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的甲午》-2

左宝贵部抵达朝鲜后，扣去一营多兵力用于在义州和平壤间负责后勤运输，又除去靖边军右营步队被留在平壤后路安州、江原一带防御，[21]实际进入平壤城设防的奉军仅有六营多兵力，几乎是各路清军中兵力最少的一部。于是，除又抽调了三营兵力用于他处防务外，奉军仅留三营步队和一支炮队约1400人由左宝贵亲自率领，被指令布署在平壤城东北部的制高点牡丹台一带防守。深感兵力单薄的左宝贵，曾分别致书盛京将军裕禄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申请紧急招募新兵，扩充军力：“贵现带八营约三千人，即再加二千五百人，兵力不过稍厚。今当倭势猖獗，军务正兴，惟有恳求中堂赏加五六千人，合现在三千余人，共八九千人，庶可资战守。如蒙中堂俯允，贵当派人赴山东招数营徐、邳一带之人，奉合就近可招数营，均待两个月可成军。惟军械、子药并须求中堂赐拨，如不能准，只可请罢论。仍请裕帅添炮队一、二营，随同各军进取而已。”[22]然而，他的要求最终因为“饷窘，械更缺”等等原因，一一作罢。纠缠在这许多本不应该由领兵大将一人思索、交涉的事务中，左宝贵还在积极参与平壤御守之策的谋划。对日军的军力，多年在中朝边境巡守的左宝贵有较客观的估计，认为日军战斗力要高于清军。但在作战方针上，性情耿直的左宝贵坚持应该采取主动出击策略，并曾多次派队前出击退日军侦察哨兵。左宝贵虽然早年也曾置身李鸿章麾下，算是半个淮系出身，但后来常年驻防东北，已经完全融入关外的奉军系统。由此，与驻守平壤城的淮军将领叶志超、卫汝贵及毅军将领马玉昆等，多少存在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派系、畛域隔阂。另外，左宝贵一力主战的态度，又和持防守待援策略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平壤诸军总统叶志超显得格格不入，兵力弱小的奉军不仅在地理上偏处平壤北城，同时也被军力众多的几支大军所疏远。直隶提督叶志超经历过牙山之败，最先领教了日军战斗力的真容，“对敌人之强弱虚实，早已洞悉于胸。”自感己方军力不足，所以当到达平壤担任诸军总统后，他的防守策略始终显得异常保守乃至消极。战前，各军将领分防在平壤城各地，互相间的联络主要通过书信和新架设的德律风（电话）。根据记载，在9月一次难得的诸将见面会议中，针对连日来平壤周边日军前哨踪迹越来越多的紧张局势，总统叶志超提出主动退出平壤，“敌人乘势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药既不齐，地势又不熟，不如整饬各队，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正当各军将领“依违参半”之际，左宝贵挺身而出，满面怒色，慷慨陈言：“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返，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靡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效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左与叶相聚面商，左主战，叶主退守，意见不合，左语愤激，叶唯唯谢过。”[23]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当时也在平壤，对将领间的不合，曾将自己的判断密报给哥哥，“左（宝贵）、马（毅军将领马玉昆）力顾大局，惜其器局偏浅，不能融洽”。[24] 上将星沉（1）平壤守将正在争论战守策略的时候，日本陆军袭取平壤的军队已经在行进途中。为进攻平壤，日军采取的是包抄合围策略，分朔宁支队、大岛义昌混成旅团、元山支队、师团主力四部行进，总兵力16000余人，由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统一指挥。在预定的9月14日深夜，各路日军全部抵达预定进攻阵地，准备在第二天拂晓向平壤发起总攻。按照野津道贯的布置，大岛义昌混成旅团向守卫在平壤城对岸大同江浮桥桥头堡一带的清军阵地进攻；朔宁、元山两个支队进攻平壤城牡丹台高地一带。