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海盗》作者：雪珥-3

为减少双方之间的摩擦，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西班牙人）的协调下，1494年6月7日，两国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Castilla）的托尔德西里亚斯小镇(Tordesillas)，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正式瓜分了新世界。条约规定，两国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并以佛得角群岛（Cabo Verde）以西300里格(league，1里格=公里)处（大约位于西经46°37'的经线）为界，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这条分割线，也被称为教皇子午线（Papal Meridian）。条约生效后，西班牙资助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的1492 年探险，结果发现了美洲。葡萄牙人也在1498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1500年发现巴西，1512年发现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Maluku Islands）……问题随即产生，1494年所划定的“教皇子午线”并未确定精确的经度线。葡萄牙登陆摩鹿加群岛后9年（1521），西班牙探险家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llanes），也在此登陆。狭路相逢，两国只好坐下来谈判，从1523年谈到1529年，达成了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ssa），明确了“教皇子午线”的具体位置，西班牙退出摩鹿加群岛，获得葡萄牙方面支付的35万金Ducat的补偿。西班牙人随后又感觉郁闷的是，庞大的中国依然被划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在登陆香料群岛摩鹿加的当年，麦哲伦抢先到达了菲律宾群岛的宿雾岛（Cebu Island），将菲律宾纳入了西班牙的殖民视野。随后，西班牙多次派出殖民远征队到此，1565年黎牙实备（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终于占领宿雾岛，并被任命为菲律宾首任总督，但菲律宾土著进行了焦土抵抗，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相当艰难。而同时，因为中国被划在了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之内，西班牙无法继续向东挺进、实际上也无力向东挺进，为了巩固其并不牢固的菲律宾殖民地，他们实施了“对华贸易、以华养菲”的战略。 图3此时，延续着宋、元以来的传统，不少中国人仍然突破政府的禁令，前往吕宋（菲律宾）经商。当西班牙人问中国人来自哪里时，中国人回答自己是“生意人”，闽粤一代发音很像“生理人”，于是，西班牙人将当地的华商都称为“生理人”，创造出了Sangley这个新词，至今专指血脉绵延了数百年的中菲混血人种。此时，大明帝国是如此认识西班牙对吕宋（菲律宾）的占领的：“时佛郎机（中国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统称）强，与吕宋互市，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赂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其稍征其税如国法。其人既得地，即营室筑城，列火器，设守御具，为窥视计。未已，竞乘其无备，袭杀其王，逐其人民，而据其国，名仍吕宋，实佛郎机也。”（《明史·吕宋传》）1570 年（隆庆四年），在征服马尼拉的过程中，西班牙人与中国人爆发了首次海战。当时，菲律宾总督黎牙实备派军攻击马尼拉，在途中遇到了2艘中国商船，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商船寡不敌众，20人被杀，其余60人被俘。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这次冲突应该是起因于误解，西班牙军队随即释放了被俘的中国人，并请求他们带来更多的中国商人，与西班牙人贸易。在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推动下，中国与吕宋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西班牙因为无法为中国商人提供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能以银元购买，大量的西班牙银元回流中国。此时的西班牙，十分热望着与中国的贸易，甚至希望能征服中国。1573 年，阿提达上尉（Diego de Artieda，哥斯达黎加的征服者）致信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Philip II)：“如果陛下有意对该国（中国）加以勘测，我只要有两条船，每艘250 吨，每船有兵士40 名，便可以从命……在勘测海岸之后，再经新西班牙（墨西哥）返国。我将确定如何在该地进行贸易和征服。”在林凤率领他的“海盗”舰队攻击马尼拉这年（1574），另一位殖民者更是提出：“该国（中国）是很富庶而人口稠密的……如果陛下乐意调度，只要不到60 名的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他们。”当年7月，菲律宾第二任总督拉维萨雷斯（Guido de Lavezaris）将手绘的吕宋与中国的沿海地势图与一本中国地图册《广舆图》一并寄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希望国王批准他入侵中国。拉维萨雷斯总督绝对没想到，4个月后，来自中国的一支“海盗”舰队，差点就拔除了西班牙在太平洋建立的这个殖民据点。攻击马尼拉西班牙人彻底被这支中国海盗吓坏了。一支小小的海盗如此彪悍，如果更多的中国人、甚至包括强大的明政府突然对这个群岛发生兴趣，太平洋上还能有西班牙的容身之地吗？林凤的突然降临，令张牙舞爪的西班牙帝国，差点被这位华人“牙医”拔掉了它的牙。毫无疑问，这是西班牙人开始建立全球殖民地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62艘战船、2000名士兵、2000名水手。与西班牙舰队一样，林凤所率的也是一支殖民舰队：舰队中不仅有1500名妇女、儿童，还带了大量的牲畜、农具、种子等，显然是要扎根吕宋岛，建设新家园。而与西班牙舰队不同的是，林凤舰队的背后，“伟大祖国”不仅不提供任何帮助和撑腰，相反，还派遣了战舰一路追杀。11月初离开台湾后，林凤首先到达了伊罗戈群岛（Illocos，中国古代称为“伊禄古”），在这里，西班牙人刚刚建立了一个小据点费尔南丁纳，由萨尔西多(John de Salzedo)率兵镇守。11月23日，萨尔西多手下一艘运粮船被林凤截获，船上共有25名西班牙士兵，林凤除了留下一个活口外，其余全部杀掉。随后，舰队继续浩浩荡荡地驶向马尼拉。萨尔西多预感到了林凤的战略意图，他立即召集了手下的54人，乘船赶往马尼拉，但他们的船小、水手也是新人，结果只赶上了林凤在11月31日对马尼拉的第二次攻击。11月29日， 林凤的舰队进入了马尼拉湾，远远地就抛锚了，并未惊动岸上的西班牙人。