此，他要“快战”。　　“快战”的胜利使项羽重新产生了东渡乌江的念头，但是，面对乌江亭长的渡船他又选择了不渡江。项羽时而东时而西，前后矛盾，左右摇摆，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天之亡我。　　项羽乌江自刎前对乌江亭长说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的“天之亡我”是第一个原因。既然上天要我灭亡，我还要东渡乌江干嘛？　　第二，耻于起兵。　　唐人杜牧《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认为：项羽应当东渡乌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争夺天下，而不应当自刎乌江。　　宋人王安石针锋相对地也写了一首《乌江亭》诗：“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认为：项羽兵败是大势已去，即使江东子弟还在，谁又愿意跟随项羽卷土重来呢？　　唐人胡曾的《乌江》诗曰：“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　　胡曾的“争帝”说对项羽并不准确，项羽从未有过“争帝”的念头，项羽要的只是“霸王”的霸业，而不是帝王的帝业。但是，胡曾说项羽“耻向东吴再起兵”倒是独具慧眼。项羽不愿东渡乌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耻于再向东吴起兵。他自言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正是耻于起兵的明确表述。　　汉四年，项羽二失成皋之后，与刘邦再次在荥阳对峙。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这说明项羽已经意识到“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是由他和刘邦两人争战不休造成的，因此，他要单独和刘邦决斗。项羽要和刘邦决斗的想法太幼稚，但是，他能够意识到为了自己当霸王而让天下百姓受苦太自私了，他的这种忏悔意识在刘邦身上是绝对看不到的。刘邦不惜牺牲自己的父亲、妻子、儿子、女儿，一定要做帝王，成就帝业，更不可能顾及天下百姓之苦了。项羽既然有此忏悔之心，他当然不愿再次兴兵与刘邦争夺天下，这将会再次扰动江东父老。因此，忏悔意识是项羽不愿东渡乌江再次兴兵的第三个原因。　　　　琵琶一曲 十面埋伏　　且听琵琶弹“埋伏”　　在项羽的败亡之中，“十面埋伏”之说相当流行。今天一些写汉代的书还说韩信用“十面埋伏”打败了项羽。但是，这一说法并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正史的记载。　　有关“十面埋伏”的记载有两个：　　一是《前汉书平话》：“垓下聚兵百万，会天下诸侯，困羽九里山前，信定十面埋伏，逼羽乌江自刎。”　　《前汉书平话》今已失传，作者当是元人。　　二是琶琶大曲。十面埋伏为琵琶曲，有些曲谱记载它的曲名为《淮阴平楚》或《楚汉》。今传《十面埋伏》分为十段：列营、吹打、点将、排阵、走队、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项王败阵、乌江自刎。　　明人王猷定（1598~1662）《四照堂集》卷八《汤琵琶传》中已经有了和“十面埋伏”相似的记载，可知十六世纪之前，此曲已经在民间流行。　　因此，历史上并不存在韩信用“十面埋伏”打败项羽之事。　　我们刚刚讲过，项羽半夜突围时带了八百名随从，顺利突围，直到天亮，才被刘邦军团发现。如果真有所谓十面埋伏，项羽八百人又怎能逃了出来？　　项羽最终是败在刘邦的战略包围之中。项羽本人所说的“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确实是实话，但是，局部战场的胜利无法改变整体战局的被动处境，项羽最终被军事上的被动局面所累，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　　冷眼高祖哭项王　　项羽自杀之后，刘邦因为项羽最初被封为鲁公，所以，以鲁公礼安葬了项羽，并在项羽墓前大哭了一场，亲自为项羽主持了葬礼。项伯等四人还被封了侯。　　刘邦确实很会做秀。汉二年他一出关，就接受他人的建议，为被项羽杀死的义帝举行葬礼，并且大哭了一场。从此，刘邦就处处打着为义帝复仇的旗号，作为自己讨伐项羽的口号。与自己为敌数年的项羽一死，他又立即为项羽举行葬礼，还大哭了一场。　　可是，《史记·汲郑列传》讲了件很有意思的小事：郑当时是汉武帝朝的一位正直的大臣，他的父亲郑君曾经是项羽手下的将军。项羽死后，郑君归了汉朝。后来刘邦下令，要求原属项羽部下的人在奏章中提到项羽，只能称他为“项籍”，既不许叫“项羽”，更不许称“项王”。汉代的习俗，直呼其名是非常不恭敬的；如果称其字“羽”，则要恭敬得多；如果称“项王”，那当然更尊敬了。　　可是，郑当时的父亲郑君提到项羽，从不称“项籍”，要么称“项王”，要么称“项羽”。郑君这样做显然是坚守自己作为西楚国臣子的礼节，以表示自己不忘昔日的君臣之礼。　　刘邦于是下令，凡是称项羽为“项籍”的原羽部下都升为大夫，而把坚持称“项羽”或“项王”的郑君一个人赶出了朝堂。　　