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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多少事-5

作者:谢轶群 字数:21965 更新:2023-10-09 10:34:12

毕竟,中国的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唾弃封建皇权的全新阶段,公然挑战时代大潮,只会被潮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冲得万劫不复。    梁启超在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之后,即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反驳。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理论精辟、笔锋犀利,袁世凯闻讯欲以20万元买下,不公开发表,遭梁启超拒绝;袁世凯又派人以4万元稿费的价码,请严复著文驳斥梁启超,严复同样不为所动。    对袁世凯居然要称帝,袁世凯政府的上层人士里一样有人立场鲜明地反对。张謇对袁世凯苦口婆心,“陈是非,说利害,达二小时之久”,劝他做中国的华盛顿,而不要学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    北洋军的嫡系大将们一贯为袁世凯驱使,惟有这次例外。一则袁世凯称帝是为他袁家子孙造福,却对北洋将领不利——不称帝,袁世凯死后各大将还有当总统副总统的可能,而一称帝,就是伺候了老子还要伺候儿子;二则段祺瑞、冯国璋头脑清醒,十分明白现在再走封建帝制的回头路是何行为。    段祺瑞受袁世凯栽培,对袁世凯忠心耿耿,但这位极具个性的将领忠于袁世凯却坚决反对恢复帝制。出于忠诚,他对袁世凯两次倾心相劝。见袁世凯不以为然,段祺瑞动情地说:“总统,祺瑞跟随总统20多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赤诚可鉴,请大总统三思!”    那位冯国璋,对“老帅”是否昏了头真想当皇帝将信将疑,就当面试探道:“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那时“劝进” 风起,袁世凯演“推却”演得正在状态,就一下涨红了脖子,气乎乎地说:“外人这么说,你怎么也这么说?你还不知道我吗?当皇帝不就是为了个子孙,而我大儿子是个残疾人(袁克定骑马摔过重伤,行走不便),二儿子是个文人浪子,其他儿子也没这个才能,我当皇帝传给谁?再说了,自古帝王之家有几个好下场的!我有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让他在那边置了点产业,你们谁再逼我,我就出国去!”    冯国璋对“老帅不糊涂”深感欣慰,再听到袁世凯想称帝的议论,他立即予以驳斥。不料,接下来袁世凯帝制自为一步比一步露骨,冯国璋才知自己受骗,又寒心又愤怒,从此对袁氏的帝制活动只做壁上观。  社会上的名人,袁世凯拉拢梁启超不成,就打起章炳麟的主意,如果这个素来和孙中山不睦、性格偏执、目无威权、人称“章疯子”的开国元勋级人物声明支持帝制,该是多大号召力。袁世凯把章炳麟请到北京,不料老章一听袁氏用意,立即大骂不迭。拉章不成,袁世凯就把他软禁在龙泉寺。章炳麟先对给他送被子的袁世凯二子袁克文说:“归告汝父,勿发皇帝梦!”后索来纸笔,大书“袁贼速死”四个尺多高的字高挂在墙上。    的确,袁世凯是贼:对清室来说,他窃了大清国;对人民来说,他窃了民国。    已决心一条道走到黑的袁世凯对反对声浪充耳不闻,他把总统府更名新华宫,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紧锣密鼓地准备起1916年元旦的登基大典。    打破袁世凯皇帝迷梦、宣告其“民意”破产的有力一击终于来临: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成立护国军,讨伐国贼袁世凯!    蔡锷,一个令袁世凯又爱又怕的名字。他和宋教仁一样,是天才人物,在长沙时务学堂读书期间,深受当时任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的赏识;他是辛亥元勋,1911年10月,年仅29岁的蔡锷发动重九起义,光复云南,任云南都督,在整个西南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力。    在云南任都督期间,蔡锷不聚敛,不营私,其志不在小。袁世凯对他赏识有加,1913年调其入京,想重用却又深忌他跟自己可能不是一心,就一边拉拢一边防范。袁世凯启动称帝之后,密切观察蔡锷反应。    蔡锷和这位近代第一枭雄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然而又扣人心弦的斗智。在北京举行的“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改行帝制的“请愿”上,蔡锷二话不说,第一个签名支持。然后,他一头扎进妓院林立的八大胡同,淹没在风月无边中。    袁世凯没有笨到看到他签名就放心的程度,他并不指望蔡锷支持,分析着蔡锷的态度:签名支持只是他表明不会在称帝上跟自己作对,沉迷妓院是表达对自己的失望。好,只要你不作梗就行!    称帝逐渐进入高潮,蔡锷请假到天津日本共和医院看病,就在袁世凯紧张起来的时候,蔡锷却返京销假;接着,他借和名妓小凤仙携手同游之机,在北京东火车站上车再去天津,袁世凯立即派人来“探望”,蔡锷取出早准备好的医生诊断书出示,提出要去日本看病。    他确实患有喉疾,袁世凯不怀疑他的病情,也觉得他要跳出来作对的可能性不大,就让蔡锷去了日本。    老虎脱离牢笼了。到达日本后,蔡锷写下多张明信片,叫人隔段时间就向袁世凯寄一张,表明他在日本。而此时,蔡锷已秘密登上轮船,到达香港后再向云南日夜兼程。    12月19日,蔡锷抵达他有雄厚基础的昆明,受到云南都督唐继尧等的热烈欢迎。    12月22日夜,云南全省文武官员歃血为盟,打响反袁称帝的第一枪。蔡锷慷慨激昂地说:发动护国起义,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幸亏这时有蔡锷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一个已实现共和的国家,却要倒退到封建时代,如没有护国起义的抗争,没有对共和国体的奋起维护,只能证明这是一个地道的奴隶之邦!    护国起义的发动,敲响了袁世凯帝制的丧钟。    护国军士气高涨,高歌北上,在四川和陈宦率领的北洋军3个混成旅和川军2个师交火,护国军大胜。接着,贵州也宣布独立。就在北洋军逐渐得手之时,广西都督陆荣廷又宣布广西独立,有力支援了护国军。再接下来,在段祺瑞、冯国璋的暗示下,北洋军屯兵不前。    护国起义和护国军出征,是云南这个边远穷省为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护国运动中,云南官兵伤亡过万;云南教育经费充作军费,境内五六万匹骡马都被征用,人民肩负了沉重负担,以致胜利后云南运输阻滞,商务萧条,财政枯竭,多年恢复不了元气。    云南爆发护国起义,好比在全国反对帝制的烈焰上浇了一瓢油。著名的保皇派康有为写信给袁世凯,直呼“慰亭总统老弟”,劝其赶紧退位;亲信徐世昌从河南来电警告:现在取消帝制还来得及,否则将不可收拾。    护国起义已令袁世凯深受巨大刺激;在镇压中,最令袁世凯震动和丧气的,是他信任的冯国璋、靳云鹏、李纯、朱瑞和汤芗茗五将军来电,要求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安人心。    称帝把全国搞成了一团糟,外国立即做出强烈反应。驻京使团来电,指责说“变更国体,民不尔附,强项而为,徒召乱阶”。