当晚天色极暗，星月潜形，狂风大作，这既有利于他们隐蔽登陆，但也造成了登陆的困难。林凤手下的干将、日本人庄公（Sioco）率400人出发，其中200人是火枪手。在狂风之中，这支突击队直到次日（11月30日）早上8点，才在离马尼拉1里格（公里）的帕拉尼亚克(Paranaque)登陆，迅速跑步前进。一些当地人发现了这些战士，高喊：“武器！武器！武器！敌人来了！”但是，西班牙人还以为是当地人与他们的恶作剧，无人理睬。9点左右，突击队跑步通过马尼拉近郊的巴贡巴扬（Bagumbayan）， 西班牙守军总指挥戈伊特（Martin de Golti）的家就在这里。突击队本在跑步前进，也没有在意周边，戈伊特的妻子却在窗口大声喊骂，引起了注意。向导将戈伊特的身份告知了突击队，突击队立即停止前进，转而攻击这座住宅。经过并不激烈的战斗，中国人的突击队打死了住宅内的所有人，正在家中的戈伊特本已臂上中箭，在试图跳窗逃跑时被乱枪击毙。那位多嘴的主妇成了唯一的幸存者，突击队“剥光了她的衣服，使她受了重伤，以为她已经死了，但后来她恢复过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这么一耽搁，城内的西班牙人终于醒悟过来，他们得以带上武器弹药投入战斗。事后， 西班牙人承认，如果中国人直取马尼拉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和军营的整个毁灭”。城内守军利用这极短的时间差，在城内道路上设立了伏击圈。突击队进城进入伏击圈后，被密集的子弹打死了80多人。此时，突击队离舰队距离过远，增援和补给都很困难，于是，庄公下令撤兵。 图4检点当日的战斗，林凤认为舰队的泊地太远，于是下令拔锚，开到离马尼拉仅2里格（约11公里）的甲米地(Cavite，中国古称交逸)。西班牙人陷入了恐慌之中。此时，马尼拉的驻军只有数十人，防守工事也未齐备，并且缺少足够的重武器，只有几门大炮。总督拉维萨雷斯决定坚守，因为除了马尼拉之外，菲律宾别的地方也没有更为坚固的阵地，一旦放弃马尼拉，西班牙在东方的经营可能彻底失败。西班牙人连夜构筑了碉堡，而此时，从费尔南丁纳赶来的萨尔西多的54人，也终于到了。天亮后（12月1日），林凤发起了第二次攻击，600人冲进了城内，向集中在临时碉堡内的西班牙人发起了攻坚战。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林凤的部队伤亡200人，而碉堡中的西班牙人仅死了一名警察和一个老人。林凤无功而返。次日（12月2日），林凤没有进攻。他在舰队停靠的甲米地港，为手下的战死者举行了安葬仪式，然后，出乎西班牙人的预料，他率领舰队离开了马尼拉。没有人真正知道林凤为什么突然离开，他有足足4000名部下，超过西班牙人数十倍，而且无论从战斗经验、武器配备等，都毫不逊色。那位写下《中华大帝国史》的传教士门多萨认为，这是因为“机智的海盗林凤考虑到，继续攻击英勇的西班牙人，只有损失时间和人”。可是，世界上的攻坚战，怎么能不花费时间和牺牲战士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林凤对马尼拉并非势在必得，他所想得到的，只是一块能够安身立命的土地而已，不愿意为此付出过大的代价。然而，西班牙人却彻底被这支中国海盗吓坏了。一支小小的海盗如此彪悍，如果更多的中国人、甚至包括强大的明政府突然对这个群岛发生兴趣，太平洋上还能有西班牙的容身之地吗？一个随遇而安，一个却斗志昂扬，这决定了林凤在今后几个月内的遭遇，也决定了菲律宾华人在今后几个世纪的遭遇。血战玳瑁港被围困中的林凤，居然带领手下在据点内重新打造了30艘船，并且从据点的背后挖出了一条壕沟运河，成功逃脱。林凤的舰队沿着菲律宾海岸北上，到达了林加延湾(Lingayan Gulf)。此地有条大河，名为阿诺河（Agno River），这个地区称为邦阿西楠（Pangasinan River），中国人一直称之为玳瑁港。这里离马尼拉只有40里格（约220公里），等于在西班牙人的卧榻边上打鼾。林凤的舰队就在玳瑁港停留下来。在离河1里格（公里）的地方，林凤建起了一座城寨。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他此时自立为王，接受周围土著人的进贡，并宣称已经消灭了西班牙人。《潮州府志》记载道：“（林凤）航海抵吕宋国。至玳瑁港，筑修战舰，谋胁番人，复图内逞。” 图8林凤的声势，重新点燃了当地土著反西班牙的怒火，各地纷纷响应，攻击西班牙军队、教堂或定居点，菲律宾一时烽烟四起。林凤与当地的土著相处融洽，他们从当地人那里获得日用品，同时向当地人传授农耕技术和手工艺。西班牙人感慨：“由于海盗没有杀他们，普通老百姓并未逃避……他们支持他， 并为他提供服务，因此他获得很好的粮食、木材及其他必需品的供应”。林凤这种准备长期扎根的姿态，令西班牙人极为恐慌。他们立即开始谋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林凤进行闪电战，“即使不能完全消灭他，至少仍可以向他报仇雪恨”，让西班牙人赢回“当地居民的尊重，也促进与中国皇帝的友谊，因为这是在对付一个反叛他（中国皇帝）的人”。拉维萨雷斯总督开始调兵遣将。此时，在马尼拉战斗中立下功劳的萨尔西多，接替了战死的戈伊特出任西班牙驻菲部队的指挥官。他们从周边各个岛屿召集军队，并雇佣了“纹身人岛”（Pintados）上的一些土著。这支西班牙人的突击部队，共有250名西班牙士兵、2500名土著（关于攻击的人数有不同说法，多的说有650名西班牙士兵和6000名土著，此处依据门多萨记载）。1575年3月23日，西班牙突击队离开了马尼拉。他们并无绝对的胜算，一则他们人数少，二则因土著人的反抗，西班牙人停在马尼拉港口的船只早已被焚毁，这也是林凤认为西班牙人已无威胁的主要原因。西班牙突击队从附近岛屿征召了59艘小船，悄悄地向玳瑁港出发了。突击队到达林加延湾后，与另一些在附近调集的部队回合，3月30日，他们进入了阿诺河口。萨尔西多下令将小船串联起来，封堵了河口，随后，所有人带着4门大炮悄悄地登岸，向离河口还有数里地的林凤据点摸去。很难想象，林凤居然疏忽到没有在河口设置任何警戒哨。经过侦查之后，萨尔西多下令兵分两路，一路从陆地攻击，另一路从水路轻装前进，以便焚毁林凤的舰队。水上突击队发现了林凤的30艘船，正在据点外的河道上收集给养，西班牙人突然开火后，海盗们四散逃离。更上游一些，林凤的舰队都停泊在那里，只有少数人看守，看到西班牙人攻击过来，他们也随同前面的同伴逃跑，整支舰队都被焚毁。陆地上，西班牙人一阵猛攻，在外围据点打死了100多名“海盗”，俘获了70多名妇女（应该是林凤部队的家属）。水上突击队随即加入进来，但这时，栅栏突然着火，西班牙人根本无法攻入，而林凤的主力部队则牢牢据守着主据点。次日，西班牙人本计划排成方阵进行攻坚，但林凤据点不仅建筑坚固、防守严密，而且配备了3门大炮和很多小炮。相比之下，西班牙人的大炮口径太小，而且弹药也不够。萨尔西多放弃了强攻，事后证明这是十分明智的，否则仰攻据点的西班牙突击队完全可能被林凤彻底消灭。在历史的关键点上，细节又一次决定了成败。萨尔西多决定，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坐待林凤部队的粮草消耗殆尽，同时自己也可以及时补充给养。围困足足持续了4个多月，期间自然发生了不少激烈的战斗，但西班牙人转攻为困，占据了地形和补给上的优势，林凤被死死地困在了据点内，粮食日渐耗尽。但是，令西班牙人最后大为吃惊的是，被围困中的林凤，居然带领手下在据点内重新打造了30艘船，并且从据点的背后挖出了一条壕沟运河，直通阿诺河。1575年8月4日正午， 西班牙人惊诧莫名地看到，林凤的部众驾驶着30条船已经航行在阿诺河上了。急火攻心的萨尔西多赶紧调动部队，在林凤必经的河道上抛下障碍物，并在两岸设立火力点。林凤的舰队到达伏击圈后，在猛烈的枪林弹雨中，中国人居然不怕牺牲，硬是下水以人力清除了所有的障碍物，在西班牙人的惊愕之中扬帆驶出海口，回归大海。这条奇迹般的逃生通道，如今也以“林凤运河”（Limahong channel）的名义，而成为风景秀丽的林加延湾的又一旅游胜地。