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创立-4

孙中山由西贡至新加坡，由新加坡回香港。因宫崎寅藏在新加坡被捕被驱逐的事，而连带地不能在香港上岸，于是只得改变亲自指挥革命军的原定计划，把革命军交给郑士良全权指挥，本人去日本，再由日本去台湾。　　孙中山到了台湾，一方面向儿玉总督洽取军械，一方面写了一封致刘学询的信，寄给在上海的平山周，托平山周面交刘学询。这时候，刘学询已经随着李鸿章北上，李鸿章直去天津，刘学询中途留在上海。(李、刘船经香港之时，陈少白上船与刘会谈了一次。陈叫刘劝李打消北上之意，刘说不可能。)　　这封信的日期，是“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不曾注明何日。看来这“九月”二字似乎是指的阳历。阳历9月的最后一天，是阴历闰八月初七日，惠州的革命军尚未向清军开火，信上面却已有了“今惠军已起”五字。原因是：孙中山并不曾等待开火以后才写这封信，而是预料着此信写达上海，由平山周交到刘学询之时，在惠州的革命军业已发难。　　那时候，孙中山并不准备由台北渡海到厦门，而是“弟已与镜海当道密商，已蒙许借其道地为进取之途矣。今拟日间乘邮下南洋荷属，另雇轮直至镜海也。”　　当时的作战计划是：“先占外府，以分省城兵力，并令城内外正军，一俟(敌方)兵力稍单则乘机袭(省)城，以为基本。”　　这一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请刘学询“及杨(衢云)、李(纪堂)同志等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平山周)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政治上的安排，是“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杨衢云)优当财政，李君伯(李纪堂)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盛宣怀)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　　可惜，这一封信到了民国成立以后，仍存在平山周之手，平山周始终不曾能够交给刘学询。原因可能是，平山周无法见到刘学询的面。因此之故，孙中山才在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到了东京之后，改派“与前途相善”的宫崎寅藏去上海，继续接洽。　　改派宫崎之时，惠州之役已经失败了近一个月，而孙中山对刘学询尚未死心。宫崎去了上海以后，似乎也不曾获得什么结果。　　到了冬天，噩耗传来，留在香港的杨衢云，于十一月二十日被清吏所雇用的凶手陈林，刺杀在结志街五十二号十二楼他设馆教书的地方。孙中山在十二月初七于横滨永乐楼为他举行追悼会，请尢列报告杨衢云生平；尢列报告完毕以后，孙中山又请到会的同志捐款抚恤杨衢云的家属，当场捐得了一千二百余元。　　孙中山把这一千二百余元寄到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处，托他与谢缵泰转给杨衢云的家属，同时写了一封信给谢缵泰，信里附了二百份讣文托谢缵泰转寄给港澳以及南非等地杨的友好。　　其后，谢缵泰不仅又替杨捐了不少恤金，而且本人更加努力于革命，约了李纪堂和硕果仅存的洪秀全的一位本家侄儿洪全福，筹划大举。尢列去了马来亚，用“中和堂”的招牌发展革命组织。陈少白在香港苦撑《中国日报》，终于把革命的潮流不仅推进到广州，而且推进到上海，使得上海也成了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孙中山在日本，也把东京造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大的策源地。不幸的是：郑士良于辛丑年七月中风而死。　　　　《细说民国创立》一六、大明天顺国　　谢缵泰与李纪堂、洪全福等人，一直到了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阴历十二月，一切准备近乎完成之时，才把他们的计划写信告诉孙中山。那时，孙中山已经到了越南的河内。　　而且，他们在筹备的期间，也把陈少白瞒得紧紧的。为什么?可能是谢缵泰由于受杨衢云之死的刺激太深，不免趋向于一意孤行；也可能是他意在完全与洪门的人打成一片，在起事以前不想让兴中会的人知道。　　谢缵泰本人是否属于洪门，待考。他的父亲谢日昌，属于洪门，是三合会的一个元老。谢日昌的好朋友之一，是洪全福。洪全福在太平天国期间转战湘鄂皖浙诸省，当到左天将，封为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在洋船上当了几十年厨子，年纪大了，住在香港，挂起牌来行医。谢缵泰看中了他的资历，便和李纪堂常常研究，决定了请洪全福出山，作“大明天顺国”的“南粤兴汉大将军”。　　这个国名。确是有点特别。“大明”两个字，具有浓厚的洪门色彩。“天顺国”三个字，显然是为了借重洪全福在太平天国的那一段历史。我们不能责备谢缵泰把国名起得不够理想，因为那时候兴中会本身也还不曾定出“中华民国”四个字的国名来。就清廷署理两广总督德寿的奏折，作一考证，似乎庚子嘉州之役期间，郑士良所用的国名是“大秦国”三个字。　　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谢缵泰所拟定的国体，并非君主，而为民主。他在壬寅年八月十四日的“三人会议”上向洪全福与李纪堂提议：事成以后，举容闳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洪、李二人立即赞成。　　没有李纪堂，便不会有这一次“大明天顺国”的运动。因为，绝大部分的钱，是李纪堂一人所出。纪堂是兴中会的会员，也是庚子惠州之役负责管钱的人。孙中山交给他两万元，他加了很多钱进去。惠州之役失败以后不久，他的父亲李升病死，遗留给他与两个哥哥每人一百万元。那两个哥哥对革命毫无兴趣。他呢，把这一百万元都直接间接、前前后后花在革命上。　　这一次，他答应了出五十万元。事实上，由于起事未成，所花的不到此数，却也至少在十万以上；所准备的枪械，所动员的洪门弟兄，所设置的机关，其数量与规模，比起惠州之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文的布告，英文的宣言，都已印好。由于要等到事成以后，才公举容闳出来，所以暂时在布告与宣言上都不用容闳的名字，而由洪全福以“南粤兴汉大将军”的衔头出面。　　谢缵泰等人的总机关，设在香港德忌笠街二十号顶楼，称为“和记栈”。在广州的负责人是李植生。他住在下芳村德国教堂旁边、自己所经营的继业公司肥料厂。　　李植生以外，最重要的两位同志，是梁慕光与宋居仁。梁慕光被内定为总司令(洪全福年老力衰，只是名义上的大将军)。宋居仁负责联络北江一带的民间武力。　　由于有李纪堂大力支持，谢缵泰把抢械与弹药买得不少。军装、旗帜、饼干也买了不少，都分别堆藏在李植生的肥料厂，及广州城内城外二十几处“分机关”之中。　　洪全福本人，由澳门去香山，纠合同志。　　还有一些枪械，是向沙面的曹法洋行订买的。定洋已经付了十几万，却迟迟交不了货。眼看起义的日子(壬寅年除夕，1903年1月28日)快到，李纪堂不免着急。洋人经不起严催，便向清方的一个姓杨的军官、捷字营管带(营长)故意泄漏秘密。杨管带报告上峰，上峰派人到香港，通知香港政府。于是总机关和记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搜查，捕去同志三人，仆人二名。广州河南下芳村的继业公司与若干分机关都在两天以后，十二月三十日被破，捉去了粱慕信等十位同志。粱慕义与李顺、邓桂华二人，于正月初三搭船逃往香港，在码头上被捕。　　在预定起义日子以前的一两天，梁慕光从沙面的另一家洋行买到了快枪二百杆。用小船运往花埭的大通烟雨涌，在运到涌口之时，被杨管带的兵丁拦住。粱慕光拔枪抵抗，杀死一兵，泅水脱险。洪全福也从香山走到澳门，在澳门装了两个舢舨的抢械，向广州进发；航行到百口村，被该村的老百姓纠缠，只得撇下这些枪械逃走。　　其后，洪全福住在新加坡，改名浮萍；在新加坡得病，回到香港，死在国家医院。粱慕光与李植生去了日本，住在横滨，继续于孙中山领导之下，参加革命工作。　　在香港被捕的，因谢缵泰与《字林西报》记者英国人根宁竭力营救，全被释放。(清方要求引渡，被香港政府拒绝。)　　在广州被捕的人，有七个人被杀：粱慕义、陈学灵、叶昌、刘玉歧、何萌、苏居、李秋帆。有三个人被判二十年监禁：李顺、苏子山、梁平。另有一位叶术容，病死在牢里。(这是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所说。依照陈春生在《建国月刊》第五卷第二期所发表的《壬寅洪全福广州举义记》，被清吏杀害的另有梁慕信、叶胜、洪达明、李棠等人。)　　谢缵泰此后不再从事于实际的行动，仍在英文《南华早报》上写文章鼓吹改革。他的父亲谢日昌于癸卯年二月因积愤成疾而死。　　　　《细说民国创立》一七、革命潮　　在辛丑壬寅(1901与1902)两年，只有谢缵泰等人的“大明天顺国”事件算得上是一种军事性的革命行动。孙中山住在日本，致力于启发留日学生的革命思想。