（朔宁支队已提前秘密渡过大同江，绕道平壤北部附近。）和清军的判断不同，日军认为牡丹台制高点是平壤城的要害，清军必然防守严密，所以将重兵投入这一方向。负责指挥朔宁、元山支队的日本军官立见尚文少将，和他的中国对手的出身履历情况有很大不同。立见尚文1845年出生于日本桑名藩的一个藩士家庭，小名鉴三郎，作为武士从小接受枪术、剑术的训练，后进入德川幕府编练的近代化陆军，学习近代军事，在日本近代的倒幕战争中表现出了突出的军事才能，被誉为“东洋第一用兵家”。幕府垮台后，1877年他进入明治政府陆军，历任旅团副参谋长、大队长、联队长等职务，1886年被派往欧洲留学，归国后，1894年晋升少将，任步兵第10旅团长。此刻，他所指挥的朔宁、元山支队总兵力约7800余人，他怎样也无法料到，他的对手，驻守牡丹台一带的左宝贵部奉军兵力只有不足2000人。而且就在日军兵临城下的前一天，李鸿章接到叶志超的急报，连日心力交瘁的左宝贵突发中风，右边身体麻木，无法起床。[25]侵略的炮火并不会讲丝毫的情理，15日凌晨4时30分，平壤大战首先在毅军、盛军驻守的大同江对岸一带打响，立见尚文所部也立刻开始了对自己目标的攻击。“十五日黎明，当旭日将要从东面树林的后面升起的时候，朔宁支队靠近了敌军堡垒。这时江左岸有混成旅团奋战，右方有元山支队自坎北山开拔急袭敌军堡垒。”日军记载，朔宁支队首先向牡丹台外围的奉军工事发起进攻。尽管兵力弱于日军，清军的抵抗仍极为顽强，战斗中日军还发现了清军使用13响连发毛瑟枪的特殊情况，这一新式武器就是李鸿章战前从旅顺调拨给奉军的。“突然以毛瑟十三连发枪，从侧面向我军部队射击，其势猛烈，势不可挡。”[26]借助炮火优势，经过恶战，日军于当天上午8时30分攻占了牡丹台高地。 上将星沉（2）居高临下的日军，随即蜂拥冲向附近的玄武门，意图攻破平壤城北的这道最后防线。日军从牡丹台居高临下炮击玄武门，配合以陆军不断向城门发起冲锋。当玄武门的防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尸体枕藉、枪林弹雨的城头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中风未愈的左宝贵，头戴顶戴花翎，身穿御赐黄马褂，走上阵地，大声激励他的士兵们奋死作战。身为一名高级军官，他深知失去了牡丹台制高点的平壤城防御，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面对蜂拥而至的日军，左宝贵毫无惧色，营官杨建胜想搀扶他下城，左宝贵满眼怒火，“击以掌”。对属下劝他换掉黄马褂，以免日军注目的提醒，左宝贵大声喝道：“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随着城头上越来越多的奉军官兵倒下，行动不便的左宝贵竟亲自操纵一门加特林机关炮，向日军扫射，恶战中，左宝贵左侧额头首先被弹片擦伤，“军门身强胆壮，犹勉力持撑”，继而一颗流弹正中左胸，满腔热血泼洒在平壤城头。随后的战斗成了彻底的混战，兵力单薄的奉军将士依托城墙，坚决死守。日军正面强攻不下，改派士兵冒险攀越城墙，从城内打开了玄武门，随着日军如潮水般涌入，平壤北门失守。当时，叶志超听闻北门吃紧，匆匆派盛军一部赶往支援，但而援军到时，大势已去。乱军中，营官杨建胜和几名士兵想把左宝贵的遗体带回祖国，“欲自北门出，而贼兵已入城，塞满街巷，杨某亦死乱军中矣。”[27]左宝贵和他的奉军就这样陨落在异国的土地上。后来占领平壤城的日军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左宝贵的遗体，出于对这位勇战捐躯军人的尊敬，在平壤以军礼厚葬。左宝贵阵亡后，清廷为之哀叹，光绪帝御制祭文，“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大战刚起，勇将捐躯，这样的消息简直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加之很快传来的平壤溃败，都以血淋淋的事实，对中国陆军的作战能力拉响了凄厉的警报。前敌大将不可谓作战不英勇，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失败呢？“九月中旬，天气很晴朗，平常正是收割庄稼的时候。这时就有人私下传说，在左宝贵将军所去的朝鲜北部的地方，中国军队被打败了。起初，没有人相信这个消息，可是以后慢慢证明这消息不是假的，最后竟以夸大的口吻来传说这事。