中国贵宾追剿林凤至马尼拉的王望高，与西班牙人有了接触，这是西班牙殖民东扩以来，中西两国第一次官方交往。明朝同意给这个“助讨有功”的、被“佛郎机人”占领的吕宋重新纳贡的机会。就在林凤被围困在玳瑁港时，西班牙人接待了一名特殊的中国贵宾。他就是福建水师的把总王望高，西班牙史料中称为Captain Omoncon，这应该是闽粤地区方言发音的音译。王望高是受福建巡抚刘尧诲的派遣，率领两艘战船一路追踪林凤而来的。他与西班牙人的见面比较戏剧化。中西双方的史料上都没有记载王望高与西班牙人最早遭遇的确切日期，不过，从他在菲律宾盘桓数日后，总督在6月12日礼拜天专程为他到教堂祷告祈福并送行，可以推断，他与西班牙人的接触必定在6月上旬。此时，林凤正被西班牙人困在玳瑁港的据点内，悄悄地打造他的新船并开挖运河。王望高当时带了一艘船，在玳瑁港口外搜寻，遇上了西班牙的一条商船及随行护航的一艘军舰，双方都互相以为是遇上了海盗，进入了戒备。西班牙船上有位被称为“先生”的华商，与西班牙人十分熟悉，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他发现王望高的船比较高大，不像是海盗惯用的船，于是请求西班牙人先别开火，探听清楚对方身份再说。这位“先生”，经对比明朝官方的文件，刘尧诲在给中央张居正的报告中，多次提到王望高在吕宋得到“当地华人林必秀襄助，沟通其国主（总督）联手出兵”等，估计就是林必秀。经由“先生”的翻译，西班牙人惊喜地发现，这原来是中国大皇帝陛下派来剿灭海盗的官军，大队战船停泊在他处。王望高甚至还向他们出示了朝廷对海盗“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招降敕令。听说西班牙人已经将林凤困在阿诺河内，“王望高队长对这些消息十分高兴，再三表示满意，几次拥抱西班牙人”。王望高表示，要去拜访正在围困林凤的西班牙军队指挥官，于是，在“先生”的陪同下，王望高与萨尔西多见了面。萨尔西多说，林凤已经成为瓮中捉鳖，插翅难逃，很快就会被彻底解决，中国贵宾可以先到马尼拉参观旅游，拜访总督，坐等他将海盗献俘阙下。他还强调指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剿灭林凤海盗团体，就不需麻烦中国大皇帝的舰队了——从这点以及上年首次面对林凤的部众时他从大老远的费尔南丁纳据点主动驰援马尼拉来看，这位新提拔的指挥官萨尔西多的确是有着相当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敏感。王望高似乎没想很多。朝廷为了剿灭林凤，给前线将领们悬下了巨额赏金，看来这个头彩已经被他获得，现在又有西班牙人代为出力，他何必非要坚持动用自己的舰队呢？何况，朝廷从来就对这些化外之地没有任何领土企图。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萨尔西多的提议，在西班牙人及那位充当翻译的华商“先生”的陪伴下，前往马尼拉。在马尼拉，总督拉维萨雷斯热情地接待了王望高，并承诺击溃林凤集团后，所有俘虏或海盗的尸体，都将交由王望高带回。王望高立即投桃报李，表示说他很清楚之前西班牙派去中国要求传教和经商的一些使节，都被福建当局拒绝了，这次他愿意偕同西班牙使节一同回国，保证使节能受到优待。打开中国的大门，这是西班牙梦寐以求的战略布局，拉维萨雷斯大喜，立即开始组建由传教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和哲罗尼莫·马林（Jeronimo Marin）率领的代表团。他还下令，全城为此举行庆贺晚会，同时飞书向西班牙国王报喜。总督同时还给王望高赠送了厚礼，“一条华贵的金链和一件深红色的华袍”，同时也给中国大皇帝及福建总督准备了礼物。6月12日，总督率领全城西班牙人，在圣奥古斯丁教堂做了弥撒，为王望高及西班牙使团送行。王望高向总督表示，他将是西班牙人始终可靠的朋友，他会不惜牺牲自己来保护这个使团。代表团在波利瑙（Buliano，中国古称麻笠佬）换上了王望高的大舰。代表团提出，出发前应该到玳瑁港向萨尔西多辞别，王望高同意他们前去。这不仅因为萨尔西多正围困着林凤，这直接关系到代表团使命的成败，而且，萨尔西多还是前任总督、菲律宾殖民地的开拓者黎牙实备的外甥，从小就跟着黎牙实备，在西班牙政界有丰富的资源。萨尔西多热情地招待了代表团，并将已经俘获的中国“海盗”们交给他们转交王望高，他给王望高、泉州长官及福建总督各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林凤已经插翅难逃，无论死活都会在不久后向中国人报捷。同时，他也给王望高及中国官员们准备了丰厚的礼物，并给代表团赠送了粮食。萨尔西多还派了自己的一些士兵，随船前往中国采购些东西。代表团起航时，传教士、士兵和仆人的人数总共是20人。西班牙代表团于1575 年7月3日到达中左所（厦门），在中国一共两个月零九天，仅在省城福州就足足停留了47天。刚到厦门时，还发生了其他一支明军前来劫取西班牙人，以便邀功请赏的事件，双方武装对峙，差点发生内讧，令西班牙人吃惊不少。西班牙使团第一次受到了中国官方的热情接待，福建巡抚刘尧诲亲自宴请了他们, 称赞“慕义来王”并“贡献方物”。在刘尧诲写给中央的奏报中，王望高成为亲自指挥“夷兵”围攻林凤的英雄，“在望高指挥下大败贼众，焚其战船，凤等落荒而逃……”（《谕夷剿贼捷音疏》）在写给同僚的信中，刘尧诲则将打败林凤归功于领导们“帷幄之画”、“将校出力”和“岛夷效恭”。《潮中杂记》更是没忘记刘尧诲的功劳：“福建巡抚刘尧诲遣人，谕吕宋国主集番兵击之。”张居正对与西班牙人的军事合作非常赞赏：“近据闽广所报贼形，皆溃乱奔窜之状，凤贼似不在其中，毙于吕宋之说，恐不虚也。果尔，皆闽人之功。若非遣谍行间，彼番人安肯歼之乎？”将动员西班牙人对林凤作战，当做了自己“以夷制贼”战略的胜利，却并没意识到西班牙人自己的算盘。但是，西班牙人希望获得传教权和居留地（如同葡萄牙人的澳门）的两项使命，毫无进展。拉达记载道：“我们请求他（福建巡抚刘尧诲）允许和同意我们在他的国土居留，由他给我们指定地点，那我们可以学习中国语言、风俗和习惯。总督收下我们的陈情书，表示同意我们提出的一切请求，但他补充说他无权作出决定，他要把这事上报给北京宫廷的皇帝，让他的阁僚去审查，以决定如何处置这重大的事。……到打发我们走的时候，他（福建总督）为此先召开福建省首脑人物会议，他们决定叫我们返回马尼拉，因为我们不可能留在中国以待把这件事通报皇帝，在这次会上他们已向皇帝去函。他们以同样的理由回答我们从马尼拉携来的函件。”9 月14 日，西班牙人在隆重的欢送仪式后，满载礼物离开中左所（厦门）港口，启程返航，王望高随行，同时还派遣了8艘战舰护航。结果，在途中停泊Plot岛时，他们从渔民的口中，得到了林凤从西班牙人的包围中成功逃脱，并且就在离此不到12里格（约70公里）的大官山岛（Tocaotican）上的消息。“他们对这消息都大为震惊，而尤其是王望高和‘先生’，他们对西班牙人说，海盗的逃跑太蹊跷了，不可能不被西班牙军队知道，一定是海盗送了厚礼贿赂战地指挥官，否则逃跑是不可能的。”王望高和“先生”对这一消息十分生气，“他们也害怕由此返回中国会遭到不测，至少要取消他们因此获得的老爷头衔”，所以，王望高决心主动出击，寻林凤开战。但是，负责护航的军官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自己的任务就是护送西班牙人回到菲律宾，而非打仗，而且船上只有水手，并无足够的士兵。众人便议决还是先到马尼拉，完成护送使命。因为风暴的阻隔，他们足足在海上花费了45天，才于10月28日回到了马尼拉。此时，总督拉维萨雷斯已经离任，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他已经去世，其实不确，他是因为这位前赴中国的传教士拉达向西班牙国王的多次弹劾，指控他滥用权力并且过度盘剥当地民众。林凤突围后三周（8月25日），西班牙国王下令调回拉维萨雷斯，改派了弗朗西斯科·桑德（Francisco de Sande）。