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贸易自唐代至于明清，早已有相当大的技术实力，但始终未发展成强大的产业。其原因是贸易不能像农业、手工业那样在集中控制下仍可以有限度地增长，贸易是与“自由”联在一起的。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已经开始官营渔盐，西汉时盐铁及其他最有利可图的工商业都被操控在统治者手中。唐朝创立市舶贸易制度，把新兴的海外贸易也控制起来。宋朝则大大强化了这种贸易的中央集权。明朝中叶以后，西欧国家大力支持本国的商人进行海外贸易，他们的船队无拘无束地频频东来，而饱受政府限制的中国商人则无法与之竞争。我们虽然有郑和下西洋那么大的皇家船队，却基本放弃了远洋贸易。清朝的所谓外贸，基本没有中国人出去，只有外国人进来，而且变成广州一口通商，似乎完全回到了程师孟的设计或《元丰市舶条》上面。外贸的垄断，不仅造就了大量贪官污吏，也使整个经济脆弱不堪。当西方船队越来越多，朝廷剩下的最后办法是限制进口。西方人不好理解，他们的勃勃雄心无法施展，便请来了大炮。西方古代即小国林立，没有强大的皇权可控制其经济。商人通过赎买等手段逐步免除了封建义务，而取得独立发展商业经济的权利。商业经济在自治城市的保护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演变成自由贸易经济。而中国的国家是直接从部落政权转化而来的，财富是通过政治程序来集中的，国家就是放大的家庭，经济易陷入强权控制，成为皇家的贡品。不惟小农经济，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也是宗法专制制度的基础，依附于专制政权。这种商业经济没有效率。在一个国家“家园”内，它只会影响人们生活的贫富，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悖论。封建王朝总是通过经济上的中央集权来巩固政权，但他们的愿望与结果大多南辕北辙。宋代是一个十分讲经济的朝代，朝廷一直想发展经济、增强武备、收复边地，实行过一系列大的经济改革，但其核心意图仍是“集权”二字，结果最终“积贫积弱”，灭亡在游牧民族手中。官办“公司”宋代本来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财政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破了太祖“不加农田之赋”的老规矩，像神宗说的那样，古者十一而税，今则取财百端。兴利之臣不仅开卖官鬻爵、铸钱造币之财源，还于禁榷专卖上做尽了文章。按照皇家的理论，山海天地之藏，市场货物之聚，不应让商贾独擅其利，而应收归国有专卖，以助国家之经费。于是一大批官办“公司”开办了起来。举凡最有利可图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这些“公司”来专卖。这一卖可不得了。在经济学上，盐被视做完全无价格弹性的商品，即不管怎么贵人们都得买。所以历朝都实行专卖制以控制垄断。宋朝对盐的统一收购价为每斤5文、6文、7文不等，内含的雇工成本仅为1文，而售价却高达30文至60文，获利数倍至数十倍。在销售上则按人口分配，勒令消费，强制购买。不仅如此，官盐的流通还极其困难。淮南盐洁白纯净，质量很高，但从通州（今江苏南通）运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再从真州运到江、浙、荆、湖等地的途中，运吏船卒侵盗贩卖，再加入沙土以充数，对此朝廷即使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运输效率的低下，又致使产地盐积压数万石，任凭风吹雨淋。产盐户还得不到极少的贷款。消费者手中拿到的盐既质量差，还短斤缺两。所以尽管缉私严厉，私盐还是最终占据了大片市场。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盐榷无法维持而改为通商。才实行一年，所交税额比官营七年的总数还多出15万缗。盐之禁榷在实践上失败了。茶、酒也一样。官吏榷条，以强制手段压低收购价，茶户便将粗劣的茶用来抵塞派购任务，将优质茶私下售给商贩。官茶质次价昂，最终堆积如山化为尘土。《宋史》上曾记载沈立任两浙转运史时，其辖区内茶户违法的每年有上万户，而官府查禁得钱也仅4万缗。官办“公司”所酿的酒薄劣如水，酸涩难饮，卖不出去，所以便强令老百姓婚丧必用，按户的大小分配。但还是因为成本高、损耗大、产量低而难以为继。商业运输中运吏船卒以官船夹带私货、偷漏课税司空见惯，还大量盗窃以致凿沉舟船销赃灭迹。以粮食一项计，损失常十之三四。且官船仅载700石左右，私船要装到1600石。禁榷专卖机构有着庞大的系统，一处失利不易察觉，又有国库老本可供补贴，即使蚀本也不致马上倒闭。但府库所储终归有限，民脂民膏亦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北宋中叶开始，禁榷便开始松弛。欧阳修曾分析说，要最大限度地取得国家利益，就不能禁榷太专。必须与商贾共同经营，流通才不会阻滞，剥夺商贾利益之谋愈深，则国家利益损害愈大。想把十分之利皆归于公，就会亏得越多，十不得三。不如与商贾共图利，倒可以十得五。所以大国之善经营者，应“不惜其利而诱大商”。禁榷真是个怪圈。禁榷原本为控制商贾，补充国用，到头来却出现了离开商贾经营便束手无策的局面。商贾当然精明，乃至于狡诈，他们能用自己的经验智慧和经济实力操纵经济，或损公济私，或置官府于被动。政府可以用超经济的力量来左右经济或打击商贾，如崇宁年间（1102—1106年）蔡京推行循环法，使商贾数十万钞票一夕作废，那些豪商瞬息破产。但禁榷一严，商贾不能牟取厚利，便停止经营，榷场商品滞留产地，积压废弃，货币不来，使国库虚空。在官府和商贾的较量中，总是两败俱伤，最终把损失转嫁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叶適曾经说过，理财与聚敛形同而实异。聚敛只是补一时之缺，而把后的忧患遗忘了。国家的富裕不单纯在国库货币的多少，而在于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繁荣。钱币在市场上很多，货物却运不出去，只能使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所以我们在承认宋代经济实力之空前增长的同时，不能忽视聚敛的假象。宋代官府操纵的货币数额不小，但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很难考实。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根据宋画上描绘的宋人多着短袖衫，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宋代老百姓生活贫寒。现在用它来参照本文所写的问题，似可略备一说。宋代史籍上记载，蔡京“欲以夸富强而固恩宠”，便把四方之钱聚敛到京都。把钱移个位置，其实什么也没增加。无独有偶。宋朝表面上货币增加，可能拆东墙补西墙的也不在少数。还有，在统计上玩数字游戏的也大有人在。可老百姓或部分老百姓的生活可能与之反差甚大。我们大致勾画了宋代官办“公司”的面貌：低价占有原料和产品，近乎无偿地征调工匠、厢兵、农民、船工等劳动力，又不惜物力、人力的巨大浪费。销售靠强迫老百姓认购，粗劣不堪的商品得不到改进。即使经营亏损，也可用硬性提高价格的方式，将这些亏损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掩盖其经营失败的真相。超经济的掠夺，有时还能聚敛一些货币，造成“厚利”的假象。这种“厚利”越大，即意味着非法剥削越严重。不言而喻，它对社会经济所起的破坏作用亦愈加深重。专业户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自宋代开始就尖锐地暴露出来。宋代版图比汉唐小许多，而人口则突破1亿，比汉唐几乎多出1倍。当时的福建路和两浙路，平均户有田亩数分别为106亩和203亩。其次的成都府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分别为267亩、35亩及374亩。叶適《水心先生别集》等史籍多有“民多而地不足”、“土狭民稠”等记载。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当时也兴开垦荒山、围海围湖造田，新造了许多梯田、圩田、葑田等，特别是使包括土地、肥料、种子、水与工具等使用和管理在内的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方法最终定型，农民的平均生产力比汉唐提高两三倍。宋代的水稻品种有260多种。粮食亩产北宋为米三石，南宋达到六七石，并形成了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等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苏湖熟，天下足”之谚语是为所指。人多地少、生产力水平高，带来的后果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宋代的农民不再像汉唐那样在本业上有事可做。而精耕细作之粮食种植方法的成熟，便被他们扩展到经济类作物的生产上。这些产业所争得的土地产出率更高。粮食和经济类作物的增产，导致其消费方式必然转化为加工产品，这又推动了农村加工与养殖业的发展，并带动了商业与运输业等服务业的发展。据台湾学者研究，赵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时代，其后几个朝代均不及。北宋为201%，南宋为224%。（参见赵岗、陈钟毅：《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载《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1983年7月）《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每天有数千担鲜鱼输入。《梦粱录》记载南宋都城临安肉铺不计其数，鲞铺不下一二百家。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载：“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诗》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曾为唐代“贫眼所惊”的东西，不仅为宋代贫民所有，“十幅红绡为帐”还为之所讥。宋时“庶民之家必衣重锦、厚绫、罗縠之衣。名状百出，弗可胜穷”（《李觏集》卷一六《富国策第三》）。再如酒的消费，《宋史·食货志》记载，酿酒业的发展致使在京酒户每年用糯米30万石。周辉《清波杂志》卷七载：“四亩种秫，三分之一供酿材曲蘖，犹不充用。”花户们对新奇品种的培植新月异。在中国现存的花卉专著中，有关牡丹、芍药、菊花等的专著宋代最多。各种生产技术的改善，使宋代的臣民和皇帝并未被土地短缺所困。宋人陈旉《农书》上有过这样一个统计，一个10口之家的养蚕专业户，养10箱蚕便足以维持生计。有人根据韩鄂《四时纂要》中的蚕桑比算出养10箱蚕用3亩桑田便够。10口之家所需粮田则要近十倍或数十倍于此。宋代官私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茶园户”、“乡村酒户”、“花户”、“药户”、“漆户”、“糖霜户”、“水碨户”、“磨户”、“熔户”、“机户”、“绫户”、“香户”、“蟹户”等名称，它们在宋之前是不多见的。这说明农村专业户在两宋已成为一种经济力量。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一文指出，历来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大宗的农业税，在宋代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前不太重要的商税、专卖税、矿产税则逐渐升居主要地位。熙宁元丰以后，农业税仅占国家全部税收的30%，其余70%则属商税、专卖税等。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一文曾对熙宁十年（1077年）的商税作了统计分析，发现其中80%来自于县、镇以下的小市场。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根据商税估算出宋代每户年平均商品交换额是20贯。其中大量属于农村专业户的成果。这些专业户的社会分工相当细。“机户”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宋代，既指城市的纺织手工业户，也包括农村的纺织专业户。这种“机户”与前代纺织户有性质上的不同，它已从原料生产中分离出来，光纺织不养蚕栽桑。不惟如此，蚕丝原料的生产即栽桑与养蚕也彼此分离。再如养鱼业也有了畜苗与放养分在两地的社会分工，形成了鱼苗专产区。江西路的江州、湖口诸地就是著名的鱼苗生产专业化基地。据周密《癸辛杂识》别集《鱼苗》载，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于夏取之出售，以此为利。农村专业户的大量出现，使农业产业得以升级，虽然其与以一家一户为单元的传统农业生产一脉相承，是传统农业的自然展开或扩张，但也是科技生产率提高的直接结果。这种农村专业户由单纯农业型，扩大到农业加工型，最终又推进商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反过来后二者又刺激了前者的扩张。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生活消费品的益丰富，农村城市化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也就势所必然。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增加了对农村的各种需求。社会生产有了动力。近20年中国发生的事，与久远的宋代何其类似。我们叫“专业户”当然是今的名词，但是它的产生确在遥远的年代。中国历史好像凝固了数百年。过去未曾做过而必须做的事，总有一天要做的。今之世界当然与宋时大有不同，我们再做一遍宋人的事还是很不够的。如果我们做不好今该做之事，那么，数百年后还有可能再来做今之事。《耕织图》南宋临安府属县于潜县(今浙江临安)县令楼对当地的水稻耕作方法及蚕桑生产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总结，以连环画的形式绘制了《耕织图》，较完整地记录了当时的耕织生产，为学术界所重视，被视为农具图谱的源头、世界第一部农业科普画册。楼(1090—1162)，字寿玉、国器，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父荫初任职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幕，绍兴二年至四年（1132—1134年）任于潜县令。后迁邵州通判，广闽市舶使，湖北、湖南、淮漕转运使等职。《耕织图》分为耕图与织图两大部分，耕图21幅，织图24幅，共45幅。每幅配有五律诗1首。耕图自“浸种”至“入仓”，织图自“浴蚕”至“剪帛”，涉及各个生产环节。楼钥《耕织图后序》称其：“农桑之务，曲尽情状，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跋扬州伯父〈耕织图〉》)《耕织图》之所以能如此深入细致又兼有艺术性，有赖楼对农业生产的长期观察体验。他在任县令时，于潜一带的耕织技术已相当成熟，但各地也有一些差异，技术水平的发展也不完全平衡，“慨念农夫蚕妇之劳苦”，遂发提炼技术、推广技术的想法。这时朝廷也屡下“劝课农桑”的诏令，浙西提举颜师鲁“以奉行劝课农桑勤怠为赏罚”，所以也是应时势所需。楼绘成《耕织图》，“劝课农桑”有成绩，得到封赏，迁邵州通判。高宗还专门召见他，并将其《耕织图》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一时朝野传诵几遍。《耕织图》有两个版本，正本进献高宗，副本留于家中。后广泛流传于各地，元明清各代也广为描摹模仿。南宋时几乎各州、县府中均绘《耕织图》。元延祐五年（1318年），司农司苗好谦编写《栽桑图说》，将元初李声临摹的楼《耕织图》一同编为《农桑图说》，印发给百姓。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楼《耕织图》被引用编入《便民图纂》。清代又诏令推广普及楼《耕织图》。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令宫廷画师焦秉贞参照楼《耕织图》，以西画透视原理描摹绘成《御制耕织图》，并亲自为之作序。这个摹本耕图、织图各23幅，仍保留楼的配诗。后来雍正皇帝又命画师参照楼《耕织图》和《御制耕织图》绘制耕图、织图各23幅，并亲自各题五律诗1首。乾隆皇帝也命画师摹绘楼《耕织图》，亲自作序，并在保留楼原诗的同时，于每幅题七律及五律诗各1首。民间翻印的《耕织图》更多。另还有刻于瓷器、窗户或变为织造纹样等纹饰的不胜枚举。《幽风广义》、《蚕桑萃编》、《授时通考》等农书、历书也有翻刻。本、朝鲜等地有多种临摹本流行。据本东海大学文学部渡部武统计，他所研究过的《耕织图》版本即有56种之多。楼《耕织图》原本已逸，目前可见的较近的本子是《四库全书》之《授时通考》中所保留的乾隆本《御制耕织图》。但该本耕图、织图各23幅，数量与楼本有差异。其中耕图有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舂碓、籭、簸扬、砻、入仓、祭神，较楼本增初秧、祭神两幅。织图有浴蚕、二眠、三眠、大起、捉绩、分箔、采桑、上簇、炙箔、下簇、择茧、窖茧、练丝、蚕蛾、祀谢、纬、织、络丝、经、染色、攀花、剪帛、成衣，较楼本增染色、成衣两幅，而删下蚕、喂蚕、一眠三幅。另外，排序也有所不同，《御制耕织图》不及楼本符合生产实际。《御制耕织图》的五律配诗也有改动。楼《耕织图诗》原本现仅见于楼孙楼洪、楼深辑《于潜令楼公进耕织二图诗》。楼《耕织图》极大地普及了耕织生产技术，其中记载的许多耕织知识和生产工具，一直沿用至现在。而所绘提花机及其操作方法比《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早400多年。由楼《耕织图》可以看出，宋代的耕织生产水平已相当高。画金刺绣满罗衣杭州的丝绸生产历史悠久，宋代有了特别大的发展。北宋至道元年（995年），杭州即设“织务”，专门收购杭州及附近地区的丝绸产品。南渡后，开封的织造机构迁往杭州，在开封巧匠和杭州行家的共同推动下，杭州的丝绸业发展进入了新的境界。