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作者：王若水 历史背景 本书叙述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大陆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及我的有关经历。这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针对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为什么会被视为“精神污染”而要加以清除呢？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将先多用一些篇幅谈谈这个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中国是否有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让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人道主义是一个外来语，在英文里是humanism或humanitarianism.这两个词有时可以通用，但又有区别：后者指增进人类福利，免除人们的不幸和痛苦的思想和行动，故常与慈善救济事业联系；前者则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联系，亦可译为"人本主义".《韦氏大学词典》解释humanism的第三义说："一种以人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的学说、态度或生活方式；尤指这样的哲学，它通常否认超自然主义，强调个人尊严和价值，以及通过理性达到自我实现的能力。"本文所说的人道主义，就是这个意思。有的学者认为儒家具有古典人本主义的精神。从某一方面来说，可以列出支持这种说法的理由，例如孔子的兴趣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而且他把"仁"作为他的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儒家产生于古代的中国，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价值在它那里是根本缺乏的，甚至是不能相容的。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正式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高扬“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这都是来自西方的观念。“民主”的口号隐含着自由、平等、人权这样的人道主义要求。陈独秀标榜“自由自主之人格”，鲁迅批判“吃人的礼教”，巴金呼吁婚姻自由，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胡适宣扬“易卜生主义”，这些都带有人道主义色彩，而李大钊更鲜明地提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这些都可以看出是受到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影响。“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明显表现出人道主义倾向。但这股思潮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充分阐述。 新的人道主义思潮还没有巩固，中国文化界很快就让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主义占了优势，而这种理论里是没有人道主义的地位的。但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两个左派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和胡风——却开始鼓吹一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而又是革命的文艺理论。不过他们的观点很快被党的正统观点压倒了。 1942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批评了某些当时在延安的作家关于"人性论"和"人类之爱"这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言论。毛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的最后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带阶级性的人性"意味着阶级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一个因素，或者说是附加在人性上的一种东西，这就预先设定了人性有超出阶级性的部分。因此，不能说承认"带阶级性的人性"，又否认"超阶级性的人性".后来，人们实际上是否认了"带阶级性的人性"的。他们这样理解《讲话》的观点：没有人性；如果有的话，阶级性就是人性。毛泽东从未说过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从《讲话》以来，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一起成了贬义词。 毛唯一一次肯定人道主义的地方是延安时期他给红十字会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里给人道主义加上了“革命的”这样的定语，显然要区别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后来，在释放战俘和宽大处理战犯时，中共偶尔也在外交场合使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在这些地方，人道主义显然不是相当于英文的humanism，而是相当于humanitarianism，而且就是在后者的词义上，也只限于在很狭窄的范围内使用；在其他地方，人道主义这个词仍是禁忌。象法共把自己的机关报称为《人道报》的情况，在中共是不可思议的。 共产主义运动宣称它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既然如此，它理应是人道主义的。当年马克思在1844年的《哲学手稿》中自居为"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立场，在1845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时，仍自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后来他改用"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称呼自己，并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这一转变的真正含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成了中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人道主义的根据。 在中国大陆，人道主义的命运是坎坷的。有两个主要的理由使得中共不喜欢人道主义：第一，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不相容的；第二，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反对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个性解放以及个人主义是不可分的。正因为这样，人道主义在中共掌握政权后一直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同时是政治问题。人道主义的前进和挫折，都和政治斗争纠结在一起。 尽管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共统治下是如此脆弱，但在1957年短命的"百花"期间，还是有一些作家勇敢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声，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巴人和钱谷融。 巴人是王任叔的笔名，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作家。他在1957年1月发表的《论人性》一文和同年出版的《文学论稿》里，提出了和毛不同的观点。他主张，人除了阶级性以外还有共同的人性和共同意识，作家在创造典型人物时应注意这一点。这种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就是人性。巴人批评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乏的东西，是人性，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他认为这原因在于对人的阶级性作了机械的理解。巴人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性是人性的"自我异化"，因此，"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钱谷融在1957年2月写了一篇长文《论"文学是人学"》。文章说："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要把怎样描写人、对待人当做评论作家作品的标准"，"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我们应该用力去揭穿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反人道主义性质，用力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这两位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钱谷融求助于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而巴人则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其实，他们本可以找到更有力的论据的，那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该书于1956年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但马克思这这篇著作不容易懂，加上译文很笨拙，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不管怎样，这两位作家表现出的理论水平，远高于那些"正统"的教条主义者。 巴人和钱谷融的这些观点获得了文艺界的一些响应，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侥幸的是，这些观点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并没有成为批评的重点。巴人甚至还能在1957年把他的《文学论稿》加以再版。但在1959年毛发动的"反右倾斗争"中，文艺界再次掀起了批判高潮，巴人终于未能幸免。1960年，对他的批判开始了。 第一个系统地出来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的，是姚文元。他写了一篇长文，开头就说："五四以来，无论是公开打着资产阶级旗号的反动文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者，以及混入革命队伍的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家，都多次地用'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类之爱'等等作为武器，向中国共产党，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向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攻。"在谈到巴人时，姚文元问："为什么这个时期'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和关心'呢？因为1956年三大改造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经济基础，死守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感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就是巴人变得更加关心人的原因。"巴人这个'人'，拆穿了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人'，资产阶级人性之'人'"。.这是表现姚文元运用所谓“阶级分析”来把纯粹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政治罪名的一个典型例子。 姚就是靠这个伎俩受到重用而在“文革”中爬上高层位置的。 另一个文艺评论家李希凡也写了两篇长文：《驳"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从巴人的《论人性》谈起》、《驳巴人的"人类本性"的典型论》。其他文艺评论工作者也纷纷写文章，加入批判的行列。这个批判发展到全国范围，持续时间一年多，被批判者还有钱谷融和其他人。 1960年7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宣部副部长，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周扬在大会上做报告，其中有一个小标题就是"驳资产阶级人性论".周说："目前修正主义者正在拼命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谬论，来调和阶级对立，否定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达到他们保护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破坏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扬指名批评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说他们在他们的纲领中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周还批评了中国的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等于是最终判决。 同年，巴人因“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名被定为“反党分子”，除了被撤销一切职务外，并被剥夺文学创作的权利。“文革”中巴人又被说成是“大叛徒”，被遣送回乡劳动，得了精神分裂症，终于在1972年悲惨地死去。钱谷融也受到打击，不过他总算活下来了。 中国的政治气候常常是反反复复。到1961年，在批判的高潮过后，又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 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受到了欢迎。它叙述一个很有人情味的故事：一个汉族老人到彝族地区去工作，偶然发现了他的失踪十几年的女儿，而她已被一个彝族老人收养为义女，两人相依为命地生活着。两个老人都需要女儿，可女儿只能跟其中的一个生活在一起……导演深知这一类题材的敏感性，他处理得非常小心翼翼。电影受到了欢迎，但观众感到不满足。最后，周恩来出来讲话了，他批评导演不够大胆。周说，有人说他们看了这部电影流了泪，他本人也几乎流了泪，但没有流出来。周感到这是因为导演有意不让主角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甚至不让出现流泪的镜头。周说，我们是肯定无产阶级的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的，为什么有顾虑？显然导演屈服于某种压力。象"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这些观念都被弄乱了。"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但是，周恩来的温和倾向并不占上风，这种松动只不过是两场战争之间的喘息罢了。1963年，中共正式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及其代表赫鲁晓夫，其中一个批判目标就是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概念和"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这个口号。中共认为这些概念是没有阶级观点的。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了一批批判文章。当时刘少奇有一个建议：单写文章不够，还要写小册子，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这样，又拟定了一些小册子的题目，其中就有《批判人道主义》。这个题目由周扬负责。周扬挑选了一些人，包括汝信、邢贲思、王若水等，组成了一个写作组。 我们当时都是支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的。但是，小组在讨论到异化问题时，却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应当象抛弃人道主义一样抛弃它。我主张，“异化”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我的观点得到了周扬的赞同，被分配写“异化”和“人性”这两章。 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当做批判重点，他说："他们（现代修正主义者）放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举起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旗帜。他们把所谓'人道主义'的概念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科学共产主义完全融合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中。"这一次，周扬不仅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而且批评了苏联的"修正主义".讲话中提到了"异化"，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关于"异化"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这完全是徒劳的。不过讲话并没有完全否定异化概念，而是从哲学上肯定了这个概念。周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的审阅。毛很赞赏这篇报告，并作了多处修改。 然而周扬却无法完成他的这本小册子。在他作完上面那个报告后不久，1963年12月，毛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批评了周扬所领导的文艺部门"问题不少"、"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年6月，毛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文艺联合会和它领导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很重的批评。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艺部门和文艺团体中燃烧起来，周扬只能抛下写小册子的工作去应付。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要把周扬排挤掉——这就是江青。 1964年，在政治局常委康生的发动下，开展了对两部电影的批判：一部是《北国江南》，它的罪状是"调和阶级矛盾"；另一部是《早春二月》，它的罪名之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艺领域还有其他的批判，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一直延续到1965年底姚文元发表《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1966年，毛泽东在《5.16通知》中强调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绝不是平等的关系或仁义道德的关系。这个通知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一场空前的大迫害运动席卷了全中国。 “文革”把过去的文艺作品几乎都否定了，只剩下《白毛女》等少数几部作品，而这几部还需要江青来改编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样板戏”。这些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男的也罢，女的也罢，生活中只有革命，根本不考虑恋爱婚姻。《白毛女》中有一场女主角和她的爱人在山洞相会，那对唱是美妙动人的。后来在修改时，那个唱段被砍掉了一半。 《红色娘子军》中的女主角吴琼花原来是和红军指导员洪长青有爱情关系的，被认为亵渎，改编时砍掉了。一切带人情味的情节，一切对个人幸福的向往，一切人性的表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中是没有地位的，更不用说人道主义在理论上的表现了。在现实生活中，代替人道主义的是神道主义（个人崇拜）和兽道主义（残酷斗争），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在"革命"的名义下被美化了。唯一可以看到"革命人道主义"口号的地方是医院，那是作为毛的语录而写在墙上的。不过，在"阶级斗争"白热化的时候，这些医院一般是不接受"走资派"、地主和资本家的。 建国初期，《白毛女》的广告中有一个警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是，毛泽东发动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又把人变成了鬼；特别是"文革"中，不计其数的无辜者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所有这些对文化的摧残，对正直的人们的迫害，都是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果真不相容吗？ 