桑德的对华政策比较强硬，虽然照样热情地接待了王望高一行，却没有赠送任何礼物，加上王望高等也因为林凤逃脱之事心情败坏，双方之间的友好气氛便迅速褪色。根据门多萨的记载，王望高归心似箭，在整修好被暴风损坏的船只后，立即就启程回国了。但据香港学者陈学霖根据其他西班牙文献的考证，王望高在菲律宾停留了长达半年，到1576年5月4日才启程回国，期间在吕宋从事私人贸易、搜刮金银，并要挟菲律宾总督做伪证，出函证明林凤已死，以便其回国交差，给西班牙人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从福建巡抚刘尧诲给中央的奏折也能看出，王望高于农历九月“回岷市（马尼拉）”，“悻悻然于翌年四月离境返华”，确在菲律宾停留了半年。 图5王望高与西班牙人的接触，是中西两国第一次官方交往。明朝官方是如此记载这一事件的:“把总王望高等以吕宋夷兵败贼林凤于海，焚舟斩级。凤溃图遁，复斩多级。并吕宋所赍贡文方物以进……礼部议赏吕宋番夷例以闻，报可。”也就是，同意将这个已经被“佛郎机人”占领的吕宋当做朝贡国，授予他们纳贡的机会。（《明神宗实录》） “官军追海寇，至其国（吕宋）。国人助讨有功，复朝贡。”（《明会要》）但是，泉州当地的一位小官员、泉州府同知陆一凤却大不以为然，认为吕宋向来不在朝贡清单内，这点小功劳不值得赐给他们这个大的进贡资格：“吕宋迫逐林凤，有所俘获，上献，因请得入贡，比于暹、腊诸国。台下议，凤（陆一凤）曰：‘不闻职方氏有吕宋也，奈何以小夷效小顺，秽我大鸿胪典。’台曰：‘当如何？’曰：‘疆场之利，专之可也。以台劳，取羁糜而已。’诸与议者咸服。”而在《万历武功录》中，对西班牙“夷人”的“忠诚”大加赞赏：虽然吕宋国“非贡夷，乃击破林凤，壮矣哉。及贡奉方物，尤为至顺”。林凤逃出玳瑁港后，回到东南沿海，继续以台湾魍港（今嘉义）为据点，不断骚扰福建沿海，但在官军的打击下，一直无法恢复当年的实力。他只好带兵转而骚扰广东，广东的官员则提出建议，请求朝廷同意对林凤实行招安，遭到福建方面的坚决反对。福建方面认为，自己多年来辛苦剿匪，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广东却横插一杠，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还从自己手里分去了招安的功劳。闽、粤两地早已因围剿“海盗”争功而不断摩擦，《万历武功录》中就曾分析，为什么林凤、林道乾都无法被顺利镇压，其根源就在于“闽广争竞”，无法和衷共济。从张居正这一时期与闽广两地的通信看，协调两地的关系也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经过中央的同意部署，加上林凤部众也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林凤手下马志善、李成等人，率1712人接受招安，被解散归还原籍。林凤自己只身逃离，据说到了南洋，但不知所终。据说，他的一些部众留在菲律宾，繁衍至今，在菲律宾，林凤的形象绝非盗贼，而是类似同时期的英国海盗英雄德雷克(Francis Drake)那样的豪侠。排华屠杀西班牙殖民者看到了中国政府对自己侨民的毫不关心，便把比他们更早来到菲律宾的华人，当做了下蛋的鸡。当需要贸易时，就让这只金鸡下蛋；当需要安全时，就立即宰了它。林凤开拓菲律宾殖民地的努力，虽然成为泡影，但他给西班牙人的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将中国人作为最有力的竞争对手，防范中国人，便成了西班牙的菲律宾殖民政府的首要工作之一。但是，此时他们还需要中国的大量贸易及劳动力，在林凤战败之后的20年间，尤其在1585年和1590年，菲律宾殖民政府从广东、福建招募大批华工，“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焉” （《东西洋考》），到了17世纪初期，在菲律宾的华人至少超过了25000人，这令西班牙日益不安。万历三十一年(1603)，也就是林凤战败突围之后28年，一场灭顶之灾终于降临在了菲律宾华人头上。祸端还是开始于万历皇帝的贪婪。这位到处开矿、搜罗金银的皇帝，听信了阎应龙、张嶷的报告，说是“吕宋机易山素产金银，采之，岁可得金10 万两、银30 万两”，于是万历皇帝不听劝谏，派出“矿税使者”，带着勘探队来到吕宋。毫无疑问，这引起了西班牙人极大的疑惧，他们抓住了勘探人员，“欲杀之”，幸得“诸华人共解，乃获释归”。这一事件，触动了西班牙人敏感的神经，他们担心在菲律宾的数万华人，将成为响应中国军队入侵的内应。于是，他们开始了行动。第一步，是收去华人手中可做兵刃的铁器，办法很简单，殖民政府宣布将对外征讨，高价收购铁器，“华人贪利尽鬻之，于是家无寸铁”。第二步，“酋（西班牙人）乃下令录华人姓名，分三百人为一院，入即歼之”。这300人一批的分批屠杀，完全类似日后纳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及苏联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惊醒了的华人“群走菜园”，奋起反抗，但是，手无寸铁，又没经过战斗训练，死伤惨重，便躲入了大仑山，与西班牙军队打起了游击战，“众殊死斗，蛮兵少挫”。当时的总督阿古纳Pedro Bravo de Acu?a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中国人推有一个信教的商人任领袖，在对岸集合有一万至一万二千人，但还留有许多人在原中国区防守。”“他们在烧了几间房屋之后，进入上尉马奎纳的果园，杀死其夫妇，四个小孩和四个仆人。”西班牙人手腕相当灵活，“酋旋悔，遣使议和”，但是，华人们“疑其伪，扑杀之”。西班牙人大怒，收兵回城，却设伏城旁。华人“饥甚，悉下山攻城。伏发，众大败，先后死者二万五千人”。为避免激怒中国政府，引来战争，总督下令将所有掠夺来的华人资产，“悉封识贮库”，致信福建巡抚徐学聚，说：“华人将谋乱，不得已先之，请令死者家属往取其孥与帑。”面对这一惨剧，万历皇帝得悉消息后“惊悼”，立即逮捕首倡到吕宋淘金的阎应龙、张嶷，万历皇帝说：“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徐学聚于是发文给菲律宾总督，指责他们“擅杀”，“令送死者妻子归”，但毫无结果，最后不了了之。消除了华人隐患后，菲律宾殖民政府再度接纳华商，“华人复稍稍往，而蛮人利中国互市，亦不拒，久之复成聚”。（本节内容均根据《明史·吕宋传》）从1603年的大屠杀中，西班牙殖民者看到了中国政府对自己侨民的毫不关心，比他们更早来到菲律宾的华人，便被当作了下蛋的鸡。当需要贸易时，就让这只金鸡下蛋；当需要安全时，就立即宰了它。同样的大悲剧在36年后（崇祯十二年，1639 年)再度发生，菲律宾华人被屠杀多达22000 人之众。康熙元年(1622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菲律宾华人再度被屠杀，西班牙人甚至动用了大炮轰击华人居住区，死者多达5000人，大大激怒了郑成功，准备出兵菲律宾报仇雪恨。无处为家侨，无非过客而已，除了在小小的新加坡外，以南洋幅员之辽阔、以华人开拓之日久，华人在此却居然无处为家。林凤时代，正是大航海的时代，也是殖民地拓展的时代。在这跑马圈地的竞赛中，凭借数百年来积累下来的航海技术、海商网络及毫不逊色的军事能力，中国人本可以超越、或至少同步于西欧的海洋国家，而获得在海洋上更大的空间。不同于后世，林凤在面对西班牙人时，毫不卑怯，而是分庭抗礼。假使他一往无前地攻击下去，马尼拉必能得手，西班牙人将被赶下菲律宾的海滩。但是，往后呢？西班牙必然会举国来犯，以维持这东进的前进基地，而林凤不仅缺少后援，甚至还得时时小心背后的伟大祖国对他赶尽杀绝。林凤兵败菲律宾，明朝政府虽未参战，却等同参战，因为它在心理上极大地牵制了林凤的斗志、决策乃至兵力，而成为西班牙军队的盟军。