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维持到1914年，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林木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当局直接插手盗伐陵区树木，建立了东陵荒垦植局，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受到大规模的毁坏。 在短短十余年中，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摧残，原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濯濯荒山了。更为严重的是，在把持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奉军溃败、北伐军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隔扇、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 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涌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 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为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其600余人的匪帮加入奉军，摇身一变为团长；王绍义早年当过修墓工匠，从20岁起加入匪帮，后来成为马福田的亲信参谋。1928年6月，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军大势已去，便将其人马拉上山重新为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他一边干了几起抢夺钱财并火烧十几家商铺的 “小生意”，一边派人潜入东陵窥测动静，看有无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梦啊！这个时候正是奉军退走而北伐军还未开来、东陵没有一兵一卒看护的真空时候，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此刻不干，更待何时？马福田立即率领匪众开进东陵，开始实现他的多年愿望了。 在短短的几日内，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物件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率众匪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正要下手之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殿英大帅登场了。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深入京都南，进攻高阳城。告老还乡的明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率家人及全城乡民守城抗清，终因清兵势众，城破被俘。孙承宗誓不降清，清军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活活勒死,接着将孙家满门老小和全城百姓屠杀干净。只有孙承宗四子孙镐一支在城破时，一个保姆带了个男婴逃出河。 这个男婴后在河南永城长大落脚，他就是孙殿英的祖上。 孙殿英因出过天花而得外号“孙大麻子”，他幼时父亲又被旗人杀害，生活贫苦。母亲对他特别溺爱，使其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的习惯；长大一点就天天混在赌场，以赌博为生，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他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后来又从事鸦片贩运，并加入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庙会道的头目；因肯下血本各方打点，他贩运鸦片、制造毒品远销上海，获利极丰，1922年，“秀才将军”吴佩孚在洛阳时，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大毒贩，他在洛阳不能立足，就逃往陕州。 他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为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国民军长叶荃等人，后又转“山东王”张宗昌，受到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赏识。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殿英为军长。当直鲁联军在北伐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又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 他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率部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初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孙殿英的队伍是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非蒋介石“亲生”，孙部粮饷被长期克扣，以至官兵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若再不拨粮款，甚至有哗变的危险。在这一严峻的形势前，孙殿英愁断了肠子，近在咫尺的大宝库清东陵不进入他的视野都难。即使不缺钱，只要有机会，孙殿英这种人也不会放过东陵宝藏，何况正缺钱的时候？不过现在他毕竟是有人管的民国军官，而不是绿林游匪，不能说干就干。于是他找到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徐源泉屡屡催饷；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只能说些空话拖延；孙殿英越催越紧，徐源泉不胜其烦。终于，孙殿英摊牌，说粮饷久不发放，士兵已苦不堪言，有人建议掘开东陵，以陵内珍宝充军饷度过难关！ 徐源泉吃惊过后，也怦然心动，他知道如真的这么干，这个孙大麻子就不用再向他催命一样催饷，更重要的是，财宝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一份，于是哼哼哈哈，不表明态。孙殿英知道他不反对，立即召集手下师长谋划起来。 这样，前文提到的马福田、王绍义企图盗宝，正好成为孙殿英进入东陵区的绝妙借口。他马上命令手下师长谭温江，以“剿匪”名义向马福田部发起进攻。两方在马兰峪镇展开激战，马福田部被击溃，马、王二人眼巴巴看着吃不到嘴的东陵宝藏，含恨退走。 随即，孙殿英以搜索敌人、检查武器为名，名正言顺开进陵区。接着，他四处张贴十几张告示，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要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陵区将全行封闭。 在以“军事演习”为名下，陵区严密封锁，震惊国内外的炸陵盗宝开始了。 陵区内那么多座墓，他首先看中的当然是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一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穷奢极侈在王朝帝后中最为突出，其陵寝必然豪华万状；二是慈禧太后安葬时间很近，下葬情况民间还有线索，进入地宫比其他陵墓容易。 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地保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但又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自己也从来不知地宫入口，此事老旗人也许知道。