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因横海镇留后李同捷叛命,宰臣屡屡入朝会商军情,韦处厚不意早起遇寒,入殿白事时竟晕仆于案前。文宗亟命宫侍扶归私第,但不幸病重,越宿即殁,以身殉职。窦易直亦于同时罢职,翰林学士路随继相。二近一年多时间过去,皇上还是没有主意。时间到了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这一年起初的几个月里,藩镇纷扰不绝,河北一带已经是尸骨横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十无三四。朝中,气氛沉寂,所有的政务只是忙于调兵遣将,应付地方的叛乱,各路王师瞻头顾尾,亦全无效果。幸好,到了八月,双方又不得不妥协,局面渐渐平息,天子又得以有机会再次暗中计议他的大事。这时,他心里有点数了。皇上先召回了李德裕。文宗考虑:裴度年老多病,其威在外而不在内,似难膺负心中的这件重任;韦处厚又死,其他文臣,也不堪大用。穷则思变,皇上的思路稍稍有了点突破。先是去年,裴度不经意之间,突然荐举二十几年前的旧人、此时起复为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的刘禹锡,皇上心中就是一动。后来一想不妥,此举多少有些树大招风,未必能行。可当裴度转而推荐李德裕时,文宗便觉得不妨一试。八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任兵部侍郎。对此,皇上不无深意,至少是欲用他为相。可没想到的是,就在同时,枢密院却引举了李宗闵入相。这么一来,计划就全被打乱了。皇上开始还没意识到。李宗闵什么人?此公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与皇甫湜、牛僧孺在制举试中一同上书指责朝政的主角,为此与僧孺受到不公待遇,长期不调。后来又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一次科试纠纷中,因涉请托,罢官出朝。前数年复出,任礼部侍郎,算是有了一些转机。宗闵是元和三年那次风波以后最记仇的一个人,但奇怪的是,他把受迫害的帐没算到真正的主凶吐谷承璀身上,却记上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父债子还,他对李德裕十分反感。在文宗印象中,李宗闵这个人没什么政绩,资望也不算高,他不懂枢密使杨承和为何就是要拜他为相。其实,宗闵走的是宪宗驸马沈■的路子,沈■又转托内宫中的老人、女学士宋若宪代请杨承和,绕了一大圈,这才算托到了正门,真难为他的一片苦心。说起来难以理解,宗闵早年也是反对宦官贪横的,但与元稹一样,吃过中人的亏后,反过来又去依托中人,不说朝秦暮楚,起码也可谓之生而多变。更奇怪的是,自元和三年以后,他就十分讨厌李吉甫、裴度、元稹以及李德裕,再也没有改变过,这又能称得上是极端专一了。也许,处在政治漩涡中的人,都免不了欺软怕硬的通病?李宗闵一入台阁,就转命刚刚在几天前到京的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德裕见诏,长叹不已。行装甫卸就又得上路,满腔悒郁,无可申诉,一时黯然难禁。刘禹锡得知,送来一首诗,末句有道“自古相门还出相,如今人望在岩廊”。德裕读毕,虽明知这是老友安慰之语,但心中也略略好受了一些。八月底,德裕转赴滑州。此后的事情也都是皇上无法想到的。宗闵上台,自然就引举了亲密战友牛僧孺入相,时在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这事顺理成章,朝中没人反对,枢密使们更是赞成,不需天子就可以拍板。此后的几个月,李、牛二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免。数年前回京的元稹首当其冲,被命为武昌节度使出京,填补牛僧孺入朝后的空缺;李德裕的好友郑覃罢翰林侍讲学士,改任工部侍郎;年高体弱、大病刚愈的裴度又被外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一手提拔的崔从出为淮南节度副大使。……,……皇上开始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了。这不是典型的囿于私怨而置国家于不顾吗?!日日听着宰相琐屑的奏事,再看着王守澄指指画画专横的样子,天子真是恼丧万分,宦者强横,全是这些相互攻讦之臣不以天下为意的结果,否则,有一人为朕分忧,亦不难改变局面。文宗心道:“此辈朋党比周,断不可当朕大任!”到这时.皇上拿定了主意,决定就选择不久前自己刚刚开始倾向的那位大臣: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也是事出有因。六月的那一天,皇上召来申锡讲读《贞观政要》,其时,正逢心情不佳,君臣谈了一会,皇上突然控制不住,叹了口气。申锡肃然,垂手不语。文宗第一次仔细打量了一下他,心中开始掂量起来。皇上知道这位出身孤寒,进士及第,以对策而知名的大臣和其他朝官浑无爱怨,不属于任何派别,是个持重厚道之人。委以腹心,托以大事。确是个恰当的人选,只是不了解他心意如何。心念及此,皇上便道:“贤卿日与朕讲经论道,竟不知道朕的心事吗?”申锡惶恐:“微臣不能分主上之忧,罪该万死!”他清楚皇上的想法,一想到当今天子英明睿智而陷于人手,心里何尝不也是戚戚然,在皇上的追问中,申锡觉得自己无用,十分的惭愧。文宗被他的情绪勾出了辛酸之事,再也忍不住:“宦者强盛,逐日为甚。元和、宝历比致宫禁之祸,至今弑逆之徒尚在左右,如今专横跋扈,犹有甚于昔者,”皇上一拍龙案,“朕每受其逼,尤须外示优渥,长此以往,为祸不远,朕何以告宗庙社稷?!”申锡也是激动不已,声音哽咽:“陛下且宽圣怀,微臣不才,愿效死力!”文宗甚喜,觉得自己判断没错,宋申锡确是个可用之人。实际上,皇上此时身在九重,欲求外助也不可得,申锡时为翰林侍讲学士,居于内廷,是惟一可吐心事的朝臣,皇上不靠他,又靠何人?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3)君臣商定了一些粗略方案,都认为先除去王守澄的内逼威胁是第一要务。申锡领旨,皇上还有点不放心,一再叮叮申锡务必联络外廷朝臣,广为准备,不可草率。文宗道:“朕可设法诏卿入相。居宰辅之位而行事,自多方便。贤卿千万小心,莫负朕之厚望!”申锡叩首而退。果然.几天后,文宗下诏加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一个月后的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又加“同平章事”入相。这一切并未招致枢密和神策军方面的怀疑,进行得十分顺利。朝中很多人对申锡主事抱有幻想,都以为他对目前“威令不出于人主”的局面会有所改作,至少可以改变一下朝官之间不正常的现象。然而,申锡在政事堂的表现却令他们大大的失望了。这很自然,申锡的心思原本就不在更新朝政上面,他是密负上旨而来,有另外的重要任务,平常的政务剖断显得因常循旧,实乃不得已之事,外人又从何而知。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元旦前后,皇上在与申锡的往复商量中制定了计划,决定采取一种非常手段:即时诛杀宦官。文宗没想到的是,此举绝对是个下下之策。首先,宦官目前势力颇劲,王守澄大权在握,若要从容剪灭,绝非易事。加之对方耳目众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其次,无奈之下选中的宋申锡,其实不是个恰当的人选。这个道理很明显,申锡不是个阴谋家,又如何能行“阴谋”之事?!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人参加,这就是帝国首都京兆府的行政长官“京兆尹”。首都和陪都所在地称府,这是汉代的遗制。作为首都所在地,京兆府掌治天子辇毂之下,供给百物,调拨夫役,其务远重于外府州县。而护卫王畿,更是首要之责。以是之故,其长官“京兆尹”之地位不亚于台省首脑,出任人选,包括所属诸县的“令”、“丞”、“簿”、“尉”,皆选精明强干者为之。京兆尹倘不阿容苟且,京中权贵、宦官以及禁军将校之横暴就会相对收敛;反之,朝贵与京畿府官结成势力,帝国中枢就将大大不利。因而,本朝对京兆尹及其属官的任命一向极为慎重。申锡欲图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委任可靠之人出任京兆尹,借其之力襄助大事。这点申锡是清楚的。可申锡不知怎么却挑中了吏部侍郎王璠。此人以前仗着受李逢吉信任,任御史中丞,行为狂傲,目空一切,在朝中名声很臭。有一次,与左仆射李绛在街上相遇,交车时竟不避让。“仆射”是国家优待功臣元勋的荣誉之职,虽无实权,但衔高遇重,按朝廷礼制,一般官员是必须表示敬意的。李绛看不惯王璠的狂妄。给当时的皇上敬宗上了一表,指责他尊卑不分。为此,尽管有李逢吉的庇护,王璠也被罢为工部侍郎。申锡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才做出这个决定,也许,他也有他的理由,但实在太草率了。事情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正月中旬,申锡面见王璠,示以天子密诏,并约以京兆尹授之。王命如此,王璠当时答应考虑。但王璠权衡再三,这事做不得!在现时情形下,利害得失太明显了。王璠既无起码的道德信念,他便首先要为自己考虑。于是,王璠悄悄地找到了郑注。王璠曾是李逢吉的亲信,李、郑二人又不是一般的关系,自然王璠与郑注是能够说得上话的。郑注没想到皇上竟然已经有了行动,不敢怠慢,立即禀告王守澄。守澄大吃一惊,“此事如何处之?”郑注多年以来一直是守澄的左右手,自诩谋略过人,每与守澄筹划,招数都在阴辣狠毒之间。此刻,又是一副山人自有妙计的模样。“郑生有何教我?”守澄已是非常着急。“事不宜迟,当先下手为强,去宋申锡以清君侧。”“计将安出?”“先帝遽逝,今上本不当立,王公难道忘了?宋申锡与漳王时有过从,去之何患无辞!”此计甚毒,漳王李凑乃是文宗的弟弟,颇有人望。再说,朝臣交通诸王,其中就大有文章可做。守澄听罢,立时就明白了,马上就吩咐郑注准备。郑注找来一位神策军官,名叫豆庐著的,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这个豆庐著时任神策右军的都虞侯,是守澄的亲信之一。神策军侦伺朝廷大臣过失,也不是头一回了,郑注与王守澄等已经无所顾虑。二月下旬旬末,王守澄突然发难。先是二十八日,豆庐著奏上一本:宋申锡谋立漳王!疏中同时举报,参与此事的有负责为诸王采办的宦官晏敬则、宋申锡侍从王师文等人。翌日,守澄直接将奏疏呈于皇上,奏称:“臣得本军都虞侯豆庐著奏状,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文宗一听,晓得出事了。尽管文宗对守澄此举猝不及防,平时对漳王也有所猜忌,但一想到牵涉有宋申锡在里面,心里何尝不明白。但碍于情势,皇上还不得不故作愤怒状:“竟有如此之事?!”守澄不容皇上喘息:“宋申锡大逆不道,臣请全城戒严,搜捕逆党,并屠其全家,请陛下敕准!”这就是要下重手了。守澄很清楚,所谓宰相谋反,事极荒诞,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他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件普通的案子,他要借“谋反”这个强烈的罪名一鼓作气,把天子的种种企图彻底摧毁掉。皇上饶是沉着,见状也是大大地恐慌起来,一时说不出话。守澄走上一步:“请陛下当机立断,臣愿亲领二百骑前往!”言下之意,今天你皇帝就是不答应也不行。面对守澄的咄咄攻势,文宗都快要绝望了。三刹那间,紫辰内殿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宋申锡命不该绝。与王守澄同时进来的还有一位宦官,这就是当年在敬宗时平定苏玄明、张韶叛乱立下大功的马玄亮。马氏虽然也做过神策中尉--平乱时即任左神策中尉--而且还有勤王救难之功,但此人与王守澄等人不同,他并不十分热衷于权力,为人既颇忠厚,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也甚为坚定。此际,他的官职是飞龙使,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使职,往往以宦官中颇承恩遇者担任,专领原来由殿中省、太仆监主掌的天子舆辇牛马之务。