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海盗》作者：雪珥

大国海盗作者：雪珥作品简介：这是一部对中华海盗的全新解读，也是一部华人殖民的悲壮诗篇。当西方的海盗们在国家力量的鼓励和支持下，开疆拓土时，汪直、林道乾、林凤、郑芝龙、郑成功……这些所谓的中国海盗却不得不两面作战：一面迎击远道而来的西方同行们，争夺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则必须继续面对来自政府的不断围剿。在皇权和西方同行的双重打击下，中国人虽然早在西方之前就开始移民海外，却迟迟难以发展出成熟的海外殖民地，并不断受到当地土著乃至后来者们的打压。中国海盗虽然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打压，另一方面却总是向往体制内的召唤，只要有机会能上岸当官，他们几乎可以立即舍弃海洋上的一切，反过头来把矛头指向昔日的同行。其实，与其说作者说的昔日海盗的历史，不如说说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海上角逐，借古是为了讽今，在作者的字里行间里分明透露着海上中国的无奈和悲伧，也因此，作者大声疾呼：凡是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国家，赢得海洋必赢的陆地更为重要。作者简介：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主要著作有、《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沉默的海啸（《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队》序言）戴旭关于海，当代中国人中，我似乎是说得最多的一个，已经“说”累了。但没想到，“读”关于海的文章，也让我感到无法释怀的沉重。看到雪珥先生发来的《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忍不住一声长叹！我是军人，雪珥先生是商人；我在大陆，他在海外。不同职业，不同视角，但对于海，雪珥先生竟和我有着同样刻骨铭心的观感：中华民族不懂海。它游戏海、轻蔑海、疏远海、畏惧海，最终遭受海的吞噬与卷击；而同一时期，西方却亲近海、征服海，最终大海给他们奉献了整个世界。因为与海隔绝，与世隔绝，中国错过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整整一个阶段，一个从近代到现代的阶段，直到今天，中国的整体战略目标还是“现代化”。中国由此付出的进化代价磬竹难书--时至今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都有一块屈辱近代史的伤疤，我8岁的女儿春游圆明园，看到柳绿花红之下的残垣断壁，竟然也“思绪万千”！那是中国人的“哭墙”。没有海洋就没有未来--当中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不仅属于公海的部分已全部被别人占有和控制，天经地义属于中国自己的海域，也被街坊四邻掠夺得面目全非。当代中国最多的外交烦恼，几乎全部与海有关。这是一种报应，是我们在为历史上的短见，继续支付着的现实代价。大约是出于和我一样的焦虑和不甘，在繁忙的商务之外，在幽远的海天之间，雪珥先生向他的同胞捧献出了《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我的理解，这是一本说海的书，海盗只不过是雪珥先生旁敲侧击的噱头。和其他钩沉历史的著作一样，雪珥先生一如既往，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在第一章的第一段，当他素描般地写完朱棣斩杀郑和献上的华人海盗之后，笔锋轻轻一转：“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断了海洋中华的命根。”说到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中国辉煌的古代史是从海上突然结束，近代史又从海上一页页展开的--那是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漫长血泪史，它一直延伸到今天，并将继续向未来展去。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当郑和从海上空空归来，世界第一的海上雄师疲惫地蜷缩在陆地上的时候，西方下海了；当我们被西方由海到陆一步步挤压在本土，像老鼠一样找食、挖煤的时候，他们又从海上起飞了。中国落后西方，当年是从陆地到海上的一步；今天则是从陆地到海洋到天空的两步。海之上，国有殇。2005年，有感于全球华人都在纪念和歌颂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我写下这样的感慨。在郑和梦游一般虚幻的光荣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简直不忍卒读。由于远离海洋蜗居黄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无一不带着黄黄的土色。仅以军事论，中国漫长的战史几乎就是一部彻底的陆战史，只有现代一星半点的空战点缀。海战的篇章单调而悲怆，除郑成功的“成功”之外，仅有的一次对外敌的大海战，竟以全部海军覆灭载入史册。这一次失败也直接导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崩溃。但是，五十年后民国海军自沉长江，又第二次全军覆没。这样的军事遗产，让今天中国军队无法拥有现代化的基因，也是十三亿人数十年来魂牵梦萦呼唤航空母舰的前世情由。自1840年至今，中国军队从来没有与列强军队进行过装备对等的战争，总是处在“以劣胜优”的状态。接力赛进行到今天，欧美已经在筹备太空战网络战，我们还在学习陆海空联合作战，理念上落后了60年；欧美是飞行化的军队，我们是爬行化的军队，空间上的差距更无法计算。他们军衣的主基调是蓝色的，我们军衣的主基调是黄色的；这种情况和鸦片战争时期中西军队形态的对比大同小异。只是因为有着核武器的威慑，双方军队未有全面对撞，常备军的本质性差别才无法形象地体现出来。但如果打开世界地图，仍然会一目了然：中国军队以大陆划分的七大战区都是在陆地上；美国以全球划分的六大战区，囊括了世界所有的陆地和海洋。军事是政治的继续，经济是政治的核心。由军事的视角，稍微踮一下脚跟便可窥出当今中国在政治、经济形态上与西方本质的差别。我相信，往来于中国与澳洲的雪珥先生，在从澳大利亚回国的途中一定无意识地感受到了今天中国与世界在外观上“天壤之别”：飞在天上的客机不是欧洲的空客就是美国波音；而在中国大陆，到处却是忙碌的工地。欧美仍在翱翔，中国还在刨地。建国初期的大跃进也好，改革开放年代的房地产也好，本质上都是中国试图在自己的那一小片黄土里（去除藏疆等很不适合大规模居住的部分，中国的有效国土面积其实特别小）试图寻找“现代化的奇迹”。对海的态度，决定了中国和西方的兴衰；而对海的态度，主要又具体地体现在对于航海人和海外人的态度上：西班牙对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麦哲伦（其实也是个海盗）举国敬仰；英国授予海盗枭雄海军德雷克以“上将”军衔，让他领军赢得海上霸权；美国把海权理论的创始者马汉（其实是国家海盗理论的创始者）奉为先师；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航海者则在出海时是一位肩负追剿前朝政敌的使命，归航时则却只成了外交使节，在今天则被宣传为伟大的航海家和和平使者。欧美航海英雄的背后，是成群结队的商船，汹涌澎湃的海盗，浩浩荡荡的海外开疆的征伐大军，广阔富饶的海外殖民地；中国航海先驱的背后，则是大舰队被付之一炬后冰冷的灰烬；是片帆不许下海的严令，是对海外同胞被杀的冷漠无视；是对敢于违抗海禁之人的痛剿绝杀；是汹涌波涛撞击在滩头上绝望的叹息。雪珥先生《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写的是“正史”大多不屑的故事。中国历朝历代的所谓正史，写的都是皇帝如何圣明，功绩如何伟烈。到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近代，东西方对撞在即，中国政治内耗自戕依然如故。大英帝国马嘎尔尼勋爵在率领庞大使团觐见乾隆后，以惊奇的语气写下《停滞的帝国》，而天朝面临天崩地裂竟浑然不觉。中国在近代之被西方肢解，其实包含着历史注定的政治必然，甚至地理和物理性的必然：拥有无限进取冲动的海浪波涛，当然要不断吞噬静态的岸线。可惜，中国官家的《资治通鉴》和坊间评书里，乐此不疲的永远都是宫廷内斗，权谋诈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最多不过是陆战场上的格斗拼杀。即如今天，举世推崇的仍是孔子，满口治世名言而绝无兴国大略。中国之重内治、尚空谈，根深蒂固，千秋万代。中央电视台以庄严的《百家讲坛》，汇集当代大家以开启民智，活跃国风，可惜那些登堂入室的史学家并无多少思想干货，在真理干涸的当下，虽能哗众于一时，而终无益于后世。历史上的中国没有真正的世界战略；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几个真正的战略思想家。但大陆之外，居然、幸好有一个雪珥先生，这个自谦为“历史拾荒者”的华人，在海外默默地收集、整理、加工中国历史的碎片。正是这些正史不屑的故事，包含着国运兴衰的真正秘密。《绝版甲午》如此，《国运1909》如此，眼前的这部《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亦如此。在第一章说完“郑和舰队大阉割”后，雪珥先生发出了他的第一声质问：“他有选择吗？中国有选择吗？”随后的“东海之殇”和“逼下南洋”，我几乎听到雪珥先生急促的喘息：“这是挺进东南亚并落地生根的第一个华人武装团体，但在林道乾的背后，却是一个政治极度腐败的祖国，‘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而政府却不惜联合外人，对他进行越洋追杀 ”在“林凤挑战西班牙”的那一章，雪珥先生说“这正是大航海和殖民地拓展的跑马圈地竞赛中，凭借数百年来积累下来的航海技术、海商网络及毫不逊色的军事能力，中国人本可以超越、或至少同步于西欧的海洋国家，而获得在海洋上更大的空间 ”雪珥先生曾经也想振作一下，给他的同胞一个历史的惊喜，所以在写到第五章“飞龙在天：官盗一家镇大洋”时，他忍不住激动：“这是中华民族海权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页。在国家公权力的支持下，“海盗”郑芝龙终于成为中华帝国伸向海洋的矫健臂膀，200年来，中国人第一次重新夺回了海洋的发言权。已经与大海隔绝太久的黄土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丝蓝色的希望 ”可是，接着我又听到了他近乎悲伤的惋惜：“几乎控制了整个太平洋的郑氏海上王国，再度因中国大陆的政治动荡而失去了坚实的根基。