据说中国军队被打败以后，就溃不成军，或者竟是全军覆没，左将军已经阵亡，日本军队正向满洲本部挺进。这时沈阳官吏，真是惶恐万分，因为不可能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将来如何敢预料呢！”[28]——摘自［英］司督阁《甲午战时辽居忆录》 第五章提要平壤一战，清军不但败了，而且败得溃不成军，如此战果令不少相信大清陆军实力的人大跌眼镜。人们更多地将战败一事归罪于统帅叶志超的胆小怯懦。细读史料，叶志超早年曾因作战勇敢无畏，而得到“叶大呆子”的诨号，而据参战高级军官栾述善及负责管理弹药的邱凤池所留下的资料，当年平壤城内确已面临弹尽粮完的窘境。1894年9月15日下午，朝鲜北部重镇平壤大雨瓢泼。夜幕降临后，城北的静海门、七星门悄悄被打开，中国军队蜂拥出城，冒雨北撤，结果在要道上遭到早已设伏多时的日军截击，死伤惨重。一位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官事后回忆起当晚的情景，字里行间仍然还充满了惊惧。“……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如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把守严密，势如天罗地网，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只得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前奔。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为敌人抑是己军，放炮持刀，混乱砍杀，深可怜悯！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弟唤兄，鬼哭神嚎，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者，非投水自溺，即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1]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陆军进行的首次大兵团会战，双方参战总兵力大体相当，日军略占优势。战斗于15日的凌晨时分打响，在大同江对岸的船桥里地区以及平壤城西南位置，防守那里的卫汝贵部盛军、马玉昆部毅军等清军主力部队顽强还击，甚至还发动过反冲锋，使得日军进攻数个小时毫无进展，被迫停止战斗。在城东北的制高点牡丹台一带，担负守御任务的三营多奉军遭优势日军的聚攻，经过血战，奉军兵力、火力不支，牡丹台、玄武门要地相继失守，奉军统领左宝贵在恶战中为国捐躯。总体战局来看，15日白天的战事尚属势均力敌。到了夜间，守军总统叶志超突然下令全军放弃平壤撤往北方，途中遭到日军伏击，致使这支中国陆军主力全军崩溃，一发不可复收。对平壤拱手让人、守军遭遇重创，作为指挥者的总统叶志超难辞其咎，百年来舆论批评的矛头也主要对准此人，认为叶志超个人的胆小昏聩是造成平壤大败的重要导因。直隶提督叶志超是跟随淮军宿将刘铭传起家的高级将领，早年在太平天国、捻军战争中因作战勇猛、不顾性命，而留下了“叶大呆子”的诨号。这样一位早年以勇敢著称的军人，为什么几十年后竟然会出现如此大的转变？为什么在平壤上午作战中表现尚佳的盛军统帅卫汝贵、毅军统帅马玉昆对放弃平壤也没有表示异议？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中国将领做出了放弃平壤的决策？在众口一词对叶志超的胆小作风的指责当中，其实平壤之败更深层次的原因被忽视了。 子尽（1）平壤之战相关当事人的公文报告和私人回忆中，都提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即9月15日深夜中国军队放弃平壤北撤，并不是出自叶志超一个人的决断，实际经过统将的集体会商。撤离平壤途中被日军俘虏的盛军军官栾述善在被送至日本拘押期间，撰写了名为《楚囚逸史》的回忆文章，本章开头那段惨不忍睹的文字就出自该文。栾述善追忆到，9月15日的黄昏，叶志超曾召集诸将会议，会上叶志超的意见是“北门之咽喉（牡丹台、玄武门）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2]按照这段描述，叶志超撤守的原因首先是牡丹台、玄武门失守，平壤城制高点被占领，城防被打开一个缺口，形势对我不利。