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统治下的十八年：被遗忘的盛世》-6

三年以后，刘大夏调任浙江右布政使，风尘仆仆地赶到。按说新官上任，接见下属同僚，熟悉上下工作，都是第一要务，刘大夏偏要搞特殊，同僚就打个招呼，案卷也不看，到任后就发布了第一条命令：突击检查仓库。领导说要查就查吧，查来查去，刘大夏发现一笔公款，数目不小，具体作用不祥。刘大夏问：这笔钱干什么用的？手下人很诡异的一笑：这是上一任领导留下的，一般供领导个人生活开销之用。领导个人生活好了，心情也就舒畅，才能继续给国家干贡献嘛。刘大夏明白了：哦，潜规则嘛。也就是说，从我开始，你们每个干部都有一笔这样归自己自由支配的公款，以帮助为国家“做贡献了”。手下人笑：领导英明，领导英明。刘大夏收住笑：笑什么？全部充公！以后从我本人开始，未经正常审批程序，国家的钱绝不准私自挪用。浙江省沿用了几任的官场潜规则就此破灭，国家追回了大笔公款，可以拿来做些利国利民的事了，这就是刘大夏的觉悟。正当刘大夏抖擞精神，准备在浙江继续书写“最佳地方官”的新传奇时，新任命又突然而至：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本来经过明初的几次大规模整修，黄河已经很老实了，可到了十五世纪后期，朱见深天天瞎搞，河道河堤年久失修，加上天灾连年，所以黄河不闹谁闹？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连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了。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十五万民夫修治河道。可更倒霉的事来了，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大概是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抗洪前线上了。人死了，可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年近花甲的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可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但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但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月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要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当然风险也是存在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就不会存在风险。相反，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月河，还能为分流入淮的工作，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二、中兴三老臣：王恕、马文升、刘大夏（12）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六十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有睡一个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终于可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这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是沿用元朝治黄河的方法的，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朱祐樘当然不能让他闲着，几年之后他被调回了京城，担任户部侍郎。后来，刘大夏又做了件事，正是这件事，让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认识了他。事情是这样的，弘治十年，刘大夏刚到任户部没多久，就接到了一封检举信，举报宣府军区存在经济问题。这可不是个小事，宣府是明朝边境九边之一，也是京城的门户，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既然有问题就要查，于是户部就派刘大夏出马了。谁知道还没动身，京城里形形色色的权贵人物就陆续过来打招呼了，有送礼请托的，也有拿来更高级别领导条子的，还有更嚣张的指着鼻子警告：你小子老实点，到了那边不该管的别管，否则叫你好看。