与满清隔海对峙，销蚀郑成功的实力、也销蚀了中华海权那灿烂而短暂的辉煌 ”雪珥先生看似在写海盗，实际是在舒展一种精神--我称之为海盗精神，即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加诸个人，则充满进攻和战斗性，极致则杀人越货横行霸道；化身国家，则开疆辟土，威震八荒，乃至称王称霸。不幸的是，雪珥先生是在写中国海盗，写他们被阉割、被砍头、被彻底剿灭的故事。一部近代史，已经足够中国的男儿把酒凌虚，而这杯苦酒，现在又被添进血腥的咸味。像一部悲情的交响乐，在历史的悲声沉落到谷底的时候，雪珥先生连续以“亮剑越战”“中葡海盗战宁波”等激越的章节，试图在绝望中点亮某种激励的火苗。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他以文史大家的点悟功力，缓缓抖出“包袱”底下珍藏的条幅：“大国海盗：骷髅旗下建强国”！雪珥先生意味深长写道：拥有强大的“海盗”力量是大国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海盗”不仅是拓殖扩张的先驱，也成为引领海军以“反海盗”名义而进一步拓殖扩张的借口。中国错过了“当海盗”和“打海盗”的两次历史机遇 图穷匕首见，书尽真意出！雪珥先生顺着那些海盗的血迹，不动声色地揭开那些龙袍蟒带裹盖着的思想的僵尸，用他那看似漫不经心的评论，一下接一下地鞭笞着。而他最后抖出的那七个字“骷髅旗下建强国”，在我看来既如历史深处传来的暮鼓晨钟，又如响彻今世的霹雳绝响。雪珥先生说，“英国人并不用Pirate（海盗）来形容德雷克，而是另一个与Pirate很相似的单词--Privateer(私掠)。Pirate（海盗）与Privateer(私掠)的区别，在于后者持有国家颁发的劫掠许可证 私掠船，实际上就是海上民兵，是一国海上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掠船制度，是英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一发明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蒸汽机的诞生相媲美。这台‘海权’蒸汽机，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为‘海盗’进行了正名，‘海盗’行为不再是邪恶的，而是爱国的、高尚的 从此，‘海盗”、’被制度性地纳入了英国海权的拓展之中，海盗、海商、海军的‘三位一体’，令曾经羸弱、贫困得无法供养一支正规海军的大英帝国，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是多么深刻的揭示!大宋只知道“送”，最后“惶恐滩头说惶恐”；大明昏昧不“明”，路过全球大帝国的桂冠而不取；大清方向不“清”，在演绎了游牧民族最后的辉煌之后，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在北京八里桥被英法排枪猎杀 一部万马奔腾的历史，到此万籁俱寂！中国在明朝失去成为世界大国的机会之后，事实上已永无可能再次成为世界大国--原因很简单：地球上已经再没有了无阻力扩张的基本空间。非仅如此，时至今日，中国在逃过历史上的海啸吞噬的惊险之后，依然面临着再次被海啸扑击的危机。但是，时下的中国，正弥漫着和雪珥先生的历史感觉完全不同的情绪，海军的一位将军级歌唱家，以一曲《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把幻想唱成了现实。当雪珥先生写完这本书，在我在2011年初春写着以上文字的时候，中国的海军护航编队，正在当年郑和船队曾经远航的地方打击一群在海上抢劫的农民和渔民；中国的航空母舰正在建造。雪珥先生的书会让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感到惭愧，假如他们看到这部书，他们就会忽然发现，现今的中国还没有人能够创造出和本书中那些海盗相比的“殖民”业绩。只要我们还在将“殖民”视为贬义词而口诛笔伐，我们的见识其实就和本书中那些可笑的、自断民族命根的刽子手半斤八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写到中国与海洋这一页时仍然忍不住说：“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对外开拓的话，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1/6，而是1/2。”在这个世界级的历史学家的笔下，“殖民”一词的含义是“对外开拓”。可惜的是，中国是一个从心底里蔑视、在言语上谴责扩张的国家和民族，尽管它在历史上许多次被扩张者掠夺和征服，现实中仍然被扩张者欺凌和压迫。中国仍然只是满足于做反对者，永远不去学习征服者的优点和长处。这从现在中国经济的内向性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经济就是内部争夺，房地产是没有外部掠夺性的，既赚不了日本、也赚不了美国的钱，而美国的飞机和日本的汽车却可以赚全世界的钱。这背后，根本上说就是“海基因”的缺失。中国的战争史中内战占了绝大部分，以汉族为正统的中国古代王朝，汉代以外几乎没有多少“对外开拓”的贡献，一个文武双全的孔子，被后人取掉宝剑，悄悄地进行了文化阉割。天安门广场东边的那尊雕像双手作揖，慈眉善目低眉唱和，正是某些中国精英的自我写照。中国没有人去真正思考民族未来问题，只满足眼前和脚下。中国已经重新钻进历史的黄土堆里，在遮天蔽日的烟尘中迷失了现代化的方向。费正清先生在《中国景观》中的第一句话就说：“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混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护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中国从来如此，至今如此。中国已经在那片过于拥挤的土地上累断了无数个世代的人的腰，但是，现在的中国人还在房地产上竞折腰。而此时的世界，正向着太空世代、纳米世代和云计算世代风驰电掣。中国周边，一个绵延数万公里的C字型海陆包围圈已经形成；美国在当年甲午战争的战场上演练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日本站在一百多年前并吞的球球群岛上，跃跃欲试准备西进；南海那些蕞尔小邦，曾经的西方和中国海盗们的进贡者，今天也啸聚哄抢中国的岛礁海域。可是，中国本来可以不如此！上天给中国安排了海陆大国的天然地理，将统治全球的使命交给中国，而中国也的确曾经无意中在世界2000多年的历史中领先了1800多年，但是，最近两百年却突然跌到了谷底。至于其中的原因，中国的有识之士已渐渐揭开真相，如近代梁启超、周恩来，现代的倪乐雄等。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也看到了那一片流满中华民族鲜血的深蓝。我经常绝望地想：为什么鸦片战争的炮声、甲午战争的炮声都唤不醒中国人？这难道就是中国人的本性和中国的宿命？也许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可以担当全人类使命的民族，至少历史上是这样。我们甚至也对历史赋予的其他使命视而不见。我们只知道军队是用来保家卫国的；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已经足够聪明，也不过知道了做生意可以赚钱，GDP第一，就是第一强国，为此我们要不顾一切地韬光养晦 等等似是而非的概念。在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二十年中，我从空中俯瞰最多的是大海；在给我招致惊涛骇浪的一次军校演讲中，我疾呼《中国海军正处于囚徒困境》，中国六百年来没有人懂海军；随后更出版《海图腾》，大声呼喊“开天辟海，再造一个蓝中国”。这种呼喊的高分贝，激起日本的点名批判和激烈攻击。之后我的处境变得恶劣而微妙，不得不处于被封闭的状态，一如中国多年来的闭关锁国。恰于此时，看到《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思想的援军来得正是时候。所以，当雪珥先生嘱咐我写序言的时候，我虽明知冒昧难当，还是一口应承。粗略扫过《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心中犹如山呼海啸。在地理大发现，世界大融合的趋势之下，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安然地固步自封坐守危城。那种希图以贸易实现强国的梦想，不过是幼稚的幻想，一部世界贸易史，只是附在那部世界扩张史上骗人的美丽封面。那种试图不想经过血火拼杀而赢得强国地位的幻想，更是可笑的痴人说梦 美国今天的地位和它在历史上的作为之间的必然联系已经说明了问题。英国军事家富勒在评述1588年英西海战时，动情地说：“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就好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朵，那就是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之后，大英帝国以200多年持之以恒的海上进击战略，连续控制加拿大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巴布亚新几内亚、也门、安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以及非洲的埃及、苏丹、黄金海岸(加纳)、乌干达、索马里、肯尼亚、尼亚萨兰(马拉维)、罗得西亚(赞比亚、津巴布韦)、贝专纳(博茨瓦纳)、南非、巴苏陀兰(莱索托)、斯威士兰，拉丁美洲一些小国，还有遍布各大洋的岛屿等。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殖民地面积已达335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30万平方公里)的100多倍，殖民地人口达39350万，相当于英国人口(4650万)的9倍，成为地跨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无比自豪地说：“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 我们洋洋得意、充满信心，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而打赢1588年英西海战的那个人，原是一个海盗，名叫德雷克。此人奠定了英国的霸业基础，堪称帝国的导师。雪珥先生虽在写中国的海盗，却始终将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海盗当作一面镜子，观历史，鉴后世。以我的观点看，德雷克还是现代海军之父。