孙殿英感到有理，他立即派人找来五六个老旗人。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孙殿英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然后就是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折腾，不到半天工夫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道出了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修筑陵墓，兴许还能记得进地宫的位置。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匠工，往往都会在竣工之时被杀死或活埋在地下，以求秘密永不外泄，这也是封建皇权极端凶残的表现。而这个这姜石匠实在命大。慈禧入葬时，在工匠中挑出81人留下作最后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事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们立即知道死期将至，既然被选中干最后一道工序，就别想活着出去。40多岁的姜石匠几天前乡里人给他带信，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现在要他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死过去。当时正忙碌中的监工以为他死了，怕玷污了金券（即寝宫），赶紧叫人拖出去扔到荒山坡。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陵墓工地，又惊又喜连滚带爬跑回家，这样捡了一条命，并保存了地宫入口的秘密。 60出头的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本来应该对刨慈禧坟感到大快人心的姜石匠就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百般引诱也不起作用。孙殿英火了，搬来刑具准备用刑，转而一想，如果姜石匠跟那两位老旗人一样经不住用刑死了，还有谁知道墓道入口？于是他转睛一想，把桌子一拍：“不说？把你儿子抓来！看老子不扒掉他的皮！”这一招真灵，还没等士兵出门，姜石匠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在炸药的千钧神力下，硝烟弥漫中，做为永久性工程的坚不可摧的定东陵敞开在这群匪兵前，统治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的神秘陵寝大难临头。 不必去描述地宫宝藏的繁盛与珍贵，中国最顶尖的物质财富几乎都集中在这里。进入陵寝的士兵每人手上本都拿着一只大电筒，而在满室珍宝光芒的映射下，电筒的光全都失去了作用。 所有殉葬宝物很快全部被一抢而空，匪兵又发疯般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木打开，满棺的珍宝陪伴着这位面色如生的中国近代第一女强人。然而，此时的慈禧太后不过是一具任人蹂躏的僵尸了。她的嘴里含有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据说正是这颗夜明珠致尸身不腐。士兵伸手去取，不料宝珠向喉咙滑去；于是，几只粗黑的大手按住她的头颅，一只拳头击在她的脸上，咯咯两声，慈禧满嘴牙齿尽落，宝珠却未滚出；再是几根大手指粗鲁地掰开她的嘴，宝珠抠出时，她的脸颊也被撕破。 劫取棺内宝物过程中，她的尸骸被抛出棺外，脸朝下趴在泥水中，一手反扭在身后。 无尽宝藏展开在眼前，众官兵发疯般劫掠着。孙殿英规定先将宝物集中再分配，谁也不得私藏。但在这旷代财富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哪能还能控制自己？孙殿英咬牙切齿，下令谭温江向疯狂撕抢的官兵们开枪扫射，终于控制住了局面。然而还是有人将珠宝偷塞在衣服里，含在嘴里，甚至塞在肛门里…… 这可能是史上最著名的盗墓活动。在那阴森神秘的地下墓穴里会发生什么，留给人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最令人瞠目的传说，可能不是墓内宝物的神奇，而是慈禧太后被**！据说，慈禧棺木打开后，看到她面色如生，肌肤白皙饱满，一名盗墓士兵居然动了兽欲，扯下裤子就要行奸；不料尸身因见空气，瞬间萎缩如鬼，让这个性欲超强的盗墓兵立即败了兴。 最为穷奢极欲的慈禧定东陵盗毕，孙殿英又命去挖清朝最盛时期乾隆皇帝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果然规模更大，更富丽堂皇。开棺之后，死去已129年的乾隆尸身已腐，仅剩发辫和肋骨等。匪兵们同样迅速将满室宝物抢劫一空。 和慈禧墓中不同的是，乾隆是清代最为风雅的皇帝，他的陵寝内还有多幅珍贵字画。匪兵只识金银珠宝，这些艺术珍品被野蛮地毁坏殆尽。 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说顺治帝于生前出家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接着再准备盗康熙的景陵，不料还未挖到地宫，就流出黄水，越流越汹涌，顷刻间地上已积水二尺多深，匪兵们就没敢再继续。 严密封锁着的清东陵内，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7月11日，孙殿英满载而归。这次疯狂盗掘到底劫走了多少财宝？因为东陵的殉葬物没有一个完整的清单，盗后对盗取的宝物也没有详细登记，因此没有准确资料。在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说原准备就地筹集军粮，但他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请遵化县代雇30辆骡马车就成，这样以便他们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遵化县接函还很高兴，立即按孙殿英要求把骡马车备妥。盗出的财宝，把这30辆骡马大车装得满满的。 被盗的乾隆裕陵和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的殉葬品数量，如今故宫保存的内务府档案及其他资料也有记载，尤其是慈禧墓记载比较详细。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 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繁丰珍稀。内廷大总管李莲英一直参与其事，他的嗣长子李成武也是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卫。李成武写成《爱月轩笔记》，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 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 22.8万两。 这样一个惊天大案发生之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正在离东陵仅100多公里的北平，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活动，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孙殿英也提心吊胆，盗墓开始后的第三天，专门派谭温江到北平打探风声，见一片风平浪静；谭温江立即返东陵禀报孙殿英，孙殿英更加放手盗掘。直至7月11日盗墓部队将定东陵和裕陵洗劫一空，北平方面仍一无所知。 在盗墓进行中，东陵附近居民听到两次爆炸的响声。因宣布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在先，人们也未多想，主要是想不到堂堂一个国民军军长竟会动用国家军队，干起土匪盗贼才干的刨坟盗墓之事。 直到8月初，谭温江到北平委托珠宝古董商黄百川销赃，东陵珍宝在市面大量出现，北平警备司令部介入调查，一下就逮捕了谭温江和黄百川。同时，一个叫张歧厚的参加盗宝的士兵在分得一些珠宝后，觉得再不需要当这个兵了，就开小差做逃兵溜回家乡，8月4号他和另2名逃兵在青岛销赃时被抓。 东陵盗宝案至此已真相大白。