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5

儒释道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与民间通俗文化的对话。一般而言，大传统(精英文化）和小传统（通俗文化）之间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交 流，绝对的封闭和绝对的开放都是不可想象的。余英时曾说，相对于其他源远流长的 文化中国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似乎更为畅通，秦汉时代尤其如此”；只是“汉代以 后，中国大、小传统逐渐趋向分隔”。[134]唐宋以下，自然还有个别卓异之士，努力沟通 大小传统;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维护者的儒生，基本上是鄙视、排斥小传统的。晚淸 社会动荡纲纪废弛，草野间崛起大批仁人志士，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与斗争策略，大 小传统之间的交流较为畅通。尤其是晚淸志士游侠心态的形成，更是主要得益于民 间文化梢神的熏陶。对于古侠的起源，学术界至今仍众说纷纭顾颉刚关于战国时“古代文武兼 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的设想也受到诸多攻 击。但顾氏强调社会分工与文武分途发展的关系，描述秦汉间游侠的兴盛与衰落的 历史轨迹，大致是可信的。东汉以下史家不再为游侠列传，不只是统治者必欲诛之而 后快，士大夫也鄙视其以武犯禁或自掌杀生大权。即便历朝历代仍有不少轻生重义 锄强扶弱的侠士，不过气势与规模都绝难追踪秦汉。文人学士偶尔还会歌吟游侠，但 此时的“游侠”已不再只是“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而必 须“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借助于“仗剑行侠一驰骋边关一立功 受赏”这么一个三部曲，使得侠客少年时代的不法行为不但可以原谅，仿佛还是曰后 保家卫国的前奏，以便让这令人仰慕又令人害怕的逸出常轨的“流浪儿”重新回到文 明社会。[137]此等赴公义而不报私仇，晓勇善战而非狂荡不羁的游侠，已与英雄相差 无几，这也是越到后世游侠诗越与边塞诗混在一起的原因。现实中的游侠，因其‘‘不 轨于法”，“时扞当世之文罔”，必然处于社会底层；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其价值 观不可能被有希望出将人相的举子所认可。至于文人所追忆的游侠，实际上是一种 历史人物与文学想象的混合,并且经过当代主流思想的重新诠释。傅山、金圣叹和黄 宗羲同处社会急剧动荡的明清之际，自是较能领悟游侠的难能可贵，一称“每耽读刺 客、游侠传，便軎动顔色，略有生气矣”(傅山《霜红龛文集杂记三》一道“读《虬髯 客传》，不亦快哉”(金圣叹《〈西厢记〉批语》）；一赞“有僑者抱咫尺之义，其所行不得不 出游侠之途”(黄宗義《陆周明墓志铭》）。游侠之被追忆，仍局限于“怀古”，而且还要 被儒家思想所约束与规范。读书人并没希望为游侠全面平反，更不要说起而效之。晚淸可就不一样了，如果说康有为的“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出都 留别诸公》)还只是表示报国情怀与豪放之气，谭嗣同和柳亚子则干脆以侠自许，以侠 许人生随李广真奇数，死傍要离实壮游”(谭嗣同《丙申之春……》）;“已拼侠骨成孤19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注，贏得英名震万方”（柳亚子《吊鉴湖秋女士》）。晚清诗文中的“侠骨刚肠还自赏” (周实《书愤》），并非只是游戏文字，这代人颇多认同游侠的行为方式，有的甚至用鲜 血和生命重写失落千载的“游侠传”。晚淸志士游侠心态的形成，既源于政治策略,也基于文学想象。而这两者都与晚 淸思想文化界中大小传统的交流与沟通密切相关。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晚淸志士， 既然无力从上而下励精图治，只有借改良群治推动社会进步。力图唤起民众的启蒙 者，与作为“革命事业之中坚”的“下等社会”之间D3，并非只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 系，而是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对话”。精英文化在改造通俗文化的同时，也被通俗文化 所改造。小传统的升值及其向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使得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调整眼 光与趣味，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其价值观念。晚淸志士之部分恢复“文武兼设”、“带剑 行侠”的古老士风，主要得益于这一大小传统的对话。醉心革命的晚淸志士们立誓“勿言温和，唯言破坏”[139]，反观历史，必然认可历 朝历代揭竿而起的绿林豪杰。称陈涉为“中国革命家第一人”，洪秀全为“汉族好男 儿”，即便嗜杀成性的张献忠也是“莽英雄”，就因为他们都曾立志“推倒政府，普救国 民”。D]只有梁启趄大唱反调，对“今日国中迷信革命之志士”不问“革命之结果”，只 管运动会党输人军械以推翮政府这一“下等社会革命”方式甚不以为然。梁氏所期待 的“中等社会革命”没有出现，而革命党人所赖以举事的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 巾、闯、献之遗传性也[141]，这就是晚清志士所面临的困境。在改良与革命的论争中， 革命派以“敢死”的道德优势占了上风；可是梁启超的担优并非奄无道理。强调破坏 与反叛，选择暗杀手段，部分认同会党的生存方式，使得以知识者为主体的革命党人 逐渐向下层社会的政治意识和文化观念靠拢。这一倾向落实在思想文化界，就是力图以“侠”来打破懦释道三分天下的传统局 面。侠无书，没有独立的思想学说，与九流十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尽管游侠 “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的精神气概“亦有足多者”(《史记游侠列传》），令千古文人 感叹不已；但只有到了晚淸，读书人才会想起争论侠出于儒抑或出于墨。前此，“侠” 主要是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为下层社会所崇拜和效仿。侠的增值意味着懦的贬值。 “儒侠”并称，已是打破僑学的独尊地位；更何况还有像章、黄师徒那样将实现儒家仁 义理想的重任全部搁在侠士肩上。[142]而“墨侠”的提法，同样意味着儒家中心地位的 衰落，以及中国文化中大小传统的沟通。“游侠”作为一种文学想象,在晚清同样呈现大小传统对话的态势。晚淸志士喜 欢将国势衰弱归因于中国人主文而不尚武的习俗，进而追究“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 苦”的责任。[143]其实，六朝之游侠诗与唐代之边塞诗，何尝没有“祈战死”的慷慨悲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 197歌。只不过宋元以降，中国诗歌确实偏于柔美。不过，中国文学还有偏于阳刚的一 面，世人何以视而不见？从《水浒传》到《三侠五义》，明淸小说中只要貼近民间传统 的，多尚武粗豪之气(文人味浓的小说偶尔也会出现“侠客”，但多是假的，如《僑林外 史》第十二回中的张铁臂；即此一端，可见文人心态）。只因小说（尤其民间气息浓的 章回小说)未登大雅之堂，时人才会纷纷感慨中国文学缺乏尚武精神。晚淸志士为配合其改良群治的政治运动，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将前此贬为 “小道”的小说提高到“文学之最上乘”。从推崇诗文到注重小说，这一文学转向的核 心是意识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希望“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 之”。[U4]接受一种文学形式，同时意味着接受其蕴涵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梁启 超一开始摆出全面批判传统小说的架势，将《水浒传》、《红楼梦》作为诲盗诲淫的代 表[〗《];可曾几何时，梁氏等新小说的提倡者又大赞起《水浒》、《红楼》来。一方面是 受西方民主精神的启迪，大谈《水浒传》“纯是社会主义”[1]另一方面则是受粗豪尚 武的民间文化精神熏陶，欣赏《水浒传》之“鼓吹武德，提振侠风”，“遗武侠之模范，使 社会受其余賜”。[147]新小说家不但重评《水湃传》，而且续写《水浒》再造“梁山”(如西 泠冬青和陆士谔各著有《新水浒》）。至于结合《水浒传》传统与虚无党小说，大讲暗杀 复仇,联络会党发动起义者，如王妙如的《女狱花》、海天独啸子的《女蜗石》、怀仁的 《卢梭魂》、陈景韩的《刺客谈》等，更能“鼓吹武德，提振侠风”。流风所及，小说家即便 不以“尚武”为中心，也喜欢在小说中插入几段关于侠士或暗杀的描写，如曾朴的《孽 海花》、林纾的《剑腥录》、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旅生的《痴人说梦记》等。陈景韩更编 有专门“以侠客为主义”的《新新小说》杂志，每期刊登各种类型的“侠客谈”。一时间 主尚武谈侠客，成为小说创作中的热门。1907年，宋教仁前往东北，联络他称之为“二十世纪之梁山泊”的“满洲之马 贼”。[148]就在致信通好希望“共图大举”的那一天，他“至一中国书店，购得《大八义》 及《儿女英雄传》”。[149]宋氏日记中没说明购书目的，不过揣测当时心境，大概与联络 “马賊”一事不会毫无关系。此事颇有象征意味，晚淸志士要联络会党共同举事，必然 会认可这些表彰绿林豪杰江湖好汉的“诲盗”小说。而新小说家之投入“尚武”小说的 创作，也必然会努力改造清代侠义小说传统；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将侠客的立足点重 新从官府移回江湖——不再“为王前驱”，而是“替天行道”。