临安的丝绸业有官营和民营两类。官营的主要有少府监所设绫锦院、文思院、染院、文绣院、裁造院和内诸司中的织染所，规模均颇宏大。北宋时绫锦院有织机400余台、工匠1000多人，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新设的绫锦院则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而且造作事务烦冗。南宋时也仿北宋制于北桥东设文思院。文思院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工艺制造局，有大小作坊数十个之多，其中也生产丝绸产品。如官告度牒等用的绫即由文思院生产。淳熙十四年（1187年）曾织绫1800匹。每年立春前一，皇帝赐百官的罗、帛之类赏品，也出自文思院。内诸司包括内藏库、东西库、御服所、裹御所、丝帛所、腰带所、织染所等，其中大部分保管有丝绸成品或半成品，而织染所则直接生产丝织品，主要生产锦、绫、绢等，供官方使用。民间丝绸生产方式颇多，有较为简陋的家庭作坊，也有颇专业的“机坊”，并形成了行会。南宋时丝绸生产进一步与农业分离，行业内部的分工也更加精细化，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又由于许多能工巧匠涌进临安，北方或蜀中所生产的鹿胎、透背、缂丝、捻金锦等的传入，临安传统的绫、罗、纱等产品也得到翻新，逐渐形成几种名品。如杮蒂纹绫、狗蹄纹绫、官锦、纻丝（缎）、缂丝、用金罗、新翻粟地纱、鹿胎缬、唐绢、刺绣等。从姜夔《灯词》所描写的“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的情状中，可见临安丝绸的华贵。楼献《耕织图》于高宗后，深得高宗续配吴皇后的喜欢，她命画工临摹此图的蚕织部分，并依据自己的亲身经验让画工作了全面的修改，再加题注，改定为《蚕织图》。这件原藏故宫博物院的珍品于1984年在黑龙江省大庆市发现，成为研究南宋丝绸技术不可缺少的资料。《蚕织图》对蚕桑种植和丝织生产过程的描绘和说明比楼的《耕织图》更为详尽。从《蚕织图》来看，当时使用的是南缫车和生缫工艺，这种缫车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脚踏缫车。而所记录的高楼束综提花织机，则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织机实物图像。另还可见印架过糊工艺。南宋时丝绸的消费需求剧增，皇室尤成风俗。如宫中诞育仪规定，一人有娠七月，赐罗200匹、绢4674匹，另还有其他丝织品。民间无论嫁娶、育子、过节、演艺都要使用大量丝织品。另外，每年给金人的丝绸贡品数量也很大。由于需求量大，临安的丝绸贸易十分发达。《梦粱录》、《武林旧事》等文献所记载的临安直接经营丝绸或与丝绸有关的店铺数量极多，单御街附近的彩锦铺就有二三十家。据西湖老人所著的《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临安有各类行市28个，其中丝绵市、生帛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银珠彩色行6个与丝绸有关。临安的丝绸还大量销往外地乃至国外。张俊曾起用一名老卒广收绫锦之类，赴海外贸易。而外地的丝绸产品也涌入临安，如萧山的纱、诸暨的吴绢、婺州的罗、台州的樗蒲绫等。南宋官窑宋叶寘《坦斋笔衡》、顾文荐《负暄杂录》等文献记载，南宋建都临安后，按北宋开封旧制重建官窑，先在凤凰山麓万松岭附近修内司设“内窑”，后在乌龟山麓郊坛下“别立新窑”。学术界将前者称为修内司官窑，将后者称为郊坛下官窑，统称南宋官窑。郊坛下官窑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所发现，及至80年代才进行系统的科学发掘，遗址后建为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修内司官窑遗址在凤凰山麓万松岭一带遍寻不得，成为一大悬案。1996年9月，在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狭长溪沟的西端发现老虎洞窑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再次掀起对修内司官窑的热烈讨论。有专家认为，老虎洞窑址即文献所载南宋修内司官窑。该发现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98年10月至2001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老虎洞窑址开挖5米×5米探方86个，实际发掘面积2300余平方米，清理出龙窑窑炉3座、小型素烧窑炉4座、作坊1处、澄泥池4个、釉料缸2个、瓷片坑24个，发现南宋、元前期、元后期三个时期的遗存，出土一大批完整的和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这些遗物品种丰富、造型优美、制作精良，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文物，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工艺水平。老虎洞窑址南宋层分布于整个发掘区的北半部和西部。清理发掘的炉窑呈东西向，沿山势向上延伸，为长条斜坡式龙窑，长15米，最宽处21米，由火膛、窑室、出烟室三部分组成。火膛位于窑炉的东端，平面呈半圆形，窑室呈斜坡状。两座素烧炉窑形状基本相同，平面呈马蹄形。炉窑左右及后面发现大量素烧坯堆积，据此似可推断素烧炉窑用于低温烘烤坯件。出土瓷片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丰富，烧制质量好。3号灰坑即出土1万余件瓷器碎片，仅完整或可复原器物就有20余种器型、400多件。以厚胎薄釉、厚胎厚釉为主，薄胎厚釉较少见。胎的颜色有香灰色、深灰色、紫色、黑色等，釉色以粉青、米黄色为主流，另外还见翠绿、灰青和浅紫色等。大部分瓷片釉面有裂纹，部分瓷片釉面有冰裂纹，“紫口铁足”现象明显。器型有碗、盘、杯、罐、碟、壶、洗等常用品，仍多鼎式炉、奁式炉、鬲式炉、琮式瓶、葱管足炉、簋式炉、贯耳瓶、胆瓶、盘口长颈瓶、六棱瓶、八棱瓶、花口瓶、觚、器座、筷子架、花盆、灯盏等祭器和陈设品。许多器物的造型和制作工艺明显与北宋汝官窑有承继关系，表现特征无不与文献记载吻合。元前期、元后期的主要器物与南宋器物相似。1930年杭州市江干区闸口乌龟山西麓发现郊坛下官窑遗址，1985年进行第二次发掘。乌龟山是凤凰山南部向东南延伸的一座小山，面向钱塘江北岸的狭长平原，距钱塘江很近。窑场三面环山，东距皇城两公里，西面离郊坛很近，与文献上所说在“圆坛左右”相合。发现作坊遗址1处，内有工房遗迹3处。龙窑在乌龟山西坡上，长375米，宽134米～180米。窑头有半圆形火膛。出土3万余件（片）瓷器标本和大量素烧坯件、窑具。瓷器器型23种，有碗、盘、碟、杯、壶等饮食器皿和罐、钵、坛等盛储器，也有唾壶、熏炉、灯盏、盆、盒、水盂、笔洗之类用器具，还有少量仿青铜礼器和礼仪用玉造型的炉、瓶、壶、觚、盆等陈设艺术用瓷和祭祀用具。早期以一次施釉为主要特征。晚期则多多次施釉、素烧，釉层丰厚若堆脂，有良好的类玉效果。且胎壁减薄，最薄的在1毫米以下，并呈紫口铁足形态。据其“大宋国浙”窑具刻铭和残瓷“淳熙六年己亥”、“嘉熙三年”等纪年，可以大体推定其年代。南宋官窑为宋廷御窑，一般仅皇室自用或特赐予功臣，民间不流传。但其实它在后期对龙泉窑影响很大，其中有一类器物的釉质与哥窑十分相似。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定，其化学成分和显微结构与传世哥窑相同。而弟窑的造型和厚釉、垫饼垫烧等工艺似也承袭自官窑。有人认为修内司官窑只烧到绍兴八年（1138年），以后移到郊坛下。也有人认为修内司官窑是与金媾和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以后建的，郊坛下新窑始建于南宋中期以后。据《咸淳临安志》、《梦粱录》中的“青瓷窑”记载，下限应到南宋亡。南宋官窑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徽宗在开封建窑烧制的御用瓷器称为官窑。北宋官窑土质细腻，胎釉俱薄如纸。色有月白、粉白、粉青、大绿、油质等，当时视为上品的是月白色，粉青色次之。开片以冰裂纹为上品，梅花片次之，细碎纹最下。有釉斑的，以鳝血为上，黑纹次之。所制器物多鼎、炉、瓶、觚等仿青铜器器形，另有笔筒、水滴、印泥盒等文具，均属佳品。南宋官窑比北宋官窑更成熟、更精致。其前期受北宋官窑和汝官窑的影响较大。壁薄胎细，胎色有浅灰色、灰、深灰和紫色多种，外上一层粉青、青灰或米黄色薄釉，以粉色为主，色泽晶莹澄澈如玉。釉面普遍开裂，裂纹疏密不一，称“纹片”或“开片”。所用瓷土坯略带赤色，由于烧制时器口向上，烧至1200℃左右，釉质下流，上口釉质极薄，露胎处赤色隐隐透出，色泽如铁，时称“紫口铁足”。后期的胎式釉色与前期基本相同，但胎壁进一步减薄，且品种增加颇多，器形也有所改良。尤其是碗、杯、盘、洗、鸟食罐等的器形增加较多，如杯有莲花杯、八角杯、把杯，鸟食罐有六角、八角、扁圆、橄榄等形状。杯常是直口弧腹、圈足矮直，旁安如意形把手，优雅大方。有的经三四次素烧和上釉，工艺复杂。据专家研究，其大致程序为：600℃左右低温素烧→一次上釉→二次素烧→二次上釉→三次素烧→三次上釉→四次素烧→四次上釉，最后于龙窑中正式烧成。龙井问茶(1)西湖出产茶叶的历史悠久，唐代陆羽的《茶经》即有“钱塘生天竺、灵隐二寺”的记载。天竺、灵隐两寺建于晋、隋年间。西湖出产的茶叶之所以会以“龙井”命名，主要是因为在北宋之际，老龙井和龙井寺一带的品茶活动相当频繁，而且还有辩才、苏轼等人的参与。“龙井茶”之名约始创于辩才退居龙井山之后，龙井茶也约在此时逐渐发展成型。明冯梦祯《龙井寺复先朝赐田记》称：“武林之龙井有二。旧龙井在风篁岭之西，泉石幽奇，迥绝人境，盖辩才老人退院所辟。山顶产茶特佳，相传盛时曾居千众。东坡、少游先后访辩才于此，而坡公踪迹尤数。”（汪孟：《龙井见闻录》）在宋代发展的基础上，到明代中叶以后，龙井茶的出产在老龙井和龙井寺所在的风篁岭一带成名，并逐渐向周边的山岭谷地扩展，被列入名茶行列。明代黄一正《事物绀珠》所列古今名茶89种、徐渭《徐文长先生秘集》所列全国名茶30种，均有龙井茶。至清代乾隆年间，狮峰、龙井、天竺山、五云山、虎跑、满觉陇和梅家坞等成片有规模的龙井茶产区基本形成。其中狮峰所产为极品，而狮峰龙井茶之渊薮则是老龙井茶。龙井茶在宋代即有上乘的茶质和茶叶制法，并形成特定的饮法及其文化。唐代茶叶以江苏宜兴的阳羡茶和浙江湖州的顾渚紫笋茶为重，宋代以建瓯的北苑茶为贵，明代杭州的茶叶在制法和饮法上都有了重大改进，从而占了上风。主要是以炒青取代蒸青、以散茶取代团饼茶，形成了一套精湛的炒制加工工艺，茶叶外形内质为之一变，开创了中国绿茶生产的新途径，如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磨等手法。乾隆皇帝曾有《观采茶作歌》诗对其进行生动描述：“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试一观其道。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地炉文火续续添，干釜柔风旋旋炒。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工夫殊不少。王肃酪奴惜不知，陆羽茶经太精讨。我虽贡茗未求佳，防微犹恐开奇巧。”饮茶则由煮饮改为泡饮，既方便，又可充分展示茶叶的色、香、味、形。明代陈师《茶考》云：“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撮泡法简便，主要有涤盏、投茶、注汤、品茶等程序。元代虞集《游龙井》诗云：“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昼。入门避霑洒，脱屐乱苔甃。阳冈扣云石，阴房绝遗构。澄公爱客至，取水挹幽窦。坐我薝葡中，余香不闻嗅。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形象地道出了龙井茶的清雅气质。清代陆次云《湖壖杂记》云：“其地产茶，作豆花香……采于谷雨前者尤佳。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为益于人不浅，故能疗疾。其贵如珍，不可多得”，说得更加到位。与龙井茶特定的制法、饮法相配对的是龙井泉群落。白居易《钱塘湖石记》曾云，西湖“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余”。在西湖风景区，单以“龙井”冠名的即有北宋寿圣院和胡公庙旁、龙井村西隅的老龙井，风篁岭半山的今龙井，翁家山村北口的龙泉井，南高峰的小龙井，等等。其他著名的泉水尚有虎跑泉、狮子泉、法雨泉、刘公泉等。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上天竺寺（又名法喜寺）高僧辩才，以地处今西湖区西湖街道龙井村的老龙井寿圣院为养老之所。他整治山林、开辟通道，并与知州赵抃、苏轼以及苏辙、杨杰、秦观、释道潜等多有交往，且颇涉茶事。辩才和诸位道友、文友、茶友均有诗文留传后世，多言及寺旁有美泉，即今所谓的老龙井。辩才居龙井以茶待客，无疑是龙井以茶出名的滥觞。老龙井在西湖茶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但见证过西湖最早发生的与龙井直接相关的茶事活动，而且是极品西湖龙井茶原产地之所在。宋代《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淳祐临安志》、《武林旧事》等文献对老龙井也多有记载。据说高宗、孝宗曾亲到寿圣院行祭龙典礼。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龙井之上，为老龙井。老龙井有水一泓，寒碧异常，泯泯丛薄间。幽僻清奥，杳出尘寰，岫壑萦回，西湖已不可复睹矣。”今龙井又称龙泓、龙泉，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大旱，驻扎于风篁岭下的一支军队每天从此井取水，几近将水汲干。总督李德亲自率众淘井，淘到了铁牌、玉佛，还有刻有北宋元丰年号的金银元宝。后来又发现一块异样巨石，上面刻有“嶻嵲神运石，下有玉泓池”、“永镇大安”等大字。巨石下又挖得刻有三国吴国赤乌年号的银条。再继续往下挖时，骤然乌云四合，泉头汹涌，李德惧而止之。元丰三年，秦观偕释道潜探望辩才，随辩才参观了这口井，并据此写出《游龙井记》，称其为“山之精气所发也”。辩才则说：“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迁；壮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龙井，本名龙泓，吴赤乌中，葛稚川炼丹于此。林樾幽古，石鉴平开，寒翠甘澄，深不可测。疏涧流淙，泠泠然不舍昼夜。闲花寂寞，延缘其傍，或隐或见，苍山围绕，杳非人间。时闻鸟韵樵歌，响答虚谷。井中相传有龙居焉，祷雨多应，或见小蟹、斑鱼、蜥蜴之类。上覆以楼，为惠济龙王祠。水经饮马桥，合黄泥岭，东出茅家埠入湖。”古代文献的字里行间传达着这样几层意思：西湖好山孕育了一泉好水，这好水不仅载德利民，而且养育了龙井茶；龙井茶又以龙井泉水泡饮才成佳茗。龙井问茶(2)前人说“茶禅一味”，龙井茶自成名之际即有佛缘。寿圣院原名报国看经院，建于吴越乾祐二年（949年），至北宋熙宁年间改名寿圣院。在上天竺寺当住持40余年的辩才为避是非，来到这里，在众人的帮助下，很快将其翻修一新，并不断扩建，香火旺。《上天竺山志》载，辩才在上天竺寺时，即在白云堂下、雪液池上手植千叶山茶二本。自宋历元，枝叶畅茂，若有呵护。辩才在龙井时更是培植了上等的龙井茶树。乾隆皇帝在老龙井品茶后，封寺前的18棵茶树为“御茶”，应与辩才的事迹有关。辩才在世时与苏轼等人唱酬，有许多茶禅诗。其《龙井新亭初成诗呈府帅苏翰林》诗云：政暇去旌旆，策杖访林邱。人惟尚求旧，况悲蒲柳秋。云谷一临照，声光千载留。轩眉狮子峰，洗眼苍龙湫。路穿乱石脚，亭蔽重岗头。湖山一目尽，万象掌中浮。煮茗款道论，奠爵致龙优。过溪虽犯戒，兹意亦风流。自惟老病，当期安养游。愿公归庙堂，用慰天下忧。苏轼《辩才退居龙井不复出入余往见之尝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诗云：月转双毂，古今同一邱。惟此鹤骨老，凛然不知秋。去住两无碍，人士争挽留。去如龙出山，雷雨卷潭湫。来如珠还浦，鱼鳖争骈头。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宁有离别忧。元祐六年（1091年），81岁的辩才圆寂于寿圣院，弟子为其建塔墓，以便后人参谒。由于辩才与苏轼、赵抃在寿圣院有过以茶会友的感人故事，南宋时寿圣院增设“三贤祠”，供奉辩才、赵抃和苏轼三人。寿圣院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改名为广福院，淳祐六年（1246年）又改名为延恩衍庆院，后又重称广福院。元末毁于兵火。明代林右曾《龙井志叙》云：“钱塘虽多胜刹，至语清迹，必曰龙井。凡东西游者，不至龙井，必以为恨”，也指辩才故事。清雍正九年（1731年）寿圣院旧址上建胡则殿，后人又称为胡公庙或老龙井寺，明代李德建于风篁岭今龙井旁的龙井寺则被称为新龙井寺。胡则于北宋时两度任杭州知州，死后葬于龙井狮峰。胡公庙在浙江一带被视为最灵验的庙宇之一。除龙井茶外，宋代杭州还有其他多种名茶。在茶叶生产发展的同时，茶文化也逐渐形成。当时杭州城内开设了许多茶坊。著名的如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二茶坊等，数量和规模均超过开封。茶坊插四时鲜花，张挂名人字画，卖四时奇茶，并按程式点茶、品茶。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大茶场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城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这些茶坊带有更多的娱乐性质。有的同时也是歌馆，有妓女“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周密：《武林旧事》）。歌妓除为客人唱曲外，还要献一项特殊的技艺——分茶。分茶是指在冲茶的过程中运用一定的技巧，使茶水形成诸如花鸟虫鱼之类的物象，提高饮茶的兴致。茶叶也与盐、酒一样成为专卖品，其课税仅次于盐。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本圣一国师、南浦昭明、明惠上人等高僧到径山寺学佛，后将径山茶茶籽、茶具及茶宴礼仪一并传入本，促进了本种茶、制茶工艺的发展和茶道的兴起。