要等到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跟着发生了 1906年的萍醴浏之役、孙中山所亲自指挥的丁未年(1907年)黄冈之役与同一年七女湖之役。　　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年(1903年)四月周云祥在云南武装抗清。他是蒙自县一家锡矿的矿主。县知事杨某派三百多兵士来搜缴他的矿厂卫队的军械，被他迎头痛击，杀了二百多名。然后，他一不做，二不休，攻占了临安、石屏、阿迷、宁州。可惜的是，他僻在边陲，未能与邻省的志士会党联络，只想据滇自保，没有澄清中原的雄图，终于寡不敌众，丧失了所占领的州县，隐姓埋名以死。　　传说，他之所以反清，一方面是激于清廷承认划云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一方面也是因为从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的手中，接到若干本宣传革命的书籍，读了以后才决心“揭独立旗，击自由钟”。　　这个“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很像是秦力山，然而并不是他。他是湖南长沙人，在庚子年起义于大通以后，到了新加坡，由新加坡去了日本，和戢元丞、沈云翔、雷奋、杨荫杭、王宠惠、冯自由等人共同创办了《国民报》。再其后，在壬寅年三月与章炳麟(太炎)、冯自由等一共十个人，发起了“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再其后，又到了上海，帮助戢元丞办《大陆报》。在癸卯这一年，他留在上海，未去云南。次年，他去香港，住在中国日报社，与陈少白等人策动广东省的防军，曾经冒险进入广州三次。又过了一年，他才到了缅甸仰光，在《光新报》上发表了“说革命”十六章。三月间，由缅甸进入云南，到腾越干岸，受土司刀安仁之聘，办理“军国民学堂”，办到十月，病故。死时，年纪才二十九岁。　　从秦力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保皇与革命两大势力的消长。他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与唐才常的高足。粱氏亡命日本，于已亥年(1899年)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他和林圭、蔡锷、唐才质等几个同学都不辞跋涉之劳，从湖南赶来，继续受教，又在庚子年秉承师命，回国从事“自立军”的运动。是到了起义失败以后，到新加坡，请康有为拨款重行大举，遭了拒绝，然后于再度到了日本之时，断然与康、粱分途，一心一意走上革命的路。　　《国民报》是一种月刊，一共出了四期，便由于经费困难而停版。它的生命虽短，作用却是很大。在此以前，只有香港的《中国日报》是革命党的喉舌。　　秦力山是这《国民报》的总编辑。他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明明白白地提出革命救国的主张，使得当时聚集在日本的各省留日学生耳目一新。比起梁启超所主持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来，称得上是别树一帜。　　《清议报》是旬刊，在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开始，一共发行了一百期，于辛丑年年底结束。它的影响不为不大，曾经是侨界文坛的独霸，把若干兴中会会员如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都裹进了保皇的圈子。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开始，办到丁未年(1907年)七月为止，前后有五个半年头。销路最广之时，超过了三万份，内地的盗印本有十几种。梁启超文章颇为锋利，笔端常带感情，立论又常常站在读者的立场，因此而每每能够转移读者的思想。所可惜的是，他自己处于矛盾之中，今日高唱民权，明日又歌颂“我朝”，心里边明知中国以反清“为最适宜之主义”，写起文章来却不敢不敷衍那自始至终反对革命的老师康有为。　　倘若没有《国民报》及癸卯年(1903年)以后的《江苏》、《浙江潮》、《汉声》、《直言》、《游学译篇》、《鹃声》、《醒狮》、《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风起云涌的革命刊物，留日学生以及国内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将一直为保皇的主流所支配。(所谓保皇，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而言，不失为一种进步的主张。但是它只能引向一条走不通的“死巷”。姑无论康有为所欲保的皇[光绪帝]，仍在紫禁城内的瀛台度着囚犯的生活，非有极庞大的革命性的武力不能救出；即使忽然发生奇迹，让他恢复自由，康有为也绝无具体办法来铲除顽固旧势力，用光绪帝的名义推行宪政。结果是，君主立宪这个幻想徒然耽误了革命的时机。)　　康有为的一句得意口号，是“革命足以召瓜分”，也就是说：革命足以亡国。一些革命分子的答复是：中国早已在多尔衮入关之时亡了国，革命正所以复国，而不是亡国。为了用行动作一次宣传，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十人，便决定在壬寅年阴历三月十九日(1902年4月26日)假座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会。事前，章炳麟起草好了一篇宣言书。　　章炳麟在宣言书中写道：“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获。……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维兹元首，不知谁氏，……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长，睹梨洲之所乞师，颓然不怡，永怀畴昔。……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蚊；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庶几陆沉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　　纪念会的日期之所以定在三月十九日，因为那是明朝崇祯皇帝自杀殉国的一天。　　章炳麟等人把宣言书印成了若干份，分发给留日学生与华侨。报名参加的有数百人之多。他们请孙中山与梁启超为“赞成人”，获得同意。但是，梁氏其后通知章炳麟，说“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　　会期的前一天，日本的警察局告诉章炳麟等十位发起人，说这件事“大伤(日本)帝国与清国之邦交”，不许举行。果然在三月十九日的上午，精养轩附近布满警察，使得到会的程定柽、汪荣宝等几百人无法开会。孙中山自己也来了，便邀请大家在晚间到横滨永乐楼聚餐。　　聚餐之时，大家补行了纪念仪式。孙中山提议，大家向章炳麟轮流敬酒。结果，章炳麟喝了七十几杯，而并不怎样醉。香港的同志们，先已接得了宣言书，便在《中国日报》上登载出来，而且也在这三月十九日的一天于永乐街《中国日报》的报社举行了纪念仪式。　　章炳麟其时并不是兴中会的会员，后来也不是。他是到了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参加同盟会的。他之认识孙中山，事实上还是由于梁启超的介绍。就关系来说，他和梁的历史久。他是浙江余杭人，生于同治七年(1869年)，比孙中山小两岁，作过俞樾(曲园)的学生，读书极多。甲午年他在浙江加入了强学会；两年以后，应夏曾佑与汪康年之聘，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的撰述，与粱同事。戊戌年(1898年)，他一度去了湖北，作张之洞的幕友；回到上海，仍在《时务报》的后身《昌言报》担任撰述。　　章炳麟于戊戌政变以后，姓名在通缉之列，逃难到台湾，作《台北日报》的记者。他在《台北日报》写了若干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忠告康、粱的。他说：“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类，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　　粱在1899年邀请章来日本。章来了以后，住在东京小石川粱的寓所。粱带了他去横滨，拜访孙中山，晤谈以后，颇为相得。　　次年，章回上海，参加了唐才常在张园所举行的“国会”。他和毕永年劝唐才常不要把“自立”与“勤王”混为一谈，唐不接受，他一愤而与唐绝交。唐在汉口被捕，他又因曾经列名“国会”而再度被通缉，便托庇于教会，在东吴大学教了近一年的国文。有一次，他教学生写作文，出的题目是“李秀成胡林翼合论”。