这一价值观念的转换，对 此后武侠小说的繁荣至关重要。借助于大小传统的对话，原来流行于下层社会的侠义小说得到民主思想的洗礼， 而晚清志士则受其“提振侠风”的刺激，进一步强化其游侠心态。只是辛亥革命后，游 侠精神再度失落。当年“立身僑与侠，知己剑兼箫”(周实《无尽庵独坐》)的志士们，一198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旦坐起江山来，着眼点从破坏转为建设,依靠力量由会党转为士绅，暗杀行为受到一 致谴责(起码表面上如此），不轨于法的游侠只能再次遁人江湖。从孙中山就任总统 的第二天起，各省都督陆续发布取缔会党的布告，新的当权者照样不允许闾巷之 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汉书游侠传》）。新政府取缔会党作为一种政治策略 的功过得失不在此论,但没有绿林豪气，没有暗杀风潲，即便有个别推崇尚武精神的 特立独行之士，也无法真正“提振侠风”。三四十年代国难当头，不少文人学者又开始 谈兵论侠[15。，大概希望借此激励民气，可再也无力像晚淸志士那样坐而论剑起而 行侠。“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黄侃《效庾子山咏怀》）。晚清一代志士或许是大侠 永远隐入历史深处前的回光返照。现代人不只失落了借以行侠的宝剑，连游侠诗歌 也吟不成篇，唯一剩下的，是近乎“过屠门而大嚼”的武侠小说。晚淸志士推翻清廷的功绩不时被人提及，而我则更欣赏其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 游侠心态：包括担当精神、悲剧意识、激进情绪、反抗与破坏欲、临危一击根本解决问 题的思想方式，以及剑气豪气江湖气与流氓气等等。晚清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及晚 淸志士采取的特殊政治策略，使得这代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千古文人的侠客梦。 单凭这一点，也值得后人羡慕与怀念——尽管其思想方式与政治策略其实并不值得 效仿。(原栽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幸太炎、胡适为中心》，第七幸，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注释[1][23[27][353[47][48][49][64][128]蔡尚思等编《谭圃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 150 页、543 页、344 页、8 页、289 页、266 页、546 页、543 页。[3]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南社》第九集《文集》，1打4年。[4]《浙案征略》,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兆6年版，第374页、375页、381页、388 页、384页、388页。[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页、85页、92页；第二集，中华书 局1981年版，第158页、183页、1"页；第三集，中华书局1抑1年版,第1關页，第五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页。[6]孙中山：《〈孙逸仙〉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版,第92页。[7]龚鹏程：《大侠J(锦冠出版社1987年版）第妨页称“试比较秦汉、南北朝、麻廚以及明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 / 199淸、民初各个时期对侠的看法，就可知道，侠并不是个固定的类型或人物。”[8][73][137]参阅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K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2页、第26—28页、第〗6—26页。[9][46]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自序》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36 年版。[10]陶希圣：《辩士与游侠》,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98页。[11][15][103][118][122][127]《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h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 页、200 页、197 页、197 页、195 页、192 页。[12][57][61][62]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六册,第61页、2页、49页、60页。[13]章行严：《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一)第387页。[14]章、邹狱中联句《绝命辞》中不乏侠客意象击石何须博浪椎（邹），群儿甘自作湘累 (章）。要离祠墓今何在（章），愿借先生土一坯(邹）。”[16]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229页；《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龙门书店1965年版，第10页。[17]《咄！汉满两种族大争讼》，《江苏》第4期，1903年6月。[18]《狱中答〈新闻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K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4页。[19]张玉法：《淸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133页。[20]陈天华：《獅子吼》第七回，《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21][100][104]《绝命辞》,《陈天华集》第235页、235页、236页。[22]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第1页。[23]《原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24]梁启超：《〈淸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 第三册,第54页。[25]《谨告阅报诸公》，《杭州白话报》第1年33期，1902年6月。[26]《国魂篇》，《浙江潮》第1、3、7期，1M3年；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第5期，1903 年。[28][34]《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25页、26页。[29][43],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38页。[30]杨度：《〈中国之武士道〉叙》，《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六册。[31][45][51]蒋智由：《〈中国之武士道〉叙》,《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六册。[32][33][36]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第108—118页。[37]分别刊于《时务报》第39册，18訂年9月；《安徽俗话报》，第8—9期，lSCM年7_8月；《杭州白话报》第2年1 一3期，1卯2年6月；《第一晋话报》,第3期，1905年9月。20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38]壮游（金松岑）：《国民新灵魂》。[39]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40]《中国兵魂录》,刊《安徽俗话报》第17—18、20期，1904年12月、1905年6月。[41]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第131页。[42]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2页。[44]梁启超：《自由书中国魂安在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第38—39页，[50]《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第21页。[52][91][101]揆郑（汤增璧）：《崇侠篇》，《民报》，第23号，1908年8月。[53][54][55][58][60]《儒侠》三篇，分别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版，第12页、141页、11页、12页、440页。[56][59][63][89][96]运甓（黄侃）：《释侠》，《民报》，第18号，1907年12月。[65]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h杨笃生：《湖南之湖南人》等。[66]《熊烈士供词》,《辛亥革命》(三），第241页。[67]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01页。[68]章太炎：《革命之道德》，《聿太炎政论选集》，第311页。[69][72][76][99]《吴樾遗书》，“《民报》临时增刊”《天讨》,1907年4月。