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统治下的十八年：被遗忘的盛世》-7

太监要报复，要么是进两句谗言，要么是勾结特务机关搞点小陷害。陈祖生“光明磊落”，大手一挥：他弹劾我，我也弹劾他！（到底是“文化人”）由此也无意中翻开了中国骂人史崭新的一页：从来都是御史弹劾太监，这次是太监弹劾御史，可谓开天辟地头一回。御史们也怒了，平时只有我们弹人，从来没有人弹我们，何况还是这帮文化水平低生理不健全的妖人，管你有理没理，死太监，你凭什么。众多言官们抛弃成见，纷纷赤膊上阵，御史纪杰、曹玉、谭肃、徐礼、给事中韩重纷纷上阵弹劾陈祖生。朱祐樘眼前，又一次口水乱飞。但此时朱祐樘的心态，却已经发生了更微妙的变化。陈祖生和他什么关系？伴我成长到如今的“隔壁大叔”，感情深没得说。这帮御史言官你们太过分了吧？弹劾“陈大叔”占地，人家乖乖退田。可你们自己又占上了，看看你们写的奏章，惟独对那俩小子非法占地的事绕开不提。这不是只许言官放火不许太监点灯吗？更何况，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户科给事中方向，那是在朱祐樘登基后早就挂号的人，从来都是张口乱骂给领导添堵，对于此事，朱祐樘心理的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在蒋琮挨弹事件中，朱祐樘是多少希望蒋琮无错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事，从一开始的，他的心底就是彻底倾向陈祖生的。这事和蒋琮挨弹，本来就是两件事。但接下来，明明两件事，却搞成了一件事。起最关键作用的，正是刘吉，他只用了一句话，就彻底的把两件事变成了一件事。刘吉不是学雷锋，因为参与此事的言官，之前基本也都上奏章骂过他。更重要的是，他很了解朱祐樘对陈祖生的感情，只有将两件案子搅成一件案子，才能重重的打击一大片。朱祐樘不是朱见深，他最在乎的还是真相。言官向着言官，太监向着太监，只有找内阁来商量了。于是朱祐樘召来了内阁三位大学士，询问他们的意见。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10）徐浦和刘健先后发言，大体都是要求先调查研究。轮到刘吉，沉吟良久，说了一句话。这些事情臣也有耳闻，但不了解真相，臣不敢乱说（你就装吧）。但据臣所知，方向和卢锦两人，同姜绾之间交往甚深，这其中有没有同流合污的事就难说了。既然杨大人（杨守随）正在调查，不如让他辛苦一下，将两件事一起查查好了。一语中的，正中朱祐樘下怀。因为陈祖生的事，朱祐樘对这帮喷口水的言官烦透了，看问题当然也带了主观倾向：既然都骂太监，那他们之间肯定有勾结。貌似很偏激，但别忘了，明事理的朱祐樘也是人，而且那年只有二十岁。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中，南京市长杨守随继续展开了调查工作。在经过了无数焦急的等待后，杨守随送来了调查结论：当头一棒。杨大人认为：太监是可恶的，蒋琮拉拢腐蚀干部，霸占民田。陈祖生占用国家禁地，非法开垦，都是证据确凿的。杨大人还认为：姜绾是伟大的，他拒绝太监的拉拢腐蚀，与恶势力不屈的斗争，是个好干部，应该表彰嘉奖。卢锦和方向是冤枉的，他们为官清廉，占有国家禁地的事，他们种地的收益也全归户部，虽然方式是错误的，但是动机是好的，所以应该从宽发落，至于他们之间有勾结的说法，那是绝对的谣言……杨守随自己就是个清流人物，向来喜欢拒腐蚀的人，姜绾当然和他意气相投。至于言官们嘛……他们虽然喜欢没事骂人，但到底都是读书人出身，总比太监强。说到底，这还是个立场问题。杨守随的这份调查结果，刘吉猜也能猜出来。但他不慌不忙，因为他知道，这个报告送到朱祐樘手里，结果只有一个：龙颜大怒。朱祐樘怒了：这是什么鸟结果！别的且不说，“陈大叔”占地是祸乱国法，那俩小子占地就是“动机是好的”，你搞得什么双重标准。刘吉抓中机会火速出手，指使亲信言官上书弹劾杨守随勾结言官纵容包庇，祸乱国法。朱祐樘连连点头，从此，道理已经站到刘吉和太监们这边了。而在这时候，另一个编外人物回来了：两广镇守太监郭镛。按说郭镛和这事没关系，他回京城汇报工作，路过南京一好奇就来瞧个新鲜。谁知道御史孙等弹劾他“擅入禁地，图谋不轨”。把郭镛气得火冒三丈：瞧个热闹，就成了图谋不轨了？郭镛见了朱祐樘以后，立刻为蒋琮们大喊冤枉。太监向着太监，朱祐樘也不奇怪，随听随打哈哈。可郭镛一句话，却让朱祐樘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他们从来只弹劾内臣（宦官），对同行（御史）犯罪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御史不劾奏，独绳内臣）客观上说，郭镛虽然在下药，但他的话貌似也谈不上诬陷，至少在非法占地问题上，这群人确实如此。话说到这份上，就是兔子也该怒了，何况朱祐樘不是兔子。至此：一场由刘吉精心导演，蒋琮和陈祖生扮演男主角，郭镛跑龙套的大戏，终于达到了高潮部分：朱祐樘的愤怒到顶了。然后朱祐樘火速做出决定：查案的杨守随，以及所有涉及两件案子的御史，统统下狱。这下可热闹了，杨大人进了班房，南京当地的御史言官们，包括都察院，六科给事中所有单位的重量级御史几乎全部落网。换句话说，整个南京地区的言官，统统给抓光了。然后，太监们为他们安排了“无微不至”的班房生活，天天上演“铁狱风云”，总之是惨绝人寰。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11）京城这边官员们当然不干，成化朝宦官乱政的一幕幕往事恍然如昨，绝不能一夜回到解放前。御史史琳和张宾轮番尚书，要求严查真相，不能偏听偏信。刘吉则是再接再厉，诬陷京城言官和南京言官早有勾结，总之是不把人治死不罢休。关键时刻，又是王恕出场了，他建议由内宫和大理寺各派专人，共同调查此案。此时的朱祐樘冷静了下来，老干部的面子总算是给了。又派了两个查案专员：太监何穆，大理寺少卿杨谧。