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2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共产党结下“红**缘”。抗战中，他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到上海活动的共产党员、主演过《夜半歌声》的著名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　　　　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著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三次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经共产党多番工作、加之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诱捕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杀中，他部署徒众将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左翼工人杀害在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实在难测。同时，国民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迫，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反复权衡，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旋涡，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近在咫尺。47年前，一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伫立船头，唏嘘不已。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有中医４位，西医３名，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另外，今天张三介绍一位医师，明日李四贡献一个偏方，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的结果，是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卧病中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而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当时杜月笙能发挥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的工商、金融老板在大变局中都看着杜月笙如何抉择，头面人物杜先生都离沪而去，大家赶紧跟着逃离，上海一时掀起了资本外逃的风潮，如果杜月笙能归来，就能安定工商界人心；二是黑社会十万人员趁新旧交替大肆做恶，上海解放后几月内治安急剧恶化，而这些人最受杜月笙节制。　　　　为便于杜月笙归来，中共虽然对黑社会干将和肇事做案的成员严厉打击（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叶绰山即在龙华汪的遇难处公审后枪毙），并勒令凡参加过帮会者都必须到有关部门登记，但对黑社会“教父”杜月笙一直没有定性。黄金荣在被要求写“悔过书”时提到杜月笙，被打回要求重写；经人提示，黄金荣抹去了有关杜月笙的内容，悔过书始得通过，并在报上公开刊发。　　　　1950年，老友章士钊受托来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杜月笙一边向上海徒弟众传话，要求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管束，一边依旧顾虑重重。他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泡澡堂、喝早茶、抽大烟的一贯生活；后来他又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垃圾车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杜月笙又暗公开庆幸幸亏没有留下。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 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 30万美金，供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竟已付不起！迁法遇阻，杜月笙伤心地说：“我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提这么一点要求，还要我15 万美金。”　　　　晚年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带喜气的事是和她的红颜知己、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结婚。孟小冬在京剧界有“冬皇”之称，也是位传奇女性。　　　　孟小冬曾与梅兰芳相爱同居，1926年因此而发生一件爆炸性新闻：她的一个疯狂崇拜者、北平朝阳大学肄业生王维琛持枪闯入梅宅，声称梅兰芳夺其所爱，要求梅兰芳出钱十万“解决问题”；梅兰芳报警后大批警察赶来，惊慌之下，王维琛开枪打死了当时在梅宅的梅兰芳老友、北平绅士张汉举。　　　　此案轰动一时，社会舆论大加炒作，一时沸沸扬扬，种种绯闻，扑面而来。孟小冬不堪忍受，从此与梅兰芳分离。　　　　杜月笙一生酷爱京剧，1925年和孟小冬相识以来，他对孟小冬有很多敬重照拂。杜月笙病倒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侧，只是一直没有夫妻名分。就在准备迁居法国，杜月笙另一太太、也是京剧名伶出身的姚玉兰计算出需要27张护照时，孟小冬对杜月笙幽幽一句：“我跟你去，是算女朋友还是算佣人？”杜月笙一楞，然后立即宣布和孟小冬举行婚礼。　　　　1950年的某一天，香港杜公馆内摆起十桌宴席，62岁的杜月笙强撑病体，和41岁的孟小冬完婚。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杜月笙的病情不断发展，已必须长期吸氧才可苟延残喘，而他的迷信也加剧了恶化程度。　　　　