[70]不佞（黄侃）：《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民报》，第18号，1907 年12月。[71]《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陈天华集》,第228页。[74]参阅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吴樾《暗杀时代》、宋教仁《既设蓍部复置巡警道果何 为耶》等。[75]宫崎寅藏著、黄中黄译《孙逸仙》,《辛亥革命》(一），第104页。[77]《温生才击孚琦》,《辛亥革命》（四），第172页。[78][80]马叙伦：《二十世纪之新主义》,《政艺通报》，第14一16期，1903年。[79]马君武：《〈俄罗斯大风潮〉序言》,《俄罗斯大风湖》，广智书局1902年版。[81]自然生（张继）：《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Kt册,北京 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4页。[82]金一：《〈自由血〉绪言》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53页。[83]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称史坚如谋炸德寿是临时自行决定的；冯自由《革 命逸史》第五集，第16页則称孙中山派史坚如等赴广州，本就有“组织起事与暗杀机关” 二职。[84]参阅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12页。[85][105][111][114][120][123]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聿集》第334页、425页、342 页、335 页、378 页,423—424 页。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 / 201[86]《蔡元培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39页。[87]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第26—27页。[88][94][95]白话道人（林獬）：《论刺客的教育》，《中国白话报》，第17—18期，1904年 8月。[90][97]揆郑（汤增璧）：《刘道一》，《民报》，第25号，1910年1月。[92]寄生（汪东）：《刺客校军人论》，《民报》，第16号，1907年9月。[93]参阅《胡汉民自传》，见《革命文献》，第3辑，台湾1958年版。[98]《意大利暗杀历史之一》，《新世纪》,第23号，1907年11月。[102]伯蓥（汤增璧）：《革命之心理》，《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寄生（汪东）：《刺客校 军人论》，《民报》，第16期，1907年9月。[106][150]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7页、313—329页。[107]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23页。[108]《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抚俞廉三奏折》，《辛亥罕命》（一），第273页、 271 页。[109]费正淸主编：《剑桥中国晚淸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0页。[110]参见小说林本《孽海花》第4一5回、真善美本《孽海花》第29回。[112]秦力山：《革命箴言》，转引自王德昭：《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站7年版，第195 页。[11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42—43页。[115][121][149]《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页、356页。[116]《复孙中山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117]《去矣！与会党为伍》，《新世纪》,第42号，1908年4月。[119]南史氏（陈去病）：《徐锡麟传》,《民报》，第18号，1907年12月。[124]《去矣！与会党为伍》，《新世纪》，第42号；《告会党》，《俄事蓍闻》，1903年12月 20曰。[125]《中国兴亡梦》,《新新小说》，第2期，1904年10月。[126]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19页称我们查考了有淸以来各地主要会党的结会 情况，发现它们的基本宗旨，大多是为实行患难相助”;罗尔纲：《识语》和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二十世纪中 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45]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淸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146]蛮：《小说小话》,《小说林》,第1期，1907年2月。[147]《小说丛话》中定一语，《新小说》,第15号，1905年4月。[148]劫（宋教仁）：《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1905年6月。[151]如顾颉刚、郭沫若、闻一多、雷海宗等都有专文论述。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桑兵戊戌时期，在维新派的倡导下，中国出现了几十个学会组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 影响。政变发生后，这些学会大都陷于停顿。[1]在淸廷厉行党禁的高压之下，除秘密 结社外，社团难以立足存身并展开活动。1901年，清政府复行新政，对维新事业的各 种禁令大都不宣而废。短短几年间，各地以新知识界进步人士为主体的社团纷纷建 立，对于后来的立宪和地方自治团体以及各种绅商组织的涌现具有推动示范作用。 不过，由于几个著名革命小团体的出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后来的立宪团体又声势 显赫，20世纪初叶，特别是1901年至1904年组建的各种会社组织不易受到应有的 重视。探讨这些社团承上启下的联系与影响，可以深入观测新知识阶层的地位动向 与功能作用，以及这一势力的出现所引起的士绅官民关系调适重构的社会变动。此 外，在陷人党争倾轧前，这些社团也更能体现近代中国知识人的性格风范，从而令后 人在更加超越的位置上透视他们的身份与使命。-类型分布与社会探源张玉法先生在《淸季的立宪团体》一书中，对淸末十年间的各种社团进行了统计 并列表说明，共辑得国内各地及海外各埠的社团668个，其中1900—1904年间成立 的仅37个(含日本、美国等地的华侨、留学生及流亡者的组织）。这与实际数宇相差 较大。据考，淸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M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 育会723个，而上一年仅为506个，发展很快，并且仍在加速。例如江苏1909年有教 育会55个，3年后增加到115个，翻了一番。[3]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 分会276处。[4]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 000有余,大大超过张玉法先生的统计数。1906年淸廷宣布仿行宪政，使前此巳相继取得合法地位的各种社团得到根本大 法的书面保障，这无疑刺激了以绅商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活动的兴盛，上述商会、教育 会、农会等大都组建于此后。但是，戊戌维新派的宣传与组织活动，以及此后开明士204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绅的民间结党自救倾向，也是推动新式社团大量涌现的重要动因。变法失败后，外有 保皇会对华侨的动员组织，内有正气会、中国议会对士绅的吸引聚合，戊戌学会的精 神命脉得以维系。清廷恢复新政后，士绅的结社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类型也由单一 的政治组织发展为多样化的功能团体。据《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瞀闻》、《中外 日报》、《大公报》、《瞀钟日报》、《申报》、《岭东日报》、《汇报》，以及《东方杂志》、《新世 界学报》、《大陆报》、《选报》等几十种报刊杂志的报导，1901—1904年间，江苏（含江 宁）、浙江、广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山东、直隶、河南、奉天、四川、云南、广 西等省和上海，先后建立各种新式社团271个（不含分会）。由于上述各报大都创办 于上海，内地省份的信息不畅，因而这一统计远非完整，但大体可以反映当时国内各 地新式社团蓬勃兴起的景象,并为具体分析提供必要的论据。从不同视角观测，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社团组织的基本情况。首先是社团的区 域分布，详如下表：省江浙上福广江湖湖安直四东河山责广云山份苏江海建东西北南徽隶川省南东州西南西数 百775142201810988865443111即使考虑到统计缺漏等因素，这一分布也与当时各地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趋新 势力的活跃程度相吻合。