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些帝王们-2

“天高皇帝远”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民间口语，出自明朝人黄溥编纂的《闲中今古录摘抄》，原文为“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显然，这是一次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武力抗争。那么，“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指的是谁呢？有学者认为，其中的“皇帝”并非针对某一个皇帝，而是对所有封建昏庸皇帝的泛称。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单纯从语法角度上来看，“天高皇帝远”和“民少相公多”是一组极其工整的对偶句。句中，“天”对“民”“皇帝”对“相公”，丝毫不乱。其中，“民”是指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穷苦百姓，“相公”是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的蔑称，两个词语对应的分别是两类群体；而“天”是对苍天的专称，所以按照对偶规则，“皇帝”也应该是专指某一个皇帝，而不是多个皇帝。黄溥是明朝人，其《闲中今古录摘抄》是以杨讷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为蓝本的。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杨讷，亲历元亡明兴的朝代更替，目睹农民起义的反抗怒潮，其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据《元代农民战争史料》记载：元朝至正八年（1348年），浙江台州、温州百姓树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反抗旗帜，首义反元。从这首《台温处树旗谣》产生的时间来看，“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应该专指元顺帝。元朝统一中国后，将其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个等次，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并规定这四等人在做官、科举和打官司等诸多方面享受不同等次的待遇，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步加剧。到了元顺帝的时候，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将士堕落，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虽然元顺帝曾以脱脱为相，以图刷新政治，帝国中兴，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由来已久，积重难返。脱脱遭馋退位后，国事日非，元顺帝本人却“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一味地沉湎于享乐和女色，纪纲废弛，官吏贪蠹，财政窘迫，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元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元顺帝宁可专心致志地学“行房中运气之术”，也不处理朝政；宁可别出心裁地设计船舶、制造宫漏，也不关心国计民生。1368年，朱元璋攻破通州后，直逼元大都。看到元朝大势已去，元顺帝索性逃回漠北老家。在上都喘息期间，朱元璋派使者前去招降，元顺帝让使者给朱元璋带去了一首诗：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在这首《答明主》中，元顺帝承认元朝气数已尽，但却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禅让的诚意。本来是自己走投无路、仓皇北顾，反倒被他说成皇恩浩荡、完璧归赵，从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元顺帝的麻木不仁和荒唐可笑。“天高皇帝远”说的是哪个皇…洪武二年六月，元顺帝逃奔应昌（今内蒙古克什腾旗西北），次年四月，因“痢疾”死于应昌，庙号“思宗”。朱元璋因其在国破家亡之际，没有背城一战，而是选择了逃窜漠北，是“知顺天命，退避而去”，故称其为“顺帝”。曾经横扫中原、所向披靡的蒙古帝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声讨中土崩瓦解，沉寂为短命王朝；而这位名叫脱欢贴睦尔的乌哈图可汗，则在“天高皇帝远，不反待如何”的呐喊中狼狈逃窜，沦落为亡国之君。朱元璋把他称作“顺帝”，不能不说是对他的莫大嘲讽。灭元军最少的朱元璋为何能一统天下？元朝之后，就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元朝是朱元璋推翻的，似乎元朝军队也主要是朱元璋灭掉的。然而，笔者在查阅史料时却惊奇地发现，在元末的各路起义军里，朱元璋所部是消灭元朝军队最少的一支。那么，灭元军最少的朱元璋为何能最终一统天下？朱元璋是如何以较小的代价登上开国皇帝宝座的？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有枪便是草头王。话说到了1356年，各路起义军都抢到了一定的地盘：刘福通拥韩林儿为帝，拥有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大片领土，并不断向北方和西北进攻。徐寿辉称帝于武昌，拥有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张士诚称王于苏州，拥有江苏、浙江等地。明玉珍则杀入四川、云南，也欲称帝。这四支队伍是消灭黄河以南元朝势力的主力军，他们已控制了黄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此时的朱元璋占据安徽中部的滁县、和州一小块地方，他手中只有两三万兵马，这还是继承其岳父郭子兴的遗产。他力量虽弱，但慧眼独具。他发现南方当时还有一块地盘在元朝手里：那就是张士诚和徐寿辉势力中间的江苏中西部直到浙江中西部的一长溜地方。这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且其中还有一个虎踞龙盘的历史名城建康（南京）。于是朱元璋立即发兵，由采石矶偷渡长江。攻下南京后，又继续向南进攻。用四年时间，一直打到浙江的金华、衢州。此后朱元璋在南方就一直和其他汉人武装打，再也没有打过蒙古人。元朝在黄河以南的军队大部分被灭于其他起义军之手，朱元璋所部消灭元朝军队最少。这期间，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大举北伐，分四路向元朝进攻。他自己在中路，打下了河南全部，并迁都于开封。北路沿山西一直打到元朝的大都。东路打下了山东。西路一直打到陕西凤翔。一时间，红巾军号称百万，几乎掀翻元朝。本来，按照刘福通的力量，完全有可能彻底推翻元朝。但刘福通的战略出现大的失误，他没有集中兵力猛攻北京，却是兵分四路，四面出击。结果是分散了自己的力量，让元军得以各个击破。再者，元朝出了一个奇人察罕贴木尔。此人出身布衣，却精通军事。在短短十年间，他依靠自己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在北方全力对抗红巾军，创造了几乎百战百胜的奇迹，并终于打败了百万红巾军，维持了元朝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红巾军溃败后，朱元璋在安徽的领地，直接处于察罕帖木尔的威胁之下。如果察罕帖木尔挥师南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朱元璋。以朱元璋当时的实力和南方四分五裂的局面，是绝对无法与之相抗的。天助朱元璋。正在这时，元军内部开始冲突。贵族出身的元朝悍将博罗帖木尔，嫉妒察罕帖木尔这样布衣出身的人实力和地位都将超过自己，竟然提兵向察罕帖木尔的军队进攻。察罕帖木尔也不甘示弱，于是双方军队在山西、河北不断发生摩擦。蒙古人没完没了地同室操戈拉开了序幕。1362年6月，察罕帖木尔遭手下叛将的毒手突然死亡，元朝痛失顶梁柱。察罕帖木尔一死，朱元璋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倾全力和南方各支汉人武装大打出手。1363年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取得江西全部。1364年攻下武昌，取得湖北。1365年平定湖南、广东。1367年又完全打败张士诚、方国珍。基本统一了南方。与此同时，北方蒙古统治者的内讧加剧，各支军队也开始互相攻打，一打就是好几年，元顺帝都调停不了。结果使元朝陷于一片混乱，日趋衰弱。更要命的是，元朝灭亡的千古罪人——奸相绰斯戬出现了，他贵为丞相，竟然趁乱雇人印假钞以大发横财。不仅如此，他还趁皇帝叫他出面调解博罗帖木尔和库库帖木尔的矛盾之机，拿着圣旨当收钱器，“视南北两家赂遗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面送的钱多，就对南面说：皇帝有密旨叫你们去打北面；北面送的钱多，便又对北面说：皇帝有密旨叫你们打南面。使得形势愈益纷乱险恶，内战无休止地延续下去。1367年，当南方同根相煎的胜出者朱元璋回过头来看北方时，发现北方的统治者似乎早把南方忘记了，还在忙于窝里斗呢。朱元璋于是下令北伐。10月，徐达、常遇春率大军25万，朝北方进发。一路几乎兵不血刃。山东、河南、陕西等地的元军要么是迎旗而降，要么是闻风而逃。数得上的战斗，只有洛阳一场：当时洛阳守将托音帖木尔在洛阳城外聚集了五万军队，欲与朱元璋军队一战。却被常遇春一冲，立即溃败。当年察罕帖木尔用十年时间收复的从陕西到山东的广大中原地区，朱元璋军队仅仅用了八个月就全部占领！1368年8月，朱元璋军队进逼北京，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弃城而走，全部逃往蒙古大草原。其余库库帖木尔、李思齐等手握重兵的将帅，也失却了内战时的勇敢，竟也毫不抵抗，全部逃跑。朱元璋仅仅用了十个月时间，以极小的代价就占领了整个北方，从而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明朝。明英宗复辟后为何非要杀于…明英宗朱祁镇，明宣宗朱瞻基长子，九岁即位，年号正统，明朝第六代皇帝。即位时有三杨辅佐（杨士奇、杨荣、杨溥）和英国公张辅，社会尚算安定。自正统七年（1442年），王振掌权后，政治开始腐败，塞外的瓦剌不断抢掠。1449年，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由于用兵不当，导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之后，北京的明众臣为稳定人心，以于谦为首的大臣们，主张立明英宗的亲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即景泰帝），史称明代宗。此后，大明和瓦剌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如果不是于谦那句“言南迁者，可斩也”的厉声高呼，留守北京的大臣们就会犯逃跑主义，大明帝国就会轻松地丢掉半壁江山；如果不是于谦那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大义言辞，狼子野心的也先就会继续以朱祁镇为要挟，明英宗就不可能有再登皇位的人生转折。然而，明英宗成功复辟后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把于谦以“谋逆罪”关进了死牢，五天后“弃市”。每次读《明史》读到这里时，笔者在为于谦身遭惨死扼腕叹息、悲愤落泪的同时，也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论清廉，于谦自奉俭朴，两袖清风；论能力，于谦胆识非凡，处乱不惊；论人格，于谦心系国家，义薄云天；论操守，于谦安于淡泊，刚正不阿。于谦对大明帝国有再造之功，再说明英宗能够重返大明，也全靠于谦与也先的智勇周旋，这一点明英宗比谁都清楚。但他还是一边说着“于谦实有功”，一边下达了死刑命令。那么，明英宗为何非要置于谦于死地呢？通过“夺门之变”复辟的明英宗，首先面临着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如何为自己的君统“正名”。为此，明英宗废除了景泰帝名号，改元“天顺”。天者，天命所归；顺者，顺应民心。年号虽然改了，景泰帝也已经废了，而对当初危难时刻拥立景泰帝上台的主谋于谦如果不加以惩治，显然还不足以证明其复辟之君的政治合法性，无法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复辟是“天命所归”和“民心所向”。所以，当徐有贞提醒他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后，为处置于谦犹豫再三的明英宗终于下定决心，杀掉于谦，抄没家产，家人充军。失去过，才会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明英宗从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变成一个身陷囹圄的阶下囚，继而成为一个被景泰帝幽禁长达七年之久的太上皇，最后梦一般的再次坐上皇帝宝座，期间的辛酸、悔恨、羞辱、磨难，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所以，他对失而复得的皇位愈发珍爱。