刘大夏明白了：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到了宣府才明白：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所谓经济问题，归根结底一句话：行业垄断。宣府是军事重镇，历来重兵驻扎，可军队要吃饭，战马也要吃草，所以长久以来，军队最需要的物资就两样：粮食，草料。根据价值规律原则，供需关系决定经济效益，市场需求如此迫切，粮食和草料的生意当然火暴，当地的边民，基本都是下层士兵的家属，即所谓的“军户”，世代靠种粮和打草为生，货源充足又需求旺盛，只要勤劳耕作，貌似发家致富不是难事。可刘大夏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情景：当地边民贫苦不堪，生活困顿，当地市场萧条，人烟稀少。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当地的豪强贵族，家家高楼大厦，锦衣玉食，真个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因，是出在军粮和草料的收购政策上。原来，当地军队的粮草收购工作，数十年来始终遵循一个工作原则：收购粮草，以粮千担，草万担为单位。也就是说，小户人家的粮草送来了，达不到收购数量的，连看都不看一眼。谁能担负起“粮千担，草万担”这个标准呢，当然是大户人家了。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二、中兴三老臣：王恕、马文升、刘大夏（13）于是，小民百姓的劳动根本没成果，年年白忙活，最多混个肚圆。豪强贵族家年年垄断收购市场，发家致富。长此以往，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等着贫富矛盾到一定程度，就该出大乱子了。更要命的是：既然是垄断，更不能保证质量，于是过期的粮食和发霉的草料统统进入部队，士兵吃得跑肚拉稀，战马吃得口吐白沫。基本健康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保家卫国。总之是老百姓没好处，当兵的受活罪，全便宜那帮混球了。但垄断这个市场的混球不简单，他们都有个光辉的身份：名门之后。所谓名门之后，就是大明朝建国时期那些功臣的后代，这些人虽然实权不大，却地位不低，世袭在军中做官，势力盘根错节，象垄断粮草市场这类的大事，当然也和朝里的皇亲国戚勾结分账，总之是不好对付。如果换了王恕，对付这种事就一个原则：逮谁办谁！哪怕同归于尽。如果换了马文升，肯定会家家做思想工作，耐心说服教育。至于刘大夏嘛……从工作目的上讲，刘大夏和两位老干部没区别：谁祸害老百姓，我就祸害谁。至于工作方法嘛……那就比较奇怪了。刘大夏的工作报告提交上去了，既没有过分批评豪强贵族的垄断行为，更没有要求严惩垄断官员，他只提了一个解决方法：改革收购政策。具体操作方法是：改变原先粮食市场的收购政策，将收购标准改为“粮十担，草百担”，这样小民百姓家也能达到标准，可以放心参与市场竞争，打破富豪家的垄断。当然，为了防止欺行霸市之类的事，刘大夏也做了安排，粮食的收购工作由中央派干部监督完成，派去的当然都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清流人物，谁敢搞小动作就治谁。市场要搞活，宏观调控也要抓好嘛。于是，向来算做国家级贫困州的宣府地区，从此蓬勃发展，百姓收入增加，商旅活跃。当兵的也吃上了“放心粮”，战马吃上了“放心草”，可谓皆大欢喜。惟独憋气的就是那些“垄断商”们，可又能怎么着，刘大夏的手里捏着你们的短呢！再说人家又没有直接和你们作对，总之拿他没招，这就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这就是刘大夏，一个清正廉洁，多才多艺，而又极其聪明的君子，也是弘治三君子中最重要的人。这事也让作为兵部最高领导的马文升看清了刘大夏，已然年近古稀的他明白：这个并不比他年轻多少的“中青年干部”，将会在这个位置上做得比他更好。于是，弘治十五年，马文升在调任吏部尚书时，郑重的向朱祐樘推荐了刘大夏的名字。从此，刘大夏成为了大明朝新一任国防部长。关于他的故事还很长，在弘治朝之后的大事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位君子上演的好戏。弘治初年的大明朝，中央有两位老干部快马加鞭，地方上有刘大夏等一批“最佳地方官”清理弊政，政治的清明气象勃勃而生。然而就当朱祐樘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了，这场变故的起因和结果，却恰恰应了一句古语：乱后有大治！在弘治初年的历史上，这场变故也有一个名字：两京之狱。