江浙一带，不仅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与外部联系紧密，而且 戊戌以来各省不少开明趋新人士汇聚往来于上海，一直试图以各种形式建立和保持 组织联系。从强学会、正气会、中国议会，到后来的中国教育会、国民总会、对俄同志 会、争存会，宗旨方针因时而异，人员组成却有一脉相承的继替关系，一些骨干成员往 往在前后相继的几个团体中扮演主要角色。如叶瀚先后任正气会干事长、中国议会 书记、中国教育会温和派领袖。这些团体虽然多数集中在省会和其他大中城市，但在一些发达地区，也开始向府 州县镇等基层社会延伸扩展。如早期民办教育会系统，不仅在上海、杭州、苏州、南 昌、福州、成都、济南、广州、保定等城市设立总会,在各府州县也设立了不少分会。湖 北不缠足会成立后，很快发展出分会20余所。有些基层地方还独立组建了社团，如 金华、绍兴、赖州、湖州、九江、常州等地的教育会，就是由当地人士发起，结合本籍旅 外人士组成,开始与省垣的教育会没有统属关系。在一些开明进步人士聚集的乡镇， 如江苏的同里、黎里、震泽、陈墓，浙江的埭溪，广东的西洋堡等地,均组建了若干不同 类型的社团。上列271个社团中，127个设于各大都市，州县以下62个，其余则设在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 / 205中小城市。其次，从功能上区分，其中教育会21个，不缠足会34个，演说会25个,体育会17 个，学生会26个，爱国团体17个,科学研究会18个，文学、戏曲、写真等艺术团体16 个，妇女团体16个，实业团体17个，卫生及风俗改良组织8个，师范研究会5个，宗 教性社会团体1个，其余为混合型，几乎涉及各个领域。各种新式社团组织的大量涌现，显示出中国正在经历社会关系重新分化组合的 大变动。这一过程包括两个相互作用的重要方面。其一，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分化，各 种社会群体的分界日益明显，小群体意识普遍增强。人们认识到不同群体有不同的 利益要求，因而觉得有必要以团体形式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共同的利益意思。在社会 公众生活中，不仅让其他群体更充分地了解和考虑本群体的态度要求，而且使本群体 在公众代表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杭州“各学堂学生以工商社会皆有会馆公所*以为集 合团体之地,惟士社会散漫无纪”[5]，因而创设全浙学生会馆。其二，由不同群体分 化出来的趋新分子希望按照新的组织形式相互联系聚合，以增强自身能量，提高社会 地位，扩大社会影响，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社团组织作为新的 社会联系纽带，逐渐取代已经部分断裂破碎的血缘、地缘等旧式纽带。与此相应，新式社团的产生，直接受两种社会趋势的推动，一是开明士绅与青年 学生的结合，二是都市与城镇趋新势力的凝聚。两种趋势往往交错互渗。近代中国新知识群的形成，最初明显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与此关系最密切的，一 是由士绅集团中分离出来从事文教新闻事业的开明人士，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包括国 人自办与教会学堂)及留学运动培养的青年学生。中国的士林历来有所谓异端，只是 在西学到来之前，他们的言行得不到印证与支撑，仅表现为个别现象，难以形成气候。 随着西学的传播，这些对既有制度深怀不满的离异者开始探求新的路径，富强的西方 成为他们学习仿效的楷模，以及印证自身行为合理合法化的依据，这一最抽象的共识 构成其群体意识的基核。戊戌之际，先进人士利用传统绅权在皇权与民权间的协调 制约关系，鼓动士绅起而要求变法。庚子以后，学生群体逐渐扩大，政治独立性曰益 增强，开明士绅与学生的结合，既扩大了前者与基层社会的联系，也增强了后者的趋 向性。由于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镇之间存在社会发展的梯次差距，在新学以及趋新 事业的发展方面，形成以上海为轴心，以各大都市为枢纽的辐射网。这种格局对于社 团组建具有明显的制约影响作用。新式社团的成员主要是开明士绅和青年学生，除各自单独组成的团体，如学生 会、教育会外，多数社团由双方联合共建。开明士绅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是精神领 袖和财政支柱；而青年学生则是行动队。20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开明士绅与学生的结合，呈现三种形式。一是学生已形成主体意识，甚至独立开 展了社会活动，建立了自己的社团，然后与开明进步人士对等结合。拒俄运动中，福 州东文学堂学生“得海外社会来涵，愤激时事，相与设演说、体育等会，复集内地同志 数十人”[6]，联合社会进步人士的几个小团体，共同组成海滨公会。[7〕此后，福州学界 与各界开明人士的团体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多次联合集会， 建立协调机构，统一部署行动J8]上海中国教育会与南洋公学退学生的结合更为典 型，爱国学社社员大都加人了中国教育会。二是开明士绅以兴办教育来聚集和培养 青年学生，并在其社团内附设学生组织，形成领导从属关系。如吴江同里教育研究支 部附设青年会，专收10—16岁的学生，“以开发青年智识，养成独立之精神及发表其 爱国心为主教群讲学，其庶几廓清学究之余毒，以为二十世纪之新人物”，借以改 变乡村社会千百年来旧式教育下“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9]的恶性循环。三是学 生以个人名义加人进步人士组织的各种新式社团，这也是最为普遍的形式。沿海与内地、都市与乡镇间新知识群的结合，具有双向互动作用。中国城乡人口 流动性较大，士绅的相当部分来往于城乡社会，除出仕做官外，不少人兼营商业、办学 教书或是人幕为吏。他们既是城市的要角，又是乡间的名流。20世纪初，由于基层 社会开通之士较少，虽有除旧布新的愿望，而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与顽固势力抗衡对 垒，不得不求助于聚居大都市的本籍人士。而后者有志于输人文明进化风气，也主动 扶助家乡的革新事业。许多成立于上海及各省垣的团体，都有总部分会的计划，准备 向内地府县乃至乡镇大幅度扩展。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城乡趋新势力的结合，使分散 的社会力量逐渐凝聚为统一的整体。这一排列组合的变化，大大增强了趋新势力的 能量。绍兴教育会的筹建典型地反映了这样的结合。“初府中人士之有志者冀于府 中建设公众学堂，以不集众力不足以成事，乃于府中组织一会，筹办其事。今春之交， 议有端绪矣，然力之不厚,非所以终其事，且非所以振动全郡也。以沪上为人士荟萃 之区，乃公举何君豫材至沪议此事，由蔡君鹤廄邀集同人设会于徐园。”“乃众议速设 绍府教育会于沪上。”[1°]绍籍旅沪人士经元善、杜亚泉等50余人参与其事。蔡元培 在演说中表示吾辈责任，莫大于高绍兴人之人格而使无为世界上了无关系之人 “上海全国交通之毂辐也，内之可以输进文化，外之可以联络声气，非于此设一教育会 以媒介之尤不可。且上海者，欧化输人之第一步，无论士商□必多见闻，工比例，视内 地各省为开通者也。”[11]蒋维乔的经历则从个人角度反映了同一趋向。他在常州时，即联合同人，组织修 学社，又开办体育传习所、藏书阁，大开演说会。加人中国教育会后，到上海爱国学社 任教，并与严练如、谢仁冰等进人乐歌讲习会学习。暑假来临之际，“会中诸同志各抒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 / 207其意见，谋所以不负此暑假者，有欲归而兴学堂，有欲归而兴演说”。蒋与严、谢等商 议，回里开办音乐研究会、体育会、演说会。[12]在他们的带动下，其他放假归来的学生 志士也举办音乐会、体育会，高唱爱国歌曲，提倡尚武精神。[如先此，屠敬山等人曾在 常州举办过演说会，因善于演讲者少，未能打开局面。后经假期回乡诸志士的带领指 导，有了很大起色。“诸志士各赴学堂后，其居留里中办教育者仍于每星期开会演说， 照常体操。”[14]一些地方社团的组建，就是因为外出就学求知者增多。如南翔镇“夙 称繁盛，比年学风大开，负笈四方者渐多”。据统计，“出外求学者不下三四十人，近乡 一带，罕有伦比”。[15]新人多了，便产生结社需求，“同志因组织一会，借以养成公德， 交换新知，爰名之曰南翔学会”[16]。在城乡趋新势力合流的推动下，不仅上海等大都市同时活跃着多种新式社团，一 些中小城镇也出现若干团体并存的景象。常熟到1903年先后设立过开智会、教育会 支部、明理会、体育会、通学会、师范讲习会，以及体操会、音乐会等。[17]松江有幼童 会、书报会各二处，体操会三处，还有化学研究会、音乐讲习会、师范讲习会等。[18]温 州瑞安有体育会六七处，另有学生会、演说会。[19]广东西洋堡则有教育会、学会、演说 会、阅报会、女学会。[2°]这样，以组织形式为沟通渠道和依托，地方上分散的进步开明 人士聚合起来，构成都市趋新势力延伸的支点，以及文明进化风气的收放枢纽，从而 使新兴势力的能动力不仅作用于都市和上层社会，更对广大基层社会发生持续冲击 和影响。由变化着的基层社会内部产生出自下而上的变革驱动，改变了革新事业自 上而下单向运行的被动局面。组织聚合所产生的能量扩增，对于那些趋新因素比较薄弱的社会群体效果更为 明显。当时中国女界尚处于蒙昧状态之中，都市中具有新思想的人也为数不多，通过 组织女学会，分布全城的女界新人得以聚集起来，开展活动，发表独立见解，引起社会 对于女权初兴的关注。1902年福州女学会成立，到会女士 10余人，听讲者60余 人。[21]上海女学会首批会员20人，“多兼通中西文字，博学有志，欲振兴女学，为中国 洗数千年女学暗黑之弊”。[22]两年后，张竹君在沪创设女子兴学保险会和卫生讲习 会，即有会员60人。[23]广州女学会成立时五羊士女起而附和者数十人”[24]，不少 男士也前来祝贺听讲。在基层社会，有时一地开明人士力量不足，除求助于都市同仁外，还与邻近地方 的同类社团进行联络，争取支持声援。同时，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下，会员定期开会，举 办各种活动，交换新知，相互硪砺，提高了思想与行动能力。在一些社团活动较发达 的地方,还出现了团体联合的趋势。