毫不夸张地说，他在500年前关于海军性质和作用的论述，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没有一个海军司令的见解可与之比拟。北洋舰队如果读懂了德雷克，甲午战争的战场便不会在中国门口的大东沟；今天的中国海军读懂了德雷克，便不会有人把海军当长城以自诩。德雷克是我二十年前研究西洋军事史时格外关注的人。我认为德雷克不仅仅是一个英国海盗出身的海军将领，他更是现代英国的一个符号，是所有英国人思想、意志乃至英国国家战略的化身。走出去，打出去，拿回来，然后再走出去，循环往复如不息的海浪。征服海，驾驭海，海国一体，人海一体；以海的精神、海的气魄，冲刷世界。在殖民者、抢掠者的身份背后，谁都不能否认，大英帝国把许多近代文明的种子，播散在四面八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不像一些普通的历史学家那样谴责它；但作为一个超然的历史研究者，我又想说：一切征服者都是伟大的；只有被征服才是可耻的。历史永远都跟随征服者的脚步。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汉武大帝铁骑马踏匈奴黄沙漫卷的豪气，但绝没有百舸争流乘风破浪的波澜壮阔，惊天动地，惊心动魄。汉武帝的陆地远征，是以汉族为正统的中华民族雄性的昙花一现，所以，悠悠两千年，此等故事空前绝后；而西方的海上战幕，却绵延五百余年，至今方兴未艾。方向决定着终点。西方志在远方，远方就在脚下；中国只关注眼前，最后只能被别人踏在脚下。故，晚清以后，中国面对海洋民族的进逼，将两千年来文化圈中的藩属国全部丢尽不说，还赔进了本土的五百多万平方公里陆地，东南方向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而在中国丢掉的这些地方，以今天工业化时代的眼光来看，其中蕴藏的煤矿、原油、森林和其他矿藏，足够中国使用数百年。但是，现在中国想从这些原属自己的地方买回矿产，都要费尽心力历尽周折而依然不尽人意。由于忽视海，中国丢掉了无法想象的财富，遭受了无法描述的苦难，很有可能，中国还将丢掉未来。商人是国家利益的尖兵，海盗是国家的英雄。俄罗斯的扩张，西班牙的扩张，无不是他们国家和民族中冒险者的功勋。对待他们的态度，暗含着这个国家的品质和前途。雪珥先生以他一贯的客观、真实，展现了中国近代统治者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荒谬。当别人以举国的财力和军力，以无上的荣誉赋予他们民族尖兵的时候，中国给它自己的勇士，送上的是断头的酷刑。最后，这个民族迎来了历史对它的酷刑报应。今天，中国人感受到马六甲海峡的狭窄了；感受到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敲诈了；感受到海洋通道的不安全了，但是，你们感受到王直他们热气腾腾的头颅被冰冷的刀锋斩断的痛楚了吗？你们感受到那些中国的殖民者在历史深处，为这个民族发出的痛哭了吗？我想，雪珥先生是听到了。而通过这部书，通过雪珥先生优美文字传递的真切的心声，我相信更多的中国人也会听到。（2011年4月9日于北京西山）第一章 与海为敌郑和舰队大阉割1407年九月初二（10月2日），大明国首都南京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远航归来的郑和，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郑和将其在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献给朝廷。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即刻处斩，“诸夷闻之震慑，曰：‘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内向矣’”（《东西洋考》）。旧港，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此前名为三佛齐（Samboja），在中国史书中又名渤林邦国，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是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在官方的史册中，陈祖义伏诛被看作是大明王朝扬威异域的一大胜利。“帝大悦，爵赏有差”（《明史》）。在擒获陈祖义战役中有功的旧港侨领施进卿，被任命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宣慰使，是大明帝国为了治理边疆少数民族而设的官职，为从三品。而郑和船队的有功人员，按级别赏赐，“指挥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所镇抚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校尉钞五十锭，绵布三匹；旗军通事军伴以下钞布有差”（《明成祖实录》）。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下了海洋中华的命根。旧港之战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陈祖义被擒，实在有些蹊跷。陈祖义是广东潮州人，根据郑和的助手马欢在其回忆录《瀛涯胜览》中的记载，陈祖义全家在洪武年间“逃于此处（三佛齐）”。在只关注王侯将相的中国历史中，陈祖义作为一位小人物，并没能留下为何“逃于此处”的记载。根据推测，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的海禁措施，这也是当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最容易触犯的“罪行”，也是终明一代中国“海盗”被逼上波涛的主要原因。马欢记录说，三佛齐“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三佛齐不仅地理位置好，物产也很丰富。“地土甚肥，谚云‘一季种谷，三季收稻’，正此地也”，因此，“人甚富饶”。此处“水多地少，头目之家都在岸地造屋而居，其余民庶皆在木筏上盖屋居之，用桩缆拴系在岸，水长则筏浮，不能淹没。或欲于别处居者，则起桩连屋移去，不劳搬徙” 。（《瀛涯胜览》） 图17出逃到异国他乡之后，陈祖义似乎发展得不错。语焉不详的中国正史，多称他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有一些难以考证的野史，甚至说他还不时带兵骚扰东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将赏格提升到了750万两的高价，如果这一数额属实，绝对可称是倾国倾城的价码了。三佛齐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进贡。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三佛齐便正式向明帝国朝贡。1376年（洪武九年），新国王麻那者巫里向明帝国请求诏封，朱元璋下旨封其为三佛齐国王。没想到，这却点燃了当地的烽火。点火的是三佛齐的邻国爪哇。当时三佛齐已经被爪哇“役属之”，纳入了它的势力范围，“闻天朝封其国（三佛齐）为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爪哇“大怒”，将三佛齐国王诱杀，改其地名为旧港。但是，爪哇势力毕竟有限，“不能尽有其地”，“于是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居之。遂有广东人梁道明、陈祖义，先后自称头目”。在明成祖朱棣夺位四年后，“旧港头目陈祖义遣子士良，道明遣子观政，并来朝” 。（《明通鉴》）陈祖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旧港的一名华人领袖。梁启超的《郑和传》中称他为“三佛齐王”，虽不确切，但也贴切。正史记载说，陈祖义“虽朝贡而为盗海上，贡使往来者苦之”（《明史》），“邀截往来贡使”（《明通鉴》）。这些记载确立了陈祖义在正史上的“海盗”形象，郑和剿灭陈祖义的行动，因此被赋予了正义的光芒。根据正史，陈祖义的被歼完全是咎由自取。据说，海盗习气不改的陈祖义，竟然打起了郑和舰队的主意，阴谋夺取满载宝物的郑和宝船。因此，他向郑和“诈降，而潜谋邀劫”，此时，多亏另一“爱国华侨”、广东人施进卿举报。于是，郑和将计就计，设伏“大败其众”。（《明史》、《明成祖实录》等）然而，根据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刼夺财物”，却并没有丧心病狂到劫掠郑和宝船的任何记录；施进卿的确举报了陈祖义，罪名却不是什么“诈降”，而只是“来报陈祖义凶横”（《瀛涯胜览》）。如果马欢之说属实，则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马欢作为郑和的助手，绝无必要为陈祖义粉饰开脱，因此，在彼此矛盾的史料中，马欢的记载应该更为可靠。其实，按常理推测，陈祖义能够在异国他乡成为“甚是豪横”的枭雄，智商与情商应该至少在中人以上，审时度势是其生存的本能，绝不可能疯狂到以卵击石的地步。根据正史，郑和的舰队足有27000多人，舰船高大，装备精良，绝对堪称当时的“无敌大舰队”。陈祖义虽然是一方枭雄，无非也只是被“千余家”当地华人所认可和追随而已，面对郑和，陈祖义就仿佛小舢板面对航母舰队一般，过于渺小。战斗是相当残酷的，结局也是完全一边倒。郑和舰队“杀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铜伪印二颗，生擒陈祖等三人”（《明实录》）。史料没有记载郑和舰队的伤亡。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时赫赫有名的“旧港之战”，也是七下西洋过程中仅有的三次战斗的第一场，对手则是自己的海外同胞。朱家关门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在围剿陈祖义的“旧港之战”中，郑和体现了高度敏锐、甚至过度敏锐的“亮剑”精神——单凭举报就抢先“亮剑”。这与之前他在爪哇三宝垄的经历完全不同。郑和舰队登陆爪哇，是在上一年（1406）6月30日。当时爪哇岛上东、西二王刚刚结束了激烈内战，西爪哇吞灭了东爪哇。见郑和军队上岸，西爪哇以为是向与明朝友好的东爪哇请来的援兵，主动攻击，上岸的明军170多人被杀。这无疑是在“扬威异域”的郑和舰队脸上劈了一记耳光。 图16吊诡的是，郑和舰队似乎并没有进行反击，或者是反击失利，因为官方史书上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郑和押解着陈祖义返回南京的数日后，正史才记载了西爪哇国王派使臣到明帝国负荆请罪，被明成祖朱棣训斥一顿后，仅罚款黄金6万两了事（《明成祖实录》）。而此时，陈祖义的首级还挂在南京城示众，宣告着天朝大国的凛然不可犯。这笔罚款，直到郑和二下西洋时仍未缴纳，郑和再度到了爪哇后，西爪哇国王只给他缴了1万两。