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 中国男-3

1942年10月31日，给弘一法师护法一生的夏丏尊收到他的信：“丏尊居士：朽人已于九月初四迁化（迁化便是圆寂），现在附上偈言一首，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弘一大师圆寂后七天，依照大师遗言，遗体以旧短裤遮覆，在泉州承天寺化身窑荼毗。执行遗嘱的妙莲法师与温陵养老院的叶青眼居士，都有相同的记述，写下火化时的情景：9月11日下午7时，参加举火大众，开始讽诵《普贤行愿品》，后起《赞佛偈》念佛。到八时举火，火化约一小时，众人恭候围绕。此时悠然异彩如虹，从窑门中射而出，火焰猛烈而逼人。大众被震惊，厉声念佛。待异彩倾射完了，大师色身便快捷地化尽。以后，由妙莲法师在骨灰中陆续捡出七彩舍利子：银色的、白色的、乳白色的、黄色的、浅红的、淡绿的……为法师做传的陈慧剑说：“弘一大师，累成我心灵上的接天高峰，是由于下列三点。一、他性格的坚强、突出，但没有凡俗之见。二、他淡泊名利，但不愤世嫉俗，心情坦荡。三、他不顾生命，出家前献身于教育，出家后献身于佛道，胸中从无一个‘我’字。在我三十多年的生命过程中，从未见过这样充满性灵光辉的人。弘一大师的住世，毋宁是人类神性的反射！”赵朴初则说他“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作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天才，前半生做李叔同，他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金石等多种天赋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文艺先河。他是首创裸体写生的教师，是中国话剧的鼻祖，是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他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馀欢，今宵别梦寒。”后半生做弘一，他的意志坚定如一，为正法久驻世间发愿：“南山律学，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编犹存东土；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他把万有集于近道，弥留之际，写下了“悲欣交集”四字。有人说，这一句话有着说不尽的“香光庄严”。第二部分 第63节：神人第十六蒋百里(1)神人第十六蒋百里形势与人蒋百里（1882~1938），浙江海宁人，名方震，以字行。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鼓吹革命。190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6年回国。后赴德国习军事。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保定军校校长。1918年赴欧洲考察，1920年回国。后从事文化活动，与胡适等人组织新月社。1925年复入军界，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德、意，试探调解中日关系之可能。后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对抗日战略多有建议。有《蒋百里全集》。◎在军阀、枭雄争胜的时代，英雄无用武之地，几乎注定了蒋百里的个人悲剧。◎他先知般的能力可能得益于他治学治事的纯粹，更得益于他不依附于任何集团或体制的超然、独立人格。◎他一生无用武之地的悲剧因此在绝对全面的意义上是时代社会的悲剧。我国文明在数千年的演进里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轨迹，它的形与势常给人巨大的希望和绝望。这一独特的国情已经使无数英雄折腰，无数国人不得不屈从于国是、国势，先人那种“人定胜天”的豪情，那种以一人或二三子就能扭转乾坤的可能性再也出现不了了。宋明大儒们所梦想的“尊天理”，在现实中完全无用，反而拖延我国文明数百年的进程。直到西人叩门，我们才在应激里发现了“革命党”、“先锋队”等现代政党的雏形。这种“现代政治”的成败虽然多跟“先知先觉”的领袖能力有关，但个体更加无能为力了。第二部分 第64节：神人第十六蒋百里(2)蒋百里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但大多数人满足于自己所知范围内的称雄，而不能参与一个陌生的更大边界的文明建设。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势力内作威作福，但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聪明的蒋百里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去做“乱世英雄起四方”的事业，他的一生也就注定旁观。蒋百里聪明绝顶。清末中举，1901年留学日本，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跟蔡锷、张孝淮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他很早就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国时，对蒋百里也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蒋年仅三十一岁。他到校给学生训话说，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不久，蒋百里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竟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此事震动全国，袁世凯延请一位日本医官为其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而此举终成就蒋的美满婚姻。蒋百里的军事才能为各界承认，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等，都以为他懂兵。他的爱好本来很多，对我国文明史、中西艺术史多有见地，但他在社会眼里只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军人。梁漱溟回忆说，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冯任陆军检阅使、军长兼师长，所属五个旅驻南苑。这一年旧历正月，冯请我去给他的干部讲话，在南苑住了三天，讲了五次话。”梁漱溟亲见冯编印分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小本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内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语录，而“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其中。蒋介石主政国民政府时期，曾派蒋百里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以应对可能的国家战争。蒋介石还委托蒋百里到庐山，为暑期训练班的各省高级将领授课。1936年底，蒋百里从欧洲考察军事回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他对蒋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蒋百里的识见、预言几乎是惊人的准确。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感：“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龚听了这个神话般的怪论，觉得蒋太敏感，自忖“将来中日两国开战，无论怎样，我们的半壁江山不会沦于敌手”。第二部分 第65节：神人第十六蒋百里(3)很早的时候，蒋百里就对梁漱溟说：“吾知中日之战，势不能免，胜败之分，一在械，一在人；论械则我不如敌，论人则我多于敌七八倍。然今日军事在民众总动员，而将士不过十之三。我国系农业社会，凡农民欲以民族主义动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坏其所据乡村，则彼以生命相搏，故欲君于教育中注重乡村……”1937年，他跟梁漱溟谈起中日战争时说，中国军民应“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因为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需要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但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他似乎看到了持久战、敌后游击队。曹聚仁则提到一件事：“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的兵力——四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后来，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蔡廷锴将军。）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2月5日开始的，他估计得非常准确。”但这样的天才却只能做了一个大时代的旁观者。蒋介石虽然器重蒋百里，但从不授予他兵权。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蒋百里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仍由自己兼校长。在军阀、枭雄争胜的时代，英雄无用武之地，几乎注定了蒋百里的个人悲剧。他赶上了西安事变，跟蒋介石一起做了张杨的阶下囚。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蒋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学良回答：“蒋鼎文。”蒋百里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牛刀小试只是做了一次参谋顾问的角色。在那样的时代，蒋百里只是一个象征、点缀，更多的时候只能做一个宣传员，但这一工作他也做得极为出色。