杀掉于谦，不过是他树立权威、挽回颜面的无奈之举。然而，于谦毕竟是无懈可击的，找不到罪名，这让明英宗很头疼，于是宋高宗冤枉岳飞谋反的伎俩又派上了用场。不过，岳飞的罪名是三个字“莫须有”，而于谦的罪名是两个字“意欲”。于谦被杀，“天下冤之”，京城百姓无不为之落泪，就连皇宫内的孙太后也为之感叹。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对于明英宗来说，皇权永远是第一位的。明英宗死后，他的儿子明宪宗即位，于谦的冤案很快得以昭雪。明宪宗在赐给于谦的祭文中说：“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材，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祭文中，明宪宗把于谦的死完全归因于徐有贞、石亨等人的迫害，多半是为明英宗开脱。不过，明宪宗即位后能立即为于谦平反，也多半是受了明英宗的特别叮嘱。人做错了事情，总会内疚不安的，皇帝也不例外。崇祯皇帝为何秘密收葬魏忠…死前被公布罪状、发配凤阳，死后被碎尸万段、悬首示众，崇祯上台后对魏忠贤的这一系列处置，在给当时的黑暗政坛带来些许新鲜空气的同时，也让他赢得了圣明之君的欢呼颂扬。然而，17年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墓址就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每次读史读到这里的时候，笔者总要惊讶一番，沉思一番。惊讶的是，崇祯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调兵遣将上，居然还有闲心做一件与御敌守城毫不相干的事情；沉思的是，崇祯在国破人亡的慌乱绝望中，为什么会突然改变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贤的初衷，重新审视魏忠贤的价值和功绩，并出人意料地为其收集骸骨、修坟立碑。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掺杂着个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大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远见卓识。平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未免有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从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层能力、这种魄力、这份功绩，还是应该被认同和肯定的。崇祯即位的时候，海内难民揭竿四起、关外清兵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贤这样富有处理军国大事经验和把握动荡时局能力的“能人”来独当一面，虽然无法扭转国势日衰、积重难返的败亡趋势，但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坍塌崩溃。但崇祯为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愤，更是为了报仇雪恨和独掌大权，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势彻底肃清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能够不动声色地一举铲除魏忠贤，一直是崇祯自我标榜的人生得意之作。然而，正是由于过分欣赏自己的才干，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却让他从自信变得自负，最后变得刚愎自用。魏忠贤死后，崇祯起用了倡导儒家思想的东林党人，但在国内动荡、边关危急的存亡之际，那些擅长空谈、治国乏术的文人儒将能有什么作为？杨鹤对民风剽悍的起义军实行“招安”，袁崇焕与狼子野心的皇太极私下“和谈”，无不表现出东林党人的庸俗、懦弱、酸腐和无能。尽管崇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这种让人噤若寒蝉、如履薄冰的高压态势，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致“十万太监亡大明”的历史悲剧。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个人恩怨和个人私欲是不是应该暂时放一放呢？毕竟，国祚永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最硬的道理。在幡然醒悟的同时，也让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17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康熙四十年，魏忠贤墓被康熙皇帝下令夷平，这是后话。雍正为何要亲自编撰图书自…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全书共四卷，由雍正皇帝钦定编纂，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目的是为了“教育”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平民囚犯进行大辩论的书，也是史上泄漏宫廷内幕、隐秘最多的一部御制国书。《大义觉迷录》的刊行，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曾静其人，性迂阔，喜谈道学，有反清思想，是清代很有名的书生“革命家”。他生于1679年，卒于1741年，湖南永兴鲤鱼塘镇人。幼年丧父，母亲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贫寒，他曾醉心于功名但屡试不第，于是断了科举入仕之念，在乡村闭门授徒，经常向学生们散布反清言论。雍正五年，曾静在省城读到了清初杰出思想家、诗人和时政评论家吕留良的文章，对“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的诗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无皇帝之命。出于仰慕之情，曾静派得意门生张熙去浙江拜谒吕留良，但当时吕留良已去世四十余年了。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交给张熙其父的一批著作，有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等。不虚此行的张熙把这些著作带回后，曾静如获至宝大喜过望。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了“革命导师”吕留良的这些文集后，曾静更加坚定了自己反清的政治主张，他先后写了《知新录》《知几录》两本书。在《知新录》里，他大胆放言：“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城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又称：“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所寿。”他还集中列举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和任控等，说雍正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暴君。曾静以“华夷之分”理论入手排满，并四处宣传，鼓励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俨然一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启蒙思想家。雍正六年，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进京觐见，却被皇帝拒绝，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而岳飞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杀的，所以岳家与满族有世仇。曾静便派学生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到西安去找岳钟琪，策动起兵反清。曾静的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为作为岳飞后裔的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岳钟琪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出生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随后又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率军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由于战功卓著，加之年大将军因为飞扬跋扈被雍正整肃，结果岳钟琪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是圣眷正浓，春风得意。但是，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一向为满族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人躲在暗处给雍正偷打小报告，说岳钟琪存有反心。据雍正后来说的，足足有一箩筐之多。这些猜疑和诽谤，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有个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弄得当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严格鉴定，此人是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卢汉民事件”发生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让岳钟琪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圣上如此宽厚待己，岳钟琪自然是感激涕零，对清廷忠心不二，根本无意造反，反而一直想寻找机会报答皇上。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给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尽力的好机会，由于事情重大，岳钟琪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密旨很快就到了，雍正在谕旨中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严加审讯。雍正还主动建议说，不要采用原先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定要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于是，岳钟琪按照雍正的密旨，开始秘密审问张熙。张熙倒还有点骨气，打死我也不说。岳钟琪使了个诡计，假称前面是试探他，还和他歃血为盟，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自己的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自己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就上当了，便说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得意地告诉岳钟琪，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六省都已发动了群众，“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雍正为何要亲自编撰图书自…此时，岳钟琪方知曾静是幕后指使人。岳钟琪获得真实情况，马上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曾静也无法隐瞒实情，交代了他们与浙江吕毅中、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之后，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联合拘讯曾静。雍正得知曾静的荒唐之举是受吕留良的影响后，便对早已去世多年的吕留良恨之入骨。吕留良向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讲学，很有名气。顺治时，他参加过考试，后来归隐山林。地方官几次以“山林隐逸”要他出来做官，他都辞谢。吕留良招徒讲学，号召人们要坚持汉民族立场，不要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中，从未承认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康熙时期，有人推荐吕留良做“博学宏词”的考选，他也不参加。