袁世凯的“洪宪”王朝,根本就没得到国际承认,凡是署名“洪宪”的外交公函,一律被退回;袁世凯只好仍以总统名义和国际打交道;这番不伦不类,使国外报纸以“皇帝总统”来滑稽地称呼他。    穷途末路的袁皇帝还在垂死挣扎,他急调他能调得动的军队扑往西南,对护国运动严令镇压。在他的“新华宫”内,袁世凯挑着大拇指,一遍遍地说:“反正我要做个好皇帝,反正我要做个好皇帝!”    无比精悍的一代强人,在帝王梦的纠缠下,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  事实让袁世凯逐渐从迷梦中醒来,袁克定假报纸的败露让他再受沉重打击。他的女儿袁静雪让丫头出去买蚕豆,蚕豆用一张《顺天时报》包回。袁静雪边吃蚕豆边看报纸,觉得这张报纸论调跟平常在家看到的大不一样,疑惑中就送给袁世凯。袁世凯这时才知道,他被儿子袁克定用假报纸骗了!    暴跳如雷的袁世凯手执皮鞭,一边痛骂袁克定“欺父误国”,一边将袁克定抽得满地乱滚。    袁世凯身心俱疲。他想起了自己当年也是用假报纸欺骗裕隆太后,想起了称帝前那些汹涌的“民意”原来竟如此虚幻;他还想起了自己前些天晚上看见一颗大星星陨落天际,这样的景象以前他也看到过一次,结果不久李鸿章就死了,这回莫非轮到自己?他又想到袁家上几代没一人活过59岁,如今自己也已58,莫非也同样过不了这个槛?    而在后院,袁克定“欺父”而被袁世凯暴打、失去信任之后,她的一群姨太太为立谁的儿子当“太子”的争抢立即进入白热化。看着一团糟的国,和乱哄哄的家,袁世凯叹息一声:“你们都别争了,准备跟我的棺材回河南老家吧!”    终于,袁世凯强打精神,请出因反对帝制而请假在家的段祺瑞,表达悔意,让段祺瑞来帮他收拾残局。    袁世凯接受帝制之时,段祺瑞在家里叹道:“项城作孽!”现在,段祺瑞的妻子张氏高兴地说:“老头子总算醒了!”    段祺瑞在家期间,已在考虑如何平息事态,这时就提出几项条件:取消帝制,宽容西南起事人员,采取和谈方式解决问题。这些条件,又跟当年袁世凯出山时向清廷提的条件差不多。此时人心丧尽的袁世凯,就好比当年的清廷。    1916年3月23日,看到段祺瑞并不反对他仍然当大总统,袁世凯终于发布退位文告,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    袁世凯的皇帝岁月,满打满算83天。这份文告出自王式通之手,先大讲称帝不是袁世凯本意:“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又轻描淡写称帝行为:“……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周,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籍塞众望,并未实行。”    文告通篇仍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表明袁世凯虽宣布取消帝制,但他还是民国大总统。    然而西南反袁力量绝不会对他如此轻轻放过。1916年4月,西南方面发布六项要求,极为严厉:一、袁世凯退位,免其一死,但必须滚出国外;二、杀杨度等13名鼓吹帝制的祸首以谢天下;三、筹备登基大典及用兵费用共6千万元,由袁世凯及那13人的私产赔偿;四、剥夺袁氏子孙三代公民权;五、按《临时约法》,选举黎元洪为大总统;六、除国务外,文武官员仍按旧职,但关于军队驻地,必须接受护军都督指令。    袁世凯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和西南议和。但因为称帝,他的北洋系在短短时间由铁板一块而几乎分崩离析。现在袁世凯能依靠的就是段祺瑞了,可他对羽翼已丰的段祺瑞又很不放心,段祺瑞深知袁世凯心理,不得到充分信任,就又回家拒不出来。    袁世凯无奈,答应他所有条件,段终于答应任国务卿。一上台,段祺瑞立即将政事堂改回国务院,国务卿改回国务总理,并撤销统率办事处、总统府机要局和军政执法处。这番景象,跟当初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清朝所有大权都落入其手时几乎一模一样。    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做为,这时的袁世凯,在心里大骂段祺瑞“别有用心”之余,是否也在感慨报应不爽?    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中,袁世凯又受致命一击,他的大将、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茗竟也向他宣布独立!    袁世凯彻底被击倒,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死去。辗转病榻的袁世凯,一定在想着他这一生。从清廷重臣到民国总统,他表现出了怎样的盖世谋略,走过了一条多么眩目的风云之路;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到最后,竟会以一个小丑的形象谢幕!    后世提起他袁世凯,不会说他有雄才大略,不会记得他曾有所做为,甚至也不会立即提到他在对手如云的乱世能走到制高点的能耐——首先想到的竟是:袁世凯啊?知道,他拼死拼活,做了83天皇帝,然后淹死在全国人的唾沫里——83天,哈哈!    更加想不到的是,本可以走上现代宪政道路的中国,因他袁世凯的皇帝迷梦,从此要走多少弯路;如果他那犀利的目光,盯的不是那顶应放在博物馆里的皇冠,那他在中国历史上该有怎样的千古重量!    他最后岁月的袁世凯是什么心情?后悔?羞愧?恼恨?恐惧?绝望?沉浸在身败名裂、众叛亲离黑暗深渊中的袁世凯,是否在责问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放着好好的大总统不当,那么多人拉都拉不住地要当这个皇帝?或者在无声地愤怒呼喊:我不就是当个皇帝吗!自古以来,最强大的人不都是做了皇帝吗?!    他的心头到底回荡着什么样的声音,没有人知道。    死去之后的袁世凯,尸身肿胀,所有衣服都无法穿上,家人情急之下,想到他那件称帝时所穿的大龙袍。取出一试,确实可以穿上。于是,身败名裂在皇帝梦上的袁世凯,在咽气之后,依然穿着他心爱的龙袍。    段祺瑞终是感恩之人。万众唾弃的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仍以元首之礼厚葬,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一天;学校停课一天;公职人员停止宴会27天。在财政万般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银元为丧葬费,由河南营建墓地。这个墓占地140亩,花2年时间才完工。    秋风起时,衰黄的墓草瑟瑟抖动。 (本篇完)民国多少事......6●●●民国最大闹剧:“辫帅”张勋复辟●●●    就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一年多以后,民国再次发生了一次复辟事件。袁世凯复辟,因其实力强大,蓄谋充分,人们一般把他的复辟称为“丑剧”而不叫“闹剧”,这里包含了袁世凯称帝虽然胡闹,但却是民国史上一次关乎国体的重大事件、其行为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叫人不敢小视之意。    而发生在1917年夏天这次复辟,却是一个地道的闹剧,就好比一出戏演得好好的,忽然一帮小丑冲到舞台上,把正经演出的人踢到台下,张牙舞爪向观众宣布自己才是主角,自己带来的剧本才是正戏;大家正瞠目结舌的当儿,这帮小丑喘的气还没平下来,忽然哗啦一下又被扫个干净。当时国人对此啼笑皆非,外国笑掉大牙。    做为民国最大闹剧的这次复辟,就是著名的“辫帅”张勋复辟。    讲这次复辟,首先就要讲这个张勋。