消息传回南京，礼部官员义愤填膺，认为这是藐视大明朝，建议将爪哇使节逮捕下狱，明成祖朱棣此时十分宽容，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明史》卷324)于是不了了之。一边是面对爪哇现行暴行的高度忍让，一边是对陈祖义“莫须有”罪名的“不教而诛”，郑和的“亮剑”似乎是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而这背后，就是郑和下西洋背后的帝国逻辑：稳定压倒一切。早在朱棣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而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明太宗实录》) 图2这种“虽远必诛”的强硬立场，曾在汉初出现过，但那是针对匈奴外敌的，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朱棣的“虽远必诛”，其矛头却是指向海外同胞，并且，对待土著招抚为主、对待侨胞镇压为主。严厉的追杀令，只唤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选择了用脚投票，飘零海外。经过宋元两代数百年的海外开拓，华人已经在东南亚建立了相当的政商势力，而明代立国后的海禁政策，驱使更多的沿海居民投奔怒海，客观上反而壮大了海外华人势力。 图18其实，安土重迁的中国百姓，飘零海外也是无奈选择，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长期脱离了政府的管辖和控制，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纱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纹。因而走泄事情者斩。”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以农立国，不因富裕而生异心，不因迁徙而生动乱。他不仅颁布海禁，实际上也实行“陆禁”。根据大明律，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路引”）。路引上标明外出者的年龄籍贯，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时间。而离乡不回的“逸夫”，其刑罚就是死刑。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海禁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维护新政权的稳定。明朝建立时，倭寇在中国沿海肆虐，而当年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方国珍残部，大多下海。此后，又发生了所谓胡惟庸谋反案，宁波卫指挥林贤从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暗藏兵器，案发后，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因此，明朝“禁海之例，始因倭夷违谕而来，继恨林贤巨烛之变，故欲闭绝之，非以通商不便也”（《续文献通考》）。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进一步收紧了海禁，“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 因引蛮夷为盗， 命礼部严禁绝之，违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窝，其见有者， 限以二月销尽。”（《续文献通考》）“上以海外诸夷多诈， 绝其往来， 唯琉球、真腊、退罗许人贡。”（《明太祖实录》）政府同时并且鼓励检举揭发，举报者可获得“犯人家资之半”，而隐匿不报者，也要严厉处置，掀起了海禁的群众运动。一刀切的政令，试图以牺牲沿海的民生作为稳定的代价。东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实际上不可能依赖单纯的农业。比如福建，“田不供食， 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 十而九也。” （《天下郡国利病书》）民众们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岗，原来的渔业、商业都被紧急“关停并转”，政府却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的安置问题，这就逼迫沿海民众面临陈胜、吴广般的“进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选择。下岗转型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从来都比天还大，政府如果无法解决，民众就会自行解决，这背后“看不见的手”，不光来自市场，更来自人类求生存的天赋本能。“私通者， 商也。官市不开， 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明经世丈编》）“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故民贫而盗愈起。……一旦戒严不得下水， 断其生路， 若辈悉健有力， 势不肯缚手困穷， 于是所在连结为寇， 溃裂以出。” (《东西洋考》)在海禁高压之下，“海商”断绝，“海盗”盛行，那是“以海为田”的沿海居民的唯一选择。海禁并没有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中国的对外贸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如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横。立面理、引导并获得税赋的产业 插一杠，人为地减少了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一下子全球紧缺，但是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强劲需求却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国商品的“经销”——确切地说是“走私”——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牛市奔腾。当然，市场风险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国国内的供应商们，必须冒着可能掉脑袋的危险。这迫使这条已经进入地下状态的产业链进行与时俱进的自我调整。最为显著的，就是商人们拿起了枪杆子，结成武装商团。海禁政策引发的走私牛市行情，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一些海盗集团，也凭借其军事上的优势，开始大力进入这一地下外贸网络，向“武装海商”方向发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明帝国称为海盗或海贼。波涛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枪杆子里面不光出政权，也出财富。 图6明代二百多年，海患不断、海盗不止（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海盗”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中，是个贬义词，而对应的英文单词“Pirate”，却在西方并不一定代表着贬义。吊诡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海盗”，所常用的旗帜，都是绘着神灵的色彩艳丽的旗帜，并非西方那种骷髅头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帜。中国的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如此而已。尽管只是混口饭吃，但流落异国他乡，谋生本就艰难，加上背靠着一个敌对的祖国，东南亚的华人早在朱元璋时代就发展出了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明史》记载，在1373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国王就攻击了“自称元帅”的中国“海寇”张汝厚、林福，“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可见其实力相当庞大。这种在本土之外发展出来的武装力量，本来是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对外拓展生存空间的先锋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风中夺得皇位之后，实际上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单纯的“关门”，而是开门出击，打击海外的侨胞势力，对一切可能危及帝国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虽远必诛”。这种从国际大视角进行“维稳”的思路，的确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纵”，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却未必是好事。一盘棋局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与陈祖义同时在三佛齐称雄的梁道明，就成为明成祖朱棣“国际化维稳”的试点之一，幸运地避免被当做“海盗”除去的命运。朱棣登基之初，指挥孙铉出使南洋， 遇到了梁道明的儿子及仆人，就将他们挟持回国。三年后，郑和正在准备下西洋，朱棣就派人带着那两名仆人，前往三佛齐，要求梁道明接受招抚。明朝派去的使节，是梁道明的广东同乡、“行人”谭胜受，及其属下千户杨信。图8“行人”是明代的官职，正八品，归中央的“行人司”主管，行人的对外职责主要是册封藩属国的国王，奉旨诏谕、吊祭、赏赐，护送藩属国的使节回国等，对内则是在各地颁行诏敕、征聘贤才、奉旨吊祭、奖励官员、护送大臣等，或者在边疆奉旨招抚、册封土官、参与军务、伴送使者、奖励边疆功臣等。“行人”级别虽然不高，但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朝廷多选拔德能兼备的干部出任，与“中书”并称“中行”，是升官的捷径之一。“行人”谭胜受的工作能力显然很强。在明帝国一手硬（以其子为人质）、一手软（派使节招抚）的工作下，梁道明顺利地接受了招抚，在其大臣陪同下，入朝参拜。