最后，他终于削发当了和尚，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尽管吕留良隐居山林之中，从事著书立论，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气，以及学识渊博，存留在大江南北，影响了大批后人，雍正帝将曾静与死去的吕留良严格划分：“曾静只讥及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尤较曾静为倍甚者也。”于是，龙颜大怒的雍正帝下了严旨：“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及钞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清朝官员一边在湖南逮捕曾静、张熙，一边在浙江迫害吕留良的家人。吕毅中和沈在宽（严鸿逵学生）被诛杀，连去世多年的吕葆中（吕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戮尸的处分。还将吕、严两家直系家族凡16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处斩，15岁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奸杀，就是发配功臣家为奴，真是惨绝人寰。连刊刻吕留良之“逆书”的车鼎丰、车鼎贲，都是秋后执行斩首，孔用克、周敬舆私藏禁书，也被“斩监候”。雍正为让曾静、张熙作为活口人证，对之耐心“开导”、软化，使软骨头的曾静从反清转而竭力谴责吕留良，吹捧清王朝，并写出《归仁说》，从理论上陈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要世民“归仁”于清。曾静同时为自己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表示痛心忏悔，说什么“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误解了英明君主。同时，又对雍正大肆歌功颂德，什么“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纯熟，学问之深渊，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之浑然”，赞美曰：“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是“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也。后来，雍正给曾静以特别优待，不仅没有责罚，而且还玉食锦衣地将其供养起来。他命令地方官员安排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任职，又命奕禄带他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各省学府去现身说法，当众认错，并为雍正辟谣，宣扬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的各种功德，以消弭全国文人的反清情绪。通过审讯曾静，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实随从，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幕，针对曾静、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点，写出关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辩论，并与曾静的供词及《归仁说》，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四卷颁发天下。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其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受审的供词，最后附上曾静的《归仁说》一文。四卷本《大义觉迷录》是曾静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亲自编纂，刊刻成书。《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不学习者治罪。1730年4月4日，《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册，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疆域辽阔的大清国中，大多数人并不识字。雍正皇帝选取了才学与道德都值得他信赖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讲《大义觉迷录》的宗旨。这些长期埋首于儒学经典与权力斗争中的京城官员，穿越还算繁华的市镇，走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在所到之处，他们建立起一座座临时“龙亭”，焚烧香料，在努力营造的庄严气氛中，大声宣讲《大义觉迷录》。据记载，当时在兰州的一场讲授中，宣讲者是郑禅宝，大约有一万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地听讲，在理应人烟稀少的酒泉，则有两万人加入了听众的队伍。全国的其他各地，也是书声琅琅，对《大义觉迷录》的宣讲不绝于耳。雍正十年，轰动一时的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雍正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并下令说：“曾静系朕特赦之人。”释放曾静时，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的继承者乾隆却和雍正对此事的看法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雍正死后，新君乾隆登基仅仅43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并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一律处死。从此《大义觉迷录》成为绝世罕见的一部皇帝撰写的御制国书，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有他周密的考虑。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他清楚认识到：父王想将诽谤公布天下，以获清白，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对曾静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实际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审判台；雍正的“华夷之别”的新释、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皇子间尔虞我诈、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统统详细地记录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形象，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起到反宣传作用，根本达不到使臣民“觉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对清朝统治极为不利。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肃清其流毒。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难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干脆一杀了之。乾隆为何把嘉庆确定为接班…清朝初期能出现四海臣服、国威振奋的强盛局面，能够出现长达130多年之久的”康乾盛世“，除了执政者们个个都具备匡扶社稷、治国安邦的杰出才干外，还在于他们都选择了优秀的继任者。如雄才大略的康熙、励精图治的雍正、锐意进取的乾隆，无一不是上任皇帝生前所精挑细选的最佳接班人。嘉庆是乾隆皇帝的继任者，也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任皇帝。翻阅清朝正史，我们找不到关于对嘉庆荒淫、贪婪、昏庸、阴险行为的记载；翻阅清人野史，也查不着他的哪怕一件风流事。就是这样一个品格端方、为政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的人，却成为清朝十二帝中最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的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的嘉庆，身上最明显的标记就是乏术和平庸。那么，乾隆为何会把皇位传给他，把偌大一个帝国托付给他呢？乾隆一生有17个儿子，嘉庆皇帝永琰排行第十五。按照清朝”立长、立嫡“的皇位传承原则，排行靠后且是庶出的永琰，几乎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乾隆最初也确实没有把他列入考虑范围。但老天似乎总是故意与乾隆过不去，嫡次子永琏、嫡七子永琮相继夭亡，其他皇子也大多英年早逝。到了永琰出生的时候，他的14个兄长中有8个已经死去，就连深受乾隆宠爱的皇五子永琪也在几年后早逝，诸皇子中可备乾隆选择的范围已经变得非常小了。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放下祖制，从剩下的几个年幼、庶出的皇子中另择储君。皇十一子永瑆和皇十五子永琰，水落石出般地成为乾隆皇帝为数不多的儿子中的佼佼者。永瑆聪明睿智、才气横溢，做事很有主见；永琰性格内向、性情凝重，为人规矩仁孝。在大清国力日益衰减的情况下，按说由永瑆这样一位性格鲜明、颇有主张的皇子来继承皇位，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但事实上，乾隆却把皇位传给了永琰。乾隆选择接班人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后来者必须不容置疑地遵从他的意志，不打折扣地继承他的政策，不遗余力地维护他的权威，并把自康熙以来开创的盛世一直保持下去。永琰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的话一向言听计从，无疑最符合乾隆皇帝的选嗣标准。朝中的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乾隆对永琰的态度和用心，就连当时来京的朝鲜使者也多次向朝鲜国王汇报：“永琰为人持重、度量豁达，最为乾隆皇帝喜爱。”其实，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永琰做接班人，还有一个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不想放权。尽管乾隆皇帝曾有过“朕八旬有六归政”“不敢与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数等同”的誓言，但等他年老昏聩的时候，越发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一丝一毫也不肯相让，哪怕这个与自己分羹的人是自己的亲儿子。如何做到“退而不退”，如何在有生之年继续风光地把持朝政，这是乾隆皇帝在风烛残年时最关心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选择一位恪守仁孝、老实巴交、唯父命是从的接班人，而永琰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果然，乾隆在传位的同时明确宣布：“凡遇军国大事和用人事宜，决不会置之不问，仍要亲自处理。”退位后，乾隆仍然自称为“朕”，他的谕旨称为“敕旨”；对前来进贡的朝鲜使者有板有眼地说道：“我虽然归政，但大事还是我办！”；他借口已经在养心殿居住了60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出去；为了限制嘉庆，他还一度上演了“传位不传玺”的闹剧；本来嘉庆即位改元后，全国上下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宫廷中还是用乾隆年号，如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新皇帝即位后，钱币应该改铸“嘉庆通宝”，可那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的通宝各铸一半……在父皇的淫威下，以仁孝著称的嘉庆，只能没头没脑地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二皇帝”。不能否认，永琰还是很有资质的。他勤奋好学，6岁读书，13岁通五经，之后跟从多个师傅学习今体诗和古体诗，文化基础非常坚实。尤其是在从14岁被秘密立储到35岁登基的漫长的20多年中，他经受住了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乾隆皇帝的时时观察和种种考验，并最终被确立为下任皇帝，都说明永琰的品质、才干绝非等闲。不过，他的这种资质才干，用在恪守仁孝、唯命是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等方面还算说得过去，但用在安邦治国、开拓进取上就会显得异常地苍白无力。