宋学精神清代黄宗羲、全祖望著的《宋元学案》卷一，首列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凡教授二十余年。庆历中，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二载：“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瑗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这种经世济用的思想，在宋代是开一代风气的。它不仅受到朝廷的重视，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思想方法。由胡瑗等人开山的宋学，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内圣外王之道”为最高理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便成为思想文化的经典，也成为培育人才的基本教材，儒生们必须皓首穷经。然而文字由大篆到小篆，又从秦篆到汉隶，尤其是经秦火，古代经文亡逸颇多，幸存下来的或经口述或从一些民间版本收集而来，所以相当不可靠，经师们不得不首先从辑补、校正、训释方面入手整理经文，这便形成了汉学训诂的独特研究方法，也形成了一整套儒学家法。汉学在经文的考辨方面是发挥过较大作用的，但其末流所及，墨守师说，故步自封，特别是章句梳理爬通极其繁杂琐碎，有的一二字经文便有三五万言之注疏，以致有白首不能通一经之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提到司马谈的评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话可谓切中要害。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的孔颖达还写过非常烦琐的《五经正义》。但是唐之后便难接遗绪。宋学应运而生。宋学发义理之学革新汉学，它不像汉儒治经从章句训诂等细微处入手，而是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亦即从本质上、整体上着眼，探索经典的本来意义，达到通经的目的。而且，宋学不是就经治经、就经论经，不以儒经为教条，它一开始便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其经世致用的理想不再托诸空言，而是强调对社会生活的改善。学术史上也有人把北宋的宋学与南宋的理学混为一谈，以理学代替宋学，比如把胡瑗等人的学术思想仅仅作为理学的一个来源。实际上胡瑗的思想尽管与理学有关，但差异还是很大的。而北宋的其他几家像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蜀学派等，尽管政治主张不一，但其求真务实的一面却具共同特征。它们之间的差异同它们与理学的差异倒小得多。宋学确实是理学的渊源，但理学之于宋学在性质上有较大的蜕变。其最大差别是社会实践性又一次丧失，但未转回到文章训诂上去，而是变为“道德性命”学说，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理学家的作为基本上限于著书立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有些学者把理学归之于宋学的一个支流也嫌不恰当，非常容易犯逻辑叙述错误。所以我以为，宋学归宋学，理学是理学。理学之大行其道在元明清时期。当然那是变态的理学。宋学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宋仁宗庆历前后为形成阶段，其代表人物为“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和李觏、欧阳修，以范仲淹为核心。仁宗晚年嘉祐年间到神宗初期为发展时期，形成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温公学派、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派和以二程、张载为代表的洛、关理学派四大派，它们各具特色。其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学派影响最大，在学术上占据主导地位达60年之久。南宋初为宋学向理学的转换时期。经过杨时和胡安国、胡宏父子的努力，特别是由于宋高宗对荆公学派不遗余力的打击，形成二程理学派独领风骚的局面，随后便出现了陆九渊和朱熹这样的集大成者。南宋乾道、淳熙时，员兴宗曾对荆公之学、洛学和蜀学作过这样的评论：“昔者国家右文之盛，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以所长，经纬吾道，务鸣其善鸣者也……考其渊源，皆有所长，不可废也。然学者好恶，入乎彼则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教，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教。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员兴宗：《九华集》卷九《苏氏程氏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员兴宗概括各家未必很中肯，但他认为三家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应该说是有道理的。汉学向宋学转换，不是简单的学术更替，而与两宋社会历史的演变息息相关。由秦汉到唐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贵族封建制。这种制度由宗法关系来维系。尽管中央集权有限，但皇帝把土地采邑分封给各级贵族，由他们管理一方，整个国家在分权中得以控制。宋代代之以官僚士族为主体的租佃制，中央高度集权，地域分封权不再存在。这个时候，国家治理得好坏，全在中央的调度。社会的整个面目全部暴露在最高统治者面前，中央直接面对社会各方面的具体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一种治国方略、一种思想准则。这种思想形态不能像汉唐那样仅仅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教化，或者仅仅被视为文化贡品，而必须在具体事务中能起到实际用处。宋学就是在这一社会需要中应运而生的。不太恰当地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宋学就是一门“经验科学”。非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经验主义”倾向很重，即便理学的鼻祖“二程”，也是从社会伦理关系现象的观察中来发展学术的。这一点南宋的理学有所淡化，但较之于宋后的理学，朱熹们还是显得相当务实的。所以宋学精神是相当可贵的，今天有重新认识的必要。理学为谁用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弹劾台州知州唐与正。与此案有关的还有官妓严蕊。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曾对严蕊的才华和品格大加赞扬，寄以同情。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对此事又进行了文学渲染，使朱熹遭人非议。此案经过大体如此：淳熙八年（1181年）八月，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七月中旬，他在巡视中发现许多台州饥民外流，经查是知州唐与正荒年违法限期催税所致。他便于七月十九至九月上旬，先后六次给孝宗上奏状弹劾唐与正。但当时的左相王淮与唐与正是婺州（今浙江金华）同乡，而且还是姻亲，便将朱熹的前三次奏状“匿不以闻”。朱熹等待二旬未见答复，便弹劾愈力。王淮见纸包不住火，便歪曲事实，说朱、唐之争是朱程与苏唐学术之争，即我们在《大人物的小脾气》中将要谈到的二程与苏轼的洛蜀党争的继续。孝宗因此并未理会。后来上到第六状，孝宗看有据有理，便罢去唐与正江西提刑的新任。唐与正在朱熹巡视台州时刚被升任此官，还未离台州去上任。孝宗将此任改授朱熹，朱熹压力很大，加以谢绝，并于九月二十自请弃官归家。他于十一月上奏说，我奏劾的赃吏，同党星罗棋布，并担当要职。自从这个案子发觉以来，大到宰相斡旋于其上，下面又有各种人为之奔走，蔽皇上之月之明真是不好呀。我只得无奈就闲，可能会少惹点是非。王淮一伙仍不放过他，又每每在皇上面前攻击朱熹借道学欺名盗世，并建议“摈弃勿用”。孝宗果然不再重用朱熹。唐与正之罪经朱熹查实的有：在连年荒旱之时，擅自将夏税收缴限期提前两月，收税时高价折钱，乱设名目和税卡；由公使库支钱中饱私囊，用官钱私设印染、酿酒、印刷铺，牟取私利；蓄养伪造纸币官会（即官府发行的“会子”）的囚犯，为其制造假钞；嫖宿娼妓，与严蕊相通纳贿，还准备将其送回婺州别宅。严蕊并非志节坚贞的才女，资以称颂为才的诗词也非其所作。唐与正事发，不过被免了江西提刑的任命，并没有被进一步追究，伪造官会的罪犯也被释放。朱熹此番所受打击不小，他“退而奉祠，杜门不出”。而朱熹最大的悲哀恐怕是其哲学在其中的失败。朱熹之哲学，千言万语讲世界之根本“理”，最终落实为治国平天下之道。他说，古今之英雄豪杰，都是因为顺了这个“理”即“居敬穷理”才建立成就。要知这个“理”，必须“格物致知”。这里“格”是至的意思，“物”是事的意思。要格物致知，“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一二）。唐与正之操行，于道德方面来说，与“存天理，灭人欲”是完全反向而行的，所以朱熹对之深恶痛绝。他以“正心术以立纪纲”为己任，曾向孝宗皇帝说：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发生，必须谨慎审察，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如果合于理就加以发扬，如果是人欲就加以克制。“存天理，灭人欲”于后世有相当不好的名声，但是朱熹的原意是叫人节欲奉公，并非全用来束缚老百姓，而对官僚乃至皇帝都有同样的要求。这也正是朱熹之主张在当世为权臣所反对的原因。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外戚韩侂胄专政，大兴“伪学之禁”，还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可见朱熹思想的价值取向。《宋史》评价说，朱熹做学问博求经传，后来遍交当时的有识之士。李侗从学于罗从彦，罗从彦从学于杨时，杨时又从学于二程，朱熹不远数百里，徒步去向李侗求教。他说自己是续二程之真传。有人说，自周朝以来，以传道为大任者不过几人。而确实能将这个道发扬光大的，只有一二人。孔子以后是曾子、子思，到孟子那里才得以振兴。孟子以后有周敦颐、二程、张载继其绝学，而朱熹才集大成。在学问家眼中，朱熹之思想非同小可。非同小可又怎么样？它连个人赃俱在的小官唐与正，甚至伪造官会的骗子都治不了。这里面有个问题，即政治思想之为谁所用。理学之为朱熹所用，或一切正人君子所用，则其不仅用以教化百姓，也用以匡正官僚、皇上之操守。但在官僚体制和皇上面前，理学算个什么东西？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一旦换个立场，由皇上来操纵这理学，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孝宗而后的理宗，忽然发现程朱理学是个好东西，可以化为政治纲领控制天下，便大加提倡，作为驯服百姓的工具。这个奥秘，后来的君主也心领神会。明清之际，朱熹的著作被当做范本和教条来宣传，成为毒害社会的鸦片抑或杀人不见血的刀子，这离朱子思想的原旨已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朱子之“天理”未存，而皇帝和士大夫们的“人欲”倒扩大了许多。统治集团在以朱熹思想御人的同时，大大积累了强权统治的经验。这更是朱熹所始料不及的。设若理学为人民所用，“存天理，灭人欲”或可不提，而以朱熹之道德精神来要求天下，包括规范统治者，仍不失有可取之处。可惜这是很难的。早在淳熙七年（1180年）四月，朱熹曾上书批评朝政的腐败，要求孝宗正君心、立纪纲、亲贤臣、远小人。孝宗大怒道：“这是骂我要亡国！”第二年朱熹又上奏，批评孝宗用人失误，朝廷体统尽失，当“正心诚意”，孝宗更是不快。因唐与正案罢官后五年，周必大推荐朱熹当江西提刑，有人劝他说，“正心诚意”之论令皇上心生厌恶，千万不可再提。朱熹却说：“我平生所学，唯此四字，我朱熹怎么可以隐瞒自己的观点欺骗皇上呢？”他还是照样批评朝政得失，最后终致被人暗算排斥。要做到像朱熹这样坚持观点，天下没有几人。官学私学(1)《论语》上那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人多引为读书做官论之滥觞。而实际上在孔老夫子的时代，读书与做官尚未有多大的逻辑关系。当时的仕进之路主要靠献策和军功。西汉武帝创立太学，成绩优秀的博士弟子可以入仕，而由秀才、明经等察举科目入仕的人也须经过考试，读书与做官始有直接联系。上面那句话的原意是做官之人如有余暇，应该通过学习以弥补做官的不足；读了书再去当官做事，以检验学养，学以致用，并非以读书为敲门砖。但是自太学特别是科举兴起之后，便有了“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风气，与此题旨渐行渐远。宋真宗曾这样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子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古文真宝》前集卷首《真宗皇帝劝学文》）孔子的弟子们读书和孔子教书都是比较寒酸的，得讲个“觉悟”，不如后世之读书这么注重实际。宋初参加省试的还不过2000人，至太宗第一次贡举（977年）即增至5300人，真宗第一次贡举（998年）则增至2万人。按照《宋会要辑稿·选举上》的说法，参加发解试按5∶1的比例取得乡试资格，则当时全国仅参加发解试的读书人就有10万人。后来因为贡举人数太多，改比例解额为固定解额。据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载，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东南州军取解比例是百人取一，西北州军是十人取一。当时东南州军人口约为西北州军人口的2倍，按全国平均人口计，约60名至70名应试者举选1名，如果按最少5000名省试者计，则全国仅参加发解试的读书人就达30多万人。据专家推算，南宋时参加发解试的读书人最多达100多万。北宋晁冲之《夜行》诗有道“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可见读书之普及。《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云：“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这么多人在哪里读书？靠几个私塾老师即使如孔夫子教3000弟子也教不过来。学校应运而起。其实“学校”也并非宋人发明，像官学汉代已有之。但真正接近于现代学校的规模教育是自宋代开始的。宋时的学校大致有四种类型，即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乡塾村校。两宋中央官学名目繁多，包括国子学、太学、宗学、小学、广文馆、四门学、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等。隋唐以前，由于门阀士族左右朝政，故国子学十分兴旺。宋代随官僚政治之取代门阀政治，国子学渐变为太学的附属学校。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始建宗学培养宗室子弟，但规模不过百人。元丰年间创设的小学，入学年龄限于8岁至12岁，除徽宗政和年间增至千人外，其余长期不兴。广文馆、四门学应时而设，废置无常。武学不为宋代所重视。律、算、书、画、医等多数技艺学，规制无定，招生很少。中央官学最主要的是太学。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创太学，学生200人，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行太学三舍法，其中中高级的内舍、上舍分别为200人、300人，初级的外舍不限额，元丰二年（1079年）令置2000人。徽宗时三舍俱加倍。崇宁三年（1104年）罢科举，使太学成为唯一仕进之门。宣和三年（1121年）科举虽恢复，但太学仍是进士的主要来源之一。太学的解送比例大大高于州军，而且上舍生优异者，可直接授官。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一文中骂其为“声利之场”。地方官学由府、州、军、监及县设立，始于汉代武帝时，但与仕进无关。宋仁宗屡次下诏，赐额、赐田、给书，立州县之学。神宗熙宁年间始设学官，给予师资、经济的保障，使之走向正规化。徽宗时以太学三舍考选法施之州县学，并一度有取代科举取士的设计。南宋州县学比之北宋更加繁荣。官学从授课内容和生徒入学目的来看，无不因科举而设。朝廷衡量州县学的质量与对学官的奖励，主要依据科举考试成绩，很像今中学高考升学率之评定。书院起始于唐，至宋方大盛。唐代书院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官方收藏、校勘和整理书籍的机构，史载最早的为玄宗时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另一种是私人创办的书院，为士大夫及其子弟谈书论学之所。宋代地方官学推行经历时间较长，容量也有限，而各类书院发展较快。北宋前期有书院38所，白鹿洞、岳麓、嵩阳、石鼓、应天府、茅山等著名书院，原为地方官或其他人私创，后来朝廷通过赐额、赐书、赐田和任命教官等手段加以控制，有了半官办性质。庆历以后，办学重点移到州县学，众多的书院因经济等原因而关闭。但南宋地方官学也遇到财政困难，且管理不善，而书院则管理有方，教学质量高，一些理学家虽自家仕履不显，但弟子和私淑却有势力把持发解、省、殿试，所以书院又繁荣起来。乡塾村校规模小、分布广、收费低，将教育推广于穷乡僻壤。这类学校质量好坏不齐，但文化普及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北宋的许多大政治家、文学家都出自于其间。