比如他从民族特性上劝导国人乐观，他说，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抗战初期，国民军队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蒋百里在1937年秋冬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他说：“日本在极小一块空地中，常能布置出十全的庭园山石，这个想象力很大的日本民族，悲剧性地自造了一个国难，以为悲壮的享乐本来是一个理想的阴影，现在竟变成了事实的魔鬼。日本的厄运，实在是爱国志士造成的啊！”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文章轰动一时，激励了无数人的抗日斗志。第二部分 第66节：神人第十六蒋百里(4)“七?七”事变后，蒋百里常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蒋的话几乎是传诵一时，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1938年11月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年仅五十七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考察蒋百里一生，最令人心醉的是他料事如神的本事。他先知般的能力可能得益于他治学治事的纯粹，更得益于他不依附于任何集团或体制的超然、独立人格。他一生无用武之地的悲剧因此在绝对全面的意义上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在那样的社会里生活，像蒋百里那样的人注定冒犯了社会，他们直面而非依附于社会文化制度而生活。他们多是清醒的，又是痛苦的。春秋战国时代，以晏子那样名满天下的宰相，面对齐国的形势已经无可奈何了。当叔向问他齐国的前途如何，他只能回答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他预言了田陈篡齐。这样精准的预言者在古代中国代代都有，不曾先知，但有人文感受的心灵更是大量地存在，如明朝的汤显祖、清朝的曹雪芹、龚自珍面对时代社会的衰败，无可奈何之际，只能做做文人或庄生蝴蝶式的梦。面对这种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人定胜天”似乎早已只是一个梦。但人们的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宿命，形势比人强，君子取势不取形，做了与时俱进者；有的人力图要求全民团结如一人，以一人的生理心理来理解国家社会的运转，仍梦想以个体力量来扭转乾坤；有的人则把国家社会放在多元动态复杂的巨系统中观察，即把社会的复杂性还给社会本身，做了一个现代社会负责任的个体公民。不同的态度，当然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个人造化，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性质。第二部分 第67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1)志人第十七宋教仁三十仍狂谁家子宋教仁（1882~1913）中国民主革命家。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在长沙与黄兴、刘揆一等创立华兴会，策动起义未成，流亡日本。1905年参加发起同盟会，任《民报》撰述。1911年初回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旋与谭人凤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动革命。武昌起义后积极促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起义和筹建临时政府。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与南北议和，临时政府北迁，任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极力鼓吹成立政党内阁，以制约袁世凯。1913年3月，在上海车站被刺死。今有《宋教仁集》。◎历史当然不容暴力政治的逻辑骤然转换成政党政治，它需要时间和生命的献祭牺牲。一如谭嗣同为变法流血，宋教仁命定为宪法流血。◎他自负“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忘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空间或社会公共领域是极为虚幻的，更不用说，他的同志都不一定信赖他。我们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一件空前复杂的大事，历史人物、英雄与时势、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也异常复杂。归根到底，英雄们可以打造时势，可以指示历史的道路，却不能创造历史，他们创造的只是自己的历史。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固然“人亡政息”的事实历历在目，但我们不能庆幸说，袁世凯死了，皇帝制度寿终正寝了，因为如此我们就太小看了当时的其他人，小看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性。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经常会持有如此的“英雄史观”。尤其是，这种英雄史观用在负面的历史人物身上时显得牵强、滑稽，为人们弃而不用，但人们却多用来看待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或悲剧人物。宋教仁就是后者的典型。因为他的死，人们感叹说，中国的宪政梦想破灭了。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或钝初、遁初；因为桃源渔父所救，后来别号渔父，笔名犟斋。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今八字路乡渔父村）。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自幼以文名于乡里。十岁时，其父宋宗泮不幸病逝，赖母亲万氏抚孤苦读，而眼光落实于历史国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败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湘冲，宋教仁写下“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的诗句。在漳江书院，少年宋教仁研读明末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著述，并开始接触《原富》、《法意》以及《天演论》等书。眼界大开的宋教仁在自己的书房内挂出“办天下事，自欧亚始；读古今书，在秦汉前”的自勉条幅。有一次，宋教仁意气风发地对朋友说：“中国苦满政已久矣。自英雄出，雄居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巴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都之头于时，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出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宋教仁，因此在新世纪之初就已经崭露头角。1903年11月4日，黄兴在长沙筹备成立华兴会，二十一岁的宋教仁应邀参加，是筹备会十二名成员之一。第二年2月15日，宋教仁又参加了华兴会正式成立大会，他和刘揆一均被推举为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胡瑛还奉命去湖北，在武昌成立华兴会湖北支部。随后又前往东京，与孙中山结识，参与同盟会的组建工作，担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他与陈天华、程家柽创办《二十一世纪之支那》，宣传革命思想。后来这份报纸改名《民报》，也就是同盟会的机关报。第二部分 第68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2)1906年2月1日，二十四岁的宋教仁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在此期间，他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美国制度概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等十多部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著译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宪法的了解，使他成为中国人中研究近代政治制度方面屈指可数的理论家，被视为宪法的化身。这个年轻的理论家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但他在革命实践领域同样当仁不让。当孙中山、黄兴策动东南沿海会党起义的时候，宋教仁则看到东北地区的“马侠”也可加利用。1907年3月，他把同盟会代理庶务之职移交给刘揆一，随后回国到辽宁安东（今丹东）县，与大孤山“马侠”首领李逢春等人取得联系，并联络在东北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领导东北地区活动的领导核心。在此期间，中日之间为“间岛”发生争议。“间岛”是图们江口与朝鲜接壤的中国领土，后日本于该地驻兵，交涉初起，清廷与民间苦于无法击破日本的阴谋。对历史地理学烂熟于心的宋教仁先后到汉城图书馆和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于1908年写成长达六万多字的《间岛问题》一书，综合各种资料证明“间岛”乃中国领土，论据坚强不可破。书中引用日、韩方面的资料尤其丰富。书稿为日本人所知，重金购买不得；宋教仁将书稿交由清驻日公使誊正转交清外务部，在中日交涉中起了重要作用。袁世凯电令驻日公使，特致意宋教仁来京予以擢用，宋教仁说：“我是通缉有案的人，怎能归国？”袁世凯得公使馆报告后复电，允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官衔，遭到宋的拒绝。