十分热爱清朝皇帝、一提清帝就眉飞色舞的阎崇年老师对“张勋复辟”这个提法十分不满,在电视上讲课时特意讲重语气强调:“应该叫‘张勋兵变,溥仪复辟’!”在他老人家心里,张勋又不是皇帝,有哪门子资格“复辟”?复辟的是宣统皇帝嘛!    这样讲的话,似乎是要严谨一些。但我还是认为,这个闹剧叫“张勋复辟”一点也不错,因为当时溥仪同学只有12岁,正在师傅们的督促下趴在桌子上写他那些今天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作业,哪来的复辟能耐?梦想复辟的前清遗老的确有一些,可在民国成立以后都是落花流水,毫无把梦想付诸实践的可能。袁世凯搞复辟期间,这帮人开始兴奋了一把,以为是要把溥仪再又扶上皇位,不料称帝的是袁世凯自己,根本没皇室什么事。他们大失所望,悻悻而退,对袁世凯完蛋怀着十足的幸灾乐祸。    没有这个张勋,就绝对不可能有这幕闹剧,溥仪重温了12天的皇帝梦,遗老们大振了12天精神,全国人民傻眼了12天,全拜张勋所赐。    这个张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江西奉新县赤田村人,幼年家贫,无以为生,就到离他家不远的江际头村一个姓许的人家当书童,许家的主人是当时任两江总督的许振伟。张勋当了好几年书童,觉得毫无出路,就灵机一动,假造了许振伟的推荐信,偷盖了老许的印章,跑去投奔清军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长官见此人持总督推荐信而来,不但立即批准入营,还格外关照;而张勋入伍后也任劳任怨,忠勇可靠,就一帆风顺地升了上去。1895年到袁世凯手下任管带,1899年任总兵,到辛亥革命时,他已经是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这样的大人物了。    许振伟后来知道张勋从军是假造了自己的推荐信,但那时张勋已经得志,许振伟岂好追究?就做个顺水人情,承认此事。    张勋的性格,最突出的是实心眼,也有些憨厚,传统的信条,他样样顽固遵守。辛亥革命之时,清王朝已墙倒众人推,多少掌权带兵的人一夜之间就反了水,可他绝不。他认为自己受了如山皇恩,哪能背叛?江浙联军攻打他守备的南京,成为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民军血战十天才把南京光复;而此期间,张勋满城盘查,发现剪了辫子的一律处决!    南京之战中,还有这么个趣事。张勋那时已57岁,妻妾成群,却又新买了一个苏州美女为妾。张勋为她取名“小毛子”,十分宠爱,众人皆知。败退徐州时,张勋仓皇失措,没顾上小毛子,致使小毛子在下关被民军捕获。陈其美闻知,想出一个很损的主意:他建议把小毛子押到上海张园展出,参观者每人次收钱4角,这样估计可以筹集军费10万元!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相反,命津浦铁路局局长陶逊把小毛子送到离徐州很近的宿县,还给了张勋。    失掉小毛子的张勋烦躁不已。他其他的姨太太早对小毛子一人夺宠醋意大发,这下小毛子落入敌手,于是个个都跑过来争宠,正在郁闷的张勋张开五指,将众姨太一顿暴打。又有参谋长来报告江防兵伤亡情况,张勋极不耐烦:“丢了几营兵算什么?老子把小毛子丢了!”    得知民军把小毛子送回,张勋喜出望外。虽然和敢造皇上反的民军是生死对头,但他有恩又报恩:为感谢归还小毛子,他把从南京劫持来的14辆机车、80辆客车归还津浦铁路局。这些车辆后来在南北之战中为南方革命军还发挥了不小作用。    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发迹后,对家乡父老照顾得那叫一个周到: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啥少啥,只要开口,张勋包管。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出钱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东西南北中各一座;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有自己的发电机,在里面唱戏,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张勋个个给奖学金;至于奉新县的大学生,吃穿度用,一切都由张勋包圆。    这样的做法,当然为他在家乡赢得了活菩萨的口碑。每年正月初一,大批的江西老表都去给张勋拜年,津浦铁路局每年这个时候都要为他们准备专列。张勋对来拜年的老乡殷勤款待,大宴三日;老乡们临走,带上大包小包土特产不说,张勋还每人给100大洋的压岁钱——100大洋是什么概念?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是8个大洋!    对于同乡向他求职或求帮忙的,一律办到。在他得势期间,奉新一县当过县知事(县长)的就有47人!  张勋还酷爱京剧,多年沉醉,十分内行。1922年,复辟失败已5年的张勋在家开堂会庆祝他的60大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和80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这些在京昆界赫赫有名的大腕齐集张家花园,成为梨园行的一场空前盛会。这些角儿不敢糊弄内行张勋,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卖力演出。张勋送给孙菊仙的报酬竟是600大洋,感动得孙菊仙热泪长流,声音颤抖地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张勋死时,孙菊仙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这么多张勋的生平轶事,也充分说明张勋这个人的传统性,他的性格、信条、趣味是完全古典式的,有机会就拥立溥仪复辟,十分符合他的思想逻辑。如果他发达后对乡亲薄情寡义,如果他爱好的不是京剧而是话剧,那就是另一个张勋,可能也做不出头脑一热就在民国已成立6年、并有袁世凯败亡在前的情况下还搞出复辟的事来。    虽然他力保清廷,但由于他手握重兵,民国建立后也无法追究他,他继续是一方诸侯。这个时候,张勋开始被叫做“怪物”,原因是辫子。    他自己坚决不肯剪辫子,也禁止手下士兵剪。对劝他剪子辫子的人,他勃然大怒:“谁敢碰我的辫子,我就和他同归于尽!”后来袁世凯觉得一个民国军队将领还拖着辫子,实在说不过去,就亲自劝他。面对大总统的劝告,张勋依然我行我素。    张勋在心里是实打实忠诚于清朝的,现在无法为清朝效力,就坚持留着这条辫子,以表心意。    在民国依然留辫子,为什么就会被人称为“怪物”?这得从辫子在中国的历史说起。    清军入关之后,顺治皇帝于1645年下令,汉族男子必须剃发梳辫,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    在那明末大乱世,清军入关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多大的“亡国”之痛,因为日子已经够难过了,谁来做皇帝跟老百姓没关系,说不定关外的人来做皇帝还会让我们好过一些呢?反正谁来做皇帝,我们都是做老百姓,生活状态不会改变,也就无所谓“亡国”,也就是“改朝换代”而已。    可是这个“剃发令”却受到空前抵制。