如本书中常提到的王禹偁、吕蒙正、张齐贤、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受益于乡村先生的教育。官学私学(2)如今读书人的奋斗目标不惟当官，从事专业技术或其他什么的也被视为很好的出路。像孔子那样，以读书经划国家大事或以之为精神所求，古已有之，今也有之；像为科举那样实际地去读书，古代合乎情理，今也无可厚非。还有一条，古代有“公办”学校，也有“私立”学校，互为拾遗补阙，这个更好理解。我们偌大一个国家，子弟那么多，国家办学哪里办得过来，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像宋代那种高质量的书院、私塾一样的学校多办一些，肯定很需要，甚至会很“赚钱”。如今的学生还不必像宋人那样非得去走官路，学点手艺什么的也很好，所以各类学校的兴办是可以有较好前景的。选人考什么才(1)中国之科举至宋代臻于完备，但也涉及根本性难题。科举原本为君王选“人”，考的却是“才”。人为无定性之自由体，且不论以所谓定性的“才”来衡量“人”是否可能，就是这个“才”的指标也不一而足。隋唐以前选拔官吏的方法主要是“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制”。这种乡举里选或由皇帝朝臣点谱的办法，倒是侧重于选“人”，但易为门阀士族操纵。隋唐开科举，士人可自由报名，但考的是诗赋。到宋代，皇帝和大臣总在怀疑这种哼哼唧唧赋诗量“人”之“才”的可靠性。唐代常举科目为明经、进士两科。所谓明经考试，只试帖经、墨义。帖经类似现在的填充题，墨义是将某处经文连同注疏默写出来。两者都以背诵为工，无须通晓经文义理，故人贱其科。中试后授官、升迁皆不优，有才能之士不屑就试。进士科初唐仅试策，后来增加帖经、杂文等内容。自盛唐起，杂文文体固定为诗赋，并主要以此取士，策与帖经仅“礼试”而已，考校时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诗赋非聪明博学之士难成佳作。故进士科最受人推重，一旦登第，往往大用，非他途出身者可比。但考诗赋的流弊也很多，如务求辞藻华丽而新奇，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无补于政事，所以屡为人所诟病。北宋前期，承唐旧制，设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学究等科目，通称诸科。宰相范仲淹诸人还不满意，再提意见，仁宗皇帝下诏，说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才是博啊！拘泥于声律词意，豪隽奇伟之士难以发挥。并于嘉祐二年（1057年）增设明经科，其与诸科不同之处在于明经以试大义为主，诸科则仍试帖经、墨义。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少年闭门学作诗，等到他当官的时候还不通世事，这是摧残人才，所以提议改考经义、论、策。苏轼反对说，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由正人君子审好恶，才能选有德之士。如设个名目来取，是教天下人作伪。比如人人都可扮演孝廉。至于文章诸事，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就政事来说，则均无用。考试是个权宜之计，不过唐以来试诗赋为名臣者很多，何必一定要废除。当时其他人批评试经义的毛病也切中要害。治经是一种投机，今年治明年考，王安石在位就投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就投合司马光。诗赋就不大好投合了。诗赋要看技巧，经义则多偏见。苏轼们指出了科举的悖谬。神宗最后来个折中，进士殿试废诗、赋、论三题，改试时务策一道，省试则废诗赋而以经义、策、论取士，从此结束了单凭诗赋取士的局面。其后哲宗元祐时兼用两科，有诗赋进士，也有经义进士。北宋末至南宋，有时或废诗赋，专试经义，有时分两科，有时又一科兼试。南宋高宗时之经义与诗赋两科，各兼以策、论，使经义、诗赋和策论在进士科考校中几乎占了同等重要的地位。高宗曾说：“文学、政事，自是两科。诗赋止是文词，策、论则须通知古今，所贵于学者，修身、齐家、治国以治天下。专取文词，亦复何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三《绍兴七年八月戊申》）许多政治家对考科都有相当深刻的见解，但很难统一起来。为了解决这个“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问题，考试体制一直变换不定。这种想求实而又难规范的考试搞得君臣很伤脑筋。所以他们想出兴官学的理想化做法。范仲淹以为只重科举考试，不重视教育，是“不务耕而求获”，当以宗经来劝学，以劝学来育才，以育才来善国。于是有州县立学，并行科举新法的“庆历兴学”。王安石主张念书人当有实际的政治本领，他以自己编的《三经新义》为课本，并以“三舍法”开创学校升级制度，健全了官学体制，是为“熙宁兴学”。后来徽宗时蔡京又仿王安石搞“崇宁兴学”，且一度取消科举考试而从学校取士授官。如此办法虽然发展了教育，但从选人量才的角度看，却更加一律化，士子自由发挥的余地更加狭窄了。这一套章法执行起来有时皇帝也很不耐烦，而更相信自己的眼光。太祖时布衣张齐贤献策十条，太祖对其中四条称好，而张则坚持说其余也善，太祖不高兴了。回开封后他对太宗说，我这次到洛阳只得张齐贤这么个人才，但不想用，将来可以辅你为相。张科考时被误置榜后，太宗便将一榜尽赐进士及第。他对侍臣说，我广求俊彦于科场，不期拔十得五，有一二就可以了。像太宗这样不怕滥但求是的选人，宋代君主比比皆是。科举考试的扩大，再加上“恩荫”和凭年资叙迁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队伍急剧膨胀。赵翼《廿二史札记》载：“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宋史·宋庠宋祁传》又载：“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宋代的科举真是个怪胎，一方面选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同时也造就了积弱政治与军事。考试种类的增多，取士数量的增加，入仕的自由选择性大了，但考试科目的官学色彩增加，又限制了创造性。士人一旦掌政，便要释放自由意志，这与皇帝要求的“才”有差距。这里所说的自由意志，当然不是今之个性自由，而接近于古希腊人的城邦政治自由，是士大夫治国善国的理想。自由政治是希腊传统，中国皇权不可容忍，恐怕士大夫自身也没有自觉意识，像前述王安石之类掌权后便对人强求一律。为了驾驭选拔上来的人才，皇帝只得累任累贬他的官员，既用他们的“才”，但终究没法助他们实现政治抱负。君王选的是“才”，而非“人”。选人考什么才(2)选“人”的事近世也不太好解决。直至19世纪，牛津、剑桥对自然科学欲迎还拒，搞的是绅士教育，主要为皇家掌握教会和国家政权选才。当时有人还说“愿上帝护佑数学，愿它们永不会被任何人所用”这样的话。英国工业革命的狂飙运动几乎是从牛津、剑桥的大门外穿过的。不过这里的教育弹性较大，比较容忍自由意志的发展，也产生了牛顿、培根这样的人。觊觎一官而老死不止宋代官多。太祖晚年，有官员三五千，太宗时增到###千，北宋中期为一万七千多，哲宗时为二万八千多，南渡后，疆土减少了2/5，官员还在增加，光宗时达到全盛，有三万五千多。国库收入已不足以供吏禄之费。这个毛病，皇帝大臣自然是看到的。自仁宗时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以来，几乎每个皇帝都在裁减冗员上花过力气，但是最终还是机构混乱，官吏冗滥。官员骤增，与科举有关。宋代的科举制度非常成熟，体制完备，公平合理性在中国历史上达到最高程度，比之明清之际走向僵化的八股科举要可取得多。宋代科举取士名额远远超过唐代。唐代290年中共取进士不过600人，宋太宗在位22年却取进士近万名。宋代每年取进士是唐代的几倍甚至十倍以上。而且一旦入第，不必像唐代那样还须经过吏部的“身、言、书、判”铨试，即仪态、言谈、书法等的考察，殿试后即可授官。以上这种选人方法称为“正奏名”。它确实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这些人才在巩固政权、发展文化经济诸方面，为宋室所用，作出了贡献。宋仁宗在位41年，用宰相23人，其中进士出身22人，制科出身1人；用参知政事、枢密正副使等高官65人，其中进士出身55人。应该说，善待这些人确实有必要性，即使多设一些官位也没有什么。但是，政治的价值取向绝不会这么单一，天下毕竟还有众多的庸才，还有皇权脱不了的皇亲国戚干系，还有政客的鹰犬。所有这一切都要照顾好。这其中一计，即笼络天下人归于一官道。宋朝的皇帝都心照不宣地把官位引做钓钩，使“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觊觎一官，老死不止”，“使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是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卷九六）。这个“御天下之妙术”，便是在科举上再开口子：特奏名和奏荫。“特奏名”在宋代也叫“特科”或“恩科”，规定凡乡试后屡被礼部刷下来，或者廷试不录的，可参考前后几次考试情况，编入另册上报，参加特别考试。这样便不需再经过发解试、省试，只要各州担保申报礼部，由礼部核准，便可直接参加殿试。考试内容十分简单，有时进士只考论一篇、诗一首便可以了，年老的还可免试。更有甚者，凡特奏名者，不论殿试合格与否，均赐予一定出身或官衔。比如北宋太祖、太宗朝均赐本科出身。真宗、仁宗朝分三等，即本科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诸州长史、文学、助教。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时，一般分五等，第一等赐同本科出身、假承务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学，第四等下州文学，第五等诸州助教。南宋仍分五等，第一等第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二、三等同学究出身，其余第一等为登仕郎，余与北宋相似。特奏名在登科总数上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据统计和推算，两宋贡举共取士约11万人，其中正奏名约6万人，特奏名约5万人，特奏名占登科总数的45％。（参见张希清：《论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会刊）特奏名所赐及第、出身、同出身，与正奏名一样均有入仕机会。即使不能出任职事官，也可得个祠禄官。这些特奏名入仕者大多才学低下、品格低劣，或无所作为，或只作终老之计。还有一大批人连特奏名也沾不上，又设奏荫制来眷顾他们。奏荫又称恩荫、门荫、荫补、任子等，即恩许达官显贵不经考试选拔，而仅凭祖上的资格直接授官的制度。当时一个学士可荫几十人，宰相大臣就更多了。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郊恩奏补1460人，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一次任子达4000人。单郊祀荫补数就远远超出正奏名、特奏名之总数。恩荫得官者有许多是膏粱纨绔子弟。这么多的官封起来，管理起来是相当复杂的。为了使官官钳制，宋代不仅于中枢机构分权，地方机构也叠床架屋，实行路（道）、州、县三级建制。设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安抚司、提举学事等，分割各路转运使的事权。知州事三年一任，不能连任，并置通判分其权。地方官仍保留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州刺史等旧职，只领俸禄。在官职权力的设置上，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即职官分离制度。官指正官或本官，沿用唐代三省六部等官名组成官阶，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只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职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中的官职，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高级文臣的名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是职事官，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等。但是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当时的“官”并非全是定俸禄、品秩的。有的官，如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无实际职掌，为空官。但像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既可能是虚官，也可能是实官（宰相）。这样的机构和权力设置，既可保证一部分官员做事，又给另一部分优加俸禄，还可调配一批官阶较低的官员到要职上，并使官僚之间有强大的监督和权力制衡，其设计是相当精心的。把天下人捆在官阶上，使他们少起异心，然后再将他们锁在一张牵制的网上，这是宋代官制的一大特点。不少人说中国的文官制度如何开了世界先河，其实它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大相径庭。虽然这两种文官制度都选拔了一批于社会有用的人才。但以宋代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官制度，在正奏名之外所开的特奏名、奏荫的缺口，其以虚假的考核、虚拟的名位所网罗的各类人，实际上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基本工具，这与西方文官制度的差别是很大的。道学收心本学者植松正在《关于元代江南的地方官任用》（本《法制史研究》第38号，1988年）一文中，据万斯同所辑《宋季忠义录》和王德毅等编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制成《宋末进士登第者动向一览表》，所录151人分为三类：出仕元朝者57人（占378%），隐居84人（占556%），入元后情况不明者10人（占66%）。这个统计是很有限的，因为南宋末理宗、度宗时期即取进士近万名。但以进士为标本研究南宋士人的心态倒不失为一种方法。南宋读书人极多，相对前朝其可有所作为的领域更加狭窄，所以科举空前热门，竞争十分激烈，所取之士之心态当能代表南宋士人的政治思想态度。南宋小朝廷在偏安之中追求道学上的寄托，玩弄文化上的精致，恰好给出路不多的士人提供了机会。宁宗时韩侂胄北伐失败被害，史弥远掌政，标榜“褒崇名节”，推崇朱熹，侈谈“正心”、“诚意”，假道学以欺世，“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因而，“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则殊有大不然者。”（周密：《癸辛杂识》后集《雅流自居》）贾似道专权当国，也高谈性理，录用冬烘，以不致分去权势。这股风气不仅弥漫朝廷，而且变成社会时尚。叶適曾说，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经文挂在嘴上，便可能有个好前程，廉耻、义命不大顾得上了。在这种风习之下，士人的气质品格渐渐退化，心术坏。欺世盗名者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之术越来越精，而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魏了翁：《鹤山全集》卷一六《论士大夫风俗》）咸淳九年（1273年），由于援军断绝，襄阳失陷，元军主力沿汉水南下，突破长江防线，宋方各地文武百官闻风而逃，投降的官吏竟无耻地请求先给他们及子弟分封官职，归还资产、奴婢，以致后来太皇太后在诏书中大发悲愤之词：我朝300余年待士大夫以礼，我和当今皇上现在遭难，你们这些大小官吏同情和对付的话一句都没有。我哪点怠慢你们了？照理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外族夺了汉家皇权，汉官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反抗情绪应该很盛。但事实则并不然。赵宋亡国之际，真正以身殉国的不多。大多数士人隐遁不仕。“遗民”中确有一批坚守名节的，后来屡荐不出。但事实上，有不少宋官入元后仍循故习，汲汲求仕。只要有点儿门道的，便纷纷北上元大都结识官府，投牒以求察举。“北行”蔚为风气。只是元人对南人严重歧视排斥，且科举废去，南人的经济地位又大大下降，行贿的资本多丧失，因而对仕途望而却步，不得已而隐。在元入仕的汉人大多也得不到重用，位卑无权，升迁极难，像书院山长、州县学录等教职其实不大算得上官。各地长次官大多数是蒙古、色目和北方汉人，他们对江南士族大加凌辱和盘剥。所以南士既无可奈何，又悲愤不满。忽必烈尽管对南士戒备较多，但元初各地反元活动频繁，他知道南士的消极情绪不利于江南的稳定，便任命一批北方文臣到江南担当重职。这些人兴学重士，对南士的利益加以保护。忽必烈还有限度地吸纳了一些南士充任朝廷或地方官员。这样便缓和了江南的民族矛盾。但是最起作用的却是尊儒重学政策的推行。忽必烈对汉文化早已有所认识，建立政权后“遵用汉法”建国立制，他对南宋的儒学风气也早有察觉，便借儒学来稳定其政治基础。他立诸路提举学校官，兴复各地庙学，保留学田，并推行优待儒士政策。凡定籍儒户的，与佛、道、医等户同样可免科差杂役，虽未恢复科举，但除了让南人充任教官外，还开了“岁贡儒吏”之途，据说名额不亚于宋金的科举。南士们有一种错觉，以为皇帝尊孔隆儒，是要讲文治了，心事上稍稍安定。后来仁宗即位，科举恢复，南士风闻鹊起，从前不得时的老儒又重操旧业。咸淳元年（1265年）进士陈大有，仕元时为处州教授，延祐元年（1314年）已74岁，不愿受聘当考官，执意参加乡试。南士对科举、对皇帝一片颂扬，以为过去的好时光要重来了。这时候，故宋士人所谓“节义”的堤防已崩溃，不少原来退隐不仕者又重新出来。一个没落的时代，必定会有一种迟暮的思潮勉为精神支柱。