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53014351750351579177437.41782资料来源：PerCapitaWealthbyRegion,TheStatisticalHistoryoftheUnitedStates，p.1175;BritishandotherdatafromAliceHansonJones,WealthofaNationToBe，pp.301~302.得益于奴隶制带来的巨大财富，南部殖民地在北美13州殖民地中最为富有。而从人均收入来看，英国远在北美13州殖民地之上，因为英国有很多拥有大量地产的乡绅和贵族阶层。英国最富有的1000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和个人财富的总价值可能是北美13州殖民地最富有的1000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和个人财富总价值的8~10倍。一方面，财富在英国上层社会的集中使英国中产阶级不如美国中产阶级那么富有。另一方面，美国商人和乡绅与英国精英之间巨大的财富差距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北美切萨皮克湾地区的烟草种植园主对英国充满了仇恨；美国独立后，代表农业生产者利益的人民党人依旧对东部资本和商业阶层充满了同样的愤怒。在整个大英帝国当中，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杰斐逊等人-都属于中产阶级或小乡绅，他们心中对大地主和贵族的愤怒都体现在了美国大革命的余温当中。1783年，刚刚获得独立的美国，甚至连一个百万富翁都没有。虽然费城有一些富人自称是美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但人们普遍认为，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伊莱亚斯·哈斯科特·德比是美国第一个百万富翁。他的私掠船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期俘获了大量的英国船只和货物，他本人就靠着出售这些船只和货物而发家。关于德比到底是何时成为真正的百万富翁的，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应该是在1786年，那一年，他的私掠船"大特克号"作为第一艘新英格兰地区的船只到达了中国现在的广州，返程时满载而归，带回了大量的茶叶、瓷器和肉桂（中国桂皮）。还有人认为应该是在18世纪90年代，拿破仑发动的战争为当时中立的美国创造了大量的贸易机会。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在战争中发家的家族始终是上层财富社会的一员。1775年打响的美国独立战争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革命，战争超越了其他的一切，成为重新塑造这个新独立国家财富阶层的决定性因素。对此，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没有谁会感到意外。1776~1790年：殖民地时期和…1?1776~1790年：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美国的战争财富"战争财富"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战争的胜利，二是指个人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尽管在启蒙时代的欧洲，蒙古人和博基亚人那种传统的靠抢劫和掠夺获取财富的方式已经不再为人所接受，但战争本身仍然是各国统治者获取新的领土和赢得威望的主要途径。从战争中获益的不只是各国统治者，还有财政部门的主管、政府主要的合同商和物资供应商，以及海军军官和私掠船主，这些人都从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战争所引发的经济效应从美国历史上六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中也得到了体现。从邦克山战役到越南战争，每一次战争都使通货膨胀席卷美国。战争中流通货币大量增加，每次战时经济发展都会扩大企业规模、为各生产部门带来巨大的利润，从交通运输业到食品业再到军需品供应行业，每个部门都不例外。战争的财富效应在美国独立革命以前就已经开始显现了。据估计，在1744~1748年英法两国争夺北美的乔治王之战结束后，那些曾经操纵了新英格兰地区反对在加拿大的法国人的运动、并且为这些运动提供经费和物资支持的人成了当时北美社会最富有的人。这些人包括马萨诸塞州殖民地总督威廉·谢利、路易斯堡远征军司令官威廉·佩珀雷尔以及物资供应商托马斯·汉考克、查尔斯·阿普索普和约翰·欧文。他们从战争中获取了10万英镑的财富。1754~1763年进行的法印战争为英国及其北美殖民地创造了更多的财富。18世纪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高级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花钱买官的政府官员在战争中获利丰厚。在当时，花钱买官俨然是一种投资方式。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为了打败法国而使自身负债累累，但英军的财政主管亨利·福克斯却从自己经手的款项中大捞一笔。他的前任尚多斯伯爵詹姆斯·布里奇斯也因为在1689~1713年战争中获得的巨额财富而成为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1754~1763年间英国在北美13州殖民地的支出总和达到了300万英镑，几乎占到了英王战前年度预算总额的一半。1756年，在纽约被评为殖民地"总军火库"之后刚刚一年，来自费城的得到反战教友会支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抱怨了。他说："纽约正在日益富有，但反战教友会成员纳税的钱都用在了军队的开支上。"与此同时，曼哈顿成了海上贸易掠夺的中心。在18世纪40年代以及后来的1754~1763年法印战争期间，纽约的私掠船主们为商业投资者带去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历史学家埃德温·伯罗斯和迈克·华莱士在他们的权威著作《1898年前的纽约城市史》（AHistoryofNewYorkCityto1898）中指出，1739~1763年，200多个纽约地方投资者从合法化的私掠船战利品中获得了200万英镑的利润。"