如果天下安定、歌舞升平，凭嘉庆的能力做一位贤明的太平君主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乾隆后期国库衰竭、国力衰弱，朝廷政治腐败，官场贪贿成风，各种矛盾一触即发，沉醉于“康乾盛世”光环下的大清帝国“外面看着轰轰烈烈，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就迫切需要一位有着刚猛手腕、铁血政策的“能君”来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可惜嘉庆皇帝没有遗传到前面几任皇帝治国能力和开拓气魄的基因，虽然勤政图治，一心想着有所作为，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位忠厚老实、波澜不惊的守成君主。嘉庆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嘉庆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却不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他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政治比乾隆后期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川、楚白莲教和鲁、豫天理教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因为好大喜功而穷兵黩武，把原本强盛的大清帝国折腾出衰败迹象来的乾隆皇帝，至死也不承认他的统治出现了危机，他甚至还在发着“大清帝国，谁与争锋”的高烧，甚至认为自己留给子孙的仍旧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对当时形势掩耳盗铃似的错误估量，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在确定接班人问题上的错误选择。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为了贪图虚荣、操控权力，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私利，把皇位传给了一个不足以成大器的儿子，把有着二百多年辉煌基业的大清帝国交给了治国乏术、政治平庸的嘉庆皇帝，使大清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落，一败涂地，最终沦落为被列强任意侮辱和践踏的殖民地。与其说，大清帝国衰败在嘉庆手里，倒不如说是腐朽在乾隆手里。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前车之鉴，或许能给后人一些深思和启迪！袁世凯身后的两大谜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但是，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举世反对。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复活，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段祺瑞甚至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袁世凯的称帝提出警告和抗议。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接着，各省接连宣布独立。北洋派内部更是危机四伏，以往在北洋一呼百应说一不二的老袁，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无奈之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称帝仅83天，史称“八十三天皇帝梦”），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5月下旬忧愤成疾。袁世凯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欲续任大总统亦不可得，在心理的重大打击及家族遗传性糖尿病交煎之下，于1916年6月6日撒手人寰，时年57岁。他死后，留下了两个谜。袁世凯为什么要葬在安阳？袁世凯死后的两个多月，即1916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安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不仅是“七大古都”之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汉字之都、甲骨文之乡、《周易》的诞生地、上古颛顼帝喾二帝陵墓所在地、隋唐瓦岗寨起义地、岳飞故里，还是现代著名的红旗渠精神发源地。袁世凯老家位于河南省东南部的项城（项城至今保存有各式建筑248间的“袁世凯故居”，以及有清代宫廷式建筑群典型风格的“袁世凯行宫”），为什么要葬在河南省最北部的安阳呢？对此，袁世凯生前含糊其辞，近代史家也各有各的说法，莫衷一是。从现存文献看，早在袁世凯归隐的1910年冬天，他就为自己选择好了墓地，但究竟在何处他没有明说。1911年6月他在致端方的信中写道：“兄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据其子袁克文记述，袁世凯自选的墓地在太行山中。他写道：“昔先公居洹时，曾自选窀穸（音zhūnxī，意墓穴。）地，在太行山中，邃而高旷，永安之所也。”袁氏后人最后讨论葬于何地时，袁克文提出按其父生前的意愿办，但长子袁克定坚决反对，决定将其葬在彰德府洹上村旁。其实，袁世凯死后没有归葬其老家项城的原因，与其身世、家事有关。1859年（清咸丰九年），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县袁寨。他们家按照“保、世、克、家”来排辈分，父亲袁保中有八个子女，长子世昌、次子世敦和两个女儿为原配夫人所生，其余四子皆是庶出，袁世凯行四，7岁时又过继给了叔父袁保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时，他的母亲刘氏病死在天津，灵柩运回项城之后，袁世凯的同父异母兄袁世敦以嫡子主持家务，他认为刘氏不是正房，坚决不准正门出殡，灵柩也不能埋入祖坟正穴和袁保中合葬。尽管袁世凯颇有权势，但囿于伦理纲常，只能和哥哥争执，甚至跪下哀求，也没有得到袁世敦的许可。无奈的袁世凯最后只得另购坟地，才算让母亲安然入土，但也因此和兄长袁世敦闹翻了脸，盛怒之下与之绝交，从此永远不再回到项城老家。而安阳呢，时称彰德，在袁世凯的宦海生涯中，这里可说是一处http://house.ifeng.com/home/jjfs/list_0/0.shtml风水宝地。他曾在此地向世界充分展示过自己的军事实力，在那个军事实力即话语权的时代，这无疑意味着他是当时清廷的第一强人。少年时生性贪玩的袁世凯，早年考取功名屡次落榜，后投身行伍才逐渐发迹。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是甲午战争后的天津小站练兵，从此他便青云直上，戊戌变法的第二年当上了山东巡抚，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进入了大清朝廷的权力中枢。1905、1906年北洋陆军连续两年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会操，其中1906年9月的会操是在彰德（即安阳）举行的，袁世凯是阅兵大臣。这次会操是直隶两湖等省陆军的实战演习，精选出来参加演习的北兵有4万多人，还有各国驻华官员和记者500余人参加。这是甲午战争以来北洋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亮相，也是袁世凯对自己家底的一次大炫耀，因此更被朝野以及外国势力看成是大清的支柱。因此，袁世凯对安阳感情很深，远远超过了生他养他的项城。天有不测风云。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登天后，与袁世凯有矛盾的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的厄运来了。摄政王载沣发布谕旨，解除了袁世凯所有职务，令袁世凯“回籍养疴”。袁世凯自从和大哥闹翻之后，就把时称彰德的安阳当成了自己的故里。袁世凯小的时候，就知道安阳有个洹上村，相传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到洹上村隐居三年，后来商王亲自到洹上村迎他复任。安阳也是袁世凯的远祖——汉朝大将军袁绍发祥之地，袁世凯觉得，洹上村对自己是一块吉祥宝地，还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就买下了这里二百多亩地，只是没想到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安阳洹上村位于河南与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离京城也近。隐居这里垂钓洹水，也便于掌握天下动态。所以，袁世凯死后，归葬于他曾阅兵和归隐过的安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袁世凯墓为什么不称“陵”而…袁世凯的墓园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水北岸，现为安阳博物馆馆址所在地。袁世凯墓修建时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占地一百三十八亩九分八厘八毫六丝九忽，支出银圆七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元一角九分一厘”，这些数字都翔实地记录在《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的清单上。该墓于1916年6月袁死后开始筹建，1918年6月竣工，是由当时的河南省省长田文烈负责督修的。墓碑上刻有“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字，此乃袁之好友、时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手书。在所用70多万银圆中，北洋政府出银50万两，其余部分由袁世凯北洋旧部个人捐款而来，多者都是现币一万元，少者也没有低于两三千元的。《袁公林墓工报告》记载，“袁公遗产不丰未忍轻动，而库币奇拙难在请求爰兴，段君忠枢工统筹议，发起微资萃袍卅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群策群力集捐款银币二十五万元。”袁世凯墓园被称为袁林。袁林的设计者是德国的工程师，它的建筑“仿明陵而略小”。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糙石桥、清白石桥、牌楼门、望柱、石像生、碑亭、东西值房、堂院大门、大丹陛、东西配殿、景仁堂、墓台。袁林建筑的总体设计，有其独特之处，在我国陵墓建筑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特色。堂院以前的部分是中国明清陵寝的风格，后边大墓部分是西洋陵寝的建筑风格。那么，袁世凯墓为什么不称“陵”而称“林”？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名不正而言不顺，最后四面楚歌，不到60岁就一命呜呼。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最初也想效仿历代帝王，把自己老子的万年吉地称为“袁陵”。但当时当政的徐世昌却对之明确反对，他说：“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林与陵谐音，《说文解字》上所载陵与林二字又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这多好啊！”其时，徐世昌的话自然最有分量，于是便弃“袁陵”而称之为“袁林”。徐世昌不愧是袁世凯的生前至交，也不愧为一个学者型政客，他的建议，足以使袁世凯含笑九泉之下。自古帝王之墓为陵，圣人之墓为林，袁世凯墓效仿“孔林”“关林”而称“袁林”，也算是对他的极大抬举了。汉景帝刘启暴戾残忍的另一面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之一，汉景帝刘启爱护百姓、鼓励农桑、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使当时的社会更加安定，百姓更加富足，封建统治秩序日臻巩固；尤其是在他谦恭简朴、以身作则的带动下，社会风气也日趋好转。汉景帝因此被后人奉为不可多得的盛世之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景仰、膜拜的好皇帝，却先后做出了怒杀吴太子、饿死邓通、腰斩晁错、冤死周亚夫，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的事情来，无不暴露了一代明君暴戾残忍的另一面。刘启（前188~前141年），汉文帝刘恒的第四子，因为三个哥哥早死，才幸运地被立为太子。公元前157年6月，汉文帝病逝，32岁的刘启登基，即汉景帝。汉景帝的暴戾残忍，并非当了皇帝后才养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意思是说，汉文帝时期，吴王刘濞的太子在京城与刘启下棋时，由于无礼耍赖，且态度十分骄横，被刘启以棋具击杀。