这种思潮必定具备相当的功利性。尽管道学的性命之理与南士的贫乏思想不是一回事，但道学仍然为南宋士人的空虚灵魂提供了开脱；此外，道学还成为谋生的手段，这时候的道学就不是吃饱了饭以后的思考抑或谈资了。元朝的皇帝一旦废弃它，就等于毁去了南士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或远离朝政而去，或卖身求荣。此刻再把“稻草”还给他们，他们的心便很容易就被收买了。鸿篇巨制宋代的君主终于没能完成他们的武功大业。这自有他们的种种失误，但我们不能不为其气度而折服。宋代君主每做一事，都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鸿篇巨制一样，规模宏大。中国现存15万部之多的古籍，使中华文化宝库之大盖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它最早的大编者便是宋代君主和他的臣民。其大手笔之一是向全国征集图书。据《新唐书·艺文志序》载，历代藏书之盛莫过于唐代开元年间，著录53915卷，唐人写的28469卷，再加上整理的佛、道经典9500卷及其他，计有9万余卷。但经过“安史之乱”、唐末五代战乱，至宋太祖掌政，朝廷三馆藏书才数柜，计13000余卷。一开国，太祖便十分注意收集保存图书，征服荆南、后蜀、江南、吴越、北汉诸地后，他遍收府库图书。从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至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150余年间，曾下诏和派员到地方征集图书十五六次，几乎平均每十年一次。这些诏书中大多明确征集范围、奖励办法、给予赴京献书方便等内容，并鼓励访求散逸域外的中国图书和外国著作。太祖于乾德四年赏沙门157人每人3万钱，使游西域访求佛典。到北宋末，图书量增至6705部、73877卷。大手笔之二是组建宏大的编纂、校勘、注疏和著录队伍。开宝年间（968—975年），太祖命开封各寺院的高僧编纂了6000余卷的《开宝大藏经》，这是继唐代开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佛经编纂。太宗命翰林学士贾黄中等收集民间遗方，辑成1000卷《神医普救方》，又命李昉、扈蒙等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命李昉、宋白等编纂《文苑英华》。真宗命王钦若等编纂4359卷的道藏《祥符宝文统录》，命王钦若、杨亿、钱惟演等编纂《册府元龟》。分门别类地编纂这样的丛书、类书，并校勘其中的讹误、脱衍，使之接近本来面目。编纂的主要场所集中于崇文院。宋初承袭唐和五代在朝廷设秘书省，置监、丞管理图书文物。又设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三馆一阁”，收藏图书。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建崇文院，先后搬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于其中。后来崇文院的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修得像“蓬莱道山”、“群玉之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大手笔之三是全面校勘。在编纂过程中，总结出不少校勘古籍的经验，丰富发展了校勘学。如当时的史馆修撰、集贤院学士宋敏求，主张“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必须“重复校正”，反对“务在速毕”（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在校勘的基础上，又编定检索目录，发展了目录学、文献学。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崇文院图书刚刚整理完毕便毁于火灾。真宗一方面重修崇文院，一方面命枢密副使王钦若、翰林学士陈彭年等重新抄写校勘，以正本副本分设三馆秘阁和太清楼。这一次继修一直到仁宗时。仁宗动用了张观、李淑、宋祁、王尧臣、宋庠、聂冠卿、郭稹、吕公绰、王洙、欧阳修等一大批大臣，直至庆历元年（1041年）才完成，共整理图书30669卷，编出了一部66卷的《崇文总目》。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进行了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这一次既补由于使用造成的缺损，又增补新著图书，在此基础上增补《崇文总目》，但改名为《秘书总目》。《崇文总目》是三馆秘阁收藏书籍的联合目录。这部书目采用唐代开元年间的四库法著录，佛、道经典纳入四库子目，使所有图书都划进分类。它不像《隋书·经籍志》只注存逸，也不像《唐书·艺文志》只注不见经传的作者，而是每部书的作者、要旨、源流、价值均有著录，为汉代刘向父子《七略》体例中断近千年后第一部完备的提要目录。惜其真本已不复见，现存清末本可能据南宋征集逸书公布的一个删本辑佚而成，远非本来面目。如今莫说《崇文总目》，即便一部宋版书也堪可珍贵，缘悭一面。如今中华图书之大器局全由之来，读书人时时都可以感到有宋人伴读，诚如我们看“宋体字”的书。这“宋体字”实际是清代的变体，但其神韵取之于宋。皇帝亲自主持编书，向天下广致收罗图书，以重臣任专职来整理图书，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远去的梦了。而儒、释、道三教九流之文化尽收无遗，不以文字狱恣意裁剪，此等胸怀也可惊可叹。有时我想，宋代的皇帝那么重视编书，还要校勘得那样精确，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偏爱读书？答案是肯定的。宋太祖说自己最大的爱好是看书，神宗还是小学童的时候就痴迷于读书，连常被后人骂的徽宗、高宗，他们都自称平生最爱读书。那么有人要问，皇帝读了那么多书，为什么宋朝还那么弱呢？是书生意气太重了吧！若说这话，他肯定读书不多。宋代绝非如所说的那般“贫弱”，宋代的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达到了最高峰。至于宋为何会亡于金、亡于元，这是历史大势，非宋人可以逆转。这原因复杂得很。依我看，宋代君主之所以有整理图书这般大器局，之所以样样来大手笔，与他们爱读书大有关系。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最根本问题——至今都未能解决的问题，宋代的君主多半提问过了。临安三志(1)《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通称“临安三志”，是南宋时期先后三任临安知府主持编纂的著名的杭州地方志。“临安三志”体例详备，征引赅洽，开了良好的学术风气，是后世纂修地方志的优秀范例。后来杭州的历代地方官对地方志都相当重视，借鉴吸收“临安三志”的优点，编纂了十分系统的杭州地方志大系，杭州由此成为全国地方志最多、最完整的城市之一。《乾道临安志》由周淙主持纂修。周淙（1115—1175），字彦广，长兴（今浙江长兴）人。宣和年间以父荫入仕，绍兴二十五年（1156年）任临安府通判，乾道三年（1167年）知临安府，后转右朝议大夫。乾道五年（1169年）再知临安府，因修治西湖有功，升秘阁修撰。后除敷文阁待制、知宁国府。《乾道临安志》修于乾道五年（1169年），原书15卷，明代逸。清代杭州藏书家寿松堂主人孙仰曾藏有宋刊残本卷一至卷三3卷，同时海宁藏书家吴骞藏有宋抄本3卷。孙氏残帙3卷清时入四库全书馆，经乾隆皇帝题字发还，后下落不明。残帙卷一为《行在所》，记述皇宫及中央官署等；卷二细分历代沿革、星野、风俗、州境、城社、户口、坊市、物产、仓场、馆驿等20目，实为府志；卷三罗列自三国迄宋乾道初杭州历任地方官183人，并对其生平和宦绩作简要介绍，颇具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叙录简括，深有体要……详略皆极得宜……故所著述，亦具有条理。今其书虽残阙不完，而于南宋地志中为最古之本。考武林掌故者，要必以是书称首。”《淳祐临安志》由赵与主持修纂，纂著者为陈仁玉、吴革、王亚夫等。《万历杭州府志》记该书为施谔纂，清代藏书家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爱精庐藏书志》、《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适园藏书志》、《开有益斋读书志》、《善本书室藏书志》、《艺风藏书记》等均作施愕纂。而据《永乐大典》卷七六○三所载，由赵与主持，纂著者初为通判吴革，间一岁吴革迁官，由通判王亚夫及陈仁玉继之。赵与（1179—1260），字德渊，号节斋，宋太祖十世孙。嘉定十三年（1221年）进士，曾官知嘉兴府、知大宗正兼权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加直宝章阁、进焕章阁、知庆元府、观文殿学士、两淮安抚使、兼知扬州、兼知镇江府、兼淮东总领、淮浙发运使、知平江府、吏部尚书兼知临安府等，卒赠少师。自淳祐元年（1241年）至十二年（1252年）兼知临安府长达11年，是宋代在杭州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长官。在任内疏浚西湖和河道、“救老慈幼”、增建粮仓、完善防火救火制度、刷新府署屋宇，多有善政。陈仁玉，字惪公，开庆元年（1259年）赐同进士出身，历官国史实录院校勘、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等职。《淳祐临安志》成书于淳祐九年（1249年），次年付印。原书分12门99类，共52卷，但宋刊本久逸。杭州孙氏赐书堂所藏明抄残本，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尚见存于世，罗镜泉曾据以重抄。书中有“江东罗氏所藏”等印记，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嘉庆十四年（1809年）陈鳣得乍浦韩配基藏抄本，仅剩卷五至卷十6卷，存城府、山川两门。钱塘丁氏于光绪七年（1881年）加以刻印，后编入《武林掌故丛编》。城府门计3卷，1卷分城社、官宇、旧治古迹、今治续建，1卷分学校、楼观、园馆、厢隅、军营，1卷分坊巷、界分、桥梁、仓场、馆驿，共14目。山川门也计3卷，1卷分城内诸山、城南诸山、城西诸山、亭馆、古迹，1卷分城东诸山、城内外诸岭、诸洞、诸石、诸坞、峪衕关，1卷分江、湖、河渠、水闸，共15目。清代杭州学者胡敬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录逸文，编成《淳祐临安志辑逸》，计16卷。此书于光绪年间（1875—1908年）又散逸，后经罗榘臣重加搜集校订，分8卷付梓，编入《武林掌故丛编》。近人洪焕椿从《永乐大典》又检得陈仁玉序。《淳祐临安志》全书叙述简雅，征引完备，特别是山川门的记述比《乾道临安志》更为详尽，补充了不少史料。重辑的《淳祐临安志辑逸》载录临安府属县寺院宫观数百处，并记述其沿革发展，是研究唐宋宗教的重要史料。《咸淳临安志》由潜说友主持修纂，完成于咸淳四年（1268年）。潜说友，字君高，处州缙云（今浙江缙云）人。据张攀等人所纂《南宋馆阁续录》载，潜说友为淳祐元年（1241年）进士，次年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刑部郎官、除军器少监。咸淳四年，进直华文阁、两浙转运副使、除司农卿兼知临安府。咸淳七年被罢，次年知平江府。据《四库全书总目》载，元军攻平江，他“弃城先遁”，临安失陷后又在福州投降元军，接受福州安抚使之职。景炎二年（1277年），因“官军支米不得，王积翁以言激众，遂为李雄剖腹死”。因为其人“殊不足道”，连《宋史》也未给他列传。但他主持修纂的《咸淳临安志》，则“颇有条理”，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杭世骏等都认为是浙江方志中的“上驷”。《咸淳临安志》原书100卷，清初朱彝尊藏有宋刊残本80卷，合补抄13卷。《四库全书》据浙江巡抚采进残抄本93卷著录。后鲍以复访得2卷，又道光十年（1830年）黄士珣依吴自牧《梦粱录》及《成化杭州府志》补辑卷六十四《唐至五代人物》，凑成96卷，由汪氏振绮堂刊行。黄士珣并作校刊札记3卷，汪远孙则有跋文。是书前15卷为行在所录，载述皇宫及中央官署等，分宫阙、郊庙、朝省、御史台、诸寺、秘书省、诸监、监当诸局、三衙、学校、贡院、宫观、禁卫兵、诸咏14目。卷首《宫城图》、《浙江图》、《西湖图》是现存有关南宋都城临安最早的地图。自卷十六以下是府志，分为疆域、山川、诏令、御制、秩官、宫寺、文事、武备、风土、贡赋、人物、祀祠、寺观、园亭、冢墓、恤民、祥异、纪遗20门。卷十六图志中又有《府治图》、《九县总图》、《余杭县图》、《临安县图》、《于潜县图》、《富阳县图》、《新城县图》、《盐官县图》、《昌化县图》等。诸志体例和叙述皆精详，在征引其他文献时又经“征考详覆”，比较可靠。书中许多内容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清翟灏《湖山便览》，李卫、傅王露《西湖志》等所引用。此外，书中还保留了《祥符杭州图经》、范子长《郡县志》、晏文献《舆地记》等有关杭州的早期文献。临安三志(2)除“临安三志”外，当时记述南宋临安的笔记史料也有不少。较为著名的有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笔记小说。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称：“小说，唐人以前，记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宋代盛行修史，其“志实”、“疾伪”之风影响到小说创作，使小说几复归于史乘。另外，宋末元初，社会变动极大，很多南宋遗老隐居不仕，以一种“历尽沧桑、劫后余生”的心情，追怀先朝的繁华，动笔辄辑佚录旧，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由此遂成笔记史料的繁荣。《都城纪胜》成书于宋端平二年（1235年），《西湖老人繁胜录》成书于宋宝祐元年（1253年），《梦粱录》成书于宋德祐元年（1275年），《武林旧事》成书于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这些书对临安的城市景观、地理环境、里巷风俗、朝廷典祀等，作了翔实的记载。其中的一些文化史和城市地理方面的资料，更可以弥补正史、地方志之不足。《梦粱录》为吴自牧所撰，全书20卷。吴自牧，生卒年不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据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入元后，他“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该书仿效孟###《东京梦华录》的体例，文采虽有所不及，但措辞质实，搜罗宏富。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所纪南宋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之事，委曲琐屑，无不备载。”举凡节序风俗、公廨物产、山川景物、市肆乐部、古代人物，无不详载。其素材多半来自于作者之亲历所闻。有的内容节录自《咸淳临安志》，有的内容与《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相类似，但记述更为丰富细致。该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武林旧事》为周密所撰，全书10卷。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萧斋、弁阳啸翁，别号四水潜夫，祖籍山东济南。曾祖父周秘曾任御史中丞，南渡后寓居湖州。祖父周珌，官刑部侍郎，迁居临安。周密工诗文，曾任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丰储仓检察、义乌县令。入元不仕，寓居湖州弁阳，后居杭州癸辛街。除《武林旧事》外，还撰有《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蜡屐集》、《澄怀录》、《草窗词》等。周密长期居杭州，对其情况目睹耳闻，描写极为真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武林旧事》：“是书记南渡都城杂事……于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养之故迹，叙述尤详。”该书对西湖风景、杭州旧俗等记述也十分详备。而对宋代“诸色伎艺人”、“官本杂剧段数”等的记载，则提供了珍贵的戏曲史资料。该书宋刊本已逸，传本有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宋廷佐刊本、明陈继儒《宝颜堂秘籍》本、清《知不足斋丛书》本、《武林掌故丛编》本等，以《知不足斋丛书》本最佳。《都城纪胜》为耐得翁所撰，全书计1卷。耐得翁，生卒年和籍贯不详。该书成书于端平二年（1235年），《四库全书》据内府藏本著录。书中所记，皆临安琐事，卷帙不大，但对临安的士俗民风和工商业盛况叙述颇详，较一般志书还具体，可略窥南渡后社会状况之大概。全书分市井、诸行、酒肆、食店、茶坊、四司六局、瓦舍众伎、社会、园苑、舟船、铺席、坊院、闲人、三教外地14门。传本有清曹寅辑《楝亭十二种》本、光绪四年（1878年）丁氏重刊本、《武林掌故丛编》本等。《西湖老人繁胜录》旧题西湖老人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旧本题西湖老人撰，不著名氏。考书中所言，盖南宋人作也。宋自和议既成之后，不复留意于中原，士大夫但知流连歌舞，笑傲湖山。故是书所述，大抵嬉游之事，以繁华靡丽相夸。盖亦耐得翁《都城纪胜》之类，而琐屑又甚焉。”《涵芬楼秘籍》本孙毓修跋云：“《西湖老人繁胜录》自《永乐大典》第七千六百○三卷杭字韵条录出，方言世语，多有不可通者。乾隆间馆臣亦有辑本《西湖繁胜录》，作者姓名缺焉不详。以书中庆元间油钱一条考之，老人生世当先于耐得翁。”该书记事简朴具体，保留了不少方言俚俗，是研究宋代杭州历史的重要史料。现通行《涵芬楼秘籍》本。浙江图书馆所藏旧抄本经吴庆坻校勘，有吴氏题识和孙峻跋语，为《涵芬楼秘籍》底本。春秋笔法(1)“春秋笔法”是指以褒贬评史事的历史学方法。