根据《明史》记载，梁道明进京“贡方物”后，“受赐而还”；但根据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梁道明到京朝贡后，滞留京城，并未回三佛齐，其权力暂时交给了副手施进卿，这就为不久后施进卿利用郑和的力量消灭陈祖义打下了伏笔。此时的三佛齐，原国王已被爪哇诱杀，填补权力真空的，除了梁道明之外，还有陈祖义。梁、陈二人，各有拥立者。在郑和下西洋的前一年，梁、陈二人分别派遣自己的儿子梁观政、陈士良前来朝贡。根据《明史》的这一记载，似乎梁道明此时已经回到三佛齐，至于一年后的旧港之战中，为何他并未出现，而是副手施进卿唱了主角，史书上没有详细交代，其或许再度来华、或许已经亡故，也或许正如同张燮的《东西洋考》所说，他压根就没回三佛齐，而是一直待在南京。在小小的三佛齐“山头”，出现了梁、陈两只“老虎”，这显然有些拥挤。从常理来说，一个分裂的藩属更有利于中央进行分而治之。根据更为靠谱的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此人“甚是豪横”，我们可以推测，这种“豪横”不仅是体现在对过往船只的劫掠（那也是强者“征税”而已），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对明帝国的态度上，令不行、禁不止，不听话。从有限的史料上看，明帝国册封了梁道明，却似乎并没有册封陈祖义——虽然他也遣子入贡。在梁、陈之间，明帝国选择了梁，如此，剿灭陈祖义也就顺理成章了。歼灭陈祖义的“旧港之战”，关键点在于施进卿的举报，但是，关于施进卿举报的内容，史料充满了矛盾。关于施进卿，正史所提供的材料并不多，只记录他也是广东人，并在旧港之战后成为三佛齐的实际统治者，并在其死后将权力传给了其女施二姐。旧港之战，施进卿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与南京之间——确切地说，他与郑和之间——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默契呢？根据荷兰殖民者所保存、整理的《三宝垄华人编年史》，在施进卿与郑和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说，“旧港（三佛齐）自古以来就是来自福建的非穆斯林海盗的巢穴” 。旧港之战前，已经有一些华人信奉了伊斯兰教。华人社区本就派系林立，如今再加上宗教的因素，情况更为复杂。在完全可能的种种冲突中，作为穆斯林的郑和，也完全可能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支持哪一方。如果说，旧港之战中，郑和与施进卿因宗教信仰而结成同盟关系还只是一种推测的话，历史的演进却证明了：陈祖义伏诛后，施进卿被任命为旧港宣慰使，“旧港就建立起了印尼群岛上第一个哈纳菲(Hanafi)教派的华人穆斯林社区”（《三宝垄华人编年史》）。随后，伊斯兰教在南洋华人社区广为流传，最终国家分为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是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薮门受戒待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丑异，猱头赤脚，祟信鬼敎，佛书言鬼国其中，即此地也。”（《瀛涯胜览》）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影响至今——尽管在中国国内的各种纪念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具体到歼灭陈祖义的旧港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假设：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凭借郑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陈祖义是否真是“海盗”并不重要，他总归是需要背负一个罪名的。关于梁道明的结局，史书上并没有任何记载。如果其果然滞留中国不归，富贵一生，倒是一个“急流勇退”的明智选择。将他调开，或许也是施进卿及郑和大棋局中的一着？太监出洋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但是，郑和下西洋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早已是海洋大国。从技术能力的角度来看，完全具备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基础。早在北宋时期的《萍洲可谈》（作者朱彧，成书于1119年）中，就记载了指南针在中国航海中的广泛运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 1124年，在许兢所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同样记载了：“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早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在发现磁石能够吸铁的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制造了“司南”，广泛运用于陆上测量。而欧洲直到千年之后，才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宋代还出现了“针路”图，即航线图，结合指南针的使用，详细标注航路的情况，也称为“针经”、“针谱”或 “针策”。到了元代，指南针成为中国航海的主要导航方式，不论昼夜晴阴都用。宋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雄视世界，大型海船载重量高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 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甚至出现了载重约1000吨的“神舟”。中国海船，实际上成为全球海洋上最为活跃的部分。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记载，从印度洋去中国多乘中国船，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上千人。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南宋成为实际上的海洋大国。根据元初的记载，仅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143个（《大德南海志》）。而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于1349年成书的《岛夷志略》， 则记载了200多个国家，其中的99个是他本人“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宋、元两代政府，都积极推行海上贸易，鼓励华商向大洋进军，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泉州巨商蒲寿庚之婿“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后，遗产中仅珍珠就有130石（《癸辛杂识》）。另一位泉州商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夷坚志》）。泉州纲首（商船领队）朱纺，远航三佛齐，“曾不期年，获利百倍”。 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 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在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达到80万缗以上，约占南宋朝廷年财政收入的1/50，泉州与广州两地“市舶司”的年收入达到了200万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与海外贸易同步发展的，还有华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广泛定居，华商的势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且形成了部分“准政权”性质的小王国，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这一进程。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根据《明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也是被后世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两大目的。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经过多年血战，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之迷，有的说是被烧死，有的说是外逃。《明史》所采用的，就是“外逃”说，追寻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个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随者的下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还是个疑问。“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目的，相对比较靠谱。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长期驻守北平的过程中，他成为对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夺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真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践者。登基前后，“耀兵”一直是他内政外交的基石，而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不仅能以“万邦来朝”的盛况增强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间接地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反对势力。