我们可以拿这件小事和刘邦为项羽举行隆重葬礼、为项羽大哭一事相对比，从中可以看出刘邦哭祭项羽的虚伪，以及他内心对项羽的忌恨和心胸的狭隘。　　项羽的败亡是偶然还是必然？　　项羽的失败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应当说，项羽政治上幼稚，军事上被动，性格上刚愎自用，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必然性时，也不能忘掉历史的偶然性。一个偶然性的细节，可能使成功者功败垂成，使失败者死里逃生。　　刘邦与项羽之争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彭城之战。当刘邦占领了彭城之后，每天饮酒高会，自以为胜券在握，万万没想到项羽突然从他未设防的彭城之西的萧县进攻，刘邦措手不及，五十六万大军半天就被项羽三万骑兵击溃。狼狈不堪的刘邦慌不择路，匆忙逃生。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如果《项羽本纪》的这个记载可以相信的话，刘邦在彭城之战中损失的兵力当有二十余万人。　　战况如此凶险，刘邦如何脱险的呢？　　偶然，纯属偶然！　　被重重包围的刘邦正处在危难关头，突然来了一场沙尘暴，而且是正冲着楚军刮过来，楚军阵营立即大乱，刘邦趁此机会带了几十位贴身骑兵突围而去（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　　这场沙尘暴来得太巧：一是正在刘邦危难之时刮起来了；二是直冲着楚军刮而不刮汉军。结果，楚军被刮得乱了阵脚，刘邦自然溜之大吉。　　每读《史记》至此，都不禁暗想，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吗？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样记载的，又无其他史书可以参考，我们只能相信这是真的。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但是，历史发展的进程又往往充满了偶然性。刘邦此次彭城之战，本来已经是兵败被围，无以解脱，偏偏来了场沙尘暴，刘邦得以幸免于难。这种历史的偶然性真是让人费解。　　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确实存在着某种不可知的偶然性。　　刘邦虽然被一场沙尘暴救了下来，逃出了重围，可是他却无法摆脱后面的追兵，最终被项羽的追兵追了上来。刘邦之所以逃出重围，又被楚兵追上，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刘邦逃亡途中，巧遇其子——后来的惠帝刘盈与女儿——后来的鲁元公主；二是项羽剽悍的骑兵到底比刘邦的“板的”跑得快。刘邦路遇其儿子、女儿，自然不得不收留在车上，但是，这样一来，车速肯定降低了。刘邦为了活命，三番五次将儿子、女儿踹下车来。虽然刘邦如此“果敢”，但是，赶车的夏侯婴（滕公）还是坚持把刘邦的儿子、女儿救了出来，同时，项羽的追兵也追上来了。　　被追上的刘邦怎么逃出来的呢？《史记·高祖本纪》没有写，但是，《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述了这一过程。原来，丁公带兵在彭城之西追上刘邦之后，两军已经短兵相接了，情急之中，刘邦回过头来对丁公说：咱们两个英雄还要相互为难吗？丁公听后，放了刘邦，带兵回去（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　　丁公是季布的舅舅，季布是楚汉战争时期最守信用的人，人们常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也是项羽手下的名将，也曾多次搞得刘邦非常狼狈，但是，季布始终忠于项羽。丁公作为季布的舅舅，私下放了刘邦，实属大错。刘邦也真是命大，一次彭城之战，先遇上一场沙尘暴，又遇上一个敢于徇私情放他一条生路的丁公。　　这两场偶然性确实出乎意料，让人大跌眼镜。　　后来，等到刘邦灭了项羽，季布逃亡为奴，丁公自以为有恩于刘邦，竟然去面见刘邦。刘邦见到丁公，立即将丁公抓起来，在军中游行示众，并告诫军中：丁公为项羽之臣，却对项羽不忠，使项羽失去天下的正是丁公。最终杀了丁公，让人们永远记着不要做丁公那样的人臣（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正如前文所言，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彭城之战丁公私放刘邦，刘邦是感激不尽；但是，刘邦做了皇帝，他要提倡的主流舆论是忠诚。丁公正是因为不忠诚才使刘邦得以逃命，才使项羽又一次失去除掉刘邦的机会。　　项羽的败亡是因为他的残暴吗？　　项羽为人残暴是历史定论，没有谁否认项羽为人的残暴。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项羽的残暴与项羽的败亡有无关系？　　项羽的残暴，最突出也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屠杀秦降卒二十万，尽失秦民之心，终于导致他功败垂成。　　