正在中共对人道主义大张鞑伐的时期，在东欧和苏联，却兴起了人道主义的热潮。斯大林罪行的揭发引起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的思索。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写进了《南共纲领》。60年代初，南斯拉夫出现了一批"实践派"哲学家，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反人道性质，用"异化"的概念批判苏联社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集权体制。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大上称《苏共纲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文件"，并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波兰著名哲学家亚当。沙夫在六十年代发表了几本有影响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著作。在西方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宣传"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E.弗洛姆在1961年发表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论证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H.马尔库塞在1964年发表了《单向度的人》，猛烈批判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异化现象。在法国，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法国共产党内开展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战，主要的两位对手是R.加罗第和L.阿尔都塞。前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又是人道主义的。后者认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反人道主义的，而这正因为它变成了科学。 知识分子需要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进行批判审查，然而，如果不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再认识的话，这种对实践的批判也是不可能的。只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才能用这种理论为武器来批判共产主义实践中的反人道主义。 这种情况在国外发生了，它也不可避免地将在中国发生。但在中国，这种探讨不可能逃脱政治的干预，何况它本身就有很强的政治性。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坛正在酝酿一场变化，这场论战因而和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纠结在一起。人道主义本来完全可以靠自己的理论力量和对群众的吸引力来取得胜利，但现在，它的命运却要由这场斗争的结局来决定了。 ※※※※※※※※※ 解冻：八十年代初的人道主义热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对十年浩劫进行反思。1978年批判了"两个凡是"，中国文化界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复出，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种背景下，人道主义思想抬头了。 首先是最敏感的文学表现出了这种倾向，出现了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这个名称来自1978年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它叙述了"文革"期间一个家庭的悲惨遭遇。可是更早之前，1977年，被誉为新时期短篇小说的发韧之作的《班主任》（作者刘心武）已经问世了。它没有讲什么伤心的故事，而是表现了"文革"对少年学生心灵的戕害。极左的意识形态的统治一方面制造出了那种不读书，只会打架偷盗的小流氓，另一方面又培养出一种盲目"听党的话"，思想僵化的"好学生".小说中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自认为是严格按照模范团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她处处按照报纸的社论行事，把《牛虻》《青春之歌》也视为"黄书"而加以排斥。这样的人物并不是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不过以前她们（他们）是作为先进的正面人物而受到肯定的。刘心武这篇小说新的地方，就是第一次对这种人物采取批判态度，让读者看到"文革"如何扭曲了人性，造成这种畸形儿。谢惠敏把合乎人性的东西看作是人不应该有的，而把违反人性的东西看作是人应该有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人性的异化。这种对人物的不同评价和态度，标志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出现。 “伤痕文学”的出现引起了评论家关于“人性”和“人情味”的讨论。同时，文艺界也开始讨论“共同美”和“人民性”的问题。多数人认为不同的阶级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审美标准，认为文艺除了具有阶级性之外，也可以具有人民性。接着，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和爱情小说出现了，并且越来越多。 1979年，朱光潜发表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他提出，在文艺创作和理论中要打破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两个禁区。人性论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至于人道主义，它的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而且把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看做真正共产主义的体现。"他批评长期以来的文艺作品中"人情味太少，'道学气'太重"."难道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要变成和尚和尼姑，不许尝到，也不许表现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吗？"刘宾雁在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作了以《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发言。这是一篇很精彩的发言，它从人道主义立场深刻地批判了流行的极左的理论。刘说，“讳谈‘人’，把‘人’划入禁区是不行的。”“排除人性的结果，并不是出现了神性，而是泛滥起兽性。”“无产阶级既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四人帮’把所谓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了目的；而本来应该是目的的人，却成了手段，成了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之物，成了随时可以放到‘阶级斗争’祭坛上的牺牲品。” 1979年艺术界还发生了一件引起轰动的事件。这年9月，一批前卫的美术工作者在美术馆的门前展出了他们的离经叛道的作品，遭到公安局的禁止。他们举行了游行，取得了胜利，最后，他们获准在北海展出。这就是"星星画展".他们的画不再是陈腐的政治宣传，而是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并展示了自己的个性。前往参观的人非常拥挤。有少数观众摇头，表示看不惯，但多数观众非常兴奋。有的留言说："美术作品开始说真话了！""谢谢你们，星星画展！在这里，我看到了作人的尊严。"还有人说："这里我发现一个窗口，让我得以在窒息中喘息。虽然这窗口还小，但它是何等必须！何等可贵！我的心第一次这样激跳！"人道主义倾向的文学艺术已经出现，现在所缺的只是它的理论表现了。 1980年，更多的讨论人道主义的文章在报刊上出现。钱谷融发表了他在1957年10月写的《〈论"文学的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自我批判，不如说是自我辩护。 一些过去否定人道主义的人开始改变了态度，包括周扬、汝信和我，还有别的人。周扬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参加了这次会。大概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周扬的表态鼓起了他的勇气，不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发表了。 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姿？F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作者批评了萨特关于马克思主义变成了”非人主义“的说法，说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所以深刻，正因为它不局限于揭露和谴责这种制度的某些弊病和罪恶，而是"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罪恶不仅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更在于它导致了整个人类的沦丧和奴役，所以共产主义革命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作者也否定了有些人的这种观点：人道主义只是青年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成熟的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抛弃"费尔巴哈的观点，而是如恩格斯所说”超出“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观点。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这并没有错，问题是他所说的人太抽象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不仅没有取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汝信说："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在人道主义之中，或是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人道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研究人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含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 胡乔木当时是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作者说："乔木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本来他要亲自写信给你的，因为太忙，抽不出时间，叫我打电话转达这个意思。"汝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我听了很高兴，并建议编辑部给这篇文章评了“1980年好文章"奖。这件事清楚地表明胡乔木当时对人道主义的支持态度；谁也没想到后来他的态度会根本改变。 和50年代相比，80年代的这次人道主义真正形成了一股思潮。虽然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但这次却更深也更广。在理论上，人道主义的提倡者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吸取了营养，因此水平也提高了。从一开始，人道主义的讨论就和异化问题联系了起来；异化问题甚至还要提得早一些。1978年，汝信办《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向我索稿。他记得我们在1963年参加起草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时，我写过"异化"这一章，建议我把这篇旧稿拿出来发表。 我从柜子里翻出了这篇稿子，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只是删除了文章最后批评南斯拉夫的一段，就交给汝信了。 这篇题为《关于“异化”的概念》的文章在1979年第1期的《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登了出来。《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是一份专业性很强的杂志，读者不多，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注意。《新华文摘》予以转载；有的报纸作了报道。 我在很长时间里就想向国内读者介绍“异化”这个概念，希望这个概念普及起来，但我又很担心它不够通俗，不容易被公众接受。一个偶然的机会打消了我的过虑。 那是1980年6月，我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那次是讲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听众中有人递条子，问到"异化"是什么意思。提问人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他们听不懂，希望我解释一下。 关于异化的含义，我曾作过一个解释，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 1963年周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中，就是采用我这个解释。我也把它写进了我的《关于“异化”的概念》。这次我抛开了这个解释，换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这就是异化。我从现实生活中举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还有环境污染等等。我发现，听众对我讲的这一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这次讲话中，我把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方法用来批判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把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颠倒了：不是一切为了人民，而是一切为了领袖；不是领袖不能脱离人民，而是人民不能脱离领袖；不是一切服从人民，而是一切服从领袖。人们把领袖神化，到头来领袖成为一种不能控制的力量，反过来使人民受苦。我还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有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仆，但后来脱离人民，变成贵族老爷，不是工人阶级啦！成了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己势力。""这好比母亲辛辛苦苦生了个儿子，指望他长大后养老，结果成了逆子。"几天后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讲了一次，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我有信心了。 这一段讲话的录音被整理，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8期上发表。继而被转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想，这是因为人们觉得"异化"概念能够给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以较深刻的解释。 有一个听讲的研究生把我的讲话录音带从新闻系借去，又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后来他告诉我，胡德平说，他们全家都听了，很感兴趣。 不久，我又发表了《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提出文艺应当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异化并对此提出抗议。.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兴趣在增长。1980年10月，在天津召开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我被邀请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在发言中我对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关系做了说明。 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约我写稿。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给他们。后来他们就用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全书的题目。 这本文集在1981年初出版，其中收进了一些很有见解的文章，包括高尔泰的两篇关于异化的论文。高尔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当时在兰州大学哲学系任教。1979年10月，他做了《异化及其历史考查》的学术报告。此外他还写了《异化现象近观》的论文。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的文章。高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幸免于死，因此，他对异化的批判特别激愤：“他们（林彪、江青一伙）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不但扩大到每一个家庭，而且扩大到每一个人的内心，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敌人，反对自己，侮辱自己。""抽象的人民成了神，而具体的人民，则被物化，成了供神的牺牲品。"高认为：林彪、江青一伙的统治带着封建专制的特点，它是"通过政治异化，主要是权力异化来实现的".同时，他们所利用的意识形态又类似宗教。"但是，中世纪的教会仅仅答应人们以天堂的幸福来抵消地上的痛苦，而林彪、江青一伙在阻塞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以后，却要求人们以'效忠'的精神来适应这个'地上的天堂'."对长期习惯于马克思主义的官方陈腐说教的读者来说，这些文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本书受到了中宣部的注意，后来他们多次提到要批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异端的命题。 这个时期受到注意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还有1981年北京《新时期》杂志第1期发表的阮铭的《人的异化到人的解放》。在中国南方，王希哲也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和"异化"这个批判的武器。他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人道的专政》等文章，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人道的，抨击中国政权下的非人道和异化现象。 从1980到1982年的三年间，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文章发表了四百多篇，包括探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文艺界和教育界召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会。一股人道主义热掀起来了。 标志着这股人道主义热的还有两次讨论。 1980年5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会越走越窄？》作者说，她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她那时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可是，她眼看到的事实和书本上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周围世界并不像书本上描写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连串不幸的遭遇使她达到这样的结论："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高尚的忘我的人。"报纸和书本上那些宣传，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夸大。她感到幻灭，生活在矛盾之中。现在她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那就是："任何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给这封信加了按语，建议读者就这封来信讨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封信打动了千万读者的心，短短几个月内，编辑部收到来信和来稿六万余件。