对孙殿英恨之入骨的清室派人与平津卫戍司令部交涉，要求重办罪魁，然而当时蒋介石和阎锡山面和暗斗，都想收拢掌握一部分军队的孙殿英为己效命，谁也不想朝他发难。在当时官方就此事的往来函电中，对盗墓部队番号与孙殿英的名字讳莫如深。 孙殿英在盗墓之时，已考虑如何善后，此时便发挥“有钱能使磨推鬼”的手段，从盗得的东陵宝藏中拿出珍品，向国民党要员四处打点。他将乾隆颈上108可朝珠里取出两颗最大的送给戴笠，一把九龙宝贝剑托戴陡笠送给蒋介石，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宋子文，慈禧嘴里的夜明珠送给宋美龄，朝靴上的两串宝石送给孔祥熙……另外，他送给阎锡山价值50万元的黄金。 如此一来，大家都在这案中“受益”，孙殿英更难受惩处。为了应对汹涌的舆论，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下令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审判长为上将商震。1929年4月20日预审开始，6月8日结束，6月15日，全案卷宗封存送往京城，嫌疑人收押，等待军政部军法司宣判执行。 判决迟迟没有下达。其实这样的审判完全是做个样子，孙殿英始终未被列入嫌疑人，在军事法庭成立前就没事人一样被派去打他的老上司张宗昌了，此期间他又收编了2万多人，越发势大。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孙殿英看到反蒋力量强大，就倒向了阎锡山和冯玉祥，当上了安徽省主席，也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当局对此案的办法就是拖，当时群情愤慨，但舆论毕竟是股“软力量”，虽当时很可畏惧，时间一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开了，就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参与此案而被捕的重要一点的人物就是师长谭温江。孙殿英出任安徽省主席之前，他的参谋长提出，我们既与中央（指蒋介石）对敌，“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他建议孙殿英以“谭师长手中的宝物都是从土匪那里查获的”为由，救出谭温江。 孙殿英一拍大腿，说只顾招兵买马，差点把还在牢里的老谭忘了！于是他立即堂而皇之地向阎锡山交涉，随手写个呈文说案发期间谭温江不在现场，所以根本不可能作案。呈文里罗列了1928年7月4日到7月11日谭温江的“行踪”，都是到了蓟县、北平、渠头、郭家府之类的地方。阎锡山知道这全是扯淡，但正是用他之际，也就满足要求，不几天谭温江大摇大摆地出狱，回到孙殿英手下继续当他的师长。 一个如此重大的案件，竟然如此结局：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作案的首领，却没有一个大盗墓贼受到应有惩罚。 眼巴巴等待严惩罪魁祸首的溥仪气得要疯，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在灵堂里郑重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然而此时，他怀有再大的仇恨，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盗掘东陵案中他没有得到公道的一个后果是：1932年春，日本为掩盖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欲抬出他来充任“满洲国”皇帝，他立即答应。面对很多人的极力劝阻，他只要想到祖先被刨坟而求告无门之仇，就什么劝告也听不进去了。 干下盗掘东陵、暴发横财之事的孙殿英不但秋毫无损，而且官运亨通，当然得意不已。他四处吹嘘自己多么了得自不在话下，还为盗陵给出了个振振有辞的理由： “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你如果斥责他这是为财迷心窍而破坏古迹的罪行强行辩护，他还有说辞：明十三陵不是就在旁边吗？我咋不盗明陵呢！ 还有个传说，也对孙殿英十分有利：说孙殿英驻扎马兰峪后，当地一老道找到他，对他说，“清陵完璧，恐满廷将有复辟之事，汉室危矣。将军急图之！”因此他立即掘了东陵，断了清廷“龙脉”。从此清廷彻底衰微，再不成气候。这当然是好事者的杜撰了。 孙殿英逃脱惩罚，继续他的军阀人生。中原大战开始后，时局对阎锡山、冯玉祥很不利，他又投靠了张学良；抗日战争中，开始他倒有好表现，通电呼吁团结救国，在河北、河南与日军多次作战，并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七昼夜，全国轰动；但1943年又率军投降了日本，当起汉奸；抗战胜利结束后，孙殿英部被蒋介石编为第四路军，追随蒋介石打内战。 1947年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二野)进攻河南汤阴，汤阴守将就是孙殿英。孙殿英筑起五道城防，还是在半个月内即兵败城破，他本人则被活捉。 逍遥法外近20年，这回他终于做了被关押的囚犯。 被捕的孙殿英因军阶高（少将）而受到一定优待。他随身带着两个箱子，吃喝拉撒睡都不离身，因他当年炸清东陵而几乎成为国际名人，二野方面一猜就知箱子里头有什么宝贝。旅长肖永银去审查，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孙司令，听说你有两个宝贝，拿出来让我也开开眼嘛。”孙殿英恭恭敬敬又呆若木鸡，思考半晌又点头哈腰：“兄弟愿献宝，兄弟愿献宝！” 一只箱子里是一个他从慈禧墓里盗出的玉石西瓜，这是当年外藩进贡清朝皇帝的礼物；一个箱子里是一支古剑，这支剑是三国赵子龙用过的！肖永银看过后对他说：“孙司令，真对不起，这些宝贝是国家的，必须交公呀！” 孙殿英显出了守财奴相，哀求道：“我太喜欢这两件宝物了，你不知道自从有了这两件宝物在身边，我活着都像有了精神头儿，能不能再让它陪我两天！”这一要求被拒绝。随后先后被押送到中原野战军总部和涉县关押，生活上对他以优待，其间刘伯承特意见了他一面。 因嗜食大烟不能得到满足，加之年老体弱，1947年秋，孙殿英病死。因盗墓而家喻户晓的他，终于自己也走进了坟墓。 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老粗出身的武夫，却有一个当了教授的独生儿子孙天义。孙教授一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自强不息，出版有《罗斯福传》、《张伯伦传》、《戴高乐传》等8部译作。他曾任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兼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为保护名胜古迹不遗余力。他说：“父亲破坏文物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正因为如此，更增加了我保护文物的责任感。” 1933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持、操纵下粉墨登场，当上伪满洲国的皇帝。他3岁登基，3年后在清朝覆灭中退位；12岁又在张勋的一通胡闹中复辟，12天后再次退位。当“满洲国”皇帝，已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登基称帝了。 东陵被盗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再次上台的他极力加强对东陵的守护。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军”强行进驻东陵地区，把东陵划归“满洲国”热河省管辖，并在这里设置了“东陵地区管理处警察署”，管理非常严格。已被严重破坏、并仍然让无数匪徒盗贼眼红欲滴的清东陵，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末日来临的日军和“满洲军”纷纷向长城以北退去，伪警察机构也立即溃散。此时的东陵地区，日本人的统治已经终结，国民党没来得及接收，而八路军也未在此地开展工作：东陵地区再次出现管理真空。 1945年底，一刻也不忘记东陵宝藏的盗贼又开始磨刀霍霍，砍伐陵区树木、撬拆地面建筑等零零星星的盗墓活动逐渐出现。这个苗头一动，中共冀东区党委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往守卫；但1946年元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玉田、武清，护陵部队紧急开往前线。 