江苏巡抚恩铭，派人见东吴大学的美籍校长。要求捉拿他。于是，他又不得不再往日本，替梁启超所创设、冯镜如所经理的上海广智书局当驻日编辑。(他的工作是修改留日学生所翻译的书籍。)　　他和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在壬寅年(1902年)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之时，生活全赖广智书局的编辑费维持。革命的潮流激动了他，使得他始则与唐才常绝交，继则写文章忠告康、粱，三则不惜与梁也断然分途，发起而贯彻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行动。　　这一年7月28日，多数留日学生因清廷公使蔡钧不许自费生钮锾、李显等九人进“成城学校”学军事，有十二个留日学生由保证人吴敬恒(稚晖)等率领。陪同这九人到公使馆请愿，到了夜深而不肯走，被蔡钧叫了日本警察来加以驱散。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押解吴敬恒与一位姓孙名揆均的出境。吴在被押解到神户上船之时跳水自杀，被救。上海有若干人士，在张园开了一次大会，对留日学生表示同情。吴在回到上海以后不久，和蔡元培等人组成了“中国教育会”。章炳麟也回了上海参加。大家准备在上海租界上自办一所学校。　　十月间，南洋公学发生风潮。有一部分学生，以何靡施、穆湘瑶、胡敦复等为首，为了争取谈政治的自由而自动退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化的学校，称为“爱国学社”，社务由学生自己管理，教习也由学生自己去聘请。他们获得中国教育会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　　南洋公学的风潮，对于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所施的影响很大。这是“学潮”，而实际上也是“革命潮”。潮的力量，足以推动停滞在港湾之中的大小船只，足以唤醒酣睡着的人心，使得稍有了解的人更加坚决，稍有倾向的人顿增勇气。潮，而且会越卷越大，把成千成万，数不清的不知不觉的群众，卷入了革命的巨浪之中。　　继南洋公学的学生而起的，有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林砺、章士钊等多人。林砺与章士钊其后也来了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用本身的力量，支持爱国学社，支持到了第二年春天，捉襟见肘，便写了一封通函，给海外各地的华侨，募捐。这一封通函，文字遒劲老练，很像是章炳麟的手笔，或经过他的润饰。里面有这么几句露骨的话：“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比来各省官学多有由同胞资助以成者，此足以表爱国之盛心矣，然官学生之宗旨，不过造软骨派之奴隶。爱国学社之前途，虽不敢决其如何，而学生固多志趣不羁，向学甚笃，俨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具此善因，或有胜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　　正如这一篇通函所说，爱国学社的学生确是“志趣不羁”。他们在学社里面，充分享受谈政治的自由，和他们所自己请来的教习，天天“高谈革命”。教习是哪些人呢?有蔡元培，有吴敬恒，也有章炳麟。　　上海当时有一家报纸。叫做《苏报》，原为托名日商报纸，因生意清淡而卖给了湖南衡山人陈范(梦坡)。陈范在庚子、辛丑(1900、1901年)之间，很拥护变法及君主立宪的主张。他的报，被社会认作保皇党的喉舌。到了壬寅、癸卯(1902、1903年)两年，他看到清廷对俄国之窃占东北，而不敢收回主权，对留日自费学生之请求学习陆军而加以阻挠，对留日学生之组织“拒俄义勇队”而大施压迫，深深地感到康、梁的保皇主张绝对不是一条可走的救国的路。便终于决心和革命分子站在一起。他自动把《苏报》贡献出来，作为中国教育会的“附属权关”。凡是中国教育会的文告，以及爱国学社的种种活动，都免费照登。而且，学社内部的鼓吹革命的讲义与演讲词，也一字不漏地登了出来。章炳麟被他聘为撰稿人。　　陈范的女儿陈撷芬，热心爱国，颇有父风。她创了一家《女学报》，提倡女权。　　中国教育会除了拥有《苏报》作为“附属机关”，“爱国学杜”作为它所扶植的学校以外，又在江浙各地设了若干“支部”，由这些支部创设了若干学校与学社，例如在常熟有“塔后小学”，在吴江的同里镇有“明华女校”，在上海华泾乡有丽泽小学，在苏州有“吴中公学社”，在杭州有“两浙公学社”。这些学校与学社，也都成了鼓吹革命的中心。江浙一带的思想界主流，于是便由君主立宪而蜕变为反清革命了。　　　　《细说民国创立》一八、《革命军》　　一个十九岁的，来自四川巴县的青年，姓邹名容，到过东京，吸收了革命思想，回至上海，写出一篇洋洋洒洒、慷慨激昂的大文章来，题目是《革命军》。　　开头的第一句，极长，有一百二十个字之多：“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在这一个长句子之下，紧接着两句斩钉截铁的六字颂赞：“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次一段，他说明“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再次一段，他说明“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然后，加上三段，先叙秦始皇以来帝王之专制自私，以致“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似游牧腥膻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次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变换，皆是“野蛮之革命”，而非“文明之革命”；又说“卢棱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以上，还不过是第一章“绪论”。全书共分七章，第二章是“革命之原因”，第三章是“革命之教育”，第四章是“革命必剖清人权”，第五章是“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第六章是“革命独立之大义”，第七章是“结论”。全篇一共有两万多字。　　在“革命之原因”的一章中，邹容不仅旧事重提，提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清兵入关时的残暴行为，如一般人之强调复仇，而且详详细细地列举清廷之厚待满人，歧视汉人：“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与)汉(人)侍　　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额缺约四百名，而汉郎中、员外、主事，额缺不过一百六十二名。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汉人刚积滞效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矣。……满人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侯而止。”　　邹容把清廷对于士农工商兵的虐待，也一一分别描写。对于士，清廷则“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之，多方羁之，多方贼之”。对于农，清廷则“多方刻之”，“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对于工，清廷坐视他们“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逼，葬身无地”，“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对于商，清廷则“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对于兵，清廷则“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七之扣折，与以腐朽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及其死馁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尔。……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立严酷。”　　清廷穷奢极侈，于圆明园既毁以后又造了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刮吾汉人之膏脂?”