财富的大量增加"催生了很多城市新兴贵族，包括比克曼家族、贝亚德家族和利文斯通家族在内。这些家族至今仍在美国社会享有很高的地位。1776~1790年：殖民地时期和…海盗的掠夺行径也为很多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不仅仅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从著名的大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那里获得了大量财富，在17世纪的英国，仍有很多家族私下里从海盗的战利品中获益。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在17世纪的英国海外投资当中，海盗的掠夺行径仅次于东印度公司。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德雷克的三次大规模掠夺性远征奠定了英国海外投资的基础。"17世纪初，英国最富有的人是沃里克伯爵，在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期间，他的私掠船抢劫西班牙的船只和货物，而在英国与西班牙停战之后，他的私掠船又悬挂上荷兰或是萨伏伊公爵的旗帜，以获得西班牙的战利品。17世纪90年代，北美殖民地的商人们通常支持为掠夺黄金、丝绸和象牙而向印度、阿拉伯和马达加斯加进行的海洋远征。据说，纽约的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价值10万英镑的财产中，大部分都是因此而来的。1696年，北美殖民地海关总负责人埃德蒙·伦道夫向伦敦当局抱怨说："海盗在美国的大多数港口受到欢迎，很多殖民地的总督都支持海盗行径，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殖民地总督威廉·菲普斯、宾夕法尼亚州殖民地总督威廉·马卡姆和纽约州殖民地总督本杰明·弗莱彻。"1763年，北美13州殖民地最富有的商人家族中，很多家族30%~40%的财富都得益于战争、私掠船和早年海盗的掠夺。有粗略的数据表明，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北美13州殖民地，财富的社会分配状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像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殖民地，从总体上看财富分配相对平等，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10%~20%。但是，在像波士顿、纽约和费城这样的商业中心，在人口增长、战争和商业发展为社会创造了越来越多财富的同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也在日益加剧。边疆地区和农业区（而不是市场区）的财富分配相对平等。如表1-1所示，以种植园为主的南部各州殖民地在1774年的北美13州殖民地中最为富有，自由人的人均财富达到了137英镑，而同期中部殖民地和东北部殖民地的人均财富分别只有46英镑和38英镑。同时，大量奴隶的存在又使南部各州殖民地成了人与人之间最不平等的地方。南部各州一半的财富都是以奴隶的形式存在的。在18世纪80年代，南部各州的奴隶有60万左右，折合成市场上的价格约为1.2亿美元。美国独立革命使北美13州殖民地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出现了重大调整。在1775~1784年间，大约有10万人因为反对独立而离开了美国。通常，在他们离开之前，他们的财产已经被征用；革命前北美殖民地最富有的1000个人中，有1/3因此而退出了财富的舞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补偿，其中包括新罕布什尔州的温特沃斯家族，波士顿的哈钦森家族、加德纳家族、阿普索普家族、奥利弗家族，纽约的德兰西家族、菲利普斯家族，费城的佩恩家族、斯切夫家族、艾伦家族和马里兰的卡尔弗特家族等。例如，佩恩家族的财产后来被估价为500万美元，该家族所拥有的地产在独立后的美国土地市场上的价值足以使其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这些家族的离去给北美大陆造成了巨大的财富损失。人口统计学家艾丽丝·汉森·琼斯在《一个正在形成的国家的财富》（WealthofaNationToBe）一书中总结道：从美国独立后，直到1805年，美国社会人均拥有的财富仍低于独立革命前的1774年的水平。1776~1790年：殖民地时期和…战争的财富效应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很多人借助战争获取了巨大的财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费城的罗伯特·莫里斯。此人最初是国会采购委员会的负责人，1781年以后又做了财政主管。在1775~1777年间，他所经手的采购合同有1/4都分给了他自己的公司。莫里斯的商业合伙人威廉·宾厄姆是国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主要代理人，在宾厄姆的协调帮助下，莫里斯又通过私掠船贸易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腰包。富甲一方的莫里斯甚至在北美银行有着大笔财产。经济上的成功使莫里斯成为1782~1783年间美国最富有的人。他所拥有的财富远超私掠船主德比所拥有的。尽管很多人记住的都是他"独立革命的财政支持者"的身份，但有历史学家指出，事实真相是，"独立革命为莫里斯带来了滚滚财源"。纽约军队的主要物资供应商威廉·杜尔是独立革命的又一重要受益者。和他一样，康涅狄格州的主要物资供应商耶利米·沃兹沃斯也是独立战争中的大赢家。在1775~1779年，康涅狄格州是战争物资的重要供应地，沃兹沃斯因此而大发战争财。学者们认为，杜尔和沃兹沃斯都是与莫里斯里应外合的"采购网络"的成员。在独立革命中，北美公众的整体利益同某些人的私人利益夹杂在了一起。与法印战争一样，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私掠船成了敛取财富的最佳途径。从1775年秋开始，在连续7年的时间里，有20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打着美利坚合众国或是北美某一州的旗号大肆掠夺。这些私掠船总计劫获英国船只3000艘，连同船上货物在内，劫获的物资价值达到了1800万美元之多。