袁世凯通知驻日公使馈赠酬金两千元，宋教仁不接受，驻日公使坚持要给，宋教仁就把这些钱散发给留学生中的困乏者。后来，当俄国企图派兵驻守撒拉时美时，宋教仁旁征博引，作《承化寺说》，以翔实的史料考证撒拉时美即中国古代之承化寺，各国舆论为之折服。连素以高傲古怪著称的章太炎也对他敬服不已，称“遁初有总理之才”。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起义的多次失败，使身在日本的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深感忧虑，他们征得赵声的同意，数次召集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开会，讨论革命进行方略。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即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开始时，大家以为“下策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应以中策为宜，后来与会同志“咸主激进”，最后通过了由谭人凤提出的“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修正方案。第二部分 第69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3)这一时期，东京同盟会本部经济异常拮据，宋教仁负债累累，一筹莫展。他于1910年12月31日离开东京，启程回沪。适值于右任正在上海办报，便请宋教仁担任《民立报》主笔。他以“渔父”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内外政策，宣传“三民主义”等民主革命思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革命的精英损失惨重，同盟会的军心受到极大动摇。宋教仁对军事行动进行反思，与陈其美等人再推他的革命三策：效仿法国大革命，直接占领北京，号令全国，实行中央革命，此为上策；在长江流域，各树潜力，同时并举，创立政府，然后北伐，此为中策；在边陲各省起义，此为下策。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中策可行。7月31日，宋教仁和谭人凤、陈其美等各省代表二十九人，齐集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校，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作为领导中部起义的指挥中心。中部同盟会根据宋教仁谋“长江革命”的方略，决定首先在武昌发难，并在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省设立分会，以便届时组织响应。三个月后武昌起义的胜利，证明了这个战略决策的成功，尽管武昌起义的胜利也极为偶然。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因病未能及时赶到武汉，革命领导权落到了旧官僚黎元洪等人手中。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赶到武汉。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宋则负责外交工作，他以自己的政治技巧和对世界公法的熟悉，成功地斡旋了与各国的关系，保证了列强在武汉严守中立。此外，他还主持了鄂军都督府的所有公文的制定颁布。其中《鄂州约法》堪称中国第一部共和法典，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为了同盟会的利益，宋教仁力推黄兴出任湖南湖北大都督，但遭到立宪派反对而没有成功。12月2日，南京光复，宋离鄂赴宁，调解各派矛盾，推举程德全任都督，自己则担任政务总长，为革命党在南京的发展打开了局面。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到达上海，次日晚，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开会，讨论成立临时政府问题，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主张总统制，效仿美国；但宋则认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对中央的约束大，而中国是中央集权，又有两千年的专制传统，故应实行内阁制。“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欲变易之，必支援国本，此吾国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后经黄兴调解，“询众议，多数赞成总统制”，宋教仁的主张被否决。第二部分 第70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4)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有人认为宋教仁权利欲重，对他意见很大，甚至多把他看作一个威胁。孙中山提名宋教仁为国务院九部之一的内务总长的建议也没有通过，只给了他一个“法制院总裁”的头衔。宋并不介意，积极投入到临时约法的制订工作中，并以充任民主政权的叔孙通自勉。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坦然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为限制袁世凯专权，在南京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据此，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第一任总理，宋教仁为农林总长。但强势人物非一内阁所能制约，袁世凯根本不愿受《临时约法》的约束，不到三个月，唐绍仪内阁即宣告垮台。面对袁世凯的坐大，同盟会已无力量抗衡，同盟会内部人心涣散，章太炎甚至宣扬：“革命功成，革命党消。”孙中山也有心转向建设铁路一类的实务。为保卫革命果实，宋教仁大力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与政治专制倾向进行斗争。1912年8月25日，他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正式成立国民党，取服务国民之意，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嗣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湖北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所作的演讲中指出：“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如不能达成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任总理，亦赞助之。”这个年仅三十岁的革命者在关键时刻将革命党向执政党、议会党的功能大大推进了一步。由于他的努力，总统专裁的政治格局再次变为龙虎风云际会的政坛热闹。合并后的国民党在国会占了优势，宋教仁以为，只要控制了议会，就可以成立政党内阁和制定民主宪法。不仅他这样看，就是爱看戏的中国人也如此看待当时的政治。从1913年元月开始，宋教仁在长沙、武汉、黄冈、九江、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竞选演说，作政治鼓动，批评袁世凯政府一年来的政策，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历史学家唐德刚如此写道：“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第二部分 第71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5)这个张狂的年轻人被人讥为“议会迷”，他三十立于中国，已经超前多多却狂性不改。在宋教仁看来，发表政见，评论政府失政，正是现代政治的当然现象，是自己爱国的表现。然而，这却引起旧官僚和袁世凯的仇视。袁认为这是“非难政府”，故意“捣乱”。当时，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人在各地的演说词，都登载于报纸。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甚激烈”，袁阅后，极为不满地说：“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1913年2月4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得二百二十三席，国民党取得了占绝对多数的胜利。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和民主宪政主张，使其对手章太炎、梁启超都十分佩服。宋为此说：“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并对外表示将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宋还联合章太炎等人，准备在1913年的正式大总统选举中，与他党提携，通过民主的手段，选举“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总统，以便控制，抛开专横跋扈的袁世凯，使国家大权牢牢掌握在革命派手中。他的张狂是真实的，他的天真也是真实的。旧官僚们都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秘密，只有他和章太炎那样的狂生充满了书本和理论上现代政治的梦想。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谭人凤还将听到“将有意外之事发生”的消息告诉他，劝其“稍加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在上海，陈其美也要宋教仁提防暗杀，宋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20日，宋教仁动身北上那天，跟《民立报》的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同日晚，宋教仁与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取道沪宁津浦路北上，拟赴北京。