人们惊恐地发现,这回改换的不是朝代的名字和皇帝,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风俗;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痛,虽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剧痛的来源——自己的文化被摧残、被强行改变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八十一日,长江中下游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反抗,就是为了抵制这个辫子,那时的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赞颂江阴八十一日的一幅对联写道: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留不留辫子,成为一个最重大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民族尊严问题。    在血腥镇压下,人们终于被征服了。这根辫子从此留在了国人头上,一留就留了260多年,从当初一个被拼死抵制的东西,变成了历史传统的一部分。  从审美上说,这根起源于游牧时代的辫子从未给初见者以美感:在头顶中间拉一条线,线前面的头发剃光,线后的头发留起束成辫子,活象英语里的“Q”字。到了鸦片战争,封闭的国门终于打开,外国人走进来也有部分中国人走出去,中国人这根独特的辫子一下成为焦点。    19世纪中期来中国的英国人灵里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而在檀香山留学的少年孙中山,成绩极其优异,每次考试有人问:“谁第一?”便有人答:“就是那个长着猪尾巴的!”    辫子,和中国的积贫积弱一起,成为了中国人的耻辱。    剪辫运动,在清末必然兴起。最早的自然是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因不留辫而被称为“长毛”;接下来是派出的留学生,因留辫而在国外受尽侮辱,有人愤而剪辫,以致清廷派驻海外官员的一大职责是严厉约束留学生剪辫;1895年开始,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海外成员开始剪辫,剪去辫子的孙中山摄影留念,形象十分潇洒;1898年1月,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    官方第一次开始讨论起辫子问题是1898年夏,维新运动中,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直言建议剪去发辫。他把剪辫提到了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认为:“断发虽始于热地之印度,创于尚武之罗马,而泰伯至德,端委治吴,何尝不先行断发哉?”而且,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因此,他请求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实施变革之际下令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    这个奏议没被批准,但剪辫潮流不可阻挡了。    1900年,新加坡华侨集体剪辫;1903年,在归国留学生带动下,内地有青年学生开始剪辫;1906年,新军里有士兵为了操练方便而剪辫,随即被制止;1910年,清末新政中组建的资政院第一届常委会开幕,一名叫罗杰的议员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接着,来自湖南的议员周震麟又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最后,两议案以大多数议员赞成获得通过,然而部分王公贵族激烈反对,有贵族说:“发辫亡,中国虽不亡,大清国亡!”;1911年 12月7日,在各地起义、独立声浪中风雨飘摇的清廷下旨,允许自由剪辫。   辛亥革命后,无数的人兴高采烈、满心痛快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有人事先选择吉日,点燃香烛,拜祭祷告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剪下的辫子烧掉。更有人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一时间,剪辫的浪潮如风起云涌,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然而这条辫子已存在了260多年,也成为了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出于惰性或出于对这个“传统”的维护,不愿意剪辫子的人也有一些,一些激进者强拉别人剪辫,某些地方甚至还为此出过人命。    为推动剪辫,上海小南门内的群学会发起了义务剪辫活动,由受剪者自选发型,剪平头的一律免费;留分头的,请专业理发师来理,仅收费一角。前来剪辫的络绎不绝。有一个叫徐志棠的理发师采用奖励办法剪辫,他宣布三天之内来他这里剪辫的,不仅不收费,还奉送大肉面一碗,结果吸引了三百多人前来剪辫。此后,上海自觉剪辫逐渐形成风气。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强制剪辫法令。孙中山下达的剪辫令里说:“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    辫子,终于走到了尽头。新的、文明的生活风尚树立起来了,中国人面貌一新,再留着辫子已是一种明显不合潮流、受到社会抵制的行为了,当时有一名《越风》的杂志载文说:“不剪发走不进大衙门去说话,走不进学堂去读书。”    这个辫子是如此让人厌恶,即便是清朝大员亲属甚至宣统帝溥仪本人,对此也没好感。辛亥革命前,两江总督瑞方有个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打来电报说他也要剪辫,瑞方回电不允;儿子又打电报请求,说拖个辫子在国外多么受罪,瑞方再回电制止;儿子再打电报……电报往复频繁,为此事,电报费花去8千元。最后端方无奈,同意儿子剪辫。后来有人戏说瑞方儿子的头真珍贵,剪个辫子要花8千元。    末代皇帝溥仪,在进入民国之后,见人们大都剪了辫子,干净利落、精精神神的,也动了剪辫之意。但他这个想法遭到太妃和他的师傅们强烈反对,认为他作为皇帝,必须遵守祖先留辫子的传统,谁剪你也不能剪!溥仪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庄士敦教他英文,庄士敦也不解溥仪脑后何以要拖个辫子,讥笑它像条猪尾巴,这对溥仪刺激很大。    在庄士敦的劝说下,延至1919年,溥仪终于下决心要把辫子剪去。他喊来理发太监,叫他给自己剪辫子;太监吓得面无人色,连连磕头说不敢,哀求皇上另叫人剪;溥仪不再罗嗦,自己一剪刀干掉了自己的辫子。这根剪下的辫子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在这样的背景下,管辖几省的民国长江巡阅使张勋(相当于清朝的总督)在进入民国都六年多了,还死抱着个已成为历史陈迹的辫子不放,岂不是怪物?    张勋虽然地位显赫,但没有太深基础,在社会上更没有号召力;他那2万多人的辫子军固然是一股让中央到地方都不敢小看的力量,但要把溥仪重抬上台,把民国翻过来重变帝国,也无异于屎克郎扛巨石。之所以复辟闹剧能上演,全在一个特殊的时机——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握在北洋头号人物、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两人都想掌权,于是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斗得不亦乐乎,“府院之争”给了张勋以绝好的趁虚而入的机会。    