这是两个在历史上并不出名的小人物，然而事实证明：正是这两个小人物，对这个案子做出了最公正的调查结论。弘治三年二月，在经过详细的取证与讨论后，这份事关无数人命运的调查报告送上来了。报告认定：蒋琮侵占民田确有其事，腐蚀拉拢干部也确有其事。但是姜绾对他的其他指控是不符合实情的。同时，蒋琮对姜绾的指控也不符合实际。两个人都有错误，都该严肃处理。至于卢锦和方向占地的事，经查实证据确凿，应依法严办。这是一份让斗争双方都心服口服的调查结果。然而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朱祐樘却做出了一个极度偏袒的处理结论。御史姜绾、刘逊、金章、纪杰、曹玉、谭肃、徐礼、余俊等十人逮捕到京，然后统统降到地方上当判官。南京户部主事卢锦撤职，户部给事中方向降职，至于最先去查案的杨守随，贬为广西右参政。这是对于大臣和言官的处理，虽说比较重，但基本还是依法办事，但是对于宦官嘛……当事人蒋琮，内部批评教育。这就太不公平了，哪怕象征性处理一下也好吧。几位重臣相继进言，认为这么做难服人心。但素来勤于纳言的朱祐樘这次态度异常坚决，管你怎么说，就要这么办，于是……还是照皇上的办吧。御史们贬官后继续做出成绩来的，还属为首的姜绾，他先是被发配到当桂阳当判官，后来跨专业发展，搞起了第二技能：打仗。在当地屡次剿平土匪山贼，后被提拔为兵备使，为治理地方做了不少贡献。综观他的履历，或许可以改用《大话西游》上的一句台词：“还是好好干好打仗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吧。”而另一位被贬官的办案人员杨守随就更了不得，他被贬到广西当参政，到了就搞严打，深得民心，八年后先调回南京当右都御史，又调北京，成为工部尚书（建设部部长）兼大理寺卿，司法工作和搞工程一起抓，照样干得有声有色，是弘治朝除刘大夏外又一位复合型人才。告状的陈祖生，继续在原单位做贡献，名声还不错，两年后母亲病故，他回家乡福建南靖县丁忧，带回了新型糯米稻种，直到今天还广为种植，算是为家乡做了好事。所以去世后，家乡人特意为他修了座太监亭以示纪念。总的来说，除了挖“国家墙脚”这事外，他还算是个好人。最倒霉的是蒋琮，多年后为了搞钱去非法采矿，偏偏跑到皇陵去开，兼搞拦路抢劫，从而彻底玩大，被广洋卫指挥石文通参了一本，念及“童年时的友谊”，朱祐樘终究没杀他，发配回南京孝陵卫当了个下等太监。不知道晚年的他会不会有闲情徜徉在青浦县的江边，眺望那些曾属于他的绿油油的农田，还会想起当年那场震撼全国的口水战吗？至于那片农田，按户口比例，一亩不剩全部分给了当地的百姓。一场闹剧下来，总算惠泽苍生，这算是最好的安慰了，也不枉这场闹剧里的好人辛苦一场。而综合两件事的前因后果，该整的人有的挨了整，有的没挨整；不该被整的人，有相当多的被整了。说处理不公，那是相当的不冤枉。所以这次“言官之狱”，终究还是留下了恶名。清朝人编的《明史》里评价此事导致弘治朝“言路渐稀”，貌似正确，却其实是一棍子打死。在这次事件后，言官的口水确实少了，但该弹劾不法现象还是弹劾不法现象，正确的意见朱祐樘依旧照听照办，比如那位曾为姜绾喊冤的张宾，不但没有因此遭到处罚，相反之后他也相继弹劾过多名亲贵，有的是比蒋琮们更显贵的人物，照样连发连中，原因很简单：他讲“证据”。“言路渐稀”没错，但确切地说是少了漫骂，至于检举揭发腐败，提“合理化建议”，该少的一点也没少。这才是朱祐樘的目的：即位之后，因为广开言路，言官的骂声，已经泛滥起来，这个时候，必须要对此有所限制，甚至不惜进行相对的打压，才能保证整个权力体系的平衡状态。而宦官，则是皇帝做这个工作的工具，如此而已。总的说来，虽有误伤，但基本达到目的了。但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在刘吉的居中调度和宦官的推波助澜下，他终于还是失去了常态，采取了非常极端的做法。刘吉利用了他的感情，挑拨了他恨屋及乌的怒火，达到了打击言官的目的。皇帝也是人，也有感情色彩。小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擅于利用别人的感情。刘吉貌似胜利了，其实不然。朱祐樘不是傻瓜，被逐言官里的几个正人君子，贬官后不久还是得到了提拔，倒是刘吉本人从此彻底失去了信任。刘吉的生活也渐渐进入到另一种状态，从又干活又挨骂，到不干活人家也懒得骂他。弘治五年，朱祐樘派太监到刘吉家，明确地说了一句话：快滚！至此，这个小人彻底告别了政治舞台。随着他的离开，弘治朝内阁运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终于发展出一个新称号：大明最强内阁。而朱祐樘之所以在弘治二年两次出手，借两京之狱整顿敲打言官，原因当然不是为了过安生日子，而是因为他正在做一件重要的事：国家建设。中国的传统一向如此：要干活，就得挨骂。必须减少噪音，增加合理化建议，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国家。且看他是如何做的。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1）弘治朝的政局从一开始就热闹得很：昏官混官滚蛋，言官宦官赤膊上阵打得欢。样样都是震撼朝野的大事，可放在国家建设的大局看，只能算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当皇帝就注定要折腾，但折腾是手段不是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四个字：国济民生。国家建设搞好了，那这些都是励精图治；搞砸了，那就是官场倾轧。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可在朱祐樘面前：这个“硬道理”却如此脆弱：政府效率低下，国家天灾不断，外敌虎视耽耽，户口土地下降，自然灾害不断，长城南北狼烟四起。一切都仿佛毒蛇般的绳索，紧紧地勒在年轻的朱祐樘的心头，勒在大明帝国疲惫的躯体上。