在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期间，北美的一些主要港口-纽约、纽波特、查尔斯顿和萨凡纳-基本上都处于闲置状态。在独立战争期间，费城曾经被英军占领7个月。对于英国商人来说，这段时间太短暂了，不足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但是这段时间却足以让莫里斯、威灵和宾厄姆的私掠船频繁出没于众多港口。私掠船（和战后资本）迅速齐聚到费城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开放港口。这些开放港口包括：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1776年3月以后）、马波海德、塞勒姆、格洛斯特和纽伯里波特；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和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在北美的2000多艘私掠船当中，有400多艘来自马萨诸塞州，300多艘来自康涅狄格州。新英格兰地区的私掠船加在一起共有1200多艘。1775年，从城市规模上看，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在北美殖民地各城市中仅排名第八位。但是，在这一年当中，从塞勒姆出港的私掠船有158艘，它们劫获了458艘英国船只，劫获的战利品总量位居全美之首。从加勒比海到斯卡格拉克海峡，这些私掠船到处横行。塞勒姆1/3的私掠船都是从伊莱亚斯·德比码头出发的，共劫获英国船只144艘，战利品的总价值超过了100万美元。私掠船劫获的战利品奠定了战后新英格兰地区财富的基础。私掠船主阿萨·克拉普成为战后缅因州最富有的人。新罕布什尔州最成功的私掠船主、来自朴茨茅斯的约翰·朗顿在战后成为了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并当选为该州的美国国会参议员。1804年，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因为私掠船主、大奴隶主约翰·布朗的捐助而得名。1776~1790年：殖民地时期和…私掠船贸易造就了很多百万富翁。在18世纪末的北美，无论是从私掠船的数量上看，还是从百万富翁的数量上看，马萨诸塞州都居于首位。截至18世纪90年代，在塞勒姆，因从事私掠船贸易而成为百万富翁的家族，除了"德比"家族之外，还有皮博迪家族、桑代克家族、格雷家族和克劳宁希尔德家族。据说，在1807年，杰斐逊总统签署《禁运法案》之前，威廉·格雷的身价已经达到了300万美元。1832年，曾经担任著名私掠船"诛弑暴君号"船长的伊斯雷尔·桑代克身后留下的地产总价值高达180万美元，是当时新英格兰地区最值钱的地产之一。在距塞勒姆不远的、同属马萨诸塞州的贝弗利市，卡伯特家族也从私掠船贸易中发了横财。私掠船贸易以及这些富翁在战时同新政府的特殊关系不仅改变了北美社会的财富状况，也改变了北美社会的等级次序。20世纪，在美国建国两个世纪之后，专门从事北美殖民地史研究的历史学家约翰·泰勒通过对波士顿1771年、1780年、1784年和1790年的城市税收进行分析，记录了在波士顿所发生的社会财富结构的变革。1780年，在独立战争期间从事私掠船贸易并且为交战方提供军需物资供应的人开始进入社会上层。1784年，这些人跻身社会最高层。而到了1790年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成了波士顿的商业精英。从1790年的纳税情况来看，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商人和私掠船主托马斯·拉塞尔；商人、走私船和私掠船主约翰·汉考克；为法国舰队提供物资供应的约瑟夫·巴瑞尔；酿酒商、私掠船主蒙哥·麦克凯以及商人、私掠船主约瑟夫·拉塞尔。波士顿绝非北美的特例。在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富豪们通过私掠船贸易和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获取的财富占据了全部社会财富中最大的份额。古斯塔夫斯·迈尔斯在《美国豪门巨富史》一书中，将正常航运贸易创造的财富与私掠船贸易创造的财富算在了一起。他的理由是：有谁能够说得清，有多少财富是从1781年劫获的英国商人的运糖船上获取的，又有多少财富是从1791年后进口咖啡、棉布和爪哇胡椒粉的销售中获取的呢？忽略费城不计，迈尔斯在书中总结道："18世纪末19世纪初，几乎所有美国的大富翁都是从航运贸易中发家的，他们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1800年，从人均财富来看，塞勒姆是全美最富有的城市。泰勒对早期波士顿城市税收进行的分析不仅揭示了战时私掠船贸易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也揭示了财富创造过程中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政府合同以及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波士顿首富托马斯·拉塞尔不仅曾经是私掠船主，还曾经是国会采购委员会负责人、费城首富罗伯特·莫里斯的秘密代理人。约瑟夫·巴瑞尔为法国舰队采购物资的佣金是全部物资总价值的5%。还有两个人也值得一提，一个是战时大陆委员会驻波士顿代表、私掠船战利品的销售代理人凯乐伯·戴维斯；另一个是大陆军海军战利品的销售代理人约翰·布拉福德。这两个人在纳税排行榜上仅次于前面提到的排名前五位的富翁。1813年，内森·阿普尔顿成为马萨诸塞州纺织业的主要组织者，他能坐上这个位置主要得益于"马萨诸塞州大陆军信贷员的身份"。总而言之，"与通过私掠船贸易获取财富的方式相比，通过政府合同以及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获取财富的方式更为稳妥、可靠。"尽管没有人仔细计算过，但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9世纪初，所有百万富翁-8个、10个或可能已经达到15个-所拥有的财富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战时或战后与新政府的特殊关系而获得的。出于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友好，关于上述情况，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著名的《国富论》（WealthofNations）一书中并没有提及。