林凤事件激起了西班牙人对华人的恐惧，在吕宋经营了数百年的华人，最终失去了这个家园，至今仍然只能作为“华侨”——侨，无非过客而已，除了在小小的新加坡外，以南洋幅员之辽阔、以华人开拓之日久，华人在此却居然无处为家。西班牙人所创造的对华政策，世代相传，至今犹然。平时充当母鸡、非常时充当替罪羊，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就成为南洋华人的宿命定位。 图6就在大明政府为西班牙“夷人”“心向王化”、助剿海盗而高兴时，遥远的英国却开始为海盗们颁发许可证，鼓励他们对外扩张、对外掠夺。这些人在被称为“私掠者”(Privateer)之前，海盗(Pirate)依然是他们的称呼，只是毫无贬义。1581年，林凤战败后的第六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就授予著名的海盗德雷克以爵士爵位，以表彰他以海盗的方式为国家获取的无数财富及对敌人西班牙的消耗。又过了7年（1588），这位海盗爵士率领他的海盗舰队，配合英国皇家海军，消灭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大舰队，奠定了此后数百年大英帝国的不朽基业。此时，林凤早已不知下落，他的“海盗”舰队灰飞烟灭，牢牢地掌握着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则正在筹划着何时可以宰杀那些下金蛋的中国母鸡。那位随王望高到访福建的西班牙传教士拉达，清醒地看到：中国政府最为担心的，是海盗们与西班牙人联手。大明政府、“海盗”、西班牙人，很像是一轮新的三国演义，在大明政府这个“刘备”看来，西班牙人是可以联合的“孙权”，而林凤等则是必须剿除的“曹操”；西班牙这种“外夷”只是疥癣之疾，而林凤这种“内贼”则是心腹之患。与欧洲“海盗”们相比，林凤、林道乾等made in China的“海盗”实在是太惨了：人家是“国家海盗”，而我们则是“私人海盗”；人家是图发展，我们是求生存；人家抢掠是合法的，即使他的旗帜上画着代表死亡的骷髅，我们的求生都是非法的，尽管我们的旗帜上画着代表祈福的妈祖；人家背后有祖国可以依靠，或许不够强大，但足够温暖，我们却是天朝弃民，祖国越强大，清理门户的能力就越大，虽远必诛……第五章 飞龙在天官盗一家镇大洋公元1633年10月22日，大明崇祯六年九月二十。隆隆的炮声划破了金门的清晨。这是这个岛屿有史以来所见过的最为猛烈的炮火。正在厮杀的60艘大型军舰和近200艘小船，将料罗湾的海面变成了一片火海。防守的一方，主力是9艘西洋式战舰，悬挂着红、白、蓝三色旗。这是荷兰王国刚刚改用的新国旗，之前的橙、白、浅蓝三色旗，因都是浅色，不易识别，而刚刚废止。在这国旗的中间，画着VOC三个字母，这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简写。除了西洋式主力战舰外，这一方还有50多艘中国式帆船，这种船被称为“戎克船”(Junk)，据说是“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的却是色彩鲜艳的妈祖旗，这是闽粤一带海盗们的旗号。进攻的一方，主力战舰则是清一色的“戎克船”，足有50艘之多，船上飘扬着巨大的纛旗，大书大明帝国的国号。这50艘主力战舰之外，是将近100条小船，满载着硫磺硝石和稻草等物，居然全是火船。这就是郑芝龙率领的大明帝国海军。帝国海军分为二队，包抄了湾内荷兰人与海盗的混合舰队。帝国海军的主力舰两舷，装备着崭新的英吉利进口大炮，这都是舰队指挥官、五虎游击郑芝龙自费添置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火力上，帝国海军都占据了绝对上风。100多艘火船则冒着炮火，顺风飞桨，靠上敌方战船，搭钩放火。不一会儿，荷舰Brounersheaven号起火焚毁，Slooterdijck号被俘获，其余荷舰均遭受重创。那些中国海盗船，则已经全部成为熊熊的火炬。荷军司令、派驻福尔摩沙长官（台湾总督）普特曼斯（Hans Putmans）无奈，下令能动的战舰立即撤退。此次战役，史称“金门料罗湾海战”。这一战，是荷兰人东来后的第一大挫折，也奠定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称雄大洋的基础。入伙下海年轻的郑芝龙来到日本，投奔大海商兼大海盗李旦。不久，郑芝龙娶了当地女子田川氏为妻，田川氏为郑芝龙生下一子，取名福松,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作为17世纪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他的小名“一官”（Iquan，或Quon、Iquon、Iquam、Equan），频繁地出现在欧洲文献中。郑芝龙出生于1604 年，但史学界对此还有相当争论。因为，一般认定他在大约17-18 岁时开始经商，而在1620年就在台湾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很难想象，一个年仅18岁的青年，刚刚出道，就具备了如此大的影响力。史学家至今未能确切考订出他的出生年份，这造成有关郑芝龙的不少史实在时间上总是有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出生年份应该早于1604年。郑芝龙年少时为人豪放，“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以勇力闻名乡里。而且，他还是个帅哥，清人张遴白在《难游录》中说他“少年姣好”。郑家远祖相传在河南荥阳，后来南迁，子孙分布福建漳州、泉州和广东潮州一带定居下来。其中一支在泉州南安县石井乡定居，并发展成为一个大家族。郑芝龙的父亲郑象庭（号绍祖），是位读书人，却一辈子也没考中秀才，就在泉州知府蔡善继手下当了名库吏，勉强度日，并不宽裕。郑芝龙是家中老大，其下还有3位弟弟：郑芝虎、郑芝凤（郑鸿逵）、郑芝豹。17岁左右，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这段时间里，郑芝龙不仅见了世面，而且学会了葡萄牙、荷兰等语言，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教名叫做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olas Gaspard）。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商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这令郑芝龙有机会结识了李旦。李旦也是泉州人，是当时著名的海商，拥有自己的武装船队，因此也被明政府称为海盗。日本争贡事件（参阅本书第二章）之后，中日官方贸易中断，走私成为主旋律。而新兴的马尼拉，因此崛起，成为闽粤海商最爱前往的贸易中心。李旦本在菲律宾经商，但西班牙人开始对华人进行第一次大屠杀后（参阅本书第四章），李旦也被迫于1609年离开马尼拉，定居到日本的平户。随后，他以日本为基地，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与荷兰和英国进行贸易，被西洋人称为“Captain China”（中国船长）。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商集团。据说，这期间“少年姣好”的郑芝龙成为海商李旦的同性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王的男宠，“龙阳之癖”成了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郑芝龙还结识了李旦的助手颜思齐，这两人都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后世史学界来说，颜思齐一直是个神秘人物，因为有关他的资料太少了，以至于很长时间人们都以为这无非是李旦的一个化名而已。