不止是青年，整个社会都很关心这场讨论。 潘晓的心路历程是一个例子，说明共产党多年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不灵了。潘晓曾经是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物，可是无情的现实嘲笑了她。她经历了苦闷和彷徨，但她没有堕落，一直苦苦求索，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带上几分亚当。斯密的色彩，虽然可以肯定写信人没有读过这位思想家的著作。在从前中国的环境里，她无法从书报上得到她所希望的帮助，只能靠自己思索。她的来信引起如此大的震撼和共鸣，因为人们觉得她说了真话，她说出了许许多多人的共同感受。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人们对老一套的用玫瑰色来粉饰现实的宣传开始怀疑了，对用"集体"来抹杀个人价值的说教感到厌倦了，他们要直面人生，他们在寻找新的价值观。 这个时期的胡乔木显得似乎很开明。6月18日，胡乔木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听取杂志的负责人向他汇报讨论情况。 总编辑关志豪在汇报时说到："在今天的条件下，帮助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帮助青年正确地看待现实。我们的社会从来就不全是光明，不全是鲜花。""十年动乱，对青年来说，破坏了对大公无私的信念。相当多的青年在当时是相信的，确实有献身精神。从造反到插队，都是这样。分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不去，非要到最穷的地方。……后来逐渐发现现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宣传讲个人与集体不一致的这面多，讲一致这面少。我们认为，一致的一面是主要的。过去仿佛一讲理想就是牺牲、牺牲，吃苦、吃苦。青年有对立情绪：你们只是要我们这样，你们'大人物'怎么样？"对关志豪这番话，胡乔木似乎赞同，有时还点头。 胡乔木说：“这个讨论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兴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谈到杂志发表的批驳潘晓观点的文章《“为自己”岂能“为别人”？》说："青年一看要生气的。"他认为写文章的人应该讲自己的经历，不要讲抽象的道理，不然，"老发表这样的文章就不会引起兴趣。 这样下去就等于把火浇灭了。""教科书式的不行。你可以有统一的结论答案，但你要是搞出那么一篇抽象的道理，恐怕多数人不爱看，因为一些问题上是有不同答案的。在讨论的最后，也不一定答案都要一个样。每个人的经历和觉悟不同，他的答案就不一样。"谈到潘晓的观点时，他说，"一个人在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利己的。""不能拿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作为对一般人的道德标准。""要使多数人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的。不然共产党干革命，搞四化又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如果成天是为了牺牲个人利益，那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就是要为了所有各个人的利益。'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违反我们的规范。当然也要提倡：遇到别人有困难要去帮助。"最后，关志豪请胡乔木担任这次讨论的总顾问。胡乔木鼓励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这次谈话，胡乔木确实讲了一些真话，发表了一些好的意见。 讨论持续了一年。1981年6月，《中国青年》编辑部发表了总结性文章。编辑部呼吁："社会应当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当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当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它说："'人的价值'问题的提出，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努力满足个人正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逐步创造每个人全面发展其品格、才能、体力和多样化的个性，成为社会真正主人的客观条件。"另一场讨论是关于长篇小说《人啊，人！返摹P∷狄源笱钗獠模从沉艘慌斗肿幼？957年反右派斗争到"文革"结束后的曲折经历和坎坷命运。小说中一个正面人物何荆夫，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五十年代因为批评了党委书记，被整成右派。他得到平反后，潜心撰写了一部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党委书记认为这本书是"一棵修正主义的毒草"，用各种手段压制这本书的出版。在这个关头，女主人公孙悦挺身而出，为何荆夫辩诬。经过一番曲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级党委的关注，有出版的希望了，而孙悦也选择了何荆夫作她的生活伴侣。 这部小说的女作家戴厚英在“后记”中写到："我写人的血迹和泪痕，写被扭曲的灵魂和痛苦的呻吟，写在黑暗中爆出的心灵的火花，我大声疾呼'魂兮归来'，无限欣喜地记录人性的复苏。"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是最高最完全的人道主义。 《人啊，人！》7万多册很快被销售一空。 和建国以后的历次意识形态领域的全国性运动不同，这次“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不是由官方发动的，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那样，它是自发地兴起的。周扬当时的身份是中宣部顾问，王若水当时的身份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我们都是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而且这些意见也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汝信的身份是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胡乔木对汝信文章表示赞赏，也只是私下的。我想胡耀邦可能觉得这场讨论有好处，但他没有正式表态。其他中央高层官员或者是没有注意这场讨论，或者是认为可以不予干涉。 这场讨论可以说是从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既然肯定了真理的标准是实践，那么就不但要用实践来检验毛的指示、政策、路线，而且要反思我们过去所接受的理论，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新的认识。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的批判。这些党内的言论和"民主墙"的言论一起，引起了高层人士的惊恐和恼怒，认为是走得太远了。这就是邓小平在1979年2月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背景；他这个讲话是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从那以后，在批判"两个凡是"中团结一致的队伍出现了分歧；用胡乔木的话来说，这是"分道扬镳"了。许多知识分子要继续走思想解放的路，冲破一切禁区，而中央的一部分人则感到有必要批判右的倾向。 1980年9月，胡乔木写信给胡耀邦，提出中国也有爆发波兰事件的危险，说什么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和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可能结合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这种情况类似1956年，应该象当时的毛泽东那样制定对策，特别提出要注意宣传工作。胡耀邦没有置理。胡乔木又同邓力群去联合陈云。1980年11月，书记处讨论了两次关于吸取波兰事件经验教训问题。陈云提出了防止"翻船"的警告，说，有人认为中国不会出波兰事件，这种估计为时过早。他认为我们中国存在出波兰事件的可能性。他指出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一是经济工作搞不好，对人民的实际困难，我们不能逐步认真地加以解决，广大群众不满，可能发生波兰事件。二就是宣传工作。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搞得不好，不是引导人民向前看，不是引导人民团结起来搞四化，听任那些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自由泛滥，也可能诱发波兰事件。 陈云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在早些时候提出过这样的警告："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句话写进了1981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是现在陈云不提了。他大概不认为，要防止波兰事件，根本的对策是进行改革和整顿党风。党坚持经济和政治的改革路线，又有好的党风，宣传才有人信；否则，宣传工作就很难收效。出了乱子，怪宣传工作是没有用的。 然而在这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改革的调子降低了，首次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小号字{（10）}.风向改变了。1981年初批判了电影《太阳和人》，它是根据白桦的剧本《苦恋》摄制的。这是一部人道主义的作品，它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热爱如何被扭曲为对党和政府的效忠和个人迷信，实际上是对异化现象的揭露。这部电影很快就受到来自官方的批评。8月，中宣部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胡乔木在会上着重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他说："这种思潮的社会实质，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轨道和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他指责有些同志"宣传所谓抽象的人性，个别的人竟然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是压抑、扼杀人性的".鉴于《太阳和人》和《苦恋》的教训，他呼吁作家少写一些关于"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题材的揭露性作品。 这股冷风使得刚刚兴起的人道主义热有些冷下来。1981年10月1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第一篇批评《人啊，人！返奈恼隆1嗾甙从锼祷队致郏谑呛芸煲戳朔磁牢恼隆？ 这场讨论进行到12月24日，编者宣布停止，没有作任何结论，但讨论却在别的报刊——主要是《南方日报》上继续进行。讨论中始终有两派意见，肯定和否定的，其中一个争论的焦点就是对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看法。赞成的人说人道主义有存在的权利；反对的人说作者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实际上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到1982年春，这场讨论接近尾声。《南方日报》4月29日发表了关于《人啊，人！返淖富岬姆⒀裕恍┳曳⒈砹烁髯缘囊饧！赌戏饺毡ā返谋嗾咭裁挥蟹⒈碜约旱钠缆郏磺康鞑煌饧加蟹⒈淼娜ɡ⑺导谔致凼奔湟丫艹ぃ诖烁嬉欢温洹？ 讨论如此结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方并没有对人道主义问题公开表态。对《苦恋》的批判并没有发展为对人道主义的一般批判，人道主义者还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思想解放的势头并没有完全被这场批判压下去。一些青年作者的带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品或著作继续受到欢迎，其中有张抗抗的小说，丁学良的论文。讲“人才学”的雷祯孝在大学生中很有影响。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时髦。 1982年春，我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我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教给我们以正确的思想方法，而且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小号字{（12）}.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在信中抱怨现在学校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教条式的，千篇一律，干巴巴，弄得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丧失兴趣。他感慨地说："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讲得太少了！"他对我写这篇文章表示感谢，觉得我是了解青年人的，因此把他的一些想法写给我。《中国青年》杂志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了这封信。胡乔木看到后很重视，叫社科院研究生院在内部简报上转载，并分送中宣部和教育部。后来研究生院还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如何改进政治理论教学。我应邀参加，并发了言，登在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上。小号字{（13）}.我很想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开展人道主义的讨论，但理论部的同志有些顾虑。后来在我的建议下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的客观报道。1982年10月13日，胡乔木来到《人民日报》社，在听取这个问题的汇报时说："在《人民日报》上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出路。本来这个问题不但可以讨论，而且可以讨论得很好；但也可以讨论得很不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我们现在人道主义做得很不好，要号召人民起来为人道主义而斗争。这和中央提出的精神文明的思路是不相同的。"这话有些模棱两可，但调子已和他以前的态度有些不同了。 1983年1月17日，《文汇报》在"争鸣"版上发表了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那时，人道主义的讨论已经有一些冷却下来了，我这篇文章起了重新升温的作用。其实我早在1982年夏天就着手写这篇文章了，由于开会、出国等原因，断断续续写了好几个月。我在给《文汇报》总编辑马达的信上说，这是争鸣文章，文责自负；如有批评意见，我欢迎。他回信说，他们是同意文章的基本观点的，准备适当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 文章的小标题是“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包括："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化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做商品和单纯的工具，他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模仿了《共产党宣言》，把"共产主义的怪影"换成"人道主义的怪影".结尾这样描述了中国的"人的发现"：——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你是谁？” “我是人。” 文章发表后，反应是强烈的。许多朋友和熟人纷纷向我索取这篇文章。朱光潜给我来了一封信，表示很赞成。报社召开一年一度的记者会议，从全国各地来的许多记者要求记者部发给他们这篇文章的复印件。我让印刷厂打印了一百份，除了给记者部以外，又把六十份送给了正在进行的“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会”，作为我向这个会议提交的论文。这个会是中宣部文艺局授意召开的。召开这个会的目的本来是想批评一下人道主义，但批不起来；我的这篇论文在会上散发后，气氛更加变了。 后来我听说，中央某领导人（我不知是谁）对这个会议没有批评我很不满意。 官方的反映是完全不同的。有人告诉我，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现在宣传人道主义，将来有人造反，就会打人道主义的旗帜，起来杀共产党。到那时，我们队伍里会有人跟着走的……"这几句话充满了仇恨，听起来真叫人不寒而栗。我不知道这些人的脑袋瓜子是怎么长的，怎么会这样想问题呢？怎么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来杀人？如果真能用人道主义旗帜来鼓动人民造反，那就说明自己的反人道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那就是反人民了。这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讲话，完全不是为人民考虑。 我推测，这几句话也许不是贺敬之本人的，而是他复述某位高层领导人的话。这就是他们的心态。然而这个文艺讨论会上很少有人这样想。主持会议的是陈荒煤，他私下表示，他是同意我的观点的。贺敬之本人没有到会，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这个会上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敷衍。 有些同志为我发表这篇文章而担心，认为我可能犯忌，特别是彭真刚刚在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批评了“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等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概念。小号字{（14）}.我的文章有一处说："许多同志之所以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人的价值'，是因为他们感到这个词带有一种个人主义色彩。"我批评了这种看法，这是针对彭真的观点的。我并不想有意触犯彭真，我只想说出我的不同意见。 有个朋友告诉我：有位中央领导人看了我的文章很生气（我未便问他这位领导人是谁，不知道是不是彭真）。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说是要收集我的文章，审查我的观点。其实，这件事中纪委早做过了。他们先是调查我和所谓地下刊物的关系，后来查不出什么，又转而审查我的文章。 我本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到1982年满期。大陆中国的人大代表名单向来是内定的。下一届的人大代表中本来有我的名字，在书记处讨论时，胡乔木说我搞自由化，否定了。同样，我也没有继续担任中纪委委员。去年十二大选举中纪委委员，候选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社会上马上有谣言：王若水犯错误了。从中央党校和社科院传出来消息说，要把我从《人民日报》调开。 在中央高层，一些人在酝酿“倒胡”。 把胡耀邦提拔为党的总书记是邓小平的意思，但以陈云为首的几个老人是不满意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看准了这一点，就站在陈云一边，起劲地反胡耀邦。 这个“倒胡”运动从1983年开始，那是胡耀邦1982年9月当上了总书记后不久。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题目是《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 胡耀邦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们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他大声疾呼："一切战线、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1983年2月16日，春节期间，胡乔木把总编辑秦川和我叫到他家中，谈了一次话，涉及胡耀邦刚刚发表的关于改革问题的讲话。 胡乔木指示我们，“对中央负责同志个人的批示、谈话，不要忙于马上宣传。”因为“中央同志有些话是在个别场合下说的”。 “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请我修改。我改了不少，还是有问题，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但文件已经发到县上去了。当然文件精神是好的，问题是全文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有的还与十二大精神不符。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数不算数？有些地方我改了，如加上强调试点。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很大。很多事情原来估计不到，没想到现在压力这样大。……耀邦讲话，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是要把承包制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而且已经出现问题。"胡乔木认为：”都搞承包，就是一切向钱看了。