这种以价值评判为主旨的方法，至少在汉代已经定型，并一直为官方首肯。宋代此风甚行。如欧阳修《新唐书》等即“褒贬祖《春秋》”。苏辙大谈“史官助赏罚论”：“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贤人君子之功烈与夫乱臣贼子罪恶之状，于此皆可以无忧其无闻矣。”（苏辙：《栾城应诏集》卷一）这些话不仔细想想，还觉得有道理。《宋史》的主笔之一欧阳玄在《进〈宋史〉表》中论《宋史》编修“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而匡扶”（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三《表》）。确实，这部《宋史》以程朱理学为基本指导思想，采用任情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论是非，重义理轻文辞（《宋史》的文字确实一团糟），崇尚道德而轻视功利，其发凡起例、评断史事、裁量人物，与此一点儿不差。《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宋史》提要评断说：“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你想，如此一部书，读起来能放心吗？我在写作本书之始，深入接触了《宋史》，一开始就怀疑起来。比如关于太祖与太宗的关系，这上面写他们如何如何相善。比如本书《自证政见》里专论的曾布，被列在奸臣传。所论都与事实正好相反。这太可怕了。其他原来我不熟悉的内容，照此读来则不全成了伪知识了吗？历史学家成何居心，要如此铺叙历史？如同王安石压制曾布实事求是的批评而证明自己的见解正确一样，或许正是春秋笔法的原教旨吧。历史是个可打扮的小姑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些话倒说得直言不讳，我也来点“春秋笔法”，称之为“历史独断论”。不过，把《春秋》之笔法说成这样，却是冤枉了孔夫子的。南宋有个大史学家叫郑樵，是巨著《通志》的作者，他早就说过，《春秋》是一部说实事的书籍，所谓《春秋》主褒贬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后儒附会演绎出来的。“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说。”（《通志·灾祥序》）“樵每叹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而事多，载籍本无说，腐儒惑之而说众。”（郑樵：《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儒者“因疑而求，求而迷，因迷而妄，指南为北，俾作月，欣欣然以自得之学，其实沈沦转徙可哀也哉”（《通志·〈尔雅注〉序》）。郑樵戳穿了这层纸糊的窗户。《通志·总序》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说明任情褒贬的做法所造成的各种混乱和谬误：“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泉。”这种褒与贬皆为主观臆断，以私心或意识形态为标准，不符合客观实际。郑樵主张让史官说实话，认为史书的功能是记载史实。“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通志·总序》）如何才能把史实说好呢？“著书之家，不得有偏徇而私生好恶，所当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通志·氏族略第三》）“私生好恶”是一个道德问题；“平心直道”是理智与理性，当你秉笔直书的时候，“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聪明过头了千万要冷静，才力不够要多下苦功，更不能做“厚我薄人”之事。郑樵还从学理上探讨“实学”治史。他说：“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通志·图谱略》）如此讲义理、讲辞章，正是使史学失当、随意发挥、歪曲事实的重要原因。他对这种“略于事实，详于浮言”的史著，作过这样一个比方，“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通志·总序》）。郑樵认为像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等16类学问，“有书无图不可用也”；认为“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通志·图谱略》）。郑樵还竭力主张史家学习自然科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修出符合实际的史志。学自然科学要把书本知识与实际观察结合起来。如学天文，“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通志·天文序》）。要向“农圃人”学习，“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他说自己“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通志·昆虫草木略序》）。而朱熹却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何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熹：《晦庵集》卷三九《答陈齐仲》）这与郑樵是截然相反的见解。郑樵的实证思想与主流文化反差很大。春秋笔法(2)郑樵还提出“会通”以鉴古知今、察往知来。他说：“修书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仲尼之为书也，凡典、谟、训、诰、誓、命之书散在天下，仲尼会其书而为一，举而推之，上通于尧、舜，旁通于秦、鲁，使天下无逸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马迁之为书，当汉世挟书之律初除，书籍之在天下者，不过《书》、《春秋》、《世本》、《战国策》数书耳。迁会其书而为一书，举而推之，上通乎黄帝，旁通乎列国，使天下无绝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后之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故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夹漈遗稿·上宰相书》）“会”要收###聚天下之书，研究各家学说；“通”要上下通、横通旁通，才能“极古今之变”。郑樵的要求是那么高，要“使天下无逸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这部书所集聚的知识能量自不待言，这部书的科学性也是无与伦比的。他说自己“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他写起书来，不忍妄发一言。史学家在历代的地位不过为皇帝的发言人，他们自己从来未曾想过权可比“天”比“君”。历代正史，除《史记》、《汉书》尚可见著者之人格外，其余均为天下定“是非”，实在都是皇权在做主。即便史官有权力“助赏罚”、动“春秋笔法”，我以为也当削了这个权。史家当在人格上、学术上与“天”与“君”均权。宋徽宗的画院(1)宋徽宗赵佶（1082—1135）的政治作为和艺术成就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很容易让人推理出他是个艺术坯子，不谙政事，“独不能为君”。其实对徽宗政治才能的评价并不能如此简单论定。从他在艺术方面的过人智慧和对艺术的精细态度来推断，他做任何事都不会是糊涂蛋。本文倒不是想论断徽宗的政治面目，谈徽宗还是更应该从他的画还有画院谈起，由此来反观宋代的人文传统乃至政治亦十分有趣。中国之画院创设于晚唐五代。此前汉代皇家没有画室。敦煌榆林窟里，有“都勾当画院使”等题名，这是统治当地的曹氏世家创设画院的记录。五代西蜀和南唐正式从翰林院中分设出翰林图画院。宋太祖篡周后即建翰林图画院。不惟太祖，北宋的许多皇帝，如太宗、仁宗、神宗，当然还有徽宗，以及南宋的高宗，均有绘画艺术修养，他们对画院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徽宗手里，画院便不仅仅是供养画家的地方，还建制设学，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美术学院。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当时这所学院有一套课程计划和教学方法，还有一定的招生制度、考试制度，以及寄宿安排等。绘画被并入科举取士之列。入学考试非常有意思。常以唐人诗句命题，如“踏花归去马蹄香”，获第一名的画一群蜂蝶追逐飞奔的马蹄。“嫩绿枝头红一点”，第一名的仅画一美人依栏而立，唇上一点红，与绿柳相映。“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横”，第二名以下皆画空舟系于岸侧，或一鹭立于舷间，或鸦栖于篷背，第一名的则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舟。其意不在舟中无人，而表现无行人出没。“蝴蝶梦中家万里”，夺魁者王道亨画苏武牧羊假寐，以见万里意。“竹锁桥边卖酒家”，众皆向酒家上下工夫，唯大画家李唐但于桥头竹外挂一酒帘，徽宗喜其得“锁”字。招生对象有士大夫出身的“士流”和由民间工匠而来的“杂流”。入选的授职位，分画学正、艺学、祗候、待诏等级，未得职位称画学生。以命题作画和士流杂流共职的方法选拔人才，体现了竞争的公平性，能保证入选者有较整齐的水平，但却限制了艺术创造性的发挥，特别是对生活感受深层次的表现。由“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鼓励画家去卖弄一时的巧智，也容易带来空洞抽象的习气和画风。这又是画院自创办那起便有的悖谬。事实上，这些画家一旦入画院，基本上要按宫廷的意图来作画，会意者受奖或晋爵。比如宣和年间（1119—1126年）薛志画鹤称旨，“赏赉十倍”，又刘思义画御容称旨，晋升待诏。不合意者会招来斥责。据说画工创作时还须先呈一个初步的稿子，经审查通过才可加工完成。徽宗会时不时来审察，稍不如意，便加批评，命令另选题材。许多时候还是以皇帝的性情用事。画院的学制班次分成三舍三等，仿的是太学制。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每月私试一次，由教师考。每年公试一次，过关补入内舍。隔年舍试一次，补上舍。上舍生分三等，上等的任官，中等的免礼部试，下等的免解试。考题与入学命题方法相似。在课程的设计上，分专业课和公共课两类。专业课包括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门，公共课为《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还是比较注意培养学生全面素养的。这种格局与现代美术教育是很相似的。宋徽宗对教学非常严格，还亲自去当“教授”。他命人每旬将宫廷所藏的名画两幅押送到画院供大家临摹学习，又要求画士们深入观察写生。据宋人邓椿《画继》记载，宣和殿前的荔枝结果，恰好有孔雀在其下，徽宗一高兴，便命画士们把它画下来。大家各显神通，但孔雀上石墩都被画成先抬右脚。徽宗说画得不对头，大家莫名其妙。最后他降旨说：“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脚。”众人叹服。又有一次徽宗在龙德宫看见一幅拱眼斜枝月季花图，听说作者还是个少年新进，便大加褒赏。近侍问其故，他说：“很少有人能画月季的，因为它四季朝暮花蕊叶片均不同。这幅画画的是春天中时的月季，一点儿不差，所以要重赏。”如此细致的观察和严格的要求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徽宗自己不仅喜爱填词，而且独创一格的瘦金体书法也相当精巧，于花鸟山水绘画也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传为他画的《池塘秋晚图》、《柳鸦图》、《桃鸠图》、《五色鹦鹉图》表现手法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雪江归棹图》、《听琴图》可见他对北宋诸家的巧取妙用。而临唐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则可看出其深厚的传统功力。由于徽宗的严格要求再加上他自己的示范，这所画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南宋的名家李唐、苏汉臣等许多画家均出自这个画院。画《千里江山图卷》的少年天才王希孟也是画院的学生。他几次把画呈送徽宗，开头画得不怎么好，但徽宗发现他是可造之才，便亲授技法，使他不到半年便画出了这幅名画。那时他才18岁。前面说过，经过考试入院的画士们一开头便发展了巧智，这种巧智，再经严格的升学晋级制度和严谨的教学训练，造就出来的艺术会是一种什么面貌呢？首先还是巧。宋人院画之巧达于无以复加而且大巧若拙的境地。院画总体来说属工笔，而这种工笔画无论用笔还是设色，特别是构图，全然没有造作之气，简洁、典雅、空灵。其次是写实。比如羽毛画得如真的一般，全然一片“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的风尚。既要写实，又不失空灵，真是奇迹。不过，院画对“物外形”下的生命、生活意义的表现却是有点儿苍白的。我们从《货郎图》、《听琴图》中看到的市井风俗，或许是院画家们所理解的生活真相的极限。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宋徽宗的画院(2)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院画之与宋徽宗之与宋朝。宋代的皇帝无论在怎么困难的条件下，都会做精致的梦，犹如徽宗画画。徽宗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仍在他精致的梦里，南宋高宗于小朝廷也过得富有色彩。前面的太宗、仁宗、神宗、哲宗，均有一种巧思，他们一次次设计精密的改革方案，企图用计谋来强大国家。但是这些计谋是理想主义的画境，离治国之根本总有些距离。宋代的士大夫文章也写得很巧，我们不能不推他们为天才。但这些天才的文章美则美矣，于做事上往往很难对号。活在宋代的好处是，你可以编织一个精致的梦。苏黄米蔡提起宋代书法，人们自然会想到苏黄米蔡。蔡究竟指谁有二说，一说奸臣蔡京擅改苏黄米蔡之蔡襄为蔡京，一说苏黄米蔡之蔡原为蔡京，因其为人不齿，故后人改为蔡襄。就年岁来说，蔡襄最长，主要活动于仁宗朝，苏轼次之，黄庭坚又次之，主要活动于神宗、哲宗朝。米芾更晚一些。论艺术成就，蔡襄高过其他几位。所以有人认为排序当是蔡苏黄米。苏黄米蔡皆为朝廷命官，苏、黄、蔡中进士，米不详。苏轼做到翰林学士兼侍读，黄庭坚当过集贤校理，米芾曾任礼部员外郎，蔡襄升至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风云际会，他们皆有一番抱负，不过境遇都差。然而四人的性情则相异趣。苏轼喜欢舞文弄墨，不惟诗文，书、画也颇有造诣。他有个脾气，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但不一本正经，是看见纸便写，倒不太愿意特意写来送人。据当代书家考证，他握笔只用拇指和食指，有类于今我们之握钢笔，手臂不大能提起来，他用独特的方法写出一些好字来。不过强调字的文学书卷气未免太过。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为“苏门四学士”，其学问则特立独行，不依傍苏氏。他学字爱《兰亭序》，但却由《瘗鹤铭》和怀素、颜真卿去体会二王。人家看他写字说不像二王，他笑说这才是真二王。他的意思是在用笔上学二王的方法，而非简单地描摹其字形。黄庭坚的字写得异常开朗，如长枪大戟四面放射。他是以所崇学的禅家观念来处理书法的，写出来的东西如禅家谈机锋，但是缺乏机锋的含蓄。米芾这个人有些怪癖。他会穿上唐朝人的衣服在大街上走，看见好石头拜下去，呼之为“兄”，还有洁癖，不和别人共用物品。他的画画得独具面目，与其儿子米友仁创“米氏云山”，画史上专门有“米点山水”的技法，所表现的雨后山水特具魅力。米芾主张习画练字要看真迹，不要看拓本。可能出于这个缘故，他非常爱收藏。他所著的《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均为鉴别古迹的典要。米芾学古最用功，甚至有人笑他“集古字”。但他谙熟了古人笔法后，能扩充发挥，用笔上变化多端，结体也多有风姿。有人说他由于太内行、太喜欢显神通了，所以写得满纸精彩，也满纸火气。而且可能与他有收藏习惯有关，其字形仿佛如晋唐人结体的百科字典，花样极多而无出其右。米芾就字习字、就字写字的习气多一点儿，所以写得非常表面化。苏轼写字之文学化，黄庭坚之禅化、哲学化，米芾之刻意于就字写字的笔画综合，从纯艺术的角度来说，都是旁门左道。任何一种艺术式样都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有其特殊的机理、语境、表达方式，所谓艺术大师，就是指那些能够领悟、掌握这种特殊的艺术语言并能自然运用的人。否则，如果用另一种艺术语言来偷换它，这种艺术语言的独特魅力便被遮蔽了，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蔡襄是宋四家中能够理解书法艺术语言的唯一一人。蔡襄的字在当时就被评为本朝第一。蔡襄由唐人再追二王，他像一个学者搞科学研究那样，仔细分析过二王书法的法理，对其用笔、结体均有非常准确的把握，而不是像米芾那样古的学得很多，却不谙机理，弄成个大杂烩。我们咀嚼蔡襄的字是在品味书法本文，因而就像喝一杯正宗的龙井茶，特纯特真，而非什么花茶。苏轼曾评价蔡书说，“宣献太清，留台太浊，自有国以来，当以君谟为第一”（董史：《皇宋书录》中篇）。并说与唐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相上下，此话当不为过。近人潘伯鹰在论及蔡书时说，蔡字使人感觉到他是笔笔精心要好的。因为处处精丽，使人越看越醉心。他的小楷和行书，真好像贵族少妇，但在那端庄的圆胖脸上，却有一双轻盈眼睛，又有一对浅浅酒窝，趁着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好像对你那么深情地微笑。这是绝世的风华。但不能不说是一个弱点。