袁世凯在世时,颁布约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由现任总统指定三个;他仿照清朝“立储”,制定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操作法则:生前写下这三个继任候选人的名字,藏之“金匮石屋”,死后再拿出拆封。袁世凯咽气之后,众人取出这个名单,上面赫然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    这个名单有点出人意料,特别是袁克定。看到老爸的名单上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袁克定面色惨白。的确,袁世凯曾有意传位给他,但在假《顺天时报》事发之后,袁世凯对他已灰心、憎恶;另外又考虑到,自己为个皇帝大梦已众叛亲离,再让儿子接班也一点支持率都没有,指名要儿子继位,很可能把儿子送进了火坑。因此,袁世凯在临死前,把名单上的袁克定换成了段祺瑞。    看到这个名单,北洋大将们心里个个一阵盘算。袁世凯一死,全国最具实力的人就是段祺瑞,但他在名单上只排第三;黎元洪这个副总统本的确应是当然继任人,但他不是北洋系,又毫无实力。还是徐世昌老滑,就在袁世凯刚咽气的遗体前,他提出:根据《约法》,应举黎元洪为总统。因为黎元洪不但是西南反袁各省能接受的人,而且他无法跟北洋人物抗衡,供起他来为虚位元首,而北洋系掌握实权,再好不过。    徐世昌的聪明还在于:他只说“根据《约法》”,却不说根据的是被袁世凯废除的《临时约法》还是袁世凯颁布的正式《约法》 。而不管是新约法还是老约法,都可举黎元洪为总统,段祺瑞想当大总统也张不了口。    1916年6月7日,即袁世凯死后一天,段祺瑞发布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国务院通电。    这个黎元洪,虽贵为民国副总统,但在大总统袁世凯死去前后,所有大事一律没份,只由北洋系操办。  黎元洪本在武汉当着副总统兼湖北都督,有滋有味,但他人不到北京,袁世凯哪里放心,再三督请之下,1913年年底,派段祺瑞到武汉,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终于将其“请”到北京就职。到北京后,袁世凯迎接他的礼节不下于招待孙中山,但欢宴过后,给他安排的下榻处竟是慈禧太后当年囚禁光绪的中南海瀛台!黎元洪叹息一声,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成了袁世凯手里的光绪。    自知失势的黎元洪只能夹起尾巴,当着这个名为全国第二号人物、实则啥用不管的副总统。袁世凯见他老实,也乐意和他搞好关系,在称帝期间,为得到他的支持,还叫一个儿子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二人结成亲家。    北洋系一贯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特别是段祺瑞。段祺瑞极具个性,他精悍能干,叱咤军界,是北洋第一大将;又工诗善画,酷爱围棋,文化程度远高其他老粗军官;而且段祺瑞毕生清廉,视钱财如粪土。自负有才又有德,段祺瑞对人从来不巴结逢迎,只以实力说话,因此是有名的心高孤傲、争强好胜,有“北洋之虎”之称。    对这个黎元洪,段祺瑞是一百个瞧不起。早在前清时,段祺瑞最后当到湖广总督,而你黎元洪最大不过一个旅长。辛亥革命推翻清廷,人说黎元洪有“首义之功”,而段祺瑞认为清廷是袁世凯和他搞掉的,他在前线联合北洋将领发出的威胁电文才直接造成了清帝乖乖退位;至于你黎元洪,谁不知道你是被起义士兵强逼成湖北都督的?    段祺瑞眼里的黎元洪,就是一个无能平庸之辈,只会靠“仁厚”、“和蔼”来赢得别人好感,因此对自己要屈居这个人之下,感到十分不平;在黎元洪任大总统后,他这个国务总理根本就视黎大总统如无物。    对袁世凯,黎元洪自认不如;但对段祺瑞,黎元洪却很看得起自己。他参加过甲午海战,失败后投水,准备以死殉国,被人救起;在历任军官职位上,他宽厚仁爱,爱护部下,一直深受士兵爱戴;武昌起义后固然是被逼为都督,但在那个险恶形势下,他出任都督担了多大风险、又为稳定人心、壮大革命声威起了多大作用?那时如果没有他在湖北统率一切,哪有后来那么好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得了17票里的16票,而他黎元洪当选副总统,却是全票!而且,西南护国起义者提出的六项和谈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要他黎元洪担任大总统!这就是人心评价!    尤其让黎元洪欣慰的是,他投身共和以后,对维护民国国体做到了坚贞不二。袁世凯图谋称帝,他这个袁世凯的亲家公开反对,受到拥袁者的多次谩骂;袁世凯接受帝制两天后,发布的第一道敕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有人劝他明哲保身接受王位,黎元洪说:“我意已定,宁死不受。”袁世凯又派裁缝来量做亲王制服,被他逐出;袁世凯以为黎元洪最终会接受,于是再次颁布敕令,并命“九门提督”江朝宗来宣封,黎元洪这次干脆见也不见江朝宗,江朝宗只好耍赖,长跪高呼:“请王爷受封!” 黎元洪大怒,从房间疾步奔出,指出江朝宗的鼻子大骂:“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    由于黎元洪众所周知的反对帝制的鲜明态度,蔡锷逃出北京前特地秘密拜访黎元洪,并请黎元洪静侯佳音。当蔡锷在昆明打响了反对帝制第一枪后,黎元洪击节赞道:“松坡(蔡锷的字)不愧英雄本色!”    现在轮到自己担任大总统,黎元洪一点也不买北洋将领“拥戴”的帐,他在就职仪式上非常明白地说,他是根据民元约法(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任总统的,也就是说,对什么袁世凯的《约法》,什么“金匮石屋”,什么北洋系的“拥戴”,统统不认帐。  然而黎元洪自知段祺瑞等重兵在握,他迫切需要增强自己的筹码,因此一上任就要求重开国会;而段祺瑞说国会一开,政府行权就受到很多牵制,意在拖延。是否重开国会,是总统府和国务院的第一次争执。在南方各省的坚决要求下,段祺瑞无奈让步。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下令重开国会;接着,国会召开,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    国会重建增大了黎元洪的力量。段祺瑞对此自然十分不爽,对黎元洪摆出在他之上的大总统架势,段祺瑞非常恼火,说:“我是要他来签字盖章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头上的!”黎元洪当然也不敢过火,只说:“总统是婆婆,不是媳妇;婆婆可以少管事,但不能媳妇命令一切。”    “府院之争”一步步升级。段祺瑞准备安排他的亲信门生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为人也是跋扈独尊,极象他的老师段祺瑞,黎元洪对这一任命一口否定,说:“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可以答应,惟这件事不行!”他坚决拒绝为这一任命文件盖章。后在徐世昌的调和下,黎元洪终于同意盖章;段祺瑞也答应了黎元洪一个要求:凡重大事项,要报总统。    段祺瑞瞧不起黎元洪,从不以“下级”、也就是总理身份去总统府,现在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就所有往来事务都交给了徐树铮办。徐树铮有时拿文件给黎元洪用印,黎元洪就文件事项问了几句,徐树铮就不耐烦地说:“叫你盖章,你盖就是,我忙得很,哪有那么多时间!”气得黎元洪半死。    接下来,徐树铮和内务总长、国民党人孙洪伊大干一场。在国务会议上,孙洪伊指责徐树铮的手伸得太长,什么都管;徐树铮却说难道你孙总长做的事别人就不能问吗?