接下去的“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看起来更为严重，要地失守，尚可以尽力一搏，但弹药对近代化战争来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相比日本军队，清军本来的组织程度、士气和战术水平就不高，如果再缺乏弹药，那这场仗能否坚持打下去，的确是个大问题。1894年9月19日清早，李鸿章收到了平壤战败后叶志超发来的第一封战报。电文中，叶志超汇报了9月13日至15日平壤及附近历次战斗的情况，言及15日的平壤之败，叶志超报告当时撤退平壤的考虑主要有二点，一是“子尽粮完”，即弹药粮草用尽；另外一点是“四山大炮齐向城营施放，兵勇无地立足”，即平壤四周高地被日军占领，而且日军炮火凶猛。这两点原因，与栾述善追忆的9月15日黄昏会议中，叶志超提出的撤退理由基本一致，侧面证明了栾述善的文章的真实性。栾述善还曾回忆，平壤城黄昏会议上，叶志超提出撤退的主意后，“各统领深以为然”，即与会将领对叶志超的判断均表示同意。这一点，在9月22日也被一份文件证实，当天曾参加过平壤黄昏会议的盛军统领卫汝贵致电淮军管家盛宣怀，提到左宝贵阵亡后，“守城乏人”，加之“子药又尽，叶军门不得已与诸将筹商退守之策”。[3]几位主要当事人的报告、回忆中所提到的左宝贵阵亡，牡丹台、玄武门失守，形势不利，无疑是不争的事实，而“子尽粮完”作为十分关键的原因，无疑对评价叶志超撤守平壤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当时人并未就此深论，现代一些研究者又过于草率武断地称这是“谎报军情”，[4]使得“子尽粮完”一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1895年的8月至9月，大批清军战俘在战争结束后被日本政府陆续交还给中国，有一名对解开平壤之战中的弹药问题极为关键的人物，也在归来的人群里。一年前在平壤城负责管理盛军军械、弹药的盛军军械委员邱凤池，在9月15日平壤城外那个恐怖的雨夜，右侧小腿被日军子弹击中，挣扎着企图继续追随大队奔逃时，又被赶来的日军用刺刀刺伤左腿，旋即成为日军的俘虏。释放归国后，邱凤池抱着极大的责任心，通过查找核对账目，对自己在平壤期间经手办理的军械收发事务，做出了极为详细的述职报告。 子尽（2）邱凤池于1894年7月21日，在天津新城随盛军大队登船出发开赴朝鲜，负责掌管盛军的军火。报告称，驻守平壤的盛军，所有的军械、弹药物资共曾收到两批，包括75毫米克虏伯行营炮弹1200发、2磅小行营炮炮弹1200发、加特林机关炮炮弹50000发、各类步枪子弹50万发。到9月15日平壤激战为止，这些弹药经过发放，库存各类步枪子弹仅剩余10万余发、克虏伯75毫米炮弹剩余350发、2磅炮弹剩余300发，加特林机关炮炮弹没有存余。而盛军自9月12日在平壤与日军前哨接触以来，至15日中午，所消耗的军火就高达子弹75万发（盛军从国内出发时，每名士兵配发了150发子弹，以平壤盛军总数为5000人计算，也就是到15日中午，盛军已经打完全部的弹药基数75万发。邱凤池所储存的子弹总数只有50万发，不足以再补充一天所需的供应量）、炮弹2800余发（加特林机关炮属于速射武器，消耗数量不在这个统计中。平壤盛军装备各类火炮近20门，出发时每门炮随炮配发50发炮弹，加上邱凤池保管的75毫米、2磅炮弹共3400发，2800发的消耗量意味着到9月15日下午除库存的600余发炮弹外，各炮已经没有弹药）。因为12日至14日发生的都是小规模前哨接火，最主要的消耗发生在15日。由此可见到中午时分平壤城盛军库存的弹药总数已经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再支撑一天类似15日这样强度的战斗。[5]邱凤池的统计数字仅计算到9月15日中午，而且不包括盛军以外的其他各军。各军的总体消耗情况，可以从日军平壤之战缴获的物资清单上一窥端倪，与盛军并没有什么差异。全场战斗，日军缴获75毫米克虏伯炮18门，所获炮弹516发，平均每门炮仅剩下不到30发。2磅一类的小炮缴获13门，炮弹209发。加特林机关炮缴获4门，炮弹117发（加特林机关炮的射速按每分钟发射20发计，4门火炮的弹药只够发射几分钟）。