米芾曾评“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虽刻薄了点，但有几分道理。这是蔡襄的毛病。如果从独创性上来说，蔡字也是较弱的。不过中国书法发展至魏晋已完成，不大可能再朝前走。对蔡襄也不宜要求太高。蔡襄曾经说过：“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张芝与旭变怪不常，出于笔墨蹊径之外，神逸有余，而与羲、献异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乌足道哉！”（陈师曾：《历代书画舫》午集）这段话我要在这里特别向读者推荐。根据我自己多年的写字经验，要掌握书法艺术语言，根本上就是学习楷法，即前人简单称呼的“永”字八法。它们是书法艺术语言的基本要素。下面再来说说蔡京。蔡京登第前“欲附名阀”于蔡襄，“自谓为族弟”，未遂成隙。（《宋史·蔡襄传》）后来登进士第，改附蔡确，平步青云。徽宗即位不久，蔡京勾结童贯，以书画奇巧等取悦之，扶摇直上，官至太师，封鲁国公，势倾朝野，烜赫十余年，但最后众叛亲离，成为宋“六贼”之首。大观三年（1109年），徽宗诏以内府墨迹，命蔡京等编纂成书，刻石于太清楼，史称《大观帖》或《太清楼阁帖》。蔡京此时居相位，不仅书写其中的标题，还伺机附进己作。蔡京书未及百年，即被后人弃之如敝屣。从《大观帖》中的墨迹来看，其书恣意粗率，笔偏手纵，法理不备，赖刻手精工。从前述苏轼等人的褒扬看，蔡襄当在生前即有盛名，而蔡京擅政干偷梁换柱之勾当又极有政治气候，所以蔡京偷取“苏黄米蔡”之名的可能性较大。别的东西放进画文人画的界定各有说法。近人陈衡恪之论较精当。他在《文人画的价值》一文里这样说：“甚么叫作文人画，就是画里面带有文人的性质，含有文人的趣味，不专在画里面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必定是画之外有许多的文人的思想……有人又说作画不在画里面考究，却又节外生枝，把别的东西放进去，明明是画里的工夫不够，却把别样东西来遮掩打浑。以画而论，却没有价值了！……这文人不是一种奇怪的人，他虽不作画，他的思想和趣味常常与画有关系的。文人做的事，是甚么事呢？无非文辞诗赋那些事。请问这文辞诗赋里面所讲的是甚么东西呢？无非是山水草木禽鱼等碘些材料。他所感触的，又无非人情世故古往今来的变迁。他这些感想，他这些材料，是不是与画家一样的呢？既然是与画家一样的，那么他不画就罢。他若要画，他就把这些材料、这些感想，都放到画里面去，这就把这一幅画，代替他的文辞诗赋了。”这段话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文人画不考究技法，虽然有的文人画技法也十分精湛，但其侧重在“趣味”；二是以画代替文辞诗赋。以这两条作为划分标准，文人画就比较能界定得清楚了。一般认为文人画的始祖是唐代的诗人王维，也有人推溯到东晋的顾恺之和南北朝的谢赫、梁元帝（萧绎）或更早。依我看，王维已嫌早了。真正特征比较明显的文人画始于北宋苏轼、文同。苏轼第一个提出“士人画”，提出文人画的“纲领”。他们这些人有意识地强化了画的文学性，以画代替文辞诗赋的倾向很明显。所谓“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王维们则是苏轼们硬找来的祖宗。苏轼以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也作为他提倡文人画的旗帜，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赞美文同画竹“诗在口，竹在手”。这是说有诗的意境，竹子才画得得心应手。在《跋汉杰画山》中，他提到：“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在这里，他把士人画与画工画对立起来。在题李公麟《憩寂图》一诗中又说：“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湖州派”指文同所代表的画风。这首诗把这个画派的宗旨表达了出来。他们崇尚竹、石、梅、兰，将其人格化，称竹为“君子”、兰为“美人”，借以象征精神品格。文同则说“竹如我，我如竹”。他在《咏竹》中，赞美竹子“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还说竹“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他把住所也命名为“墨君堂”、“竹坞”等。在创作方法上，文人画超脱于物象写实。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曾说：“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画竹，竹竿常一笔到底，没有竹节，而且还画朱竹，四时花卉也常被置于一幅，是非常强调心中意象的。他的“胸中之竹”是观念中的竹，这观念中的竹是诗化的、意识化的竹，有“见竹不见人”、“其身与竹化”的禅味，所以更能表现竹的人性品格，有艺术的真实性。文同曾自诩作竹“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这种强调以学问、思想入画的见解，在一定的度内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但是，苏轼、文同以及后来的文人画家，在这一度上的把握是过了头的。在前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苏轼这样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这几句话常被人引用，有一定影响。论画当然不能只讲形似，作诗当然不能只论技巧，但是作画不能不讲形似，作诗不能不谈韵律。画本来就是形，必须在形上下工夫。画家所要描绘的是自然之“大象”，它用特殊的形将天地之“理”表现出来，而不见有意的刻画或以其他艺术样式随意嫁接，方见出这个“形”之恰如其分。文人画虽然对画有哲理上的表达，但却以哲理本身，以文学，以诗、书、印来简单地取而代之，这是对事物表面化描写的另一极外露，即学问、思想的外露。它走到极端，便是画的消解、诗的出界了，是非画也非诗。文人画基本上只能局限于表现个人情调，宏大的题材在文人画家看来笔笔都是多余的。人类生活惊心动魄的场面和人类的普遍情感，它表现起来有些力不从心，或者为其所不屑。文人画可以摆在书案旁欣赏，如若做徒弟一开始便师法，便误入歧途，因为它太矫情、做作、小家子气，而且难取法度。我们可以从文人画里理会如何把小小的感想画到画上去，最终把人类的普遍精神不露痕迹地表达出来。不过要学得小心谨慎，否则会得偏执病，陷于艺术之“玩”而不能自拔。有些美术史论家把“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和赵孟頫、柯九思、王绂，“明四家”中的唐寅、沈周、文徵明以及陈道复、徐渭、董其昌、陈洪绶，清代的“四王”、“四僧”、扬州八怪，乃至赵之谦、吴昌硕、陈衡恪全都归入文人画家。这是牵强附会的。其论断的根据是这些人都是文人出身。而文人画是一种观念艺术，与出身并无绝然的关系。比如黄公望、倪瓒、沈周、文徵明更多的是师法董源、巨然。而两宋之际绘画艺术成就最高的正是董源、巨然、李成、范宽、郭熙、米芾、米友仁、李唐、马远、夏珪以及一些院画家，这些画家既有精湛的艺术技巧，又行旅、探险、访道，师法造化，熟悉山川草木的自然特性。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云：“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这正是他们的写照。他们不仅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所以他们更能抛开个人的怨愁，更熟悉人民的生活，他们画出来的画鲜活而意境博大。为中国美术的发展着想，不可对文人画估价过高。说文人画是中国画的代表是不恰当的。西方是反对绘画隶属于文学的，“文学性绘画”（PeintureLittéraire）是贬词。西方人一直警惕以文学庸俗化地替代绘画，所以他们的画总是保持一份鲜活。禅参诗严羽，字仪卿，又字丹邱，自号沧浪逋客，他的朋友、诗人戴复古在《祝二严》诗中说他：“羽也天姿高，不肯事科举。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他的行迹史籍不载。近人郭绍虞根据他的诗作考证，认为沧浪应生于高宗之末，或孝宗之时。这个严沧浪是这样自诩的：“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这个自诩有点儿过了。喻诗以禅早已是宋人的习俗。如苏轼《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每逢佳处辄参禅。”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五引韩子苍《陵阳室中语》：“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四中“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等数语，与此雷同，像是抄袭。不过严沧浪自有其可推崇之处。各家都说，严沧浪论诗，首在“妙悟”论。其《诗辨》一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诗辨》四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禅宗认为真理是没法具体讲出来的。比之于诗，严沧浪也认为这诗的味道也是不可言说的。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说法禅家的意味十足，不好捉摸。尽管他讲“参”，但还是想说得明白些的。他在前面引的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那段话后，便推出个具象的东西来，要人悟“第一义”。汉魏晋与盛唐诗为第一义，唐代大历以来诗为第二义。第一义之诗是艺术成就最高、体现艺术特征最显著最好的诗；第二义之诗虽有成就，但有严重毛病，是左道旁门。由第一义悟入，可以达到透彻之悟。那么怎么才能由第一义悟入呢？这就靠“识”。所谓“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在《诗法》中他专门讲了要从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个方面去读诗。这里“兴趣”二字大有讲究。宋诗之没落是因为“尚理而病于意兴”，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当时的江西派是其代表。他们讲究所谓“脱胎换骨”、“点石成金”，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概念化抽象化，缺乏生动感人的美感形象，诗的特殊性丧失了。这一风气在当时影响甚大，如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皆是如此。基于这一问题，严沧浪提出了“别材”、“别趣”之说。《诗辨》五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材才相通，别材是指诗人要有特别的才能，并非读了许多书、有学问便可作出好诗来。别趣是指诗与其他艺术品相异的特别趣味、滋味，它与为文之“理”是不同的。这是强调诗的特殊类属界定。但是严沧浪并不排斥学与理。他紧接着又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诗的创作要有别材、别趣，诗人的认识能力、知识结构、生活阅历也是不可偏废的。问题是怎样恰当运用。他在《诗评》中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意兴即意境。严沧浪推崇的是盛唐汉魏理趣皆无痕迹的神韵。钱锺书《谈艺录·以禅喻诗》讲道：“沧浪别开生面，如骊珠之先探，等犀角之独觉，在学诗时工夫之外，另拈出成诗后之境界，妙悟而外，尚有神韵。不仅以学诗之事，比诸学禅之事，并以诗成有神，言尽而味无穷之妙，比于禅理之超绝语言文字。他人不过较诗于禅，沧浪遂欲通禅于诗。”严沧浪谓“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正是通于禅之诗。这真正通禅之作，又是无禅迹可寻之诗。《沧浪诗话》是顺应以禅说诗的风气，系统地发挥了一番。结果，诗和禅就更加靠近了。后来不少人学诗，总是强调由悟入手。这一套东西对不对？有人说禅和诗是两回事，扯不到一块儿去。这诗是世间事，得讲究个艺术形象和人世间道理；禅是出世间事，空得连话都不必说了。这诗与禅确实不是一回事。其实严沧浪也没把诗与禅说混了，他只是说对待诗要像禅家那样讲个“悟”，搞清楚什么叫诗才可作诗，这诗的意境如禅的意境那般如“水中之月”。你把它“摸到”，就“须参活句，勿参死句”。这是用参禅的办法来参诗。得说一句，严沧浪先生所参得的“兴趣”这一节非同小可——后来有人把他说成是“为艺术论”，恐怕不大恰当——沧浪所点中的在艺术中掉书袋的毛病，的确是晚唐以来直至现代诗人的毛病，甚至是书法家、画家们的普遍毛病。沧浪在告诉我们应珍视每种艺术的特殊品格。平淡入调李清照写过一篇《词论》。其中有这样的话：“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语词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这段话的大意是，李煜词文雅但为亡国音，柳永通音律而词语低俗，张子野等人写出些妙语但支离破碎，晏殊、欧阳修、苏轼学问大但缺乏词语功夫，后来的晏几道无铺述，贺铸少典雅厚重，秦观词像贫家美女无富贵气质，黄庭坚厚重但毛病很多。李清照把词之祖宗全都数落了一通。有人用韩愈的话骂她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有人说李清照侈谈声律，而宋人只有说苏词有时不合律，没有说晏殊、欧阳修的，况且她自己还不如柳永，所以这一评判是不公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九称这是妇人开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我用这么大的篇幅来铺叙这件事，是想说明一层意思：无论如何，从其中可见出李清照的心气，而且总的来说点评得不无道理，最重要的是，点出李清照重声律的观点。李清照是词体的最后完成者，其标志是词语声律的成熟。这一项是前述词人无以出其右的。北宋人的词多继承花间、南唐词派的衣钵。早期的晏殊、欧阳修未脱此窠臼。苏轼独创一派，所谓豪放，其门下的陈师道却指出他“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我觉得陈师道比李清照评苏更中要害。苏词之豪放多少失真。李清照认为，囿于花间、南唐词派的传统，再以唐诗格律来捆绑，或像苏轼那样生硬地制作，词的题材和内容便不可能拓展，其形式也发展不了。能够突破词的形式限制充分挖掘艺术性的，非但晏、欧、苏未能，连李清照自己也未能做到。但李清照看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她多少有点儿特别的发挥。她的作词技巧，有人说新，有人说奇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云：“‘绿肥红瘦’，此语甚新。”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谓：“‘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这等所谓新或奇俊，颇多词人擅长，何况像李清照这般语言锤炼得特别讲究的。这不算什么特色。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有这么一段评判：“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这里说了两个要害，即“平淡”和“入调”。“平淡”不易，但“平淡”得之者不少；“入调”是合律，大半是技术问题，更易得法。前述有人就说柳永还超过李清照。但关键是两者要融会在一起，这可只有李清照操办得最好。张端义举了《永遇乐》的例子：“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像这类例子，尚可列出许多，如“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人称这是一种白描法，只把最平常的物象陈列出来，或者以生离死别等常情常理之事铺出，不落痕迹地嵌入声律音调之间，意象俱出。王士祯曾评断婉约词的要旨是“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符合这一条的，以李清照为最。李清照之词语锤炼，首先得自于她特殊的天分，特别是对声律的极度敏感。这份敏感，通过她的学习以后，又大大加强为精熟的技巧。这是先天一面。后天方面，首先得自于她的家庭。她父亲李格非做过大官，又是名重一时的“后四学士”之一。母亲王氏也善文章。丈夫赵明诚是太学生，当过太守，又是金石学家，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曾任右相。李清照博学多能，于文、诗、词、金石、书画都有鉴别力，就连书法也很好。在她的词里，像“载不动、许多愁”，“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绿肥红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等等，都是经数次锤炼，而自出新意。其次是，李清照吸取了花间、南唐和北宋诸家的长处。像“蹙金结绣、而无痕迹”，“红藕香残玉簟秋”，“梦回山枕隐花钿”，“香冷金猊，被翻红浪”等，都是熟练的花间、南唐派笔法。晏殊《浣溪沙》“去年天气旧亭台”只将唐人郑谷诗句由“池”换了“亭”字，没有说追忆去年，而回忆去年的意思已出，其末句“小园香径独徘徊”不说自明地说出了一个人的情怀。李清照继承了这一风格，但又加以变化发展。用夏承焘的话来说，是变化、发展了婉约派。夏承焘又说，李清照是北宋婉约词派最适当的代表人。李清照完成了婉约调，使词一体真正在文学史上得以确立，影响后世。清末沈曾植这样评价李清照：“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我想这是数百年来人们的共同感觉吧！王士祯号称词坛盟主，对李清照推崇备至。还有个沈谦更以李白、李煜、李清照三李相称。清代刊出《三李词》。但是尽管如此，婉约词还是有相当局限的。