马玄亮是受皇上的传呼人殿白事的,正巧遇到王守澄奏报机密,宋申锡便有救了。玄亮觉得,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尚无确证,就要屠戮宰相全家,这将置国家法令于何顾?他当然要表示反对。“陛下,千万不可草率!遽出禁军,城中不乱而乱。”玄亮只思忖了片刻,但这一会对皇上来说,简直就像熬过了一年时间一样。文宗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暗自吁出一口长气。守澄瞪着玄亮:“如足下之言,难道让逆贼逍遥法外不成?!”玄亮不让步:“即使申锡或有不轨,也应召宰相廷议其罪。”文宗赶紧发话:“马卿言之有理,明日召宰相延英廷对,共议此事。”至此,王守澄只得罢休,他恨恨地看了马玄亮一眼,朝天子匆匆施礼便掉头而去。皇上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百感交集,不知是什么滋味。第二天是旬休日。本朝官员在职期间可以休假,称之为“休沐”,除节令假外,百官每十日一休假,名为“旬休”,时间是每旬的最后一天。这一日,正在休假的宰相们被宫中传唤:天子在延英殿召见,有要事相商。几位宰相得命后急忙赶赴大明宫,宋申锡不明就里,也随之来到。四人在中书省东门,遇到了前来迎候的一位宫使,这人一看到申锡便道:“圣上所召,并无宋公之名。”路随、李宗闵、牛僧孺都是莫名其妙,申锡陡听此话,心里先是一惊,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事情泄露了!”他极力控制着情绪。转过身来朝着延英殿的方向,郑重地抱笏叩头,行遥觐之礼。“臣不能克峻大事,罪该万死!……,望陛下保重!”申锡心内是一阵辛酸,自己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申锡作罢,起身缓缓退下。旁边的三位宰相看着,满腹狐疑。进入延英殿,文宗早已升座,班立者除王守澄外,尚有左右枢密使在列。殿内气氛肃然。文宗见宰相们到齐,出示豆庐著的奏疏道:“神策右军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路、李、牛三人相顾愕然,这怎么可能?接过奏疏一看,简直就像是传奇故事一般,横竖理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大家心里隐隐约约地感到其中有故,但却说不出一句话。文宗的话浑无声调,有气无力:“朕已命中尉王守澄系捕豆庐著所告之晏敬则、王师文二人。”皇上顿了一顿,又加了一句:“申锡等有无反状,不久自明,卿等不必惊骇。”这就是话中有话了,可这几位不知前因后果,哪里省得。王师文是申锡的随从,知道一些其中的内幕,见事情不妙,立即逃亡。可怜那位晏敬则根本就不知内情,糊里糊涂地就被抓到了宫中。三月初二,申锡先被罢为左庶子,等候处理。事情正式宣布后,朝官们都是莫名惊诧,没有一人敢站出来说话,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觉得案子的进行有违制度,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交付外廷司法部门审理。皇上顺水推舟,诏准其奏,可还是晚了,晏敬则在禁中已经屈打成招。文宗再次被逼到无奈的境地,只得孤注一掷。初四,皇上诏开延英,命三师以下及各台、省、府、寺诸大臣悉赴殿合议,指望朝官的力量使事情有所缓解。谁知宰相们使皇上大为失望,李宗闵不出一语,牛僧孺、路随的反应也很微弱,宰相退下后,案子几乎已经定谳。中午时分,其他朝臣进入延英,皇上甚至都不抱希望了。可谏官们的意见却十分强烈,一致请求将案子交付外廷重新按核。皇上心想:“宰臣都不表态,谏官毕竟言轻,王守澄岂能善罢!”到此,文宗极为担心神策右军会弄出大事,这可就非同小可!皇上想到这一节,不免犹豫不决。但十几位谏官坚绝不退,马玄亮更是叩头不止,流着眼泪道:“杀一匹夫犹不可不慎重,何况宰相!”文宗见状,鼓起勇气,命召回宰相再议。这一次牛僧孺终于委婉地表示了对这件冤案的反对意见。“人臣不过宰相,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其所谋,所为何来?申锡当不至于谋反!”僧孺这话说得倒也恳切,皇上觉得有点分量,可以与守澄讨价还价,至少能保住申锡的性命。于是,文宗命众臣退下,听俟诏制。郑注听说了延英辩论的情形,觉得这样下去反而不好,届时定会重审,事情弄不好要败露。当天下午便立即来到王宅,劝说王守澄止行贬黜就可以了。守澄想想也有道理,遂不再坚持处死宋申锡。初五,诏旨就下来了,贬漳王为公爵,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其余案犯或处死或流贬不等。马玄亮当日就请求卸职退休。宋申锡虽免于横死当时,可不久也在贬所郁郁而终。临死之前,他一直都在恨恨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除了自己以外,只有一个人知道,这就是王璠,他要诅咒这个小人,让其也不得善终。这第一次行动尚未开始就彻底失败了。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4)文宗虽然沮丧万分,但他的信念却并未因这次的失败而消歇,五年来的日日夜夜,皇上的心里只有这件事情,它关系到天子的名誉和社稷的安危,如何又能轻易割舍!文宗所不能忘怀的,是这几个不能为天子主持正义的宰相。到了这一年的年底,皇上的不满越来越重。三月的宋申锡事件是主要起因。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李宗闵、路随竟是一言不发,牛僧孺也没有表现出国家宰臣所应有的风范,结果是由家奴们说了算,皇上的愿望彻底破灭。九月份,在与吐蕃的边境上发生了“维州事件”,牛僧孺又不同意前敌指挥官李德裕采取强硬对策,坚持走和平妥协的路子,结果却是让帝国丢尽了颜面。吐蕃就在边境之上,当着使节的面,将我方交还的维州投诚将士全部处死,场面极其酷烈。十一月份,回京任枢密使的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向文宗报告了这一情况。作为参与其事者之一,他对朝廷的这一举措十分不解:“缚送投降者以归,绝后来投诚者之路,岂是良计?!”皇上听了,也甚为后悔,对牛僧孺就更是不满。文宗对这几位宰相已差不多彻底失望。他在延英殿当面就问他们:“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究竟有无佐理兴化之心?”这话显然说得很重了。皇上也是郁闷之极,才如此责备宰相。照皇上的意思。眼下不仅河北诸镇不得安宁,四夷骚扰不绝,更要紧的是天子身边的现实简直不成体统,尔等作为宰辅之臣,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吗?!李、路答不出来,僧孺居然还有理由:“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治,亦可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能及。”满足于现实,成就感十足,这是无能者固有的嘴脸。僧孺虽非庸碌小人,但陷在朝臣党派圈子里难以自拔,有这个想法不足奇怪。可他作为一位儒士,不能对宦官执政的局面有所批评,反而拿“小康”来搪塞,还委婉地指责天子“别求”,这就很不像话。比起宋申锡为天子分忧而不惜牺牲的勇气,就差得太远了。天子有何“别求”?不外乎翦除宦官而已。当然首先得清除朝官的内讧,团结一致,合力对外。当朝宰臣既不能理解这一层,皇上自然便要换人。十二月,文宗罢牛僧孺出朝,又召回了在西川任职期间政绩颇著的李德裕。但李德裕也很难有所作为。作为李吉甫的后代,一位有主见的大臣,他就一定会有很多政敌,尽管他的品行无可指责并又富于才干,但同牛僧孺一样,一旦卷入党派政治的旋涡,便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更何况,宦官对这种严格按正统观念行事的人,天生就有一种抵触情绪,在此局面下,文宗要靠德裕达成治理,绝对是个空想。但是皇上心切,人情望治,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文宗任李德裕为相。这一天,久旱的京城忽降大雨,这是一个难得的佳兆,连禁中的有些宦官都说,李德裕该称“李德雨”了。朝野对德裕此次入相,确实是期望甚高。李宗闵却没有这样的心情,他是自李逢吉之后最不满李德裕的人,也是结党最厉害的一个。他的周围不少人,比如给事中杨虞卿、萧澣,中书舍人杨汝士、张元夫,户部侍郎杨汉公都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其中三杨还是从兄或亲兄弟。德裕一入相,第一件改革之举就是清除“朋党”,李宗闵又岂能坐视。两人展开斗争,互不相让。先是德裕在天子面前提出,三杨及萧、张等人结党营私,舆论最为不满。文宗同意,“据朕所知,众人皆以杨虞卿、张元夫、萧澣为党魁。”皇上如此说,宗闵只能寻找遁词,便否认自己曾主张授他们以美官。德裕当廷就一条条予以驳斥,事实俱在,宗闵无话可说,大为窘迫。此后德裕连贬三人出京,又提升先前被李、牛贬抑的郑覃出任御史大夫。宗闵再度反击,在皇上面前力言其不可。但文宗喜欢读书,很欣赏郑覃对经术有独到的理解和议论,坚持任命郑覃,甚至见因宗闵反对而宰相不能一致通过,干脆不通过中书门下直接宣布了这一任命。宗闵气得不行,对枢密使崔潭峻发牢骚道:“圣上事事宣出,要宰相何用!”崔潭峻一语双关:“八年的天子了,就让他做一回主吧。”文宗即位,至此正好八年。话怎么能这么说?连宗闵听了都不是滋味。宗闵在第一回合失败了,六月,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七月,右仆射王涯被命为宰相,并兼度支、盐铁转运使,主掌财政。王涯博学多才艺,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就得中进士,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在中央、地方都担任过要职,对财政也有一些办法。王涯这次为能够入相,花了不少钱物,托郑注打通了王守澄的关节,才得以实现。他没有想到的是,到头来却是自己给自己买了个大大的不幸,正是这次入相,造成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德裕在宗闵出京后继续推行他的方针,包括改革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使宗室诸王出使外任等等。不过,这一年又很快到头了,德裕在清除李宗闵之辈的过程中手法过重,没有采取更为圆滑的手段,遂又一次地树立了对立面,从而也给自己堵死了退路。远的不论,就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德裕能否安于其位,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十二月十八日,皇上突然中风,口不能言。为此,王守澄紧急召来郑注,这位既有谋术,又通医道的奇士,为皇上治病。结果,疗效极佳,虽然还未能完全治愈,但皇上在十六天以后,新年(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的正月初五便能在太和殿召见群臣。尽管中风是天子家族几代以来的老毛病了,但这仍然算是个偶然的事件,不过,郑注能药到病除,却是偶然中的必然。上天注定要给郑注这么一个机遇,因为这个机遇,先是他本人,然后是李仲言,走上了帝国政治舞台中心。他们二人在未来的一年里进而得以主宰了朝政,甚至成为了文宗百挑千选之下的最后垂青者,为天子发动了第二次也是最主要和最后一次反击,这一次反击更为惊心动魄。四郑注在医术上确实有一套。说起来话就长了。郑注本姓鱼,因为郑氏是大姓望族,遂冒姓为郑,早年就以医药之术游于长安权贵之间,后来他也正是凭借此道才得以投入王守澄的门下。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起,郑注先是被李愬所用,署为节度衙推等职,随之转战各地。郑注医术精湛,屡验其效,李愬对他极为赏识,渐渐地,连军政大事之可否,都经常与之商讨参决。