杜月笙年轻为黄金荣当小伙计时，一名和尚当街拉住他，要为他相面，称他将来的富贵远在黄金荣之上。当时黄金荣就在当面，杜月笙十分尴尬，痛斥和尚有眼不识泰山，尽是胡说八道。不想后来他真的成为“上海皇帝”，“业绩”让把黄老板远远抛在后面。　　　　黄金荣在黑道辈份高，名气大，但论真正的实力，和后来的杜月笙无法比拟。黄金荣60岁以后其实就淡出了江湖，而在他最盛的时候，势力其实也不出法租界。他一贯严禁子女单独出法租界，就是怕到了不是自己的地盘，会被仇家绑架。　　　　早年这次奇特的经历，使杜月笙对相面算命之类深信不疑；而且他知道现在如果测算结果不祥，术士们现在不会当面对他说，于是他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匿名悄悄寄给台北一个名号为“六月息馆主”的算命“大师”，六月息馆主回函，说他“六十四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渡过”，也就是说他绝对活不过虚岁六十四。顿时杜月笙求生信心全部崩溃，这催命符般的一纸命书被他贴肉而藏，去世后才被家人发现。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该立遗嘱处置遗产了，外人均很好奇这位最盛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达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　　　　这笔钱原为10万美元，是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处，宋子良代为投资，略有赢余，现在这11万美元就是曾经挥金如土、钟鸣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遗产。据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长子拿1万，没出嫁的女儿拿6千，出嫁的拿4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最后，他日日高烧，嘴唇成粉红色，舌头咖啡色。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国土”台湾汐止，而他的遗愿是在故乡浦东高桥入土，至今没有实现。　　　　杜月笙死后一年，即1952年，以陈毅、潘汉年为首的上海市新政权，依靠廉洁高效的国家机器和民众支持，仅用3年时间就基本肃清了盘踞上海近一个世纪之久的黑社会势力。杜月笙和他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从此走进了历史。(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范徐丽泰的爸爸徐大统，都是杜月笙的徒弟！49年跑出去的！)非作者语民国多少事......4●●●1911：天地玄黄●●●　　　　　　如果象现在的媒体爱干的那样，评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大年份”，甚或只选出三五个年份，1911年都不可或缺——这一年的历史意义和绝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政权更迭。　　　　公元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真正划时代的——中国的封建时代从此终结，共和新纪元开始。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自清中叶以来一直积贫积弱、僵化自封、被世界潮流抛得一年比一年远的中国，终于跨前了一大步，希望又降临了这片长期被历史阴云笼罩的东方土地。　　　　都知道这场革命首义于湖北武昌，随后各地摧枯拉朽，清王朝土崩瓦解。但当时革命党人殚精竭虑、不惜血本投入、寄予极高期望的却是当年4月份的第二次广州起义（相对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的那场战斗。　　　　第二次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和革命党人15年内连续发动的9次起义虽然让人们看到，清王朝已是满地岩浆，但这棵生长了260多年的老树虽遍体鳞伤，根基还未被撼动，它的统治还在苟延残喘中一年年延续。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屡起屡仆，已经急了眼。他们对这次广州起义做了精心准备，广州起义财力的宽裕、装备的充足、人员的精悍、组织的周到，都远远超过历次起义。　　　　起事首先要钱，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不愧是筹款融资高手。起义准备期间，仅召集各地人员的路费就每天开支5000元。在南洋槟榔屿策划的孙中山召集当地华侨党人，一晚上集资8000元，又命同盟会各首领分赴各地劝募，数日之内又得五六万元，筹到了第一批款。这次起义，预算开支13万港币，但实际募捐到了 18.7万港币。其中美洲华侨捐助了7.7万元，南洋华侨给了8万元。　　　　在华侨中，为革命捐款最踊跃的是民间团体致公堂（洪门），洪门的传统宗旨是“反清复明”，在反清上和革命党人一致。更重要的是，孙中山1903年就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职位是“洪棍”——这个让人想到恶棍、讼棍、党棍的名称很不好听，但实际是“元帅”的意思。为给广州起义捐款，维多利亚致公堂变卖堂产，一下交给孙中山3万3千元。　　　　章炳麟素来对孙中山不大服气，民国建立后选大总统时还说孙中山“论功不如黄兴、论才不如宋教仁、论德不如汪精卫”，但对孙中山的筹款能力，只能表示佩服。　　　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军火：从日本购枪513支，从西贡购枪116支，从香港购枪30多支，再加上历次失败的起义留在香港的枪支，总计770多支，所有枪支都配备了足够的子弹。　　　　另外购买了大量炸药，炸弹专家喻培伦带着一帮人，马不停蹄，三天三夜不合眼，制出炸弹500多颗。　　　　起义前还购买大刀300把。　　　　人员投入上，起义以广州新军为主干，精选800人为敢死队打前锋。敢死队员来自广东、福建、安徽、四川、江苏和南洋等地，这些人里相当一部分是留学生、教员、军官、传教士，论受教育程度和思想意识，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然而为了终结封建王朝，开辟中华新天，这些民族精英依然提枪上场，甘当冲锋陷阵的士卒。　　　　