[6]对比这样的弹药情况，叶志超称“子尽”并不为过。 粮完（1）1894年7月末、8月初，盛军、毅军、奉军以及东北练军各部陆续进入朝鲜时，事机紧迫，为加快军队集结、出发的速度，类似军火、粮食、辎重这类大宗物资，并没有能够随军大量携带，主要留待后路陆续筹措后向前转运。甲午时期的中国军队，并没有像日军那样沿途设立兵站进行运输、供给的近代化后勤制度，抵达平壤的驻军，依赖的是背后一套拖沓、漫长的原始补给系统。盛军等勇营军队，此刻虽然出现在对外的国防第一线上，然而他们不具有国家编制，并得不到国家后勤的支持，他们所依赖的物资、粮械都需要组建他们的地方省份自行筹措、供给。因而几支军队虽然驻扎在同一座平壤城，背后的后勤补给却是各自一套账目，互相之间并不接济。此次出兵涉及境外，身为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掌管着轮船、电报等近代化运输、通讯手段的盛宣怀，理所当然地被李鸿章任命，总理后路转运事宜，当起了北洋各支出征军队的总管家，将国内的各股后勤线，协调归并到通往朝鲜这一条干线上来。从中国北方向朝鲜平壤运兵、运物资，距离最近、效率最高的线路，就是用轮船从天津、旅顺等北方港口，直接横渡黄海，进入大同江卸载。然而，丰岛海战后这条横渡黄海的路线，被认为过于危险而放弃使用。北洋各路军队增兵朝鲜时，除了原驻防东北的奉军、东北练军可以直接从陆路运输物资前往朝鲜外，驻防天津、旅顺的盛军、毅军等军队，仍需要走海路，被迫采用的是由轮船从天津、旅顺载渡，航行到鸭绿江大东沟卸载的路线。后来因为日本海军活动日益频繁，北洋海军舰只有限，无法四处扑击，天津、旅顺至大东沟的海上运输线，被缩短成只运输到营口，以此尽量规避海上风险。素有洋务之城美誉的天津，还是当时北洋一带重要的军火、物资集散地。为供应派朝军队，除各支军队组建地提供供给外，李鸿章努力借助自己的各种关系、渠道，从各地购买、借用西式武器以及补给物资，起初也是通过这条海上之路运送。盛宣怀等考虑到运输的安全性，进一步“改良”北洋沿海运输线，改成从天津用轮船将物资首先运到旅顺，再卸载、过驳到雇佣的百姓木船上，由这些采用风帆、或者小拖轮拖带的民船，沿着日本军舰无法进入的近海浅水，运往大东沟。以盛军的一次物资运载为例，1894年8月16日包括粮食、军械等物资自天津新城用轮船运载出发，18日到达旅顺，因为民船一时没有雇齐，看押物资的盛军军官又出不起高价，只能卸载堆积到旅顺，直到9月初才部分运到鸭绿江畔的义州，单程竟耗费半月之久。 粮完（2）天津、旅顺、东北等海陆路运输的物资，抵达鸭绿江畔后，还需要再雇佣鸭绿江一带的民船帮助渡到对岸的朝鲜。江边的城市义州成了各路中国物资的汇聚之地，盛宣怀就近设立义州转运局帮助照料，由接收物资的各支军队自行派人到义州运往平壤。义州通往平壤的道路崎岖难行，运力主要依赖雇佣的朝鲜牛车，行进速度缓慢，加之9月10日左右日本陆军就已经包抄向平壤后路，威胁到陆地运输线。因而驻平壤的一些军队，从出征到平壤溃败，期间通过这条低效的补给线仅仅只获得过一次补给。从后来日军在鸭绿江之战缴获的战利品情况分析，因为清政府常年不修武备，地方财力又无力维持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物资储备，因此当大战临头，在义州堆积成山的待运物资里，枪炮弹药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从这一点来说落后的运输并不是造成军火短缺的直接原因。但叶志超所说的“粮完”，主要原因却是出在这条运输线上。没有弹药，会严重削弱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没有粮食，则几乎会断送这支军队的生命，尤其是对于当时士卒们纯粹为了养家糊口吃饱饭才当兵的中国军队。协调各路后勤运输的盛宣怀与各处的公文往来中不乏军粮运输的细节，通过逐一分析这些文件，我们不难理清平壤驻军的粮食供应情况。盛军出发后，统领卫汝贵的儿子卫本良在天津老营于8月初备妥3000石大米作为首批军粮，16日起运，9月初到达义州。旋即因为义州通向平壤的路上，已经出现日本军队前哨踪迹，这批军粮陷入积压状态。直到平壤之战结束多天后，9月21日义州转运局汇报军粮存量时，仍然还在义州，“义州盛军粮台实存三千余包”。[7]叶志超率领的直隶练军和武毅军是最先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牙山战败后，辎重粮草几乎遗失一空，退到平壤时几乎没有任何补给。