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海盗》作者：雪珥-4

海上民兵撼西山大清海盗在越南找到了广阔的舞台，成为越南西山政权的海军。南抗法国，北图中原，在震撼了东南亚的同时，也震撼了乾隆皇帝的宝座大清乾隆53年（公元1788年）深秋，中越边境，镇南关。旌旗猎猎、画角阵阵，在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下，铠甲鲜明的清军大队浩荡南下，挥军安南（越南）。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应藩属国安南流亡国王、黎朝末代皇帝愍帝黎维祁之请，前往镇压“反叛”，期望恢复被西山军推翻的黎氏政权。乾隆皇帝在圣旨中强调了本次军事行动的“主旋律”：“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与此同时，更早前被西山军赶下了大海的南方另一割据势力阮王阮福映，也在泰国人和法国人的共同武装下，卷土重来，逐鹿故土。狭小的越南半岛上，“三国演义”从本土版升级为国际版。新生的西山政权南北受敌，危急之下，他们的一项战略部署将名不见经传的大清海盗们推上了历史的第一线：西山军中一名华人军官陈添保(Ch en T ien-pao)被火线提干，册封为“总兵保德侯”，任务是迅速招募中国海盗，组建海军。在海盗们久已习惯了的黑暗海洋之中，越南的灯塔突然照亮了他们的前景。中国海盗们越过大洋，迅速向越南集结，并最后形成了一支拥有数百多艘战船、5-7万人的强大舰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中南半岛，大清海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登上了国际大舞台。安南不安作为越南版的“李世民”，又戴上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阮文惠自然要发动一场越南版的玄武门兵变，自己来坐一坐龙椅。两百多年来，这块名叫“安南”的土地，从来就没有安宁过，而是一刻都不消停地轮番上演着朝代更替的游戏：权臣们在不断地推翻自己的主子，另立王朝，而后又被自己的权臣所推翻，完全地现世现报。其情形，十分类似中国历史上血腥的五代十国，而其复杂程度，令任何一本想清楚描绘此段历史的史书，都毫无例外地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历史混球。在那些“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割据政权中，获了宗主国中国册封的“正品名牌”并不多。无论朱明还是满清，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尴尬：被册封的越南国王们总是不争气，宗主国刚为他出头去讨伐“叛逆”，转眼又得册封那“叛逆”为正牌了。在周边一大堆藩属国中，越南显然是最能折腾的一家。当时，在越南王位上“持证上岗”的是黎朝，实际上，其控制力只在越南北方地区。而且，在这黎朝内部，国主暗弱无能，政权被“曹操”郑氏掌控。灵江以南，则被另一割据势力阮氏政权所控制，中国史书中一般称之为广南国，已历十代，类似于越南的“孙权”。这个南越“孙权”与大清中间隔着个“曹操”，虽然也曾从海路遣使求封，但康熙皇帝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拒绝了其要求。作为代表越南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安南黎朝却是个暴戾的王朝，而南方的阮氏“孙权”也是半斤八两。两边不仅内战频繁，而且在残民以逞方面相互竞赛，弄得越南半岛民不聊生，烽烟四起。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的郑阮纷争时期（1533-1788）。“刘备”的出现则比较晚。十八世纪末，在南方阮氏“孙权”控制下的西山邑，阮家三兄弟揭竿而起，并迅速地在遍及全越南的各路造反派中，显露出了王者之相。因西山军“刘备”和南方阮氏“孙权”都是阮姓，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在此文中，便统一将南方阮氏称为南越政权或南军，而将西山兄弟们称为西山政权或西山军。西山军虽然崛起于阡陌之中，却有着充沛的活力。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的现代“宣传派史家”口中，西山军均被推崇为“伟大的农民起义”。在大清军队南征“讨逆”之前，这支伟大“义军”的铁蹄已经席卷全越南，迅速将越南由郑阮纷争的南北朝局面转成了三国鼎立，再经过没几年的南征和北伐下来，便将一个支离破碎了两百多年的国家金瓯一统，当然也在身后留下了尸山血海。