当时，刘启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博弈之争，就把自己的堂兄弟给活活打死，可见他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暴戾的骄悍之人。如果说打死吴太子，尚有些年轻气盛的因素，那么汉景帝即位后对邓通的修理，可就明显的是处心积虑了。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深受信任和恩典，并“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据《史记·佞幸列传》记载，汉文帝曾患痈疽，邓通便用嘴为其吸吮脓血。“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为了检验刘启是否真的最爱自己，刘恒就让他像邓通那样为自己吸吮脓血。刘启不得已只好照办，吸时却面露难色。事后，刘启听说“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汉文帝死后，汉景帝掌权后不久，便“尽没入邓通家”，甚至一根簪子也没留给邓通。可怜邓通从一个大富翁变成穷光蛋，“不得名一钱”，最后竟然饿死在了别人家里。汉景帝在位期间，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七国之乱”了。这次叛乱的导火索，就是晁错的《削藩策》。其实，削藩的点子是汉景帝出的，晁错只不过是把景帝的意图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而已。但是，一旦狼来了，晁错就成了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成了汉景帝推卸自身责任的替罪羊，成了汉景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无辜牺牲品。“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是汉景帝扣在晁错头上的帽子；诛杀晁错，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汉景帝派人到晁错家传旨，骗晁错说让他上朝议事。可怜晁错为汉家天下日夜操劳，临死前竟然还完全被蒙在鼓里，最后落得个腰斩的悲惨下场，全家人也一起遭难。为了求得一时苟安，汉景帝昧着良心“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其残忍行径令人心寒齿冷。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第一功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国家存亡的重臣，却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汉景帝改立太子时，周亚夫表示过反对，因此开始被疏远。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时，周亚夫认为背主投降之人不应封侯，汉景帝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周亚夫身为丞相，多次建议均得不到采用，加上他在宫廷树敌较多，只好称病辞职，这正中汉景帝下怀，立即宣布免去其丞相职务。周亚夫辞相后，汉景帝还不满足，竟然专门设计了一场闹剧来戏弄周亚夫。一次，汉景帝在宫中赐给周亚夫一大块肉。周亚夫见肉没有切割，也没有筷子，知道是皇上故意戏弄自己，心中大为不平，令尚席官去取筷子。汉景帝竟笑着对他说：“这还未满君意？”周亚夫一听，怕得要死，赶紧起座下跪，脱帽谢罪，感谢皇帝赏赐，君臣不欢而散。后来，周亚夫因其子买县官器具受牵连。汉景帝授意廷尉以谋反案进行审问，周亚夫悲愤交加，在狱中绝食五日，呕血而死。周亚夫死后，汉景帝怒气未消，下令绝其侯国，不准周亚夫之子嗣为侯。对待功臣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又会怎么样呢？汉景帝共生了14个儿子，其中栗姬生的刘荣为其长子。公元前153年，汉景帝立刘荣为太子，同时封刘彻为胶东王。三年后，因为栗姬失宠，汉景帝废刘荣为临江王，另立刘彻为太子。临江王宫比较狭小，起居不便，刘荣便想要扩建，偏偏王宫旁边就是汉文帝的祭庙。于是，刘荣被人以“侵占庙地”的忤逆恶行，告到了景帝面前。对于这桩牵强附会的案件，汉景帝没有亲自询问，而是打一开始就把儿子交给了郅都。郅都是有名的酷吏，理狱虽秉公，但也极严厉，落在他手里，如羊入虎口，绝无生路可言。可见，对于这个失宠、失势的儿子，汉景帝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至少在情感上已经抛弃了他。果然，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给他刀笔，想写信直接向父皇谢罪，郅都不许。窦婴闻讯后，派人悄悄送来刀笔。刘荣向父皇写信谢罪后，绝望地在中尉府自杀。刘荣自尽的消息传来，汉景帝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自责和惋惜，只是不以为然地下令收葬了事。用文臣而诛杀文臣，取武将而冤杀武将，仇邓通而饿死邓通，废太子而逼死亲子，汉景帝过河拆桥、翻脸无情、睚眦必报、寡恩忍杀的另一面已经跃然纸上。而在平息七国叛乱时，从他所颁布的“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的诏令来看，汉景帝确系一个好杀之人。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葬阳陵，从阳陵南边发掘出数里长的殉葬坑规模估算，殉葬的刑徒应在万人以上，很多骨骸的手脚上还戴着镣铐，有的被斩首，也有的被腰斩。这一具具白骨，一件件刑具，无不向世人哭诉着汉景帝的暴戾和残忍。汉景帝死后，没有像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汉元帝那样称宗立庙；在后人所讲的“汉称七制”中，汉景帝也没有像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那样得到一席之地。这样的归宿，不能不说是与汉景帝生平虚伪、奸诈、寡恩、忍杀，致使亲戚寒心、臣下伤感有关。史上首个被称作“万岁”的皇帝无论是读古典小说，还是看历史类电视剧，我们都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臣工和百姓们总是把至高无上的皇帝称作“万岁”或者“万岁爷”。这种近乎荒谬的称谓，在清代显得尤为突出。臣工们在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时候，首先要恭恭敬敬喊过“启禀万岁”或“启奏万岁”之后再说事儿，而且在每次朝会前，更要规规矩矩地齐刷刷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否则将视为“大不敬”，轻则流放，重则砍头。即便臣工们喊“万岁”时的表情再严肃、内心再崇敬、声音再洪亮、步调再一致，也阻挡不了岁月对“康熙爷”的风化，更抵挡不住死神对“乾隆爷”的邀请。这两位在历史上名号响当当的“万岁爷”，一个在位时间最久，一个寿命最长，虽然创造了两项不菲的历史记录，但鲜有史料能证明他们曾刻意追求过长生不老。倒是那些热衷于造就自己“金身不坏之身”的前朝皇帝们所做的那些荒诞离奇的事，却贻笑大方。嘉靖皇帝为追求长生不老，除了派人到处搜罗方士、秘方外，还身体力行地整日躲在深宫里潜心修道、烧汞炼丹，结果活了不到60岁就向阎王爷报了到；成吉思汗诚心求道，即使把丘处机不远万里地从山东请到今乌兹别克斯坦，也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长生之药”，最终只活了65岁；武则天把“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的年号改得天花乱坠，也没有感动老天，最终活了81岁；秦始皇不惜大量财力物力、童男童女，最后换来的竟是一篮子酸甜可口的“猕猴桃”，他更惨，只活了49岁。秦始皇在追求“不死药”的事业上败得很狼狈，人、财、药一个也没得到，最后连命也搭上了。后来的皇帝们显然是从中领悟到一些什么：既然不能长生不老，总可以活得长久一些吧。活多久呢？活它一万岁！这种奢望，这个先河，还是由大名鼎鼎的汉武帝首开的。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元年春正月，武帝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15年后，也就是太始三年，汉武帝又“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为了能够长久地稳坐江山、享尽富贵，汉武帝竟然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向世人编造了山神和群山向他高呼万岁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神话。明明是破绽百出、纯属虚构，但在“君权神授”的封建王朝，皇帝就这么煞有介事、有板有眼地说了，史官也郑重其事、一五一十地记了，谁有胆量硬生生地跳出来说个“不”字？从此以后，那些知趣的大臣们便异口同声地把汉武帝喊作“万岁”。让臣工们喊自己“万岁”，无非是汉武帝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一种听觉上的快感。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刹那间的得意，是经不住岁月敲打的。等年过六旬的汉武帝发现自己的皱纹多了，须发白了，腰背弯了，自己确实老了的时候，才切身感受到“万岁”已经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于是，汉武帝重蹈秦始皇的覆辙，一味地听信于江湖术士李少君，吞食丹砂“则益寿”，泰山封禅“则不死”，甚至到蓬莱会见仙人。汉武帝这种“一颗恒心，两手准备”的做法，不但没有让他的“梦想照进现实”，反而加速了他的衰老。在丹药的摧残下，在数年的颠簸下，在“万岁”声经久不息的高呼中，汉武帝还是撒手人寰，最终也只活了74岁，离着他活一万岁的梦想还差9926岁。不过，“万岁”成为皇帝的代称却随着历史的惯性延续了下来，从西汉到明清，一直到溥仪、袁世凯。话又说回来，“万岁”究竟是什么意思？西周、春秋时期的史料中，曾出现过“万寿无疆”一词，如《诗经·豳风·七月》中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之句，是描写人们经过一年辛勤劳作后，举杯欢庆时所常用的颂词和祝福语。战国时期的《战国策·齐策》记载了孟尝君派遣食客冯谖前往封邑薛收取债息时，看到有些贫民实在无力还息，便自作主张“因烧其券，民称万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了蔺相如奉和氏璧入秦时，“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可见先秦时期的“万岁”，本意是一种欢庆、欢呼用语或者祝贺之辞。把象征美好意义的、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词语，强加在自己的头上，汉武帝的这种垄断的行径岂止是自私、无赖，简直就是强权、霸道。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万岁”一词一旦成为皇帝的专用称呼后，在其他场合是不能随便说的。不知道那些在高兴时被剥夺了随心所欲高喊“万岁”的人们，是多么的郁闷，多么的压抑，更不知道这两千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之上，把属于人民的“万岁”变成皇帝一个人的“万岁”，人们会真心拥戴你、祝福你吗？汉武帝显然忘记了“与民同乐”的道理。历史可以产生一种新生事物，也可以尘封一种腐朽事物。已经躺在地下两千多年，说不定此刻还在做着神仙梦的汉武帝，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首创“万岁”称呼，竟然终结于横空出世的一代伟人——毛泽东。60年前的开国大典上，当人们发自内心、如潮水般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却深情而又恰当地回之以“人民万岁！”。一句震耳欲聋的“人民万岁”，其影响力和震撼力，早已胜过被人们糊里糊涂喊了两千多年的“皇帝万岁”！从此，“万岁”一词，已经不再单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属于追求和平和发展的世界人民大团结，属于千千万万个极富智慧和创造力的劳动人民！“人民万岁！”这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汉武帝和司马迁究竟谁阉割…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幕悲剧发生：司马迁被汉武帝下令施以“宫刑”。说实在的，历代皇帝在收拾文人的时候大都不会手软，什么残忍毒辣的法子都使用过，但把一个整天埋头于简牍中，忙于阅读、整理历史文献的文人施行宫刑者，汉武帝刘彻却是独一份。这种世所罕见的无耻行径，无不让人觉得恶毒阴损和卑鄙下流。那么，汉武帝为何会突发奇想、挖空心思地这样对待司马迁呢？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是一个典型的关西硬汉，具有明显的刚强正直气概。他只不过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引起了汉武帝的恼羞成怒。其他官员趁机弹劾司马迁，说他执意为叛徒李陵开脱，又有诬罔皇亲李广利之嫌，按照汉朝律令，罪当至死。