8月27日，补充叶志超军的2000石大米从天津用轮船启运，[8]9月9日左右运抵义州，和盛军的军粮遭遇同样命运，颗粒没有运到平壤。马玉昆统率的毅军是平壤另外一支主要驻军，由于原驻地就在旅顺，不需要像原驻直隶的军队那样先用轮船运过渤海，所以毅军军粮可以直接从旅顺雇民船运往大东沟。虽然在盛宣怀主管下的招商局船运记录中查不到踪迹，不过平壤战后在义州转运局里也堆积着1000石毅军的军粮，联系赴朝毅军总数只有4营的情况，由此大致可以判断，这1000石也是毅军的全部补给军粮，并没有运到平壤。唯独有军粮运输成功记录可寻的是左宝贵部奉军，8月28日奉军冒险使用舟船，从义州解运到了一批军粮，“奉军米粮由义州装船运平壤，走八天，甚平安。”[9]驻守平壤的奉军包括左宝贵奉军和奉军靖边军两部，共六营兵力，所解运的军粮大致约2000石规模。 粮完（3）总数约7000石的军粮堆积在义州无法前运，平壤城里的大部分清军除了出征时自行携带的军粮外，没有得到后方运来的任何补给。面对嗷嗷待哺的上万军队，统兵大将叶志超只得商量朝鲜地方官帮助就近筹措。朝鲜北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重镇平壤不过只有两万人口，要为一万多中国军队组织军粮，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军粮吃紧的窘迫境况中，清军不再挑剔，无论小米、玉米，只要是粮食都一概接受。平壤之战后，日军统计的战利品清单中，记录到缴获的军粮种类五花八门，共有大米2600余石，未脱壳的稻谷302石，大麦4石，粟米817石，小麦317石，玉米102石，[10]印证了平壤清军后期军粮供应主要依赖自朝鲜当地的情况。尽管得不到自己后勤系统的军粮供应，但按照清代1石约折合50斤来计算，日军俘虏的各类军粮总和有约20余万斤，以平壤守军兵力1万5千人粗算，这些粮食还可以勉强维持十余天。不过，日军统计的战利品数字不仅指在平壤城中虏获的数字，而是整个平壤战役期间缴获的数量，不能简单视作是平壤清军溃败前的储量。平壤大战三天前，1894年9月12日，李鸿章接到叶志超万分紧急的电报。因在平壤“百事创设，心力交瘁”陷入病中的叶志超，报告了一桩极为危急的军情。朝鲜咸镜道地方帮助筹措的军粮，11日在大同江内被日军全部掳走，“现五大军只存军粮数日……后路转运，至今未到。”[11]在日军档案中，这一消息得到完全证实，9月11日日本第五师团主力在大同江上游，即咸镜道来路方向俘获了25艘船只。[12]以1艘船载运100石计算，扣除去这批根本没有送到平壤城内的军粮后，9月15日大战当天平壤城内的军粮数目只有1600余石，约8万斤，仅够军队勉强维持一周左右，如果算上城中两万居民也要求食，则仅够维持三天左右，足令人触目惊心。在后路转运无望，周边朝鲜地方筹粮又无法运至，城中仅仅剩下够军民维持几天粮食的情况下，平壤城的的确确已经“粮完”。弃城（1）城北制高点丢失，外城城门被攻破一个缺口，城内军队又濒临弹尽粮绝，叶志超一筹莫展。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集诸将会议，提出了弃城北撤的意见。根据当时形势，各军统将对此均表示同意，平壤城内的朝鲜最高官员、平安道监司闵丙奭也没有异议，“亦听任之。”征求了诸将意见，叶志超在决策撤守重镇这样很容易引火烧身的重大事件的时刻，头脑尚显得十分清醒，准备向国内做出汇报。平壤城对外界的有线电报，从14日起已经断绝，无法直接和国内联系，叶志超于是匆匆撰写一封书信，陈述平壤15日上午大战的情况，以及绝不能守的无奈形势，交由亲信员弁潜出城去，步行前往后路安州一带寻找电报局发送，为自己将来解释弃守平壤之时，从公文程序上预留一条后路。“叶提督咸午专足递安州转电云：电线已断，日本四面合围，自十二日起，无日不战，超带兵督战已三昼夜，实不能支。平壤城低且圮，现日架炮百余尊俯击，城中人马皆糜烂，又无处汲水，万不能守。盛军人多不足恃，后路韩民竟接应日兵。如此之速，援军恐来不及，求中堂先将情形奏明。”[13]15日下午平壤大雨，刚刚攻破玄武门的日军朔宁、元山支队，正在周围高地炮兵的支援下，准备杀进平壤内城。突然，日军眼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平壤城各处城头上接二连三出现了示意投降的白旗，“同时雷鸣声、枪炮声混杂一处，伴随暴雨，咫尺莫辨。