郑注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很高的才略,为之筹谋,皆得采纳,因而得以在李愬军中挟恩娇纵,作威作福,惹得军府将士甚为怨怒,都欲除之而后快。但李愬看中了他的智术和医道,每为袒护,大家敢怒不敢言。王守澄当时在李愬军中任监军,听得将士们反映,也很讨厌郑注。后来,郑注结怨太深,军将们都忍无可忍,纷纷到守澄处诉苦,守澄便去请求李愬排斥此人。李愬一笑:“情况我都知道,郑注是有这些毛病。不过,这个人确实是个奇才,将军若是不信,不妨与其谈谈,要真是一无所取,去之未晚。”当时宦官出为监军,多挂诸卫将军之衔,故李尊称守澄为“将军”。说罢,李愬吩咐传话郑注,“内衙将军召见。”守澄面有难色,心想:“我怎么能见这么个人!”但节度使如此说,他也不能完全推托。没办法,守澄很勉强地接见了郑注。有阴诡之机的人天生有一种常人很难具备的才能,这就是善揣人意。不惟如此,这种人更有一种以片言只语打动人心的机辩,一般人是很难抗拒的。果然,守澄与郑注略谈了一会,就被他完全征服了。从外厅谈到内室,两人促膝投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郑注成为了守澄的亲信,并随之入京,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活动。长庆、宝历之际,王守澄入知枢密,专领国政,郑注如鱼得水,往往是昼伏夜动,专门从事守澄不能公开进行的勾当,一时门庭若市,从奸巧之徒到朝廷大臣,无不争趣其门。长安城中的人都知道,要找王守澄办事,先要去求郑注,当年李逢吉入相,就是通过侄子李仲言走的这条门路。京师好事者给他起了个外号,曰“鱼郑”,后来干脆称之为“水族”,取其本姓之字义,也有讥讽他圆滑巧佞的意思。宋申锡事件后,郑注外放为邠宁行军司马,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九月,卸职入京师时,被御史重重地参了一本,差一点完蛋。首倡者是侍御史李款,在十天之内,连续上了十几道奏章,请将郑注交付法司。王守澄见风声甚紧,便把他藏在自己的神策右军军营里。郑注也知道,因为宋申锡冤案,自己犯了众怒,眼下只能缩头不出,避避风头再说。有王守澄的保护,一两个朝官的弹劾倒也是奈何他不得的。但其中还有一个值得细细说上两句的事情。宦官之中,也大有派别,早年的李忠言与俱文珍的分野就是一例。特别是宦官分领左右神策军,两中尉地位相当,为争取权力,自然就有分歧和冲突。这也是由来已久了,左军先是马玄亮,与当时的右军梁守谦就有不和。眼下右军的王守澄独掌大权,挟天子把持朝政,宦官中便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满,其中包括现时左军中尉韦元素,左右枢密杨承和、王践言。在利害相同下,三人更是联合了起来,合力对付王守澄,而郑注被朝臣弹劾,正是一个契机。有左军与枢密参与了进来,郑注就危险了。左军将官李弘楚建议中尉韦元素诈病召郑注医治,届时在左军中先杀后奏,“有御史的弹奏,又有杨、王两枢密在圣上面前进言,大人绝不会因除奸而获罪。”李弘楚道。元素以为然,遂召郑注。郑注晓得此番前去凶多吉少,躲过今日躲不过明日,遂走险招,果断地来到左军。一见到韦元素便跪行数步,接着俯仆在地,又是一大段滔滔不绝的自诉,一把鼻涕一把泪,端的是感人至深。元素心软,不觉同情他起来,听了他的一段表白,也觉得有道理,赶紧下座将他搀扶起来。郑注一见得计,话就更多了,巧舌如簧,说得元素是兴趣盎然,早把杀他的意念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李弘楚立在元素身旁急得不行,屡次以目示意,元素就是视而不顾,最后还厚赐郑注不少金银布帛,放了他回去。郑注刚走出屋外,李弘楚便道:“中尉大人今日不能决断,来日必受其祸!”元素不语。弘楚望着门外郑注的背影,跺脚长叹不已。王涯出任宰相,郑注在中间出了不少力,王涯为了报答郑注对他的襄助,最后压下了李款的奏状。守澄又在皇上的面前说了话,郑注终于逃过了这次难关,升任侍御史兼右神策军判官,得以正式在王守澄手下任职。任命一下,朝野无不骇叹。极权政治之怪往往如此,一个人越无行,受到的抨击越多,极权者就越是要扶持此人。原因无他,“极权”的实质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大家都赞成,又何能显出惟我独尊的快乐?以郑注的天才,又借天子得病的东风入侍医药,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当郑注略施小术,开出几副药,说出几段话后,文宗便成为了他所征服者名单上新的一员。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5)单有郑注,恐怕还很难有异日之变。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正月,皇上因风病小瘳,发布大赦后,又有一个“奇人”回到了长安。这就是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当年为逢吉迫害裴度、元稹的主要策划者。此人更不同寻常。比之郑注,他虽然没有小道之术,但却是标准的名门之后、进士及第的士流。形貌魁梧,神情洒脱,长得一表人才。更兼才识过人,机辩不让郑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身份地位比郑注更能成事。李仲言可并不斤斤计较一时的得失,也不会为金钱权位而得意忘形,他是有大志的人,起码也要像他的祖先一样,出将入相,成就一番大业。仲言的一切行事,都是在为此做准备,对他来说,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起先依赖李逢吉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沉沦不复,仲言任侠豪放,有不少两肋插刀的朋友,郑注就是其中的一个。郑注既为皇上所宠信,他的机会就来了。仲言得罪流贬后,是因为母亲去世,才返回洛中故里居丧的。此次入京,他带了价值百万的金帛珍宝,目的有两个,一是为李逢吉上下打点,一是为自己活动,希望能够恢复一官半职,重新步人政坛。一来到长安,他当然第一个就找郑注。皇上好《易》学。《易》之道,其思也博,其用也大,是一种富于辩证,讲究哲理的神奥之术,所谓一阴一阳之间,天地皆备,八八六十四卦,涵盖万物。想当年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圣人以后,虽未亡于秦火,然微言既绝,大义亦乖,若非上智之人,不能略窥堂奥。当今天子好学深思,才智不让古贤,他对《易》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即位以来,常常是捧以随辇,朝廷无事时,便在偏殿读之竞日。这几年来,皇上把一腔郁闷全部转化成了读书的热情,他迫切需要在书中找到解决的方法,皇上常感慨的是:“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其实,现在的天子“甲夜视事”早已难有作为,恐怕也只能是“乙夜观书”罢了。皇上对《易》学的爱好如此强烈,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古代典籍的崇拜而已,文宗在这部书里,获得了一种《贞观政要》以及其他书中所没有的东西。奇正反合,阴阳交感,乾坤为列,否极泰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君子以远于小人”……,都是皇上孜孜探究的问题,皇上把圣人垂则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似乎就更能理解书中的深意。皇上披览群书之时,或扼腕欷歔,或欢呼裣衽,但读《易》时却多是沉默不语,很明显,不甘的天子自有心机。可惜的是,朝中却无人通晓《易》道,身边的三位侍讲学士虽然时相顾问,但解绝不了什么实际疑难。皇上苦无商析疑义、倾述衷怀的对象,其寂寞可想而知。巧的是,李仲言精通《易》学,他浸淫此道十几年,仕途的不幸更使得他对易理有深厚的理解。仲言既托到了郑注,郑注自然便将他引荐给王守澄,守澄得知仲言独擅其术,便郑重地推荐于文宗。同得到郑注一样,皇上大喜过望。仲言尚在居丧期间,不好除授官职,为避人耳目,皇上命他着戎服。对外称“王山人”,与郑注同时在禁中行走。王守澄暗自高兴。从他这方面来说,宋申锡事件暴露出两个苗头,一是皇上对他的态度,一是左军的不良企图,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守澄荐举郑、李二人,特别是引举标准的士流李仲言,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两人能够扼止住不利的趋势,同时扩大己方的实力。从文宗这厢来讲,对二人一见倾心,相遇恨晚,立即就准备重用,其中也有外人难以猜度的打算。至于郑、李二人,更不是吃素的,皇上忧怀万方、魂不守舍的心态,很难不被他们感受到。得以近君傍圣,自古而来都是为人臣子感戴不尽的幸事,更何况天子对他们是如此的亲近,两人的兴奋与激动是可想而知的。感觉最强烈的是李仲言,因为王守澄为避人耳目,已经在此后不久把品行粗俗的郑注调为昭义镇节度使。于是,三方都是各怀心事。一场变故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谁将是这场变故中最后的胜利者.现在还很难看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处于文宗和王守澄之间的另外一些宦官,无疑会在双方的势力消长中获得好处。仲言在与皇上的讨论中尽显才华,君臣解《易》之际,更多的是谈到了经典以外的事情,如同当年的宋申锡一样,仲言也被皇上誓雪仇耻的激愤深深打动。他毕竟是一位儒士,当然知道为国为君是个人的至道,仲言无法拒绝这一强大的诱惑,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件有为之事。郑注也不例外。与仲言为人稍有不同的是,郑注平常更多的是考虑到成败与得失,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参与天子的穷则思变之举,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但大事却未必有大利,郑注每一次行事都是注重于理性而不重感情的,但这一次却不知何故,同样也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王守澄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作茧自缚,推荐给皇上的两个人,最后都将倒戈相向,成了他的掘墓者。这也是天子的力量。只要天子还是天子,哪怕是懦弱的傀儡,或是残酷的暴君,他仍然拥有一种惟一的、正义的、具有强大震慑作用的感召力,既如泰山压顶,又如三月春风,令人不可抗拒。成功的天子往往都是善于利用这一力量的人。文宗知道他俩是王守澄的亲信,只有攻心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惟其如此,才能出其不意而占得主动。话虽这么说,但其实,皇上这时也属无奈,身在九重深处,既无内应又无外援,差不多已是慌不择路;更何况,朝中大臣没有一人能够理解的心事,竟被对方阵营中的李仲言一点即破,皇上又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在文宗心目中,李郑二人既是反正的义士,又是富于谋略的奇人,一嫡出名门,一起自草泽,阴阳交合,正反相成,是符合《易》理,契于天意的安排,文宗不能不下决心。但皇上亲用仲言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强烈反对。“李仲言先前所为,陛下想亦知道,”德裕这话,指的是仲言先前陷害裴度和元稹的事。“对这么个人,陛下如何能置于近侍之位?!”皇上难于正面回答,反问道:“难道不容许他改过?”“此人坏在本心,断不会改。”德裕这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了,皇上不悦。不过仲言的处境确实不好,早年的前科尚未被人淡忘,自己又是受处分的人,身无半职,加上刚刚母丧期满,皇上也不大好说话。八月,文宗只授了他个“四门助教”的职位,这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的“四门馆”里的一种教职,官阶只有“从八品上”。