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1）说起两京之狱，其男主角就是成化朝期间的“纸糊三阁老”之一：刘吉。自从朱祐樘登基以来，刘吉基本上是消停了，而且也改变了很多。工作上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更从不和两位搭档争权夺利，甚至积极转换为官思路，朝着“直臣”的方向转化。朱祐樘想提拔谁，他提前得到消息提前推荐，经常做义正词严状。说他滑头也好，但总算也是做好事。只有一件事始终没变：搞打击报复。当然，要是他不这么做，那他就不是刘吉了。由此，也引出了弘治初年的一场政治风波：两京言官之狱。如果要评选不同时代的骂人时尚的话，今天的时尚是骂中国足球，成化朝的时尚是骂汪直，而弘治朝初年的流行时尚，则是骂刘吉。自从朱祐樘登基后，言官骂刘吉的口水就始终没消停过：万安和彭华都滚蛋了，你还赖在位置上不走，不骂你骂谁。人的忍耐力都是有限的。小人更有限。刘吉终于失去了耐心，照着许多武打片里的话说：是你逼我出手的，别怪我不客气了。弘治二年二月，刘吉发起了第一轮反击，目标对准了几个骂他的急先锋：监察御史汤鼎、庶吉士邹智、中书舍人吉人、兵部主事李文祥、寿州知州刘概。刘吉在言官里还有几个死党，御史魏章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弹劾奏章送上去了。这事也没什么，被骂了这么些日子，不还两句嘴，真成窝囊废了。没想到魏章的炮弹刚打出去，朱祐樘的答复就出来了：汤鼎、邹智、吉人、李文祥四人统统下狱。一炮出膛，四人落马，这命中率，高得超乎意料。刘吉到底是个老奸巨滑的小人，既然要反击，就要确保成功率。所以，在反击的目标和方式上，一步步做了精心的策划，上奏章的魏章，既是刘吉的铁杆亲信，又是言官队伍里的“骂星”，多年以来，倒在他弹章下的高官，足够编一个加强连。而弹劾的对象更是做了精心的挑选，最有学问的是罪名安排：诽谤朝政，结党营私，妖言乱政。都是封建时代够掉脑袋的罪了。果然，一击中地。倒是大臣们惊了，自新皇登基以来，朱祐樘向来给人以平和谦虚的面孔，说话办事一团和气，对待批评虚心接受改正，对待朝臣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是耐心调解，维护安定团结。这次怎么了，二话没说就把人家抓牢房里了。怒了，肯定是雷霆之怒。如果仅仅因为愤怒就抓人，朱祐樘就不是皇帝，而是个愣头青了。事实上，他之所以迅速做出处理，更是因为一个深层次的打算。要了解这个打算，就得先看明白一个问题：言官，是干啥的。一说到言官，好多人的感觉就和看见董存瑞黄继光差不多：不畏强暴，刚直不阿。皇上犯浑他敢管，贪官犯浑他也管，粉身碎骨全不怕，为了真理能把罪恶的牢底坐穿。阻止个皇上胡闹，弹劾个贪官污吏，那都是家常便饭。总之是公正无私，不怕牺牲，遇神杀神，遇鬼斩鬼。好一幅“革命烈士”般的光辉形象。事实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明朝的言官体制，还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的。当初朱元璋为了加强君权，取消了丞相制，为了加强对百官的控制，除了设立监察御史外，更在六部各设了六科给事中。这些御史和给事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言官。他们官职小权力大，其基本工作原则就是逮谁骂谁，逮着什么事骂什么事，说白了，还是皇帝控制百官的工具。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2）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比方：你是一个农庄的主人，手下有佃户，有管家，还有服侍你生活的随从。随从照料你生活，管家帮你管理杂务，佃农给你干活。但是日久天长你就嘀咕了：这些人，我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对我忠心呢？他们会不会给我背地里耍心眼？会不会暗处挖我的墙脚？会不会找机会霸占我家的产业……不行，得想个办法防着。办法就一条：养狗。养一群对我忠心耿耿的好狗，鼻子灵耳朵尖，谁敢跟我耍心眼，他们就会汪汪叫。谁敢骑在主人头上，他们就会冲上去咬。于是主人很快就养起了这么一群狗，天天在管家和随从们眼前晃悠，明摆着告诉管家和随从：好好干活别耍心眼，否则我认识你，我的狗可不认识你。说到这里很清楚了：所谓主人就是皇帝，佃户就是百姓，随从就是太监，管家就是大臣，言官就是……这就是言官的价值，比喻虽然不好听，但确是事实。对于帝王来说，他们很重要，相当重要。但事情却在起变化，狗，还是认识管家和随从了。因为虽然主人养了狗，但下面的管家也拉拢主人的狗，久而久之管家们也都拥有了各自的狗。而且，狗的队伍也是需要补充新鲜血液的。负责选狗（科举）的又是管家们，管家们当然要挑好忠于自己的狗补充进来（门生）。另外，管家之间的竞争也是激烈的，战斗也是残酷的，自己上阵肉搏当然不雅，只能招呼听自己话的狗朝前冲了。