当时敌军虽然乞降，果真投降与否则不知道，然而我军已经战斗疲劳，加上骤雨困扰，立见少将遂命令停止炮击，观察敌军进一步行动。”[14]没过多久，平壤内城城门吱呀着打开一道缝隙，有一名朝鲜人走出城来，向日军提交书信。日本军史记载，这封由平安道监司闵丙奭署名的书信冒雨送来时，“信被雨打湿而不可读。”日军指挥官立见尚文少将于是驱马到平壤内城城下，让副官朝城头高喊，“如果你们投降，我军可以接受，应速速打开城门，交出武器。”由于言语不通，日军的喊话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于是双方通过笔谈，用汉字来交流。最后清军提出要求，“城内人众，非常杂乱，且雷雨大至，希望延迟到明日拂晓开城。”[15]日军表示接受，遂退出玄武门，驻扎到牡丹台一带。战争中，一方军队投降让出城池或阵地，另一方则保证对方军队安全撤离，在甲午战争所属的时代，这是国际法中的一项标准模式。叶志超下令竖白旗，以及与日军交涉让出平壤时，是否基于对国际法条文的了解，不得而知。但在那位被俘的盛军军官栾述善的回忆里提到，升挂白旗、与日军交涉停火，其实是叶志超的缓兵之计，他本人并不愿意真的率领军队缴械投降，只是想能在尽可能安全的情况下，将清军撤出这座危城。在与日军达成第二天天明投降、交城的协议后，叶志超匆匆传令各军准备当晚暗度陈仓，“密传各营，轻装持械，连夜后。”[16] 弃城（2）日本方面，与平壤清军直接交涉的朔宁、元山支队司令官立见尚文少将，对清军的举动其实满腹狐疑。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理解不了，为什么上半天作战如此坚决的清军，到了下午竟然转身一变会主动要求缴械投降，本能的警觉让他觉得清军的投降让城没有如此简单，“估计敌军可能于夜间逃走，我军严密部署戒备。”[17]雨夜，平壤清军向义州等方向撤退，发现这一动向的日军立刻在要道上布置伏击，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惨剧。平壤对外的有线电报遭日军截断，中国国内与平壤失去了联络，平壤城失守前后几日发生的事情，对清政府朝堂上的官员们来说，完全是一片模糊。9月12日接到叶志超军粮告急的电报后，军机大臣翁同　直觉认为“此师殆哉！”[18]如何来挽救这一局势，翁同　并没有任何主意。13日，北京城雷雨大作，听着耳畔轰鸣的雷声，翁同　心绪恶劣，感觉朝鲜即将溃裂的局势犹如天意，“天意如斯，可惧哉！”[19]9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六，平壤清军在半路遭遇日军截杀的时刻，翁同　在府中赏月，突然想起平壤转运不通，不仅军粮无法运至，连军队的秋衣也积压在义州，守军仍然穿着夏装，翁同　在日记中写下了“夜月好，百感苍凉，战士暴露，可念也，亦可惧也”的担忧之词。[20]直隶总督衙门里，得到前敌将士缺粮的消息，李鸿章也是焦急万分。12日当天，他数度电报平壤，用各种他能想出来的“好消息”鼓舞叶志超，“义州府尹采购米万石，已报购齐”、“刘子征统四千人赴东沟，十六七开驶，如能安抵安州，可商令相机援剿”、“前几日，倭有受伤、受病之四百三十人在仁川回国。又，在仁川医院亦有四百人，多半受伤者……以我揣度，似倭人亦畏我兵之强”，要求叶志超和平壤各守将“坚忍，力持大局”、“共奋勉，同心以御此寇”。[21]然而到了下午，叶志超发来了平壤失守前的最后一封电报，电文中叶志超已经担忧电报线会被切断，恳求李鸿章“此后无论电线通否，星夜急催援军速来”，最后表露心迹“此处钱粮艰难异常，转运不及，万一后路被阻，大局难支，超受恩深重，固当尽力，恐各军虽说同心坚守，必有不堪设想之处，不敢不先行说明”。[22]叶志超话已至此，李鸿章也深知自己没有更多的办法，只回复了一份文字简短、但是千钧之重的电文，“望设法防剿，勉力支持危局。鸿。”[23]9月14日，清政府总理衙门针对平壤局势，做出指示，主张“我军粮少，利在速战”，应主动前出攻击日军，截夺日军的军粮，担忧如果株守平壤，“恐哗溃即在目前。”李鸿章随即转达往平壤，并询问叶志超“各军能激发忠义痛剿一场否？”但此时平壤城电报已断。同时，为了解决忧心的粮食问题，李鸿章又电报受自己派遣，正在赶往朝鲜，预备现场督促运粮的老部下周馥和袁世凯，“弟等沿途查看粮台应添设何处，应视平军能否立脚，或退扎何处，筹定办法随时电商，仍兼程速行为盼”，言词之间，已经流露了平壤守不住的预感。[24]弃城（3）然而这一切都并无法挽回平壤的必败局面。