而在美国，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政治因素对财富的塑造作用却是人们广泛议论的话题。这种塑造作用体现在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面，一是大批忠于英王、反对美国独立的旧财富所有者的离开，二是他们的位置被与新政府联系甚密的新精英阶层所取代。波士顿的罗伯特·特雷特·佩因评论说："战争的进程将大量财富注入到了财富洪流当中。"对此，纽约的约翰·杰伊和费城的很多人都表示赞同。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写道："查尔斯顿的旧财富所有者已经被新财富所有者取代，这些新财富所有者'迅速扩大着自身的影响'。这必然会造成人们对美国社会自身流动性的错误理解。"1776~1790年：殖民地时期和…战时的数据是不充分也不可靠的，但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在独立战争后期担任大陆军军需总管的马萨诸塞州人蒂莫西·皮克林坚持认为，截至1783年，乔治·华盛顿反复谴责的、存在于军需物资和设备采购中的腐败现象几乎使美国新政府的负债增加了1倍。这些政府负债票据本身成了很多投机者的珍藏，所以，很多与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使美国战后负债大增的奸商能够再次从中获利。对此问题，我们后面将进行讨论。最后，战争还重新划定了美国各地区间的财富结构。战前因种植园经济的发展而在北美13州殖民地中最为富有的南部殖民地，在战争中遭到了英军的严重破坏，奴隶大量逃亡。此外，南部殖民地的主要创收作物不是失去了市场（如烟草市场）就是市场状况发生了变化，在失去了大英帝国的补助（靛蓝和海军储备）之后，南部主要经济作物的市场收益锐减。北部的海运和金融中心成为新的财富发源地。战后，美国中部各州-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州和特拉华，取代了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的位置，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地区。费城和沿海的马萨诸塞州通过战争获取了大量资本，资本摇身变为百万富翁最多的地区。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2?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富独立战争和1787年制宪会议使新英格兰地区成为美国航运业的主导者，美国的大多数富翁都聚集在此。此外，在政府事务中，通过在1800年大选之前一直控制着美国总统职位的联邦党，新英格兰地区与曼哈顿、费城、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展开了合作。但是，从19世纪20年代、3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的思想和财富开始西进，新英格兰地区显赫的商业地位日渐衰退。美国建国后，执政的联邦党内部一些人组成了商业派别，把联邦党的未来压在了航运业、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是把联邦党的未来压在了美英亲密关系的恢复上。这些人包括汉密尔顿、杰伊、杜尔、莫里斯和宾厄姆。在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首都纽约和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首都费城，反对派媒体形容高级官员们的办事风格和行为方式是"盲目效仿英国"。一些曾在独立战争期间服役的大陆军军官成立了辛辛那提会，由于其会员资格是世袭的，因此招致了很多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不满，他们控诉这种做法是试图在美国社会建立起贵族统治。同样招致指责的还有对英国财政金融的效仿，他们批评这种效仿具有徇私和投机的倾向。1789年，汉密尔顿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他上任伊始就向国会提出了大胆的经济计划。为了维护美国新政府的信誉，他提出要按照票面价格偿还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的全部债务，并且要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在独立战争时期欠下的尚未付清的债务。除了按照票面价格偿还债务的建议之外，汉密尔顿还提出在费城建立国家银行-美国第一银行，该银行的建立将有利于美国财政部的金融运作。尽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汉密尔顿的建议颇具价值，但是在当时的美国，这些建议的直接受益者是富有的联邦主义精英阶层。观察家们一致认为，美国第一银行是以英格兰银行和1781年在费城建立的北美银行为样本的。独立战争期间，罗伯特·莫里斯为了帮助美国政府管理战时的货币和债务而建立了北美银行。该银行的股东包括了当时费城和其他各州战时"采购网络"的富有成员。自该银行建立开始，关于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们抱怨该银行是由少数上层人士所控制的、主要向费城与政府有特殊关系的商人提供贷款的机构，忽视了普通人的利益。为了应对不绝于耳的抱怨，178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构废除了该银行的特许权。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汉密尔顿没能避免和莫里斯同样的命运。他所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1790~1811年）和美国第二银行（1816~1836年）也不断遭到控诉，人们抱怨这些银行的建立同样是为了向与政府有特殊关系的富有人士提供服务。本书第七章会向大家详细展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于这些金融机构的憎恨，以及人们对这些金融机构的看法是如何在美国政治中掀起波澜的。个人同这些准政府银行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可以更好地了解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财富状况。