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就确定了“不征异国”的国策，此后更是宣布了15个“不征之国”，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实录》）。明成祖虽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并非意味着不需要“耀兵异域”，恰恰相反，“耀兵异域”的威慑作用，才是确保“彼不为中国患者”的前提，郑和的庞大舰队，就成为这种威慑力量的最好载体。梁启超在其著作《郑和传》中说：“成祖（朱棣）以雄才大略，承高帝（朱元璋）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正相类。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郑和下西洋的“耀兵异域”，与朱元璋倡导的海禁政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上完全相仿：那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政权的安宁。这一表面上看十分开放的行为，其幕后实际上是同样的保守动机，因此，在派遣郑和的同时，朱棣会颁布对于“执迷不悛”的海外华侨“命将发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杀令，并将倒霉的陈祖义押上了断头台。民族去势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市舶司则从“海关”，变成了“统战部”，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常见的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而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是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全球贸易体系。郑和自己曾说，出使下西洋就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采购价为20两，这种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龙兴之地凤阳，农户们也从未有机会享受这种超常规的“政府保护价”。“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思威”、“普赉天下”，大把撒钱，同时要求各国“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国”、“勉图勿怠”。这等于是用金钱买到了一群“小弟”、买到了当“老大”的面子。东南亚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郑和无偿或低价地到处送，当然主要是送给当地的贵族和头人，大搞政府公关；而中国所需要的东南亚产品，比如香料，郑和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当然，郑和还大量采集奇珍异宝，将航行变成一次奢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无论“买”还是“卖”，在郑和的强大游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乃至丧失，纯正的商业自此崩溃。“厚往薄来”，当然不是平等互利的商业，而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大明朝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撑起了帝国的虚幻的脸面。而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郑和切断了命根子，遍布东南亚的华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击，如果不想方设法挤入这一荒诞的免费派对，就只能下海当“海盗”了。 图12而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则可以免费搭乘郑和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其朝贡生意，只要向大明政府献上几句好话和几个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实惠。在利益驱动下，这种“赍赐经济”成为“藩属们”捞钱的工具，也成为日后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比如，暹罗（泰国）的“碗石”，正统二年（ 1437）的“赍赐价”是每斤250贯，暹罗人就使劲“上贡”，七年后（ 1444年）居然输入8000斤，礼部无奈，只好降价为每斤50贯。之后，继续打对折，但暹罗人还是继续“上贡”，礼部最后只能明令禁止。同样，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军刀，大明帝国的“赍赐价”高达5000文，日本人立即将这作为好生意，前两次每次“上贡”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达37000多把。大明朝民间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单全收。随着这种“二百五”的“生意”，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吃大户”。明成祖在位期间（1402-1424），总共接待了193个使团。宋元以来就一直活跃的“市舶司”，自此实现了行政职能的转变：本是为国家征收税赋的“海关”，结果成了“统战部”，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从海洋帝国、商业帝国，转型为内陆帝国、农业帝国后，“赍赐经济”成为大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朱元璋时代（1375）就已经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官价规定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到了郑和下西洋最红火的年代，政府为了控制宝钞的急剧贬值，只好拿“上贡”而来的进口香料代替工资。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1424），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钞票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五品以上高级干部工资的70%为实物，五品以下的60%为实物。明成祖死后，这种情况继续恶化。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宣德九年（1434）以胡椒每斤准钞100贯、苏木每斤准钞50贯，发放给了官员们，不久又扩大到军队中，军饷的一半由胡椒、苏木代替。这种特殊的“代价工资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因胡椒、苏木库存耗净才停止。“万邦来朝”的库存，大明王朝整整消化了近半个世纪，期间，穷疯了官员们充分调动聪明才智，将中国官场的腐败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强。成化年间，有太监鼓动明宪宗朱见深效仿永乐故事，再下西洋。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愤怒地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殊域周咨录》）刘大夏在日后被指责为摧毁航海技术的罪魁，其实，他无非只是说了句良心话、做了件良心事而已。更令后世郁闷的是，那些留在官方记录中谦卑恭顺的朝贡文书，可能大多数并非朝贡者的原意，而只是翻译上的“技术性处理”。据说，至今在马六甲博物馆，还有明朝使节跪拜满剌加（马六甲）国王的大型雕塑，这与中国官方文件中使臣宣谕、马六甲国王到中国朝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拓殖，已经将直达马六甲海峡的东南亚，变成了中华大陆刺向大洋深处的一柄尖刀，横跨太平洋，伸入印度洋。而彼时，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郑和下西洋，虽然是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却凿沉了本可遨游全球的“海洋中华”的巨轮；虽然是公权力无远弗届的伟大，却断送了锐气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从此海内外华商如果不依附于权力，就完全失去了脊梁骨；虽然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伟大，却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梁启超曾将郑和与达伽马、哥伦布并列，并哀叹“哥仑（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仑布；维嘉达哥马（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这实在是高抬了郑和。作为伟大的航海家，在更为伟大的权力面前，被阉割了的郑和无非只是另一把阉割的刀具而已。刀锋所向，固然可以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但也可以翻转手腕、挥刀自宫——他有选择吗？中国有选择吗？当“海盗”陈祖义在帝国的伟大首都被砍下头颅时，官方史书照例瞎说“海道从此清宁”。实际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清宁”的中华海疆，从此多事，“海盗”、“倭寇”、“外夷”纷纷踏浪而来，中华帝国罕见的“海盗”时代开始了……第二章 东海之殇王直帝国落陷阱腊月二十五，还有五天就要过年了，杭州城却突然戒严，十分肃杀。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设了法场（明代采九德所著《倭变事略》记为“官港口”，查杭州并无此地名，应为“官巷口”之误），出“红差”的刽子手已经到位，沿街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军士和看热闹的人群。