在现实中国这块大地上，人们都认同这么一个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项羽坑杀秦降卒二十万，如此残暴，怎么可能得到天下的民心呢？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民心，他怎么可能成功呢？如此层层推理，人们大多认为：项羽的残暴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他失败的唯一原因。所以，讲项羽失败的原因如果不讲他的残暴，那就是放过了最重要的原因。　　我不认同这么一种推理！　　如果历史研究真的如此简单，那么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和魅力。　　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两句话并不错，因为这是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史实，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问题在于历史还有反证：项羽比秦始皇还残暴吗？　　秦始皇以武力并吞六国，杀人无数，终成帝业；但是，从来没有人认为秦始皇杀人无数导致了秦始皇的败亡。我们至多能说，秦始皇的成功中已经蕴含着二世亡国的因素，但是，这类话太具有普遍性了。哪个开国皇帝不是在建国的成功中包蕴着日后数世、数十世败亡的因素呢？如果以此作为普遍真理，那么真理也太普遍了。　　秦始皇生前的残暴，并未导致秦朝在秦始皇统治之时崩溃，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作为论定秦朝二世而亡的真正原因。贾谊《过秦论》中篇专论“二世之过”，贾谊认为，秦二世如果能够改变秦始皇的暴政，施仁政，完全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不至于迅速败亡。可见，秦始皇的残暴如果能在其继任人的手上加以改变，也可避免秦朝的败亡。　　项羽与秦始皇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在四年之中就由人生的巅峰跌至谷底。因此，将残暴列为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值得斟酌。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我们作一点假设，探讨一下项羽失败的原因，就会发现，政治幼稚、军事被动对项羽的失败造成的影响，比项羽的残暴更为重要。　　如果项羽政治上成熟一些（当然，一个政治成熟的人不会像项羽一样残暴），他至少有三次可以消灭刘邦的机会：　　第一，项羽入关。　　项羽率领四十万大军，挟巨鹿之战胜利之威，进兵函谷关，却遭到刘邦兵团的阻击——不准入关。如果此时项羽认识到秦朝的灭亡是刘邦、项羽相互关系的历史拐点，那么，项羽就有了一个消灭刘邦集团的最佳借口——不准入关。以项羽此时的军力和威望，可一鼓作气彻底解决刘邦集团。　　第二，鸿门宴上。　　刘邦必须来鸿门赴宴，以便给项羽一个说法、解释，这使刘邦面临两难的处境：不来解释，会招致毁灭性的军事打击；来解释，有可能遇害。二害相衡取其轻，刘邦必来！　　刘邦带领一百多个随从来鸿门赴宴，岂不是项羽除掉刘邦的最佳时期？　　第三，出兵关中。　　汉元年八月，刘邦在接受项羽分封后回到汉中仅仅三个月，就出兵关中，三秦王中除了雍王章邯还坚守在废丘外，司马欣、董翳都投降刘邦。章邯坚守废丘，整整坚持了十个月。章邯这十个月在等什么？他时时刻刻在等项羽！如果此时项羽出兵关中，与章邯里应外合，趁刘邦在关中立足未稳，至少可以将刘邦逐出关中，赶回汉中，甚至有可能一举消灭刘邦集团。但是，项羽此时仍然没有认清刘邦是他称霸天下的最大敌手，置刘邦于不顾，而出兵齐地，深陷齐地不可自拔，给刘邦以可乘之机，使其巩固了关中之地，举兵东进，占领彭城，引发了彭城之战。　　这三次机会，项羽如果能把握住其中的任何一次，刘邦、项羽的历史都可以重写。　　项羽是楚汉战争时期最出色的两大军事家（项羽、韩信）之一，但是，项羽在楚汉战争中最大的败笔，恰恰是军事上太缺乏战略眼光。如果项羽在刘邦派韩信经营北方战线之前，及早开辟北方战场；如果项羽在韩信开辟北方战场之初，就精心应对北方战场，那么，刘邦就不可能最终在战略上形成对项羽的包围，项羽最终也不会因为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项羽在军事上缺乏战略眼光，对项羽的最终失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把项羽的政治失误和军事失误与项羽的残暴相比较，就应当承认，项羽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残暴。　　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这样一个真理：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我们在楚汉战争的现实中却看到了另一个“真理”：残暴并非是项羽失败最重要的原因，至少与政治幼稚、军事被动二者相比是如此。　　为什么我们承认的真理在楚汉战争中就不灵了呢？　　第一，残暴的滞后作用。