就是这样,门下省犹欲封还敕书,幸亏王涯做了手脚,任命才得以通过。文宗已不能等待,十月前后,他不仅召回了郑注,而且升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并且同意他俩的提议,征召李宗闵还京复相。将德裕又外放出京。仲言对此想得很清楚,你李德裕既无情,也就不能怪我不义,自己正干着一番百代伟业,尔等腐迂之辈又省得什么!十一月,仲言上表请改名为“训”。真不知道他把自己名字改掉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也许,他要借此表明他脱胎换骨的决心,而与旧我彻底决裂?无论怎么说,李仲言--现在应称李训,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管未来的命运要把自己抛向何方。长安的冬夜,照例是一片凄凉。可在宫苑深处,天子的寝殿却时时是灯火通明,一种炽热的气氛弥漫殿中,飘荡飞扬、跌宕升腾,穿过重重帘帷,像要把屋外厚厚的积雪彻底融化。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6)五皇上从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十二月患病、郑注入侍,到今年(大和八年)六月得见李训,再到年底最后拍板,花了近一年时间。皇上这次汲取了宋申锡失败的教训,为了克成其事,真可谓殚精竭虑。首先,不能引起王守澄和若干宦官的怀疑。这一点是文宗主要考虑的事情,也是促成他最终选定两位宦官所信任的李郑二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李、郑在此方面确实有着先天的优势,以至于当他们次第为皇上所任用时,王守澄还暗自高兴。皇上为了稳住对手,甚至还不惜与朝廷大臣们翻脸,坚持任命他们强烈不满的李训、郑注,从而给宦官一种圣恩正隆的假相;李、郑也在竭力拉拢左军和枢密院里的倒王派,为行动作准备。其次,任用李、郑翦灭宦官,也不能让朝士们得到蛛丝马迹。宋申锡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不应把大事托付给一位居心不良的王璠,导致了全线的崩溃。皇上与李训有一个共识:朝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可与谋大业。这也是天子九年来一贯的想法。可无论怎么小心,李、郑两人屡屡人宫与皇上朝夕计议,难免会有风声传出去。文宗听到消息,先是有些担心,但很快就有了主意。他招来郑注,如此如此地吩咐了一番。十二月初三,皇上特敕郑注为太仆卿。果然,朝官中有人上疏坚决反对,郑注立即上表固辞,皇上遣人直接以告身赐之,郑注居然也坚辞不受。接着,郑注在长安城中大肆招摇,公开收受贿赂,于是宾客盈门,财物山积。朝间正统之士,愤切郑、李二人倚结宦官横行不法,无不恨之入骨。天子在一次朝会上更出奇招,把李训所作的五条《易》疏公诸朝廷,宣称:有能出其意者赏!这天,李训站在百官之中,神情得意,那意思是说:有谁能与我论《易》?!皇上的意图很明显,他要给外人这样一个印象:李训完全是因为《易》学精湛才如此圣眷优渥,并无其他原因。眼光短浅的政治手段往往不免顾此失彼。文宗要完成他的计划,只有也只能任用李训、郑注,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为正统的朝士所不齿,因而不能团结大多数人去对付宦官这一强大的敌对势力。在朝廷重臣中,只有几位投靠他们,一是王涯,时为宰相之一;一是贾餗,也是新任宰相;三是舒元舆,时为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其中,王涯是受过他们恩惠的人,贾、郑二人自称不与二李(德裕、宗闵)同派。因而对李训、郑注言无不从,充其量也是利益上的暂时同盟而已。更难堪的是,为了保证机密,李、郑乃至皇上并没有对他们交底,这使得仅有的几位重要支持者完全不谙原委。这样,他们的实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尚不如早年的王叔文。李、郑的这一局棋,自然也就更为艰苦。但是,天子的信任使他们斗志倍增,光辉的前景让他们心旌摇荡;自负才略,又使他们得意忘形。同时,箭在弦上,弓如满月,岂有不发之理。冬去春来。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春天,李训给文宗献上了致太平之策的十二字方略:“先除宦官,次复河湟(边患),次清河北(藩镇)”。李训的话,使天子在郁郁愤闷中度过了九年窝囊生涯后,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意。“先除宦官”这第一步怎么走?皇上与李训、郑注煞费苦心。皇上最恨的是王守澄,别的先不谈,元和时弑杀宪宗的陈弘志,就因为他的庇护尚还悠哉游哉,在外间做着山南东道的监军。“此弑逆之徒,当先除之!”天子跺脚拍案不止。这个好办,擒贼先擒王,只要除掉王守澄,区区一个陈弘志何在话下。李训担心的是,王守澄轻易动不得,“如之奈何?”他对郑注说出心事。郑注呵呵一笑:“今上之立,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亦有功,守澄猜忌而抑之,因此两人有隙。彼间矛盾,正可利用!”如何着手?李训尚不得要领。“守澄既领右军,不妨以仇士良为左军中尉!”这就是先分守澄之权再说。李训觉得此计可行,马上就禀奏了文宗。五月二十一日,天子诏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制下,守澄吃了一惊,一整天闷闷不乐。然而,他还是没有怀疑到李、郑二人。事情在一步步进行。六月,原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在天子的暗示下,进以居中用事,招致王守澄不满,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天子乘机下诏,出杨、韦、王三人为西川、淮南、河东监军。不久,李训、郑注又指责他们与李宗闵、李德裕皆有勾结,接受贿赂,于是三人先是免职,最后被分别赐死;另一位牵涉其中的宦官崔潭峻虽已亡故,也被剖棺鞭尸。守澄大为高兴,觉得报了左军一箭之仇,完全不知道这是皇上与李训、郑注借他之手除掉了“四贵”中的三个,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了。也是这个月,完成了使命的李宗闵被郑注弹劾,贬为明州刺史;同时,朝中凡与二李有染者,皆被逐斥。七月二十一日,李训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学士一职不变。八月初四,郑注升为工部侍郎,兼任翰林侍讲学士。两人皆带侍讲学士之衔,保证了他们在外廷任职的同时,依旧能与皇上保持联系,这点至关紧要。九月初,山南东道监军陈弘志突然接到旨令,命他即刻人京。二十一日,弘志走到青泥驿站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特使出示天子密诏,当即将他决杀杖下。此事几乎没人知道,更不用说王守澄了。二十六日,皇上发布诏命,调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到了这时,守澄仍还蒙在鼓里,以为这是郑、李二人的报恩之举,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荣衔只是李训、郑注架空他的措施,根本不存在着丝毫善良的意图。守澄的昏懵决定了他已经接近于灭亡。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彻底解决宦官务得有兵在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必须及早准备,方不至于被动。当年王叔文临时抱佛脚不克其功的故事,李训、郑注又何尝不知道。早在九月中旬,郑注即主动上表请求外任为凤翔军节度使。凤翔是京西北的战略重镇,因为地位重要,此间节度往往带“神策行营”之名,军力亦颇强盛。京中的左右军既不可得,掌握京城周围的行营部队就十分重要。在调升王守澄的前一天九月二十五日,诏制颁下,同意郑注的请求。宰相中惟一的不合作者李固言因反对这一任命,也被派出京外。二十七日,舒元舆、李训入相,皇上在拜李训“同平章事”的制书中还特别命令:李训仍需每二三天一入翰林,为天子讲解《易》经。十月初八,李、郑悄然进宫,与皇上密商了一整夜。第二天,毫无准备的王守澄就在府第中被毒酒鸩杀。到此,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李训从一位受流贬的人一跃而至宰辅,为天子倾意任用,或在政事堂,或在翰林院,天下事无不可决,这是前所未有的。朝野上下,无不震恐,就是神策中尉、枢密使,见到他都不敢不迎拜叩首。李训决定:十一月份动手!这是因为,下个月有个绝好的机会。王守澄死后,天子追赠“扬州大都督”之衔,就定在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浐水入葬。郑注虽在京外任职,但以故旧情深,请率亲兵入护丧事,自也不会引起怀疑。到时,只要天子下令内臣齐集送葬,李训关起城门,郑注则可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使无遗类:同时,城中诱捕住两中尉,事即可成。这是李训、郑注反复计议的结果。在郑注即将赴任的前夜,李训及其死党大理卿郭行余、户部尚书王璠、京兆少尹罗立言、太府卿韩约、刑部郎中知杂李孝本一起在郑注位于善和里的宅第中秘密集会,进行最后的决定。李训先到,对郑注嘱付道:“今郑兄出镇凤翔,事尤紧要,务得蓄以兵力,届时召之能来。”郑注理会得。他有些担心的是,届时自己是在城外,得手后即使马上进城,也难保能一下子扫清后事,关键还是要看京中。到时,有无足够的兵力应付局面?“弟自有安排。”李训很沉着。不时,诸人来到。李训对众人宣布道:“圣上旨意,下月中外同赴,诛杀宦官,还望诸位不遗余力,襄助其事,同靖国难,报天子圣恩!”众人慷慨激昂之余,都隐隐有点不安。毕竟,这是要见真血的事情,这些平常养尊处优、逍遥自在的人一想到马上就要真刀真枪地上阵,也真有些胆怯。但李训已不能让他们在这个最后时刻退场,他道:“诛灭宦竖,必须里应外合。除郑学士出镇凤翔外,邠宁、河东两镇,京中的几个要害部门亦须掌握。明日仆即奏明圣上,将两镇节度及京兆尹、金吾卫弄到手。”李训说毕,又转向王璠、郭行余二人:“此北、东两镇拱卫京畿,兵员充沛,举事之际尤得假借,这个就烦两位辛苦一遭了。”王、郭表情肃然,点了点头。十一月初五,文宗颁布诏制,命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王璠为河东节度使;调原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罗立言代理京兆府事;以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其中,韩约的“左金吾卫”是关键所在。“左右金吾卫”是中央卫戍军队十六卫之一,原来担负的是保卫皇城中枢机关的职责,本朝之初称为“南衙诸卫”或“南军”,与“北衙卫”或“北军”对称。北衙(宫城)的神策禁军兴起后,南衙诸卫基本上都成了闲司,既无权,亦无兵,只有左右金吾卫仍然担任昼夜警巡之职,是京城除了左右神策军之外惟一的军事力量。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7)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十月底,郑注就到了凤翔节度府任所。一到镇,立即精心挑选了数百个精悍的壮士为亲兵,配备精锐武器,赏赐丰厚钱物,时刻准备进军。不多日,消息传到:王守澄入葬,日子定在十一月的二十七日。郑注立即上表请求入京,同时传书李训,告知了上路时间。但不知为何,京中的李训却决定提前行动。事后很久的一段时间里,以至于在千余年后的今天,人们都对李训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表示不解。