诸多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国家穷，还被贼人惦记着。彼时的朱祐樘，就是一个初上拳台的搏击手，数十年的积弊就是他必须击倒的庞然大物，他既没有退赛的权力，更没有扔白毛巾投降的机会。打赢了，赢得一个新生的未来；打输了，倒下的或许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大明朝的江山社稷。在政治的聚光灯下，年轻的朱祐樘出招了，他的招式看似平常，却极不寻常：以儒治国。这貌似是个老掉牙的口号了，自从汉武帝以来历朝历代，儒家思想不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吗？可问题是，相当多的统治者只是把儒家思想当成一块牌坊，所谓任义道德，所谓忠孝节义，所谓勤政爱民。放到许多君臣身上，基本就是开玩笑了。从天顺朝到成化朝，大明帝国的两代统治者都在开着这个玩笑，轮到朱祐樘身上，国家成了这个鸟样子，玩笑开不得了，不动真格不行了。自登基以来，朱祐樘身体力行，把“加强儒家思想教育”摆在第一位，祭孔拜庙自不必说，大明朝的功臣英烈统统嘉奖表彰，官员中间开展“向孔夫子学习的高潮”，并按照儒家思想的品德要求，严格做好对官员的督察工作。至于他自己，那更是兢兢业业，工作日理万机，生活简朴勤恳。总之，圣贤怎么说的，一切照着来。皇帝洗心革面了，大臣们自不必说，连混了一辈子的刘吉都混不下去了。成化朝时代那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幸福生活彻底结束了。全国官民紧密团结在“儒家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老老实实跟着朱祐樘励精图治吧。但朱祐樘不是书呆子。在他眼里，儒家思想是一门高深的武功，可他追求的是无招胜有招的最高境界。高举“儒家思想大旗”，既是震慑对手的招式，更是凝神聚气的内功心法，最重要的是寻找对手的破绽，打出致命的一击。所以，上述的工作虽然重要，可都是玩的虚招。要打赢，就得用实招。朱祐樘又要出什么招呢？世界各类搏击流派众多，但要问哪种流派最能打，许多中外格斗名家都不约而同的会提到了一个名字：太极拳。许多格斗牛人都承认：和太极拳PK是一件令人抓狂的事。暴风疾雨般地攻过去，反而一不留神就被人家放趴下；拿出拔垂杨柳的千斤神力，迷迷糊糊的就让人家把你当垂杨柳拔了；直到鼻青脸肿的走下擂台，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修理的。朱祐樘就是弘治朝时代让人抓狂的政坛太极高手。四书五经教化，积累了他丰厚的内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成就了他无招胜有招的神奇。内忧外患的危机接踵而至，朱祐樘见招拆招，借力化力，几个回合下来，对面貌似不可战胜的对手，已经遍体鳞伤的滚下了拳台。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2）这就是后人在回望弘治十八年时看到的神奇景象：国家成天强调“维护祖制”，怎么看都是“保守落后”。可潜移默化之中，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这正是朱祐樘的政治妙手：无声胜有声。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面对如山的问题，朱祐樘冷静应对，抓住对手的死穴做了三件事：两件名垂青史的小事，一件不动声色的大事。第一件事：治河。这件事在前文介绍刘大夏的时候提过。弘治五年黄河决口，苏北大地尽成汪洋，明朝政府动用民力数万，将年近花甲的老臣刘大夏累得吐血，总算平息了河患。放在历史上，这也算是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了。可在弘治朝，这次抗洪救灾却算不上最大的事。那时候，自然灾害比今天伊拉克地区搞恐怖袭击还平常。北边闹完了南边闹，摁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成化二十三年，河南水灾；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即使是近十年，我们国家的自然灾害也没少折腾。可对于抗灾的艰苦程度，许多人却相当的陌生。抗灾，绝不是背着沙包往洪水里跳这么简单，它是一项极其考验国家公信力、协调力、承受力、行动力、决断力、向心力的综合性高难度动作。换句话说，它考验的是一个政府甚至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为啥这么说？先是经济问题：抗灾救灾，安抚灾民，样样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钱。救灾的钱是一个无底洞，白花花的银子扔进去，总没个见底的时候。一场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足够把一个国家的家底掏空。这是对国家经济实力的严峻考验。就算你家底丰厚撑得住，可救灾不是烧钱这么简单。它说白了是与天斗，整个政府机构都要高速运转起来，工作内容更涉及到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等各方面，需要军事，财政等各个机关紧密配合，这是对一个国家政府行政效率和协作能力的严峻考验。又烧钱又折腾人，怎一个苦字了得。但自然灾害最大的破坏力，在于四个字：化学反应。所谓化学反应，就是在天灾的催化下，国家原本隐藏的矛盾都仿佛是化学试管里的易燃物，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就点燃引爆，造成凶杀性事件甚至是大规模的叛乱暴动，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新物质：革掉国家政权的命。