于是，狗的职责渐渐地也就变了，由替主人提防奸恶，变成替管家们嘶咬对手。长此以往，狗和管家、随从之间，也同样结成了一个关系同盟。只对主人忠心耿耿的狗不是没有，却比考拉还珍贵了。所以混在明朝，要是没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言官队伍，你是根本无法活到退休。所谓刚直不阿的言官们，绝大多数都是这么给人当枪使。所谓的“为民请命”，大多不过是骗骗小孩子。而对于主人，狗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变的让主人越来越烦。最初的狗，还在忠心耿耿的为主人完成工作，而随着对主人了解的加深，狗们也在反思：怎样正确体现自我价值，做一条流芳百世的好狗呢？敢冲主人叫唤的狗，才是最牛的好狗。当然这也是有风险的，惹怒了主人，一挥手扒了狗皮，那就得不偿失了。既要敢冲主人叫，又要让主人没理由惩治我，这貌似是个高难度动作，事实是，许多狗都做到了。具体说来，就是主人犯小错的时候，狗们汪汪叫。鸡毛蒜皮大点的小事，你发火吧有损形象，所以只能自己憋气。而叫唤过的狗就从此身价倍增，成为管家和随从们争相拉拢的对象。如此，明朝每个时期都能诞生出一批这般“优秀”的言官，其主要特点是：直言犯谏，敢骂皇帝。貌似英勇无比，但细看看他们的骂人文章，却都在小问题上唧唧喳喳，属于典型的没事找抽。可做皇帝的又不好抽他：为一点小事就坏了自己“虚怀若谷”的美名，犯得上吗？明明生气，还得忍着。所以整个明朝里，骂过重臣的言官、骂过皇帝的言官，真要扳着指头数能数出一个加强团，可真正骂到流芳百世的，却也只有海瑞（而且那时侯海瑞还不是言官）和杨继盛这么几个人，人家才是真正为国家前途而骂。至于其他大多数人，相似的言行，却有着本质上不同。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3）所以衡量一个好主人的重要标准，就在于他们能否管好自家的狗：既要让他们叫唤，又不能让他们乱叫唤。更要限制他们和管家的勾结（彻底割断不现实）。这就是帝王的驭人之术。这就是朱祐樘处理此事的深层目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忍了很久了。刚即位的时候，要革除前朝弊政，惩治奸佞，就要广开言路，朱祐樘也是这么做的，就像周星星在《九品芝麻官》里常说的那句话：关门，放狗！当然他也很清楚这群“疯狗”的破坏力，所以在诏书上特意写明了一条：文武官员奸邪与贪污酷暴者，许陈实迹纠劾，但不许假借风闻挟私妄言，违者依律治罪。讲得很明白：允许你们检举贪官污吏，但一定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讲证据，否则我也要治你们诬陷罪。写得有道理，可言官们认为没道理：讲证据，我们还当言官吗？所以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皇上的命令就当耳旁风。各类奏章纷至，朱祐樘日夜拆阅，满心欢喜的以为能看到点“建设性意见”，到头来，却是一盆盆凉水浇头。倒也有讲正事的，比如有检举揭发成化时代“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罪行的，也有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思路的，妖僧继晓当逃犯的事也是由言官们检举揭发的，最后抓起来一刀宰了。但是，这些都只是少数。大多数的却纯粹是为骂而骂。有纯粹没事找抽的，比如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边镛要求朱祐樘不要派太监传旨（太监不跑腿难道你去），监察御史曹磷要求不要让太监学文化，理由是太监学文化就会变坏（这是哪跟哪啊），对于这些人，朱祐樘是既恼火，又不好处置，比如那个曹磷，朱祐樘满心窝火，也只能逮着他写了几个错别字，批评一顿了事。为骂而骂顶多为了混名声，乱骂的却更叫人可恨，比如老老实实干活的周洪谟和余子俊，辛苦一生照样骂声一片。周洪谟的罪名是“妄议御制文字”，虽然是鸡蛋里挑骨头，却还算有“证据”。余子俊的罪名是“修筑边墙，劳民伤财”，这更笑话了，修几道边防工事保卫国家倒成了罪过。最牛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方向的弹劾，这厮弹劾的对象包括刘吉、徐溥、耿裕、周洪谟、倪岳、徐琼等多位大员，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全都一锅端，骂人的原因也搞笑，说是因为“天变”（老天爷闹灾），真个是好坏不分，实为“疯狗”中的极品。更重要的是，所谓弹劾大臣，捕风捉影，其真正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以搏直名”。新皇帝登基了，老干部要下岗了，某些人也想挪挪地方了，当然要有人替他们当枪使。