确实,这情况郑注还不知道,也来不及通知,如此临时变更,就等于把郑注的力量摒弃在外,对于本就捉襟见肘的李训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更何况,李、郑的这次行动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它的成功全赖于周密的计划和万无一失的措施,如果这个都做不到,事情就很难说了。有一种说法是李训忌讳郑注。因为照原计划办,成事之后,郑注则专有其功,对他不利,所以他要先期行动,同时可把郑注也一并解决。这种意见是当时不明内情的人的普遍看法,宋朝司马光同意此说,并把它写进了他的名著《资治通鉴》,因而广泛流传。另一种说法是认为李训、郑注本有两套方案,一前一后,而以李训的那套出其不意的计划为主。因此提前发动。并非是李训的临时决定。这是近代史学家吕思勉的见解,他甚至认为,李、郑二人预谋早在八月份就定形了,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十月底。事实上,这些论断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六李训确实决定改变计划提前动手,不过,这个决定的做出,完全是出于无奈。正如李德裕后来指出的,其时天下大势,全在北军,左右神策主宰着整个帝国中央政府的存亡。如先在城外王守澄葬礼上动手,诛杀的仅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宦官,丝毫不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宦官的首脑、现任左右中尉的仇士良和鱼弘志仍需在城中解决,届时一旦有所疏忽,惊动了他们,李训等人就绝非是神策军的对手。那么,对京中的神策军能否动些脑筋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多年以来,神策军士惟听中尉号令,左右中尉不去。神策军就是金汤一座,无法策反。形势既如此,换一种思路考虑,如果就在宫中发动一场奇袭,先下手解决首要人物左右中尉,特别是王守澄之后拥有大权的仇士良。问题岂不是迎刃而解?!李训在与郑注约定之后,就意识到原计划存在着破绽,开始考虑上述方案。但是,决定已经作出,难以更改,李训即使察觉到在城外动手的危险,本也无可挽回了。可就在此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训不得不铤而走险,果断决定提前发动。这是因为:消息有走漏的迹象!从上月底郑注赴镇到现在,已将近二十余天,这时,郑注在凤翔的有关动作,已隐隐的传到了一些人耳中。朝野上下,对李、郑不满的大有人在,风言风语,也开始在京中流传。虽然说这些话的人尚不知其中的真情,但这足以让李训吃惊不小。眼下,离王守澄下葬的日子,还有七八天之久,李训感到,如此拖下去必将凶多吉少。大约是十五、十六日前后,李训得到密报,说郑注率五百亲兵已在赴京路上,京内外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并且很可能传到了宦官那里。事情已极为紧迫,李训赶忙召来王璠和郭行余。“情况紧急,怕不能等凤翔兵了!二位可借赴镇之前征召幕僚的名义,立即广募豪侠义士,等待号令。切切!”两人虽感惊慌,但不敢怠慢,马上分头加紧行动,两三日之内。又招集到了不少人,约为亲信私僚,使他们以仆从的名义跟在身边,人数大约有几百人。但这仍然是不够的,李训又密嘱韩约、罗立言、李孝本各以其金吾卫兵、京兆府以及御史台卒吏集中待命。这一天已是十一月十九日,李训又秘传韩约会商,最终决定,提前在二十一日动手。起初,二人为具体的行动计划苦思冥想,反复掂量,足足熬了一宿,也拿不出妥善的办法。直到凌晨,李训偶然把目光转向窗外,寒雾朦朦中欲出未出的晨熹映在树丛微霜的枯叶上,突然使他心头一亮。李训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对韩约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啊!”这是《道德经》上的话。韩约莫名其妙:这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思谈经论道?李训道:“足下还记得本年八月,有甘露降于紫辰殿前樱桃树上,圣上亲采而尝之的事情吗?”“?”韩约茫然,还是不名所以。“假如过两天,有甘露降在足下的金吾卫仗庭院中,又当如何呢?”韩约猛省。甘露。甘美之雨露也,乃太平之瑞兆,轻易不可见。一旦得降,预示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普天之下,皆应颂贺,算得上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有了事情,就好做文章了。事不宜迟,李训对韩约交待道:只须如此这般……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明宫紫辰殿。钟鸣五鼓,天子升殿,百官班定,早朝开始。左金吾大将军兼金吾街使韩约,抱笏步出班列。按常例,金吾街使此时出奏,当是报告今日京城六街的平安状况。然而,韩约所奏却出人意料:“左金吾听事后院石榴树上,昨夜忽降甘露,臣恭颂陛下圣明感格,得此上天垂祥!”奏讫,蹈舞再拜。百官听罢,虽略感意外,但也觉得年来瑞兆迭现,今日再降甘露,或亦可能。一时间,殿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宰相李训、舒元舆赶紧称贺,百官随之齐齐拜下,山呼万岁。李训、元舆都道:“陛下宜亲往观之,以承天庥。”文宗允诺,于是下令班放含元殿。百官退下,齐往南走。部分官员包括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各归本司。左右金吾仗院就位于大明宫正门丹凤门的两侧,实为整个大明宫的门卫,含元殿是第一道大殿,自然离左金吾仗最近。不一会,天子乘软舆出紫辰门,过宣政殿,再出宣政门,来到含元殿升座,命李训率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往视之,验明后回报。从含元殿到左金吾卫仗院充其量也只有五百余步,加上验明甘露的时间,一个时辰也就足够来回了。可不知怎么,李训等人去了许久,才返回含元殿。李训奏道:“臣与众人验之,不像是真的甘露,不可遽为宣布,以免讹误而使天下枉贺。”天子果然一副惊异的模样:“有这般事?”回过头望着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文宗又道:“卿等可再率诸内臣往视之,务得验明真假。”两中尉得旨,率人往外走。李训不动声色,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后,立即对殿下班列的百官大声叫道:“王、郭行余安在?来受诏敕!”殿下的两人知道,行动开始了。王璠再一次露出了他的懦夫嘴脸,在此受命之际,竟吓得两腿发颤,一步也走不动,只有郭行余急步趋前拜下:“臣在!”李训又对殿下的廷卫官喝道:“圣上有旨,速令河东、邠宁两镇官健入宫听命!”“臣领旨!”此人说完,立即就往外跑。王、郭两人所募的私兵早已怀揣兵器候在丹凤门外,不一会,河东兵陆续来到,而邠宁兵竟在宫外观望,一个也不动,其行径正好与宫内他们的两位首领相反。殿下尚在的一些台省官见此情形,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与此同时,仇士良、鱼弘志带了十几个宦官来到左金吾卫仗,进得门来,就遇到了等在那里的韩约。仇士良还未发话,突然瞅见韩约面色仓皇,额头流汗,一副恐惧的模样,很是惊讶:“将军怎么这个样子?”话音未绝,一阵劲风穿堂而过,厅廊之间的帷幕被风吹起,士良不经意之间眼睛一瞥,忽然看见幕后竟有不少全副武装的士兵,阵风之中,还传来兵器相击之声。士良心头一震,心道:“不好!”电闪雷击之间,他与鱼弘志对望一眼,二人立即就明白了。“快退!”士良对众人大呼,带头就往门外跑。众宦官紧紧跟上,门口的一位金吾卫兵欲将门关上,士良大喝一声,跻身而上,门竟不能合。鱼弘志领人一哄而出,随着士良往含元殿急奔。韩约惊在当场,茫然无措,厅廊上的士兵不敢妄动,看着仇士良等人逃出左金吾卫仗。李训在殿上一见仇士良、鱼弘志全身而退,往这里奔来,晓得不好,赶紧对立在殿下的金吾卫兵们叫道:“快上殿护卫圣上乘舆!每人赏钱一百缗!”但事出突然,士兵们都不知所以,还没有反应过来,仇士良已抢先入殿,对皇上说道:“宫中有变,请陛下速速还驾!”逃回来的宦官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由分说,抬着软舆送到天子面前,连拖带扯,就把文宗架了上去。此时,殿前已有金吾卫兵上来,已无法从正门出去,宦官们抬着皇上便往后跑,含元殿后是一排藩篱,众人七手八脚,硬是扯开一个洞,要从这里逃出。李训奋不顾身,扑上去拽住乘舆大呼:“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皇上也是挣扎不已,连声大叫。仇士良声嘶力竭:“李训反了!李训反了!”拥舆急奔,想把李训甩开,李训死不松手,一直被拖到宣政门前。这时,金吾卫兵已拥上含元殿,罗立言率京兆巡卒三百余人从东,李孝本率御史台从吏二百余人自西赶到,与金吾卫兵纵殿击杀尚未逃走的宦官,霎时,殿中宦官鬼哭狼嚎,一下子死伤了十几人。后面的哀号声不断传来,这边的李训仍是紧紧地抓住乘舆不放,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能让仇士良逃掉,更不能让他们挟持着天子,他心里清楚得很,覆巢之下,安得完卵?若没有了天子,一切都将鸡飞蛋打。宣政门就在眼前,拥着乘舆的宦官知道,只要逃进去就是他们的天下。有一位叫郗志荣的宦官挺身而出,对着李训当胸就是一拳,李训双手正抓着舆杠,无法遮挡,被兜心一击,当场倒地。仇士良导着乘舆驰人,宣政门沉重地渐渐合上,里面传来众宦官“万岁!万岁!”的激动声音,躺在地上的李训听着这一切,浑身上下一片悲凉:完了!含元殿前,百宫早已一哄而散,罗立言、李孝本率人杀了一会,忽不见李训与天子,再看看左右中尉也浑无踪影,也知道事情不济了。可这时两人手上还有数百人,如果乘宦官立足未稳,一不做二不休,再杀入宣政门,也未必就不能挽回败局,但在关键的时刻,他们想到的却是赶紧脱离干系,立刻收拾起家伙,急急出宫。一大批人霎时就走了个干净。李训倒不愧枭杰本色,从地上起来,十分的冷静。他与身边的从吏对换衣裳后,面不改色,走到宫外,然后骑上座骑,快马加鞭就直接往城外疾驰。一路边走边说:“我有何罪,竟被贬斥!”路旁的人都以为李训在今天的朝会上受了处分后发牢骚,也就没有加以怀疑。既已图穷匕首见,那就绝对容不得后退。李训之辈也许都根本没想过一旦失败的对策,因而在事不成后,竟毫无作为,不负责任地作鸟兽散。他们也不想一想,拱手把反击的机会让给别人,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如何可能全身而退!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8)宣政门内,仇士良已经红了眼。他对蜷缩在乘舆里惊慌失措的天子恶狠狠地道:“陛下!你干得好事!”这再清楚不过了,若没有天子良好的配合,李训又怎么能做得如此天衣无缝!士良此时已十分冲动,若不是当着不少宦官的面,他真恨不得把这个用心毒辣的天子就此一刀劈死。想想也真是后怕,若不是自己反应得快,他们这些宦者将全都是人家刀下鱼肉,“好啊你个皇上,竟串通李训来这一招!”士良心道。多年以来忠心耿耿,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结果,难怪士良一腔怨气按捺不住。其实,左右的宦官都与他是一样的心情,都是怒目而视,嘴上骂骂咧咧。皇上面红耳赤,无话可说。此时,他自身的安危已系于人手。又能怎么样呢?要怪,他也只能怪李训不争气,片刻之间,就输了个一干二净,连天子都搭进去了。“杀!”士良对各率五百禁兵赶到的神策左右副使刘泰伦、魏仲卿道。仅仅在事变后不到一个时辰,宦官们即从北东西三面,向位于大明宫南部的各衙门发动了反攻。其他宰相中,只有舒元舆得知内情,悄悄改换官服,已单人匹马逸出宫外。而王涯、贾餗尚懵然无觉,对前来询问的一些省官们道:“不知何故,请诸公各自便。”这边众官刚刚退下,王涯等正准备进餐,忽就有人来报:“不好!有禁兵出宫内开出,逢人辄杀!”王涯、贾餗这才晓得事情严重,慌忙逃窜,这时宫内各门均已被人关闭,两省官、金吾卫兵们足有千人,都从建福门往外挤,王涯等刚刚奋身脱出,宫门就被禁兵合上,有六百余人没有逃出,全被斩杀。横尸流血,狼藉涂地,宫内诸衙印鉴、图籍、帷幕、器皿在兵乱中一扫俱尽。