孙洪伊按捺不住,挖苦道:“阁下的大才,我很佩服,只可惜总理没有提拔你当国务员,这是国务会议,阁下只有当上国务员才有资格发言呢!”    两人各找靠山泄愤。段祺瑞说:“孙总长也太不象话了。”黎元洪则说:“徐秘书长未免欺人太甚。”10月18日,徐树铮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文件去见黎元洪,要求黎元洪盖章,黎元洪吃惊不小,予以一口拒绝;徐树铮连去四次,黎元洪连拒绝四次。最后一次,徐树铮粗鲁地说:“总统不盖印,就只能不准伯兰(孙洪伊的字)出席国务会议啦!”黎元洪忍不住大怒:“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徐树铮傲慢地说:“这是总理说的话!”    10月24日,段祺瑞拿着将孙洪伊免职的文件亲自去见黎元洪,要求盖印,黎元洪仍然拒绝。段祺瑞不再客气,发起虎威,气势汹汹地说:“如果总统不同意把孙洪伊免职,就把我免职吧!”黎元洪抵挡不住,只好提出让孙辞职,而不是免职。而孙洪伊脾气又刚烈得很,声称除非被总统撤职,他绝不辞职。    事情越闹越大,徐树铮就退一步,提出孙洪伊辞职,“以维护总理威信”,然后戴职出洋考察,或者安排别的职位,比如外放省长。不料孙洪伊声明:“什么官我都不要,只要维持我的人格,我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    这个“三不”让段祺瑞气歪了鼻子(他的鼻子本就向左歪,生气时尤甚),他咆哮道:“好,大家都辞职,让他孙洪伊一个人去干!”    受够了窝囊气的黎元洪巴不得段祺瑞辞职。在谋士的建议下,他决定请出在河南隐居的北洋元老、在袁世凯写的继任总统名单里名列第二的徐世昌来当总理,把段祺瑞赶下台去。    府院相争以来,徐世昌一直在中调解,这下黎元洪要赶下段祺瑞、请他徐世昌出山,徐世昌却绝不干这样的事:一则他知道段祺瑞的实力和秉性,谁能赶得下他?他要辞职云云,只是气话;二则要他徐世昌出来配合黎元洪和段祺瑞作对,然后在黎元洪手下当差,他也绝对不愿意干这种事。因此他提出一个“拥护元首,维护总理,不入政界”的条件,如黎元洪答应,他就进京调停府院之争。    黎元洪以徐代段的想法落空,只好接受徐世昌调停。徐世昌提出的办法是府、院两边各打50大板,将孙洪伊的内务总长和徐树铮的国务院秘书长一起免去。在徐大佬的面子前,这一办法被双方接受,一轮危机平息下去了。    府院之争越演越烈。张勋在徐州紧盯着事态发展。什么总统府,什么国务院,在他心里屁也不算,只有大清、皇上、**这些东西他才认为是神圣的,中央斗争得越激烈越好,越激烈、越两败俱伤,他复辟“理想”的实现才可能越大。    终于,一个“对德宣战”案让他的良机来了。  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打了2年半,中国一直置身事外,取中立态度。该年2月,美国宣布同德、奥绝交,准备参战。美国希望中国和它采取一致行动,美国公使奉命频繁拜会中国总统、总理,表示如中国参战,将给中国优惠条件,借款给中国做军费。在美国的活动下,中国政府同意参战。    3月1日,段祺瑞率全体阁员来到总统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黎元洪表示这个问题要先交国会讨论;2日,段祺瑞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各政党领袖座谈,对德绝交获得国会人士赞同;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4日,段祺瑞再来总统府,请黎元洪在政府向国会递交的咨文上盖印。盖印后交国会,因段祺瑞事先已取得国会赞同,一盖印交过去表个决,对德绝交的整个手续就办完了。    不料黎元洪在手续齐备的情况下坚不盖印,说不能“草率从事”,又提出要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才可决定。    黎元洪节外生枝,段祺瑞气得鼻子歪到一边,强忍怒气再做解释;黎元洪却说大总统有宣战和媾和的特权,应对一切负责。段祺瑞莫名其妙又恼怒万分,吼道: “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作梗,这个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当天,段祺瑞就丢下国务院的事物,离开北京跑到天津生闷气去了。    中国对德绝交,本来在美国的游说下,黎元洪是早已答应了的,可到要落实的时候,素来老实、并不敢主动向段祺瑞找茬的黎元洪却变了卦,这里的原因在于:日本听说美国以优厚条件介入中国外交,怕自己失去了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赶紧也扎进来,许以更实惠的条件支持中国参战;段祺瑞本就是亲日派,就跟日本密切起来——同是参战,这样主导者就是日本而不是美国了。美国看到,日本要主导中国的外交方向了,就改变态度,由鼓动中国参战转变为反对中国参战。黎元洪是美国看好的人,就按美国调整后的调子反对中国对德绝交。    段祺瑞负气出走,本来正中黎元洪下怀,但马上他就发现段祺瑞这一走还真有走的实力:他一走,黎元洪就找不到够分量的人做总理了。请徐世昌,徐世昌不干;请王士珍,王士珍是段祺瑞的同门,不可能“卖友”。而全国各路军阀还是服气段祺瑞,纷纷发通电要求挽留段总理。黎元洪无奈,请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到天津请回段祺瑞。    段祺瑞扬眉吐气地回到北京。对德绝交案,黎元洪自然只有盖印,国会也迅速通过。然而段祺瑞还要对德宣战。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并把整个山东划为了它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爆发后,日本向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段祺瑞看准协约国必胜,力主参加这场大战,德国败后,中国就可做为“战胜国”从日本手里收回山东权益。支持中国参战、允诺提供军费借款给中国的日本,可能没想到段祺瑞肚子里还有这个主意。    对德绝交已让总统府和国务院闹翻了天,对德宣战更是狂澜迭起,直接造成了张勋的复辟良机。    跟美国关系密切的黎元洪首先不同意宣战;国会也不同意宣战,在议员们看来,中国干吗要趟欧洲那个混水,中国又哪里是去打世界大战的料?搞个绝交就不错了;各省军阀也不同意宣战,因为他们最怕要调自己的兵上战场,会削弱自己的实力。    段祺瑞不怕黎元洪,也不怕国会,但他怕得不到军阀们的支持,枪杆子不同意才真玩完。因此他紧急召开督军会议,全国10个省的督军和其他省的督军代表到会。段祺瑞在会上面授机宜:所谓宣战,其实不用出兵,只要派些劳工去欧洲就可以了,协约国胜利后中国就是战胜国,很讨便宜;而且,参战期间,各位将军还可以借此机会壮大自己的军队!    各省军阀对此当然十分高兴,态度一下由反对宣战变为支持宣战。在段祺瑞的操纵下,他们组成“督军团”,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压。    黎元洪对军人干涉外交事务震怒不已,他在总统府对前来鼓动宣战的督军团吼道:“宣战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你们责在守土,不许侵犯大总统的特权!”    可黎元洪毕竟是纸老虎,抵挡不了军人的攻势,5月6日,只好在议案上盖印,然后寄希望于国会否决。    国会这一关,如果段祺瑞妥加布置,通过不太困难,段祺瑞本已开始疏通国会,回答了议员“中国参战是否因为日本给予借款”等质询。不料段祺瑞的手下傅良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象袁世凯选大总统时组织“公民团”围攻议员一样,傅良佐在段祺瑞不知道的情况下也搞了个“公民团”!