所谓检举不法，对象并不是坏人，而是那些滚蛋后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所以，管他有证据没证据，管你奸臣忠臣，管你清官贪官，一律开炮没商量。对比起来，这帮人有的还不如“纸糊”的刘吉，刘吉也经常给朱祐樘提意见，但其内容主要都是清理侵占土地，开仓赈济，严查封建迷信活动，节约宫廷开支，都还是些利国利民的实在事。总比乱骂瞎骂要有用的多。当然，那年头言官最不敢惹的人只有一个：王恕。实在是因为这位老干部品质太好，浑身上下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出缺点来，加上脾气又暴烈的很。最重要的一条是：人家是吏部尚书，管官员考核，你端他面子他能端你饭碗。对这号人，言官们向来敬而远之。王恕倒霉后，言官们逮着机会，打着替王恕伸张正义的名号揪着邱浚不放，把人家眼睛骂瞎了都不罢休。还是应了那句话：鬼怕恶的。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4）但朱祐樘不是恶人，所以他明白，这帮人虽然也有积极作用，比如可以监督官员，惩治腐败，整顿官风，制约重臣。但消极作用也同样小不了。是把双刃剑，既能铲除邪恶，也能伤着自己。所以对这群人，既要信用，又要敲打，而刘吉的反击，正是给了朱祐樘最好的由头。惩治这几个人，其实就是杀鸡给猴看。“鸡”还没杀，“猴”们先炸锅了，言官们惊愕之下接着作出反应：这是刘吉的陷害。于是群情激奋，闹了几天，各路“骂将”纷纷出马，弹劾刘吉的奏章再次炮火轰鸣，吏部尚书王恕也十分愤怒，严正指出这是一次陷害。矛头直指刘吉。这时候，朱祐樘再传下旨：将四人交刑部审问。所有的焦点，都转向了审判方：刑部尚书何乔新。其实，当刑部尚书何乔新接到圣旨的时候，他就清楚：朱祐樘究竟想要他怎么干。这位刑部尚书也是大有来头的，他为官清廉，逮谁办谁，得罪人极多，和王恕是铁哥们（物以类聚），刑部尚书的工作也是王恕介绍的。而他长年也和刘吉不对付，当年任命他当刑部尚书时，刘吉就曾百般阻挠。一句话，他是王恕的朋友，又是刘吉的仇人。本身就是刘吉当幕后黑手的案子，又交给刘吉的仇人来审，朱祐樘这个安排，真是费了苦心了。然后从犯人名单里就可以看出来，兵部主事李文祥，是由王恕推荐进入兵部工作的。首犯汤鼎，当年正是他向朱祐樘上书召回王恕。而负责此案的刑部尚书何乔新，也是由王恕推荐来的。犯案的是王恕的人，办案的也是王恕的人，这么个审法，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外界群情汹涌，一边是言官们，嚷嚷着要秉公办案，严防司法黑幕；一边又是刘吉，既不停地在朱祐樘面前下药，又不停地到刑部活动，非要把这几个人治死。但何乔新已经明白朱祐樘的苦心了。所以，任你外面吵得欢，何尚书不慌不忙，稳坐钓鱼台。可等着翻开了案卷，面对弹章上洋洋洒洒的控诉，何乔新脑袋里就一个反应：哭笑不得。可以说，在整个明朝历史上，荒唐弹章无数，可荒诞程度能比得上这份弹章的，几乎是凤毛麟角，其艺术水准，足够超越诺贝尔奖得主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的那位），开创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纪元。简单点说：刘吉唆使魏章写的弹劾，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在遥远的寿州，有一个叫刘概的知州，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骑在牛背上，突然牛身晃动眼看要摔下来，这时候一个人突然出现，伸出有力的大手扶住了他。这个人，正是汤鼎。刘大人天真烂漫，不但天生爱做梦，还天生爱解梦：牛身上有个人，就是“朱”字，“朱”是大明王朝皇上的姓，也就是说，能扶持大明朝的人，就是汤鼎。刘大人激动万分，确定汤鼎将成为国家重臣，立刻就跑到京城，给汤鼎送去白银若干。然后两人意气相投，结为死党，又拉来了李文祥、邹智等人，形成了一个势力小团体。他们经常在一起批评朝政，诽谤国家重臣，诬陷忠良，可谓罪大恶极。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知州，做了个荒唐的梦，然后根据梦的指示联络了一群荒唐的人，说了一些荒唐的话，如此而已。如此“魔幻现实主义”，真是羞煞马尔克斯了。看完了案卷，何乔新就已基本可以断定事件的真实性：胡说八道。可何乔新耐着性子审了几天，终于上报了处理意见，一个完全不像他做事风格的处理意见。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5）主犯刘概，妖言惑众，处斩刑。主犯汤鼎，犯受贿罪，流放。从犯邹智、吉人、原杰，一律革职。这不是制造冤案么。“猴”们更愤怒了，上诉！抖擞精神继续骂人，骂了几天也没结果，正想再接再厉，突然都老实了。