了解了这个，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被自然灾害玩残的。为什么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在汶川地震面前的表现，依然可以赢得全世界的尊重。而全球综合国力最强大的美国，却被一场卡特里娜飓风折腾得七荤八素。因为怎样对待和承受自然灾害的化学反应，考验的是执政者的素质和政权的生命力，甚至是一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耐心和勇气。而此时，他正在考验年轻的朱祐樘，考验大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华民族。朱祐樘的境况：惨。国库空空如也，大小矛盾仿佛是埋在土里的地雷，抗灾救灾的倒霉条件，他简直样样占全，貌似被玩残没商量了。别的不说，钱呢？朱祐樘的家底是一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但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3）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十万减到每年四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两千六百八十五斤减少到每年一千六百三十五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拨款与物资，这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朱祐樘看到了最重要的问题：水患。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所以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兴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三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人。但这是个技术活，清官未必干得了，贪官更干不了。清正廉洁却一窍不通的，只能好心办坏事；吃拿卡要利欲熏心的，准把治水治成农民起义。干好这个活的人，作风正派是必要的，专业技能更是必需的。放在八股文万岁的明王朝，这种人才比熊猫还稀罕。幸运的是，朱祐樘找到了三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三个人里，刘大夏直到今天还在广为传颂，而不为人熟知的，却是另外两位仁兄。尽管这二人在历史上的声望远不如刘大夏，但是在治水功绩上，却是毫不逊色。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五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总算灾情缓解。可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二十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能把黄河治好。关键问题是，怎么治？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的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象是一头疯狂的母狮，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横冲直撞，吞噬着她苦难的儿女。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黄河流域腹地的河南省，自古以来就苦大仇深。怎么对付这头狂野的猛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却是：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么？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4）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次实验在四百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所以尽管徐有贞的名声不好，但以人类科学进步的名义，我们还是有理由向这个混球表达敬意。虽然这个混球理论正确，也亲自实践并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带兵的人未必会治水，但会治水的人必须会带兵。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连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干脆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了，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而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二十年前他科场登第，座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的蝇营狗苟，白昂一样没有学到；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却