这些“公民”情绪激动,包围国会,摇着旗子喊着口号要求宣战,段祺瑞看见时还以为是真的,十分满意。也许是赏钱给得够多,“公民团”非常卖力,甚至冲进会厅,激起了议员的极大愤慨,当即宣布休会,以示**。    督军团在国会碰壁,恼羞成怒之下,联名要求解散国会。对这一公然挑战国法的跋扈无理行为,黎元洪强硬了起来,宣布:“不违法,不恋栈,不怕死!眼看黎元洪已退无可退,却似乎是老天助他,这时发生了一个转折:英文《京报》披露,中国如对德宣战,日本就提供中国1亿元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回答议员质询时本已将此否定,这一下舆论哗然,老段被送到了风口浪尖;接下来,又一有利于黎元洪的事发生——长江巡阅使、十三省大盟主张勋明确宣称,随时奉黎大总统之命入京,维护治安。    段祺瑞正狼狈不堪,又得到张勋的效忠,受够了欺负的黎元洪腰杆立时硬了起来,他决心摸一把“北洋之虎”的屁股。5月23日,黎元洪连下三道命令,宣布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的职务,任命前清重臣、原云贵总督、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为代理国务总理。    段祺瑞听到黎元洪竟真敢免自己的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天,他立即来到天津,发通电称根据民国约法,总统无权免总理的职,他对此免职令不予承认。    张勋一直在紧密观察北京的府院之争,在督军团被黎元洪和国会呛得怒火万丈之时,张勋秘函邀请各省督军到他的衙门所在地徐州。各省督军称张勋为前辈,挑动张勋对黎元洪不客气。张勋看着督军们对黎元洪如此愤恨,心里得意地咪咪笑着,把黎元洪免段祺瑞总理职务的电文出示(发此电时督军们尚在来徐州途中);顿时,各省督军大惊失色又暴跳如雷。    张勋要的就是大家仇视大总统黎元洪,眼下大家的情绪差不多了,纷纷希望张勋带头倒黎,张勋却又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有人立即明白了,说:“我们知道您就是想复辟清室,只要您带头,我们誓死跟从!”    张勋顿时大喜过望,说:“要真是这样,那太好了!但这可不是空话,我们既然干,就必须坚定不渝!”众人连连称是。张勋又问参加会议的徐树铮和安徽省长倪嗣冲,这二人可表露段祺瑞的态度。徐、倪二人的回答是:“只求倒黎,不计手段!”意思是复辟也没啥不可。    这次复辟前的徐州会议商定,张勋进京后,先解散国会,再逼黎元洪退位,然后迎溥仪复辟。会后,按张勋要求,各省督军在一块赞同复辟的黄绫子上签名。  谋算多年的复辟终于开始了!张勋兴奋不已。这个粗爽直率之夫得意于联合了这么一帮全国的实力派一起干,复辟成功指日可待,却想不到督军们和段祺瑞的心理:他们要的是借你赶走黎元洪,就姑且答应你的复辟,这什么年头了?你复得成辟吗?黎元洪一倒,我们的目的达到,复不复辟还由得你老张?段祺瑞更阴险:他知道张勋做梦想复辟,就叫手下鼓动,先借张勋干走黎元洪;等张勋真复辟了,他可以轻轻松松平定下去,赢得一个“再造共和”的好名声。黎元洪胆敢免掉北洋老大段祺瑞的职,全国各地军阀开锅,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福建等7省宣布独立;督军团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指责黎元洪为“奸人”,甚至扬言“北伐”;行将就木的老官僚李经羲没想到自己到衰年还有总理之荣,喜滋滋本想上任,这下也吓得根本不敢出门,更不敢到北京就职。    府院之争发展到这个地步,黎元洪走投无路,急召张勋进京调停。    6月6日到8日,津浦铁路上轰鸣行进的车厢里,都是全副武装的辫子兵。张勋率领6000辫子军,在奉大总统黎元洪征召的合法名义下,开进北京,复辟闹剧就要开演了。    张勋路过天津时和段祺瑞见面,他假惺惺向段祺瑞表示此行是为他驱黎。段祺瑞从徐树铮那里已知徐州会议内幕,因此看张勋的眼光就跟看马上就要掉进陷阱的老狗差不多。段祺瑞对张勋一边怂恿,一边为将来计,又事先说句和张勋“划清界限”的话:“你如复辟,我一定打你!”正春风得意的张勋大剌剌地说:“复辟是一定的,只是暂时还不想办!”    张勋到达北京,第一天在南河沿张公馆休息;第二天去见黎元洪,要求立即解散国会,否则他不负调停之责;第三天,头戴红顶花翎,身着纱马褂,拖着大辫子,一头钻进故宫,去参拜他的万岁爷溥仪去了。    进京之时,张勋要求带卫队,黎元洪允他带2000人,不料一下来了6000,黎元洪知道大事不好;等见了面,张勋开口就是解散国会,黎元洪如五雷轰顶,终于明白自己请来了一尊瘟神。    请神容易送神难。张勋气势汹汹,要求三日内解散国会,毫无协商余地。6月9日,辫子军驻扎天坛、先农坛,把刀架到了黎元洪脖子上。    黎元洪无计可施,只求保住民国的共和国体,幻想满足张勋的解散国会要求后,能让其停止进一步行动。黎元洪已知自己一纸征召令,惹下了塌天大祸,现在的情况是,即使他张勋自己要做总统也比宣统复辟好!换总统毕竟不涉及国体,而一复辟,这个国体倒退是他黎大总统一手造成的!  解散国会要内阁总理副署,李经羲躲在天津不敢上任,代理总理是伍廷芳。对这一妥协行为,伍廷芳绝不副署;黎元洪听从他人建议,说如果肯副署的话,就提拔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为外交次长,伍廷芳大怒,说这有辱人格!张勋听说黎元洪已就范,就缺老伍签字,派人来威胁伍廷芳,伍廷芳丝毫不为所动,这位已双耳失聪的中国第一个留洋法学博士说:“职可辞而名不可署,头可断而法不可违!”    黎元洪又派人去天津找李经羲,李经羲说:“我未就职,不算总理。”,不签。受派的人急了,竟又有脸没皮地去找一个半月前刚免职的段祺瑞,段祺瑞当然说:“我已经下台了,哪有副署的职权!”    黎元洪急得要哭,哀求王士珍“帮忙”当一回总理,把这文件副署了,王士珍说:“如果总统一定要这么办,我就辞职出京,一切事情我都不管!”    最后,还是那个江朝宗挺身而出,愿意副署。黎元洪如见救星,赶紧任命他为代理总理,立即签署解散国会的文件。这两个文件日期是6月12日,因为到处一圈又一圈地拼命找人当总理,发出时其实已是13日早晨了。    国会就这样解散了,叫人不知笑好哭好。    “辫帅”进京,前清遗老兴奋不已,频繁活动,就等着溥仪重登大宝、自己加官晋爵的那一天。    6月28日,北京火车站走出一个农民打扮的老头,以蒲扇遮脸,十分诡秘。他一出站立即被4名辫子兵接上车,向张勋公馆疾驰而去。    这个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他的内衣里,藏着复辟用的宣统皇帝复位文告。    被晚清人称为“南海圣人”,被今人李泽厚称为“近代以来最出色的一个思想家”的康有为,是铁杆保皇派。领导维新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后在上海隐居;张勋起事前,他已在张勋家里住了半年,两个臭味相投者日日筹划复辟“大业”。    6月30日夜,复辟正式开始。张勋在公馆开完堂会,当众宣布立即要扶溥仪重登皇位,众人面面相觑。张勋声嘶力竭地吼道:“你们都受过大清皇恩,应该竭力赞成,成就此千古不磨之勋业!今天这里的人,不赞同不许出去!”    迅即,辫子军如潮水般涌进北京城内,迅速占领各地要冲。  7月1日,是溥仪永远难忘的一天。欣喜若狂的师傅们赶过来,说张勋马上要来了;溥仪说他又是来请安吗?师傅们连说不是不是,他这次是来迎皇上重登皇位呀!从今天起,你又是皇上了!    师傅们临时交代了溥仪几句。张勋走上前来,三叩九拜之后,说:“隆裕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大喜事真的就这么来了?按照师傅们事先的交代,12岁的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德无能,怕当不了如此大任。”    