因为宫里传来小道消息：皇上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内阁首辅刘吉也坚持原判，并且放风说谁替他们说话，下一个就治谁。绝望了。彻底的绝望了。大多数人都想多活两年，于是就不说话了。只有个别胆大无私的，依然上书继续骂，但总之是基本消停了。绝望了几天，突然又重现希望，因为王恕出场了。还是那句话，别人不敢的，他敢。他给朱祐樘上了一道奏折，大体意思是说：刘概做的梦吧，这种事本身就是没影的，要是做个梦都算犯罪，以后谁还敢睡觉？所以，还是从轻发落吧。奏折刚递上去，朱祐樘马上做出反应：听你的。简直就是顺水推舟。改判结果如下：主犯刘概，免死流放。从犯汤鼎，充军。至于其他人等，也都减轻了处罚。大家也就都没话了，虽然官司打输了，但毕竟改变了原判，刘吉想整死人的阴谋也没得逞，多少还算有面子，气也消了不少。至于王恕，因此成为言官们心中的楷模，从此以后，谁惹王恕，言官们就骂谁，邱阁老就是这么倒霉的。说起这件案子，后人评论的时候，无不说刘吉陷害言官，朱祐樘遭奸臣蒙蔽，偏听偏信，但细看事实，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后世的史家，往往忽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朱祐樘为什么要这么做。从事件一开始，何乔新就充分领会了领导意图：叫王恕的死党来审王恕的死党，本身就说明领导根本不想重办他们，只不过要借此案给他们个教训而已。所以，一审判决从严从难，二审判决从简从宽。都是贯彻领导精神的结果。朱祐樘就没打算要谁命，开始的严厉判决，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厉害；后来的改判，又是为了给他们希望。接受王恕的意见则是告诉大家：正确的建议，皇上是能听进去的。按照哄小孩的办法说：这叫打个巴掌，又给颗糖吃。第二个问题：骂刘吉的言官这么多，为什么挨整的是汤鼎。答案：朱祐樘要敲打的，正是汤鼎这类言官。说到这个人，历史上大大有名。在骂人这项基本工作中，他长久以来贯彻一个原则：是非不分，逮谁骂谁。像万安、刘吉这样的小人他骂过，象周洪谟这种老实干活的人他也骂。甚至连当年曾和怀恩一起拼死保护朱祐樘的太监萧敬他都骂。而且骂人的理由千奇百怪，周洪谟“妄议御制文字”的罪名就是他发明的，至于倪岳更倒霉，被他骂了个“生辰八字与皇上犯冲”这类罪。总之还是那个老传统：为骂而骂，就为出风头。不但乱骂，此人还更喜欢没事找抽。比如朱祐樘某一次开经筵（国事论坛），那天热得很，朱祐樘身体又不舒服，没一会儿就头晕脑胀，王恕很体贴的说要不皇上您歇会？汤鼎站出来说不行，皇上就要克服困难，倒也要倒在工作岗位上。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了，你汤鼎“倒在工作岗位上了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小事天天叫唤，是非不分乱叫唤。这样的人，指望他提合理化意见？那是相当的不靠谱。这也是刘吉的狡猾之处，挑准领导最反感的人下手，也正合领导心意。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6）这就是朱祐樘的目的，不是要阻塞言路，而是要过滤掉噪音，如此而已。但朱祐樘千算万算，却还是漏算了一件事：杀鸡给猴看，猴就一定听话吗？这个“猴”不止包括言官，也包括刘吉。至于刘吉本人……小时侯曾看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耍猴人，家里养了一只猴子和一群鸡，猴子整天欺负鸡，可猴子又是家里的摇钱树杀不得，为了敲打猴子，耍猴人就挑了个日子，当着猴子的面杀了几只鸡，以吓唬猴子。猴子果然老实了几天，结果有一天晚上，耍猴人回家，一推门发现：全家的鸡都死掉了，猴子提着菜刀，正学主人的样子乐滋滋的杀鸡呢……刘吉，就是那只猴子。由此，也进入了两京言官之狱的第二回合：南京言官之狱。如果说上一个案子，刘吉还是自卫反击的话，那么这一次，他就纯属替人出头了。弘治二年三月一个夜晚，一封由南京监察御史姜绾写的弹劾奏章被送入内宫。这事不奇怪，自从朱祐樘登基后，骂人的天天有，骂谁的都有。被姜绾弹劾的人，是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弹劾的罪名，是侵占民田。这种事在成化朝算正常事，换到弘治朝却极其不正常，侵占民田一直是朱祐樘的重点打击对象，在此事前后，也有多名太监因类似的事被言官弹劾，从而遭到严惩，彻底断送了太监前程。所以怎么看，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言官检举不法的正常行动而已。奏报送上，朱祐樘果然大怒，责成有关部门依法严查，如此看来，蒋琮貌似要倒霉了。但这次事件确实不一般，首先是对象不一般。蒋琮的身份不一般，从朱祐樘做太子的时候就伺候他，堪称患难之交。对这个人，朱祐樘是既信任，又是有感情的。