10时45分，当进入上海车站站台时，被预伏在那里的杀手武士英持枪击中腰部，于右任等人立即将他送往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辞世，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的死，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哀思。4月13日，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者二万余人。各界人士慷慨陈词，赞扬宋的革命斗争精神，要求政府追缉凶犯。4月25日，谭人凤等人致电政府：“为宋教仁铸像，开设公园。”1914年6月，宋教仁墓园落成。宋教仁遗体迁入墓地当天，送葬者达数万人。墓地近似正方形，墓寝坐北朝南，为圆柱体半拱顶状，墓前立墓碑，“宋教仁先生之墓”系集孙中山墨迹而成。墓顶塑有雄鹰斗蛇的青铜雕塑。墓区正中石柱顶端耸立宋氏全身西服坐像，用大理石雕刻而成，坐像底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于右任所书的铭文是：“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第二部分 第72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6)宋教仁的死使政党政治没及开卷即收回，中国社会仍回到革命政治和暴力政治中去。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本来还停留在暴力政治和革命政治阶段。宋不过象征了政党政治的可能，不过寄托了中国人的宪政梦想。故这个年轻人的死去，使得当时和后来的人都痛悼天不怜惜中国。汤化龙当时的挽联是：“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林长民的挽联中也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教仁推崇备至。但这种评价只是历史的假设而已，汤化龙和林长民的盖棺定论，有着中国人传统的溢美的成分。死者为大，死者意志为英魂为毅魄。传统文化的人物品评并非英雄史观，而更近于英雄死观。至于同时代人的比附，如章太炎对宋教仁以“江左夷吾”目之，张謇则称宋为来君叔，认定宋死以后，再求一个调停南北的鲁仲连已不可得，更是传统的人物观念。对宋教仁的评价，倒是梁启超、谭人凤、孙中山等人的看法庶几接近本来。梁启超称宋教仁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谭人凤称宋教仁为“破坏建设一身肩，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的一大政治家，孙中山的总结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这些评价比较到位。因为宋确实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最有现代气质的政治家，他的组织能力是一流的，他的合作能力也是空前绝后的。但这样的政治家自有其历史和个人的局限。历史当然不容暴力政治的逻辑骤然转换成政党政治，它需要时间和生命的献祭牺牲。一如谭嗣同为变法流血，宋教仁命定为宪法流血。而就宋教仁的个性而言，他的革命年代太自信也太顺利了，二十而不狂非吾子也，他顺应革命，而以天下为己任，并在理性、战略和才识上均秀出众人，这是即使今天百年后的新一代人，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们所需要参照的人物。但三十以后，他仍那样勇往直前、孤军深入地用革命手段来实践自己的宪政梦想，实在是完全走到社会的对立面，或说跟社会脱节。他自负“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忘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空间或社会公共领域是极为虚幻的，更不用说，他的同志都不一定信赖他。宋教仁的政治锋芒太露是明显的，他在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都开始游离于政治时，提出了“责任内阁”、“政党政治”，并把同盟会改造成国民党，确实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找到了新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但他不仅在党内党外树敌太多，招忌太甚，就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理解，对比国人的政治觉悟，宋教仁超前而不为超前做人才储备，因此孤绝，虽然理性而不够务实，虽有战略而无战术权宜。他提倡内阁制，但当实力派同意内阁制时，他又加码要求责任内阁或政党内阁，这就强人所难，甚至强一国之难了。袁世凯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宋教仁不能也不会入阁，原因是，他虽然是最有合作精神的政治家，但为推销自己的政治观念而在各党派中树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其次他坚持政党内阁（清一色由国民党成员组阁）。袁世凯当然不同意宋教仁的想法，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没有足够的人才，这显然是事实。后来人不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一味抽取简单的轮廓，为历史的假设而寄托自己的白日梦，持论说“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1913年，那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离民主自由最近的时候”，“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等等，实在是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谬托知己了。这些前现代国民的依附心理也许是“我之不出若天下苍生何”的社会基础，但历史人物可谓多矣，又若中国苍生何？这个三十已过的政治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中了，他是全新的，以至于显得不属于中国，而跟中国暴力逻辑支配的政客、群众、党徒们格格不入。他临终前还致电袁世凯，本已决意倒袁却又对袁寄予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蔡东藩评论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跟宋教仁一样明白政党政治意义的左舜生却没有宋的好运，左生不逢时，他在蒋介石的党国专制里，根本无能施展，因此更有实践经验来评点宋的宪政好梦：“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借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第二部分 第73节：贤人第十八范旭东(1)贤人第十八范旭东企业家的现代含义范旭东（1883~1945），中国实业家。原名源让，字明俊，又名锐，湖南湘阴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14年起先后开办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曾任中国化学会会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范旭东的企业是成功的。据说，在永利碱厂工作过的老人，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仍充满着对他的怀念。老人们说：“永利碱厂工人们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凭着永利碱厂的厂徽可以在南京的商店里赊账，因为商家知道永利碱厂的工人有钱，不会赖账。厂徽的背后有编号，也不怕找不到人。二是厂里发给每家一台华生牌电扇。”无论是当时人感受、观察，还是后来人分析、认知，我国现代史都是一部动荡不宁的历史。在这种动荡的时代要想做企业，几乎千难万难。当代企业家动辄说，他们的生存离不开好的政策环境，离不开党的领导。那么在清末民初、军阀混乱、抗战时期等乱世中活动的企业家们又能如何呢？如果还原当时企业家们的生存环境，可以说那是如今矫情或幸福着的当代企业家们的神经心智不堪承受的。但我国现代最初的企业精英们不仅经受了最险恶的新生之旅，而且给历史提交了一份后人至今无法企及的答卷。第二部分 第74节：贤人第十八范旭东(2)当范旭东留学日本回国的时候，贫穷的身世和较好的人脉资源似乎注定他要及时兑现人生成功，就像今人在形格势禁的市场体制生存中勇攀成功生活之路一样。范旭东出生于湖南湘阴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六岁时其父去世，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九岁时，其长兄源濂任私塾教师，他得以继续求学。后来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在大学期间跟兄长的老师梁启超接触，回国后恰逢辛亥革命后的政局动荡。梁启超和范源濂等人都在民国政府里担任要职，范旭东由梁启超推荐到天津制币厂任总稽核，1912年7月，范旭东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任职，1913年，由于兄长的帮助，三十岁的范旭东被北京政府派往欧洲考察盐务。这几乎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必然道路。这样的官宦生涯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欧洲近一年间，他参观了欧洲大陆各国矿盐产地和沿海盐场，次年，回国后向当局提出了改革盐政的建议，主张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但他的建议被束之高阁，对官场黑暗厌恶不已的范旭东很快做出了选择，辞去公职，放弃优裕的生活，离开政治中心北京，从头开始创业。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喂养牲畜；可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中国人因此被称为“食土民族”！