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四十六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殃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还有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但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还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于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入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是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的。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月河，分流入淮。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5）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月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而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月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又一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汛期来临，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但也正因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暇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就是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而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正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依旧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的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十二条月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多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了中央的回复：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淋头，值得讽刺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免受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不过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竟然没有被列入清朝人编的《明史》，真不知道张廷玉们执行的是什么标准。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6）但百姓们是不会忘记他的。白昂在河南阳武修筑的长堤，被当地百姓命名为“白堤”；宿州符离河河桥上，也刻有大儒李东阳为他撰写的碑文；保存完好的白氏宗族祠堂，当地人常常去拜祭，连抗战时候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也敬畏三分，路过此处时恭恭敬敬的绕道而行。还是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之后，就有了年近花甲的刘大夏在治河工地上累吐血的故事。那次的黄河决口地正是张秋河。如果听从了白昂当年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别说后世，就是当时也有很多人后悔不迭。明经世文编里说“若从此议，淮无独受之患，利有十倍于小河月河者。”可是，这类尴尬事今天也不稀罕，许多的中小学危房，平日里摇摇欲坠没人管，直到死了人，才有了领导“高度重视严肃处理”。历史在进步，民族也在进步，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悲剧，但愿少一些的好。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终于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级水利专家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劳动，白昂与刘大夏在黄河边做的贡献，大多都是无用功。第二个人：徐贯。开工地点：江南。斗争对象：苏松河。