9月16日，一封叶志超在前一天，即平壤大战正午时分派专员送出的那份告急信到达了清政府中枢。17日早晨，军机大臣们到值房入值时，看到转递来的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虽然还没有平壤进一步的消息，军机大臣、清流领袖人物李鸿藻认为平壤必不能守，李鸿章要为此负主要责任，“北洋事事贻误，非严予处分不可，尤非拔花翎褫黄褂不可。”[25]军机大臣、李鸿章的亲家张之万与之争论，而翁同　站出来支持李鸿藻的意见，“高阳（李鸿藻）正论，合肥（李鸿章）事事贻误，不得谓非贻误”。[26]辩论到最后，翁同　、李鸿藻占上风，军机大臣草拟两道奏片，一道要求叶志超设法打通平壤到义州的通道，一道请旨严厉处分李鸿章。中午时分奏折递上，下午就有了回音，光绪皇帝准奏，下旨拔去李鸿章花翎、剥夺黄马褂。批准如此之快，清流人物喜出望外，翁同　直呼“真明决哉”！李鸿藻乘势在军机处痛骂李鸿章开战前的主和态度是有心贻误，“词气俱厉。”[27]同一天，平壤城外被日军俘虏的盛军军官栾述善和很多难友一样，刚刚得到一个小小的饭团。“……死既不能，生更犹死，两手背缚，发用绳联。十八日申刻，始发给饭团一握，舌为匕箸，膝作杯盘，俯首就餐。忽尘埃上坠，泥沙兼半，口难下咽。渴极频呼，仅给臭水一滴。如是者二十余日，忽称送往伊国。足无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黄州，奔波百余里之遥，不容喘息。九月初八日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卧不出寸步，便溺均在一舱，秽气熏蒸，时欲呕吐。十六日至日本广岛下船，狂奔十余里，立毙数人，始登火车。十七日到大阪府，住南御堂厂舍。鸟正飞而入笼，蛙欲怒而在井。一日三餐，入口者无非霉烂萝卜。数月遍身尽是腌脏衣服。似僧而有发，如道而无冠。月暗风凄，频洒思家之泪，物换星移，常兴失路之悲。”[28]北洋海军舰船志　　　研究海军历史，必然要研究军舰，研究舰船的发展历史。舰船志，讲军舰的前世今生，讲军舰的各种性能参数，讲军舰的各种细节。这类书籍，欧美、日本出得很多，印刷得极为精美，研究的水准很高，甚至也包括了中国历史上的军舰。但是同类作品，中国国内却非常少，《北洋海军舰船志》是中国近代海军研究书籍中第一本此类题材的作品。这本书既通俗可读，同时又具有学术性，是海军史研究者爱好者的一本北洋海军舰船辞典。北洋海军舰船志:曾经的亚洲第一海军　　　研究海军历史，必然要研究军舰，研究舰船的发展历史。舰船志，讲军舰的前世今生，讲军舰的各种性能参数，讲军舰的各种细节。这类书籍，欧美、日本出得很多，印刷得极为精美，研究的水准很高，甚至也包括了中国历史上的军舰。但是同类作品，中国国内却非常少，《北洋海军舰船志》是中国近代海军研究书籍中第一本此类题材的作品。这本书既通俗可读，同时又具有学术性，是海军史研究者爱好者的一本北洋海军舰船辞典。甲午战争:陈舜臣大历史写作的开山名著　　陈舜臣先生的历史小说《甲午战争》最初由日本著名的中央公论社出版，一问世便成为日本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书从发生甲午战争的时代背景谈起，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陆奥宗光、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从中、日、英、俄、德、法、美等国际情势叙述甲午战争之所以爆发、战事的经过以至马关条约的签订。作者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出垂老的晚清是如何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日本打败，更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氛。陈舜臣写历史小说，最难能可贵的是，一定自己亲自前往有关国度、地方做实地调查；一切有关资料和史料都一一过目，融会贯通。因此，他对历史真相的把握，远比一些历史学家要正确、有深度得多。韩国某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许多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