有关他的记载，在崇祯八年（1635）卢化鳌所著《太史李公居乡颂德碑记》中提到：“自天启壬戌以后，红夷与海寇颜思齐交讧……”清朝汪楫的《崇祯长编》也说：“海寇郑芝龙先从海贼颜枢泉；枢泉死，遂有其众。” “枢泉”是颜思齐的字。颜思齐是漳州海澄人，西方称之为“Pedro China”（中国的彼得）。颜思齐武功高强，据说早年因受官家欺负，愤而杀人，逃往日本，下海为盗，号称日本甲螺（海盗头目）。颜思齐与福建同乡杨天生等，总共28人结义，郑芝龙是其中的小兄弟。这28兄弟甚至策划推翻日本的德川幕府，事败后潜逃到台湾。但这种故事，并不见于史料，而是明清小说家言，只能姑妄听之。可以基本确定的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分析，颜思齐确有其人，是李旦的重要助手，负责李旦集团的军事行动及在台湾的经营活动。颜思齐曾率领3000多漳州、泉州的贫民，到台湾的魍港（嘉义）拓殖，这是继林道乾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开发台湾。在日本，年轻的郑芝龙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关于田川氏的出身，至今仍是个谜。有的资料说她是日本长崎王族的女儿，有的说是日本肥前平户士人田川氏之女，也有的说是归化日籍的泉州治匠翁翌皇从日本人田川氏领来的养女。总之，她被称为田川氏，有时也被称为翁氏。1624年，田川氏为郑芝龙生下一子，取名福松,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因为母系的日本血统，郑成功在日本至今仍被看作民族英雄。崭露头角在收复澎湖的保卫战背后，多方利益角逐，年轻的郑芝龙为李旦担任翻译，周旋于明政府和荷兰人之间，逐渐地成为集团内部引人注目的新星。郑芝龙入伙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展现他语言才华的机会：李旦卷入了明政府收复澎湖的战斗，而郑芝龙则成为这次军事和外交冲突中的翻译官。1579年，荷兰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紧紧依靠英国，两国在1619年订立了军事同盟，联手争夺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在远东，英、荷两国先后在1600年和1602年组建各自的东印度公司，积极拓张。1622年，双方组成联合舰队，荷兰海军军官雷尔生(Cornelis Reyrsz)率领荷舰12艘、英舰4艘，共1024人，远征东方。6月份，英荷联军与澳门的葡萄牙守军爆发激战，结果，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英荷联军却在水陆两战中均大败。陆战中，联军阵亡136人，受伤126人，被俘40人；而海战中，1艘荷兰军舰被澳门炮台击沉。英国人认为如此奇耻大辱，都是因为荷方泄漏军情，愤怒之下，英军将自己的4艘军舰撤离。澳门之战虽败，但英荷两国依然在别的地方合作，以“海盗”式的作战方式，到处袭击葡、西两国的殖民据点和海上航线，除了葡、西两国商船被攻击外，前往菲律宾的中国商船也遭袭击，船上货物均被英荷舰队转卖去日本，作为战利品。不久，葡萄牙手上只剩下澳门、西班牙手上则只剩下马尼拉。雷尔生率荷兰舰队在澳门战败后，听从副将高文律(Kobenloet)的建议，于1622年7月11日占据了不设防的澎湖群岛，干脆当起了穿制服的海盗，在附近各岛上烧杀掳掠，抓了4000多名中国人及600多艘船只，强迫他们在澎湖岛上构筑红木埕要塞，并在金龟头、莳裹、白砂、渔翁、八罩等岛上兴建要塞，准备长期固守。4000多名中国人，在艰苦的工役中，死亡1300多人，剩下的全被荷兰人贩卖为奴。福建巡抚商周祚，要求荷兰人立即撤出澎湖，被置之不理。商周祚调任北京后，继任巡抚南居益决心武力驱除荷兰人，而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福建总兵俞咨皋就承担了前敌指挥的重担。他们决定对抗荷兰人的，还是“祖宗成法”——海禁。海禁自1623年9月开始，4个月多后，俞咨皋在1624年的正月初二率兵攻击澎湖，先后调集了上万的军队登陆，步步紧逼，但荷兰人却坚守住了要塞，双方进入了僵持状态。战争持续了半年多，除了交战双方之外，在这一地区有着巨大商业利益的李旦，也损失惨重。他开始了穿梭外交，在明政府和荷兰人之间进行斡旋，而年轻的郑芝龙便以助手和翻译的身份，参与了这次谈判。这应该是郑芝龙第一次亲历如此复杂的多边利益整合。谈判的结果是，如果荷兰人能够撤离并拆除要塞，明政府将不干涉他们占领“大员”（台南，后来泛指台湾），同时默许荷兰商船到福建贸易。占领台湾，这是荷兰人朝思暮想的利益。他们立即自行拆毁了澎湖城塞和炮台，在1624年8月26日，登陆鹿耳门，在台南的安平（今安平古堡，郑芝龙在福建晋江的据点也称安平，易混淆）建立了据点，开始了在台湾长达38年的盘踞。而李旦也因此成为荷兰人比较信任的贸易伙伴。崭露头角的郑芝龙在李旦、颜思齐集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相继去世。史书并未记录他们的死因，从当时复杂的海上局势来看，不能排除被其他利益集团暗杀或者内部发生火并的可能。毕竟，同一个集团内的老大和老二同时病逝，这一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并不可靠的野史说，李旦和颜思齐在日本试图举兵，推翻德川幕府，结果失败，颜思齐逃往台湾。如果此说成立，李旦和颜思齐完全可能在这场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受伤，而导致双双死亡。但是，小说家言毕竟不可靠。颜思齐其实早在荷兰人之前就奉李旦之命，在台湾进行拓殖，建立基地。台湾卓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出产，一直以来海商和海盗们都试图在此建立基地，但是，当地土著十分彪悍，甚至有着猎人头的传统，因此，王直、林道乾、林凤等人，最后都没有能坚持下去。李旦撤离马尼拉之后，定居日本，扼守在商道航线上的台湾，就显得更为重要。台湾学者们多方考证，认为颜思齐奉命入台的时间，应该在1603年沈有容破“东番”（倭寇的另一称呼）之后及1624年荷兰人入台之前。在荷兰人到达时，颜思齐的台湾基地已经经营得相当有规模了。迅速崛起郑芝龙接替了颜思齐的地位后，其行为却完全有别于别的海盗，“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一时声望大著，人心思归……澎湖战后，郑芝龙也开始在台湾居住，这完全可能是由李旦派到颜思齐这里，一是帮助工作，毕竟他与荷兰人之间没有语言障碍；二也是加强监督，防止颜思齐尾大不掉。此时，李旦集团形成了三个分支，日本大本营是李旦本人，台湾则是颜思齐，而在福建，则是许心素。许心素是李旦的把兄弟，常年在大陆帮助李旦组织货源等。澎湖之战时，明政府为了获得李旦比较可靠的支持，实际上已经将许心素扣押为人质。李旦成功地说服荷兰人撤离澎湖后，许心素与荷兰人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密切，成为荷兰人派驻大陆的贸易代表。在他的协助下，台湾的荷兰人能够从中国方面获得不少丝织品以及其他货物，每年通过许心素购买生丝的白银，就多达3-4万两银。1625年李旦去世后，其在日本的经营由其子李国助、欧华宇等人经营，但不久，颜思齐在台湾去世，集团内部的平衡失控了。首先是在台湾的众人发生了权力争夺，郑芝龙以绝对优势成了颜思齐的接班人，但他与许心素的矛盾随即加深。李旦去世后，原先受他控制的小股海盗们，纷纷获得了自由，海上航行安全重新失控。连许心素都要敦请荷兰人帮助他肃清海盗，但成效甚微，许心素不得不向海盗们缴纳“买渡费”。