“义军”的领袖阮文岳随后自立为“中央皇帝”，建立了西山政权，封其弟阮文惠为北平王，镇守顺化，另一弟阮文吕为东定王，镇守嘉定。随后，刚刚统一的越南重新上演了由三兄弟担纲主演的另一幕“三国演义”。终于坐上了龙庭的阮文岳，如同所有的暴发户一般，“伟大的爱情”四处泛滥，甚至连阮文惠的妻子也被他拖上了龙床（根据越南正史《大南实录》）。用下半身执政，这在东方历史上本不是稀罕事。问题是，这位“中央皇帝”，显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一同起兵的三兄弟中，老二阮文惠才是最有军事和政治天才、并且是最有实力的，老大无非是沾了先出娘胎的光而已。作为越南版的“李世民”，又戴上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阮文惠自然要发动一场越南版的玄武门兵变，自己来坐一坐龙椅。在最可宝贵的权力面前，兄弟俩终于大利灭亲，“皮锅煮肉”（越南人猎获猎物，剥皮为锅，以煮其肉）起来。而老三阮文吕既没实力，也就没有发言权，躲在一旁看白戏。伟大的“农民起义”开始了那宿命般的“错误”和“局限”，那位只有下半身伟大的大哥，被打得落花流水，拱手让出了皇帝的称号，自贬为王。雄才大略的阮文惠终于成为越南的“唐太宗”。在西山政权内讧的历史机遇面前，流亡在大清的黎朝皇帝，和流亡在暹罗（泰国）的南越政权，都开始期盼鸳梦重温。作为宗主国的大家长，大清国的警察行动，则在当代越南“宣传派史家”口中，被描绘成了“中国大举侵略”和“越南人民奋起反抗”的民族自卫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阮文惠以华制华，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此人的雄才大略。海盗从良在西山政权的豢养下，大清海盗从追求温饱、好逸恶劳的普通盗匪，升格为有着强大战斗力的政治武装团体。当陈添保驾驶着自己的小船，在妻子帮助下在广东廉州洋面上洒网捕鱼时，他绝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青史留名的海盗领袖和越南侯爵。是一场台风改变了他的命运。1780年，他的水上之家被狂风吹到了越南海面，幸运的是，在小船破碎之前，他们终于能踏上了陆地。家没了，老家也回不去了，他只好在越南安顿下来，做了一名小贩。1783年，小贩陈添保被裹胁到了“伟大”的西山农民起义军中，一家大小都被抓去，被迫参加了革命，在西山军的战船上做了舵工。在战斗中，壮丁陈添保更是阴错阳差地成了西山军中的英雄，多次立下战功，迅速被提拔，传奇般地成为了西山军中的一名高级军官（总兵）。直到被阮文惠册封为侯爵，组建由大清海盗组成的海军。西山军的序列中，很早就有了大清人民志愿军。在阮家兄弟刚刚开始戕官造反时，两名中国商人集亭和李才，在1773年就分别拉起了两支华人队伍，分别号称“忠义军”及“和义军”，加入到西山队伍中。这两支大清人民志愿军一开始战果不断，但后来，“忠义军”战败四散，集亭跑回了中国，被两广总督处决。而“和义军”则卷进了西山军内部的路线斗争，全军在西贡遭到血腥的清洗，连带西贡城内的所有华人，都被屠杀殆尽。即使经历了这样类似种族清洗的残酷迫害，华人还是前赴后继地涌到西山军的大旗下。在新晋侯爵陈添保的努力下，他的“海军”迅速获得了海盗们的6艘战船和200人马。阮文惠倒也用人不疑，随后还将自己已有的水师战船16艘拨给了他统一指挥。一批势力强大的中国海盗，纷纷加入了西山海军，其中的著名人物包括梁文庚(Liang Wen-keng)、樊文才(Fan Wen-ts ai)、莫官扶（也作莫观扶Mo Kuan-fu）和郑七(Cheng Ch i)。这些人分别被任命为“千总”、“总兵”、“指挥”，戴上了越南乌纱帽，成为穿制服的海盗。这些著名的海盗首领，落草（确切说是“下海”）之前，也和陈添保一样，本是大清的良民，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但都被老海盗们裹胁成，成为盗匪群中的新生力量。其中，莫官扶甚至都不是靠大海讨生活的渔民，而是在遂溪老家的山上砍柴时，被盗匪“掳捉入伙,随同行劫。”这些东一股、西一捻的小股海盗，被越南的灯塔吸引而来，在一个新生政权的庇护下，结合成了一支有着严密组织的军队，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也令他们的组织结构、战斗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山政权的豢养下，大清海盗从追求温饱、好逸恶劳的普通盗匪，升格为有着强大战斗力的政治武装团体。清军败走大获全胜的阮文惠再次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向乾隆皇帝派出了使臣，谢罪恳求, 希望得到清廷册封。