庞大、奢华、珍贵的清东陵，又一次失去了所有呵护，暴露在历史的风雨中。 1928年，马福田、王绍义匪帮正准备掘开陵寝，却为孙殿英盗陵做了嫁衣。孙殿英以围剿马、王盗墓匪帮为极好由头，开进东陵自己大干了一把。马、王被孙殿英击溃后，其团伙做了鸟兽散，但骨干分子一直贼心不死，特别是年轻时当过陵工、熟悉陵寝构造的王绍义。 因溥仪对东陵的严密保护，王绍义多年来无从下手。1937年，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绍义定居东陵附近的新立村，和两个儿子种地为生，农闲时弹棉花补贴家用。看似金盆洗手的当年匪首王绍义在农家生活之下，依然与周边地痞时通声气，只等机会来临的一天。 护陵部队一撤走，狐狸般灵敏的王绍义一跃而起，抓住这难得的真空缝隙，紧锣密鼓地筹备起盗陵事宜。清东陵一次更大的浩劫就要降临。王绍义首先串通一帮惯匪、地痞和流氓，以他们为盗陵主力；又勾结地方基层干部为靠山，主要是八路军十七团敌工部部长张尽忠、蓟县八区区长介儒、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等人。张尽忠在抗日中有过不小功劳，但胜利后，在东陵珍宝的巨大诱惑下，被王绍义拉下了水，成为1945年东陵第二次被盗大案的主犯之一。 王绍义也考虑到事发后的对策，他没有当年孙殿英恃以自重的军队，就想钻个“法不责众”的空子，拼命发动民众参与。除了素有联系的旧匪外，他串联了包括村民、村干、民兵在内的大批人等，仅附近15个村镇，参加他这次盗陵的就有200多人。 庞大的盗墓大军在王绍义、张尽忠带领下，在明楼内影壁墙下挖开一处洞口，沿石陵而下，然后用炸药炸开石门，入室劫掠如山财宝。 不说陵寝地道的复杂构造，单是帝陵石门共有四层，后陵石门也有三层，每道石门厚达1尺半，均为汉白玉、大理石制成。帝后棺椁放入地宫后，用粗绳牵引石制千斤顶入槽，将石门禁闭，陵寝便永久封闭。这番坚固，非人力所能掘破。 强烈盗宝欲望的驱使，让王绍义团伙“克服万难”。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道道石门被炸药炸开，一座座地宫被掘破，一具具帝后棺椁被劈烂，昔日肃穆万分的清东陵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珍宝被盗出。张尽忠、王绍义规定，参加者人人有份，但必须由他们俩先挑。打开康熙的景陵之时，一个叫田大化的旗人，平日在一些闲书中看到康熙墓里有个稀世之宝——九龙杯，在盗陵中就不断嚷嚷他啥也不要，就要这个九龙杯！ 景陵洞开，田大花的儿子田广坤和同村的一个村民一马当先，奔到康熙棺前，瞪着血红的眼睛二话不说就拼命撬棺；棺木刚被撬开一条缝，两人急不可耐就朝棺中看去，不料棺中设有机关，一团绿火忽地喷出，将两人脸部烧个稀烂。 到分配财宝之时，虽二人被烧伤后中途退出，但给大家做了回挡箭牌，也有“功劳”，财宝也给一份。康熙墓里还真有个九龙杯！就分给了田广坤，他爸田大花也就真的得到了这个他日思夜想的稀世之宝。 这伙财迷心窍的匪徒在陵区肆无忌惮劫掠达3个月之久。头一次孙殿英盗陵，用7天时间掘开了乾隆、慈禧二陵；而在这次大规模的盗陵犯罪中，数百人盗掘了康熙的景陵、咸丰的定陵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和同治的惠陵，一共四座！ 清东陵再次被盗，因是发生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社会注意力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中，其社会影响远没有孙殿英那次大。但蓟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了侦察。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整个蓟县公安局的所有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公安局长云光和警卫员赵蔚就轮流骑着这辆车，你带我一程、我带你一程地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凄凉，曾经云集的盗墓贼早已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云光、赵蔚和民警唐建中、李和民等人先来到康熙的景陵，从地宫被盗的洞口往下看去，满目都是横七竖八的石条，再向下就全是水，无法入内查看。 再打着火把下到同治的惠陵地宫，墓道一路空空荡荡；到了陵寝，只见两具被劈开的棺椁，右为同治，左为皇后。19岁去世的同治棺内除了一把骨头，别无他物；22岁去世的皇后却尸身完好，一丝不挂、长发披散地趴在棺内。后来翻过尸身，发现她已被开肠破肚，肠子内脏流了一棺，这是因为那些盗匪听说皇后是吞金而死，就在她肠胃里找金子的结果。 公安部门判断：这必是地方惯匪纠集一帮愚昧群众干的。随后的追查表明正是如此，附近那么多参与者，在进一步侦察中纷纷浮出水面。 当时缉捕人犯的政策是：“首恶必抓，胁从不咎。”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从犯只要如数交出所得珍宝赃物，就不予追究。 在强大的攻势下，张尽忠、王绍义和一些盗墓骨干闻风逃走，一部分参与的民众自首，陆陆续续上缴了一些赃物。 下葬最近的慈禧太后墓多少留下了一些殉葬品资料，孙殿英的吹嘘也能让人知道一些概况。但这次被盗的四座帝后陵，到底损失了多少珍宝就根本无法统计了。案发后收缴情况仅为：金戒指、断开的小金塔、金凤凰、钿翠头饰、鼻烟壶、翡翠、玛瑙、玉石等大半脸盆，用16两制的旧称称为5斤14两；其中最别致的是一个翡翠扳指儿，把它投入水盆中，顿时满盆绿光。 上缴的另有不少珍珠，有一茶盘之多。 所有上缴赃物中最珍贵的就是康熙墓里那个九龙杯。这个九龙杯白玉质地，长方形，高3厘米，宽4厘米，长6厘米，有盖；四角各雕二龙戏珠一对，杯把手上又雕一龙，杯身共雕龙九条。工艺极其精湛。因得到这个九龙杯乡里皆知，田大化为求保命，在公安人员的工作下交出，同时还上缴康熙的鸡血石镇纸一只。 可以看出，收缴到的珍宝数量很小，总体价值不高。大量的珍品藏在民间，或者流通在海内外。东陵瑰宝，经过1928年和1945年这两次浩劫，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经过严密的侦察缉捕，除了主犯张尽忠、王绍义父子及杨之草、关增会等人在逃外，其他主要犯罪分子全部被捕获。1946年2月1日，即农历大年三十，已捕获的6名主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6人里有5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败类，他们是区公安助理郭正，民政助理纪新，区干部刘恩、李树青，裕大村副村长贾正国。另一人为惯匪穆树轩。 为扩大声势、教育民众，行刑当天上午9时，一个营的八路军全副武装，吹响军号押送人犯奔赴刑场，围观群众人山人海，声音鼎沸。刑场就设在康熙景陵的大碑楼南面。参与盗陵的区长介儒、区小队队长张森等10多人陪绑。 经过这样一次对盗墓犯罪的声势浩大的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此后，人民政府为加强清东陵地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清东陵护陵派出所”；后来，东陵地区划归遵化县管辖，东陵派出所也就由遵化县公安局管理了。 因为这次恶性事件发生在中共区域，国民党闻讯立即大做文章，诬称“中共盗陵”，蒋介石为此还在旧政协会上指责中共代表周恩来。中共《冀东日报》立即发布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澄清事实，回击国民党。 对这次盗陵的案犯，国民党也开展打击。军统局长戴笠得到报告后，责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正郑思普和特务张树庭“全权调查东陵盗宝案”。主犯张尽忠，逃亡唐山躲避一时后，被军统特务抓住，押往北平审讯，不久病死狱中。 接着北平市警察局在全市展开大搜捕，抓获马兰峪一带到北平销赃的疑犯44人，收缴珍宝800多件。 两大主犯之一的王绍义，携3把手枪畏罪潜逃，几次逃过抓捕；5年以后，1951年初，终于在遵化和蓟县交界的黄花山其姘妇家中被捕落网，随后在马兰峪镇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 第二次东陵盗宝案，至此划上了句号。 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浩劫，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横遭蹂躏，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这是人类的贪欲、野蛮和愚昧共同犯下的罪行。