“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投入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　　中国“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之政治，……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追，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祝我同胞革命。”　　在其余的几章，邹容所发挥的俱有独见之处。他认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所谓教育，便是“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并且应该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避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与“个人自治，团体自治”的习惯。他认为汉族为地球上“绝大蕃多，无有伦比之民族”，“即以二十世纪之主人翁推尊我汉族”，“亦非河汉之言”。然而“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历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必须先拔去奴隶之根性”，才能“进为中国之国民”。　　他提出了二十五条具体办法，作为革命独立之大义，其中包括推倒清廷，建立共和，确定国民的各项权利义务，制定宪法等等。最后的一章结论，字数不多，却写得激昂慷慨，很像是一首军歌。　　　　《细说民国创立》一九、《苏报》案　　邹容的《革命军)并没有一句一字，论及军事组织或军事行动，然而这篇文章的本身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邹容于民国成立之时，被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权力追赠为“大将军”，也可谓当之无愧。　　在这篇《革命军》以前，虽有过兴中会的《缘起》与历次起义时的布告，然而流传均不甚广，内容也不如这篇文章之淋滴尽致，句句动人。　　《革命军》的第一版，由上海租界上的大同书局秘密印行，日期是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阴历五月。章炳麟在四月间替它写了序文。序文中称赞它是“雷霆之声”，又说“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邹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才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这时候，章炳麟住在南京路泥城桥福源里的爱国学社。他是爱国学社第三第四年级的国文教员。中国教育会的办事处也设在爱国学社之内。邹容既不是中国教育会的董事，也不是爱国学社的学生，却以革命同志的情谊住在学社之内，和学社的师生结成一片。学生之一章行严(士钊)，受《苏报》之聘，于五月初一日(1903年5月27日)开始，担任主笔，每日发表“言论”一篇。第一，便是很惊人的《论中国当道皆革命党》，登载在五月初二日的该报。初六，他登载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十四日，他登载了自己所写的《读革命军》。在此前后，他也登载了章炳麟的《介绍邹容革命军》与邹容的《革命军》自序。　　章行严在当时是一个革命的弄潮儿。倘若没有他运用主笔的职权，在《苏报》上发表这几篇文章，《革命军》始终只是一本秘密的小册子而已，不致于导致轩然大波的“苏报案”，而连带成为轰动全国上下、人人想读的奇书。　　章炳麟在《驳康有为书》里面，有“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八个字。章行严在《读革命军》里面，发挥邹容的“教育”理论，说“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备省以压制革命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政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　　清廷的商约大臣吕海寰，在这一年四五月间，便已看不惯上海志士们的爱国活动，向江苏巡抚恩寿建议捉人。他在写给恩寿的信中说：“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他前后向恩寿开了两次名单：第一次名单上所列的，是蔡元培、吴敬恒、钮永建、汤槱(尔和)。第二次名单上所列的，是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炳麟、吴敬恒、黄宗仰。　　蔡、吴二人，是在壬寅年(1902年)七月，公使馆陆军自费生风潮以后，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钮、汤二人，是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参加了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以后。被推为该队代表，到天津向北洋大臣袁世凯请缨，见不到袁世凯而几乎被捕，从天津来到上海的。陈范是《苏报》的老板。冯镜如原为横滨兴中会会员，此时在上海替康、梁主持广智书局。章炳麟以中国教育会董事的资格，在爱国学社担任义务教员，靠卖稿维持生活。黄宗仰是当时中国教育会的会长，别号“乌目山僧”，和上海的犹太富翁哈同及其夫人颇有往还。　　蔡、吴二人从日本回到上海之时，有第一批老留日学生之一，安徽人姚石泉，召集了戢元丞、叶瀚(浩吾)等若干人，在张园开了一次“协助亚东游学会”，请蔡、吴出席报告公使馆风潮的经过，当场议决了一面推姚石泉到日本向参谋部洽商，准许自费生不经公使保送而学习陆军，一面积极筹划在上海自办学校。　　中国教育会的成立，便是这张园的“协助亚东游学会”所发轫的。爱国学社之所以能在壬寅年十月，因获得中国教育会的支持而实现，也未尝不是根源于“协助亚东游学会”的决议。　　张园的“拒法大会”，是在癸卯年春天举行的。到会的有四五百人。龙泽厚(积之)在会场上提议电请清廷罢免广西巡抚王之春，获得一致通过。当时传闻，王之春主张借法国的钱与兵，平定中国“内乱”。这一次的“拒法大会”，可能为蔡元培等人所策动。　　张园的“拒俄大会”，举行于癸卯年四月初一日，作用在于支援留日学生的“拒俄义勇队”，以唤起国民反对俄国于辛丑和约以后，一再撒赖、不肯在东三省撤兵。策动这一次大会的人，有龙泽厚在内，也有吴敬恒、冯镜如、陈范、邹容、黄宗仰。大会举行了以后。产生了一个“四民公会”。所谓四民，是指的“士农工商”。其后，改名为“国民公会”。到了五月间，在《苏报》接二连三发表了无保留的革命言论以后，国民公会内部分裂，拥护康、梁的龙泽厚把会的名称改为“国民议政会”，准备向清廷请求立宪，吴敬恒与邹容等人以及爱国学社的全体师生都不愿意再和龙泽厚混在一起，于是国民议政会便无形解散。　　吕海寰的捕人建议，被江苏巡抚恩寿接受，令饬上海道用“照会”商请各国领事于以同意，领事们同意了，却碰上上海租界工部局的钉子。“工部局”三个字，是错误的译名，原文是“上海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为租界上各国洋人所组成的一种喧宾夺主的政治机构。所谓“上海”，是指的上海公共租界。　　工部局不肯依照恩寿的意思把蔡元培吴敬恒等人抓起来。　　清吏在碰了钉子以后，聘请了外国律师担文与古柏，在西洋法律的范围以内打主意。担文与古柏看到“载湉小丑”四个字，出现在《苏报》上的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大为高兴。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字。按照英国法律，言论尽管可以自由，元首却不能侮辱。称载湉为小丑，就英国法律的观点来说，的确是犯了刑事。除了这“载湉小丑”四个字以外，担文又在《苏报》上找到了八处足以被解释为侮辱元首或鼓动推翻政府的字眼。　　于是，在担文的导演之下，大清帝国政府便向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告了一状，被告是陈范、程吉甫、章炳麟、邹容、钱宝仁、龙积之，一共六个人。　　这是刑事案子，会审公廨于受理以后，通知工部局拘传被告，工部局因此也就不得不派“巡捕”(警察)。结果，于闰五月初五(6月29日)抓到了程吉甫。初六，抓到了章炳麟、陈仲彝、钱宝仁(允生)。龙泽厚(积之)在初六的深夜到巡捕房(警察局)投案；邹容在初七的白天到巡捕房投案。陈范逃走。去了日本。　　陈仲彝是陈范的儿子，在拘票上无名，被巡捕抓了来，作了代罪的羔羊。工部局讲西洋法律，巡捕却不太“拘泥”!