临时抱佛脚开始招募的大清海盗，似乎并没有在对抗清军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至少在有关史料中没有发现有明确的记载。抗击清军，似乎还是西山军独力完成的。进入越南的清军人数并不多，按照中国史料的记载，约在两万人左右，而在越南当代“宣传史家”们笔下，这个人数被放大了十倍，以突出“伟大”的农民起义军的伟大胜利。天朝上国的讨逆之师，一开始便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就收复了黎城，安南国王总算有了块可以称孤道寡的土地。年迈的乾隆皇帝还保持着相当清醒的战略头脑，认为越南之地不便“劳军远征”，下令孙士毅“妥为安顿”后即刻“撤兵回粤”，同时教诲安南国王黎维祁要“加意自强振作，派士官兵民，将要隘处所，严密防堵”。显然，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惩罚性战役。但身在前敌的孙士毅，显然陶醉在这种帮助越南人“复国”的巨大成就感中，根据魏源《圣武记》所载，孙士毅还想着宜将剩勇追穷寇，“贪俘阮(即阮文惠)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士兵、义勇，悬军黎城月余”。实施了战略撤退的阮文惠，“先正位号以系南北人心”，从那荒淫无道的老哥手中，接过了帝位，建元光中，史称光中皇帝。随即，他收拢了各地部队，集中了多达8万人的优势兵力，预备与清军决战。同时，向孙士毅“驰书请降，辞极卑屈”。乾隆54年(公元1789年) 正月初一，黎城清军“置酒张乐”，西山军趁夜发动了突然袭击，战象拉着战车，将清军营阵摧毁，清军兵败如山倒，自相践踏，生还者竟只有一半。那个倒霉的安南国王黎维祁，也重新流亡到了广西桂林，心灰意冷的乾隆皇帝下令他不用归国，就在广西当个富家翁了。孙士毅没有遵照圣旨及时撤军，爵位、红顶、花翎均被剥夺，落了个“双开”的处分，大好政治前景就此葬送。此时，阮文惠的外敌就只有在法国人武装支持下的南越政权了，因大量大清海盗的加盟而日益强大的西山海军，便将成为南线作战的主力。为了巩固北部安全，大获全胜的阮文惠再次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放下手段，向大清派出了使臣，谢罪恳求, 希望得到清廷册封，并将责任一股脑推给了下台的黎朝国王身上，大讲了一番“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的大道理，给乾隆皇帝留足了台阶。乾隆皇帝毕竟是一代天骄，心照不宣地顺着阮文惠搭建的台阶，宣布说黎氏王朝“优柔废驰, 已为天心厌弃, 自无复合立国之理”，册封阮文惠为安南国王。根据清史记载，阮文惠曾亲自进京恭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很得老皇帝的欢心，又是赐宴、又是赠诗，送别时还“手抚其背”，依依不舍的。但综合中越两国的史料来看，阮文惠本人进京的可能并不大，估计是替身出访，睿智如乾隆皇帝者，自然也将错就错，只要藩属关系得以维持，难得糊涂。雄才大略阮文惠提出征服华南、重建百越国，将其北部边境扩张到浙江境内，对海盗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无论在北京颇得乾隆欢心的是否阮文惠本人，这位越南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一再地显露出自己的雄才大略。从历史碎片整合而看，阮文惠对中国海盗的招募，绝对不只是为了应对中国、法国等“列强”的临时措施，而是有着另一番深远的战略意图。这个商人出身的皇帝，有着远超过那狭小国土的野心。越南著名史学家陈重金的《越南史略》记载道，阮文惠称帝后，曾想北征中国，其向中国求和及讨封，都只是韬光养晦，为了积蓄力量而已。当他将国内平息后，就开始日夜筹划进攻中国。诸如审核民丁实数等许多行政措施，都是为此进行的战略准备，以便每三丁抽一兵，组建北伐军队。哈佛大学的著名越南史及中国史专家、加拿大人吴才德教授(Prof. Alexander B. Woodside)研究认为，阮文惠为了他争夺中国的野心，已经开始建造大型战舰，并将战象调往广州。越南史书《大南实录》则记载道，阮文惠与广西天地会颇有勾联，意不在小，只是他的战象部队还没到达中国，他就病故了。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H. Murray）指出，阮文惠所提出的征服华南、重建百越国的政治理想，对海盗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所谓的重建百越国，就意味着要将其北部边境扩张到浙江境内。阮文惠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既是与民休养，更是积蓄力量。