下午,神策军分遣千余骑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索,死亡人数又将近有一千余人。长安城中,已是一片尘嚣。以牙还牙,宁滥勿缺,这是报复者固有的心态。朝士们休矣!七郭行余当场被执。王涯当时年已七十,徒步走到永昌里,不得已在茶肆中歇脚,被禁军擒获。押到禁中,受不得严刑逼供,只得屈招与李训谋行大逆,将尊立郑注。王璠逃归私第,本以亲兵自守,闭门不出,但被神策军将骗道:“鱼中尉致意,欲以公为相主持大事。”王璠以为自己幸脱干系,遂出门随之至左军,也被拘禁。见到王涯,王璠不怪自己朝秦暮楚,以至上当,反而甚为气恼:“二十兄自认谋反,又何必牵累他人!”王涯行二十。王涯想想此人实在不足与论,没好气地回道:“五弟昔为京兆尹时,与宋申锡谋,若不漏言与王守澄,岂有今日?”王璠行五。这话答得好。王璠这个可以说坏了两次大事的人,听了也是作声不得。舒元舆逃得早,已出了安化城门,但也未能走脱,被出城追捕的禁军抓获。罗立言在太平里被擒。贾餗易服避居民舍躲了一夜,第二天,想想没什么意思,主动来到兴安门,被擒送左军。李孝本以帽遮面,单骑直奔凤翔欲投郑注,但不幸走到咸阳城西,亦被追兵擒住。躲在崇义坊的韩约同样不免,在数天后被禁军查获。只有李训逃到了终南山。终南山有位叫宗密的和尚,是个有道高僧,以前曾与李训颇为投机,见李训来投,宗密有意剃其发而匿之,但为其徒众所沮。无奈,李训只有出山改奔凤翔,在路上被一位地方军将抓住,送归长安。走到长安城郊的昆明池时,李训心想,事已至此,到了神策军更受酷辱,便对拘送者道:“你们抓到我就可得富贵,但听说禁军在城中搜捕,等一会见到我说不定要来抢人,你们不妨取首以送,现在就把我杀了吧!”听者从之,斩下了他的首级。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两天,整个长安在无限惶恐中度过,天子被软禁,政府部门的权力也被彻底停止,生杀除授之权,皆决于两中尉,禁军嚣横,无所拘碍,京中吏民死于无辜者不可胜计。城中闲人恶少,乘机杀人报仇,剽掠百货,相互攻劫,尘埃蔽天,数日不绝。二十二日这天,仇士良把王涯的供状递上时,殿上的天子悲不自胜,强忍着没有流下眼泪。二十三日下午,在左右神策近六百人的警卫下,王涯、王璠、罗立言、贾餗、郭行余、舒元舆、李孝本在两市中当众处死。连同李训,枭首于兴安门外,其辈亲属,不论亲疏,悉数处死。牵连而冤死的朝官人数更是无算,在宦官的报复下,朝列几乎为之一空。右仆射郑覃、户部侍郎李石被拉出来代行相权,但天下事皆决于仇士良,他们两人不过徒行文书而已。在延英殿上,二人惟一能对士良有所辩驳的话就是:“此乱诚由训、注而起,但不知训、注由何人而进?”这话当然是指责宦官首开祸端,但在文宗听来,他已是两面都得不到一点支持,完完全全地失败了。到了二十四日,尽管坊市之中渐趋平静,不过,戒严未除,大赦令也未颁布,神策军依旧大肆搜捕,罪人亲属故旧尚在不断牵连之中,长安城仍然是一片肃杀和悲凉,官吏百姓,都是惴惴不安。两天来,一阵严寒又忽袭长安城,这是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人们都说,这或许是杀气太重的缘故。可是,郑注尚没有抓到,京城人都纷纷传言,郑注将率兵为乱,仇士良还不能就此罢休。事变的那天,郑注已到了扶风县,离长安只有几十里之遥。不幸的是,李训提前发动,又提前失败,使得郑注完全陷入了被动。他是二十二日得知李训事败的,眼见他的这支本以奇袭为目的的小分队已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意义,没奈何,只得收兵急还凤翔。郑注的匆忙撤退也使得往这里逃奔的李孝本、李训二人没有机会与之会合,最终被追兵赶上,丢掉了性命。不过,即使他们与郑注会合,也逃脱不了最后灭亡的命运,因为政变的失败已使得他们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只能任人宰割。这再一次证明,每一场宫廷政变都是不成功则成仁,没有别的结果。郑注还犯了一个错误:回到凤翔,他没有立即公开号令出兵勤王,“以清君侧”。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郑注决意行动,凭着一镇兵力之强劲,乘着朝廷混乱,人心怨愤,再加上各大藩镇本就蠢蠢欲动,说不定能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地方反叛。可是郑注只是一味观望,这一犹豫,给了仇士良机会,一天后,他的秘密敕令就传到了凤翔监军张仲清手里。张仲清经过一夜思考,果断地下了决心,派人去请郑注。郑注仗着自己手下人多,没有防范,把亲兵留在了门外,只带了数人与仲清会面。结果被张仲清当场亲刃,其亲兵也在门外被一网打尽,这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离李训发动政变的二十一日只隔了四天。消息传到长安,引起了一片欢腾,城中士庶的心理很简单:这一场风波也许总算过去了!二十七日,京师各禁军还营。二十八日,最后一位要犯韩约被处死。这就是“甘露之变”。第四章 甘露之变:失败的反击失败的反击(9)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是一次没有达到任何目的的无效的反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一场不仅没有取得丝毫效果,反而带来无穷灾难的动乱。更可悲的是,天子这次任用为左右两派都深恶痛绝的李训、郑注行此大事,道义上都没能站住脚,因而从当时到后来,连丝毫的同情都不可获得。长安的格局由此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前面说过,帝京长安由北向南,依次是宫城、皇城、外郭城,而政事堂、中书门下两省常设在宫城之南,尚书省及六部、九卿、三监等又位于皇城,所以,本朝人把这些政府部门称为“南衙”,而将位于宫城西北的宦官机构内侍省称为“北司”,这与“南军”、“北军”对称,同是一个道理。“北军”兴起后,“南军”已名存实亡,到了此时,“南衙”竟也让位于“北司”,宰相和朝廷百官都成了内廷的附庸,宦官终于将政事权也夺到了手中。这一场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若从王叔文算起,也有三十几年了,在此时此刻,“北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今以后,尽管朝廷职能部门名义上依然故我,但大部分实权已不复存在,一切都要视枢密、左右神策和各种中使的藏否行事。所谓“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帝国首都的方正之相,从此成为历史。这当然不完全是李训、郑注的过错,“甘露之变”只是给了宦官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借口,“北司”的强大也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总有一天,他们要完全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而“甘露之变”的失败使他们开始实现这个美梦。十二月十六日,有诏停止搜捕追亡,在正式拜相的郑覃、李石,以及新任京兆尹薛元赏的努力下,长安逐渐恢复了正常。第二年正月,天子发布大赦,改元“开成”,时为公元836年。自此,文宗皇帝在无限的悲哀和郁愤中度过了最后的四年。仇士良代替了王守澄,成为遥控天子的新的主宰者。在此强大的内廷势力面前,皇上已彻底无所作为,“天子”的名分只是使他依旧升殿听奏而已,但所有的权威都已化为泡影。天子终于在此时成了地道的傀儡,这是他自即位以来一直不愿发生的事,也是他九年来一直刻意避免的事,然而却终究成为现实。文宗其实是被软禁了,这最后的四年,皇上实际上是在醉酒听歌、闲吟诗书中度过的。皇上的心在流血,在哭泣,他当然希望醉人的醇酒能消解他心中的悲伤,然而,举杯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酒能使人暂时忘记一切,但却不能忘记永远。天子毕竟年轻,他又如何能够轻易把一腔衷情徒然消磨!皇上像爱好诗歌一样爱好音乐,他善于吹奏一种叫“小管”的乐器,甚至还作过曲,但美妙的音乐也不能挥去他心中的忧伤,反而常常使天子哀不自禁,悲从中来。即使是音伎盈庭、杂戏骈罗,一片热闹之象,皇上也是无动于衷,难解愁颜。皇上的叹息声像一个个沉重的梦魇。那是一个温熙的春日,禁中牡丹盛开,莺歌燕舞,姹紫嫣红,但在文宗的心里,如花的春景似乎也是一团团迷茫的愁云,压在胸中,使人难以喘息。望着高底相间、摇曳生姿的丛丛牡丹,他想起的却是舒元舆的《牡丹赋》中的句子:“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皇上第一次理解了其中的深意,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到深处,物我皆一,这如画的牡丹,又岂非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哀叹!天子感慨之余,无限胸臆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两行热泪,悄然而坠。左右侍从默然,谁也说不出话。宫娥翩翩而至。一曲《何满子》奏了起来,有位宫人步出行列,合乐起舞。《何满子》,舞曲名,相传本朝开元时沧州人何满子,善歌,因事触刑律,临刑前进此曲以赎,音调低沉哀婉,愤懑苍凉,所谓“一曲四词歌八迭,从头便是断肠声”。舞者按拍踏步,轻展燕体,把这首曲子演绎的淋漓尽致。曲终舞罢,皇上被深深打动,唤这宫人来到御前,赏赐了一对金臂环,问道:“汝是何人,家在何处?”宫人盈盈下拜:“妾名沈阿翘,本是吴元济的伎女,元济败亡,因善声歌而为陛下宫人。”言语之中,不胜凄楚。吴元济死了快有二十几年了,那么,这位宫人在寂寞深宫之中,也就度过了如此长久的漫漫岁月。相逢何必问,同是断肠人,皇上不再说话,只是命她再舞一曲《凉州曲》,这又是一首著名的哀歌。音韵清越,舞姿哀缓,乐声停处,一时四面静默,观者无不凄然。有一位布衣士人张祜听说了此事,写了一首诗:“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寥寥二十字中,宫怨君哀,一泻喷薄,真是写得好!这首诗又辗转传入宫中,为宫人歌唱不绝。正是: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冬天,皇上风痹又一次发作,服食药剂后,病情稍有缓解。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天,因天子病体未痊,朝会早早地散去了,退朝之后,文宗扶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思政殿。文宗望着远方,拱默良久。一个时期以来,他的心里常有一种虚幻缥缈的感觉,天子知道,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了。忽然,文宗缓缓地对侍从道:“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旁边的翰林院使答道:“中书舍人周墀。”周墀,时以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试命召来。”皇上依旧沉稳地说。周墀奉旨进殿,文宗先命赐座,又以金卮赐酒三杯,周墀饮毕,谢恩。文宗徐徐道:“依卿看来,朕是何样君主?”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回答道:“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文宗淡然一笑:“贤卿这是出于爱君之心,不得不这样说。朕其实哪里敢追踪尧舜禹汤之明,”皇上顿了一顿:“朕要问你的,是朕比诸周赧、汉献二帝如何。”这是什么话?!周墀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怎么能与我大唐圣明天子相提并论?皇上饶是为人钳制,也是有为之君,如何心哀如此?天子受辱,则人臣之过也,周墀激动地无法控制,倒身拜伏,声音哽咽。他想不出其他话来安慰皇上,只是一个劲地称颂圣德,劝皇上不要为谦谦小节而挂怀。皇上只好自己说了:“朕自以为比诸周赧、汉献犹有不及。周赧、汉献受制于诸侯,朕却受制于家臣,所以朕比他们还差得远了!”