汉密尔顿提出的、被称为"承担债务法令"的偿债计划，为金融投资者提供了第一笔国家财富。从新罕布什尔州到南卡罗来纳州，富有的联邦主义支持者和官员通过旅行社以低价尽可能多地购买战时联邦和各州政府的债务。马萨诸塞州的债务持有人数量最多，他们当中有原始的债务持有人，也有债务投机商，很多人都曾经是私掠船主、战时物资供应商和大陆军的信贷员。宾夕法尼亚州的宾厄姆也是著名的政府债务持有人。还有很多实力较弱的小投机者奔波于美国的穷乡僻壤之间，从老兵、鳏寡和小店主那里购买尚未得到偿付的旧债券。1789年年中，纽约有一小部分投资者提前从汉密尔顿的副手威廉·杜尔那里得到了消息-汉密尔顿准备按照票面价值偿付战争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债务，他们迅速行动，以不足票面价值1/10的价格购买了价值2700万美元的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州政府的战时债券。这部分债券的价值相当于上述3个州在战时发行的全部债券总价值的1/3。为了建立偿债基金，汉密尔顿提出了以奢侈品和酒类为征税对象的《国产税法案》。该法案对阿巴拉契亚偏远地区的小农利益损害最为严重-威士忌酒是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地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这更加剧了该地区的经济贫困。在国会中，来自沿海商业地区的北部代表是汉密尔顿经济政策的拥护者，他们支持建立国家银行、按照票面价值偿付战争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债务、支持通过征收国产税建立偿债基金。而农业阶层和南部代表则坚决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詹姆斯·麦迪逊主张在偿债问题上应该将公债券的原始持有者和投机商区别对待，对前者按票面价值偿付，对后者则按低于票面的价值折价偿付。尽管在此问题上，汉密尔顿坚持不肯让步，麦迪逊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人们对于汉密尔顿经济政策的怀疑，直到汉密尔顿与杰斐逊达成协议才得以消除。作为对国会通过偿债法案的回报，汉密尔顿代表北部同意，将美国的首都从纽约-被杰斐逊称为汉密尔顿地盘的城市-迁到费城，后来美国首都又进一步南迁到华盛顿。到底是哪些人从偿债法案中获益？他们最终到底得到了多少利益？相关的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的是，联邦政府1795年在用于偿债的120万美元的债务支出中，有2/5落在了新英格兰地区的4个州身上。单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州的所得就超过了波托马克河以南各州的所得之和。在联邦国库用于偿债的总计4000万~6000万美元当中，大约有一半都落入了投机商的腰包。在1790年的美国，4000万美元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由此可见投机商的获利之巨。独立战争期间私掠船所劫获的3000艘英国船只及其货物的价值是1800万美元，即使按照联邦国库偿债支出4000万美元来算，投机商通过偿债法案所获得的财富，也远远超过了独立战争期间私掠船贸易所创造的财富。财政政策上的分歧以及1794年《杰伊条约》的亲英之嫌，使得华盛顿原本无党派纷争的政府逐渐分裂成了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两个派别。杰斐逊于1793年辞去了华盛顿政府国务卿的职务，他抨击联邦党人是亲英分子、贵族和依赖英国资本的商人，是靠做债券持有人、金融家和投资商发财的"纸人"。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一起对联邦党人发起了攻击。尽管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土地投机现象就已经普遍存在，但是美国第一银行股票和有价证券的投机却是这一时期才出现的。1791年，美国第一银行的股价从25美元飙升到了170美元。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到了1794年的时候，"投机商"的绰号已经成了攻击政治反对派的有力武器。在马萨诸塞州，反对派要求选举人在新一届立法机构的选举中不投"投机商"的票。在北卡罗来纳州，候选人要宣誓自己从未在偿债计划中获得投机之利。署名"阿基米德"的作者在费城《国民公报》（NationalGazette）上发表文章，嘲讽那些想要成为贵族的人。他说："应该按照个人财富的多少来给投机商分类，给每类不同的投机商冠以不同的头衔，诸如吸血鬼之类。"尽管联邦国库的很多偿债支出都落入了很多联邦党人的口袋，但作为一个政党，联邦党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汉密尔顿利用政府银行和偿债法案来满足少数财富精英利益的做法违背了美国独立革命所崇尚的信条，国产税的征收又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反对派抨击费城和曼哈顿著名的联邦党人过着奢华的生活：吃饭用的是金勺子、每餐要配16种葡萄酒、在迎接华盛顿总统光临的时候还会演奏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王》（GodSavetheKing）。现在在费城的弗芒特公园还可以看到18世纪末莫里斯和宾厄姆在夏天避暑时住的房子。1795年，崇尚帕拉迪奥建筑风格的莫里斯把这些房子称为别墅。现在这些房子成为了联邦党人建筑品位的象征,而非其政治诉求的纪念。1800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在这一年当中，随着主要城市中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财富与贵族统治成为反对派攻击联邦党政府的靶子。1789年，纽约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54%，而到了1795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61%。费城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是投机商发财的乐土。