如福州的开智会、益闻社、崇实会共组海滨公会， 江苏教育会无锡支部聚合了讲习会、调查会、学生会、自治会、文艺会、运动会等多个208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团体J25]二宗旨与活动20世纪初叶的新式社团虽然成员、功能各异，活动重心不一，但却有着共同的动 机意愿与总体目标，即以“开智”、“合群”[2为两大主义，显示出社会变动已将趋新势 力的利害一致性反映到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去并形成明确的宗旨。所谓开智，即传播 新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进化民德。1903年福州益闻社周年纪念庆典时，来宾的 赠联表达了这一愿望集全地球言论思想，益新学界智慧见闻。”“中外采见闻辍读宁 无经世志，宾朋罗杂沓纵谈同具感时心。”“开震旦普通风气,鼓文明进化潮流。” [27]其 中又各有侧重，有的主要以青少年学子为对象，积极培育新人;有的则“以灌输文明思 想，开通下等社会为目的”[28]，面向广大民众;有的更进而要求全面改造国民性，认为 中国“一则曰老成，再则曰持重，以酿成腐败之世界”，主张由朴实、劳动着手，养成尚 武锐进精神[29]，努力破除缠足、吸毒、赌博、风水迷信、纳妾及不良生活习惯等恶习 陋俗。为实现开智宗旨，新式社团广泛展开如下活动：1.兴学育才，发展新式教育。社团的组织者认为：“世界当二十世纪之初，由兵 战商战之时代,一变而为学战之时代。生于此时，立于此国，人于此社会，人人为造就 人才之人，即人人负造就人才之责。” [3 “彼学堂者,持教育之一部分而为全部发达之 中心点，然则进化之理不明，合群之础不立，国家之观念不起，权利之思想不达，其影 响至于民族萎缩，国势颓败，而教育实当其冲。”[31〕不仅专门的教育会大力推进学堂 教育，其他社团也往往以办学为要务。除发展国内新式学堂教育外，天津、上海、成 都、扬州等地还成立了负责推动留学运动的游学会，依靠民间力量沟通海内外联系， 为留学事业提供各种便利和帮助。2.创办报刊出版业,组建各种形式的阅书报机构，传播文明信息。不少具有一 定实力和规模的社团附设出版部,编发日报杂志，开办图书局印书社，编辑出版各种 西学新学著作。无力办报出书者则开设图书馆、阅书报社所，购置各种新书报，供人 借阅。据不完全统计，1904年以前，江苏、江西、广东、福建、四川、湖北、浙江、山东、 湖南、安徽、北京、河南、贵州等地建有阅览书报机构116处。[32]其中有的已颇具规 模，如浙江温州永邑书报公会，经过近两年的经营，“计新旧书籍二万余卷，寒士艰于 购书，逐日来阅者络绎不绝，风气开通，出洋留学日见其盛，该书会之功诚不鲜 也 ”。[33]3.集会演说。由于清末以近代标准测定的识字率很低，加上经济条件所限，书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 / 209报的直接影响面比较窄。为此，各团体都以演说作为重要补充手段，以“报章能激发 识字之人，演说则能激发不识字之人，所以同志拟推广演说”。[34]除专设演说会外，不 少团体还附设演说机构。形式上也呈多样化，有的固定场所时间，每次更换主题，或 事先排定主讲人，或临时聘请过境名士，或由会员轮流演说，来宾及听众亦可即席登 台，自由发挥。衡州江山宣讲会每月两期，“临会者颇不乏人”。[35]江西德育会“其演 说有七日演说(逢礼拜日演说）、义务演说(偶有心得事关国政民业风俗即约集同志一 为演说，抒其一片热心血，逞其一刻好兴会,无一定时日）、特别演说(或国家与地方有 大事关系极重者，临时开此会)之分别”。[36]有的则深人乡镇巡回演讲。浙江嵊县的 练习演说会，除间日聚会演说外，还拟“扩张各地之演说，以唤起国民思想，开通下流 社会”。[37]济南教育研究公所每月在本所演说一次，又计划“多设演说场，以便广开民 智”。[3有的更因时因地，随处开讲。衢州不缠足会会员余天民乘举行订婚仪式亲友 聚集之机，“极力演说不缠足之利”。[39]为了加强效果，组织者或事先散布传单，刊登 演说要旨，以便于理解；或延请声望较著的新学名士及归国留学生作特别演说，以吸 引听众。上海中国教育会会员不仅定期在张园举行演说会，而且经常应邀到各学堂 演讲。由于主讲人能够抓住时政热点，传达最新信息，而且声情并茂，引人人胜，因而 听众每每多达数百。4.开展体育和军事训练，强健体魄，洗刷文弱之风。中国重文轻武的风尚与近 代国际社会斗狠争雄的氛围不相协调。在军国民主义的鼓荡下，士群吹起尚武好勇 之风，教育宗旨相应提倡德智体并重。社团也注重体育，或附设体育部，或专立体育 会，进行体操和军事训练。1903年夏，休假回乡的武备陆师学生仅在温州瑞安城一 地就开办了六七处体育会，培训同乡青年。[4Q]5.借用戏剧、音乐、幻灯等形式传播近代意识，改良旧俗。上海、广州、绍兴等地 的戏曲改良会，上海、常熟等地的乐歌讲习会、音乐研究会，湖北、镇江等地的活动写 真社，都利用新形式或改造旧形式，向民众传播新气息，鼓动移风易俗。有人评价道： “种种科学发达之精神，尚武激昂之志气，将于唱歌一科中系之，唱歌诚吾国学业方针 之指引哉。”[41]以音乐辅助演说,对下层民众宣传时效果更佳且有下等社会及妇人 孺子亦携手而来，其视演说，则以为说书也，其视风琴，則犹说书者之弦索也,故虽盛 暑，皆眉开眼笑，闻声低徊勿去，盖声音之感人深矣”[42]。大大增强了启蒙宣传的 影响。6.开展调查，兴办实业。一些规模较大的团体下设调査、实业等部门，访査当地 物产经济和社会人文状况，兴利除弊，发展实业。不过，由于缺少资金和人才，多数团 体的实业计划只能限于出版业，很少举办工商业成功的例子。而且，一些组织虽然名21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义上将兴办实业作为长远目标，实际上只是为了开辟财源，解决经费困难，以支撑组 织的活动，并未真正致力于实业开发。这种情况也反映出这些新式社团的成员主要 是从事非实利性新事业，缺乏经营工商业的经验与意向。7.开办综合科学馆或专门研究会，以引进和发展近代科学。福建、广东、湖北、 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不仅出现综合普及型的科学研究会，还开办了地学、医学、农 学、蚕学、理化、算学、化学等专门学会，其中不少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研究机构的开先 河者，培养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新知识界社团的第二大宗旨是提倡合群。近代中国积弱于民心离散，民力不坚， 民权不振，欲救国难，必须从合群开始，这成为进步知识界的普遍共识。合群有不同 的类型和层次。一是利益群体自身的聚合，如学生、妇女、教员、报人等，共同的利害 关系使他们意识到彼此为同类群体中的一分子。上海女子兴学保险会认为女子之险 状，“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根源在于女子“不知学”、“不能群”，因 而“以提倡女学，激发患难相救之情，合力实行为宗旨”，“痛洗从前腐败涣散之 习”。决心“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44]任教于 湖南的外省籍教员组织旅湘俱乐部，“其宗旨专为联络情谊，交换智识”。[45]上海环球 中国学生会更“以联络环球各处学生声气为目的” J46]上海南市商学会的宗旨则为 “合商群，讲商学，抵制外力，挽回利权”。[47]会员在演说中批评商界中人面对洋商竞 争，“不晓得联合团体，共图抵制，只晓得各谋私利，因此行情不能划一，往往有互相倾 轧的毛病”[48]，呼吁改变内耗局面，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地缘纽带的转型，是又一类型与层次的合群表现。具体有两种形式：其一，客居 异乡的同籍人士彼此加强联系，形成群体，结为组织，如各地的同乡会，上海的福建学 生会，绍兴教育会等。有些非地缘性社团，由于受到同人的拥戴，也成为本籍人士聚 会的核心。如上海的国民丛书社，不仅被旅沪鄂人公认为联络中枢，而且成为他们与 原籍进步知识界及海外鄂人联系的中介。其二，本地进步人士互相结合，以合群谋求 地方自治。他们以“改良教育、发达人才为宗旨，提倡国民独立之精神，结集合群之诣 力，推演进化髙尚之思想”，“目的在文明普及，务使学界男女青年各具完全国民之资 格，将来地方自治、国民同盟起点于是，亦无不可”。[49]这两类社团往往互为声援。一 些旅外同乡社团，除加强维系当地同乡间的互助关系外，主要还是推动原籍的地方自 治，以组织形式对原籍社会发展的重大事务施加影响。1903年5月无锡在沪同人组 成新无锡会，就标明“以联络无锡人士，为新无锡之基础”。[5)，第7辑。[3 ]Bastid： Educational Reforme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p. 63.[4]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第253页。[5]《警钟日报》1904年6月12日。[6]《福州东文学堂学生退校及人校事件》,《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8日。[7]福州一学生：《福州学界之蠢》，《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4日。[8]《福建挽回路权要闻》,《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5日。[9 ]《吴江县同里镇教育研究支部附设之青年会叙》,《苏报》,1阳3年3月21曰。[10]杜士珍：《论沪上建设绍兴教育会事》,《新世界学报》,第11期，1叩3年2月27曰。[11]《蔡君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苏报》，1的3年3月I2日。[12]《论音乐之关系》，《女子世界》,第8期，1904年8月11日。[13]《警钟日报》，1905年1月16日。[14]《论常州武阳两县令之荒谬《苏报》,1的3年5月20日。[15]《南翔学生来函》，《警钟日报》，1如4年7月I4日。[16]《南翔学会章程》,《警钟日报》，1抑4年7月16日。[17]《常昭调查一斑》,《江苏》，第11、12期合刊，1904年5月15日。22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学界汇闻》,《警钟日报》，1904年8月14日。