中国人的民间传说、乡野童话中也称某种黑泥巴是能治病的又咸又香的仙丹妙药。1914年冬天，范旭东一个人来到天津塘沽。这个曾受到八国联军洗劫的海边地带仍是一片凄凉，不过，盐碱遍地，无边无际，如冰似雪，一片晶莹。范旭东后来曾对陈调甫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不能树立发展祖国化学工业的雄心，那就太没有志气了！”他在附近荒凉的渔村中，开始了研制精盐的试验，终于将粗黑的海盐变成了雪白的精盐，氯化钠的含量达到了90％以上。1915年6月，范旭东集资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从厂房设计、资金预算、设备选择直到机械安装，他事事到场。8月正式投产，产品商标定为“海王”。1916年，第一批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揭开了中国盐业史和重化工业史上新的一页。从1914年到1945年，范旭东在我国近现代重化工业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第一个用几口铁锅建造了精盐厂，第一个办起制碱厂、烧碱厂，第一个创建了硫酸铵厂，第一个建立全国精盐协会，第一个在川西南开辟出新的战时化工基地。毛泽东曾说中国近代工业，有四个人不能被忘记，范旭东正是其中之一。称范是中国工业的先驱者之一，实非过誉。有学者谈论范旭东的筚路蓝缕创业历程：“诸如筹资融资之艰难、技术基础之薄弱、专业人才之匮乏，以及股东目光之短浅、外商挤压之蛮横、市场发育之病态，等等，实令后人难以想象。其间，范旭东曾因盐场建设进度延迟而被董事唾骂，因有了‘名气’而遭军阀绑架勒索，因产品畅销而面对卜内门公司（曾为英国最大化工企业、世界最大的化学公司之一）的不正当竞争，直至逝世前呕心沥血搞出的宏伟计划，在宋子文、孔祥熙的钩心斗角中不了了之……”第二部分 第75节：贤人第十八范旭东(3)范旭东是在传统中国盐业的势力范围内争取一个人创业的自由，那里面有盐警、盐商、盐官等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以及官府的盐业管制体制，比如引岸制，即官府把食盐的运销特权转让给大盐商，盐商们便以包买包销的手段控制了盐业生产和销售市场。盐商们持有官府发给的引票，在指定地区卖盐。范旭东能从中为新生的现代盐业搏击出一条道路，从没有政策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出来，几乎有“凿空”之功。这个从传统体制中挤出来的企业家，在一穷二白的现代国民生活面前，几乎是一个战略家。他生产出了现代国民可食之精盐，但面对外人所说的“中国人只知道盐是吃的，不知道盐还能干别的用”，范旭东又向其他盐制品进军，如酱油业，最重要的，范自承：“我去欧洲考察以后，越发感到一个国家若无制碱工业，便谈不到化学工业的发展。我之所以先创办久大精盐厂，正是为下一步变盐为碱，然后再发展中国的制酸工业，孕育强壮的中国化学工业之母。”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招募银元四十万。范旭东被董事会推选为总经理。但制碱比制盐更为艰难。外国人封锁关键技术，改进生产设备又缺乏资金，股东纷纷退出，永利几乎面临破产。1921年，为了摆脱困境，范旭东派陈调甫赴美考察，并委托他在美国物色人才，以高薪先后聘请了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在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技术难题后，永利于1924年8月开工生产。但六年的设计安装耗资160万元，出产的碱完全不合格，碱厂被迫停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垄断中国碱业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见永利公司受挫，趁机要求收购。1925年，各路军阀先后多次勒索已经“成名”的范旭东，在一次被绑票事件中，军阀讹诈久大十三万元之多。范旭东被救出后失声痛哭，感叹在中国办工业之艰难。由于侯德榜等人的努力，制碱失败的原因被找出，1926年6月，永利厂重新开工，每日生产优质纯碱达三十吨以上。8月，“红三角”牌纯碱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一举获得金质奖。卜内门公司不甘心它在中国被永利取代，又使出了降价抛售的手法，范旭东利用中日两国市场的轻重缓急得失，成功击败了卜内门公司独霸中国市场的企图。后来人把范旭东这种“调虎离山”或“围魏救赵”之策，当做商战成功的典范。永利办起来之后，范旭东又开始着手创办制酸工业。1929年1月，范旭东向国民政府的实业部提交报告，计划发展纯碱、硫酸、合成氨、硝酸等工业。1933年11月，范旭东正式呈文政府备案承办硫酸铔厂。1937年2月，一座远东第一流的大型硫酸厂，在南京大厂镇顺利落成。日产硫酸铔二百五十吨，硝酸四十吨。范旭东把酸碱称作化工的两大翅膀，他为此说：“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只翅膀生长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第二部分 第76节：贤人第十八范旭东(4)但国际国内环境并不容许范旭东的民族工业发展战略。“七?七”事变后，当时在整个亚洲都首屈一指的“盐碱大王”范旭东和他的化工厂，因能生产化工产品和军需物资，让日本人心生觊觎。塘沽沦陷后，日军把“久大”、“永利”两厂包围，派出代表，要求合作，遭到严词拒绝，结果被强行接管。范说：“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为了不重蹈覆辙，范旭东决定南京硫酸厂搬迁，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笨重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余拆下投入长江。在西迁的路上，他鼓励员工说：“这不是逃难，是创业。”从1914年到1937年，范旭东以个人的努力，打造出中国的现代基本化工业。在国难家仇面前，他重新创业，决心为中国再创一个化工中心。从头再来虽然“豪迈”，却是辛酸的。当时国民政府虽然答应给予贷款两千万元，但直到1939年底才定下合同。范旭东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由于日军的封锁，运往四川异常困难。1940年，驻越南的法军投降，范旭东途经越南的机器五百吨被日军拦截。其他器材不得不改由路程更长、路线更崎岖的滇缅线内运。为此，范旭东亲赴美国，购置载重汽车二百辆，又转赴仰光进行运输准备。虽然历经千辛万苦，范旭东购买的设备还是未能运抵四川。范旭东选定的碱厂厂址设在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桥的老龙坝，为纪念塘沽的事业，他将老龙坝改名为“新塘沽”。五通桥的盐源比不上塘沽，井盐跟海盐差别很大，塘沽的制碱方法必须改进。为了提高食盐的利用率和减少污染，1938年8月，范旭东派侯德榜等人到欧美考察，侯德榜不负厚望，经过五百次试验，新法制碱终于宣告成功。1941年3月，范旭东集会宣布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侯德榜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侯宝林在相声里就说过侯德榜，“他做的碱疙瘩好吃。”事业也给范旭东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望。1938年起，范旭东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连任四届，得以再次接近政府高层。其间政府高官企图控制永利，以谋私利，都被范旭东拒绝。范旭东坚持了企业的独立性，却深受官僚资本的重压，因此他的企业一直惨淡经营。受设备、资金短缺的影响，在大后方的“永利”一直处在惨淡经营的状况，特别是在抗战形势最艰难的1941—1943年，永利厂几乎被压垮，每人每月只发给白米三斗，每三口人才发一块银元的零花钱。但范旭东毫不气馁，而是眼光长远，拟定了战后的事业发展。1944年11月，范旭东赴美出席在东美太平洋城举行的战后工商国际开发会议，第二年初，范旭东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商约借款，美方破例以优惠的条件借款一千六百万美元，只要中国政府担保，即可履行放款手续。但由于政府官员和部门的相互推诿，范旭东的借款建设计划“未予批准”。同年，范旭东以参政员的身份向政府建议设置经济参谋部，制定战后建设计划纲领，同样无人问津。第二部分 第77节：贤人第十八范旭东(5)这个雄才大略的社会企业家不幸于1945年10月4日辞世。据说，他的事业伙伴侯德榜当时的反应是“悲恸三日，足不出户”。当时国共两党领袖及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介石称其“力行致用”；毛泽东送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业内同仁更是赞其“私德可与事业媲美”。才子文豪郭沫若则写下了精当的挽联：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世不能语。”这个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实实在在贡献的中国人很少想到个人私利。他曾经说过自己不愿涉足冲突，而只愿开新局，他说过自己不是一个商人，“新旧冲突，在我个人极不愿意有，情肯为打开新局面拼命，懒得和腐旧的撕缠。久大当日兴办，大家都没有什么深意，说起惹人发笑。在我看，‘书生之见’比‘发财之念’浓厚得多，就是现在也不两样，要有冲突，应当从思想方面惹出来，决不料会在买卖上纠缠不已。”他自律甚严，即使在生意顺利的天津时期，家中生活还是比较拘谨。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从老家湖南乡下运来，因为这样比在北京、天津购粮要便宜多了。两个女儿出生以后，范旭东的收入不够养家，就靠妻子的一些陪嫁首饰帮补家计。他全部的心思都投入到公司的经营上，所得的酬劳几乎绝大部分用于事业了；至于家庭，则完全由妻子一手打理。范旭东去世后，家中生计更为艰难，直到1948年，永利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永利公司的所有资产平均分作十一份，其中一份的五分之一赠送给范氏遗孀作为抚恤金，这些股息才保障了范氏后人生活无忧。范旭东的企业是成功的。据说，在永利碱厂工作过的老人，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仍充满着对他的怀念。