敢死队员、福州人林觉民在战前写下了给妻子的遗书，他写道：“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底底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　　　　铁肩柔情，千古传诵。林觉民，不管是“觉悟了的人民”，还是“使人民觉悟”，他的举动，和那么多党人一起，践行了这二字的大义。　　　　另有51岁的湖南人谭人凤，向同盟会军事负责人黄兴要求也参加敢死队，黄兴说，你年纪大了，起义成功以后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就不要参加了。谭人凤说： “你们不怕死，我就怕吗？”，黄兴只好发给他手枪两把，不料他一接到枪就误触扳机致枪走火，幸好子弹射向屋顶。黄兴啼笑皆非，把枪收回。　　　　黄兴拟订了起义战略：先在广州城内设立38处秘密据点，枪械弹药于起义前陆续秘密运到广州，存于据点；然后把先锋队划为10路，各由一人统领，各自任务是攻占两广总督衙门、练公所、水师行台、城楼、警察署、电信局等要地。起义领导人黄兴和赵声也各领一路。　　　　谭人凤对该战略提出疑义，认为兵力分散，他尤其反对黄、赵亲自上阵，认为这会让战斗失去调度中枢。黄兴对他说：“全军勇敢不勇敢，就看我和赵声勇敢不勇敢，您就别反对了！”　　　　憋足了劲的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就等发难之日造成个天翻地覆。也许是上天要把胜利留到10月的武昌。精心筹备的广州起义磨难重重。先是美洲和荷属南洋的一部分款子未及时到位，然后是日本和安南的一部分军火未按计划运到，接下来是吴镜携带炸弹在广州轮船码头被捕，再又是执行起事前刺杀水师提督李准任务的温生才误将广州将军孚琦当李准击毙，导致广州戒严……　　　　广州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广总督张鸣歧调来巡防营二营驻扎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虎视耽耽；同时，警察开始挨家挨户搜查。　　　　4月27日上午，两个秘密据点被查破！下午，又一据点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再下去就是等死，无法从容布局了，当天下午5时半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四名起义者吹响了悲壮苍凉的螺号，黄兴带领敢死队员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衙门卫兵大惊之后开展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散卫队，并击毙了卫队管带，冲入总督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早知近日可能有变，几天前已将家眷迁出，革命军扑来时，他一人在衙门内，仓促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遍寻不着，就放火焚烧了总督衙门。　　　　冲杀出来后，迎头遇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遭遇战中，林文、刘元栋、林尹发等6人相继中弹牺牲。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仍然以断指指挥战斗。他把部下分为三路，自己率10人出大南门，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率40人出小北门与新军接应；其他人则攻督练公所。　　　　接下来出现了叫人扼腕的一幕：黄兴这一路在双门底遇到了他们要接应的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却因为准备潜进水师行台擒拿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事先约定的白巾；而黄兴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对面部队未挂相应的臂号，就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这场自相残杀，顿时让起义昂扬的势头一下衰落下来。　　　　猛攻督练公所的一路中途遇上大队清兵，于是绕路改攻龙王庙。率领这一路的喻培伦身先士卒，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枪弹打尽后，从筐里取炸弹边冲边投。战至半夜，渐渐寡不敌众。全身多处受伤的喻培伦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清兵射击。突围中，喻培伦被俘遇害。　　　　黄兴战到最后一人，环顾四周已无一个同志，就潜进一家小店，换了衣服再逃出；其他敢死队员也纷纷潜进广州居民家中。随后，受到重创的清官府咬牙切齿，在广州城、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大肆搜捕起义党人。　　　　广州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就这样失败了。由于起义前屡受挫折，起事仓促，大部力量未能发动，起义中又指挥不灵，这场党人寄予厚望的起义最终成了黄兴等人的一场军事冒险。　　起义者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捕就义，总督衙门一带尸横遍地。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的清政府五天后才通知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收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的烈士遗骸被堆放在咨议局门前空地上，惨不忍睹。南海、番禺（当时广州分属南、番两县）两县知事相议，叫善堂埋葬于大东门外的臭岗。　　　　臭岗是一个专埋死刑犯的地方，那里经常草草掩埋死刑犯尸骨，臭气熏天，所以叫臭岗。　　　　善堂的善董们心知死难者的历史分量，将烈士葬于此地，实在是一个极大侮辱，各善董不敢同意，但又慑于清政府淫威，束手无策。　　　　这时同盟会地下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他打通关节，通过好友、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使官府同意烈士遗骸可移葬他地。