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历史的一页翻过。2000年11月30日，清东陵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但愿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再不遭受盗匪和兵火洗劫的情况下，也少一些现代商业污染，以其历史原貌代代相传。（本篇完）民国多少事......9●●●“远东之都”的魔爪：上海滩绑票掠影●●● 欧洲人把欧洲以东的地区称为“东”。离欧洲近的，叫“近东”；不远不近的，叫“中东”；很远的，叫“远东”。东亚、东南亚这一带，就是远东。 在远东，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正好居于东亚大陆东海岸线的正中，它的背后是一条横贯几乎整个中华大地的长江，它的周边是肥沃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依托地是鱼米之乡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上天几乎把最优越的条件集中给了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上海，民国时期发展为“远东之都”的东方巨城。 6000多年前，上海西部已经成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江南置会稽郡，上海属会稽郡的海盐县；隋唐之际，小渔村上海隶属苏州府华亭县；宋绍熙三年（1192年），上海设镇，以今十六铺一带的小河“上海浦”为镇名，“上海”这个正式地名出现了；再100年后，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置县，上海县隶属江浙行省的松江府。 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上海逐渐发展着。唐以前，今上海地区不过千把居民；宋设上海镇时，人口达到10万；到元代，上海县境内已有市镇37座，全县72502户，人口30余万；明洪武年间，全县人口52万，相当于今天一个中等县了。 我们有个印象，就是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开放上海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时，上海还是个“小渔村”。这个印象并不准确，1842年，上海城区人口23万，已是全国第12大城市。 对于一个封闭的封建帝国版图而言，上海不过是个沿海的“边远”地区，封建王朝并不对它格外重视，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但把全球看成一盘棋的西方人却对这个地方惊叹、垂涎不已，早在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毕谷就向英政府建议，要占领上海；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林赛和传教士郭士腊来到上海，发现7天内竟有400艘商船停泊上海，他们回国后立即大力宣扬上海是仅次于广州的最佳通商口岸。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这场划时代的战争后，中国由古代进入了近代，上海也被强行纳入了西方强国的殖民体系，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成为中国契入世界经济文化最领先、最充分的地方。 西方人深知这片土地的非凡潜力，给予它以格外的青睐。1845年11月，在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产生了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1845年，英租界开始设立；1848年，美租界开始设立（英美租界1893年合并为公共租界）；1849年，法租界开始设立。到1899年，公共租界已扩张到33500亩，基本相当于今天清华大学占地面积的6倍；1914年，法租界也扩张到15150亩，相当于3个多今天的北京大学。 背靠整个中国，面向浩瀚大洋，沐浴欧风美雨，上海迅速发挥出巨大能量。1880年，上海人口突破百万，不久超过北京，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民国四年，即1915年，上海人口突破200万，成为中国第一座人口突破200万的特大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1927年，上海人口264万；进入20世纪30年代，1930年，上海人口达到314万；到民国终结的1949年，上海人口为540多万，而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北方第一大港天津才190万人。 这座庞然大城，是帝国主义从经济、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渗透的桥头堡。在民国时代旧中国普遍闭塞、萧条、落后的背景下，繁华、先进的上海至今还是内地一些地方、甚至包括台湾人神往的神话。1933年，上海工业资本占全国工业总资本的40%，工人数占全国工人数的43%，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 50%。1936年，上海贸易总值占全国的75.2%！而且，上海的电影制片、图书出版、报刊发行、游艺娱乐等产业都占中国首位。 上海，是民国时代中国的工商金融中心、文化教育基地、海陆交通枢纽、社交消费聚点，也是远东经济贸易第一城。今天名声赫赫的东京、香港、首尔、新加坡、台北，那时都远远不能望上海项背。今天的“东方之珠”香港，在40年代和上海比，据说就象拿今天的银川和上海比！ 这样一段繁华旧梦，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以致上世纪90年代开发浦东时，有人建议提一个“重振30年代上海雄风”的口号；这个建议当然被否定，但也足以看出民国时上海称雄远东的显赫。 旧上海经济发达，文化丰繁，洋气十足。除了这些，如果要问相比其他地区，还有什么突出特点，那就是：治安混乱。清末以来，封建社会衰落，西方列强入侵，传统中国转轨。由于人口增长、耕地和生产率却未相应增加和西方工商业渗入、手工业者大批破产等原因，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奔往大都市上海谋活，中国各地乃至外国经商者也络绎来到上海寻找机会，这座城市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起来，无法消化这么多的人口，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游民阶层”。 所谓“游民阶层”，就是身处城市，却一无资金，二无技能，三无社会关系，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只能漂泊着等待渺茫机遇的人群。这个人民的数量极为庞大，1930年到1936年间，长住上海的失业人口在60万到70万之间。 游民阶层一无长物，在温饱线甚至死亡线上挣扎，又天天受到这繁华之都纸醉金迷生活的强烈诱惑和刺激，十分容易产生仇恨和叛逆心理。不管是经济状况，还是环境和心理因素， 都非常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旧上海让人闻之色变的黑社会组织，就是以这个游民阶层为土壤产生壮大的。 旧上海的治安高度混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市政不统一，无法对城市进行有效管理。 上海被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划分为三部分。这三块区域互不隶属，在60平方公里的市区内，有三个政府、三套立法机构、三种司法和警察队伍！大家都不能过界执法，比如你在华界抢了东西，被警察追得就要抓住，只要这时你跑到了界街，一头扎进租界，哪怕警察跨一步就能抓住你衣服，他也得乖乖束手停步，调头回他的警署，再由警署出面和租界警方联系，商谈合作抓捕。 