而同时，虽然明政府在要求荷兰人撤离澎湖时，同意他们与福建的贸易，但是，并没有取消海禁令，从法律上讲，与荷兰人的任何贸易，依然是走私行为。荷兰的商船，根本无法进入港口，而只能在港外进行私下的交易，这令荷兰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帮助荷兰人走私的许心素，也麻烦不断，经常要受到官方的各种敲诈和罚款。无奈之下，许心素决定打入公务员队伍，弄顶红帽子给自己做掩护，同时，以官方的名义对海盗们进行招安。他花费了2万两疏通了总兵俞咨皋，俞总兵出面安排，终于在1626年为许心素争取到了水师把总的职位，负责招安和管理海盗们。招安之后，许心素成了台湾海峡上唯一的“官商”，而且得到明政府和荷兰人的双重认可，他几乎垄断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全部生意。这也引起了荷兰人的不满。许心素运到台湾的生丝，要价高达143两每担。荷兰人试图私下到漳州城内收购，但毫无成效。荷兰人又开出150两每担的高价，试图吸引其他走私客，也无人响应。许心素横跨黑白两道，成了海上一霸。郑芝龙接替了颜思齐的位置后，开始大举拓展。1626年农历三月，福建在遭受了上一年的旱灾之后，又遭到暴雨洪灾，“乡村草根树皮食尽。而揭竿为盗者，十室而五，不胜诘也”（《靖海纪略》）。郑芝龙“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郑芝龙这种“假仁假义”，在官方看来，完全有别于别的海盗，“其行事更为可虑耳”（《靖海纪略》）。一个月后，许心素与福建总兵俞咨皋配合，招安郑芝龙手下的杨六（杨禄）、杨七（杨策）兄弟，这两兄弟刚拿了郑芝龙的经费，而且也知道郑芝龙想被一并招安，却在关键时刻出卖了郑芝龙，“招抚之时，则撇出芝龙”（《靖海纪略》），这导致次年郑芝龙兴兵问罪。后来杨六再度流窜于海上，崇祯二年（1629），为郑芝龙所杀。至此，郑芝龙在与官军的作战中不断得胜，被他称为“膏粱纨绔，徒读父书”的俞咨皋果然无能，节节败退。1627年10月，双方在将军澳大战，官军大败，郑芝龙再度挺进中左所（厦门），厦门人“开门求不杀，遂入据之，芝龙约束麾下，竟不侵扰”（道光《厦门志·纪兵》）。此战，郑芝龙不仅获得了厦门作为陆上基地，并且捕杀了许心素，因此奠定了其海洋霸主的地位。此后，他就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容易混淆）建立了大本营，将小小的安平建设成了东亚最为繁华和富庶的城市。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Gerrit Fredericqs de 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一官（即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海贼一官（郑芝龙）长期与我等维持良好之关系，对我等相当有信用，谁知却有前述不意之后果。”接受招安除了内部的官吏腐败、朋党林立之外，大明政府还得面对外部的“三座大山”：北有努尔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南有郑芝龙等侵扰，更有荷兰人等守在国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崇祯皇帝决心招安郑芝龙。正当郑芝龙在东海之上大展宏图之时，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627年8月，天启皇帝病死，因没有子嗣，传位给其弟朱由检，这就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一即位，就大力打击魏忠贤的“阉党”，励精图治，大振朝纲。崇祯皇帝所接手的，是一个风雨飘零的王朝，除了内部的官吏腐败、朋党林立之外，外部还有“三座大山”：北有努尔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南有郑芝龙等侵扰，更有荷兰人等守在国门边上虎视眈眈。显然，以当时的国力，绝难数面迎敌。崇祯皇帝决心招安郑芝龙。郑芝龙之前曾主动求抚，却险些被官方暗算。此次，朝廷是下了决心的，崇祯下令兵部和福建巡抚熊文灿办理此事。熊文灿随即释放了狱中的金门游击卢毓英，卢毓英是因在作战中被郑芝龙俘获而又放还为其求抚，被俞咨皋下狱。朝廷如今变了思路，俞咨皋自己因兵败问责而入狱，卢毓英就成了与郑芝龙接头的最佳人选。郑芝龙此时，也苦于两线作战。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为了争夺海上控制权，都在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尚有多股海上武装势力并不听从其调遣，还需牵扯大量资源进行海上统一战争，建立其霸主地位，因此，他也希望能将对抗政府军的兵力抽调出来，转而面向海上扩张。赶巧的是，这年福建南部遭遇大旱，饥民遍野，占据着厦门的郑芝龙承担起了政府的职责，开仓赈灾之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对郑芝龙的战略布局十分关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供“三金一牛”的优惠条件，即每人给银3两，3人给牛1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至少不能再度开战。而饥民移居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及东南沿海的压力，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各有所需的双方，一拍即合。1628年，郑芝龙接受招安，“授游击、寻迁副将”（《厦门志》），官职其实并不高，但郑芝龙需要的并不是这个。变身为官军的郑芝龙，立即腾出手来，大举攻击昔日的海上同行们，先后歼灭了李魁奇、杨禄杨策兄弟、诸采老、钟斌等团伙, 部队扩展到了３万余人、战船千余艘，海上只有刘香集团与荷兰人联手，才能勉强与郑芝龙抗衡。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在拓展地盘的同时，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5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5支船队，航行到东西各洋。他同时开始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以后达到了每年400万两黄金的惊人规模。对于郑芝龙日渐上升的势力，荷兰人如鲠在喉。此时，郑芝龙早已是荷兰人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明政府并未取消海禁，相反却在1630年重申了海禁，闽台贸易的执照仅发放了6张，福建商船到台湾依然很少，难以满足荷兰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郑芝龙垄断了对台湾的贸易，控制了定价权，也令荷兰人十分不满。荷兰驻台湾总督普特曼斯认为，占领台湾的目的，就是以此作为对华贸易的中转站，并控制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海上咽喉，因此，必须先消灭郑芝龙的势力，然后再攻击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方的势力，才能获得这种战略地位。