不能把文教团体也当成经济团体。“”把党和国家的机关也搞成自谋出路，发家致富。这样，国家机关就会散伙。“”今年改革集中到利改税，不能一下都搞承包。“”这些年，北京市花了很大气力去纠正中学开旅馆，医生私人开业等。“”现在北京市委有话不敢说，不好说。要注意。“ 他说："报纸不能天天转。刚刚宣传了蒋筑英、罗健夫，又宣传第二职业。真正的科学家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哪有时间搞第二职业？"“要有理论头脑。原则问题不能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耀邦临行前也说：这样下去，大家头脑发热，谁也控制不住，会出问题。……要分析，要把各方面情况联系起来考虑，这样才不致重犯过去的错误。1958年就失控。 “宣传不要离开马克思主义，不要离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在群众反映，我们究竟宣传什么主义？过去不宣传个人利益，现在反过来了。这样，十二大要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很难了。个体户可以宣传，但那毕竟是社会主义的补充。至于‘知识分子可以先富起来’，‘第二职业’，已经发生很大问题。 “毛主席讲过：讲防左时要同时提防右，反过来也一样。要站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 “我想，中央的意见会统一起来的，会得到一致的。以后这类问题经常会发生。不能要求每一个同志讲话都瞻前顾后。这是很难的，任何人都做不到。 “希望《人民日报》在各方面都成为权威。你们在理论宣传中，强调进行争鸣，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从理论上讲清楚。” 胡乔木这个讲话使我惊讶。他这样讲话，把中央的分歧和他对胡耀邦的不满在我们面前曝了光，这是异乎寻常的。**其实，胡乔木这一次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最近北京出了一本《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其中收进了卢之超的一篇《回忆乔木》。作者讲到这样一件事：“在讨论十二大报告的时候，有一次因为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方针问题他同胡耀邦同志发生争论。耀邦几次坚持要写上他的主张，乔木再三声辩，最后急了，说这不是你个人的讲话，这是代表中央向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如果你一定要写，我得请示小平、陈云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耀邦这才冷静下来，说不要急，我们好好商量。当时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都在场，一方面感到震惊，一方面也为三中全会以后能有这样的民主而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在开会时如此尖锐，坦诚地讨论和争论问题，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作者的意思是，胡乔木敢于同胡耀邦争论，这表明他的坦诚和”正道直行“。读者却可以从中看出另一种问题。胡乔木坚持按他的意见写的理由之一是，这不是胡耀邦个人的讲话；但这更不是胡乔木个人的讲话。胡乔木有什么理由认为他的意见就能代表中央，胡耀邦就不能呢？即使是个人意见，经过中央讨论同意不就变成了中央的意见吗？如果中央不同意，那时再改也来得及。胡耀邦当时究竟是党中央的主席，是由他而不是别人来代表党中央作报告，而胡乔木是受委托来帮助胡耀邦做起草工作的。工作中遇到不同意见而发生争论，这应当是正常的；但在达不到一致的时候，只能照胡耀邦的意见来写。胡乔木可以保留他的意见。草稿不是定稿。这个稿子还要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还要经过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最后还要拿到代表大会上通过，所以，胡乔木有足够的机会在以后去陈述他的不同意见。但胡乔木不这样做，偏要当时就按照自己的意见定下来，并抬出邓小平、陈云来压胡耀邦。他的这一招果然灵验：胡耀邦马上软了下来。这就不是正常的了。胡乔木不回避在场的工作人员，激烈地同党的主席争论，非要自己占上风不可，以致在场的工作人员感到"震惊"，这并不合乎党的习惯（文章作者也说他只见过这一次）。我以为与其说这表明胡乔木的敢于直言，不如说他根本没有把胡耀邦放在眼里。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胡耀邦和胡乔木的关系以及他们两人分别和邓小平、陈云的关系。___若水补注，1998年1月}我所不知道的是，陈云刚刚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批评了胡耀邦。胡乔木指责胡耀邦违反十二大精神的话，是从陈云那里来的。在这以后，胡耀邦出国，胡乔木、邓力群乘此机会”倒胡“。邓力群马上在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和《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上擅自传达，制造空气。 这件事给赵紫阳知道了，批评邓力群说这是无组织，并责令他收回。但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秦川一连接到几个省市的电话，打听北京出了什么事。秦川也搞不清。正好这时秦川获到邓力群的讲话记录，就向习仲勋（书记处常务书记）报告，并询问是怎么回事。习仲勋告诉他，这是陈云同志对耀邦的帮助，是正常的。本来没有决定要向下传达，不知为什么，邓力群在几个地方传达了。胡乔木还提出，要马上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但邓小平说了一句："胡赵格局不能变。"这个会议没有开成，这次"倒胡"的计划也流产了。 胡耀邦对改革是抱着满腔热情的，他的缺点是不够稳重。对胡耀邦不是不可以批评，但应该是帮助的态度，而保守派的目的却是要把他撵下台。这次“倒胡”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并不死心，而是改变策略，先清除胡耀邦所依靠的知识分子。 第一个打击是对着党校的理论班子。在陈云的支持下，校长王震开除了阮铭的党籍，赶走了吴江、孙长江，他们都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此外，李洪林不当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了，郭罗基调离北大了。这些同志都是在批判"两个凡是"、宣传实践是真理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的，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但是，现在打击的矛头却对着他们。 这期间我曾在一个场合见到了孙长江。他对我说："我们本来以为要先整《人民日报》的，没想到这一棍子先打到我们头上。"我说："下一次就轮到我们了。"这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我们被看作是胡耀邦的势力，打击我们的真正目标其实是胡耀邦，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 ※※※※※※※※※ 纪念马克思的风波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做讲演。此外，再召开一个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中宣部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报告人，题目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的。贺敬之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周扬同意做报告，但他不满意这个题目，认为范围太狭窄了；他也不满意中宣部挑选的助手，认为他们有些保守。他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做他的助手：王元化（文艺评论家，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顾骧（中宣部文艺处干部）和我。 周扬在天津迎宾馆找了几间房子，让我们和他住在一起。迎宾馆是过去天津市委为毛主席修建的“行宫”，占地很大，有好几座楼。这里树木繁盛，景色宜人，环境安静，没有干扰，是理想的写作地方。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三天。周扬说这个讨论对外保密，让我们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 最后让周扬来确定报告的基本思想。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为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心讲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周扬根据我们的讨论，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由顾骧起草，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但稿子写成后，周扬又要我修改人道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不少地方是重写。因为时间匆忙，我只能把我过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现成的话照抄上去。其他两位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向周扬说明了我们的不得已，但周扬似乎不以为意。 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但有些地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他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周扬曾经私下对王元化和顾骧说，他觉得我的观点过激。 报告会3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开幕式。 我没有参加这个会，因为头一天晚上和王元化一起对讲稿进行最后的润色，工作到凌晨，弄得很疲劳。讲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我们就在排字房修改，边改边排，第二天早晨才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周扬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替他最后定稿）。因此，事先送审是来不及了。邓力群也似乎很放心地说："先讲吧！"在开幕词之后，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报告人是周扬。周扬本是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现在他已年迈，只简单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就由一个广播员代念讲稿。据参加报告会的记者回来告诉我，这个广播员很有本事，事先没有看讲稿，拿起来就念，居然念得顺顺畅畅，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当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 这个报告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内容如下：过去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当做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我过去也发表过有关文章和讲话。现在看来，这些批判是片面的或错误的。“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这个教训必须记龋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都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 “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马克思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解放，即全面的解放。承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我们的体制上的问题。 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报告结束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和周扬握手，向他祝贺。王震说：“讲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文汇报》驻京记者马上要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发表。我说，《人民日报》有优先的权利。周扬当然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刊载。当天晚上发会议的新闻，着重报道了周扬讲话的要点。我特地在新闻后面加了一句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这是为了防止别的报纸来争夺。 周在报告后马上把报告稿分送给胡耀邦和胡乔木审阅。胡耀邦是党的总书记，胡乔木是政治局中分管意识形态的委员。送给胡耀邦的稿子退回来了，那上面有胡耀邦在文章中划的记号，但是没有注上意见（后来胡耀邦解释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 在一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不过这一点人们是逐步知道的。 最初的一个不祥的迹象是：原定在3月9日结束的会议突然宣布延长，据说是因为有些同志还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日和11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看来是所谓"不同意见"还没有准备好。 我后来得知，那两天里中宣部理论局的人四处奔忙，找人上台去发表不同意周扬观点的意见。 3月10日，我按照事先接到的通知，到了周扬家中。胡乔木要和我们谈他对周扬文章的意见。 去的人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以及文联副主席夏衍。胡乔木正在住医院，他没有把周扬叫到医院而是登门造访，因为尽管胡乔木在党内的官职比周扬高，他的资历却没有周扬那样老，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还曾受周扬领导。 胡一开始说：“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讲的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没有鲜明讲出来，就这么讲会发生误会。”他说，他看了我的两篇文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为人道主义辩护》）。他感到要谈这个问题需要看很多书，可是他现在没办法看书，脑子响嗡嗡。 “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胡声明说，“我自认为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但是我看到一些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其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论点。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社会。 马克思早期强调人，后期更强调社会。从资产阶级观点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个话很流行，例如‘大赦国际’批评苏联和中国，他们就是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也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容易引起误解，好象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不能说服资产阶级讲人道，不去剥削。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只讲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没有和马克思的整个观点相联系，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消灭了剥削，这是极大的人道主义的胜利。如不着重提一下，就好象我们斗争了几十年都不是为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本身实际有不同的立常不讲这个问题，单讲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成熟期的人道主义，不容易使读者了解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这是在批评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斗争，有时从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如开矿，有时是不重视安全生产，但不管怎样也有危险。更不用说抗美援朝那样的牺牲了。对这种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不能给人以暗示：社会主义不人道。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还不讲‘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反动。如果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提出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清算了‘文化大革命’，但在某种范围内，还生长非人道主义的东西。……"胡讲了许多，但还没有提到异化这个词。周扬忍不住了，抓住机会插话说：”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胡乔木没有答复，继续说：“例如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但要一下解决还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我想一方面社会需要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要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胡宣称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这些都应该宣传，不应该视而不见。“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这使哲学家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了……"周扬插话说：”我找了若水，我觉得要谈改革，要落实到改革，当然还强调得不够……"我解释说，“没有时间加以发挥了。” 周扬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胡乔木却说宣传党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方针和全国开展的“学雷锋”运动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和高涨，避而不谈改革；即使周扬把这个问题提到他面前，他也回避了。 接着胡乔木说到要对现在社会中的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做分析，要说明哪些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哪些是旧社会遗留的，哪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克服的。“讲一讲这些，才能使青年人搞清楚。不然说社会主义不是人道主义，青年人就会起来反对现社会。” 谈到这里，胡乔木批评我了。 “若水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开头用了《共产党宣言》上的话，说人道主义是一个怪影。结尾说：”你是谁？‘’我是人。‘这种套用就是说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起码是反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似乎中国思想界是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界。我不愿这样发挥，但是很难避免这种联想。这么一头一尾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 胡乔木又说现在还离不开阶级斗争，有些地方表现形式还很残酷。我们现在还不能放弃专政。 “有朝一日要打仗。人道主义怎么解释战争？如果笼统地提出人道主义而不加分析，会引起思想混乱。” 胡乔木把身体略为前倾，对着周扬说：“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衰，两样都有。‘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 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有关系……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我闭门家中坐，未参与这件事“，胡乔木接着说。”临时想到一些意见，也没有想得周到。 这个问题是长时间讨论的问题，世界上讨论得更多。