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仅没有惯常死囚那种被严刑拷打后的行走艰难，而且居然还是用小轿子抬到刑场上的。奉旨监刑的是侍御周某，他刚刚从嘉兴赶回杭州，亲自到按察司的监狱中提取了人犯。轿子来到了法场，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刑之前，他希望能与儿子再见一面。衙役们将他的儿子带到面前，父子两人抱头而哭，死囚将一支金簪交给儿子，叹息道：“没想到要死在这里了（‘不意典刑兹土’）！”似乎不胜怨恨。说完，死囚伸颈受刃，至死不挠。（《倭变事略》）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净海王”、横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领王直。不远处的总督衙门内，作为抗倭前线的最高领导人，总督胡宗宪很清楚，处决王直只能令“倭患”更为恶化。在王直被监禁的两年内，胡宗宪竭尽全力向中央上书，希望能免王直一死，并放宽海禁，从根本上解决那风起云涌的“倭患”。但在残酷的官场斗争中，他的建议很快被政敌们当做把柄。有关他收受了王直巨额贿赂的传言开始可怕地流传，令胡宗宪这位麾下拥有戚继光、俞大猷等良将的统帅，也望而却步。在一个崇尚空谈、尔虞我诈的体制中，一个实干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韬光养晦、夹紧尾巴。钢刀横空，碧血四溅，一个时代在这道骇人的刀光中终结——那就是王直已经建立的海洋帝国。诱杀陷阱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王直，还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背信弃义的能力。在复杂的官场斗争面前，胡宗宪只好拿王直作为投名状来洗刷自己……令总督胡宗宪畏惧于人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与这位“海贼王”王直居然是老乡。胡宗宪是绩溪人，王直是歙县人，这是两个相邻的县，县城之间的距离也就30公里左右。如今，绩溪属于宣城市，歙县属于黄山市，但在明代，这两个县都属于徽州。因此，作为“官兵”的胡宗宪与作为“强盗”的王直，是十分近距离的老乡。这种老乡关系令胡宗宪赢得了王直的信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也令他得以实现“诱捕”王直的“壮举”，“老乡骗老乡”也依然是“两眼泪汪汪”。嘉靖三十三年（1554），42岁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浙江巡按监察御史，一个正七品的干部，品秩虽不高，但因是“代天巡狩”，权力倒也不小。当时，他的老乡王直，已经在东海之上称王两年，自号“净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户港为基地，部众数十万，战船无数，控制三十六岛的“岛夷”，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和“倭寇”的总后台。当时，浙江官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之外，朝廷还派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试图加强抗倭工作的领导。在这些省部级领导们面前，胡宗宪实在过于官微言轻。但他很能察言观色，不久就傍上了赵文华。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背景深，关系硬。赵文华与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关系都不好，竭力排挤，胡宗宪因缘际会，就成了赵文华的亲信。胡宗宪本人虽然在官场上见风使舵，但其工作能力的确很强。作为绩溪的大户子弟，胡宗宪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嘉靖十七年（1538），26岁的他考中进士，进入刑部观政实习。两年后，他被派往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担任县令，政绩卓著，不仅妥善处理了旱、蝗两灾，而且剿抚并用，解决了当地的盗匪问题，社会治安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嘉靖二十一年（1542）开始，因母亲、父亲先后去世，他丁忧在籍五年。复出后辗转为官，在调任浙江之前，还参与了湖广平定苗民暴动的作战。以此经验，在浙江任内，他无论军务、政务，都表现不俗，在大明帝国的官员队伍中，算是文武全才的培养对象。在义父严嵩的协助下，赵文华先后成功地排挤了张经和李天宠，并极力推荐胡宗宪。于是，胡宗宪官符如火，被破格提拔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先接替了李天宠的巡抚差使。随后，赵文华又积极排挤新总督杨宜，胡宗宪再度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接替杨宜总督浙江、南直隶（南京附近归中央直属的区域，清代改称“江南省”）、福建等地军务，从一个中央机关下派的小干部，一跃而为肩负抗倭重担的封疆大吏。上任不久，面对抗倭的僵局，胡宗宪祭出了在山东任职时的“剿抚兼用”手段，在用军事力量进行攻击之外，开始运用“外交”手腕，“攻谋为上，角力为下”。他清晰地认识到， “首倭而作之乱者，徽人王直也”（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海上贼惟（王）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倭变事略》）。只有制住了王直，才能奏效，“若能以计致其主帅（王直），则众将自解”（万表《海寇议前》）。“直越在海外，难与角胜于舟楫之间，要须诱而出之，使虎失负隅之势，乃可成擒耳。”（《明书·王直传》）他派遣了蒋洲、陈可愿两人到日本“宣谕”，两人在日本碰上了王直的义子王滶（毛海峰），王滶告诉他们说:“无为见国王也，此间有徽王(即王直)者，岛夷所宗，令渠传谕足矣，见国王无益也。” (《明书·王直传》)其实，两位使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见到王直，并向他传递胡宗宪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儿已经从金华的监狱中释放，安置在杭州，生活上过得十分不错；王直如果能够回到伟大祖国，则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经过两年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初，王直率千余名“骁勇之倭”，乘战船来到了岑港（舟山群岛）。经再三的犹豫，尤其是官方答应派出指挥夏正作为人质之后，他决定接受胡宗宪的邀请，上岸谈判，此时已经是十一月。这位“徽王”对手下说：“昔汉高谢羽鸿门，当王者不死；纵胡公诱我，其奈我何！”于是，他率两名助手叶宗满、王汝贤离船上岸，受到胡宗宪的热烈欢迎，劲敌兼老乡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俨然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胡宗宪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设供帐，备使令，命两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舆，居诸司首，无少逊避，自以为荣。日纵饮青楼，军门间移之观兵，因盛陈军容，以阴慑其心”（《倭变事略》）。但此时，胡宗宪的政敌、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横插一杠。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坚持下，王直被捕入狱，关押在按察司狱。当逮捕他的时候，王直“强项不屈曰：‘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倭变事略》）。胡宗宪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抚们与中央特派员之间的矛盾，如今，作为方面大员，他自己也陷身于这种权力斗争游戏，只能徒唤无奈。胡宗宪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宪上疏请求皇帝赦免，但“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明代谈迁《国榷》）。王本固甚至上书弹劾胡宗宪，而京城已经开始传言，说胡宗宪收了王直集团高达数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贿赂。众口铄金之下，胡宗宪“大惧”，只好附和大多数人的意见。王直虽然入狱，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为王直报仇的名义下，他们开始四处出击。明帝国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监禁王直，并不释放，另一方面则给予其特殊礼遇，形同软禁。王直“虽系狱，其衣食卧具拟于职官。凡玩好之物，歌咏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娱其心，少有不怿，医进汤药以调护焉”（《倭变事略》）。如此拖延了两年之久，中央才最后下决心处决王直，罪名却不是海盗，而是“叛国”，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判决书中，指责王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尽管王直并非听命于日本人，而是日本人听命于他。令后人唏嘘的是，王直既不认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认为自己是“叛逆”。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自明疏》,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不仅“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而且，“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除了详细开列自己“为国捍边”的种种事迹之外，他提出应开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复为跋扈”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者”。