张勋喜出望外,溥仪这番话多么成熟得体呀,皇上就是皇上,没保错!他连连夸皇上如此年幼竟如此英明,又说康熙爷8岁不就即位了吗?不也做出了那么一番大事业吗?有奴才等的辅佐,皇上您一定也是千古留名的圣君!    接下来,一拨拨的遗老前来晋见皇上,请安的请安,谢恩的谢恩,自1912年以来就冷清寂静的紫禁城,又喧哗活跃起来了。    喜气洋洋中,也有清醒者。瑾太妃6月30夜一听要复辟,赶紧阻止,她知道如今再复辟已不可能,反而可能会因此而被取消优待皇室的条件,流着泪说:“康有为和张勋这个搅法,会葬送这个孤儿寡妇的小**啊!”溥伦也力主不可,太保世续拼命磕头阻止,以致血流不止。可这些都阻挡不了张勋的狂热和梦想复辟者 “天上掉下个馅饼”的狂喜了。    溥仪坐上中和殿,张勋率领一干遗老,跪拜磕头,山呼万岁;然后拿出康有为起草的复位上谕,请溥仪“御览”后盖印。    民国6年,变成了宣统9年。    7月1日这一天,“**”一口气颁发9道“上谕”,内容基本是分封,什么“公”,什么大臣,什么尚书,又安在了一个个拥护复辟或不拥护复辟者的头上。劳苦功高的张勋,名列7名“议政大臣”之首,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院长是徐世昌!    黎元洪也被封了个“一等公”,以表彰他“还政”之功。皇宫里象模象样地搞起来了,民间街市也在布置。7月1日清早,警察挨户通知:宣统爷复辟了,立即悬挂龙旗!    民间的复辟支持者们喜出望外,把珍藏在衣柜深处的前清服装翻出穿上,兴高采烈地满街溜达。而一夜之间发现国家变色的广大民众措手不及,生怕不跟着换衣服会被复辟了的**追究罪责,到处去买那种早不时兴的袍褂,市面上的少量旧式衣冠被一抢而空;这远远满足不了前清袍褂的需要量,于是寿衣店也大红起来,给死人穿的寿衣一时间成了抢手货。北京街头,到处行走着好似棺材里爬出来的人,一片魑魅魍魉。    清朝完蛋已7年,龙旗也早已被不知扔到了哪里,被要求挂龙旗的民众没有办法,就拿纸糊个三角龙旗插在门前,街道和胡同里一排排的纸旗帜,让人感觉这个国家的人都犯了什么病。    这还不算,清朝的最大标志是辫子,可如今有辫子的人除了故宫里优待着的,就只有张勋和他的辫子兵。一些被时势所迫剪了辫子的遗老,以及害怕复辟**追究“不忠”的人,还有那些向复辟**卖乖示好的人,纷纷收集毛发,做成假辫子,安在头上,然后也就这样怪模怪样地出门行走。    东方古城北京成了一个荒诞无比的世界。这种闹剧,千古难见。    眼睁睁看着张勋复辟的大总统黎元洪此时再也没有了任何顾虑,事到最后,他终于显出了骨气和魄力。    黎元洪的总统府依然五色旗高扬;对前来劝他退位、接受复辟**册封的人,黎元洪严词喝骂。7月1日这一天,黎元洪连发三道电令,一是要求各地立即讨伐国贼;二是宣布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三是宣布由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做完这些布置,7月2日,黎元洪进入日本公使馆避难。    张勋复辟开始以后,段祺瑞立即接到黎元洪恢复他的总理职务、要求他起兵讨逆的命令。段祺瑞恼恨黎元洪争权,又鄙视他无能,不愿奉黎元洪的命令,但经人一劝,立即以大局为重,还是在接受大总统黎元洪号令的名义下,来到天津附近的马厂,以第八师李长泰部和驻廊房的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为力量,开始讨逆。    和张勋密切合作复辟的社会名流是康有为,而和段祺瑞并肩扫除复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1898年二人是“百日维新”的主将,不到20年的时间,师生二人立场竟有天壤之别。    7月2日,梁启超风尘仆仆赶赴马厂,段祺瑞亲自迎接,握着他的手说:“任公上任,军威大振。”以段祺瑞为总司令,梁启超、汤化龙、李长泰为参赞的讨逆军组建。1917年7月3日,誓师讨逆。7月4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这个电文出自梁启超之手:    “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阻兵京国,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窃惟国体者,国之所以与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后而复图变置,其害之于国家者,实不可胜言。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    在讨逆军的攻势下,辫子军不堪一击。双方7月7日交火,7月12日即告战事结束。整个战斗一共6天,其中有4天没有对阵,实际只有2天。张勋那10个营的6000辫子军,战斗一开始就被策反了6个营,只剩4营兵力挣扎顽抗,很快就一败涂地。    这场战斗中却出现了一个有军事史意义的事件: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弹,这是中国第一次空军作战,轰炸的还是皇宫。秦国镛一共向紫禁城投弹3枚,都是尺把长的小炸弹,吓得宫中的溥仪、太妃和“大臣”魂飞魄散,纷纷扎进床下。这3枚炸弹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炸伤轿夫一名;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炸坏水池一角;一枚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爆炸,把几个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吓个半死。    张勋兵败如山倒,慌了手脚,立即打电报给各省督军,要求他们履行徐州会议的承诺,赶紧发兵增援。可是,哪里会有人理他?10日,张勋再发一电,大骂徐州会议参加者背信弃义,出卖朋友。    眼见四面楚歌,张勋想到自己还有个“法宝”,那就是徐州会议后大家签字赞同复辟的那块黄绫子,各省督军,以及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的大名都还亲笔签在上面呢。张勋11日对外国记者发表讲话,扬言要公开名单。不料等到要找出黄绫子的时候才知道,它已经被北洋的人以20万大洋从他的参谋长那里买走了!    众遗老束手无策,问张勋现在该怎么办,张勋说:“你们个个聪明,只我是个傻瓜,复辟成功,大家加官晋爵,失败了我一人受罪。好,不用你们干着急,这事与清廷无关,是我张少轩一人干出来的。成功了,皇上老子坐龙廷,现在失败了,由我一人负责,要杀、要砍都可以,怕什么!”    从7月1日到12日,12天时间,这场荒诞无比的复辟闹剧就结束了。败得这样快,固然是复辟与时代不合,张勋在实际实行中的头脑简单也是一大原因。按照康有为的方案,可能不至于这么稀里哗啦、荒唐现眼。康有为的意见是:在政制上,“复辟宜行虚君共和,政权党归内阁”,“更不宜恢复大清国号”;在军事行动上,康有为建议“布置要严密,徐州现有兵力三万,宜调一万入京,其余分扼津浦铁路,再调冯麟阁一师入关扼京奉铁路。”这番建议,比张勋的带着区区6000士兵、要全盘恢复封建帝制高明得多。    复辟失败,复辟派树倒猢狲散,康有为剃掉头发,躲进法源寺做起和尚。倒是被“封”为“法部大臣”的劳乃宣,在大堂上刻下一行“生是法部官,死是法部鬼”的字句后悬梁而死。    昙花一现的复辟梦破灭,溥仪又伤心又害怕,放声大哭。    黎元洪鲁莽失计,征召张勋进京,惹来这弥天大祸,自感再也没脸当大总统,就辞去职务,搬到天津私宅养老,从此消失在民国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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