说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从事商业贸易，这里有的是机遇，只要你能耐够大；二是说从事刑事犯罪活动，这里同样是宽松的天堂。盗匪丛生，又整治不力，于是，在繁华鲜亮的背后，盗窃、抢劫、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一刻不停地在上海滩发生着。 在各种犯罪活动中，成本最小、收益最大、风险较低又危害最剧的，就是曾经风行上海的绑票。上海到底有多少绑匪从事这项犯罪，当然没有确切数字，有记载的是，1909年到1928年，公共租界警方就逮捕绑匪1598人，这里面还缺了1922、1923和1927三个年份的数据！ 绑架必须团伙作案，这就逐渐形成了一些专精此道的团伙。这些团伙又多以同乡地缘为纽带，最著名的有嵊县帮、浦东帮、绍兴帮、苏北帮和湖北帮。 绑票团伙组织严密，实行单线联系；帮众不管有无任务，每月都有工资；内部事务严禁打听，纪律严格；首领有合法甚至体面身份掩护，行踪诡秘。他们的等级一般是：老板、经理、协理、成员，基本组织单位是“小组”。 这些“帮”里都有自己的头目。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嵊县帮头目袁仲杼最为活跃，他到处作案，危害四方，人称“真魔王”；到了40年代日伪占据上海的时候，嵊县帮的骆文庆成为这行的大佬，连干8年而从不失手，他行动严密，心狠手辣，不达目的立即撕票。 仅靠民间犯罪团伙，即使其能量再大，也不能在上海滩翻江倒海。他们的背后，是令人如雷贯耳的青红帮的纵容包庇，同时，这些团伙又和军警及更高层次的官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绑票魔爪的背后，是一张繁密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 到底有多少人被绑架勒索过，这同样是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仅1928年到1930年间，上海被绑票者数以千计，单是《申报》、《大晚报》、《文汇报》等上海滩几大报的报道，就有每月不少于30起，平均每天一起，有时一天几起！ 绑票的对象一般是富商巨室、下野官员和隐居的豪门。目前我们知道的被绑架过的有影响的名人，有这样一些：荣氏集团董事长荣德生，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中法银行公司总经理魏荣廷，绸业银行董事长卢允之，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璋，棉铁集团光裕公司总经理严裕棠，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钻石大王”范回春,“五金大王”唐宝昌，北洋皖系前师长温宗尧，前清苏常太地区钱粮征稽官尹启忱，广东某前省长之8岁幼子…… 这里我们重点来看看荣德生、张元济和方液仙被绑票的经过，这三起震惊上海乃至全国的绑票案手段不一，过程各异，结局不同，基本就覆盖了上海滩形形色色的绑票犯罪特点。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上海重回中国怀抱。进入民国后期，国民党已高度腐败，上海被国民党接受以后，社会乱象没有丝毫好转，国民政府、军警、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组织这四大黑手互相勾结，治安混乱变本加厉，抗战胜利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接连发生“钻石大王”范回春被绑、“五金大王”唐宝昌被绑、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被绑等一连串绑架大案。在人们的惊恐和诅咒中，1946年4月25日，又一爆炸性新闻发生：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又被绑架！ 这起绑架案被称为“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因为“肉票”名头最大，勒索的赎金最巨，最后实际付出的钱款也最多。 荣德生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氏集团当家人，这个企业集团拥有工厂23家，其中面粉厂14家，纱厂9家，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重庆、宝鸡等全国各地，总资产超过亿元。在20年代，荣氏企业的面粉、棉纱产量就占这两行业全部民族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短短一年，仅其下属的申新二纱厂和五纱厂就分红5次，红利高达5000两黄金，其中半数为荣家所得。 如此庞大的财富，令多少人眼红，荣德生早已是绑票团伙虎视眈眈的目标。做为上海商界的头号领袖人物，71岁的荣德生深知世道险恶，对自身安全防范不可谓不严密，只要出门，必有武装保镖护卫，所坐的也是防弹汽车。然而再森严的防范，也抵不住处心积虑的绑票黑手。 策划实施了这起绑票大案的就是嵊县帮。该帮骆文庆和袁崇杼这两个年已50多岁的“资深”绑匪密谈后敲定，把目标定在上海商界第一大亨荣德生。他们网罗了蓝衣社特务、曾在荣家面粉厂供职过的朱连生，在朱连生的指认下，骆、袁二人摸清了荣德生面相和出入习惯，看到荣德生警卫严密，感到寻常手段难以得手，再找当过惯匪、汉奸，现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服务的黄阿宝磋商绑架方案。 将“肉票”劫持，是绑票勒索的第一步。劫持的手段一般是趁“肉票”单身一人时塞进汽车就跑，也有机巧的，比如在大街上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下车走到受害人身后，一把捂住他的眼睛说：“猜猜，我是谁？”受害人当然说不知，然后绑匪捂着他的眼睛边拽边说：“好久不见，走走，车上谈车上谈……”就这样把 “肉票”塞进了汽车开走。 还有的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一人打开车门向受害人热情打招呼，受害人就疑惑地转身走近车边看，另一先下车的绑匪这时便站到受害人身后；受害人靠近车门，车内绑匪向受害人腹部一拳，受害人疼得一弯腰，在路边人看来，这正是一个弯腰上车的动作，身后绑匪立即将其往车上搡，车内绑匪顺势将其往车里一拖，就大功告成…… 看来这些常规方法都对荣德生无效，骆文庆和袁崇杼找到黄阿宝商量。黄阿宝眼珠一转，说：“这还不容易？我们逮捕他嘛！”也就是说，以警方逮捕的名义将荣德生弄上车。骆、袁茅塞顿开，连连称高。 黄阿宝拉上他的侄子、军统特务黄锦堂入伙，此人花天酒地又薪水有限，巴不得有发财机会，立即一拍即合。黄锦堂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柯尔托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这样一系列“道具”。几番谋划分工，准备就绪。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恩路210号荣德生住宅，一辆黑色军用雪佛莱轿车停在了荣宅门前，车前窗上贴着盖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印章的特别通行证。就在荣德生的防弹玻璃铁甲车开出院门的时候，一个在院门前“溜达”的人向军车一挥手，黑色军车冲往前去，挡住去路。 骆文庆、袁崇杼及另一绑匪跳下车逼到铁甲车门边，拔出手枪，喝令司机下车。铁甲车内一共6人，司机一名，保镖两人，还有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绑架目标荣德生。 两名保镖见状立即迎向前去，来人拿枪一指，厉声说：“别乱动，我们是在办公事！”接着把一张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说：“荣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请你去一趟，请你下车，跟我们走。” 车上人莫名其妙。荣一心问：“到底什么事？非要我父亲到司令部？”来人说：“这就不清楚了，我们是奉命行事，到了司令部自然清楚。不用多说，快下车！” 荣德生在吃惊意外中打量着来人。他熟悉军警界情况，见他们所乘是有特别通行证的军用轿车，使用的是柯尔托式手枪，出示的也是陆军第三方面军的深红色逮捕证，觉得的确是来自军警方面；又想到自己的企业规模这么大，下属工厂那么多，牵涉面那么广，与军警方面发生了什么摩擦也很可能，需要去解释一下。于是，荣德生就下了车。 