老人们说：“永利碱厂工人们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凭着永利碱厂的厂徽可以在南京的商店里赊账，因为商家知道永利碱厂的工人有钱，不会赖账。厂徽的背后有编号，也不怕找不到人。二是厂里发给每家一台华生牌电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能用上电扇，比中国普及电扇的时间整整早了三十年。1949年后，公司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演变成国营，工人们有了新旧对比，不少人私下抱怨，在国营企业还比不上在范老板手下做事所得到的待遇。跟商人参照，他是社会企业家；跟社会企业家参照，他是社会战略家。他提倡科学救国，对科研工作极其重视。1922年8月，他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是中国“私人企业中设立的第一个化工研究机关”。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第一个民营化工研究机构。建在久大精盐厂附近，耗资十万余银元，是一座能够供给一百位化学师研究之用的新型化工研究室。研究社包括有定量分析室、定性分析室、化学实验室、动力室等，并附有图书馆，购到各国有关化工等方面的书籍五千余种，专门杂志十余种。“要维持‘黄海’，又多一份开支，人皆笑范有些傻气。”由于当时资金困难，范旭东拿出董事会给他的久大和永利创办人酬劳金，用来创办黄海。他不仅用高薪聘请技术专家，还培养自己的人才团队。据说，凡是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他都想办法聘用，以至于在黄海研究社成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范旭东聚集和培养了三百多名化工技术人才，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建设化学工业的技术骨干。研究社后来并入了中国科学院。1949年，周恩来看望侯德榜时，称赞范旭东培养人才的业绩，说“永利”集团是“人才篓子”。这个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的爱国者还有着当时中国人罕有的人类情怀。在他进军制碱工业时，当时最新的“苏尔维法”制碱方法虽然问世已经有五十年，却一直被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所垄断，严格保密。范旭东从家中实验起，历尽艰辛，到侯德榜制碱成功后，他鼓励侯德榜写一本制碱的学术著作，以揭开制碱工业的神秘面纱。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写成的《纯碱制造》一书，在美国纽约正式出版。七十多年后，我们仍可以从书的朴素前言中感受中国人的胸怀：“本著作可说是对存心严加保密长达世纪之久的氨碱工艺的一个突破。在以英文撰写的此类专著中或许是第一部。书中叙述了氨碱制造工艺方法，对其细节尽可能叙述详尽，并以做到切实可行为本书的特点。书中内容是作者在厂十多年从直接参加操作中所获的经验、记录以及观察、心得等自然发展而形成的。作者认为这一生产工艺的许多方面还需要做研究改进的工作；还认为在物理化学的这一领域中处理大量气体与液体的经验及数据应当公之于世界为其他化学工业所利用。这是出版此书的基本动机。”第二部分 第78节：德人第十九熊十力(1)德人第十九熊十力十力功德熊十力（1884~1968）中国学者。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冈人。参加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习佛学。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期间讲学于四川复性书院。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融汇儒释思想，发挥《周易》、宋明理学和佛教法相唯识之学，提出“新唯识论”。认为宇宙万物是本体（本心）流行的迹相。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原儒》等。◎他的行迹不同于陈寅恪那样的“自由民”学者，他更像一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又像乱世之际的孔子，自成教化，从风从雨，以弘大道。汉语和汉语人有一种致命的倾向，就是让所谈论的对象失真失重。说得好听一些，我们都有将人物进行拔高、神话、传奇化的意愿和能力；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对人物进行妖魔化、歪曲、栽陷。我们很少从生活或历史的现场去理解人物对象，很少意识到我们自己活在他们中间。这可以反证周作人的感叹，他感叹说，“像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这样的人，像是在他们的民族里不曾有过，像是他们从不曾在我们中间生活过。”对熊十力的态度，似乎也是如此。人们给予熊先生的评价，“特立独行”、“牛人”、“真人”、“不近人情的怪人”、“现代中国最具原创力的哲人”、“跟外王们如蒋介石等能心照而通道术的内圣”，等等，虽然不中亦不远，但都有意无意拉开了我们众人跟熊先生的距离。照人们的意思，我们中间不可能出现那种牛人了，不可能出现那种真人，不可能出现那种原创力了，这其实是不理解我们跟熊先生没有什么两样。第二部分 第79节：德人第十九熊十力(2)熊先生的行迹今天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漆园、逸翁。出生湖北黄冈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父母相继病亡后，他读了半年乡塾而游学乡间。后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为宣传革命，1905年，熊考入军校即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军队首领张彪不得不管，下令通缉，熊不得不逃走。有人说他是因为性急用力过猛，“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耕读、教书。他的革命活动在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之际划上休止符，他不像革命的跟班、信徒、党员，后者往往自称革命家，但熊先生倒是跟孙中山等人一样是天然的革命家，是不需任何修饰、不需自我标榜的革命家。熊的起点虽低，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是局面恢宏、心胸开阔、百折不挠。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时移世易，他作为革命的参与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一般党员难以理解的：他大骂蒋介石，并把有蒋介石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他的天才或智识直觉明了，当是时也，他已经无回天之力；但他有足够的力量打出另一片天地。目睹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他发现“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功夫者”，“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跟鲁迅一样，熊深感“革政不如革心”。这一大转折正是中年改行学艺，熊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提时读六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这样的革命家搞起学问来，一般学者儒生自然难以望其项背。命运注定他当不了政治革命家，但却给他的学术思想革命留下了余地。这是他的幸运，却是文明演进中的悲剧。他没有像胡适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一样，为当时的政治革命作补注；他是近似鲁迅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为个体的权力和心灵张目，在全民或个体没有立起来之前，他不给个体进行任何规范、标准、所谓建设性的口含天宪。不能因为一个政权建立起来了，不能因为某个政治家喊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思想革命家就只能变身变声，充当过河卒子、埋头于改良、整理国故、宣传好人主义。在熊十力那样的人眼里，我国革命既是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个人就没有任何需要膜拜的规矩、礼仪、禁区。第二部分 第80节：德人第十九熊十力(3)所以这个革命家改号十力。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先生取来加诸自身。他到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学佛，问佛法于当时著名大师欧阳竟无先生，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欧阳大师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再著《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应战，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孚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蔡元培称熊氏乃两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孚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可谓推崇至极！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熊十力的生命健旺及其自觉意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常人只是没有他那样一以贯之的精气神，没有他那孤往到底的劲头而已。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他像真正的大革命家如孔子们那样，有着天不丧斯文的信念，而自觉是神州文化托命之人。