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对联邦党政府的税收政策最为不满。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杰斐逊获得了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两州全部选举人票27张中的20张。最终的选举结果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杰斐逊击败了竞争对手约翰·亚当斯，结束了美国自独立以来总统职位一直由联邦党人占据的历史。1800年大选后的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依旧有很多财富精英的存在，华尔街和栗树街都是他们存在的见证。但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自己的联邦党人圈子里的朋友和盟友却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非但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地位是被彻底倾覆了。汉密尔顿两个最亲密的朋友罗伯特·莫里斯和威廉·杜尔早已成了百万富翁。但是，过度的投机使他们最终身陷囹圄。杜尔于1799年死于狱中，而汉密尔顿本人也于1804年死于与艾伦·伯尔的那场著名的决斗。莫里斯的亲密助手、帮助汉密尔顿建立了美国第一银行的威廉·宾厄姆，从战时的私掠船贸易和战后的投机行为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富，后来还当选为美国参议员。他的一生，正如他的传记作者为他选择的书名一样，可谓是一段"黄金航程"。批评家们称他为"宾厄姆伯爵"，称他的妻子为"安妮女皇"，谴责他的财富都是通过"可耻的方式"聚集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靠的是私掠船贸易和有政府担保的投机行为"。有人曾经这样问道："你的财富有多少是通过正大光明的渠道得来的？你的财富无耻得令人憎恶！"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宾厄姆可能是18世纪90年代整个美国最富有的人了。尽管他在1804年去世以前已经移居英国，但他去世后仍在美国留下了价值300万美元的地产。作为坚定的亲英派，宾厄姆仿照伦敦曼彻斯特公爵的住宅风格在家乡费城修建了自己的别墅。他的女儿嫁给了英国银行家亚历山大·巴林，后来成为阿什伯顿男爵。在1801年落选参议员之后，宾厄姆移居到了伦敦。莫里斯、杜尔和宾厄姆的财富传奇在美国是有一定根基的。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25年当中，美国社会中个人财富的大量积累仍然是源于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就连杰斐逊本人也难以完全摆脱干系。与联邦党相比，在1800年选举中获胜的杰斐逊代表的民主共和党是由更为朴素平等的阶级组成的。在19世纪的前10年当中，由于实行了平等的党派经济政策，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相比，占了上风。1802年，民主共和党主导国会通过了《国家债务削减法案》，免征各项国内税，不再发行新债券，并且通过关税收入来减轻现有的偿债负担。银行家愁眉不展，而支持民主共和党的农民和边疆地区的居民则欢欣鼓舞。1803年，在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后，美国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出现了西进的趋势，发展势头趋于平等且日益远离联邦党人聚集的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人越过阿拉巴契亚山脉，人口流动日益加速，在一定程度上重划了美国的政治地图。1807年，针对当时交战的英法两国对美国船只利益的损害，杰斐逊政府决定通过经济手段加以对抗，通过了《禁运法》，规定一切美国船只和在美国的外国船只不得起锚，此举使联邦党人的航运中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1811年麦迪逊政府执政期间，汉密尔顿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执照期满，在面对来自各州银行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国会否决了延长其执照的议案。杰斐逊派对各州银行的政策偏向具有某种伪善的意味，他们实际上是希望借此建立起新的政治与财富精英阶层。为了争取共同反对美国银行的盟友，杰斐逊以总统的身份对财政部长阿伯特·加勒廷说："我要坚决地使各州银行成为民主共和党的支持者，要视各州银行的表现来决定它们可以分享的保证金数额。"通过这种手段，杰斐逊派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精英阶层。尽管往往很难成功，但在政治与财富的转折时期，任何一位总统都试图建立起自己的精英阶层。在杰斐逊执政期间，美国的主要财富中心从航运中心新英格兰地区转移到了纽约和费城，并且进一步南下。这时期，新产生的富翁大多数都是民主共和党人。1810年前后，费城的斯蒂芬·吉拉德成为美国首富，直到1831年去世，他的首富位置仍然无人能撼动。吉拉德是1776年从法国移民到美国的，靠做船主而发家。18世纪90年代时，他已经成为了支持杰斐逊和亲法派的费城政治圈中的一员。吉拉德本人是伏尔泰、狄德罗、佩因和卢梭的追随者，甚至他所拥有的最好的商船都是以这些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吉拉德将自己的资产分别用于银行业和地产业的投资上。1810年，他已经成了美国第一银行的主要债权人。在1811年帮助麦迪逊政府否决了该银行的执照延期之后，他买下了该银行的建筑大楼和全部的非金融资产，创建了自己的吉拉德银行。美国第一银行的董事们在清算了自己的资产之后，转而把数百万美元的金币交给受到麦迪逊政府欢迎的吉拉德银行托管。在"1812年战争"（1812~1815年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末期和1816年美国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的时刻，吉拉德投桃报李，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贷款。