如果把文章写得全一些，就更好了。若水同志如认为我的意见对，可以再写一篇文章。你写文章比我们容易。你的文章也有文采，生动，有逻辑力量。“ 后面胡乔木批评了一些文艺作品，包括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李陀的《自由落体》等小说，还点到了《晚霞消失的时候》。他也批评了文艺理论中的“人性论”和“自我表现”等观点和现代派的文艺理论。所有这些，他认为是反左和宣传人道主义的结果。 “说我们反左反得好，可现在什么都出来了。这是同西方思潮的接触分不开的。” “我们宣传人道主义，不能不指出有人借宣传人道主义、人性论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 “《离离原上草》是宣传人道主义的。淮海战役的一个国民党军官，同我们一个女战士搞恋爱，她受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影响。同国民党军官搞恋爱，这是宣传什么？《庐山恋》也多少有一些。” “左倾的人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他看到有人宣传这种思想，而我们领导没有坚决表示。这些同志也是好同志。左倾要继续反对，可是刚才说的那种思想，在文艺界不一定比主张左倾的人少，而且多是年轻人，正处在创作的旺盛时期。” 胡乔木用这种口气说话，似乎他自己不是左倾分子。他最后说：“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些，修改好了，再正式发表。” 在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向周扬作了九十度的鞠躬。 这次胡的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上面的话都是他的原话，但经过我的整理。我花了不少气力从谈话记录中找出实质性的东西，抓住他的意思。他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周扬的讲话，至多只是说周扬的讲话对有些问题还不够完整、不够清楚。他主要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抽象地阐述人道主义”，我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观点。胡乔木虽然批评了我的文章，但比较温和。他不轻易表扬别人的文字，现在他居然赞扬起我的文风来了，这还是第一次。 我弄不清胡乔木的思维逻辑。他说“抽象地”谈人道主义会引导人们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具体地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违反人道主义现象不是更会如此吗？他说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的，可是这种事情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也是犯法的吗？他不是对人道主义的倡导取欢迎态度，相信人道主义的普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对讲人道主义抱着无穷的忧虑，唯恐弄得青年人反对社会主义。他以一个卫道者的面孔出现，可是他如此忧心忡忡，就暴露了他自己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叫青年人相信社会主义符合人道主义是很难的；相反，让他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却是很容易的。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经不起一点批评的，是十分脆弱的，在宣传方面稍有不慎，人们就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并不去进一步想想，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思想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他强调不能因为讲人道主义就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并不去反思一下过去搞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使人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他只知道靠宣传的办法来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不人道，如果有不人道的地方也是不可免的；但他从不想用改革的办法使社会主义社会在实际上变得更人道一些。 以后的事情使我明白，胡乔木自己也对他提出的问题没有想清楚，确切地说，他并没有固定的想法；他只是要整周扬和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他也要找出理由来。不过，对于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这一点，他却是很自觉的。 中宣部提名周扬来做纪念马克思的学术报告是考虑欠周；周扬接受这个任务也是不够慎重。 这样的报告人理应是除了党的领袖外的马克思主义最高权威。周扬如果谦让一下，说这样的报告不应该由他来做，而应该由胡乔木同志来做，那样就好了。周扬不但当仁不让，还不满足于讲文化问题，而要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的大问题，这就更犯了忌。 夏衍后来对周扬说：“你那篇文章什么错误都没有——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它是你写的。” 可谓一语破的。 在周扬受批判后，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大骂胡乔木，说他是“白衣秀士王伦”。 ※※※※※※※※※ 两副面孔 但当时我在听完胡乔木的讲话后，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话比我预料的要温和。回到报社，我把胡的谈话的内容向总编辑秦川作了汇报。我说：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他强调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个观点周扬和我也能接受。我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 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现在我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 郁文的记录是：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 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 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第二天胡乔木又打电话给周扬，说异化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有争议的问题，要多加考虑，但也没有说什么不同意见。 那么，当周扬问胡乔木时，他为什么不这样说呢？我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怎样谈没有把握。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虽然这是潦？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胡乔木这几句话说得有些含混，反映了他对异化的观点还有些摇摆不定。他说把异化概念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是不对的。那么有区别地应用行不行呢？周扬讲演中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有根本的不同（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所以他是作了区别的。胡乔木是不是说，区别在于异化的有无呢？但是他在下面说，非人道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基本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基本的。且不说这是否符合事实，即使是事实，逻辑的结论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是非基本的，而不是根本不存在。那么，如果周扬讲演中加一句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是非基本的，分歧就不存在了呢？3月11日，周扬叫秘书打电话给我，问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发表。我说，"乔木同志已经提了修改意见，不知周扬同志如何考虑？"秘书说他将问问周扬。后来秘书回电话说："周扬同志的意思是就照这个样子发表。"我觉得为难，就说：“耀邦同志要在十三号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大会上讲话，十四号登报；周扬同志文章的发表时间，恐怕要放在这以后为好。请再等些天。” 周扬拒绝修改他的讲稿并非没有理由：事实上，胡乔木说的大部分观点，在周扬文章中都提到了，只是没有那么详尽；但如果要详尽的话，篇幅就会大大增加，并破坏原文的结构。 3月12日，中央党校的会议继续举行，发表与周扬不同的观点。四个人上台演讲，其中主要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黄楠森。他们都没有提周扬的名字，也没有鲜明地摆出分歧在哪里。粗心的听众会感觉不出这是对周扬的批评。 那时，报社社长胡绩伟出差了。处理周扬文章的责任落在秦川和我头上。我和秦川商量。两人都认为，既然作者不愿意修改，编辑部也不必坚持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胡乔木并没有指出这篇讲话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 这些问题将来可以另行组织文章来讲。周扬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表明，周并不是代表党中央对理论文章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发表这篇讲话也不会妨碍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可以在发表周扬讲话的同时，也发表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秦川和我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妥当的，用不着再请示胡乔木。当然，我们也准备冒风险。 秦川和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邓力群正在说服周扬，不要把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是发表在《哲学研究》杂志上，但遭到了周扬的拒绝，他们两人还为此发生了争吵。 周扬的演讲稿终于在3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 当天上午，我接到来自中宣部的电话。 “怎么搞的？”是邓力群的声音，口气很严厉。“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刚才对秦川同志说了，他对这件事是有重要责任的，但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我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对乔木同志所说的”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邓力群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那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的记录，要点如下：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哪些存在异化现象？存在反人道主义现象？如有贩卖人口现象，有犯罪现象，（但这是）可以禁止的。文章中有的没有涉及，有的含混地说到一点，如关于特权等。如说权高于法，可以讲是异化，也可以说是违反人道主义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人道问题要具体讨论，拥护什么现象？反对什么现象？如干部服从分配到边疆地区工作，是不是异化？是不是不合人道主义？只抽象地讲，不具体答复，会给人以暗示：人要自由流动，不能自由流动，就是没有把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就是不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 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现在正在开展学雷锋运动，这是人道主义的高度发展，为什么视而不见？ 象雷锋这样的事，过去个别的会有，但不可能大规模地出现。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原文如此）对当前的社会现象完全不提，或提得片面，只讲一点点，不加分析，这样一来，会给人以什么印象？我们党的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讲人道主义嘛！为什么提也不提？ 不要抽象地提问题。马列主义要摆到具体条件下来讲。现在文艺界就有人在文艺上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好几篇了。 希望能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毫无意义。关于异化、人道主义这方面的问题，邢贲思同志搞过一些，最好请他准备一下，明天做个发言（发言时注意口气不要太大），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这个电话记录的调子和3月10日谈话大不相同，胡乔木的口气很严厉。事情明白了。原来胡乔木是根本反对发表周扬文章的。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电话记录，我肯定能领会到胡乔木3月10日讲话的真实用意。胡的那次讲话过于委婉，过于绕圈子，掩盖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讲了一大通话，请周扬修改，其实他是认为这篇文章是无法修改的；他只是故意给周扬出难题。 最好是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打退堂鼓，表示撤稿。可是周扬丝毫没有这种表示，而胡乔木始终也没有明说。另一方面，中宣部也明知道《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的文章，因为在3月8日的报纸上已预告了这一点，这时离发表还有八天。在这八天当中，中宣部始终没有把胡乔木的这个电话内容转告《人民日报》。邓力群只是为了证明秦川和我的错误，才在事后吩咐把电话记录送给我们看。但邓力群这样做，却可能在无意中叫胡乔木难堪，后者显然并不愿意把电话内容泄露出去，让周扬也知道胡乔木在背后说了些什么。 胡乔木推荐的邢贲思并没有出席会议和发言。我后来听说，他婉言谢绝了这个任务，因为周扬对他很好，当时他还不想得罪周扬。 本来，发表对周扬讲话的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但这种背后授意的做法却是一种小动作。 秦川和我都写了检讨。我们承认未经请示而发表周文是组织上的错误，但我们没有承认周文内容上有什么问题。 很多天以后，我才得知，在3月份新华社召开的分社社长会议上，邓力群有一个讲话。他说在周扬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书记处开了会。他透露了一些讨论的内容，大意是：十二大以后，我们宣传对马克思主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有些人把马克思早期的东西，马克思自己抛弃了的东西，又拿出来当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同志的文章，王若水参加了起草工作。问题的实质是王若水要把他的观点通过周扬这个权威人物之口成为合法的、权威的观点。我们对此早有觉察。这不仅是学术观点的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纪律问题（指《人民日报》发表周文）。 关于这件事，秦川还为我辩护了几句。他知道我本来并不太情愿参加这个工作，因为报纸的编辑和审稿工作很繁重，还要参加外面的两个会议。而且，我正在忙于打离婚官司，这件事也把我弄得精疲力荆这个心情我向秦川吐露过。周扬住医院后，我去看过他一次，后来好久没去。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打电话给我，要我去看看周扬，还透露周扬对我好久不去看他有意见。 当时我对书记处的这个会一无所知，还想尽最后的努力去争取我们的观点的合法性。3月24日，我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个我收集整理的外国共产党关于人道主义的言论。信的主要内容是：人道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不仅是西方，而且在东欧、苏联以及朝鲜，都掀起了一股强大而持久的“人道主义热”。苏联从五十年代至今，三十年来，人道主义、人性的研究和宣传不断发展，目前正方兴未艾。这固然是为了应付西方人道主义者如萨特等人的挑战，但也是由于苏联制度本身的需要。他们有意识、有计划地夺取人道主义的旗帜，借以宣传“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决青年人的道德危机，培育新型的人。东欧如南斯拉夫不必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在1978年的十二大报告和罗共中央机关干部大会报告都特别讲到人道主义。捷克胡萨克在捷共十六大的报告，保共十二大都提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波兰科学院有《辩证法和人道主义》杂志。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纲领也写进了人道主义。朝鲜十年来大肆宣传"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人服务"，不过他们不用"人道主义"这个名词，而称为"主体哲学思想".此外，人道主义口号在第三世界也很盛行，如1961年塞内加尔总统森霍尔出了一本书《论非洲社会主义》，其中有一章就是"社会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毫无疑问，这是一股很庞杂的思潮，如何分析和对待，需要研究。我们自己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三年来我国哲学界、文艺界对人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可以说是自然的。 你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个名词，并对如何解释和宣传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但是，现在思想界还在争论这个概念能不能成立。相当多的人不赞成任何人道主义的口号，即使加上“社会主义的”限制词也罢，有的同志就在文章中批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名词。 在这种情况下，周扬同志的文章，我的文章，还有一些别的同志的文章，主要是争劝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合法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根据。这些文章都带有学术探讨的性质，还没有想到对群众做宣传。周扬同志的文章是在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而且题目就是”探讨“。当然，由于周扬同志的地位，这篇文章会有较大的影响，也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中央的观点。学术报告会安排了四位同在最后一天发言，我是赞成这种做法的。这表明，中央是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来对待这个问题的，即使是周扬同志的讲话，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我还认为，今后即使是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意见，也可以发表。这样，理论界的空气可以大大活跃起来，对发展社会科学，对团结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我担心现在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周扬同志的文章是根本错误的，以为中央是根本不赞成任何人道主义口号的；或者以为，虽然中央并不反对甚至赞成人道主义的口号，但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还是不碰它为好。现在感到鼓舞的是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同志，而那些赞成这个概念的同志，却有些不知所措。这种情况，恐怕也不是你所期望的。 第二天，3月25日，中宣部召集一些单位开会。邓力群讲话。他说：“关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我们想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能更好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更好地进行讨论和研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需要对这个问题接触一下，学习一下，研究一下。 “今天请同志们来开这个会，就是想共同商量一下，在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等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样进行一种正常的讨论。