《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24、27日。《记女学会》,《女子世界》，第8期，1904年8月11日。《记女学会》,《中外日报》，1902年3月7日。《选报》,第20期，1902年6月26日。《记卫生讲习会》,《警钟日报》,1904年5月23日。《女学立会》,《汇报》,第416号。《江苏教育会无锡支部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8月6日。《镇江讲学社缘起》，《汇报》,第426号。《福州益闻社祝典》，《苏报》，1903年5月4日。《戏剧改良会开办简章》，《警钟日报》，1904年8月7日。金松岑：《同里教育支部体育会演说》,《苏报》，1903年3月17日。《扬州师范学会启》,《苏报》，1903年3月18日。《教育会支部研究会序》，《苏报》，1903年3月2日。此数字系笔者据当时数十种报刊的零星报道统计。本章其他统计数凡未注明出处者 同此。《温州之教育界》，《警钟日报》，1904年8月17日。《鹪居日记》，壬寅八月初九日。《详志江山演说会》,《东浙杂志》，第4期，甲辰十二月。《记德育会》《瞀钟日报》,1904年9月20日。《练习演说会之发达》，《警钟日报》，1904年11月9日。《教育研究所之月会》,《警钟日报》，1904年6月28日。《志士新婚之演说》，《蓍钟日报》,1904年12月21日。《记体育会》，《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14日。初我：《记常熟公立校发起音乐科事》，《女子世界》，第8期。《论音乐之关系》，《女子世界》，第8期。《女子兴学保险会聿程》，《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张竹君：《女子兴学保险会序》,《警钟日报》，1904年4月24日。《阻止俱乐部集会演说》,《警钟日报》，〗904年U月16日。《沪江烟景》，《汇报》，第8年第48号，1905年7月26日。《白话道人附记》，《中国白话报》，第9期，1904年4月16日。沪南商学会会员演述：《经商要言》，《中国白话报》，第9期。《教育会支部研究会序》，《苏报》，1903年5月20日。《童子世界》，第31号，1903年5月27日。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 / 221[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新无锡会之缘起》，《苏报》，1903年7月2日。《新无锡会章程》，《苏报》，1903年5月28日。《绍兴教育会》，《苏报》，1903年5月20日。《蔡君民友演说绍兴教育会之关系》，《苏报》，1903年3月12日。《天津青年会缘起》，《大公报》，1902年7月5日。《鹪居日记》，壬寅十二月除夕。《中国教育会章程》，《选报》，第21期，1902年7月5日。《游学会章程拟稿》，《苏报》，1903年3月19曰。《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1日。《文明介绍》，《中国白话报》，第8期，1904年3月31日。《中国通学会章程》，《政艺通报》，癸卯第13号，1903年8月7日。《孙君子殖来函》，《苏报》，1903年7月7日。《海上热力史》，《苏报》，1903年5月6日。《常熟敎学同盟会与开智会共和特别演说》，《苏报》，1903年6月8日。转引自张玉法：《淸季的立宪团体》，第149—150页。另外参见萧公权：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42. Edward J. M. R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p. 24。《孙君子殖来函》，《苏报》，1903年7月7日。沪南商学会会员演述：《经商要言》，《中国白话报》，第卩期^《两浙女学会简章》，《警钟日报》，1904年8月25日。《中国教育会章程》，《选报》,第21期，1902年7月5日。《常州开智会共和宪章》，《苏报》，1903年4月15日。《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改章程草稿》，《苏报》，1903年5月15曰。《两浙女学会简章》,《蒈钟日报》，1904年8月25日。《法律学会章程》，《湘学报》，第38册，1898年5月30日。《京师开西学会缘起》,《知新报》，第仏册，1898年3月3日。《衡州任学会章程》，《知新报》，第56册，1898年6月19日。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国闻报》，1898年5月7日。《记演说会》，《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27日。《详志江山演说会》,《东浙杂志》，第4期，甲辰十二月。另据1904年12月11日《蓍钟 日报》,报道，某某者为郭景翘。《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苏报》，1如3年4月I9曰。《镇江讲学社缘起》,《汇报》,第号。《海盐演说会撮影》,《浙江瀨》，第7期。222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82]《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苏报》，1903年4月19日。[83]《外海兴学》，《汇报》，第417号。[84]《陈墓墟演说会发达》,《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日。[85]《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苏报》，1903年4月19日。[86]《密拿新党连志》,《苏报》,1903年7月4日。[87]《纪常州演说会事》,《苏报》，1903年3月23日。[88]《苏报》，1903年5月20日。[89]《满人干涉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5日，[90]《纪常州演说会事》，《苏报》，1903年3月23日。[91]《论常州武阳两县令之荒谬》，《苏报;K1903年5月20日。[92]《满人干涉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5日。[93]《吴江演说会之阻力》，《苏报》，1903年4月19日。[94]《黄岩学界》，《苏报》，1903年6月17日。该报道据邱君日记写成。[95]《呜呼黄岩学界公敌之县令沈锜》，《苏报》，1903年6月22日。[96]《新场讲学会之历史》，《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25—29日。[97]《南汇县党狱始末记》,《江苏》,第5期，1903年8月23日。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张朋园一知识分子释义“知识分子”一词，中文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系intelligentsia的翻译，原指 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的一个原型阶级，因此又有译为“知识阶级”者。这个专指一 群特殊人物的名词，于I860年在俄文中首次出现，以后传播世界各地而被广泛使用。 它的含义是城市中的一个新层次，也可以说是城市精英分子(urban elite)。但是各种 译文多未尽符合原意，例如德文，学者、专家、知识分子诸词可以互换使用，英美则谓 劳心者（nomnanual workers)为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原有“士大夫”一词，意义与 “知识分子”相近，然译者弃而不用，可见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人显然有 不同之处。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层，其条件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以手艺或劳力 为职业。假定以二分法区别社会为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是促进现代化的 精英分子，他们将传统带到现代化。不过，在传统到现代化的进程的初期，商业阶层 尚未兴起，是其与西方社会现代化基础不同的现象。具体而言，知识分子是包括教 师、学者、士绅、中学以上学生、自由职业人士（如作家、艺术家、律师、新闻记者等）的 代名词。知识分子既与现代化有关，在此必须将现代化的定义略为说明。“现代化”是一 个抽象名词，具体的说法盖为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所谓发展和变迁，在 社会，是循着西方先进国家的轨迹，求得工业化（包括城市化），职业的衍分，个人社会 地位有上下左右移动的可能性（传统社会地位，个人属于某一阶层，几乎没有改变的 可能性），教育发达，人民普遍识字，知识水准提高；在政治上，由专制政体进而为代议 制度，经济从放任走向国民福祉。[1]归纳起来，现代化就是选择性的制度变革，在变 革中可能放弃了一部分传统，保留了一部分被认为是精粹的;保留多少，放弃多少，视224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社会的求变因素而定。知识分子既是现代化的精英分子，对于“精英"（elitism)—词亦当有所界说。一 位社会政治学家说：平等社会中并不强调上层与下层有地位上的悬殊，但是在精英 社会(elitist society)，其握有地位者便受到一般人的尊敬，无论是商业界、知识圈子、 政府机构中都是如此。上层与下层之别，是上层地位的受到尊敬，上层领导下层。当 然没有任何社会真正运用这种理论来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也未尝真正有这种社 会发生，但是任何社会都或多或少有类似实质的存在，所以用二分法来讨论社会结构 的学者，便有精英之士和老百姓的区别。