而且，在军政情势都不稳定的同时，他已经开始急切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试图用一种根基于汉字基础上、却用非汉字书写的“喃”语（Nom），来取代汉语成为官方语文，这毫无疑问地彰显了他巨大的野心。而被他所选中的同盟军中国海盗，也并非都是打家劫色、急功近利的匪徒。根据日本学者铃木中正（Julio Firmino）的《黎朝后期越清关系史1682-1804年》记载，1809年时，有位海盗首领向葡萄牙人借兵，要求获得3-4艘军舰，开出的回报条件则是：在驱除鞑虏、推翻满清后，用两三个省份割给葡萄牙人。自明末王直，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失败后，有政治抱负的“海盗”似乎从中国洋面上消失了，但江山代有才人出，缺的无非是天时与地利而已。西山政权与大清海盗之间的“强强联合”，激发了潜藏在大清海盗心中的政治欲望。这与历史上的“海盗政治学”完全吻合。在欧洲历史上，海盗从来就不是个卑贱的、黑暗的反面角色，相反，倒是经常伴随着类似罗宾汉式的侠客、或哥伦布式的开拓者的光环，乃至至今仍成为西方儿童读物中的可爱主角。在西方的大国崛起过程中，都能看到海盗的身影。大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奠基之战，就是靠着海盗们组成的庞大舰队，打败了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都铎王朝(the Tudor)以对海盗实行国家扶持政策而著名，英国人通过为海盗们提供“销赃”市场和基地而积蓄了国力，海盗们更是在政府还穷得养不起一支海军的时候，通过申请政府特许的“私掠船”(Privateer，亦称武装民船)证书，在合法地对“敌人”进行掠夺的同时，用自己的剑与血，染红了大英的海军旗。而当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与土耳其的穆斯林在各自的神的名义下厮杀时，双方的海盗团伙“圣约翰令骑士”(the Knights of the Order of St. John) 与“北非伊斯兰海盗”(the Barbary Corsairs)，也成为了相互敌对的圣斗士，海盗不仅是双方的支柱产业，更是国防力量的重要成分。“北非伊斯兰海盗”便在土耳其苏丹的提携下，冠冕堂皇地出任了阿尔及尔(Algiers)总督，随后还担任了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司令。与这些历史上的“官盗合作”一样，成为西山军海军的大清海盗们，不仅为西山提供了海上军力，其自身也从西山政权那里学到了正规的军事组织方式和行动技能。以打家劫舍为目的的小股海盗，会聚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庞大军事组织，诸如陈添保、莫官扶、郑七等海盗将领们，开始建立相对复杂的指挥和后勤体系。在与南越海军的多次海战中，海盗们的军事技能也大为提升，懂得了许多战略战术，形成了特殊的海战指挥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山这个受到大清承认的“正规”政权支持下，海盗舰队的装备焕然一新，其武装攻击能力甚至远在清军的战船之上，令嘉庆皇帝震撼不已。阮文惠支撑和打造这样一支海上武装，显然不只是为了越南内部的内战需要。血海征战西山政权与法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海战中，到处都有中国海盗的身影。整整七年间，双方在季风的风向决定下，展开了拉锯战。主要由大清海盗组成的西山海军，首先要面对的是相当强大的南越海军。曾经被西山军赶出了越南半岛的南越阮福映，积极在国际上寻找盟友。他在一位法国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的协助下，与法国朝廷接上了关系，并派使者前往法国，拜见了法皇路易十六。随后，阮福映与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协议》，法国同意直接出动4艘战舰和1650人的军队，协助阮福映“复国”，而阮福映则应将昆仑岛和会安海港全部割让给法国，同时允许法国在越南享有贸易垄断权，并且当法国在东方有战事时为其供给兵员和粮食。条约墨迹未干，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本土一片混乱，《法越凡尔赛协议》自然被搁置。但百多禄并不甘心，在一些“目光远大”的法国商人支持下，他在法国招募了雇佣军，购置了军舰和武器，前来协助南越阮氏政权。在法国人的训练下，南越军队战斗力大为提升。刚刚安抚了北方清廷的西山政权，和刚刚获得了高官厚禄的大清海盗舰队，便发现自己将要面对一支由欧洲人训练的新式军队。