在多方考虑后， 1633年4月3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决心对郑芝龙、对中国以武力进行胁迫，而方式就是海盗式的武装劫掠，“对中国福建沿海进行掠劫活动逼使中国政府答应其贸易需求，并在掠劫途中尽量降低中国人民伤亡”（《热兰遮城日志》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荷兰人对于这一战，十分重视，派出了足足11艘大型战舰，另加一艘旗舰及一艘戎克船，统一由普特曼斯指挥。刚与海盗刘香作战完毕、正在厦门养精蓄锐的郑芝龙，刚同意将协助荷兰人获得闽台的自由贸易权，因此并不防备荷兰人此时的突然攻击，他的主力舰队都还在船坞中整修。郑芝龙遭遇了猝不及防的“七七事变”。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南澳岛，揭开了战争的序幕。金门炮战大航海和大殖民时代，东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洋战争爆发。在郑芝龙的优势舰队面前，荷兰人被打得落荒而逃，“不敢窥内地者数年”。占领南澳岛后，荷兰人立即兵分三路前往“好望角”（福建汕头湾南边的半岛）、钟湾、冬山劫掠。7月11日，前往钟湾的Wieringer号，与26艘明军战舰接触，双方第一次交火。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约30艘，小型战船约20艘。显然被打懵了的郑芝龙，在两天后（7月14日）派出使者，要求荷兰人解释不宣而战的原因，并释放被扣押的中国商人。荷兰人置之不理，同时开始在附近岛屿强行收取“买路钱”：必须每周提供25只猪、100只鸡、25头牛。7月18日，荷兰舰队封锁金门沿海、漳州河和金门烈屿方面的航道。郑芝龙这次似乎并没有奋起一战，7月24日，他又派遣使者，希望停战，并表示愿意立即与台湾进行贸易。他的求和再度被荷兰人回绝。荷兰人在7月27日找到郑芝龙的对头刘香、李国助（李旦儿子）等，以台湾、巴达维亚及其他要塞的自由贸易为代价，换取了海盗们的合作。两天后（7月29日），尚未正式得到中国海盗支持的荷兰人，就直接将宣战书送交明政府，提出只有满足他们的下列要求，才能停战：在漳州河、安海、大员、巴达维亚之间自由贸易；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至中国沿海城市收购商品；在福建沿海自由停泊；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法律权利。大航海和大殖民时代，东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双方都开始动员更多的力量。荷兰人不断从台湾抽调战舰前往厦门沿海，而郑芝龙则发出了“江湖追杀令”，在政府的标准军饷之外，自费给每位士兵2两银子的军饷，如果战事延长，另再发5两；而放火船如能烧毁敌船，奖励200两，每艘放火船上有16人，人均12两；另悬赏荷兰人的首级，一个红毛人头奖励50两。8月和9月，双方爆发了多次中小规模的战斗，互有胜负。但荷兰人此前的攻势受到了郑芝龙的阻滞，台湾总督普特曼斯告诉刘香：“一官（郑芝龙）屡屡用放火船及兵船企图于漳州河压倒我们，我们不时受到损害及耻辱而不得不逃走 ”8月底，刘香、李国助正式与荷兰方面联手。9月16日，福建巡抚邹维琏亲自挂帅，五虎游击郑芝龙担任前锋，开始筹划反击。在战舰标准配置之外，郑芝龙自费购买了英国产的新式大炮，安装在每一艘主力战船上。同日，荷兰舰队并刘香的海盗舰队，开始在金门料罗湾集结。1个月后，明军主力也集结完毕，150多艘战舰组成了有史以来中国最为庞大的作战舰队，随即在10月22日爆发料罗湾大海战，荷兰人与海盗的联军大败而逃。此战，根据福建巡抚邹维琏《奉剿红夷报捷疏》，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人的5艘战舰，俘获1艘。而根据荷方的各种记载，荷兰舰队“在台风和战斗中丧失了4条军舰，还有3艘不知去向”，实际上是郑芝龙各烧毁和俘获了1艘荷兰军舰（Brounersheaven号和Slooterdijck号），其余荷兰军舰均冲出重围，其他的损失都是日后因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并非战斗损失。正因荷兰人保持了相当的实力，郑芝龙才选择了与他们再度谈判，也为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埋下了伏笔，否则，荷兰人如果在料罗湾海战中彻底失败的话，他们将难以坚守台湾据点。金门料罗湾海战，郑芝龙给信奉弱肉强食的荷兰人上了一课，“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官方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这是明代200年来政府第一次真心地与“海盗”合作并且相濡以沫。而荷兰人在次年的总结中说：“我们去年发动的战争结果足以证明，自由无限制的中国贸易凭武力和强暴是无法获得的，大员（台湾）长官和评议会已深深意识到这点，为促进事务的进展，长官先生已将21名囚犯释放，并派重要商人Hambuan送往中国，无疑会受到巡抚和其他中国大官的召见。”（《荷兰人在福尔摩莎》）普特曼斯因战败而辞职。郑芝龙与荷兰人达成了协议，荷兰人赔偿战争损失，并保证不再骚扰大陆沿海，并放弃对刘香集团的支持，郑芝龙也代表官方同意取消海禁，让更多的福建商人前往台湾贸易。这一协议，双方是互惠的，但相比而言，郑芝龙所得更多：荷兰人放弃了敌对态度后，中国前往马尼拉的贸易航线开通，想获得更好收益的闽粤两地海商，不需要经过荷兰人的中转或阻挠，而直抵马尼拉，当然，贸易量放大后，也有更多的货物流入了台湾，让荷兰人有了可炊之米。失去了荷兰人支持的刘香集团，迅速被郑芝龙的优势兵力扑灭，至此，郑芝龙彻底扫清了东西两洋的航道，通商范围遍及东南亚。至1635年日本实行锁国，郑芝龙已经是海上霸主，日本市场的关闭对他毫无影响。此时的西太平洋上，“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 “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年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的管理。郑芝龙麾下的军队也超过20万人，不仅有汉人，而且还有日本、朝鲜人甚至非洲黑人在他军中扛枪吃粮，他的船队规模超过3000艘，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上力量，台湾海峡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更为重要的是，郑芝龙在1630年、也就是他接受招安后不久，就从日本接回了6周岁的儿子郑成功，年幼的郑成功开始在名师的督导下，认真学习中国文化。父亲缔造的这一海洋帝国，即将在他的手上继续发扬光大。郑芝龙称雄大洋，是中国人继郑和之后，第一次重新夺回了海洋的发言权。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是在完全有能力的情况下，去收缩乃至阉割海上的扩张，而郑芝龙则是积极地向海洋拓展。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政府与海盗的真心合作，崇祯皇帝获得了一个安宁、富庶的东南海疆，不仅不需要再牵扯国家的财力和人力，而且为中央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财政支持，得以全力对抗努尔哈赤和李自成。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已经与大海隔绝太久的黄土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丝蓝色的希望。第七章 亮剑越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