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朱祐樘又惊闻晴天霹雳：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都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这可是后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粮食主要靠南方供应，南方的粮食和赋税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间有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苏湖不熟呢……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适。可朱祐樘选择了另一个人：工部侍郎徐贯。白昂是户部侍郎，刘大夏是地方领导，惟独徐贯是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正经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专业最对口。但事实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杆子打不着的。徐贯，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么，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但这不是乱点鸳鸯谱。首先，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脱衣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但狠人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徐贯风尘仆仆地来到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看似工作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上海）的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问题，依然是当地政府头疼的大事。为啥难？这是个科学问题。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到必要工作。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7）但为什么偏偏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更有人祸。人祸，就是指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而惟独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平安无事。总之，横竖全便宜这群混球了。于是，波涛汹涌的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照着赵本山的话说，“终于从一根筋变成两头堵。”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的挖淤清淤，还是没法解决问题。但这帮混球都是当地豪门，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都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治罪。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而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已然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都会小得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又继续做了另一个事：挖河。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们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建设的水利工程遗址，每当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的感叹：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的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归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来的。但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史官的偏见而被岁月遗忘，因为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苏松河依旧奔腾不息，欣欣向荣的江南，是那段燃烧着热血的岁月的见证。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8）徐贯是一个心系百姓的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与弘治盛世的许多名人比，也许他从来不是一颗明星，但却是一块厚重的积石，默默的，托起无数幸福的诞生。三个重灾区的改造完成，标志着弘治朝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后的数十年，自然灾害依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基本绝迹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面开始生产建设了。