宣传部和研究室有这么一个意见：首先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比较切实地了解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用比较长的时间，陆陆续续地、心平气和地，以探讨真理的态度和方式，来进行讨论；根据我们的水平，尽我们的努力，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求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谓比较好的结果，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由此使我们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的讨论能够形成一种正常的空气，包括讨论的方式、作风，也包括使用的文字和语言。有了这样一种空气，有了这样一种方式，即使一年两年之内得不出多数同志都同意的一致意见，那也还可以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讨论下去。如果搞得好，这对于活跃我们的学术讨论，进行理论探讨，会是一件好事。” 下面邓力群说到要收集几方面的材料：一是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的有关论述；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三是各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四是资产阶级、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五是执政的共产党国家里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六是我们国内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七是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中的有关论点。一共编七本材料，由各单位分工负责。这个工作完成后，下一步就要进行研究。 最后邓力群再次强调：“整个讨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老实态度，按步就班的步骤和方法。学习也好，讨论也好，发言、写文章也好，都要力求采取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绝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 “同志们回去，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 我出席了这次会。邓力群的话听起来语气温和，态度恳切。人们会感到他那种贯彻双百方针的真诚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是从纪念马克思百周年会上周扬的报告说起的，说周扬讲到了这是探讨，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意见。他也提到了我，说：“很明显，国内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不可以这样说，王若水同志代表其中的一种观点。有一些同志大体上同意他的观点，具体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还有一些同志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很小心，整个讲话中，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他的倾向性。 然而这种做法却使人想起六十年代初在准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理论时的情况，当时也是收集和编辑古今中外的各种观点来加以比较和研究。我本人就参加过这种工作，而且我参加的那个小组就是分工批判人道主义的。所以，同样的工作，二十年前已经做过，不过没有完成，现在又要继续下去了。 我预感到一场大批判要来临了。 ※※※※※※※※※ 在中宣部会议上周扬和胡乔木的冲突 就在这个讲话的第二天，3月26日，秦川和我接到通知，到中宣部开会。 那是一个中型的会，周扬也到了。胡乔木到得最晚。他一走进会场，大家都起立，表示欢迎。 我坐在离门较远的地方。出乎意料的是，胡撇开了大家，径直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拍拍我的肩，说：“你的信我看到了。写得很好，很好！” 他的这个表示一下子就使气氛松了下来。然后胡乔木绕会议室的大桌走了半圈，在预先为他准备的座位上坐下。他的邻座是邓力群，对面是周扬、秦川和我。 会议开始，胡乔木说话了：“中宣部最近给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是关于处理《人民日报》发表周扬同志报告问题的意见。书记处已经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说要征求有关的三位同志——周扬同志、秦川同志、王若水同志的意见。现在请邓力群同志念一遍这个报告。” 邓力群开始宣读。 “报告”首先提出了《人民日报》擅自发表周扬文章的问题，说：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面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求修改后再发表的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的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报告”还说：近几年来，王若水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宣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等观点的文章，而且由人民出版社收入了专门的文集。王若水同志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被收入其中的第一本文集，这本文集就以王若水同志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 还应该注意到，有一些人利用这些观点加以引申，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也有人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 最后，《报告》提出了三条处理意见：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二、对《人民日报》的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同志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我吃了一惊。我知道，对我的打击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没想到来得这样快。按照毛时代的惯例，通常对一个人是要先批判，批够了，最后决定处分；这一次却是一上来就进行组织处理。 看来他们是迫不及待了。三个人当中，我的级别最低，惩罚我大概容易一些。邓力群在昨天的会上千叮咛万嘱咐地说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与此同时他本人却正在做他告诫别人不要做的事。 原则上，中宣部和《人民日报》都是中央直属机关，两者是平行的，中宣部无权管《人民日报》，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时，中宣部是可以向中央打报告，建议中央采取某种措施，让中央来做决定的。 那么胡乔木为什么今天异乎寻常地和我握手呢？难道在打棍子之前，先要对被打者表示一番友好吗？ 书记处的决定也有些怪。为什么不按正常程序，先听听我们的声辩再做决定？为什么先匆匆忙忙表示同意，然后又说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事后意见会有什么用处？ 我猜想，这是不同意见折衷的结果。 胡乔木讲话。他说：“关于人道主义讨论，我上次明确说过，我并不反对，而且我申明自己是人道主义者。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对立起来，否则要造成混乱。人道主义是一个大潮流。若水写信说，这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中国不可以讨论；完全可以。不过这个逻辑我不赞成，并不见得全世界讨论的问题我们都要讨论。性解放是否也可以讨论？ 也可以。不能说一讨论就会怎样。可是我们不是为讨论而讨论；讨论总有目的。战国时也不是为争鸣而争鸣。“ 胡乔木讲话有他的风格，如果不了解这种风格，有时就会产生误解。他在提出他的观点时，往往加上过多防御性的话，好象他很全面，很客观，对问题的两方面都照顾到了，都同等重视，结果是使自己的真实意图模糊起来，给人一个模棱两可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胡乔木1982年10月13日在《人民日报》说的话，其实就是反对讨论。他当时回答我们说，"在《人民日报》上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出路。"这个意思本来是明确的，偏偏他又要加上："本来这个问题不但可以讨论，而且可以讨论得很好；但也可以讨论得很不好，……"他没有说哪种可能性更大。当时我就想：那么，我们就争取讨论得好吧！现在，胡乔木仍然不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意见，而要绕弯子："我并不认为中国不可以讨论；完全可以。不过……"他的本意是要用"不过"后面的话，来推翻前面的话，但既然他已经说了"完全可以"，又说了我的信"很好，很好"，在这之后，他想说"不可以"就很难了。他说他不赞成我的逻辑，那可以，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不赞成讨论。他又说讨论要有目的；那好办，就提出一个目的吧，而且，谁参加讨论是没有目的的呢？其实他不是真正想说这个讨论没有目的，而是怀疑我们的目的，这从他给中宣部的电话看得很清楚了。 胡乔木下面的话仍然是这种风格：“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人道主义形成广泛的讨论，完全有理。但现在如用过多的注意力讨论这个问题，不一定恰当——我是说‘过多’。若水同志对人道主义研究不少。我很赞成他著书立说，这样才能深化。光是在报纸上写文章，不足以达此目的。” 胡乔木刚刚说“形成广泛的讨论，完全有理”，下面的话就变了。如果谁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话，以为胡乔木只是反对讨论得“过多”，以为他赞成对这个问题“著书立说”，那就太天真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是一本书，其中文章都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不是照样挨胡乔木的批评吗？他不赞成在报纸上写文章，那么为什么他后来又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并且说，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是有意义的，他也恳切地欢迎争论呢？这就不是“过多”吗？ “我们社会中非人道主义现象很多，需要批评教育。有的人连‘人道主义’这个名词也反对。 这没有什么理由。战争时期也讲革命人道主义嘛！救死扶伤绝不是指救红军，那无所谓革命人道主义；是指救俘虏。解放初期曾讨论废除死刑的问题。毛主席发明了‘死缓’（邓力群：那是王胡子（王震），在新疆就实行了，当时没有用这个名词，向主席报告，主席很欣赏。）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主席不赞成宣布废除死刑，那样就被动了。"“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有许多错误，但除了‘文革’时期外，还是实行人道主义的。为什么建国以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人道主义？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我对周扬同志文章不满足，因为没有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虽然有几句话，可是很不够。如果泛泛宣传人道主义，这是严重错误。我们还有阶级斗争，这个时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个话已经成为一本书的名字。这本书就是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而且不仅是混淆，提出这个口号就有一个潜台词：有人讲马克思主义，但目的不是人。这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批评。” “上次我没有批评若水的全文。那里面说人是怪影。这样的文章，如何能不被反共分子所利用？首先要把历史上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否则我反对。当然周扬文章还是作了区别的，但很没有力量。反过来，在批评我们现在的非人道主义、反人道主义，或者异化，用的力量大得多，份量重得多。” “马克思讲的异化和资本主义分不开。并非有异化才有资本主义，而是有资本主义才有异化。 说社会主义有异化，可以，但要很科学。确实，初期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的残余。如果推而广之，共产主义是否就没有异化了？从理论上说也会有。这样去讨论，对提高全社会青年的觉悟，动员大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反对资本主义影响，有什么好处？这种讨论离开了当前的阶级斗争的实际任务。……"胡乔木说有资本主义才有异化，而且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其实这是违反马克思的。我怀疑他是否好好读过马克思有关异化的论述。这且不说；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仍有异化，这和黄楠森发言的观点是一样的，但后来他却断然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任何异化，而且把这个观点当做不可容忍的异端。 “当然，这是学术问题，怎么说都可以，是属于百家争鸣（又是绕弯子——若水注）。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听说《人民日报》不全文发表，所以提出出小册子。否则，我何必如此认真地赶去谈？……"”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周扬激动地打断了胡乔木，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摔，爆发了。显然他已经忍耐好久了。他说，3月10日乔木同志的谈话，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了的。为什么发表了又成为大错误呢？ 胡乔木也激动起来：“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你们这样不正派！” “你这不是说我，是说中央政治局不正派！”胡乔木的语调十分严厉。 “你不要扣帽子，我是说你这个具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两个人对吵起来。胡乔木说，他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 周扬：“不是这样！一个中央负责同志说话，不能今天这样讲了，明天又那样讲。” 胡乔木：“我不会！” 周扬：“你可能忘了。有很多同志讲，乔木讲话常变。” 胡乔木：“邓力群对我说，这篇文章报纸不登，全文登《哲学研究》。我说登全文也要修改。” 周扬：“你没有这样讲过。” 胡乔木：“我有很多缺点，但除非在‘文革’那样的高压情况下，我没有说过违心的话。如果是出小册子，一年也可以。就因为不全文发表，才要修改得完善。耀邦同志同意我来谈。 为什么说出小册子？就因为《人民日报》不登全文……"胡乔木的话十分费解，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他刚刚说“登全文也要修改”，又说“就因为不全文发表，才要修改得完善”，叫人不知所云。其实，他的本意是《人民日报》不登。他在3月10日的讲话中说，可在修改后出小册子，就是这个意思。但当时周扬说要登《人民日报》时，胡乔木并没有表示不同意。现在胡乔木要给"不登"寻找一个委婉的说法，于是就说成"不登全文"，似乎《人民日报》还可以登部分或摘要，这就使人弄不清他的意思了。而且，这个"不登全文"，也是"邓力群告诉我的".邓力群：“这是我的缺点。在对周扬同志商量以后，应该对《人民日报》说一下。” 胡乔木：“这是小事，技术性问题……为这件事，就是把我的头杀掉，也没有关系。但我确实是希望修改。我以为不全文发表，大家都知道。"周扬：”一个政治局委员说话不能这样不负责！“ 胡乔木：“不能这样说话，那我没有人格了！”接着他又很激动地说了几句，大意是这不仅是针对他个人，而且是针对政治局。 空气很僵。这种场面是少见的。大家都不知道怎样才好。贺敬之说了几句调解的话。秦川也说：“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谈吧。” 空气稍稍冷却下来。胡乔木做了高姿态的表示，说他绝不会打击报复，因为这次吵架而加重对周扬的处理。他回到了正题，接着说，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有很大的斗争。 我插话说：“周扬同志的文章谈到了这一点……"胡乔木：”是讲了，但重点不在这里。“ 周扬：“我想重点落在改革。也许我是错的，但结合改革难道不是联系实际吗？” 下面胡乔木批评到了我。他说我也和周扬一样没有把重点放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上，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生死斗争。接着他说到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结尾：“我是人。” “我可以提醒大家，他这个‘人’之上并没有形容词。‘我是人。’今天中国有十亿人。把人当人，这句话实际是没有意义。把茶杯当茶杯，这有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没有把人当做人。谁？没有答复。难道思想界把所有的人不当人？当然若水没有这个意思。” 我当然没有批评中国思想界的意思。胡乔木竟然不知道我批评谁不把人当人，竟然认为“我是人”，“把人当人”这样的话是同语反复，没有意义，这只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的意思看懂。也许幸而没有看懂，不然他要给我扣一顶大得多的帽子了。 胡乔木继续说：“我和他也有三十年交往了。我对你们都没有恶意，没想到引起如此激动。 问题是耀邦委托我说，修改后再发表。我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也要做自我批评。“ 这次胡乔木不止一次地说是胡耀邦委托他找周扬谈话，可是在上次，他并没有说明这一点。 接着胡乔木又谈到我的文章在香港发表的问题。邓力群插话说，他查了一下，我有三篇文章在香港报刊上发表（其实都是转载）。 胡乔木说那些都是反共刊物。“这件事应该引起若水的警惕。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中央同志也表示关切（可能是指我和所谓"地下刊物"的联系）。他思想的整个倾向，到现在还是把对反共思潮的斗争放在第二位。我不是说你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但你的宣传主题使人感到，社会主义有如此多的矛盾。矛盾当然有，但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党性立场还是超党性立场？这里有一个纪律问题。"”秦川同志对这件事负有重要责任。你到《人民日报》，我也对你谈过几次话，作了一些勉励。可是这件事你有严重的缺点：邓力群同志嘱咐你问我，你没有问。“ 接着邓力群讲话。他讲到事情的经过，说：“报告会我没有过问，包括谁发言。我是部长，没有抓，我有领导上的责任。” 邓力群口上说他有责任，其实是推卸责任。谁发言，他怎么可能没有过问呢？那天开会，他就坐在主席台上。我听说，当新华社记者问他如何报道时，他还说，要突出周扬同志的讲话。 “开会前一天，周扬同志打电话给我。我采取信任态度，说，讲了以后再说吧。我没有提出要先看。那天我听了，对秦川说了几点印象，完全是直感。有几点没有对秦川说……"邓力群的确对秦川含蓄地说过对周扬文章的不同意见，不过不是在刚听完报告之后，而是在胡乔木打电话表示否定意见之后。 “文中说：”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出现过停滞、倒退……'底下是四个字：'甚至变质'.又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又面临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这是回顾几十年的道路，是教训党的口气。后面又说，三中全会后，没有划清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的界线。这是说的整个党。我感到震动。外国人说小平的政策是实用主义。 当然周扬同志没有这个意思，但容易使人有这个印象，似乎中央也有实用主义。"“人道主义部分，我是觉得同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提出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调子相近，尽管语言不同。这篇文章出来后，阮铭就可以找到为他的错误辩护的根据。阮铭写文章讲人的价值，《中央日报》发了消息。” “文章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异化和社会主义的异化的本质区别讲清。” “我看后，觉得文章问题很大，所以提出送乔木同志看。乔木同志对我说，他认为这篇文章不宜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我因为已经对秦川说了要请示，所以没有（把乔木的话）告诉他。"邓力群顺着胡乔木的话，不说”不登“，而说”不全文发表“。但是，他的话又是和胡乔木的说法矛盾的。胡乔木刚刚说，他是听邓力群说周扬文章不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现在邓力群又说是胡乔木告诉他的。邓力群说了真话。 “电话里是吵架了。我认为（周扬同志）用语不当，和他的身份不相称，尽管我是晚辈（周扬：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在电话中说，你1921年入党，讲这个话不相称。我做了自我批评，建议周扬同志也做一点自我批评。作为你来讲，你也有责任和《人民日报》打招呼。"邓力群和周扬怎样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周扬又说了什么，我都不清楚。 胡乔木：“你写信说请予审阅指正，我也提出意见了。” 周扬：“你没有说不能发表。” 他们都同意查记录。我念了我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胡乔木的话：“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弱，两样都有，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索性将文章中没有涉及、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说清楚，然后出单行本。（周：报纸说要发表呢！）那没关系。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是否在前面加一个说明。"胡乔木：”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贺敬之出来圆场了：“我没有做记录，但我觉得还是改一改好。周扬同志可能有些误会。但《人民日报》不是误会问题。” 胡乔木表示了他的大度：“你们放心，我不会因为今天发生的争论而影响我对你们的同志友谊，更不会影响对这件事的处理。” 接着秦川讲话，他也表示了对处理的不同意见。 ※※※※※※※※※ 在中宣部会议上（续） 我的辩护轮到我讲话。在刚才的时间里，我已经作了准备，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我想到的要点。虽然我心中也很不平，但我不能同胡乔木邓力群吵，只能保持冷静。我讲的大意如下：对这个“报告”，我还要仔细阅读，现在只提几点初步意见。 发表周扬文章，事先没有请示，这确实是我的错误，我已经承认了。这和我未能领会乔木同志意思有关。“报告”的意思是，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其实不然。那次谈话，乔木同志一开始就说：周扬同志的文章讲得很周到。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这篇文章，只是说有些地方"没有展开"，"没有说清楚"等。我的理解，这是说周扬文章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报告"对周扬文章没有半点肯定，可是胡乔木同志在3月10日的谈话中，是有肯定的。 乔木同志3月8日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确说这篇文章不是修改问题，不赞成发表。这个电话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文章登出来以后才知道。这个电话的精神和3月10日的谈话不一致。 周扬同志不愿意修改。我想，照乔木同志那种意见，改也难。乔木同志强调的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可以在将来另外写文章。周扬同志的文章是想纠正过去一些对人道主义的错误看法，重点不同。不能要求一篇文章里对所有问题都说得那么周到。周扬文章的题目是《探讨》，就是说这并不是结论，可以讨论。我们在发表周扬文章的同时发表了黄楠森等几个人的不同意见，也表明这个意思。没想到问题这样严重。 乔木同志强调说，我们一直是实行人道主义的。还说，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并责备我们没有这样宣传。可是，这样的话，乔木同志说可以，我们怎么敢讲？人家会说你是歪曲雷锋形象，歪曲十二大精神。 我们只是想为人道主义争到一个合法地位，只是提出来同学术界探讨，还谈不上向群众宣传。 我的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都不在《人民日报》发表，因为我想以我的身份，会引起误会，以为这是中央意见。 我想乔木同志忘了说到一个背景，就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没有解决。几十年来，人道主义一直是受批判的。这个批判，不仅限于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是否定任何人道主义；或者说，凡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多次批判人道主义，说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所以，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是批得不够的问题，而恐怕是批过头了。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冲破了很多禁区，那么人道主义问题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呢？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全是正确的吗？批判人道主义引起了什么效果呢？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理论界现在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这就是目前‘人道主义热’的背景。这不是抽象地讨论问题，是有实际意义的，是拨乱反正的一项内容。过去三年里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几百篇。《人民日报》在1980年也发表过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这篇文章就是给人道主义翻案的，发表后反应很好。据作者汝信告诉我们说，乔木同志的秘书曾打电话给他，说：乔木同志看了你的文章，认为很好，他很赞同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还给这篇文章评了奖。为什么我觉得发表周扬同志文章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汝信的文章是一样的。如果说有区别，就是汝信文章没有讲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周扬文章讲了*.但是现在批评周扬同志文章，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中讲了"异化".*汝信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但他在文章中作了某种暗示。他说："马克思主义应该包括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如果缺少了这个内容，那么它就可能会走向反面，变成目中无人的冷冷冰冰的僵死教条，甚至可能会成为统治人的一种新的异化形式。".乔木同志担心周扬文章发表会引起混乱。会不会引起混乱，这只有用实践来检验。文章发表后，我们听到的反应，都是说很好，澄清了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不同意的只是少数，那也是正常的。事实证明没有造成混乱；以前倒是混乱的。 “报告”批评我宣扬人道主义，没有说我宣扬什么样的人道主义，似乎凡人道主义都是错误的，这和乔木同志谈话的精神不符。我宣扬的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难道这也是不对的吗？ 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本来是正常的，中宣部也表示要开展百家争鸣，可现在讨论刚开始，就由于我的观点而对我采取行政措施，象这个样子，谁还敢发表不同意见？乔木同志在电话中，甚至对周扬同志提倡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人难以理解。乔木同志说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我们也是赞成这个口号的，那么为什么不用主要力量去批评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反而主要批评我们呢？ 我对胡乔木说：“乔木同志，你推荐邢贲思出来批评周扬同志，你可知道邢贲思是反对你的观点的？” 胡乔木没有回答，看着我。 “邢贲思写过一本书，叫《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那本书的‘绪论’上说，人道主义就是欺骗，加上‘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就是双重的欺骗。” 胡乔木无话可说。 然而这并不表示他要改正。后来他要汝信做检讨，可是他从不要反对过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邢贲思做检讨。不但如此，他还把邢贲思请去替他起草批判周扬和我的文章。 我公开了胡乔木3月8日给中宣部的电话内容，一定使他感到尴尬，因为他刚才还说是邓力群告诉他说周扬文章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讲完后，胡乔木试图解释。 “我打算第二次找周扬谈，可是文章已经发表了。‘出小册子’是客气话，实际是要修改。 当时我的含义是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周扬说：“这篇文章由我负责，不应该由王若水负责。我并不赞成王若水的一些观点。我也曾对另外的两个人说过，不要受王的影响。我主张讲异化。如果因为王若水参加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而给予处分，我认为不公道。” 邓力群：“王若水同志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道主义文章，这是事实。可是要注意：82年10月13日，乔木同志到报社，讲到人道主义时说，在《人民日报》上开展人道主义讨论不是出路，可以讨论得好，也可以讨论得不好。……"邓力群继续说：”你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是在这以后发表的。当然你说过要发表不同意见，但你是副总编，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不是不知道。乔木同志的意见，你根本不放在心上。至于你的文章是不是针对乔木同志而作的辩护，我不作这个推论。 “另外，你的文章在香港转载了，并且有评论。《明报》对你和阮铭的评价是：王、阮是思想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他们在知识界的影响尤深。《明报》月刊载文推崇王若水、阮铭的‘异化论’……你有三篇文章在香港反动报纸上发表，你难道对此没有一点风闻？风闻后是否考虑过：为什么会给敌人利用？作为共产党员，能够不负责？看来你根本不管。这值得注意。"胡乔木：”这个话值得若水想想。我跟你交往不深，但时间很长。我很欣赏你的才华，我也很赞赏你的朴素，还有你对‘四人帮’的勇敢抵抗。你不是坏人，但香港为什么利用你？我在《痛惜之余的愿望》中特地加了‘人啊！’的字样；在（1981年的）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批评了毛主席把人的社会性完全归结为阶级性的提法：我讲了这些，香港报纸为什么不利用？这是因为我是站在党的立场讲话的，我同时也讲阶级斗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能不讲阶级斗争？ 离开阶级斗争讲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什么意思？《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言论不知被香港利用了多少次。"邓力群：“还有台湾。” 胡乔木：“希望周扬同志也考虑一下。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刚才讲的话是出于轻率。中宣部这个报告是经过书记处讨论并修改过的。” 邓力群：“报告了小平、陈云、先念。书记处议论了两次，正式讨论了一次。建议周扬同志今后讲话一定要事先和文联党组商量。当然人道主义还可以讨论，准备它一年、两年、三年。 一定要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不牵涉到政治。“ 胡乔木：“你还可以写，还可以在《文汇报》发表。如果若水不能发表文章，香港报纸又有题目了。什么谁不能写文章了，对这种流言，坚决否认。” 周扬：“调动若水工作，正发生在这个时候，人家很难没有看法……"胡乔木：”你们可以提意见。“ 邓力群：“整个报告，不论事实还是论点，都可以提意见，写出书面的东西交我。” 会议结束了。在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和我握手，似乎很关怀地对我说了一句：“不要泄气。” 这次会后，我把会上的发言作了整理和补充，写成了书面申辩，送交中央书记处。周扬也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写信，说那个报告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结构，都是他的意见，如有错误，完全是他的责任。 与此同时，中宣部干部局悄悄找报社的一些干部谈话，想了解报社领导班子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这当然是在为改组《人民日报》作准备。 ※※※※※※※※※ 北京大学的讨论会 1983年4月5日到9日，北京大学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的讨论会，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开会之前，气氛有些紧张。传说中央首长召见了会议的主持人。许多人纷纷打听，这次会议有什么背景。一个从某省来开会的同志告诉我，省里叫他来“摸底”。有一种估计：会议将开成一个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会，因为上次周扬报告的事情，一下就传开了。但会议一开始就传达了邓力群3月25日在中宣部召开的会上的讲话，其中讲到"不要制造紧张空气".空气缓和了。那些赞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学者勇敢地发表了意见。这一派有些人是从外地来的，很想见见我。我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没有参加这个会。 会上，就人道主义问题展开了争论。反对派的主将是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楠森。他在会上宣读《关于人的理论的若干问题》的论文，这也就是他在3月份的纪念会上的发言。 黄楠森认为，把阶级对抗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复归，是人道主义，是空想共产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尽管它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是唯心主义的。 黄楠森批评对异化概念的“滥用”，但他的异化概念是很奇怪的。他把异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照他的说法，广义的异化就是矛盾，矛盾既然是普遍的，异化当然也是这样。 从狭义说，异化不仅指分化，而是指分化出一个异己的力量，与自己对抗的力量，例如父母养育出忤逆的儿子，毁林垦荒，围湖造田。显然，不仅广义的异化，即使狭义的异化，在任何社会都是不能避免的，都会出现的，很难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任何异化现象，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我不明白，黄楠森既然对异化做了如此广泛的解释，怎么还能批评别人“滥用”。那个“父母养育出忤逆的儿子”的例子还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奇怪的是，官方对这个发言很欣赏。 在会上的另一次的发言中，黄楠森讲到“分歧在哪里”。他说他想了好几天，头都想疼了。 他想，问题可能在于《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 他认为这句话是不正确的，是从个人出发，因此是个人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挑战，但官方并没有加以批评。胡乔木看来很欣赏黄楠森。《人民日报》已在3月16日发表周扬文章的同一天登载了黄楠森的发言摘要，《哲学研究》也发表了全文，但中宣部还不满足，又要《人民日报》登出黄文的主要部分。 黄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前，理论部的编辑找到我，认为黄楠森关于异化的观点不妥，想删去一些话。我说：“你们一个字都不要动。中宣部叫你们登，你们就照登。观点对不对，不要你们负责。” 这篇文章在4月6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登出来了。 11日，《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都登出了这个讨论会的消息和邓力群讲话的要点。 在那天的夜班上，我和胡绩伟商量，明天转载《光明日报》这条消息，一字不改，包括标题。 胡绩伟告诉我，他给胡耀邦写了信，为周扬和我辩护。胡耀邦通过他的秘书转告胡绩伟，说了两点意思：（一）不必把周扬报告评价得那么高，是不是还有缺点；（二）原来说要核对事实，征求意见后再修改（中宣部的）"处理报告"，现在还没有修改送上，因此他不好批。胡耀邦的意思是要胡绩伟把信再改一改，不必单送给他。 晚上11点，我在编辑部大楼的过道上碰见了上海《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他到北京来了，刚同另一个副总编辑李庄谈完，笑眯眯的。我半开玩笑地对马达说："乔木还要我给你们写文章呢！""写吧，写吧！"他说，"什么时候写出来？"《文汇报》最近紧张了一阵，我想马达是来探听情况的。我知道李庄很乐观：“搞不下去！ 题目抓错了。人道主义大不了是个学术问题，这怎么好搞？“李庄的看法大概影响了马达。 我没有那么乐观。 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消息。 就在这一天，4月12日，邓力群约周扬、秦川和我到中宣部。他说，根据你们三人的意见，已经对"报告"作了某些修改。他把修改处念了一遍，那只是一些小修改。我们三人再次表达了不同意见。 我讲了一个钟头。关于“报告”对周扬文章的批评，我说：“归纳起来，就是五个‘没有’：没有讲透，没有讲学雷锋之类。每篇文章都有重点，不能面面俱到，什么都讲。照这个样子批评，那么是不是每篇讲人道主义的文章都要这样写，否则就是大问题？其他人的文章，例如黄楠森的文章，也可以这样批评。” 我还说，人道主义的讨论进行了三年多，发表了几百篇文章，直到周扬文章发表前，中央从来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不久前邓力群同志还强调要百家争鸣，不要匆忙作政治结论。今天的报纸还作了报道，怎么一下子又变了呢？ 邓力群带着勉强的微笑说，“我是说‘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那意思是说，如果作为政治问题，就不同了。人道主义讨论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政治问题的呢？而且，为什么政治问题就不能讨论呢？ 周扬这次讲话的口气变得缓和了一些。他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说：“文章还是草率，我自己研究不够，加上时间匆促。出了问题如何解决？还是批评、讨论。 学术问题要和政治问题、宣传问题区别。我的讲话有缺点。其实我也不能说是真正搞学术的。 学术和政治两样我都搞不好。不管宣传还是学术，都要实事求是。这件事组织处理，说是调动工作，实际是处分。说是可以讨论，可是人家看行动。行动如此，人家害怕。我倒无所谓，撤职无非是顾问。对王若水不公道。并非我对王若水有感情。我还对王元化说过，注意王若水的影响。当然我也没有注意王元化，他提出了“三性”*.王若水的问题，我还是希望中央考虑一下。不管我吸收了多少他的意见，这总是我的讲话。"*指王元化在周的报告中提出了认识的阶段除了毛泽东说过的感性、理性外，还要加上知性。 这一点也受到有些人的批评。 邓力群说：“这次主要是核对事实，至于看法，今天不希望取得共同意见。书记处讨论时就谈了：如果三位同志对问题的看法仍有不同意见，书记处拟再开会讨论一次。届时你们可以列席，在会上申述自己的意见。” 此后，我们三人都没有接到列席书记处会议的通知。 后来我得知，不久前胡乔木曾打电话给周扬，说要去看他。这是从那次吵架后的一个和解姿态。周扬说，还是我来看你吧，就到医院去了。据说谈得客客气气。乔木只是说《人民日报》不听话，实在不能容忍。周扬为我说话，力图使我免受处分。可是胡乔木把手一扬，说：“这件事你不要再说了；常委已经做出决定了。”胡还要周扬再写一篇关于异化的文章，周没有答应。 秦川说：以前是胡乔木拉他，批评周扬，重点整王若水；现在又拉周扬，集中目标对付《人民日报》。我猜想，胡要周扬写这篇文章，除了要周扬做承认错误的表示外，还要他在异化问题上同我划清界限。 也是在4月12日这一天，胡乔木批发了一个"中央传阅文件".那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原冰写给中央书记处的一封信，说他不同意周扬文章中关于人道主义的论述。其中说什么："'目的是人'，那么在目的未达到之前就该不是人了，请问马克思、恩格斯和无数先烈们究竞是人不是人？"又说，王若水在《文汇报》发表长文，"俨然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和挑战书".在此之前，胡乔木还曾叫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把台湾《时报杂志》第172、177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异化论与中共政治斗争》在内部参考上转载，送中央领导人参阅，并送周扬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除声援已被关押的反革命分子魏京生、王希哲外，并利用我理论界一些同志关于'异化论'、'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大量言论，对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恶毒的攻击。"胡乔木就用这种批发传阅文件的方法，向中央领导人证明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危害，灌输他的观点。 