另外，蒋琮的关系也不一般，他在内阁也有一个死党：刘吉。刘吉之所以能够揣测圣意，也全靠蒋琮通风报信，两人互相利用，长期以来“默契配合”。死党犯事，怎能不管！于是刘吉拍案而起，准备替蒋琮出头了，可知道了事情来龙去脉，刘吉发现：这个头，还真不容易出。说起来，姜绾弹劾蒋琮的事，是一次土地产权纠纷，这又是一笔成化朝留下的烂账。真要追究责任，蒋琮确实有点“冤”。事情是这样的：南京沿长江江浦县曾有片芦苇荡，是属于南京守备太监单位的财产。可二十年前南京发大水，这片芦苇荡之间却冲出一片冲击平原来，全是肥油油种什么长什么的好地，太监们乐坏了：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么。但当地老百姓不干了，芦苇荡这里冲出一块冲击平原，可自家的地却被大水冲没了（这是冲击平原形成的地理问题，科学原由就不阐述了）。地没了，可税照交，于是百姓们就和太监们商量：要不你们的那块地给我们种！太监们当然不干：我家的地凭什么你来种？经过多方协商，终于达成“霸王条款”：土地的产权归南京守备太监，农民们种这些地，除了负担国家赋税外，还要向太监交租。太监们既不用交税，每年还收取大量地租，农民们干佃农的活，既给太监交租，又替太监交税，受双重盘剥，但总算也比没活干饿死强。虽然不公平，也只能这样了。从这以后，这些冲击平原成了一片绿洲，连年大丰收。钱当然落进了太监们的腰包，而太监们也有了新目标：既然来钱快，为什么不多搞些地呢。正想打瞌睡，有人就来送枕头了。当地的恶霸为了巴结太监，强占了另一片土地，然后献给了镇守太监，把这些地全算做了太监单位的公产。如此一来，南京镇守太监所拥有的土地，已经是肥得流油的一大片了。在成化朝里，这种事其实不稀罕，哪个地方的太监都这么干，虽然比较缺德。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7）干这些缺德事的人，并不是蒋琮，而是当时的守备太监黄赐，那时侯的蒋公公还在深宫里陪朱祐樘玩过家家呢。等着蒋琮就任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前任留给他多么丰厚的一笔财产。但当地百姓不干了，新皇登基又下诏清理土地，正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好机会，于是不断有人告状，要求把这些土地返还给百姓。蒋琮当然不干：虽然不是我占的，可毕竟是落到我腰包里的财产。我的个人开销，还有我手下人的外快生活费，全指望这块地呢，想要回去？做梦。加上蒋琮这个人也有个毛病：贪财（最后毁就毁在这个毛病上）。想从这种人手里要地，简直比从狗嘴里抢肉骨头还难。一开始，朱祐樘派南京监察御史姜绾来核查此事。不巧的是，这个姜绾也是刘吉的仇人，派这么一个人来查刘吉死党的经济问题，后果可想而知。蒋琮也知道厉害，姜御史一到就赶快拉关系，可这姜御史是个油盐不进的清官，二秆子精神大发，迅速查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一份让蒋琮毛骨悚然的弹劾，就是弘治二年三月从南京送来，惹得朱祐樘震怒的那份。其实蒋琮至今为止犯的错误并不算大：无非就是继承了一笔非法财产不肯交还，再就是拉拢腐蚀政法干部问题。可看看姜御史的奏折，写的全完全不一样。姜御史告诉领导：蒋琮犯了哪些错误呢？具体的说：有十条大罪。一、干涉监察干部工作（以内官侵言官职）。二、妒忌大臣，背后说大臣秦纮的坏话（妒害大臣，妄论都御史秦纮）。三、欺负管河闸的官员，耍官威（怒河闸官失迎候，欲罢之）。四、私自受理民事案件，不跟司法机关打招呼（受民词不由通政）。五、派心腹太监侵吞国家税收（分遣腹心，侵渔国课）。六、收罗党羽，培植个人势力（擅收用罢闲都事）。七、盘剥工匠（按季收班匠工银）。八、诬陷忠良（妄奏主事周崎罪，欺罔朝廷）。九、打击报复不听话官员（官僚仵意，辄肆中伤）。十、私自保举罢免太监，夺皇帝的权（保举罢斥内臣，窃天子权柄）。这十条罪，如果都属实的话，那蒋琮别说下岗，拖出去剐了也不过分。朱祐樘当然生气，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既知道太监乱政的危害，也受过太监的保护照料。更重要的是，在明朝政治上，所谓太监专权，只不过是皇帝执政的帮手。他相信自己能够用好宦官，所以他派了最亲信的宦官去南京，但没想到这个人竟然辜负了他的希望，不但没干出成绩，反而被骂得狗血淋头。刘吉一开始也很着急，但细看弹章之后，他笑了。姜御史这份义正词严的弹章，其实犯了几个天大的破绽。朱祐樘派你去干吗的？是去解决土地产权纠纷问题的，可看看你的工作报告，土地产权问题就占了一条，其他的事，貌似和土地产权没什么关系吧。姜御史，你说蒋公公干得出圈了，可你自己也玩得出圈了吧。再看看你弹劾的那些内容，除了干涉监察干部工作这一条外，其他的你有证据吗？背后说大臣坏话，你有没有用MP3（那时侯也没有）录下来。私自受理民事案件，这条蒋公公确实有，可干的也是惩办恶霸的好事（当地地方志有记录）。欺负河道闸官员，那是因为河道有质量问题（确实有问题）。