妙在会审公廨，其后也把陈仲彝视作被告。　　更奇怪的，是《苏报》主笔章行严不在被告之列，因此也就没有被拘。据章行严自己说，那是因为他的老师俞明震在暗中庇护了他。俞明震是一个候补道，在南京充任陆师学堂总办，曾经在台湾抗拒日本之时，当过唐景崧的副手。　　俞明震这时候被两江总督魏光焘派为“查办大员”，到了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负责抓人。　　据章行严说，俞明震的这个抓人差事，还是他自己要来的，动机在于怕这差事落到别人的手中，便无法保全章行严、吴敬恒、蔡元培等人。我猜想，俞明震可能知道他的儿子俞大纯和革命分子颇有交情。实际上，俞大纯已经陪了章行严“往来于泰兴、南京、长沙之间”，一同“运动会党”。　　俞大纯到过日本，和吴敬恒很熟识。这时候，他也在上海，陪着他的父亲。他奉了父亲之命，在闰五月初四写了一封信，叫人送给吴敬恒，约他到大兴里七号相晤。吴敬恒和一个朋友朱仲超同去，不曾见到俞大纯，却见到了“俞明夷”(俞明震)。俞明震拿出一张公文给他看，公文是两江总督魏光焘所发，上面写着：“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言革命，煽乱谋逆，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审实正法。”吴敬恒看到此句，俞明震便把公文抽了回去，压入书堆，说：“笑话，笑话。我们吃面。”有一位“着青布长衫之先生”把三碗面与两盘饺子端了上来。俞明震自己先在每盘夹了一个饺子吃了，表示并未下毒。吴、朱二人也就“泰然而吃”。吃时，吴向俞说：“请先生照公事而行可矣。”俞说：“笑话，笑话。我想最好多到外国去留学，可帮国家革新。”吴说：“法国很便宜。”俞说：“法国不好，还是去美国。我的儿子，要他去美国。”吃罢，吴、朱二人告辞，俞说：“我住南京芝麻营六号。我们可以常通信。称我‘俞燕’，你叫‘吴谨’好了。”　　第二天夜里，沈步洲与何梅士(靡施)两个人，来到了吴敬恒的寓所，告诉他：苏报社的账房程吉甫被捕。吴敬恒于是同着沈、何二人，去苏报社探询一个究竟。走到日升楼前面，遇见章炳麟和一个学生敖孟姜，便告诉他们苏报社有人被捕的消息。章、敖二人于是也一同去到苏报社。到了苏报社，大家见到了陈范。陈范说，程吉甫被捕之时，他本人在社，巡捕来了两个，都是住在邻近而且认识他的，却故意问他：“陈范在不在?”他说：“陈范出去了”，这两个巡捕并不再问，也不进里面房间去搜，仅仅把拘拿票给他看，他看见上面写着有七个人的名字，除了程吉甫与陈范两个以外，还有陈梦坡、章炳麟、邹容、刘保恒、龙积之。　　“陈梦坡”三个字是陈范本人的号。拘票上把他写成了两个人，有点奇怪。巡捕根本和他认识。却见到了面而又问“在不在?”更加奇怪。吴敬恒心中明白，这必定是俞明震的苦心。俞在吃面以前，告诉过他：“梦坡我熟人。昨往，彼适出门，见其会计陈吉甫(程吉甫)。先生等劝其温和乎?太炎先生似乎闹得亦太凶。”陈范是湖南人，在铅山当过知县，确是俞的朋友。陈范这时候自己也对吴敬恒、沈步洲、何梅士、章炳麟、敖孟姜等五个人说：“可怪之至，前日俞恪士(俞明震)从南京来，我心知有异，推说出门，他与我账房略谈报事而去。”　　吴敬恒向大家说，拘票上把陈范与陈梦坡写成两个人，是俞明震故意如此，表示这件事他做不得主，希望老朋友了解；先抓一个账房，这是“大事化小”，以便敷衍上峰。　　章炳麟和敖孟姜听了，冷笑。陈范的女儿陈撷芬说：“既然他们巡捕认识爸爸。却又不抓，此中必有缘故。”章、敖二人不耐烦再听下去，便说“我们走罢。”二人“悻悻而出”以后，吴就对陈撷芬说：“他既认识而不拘，想要放我们逃走。既放我们逃走而不述，乃就先将脑袋送去。方鼓吹革命了矣。”陈范听了，微笑。于是，陈撷芬雇了黄包车，把父亲陈范，送到爱国学社的宿舍。陈范的一个姨太太，运送铺盖。吴敬恒与沈步洲及何梅士，也去爱国学社，准备继续商谈。到了爱国学社，章炳麟已经睡在宿舍的床上，“在被中骂曰，‘小事扰扰’。”　　这一晚，陈范睡在宿舍；吴、沈、何与陈撷芬及陈范的姨太太各自回家。　　次日，吴敬恒到爱国学社，沈步洲也到了；跟着，叶浩吾(叶瀚)也来了。叶一进门，便向吴拱手，说“稚公留此身以有待，枚叔先生(章炳麟)何在?”说着，便先走进宿舍里去。等到吴、沈二人进至宿舍之时。叶浩吾又已离开宿舍而去。　　吴、沈二人到了楼上，帮助陈范收拾，雇了三部车子，到新闸吴彦复的住处。吴彦复是吴长庆的儿子(其后作了章行严的岳父)。不巧，吴彦复本人已去天津，吴彦复的母亲不肯将陈范收留。吴敬恒与沈步洲二人只得又把陈范送到白克路修德里常州人汤中所办的“演译社”。汤中对陈范欣然容纳。　　过一天的晚上，沈步洲偕同何梅士来到吴敬恒的寓所，告诉他：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有巡捕多人到了爱国学社，“章太炎(炳麟)方在账房算账，巡捕出拘票，问有某某等否?章日，‘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巡捕即以索系之。章欲回宿舍取物，亦未许。”　　吴敬恒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一文之中写道：“六日(事实上，是闰五月初七日)，报亦披露(章氏被捕的消息)，满城风雨，且闻陈梦坡之于与刘保恒皆被捕。……晚上，又哄传章太炎已在捕房写信，劝邹容、龙积之自行投到。后闻邹容已被张溥泉(继)藏匿虹口教士处，得章信，邹即出。”　　邹容投案以后，到了闰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才和其余的五人(章炳麟、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龙积之)被提到会审公廨，由松江府知府孙建臣、上海县知事汪瑶庭(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迪比南公开审问。原告是大清帝国政府，由律师古柏及哈华托作为代言人。被告的律师，是博易和琼斯两个人。　　这便是哄动中外，空前绝后的《苏报》案。政府向平民告状，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所告的是洋状，在租界的法庭上对簿，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个大笑话。事前，清廷竭力想把章、邹等六位引渡，用传统的严刑来逼供，来残害。然而，租界的当局始终不肯。　　原告大清帝国政府所控的罪名是：“污蔑朝廷，大逆不道。”　　被告六人之中。足以牵涉到这八个字的大罪的，仅有章、邹二人。程吉甫是苏报社的账房，供称在职务上只管告白(广告)，不管言论。陈仲彝是苏报社老板陈范的儿子(是在陈撷芬的《女学报》报馆被捕的)，供称本人与苏报社无关。法官问他，“能不能代替父亲‘受罪’?”他答复说，“不能”。钱允生供称本名宝仁，允生两个字是号(也是在女学报馆被捕的)，和苏报社也毫无关系。(事实上，他和陈范颇有来往，鼓励陈范革命，曾经自称为孙中山先生，化名钱宝仁。然而，革命成功以后，他并未求官。他可能只是一位热心分子，染有好作大言的小毛病而已。)龙积之供称，本名泽厚，是广西桂林人，贡生出身，以知县分发四川，到过成都，对于“自立军”散发“富有票”的事丝毫不知。(他和邹容一样，也是自动到巡捕房投案的。)　　这四个人，其后又经过了几次审问，终于先后被释放。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先被无条件开释。稍后。龙积之于取保以后，暂释。(暂释以后，未再被捕。)　　章炳麟供称“先曾读书，后在报馆充主笔。……去年回国，今年二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原告’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小孩子解。”　　邹容供称，年十九岁，四川巴县人，“初来沪入广方言馆，后至日本东京留学。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　　当天，会审公廨无法判决。清吏在幕后多方活动，甚至运动了各国驻华公使，通过领事，对会审公廨旌以压力。上海的舆论界，包括英国人的《字林西报》，很多对被告表示同情。只有《新闻报》，是站在清廷的立场。　　案子一直拖到次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为这件事最后又开了一次庭，由上海县知事汪懋琨、谳员黄煊英、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会同审问。当场，判决了“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　　邹容在监狱里得了病，在乙巳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2月29日)去世。　　章炳麟在监狱里始则绝食七天，未死；继则与狱卒冲突，被打，也没有死；终于以顺处逆，安之若素，先后被指定当裁缝，当厨子，以代劳役，颇能抽出时间教邹容佛学，写稿子在外边的报纸上发表。他在丙午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受刑期满，恢复自由，被蔡元培、叶瀚等十几人接了出来。