后来，邓力群属下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又接连整理了五份关于思想战线的问题的材料，包括我的一些言论，送交中央领导人。 这一段时间，香港传媒对周扬文章的反映，客观上起了刺激中共高层领导的作用。《争鸣》的4月号说周扬的长文"是一篇大胆、开放而诚恳的文章，细读之后，就可以知道周扬之所以能赢得普遍好感的原因了。"又说，这篇文章批评了毛泽东，"人们隐隐地感到，这似乎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一种委婉的挑战。""非常有趣的是，在周扬的这篇二万字左右的长文中，没有一处提到'坚持四项原则'.这在近期公开发表的中共高层官员的文章中是罕见的。"谈到人道主义，这篇文章说："海外某些观察家认为，人道主义正在成为对抗'正统理论'的一股强大力量。正因为如此，人道主义的理论是否会遭到批判，是否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给人道主义一个存在的合法席位，这就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还说周扬"批准了"这种合法席位。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事。香港《大公报》的陈凡在访问我之后，在5月29日发表了一篇通讯，说他曾经问我，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我有没有受到压力。他报道说，我的回答是"目前谁也别想压倒谁。一切问题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可以解决。"这个报道使我大为狼狈。陈凡是很尊重我的，他凭他的不可靠的记忆做了这样的报道，从香港的观点看，这样的回答很正常，对我无损。可是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从共产党的观点看，"谁也别想压倒谁"的话就很刺耳了。我不得不去信给报纸做更正。我在编委会上做了解释，后来中央领导人还问到这件事。陈凡先生可能莫名其妙，但我相信通过后来发生的事，他会理解我当时的反应。 “五四”青年节那天，胡乔木发表了对共青团的讲话，其中他含蓄地批评了人道主义。他说，今天仍需要发扬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任何个人和人民的幸福都不会自动地从天上掉下来”。“我们要高举起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反对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个人主义思想。” 我感到，胡乔木提出这种号召的实际意义，就是要人民继续象战争年代那样忍受低水平的生活状况。他非常害怕人民对现实的幸福的追求，而把幸福推到遥远的将来，或者叫人们为一个抽象的“集体”而牺牲。他号召青年“志在四方”，到边远地区去工作，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在哪里呢*？在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方面，胡乔木确实是非常自觉的。难怪他如此害怕人道主义。 *胡乔木的儿子在1986年被拘留并被控以诈骗罪。书记处有几个成员负责处理此案，但实际上没有怎么过问；调查工作主要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个低级干部担任。在儿子被关期间，胡乔木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实际上给办案人以压力。传说胡乔木还曾为此事向党的元老求情。他的儿子在关了不太长的时间后出狱。这件事从未在报纸上公布。人们普遍对此案的处理感到怀疑。 5月18日，胡乔木以"则鸣"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今日谈"栏内发表短文《劫机与"人道"》，借最近发生劫机事件的机会，批评"世上居然有极少数人却说什么对劫持飞机的凶犯要讲'人道'".文章说："这样的人把自己摆在毫无人性的凶犯一边，他们自己有没有人道，他们配不配讲人道？"又说：由此倒可以给世界上各种各样宣传人道主义的人们一个教训：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人道和人道主义，或者是站在绝大多数善良正直的人一边，或者是站在与绝大多数人为敌的种种凶犯一边（这些恶棍不幸也是人，因此支持他们的人总可以有"理由"为这些恶棍讲所谓勿抗恶等等的人道）。只有毫不含糊地分清这道界限，才好讲什么样的人道、人道主义以及人性、人权、人的尊严等等。如果不分清这些界限，人道、人道主义以至人本身这类美妙的名词，无论怎样大写，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反对绝大多数人的凶犯和他们的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帮凶利用。。小号字{（1）“或者是站在……或者是站在……"这种句式我们感到很熟悉。这是毛泽东喜欢用的表达方式，他动不动就抬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一类的大帽子来，逼你划清界限，无条件的站在他一边。毛曾用这个办法，成功地把无数善良人打成所谓"反革命"，制造出成千成万的冤案。一旦被划为"反革命"，你就失去了辩护的权利；旁人也不能为你讲话，不然就是立场问题。当然那些劫机犯并不是善良人；我并不同情他们。他们并不是如某些天真的西方人士所想象的那样是出于"追求自由"的目的，而只不过是一些追求金钱的亡命之徒。但是他们并没有杀人，不能说是什么"凶犯"，也不能说他们就是"与绝大多数人为敌"；要求对他们宽大（尽管可以不同意）也并不等于是"帮凶".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根本不能有辩护律师了，那么法律规定他们的权利也是错误的吗？如果要求对罪犯讲人道就是站在罪犯一边，那么中共为甚么要对许多战争罪犯实行宽大处理呢？照胡乔木的逻辑，似乎对"敌人"或"罪犯"无论怎么做都可以，不存在人道不人道的问题。但是毛泽东说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包括敌方伤兵的，在这里恰恰要超越阶级界限，在对方失去战斗力以后，就把他当做人看待。 7月13日，在全国宣传会议上，胡乔木讲话，主题是学习新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问题。 整篇讲话是对邓小平的颂扬。 我出席了这个会。胡乔木在讲话中称邓小平为十二大作的开幕词“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可以说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批评宣传部门宣传不够。他还把邓小平提倡建设精神文明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毛泽东同志就没有讲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苏联也讲精神文明，但没有这样的提法”：“（提出）这样重大的纲领性口号，在全世界现在还只有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由胡耀邦作的。按照党的习惯，开幕词并不重要，政治报告才是重要的。 这不是个人的发言，是代表党中央的。胡乔木大肆赞扬邓小平的开幕词而故意不提胡耀邦的报告，以此来贬低胡耀邦。可是，他高度评价的邓小平开幕词的内容，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胡乔木这次没有象3月10日在周扬家中的谈话那样，说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是"人道主义的发展"，说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那次他批评我们没有宣传这一点，不过今天他也没有要求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长这样做。 讲话人颂扬了邓小平提出反对“两个凡是”，说这“比把‘四人帮’几个头头抓起来要困难得多。”“小平同志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他指出‘两个凡是’是讲不通的，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这样讲过，马恩列也从来没这样讲过……"胡乔木在这里没有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概因为这不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于是，反对”两个凡是“的理由，就只有马恩列毛”没有这样讲过“。马恩列毛没有讲过的就一定不对吗？这种逻辑本身和”两个凡是“是一样的。 胡乔木的讲话是从评论国外关于学习《邓逊是恢复个人崇拜的说法开始的。他说：我们党的力量所在，是思想上的统一。《文逊中的见解不仅是代表整个党中央的，而且大部分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部分关于将来的见解还需要继续经过实践的检验，但这些见解也是从已经验证的客观真理推论出来的。“因此，按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这些见解本来就是应该成为全党统一思想的标准。不能说学习《邓小平文逊或学习其他同志的文选，就是对那一个同志的个人崇拜，不能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这里胡乔木把“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作了新的解释，按照这个解释，这条纪律不仅指行动上服从中央，而且思想上也必须同意一个人的见解。这就取消了党章规定的下级和个人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不禁使我想起1981年的一件事来。在一次中宣部的会议上，胡乔木谈到：宣传要有纪律，言论要有纪律，思想也要有纪律。我当时问他：思想怎么能有纪律呢？一个人脑子里想什么，别人怎么管得了呢？我这个话一定得罪了胡乔木，他当时一言未发。从他这次讲话看来，他并没有改变这个观点。在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以后，胡乔木又开始搞对邓小平的"两个凡是".如果每个党员都要象服从中央的决定一样赞同邓小平的观点，那还要自己的脑子干什么？如果这不是个人崇拜的话，那就是比个人崇拜更可怕的思想专政。但是如果以为胡乔木是真地那样崇拜邓小平，那就错了；他不过是给新主子"抬轿子"而已。 胡乔木继续说：“我们也不能因为坚持集体领导、坚持民主，就否定党的领导人物权威的意义。”有人强调民主，不那么赞成党的领导。但光讲“民主”不够，还要加上“科学”。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而科学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不能说多数人就不犯错误。胡乔木用科学的重要性来论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的意思是说，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党的领导就是科学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可能犯错误，但从原则上说应该是科学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领导。” 他回避了这样的问题：现在讨论的问题不是科学，而是政治。科学问题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而政治问题的解决在民主制度下却是多数决定。这并不是说不要领导，事事都要靠讨论表决，但领导是选举出来的，是经过人民同意的。共产党人的一种自大狂，就是自认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掌握了科学，掌握了真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之间划等号，又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于是就自认为有权来支配人民的命运。多数决定并不意味着多数人一定是对的。但在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情况下，只能用多数决定的办法。 任何人都不能自认为是科学的代表，不经过人民的同意就可以来领导他们。胡乔木说党的领导从原则上说“应该是”科学的领导，似乎“应该是”就等于“实际是”。至于这个“科学的领导”为什么犯了那么多错误，他就不说了。 下面胡乔木针对我在《谈谈异化问题》中的观点说：恩格斯在研究巴黎公社经验时是讲过，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需要比较谨慎，不能随便地引起思想上的混乱。除了有确实的真凭实据，即确有少数人骑在人民的头上屙屎屙尿（在十年内乱时期这成了广泛的现象，但究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在今天这样的人是我们首先打击清洗的对象），不能随便地说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因为那样一来，社会主义就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 上面的引文根据正式的记录，看起来是经过本人修改的，所以有括弧里那个补充说明的长句子（这显出胡乔木的文风），可是这无济于事。"骑在人民的头上屙屎屙尿"的事情还少吗？ 要找这样的"真凭实据"是件难事吗？我想，胡乔木不会不明白，他自己也承认"文革"期间这曾是广泛的现象。不错，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但要说明公仆变主人，也不需要百分之百。而且，任何腐朽政权的官吏也不会百分之百都是坏蛋，共产党难道可以用"没有达到百分之百"来安慰自己吗？至于说在今天这样的人是打击清洗的对象，这不正好证明他们已经不是人民的公仆了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可以说，欺压人民的官吏是要受法律制裁的。所以，要在这点上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区别不清楚的。不能为了要使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就去否认有公仆变主人的事实。 胡乔木继续说：如果随便地讲，就造成一种印象，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所谓“异化”，这也“异化”，那也“异化”！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就是个人崇拜问题，也要分析，不能一说到个人崇拜就是“异化”。个人崇拜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在给布洛斯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他是最厌恶个人崇拜的，厌恶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说马克思与写信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异化”了？究竟是谁“异化”了？是马克思“异化”了，还是写信的人“异化”了？马克思也没有使用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比如在延安的时候，陕北的农民李有源，唱《东方红》的，是李有源“异化”了，还是毛主席“异化”了？如果是，不管是谁“异化”了，好象这个“异化”就引导抗日战争得到了胜利，解放战争也得到了胜利，而这种胜利，是在“异化”的条件下得到的。这是没法解释的。至于把犯错误说成是“异化”，这个问题就更加难以解释了。因为说到个人崇拜问题，我就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分析的头脑。我们要对把我们的社会说成是到处都是“异化”的这种思潮，进行反驳。我们不能承认这种说法。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的现象，但绝没有象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小号字{（2）可以注意的是，直到这次讲话，胡乔木仍然没有断然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现象（"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的现象"）。 在我听来，这个讲话的许多观点是不值一驳的。但胡乔木在许多党的干部中威信仍然是很高的。我记得，讲话完毕后，在大家走出会场时，我听见一个与会者对旁边的一个人（大概都是省委宣传部长）感叹地说："乔木同志的脑子啊！……"这段时间，由于要应对上述政治压力，加上漫长而痛苦的离婚官司，从5月份起我开始出现头昏、气短、失眠现象，身体坏下来了。到医务所检查，医生说我血压高，脑血管供血不足。 7月下旬，我到北戴河去休养。 北戴河警备森严，中央正在这里开会。但和过去开会的情况有些不一样，我感到有某种紧张气氛。听说，中央领导人在到北戴河的路上，遇到了麻烦。李先念的车遇到一群流氓在公路上打群架，车过不去。警卫通知了后面邓小平的车，要它绕路走。邓小平大怒。到了北戴河就召集各省委开会，部置打击流氓犯罪分子。各地随后紧急动员起来了。那些盛市委书记都要表示自己积极，宁过无不及。后来我回到北京，看到一些判决告示，感到有的人显然是不够枪毙资格的，也被枪毙了，心里很不安（照胡乔木的逻辑，我是站在与绝大多数人为敌的凶犯一边了）。相反，对经济犯罪分子的打击却很不够。原因很简单：经济犯罪分子都是有后台的。 到北戴河前我看了一些新近发表的引起争论的小说，感到在目前这股人道主义思潮中，确实有不同的流派，有些观点是我不能同意的。我利用休养的机会写了一篇对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评论。 ※※※※※※※※※ 胡乔木在医院的谈话 8月8日，秦川和我到303医院去看胡乔木，谈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的宣传问题。 秦川向胡乔木报告了《人民日报》的宣传计划——准备宣传四个月，搞十五到二十块版。胡乔木曾多次批评《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力，也曾指示《人民日报》多用一些版面来纪念毛的诞辰；我们满以为，这一次胡乔木会点头表示赞许，至少不会批评我们不重视了。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胡乔木对这件事显得很冷淡，他表示：“不要四个月。九十诞辰如果四个月，一百诞辰就要八个月了。纪念是要纪念，不要太多；太多了反而没有人看。搞那么多版我就不赞成。” 接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那上面已经开好了十个社论题目，是宣传即将出版的《邓小平文逊的。 这十篇社论怎么写？我们都觉得为难，但不好说什么。说实话，我对少宣传一些毛是赞成的，但这样宣传邓就不嫌多吗？中央还曾专门发出过“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埃另外，胡乔木这种对毛的冷淡态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吃惊。但继而一想，也就明白了：毛究竟死了六年多，而邓还健在。 谈到《人民日报》的整党学习问题，胡说：“《人民日报》学《邓逊，要集中力量解决同中央一致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整党可以不整。这是重大的是非原则问题、组织原则问题。” 胡乔木否认外间关于他要搞掉胡绩伟的传闻：“这从头到尾都不是事实。能够把党中央的政治生活说成是这样吗？”他批评说：胡绩伟说过，《人民日报》工作困难，主要是中央不信任。“应该弄清，是中央不信任《人民日报》，还是《人民日报》不信任中央？”十二大前，在准备新的中央委员名单时，他提过胡绩伟的名字，说，胡绩伟的缺点大家都知道，但还要看他的优点，他在新闻界有代表性。第二天，胡乔木收到《人民日报》的一个匿名小报告，揭发胡绩伟在纪念“七一”时对记者部的谈话。胡乔木说，他只好撤销他的建议。 胡绩伟这个谈话的内容是说，要研究党为什么执政后会变腐化，还说六中全会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正确，但还要实践检验”。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对，但胡乔木的反映强烈。 当时胡绩伟到江西出差去了。胡乔木找了秦川去，说他很惊讶，说连耀邦看了都说简直不能相信，还批评秦川不敢争论。这次胡乔木又说：“讲得非常不应该，不象一个党员。虽说这可能是冲口而出的话，但总是有这个想法。这就是对党不信任。实在难以置信！” 胡乔木又说到“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指胡绩伟说的"党报不仅要有党性，还要有人民性"）。 他曾在1982年3月为这个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胡绩伟。胡耀邦、习仲勋、王任重都看了，表示同意；胡耀邦还写了很长一段话，赞扬这个这封信，认为很重要，说服力很强。胡乔木想把这封信收进《十二大以来》这本党的文献集中，征求胡绩伟的意见。但胡绩伟不用意，说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胡乔木对此很生气。 现在这封信已经收进了《胡乔木文集》中。在这封信中，胡乔木引经据典地对“党性”“人民性”两个概念做了一番历史的考查，从马克思到别林斯基（其实具体的考证工作是下属替他做的）。他说：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人民是分为阶级的；离开阶级斗争来讲人民性，就会迷失方向。 从理论上看，胡乔木的论述可能有一些道理，但这个论述是学究气的，完全脱离了问题的现实背景。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在华国锋时代，负责意识形态的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因为《人民日报》不听他的指挥，批评“两个凡是”。当时胡绩伟回答说，党报要有党性，也要有人民性。意思是说，党报还要对人民负责，要反映人民的声音。后来，胡绩伟又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他说，党性和人民性应当是一致的，可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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