荣一心觉得此事还是太蹊跷，就一把拉住父亲，说：“那你们前面带路，我跟着一起去。”来人把逮捕证一晃，说：“我们只要荣老先生一人，难道你想妨碍公务？” 车上5人无可奈何，看着荣德生上了黑色军用轿车，一溜烟开走。 荣一心、唐熊源回头立即和陆军第三方面军联系，那边回答是既没看见荣老先生来，也没派人去请过他；二人大吃一惊，再火速派人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司令部方面莫名其妙，说：“逮捕荣老先生？谁有这么大胆子？” 荣一心、唐熊源顿时瘫倒在地：原来老爷子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下，在儿子、女婿和保镖的跟前，被大模大样的绑匪堂而皇之地绑架走了！ 绑架案在上海毫不新鲜。荣家在丧魂落魄之中，第一个决定就是拿钱赎人。一般来说，绑匪要钱不要命，满足其要求可保肉票平安；而如果吝惜钱财或报警的话，却八成会撕票。因此荣家没有报案，也不希望警方干预，只自己想法和绑匪方面联系赎人。 但是，经过荣德生被“逮捕”后荣家两次到军警方面问讯，消息立即流传开。连企业界头号巨子都逃不了绑匪的魔爪，社会上舆情沸腾，人们纷纷议论：如此胆大包天，必有军警界参与。 因为绑匪作案时使用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和证件，淞沪警备司令部无法摆脱干系，为了洗刷清白，上海军警方面在案发后出动大量警力，在上海全面搜查，力图早日破案。但荣家生怕警方介入危害荣德生安全，不但不配合，还千方百计避开军警方面。此案变成了绑匪、荣家和军警三方面的角力，更加复杂。 载着荣德生的汽车开出高恩路，朝中山北路开去，在街上绕了几圈后，开到了闸北郊外一条长满芦苇的小河边。 荣德生这时终于明白，自己被绑架了，成了绑匪的刀殂之肉，叱咤商界的一身本领和一呼百应的社会威望在此时全失去了用场，只能任由摆布、听天由命了。 绑匪告诉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钱，只要不逃跑，不大叫，就不会危害他的人身安全。在上海城里展开大搜捕之时，荣德生被带上一条小船，在飘满垃圾的肮脏河道里荡悠了好几天。随着警方的搜捕范围向郊区扩大，骆文庆等人又把荣德生送进城，关进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的一间很隐蔽的小屋里。 这里四面无窗，不许点灯，一片漆黑，另有一老头日夜守护。关在这间小黑屋的一个月里，绑匪的财神爷荣德生被禁止大声说话，咳嗽都不允许，有痰只能往肚里咽。 4月30日，绑架案发生后的第5天，心焦如焚的荣家终于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勒索的金额前所未闻：高达200万美元！荣家立即表示，愿意拿钱赎人，但金额实在太大，一下没法凑齐这么多现金，希望商量。绑匪再来电话，指定了谈判地点，荣家赶到接头地点，却不见人影。一连两次，都是这样。 原来，警方为早日破案，监听了肯定会和绑匪联系的荣家的电话。绑匪和荣家一商定接头地点，警方立即派大批便衣到场。经验丰富的嵊县帮发现势头略有不对，就不现身，决定以信件联系。 落在绑匪手里的荣德生也在和绑匪谈判。绑匪提出赎金为200万美元，荣德生当即说，我的摊子看起来很大，但都是固定投资，没有这么多现金；如此之巨的钱款只能从下属企业提取；而下属企业都有专人负责，并非由我支配，抽走这么多钱，工厂无法运转，因此这个条件无法办到。绑匪火冒三丈，说难道你不想活了？！荣德生唱起了高调，说我活着是为民众服务的，如果因为我的老命而影响员工生活，那还不如不活了，说着就要来纸笔写遗书，把各项事务都做了交代。 没想到“肉票”视死如归，绑匪这下傻了眼，可不能处心积虑忙乎半天，最后一个死人烂在手上，失去忌惮的警方必痛下杀手。于是骆文庆等换了面目，劝起他来，说事情不至于此，200万美元太多了是吧？那就100万吧！绑匪们拟好荣德生给家人的信，叫他照抄。这封由嵊县帮拟好、荣德生要求改动而被拒绝只好照抄的信是这样的：“此间长官颇为震怒，余求之再三，乃允捐资美金100万元……”信中对哪个厂出多少钱都一一做了交代，语气求生心切，希望及早筹足。 绑匪将信放在亚尔培路祥生饭店一楼盥洗室的水箱顶上，然后打电话给荣氏集团下属的一个厂长告知。荣家接信后赶紧筹集资金，准备下一次联系。 不料三天后，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再次收到两封信，一封为荣德生手迹，说赎款已降至50万美元，自己认为这个数还可筹集，不要再存其他幻想，否则“余之老年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恶果。”另一封出自绑匪之手，大肆恐吓，“……令尊已沦入极为危险之境矣……姑念令尊古稀之年，尚明大义……限文到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否则除将令尊处以死刑之外，阁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谓言之不预也！” 荣家哪敢怠慢，立即筹足50万美元，只等交钱赎人。 荣案发生近一个月，警方的侦破毫无进展，社会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和缉查处长程一鸣被迫辞职，蒋介石下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由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兼任。此后，上海军警界精兵强将全被动员，大队人马日夜盘查。 这却苦了只求荣德生平安的荣家。荣家千方百计摆脱警方的监听和跟踪，终于和绑匪接上头，约定5月15日在蒲石路交款赎人。 这一消息却被警方侦知，派出大批便衣和警察潜伏在接头地点。这一接头地点正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公馆隔壁，汤公馆卫兵发现周围忽然潜伏了这么多便衣和警察，不敢掉以轻心，就报告了汤恩伯。汤恩伯不知要出什么事情，立即调来大队人马加强保卫。 经过这样一折腾，本次交钱赎人泡了汤：派来联系的绑匪发现气氛不对，立即溜之乎也。可荣家派来的联系人顾鼎言却不知情，照样拿着赎金的一半、即25万美元前来接洽。顾鼎言赶到地点，四处张望之时，被警方便衣一把按倒在地，25万美元也被搜缴。 就在顾鼎言在沪北警所被毒打之际，荣家赶到，说明顾鼎言带25万美元是赎人之用；警方蛮不讲理，声称与绑匪擅自接洽就是违反法律，因此这25万美元没收！荣家这下人没赎出，钱却被没收，苦不堪言，经托人疏通，警方才答应等案破之日再将款退回。 警方对荣家和绑匪的往来十分窝火，十分不愿意此案以荣家交钱赎票为结局，因为这样的话，显得他们太脓包；而荣家此时哪里管得了警方的面子，也顾不上对绑匪制裁，只求老爷子先平安归来。这样，双方劲就使不到一块，而且警方认为当事的荣家当然应该拿钱孝敬好警方以破案，对荣家对他们百般躲避更加不满，找到由头就来个“没收”。 屡屡接不上头、赎不回人的荣家着急，久久拿不到钱的绑匪同样着急。如果是抗战胜利之前，他们的活动空间不小，可现在是1946年；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租界已被中国收回，上海市现在统一管理之下，少了租界的荫庇，绑匪的转圜之地大缩小。 囚禁荣德生的小楼黑屋几次差点被搜查的警察发现。为了避开搜查，袁崇杼等人费尽脑筋，他们欲把荣德生转移到城外，由于路口、码头都被警方严密监控而未实施。绑匪们在提心吊胆中过了20多天，钱还是没到手，于是士气低落，唉声叹气，有几个帮手觉得风险实在太大，索性悄悄溜走了。 终于，骆文庆和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接上了头。詹荣培原与骆文庆熟识，这时和嵊县帮打交道本是很容易惹嫌疑的事，但他又极受荣德生信任、栽培，因此就不避嫌疑，做为荣家全权代表和绑匪联络。 这次的联系方法是：绑匪将联络地址写在贴在静安寺和南京大戏院一带的袜厂招工广告背后。荣家派出亲信，见广告就揭，拿到了接头地点。接头地点有两个，荣家分别派人守候，绑匪却都未露面，这只是他们的试探，想搞清到底有没有警察埋伏。 经过这两次试探，绑匪放了心，和詹荣培商定5月29日下午送钱到福熙路康乐村54号，钱到后，当晚放人。谨慎的詹荣培要求绑匪拿来几件荣德生的信物，以表明荣德生的确在他们手上。两件信物立即送来，一件是荣德生的私章，一件是荣德生时刻佩带在身的刻有“青年”二字的励志印章。荣家看后确认无疑后，詹荣培携款赎人。 为避开警方，荣家将50万美元现金派几个仆人分几次陆续送到詹荣培家。5月27日，詹荣培将钱藏在汽车后座下，先开车进厂，办了几件公事，再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没有警察跟踪后，直奔福熙路康乐村54号。 