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都是受尊敬的，所以通 常都把他们列人精英阶层。[2]知识分子是新观念的倡导者，因此他们在现代化迟缓的国家特别受到荨敬和重 视。讨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便必须讨论知识分子的观念。换而言之，知识分子与现 代化是相提并论的。此不仅在19世纪的俄国如此，东方和南美诸国亦复如此。发展 中的国家,其知识分子大同小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比较19世纪中俄的知 识分子，认为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个国家面对西方的社会，都有一个长久的传 统：在俄国，一方面是大量的农奴，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九；另一方面是专制政治，得贵 族的支持。在中国，虽无农奴，贵族比例亦少，但人口百分之八十为文盲，生活在农村 社会,情况几与农奴无异，而中国的政治也是专制的。[3]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知识 分子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不过俄国的知识分子来自教士和士绅阶级，农奴中绝难 产生知识分子。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来自士绅阶级，而士绅多以世代务 农自诩，事实上知识分子亦有起自田间者。科举制度废止（1905年）之后，新式教育 兴起，留学风气大开，知识分子的结构便改变了。二知识分子的结构本文以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为讨论范围，虽然仅仅是二十余年 的时间，却是中国变迁最大的时代；时代变迁很大，知识分子的变迁亦很大。戊戌变 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四件大事对中国 的影响极为深远，推动这四件大事的知识分子，思想和结构也是有区别的。戊戌变法（1896)是西洋思潮影响下的改革运动，推动此一运动的人物几为清一 色的士绅阶层。据估计，领导人物有传可考者48人，其中进士 28人，举人8人，贡生 3人，生员2人，无功名而有捐纳官位者4人。他们的西方知识得自一些翻译作品， 或因与西方人士接触，或游历西人的殖民地和通商口岸，得到一些一鳞半爪的印象。 可说所知有限，甚而一知半解。真正到过西方的（五人曾游欧美，一人游日本），又因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 225语言文字的隔阂，未必能有深人的观察。能提出变法观念的不过二三人，但并不在变 法运动的中心（如马建忠、严复）。或因本身已进人统治阶级，缺乏积极进取的观念， 虽有所知，亦保留而不敢流露。如黄遵宪，尝谓太平世在民主，但不敢明言。[4]戊戌变法之后，接着有立宪运动（1906—1911)。立宪派人的背景，以谘议局 (1909年成立）和资政院（1910年成立）的一千六百余名议员为例，出身亦大多来自士 绅阶级。百名议员中911名具有传统功名，其中进士占4.7%，举人19. 1%，贡生 43. 1%，生员24%。[5]留日或受过新式教育者约当20%。与立宪运动同时的革命党，亦多由知识分子组成。以同盟会为例，该会成立时 (1905)基本会员七十人，一年之后发展为六千余人,辛亥年已超过二万人。其中的领 导人物大多数为留日学生，具有传统功名者比例甚微。有传可考之革命党人328人， 其中有传统功名者，进士 2人，举人6人，贡生2人，生员33人。五四时期（1916—1921)的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前的知识分子有了实质上的不 同。传统的士绅已渐渐失势,代之而起的是新生的一代。由于留学日本和欧美人数 的激增，发生巨大影响力量的是这一批留学生从上面所举的四个例子，显然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结构各有背景上的不同，这种 差异与中国的教育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戊戌时期的知识分子由士绅阶级组成，盖为 传统科举制度使然。科举制度废止之后，士绅阶级不再有继起者。但是直至最后一 代的士绅凋残老死，这一阶级依然有他们的影响力量。士绅在立宪运动中的举足轻 重，便是非常明显的。乃至于同盟会和五四时期的人物,仍不乏有传统功名者具有相 当的影响力。但是，立宪派人与戊戌变法领袖们的背景显然已有所不同。立宪派人虽然百分 之九十为士绅阶级，其中百分之二十巳接受了新式教育，若干人且兼具传统功名和新 式教育的背景。此一改变，显示新式教育在中国已有相当成效。清朝于1907年设立 学部,命令全国各省普设新式学堂。1909年各式学堂略为五千七百所，其中千所有 中学以上程度，学生一百六十余万人，中学以上者十九万余人。[8]由此可知与传统迥异的知识分子已渐次兴起。立宪派中有百余人为留日归国的 学生，同盟会中几全部由留日学生所领导，此与中国的留学政策大有关系。由于曰本 明治维新的刺激,满淸末年朝野皆以为日本足为效法，官方派遣学生留日，民间私费 留学，亦二时蔚为风气，尤其日本战胜俄国之后，留日风气更盛。据估计，1904年去 日本者一千三百余人，1905年二千四百余人，1卯6年八千余人，总数巳超过一万五 千人。[9]留学的风气继续发展，留日以外尚有去欧美者。中国派遣学生留美始于1872226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年，当年清政府派遣幼童三十名赴美求学，是为留学的先驱。惜因淸廷政策改变，留 美学生无显著增加。直至1915年，留美人数不过二千六百余人。留学欧洲的风气到 民国成立之后方始大盛，而大多前往法国。1912年至1913年间约为四百余人，1919 年又四百余人，1920年一千二百余人，合计约三千人。[w〕虽然留学欧美的人数还不 如留日者多，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结构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几乎是留美、留法、留日学生 分享其领导权。综观自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背景，显然渐次在推移变迁：最 早是传统的士绅，接着是士绅搀和留日学生，最后加入了留美留法的学生，士绅退到 不重要的地位。三知识分子观念的推移知识分子背景的变化所透露出来的意义是观念的蜕变。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 国遭受列强的侵略，面临着空前的巨变时期。传统士绅为了维护固有的文化，师夷制 夷，模仿西方的技术，戊戌变法之前有所谓自强运动，这显示统治阶层的观念已有所 改变。但是自强运动发自于上，与一般知识分子的关系甚少。戊戌变法才是知识分 子所领导而掀起的运动。自强运动固然开了技术革新的先河，但欲救中国的危亡，非 从制度上着手不可。因此，知识分子吸取西方政治家的一些说法，想改变全盘旧有的 制度。但是康有为领导下的变法维新,既要变军事，又要改政制，再要讲外交，更要求 内治。在康氏的变法计划中，军事、政治、财政、社会……无所不包，且急于短期内实 行,终于一事无成。政变之后，维新成了泡影。康氏求变操之过急，是维新失败的原 因之一。最大的失败，是观念不淸，其求变计划芜杂而无选择，在传统积重难返的情 况下，难逃失败的运数。立宪派人得戊戌失败的教训，认识了康有为芜杂观念的缺点，要得改革有成，必 须从根本上着手。他们认为国会制度是为根本。在梁启超领导下的立宪派人，三度 发动请愿（1909—1910),敦促淸廷立即召开国会。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这一次是相 当有声色的。所谓代议制度，必须要人民有行使权利的知识。以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民为文 盲，空谈国会是不切实际的。立宪派人有见于此，认为欲达成代议制度，必须以教育 人民为根本，所以他们倡言新民，敦促开明专制，严复译赫胥黎、穆勒，著《原强》、《辟 韩》;梁启超介绍人权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等，著《新民说》，都是以民权及开 明专制为着眼点。严、梁对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影响，人民权利观念的唤醒，无有出其 右者。他们都是立宪派的重要领袖。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 227另一批知识分子，由于受到屡败于列强和变法遭受扼阻的刺激，认为所以对外屈 辱，对内不顾国计民生，完全都是由于统治王朝的不德与无能;非推翻传统，建立民主 政治，不足以言改革。正好面对一个衰微的异族统治者，原型的民族主义顺势而人。 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组成了革命党。革命思潮，蓬勃而不可阻 挡。加上立宪运动的难期成效，立宪派与革命党合流，遂掀起了辛亥的大革命。[ii]辛亥革命之后，固然实现了民族主义，但与革命党人所希望的民主、立宪派人所 要求的代议制度，仍然有非常大的距离，所以有人说辛亥革命名为革命，实际上只是 改朝换代(dynasty circle)而已。[切这种说法固然难为我们所接受，而社会传统的依 然如故，鲜有现代化的实质，却为事实。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再有进一步的考虑。五四 运动所以由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变为巨大的政治思潮，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局 限性而来。五四运动是知识、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 义、无政府主义等在此一运动中表现无余。知识分子攻击传统伦理、风俗习惯，乃至 于传统的历史观、宗教观，无不在检讨之列。