可汉武帝特别却不想让司马迁这么痛快淋漓地死去，尤其是看到他被判死刑的瞬间竟然面无惧色时，在一种强烈变态心理的支配下，决定对司马迁施以“宫刑”。为了能让司马迁顺利接受“宫刑”，汉武帝还特别提醒负责此案的酷吏杜周说：“这人性烈，不要让他在受刑前死掉。”他还特意让杜周把可以免除“宫刑”的赎金提高到50万两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并派人密切注视那些准备掏钱为司马迁赎罪的人的动向，看谁敢与皇命抗衡，看谁敢与自己叫劲。有钱的人不肯相救，肯救的人却没有钱，况且皇帝也不愿意、不希望、不同意有人来救司马迁。在这种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司马迁也只有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了。那年，汉武帝刘彻59岁，司马迁47岁。一个“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的荒淫老男人，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另一个身体强健的中年男人性爱的权利；一个年近花甲、日薄西山、性能力逐渐衰退的皇帝，用这种歹毒的手段制裁一个血气方刚、如日中天且敢于讲真话、说实话的文人，每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妒忌心理。你司马迁不是自视正直无私吗？不是自视血性男儿吗？那我就把你的锐气扫平，让你失去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让你在屈辱中苟活，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这份刚强和倔犟。不能否认，汉武帝在“宫”司马迁的时候，心情确实很糟糕。李广利的兵败，李陵的投敌，大汉朝颜面的扫地，匈奴军得胜后的欢呼，都让汉武帝感到窝火。最重要的是，由于历年穷兵黩武，造成民不聊生、国库空虚，使大汉朝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依旧、轰轰烈烈，但“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而那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爆发的来势凶猛的农民起义，更让汉武帝心情郁闷、心理扭曲。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脸上无光的汉武帝最需要的是同情、支持和顺从，不需要别人指责他的武略方针，更不愿意看到别人怀疑他的雄才大略。这个时候，不懂军事的文人司马迁却跳出来口无遮拦地针砭时弊，也只有挨“宫”的份了。真正促使汉武帝把司马迁推上断根“手术台”的，还是那句“文人相轻”的千古至理名言。汉武帝虽是马上皇帝，但他能吟得了诗、唱得了赋，在很大程度上，汉武帝是以文人自居的。毛泽东《沁园春》词中就曾写到“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试想，一个杰出的拔尖文人是不屑于同一个水平比自己低的文人叫劲的，但问题就出现在了“略输文采”上。诗词歌赋都能来两下子的汉武帝，尽管在“文采”上“略输”，但他动辄以文人自居，自诩文采不凡。各个阶层的文人之间大都会较真，会叫板，会妒忌，会诋毁，上流社会更是如此。对于司马迁这样一位足以淹没皇帝“文采”的西汉文坛领袖，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文人汉武帝，如果发起狠来，更是不择手段。司马迁被“宫”了以后，汉武帝还是觉得不够解恨。他把身体残缺的司马迁安排到太史令的位置上，可谓用心险恶。因为太史令一职自创立以来，皆由太监担任，司马迁被“宫”后，干这个差事正合适。汉武帝对司马迁这种刻意的安排，既有知人善任的自我标榜，同时也有不言而喻的羞辱意图。司马迁坐在太史令的办公室里，承受这份天大的羞辱，这种无形的折磨，只有当时身临其境的司马迁才能孤独地感受到。一部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足以使司马迁名垂青史，流芳万古。《史记》的文风虽然被公认为求真务实、严谨不苟，但司马迁在对汉武帝刘彻及其父汉景帝刘启的记述中，还是扎扎实实地掺杂进去了自己的恩怨情仇，这是不能否认的。在做汉景帝本纪时，司马迁所用的笔墨极少，篇幅也极短，寥寥数语便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位在历史上名号响当当的著名皇帝。在做汉武帝本纪时，司马迁则浓墨重彩地记录了汉武帝“信奉鬼神”“求仙问丹”“封禅祭礼”“蛊惑之乱”等不光彩的事情，且篇幅巨大，而像“远征匈奴”“广开三边”等一生伟业，反倒成了陪衬。“士可杀不可辱！”文人的身体可以被阉割，但文人的思想、骨气以及手中的笔却不那么容易被阉割。在曾饱受屈辱的司马迁的笔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落千丈地成了一个不务正业、不折不扣的腐朽昏君，英明神武的汉景帝成为一代无能之辈，他们的形象被人们从古读到今，并且还要一直读下去。这样看来，与其说是汉武帝阉割了司马迁，倒不如说是司马迁阉割了汉武帝，阉割了他的丰功伟绩，还有他那可怜的父亲汉景帝。历史上唯一一位坐过牢的皇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对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诠释的这个道理，既适用于普通百姓，也验证于尊贵帝王。汉宣帝刘询，就是出生后遭遇家破人亡，幼年时经历牢狱之灾，少年时饱受民间疾苦，即位后低调务实，并把西汉王朝推向中兴态势的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刘询（前91~前49年），原名刘病已，字次卿，汉武帝刘彻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史皇孙刘进的儿子。刘询出生后不久，就赶上了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的那场有名的“巫蛊之祸”。由于汉武帝疑神疑鬼，由于江充苦苦相逼，由于苏文颠倒是非，刘据兵败自杀，刘据的生母卫皇后被逼自缢，刘据的爱妾、儿子、儿媳等人全部遇害，只有嗷嗷待哺的刘询保住了一条活命，被关进监狱，即《汉书·宣帝纪》中记载的“曾孙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刘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真正坐过牢的皇帝。小小年纪就身陷囹圄，史所罕见。刘询入狱时，还只是一个出生仅数月的婴儿，加上刘据确有冤情，因此受到了廷尉监邴吉的保护。邴吉同情刘询，不但挑选了两名女囚轮流乳养刘询，而且经常偷偷地送他一些衣服和食物。在邴吉的悉心照料下，刘询倒也能健康茁壮地成长。四年后，也就是后元二年（前87年）初，汉武帝听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下令处死所有犯人。危急时刻，邴吉紧闭牢门，据理力争，刘询才又一次保住了性命。不久，汉武帝病逝。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大赦天下，刘询才得以重见天日。刘询出狱后，邴吉将他送到了祖母史良娣的老家，太祖母非常可怜这个孤儿，不顾年老体衰亲自抚养。邴吉又将刘询遇赦的消息及时上报掖庭，掖庭为刘询提供生活费，还将刘询的名字记入刘氏宗室族谱，这为刘询将来登基创造了条件。当时的掖庭令张贺曾侍奉过刘据，因顾念主人的旧恩，所以对这位皇曾孙格外关照，甚至还自己掏钱让刘询去读书受教育。因为受到了很多磨难，刘询从小就勤奋好学、懂得节俭，而且性格爽朗，颇有侠士风范。此外，他还喜欢旅游，到处感受生活。汉昭帝去世后，权臣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不守礼仪，放纵淫乱，即位不足一月就被废掉。接着，霍光又迎立混迹民间的刘询为皇帝。那么，霍光为何偏偏选中刘询呢？笔者认为，其一，刘询出自民间，根基薄弱，易于操控；其二，刘询没有处理朝政的经验，便于霍光揽权；其三，刘询的遭际博得了广泛同情，“公孙病已立”的谶语就是人们思慕刘询（刘病已）这种社会潮流的体现，民心如此，霍光也不敢逆流造次。元平元年（前74年）八月，18岁的刘询正式登基，即汉宣帝。刘询明白，霍光既然有本事让自己一步登天，也有能力让自己万劫不复。霍光每次站在身边，刘询就觉得无比恐惧，就像有人拿针扎他的背，成语“芒刺在背”的典故就出于此。为了自保，刘询不得不韬光养晦，不得不对霍光隐忍不发，言听计从。霍光试探性地提出“归政”，他百般谦让，“不受而委任之”；他要求大臣们的奏章先交给霍光过目，然后才御览；每次上朝，他都要收敛笑容，以示礼貌。此外，刘询还通过增封霍光食邑、封赏霍光子孙等方式，换得霍光的好感。六年后，霍光病逝，刘询从沉默中爆发，彻底铲除了霍家势力。霍氏集团虽然被诛，但刘询依然用“定万世策以安宗庙，天下蒸庶咸以康宁”肯定了霍光的功德，并赞誉霍光“功如萧相国”。萧相国，即辅佐刘邦创业兴汉的名相萧何。功是功，过是过，刘询分得很清楚。霍光掌权期间实施的一些有利政策，刘询不但没有禁止，反而一直在沿用。刘询亲政后，鉴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做人做事一直非常低调，在位期间基本延续了“文景之治”时的“无为而治”，对内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减轻刑罚，对外软硬兼施、征服匈奴、收复羌族，这为西汉社会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刘询自小父母双亡，且长期生活在民间，因此他的很多施政带有明显的简朴仁孝格调和亲民爱民情结。本始四年，他诏令“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地节四年，他诏令“导民以孝，则天下顺”，要求“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本始三年，他诏令“民毋出租赋”。到了元康四年，全国粮食大丰收，“谷石五钱”，创下了西汉谷价的最低纪录。鉴于自己曾受牵连坐牢，刘询还废除了多项“连坐制”。在位期间，刘询十次大赦天下，既体现了皇恩浩荡，也和他当初坐过牢的经历有关。除了心系下层百姓外，刘询还是一个知恩图报、情如磐石之人。邴吉因曾多次保护刘询，后来被提拔为丞相。刘询对邴吉非常尊重，邴吉病危时，刘询还亲自去看望他。刘询在民间时，与民女许平君结为患难夫妻。刘询即位后，霍光想让自己的女儿霍成君当皇后，便指使大臣们对刘询施加压力。不过，刘询虽然平日对霍光百依百顺，但在立皇后的问题上却非常果决。大臣们逼急了，刘询便下诏“求微时故剑”，意思是说刘询想找回未当皇帝时在民间使用的那把宝剑。刘询富贵后，始终惦念着以前的结发妻子，最终先立许平君为皇后。刘询执政时期，任用贤能，关心民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使西汉的政治经济从汉武帝后期的低迷恢复到了“文景”时期，史称中兴。黄龙元年（前49年）冬，汉宣帝刘询病逝，享年43岁，葬杜陵，庙号中宗。对于这位坐过牢、吃过苦、当过傀儡，却又低调务实、颇有作为的中兴之君，史学家班固用“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的美文，对刘询予以高度赞扬。在“汉称七制”中，刘询也挺起腰板，与高帝、文帝、武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并驾齐驱。杀子以取悦美人的无道昏君俗语道，虎毒不食子。但在历史上，杀死亲生儿子的皇帝却不胜枚举。如，王莽曾经逼死了三个儿子，石虎先后杀死了两个儿子，武则天前后害死了两个儿子，李隆基一天赐死了三个儿子。他们或因邀名而大义灭亲，或因气愤而凶狠残暴，或因夺权而痛下毒手，或因偏信而无视亲情，但凡杀子的皇帝，总有些迫不得已。相比之下，汉成帝刘骜也曾杀过亲生儿子，不过，他杀子既不是因为儿子惹了祸，犯了错，挡了道，谋了反，而是为了取悦一对生不出儿子的姐妹。令人发指的是，那个可怜的孩子当时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刘骜（前51~前7年），汉宣帝的孙子，汉元帝的长子。汉宣帝听说嫡孙出生后，非常高兴，不但“常置左右”，而且亲自为他取名刘骜（ào），字太孙。骜者，千里马也；太孙者，太子之继承人也。单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汉宣帝对刘骜的期望和厚爱。刘骜小时“好经书，宽博谨慎”；长大后，却喜欢上了“幸酒，乐燕乐”，汉元帝觉得他不堪重任，多次想另立太子。由于侍中史丹为刘骜说好话，加上汉宣帝曾“尤爱太子”，刘骜的太子地位才得以保住。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病逝，19岁的刘骜继承皇位，是为汉成帝。汉成帝统治时期，西汉王朝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内有朝臣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外有农民颠沛流离，嚎泣载道。汉成帝既无雄韬伟略，又乏治国之才，索性自甘堕落，荒淫无道。当太子的时候，汉成帝就“湛于酒色”，即位后更甚。为了满足自己的奢欲，汉成帝连年大兴土木，营建宫殿；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汉成帝不惜离散天下骨肉，在全国搜罗三千佳丽以充后宫。此外，汉成帝还是个喜新厌旧的家伙。许皇后年老色衰，汉成帝便移情别恋于班婕妤；班婕妤红颜消退，汉成帝又瞄上了班婕妤的侍女李平。然而，随着赵飞燕姐妹的出现，后宫三千佳丽便统统被他抛在脑后。赵飞燕是中国古代有名的美女，汉成帝“微行”出游时为她的才貌所倾倒。