当天晚上，乘船去了日本。船票，是同盟会特地叫同志龚炼百与时功玖买了送给他的。　　他到了日本，留日学生在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开了一个盛大的会欢迎他。到会的有两千人左右。白浪滔天(宫崎寅藏)也在场，于章炳麟致词之后发表演讲。　　《苏报》案到了此时，可谓完全结束。《苏报》本身，在案发以后不久，于闰五月十三日(7月7日)被封。陈范带了两个女儿(撷芬、信芳)和姨太太(缳芬)在日本住了一些时，姨太太在横滨加入了冯自由与梁慕光所创立的洪门三点会分会。陈范本人又去香港，在甲辰年(1904年)回到上海，被捕，在牢里关了一年多。后来，他去湖南醴陵，依该县县知事、他的朋友汪文溥为生。武昌起义以后，他叫汪文溥催促湖南革命当局出兵，帮助在汉阳的革命军。其后，他在上海当《太平洋报》主笔，又在北京办《民主报》。最后，在1913年1月，病故于上海。　　《苏报》案虽则是上海一个报社的案子，虽则是死难的仅有邹容一人，影响之大，等于一次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清廷的威严，被这件案子戳破。革命的思想，从此代替了维新、保皇、立宪，而成为主流。过去，很多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一个人或极少数附和他的人，一种超时代，甚至是不切实际的“高调”，并且还有些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以及“目不识丁”的若干会党或土匪的“作乱”。连吴敬恒本人，都曾经怀疑孙中山“是否像叭蜡庙里的大王爷爷”。自从《苏报》案发生，一般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读了邹容、章炳麟的文章，对革命与革命党的了解大为进步。他们心中开始在想：“像邹容、章炳麟这样的人也主张革命，作了革命党，可见革命是对的了。”　　　　《细说民国创立》二○、思想战（一）　　在孙中山遗留下的墨宝之中，有一封1906年10月16日写给新加坡的同志张永福的信。信中说，“海外各地，日来(革命运动)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本印费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费九十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孙中山在此以前，于甲辰年(1904年)阴历二三月间，便已在旧金山把《革命军》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这一万一千册是交给当地的中西日报社排印的，印费约合五百元，中西日报社没有收，作为捐赠。邮寄各地的邮费，由致公堂担负，也作为捐赠。　　孙中山对于《革命军》的重视，从热心加以重印的事实上，可见一斑。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的“有志竟成”一章里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孙中山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便已注重思想方面的战斗。他在横滨与东京，致力启发留日学生，差不多天天都接见他们，而奔走联络于其间的是冯自由。冯自由在乙未年(1895年)便已随着父亲镜如加入了横滨兴中会。那时候他的年龄才有十四岁，是当时二十几个同志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也差不多是这二十几个同志之中唯一的学生。其后，他进了横滨大同学校，和郑贯一、冯斯栾等人同学；又在己亥年(1899年)进了粱启超在东京所设的“高等大同学校”，与秦力山、唐才常的弟弟才质、林圭、蔡艮寅(锷)等人都成了同学，也就有机会认识了这些同学的朋友：高等大同学校以外的留日学生，例如戢翼晕(元丞)、沈云翔、黎科、吴禄贞等人，而影响了他们。至于王宠惠与李自重，由于均是广东人，冯自由的同乡，冯自由和他们更特别亲密。　　冯自由常常带了郑贯一、冯斯栾、李自重、王宠惠这四人，从东京到横滨，拜访孙中山于前田桥的寓所。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同志黎炳垣、温炳臣、陈和，对他们十分欢迎。不久，便产生了辛丑年(1901年)春天的“广东独立协会”。这协会的发起人，正是冯自由与郑、冯、李、王，加上一个梁仲猷。所谓“广东独立”，并不是要把广东从中国分出来，另成一个国家，而是针对当时清廷即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的谣传，不甘作亡省之奴的广东留日学生为了先发制人，而勇敢地提出来的一种抗议：宁可脱离清廷而独立，不愿视桑梓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比“广东独立协会”更早，可算是留日学生最早的一个组织是“励志会”，成立于庚子年(1900年)。它不是一个革命团体，只是感情上的结合。它的主干人物是戢翼晕与沈云翔。沈云翔是浙江乌程人，曾经在武昌自强学堂读书，在己亥年被张之洞选为官费留学生，派来日本。他不仅拜见了孙中山，而且也引了湖南留学生秦力山、林圭、李炳寰、蔡锷、田邦睿、蔡钟浩，湖北留学生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广东留学生黎科，福建留学生郑葆丞，直隶(河北)留学生蔡丞煜，安徽留学生程家柽，等等，先后来见孙中山，聆听革命的理论。结果，这些人都多多少少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细说民国创立》二一、康粱（二）　　事实上，梁启超在当时也是一个激烈的排满论者。他在丁酉年(1897年)秋冬两季办长沙时务学堂的时候，已经在对学生札记的批语中露出对清廷反抗的态度：例如：“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戊戌政变以后，他与康有为先后被孙中山的好友平山周与宫崎寅藏接来日本。平山、宫崎与犬养毅，都希望康、梁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而且亲自访问了康一次，康竞托辞不见。梁的态度比康好。犬养邀约了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他的早稻田寓所会面，梁来了，而康不曾来。　　康在己亥年(1899年)二月，被日本政府“礼遣”出境，去加拿大。粱留在日本，继续主编从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创刊的《清议报》。这是一种旬刊，宗旨为“维持支那的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它曾经连载了谭嗣同的《仁学》与柴四郎的《佳人奇遇记》的汉译，其中颇有反对清廷的论调。这些论调，被康有为看见，叫梁删改重印。)康离开日本以后，粱和孙中山与陈少白、杨衢云来往日密。在言论上也就更加倾向于革命的主张。　　他的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林圭、蔡锷、黄忠浩等十一个人，从湖南结伴来到日本找他，和他住在一起(小石川久坚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他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　　康有为不愿意他们如此。　　康有为于己亥年六月，在加拿大创设了保皇会。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梁启超于同年七月，在东京创设“高等大同学校”。同月，开始发表他的《饮冰室主人自由书》，发挥民权与自由的学说。　　在横滨担任“大同学校”校长的徐勤，一向是反对孙中山，反对革命的，便暗中联络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联合写信给康，告梁一状，说“卓如(梁启超的号)渐入‘行者’圈套。”事实上，梁确已同意革命、维新两派人士合并为一新的团体，由孙中山担任会长，梁担任副会长。　　康接到徐、麦二人的信，就派了叶觉励带旅费来日本，逼着梁取道檀香山，前往美国。梁因师命难违，便只得束装就道，于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达檀香山。启程以前，他向孙中山辞行，孙中山给他写了几封介绍信，介绍他见孙德彰与檀香山兴中会的若干老友。　　檀香山兴中会的人。对粱热烈招待。孙德彰而且叫儿子孙昌与侄儿孙科拜梁为师。　　可惜的是，梁一离开日本，便离开了孙中山的影响。檀香山的有些同志，在学问上不足以说服梁，反而被梁说服。康对梁不肯放松，命令梁在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分会，又叫他在檀香山募捐，作为军事活动的饷源。