但是且慢，还有另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外患。这正是朱祐樘做的第二件事：整军。我们通常都说，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放在封建社会，封建军队也同样是封建国家的坚强柱石。可到朱祐樘登基后才发现，他的“坚强柱石”已经摇摇欲坠。香港江湖片里经常有类似的情节：黑社会老大去世后，帮派内部乱成一团，旗下的小弟要反水，有世仇的帮派想趁火打劫。作为大明朝的新任老大，朱祐樘很不幸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弘治元年五月（公元1488年），距离朱见深逝世不过八个月时间，周年忌日都还没过，一封加急边报震撼了明廷：找事的来了！鞑靼可汗达延可汗（明史中的“小王子”），率精骑数万陈兵大同关外，连营数十里，与明朝边军对峙，一时间战云压城，冲突一触即发。可鞑靼人却古怪得很，每天只是大部队集体演习，就是不越雷池半步。这哪像打仗？倒是像来搞表演交流活动的。而在鞑靼中军，一双年轻的眼睛正冷冷地盯着南面伟岸的大同关。他仿佛看到了祖先在南边那边土地上的故事，有光荣的记忆，有战败的耻辱，而他的梦想，却是拿回祖先失去的一切。这个人，正是蒙古民族新一代杰出领袖――达延可汗。五岁登上可汗宝座的他时年十四岁，比朱祐樘还年轻四岁。稚嫩的面孔下，是一颗气吞万里的心。达延可汗的使者很快送来了国书：请放心，我不是来挑衅的，我们是来朝拜并请求入贡的。入贡？天顺朝时，鞑靼也是请求入贡，然后就赖在河套不走了？这一次，他们当然也没安好心。当朱祐樘翻开国书：请遣使一千五百人入贡，他明白鞑靼人安得什么心了。一千五百人入贡？把我大明朝当菜园子啊？一大群人进京打秋风，沿途顺便干点烧杀抢掠的买卖，整个大明北部准得被你们祸害得鸡犬不宁。先炫耀武力，再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嚣张到了极点。更可气的是他的落款：大元可汗。事实上，尽管鞑靼是元朝皇室的直系后裔，但还没有哪个蒙古可汗会在给明朝的国书里如此称呼自己。这个潜台词再明白不过了，老子今天可以叫大元可汗，明天就可以叫大元皇帝。既然要做大元皇帝么，当然就要夺回大元的江山了……这不是谋求和平，而是挑衅，是向大明朝国威尊严的赤裸裸挑衅。大明臣子当然是有尊严的，百官愤怒了，一个个义正词严的斥责，都察院和六科的那群骂将十分有民族气节，不但变着花样骂鞑靼人的祖宗十八代，还强烈要求朝廷立刻发兵，收拾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夷。吵来吵去，朱祐樘的脑袋都快炸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一件事：鞑靼人绝不会头脑简单到如此地步，一个明知道不可能答应的条件，一个分明找抽的落款，隐藏的绝不仅仅是狂妄与嚣张。而他更惊讶地看到：百官都在骂娘，而最该骂娘的人，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余子俊，却始终保持着沉默。沉默的人，要么确实无话可说，要么心里有话，大庭广众下不方便说。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9）于是，朱祐樘单独召见余子俊。面对朱祐樘的垂询，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国防部长思虑再三，终于说出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一句话：战必败，和必辱。朱祐樘惊呆了，这是一个国防部长该说的话吗？还没打仗就说丧气话，放到战场上，这叫乱我军心，早就拖出午门斩首了。可他思虑良久，望着余子俊那张愁容满面的脸，他终于确认：余子俊的话，是对的。自从土木堡事变以来，明朝的国防力量，怎叫一个糟糕了得，对外战争基本是屡战屡败。到了弘治朝初期，历年累积下的军队问题更是一大堆：军队缺编严重，腐败滋生，军事指挥人才匮乏，军屯土地流失，士兵战斗力低下。这样的军队拉出去打仗，简直就是自杀。何况打仗不是闹着玩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危险的游戏，又消耗财力又消耗军力。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足可以拖垮一个国家。所以那帮言官张口就说打仗，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朱祐樘也明白了达延可汗此举真正的用意：试探你的底线。外交博弈，就和打牌差不多，想打赢，就要摸清你的底牌。达延可汗也不例外：你忍气吞声，他会以为你好欺负，更大的挑衅还在后面。你要是冲冠一怒刺刀见红，那些拿打仗当工作的蒙古人更是高兴还来不及呢。对待这件事，软了不行，硬了有可能玩火自焚。打不能打，和不能和，咋办？在全方位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朱祐樘拿出了应对方略，归纳为一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首先，大同重镇的各路兵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城墙上的各类火炮装满弹药，每天朝着北边蒙古军驻地周围发几轮齐轰，但要尽量避免流血事件，朝着没有敌人的地方打。总之，你搞骑兵演习，我搞火炮试验，大家各出各的招。明朝还很周到地派人告诉达延可汗：炮弹这玩意是不长眼睛的，大家最好站远点看，伤到你可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