代表绑匪方面出面的是吴志刚。吴志刚一见花花绿绿的美金，狂喜加垂涎，点过一叠后，随手捏捏另外几捆，就盖上保险箱的盖子，点点头对詹荣培说：“老先生只能晚上出去，现在已经是4点，来不及了，明天半夜一定到家，这个你放心好了，我打包票！” 詹荣培没法，只能这样对荣家回话；当晚后半夜，荣家又接到绑匪电话，说第二天荣老先生一定到家。 绑匪没有食言。5月28日晚上10点，一辆轿车将荣德生送至霞飞路停下，然后将他扶下车，喊了一辆黄包车，吩咐车夫将老先生送到唐尼尼路他女婿唐熊源家。半小时后，荣宅一片欢声笑语，庆祝老爷子在被绑架34天之后，平安归来。 荣德生花钱消灾，荣家不愿得罪警方，没有对外声张，但“荣大老板花50万美金才赎回”的消息立即传开，警方维护治安的能力被社会舆论口诛笔伐，连驻华美军总司令都在和蒋介石会谈时提及。蒋介石十分光火，勒令限期破案。 绑匪拿到赎款后还演出了一个插曲。吴志刚利欲熏心，将詹荣培送到他手上的50万美元私自扣下10万，然后去跟骆文庆和袁崇杼说荣家没凑齐50万，只有 40万。袁崇杼一看就有问题，立即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之事；吴志刚若无其事，说荣家只能凑齐这么多，他也没办法，不信去问詹荣培好了。绑匪个个知道这商谈好了的事，荣家绝不可能临场变卦，立即有人喝骂吴志刚胆敢黑下10万，是不是不想活了？！ 眼见事没结束，团伙内却就要火拼，骆文庆就劝住大家，说先了眼前事，后账再算不迟。于是他们先放了荣德生，然后就在关押荣德生的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 100号，把40万美元分成18股，按出力多少分配，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各得2股，其他参与的人或得1股或得半股。 分赃完毕，绑匪散伙，他们约定半年内不得动用这笔钱，以免露马脚。 此案的最后被破获就在这项约定有人当成了耳旁风，没有严格执行！ 在蒋介石的责令下，宁沪军警当局焦头烂额地寻找得手后逃散的绑匪线索。在南京的军统特务头子、京沪卫戍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对此很感兴趣，他看了此案材料，觉得以“逮捕”方式绑票真是别出心裁，即使普通绑匪想得出来，军警方面的枪支、汽车、证件也搞不出来，因此这个案子八成有军警察特务参与。 本来此案与他的职责无甚关系，但偏偏案犯撞到他的眼皮底下来。毛森发现手下的黄锦堂本来没干过什么有油水的差事，最近却阔绰得很，新买了美国汽车，天天一身高级西装，到歌厅酒楼挥霍享受。毛森立即想到黄锦堂是浙江嵊县人，而在上海干绑票的以嵊县帮最为有名，莫非黄锦堂与之有瓜葛？他又想起，前段时间黄锦堂经常跑上海、无锡一带办事，这段时间就消停了；而且，荣案之后，作恶不停的嵊县帮立即销声匿迹…… 这么多疑点出现在毛森脑子里，毛森按捺不住兴奋，把黄锦堂找来试探。黄锦堂进门之后，毛森一言不发，盯着他使劲打量，黄锦堂被盯得忐忑不安；毛森忽然一声：“黄锦堂，你最近尽干些什么好事？！”黄锦堂心里一惊，表面故作惊讶地问处座这话什么意思？毛森哈哈一笑，指着他的西装说：“别装疯卖傻了！看看你这身衣服，听说你最近派头可不小啊！”黄锦堂放松了下来，也笑呵呵地说： “原来处座是说我这身衣服啊。一个朋友来南京，我陪他玩了两天，他就送了我这个，还挺合身。” 毛森说：“你那朋友已经走了，对吧？” “是，前两天回去了。” “我这有个事，派你去再好不过了。” “什么事？” “就是荣德生被绑票的案子，委员长限令破案，兄弟看你去最合适，对吧？” 黄锦堂心里越来越惊疑不定，呐呐不语。毛森忽然厉声道：“你最近经常在上海和无锡，难道不知是什么人干的吗？！”黄锦堂慌乱表情越来越难掩饰，只支吾着说：“小弟无法预料，依处座的意见……” 毛森逼近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不会不知道嵊县帮吧？”黄锦堂顿时神色大变；毛森再进一步，双手按住他的肩膀、直盯着他的眼睛说：“50万美金，可不是小数目，你说说这伙人会怎么分？怎么花？” 至此，在毛森精心设计的一连串攻势下，黄锦堂已六神无主、浑身颤抖，实际已经泄露了秘密，毛森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黄锦堂被关进禁闭室。他回过神来深悔不该分得几万美金后如此招摇，现在只能百般抵赖、喊冤叫屈，可他无法解释自己最近大笔资金的来源，又讲不清荣案期间自己的行踪。在毛森的进一步软硬兼施下，黄锦堂的心理防线全部崩溃，终于交代了作案过程和同伙人员。 毛森立即部署手下军统特务搜捕，此案案犯全部落网。1946年8月27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骆文庆、袁崇杼、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8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横行上海的嵊县帮覆灭，连干8年绑票而从不失手的江洋大盗骆文庆也走到了末日。 轰动一时的“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终于尘埃落定。为表彰毛森破案的汗马功劳，蒋介石重奖他5万美金；荣德生也亲到毛宅致谢，赠送金表一只、金笔一对。 案子虽破，荣家却只收回20万美金，其他大多落投入军警方面手中，有案可查的是上海市警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截留14万美元，“以作为办案人员奖励之用”；先前被“没收”的25万美金也未如数发还。案破后，相关人等还不断登门索取酬金。荣家为此事前后共耗费60万美元，超过了绑匪勒索的款额。这笔巨款全靠向下属企业摊派，荣氏集团的事业受到沉重打击。荣德生一案中，“肉票”被绑，家人出巨款赎回，然后案破，罪犯受惩，这是绑票案的“正剧”。下面我们来看看绑票的一个“喜剧”，那就是1927年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被绑。 对读书人来说，商务印书馆可谓大名鼎鼎。它创办于1897年，以出版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在民国时期，《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重要刊物，《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都出自这家大型出版机构，他们还出版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的学术名著和外国小说名著，影响极为深远。 直到今天，商务印书馆依然是出版界巨头，即便是不读书的人，只要上过小学，就必定接触过商务印书馆的产品——《新华字典》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 不过，它虽是出版业的旗舰企业，在文化出版界地位极高，但图书业利润平平，不是财源滚滚的工商、金融公司。在其最盛时，资本为150万元，跟荣氏集团的过亿资本无法比拟。而且荣氏家族控有多数股份，而商务印书馆股东很多，董事会由选举产生，没有谁占大头。 1903年入股并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张元济是位文献学家和出版家，却不是资本家；他的收入来自薪金和分红，虽然不算低，但离被绑票的“规格”还远得很。 因此，张元济被绑，演出了上海滩层出不穷的绑票案里的一幕喜剧。 1927年10月17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张宅门前停下，车上闪下5条黑影，凶神恶煞般猛砸大门，然后用枪把开门的佣人逼进门房，咚咚咚直闯进张家二楼饭厅。 60岁的张元济正和妻子、儿子和侄儿一起吃饭，忽见几条大汉气势汹汹闯入，站起正要问话，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指着他叫道：“就是这一个！”于是众大汉一把架起张元济，在张氏家人极端惊恐的注视中连拖带拽劫持下楼，塞进门口汽车里绝尘而去。张元济被绑票，立即轰动上海，大小报纸、包括日本报纸都登出消息。张家当即到租界巡捕房报案，可就在张元济被绑的同一天，上海租界发生了上海盐业银行总经理倪远甫和宁波巨绅薛顺生被绑两起大案，疲于奔命的租界警方对张案毫无热情和精力。张家和商务印书馆同仁只能与绑匪联系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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