正好一位同情革命的西医愿意将他以数万重金刚买下一块地捐出，潘达微正高兴，西医的家人却坚决不允，只好作罢。　　　　最后，广仁善堂献出了沙河马路旁的红花岗地块，潘达微将丧葬事宜交给交游极广的堂妹夫郭伟泉操办。郭伟泉清点遗留骸为73具，买了73具棺木；心疼同志的潘达微觉得棺木过薄，立即自己出钱要求郭伟泉重买厚棺。一家医院见状，捐献了他们储备的棺木，虽不很好，也不太差，潘达微看过表示满意。　　　　收殓遗骸时，因死亡时间过长，尸首腐烂发胀，尸臭扑鼻，蛆虫满地；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二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郭伟泉加钱给工匠，才使他们用铁锤把枷锁砸掉，尸骸一一分开，洗净血迹，穿上衣服，然后入棺。　　　　参加殓事的工匠达百余人，从上午11时一直干到下午4时。郭伟泉依靠他平日的好友帮助，负责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过程中发现一穿蓝布衣没有白布标志（当时起义者均挂白布为标记）的尸体，引起郭伟泉的怀疑，问众人，有一工匠指证：这是清吏李某的仆佣，肯定不是革命党人，便把该尸首拉到别处。　　　　73具遗骸变为72具，这就是后世所知的七十二烈士。　　烈士灵柩送去安葬时，天阴微雨，天公垂泪。百余工匠浩浩荡荡抬着灵柩向红花岗进发，潘达微和郭伟泉跟在后面，挥泪凭吊。市民害怕清政府会找麻烦，不敢相送，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眼泪。到了红花岗后，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匠，重新深挖后才下葬。　　　　事后，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广州起义也由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进入民国后，经详细调查，这场战役，牺牲的烈士有姓名者为86人，全部殉难者估计在百人以上。　　　　参加这次起义的都是革命党人的骨干人物，失败之后，孙中山哀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为黄花岗起义遭受重大损失而悲叹的革命党人没有想到，1911年的历史大戏还没有开演。这场大戏的剧情安排是：黄花岗起义只是一场序幕，正戏还要到将近半年后发生在武昌；精心筹划的黄花岗起义在浴血奋战一昼夜后被扑灭，而突然发难的武昌起义却燃起了埋葬清王朝的熊熊大火。　　　　历史选择了武昌。　　至此，孙中山和同盟会发动的起义全部在南海沿岸和西南边疆进行，一一失败之后，同盟会把目光转向了中华腹地长江流域。短短的时间内，华中重镇武汉已有20多个革命团体，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动、吸收了大批士兵和基层军官加入。　　　　所谓“新军”，是相对于清朝传统的八旗军和在剿灭太平天国中立下大功的湘淮军而言。八旗军早已营务废弛，腐朽不堪，保卫政权根本指望不上；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曾经彪悍的湘淮军在现代军队面前同样不堪一击。清廷接受德国退伍军官汉纳根的建议，以德国陆军为蓝本，重新编练军队，这就是新军。　　　　按现代军队建制，新军的各级单位为镇、协、标、营、队、排、棚，等同于今天军队的师、旅、团、营、连、排、班。清廷拟建36镇新军散步各地，结果到武昌起义时，只建成了14个镇和18个混成旅。　　　　做为自己统治的最大本钱，清廷对新军寄予了厚望，虽然财政入不敷出，但新军的辎重装备及军官待遇一点也不马虎。只是清廷万万料不到，下大功夫编练的新军竟被革命党人全面渗透，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清廷也知道军队人心思变，只苦于无计可施。当瑞??接替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时，一到任就问第八镇统制张彪：“老实说，你部队中究竟有多少革命党？”张彪也很老实地回答说：“不敢瞒大帅，大约有三分之一”。　　　　一方面，一次次起义屡战屡败，另一方面，革命力量却如疾风烈火一样蔓延。在这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历史的趋势。在武昌起义前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两个团体，一个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其在湖北的负责人是孙武；另一个的名字很“搞”，叫文学社，他们的章程还真的规定是以“研究文学”为宗旨，主要领导和骨干也几乎全是投笔从戎的文人，社长蒋翊武。　　　　革命团体的能纷纷组建，是因为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那之后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度宽松了，打一个“研究文学”的幌子，就能拉起一帮人做自己真正想做的。　　　　这两个团体在宣传革命、建立组织上都成绩斐然，却未能联合。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反清。　　　　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密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武昌小朝街85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汉口宝善里14号，孙武主持。　　　　相对于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亲自筹款的宽裕，武昌起义经费来源叫人哭笑不得。先是居正和焦达峰准备去偷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没有成功；然后是邹家成准备准备去偷他伯母的积蓄，也没有得手。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共进会会长刘公家里给他5000两银子，叫他去北京买个官当；刘公对买官没兴趣，但对于有人要求他把这5000两白银交出来做起义经费，也老大不乐意；于是几个会员骗得他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后，彭楚蕃拿到手上，威胁他如果不捐出银子，就拿这个为证向官厅告发他。