他认为孔子之《周易》是呼号革命的著作，“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他说：“孔子至于五十。则圣人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已造乎其极。得之于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实悟。得之于周游列国，目击上层残毒，下民困苦于水深火热之实感。于是不得不呼号革命。于是不得不作六经。”在熊十力的笔下，孔子不再是梦里思念周公的保守主义者，而成了典型的革命家，《周易》不仅是最古老的哲学典籍，而且还是最古老的革命宝典。这种既保守又革命的现象，只有从历史的长时段、文明的真精神或人性的纯粹方面才可以理解。因此，在熊十力那里，没有疆界的言行其实是他拓展人性自由的关键，是他人情旅行的表现。而这种“没规矩”的言行在儒生或自以为“新”的人类眼里，都显得怪诞、书呆子、不懂人情世故；好听一点儿的，也就是天性旷达，不喜雕饰。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他是在以自己和周围之间的交往而建设一种活泼的而非僵化的人情，他要激活人情而非世故地禁锢人情。初入北大，他即把通行的课堂教学改为旧式师生交流。每讲到精彩处，他常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因为拍得太重，久之，学生听熊先生讲课，都要找个远离他的座位。在北大时，熊十力常与废名探讨佛经，每每意见不合，争得面红耳赤，声音越辩越高。一日，两人身着单衣，正辩到紧张时刻，忽然陷入寂静，全无声响。众人忙去探看，发现二人扭打在一起，互相卡住脖子，难发一言。熊十力因学问与梁漱溟发生争论，争论结束时，熊十力不甚解气，趁梁漱溟转身，跑上去打他三拳头，口骂“笨蛋”方休。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恰在沐浴，于是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而他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第二部分 第81节：德人第十九熊十力(4)熊十力的故事太多了。一般人的故事少，不是因为他们正常，而是因为他们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无能自由地表达，因为他们虽懂人情世故却不能仁守人情世理，熊先生却智及而仁守了。所以他的故事多。他爱吃肉，吃素的梁漱溟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熊先生一顿能吃一只鸡！”朋友弟子来看他，一般要给他买鸡买肉才好。徐复观做蒋介石侍从室官员，给他一百万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骂走；郭沫若看望他时，给他带一只老母鸡，一起痛骂蒋介石，让他快活异常。牟宗三首次见到他的恩师是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言谈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他说得对，因为他是以生命灌注诸子，而其他人虽然“学问正确”或“政治正确”，却把诸子当做对象，一种学术项目或学术课题的研究对象。对如此研究如此读书者，他是相当不客气的。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熊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不太满意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经此一骂，徐复观在读书上有了“起死回生”之感。因此之故，那些学问正确的知书识礼者面对政治几乎只有顺势思维时，熊十力不然。中共建政初期，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他近乎不识时务地要求毛泽东，毛泽东却不会理睬他的要求。据说毛泽东也懂得他，不仅因为林伯渠、董必武、陈毅、郭沫若这些政学大员知道他，而且是因为每一个君师合一的霸王之才都明白，他的子民逸民中，会有个别人的生命能量大出了个体的范畴，这种能量可以暂时被压制，却一直存在，哪怕如花果飘零，终有一天仍会充沛而出。第二部分 第82节：德人第十九熊十力(5)熊十力在毛泽东巨人身影里并没有受多少冲击，但即使如此，“文革”却让熊十力痛惜文化和人性的沦亡。“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良久呆坐”。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错乱了。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他给朋友写道：“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熊十力完全明白这种局面的产生根源，其中之一是逐臭之夫们的大量存在：“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逢，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展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汗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为此也。汝好名好胜，贪高骛远，不务按部就班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可哀也哉。”有人说，这种逐臭之夫们制造的喧闹，有时就像“一场嘈杂的鸡尾酒会”：会中人各持酒杯、自成圈子，你肯不肯向隅而坐？在这样无限寂寥的暮年，熊十力感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问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使如此，这位现代中国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托宏愿于未来：“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这种信仰情怀开出了伟大的生命能量。在他无限寂寥的时刻，他的弟子牟宗三在海外思考他“为人不易，为学实难”的话，祝愿喃喃：“夫子得无恙乎？”这位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已经足堪告慰。他已经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之基础，其大厦足堪抵御现代外王们灌输引进的一切意识形态。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他的全部工作，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发展。今天的台海两岸都有了文化身份感和自觉意识，无不与熊十力等人的努力相关。谈论熊十力的一生，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从并不坚实的幼教出发，中年才志于学，在霸力治世的二十世纪，自成天地，在政界学界纵横意气。他的行迹不同于陈寅恪那样的“自由民”学者，也不同于甘地那样的圣雄，他更像一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又像乱世之际的孔子，自成教化，从风从雨，以弘大道。但话语传达出来的神奇，并不能掩盖熊十力在生活当中的平凡，当时的他也只是一个寻常的中国人，他不过把普通中国人内心都能感受到的人性“仁守”了一生，并培养了极为优秀的弟子弘扬这种道德自我、个体本位和文化自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大字不识的慧能做到了，幼学功夫不好的熊十力也做到了。第二部分 第83节：痴人第二十林觉民(1)痴人第二十林觉民革命者的侠骨柔情林觉民（1887~1911）中国民主革命者。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十四岁进福建高等学堂，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得黄兴、赵声通知，回国约集福建同志参加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随黄兴打入总督衙门，受伤被捕，从容就义。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的行动合于历史的目的性，历史之手假借他和他的战友们书写了某种文明。◎当时的革命之难非今日所能想象，当时的革命事迹之儿戏亦非今人想象。◎他的人生断后文字是如此深情、坚定，以至于他在人间只活了二十四年，却成了深情、坚定的人格形式，成了情种的象征。林觉民是福建闽县（福州）人，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生于1887年，死于1911年。这个二十四岁即离开人世的青春少年因为革命而为革命世纪称颂，又因为一篇《与妻书》而为后人钦仰。从照片上看，林觉民长相一般：长脸、粗眉、细眼，表情执拗。这样一个人跟革命似乎没有关系，比起燕赵的慷慨悲歌豪杰，福建人似乎是温和的、柔弱的，缺少血性的，是过日子的样板。觉民确实也生活在小康之家。嗣父林孝颖是一个廪生，怀才不遇，寄情于文人的修身养性。三进的房屋，足以安顿小康之趣了。连接第一进与第二进的长廊被翠竹簇拥，觉民后来写道：“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第二部分 第84节：痴人第二十林觉民(2)当时的清政府在国门开放、洋务改革之后，虽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戊戌变法”，但在时世推移中，仍“与时俱进”地接过了变法者的逻辑，甚至大张旗鼓地要进行“立宪”改革。当是时也，除了外侮过甚、地方权重、国力疲软外，整个帝国还是威仪威福，改革也带来了民间、社会和商贾们的活力，社会全局也仍稳定、和谐。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等人的头脑里，跟无数同胞的日常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按照通常的活法儿，少年林觉民会是帝国稳定的“接班人”，福州男人本来温良平和、锋芒深藏，林觉民应该是“家国天下”的乖孩子、好孩子、听话出活的样板吧。但时移世易，生命的极致一旦与思想相渗透，其中爆发的能量是没有人可以预期的。