侵吞国家税收，你手里有账本吗？至于其他的几条，也全都是道听途说，有本事拿证据来？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8）这就是不好好研究中央文件的结果。你们言官向来喜欢“风闻言事”，可皇上诏书里早就明确的说“说话要讲证据”。姜御史，你清正廉洁，刚正勇敢，端的是一条好汉，只是……太没斗争经验了。刘吉知道，这些事情他想得到，朱祐樘也一定想得到，而朱祐樘最厌恶的言官，恰恰是那些“说话不讲证据”的人。所以，姜御史的这道弹劾，貌似炮火猛烈，其实是把自己送到枪口上了。然后，刘吉的心里升腾起了一个恶毒的念头：这件事，正好是把这个老仇人打落下马的好机会，不止是他，我还要利用这个事，整掉所有骂我的人。于是，刘吉告诉蒋琮：不用惊慌，不用害怕，对姜御史的控诉，该驳斥的驳斥，保你没事。果然，蒋琮受命进京“汇报工作”了，他逐一驳斥了姜绾的指控。事实也印证了刘吉的判断：姜绾的大部分指控都是拿不出证据的。于是，朱祐樘的气消了，然后蒋琮不依不饶，指责姜绾诬陷宦官，传播小道消息，包庇纵容御史犯法等等。这仗，是越打越热闹了。于是朱祐樘就派一个人来查明真相，这个人是南京市市长（应天府尹）杨守随，他就在本地为官，熟悉工作，而且名声不错，向来刚正不阿。他哥哥又是朱祐樘当太子时候的老师杨守陈（时任吏部侍郎）。所以，就他了。但此时的刘吉，却敏锐的把握住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朱祐樘的心态。蒋琮是朱祐樘的贴身太监，从心底上讲，朱祐樘是不相信蒋琮有罪的，而自即位以来，朱祐樘已经受够了言官无事乱骂的气，所以同样从心底上讲，他也希望姜御史是乱骂。所以刘吉抓住机会，拐弯抹角的为蒋琮开脱，说得朱祐樘连连满意，心理的天平，自然倾斜过来了。不管领导心态如何，杨守随还是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勘察工作中去了。就在这时，又一封奇特的奏折送到了京城，不同的是，上一封是御史告太监，这一封是太监告御史。正是这封奏折，彻底帮了刘吉。南京镇守太监陈祖生，弹劾南京户部主事卢锦、户科给事中方向非法侵占国家禁地。如此牵出了两京之狱的另一个主角：南京镇守太监陈祖生。论关系，如果说朱祐樘对蒋琮是有感情的话，那么陈祖生对于朱祐樘而言只有一个称呼：恩人。关于朱祐樘出生的那一段，有个细节应该不会忘记，朱祐樘出生后，张敏叫人把朱祐樘带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受命抱走朱祐樘的人就是陈祖生。吴皇后收养朱祐樘，在两位母亲身边帮着换尿布的太监，又是陈祖生。他是看着朱祐樘长大的。陈祖生是个名声很好的人。生活简朴，博学多才，是太监队伍里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汪直搞冤假错案，他挺身而出，结果触怒了朱见深，被打发到南京来养老。朱祐樘登基后，本想把他召回来，可他说岁数大了，干不了重要工作，就呆在这儿吧。朱祐樘还特赐了双倍俸禄。总之算是个好人。可好人也有缺点，陈祖生也想搞点额外收入。霸占老百姓田地的缺德事他不会做，但挖挖国家墙脚还是做得来的。陈祖生盯上了一片土地：后湖。后湖，就是今天南京的玄武湖。在明朝，这里是一片禁区，因为在湖面的群岛上，是大明朝的黄册库，藏着大明朝东南地区的赋税资料：黄册。保管如此机密文件的地方，自然是不许外人来的。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三、言官斗阁老：弘治二年的两京之狱（9）可没人来也就意味着没人管了，再加上湖面周围都是肥沃的土地，不种就是浪费，在勤俭了一辈子的陈公公眼里，浪费就是最大的犯罪。所以，我种了。于是陈公公就在湖边挑了几块好地，种子还没撒上，就被御史余浚告了。朱祐樘派南京给事中卢锦前来堪察。然后处分下来：充公。这把陈祖生气得不行：皇上都是我抱大的，种几亩地要你管？可南京户部给事中方向又跳出来参了陈祖生一本，说他曾勾结权阉汪直，把陈祖生骂成王振二代，还好朱祐樘是个明白人，置之一笑了事。陈祖生怒了：说我勾结汪直？当年我伸张正义的时候，你小子还是个三好学生呢。某日，陈祖生又发现：他种过的那片地，如今又种上菜了，地主正是整过他的那俩人：南京户科给事中方向、南京户部主事卢锦。因为当时负责看守黄册库的正是这两位年兄，生活无聊又天高皇帝远，搞点副业生产，既贴补生活又打发时间，何乐而不为？陈祖生恼了：我种几亩地你们起哄，我不种了你们自己又种上了。难不成真理都在你们手里？然后又发生了更让陈祖生抓狂的事：这俩小子搞副业不说，竟然又随手砍了些芦苇做芦席，被砍的芦苇地，产权属于南京守备太监府。几乎南京所有的太监都愤怒了：从来只有我们欺负人，哪有被人欺负的份！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报仇，我们要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