刘公又恼恨又恐惧，只好交出银子。　　　　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骨干60余人在武昌胭脂巷11号共进会机关商定机器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动手。之所以选在中秋节，是因为自朱元璋推翻元朝以来，“八月十五杀鞑子”就在民间流传不息。　　详细计划，先打哪再打哪之类，不交代也罢，因为武昌起义几乎没有、也没法按这个计划进行。从前次黄花岗起义经过也可看出，“计划没有变化快”不仅在经济上，在军事革命上更是这样。　　　　筹备起义的会议结束才1小时，这个计划就几乎泄露了。几个士兵为回乡休假的战友送行，喝酒猜拳，大呼小叫，被排长一顿臭骂。这些兵等排长骂完走后气鼓鼓地朝天连放三响空炮撒气。　　　　这本是个酗酒滋事的小事，可军中党人极多，也隐约知道最近要有行动，听见突然炮响就不由往起义上议论。军营这样人群集中的地方最易把话传开，“要起义了！”的消息迅速从军队传到了社会上，以致于汉口的报纸上竟登出了“中秋起义”的消息！　　　　驻武汉的湖广总督瑞澄闻讯赶紧一边去电向北京报告，一边加强戒备。他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过，八月十四就发月饼，中秋节那天假日取消。　　　　起义组织者的心已经悬起来了。接下来，起事在即，起义总司令蒋翊武所在的部队却要开往岳阳，蒋难道能说：“我10月6日还要领导起义呢，我不走！”吗？而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都没有按时赶到武汉。临时司令部只好决定：起义延期，10月11日举行。　　　　这个计划又落空。10月9日，正在孙武带人制造炸弹之时，刘公的弟弟刘同，叼着颗香烟晃荡进来，要欣赏老孙的制弹艺术。抽完烟后，刘同糊里糊涂把一个盛火药的盆子当烟缸，随手把烟蒂扔了进去。顿时轰地一声，火焰窜起，把个孙武满脸烧得七荤八素。众人赶紧抬起孙武跑出。火一发不可收拾，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　　　　遗留在屋内的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全部落入俄巡捕之手。　　　　随军开拔岳阳的起义临时总司令蒋翊武这天早晨回到武昌，中午就得到凶讯：起义名单落入俄巡捕之手，马上就该传到湖广总督之手了！蒋翊武立即下令：就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这个命令有没有送到武昌城外是很难说的。湖广总督瑞??接到俄租界转来的起义名单、旗帜和文告，立即下令关闭武汉三镇城门！另外，军队停止一切外出和休假。　　　　到了晚上12点，约定的炮声没有响起，起义指挥部的门倒被拍得震天响，开门一看：清兵！　　　　起义没有发动起来，司令部倒被一下连锅端掉了。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等20余人被捕。　　　　时间进入了1911年10月10日。　　　　这天的清晨是血色的，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在督署门前被斩首示众。　　　　25岁的湖北鄂城人彭楚蕃站立受刑，头落地而身体不倒；28岁的湖南常德人刘复基受审时骂声不绝，就义前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26岁的湖北襄阳人杨宏胜听判后说：“好！要杀便杀！你们奴才不久就要跟随老子了！”就义时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　　　　这让整个封建帝国颤抖不已的英雄豪气，成为武昌起义胜利的先声。　　　　已完全掌握情况的湖广总督瑞??部署按照名册抓人，同时，瑞??拍电报到北京清廷，得意洋洋地报告说，“八月十五起义”的乱党，现在已经被他搞定了。　　　　武昌街头，抓捕革命党的军警横行，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三颗头颅高悬示众，鲜血还在淋漓。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紧张得面色苍白，既然名册落在敌手，那么抓捕的魔爪伸过来就只在转眼之间！就这么等抓等死吗？　　　　死中求活，奋起发难！人人心中都在这样想，没有指挥部了，没有组织领导了，自发的联络在军中暗地进行着。　　　　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带着两护兵到营房查铺。陶启胜的弟弟陶启元是革命立场，他感觉立即要有大事发生，就通知哥哥遁走避避，随口说了他哥排里的金兆龙是革命党。不料陶排长十分忠于清朝，来捕金兆龙了。　　　　陶启胜先客气地叫出金兆龙，然后脸一沉：“好小子，你胆子不小，竟敢造反！捆起来！”被护兵捆绑的金兆龙一边挣扎，一边朝周围喊道：“还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　　　　不能再等！旁边的革命党人士兵程定国使劲一枪拖，砸在陶启胜脑袋上，顿时血流如注；程定国又调转枪口，朝陶启胜“怦”地一枪！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划破了漆黑的夜空。闻声赶来的革命党人、班长熊秉坤正与狼狈逃窜的陶启胜相遇，熊秉坤也拔枪朝他就是一下。　　　　这两声枪响就是武昌起义的发令抢。在大搜捕中如热锅上蚂蚁的新军中革命党人纷纷一跃而起：“起义了，起义了！”　　　　辛亥革命的大幕正式拉开。　　　　熊秉坤吹响哨子，集合了40多人，向楚望台军械库进发；第21混成协辎重第十一营点燃马草，向城内扑去；第二十九标也杀奔楚望台。几路人马汇合，迅速击退不多的守军，拿下了楚望台军械库。数万支枪，无数子弹、炸弹掌握在革命军手里了。　　　　在楚望台军械库，第一批起义士兵中职衔最高的左队队长（连长）吴兆麟被推选为临时总指挥。　　　　半小时后，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南的宪兵营。起义开始时还在犹豫观望的各部队士兵也揭竿而起，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2000多人。　　　　革命军兵分三路，向湖北清政权的标志——湖广总督署发起总攻。　　　　守卫总督衙门的卫兵有几百人，在革命军的炮火中拼死抵抗，总督瑞??在院内团团打转，连说：“炮弹不长眼睛，炮弹不长眼睛！”终于不顾体面，命手下在衙门后围墙上打开一个洞，带卫兵钻洞而出，出文昌门直奔停在江边的军舰。　　　　总督就这么跑了，第八镇统制张彪本来手上还有不少军队，顿时也象泄了气的皮球，再无斗志，退守汉口刘家庙。　　　　