梁于是就用了“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作为口号，又加入了该地三合会，受推为领袖，使得多数的檀香山兴中会会员参加他的保皇会分会。钟木贤与张福如当了这分会的副总理。钟水养当了协理。(梁自己是分会的总理。)　　这时候，孙中山本人还不曾加入三台会。　　檀香山是孙中山的最早的一个创立革命团体的地方，竟然被梁用了如此的手法偷占为保皇会的一大堡垒。这是梁很对不起孙中山的行为。　　粱替康募捐，也募得了不少。截至庚子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为止，他汇给澳门保皇会总部一万四千，汇给日本保皇会分会一万六千，交给了一个西人赫钦两万(托此人游说美国朝野)，加起来，已经是五万了。其后，可能又捐到了四五万元。　　梁在庚子年二月二十九日，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劝孙中山接受“勤王”的主张，于事成以后选光绪皇帝当总统：“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　　梁在檀香山住了半年，没有去成美国，七月间，从檀香山回国，到了上海，住在虹口的一家日本旅店丰阳馆。第二天，就碰着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捕的事。他在上海住了十天，一筹莫展，转赴香港。在香港，他拜访了陈少白一次。然后，他又去槟榔屿，拜见老师康有为，被康有为痛斥了一阵，斥他在横滨与孙中山周旋，“叛师叛党”；斥他在檀香山和一位小姐(何蕙珍)谈恋爱，以致丧失侨胞信仰，募款失败，影响了自立军的军需。　　梁满腔委屈，在八月间离开槟榔屿，远游澳洲。次年(辛丑年)四月，由澳洲回到日本，重新主持《清议报》的笔政。年底，《清议报》因报社失火而停版，梁就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另办《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学术意味较浓，比《清议报》更受人欢迎。粱在该报的“章程”上，说明新民两字取自《大学)，“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又说，“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不偏于一党派，……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在政治立场上，他开始时仍旧是一个渐进主义的君主立宪论者，不敢与康分道扬镳。然而，在学术方面，他在正月间便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反对康的“孔教”，“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之中，追叙这件事：“启超自三十(壬寅年)以后，已绝口不谈“曲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康、梁学派进分。”)　　这一年夏天以后，梁在《新民丛报》上的态度，渐渐趋向于革命、反清。康有为写信骂他，他忍到了十月，就给康回了一封信，痛痛快快地“详陈”己见。　　梁在信上很不客气地对康说：“大同之说(指《大同书》)，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这两句话，已经很够叫康发火。梁又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末了，论及革命，梁以为无论你怕不怕革命，而革命迟早是免不了的，不如早一点实行革命好。“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　　梁而且进一步向康抗辩，说弟子之中好谈革命反清的不只他一人。“徐(勤)、欧(榘甲)在(旧金山)文兴(报)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滥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丛)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韩文举)，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丛)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徐勤)，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即以党人之意论之……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　　同月，他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在其中登载了一篇《新中国未来记》，预言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将有“大中华民主国”的“开国五十年纪念”。这个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姓罗名在田(暗指光绪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第二任大总统姓黄，名克强(与革命元勋黄兴的号相巧合，当时他还不认识黄兴，这黄克强三字，只是“取黄帝子孙能自强自立之意”)。　　癸卯年阴历正月二十三日，梁离开横滨，直航加拿大。在加拿大住了两个月，去美国，由北而南，由东而西，漫游各埠，受各埠保皇会会员及一般华侨的招待，作演讲，募捐，而且在纽约见了美国社会党领袖哈利逊，在“哈佛”见到了容闳，在华盛顿见到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与西奥多·罗斯福，最后又在洛杉矶，办了一座秘密的军事学校。　　梁启超于癸卯年十月二十三日回抵日本横滨，在政治主张上却又放弃了反清与革命。半年以前，他还说“中国舍革命外无别法”(见三月初四日所写的一封给徐勤的信)。四个多月以前，他接到蒋智由(观云)的信，又看到横滨保皇会的人所抄寄章炳麟从监狱里写给吴敬恒的信，以为章炳麟之所以入狱，真是由于吴敬恒向俞明震“告密”，深骇于吴之“鬼蜮手段乃至此极”，慨乎其言之地说“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沪上被逮六名(章炳麟、邹容、程吉甫、钱允生、陈仲彝、龙积之)想可无碍。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　　到了横滨以后，他先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三篇反对革命的文章：《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此后的两三年，他保持了这种反对革命的态度。　　他的好朋友黄遵宪在甲辰年七月初四有一封信规劝他：“公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一意反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教中国不二法门，……谓保国粹即能固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人苟不信，曷贵多言。”　　　　《细说民国创立》二二、思想战（二）　　和粱的常常改变主张，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的，是百折不回，始终致力于革命的孙中山。孙中山待人宽大，乐于与人为善，在主义上则首尾一贯，决不动摇或妥协。梁启超在己亥、庚子两年肯革命，孙中山对他优礼有加，倾心相待，不因他是康有为的弟子而稍存顾虑。梁拿了孙中山的信去檀香山，在檀香山窃占了孙中山的革命团体，而孙中山一时也并未对他声讨。甚至，到了梁在加拿大与美国大张旗鼓，遍设保皇会分会之时，孙中山也仍未对梁有所动作。　　癸卯年(1903年)下半年以后，梁把《新民丛报》变成了一个专与革命为敌的言论机关，孙中山忍无可忍，不得不开始一场猛烈的思想战了。孙中山在八月初六日启程去檀香山与美国，把梁所恃为声援的两个地区，加以收复。行前，他命令冯自由负责在日本的党务，私事托黎炳墀(炳垣)料理。　　八月十五日，孙中山到达檀香山。不久，便在同志程蔚南所办的《隆记报》发表了一篇富有历史意义的文章，题为《敬告同乡书》。　　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把梁启超所发明而保皇会所藉以蛊惑人心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一刀砍成两段，明明白白地划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诚能如康有为之率直，明来反对，虽失身于异族，不愧为男子也。