赵飞燕入宫后，因为出身微贱，所以受到其他嫔妃的轻视。为了寻求支援，赵飞燕便向汉成帝推荐了自己的妹妹赵合德。后来，汉成帝废掉了原配夫人许皇后，另立赵飞燕为皇后；立赵合德为婕妤，位在众嫔妃之上，仅次于皇后。一时间，赵氏姐妹双艳并峙，宠冠后宫。为了取悦这对姐妹花，汉成帝把她们的宫殿修建得富丽堂皇，整日在与她们饮酒作乐。“不负女（汝）”，是汉成帝对赵氏姐妹作出的两项承诺，其一，保证不再临幸其他嫔妃；其二，将来要立赵氏姐妹生的儿子为太子。然而，赵氏姐妹却始终未能生下一男半女，这让汉成帝很着急。汉成帝曾有两个儿子，分别为许皇后和班婕妤所出，可惜均夭折。为了子嗣大计，汉成帝不得不忙里偷闲，偷偷地临幸其他嫔妃，这些人中倒有不少珠胎暗结，怀孕生子。为了坐稳皇后宝座，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赵氏姐妹铤而走险，赵飞燕幕后操纵，赵合德前台动手，合力铲除潜在的后宫对手。元延元年（前12年）十月，曹宫人为汉成帝生下一个皇子。事情泄露后，赵合德立即派人毒死曹宫人。为了杀人灭口，赵合德还命人把曹宫人的六个奴婢“尽置暴室狱”，逼迫她们自尽。接着，出生仅十几天的婴儿被赵合德派人抱走，最后不知所终。汉成帝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恼，但慑于赵氏姐妹的骄悍，只好不了了之。元延二年（前11年）初，汉成帝又偷偷临幸了上林苑的许美人。11月，许美人生下一个男婴。汉成帝害怕走漏风声重蹈覆辙，只是派人“持乳医及五种和药丸三，送美人所”。41岁的汉成帝，终于有了儿子。有些东西，是不能与人分享的。汉成帝中年得子，兴奋之余，一不小心就把这件喜事说给了赵合德。赵合德闻讯后，立马撒泼似的对汉成帝说：“常绐我言从中宫来，即从中宫来，许美人儿何从生中？许氏竟当复立邪！”意思是说，皇帝每次来我这里，都骗我说是从中宫赵飞燕那里来。既然每次都是从中宫来，许美人是怎么怀孕生子的？皇帝是不是想让许美人当皇后！接着，赵合德“怼，以手自捣，以头击壁户柱，从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继而又说：“今当安置我，欲归耳！”（《汉书·外戚传》）意思是要回老家，来此来威胁汉成帝。一哭、二闹、三自残、四分手，女人的四种杀伤性武器被赵合德施展得淋漓尽致。汉成帝妥协了，当即发誓“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毋忧也！”随后，汉成帝派人手持绿囊书交给许美人。见到皇帝的亲笔信后，许美人“以苇箧一合盛所生儿，缄封”交给来人。孩子抱来后，汉成帝下令让其他人回避，“帝……自闭户，独与昭仪在。须臾开户，……曰：箧中有死儿，埋屏处，勿令人知。”孩子怎么死的，史籍中没有提到，不过，从男人发誓后普遍用行动表示的惯例来揣测，这个无辜孩子，可能是汉成帝本人亲手掐死的。汉成帝如此冷酷残忍，其实就是为了取悦赵氏姐妹，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两年连失两子，加上赵氏姐妹对他严加看管，汉成帝从此绝嗣。汉成帝在位时，留下了国际上公认最早的太阳黑子记载和对哈雷彗星观察最详细的记载，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为后人研究天文学和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功绩却无法掩盖其杀子悦美人的荒淫和昏蒙。绥和二年（前7年）初，汉成帝立侄儿刘欣为太子；三月，在酒色中暴死。汉成帝，这位曾被寄予厚望的千里马，最终名列中国古代昏君榜。刘禅是怎么遭遇婚姻不幸的？刘禅是号称“枭雄”的三国顶尖风云人物刘备的儿子，蜀汉政权的第二代皇帝，也是蜀汉的亡国之君。刘禅的父亲刘备，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备虽出身布衣，但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英雄，而且以“仁德闻名天下”，一生戎马征战，最后奠定了与魏、吴鼎足而立的蜀汉政权，用曹操谋士荀彧的话来说：“刘备，英雄也！”《三国志》对刘备也有很高的评价：“弘毅宽寞，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作为刘备的正宗嫡传，刘禅不仅有着“高祖后裔”的正统和高贵的血统，有父亲留给他的“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有“天府之国”之称的益州万里河山，而且还有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相父能够对他呕心沥血似的辅佐，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同时幸运地砸到了刘禅的头上，从政治上讲，刘禅可以说是三国时期最幸运的皇帝。作为刘备的儿子，即使刘禅能够继承刘备“英雄之器”的十分之一，也决不会昏庸到做亡国之君的地步，显然，刘禅根本就是在自暴自弃。至于刘禅为何会自暴自弃，这就要从他的两段不幸的婚姻说起。据《三国志·二主妃子》记载：“后主敬哀皇后，车骑将军张飞长女也。章武元年，纳为太子妃。建兴元年，立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后主张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兴十五年，入为贵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统承大业，君临天下，奉郊庙社稷。今以贵人为皇后。”从以上史料中可以得知，刘禅一生所立的皇后中，有两位都是张飞的女儿。张飞在成为三国时期最牛的“丈母爷”的同时，也造成了刘禅的两次婚姻不幸。古代皇帝立皇后最起码的标准是模样和性格兼备，只有这样才能“母仪天下”。而张飞的两个女儿决不会都是模样和性格两者“兼而有之”。先说模样，张飞“形貌异常”“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按照基因遗传中“女生像父，男生像母”的这样一个普遍规律，一般女孩子长得像父亲的几率比较大，所以张飞的女儿绝不会是“倾国倾城”的天姿绝色。再说性格，张飞的性格是有很大缺陷的，脾气也异常暴躁，常常喜欢饮酒至大醉，又喜欢酒后鞭挝健儿。很难想象，像张飞这样的父亲能够“言传身教”出性格多么好的女儿来。所以，史料中对张飞大女儿模样和性格的记载都一笔带过，只是交代她“甚贤”，与刘禅同岁。至于张飞小女儿的模样和性格干脆只字不提。刘备原本就是个好色之徒，从在东吴与孙权的妹妹结婚后“乐不思荆州”一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生于安乐的公子哥刘禅，比父亲“有过之”，这是人之常情。从小看着刘禅长大的诸葛亮，对于这一点是很有认识的。所以在刘禅的婚姻大事上，诸葛亮可谓用心良苦，绞尽脑汁。诸葛亮希望刘禅能像自己找配偶一样，找一个与刘氏集团荣辱相关、休戚与共，同时可以教导自己的，有才能的女人作为皇后，全心投入到“治国、平天下”的勋业去，以实现刘备的遗志。相传诸葛亮的老婆和张飞的女儿都非常丑陋。诸葛亮按照自己的审美眼光，一眼就看中了张飞的女儿，并把自己的这种审美观强加给刘禅，起初刘禅是一百个不愿意。但相父诸葛亮却认为好，刘禅是有苦说不出，只好违心地接受。与这样一位模样不俊、性格不柔的皇后朝夕相处，对于公子哥似的刘禅来说，在精神上和生理上无疑都是一种折磨，甚至痛苦不堪。这种不幸婚姻的打击，对一个男人特别是对于一个情窦初开，渴望着人生幸福的年仅17岁的小男人刘禅来说，身心上无疑受到折磨，丝毫感受不到婚姻带给他的幸福和激情。谁能真正理解和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呢？刘禅不得不生活在不幸婚姻的阴影之中，没有了奋斗的欲望，没有了创业的雄心，同时身为相父的诸葛亮又特别“能干”，无论大小事情都喜欢一个人说了算，刘禅无所事事，整日在痛苦中愁闷，在无聊中颓废，所以自暴自弃成了他的最终选择。从婚姻不幸这一点上来看，刘禅可以说是一个苦命人。那么，谁是刘禅婚姻悲剧的导演者？谁是那只卑鄙的幕后黑手呢？答案很明显，就许我们从《三国演义》中的这一段话可知小说家洞见症结：“时后主未立皇后，孔明与群臣上言曰：故车骑将军张飞之女甚贤，年十七岁，可纳为正宫皇后。”为什么要把孔明和群臣分开写呢，这其实充分说明了这个提案的主要提议人，就是刘禅那位“可敬”的相父，而其他的群臣一看军政首脑诸葛亮都提议了，为了与诸葛亮保持一致，纷纷附议，于是达成共识，一起把刘禅推进了这个不幸婚姻的“火坑”，断送了刘禅的情感幸福。由于有相父的强力干预和全力撑腰，不幸的刘禅在这场不幸的婚姻生活中只好忍气吞声，而且一忍就是15年。但不管怎么说，在这15年里，在张飞大女儿的“管理监督”下，刘禅作为一国之君还算是称职的，最起码没有大的执政失误，也没有制造出什么“花边绯闻”来。15年之后，张皇后病死，刘禅总算舒了一口气，认为“风雨过后是彩虹”，准备寻觅自己的真爱，过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可是在这个时候，深得诸葛亮衣钵、大权在握的蒋琬这个老家伙，又愣愣地跳了出来，竟然自己做主，硬是将张飞的小女儿又弄到宫中，“强迫”刘禅纳为贵人，不久又立为皇后。对于这种恶心似的婚姻安排，刘禅噩梦初醒，又进噩梦，一口鲜血硬是憋在胸口没有喷发出来。无奈之余，刘禅也只有感叹苍天为何对自己如此不公，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济的份了。张飞的小女儿，由于没有了诸葛亮的撑腰，所以没有像她姐姐那种能管得住老公的本领和威信。此后，刘禅就变得有些不正经了。几年以后，诸葛亮已经入棺多年，蒋琬也终于死了，再也没有人敢那么“关心”他、“爱护”他了。再者自己年龄也大了，心理也成熟了，也不需要别人的“谆谆教导”了，是该自己说了算的时候了，需要换个活法，把自己曾经因为不幸婚姻所失去和耽误的东西弥补回来，尽情享受，以致后来刘禅“在成都，听信宦官黄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甚至“长缨出墙”，把臣下刘琰的老婆胡氏关在宫里私通，一时间把整个朝野搞得乌烟瘴气，最后只落得国破家亡。“家和万事兴”，自古以来就是一句至理名言。一个男人如果对自己的婚姻对象没有感觉，没有激情，但是为了遵从长辈意见，又不得不委曲求全，那样只会造成婚姻不和谐，家庭不幸福，度日如年，痛苦难耐，又怎么会有心思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作为普通人如此，作为皇帝更是如此。刘禅，这个极有条件能够继承父业，一统中原，恢复汉室，名垂青史，能够成为与“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一样的杰出皇帝苗子，因为遭遇到了两次不幸婚姻，从而变得自暴自弃，消极度日，又因昏庸无能以至于毫无建树，最后做了蜀汉政权的掘墓人。中国历史上皇后最多的皇帝…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出现两个极端，比如立皇后。有些皇帝至死不立皇后，而有些皇帝却同时拥有数位皇后。北齐后主高纬废黜皇后斛律氏之后，先立皇后胡氏，后又“拜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二位皇后并峙；北周宣帝宇文赟先立皇后杨丽华，“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与后为四皇后焉”，再加上稍后增设的“天中大皇后”，五位皇后并存；匈奴汉昭武帝刘聪，除立有上、左、右、中四位皇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七人”，也就是同时拥有11个皇后。与他们相比，东吴末帝孙皓在立皇后方面显得更为疯狂。孙皓（242~284年），字元宗，东吴开国皇帝孙权之孙，废太子孙和之子。景帝孙休时，孙皓被封为乌程侯。东吴永安七年（264年）七月，孙休病逝，遗令传位于年幼的太子。当时，东吴境内叛乱频发，加上西蜀新亡，曹魏虎视眈眈，大有一举荡平东吴之势。东吴举国恐慌，群臣认为主少国危，便想立一个较年长的君主，以固国自保。所以，23岁的孙皓被拥立为东吴第四代皇帝。孙皓即位之初，颇有振作之象。他发布优诏，抚恤人民，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又将后宫的宫女放出以配无妻之人，赢得朝野一片赞誉之声。权力，容易滋生腐败，更容易暴露一个人的真实面孔。几年之后，孙皓就变得残暴荒淫起来，除了变着法子杀人，就是整日沉湎于酒色。孙皓为乌程侯时，曾聘娶五官中郎滕牧的女儿为夫人。孙皓即位称帝，滕氏立为皇后，滕牧被封为高密侯，拜卫将军录尚书事。看到孙皓耽于酒色，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滕牧屡屡进谏，惹得孙皓十分厌恨，加上滕皇后年老色衰，孙皓曾经想废去滕氏的皇后名号。太史令上书说，从气运历数上看，皇后不能更改。皇太后何氏因喜爱滕氏，常在孙皓跟前帮着说些皇后的好话，孙皓才作罢。滕皇后虽未被废黜，但孙皓对她却日渐冷落。不久，滕皇后搬进了长秋宫，官僚“备员而已，受朝贺表疏如故”，皇后显然成了摆设。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孙皓下令，凡是二千石以上大臣的女儿，年龄在十五六岁左右的，他要逐一过目，看中的，立马入宫；剩下的，才允许嫁人。即《江表传》中记述的“皓又使黄门备行州郡，科取将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当岁岁言名，年十五六一简阅，简阅不中，乃得出嫁。”一时间，孙皓“后宫千数”，但他犹不餍足，仍要“采择无已”。此后，孙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后宫。为了取悦宠姬，孙皓大肆向美女颁赐皇后印玺。对此，《三国志》称孙皓“内诸宠姬，佩皇后玺绂者多矣”；《资治通鉴》也称孙皓“诸姬佩皇后玺绂者甚众”。玺绂，即玺绶，是古代印玺上所系的彩色丝带，借指印玺。