觉民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但他却不愿学做八股文。十三岁那年，当他被迫应考童生时，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后，就第一个走出考场。用今天的话，在人们争相考“公务员”时，他从心里拒绝了。林父为此不安，安排他投考自己任教的全闽大学堂。林觉民有辩才，在大学堂里纵议时局，演说革命。林孝颖指望校方严加束缚。总教习却说：“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浩然之气。”一天晚上，还是中学生的林觉民在一条窄巷里跟人讲论“垂危之中国”，声泪俱下。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事后他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孩子模样的林觉民还在家中办了一所小型的女子学校，讲授国文课程，动员姑嫂们放了小脚。以至于周围的亲人开始习惯觉民离经叛道的言行，虽然他们从未想象，四五年后的觉民手执步枪、腰别炸弹地闯入总督衙门。1907年，林觉民赴日本留学。他在日本四年，攻读哲学，还学日语、英语、德语。檄文《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小说《莫那国之犯人》、译作《六国宪法论》就是此时完成的。这个瘦削的中国男人在东洋留学，入眼的不是樱花的璀璨，也不是大和美人的如花笑脸，而是祖国的现状和前途。用今天的话，在中国繁荣论和中国崩溃论中，没有人能够看清历史、平视历史，因为中国之大，日月递邅之丰富足以让人眼花缭乱，一世一纪甚至一生乐在其中享用。但林觉民却把中国当做解答的对象，他以为：“中国危在旦夕，大丈夫当以死报国，哭泣有什么用？我们既然以革命者自许，就应当仗剑而起，同心协力解决问题，这样，危如累卵的局面或许还可以挽救。凡是有血气的人，谁能忍受亡国的惨痛！”这样的认知未必正确，但我们今天看到了，他的行动合于历史的目的性。历史之手假借他和他的战友们来书写了某种文明。第二部分 第85节：痴人第二十林觉民(3)少年觉民完全是意气。如果这就是革命的话，我们也只能说，革命象征或包容了意气。当时的革命之难非今日所能想象，当时的革命事迹之儿戏亦非今人想象。1911年春，黄兴等人从香港来信说：“广州起义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于是林觉民回到福州，他的任务是发动当地革命组织响应，并选拔福建志士前往广州去壮大队伍。农历3月19日，他带着一批志士二十余人从马尾登船，驰往香港。当然，在短暂的几天里，他回到家中跟家人团聚过了。林觉民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国人都在沉睡、在被侮辱和被损害里苟且，他和战友们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林觉民的正信正念在于，他坚信那是“历史的力量”，他正信自己的审判：“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因此，他也有着对自己行为的强大自信：“此举如果失败，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动同胞——嗟乎，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而犹生也，有何遗憾！”一群玩命的人到了广州寻死，觉民就是其中之一。即使今天我们对革命尚不了解，公正地说，黄兴们策划的广州起义如儿戏、如行为艺术，他们只是临时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人数不过几百，却企图攻占总督衙门（今天的广东省委省府）。这连大规模群众性聚会骚乱都谈不上，这群玩命的书生所能凭借的只是理论、骚乱、口号，还有报纸、杂志和传单，以此与一个庞大的帝国对抗，他们却坚信不疑。林觉民与同盟会员攻入督署时，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他们点了一把火，就身扑向军械局。当大家涌到东辕门，一队清军横斜里截过来。据说，林文企图策反，他手执号筒，向对方高喊“共除异族，恢复汉疆”，应声而至的是一颗子弹。子弹正中脑门，脑浆如注，立刻毙命。慷慨悲壮的林文为自己镌刻的印章是“进为诸葛退渊明”。成长于军人世家的冯超骧，“水师兵团围数重，身被十余创，犹左弹右枪，力战而死”；体格魁梧、善拳术的刘元栋，“吼怒猛扑，所向摧破，敌惊为军神，望而却走，鏖战方酣适弹中额遽仆，血流满面，移时而绝。”还有方声洞，也是福州闽侯人，同盟会的福建部长，曾经习医数载，坚决不愿意留守日本东京同盟会：“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他在双底门枪战之中击毙清军哨官，随后孤身被围，“数枪环攻而死”。擅长少林武术、素有“猛张飞”之称的林尹民、能诗词、工草书、好击剑、精马术的陈更新，陈与燊，陈可钧，还有连江县籍的几个拳师，他们或者尸横疆场，或者被捕之后引颈就刃。这些人今天都已经为历史遗忘了。第二部分 第86节：痴人第二十林觉民(4)当时一发子弹打中了林觉民的腰部，林扑倒在地，随后又扶墙挣扎起来，举枪还击。枪战持续了一阵，林觉民力竭不支，慢慢瘫在墙根。清军一拥而上，把他抓住。林觉民在受审时打动了清军水师提督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歧。一介武夫的李准为少年觉民折服，他招来衙役，解除镣铐，摆上座位，笔墨侍候。林觉民写满一张纸，李准即趋前取走，捧给张鸣歧阅读。据说，林觉民一时悲愤难遏，一把扯开了衣襟，挥拳将胸部擂得嘭嘭地响。一口痰涌了上来，林觉民大咳一声含在口中而不肯唾到地上。李准起身端来一个痰盂，亲自侍奉林觉民将痰吐出。张鸣歧则对旁边的一个幕僚小声说：“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幕僚哈腰低语：“确是国家的精华。大帅是否要成全他？”张鸣歧立即板起脸正襟危坐：“这种人留给革命党，岂不是为虎添翼？杀！”林觉民死后葬于广州的黄花岗荒丘，一共有七十二个起义的死难者埋在这里。这就是后来人们不断称扬的黄花岗烈士，这一“行为艺术”几乎使孙中山的闽粤骨干丧失大半。他们的意义当然由革命者来书写就会非同寻常。黄花岗烈士殉难一周年之后，孙中山写祭文说：“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时隔十年，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言之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其实广州起义跟武昌起义没有必然的关系，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多是青春少年，他们过早地夭折使得他们注定被历史遗忘。但林觉民却留给了后人永远的想象，也给了后人永远的挑战。起义前三天的夜晚，林觉民与同盟会会员投宿香港的滨江楼。当同屋的两个人酣然入睡后，林觉民独自在灯下给嗣父和妻子写诀别书。《秉父书》曰：“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与妻书》写在一方手帕上：“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在林觉民就义后不久，这方手帕被人送回福州，从林家门缝里偷偷塞了进去，到达觉民的妻子陈意映的手上。“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与妻书》一千三百来字，一气呵成。有夏完淳的柔情，有谭嗣同的侠骨。“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他全部的生命德性体现在《与妻书》中了。第二部分 第87节：痴人第二十林觉民(5)他与陈意映确实是恩爱非常。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命运却让觉民遇到了情投意合的陈意映：“吾妻性癖、好尚与余绝同，天真浪漫女子也！”他曾逃家复归，意映泣告：“望今后有远行，必先告妾，妾愿随君行。”林觉民在书中说：“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他只能选择了独自离去。他有什么权利？他的权利写在《与妻书》中了。一个月之后，陈意映早产；五个多月之后，武昌起义；又过了一个月，福州起义，闽浙总督吞金自杀，福建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据说，福州的第一面十八星旗由陈意映与刘元栋夫人、冯超骧夫人起义前夕赶制出来。武昌起义成功之后的半年，孙中山返回广州时途经福州，特地排出时间会见黄花岗烈士家属，并且赠给陈更新夫人五百银元以示抚恤。林觉民们确实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他的短暂一生当然不同于苟且或活在小康自得中的同胞。但是，革命成功了，陈意映却得独自承受丧夫之痛。两年之后，陈意映抑郁而亡，她只能活在林觉民的《与妻书》之中了。有此一书，林觉民足以千古，虽然他从未想过要什么千古。他的人生断后文字是如此深情、坚定，以至于他在人间只活了二十四年，却成了深情、坚定的人格形式，成了情种的象征。这使得他从历史的无名悲剧里走出，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他对当代的挑战远未结束。入选了大陆中学课本的《与妻书》让千万人叹息，大陆人的长歌虽然无从听闻，港台人的歌声却一再流连于这千古的革命者的爱情。有童安格的《诀别》：夜冷清，独饮千言万语。难舍弃，思国心情。灯欲尽，独锁千愁万绪。言难尽，诀别吾妻。烽火泪，滴尽相思意。情缘魂梦相系，方寸心，只愿天下情侣，不再有泪如你有李建复的《意映卿卿》：意映卿卿，再一次呼唤你的名。今夜我的笔蘸满你的情，然而，我的肩却负担四万万个情。钟情如我，又怎能抵住此情，万万千千，意映卿卿。再一次呼唤你的名，曾经我的眼充满你的泪，然而，我的心已许下四万万个愿。率性如我，又怎能抛下此愿，青云贯天，梦里遥望，低低切切，千百年后的三月，我也无悔，我也无怨。还有齐豫的《觉——遥寄林觉民》：觉，当我回首我的梦，我不得不相信，刹那即永恒。再难的追寻和遗弃，有时候不得不弃。爱不再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做被爱了一世。你的不得不舍和遗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我留守着数不完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如今，当我寂寞那么真，我还是得相信，刹那能永恒，再苦的甜蜜和道理，有时候不得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