麦迪逊政府成立美国第二银行之后，吉拉德获得了该行价值300万美元的股票。除了在银行业的成功投资之外，吉拉德在费城地产业的主要投资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煤矿的投资也大获全胜。1831年去世的时候，吉拉德留下的资产价值达650万美元，是美国建国以来个人资产价值最高的一笔。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马萨诸塞州的船主威廉·格雷也是杰斐逊的坚定支持者。1807年时，格雷所拥有的资产价值为300万美元。因为支持杰斐逊的《禁运法》，格雷离开了塞勒姆这个联邦党人的大本营。而塞勒姆这个城市的权力结构在他离开之后也发生了变化。在杰斐逊和麦迪逊政府执政期间，海军部长和众议院商业与制造委员会主席、民主共和党人克劳宁希尔德的家族取代了德比家族，成为塞勒姆最著名的船运家族。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是美国更为平等的新政治局面下的又一受益者。这个德国裔移民成为继吉拉德之后的美国新首富。1808年，在杰斐逊政府官员管理的美国西部，阿斯特创建的美国皮毛公司开始发展贸易，将大量皮毛产品贩运到纽约、伦敦和巴黎的市场进行转卖。关于这些皮毛产品的来源，有批评家指责说，大多都是阿斯特从醉酒的印第安人那里骗来的。阿斯特也是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支持者。在1812年战争末期，美国政府遭遇财政危机的时刻，阿斯特和吉拉德一起买下了所有无人购买的政府债券。阿斯特还将5000美元低息贷款的借款期限从麦迪逊政府延长到了其继任者詹姆斯·门罗的执政时期。在阿斯特去世60年之后，善于揭露丑闻的历史学家古斯塔夫斯·迈尔斯发现，在阿斯特公司1817年的账户上有一笔3.5万美元的不明支出，收款人是时任密歇根州州长、后来成为美国战争部长的刘易斯·卡斯。在阿斯特从事的边疆皮毛和贩酒贸易中，卡斯曾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帮助。1793年轧棉机发明之后，日益富有的南部种植园主阶层也站到了杰斐逊的支持者阵营中。南卡罗来纳州的韦德·汉普顿依靠棉花和蔗糖的生产成为19世纪早期南部最大的种植园主。汉普顿1835年去世的时候，其留下的资产价值仅次于吉拉德。南卡罗来纳州的纳撒尼尔·海沃德通过大米的种植成为该州最大的种植园主，他的庄园奴隶就有2000名。1851年海沃德去世后留下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资产。在19世纪50年代，市场上奴隶的价格是1800年时价格的3~4倍，大量奴隶的存在使南部各州的资本与财富水平达到了美国独立后的最高点，其资本与财富的拥有量约占美国社会全部资本与财富拥有量的30%。1860年，美国南部腹地各州奴隶主所拥有的财富中，平均有2/3是奴隶所代表的财富。而在5大产棉州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奴隶的价值更是几乎占据了全部农业财富的60%。与独立战争之前相比，南部各州失去了美国的财富排行榜榜首的位置。但是，如果从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来看，美国独立后，南部各州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仍然是最突出的。1000多个家庭的收入相当于南部地区全部个人收入的近一半。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1860年，在所有财富拥有量超过11.1万美元的7500个美国人当中，有4500人生活在南部地区，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大种植园主和奴隶主。但是，尽管南部有很多百万富翁的存在，但身家几百万的人却很罕见，没有哪个种植园主在经济上或是在全美产生过突出影响。19世纪40年代，新奥尔良到巴吞鲁日的蔗糖种植地带被认为是全美最富裕的地区。但是，曾经富有的个人财富拥有者都已经作古，留下的只有他们的豪宅。南北战争爆发前，南部最富有的人是商人犹大·图罗，他的新奥尔良船运公司的商船满载着朗姆酒、蔗糖甚至还有冰块驶往世界各地。1854年图罗去世，留下了价值400万美元的财产。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南部地区并非财富集中程度增长迅速的唯一地区。从大多数统计来看，新英格兰地区北部、阿拉巴契亚地区和老的西北部地区（从俄亥俄州到艾奥瓦州和威斯康星州）是财富集中程度增长相对较慢的地区。一般来说，越是在没有实行奴隶制的乡村地区，贫富差距就越小。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财富的集中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呈现出与18世纪相似的趋势，像纽约、费城、波士顿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大商业中心城市是财富集中程度最高、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新奥尔良、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对整体的形势加以概括说明。1816~1820年间，印第安纳、伊利诺伊、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密苏里的州宪法规定，所有的白人男子都享有选举权。这使得贯穿阿拉巴契亚山脉的新西部地区成为未来20年英语世界的民主战场。但是，在美国的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商业中心地区，经济不平等的状况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剧，这严重违背了美国独立革命时期反对贵族统治的精神。事实证明，自由的民主资本主义也会导致贫富差距的产生。"市场革命"的效应和资本主义在早期美国工业、商业和市场农业中的发展，使美国经济显著增长，财富集中和不平等状况也日益加剧。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无形的手来调节市场"的信条，无意中为战后自由放任主义和适者生存原则的过度盛行提供了哲学基础。