文宗平静地说出这段话后,终于无法控制,突然俯首痛哭,泪如雨下。周墀还能说什么?!趴在地下更是悲不能禁,涕泗并流。从这天起,皇上再也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四,文宗皇帝驾崩于太和殿,享年三十二岁。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1)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沾朝衣。--李德裕(公元787-850年)一失败的反击“甘露之变”使文宗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当这个自称“受制于家臣”的皇帝在万般无奈中撒手人寰时,其身后事是可想而知的。文宗此时后宫无子。长子鲁王原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被立为储嗣,但五年后竟莫名其妙地暴卒而亡。次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封蒋王,亦不享天年。皇上本得位于其兄敬宗皇帝,所以在两子相继亡故后,开始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百年之后,将皇位大宝还之于兄之子!于是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立敬宗第四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宴驾时,陈王年既冲幼,又体弱多病,帝国的继承权再一次成为严重的问题。宦官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就以年轻的太子陈王入继皇统,一派则欲立皇弟颍王。前一派以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稜为首,宰相杨嗣复、李珏副之;后一派的首脑便是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两派的斗争酿成了一场不小的政变,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实力强劲的仇士良一方获得了胜利。事情的经过是: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弥留之际,急召刘弘逸、薛季稜并杨嗣复、李珏四人入禁中,欲以太子监国。这是皇上最后的挣扎,想在安排后事上最后行使一次权力,但仍然遭到了仇士良的驳斥,请更议所立。李珏不服,说了一句:“太子已立,岂可中变?”仇士良就干脆自行发布诏令,以太子年幼不克大任为借口,制命颍王(文宗弟)为皇太弟,复太子仍为陈王。当天,仇、鱼二人仿效当年王守澄的做法,发左右神策、飞龙、羽林禁军数千人,直接从诸王居处“十六宅”强行将颍王接到宫中的少阳院,并在思贤殿接见百官。不费吹灰之力,便使储君易人,这就是拥有兵权的好处,刘、薛二人并宰相们无可奈何。初四,文宗驾崩;初六,陈王、安王、文宗妃、杨贤妃被赐死。其中,陈王是原太子,安王是文宗的小弟,而杨贤妃又是主张立安王的人,仇士良假借嗣君的名义叫他们彻底完蛋,既顺理成章,也不用花什么脑筋。正月十四日,为颍王李■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武宗”,时年二十七岁,也是一位年轻的皇帝。天子迭代之际,是非激烈之时。成者王侯败者贼,这种斗争最是鲜血淋淋,没有半点温存可讲。从五月到八月,反对武宗即位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贬;另一个关键职位京兆尹的人选也被撤换。第二年,刘弘逸、薛季稜被诛杀。又是一场急风骤雨,但这不过是拉开了未来动荡岁月的序幕而已。“北司”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把宦官不放在眼里了,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是既成的事实,也是事情的必然,徒示不满没有任何的作用。渐渐地,大家也开始接受了这一现状。时间是造物主最妙的魔具,它能让人慢慢地忘记痛苦,适应现实,并且最终与现实融为一体。不过,要是从此以为帝国政治中的“南北之争”就此风平浪静,那就大错特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任何对立的双方都不会同时或者永远失去利害冲突,更何况,“南、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这与帝国的立国纲纪和道德伦理格格不入,不是彼死,就是我亡。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这是宦官太过强大的缘故,未来的很多年内,宦官们一直保持了这一态势,双方的斗争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永贞”和“大和”时期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但是,今后的岁月里,二者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与前此的刀光剑影不同,这种变换了方式的斗争是由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组成的。故事的中心人物有三位,未来的十几年内,在“南、北之争”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聚光灯将再次投射到他们身上,看着他们演出一段云诡波谲的活剧。这里说“再一次”,是因为事实上,这一出活剧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人们对这三位风云人物已经非常熟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至少有一半是围绕着他们进行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从今天开始,他们的这出大戏将逐渐达到高潮,并且彻底结束,如果没有他们,九世纪将会是多么的平淡无奇。只要对过去十几年的是是非非尚未完全淡忘的话,一下就会想到这三人就是: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一切都要从一次“制举”说起,这就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简单说来,本朝的考试制度有两种,一曰“常科”,一曰“制科”。“常科”或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乡贡州(府)选,最后集中到长安,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礼部试”,主要有六科,以“进士”一科最为重要,所试科目为诗赋。但通过常科考试后只能取得“出身”,要想获得官职,尚须经吏部衡量选拔,通过“身、言、书、判”四方面的考察。“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任策试官命试,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被试者答以策文,以供皇帝“亲览”、朝廷参考。制举试天子往往亲临,故又称“廷试”或“殿试”,对策高第,皆可授官。因为考科目多是现实问题的缘故,与“常科”相比,“制举”与政治的联系就更为紧密。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天子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发现人才、体察舆情。特别是一个名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的制举科目,最有“应诏直言”的特色。明白了这些,就可看出问题来了:制举试特别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既有如此的特点,那么,欲在考试中取得佳绩,必然要投其所好,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得轰动效果。此乃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况且,言切辞直的策文,常能在客观上对国家弊政有所匡正,也算是种有理的行为。麻烦的是,考试与政治相联,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是非之争。这正反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来,在本朝的制举试中屡见不鲜。元和三年的这次“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就是一个最为有名的例子。那次考试的中心人物就是李宗闵、牛僧孺以及另外一人皇甫湜。事情的经过本来很简单,三人在策文中攻击主要以宦官为代表的权贵,结果因此而得罪。但是,这次科场案中却牵涉到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宰相李吉甫,遂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祸根。李、牛、皇甫三人最后得罪被贬,罪魁祸首应该是当时的宦官首脑人物吐谷承璀,可不少人却把过错推到了李吉甫头上。糟糕的是,吉甫竟也没有否认,就这么默认下来,从而为自己的儿子李德裕酿就了一辈子的苦果。说他在这里犯了一个终身大错,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怪罪李吉甫的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因为当时的所谓“首座”,亦即主持工作的宰相就是李吉甫,身为宰臣,对这个案子充耳不闻,本身就值得批评;而且,吉甫在后来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援救措施,也真是太不应该。但是,就此猜测是吉甫对三人嘲讽时政有所不满而主张将他们贬斥,那就是某些见识不高者的盲见了。李宗闵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策文中为了标榜自己,还特意对朝廷坚持用兵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而吉甫又是当时最坚定的主战派,从这个推理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吉甫是处分自己的主倡者,从此与李吉甫结下怨仇。吉甫在几年后便去世了,因此李宗闵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与吉甫一样坚持主战的裴度、李绅等人身上,并且一味排挤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他在大和时期与牛僧孺共同打击德裕,在开成时借助宦官的力量入朝,再次谋排德裕等等行为,归根结蒂都是这种报复心理在作怪。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大的误会!三人的策文,皇甫湜以攻击宦官为主,而李、牛却主要是指责当权者炽于武功。当然,吉甫是主战派,坚决主张对藩镇用兵,但却绝对不至于因此就下毒手。再说,李、牛二人也并非是针对吉甫而来,因为当时吐谷承璀是最希望以武功博得宪宗赏识的人,为此,他后来甚至不惜挑起朝廷与成德的争端。策文只有指责此人,发人所不敢发,方能博取声誉,事实上,两人的本意也确乎在此。他们应该想到,自己既非针对宰相李吉甫,李吉甫又有什么必要大动肝火?本来,这场误会是可以避免的,谁料想,他们后来还是听信了别人的谣传,固执地以为是吉甫对己不利,基于这种认识,并最终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另外一方面,李吉甫不作解释,不作调解,也是造成这一重大误会的原因之一。