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民心发挥作用得有一个过程。换句话说，一个统治者的残暴为天下苍生所认识，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项羽的残暴表现得最集中的是两种情况，一是坑灭秦朝降军，二是对久攻不克之地的屠城。前者虽然引发了关中父老的仇恨，但对于天下苍生来说，屠杀秦军毕竟是让他们感到快慰的事；后者虽然令人发指，但这并不是项羽的常态。毕竟，激怒项羽，使他以屠城的方式来发泄内心怨恨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大多数天下苍生认识到项羽的残暴，必然会有一个过程。像残暴一类丧失民心的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它不可能那么快地发挥作用。　　从秦始皇的残暴到秦朝的灭亡，中间经历了十五年的时间；而且，在始皇死后，二世仍然继续施行暴政。这样，民心的向背才起了作用。　　第二，政治、军事的直接作用。　　和民心的滞后作用不同，政治、军事上的举措，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呈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如果项羽入关以后就集中力量以军事手段解决刘邦集团，如果项羽在鸿门宴上立斩刘邦，这种举措片刻之间就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在《百家讲坛》“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的系列讲座中，并没有把项羽的残暴作为项羽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是把项羽的政治幼稚和军事被动作为项羽失败的两大主要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　　但是，提到项羽的失败，为什么总会让人想到项羽的残暴呢？　　我们太喜欢重复我们已知的真理（包括民心得失与天下得失的关系），我们太喜欢以我们知道的真理来解释历史现象。既然项羽已经失败了，既然他为人非常残暴，那么，残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首选的项羽败亡之因。　　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真理并不是万能的，真理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解读历史现象的最好方法是具体分析。　　项羽嗜杀，为人残暴，尤其是屠城一事最为后人诟病。但是，人们只记住了项羽屠城，似乎忘记了刘邦也有屠城的记录。《史记·高祖本纪》载：“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这条历史文献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刘邦和项羽曾经联手屠城。对于这条文献记载，人们好像得了集体失忆症一样，都淡忘了。　　屠城是一种发泄，更是一种威慑；但是，屠城的残酷历来受到人们的严厉谴责。　　刘邦不仅在反秦之战中有屠城的记录，而且在诛杀项羽之后也曾经想屠城以泄愤。　　项羽自杀之后，西楚诸地都向刘邦投降了，唯有鲁地不降。刘邦闻讯，最初想率天下大军屠灭鲁地（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后来却又改变了态度。　　刘邦对项羽从来都是一路追杀，绝不留情；即使鸿沟议和项羽释放了太公与吕雉等人质，刘邦也不顾信义，撕毁协议，追杀项羽。为什么鲁地为项羽坚守，刘邦却改变屠灭鲁地的初衷呢？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刘邦灭项之后，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大功告成，就要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了。此时的刘邦已经在考虑“后项羽时代”的舆论主旋律了。　　项羽的败亡宣告了刘邦称帝的开始，面对这么一个新时代，在舆论宣传上提倡什么，是刘邦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刘邦经过慎重思考，深知自己必须提倡忠诚，只有忠诚才能使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不再遭遇诸侯割据、天下分崩的惨祸。要提倡忠诚，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项羽最初被义帝封为鲁公，鲁地百姓为项羽坚守城池，正是忠诚于鲁公的表现。刘邦不能让自己一时的冲动，破坏了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主流舆论；楚地皆降、唯鲁不降引发的怒气，不能不服从于倡导忠诚的舆论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