一夜战斗，第二天早上，武昌城内街道遍插革命旗帜，黄鹤楼上升起一面鲜艳的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长城以南的十八省，这是第一面民国旗帜。　　　　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260多年的清王朝，在武昌轰然倒下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起义前的形势那么凶险，起义的胜利又来得这么快，人们不禁要问，武汉的清军怎不来扑灭？武汉清军有多少兵力？　　　　驻扎武汉的清军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巡防营（瑞??直接统率）和水师（统领陈得龙），一共是23个营、2个队，总兵力大约11750人；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竟达到了5700多！而且天赐良机，因为四川爆发“保路风潮”，部分湖北新军在那时调入四川，武汉是防务最空虚的时候。　　　　四川保路运动，是这个1911年中国又一大事，时间上处于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之间，。我们看到，东南沿海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西部的四川却立即唱响了反抗的强音。　　　　1902、1903年间，那还是光绪皇帝的时候，清政府下诏允许铁路民间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到1911年，仅四川募集的股金就达白银1240万两。　　　　不料1911年月，摄政王载丰根据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拟订的“铁路国有”方案，颁布上谕，宣布将铁路干线都收归国有，只有支线才允许民办。　　　　盛宣怀这一政策的依据是，中国民间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低下，必须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交由富有经验和技术的外国人来办。　　　　在粤汉、川汉铁路这两条铁路的筹办过程中，几省人民吃够了苦头，期待的就是铁路筑成后的收益。清政府一纸文书，顿时希望破灭。尤其激起民愤的是：对川汉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不许四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也就是说：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　　　　民怨沸腾中，有传言又火上浇油：粤汉铁路北段川汉铁路广宜段，将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清政府以此换取600万英镑的借款，而在这一过程中，主事的有关官员在办理铁路出让中可以获得大额回扣！切身利益的受损，民族自尊的受伤，再加对腐败官场的愤恨，怒火和怨气席卷了西南、中南乃至海内外。　　　　湖南绅商群起争路，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迫使湘抚奏请**收回成命。在上奏遭到申斥之后，各界群众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全省拒交租税。湖北商民亦群起抗争，提出“存路救国”口号。广东市民痛斥**出卖路权，并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示**。留日中国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表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　　　　在受害最大的四川省，6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并连夜即发通知，第二天即宣布成立。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2000多人到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台后向满场一揖，开口说道：“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闻讯前来弹压的警察手中握枪，眼里掉泪。　　　　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推举四川省咨议局局长蒲殿俊为会长，副会长为罗纶。成立后组织迅速发展到各地城乡。　　　　蒲殿俊是个立宪派，本反对革命，但清王朝的做为把自己人也推到了对立面上。　　　　保路同志会成立当天，全体出席者前往布政使衙门请援，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亲自出来接见请愿者，对他们表示同情，答应代为力争，说他只要在任一天，就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王人文立即上书说明情况，摄政王的答复是“奉旨留中”。所谓“留中”，就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再奏盛宣怀一本，说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要求“严治其罪，以重国典”；并为保路同志会说情，说他们只是言辞激烈，从来没有扰乱治安。　　　　清廷回复：借款合同绝无反悔之理，四川人如果再闹，就拿你王人文是问。　　　　请愿无效，保路风潮越刮越猛。正直的王人文被先被免职“候讯”，后被扣留在西安“听候查办”，幸好武昌起义爆发，手忙脚乱的清廷将他革职了事。　　　　民国后，王人文在天津隐居几十年，与世无争。　　保路斗争一直在立宪派蒲殿俊等“文明争路”的指导方针下进行。以几十万两白银买来川汉粤汉铁路督办肥缺的端方，却以他一纸奏章进一步计激化了矛盾。　　　　端方的奏章写道：“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近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他还把这一赤裸裸**民意奏章给蒲殿俊看，要蒲殿俊等死心。　　　　8月25日，蒲殿俊将端方奏章内容在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议上报告，顿时全场开锅，痛骂声，嚎哭声，捶胸顿足声、掀桌子砸板凳声响成一片。　　　　