第一桶金“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王直出生年月，但据胡宗宪的幕僚谢顾日后在回忆录中说，王直在下海经商前，曾经问其母亲：“生儿时有异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梦大星入怀，傍有峨冠者，诧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王直听了，欣喜地认为：“天星入怀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胜乎?”（谢顾《擒获汪直》）按照谢顾的记录，王直“于是遂起邪谋”。谢顾并没有说明这段记载是否来自王直本人的口述，在王直被软禁的2年中，以及更早前其母被连坐囚禁的时候，谢顾应当是有机会与王直及其家人当面交流或参与审讯的。这种“天星入怀”的灵异把戏，与当年陈胜在鱼肚子里藏字条“大楚兴、陈胜王”一样，是中国的传统游戏。这种记载，由谢顾伪造的概率很低，倒是王直以此在自己的部众面前证明来历不凡的可能性更大。谢顾的回忆录中，“王直”并不姓“王”，而是姓“汪”，汪直。但同时期人郑若曾（《筹海图编》）、田汝成（《王直传》）在其著作中，都记载为“王直”，而且郑若曾也是胡宗宪的幕僚，其《筹海图编》更是不朽的海防名著。王直在其《自明疏》中也说：“带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似乎“王”、“汪”并用。清代张廷玉等编纂《明史》，采用的却是“汪直”，这导致了后世在王直史料解读上的困难。当代有专家推断，“汪直”应该才是本名，一是汪姓乃徽州第一大姓，“十姓九汪”，二则当时王直当了“倭寇”，为免连累家族，极可能改姓为王。当然，也有人推测，王直改“汪”为“王”，是因为不屑与前朝臭名昭著的大太监汪直同名。根据谢顾的记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恶少若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皆乐与之游” 。徽州之地相当贫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却又十分注重教育，民众多以经商谋生，成为徽商的大本营。此地有民谣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三年吃苦，拼搏出头。发达是爷，落泊歙狗。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许多老乡一样，南下广东，寻找商机。根据记载，他曾告诉同伴徐惟学、叶宗满等人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歙志·王直传》）于是，他们选择了越洋贸易，向日本等国贩运货物，当然，在严厉的海禁之下，这种贸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为，“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资”(明代范表《湖寇议后》) 。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对日贸易。明朝立国后，倭寇肆虐。此时的倭寇，主体还是日本人，除了以劫掠为目的之外，也有报复元朝东征日本的因素。倭寇骚扰的重点，主要是随同元朝征日的朝鲜，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东南沿海。此后，在审查胡惟庸谋反案的过程中，发生了宁波卫指挥林贤“通倭案”，林贤从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暗藏兵器，据说这都是受胡惟庸指使。案发后，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并由此导致明朝的全面“禁海”。之前，朱元璋还是保留了元朝的对外贸易，而日本因为与元朝结仇，从不来朝，朱元璋就派人前往宣谕，要求日本打击倭寇，同意他们前来朝贡。日本当时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统治者被朱元璋册封为“日本国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他的形象，曾不断出现在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出兵征服了南朝，随后统一了日本。足利义满于1401年，派使节前往明朝,明使随即到日本进行册封。此时，明朝发生“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举兵反叛，并夺取政权，改元永乐，这就是明成祖。朱棣随后再度派遣使节东渡日本，册封了“日本国王源道义”（足利义满），并赐上刻“日本王之印”的龟形金印，自此，足利义满在呈递给中国的表文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明朝与藩属国的关系，主要通过朝贡维持。礼部给前来朝贡的藩属国使团发放“勘合”凭证，持有勘合者，才能前来贸易，史称“勘合贸易”。日本到中国的“勘合贸易”船队，最早在建文三年(1401)就开始了，但自朱棣册封日本国王后，日本正式纳入明朝的朝贡体系。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朝贡船队，就能获利20万贯左右。来自勘合贸易的收入，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日本臼井信义《足利义满》）。日本朝贡船的船头往往树立一面高达一丈的大旗，上书“日本国进贡船”，日本朝野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面旗出现在地平线上，那几乎意味着财神爷的到来。令日本人遗憾的是，朱棣规定了日本10年一贡、每次百人、2艘船。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日本人就想方设法缩短朝贡时间、增加货物数量，明朝官员也都放行。有一年的朝贡船达到了10艘，总人数则是1200人，货物严重超过限额。日本的勘合贸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朝贡使团到达后，可以上岸交易，并等候进京许可。进京许可获批后，使团便携带国书、贡物及自己私下携带的货物，在中国官员护送下前往北京，统一入住会同馆。使团的首要任务就是递交国书、呈送贡物、领取赏赐，然后就可以将自己携带的出售，不过先必须由中国政府机关挑选收购，余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大明会典》说:“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俱主客司出给告示，欲馆门首张挂，禁戢收买史书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段匹，并一应违禁器物。各铺行人等将物入馆，两平交易。染作布绢等项，立限交还。如赊买及故意拖延，骗勒夷人久候不得起程，并私相交易者，问罪，仍于馆前枷号一个月。若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通行守边官员，不许将曾经违犯夷人起送赴京。”每当明朝的使节来访，足利义满都亲自到兵库港口迎接，并行跪拜大礼。陪同明使在京都常寂光寺游览时，他还身穿明朝服装。为了报效明朝，足利义满向明朝献上了一份大礼：20多名倭寇首领，这些倭寇都用“彼国（日本）之法”处决：放在大蒸笼（铜甑）里活活蒸死。足利义满死后，接班人、其子足利义持不满于朝贡的形式，认为“有辱”日本国体，于永乐六年（1411）停止朝贡。直到20年后（宣德八年，1432年），足利义持的儿子足利义教即位才恢复。而在这20年间，倭乱反弹，倭寇入侵多达17次，可见中日贸易的重要性。日本争贡两个日本朝贡团在宁波的血腥火拼，令明帝国取缔了日本的勘合贸易，为走私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到了1467年，统治日本的足利将军家，发生了内乱，史称“应仁之乱”，自此，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应仁之乱”中，大内氏迅速崛起，开始争夺原先由细川氏所控制的对华贸易，单独派出使团到中国朝贡，而争夺中国的“勘合”至为重要。大内氏从幕府派往中国的贡使手中，夺得了明朝正德皇帝（1505-1521在位）的“勘合符”，细川氏也不甘后人，从幕府手上拿到了之前弘治皇帝(1488-1505在位)颁发的“勘合符”。显然，细川氏手持的“勘合符”已经过期失效。 图11更大的流血冲突，便在嘉靖二年（1523）爆发。这一年，日本的两派都派出了使团向明朝进贡。大内氏派出的使节，名叫宗设谦道。细川氏派出的使节，名叫鸾冈端佐，同时，还有位宁波人宋素卿（朱缟）作为副使。两支船队先后到达宁波，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内氏船队先到，而持过期“勘合符”的细川氏船队后到。不知何故，浙江市舶司并未及时查验先到的大内氏船队的“勘合符”，而是待细川氏船队到后一起查验。令人不解的是，后到的细川氏船队，反而被允许先入港查验，占了先机，这样，大内氏船队的有效“勘合符”反而无效。更令大内氏使节宗设谦道愤怒的是，在市舶司于“嘉宾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被安排在了宗设谦道的上手。双方在宴会上爆发激烈争吵，而明朝官员却袒护细川氏。宗设谦道的愤怒终于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家伙，当庭攻击细川氏使团。细川氏使节逃出了宴会，宗设谦道随即纵火，焚毁了嘉宾堂，然后赶回港口烧毁了细川的船队。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宁波，宗设谦道一路追杀到了绍兴，然后又杀回宁波，沿途追击的明军及无辜百姓不少被杀，明军多名将领也同时遇难，宗设等“大肆焚掠，所过地方，莫不骚动，藉使不蚤为之计，宁波几为所屠矣”（明代薛俊《日本国考略·朝贡篇》）。最后，宗设谦道在宁波夺船出海，还劫走了其所俘虏的明军指挥使袁琎。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锁拿了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内氏使团中，有一艘船被风吹到了朝鲜海岸，朝鲜将船上的数十人悉数缚送给明帝国。经过几方对质，才发现，祸源在于细川氏使团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贿赂，赖恩枉法，导致这场大风波。判决的结果是，宋素卿被判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