他要是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一定会后悔莫及。然而,这次制举案仍然还是一个伏根而已,真正的导火索却是因一次“常科”考试而点燃的。这就是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这次试场案的过程已见前述。当时,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相继入朝为官,开始在帝国政坛上发挥作用,这次事件的实质就是李宗闵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使朝中的不少人围绕着他们三人而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与个人分野。李宗闵与牛僧孺是亲密的同盟。李德裕的周围虽无明显的党人,但在德裕与李、牛发生冲突时,也有不少朝中要人或以政见不同,或因个人私利,而与德裕共同指责和排斥李、牛二人及其党徒。所以说朝中从那时起正式分成两大派系,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穆宗皇帝时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开始变得十分明显。第五章 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李宗闵 牛僧孺 李德裕(2)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轻信和固执己见,固是造成这种党派斗争的主要源泉,但是,李德裕在这上面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事情发生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三月,李逢吉荐引牛僧孺入相之后。当时德裕亦有入相之望,无奈因与裴度、元稹及李绅关系密切,受到李逢吉的排挤,被外放浙西观察使。而在此之后,逢吉又再引牛僧孺入相,有人传说:这是李逢吉借此来阻挡德裕入居台阁。这件事终于给了德裕以很大的打击。本来,在此事之前,他们并未在重大政见上发生激烈的矛盾,自长庆元年的试场案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和。但是,在长庆年间,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却和李逢吉的见解非常接近,进而依托逢吉的势力,境况很是得意。对此德裕是有看法的,不过仍然没有表示出来。到了这时,他才第一次开始从心里对牛僧孺产生了个人感情上的憎恶感,为他后来的某些作为隐下了伏笔。作为一位器具过人、拥有将相之才的名门之后来说,也不免陷入个人是非恩怨的窠臼,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在此之后,德裕也曾强烈地反对李宗闵私树朋党,但那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意见的正义之举,倒不可归之为私人恩怨,他的第二个不当是几年后的事。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朝廷命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牛僧孺。按照规定,诸镇节度相代,新任长官一般要清点前任的账目,核对钱帛、器械、斛斗的数目,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可长期以来,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留有余地,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账册数目拦腰杀半。也就是说,假如前任官交接的账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一百万贯匹的话,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便奏报实领只有五十万,其余数目以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这是地方官常有的瞒天过海之道,一般很难为朝廷追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惯例了。德裕是代僧孺出任镇淮南的,当僧孺得知这项任命后,不愿意与他正面接触,遂将军府事务交付副使张鹭,自己即时卸职赴京。德裕到了淮南,竟也因循那种旧日的陋习,奏报朝廷说:账册上扬州府藏八十万贯匹,但只领到四十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讫。在这里,德裕尽管有“旧例”可循,但以他刻意改革弊政的一贯做法来看,此举多少显得有些不对劲。况且,淮南也曾是其父李吉甫建立功勋的地方,照理他是不应该在这种事上给人留以话柄的。德裕之所以这样做,确是出于潜意识中对僧孺的不满情绪。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孺却不放过这件事,上疏辩白。僧孺这一边也有不少人弹劾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德裕重新核检,结果自然使德裕很狼狈,因为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八十万,一文不少。德裕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事情虽然不大,但要紧的是,它同此前的那次“维州事件”一样,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沟壑和敌意。与“维州事件”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德裕难逃其咎。文宗时期,三人先后交替在朝,又先后为李训、郑注排挤,几乎是与王守澄和李、郑二人以及宦官中的其他派系同时进退。对文宗来说,这两派他一派也用不上,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对方身上,缺乏为皇帝除去心病的主动性。所以,文宗才不得不任用和他们没有牵涉的宋申锡,甚至最终还慌不择路,选用李训、郑注这两个非正统人士来实施对宦官的反击,从而酿成了一场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对此,文宗在大和末期,李宗闵强烈排挤李德裕之时,曾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当时,河北强镇割据依旧,不听朝廷号令。文宗正受制于人,话不好明说,只能用“河北之贼”来与朝官中的“朋党”现象相比。其实,若用“家奴”来代替“河北贼”,倒是更为恰当,因为对宦官的反击虽然艰难困苦、屡遭失败,但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机,而政治派系一旦产生,那就绝非是靠武力或者强权所能解决的,用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是一位叫李商隐的人在后来写的,此人在文宗说那话三年以后及进士第,从此也被卷进了这场是非相争的滚滚洪流中。不管怎么说,天子这话确是一语千金。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更何况是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令人困惑的是,这三个人如何竟造成了这一场本朝--也许不止本朝一代而已--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政治派系之争?说起来也真是一言难尽。二关键在于李宗闵。宗闵字损之,宗室子弟出身,元和时期曾做过宰相的李夷简就是他的伯父。但从他的祖父时起,这一家已无祖荫可恃,所以宗闵也免不了走科举的道路,在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及第。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宗闵本与牛僧孺又在制举“贤良方正科”中得中高第,因策文言辞过于激烈,结果不得升调达四年之久,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方才入朝任监察御史。宗闵在仕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裴度出征吴元济时,征用他为彰义军府的观察判官。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得他此后步入了朝廷的中枢阶层。淮西平复后,宗闵人为驾部郎中,又以本官兼“知制诰”。穆宗即位,升为中书舍人。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那次试举案中,宗闵也是被处理者之一,原因是他的女婿苏巢在其好友、主试官钱徽主持下进士及第。这次考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是公卿子弟特多,有些竟还是主试官的亲戚。为此,翰林学士李绅、元稹及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群起而攻之,结果导致了两位主考官和牵涉请托的某些朝中大员被处分。同时,在对已中进士者的重新“复试”中,苏巢等人因实才不符而落选,宗闵因为这个缘故,自也难逃嫌疑,被贬为剑州刺史。平心而论,宗闵在这件事上多少有些冤枉。主考官钱徽与他交情笃厚,而擢其女婿及第,宗闵当然有请托的嫌疑,但这场纠纷的发动者段文昌、李绅却也很难说是清白。段文昌爱好书画,任相时有一位杨凭曾以家藏珍贵书画献于文昌,托他引荐即将应进士试的儿子杨深之。恰恰在考试前夕文昌罢相出为西川节度使,赴任之前,文昌便又是面托,又是写信,请钱徽照顾。可榜出而不见杨氏子,反而尽是主考官亲旧者之子弟,遂使得文昌勃然大怒。李绅也是这种情况,他属意于一位举子周汉宾,亦曾专门托请钱徽留意,不料结果竟是名落孙山。他与段文昌一气之下,便向皇上弹劾主试官钱徽。可见,在这场科试案中,他两人确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算不上于事为公的。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苟无愧心,怎可以私人书信相证!”钱徽对来人道。这话说得漂亮,也表明钱徽甚为明智,否则,当时洗刷了自己,今后却难逃种种更大的是非漩涡。与此事无关而站在段、李一边,强烈指责钱徽、李宗闵等人的是翰林学士元稹。他本与宗闵一样,都是急于求进之流,在争夺宦官支持方面,不免与宗闵产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恶。此时元稹便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宗闵,为此还专门拟了一道诏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狠狠地批驳了一番。在这一态势面前,宗闵倒霉就是必然了。李德裕倒是没怎么落井下石,但他与李绅、元稹在当时号称翰林学士院的“三俊”,相互问情同手足,凭这一点,德裕也就无法脱身事外。这次科场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处分也很重。朝中与钱徽、杨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闵有关系的人,都有些愤愤不平,李宗闵本人就更不用说了。李宗闵这个人极端的冲动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