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由此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成都城内，家家户户门前贴上了当年下诏允许民办铁路的光绪皇帝的牌位，左右各有6个小字：“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这都是当年诏书上的原话。有人头顶光绪牌位，满街走动；还有人在街心搭起席蓬亭子，里面供奉上光绪牌位，官吏们不敢骑马坐轿经过，只好步行或绕道。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　　　　四川总督是赵尔丰，此人在永宁道上捕杀会党100多人，人称“赵屠户”。对待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他倒想以怀柔手段化之，但清廷严催镇压，赵尔丰就于9月7日向蒲殿俊、罗纶等9位保路同志会领袖下请帖，予以诱捕。　　　　罢课罢市的市民一直按同志会要求，在抗争中不群聚，不暴动，不打教堂，不侮辱官府，不关日用品店。看到领袖被捕，数千人手捧光绪牌位，到总督衙门一排排跪下，为9位领袖求情，要求放人。　　　　数千人围跪在衙门前，赵尔丰惊慌失措，指使人在衙门边街道放火，以便事后诬陷请愿者；同时，命人向跪在地上的民众丧心病狂地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2人！　　　　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走向了武装反抗。　　　　成都血案后，有人裁取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一块块投入锦江中。一天工夫，立即传遍川西南。　　　　烈焰喷发了！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p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p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p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p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前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先声，因为保路运动，湖北新军调入四川，致使武昌首义一举成功；而武昌起义的胜利，有力支援了四川的斗争，到11月27日，辛亥革命的大潮中，成都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武昌起义虽然胜利，但清廷立即会调集重兵围剿，武汉社会上一片混乱，起义军还要跟海内外各方力量打交道，亟需成立一个统筹、指挥、管理的领导机构，也就是起义前计划中的湖北军政府。吴兆麟、熊秉坤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军政府的都督由谁来当合适呢？　　　　起义筹备时商定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在10月9日指挥部被端之时爬上屋顶，从邻屋屋顶挑下后被捕，后居然让他在押送途中借机翻出巡警署花园围墙逃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参谋长孙武，制炸弹时被刘同抽烟引起大火，孙武烧伤，现在正在汉口，脸上包着一脸的纱布；　　　　为起义捐钱最多的刘公，起义前说好成功后他任都督，可现在他也在汉口，和武昌大江相隔；　　　　深孚众望的领袖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等人也都不在武昌。　　　　那么，熊秉坤、吴兆麟自己呢？他们是带头发动起义的，又奋战一夜，劳苦功高，可不可以当都督？　　　　带头发难的这几位基层军官认为：他们里职衔最高的是排长吴兆麟，熊秉坤只是个班长，都人微言轻，分量不够，压不住阵脚，号召不了群众。如果大家都知道搞造反的是几个小兵蛋子，都不会景仰和跟从，起义军甚至有散伙的危险；而如果知道这场起义是个大人物搞的，立即就能凝聚人心。　　　　应该说他们的考虑是入情入理、非常切实的。一个风险这么大的行动，没有一个分量重的主持人，很难把人聚拢、调度指挥。当初孙武筹备起义之时，因为他的名字跟“孙文”正好相对，人们传说他是孙文的弟弟；孙武将错就错，默认下来，一时“孙文派他弟弟孙武来领导我们革命啦！”的说法流传军中，士兵们都很兴奋，军心大振。　　　　那现在推谁出来当头合适呢？起义士兵想到了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要求他出来做一把手。　　　　汤化龙心中盘算，这场起义暂时胜利，清兵随后就会扑来如果最终成功那就是开国元勋，但如果失败那可就是必死无疑、牵连九族的头号反贼，开国元勋固然吸引人，但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于是他委婉地拒绝了。　　　　这个时候，咨议局议员刘赓藻提出了一个人，认为他十分合适当这个都督。　　　　这个人就是黎元洪。　　黎元洪是清朝驻武汉四大军事单位之一第21混成旅的协统（旅长），在全国只算中等军官，在武汉却就是巨头。他有长厚的口碑，不爱说话，也不多事，对士兵知道爱护，在武汉军界素有威望；另外，他还有两大优势：一是他是湖北黄陂人，当湖北军政府都督对湖北人有亲和力；二是他平时对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睁一眼闭一眼，革命派对他也不抵触。　　　　几翻“考察”，处处合适，这个黎元洪简直就是为给大家当头领而存在武昌的！　　　　于是，大家分头去找起义后不见踪影的当时的黎协统、明天的黎都督。　　　　被起义士兵逼成都督、后来成为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武昌起义时在干什么呢？　　　　武昌起义枪响后，黎元洪坐镇他的第21混成旅司令部，严防手下士兵参与。一个前来联络的起义士兵被抓住，押到黎元洪面前。黎元洪亲自动手，将这个叫周荣发的士兵杀害在会议厅众人面前。第21混成旅的士兵本跃跃欲试就想哗变，黎元洪这么一刀，立即震慑住了众人。　　　　是支持起义还是反对起义？