在西山政权与南越政权的所有海战中，都有中国海盗的身影。在1792-1799年整整七年间，双方在季风的风向决定下，展开了拉锯战。南风起时，南越军队便在法国顾问的率领下，离开设在西贡的基地，从水陆两路进行北伐；而当风向转向后，西山军便大举反击，进行南征。拉锯的结果，每次都是南越军队能略占上风，不断地向北蚕食。1792年，西山政权那“离休”皇帝、现任“西王”阮文岳，率领一支新建的舰队停泊在归仁(Qui Nhon)的施耐（Thi Nai）港，南军得讯后，两名法国军官率舰队进行了偷袭，那位倒霉的“离休”皇帝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就包括了3艘中国前海盗们的战船。这一年，日子过得相当艰难的阮文惠，命令他的“海军”进军中国。100多艘战船编为3个舰队，到处抢劫，以便“征税”及“扩军”。这一年的6-7月间，40艘由前中国海盗船组成的舰队，远征广东、福建和浙江。在政权危急之际，有着鸿鹄之志的阮文惠，也不得不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中国海盗都将阮文惠称为“粤南大老板”。当年11月份，阮文惠病故，西山政权失去了最有能力的领导核心。阮文惠年仅10岁的儿子继位，成为光瓒皇帝。乾隆皇帝闻讯后，用各种方式寄托了“哀思”，甚至写诗纪念道：“归藩拭泪别枫宸, 回首频称觐九旬。嘱令西湖以身妥, 示依北阙志心亲。似兹乱命同治命, 忍谓外臣诚世臣。藻什七言勒琬琰, 桂疆千载识忠纯”。尽管西山政权内忧外患不断，但这里依然是唯一能给大清海盗提供庇护所和事业发展平台的地方。更多的海盗继续投奔而来，陈添保则在1795年再次得到提升，获得了都督的头衔。两年后，小皇帝赐给陈添保一柄短剑，并任命他为“统善艚道各支大总督”，正式成为西山政权的海军总司令兼海盗总头目。1797年4月25日，南军组成一支近600艘战船的庞大舰队，进攻归仁，但中途折向岘港（Tourane）,双方多次交锋。6月份，西山海盗舰队大败，陈观祥（陈添保的养子）、郑亚保和总金等人被俘。7月份，刚成为西山海军总司令的陈添保带队反击，大获全胜。1799年，南军发动顺化战役，西山海盗舰队的樊文才迎战，经激战后而败。南军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攻克归仁，改其地名为平定。这一战役极大地打击了西山军的士气，海盗们开始大量叛逃。就在此时，百多禄病故，南军被迫撤离，留下一支舰队镇守施耐，西山政权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次年，西山海军再次反击施耐，试图夺回归仁（平定），参战的中国海盗战船多达100多艘。而得到了法国和暹罗支持的南军，则组建了更为庞大的舰队，共有1200艘战船，其中有欧洲战舰4艘、大型战船（Large War Junk）40艘、大划艇（Galley）300多艘，动员士兵多达8万。这场规模浩大的战役持续了1年，西山海军最终惨败，海盗舰队损失惨重。尽管西山军在内战战场上节节败退，但他们在华南地区的“征税”却相当成功。当时的华南，遍地薪火，苗民、三合会、白莲教，动乱不断，清廷即使派出了名将福康安南下讨伐，也难以奏效。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道：西山军“师老财匾, 乃招濒海亡命, 资以兵船, 诱以官爵, 令劫内洋商舶以济兵饷,夏至秋归, 踪迹飘忽, 大为患粤地。继而内地土盗凤尾、水澳帮亦附之, 遂深入闽浙, 土盗倚夷艇为声势, 而夷艇恃土盗为向导。三省洋面各数千里, 我北则彼南, 我南则彼北”。但对于这些在越南官方支持下的海盗行动，正值盛世的清政府却一直隐忍。这其中，除了清军重陆不重海的传统外，也有担心激发越南民族情绪的政治考量。如此拖延到了1796年，海盗们的行动实在是太过猖獗，清廷也截获了大量证据，直指越南官方在幕后煽动海盗。乾隆皇帝终于龙颜大怒，要求西山政权立即采取行动，遏止海盗的活动。在大清的巨大压力下，西山政权不得不象征性地对海盗的大本营发动了几次攻击，烧毁了一些民房，镇压了一些不入流的小股海盗。大清的官员们对越南的合作表示满意，但2个月后，就发现受到了越南人的忽悠。清廷忍无可忍，终于决心主动出击，变“海防”为“海战”，出海迎敌，并对抓获的海盗进行从重从快的打击：对那些改换了辫子和服饰的中国海盗，一律凌迟处决，这实际恢复了清初“留发不留头”的残酷政策；同样，即使海盗没有改换辫服，但是接受了越南人的官职，同样作为叛国者凌迟处死。但清军水师的战斗力实在太弱，而在大规模战争中磨练出来的海盗们实在太强，在多次损兵折将的围剿失败后，清廷只好换用另一传统招数：招安，给海盗们提供官职、现银。这一招十分管用，海盗们大量来降，但清廷痛苦地发现，当海盗成为最易发家致富的捷径后，海盗似乎越抚越多了。日落西山海盗们兵败顺化之后半个多月，50多艘大帆船出现在广东海面，清廷官员们准确地估计出，这是海盗们落叶归根了。