皇后印玺，是皇后名位的象征，这些宠姬虽然没有接受正式的册封仪式，但终归是皇后。孙皓究竟立了多少皇后，史籍中没有明说。但是，从孙皓的皇子有34个之多，以及司马炎“诏选孙皓宫人五千人入宫”，尤其是史籍中用的“多矣”和“甚众”两个词来看，孙皓宠姬中佩戴皇后玺绂者绝不止两位数。毋庸置疑，孙皓是史上立皇后最多的皇帝。那么，孙皓为什么要同时立这么多皇后呢？笔者认为：其一，孙皓通过多立皇后来取悦后宫姬妾，满足自己对美色的贪婪。其二，孙皓通过多立皇后来摆脱中国传统嫡妻制度，便于自己肆无忌惮地行乐。其三，孙皓通过多立皇后，使子嗣不分贵贱，避免日后嫡庶之争。其四，孙皓通过多立皇后，使多家外戚势力相互抗衡，防止出现某一外戚专权篡位。然而，这种荒淫统治下的多头政治，在把宫廷搅得乌烟瘴气的同时，也加速了东吴的覆亡。天纪四年（280年），孙皓和众多皇后均成为阶下囚。孙皓是历代皇帝中多立皇后的始作俑者，这种“一夫多妻”的做法对后世影响甚大。两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便出现了史不绝书的“一夫二妻”现象，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之为“一枝二鸟”。十六国时期的刘聪和北朝时期的高纬、宇文赟，他们册立多名皇后，不能不说是与东吴孙皓开此先河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所以，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评》中批评孙皓“嫡庶不分，闺庭错乱，贻笑古今，殃流后嗣”。时下，仍有不少人为了满足淫欲，变着法子搞“一夫多妻”。不过，这种人多半没有好下场，正如亡国皇帝孙皓。死在厨子菜刀下的三位帝王…历史浩瀚，无奇不有。在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中，若论离奇，要说窝囊，前凉的张祚、东魏的高澄、大辽的耶律璟榜上有名。这三位生于乱世的帝王，没有死在黄沙漫卷的疆场之上，没有死在手握重权的将官手里，而是一个个死在了整日与锅碗瓢盆打交道的厨子的菜刀之下，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他们荒淫残暴人生的莫大嘲讽。往事越千年，时至今日，再次读到那段血腥的历史，再次浏览他们的所作所为，仍让人感到骨鲠在喉。张祚（？~355年），字太伯，甘肃平凉人，十六国时期前凉文公张骏的长子，桓公张重华的异母哥哥。因为不是嫡出，张祚只能极不情愿地对异母弟弟张重华俯首称臣。张祚是一个野心勃勃之人，为了能问鼎至高权力，便与庶母马太后勾搭成奸，即《晋书》中提到的“烝重华母马氏”。张重华死后，年仅十岁的儿子张曜零即位，是为哀公。张祚以伯父身份辅政，并任持节、督中外诸军、抚军将军，自恃手握兵权而专横霸道，气焰嚣张于朝野。前凉建兴四十一年（353年）十一月，张祚在情妇马太后的暗中支持下，废掉张曜灵，自称大将军、大都督、凉州牧、凉公。建兴四十二年（354年）正月，张祚自称凉王，改元和平，“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礼乐”，成为前凉的新一代国君。张祚虽然“博学雄武，有政事之才”，但为人却荒淫至极。即位后不久，张祚便一脚踢开了马太后，把张重华的妻子裴氏、未出嫁的女儿以及父亲张骏的后宫女子全部霸占，“又通重华妻裴氏，自阁内媵妾及骏、重华未嫁子女，无不暴乱”，其破坏人伦之行径令“国人相目”。和平二年（355年），河州刺史张瓘起兵攻讨张祚，扬言要废掉张祚，重立张曜零为凉王，张祚听说后立即派人将张曜零杀害，埋之于沙坑。闰九月，张瓘与宋混、宋澄兄弟里应外合，很快就攻破了前凉都城姑臧。震惊之余，张祚“按剑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战”，但众人“莫有斗志”，军兵、百姓皆袖手旁观。这时，心腹赵长也背叛张祚，一戟刺伤张祚的额头。情急之下，张祚仓皇“奔入，为厨士徐黑所杀”（《魏书》）。随后，宋混等人“枭其首，宣示内外，暴尸道左”，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咸称万岁”。张祚能混倒众叛亲离、万民痛恨的地步，真是罪有应得。无独有偶，194年之后，中国历史上又发生了一起厨子拿菜刀砍死帝王的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高澄虽然没当过皇帝，但他生前封齐王，“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并且将东魏孝静帝玩弄于股掌之间，死后又被弟弟高洋追尊为“文襄皇帝”，堪称另一个曹操。不过，他没能像曹操那样全身而退，寿终正寝，而是被厨子们乱刀砍死。高澄（521~549年），字子惠，高欢的长子。高欢死后，高澄承袭父职，继续把持着东魏朝政。在高澄看来，东魏江山是高家打下来的，皇帝也应该姓高。为了羞辱皇帝，为了取而代之，高澄不仅把孝静帝比作“痴人”，骂作“狗脚朕”，派人“殴帝三拳”，还指责皇帝要“谋反”。后来，高澄“幽帝于含章堂”，并将参与谋反的“华山王大器、元瑾”等人“烹于市”，活活煮了。这一点，高澄比曹操还要霸道。死在厨子菜刀下的三位帝王…高澄对皇帝和大臣如此野蛮，对自己的下人也很不客气。高澄有个厨师叫兰京，是梁朝大将兰钦的儿子。东魏与梁朝交战时，兰京被俘，后来在高澄府内做了一名厨子。兰钦请求用重金赎回儿子，高澄不许；兰京请求放他回家，高澄大怒，不仅派人“杖之”，而且恐吓他说“更诉，当杀汝”。无奈之下，兰京与其他六位颇有怨气的厨子谋划作乱。武定七年（549年）八月八日，高澄与几位大臣在东柏堂密谋“受魏禅”。这时，兰京刚好去送饭，高澄把他拦在外面，并对左右说：“昨天，我梦见这个家奴拿刀砍我，赶紧把他杀掉。”兰京听后非常惊恐，于是偷偷地“置刀于盘下”，再次“冒言进食”。高澄见到兰京后，说“我未索食，何遽来？”兰京挥刀说：“将杀汝！”高澄吓得离座，脚被绊伤，钻“入床下”，兰京与同伙搬开床，数把菜刀将高澄砍成了肉酱。厨子杀帝王的离奇事件，不是中原王朝的特产，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帝国也曾发生过。辽穆宗耶律璟，就是在醉酒状态下被厨子和近侍杀死的。耶律璟（931~969年），耶律德光的长子。天禄五年（951年）九月，辽世宗耶律阮被害后，耶律璟趁机镇压叛乱，夺取帝位，成为大辽第四任皇帝。耶律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和暴君，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只有荒淫和残暴两个词语。除了喝酒、睡觉、游猎外，耶律璟最大的爱好就是杀人。据《辽史》记载，“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药方，当用男子胆和之。不数年，杀人甚多。”为了长生不老，耶律璟竟然听信女巫之言，专杀男人取胆做药引子。耶律璟的荒唐、愚昧、昏庸、残忍，由此略见一斑。耶律璟在位期间，经常与南边的后周政权发生战争，但每次都遭遇败北。战场上打不过人家，嗜杀成性的耶律璟就拿自己的臣民开刀。翻阅《辽史》，耶律璟杀人的记载触目惊心。“应历十三年正月，杀兽人海里。三月，杀鹿人弥里吉，枭其首以示掌鹿者。六月，杀獐人霞马。十一月，杀彘人曷主。……十四年二月，支解鹿人没答、海里等七人于野。……十五年三月，虞人沙剌迭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而死。……十六年九月，杀狼人褭里。……十七年四月，杀鹰人敌鲁。五月，杀鹿人札葛。六月，支解雉人寿哥、念古，杀鹿人四十四人。十月，杀酒人粹你。杀豕人阿不札、曷鲁、术里者、涅里括。杀鹿人唐果、直哥、撒剌。十二月，手杀饔人海里，复脔之。……十八年三月，杀鹘人胡特鲁。四月，杀彘人抄里只。五月，杀鹿人颇德、腊哥、陶瑰、札不哥、苏古涅、雏保、弥古特、敌答等。六月，杀彘人屯奴。十二月，杀酒人搭烈葛。”从应历十三年到他死，耶律璟每年都会无端杀人。除了滥杀那些负责蓄养兽禽的下人，耶律璟对自己的近侍也毫不留情。“应历十年八月，以镇茵石狻猊击杀近侍古哥。……十三年六月，近侍伤獐，杖杀之。……十五年三月，近侍东儿进匕箸不时，手刃刺之。十二月，以近侍喜哥私归，杀其妻。丁未，杀近侍随鲁。……十七年十一月，杀近侍廷寿。……十八年三月，杀近侍化葛及监囚海里，仍剉海里之尸。”近侍相当于秘书，是服务皇帝吃喝拉撒睡的亲信人员，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杀死，被株连，被剉尸，耶律璟未免也忒狠了。耶律璟的残忍和无情，逼迫那些朝不保夕的近侍们伺机谋反。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在耶律璟“杀前导末及益剌，锉其尸，弃之”。不久，不甘心坐以待毙的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因为手里没有武器，便联合庖人（即厨子）辛古等共六人，趁耶律璟“欢饮方醉”，用菜刀将其杀死。没有战场上的烽烟号角，没有政变中的剑拔弩张，有的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厨子，和一把平日用来杀鸡宰羊、切菜剁肉的菜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逼急了，甚至连小小的厨子也会在沉默中爆发。厨子的菜刀，不光是用来做饭的，也是能杀人的。帝王虽然手握大权，动辄杀人，但厨子也可以轻松地干掉帝王。历史，往往就是那些在帝王眼里极其低微渺小的人悄悄改写的。中国历史上辈分最低的太上皇太上皇，通常是指皇帝的父亲，但也有例外。如，隋炀帝曾被孙子杨侑尊为太上皇，武则天曾被儿子唐中宗尊为太上皇，辽末帝曾被女婿屈出律尊为太上皇，明英宗曾被弟弟明代宗尊为太上皇。或祖孙，或母子，或翁婿，或兄弟，虽然不是传统的父子关系，但这些太上皇至少在辈分上还算恰当。相比之下，晋惠帝司马衷也曾当过太上皇，不过，把他称作太上皇的下一任皇帝，既不是他的孙子、儿子，也不是他的女婿、兄弟，而是比他高出两辈的叔祖司马伦。司马衷堪称中国历史上辈分最低的太上皇。司马衷（259~306年），晋武帝司马炎次子，晋二世。司马衷即位后，因“愚劣”且缺乏理政能力，故而先受制于权臣杨骏，后掣肘于皇后贾南风。贾南风不仅相貌极丑，权欲极强，而且生性凶狠狡诈。元康元年（291年），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围杀太尉杨骏，废掉太后杨芷，一举铲除太后一党，并与司马亮组成联合政府。旋即，贾南风矫诏，先让司马玮杀掉司马亮，又借擅杀大臣之罪处死司马玮，进而独揽大权。贾南风这种借刀杀人、卸磨杀驴的卑鄙做法，引起了宗室的不满。元康九年（299年）十二月，贾南风又设计将太子司马遹废为庶民，幽禁于金墉城。太子无罪被废，朝野哗然。永康元年（300年）初，一部分拥护太子的朝臣与当时握有军权的赵王司马伦密谋，准备“废贾后，复太子”。司马伦是个见利忘义的家伙，《晋书》称他“素庸下，无智策”，一听说有好处，便答应下来。但是，心腹孙秀却建议“且缓其事，贾后必害太子，然后废后，为太子报仇”，这样既能“立功”，又能“免祸”，司马伦遂按兵不动。不久，孙秀派人行离间计，促使贾南风杀死了太子。永康元年（300年）四月，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复仇为名，带兵冲入宫廷，先控制了司马衷，后赐死了贾南风。司马伦是司马懿第九子，司马昭的弟弟，按辈分是司马衷的叔祖。作为宗室，司马伦应当为司马衷保驾护航。但是，司马伦却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王如故”，体制依照司马懿、司马昭辅佐曹魏之故事，“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参军十人，掾属二十人、兵万人”。八月，司马伦又要求“加九锡，增封五万户”。作为傀儡，司马衷只能就范。永康元年（300年）十一月，司马伦让司马衷立羊献容为皇后。羊献容是孙旂的外孙女，而孙旂则是司马伦心腹孙秀的本家。司马伦此举，就是要通过安排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皇后，进而牢牢掌握内外大权，继而谋篡帝位。当一切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做好之后，司马伦便“矫作禅让之诏”，并发动心腹“逼夺天子玺绶”。永康二年（301年）正月，司马伦称帝，改元建始。为了掩饰篡逆行径，司马伦为司马衷送上一顶“太上皇”冠冕，即《晋书·惠帝纪》中记载的“迁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金墉城，是西晋王朝专门用来囚禁后妃宗室的冷宫。关押期间，司马衷身边只剩下“卤簿数百人”，各种供给待遇也很差。为了防止死灰复燃，司马伦“使张衡卫帝，实幽之也”。司马伦篡位后，为笼络朝臣大肆封官晋爵，“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甚至“奴卒斯役亦加以爵位”。当时规定，王侯大臣都戴用貂尾装饰的帽子，由于司马伦封官太滥，一时间貂尾都不够用，所以只好用狗尾来代替。于是，人们就据此编了两句民谣“貂不足，狗尾续”用来讽刺朝廷，成语“狗尾续貂”就出自这里。司马伦的皇帝宝座还没焐热，就遭到了齐王司马囧、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几位王爷的联合反对，双方酣战两个多月，死伤十万人。永康二年（301年）四月，司马伦兵败，被迫写下退位诏书，百官又到金墉城迎回司马衷复位。司马伦前后共当了一百天皇帝就被赶下了台，一场叔祖称孙子为太上皇的闹剧宣告结束。司马衷虽然重新登上皇位，但经过这次篡位事件，其威信更加扫地，最终沦落为宗室诸侯王争夺和利用的政治工具。光熙元年（306年）十一月，司马衷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享年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