比如李煜、李清照都生存在国难之际，这些“绝妙好词”更多的只能用来表现个人情怀与命运，在表现宏大的历史场面上，则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更见长处。不惟婉约派，其他词派要表现后来的社会内容，也都难以施展。这也许是词之不盛于后世的原因之一吧。雅颂与郑声(1)仁宗于天圣、景祐年间，在大臣建议下决定考订祭祀舞乐。首先碰到的是音律和乐器的改革问题。判太常燕肃等进宫，以后周王朴所造音律来校准。仁宗命直史馆宋祁、集贤校理李照等人操办此事，并向天下诏求精通音律的人才。范仲淹推荐时为布衣的胡瑗。胡瑗使人配合造出钟磬。但是有人认为不合古法。有个叫徐复的说：“圣人是把声律藏之于乐器的，怎么可以不先讲声律而改造乐器呢？”李照又向仁宗上言：“十二律声已备，余下的四清声是郑、卫之乐，请在新编律谱中只保留十二中声，除去四清声，那么哀婉邪僻的声音便不会有了。”冯元等人驳斥说：“前代圣人制乐取法不一，有13管之和、19管之巢、36簧之竽、25弦之瑟、13弦之筝、9弦7弦之琴、16枚之钟磬，各有其妙，怎么能全用十二数之声律呢？”这场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关于正雅乐一事直至徽宗时还一直在讨论。从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到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近百年时间里，北宋酝酿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前述音律的改革有百家言，各有追随，宋室兼容不独断，与这场诗文革新之命运相似。而李照欲裁四清声独取十二声之见解，与文学上扬雅颂抑风骚之观点也可类比。景祐二年（1035年），胡瑗经范仲淹推荐至朝廷更定雅乐不成，被封了个秘书郎，后又经范仲淹推荐至太学当老师。胡瑗与时在太学的孙复、石介等人创“太学体”文风。“太学体”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一味高谈三皇太古之道，歌颂唐尧虞舜之德。这是接了庆历新政的遗续。范仲淹根据政治改革的需要，对自唐代韩愈提出、又经宋代王禹偁、穆修、尹洙、柳开、石介竭力宣扬的“道”进行全面阐发。他认为秦汉以来三代制度不存，才导致士民蝇营狗苟、骄奢淫逸之风流荡不返。他对文章与教化的关系十分重视，把文风革新看做政治更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他就提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并请皇帝告诫文臣重风化以救“斯文之薄”。范仲淹以“三代”为理想，不过是托古改制，但为政治的原因过分强调文章关乎风化，批判五代以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的文风，“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认为“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唐异诗序》）。虽然他强调忧乐皆出于真情，既不应唱虚美的颂歌，也不应发盛世的怨叹，但实际上导致诗文的片面发展。“太学体”不仅在形式上怪僻生涩，而且于治世也并非良方。从晚唐到五代，古文衰落，骈文复兴。宋初继承五代文风，柳开和王禹偁起而矫之。柳开由学韩愈而批韩愈，讲“道”比韩愈更迂阔，把“文以载道”发展成重道轻文。他认为韩愈非生而知“道”，所以把他归到“俗下”之流。王禹偁、张咏则将复兴古道和讽刺现实、补察时政密切联系起来，标举以风骚为本的诗道，融合中唐新乐府讽刺时事和古文运动推崇道德的精神。他们的诗词直陈民瘼，散文则广泛涉及社会现实问题。咸平年间（998—1003年），柳开、王禹偁相继去世。此后出现了西昆体。其领袖杨亿少年时追慕扬雄和韩愈，但诗词实际剽袭李商隐。从表面看，西昆体与五代体一样都华丽雕琢，但五代体有乱世衰飒之气，而西昆体则雍容华贵、典雅丰赡，为太平盛世雅颂之音。尽管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建澶渊之盟，宋以输出岁币换来太平，真宗还是大事粉饰。西昆体正合时宜。范仲淹既倡盛世雅音，又贯之以三代王道，并未对庆历新政带来多大帮助。相反，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曾活动在河南洛阳的尹洙、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虽然政治观点与范仲淹一致，但文学观念与之有较大的差距。他们关心百事，忧念天下，确立郑声那样的风骚诗文在文艺上的正统地位，反对虚美的雅诗赋颂。不仅针砭西昆体，而且对晏殊、宋祁等人的诗酒酬唱也加以批评。晏殊在北宋盛时，与诸名士诗酒唱和。宋祁则写了歌咏皇帝祭祀、燕射、巡幸的大篇，作品在仁宗朝是数量最多的。欧阳修把矛头指向他们是怀有相当的使命感的，他要用文学“忧治世而危明主”。这是他所倡导的诗文革新区别于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征。欧阳修对当代的文章有比较中肯的认识与评价。他说：“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宋史·选举志》）欧阳修对文学的把握比前面这些人都到位。欧阳修等人成功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欧阳修在创作上自然地把“道”融进去，而不是外在地谈文章关乎治世。苏舜钦和梅尧臣因性之所在，各自形成了豪放雄肆和清切平淡的艺术特色，但粗豪的苏舜钦同样以“会将趋古淡”作为最终目标，而梅尧臣的平淡中又自有“古健写奇秀”的骨气。由于欧阳修等人开风气之先，北宋出现了几大家并峙的繁荣局面。宋诗的独特风貌在其影响下也才得以逐渐形成。北宋诗文革新虽然一开始就被纳入政治改革的轨道，然而欧阳修等人抛弃了“文章关乎教化”的旗帜，一方面在艺术创作的内部规律探索上有自由的深入，另一方面又小心地处理道学、政治、文学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作品在纯艺术、人性一面上的表现还是相当欠缺的，但以社会政治改革内容来为文学灌注生命活力，确实开创了宏大的艺术格局。以风骚为本的文艺观，以及崇尚平淡古健的艺术标准，从此成为贯穿于宋元明清文论中的主导思想。不过宋之后的文学作品再也难见前朝气象了。雅颂与郑声(2)瓦子勾栏宋代所说的瓦舍（瓦子）指“娱戏之地”和买卖杂货的场所，勾栏（勾肆）则是在瓦舍内搭建的剧场。《梦粱录》卷十九《瓦舍》称：“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游荡，破坏尤甚于汴都也。”宋人对临安瓦舍数量的记载不一，《咸淳临安志》、《梦粱录》称有17处，《武林旧事》记有23处，《西湖老人繁胜录》记有25处，可见当时的繁盛景况。《武林旧事》所记23处，即城内清冷桥西南瓦、市南坊北中瓦、市西坊大瓦（上瓦、西瓦）、众安桥南北瓦（下瓦）、蒲桥东蒲桥瓦（东瓦）5瓦，其中北瓦最大，有勾栏13个。城外18处。东郊最多，有便门外北的便门瓦、候潮门外北的候潮门瓦、保安门外东的小堰门瓦、新门外南的新门瓦（四通馆瓦）、崇新门外章家桥南的荐桥门瓦、东青门外菜市桥南的菜市门瓦、艮山门外的艮山门瓦；城南嘉会门外的嘉会门瓦、钱湖门外的钱湖门瓦、龙山之麓的龙山瓦；北郊余杭门外的北郭瓦（大通店）、米市桥下的米市桥瓦、王家桥瓦；城西行春桥瓦、赤山瓦。城中5瓦归属修内司管辖，城外瓦舍大多在诸军营寨左右，为西北军所用。瓦舍里表演的主要是说话、傀儡戏、皮影戏、杂技等，内容和形式多样，后来发展出宋杂剧。宋杂剧由先秦歌舞、汉魏百戏、隋唐戏弄和宋代的诸色伎艺综合演变而来，标志着中国戏曲的形成。杂剧在南宋和元代趋于成熟，杭州为其提供了发展舞台，因此可以说杭州是中国戏曲重要的发祥地。宋代的“说话”源于唐代的“俗讲”，元明时称“评话”，今人称“说书”。“话”在唐宋人的口语中含有故事的意思，所以“说话”就是讲故事。唐代“俗讲”多半设在寺庙内，开场有一定子。到了宋代，“说话”成为专门的职业演出。南宋时临安说话十分兴盛，瓦舍里天天开场，茶楼、酒肆里也可以卖座。人数众多的说话人还互相联络，成立行会，组织书会。书会中专门为说话人编写底本的作家称为才人。有的艺人把自己讲唱的故事记录下来，或请才人帮助整理出来，便由口头创作发展为书面文学，即“话本”。话本是最早的白话通俗小说。说话可分为小说、说铁骑几儿、说经、讲史四种，称说话四家。《都城纪胜》云：“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研究者对上述这段文字有不同的解释，元陶宗仪《说郛》曾对其加以改编节录，明确为小说、说铁骑几儿、说经、讲史四家。小说类似短篇评话。据南宋罗烨《醉翁谈录》所载，小说可细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灵怪讲妖怪故事，烟粉讲女鬼故事，传奇讲男女爱情故事，朴刀讲格斗故事。据《武林旧事》所载，临安较有名的说话人有蔡和、李公佐、张小四郎、夏达、仓张三、汪保义、王十郎、俞住庵、盛显、王琦、林茂、张训等52人，其中有史惠英等女流。经常出入于德寿宫、大内的有朱修、孙奇、任辩、刘和、方瑞等。《醉翁谈录》提到的话本有《钱塘佳梦》、《呼猿洞》、《花和尚》、《武行者》、《莺莺传》等107种。据近人考证，至今流传的古今小说，不少是南宋话本，如《金虏海陵王荒淫》、《错斩崔宁》、《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西湖三塔》等。说经由唐代寺院和尚讲经发展而来，所“演说佛事”情节曲折生动，富有幻想。说经诨经的名家有长啸和尚、余信庵、陆妙慧、陆妙静等17人。著名的话本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其内容是今本《西游记》的来源。讲史即由艺人说唱历史故事，临安的北瓦讲史最有名。北瓦内有两座勾栏专为讲史设，为名艺人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所占。此外较有名的讲史人还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檀溪子、陈一飞、陆进士、王防御等20余人。主要题材有刘项争霸、三国故事、黄巢起义等。又有说新话的，讲当代故事，如南宋抗金故事、水浒英雄故事等。有名的话本有《中兴名将传》、《薛仁贵征辽事略》、《大宋宣和遗事》等。经过先秦两汉至隋、唐、五代百戏伎艺的长期演化和融合，中国戏曲到宋代开始形成。其最初的形态是宋杂剧，后来演进到南宋，又出现了地方性的温州杂剧，产生南戏。宋代伎艺演出的职业化、商业化和社会化，对于戏曲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显著的标志是演出的营业性和剧场化。当时瓦舍内的勾栏、看棚，大者可容纳上千观众。除瓦舍勾栏外，用于表演的还有露台、乐棚、舞亭、舞楼以及其他临时性剧场。从宫廷到民间，不论帝王、官僚还是士子、商贾，都可以出资雇用乐户艺人，随时演出。雅颂与郑声(3)宋代的声乐伎艺一方面上承晚唐五代而来，一方面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创造。据《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等书记载，其名目多达50余种，远非唐代所及。其中与戏曲形成有关的，除传统的角抵、百戏外，可大致归纳为歌舞伎艺、扮演伎艺和说唱伎艺三大系统。歌舞伎艺有大曲、法曲、曲破、队舞、转踏等。大曲是规模很大的舞曲，源出汉魏六朝的乐府相和歌。至隋唐燕乐，曾以乐章的长短多寡为标准，区分为大曲、次曲和小曲三种。发展到宋代，教坊所奏有18个宫调40部大曲，结构极为复杂。王灼《碧鸡漫志》载：“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正、入破、虚催、实催、衮遍、歇拍、杀衮，始成一曲，此谓大遍。”这种大曲变抒情为叙事，或寓抒情于叙事之中，又能以歌舞敷演故事。大曲表演人数众多，结构复杂，组织安排上有一定的规式，演出活动称队舞。《宋史·乐志》著录有剑器队、婆罗门队、玉兔浑脱队等十支队舞的规制和名目。另外还有一种与队舞相近的小型歌舞转踏，起源于民间踏歌，其体制是以勾队词开场，然后用一首诗和一首词来歌咏故事。法曲即唐玄宗开元年间梨园法部所奏的大曲，为不杂胡乐的华夏正声，最著名的有《霓裳羽衣曲》、《破阵子》、《春莺啭》、《堂堂》、《火凤》、《泛龙舟》、《云韶乐》等。经五代战乱，大多亡逸。宋初教坊只保留了两种，一为道调宫《望瀛》，一为小石调《献仙音》。曲破是截取大曲遍以下各遍而成的歌舞乐曲。大曲、法曲、曲破是宋代通行的大型舞曲，被杂剧吸取为常用曲式，南戏套曲的形成也与其有关。属于扮演伎艺的有滑稽戏、傀儡戏和影戏等。滑稽戏由唐代的参军戏发展而来，继承了古代俳优装扮人物以资谐谑讽谏的传统。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称：“宋人杂剧，固纯以诙谐为主，与唐之滑稽剧无异。但其中脚色，较为著明，而布置亦稍复杂。”傀儡戏即木偶戏，起源很早。宋代以木偶扮演各种故事，变种很多，《都城纪胜》中即有弄悬丝傀儡、杖头傀儡、水傀儡、肉傀儡等记载。影戏即皮影戏，起源于北宋。据《梦粱录》所记，原以素纸雕簇，后来以羊皮雕形，以彩色妆饰。临安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傀儡戏和皮影戏都有剧本，能表演比较完整的故事，所以广义上也称杂剧。又《武林旧事》载：“或戏于小楼，以人为大影戏。”可见大影戏和肉傀儡一样，均已发展为艺人装扮表演，由叙事体向代言体过渡。属于说唱伎艺或说唱文学的有说话、鼓子词、赚词和诸宫调等。鼓子词是以鼓伴奏的一种歌唱伎艺，始用于北宋文人宴会。原来只用同一个词调反复歌唱，后来插入说白，用以叙事，成为有说有唱的伎艺，对于诸宫调的产生具有促进作用。赚词是联用同一宫调内不同牌子的乐曲构成的一种套曲，比用一词牌单调叠唱的鼓子词又跨进了一步，而与诸宫调更加接近。《武林旧事》记，临安专业赚唱有濮三郎、媳妇徐等22人。诸宫调联用诸般宫调多种套曲来敷演故事，唱词之间又有散叙说白，是一种大型说唱伎艺。诸宫调始创于北宋，是说唱文学过渡到戏曲文学之间的桥梁，宋杂剧和金院本都加以使用。据统计，南戏的曲调从诸宫调中吸收了13支，北剧则吸收了28支。宋代民间伎艺的繁兴，为戏曲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歌舞伎艺在声乐歌唱、舞蹈身段、服饰化妆和演出程序方面准备了条件，扮演伎艺在角色表演、脸谱形象、科诨念白方面准备了条件，说唱伎艺在剧目题材、乐曲联套和戏曲文体方面准备了条件。这些伎艺在装扮人物、叙事抒情、结构布局、曲白结合、载歌载舞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当这些伎艺在瓦舍勾栏间交流融合，又变叙事体为代言体时，综合性的宋杂剧也就形成了。宋杂剧原是对含有故事内容的各种声乐伎艺综合演艺的总称，包括歌舞、扮演、说唱诸般伎艺以及汉唐以来传统的散乐、百戏的演出。由于这种综合性的演出在开创阶段比较混杂，所以称之为杂剧，含有兼收并蓄、多而且杂的意思。经历一个阶段以后，杂剧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规制，有了自身特殊的规定性，北宋后期已相当鲜明，至南宋时更显丰满，并确立了在散乐百戏中独占鳌头的地位，如《都城纪胜》所说：“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惟以杂剧为正色。”其他12部有关音乐、舞蹈、歌唱和参军戏的表演艺术都可为杂剧服务，其融合众长的优势地位得到了公认。据《梦粱录》所载，宋杂剧的体制结构分3节4段。第1个节次是序幕性质的艳段，演出的内容是“寻常熟事”，可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社会问题。第2个节次是正杂剧，分两段，表演含有鉴戒意义的故事，或滑稽嘲笑，或批评时政，“唱念应对通遍”。第3个节次是杂扮或杂班，即杂剧之后的散段，一般是以乡下人作为打趣对象的闹剧。杂剧演出时一般由4个或5个角色承场，后增加为末泥、戏头、引戏、副净、副末、装孤、装旦、次贴8个。北宋时即有杂剧专业演员，属官方机构教坊乐部、教乐所或钧容直（军乐班）的称杂剧色，来自勾栏的称露台弟子。现存文献中有记载的宋官本剧目共计296个，《武林旧事》著录的有280个。所谓官本，是教坊与民间的通行本。其中用大曲的103个，如《王子高六么》、《崔护六么》、《莺莺六么》、《裴少俊伊州》、《柳毅大圣乐》、《霸王剑器》。用法曲的4个，即《棋盘法曲》、《孤和法曲》、《藏瓶儿法曲》、《车儿法曲》。用曲破的1个，即《五柳菊花新》。用普通词调的29个，如《病郑逍遥乐》、《三教安公子》、《三姐黄莺儿》等。用诸宫调的2个，即《诸宫调霸王》、《诸宫调卦儿》。用其他杂曲的14个，如《四小将整乾坤》、《赖房钱啄木儿》、《王魁三乡题》等。其中以歌唱或舞曲形式表演故事的剧目有153个，超过半数。余下的127个是不带曲名的剧目，如《眼药酸》、《急慢酸》、《论淡》等滑稽戏，《相如文君》、《李勉负心》谍杂剧，《风花雪月爨》、《宴瑶池爨》等小杂剧。雅颂与郑声(4)宋室南渡后，杂剧不仅在临安继续盛行，而且流播于越州、温州和福建、四川等地，并在温州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温州杂剧。温州杂剧与其他艺术形式进一步融合，发展为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相对于北曲杂剧而言。南戏一般都是长篇，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至少也有十多出。如《琵琶记》42出，《荆钗记》48出。南戏用南方的语言、曲调、音韵，唱腔多取自村坊小曲和里巷歌谣。角色由宋杂剧演变而来，计有生、旦、外、贴、丑、净、末7种，其中生、旦是男女主角。南戏在各地深受欢迎，其传播面北到大都，南到江西、福建、广东。流传到各地后，其音乐唱腔转为不同的地方声腔，主要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五大声腔。到宋末元初，南戏的中心从温州移到杭州，出现了杭州腔，但杭州腔久已失传。徐渭《南词叙录》著录宋元南戏剧目65个，今人钱南扬《戏文概论》、刘念慈《南戏新证》著录244个。其中可以确认为宋代的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王焕》、《乐昌分镜》、《韫玉传奇》、《张协状元》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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