1801年2月21日，越南内战达到了顶峰。根据参加南军作战的法国军官察格瑙(J.B.Chaigneau)记载，这一天，西山军和南军爆发了“交趾支那历史上所知的最为血腥的一战”在这次决战中，西山军伤亡高达5万多人，损失了绝大多数的船只和6000门火炮。著名的海盗首领莫官扶、樊文才和梁文庚都被南军俘虏。6月15日，南军乘胜攻占顺化，小皇帝仓皇出逃到河内，中国海盗们也作鸟兽散。越南史书《大南实录》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细节，50多艘大帆船在半个多月后出现在广东海面，清廷官员们便准确地估计出，这是海盗们落叶归根了。在西山海军总司令陈添保的竭力劝说下，躲回中国的郑七勉强来到了河内，并且带来了自己那支200艘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西山小皇帝大喜，给郑七封了个“大司马”的高级头衔。有意思的是，郑七在河内加官晋爵，那位使劲说服他的陈添保，却率领家属及30名随从“弃暗投明”，归顺了清廷。郑七还是讲义气的，他率领他的舰队，在西山军的大旗下，向南军发动了最后一轮反攻。激战正酣时，一场怪异的东北风摧毁了不少海盗战船，郑七大败。随后，南军向河内发起总攻击，保卫该城市的海盗舰队，共有40艘战船，经过一周的抵抗，全军覆没。阮福映那支由法国人训练的南军，抓住了光瓒皇帝，将他关在一个笼子里游街。并且随后将西山政权的残余皇族全部凌迟处死，已经死去的阮文岳、阮文惠的尸身也被挖出来挫骨扬灰，其头骨还被“监禁”在专门的牢笼中，令其在九泉之下也不得翻身。同时，阮福映立即向大清国派出了朝贡使团，供品之一就是那三位海盗首领。阮福映的野心丝毫不亚于阮文惠，要求清廷同意其改国号为南越。清廷明确表示，绝对不同意其使用古老的百越国名“越”，因此，嘉庆皇帝御笔一勾，将“南越”改为“越南”，表示其是在越地之南，试图以此警告阮福映不得觊觎中华大地。从此，越南便成为正式国名，阮福映也开创了越南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河内陷落后6周，最后的海盗将军郑七被南军俘获，毫不客气地被斩首示众。郑七的堂弟郑一收拾了他的残部，并在他那娼妓出身的妻子石氏（郑一嫂）的协助下，不久后就建立起了又一支更为强大的海盗舰队。终于获得清廷册封的新任越南国王阮福映，下令对境内的中国海盗痛加剿除，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道：阮福映“新受封，守朝廷约束, 尽逐国内奸匪, 由是艇贼无所巢穴”。其实，“艇贼”们只是在越南“无所巢穴”而已，经历了越战战火考验，获得了宝贵的国际冲突经验的海盗，返回故土。大清的海盗们从此上档次、上水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组织能力和战斗力的海盗，继续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轮到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开始为他们大伤脑筋了。清除了大清海盗的越南王国，实际上也清除了大清的影响力，法国人取而代之。中法之间围绕着这块富庶的中华属地，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就在大清海盗活跃在越南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时，大英帝国的使者马嘎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来到了北京城（1792年），希望能与伟大的东方帝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这两个帝国都表现出了各自的偏执和自大，一方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另一方则坚持将磕头作为是对自己那个新兴帝国的侮辱---拿破仑后来给英国人上礼节课说：“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那位号称“十全老人”、有着追求完美癖好的乾隆皇帝，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像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那样，将势力强大、不怕牺牲、而且对官方的认可有着强烈饥渴的大清海盗们利用起来，作为开拓万里波涛的先驱。与那些可以名留青史、被当作英雄的欧洲海盗们相比，这难道仅仅是大清海盗的悲剧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