知识分子的两大要求，一是真正实现民 主，走向现代化的政治制度;一是发展科学，求知求真。两者的最终目的，是使得国家 独立和强盛，这是自强运动以来不变的目标》[13]中国之走向另一次大革命在所不免。检讨戊戌变法以来的种种运动，其目标虽然不变，但是知识分子的观念却是不断 地在变。他们寻找国家独立强盛的方针，有见于统治阶层模仿西方技术的不成，进而 推动制度的变革，最后发展为全面理想的检讨。很显然，知识分子的观念在一步步地 推移,这种推移显示知识分子在进步中。到了五四时期，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有一点值得注意，从戊戌到“五四”，这二十余年间，知识分子正好分成了两代。 前代受传统的影响深而不能遽然摆脱；后代受了西方式的教育，已不再为传统所范 围。俄国革命之前也有父子两代，父代提出了观念，子代要求实行。中国则不然，两 代之间都在追求观念，都在身体力行。究竟中国应该选择哪一条路？民主与科学两 大目标似已大致决定,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众说纷纭，分歧分裂，知识分子本身亦 不能统一。四知识分子的年龄及地域分布知识分子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年龄，是他们的青年时代(奶岁之前），无论中西，似 乎很少例外。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只有42岁，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和梁启超分别为46 岁和40岁，这正是一个领导者的成熟的年龄。但是那些赴汤蹈火的志士们则在20 岁至30岁之间。谭嗣同死时只有32岁，这是一个传统的殉道者。革命党早先杀身228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成仁的陆皓东、史坚如、陈天华、林觉民、徐锡麟、秋瑾、邹容、吴樾等人只不过24、25 岁。温和的立宪派人，平均年龄是40岁。“五四”的领导人物，除了蔡元培41岁较长 之外，陈独秀只有38岁，胡适26岁，钱玄同30岁，刘半农28岁，傅斯年、罗家伦等才 21,22 岁。从年龄上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激进或稳健。他们愈是年轻，愈是有冒险犯难的 精神。相反，年岁愈是增加，愈是趋于稳健，甚而退回保守。严复和梁启超在年轻的 时候思想激进，反传统反专制，梁启超且曾一度要求革命。但是当他们过了 45岁，都 不约而同地趋向保守。黄遵宪在35岁的时候，以民主为大同的理想；45岁以后，要 求渐进，提倡“君民共主”。陈独秀年轻的时候，由民主而共产，思想极端激进，但到了 晚年，又以为民主是理想的制度。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趋势而已，并非没有例外。知识分子的地域分布，对中国现代化的横面发展，有相当关系。士绅知识分子受 科举制度学额的影响，地域分布已有不平衡的现象。科举学额的分配，因各省“文风 高下、钱粮丁口之多寡以为差”[14]。中国文风较盛的省份在江南及中原各省，完纳钱 粮较多而人口稠密的地区亦在江南和中原一带，因此，科举出身的士绅亦以这些省份 为多。科举制度虽于1905年被废止了，直至辛亥，士绅出身的知识分子，其比例仍受 科举余绪的影响，情况并无太大的改变。新式教育兴起之后，知识分子出自得风气之 先的省份比例甚髙。富庶的省份，教育发展较快，知识分子亦多。最巧的是沿海各 省同时是得风气之先和富庶的地区。据一位学者的统计，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学生，大 多出自江苏、浙江、广东诸省。留美学生以广东籍者最多，从1909年至1945年间，广 东留美学生占全数24%—51%。江苏次之，占13% — 28%。浙江第三，占6% — 12%。如以江浙合计，所占比例为19%—40%。广东与江浙比较，前者比例较大，但 广东籍学生,其中有若干为在美华侨的子弟，并非国内出生，实际上应以江浙为首位。 江浙向称首善之区，既得风气之先,一般人民又较为富有，支持子弟出国攻读是比较 普遍的现象。[15]赴欧洲攻读的学生，在德国者仍以江苏、浙江居首位，广东、福建次之[16],学生的 家庭背景与留美者大同小异。留法学生的情况与留美留德者则大不相同，四川、湖 南、广东、江西各省所占比例甚高[17]，他们大多得勤工俭学组织的帮助，不能以财富 关系来解释。留日情况，其顺序为广东、江苏、浙江、辽宁、四川、福建、湖南、湖北。[18]除了财富 关系，还有地理上便于接近的因素，所以辽宁的比例提高了。留学生归国之后，按理应该回到他们的家乡服务，但实际上并不如此。留学生回 国，不入政界则从事教育，两者的机会都以大城市为方便。留学生入教育界的比例最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 229大，而学校更是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两地，知识分子大部分分布在这两 大城市。[19]据统计，1922年全国有大专学校132所，河北一省占48所，其中40所在 北京；江苏省92所，13所在上海。1932年全国大专学校108所，河北有35所，17所 在北京r江苏有34所，25所在上海。1947年大专学校207所，河北有25所，13所在 北京；江苏有57所，34所在上海。[2Q]知识分子既集中在大城市，乡村无形中便被遗弃了。农村与城市脱节，势属必 然。民国年间沿海城市及通商口岸有长足的进步，而闭塞的农村依然过着旧日的传 统生活，鲜有改变。五知识分子的进取态度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社会所采取的态度，不外抗议（protest)、疏离（alienation)和 退隐(withdrawal)三种。当他们不满于现实时，则抗议要求改革;抗议不遂，则产生 疏离，进而自树旗帜，从事理想的政治社会运动。如果抗议与疏离运动均不获实现， 往往顿萌退隐之念，不再过问世事。抗议和疏离是积极的，退隐则是消极的。中国知 识分子的性格是属于积极进取的，这可从历史上找到许多例证。从子产不毁乡校一 事（前542年），已可看出知识分子早已有了抗议的传统。汉代王咸领导太学生抗议 非刑言官，郭泰批评时政，宋太学生陈东请诛不法官吏，都是知识分子抗议态度的表 示。中国的御史制度，提倡敢言直谏，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到了近代中国，因 为列强的侵略，时政的败坏，知识分子提出抗议者更多。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郑 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所领导的公车上书，是戊戌时期的典型例子。到了立宪运 动时期，立宪派人三次请愿，要求召开国会，是典型的现代性抗议。五四时期，学生要 求拒签巴黎和约，又是一次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抗议是一种建设性的求变方式，往往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自动改革。西洋各国的 代议制度，大多是在抗议的迫促下实现的。但是抗议究竟属于温和的求变。由于其 1$质温和，往往不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抗议失望之后，知识分子顿萌疏离之念，转 而从事激烈的运动。章炳麟原属戊戌抗议的一型，但是清廷使他失望疏离，转而从事 革命。孙中山何尝不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达到改革的目的，他上李鸿章书原属抗议表 示，其改而领导革命，是疏离之后的一定发展。再以立宪派为例，他们先以和平的请 愿，要求早日实现代议制度，清廷的拖延敷衍使他们失望，终而转向同情革命。五四 时期知识分子离心力更大，从他们反对北京政府、反对军阀、提倡种种极端的主义便 可以看出来。疏离运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若失败，知识分子往往走上消极的 道路。历代知识分子退隐的例子很多，如老庄，如“竹林七贤”，皆属典型人物。近代230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由失望而退隐的知识分子亦历历可数。黄遵宪、梁启超在晚年时都退而不问世事。 立宪派领导四川争路的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其领导权被军人推倒之后，顿萌退志，那 时他不过36岁。“五四”时的钱玄同，从青年运动领导的地位退回古书堆中，也是很 好的例子。综观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有传统的进取精神，近代的知识分子更是积极地抗议， 由抗议而琉离，由疏离而从事破坏运动，高唱先破坏后建设，志趣在救国救民，舍我其 谁。知识分子虽然也有走上消极道路的，但究属少数。他们不像印度的知识分子，由 于失望于独立后的政府，大多退而不问国家社会的兴废。[21]孟子曾说：君子进则兼 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中国知识分子与印度知识分子 的不同，盖为儒家与佛家精神的不同。儒家是人世的，佛家是出世的。儒家有积极的 进取精神，佛家则不如。[22]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无情地攻击儒家思想，但他们并 不忽视儒家思想进取的一面。现代化的进展是有选择的。传统与现代化相遇之后， 适于保留的继续存在，儒家的进取与现代化的精神并行不悖，所以继续发挥，成为中 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力量。罗素曾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且以羡慕的口吻说：中国的 知识分子是改革家，是革命家，他们不是犬儒主义者，他们的愉快寄托在大众的幸福， 他们觉得杀身成仁或舍身取义所得的愉快，与一个犬儒主义者苟且偷生下的愉快有 天壤之别。[23](原栽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