公等……如果以客帝为可依，甘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则亦已矣。如知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国之可耻，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保皇会在檀香山的言论机关，叫做《新中国报》。《新中国报》的主笔陈继俨(仪侃)不敢用真姓名和孙中山开笔战，却用了一个化名，写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登在12月29日的该报，说他们主张保皇是为了爱国，反对革命为了怕列强乘火打劫来瓜分，希望君主立宪是因为认定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　　孙中山于是写了《驳保皇报书》一文登在《隆记报》，来答复陈仪侃。孙中山说：“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实害国也。”关于瓜分的恐吓。孙中山说：“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至于，以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孙中山说陈仪侃是把宪法(constitution)与过渡(transition)两个名词混为一谈。“推彼之语，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是要行二次之破坏。……夫破坏者，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与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　　陈仪侃曾经说“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又说“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孙中山指出“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于世。孙中山也指出，巴黎虽经三次革命，“而未遇扬州十日之屠，广州洗城之惨，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计之，亦不足此数。”　　檀香山的思想界，经过孙中山与陈仪侃一场笔战以后，看清楚了革命与保皇的确是两回事，也渐渐了解爱国救国只有革命的一条路可走。若干的一度上了梁启超的当，或灰了心的兴中会会员，纷纷重新集合于孙中山的革命旅帜之下。在这些人之中，以何宽、郑金、李昌、钟水养为最热心。他们服从孙中山，把檀香山兴中会恢复，改名为“中华革命军”，并且吸收了很多的新同志，如黄旭升、曾长福等人。　　孙中山又到了夏威夷岛上的希炉埠，在那里也成立了“中华革命军”分会，吸收了毛文明、黎协、卢球、李华根、刘安、杨锐、杨锡初、黄义等多人。　　孙中山的母舅杨文纳，在甲午年(1894年)便已在檀香山参加了兴中会。这时候，他劝孙中山加入当地的洪门，孙中山欣然同意。洪门的若干兄弟，由于粱启超先孙中山而加入，受了梁的不少反宣传，竟然反对孙中山加入。钟水养以洪门老前辈的身份，向他们说明孙中山之实行革命，与洪门的宗旨相合，“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结果，洪门准孙中山加入，并且“封”了孙中山以“洪棍”(元帅)的荣衔。　　孙中山在甲辰年(1904年)二月十五日启程赴美；行前，把檀香山(火奴鲁鲁)及希炉埠的组织工作，分别付托给何宽等人。宣传方面，孙中山改组《隆记报》为《檀山新报》，从香港聘来一位张泽黎担任主笔。　　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事前，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祜已经获得情报(可能是来自保皇会分子)，便通知美国移民官说孙某是乱党，不可准许入境。于是，孙中山到了以后便被移民局扣留在船上，船开之时又被移到码头旁边的木屋，听候移民官裁判。移民官判定：孙中山应予遣回檀香山，等下班船来押送。　　孙中山在木屋之中，有一天看到旧金山的《中西日报》，报上写着该报的总理是伍盘照。孙中山想起了这位伍盘照，正是几年前有两位基督教友(左斗山与杨襄甫)写过信，介绍他去见的人。　　当天，中西日报社的办事处来了一个报童。报童交上一封信，伍盘照拆开一看，里面写着“现有十万火急要事待商，请即来木屋相见，勿延。”伍盘照到了木屋，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不久，他便找了洪门致公堂的大佬(领袖)黄三德及英文书记唐琼昌，美籍法律顾问那文，把孙中山保了出来，同时向美国工商部提出诉愿。三个星期以后，美国工商部批准诉愿，移民官取消“遣回”的决定。　　孙中山这一次在美国，约有一年之久，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住了三四个月，向当地的洪门致公堂兄弟说明洪门的真正宗旨。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与书记唐琼昌，在孙中山的指导之下。决心重订致公堂“新章”，举办全美洲各地致公堂的“总注册”，把保皇会的分子清除出去。　　他们在“新章”之前，附了一个缘起，称为“要义”。要义的第一句，便开门见山，说：“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但是“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在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铁路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　　“要义”指出总注册的作用有三：第一，“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第二，“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第三，“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　　“新章”共八十条。第一条规定各埠堂名一概定为“致公堂”，前有名目不同者，一概改正，总堂设在旧金山，支堂设在各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这十六个字的宗旨，与孙中山在檀香山所规定的“中华革命军”的宗旨完全相同。其后，同盟会的誓词也包含了这十六个字。以前檀香山兴中会所用的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比较起来，可谓进了一步：增加了“平均地权”。　　当时各地致公堂的分子，加入了保皇会的很多。他们对总注册的事多方作梗，以致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奔走。在组织的意义上收效不大。但是，就宣传的意义而言，“要义”深入了各地致公堂兄弟的心，替以后的革命运动打下基础。　　孙中山在美国除了进行致公堂总注册以外，也印发了邹容的《革命军》一万一千份。而且，改组了旧金山《大同日报》。　　《大同日报》是致公堂所创办的。总编辑是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欧榘甲前在日本之时，正如梁启超一样，和孙中山颇有来往，因此也满染了革命思想。在来到美国以后，开始为《大同日报》写稿之时，他仍旧高谈反清，主张广东应该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康有为写信申斥他，说他“离经叛道”，要把他“逐出门墙”。他怕了，便一变而为反对革命之人。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他写了若干篇文章，攻击孙中山，说致公堂尊奉孙中山，是“不智”之举。黄三德与唐琼昌等人劝他不可如此，他不肯听，只得将他辞退，请孙中山推荐继任人选。孙中山写信给冯自由在日本物色，冯自由推荐了刘成禺。　　刘成禺原为湖北省的官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学军事，因赞成革命，而不惜牺牲官费，曾经在癸卯年正月初一，于清廷驻日公使馆团拜之时，当着公使蔡钧的面，与马君武先后演说，主张推翻清廷。蔡钧停止他的官费，不许他留在东京，并且行文湖北官厅，没收他在武昌的家产。他再接再厉，办了一个杂志，叫做《湖北学生界》，继续宣传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