在那紧急时刻，是清朝军官黎元洪必须表的态，他再不愿多事、再爱护士兵，只要清朝没倒台，他就得这么干；否则上级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黎元洪聆听着营外的起义枪炮声，他部署士兵站到营墙上严阵以待，下的第一个命令是：“如有人来攻，就开枪打！”　　　　过一会，营外枪炮声更大，他下了第二个命令：“如有人来攻，不可还枪，只可用好话把他们劝走。”　　　　枪炮声越来越大，很显然起义没被扑下去，已经要成气候了，黎元洪下了第三个命令：“如有人来攻，你们便退守营房。”　　　　说完，他退出司令部，换上便装，跑到参谋刘文吉家里躲着去了。　　　　黎元洪知道武昌完了。　　　　武昌完了，可他老黎却发大了。第二天，刘文吉家被起义士兵包围，黎元洪被搜出。老黎被士兵围在中心，以为是要杀他，汗流浃背地说：“我平时对你们不差，今天你们何苦来为难我！”士兵们告诉他，是来请他去“主持大计”的。　　　　黎元洪呆了半晌，好不容易脑子才转过来，原来是逼他出头当造反一把手啊！就赶紧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　　　　士兵反复相劝，黎元洪只是把个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一则他怕担这天大的谋反责任，二则他也是清朝“培养”起来的，做为清朝中级军官，忠君思想总是有的，要转眼间把接受了一辈子的封建道德颠覆，他也的确做不到。黎元洪绝不松口，就是不当这个都督，起义士兵二话不说，将他“拥”到楚望台，吴兆麟带着部队向他敬礼，他反劝诫起吴兆麟：“你们为什么这样胡闹，革命是要诛戮全家的，你学问很好，资格也深，万不该闹革命！”　　　　士兵们都傻了眼：不是说我们这次起义就是他黎元洪领导的吗？吴兆麟忙向大家解释说：“黎都督很爱护我们，刚才的话其实是关照我们，让我和都督谈谈。”　　　　革命军把他软禁在军政府。直到10月13日，黎元洪仍不肯就职。软禁中他一言不发，也不吃喝。革命士兵渐渐都没了耐心，说这个黎都督象在做新娘；更有人火大，说这次起义清朝大点的官全他妈跑个精光，没过痛杀狗官的瘾，这个老黎再不识抬举，就做掉他！　　　　革命军要出安民告示，找黎元洪签字。黎元洪面如土色，双手颤抖，连说：“莫害我，莫害我！”张振武不管他，径自提笔，替他签下一个“黎”字。　　　　随着汉口、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估计革命形势不错，又怕坚辞不就的话革命党人真杀他，黎元洪的心开始松动了。他主动跟看护着他的士兵攀谈起来，陪着他的甘绩熙说：“让你当都督是抬举你。革命成功了，你可做华盛顿；革命不成功，你可做拿破仑。你很讨便宜呢！你再不下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你。”黎元洪答道：“你年轻人说话不要太激烈，我在此近三日，有什么事对不起你们？”　　　　另一起义士兵陈磊颇有锋芒地说：“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你的辫子尚未剪去，你身为都督该作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示决心，你自到军政府茶饭不进，今有一言奉告，现在是民国了，你尽忠民国便是开国元勋，若尽忠满清，就该早点死节，二者必居其一，如今这么装模作样，实在令人不解。今天做都督的人很多，不一定非你不可，望三思之。”　　　　黎元洪此时便顺水推舟地说：“你们不要如此激烈，我这条命给你们玩掉就是。你们说要剪辫子，这我倒早有此意，你们找个理发匠来，我把辫子剪去。”　　　　剪辫子，对任何人都是和清朝划清界限、誓不两立的标志。黎元洪等于是断了退路，革命士兵“逼迫”成功。　　13日晚，黎元洪主持了革命党人的军事会议，发表首次讲话：“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黎元洪的讲话让与会者由衷鼓掌。　　　　从此，黎元洪便开始问事行权、认认真真当他的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了。　　　　一个武昌起义当晚还在手刃革命士兵的清朝军官，三天内变成民国第一位都督，然后又从这个“高起点”上又当选副总统，乃至大总统，成为仅次于孙中山、黄兴等极少数人的开国巨勋，这也是民国史上一件奇事。　　　　应当说，迫使黎元洪出任都督，是很有见识、干得十分漂亮的：对内凝聚了人心，对外让人看到，清军中一旅之长竟都是革命党，可见清朝还有几天？这对清王朝的打击比一大战役还厉害。　　　　署名黎元洪的告示贴出后，全武汉轰动，观看告示的人堵塞了交通，还有白发老人在家人搀扶下来到告示前，要亲睹为快。而留在武昌的清军残部，见这起义原来竟是黎元洪领导的，赶紧逃出城去。　　　　“首义都督黎元洪”的名号，的确壮大了革命声威。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清王朝的各个堡垒被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摧毁，一个个地方新政权向清廷宣布“独立”。　　　　武昌起义12天后，10月22日，湖南长沙和陕西西安宣布独立 ；　　　　1天后，江西九江宣布独立；　　　　5天后，山西太原宣布独立；　　　　2天后，云南昆明宣布独立；　　　　1天后，江西南昌宣布独立；　　　　3天后，上海宣布独立；　　　　1天后，贵州贵阳和浙江杭州宣布独立；　　　　1天后，江苏苏州宣布独立；　　　　2天后，江苏镇江宣布独立；　　　　1天后，安徽安庆宣布独立　　　　……　　　　主动宣布脱离清政府比较晚的，一个是边陲的新疆伊犁，一个是靠近清王朝心脏北京的直隶滦州，这两个地方在进入民国后，分别于1912年元月2日和元月7日宣布反正。　　　　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同样是边疆省份，云南却于武昌起义后不到三个星期、1911年10月30日发动“重九起义”（农历辛亥年九月初九）响应，150多位官兵血洒昆明城头。这场战役结束了从1659年以来清王朝对云南252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起义中，蔡锷和唐继尧这两个名字开始出现在20世纪中国史上。　　　　因为地处边疆，远离中心，必然会带来信息和行动上的滞后。20世纪初时，从昆明到北京的路线是：先出国，到越南，从越南坐海船北上，到天津，再到北京，旅程一两个月；而如果走陆路，从昆明到北京要半年多！　　　　因此，云南能在全国第一批响应武昌起义，第一批宣布独立，边远之区走到了历史最前列，非常可贵。云南人民十分珍惜这段光荣历史。我上中学初学抽烟时常抽一种叫“大重九”的云产香烟，一直不明白“大重九”何意，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云南人纪念“重九起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