与此同时，新兴的"政治经济学派"却没能从分散的财富数据和收入趋势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些财富数据后来成为"经济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1828年的纽约，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29%，在1833年的纽约，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3%，而到了1848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37%。而在远离城市和种植业的地区，美国希望通过采取共和制而非贵族统治的方式来避免社会阶层分化的设想，基本上还是可以实现的。这种可以分地区部分实现的设想在美国人平等方式的强化作用下，给很多外国人留下了一个印象：美国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德·托克维尔在1837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inAmerica）一书中写道："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平等带给我的触动更深了。"实际上，如表1-2所示，在美国北部的主要城市，大多数富人都出身社会上层或中产阶级家庭，这与独立革命后那个社会流动性更强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美国的商业中心，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占全部社会财富的比重凸显了其与杰克逊民主的矛盾。表1-2?1828~1860年美国的经济阶层分化以及主要城市最富有人口的家庭出身状况A.1828~1848年美国富人的家庭出身状况（%）城?市出身富有或地位显赫的家庭所占比例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例出身贫苦或地位卑微的家庭所占比例纽约9532费城9262波士顿9442资料来源：EdwardPessen,Riches,ClassandPower，p.85.B.1841~1860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比例（%）费城（1860）50纽约（1845）40密尔沃基地区（1860）44巴尔的摩（1860）39新奥尔良（1860）43圣路易斯（1860）38布鲁克林（1841）42波士顿（1848）37资料来源：WilliamsonandLindertAmericanInequality，p.286.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有些人认为，到了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像吉拉德（生于1750年）、阿斯特（生于1763年）和范德比尔特（生于1794年）一样出身卑微的人要想在大城市当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机会已经比他们的前辈少得多，他们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更多的阻力。事实或许如此，但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还有80%的美国人生活在大的商业中心和主要蓄奴州以外的其他地区，对于他们来说，上述观点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美国很多地区的环境还是与杰斐逊的理想和信条相契合的。另一方面，认为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会在三代之内不断下降的说法也是很牵强的。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至少在3个世纪的时间当中，社会上层家族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很多的变化，他们的地位基本已经确定。当然，19世纪早期主要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只是政治地位的竞争，还有市场的竞争。1832年，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否决了位于费城的美国第二银行执照延期的议案之后，费城失去了其身为美国银行业中心的地位和利益。斯蒂芬·吉拉德是费城的最后一位美国首富。而1825年国家出资兴建的伊尔运河的开通则使纽约的社会财富急剧增长：阿斯特家族、A·T·斯图尔特的干货帝国以及哈得孙河谷底的范伦塞勒家族的财富到19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增长了500万~1000万美元，曼哈顿的几大传统家族也通过地产投资敛聚了大量财富。18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斯蒂芬·范·伦斯勒在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伦斯勒庄园的第六任主人。而19世纪早期美国富翁排行榜上却常常漏掉他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伦斯勒庄园是17世纪荷兰政府的第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赠予地，覆盖了奥尔巴尼和伦斯勒地区的全部以及哥伦比亚的部分地区。伊尔运河的开通使哈得孙河谷地的经济迅速发展，1838年时，伦斯勒庄园的租户达到了6万~10万人。尽管很难完全清楚判定地产的价值，但地价的上涨却让伦斯勒拥有了和阿斯特、吉拉德几乎相当的财富。由于不愿意忍受封建领主庄园的继续存在，19世纪40年代，纽约州政府开始对伦斯勒庄园进行拆除。对于纽约这个城市来说，它所拥有的最大的财富莫过于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使纽约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而纽约北部的伊尔运河的开通使东部大湖区成为哈得孙河流域商业发展的分水岭。较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不断加倍，其商业和交通触角也不断向外延伸，地产价值攀升，这在那些主要城市的中心地区表现尤为明显。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纽约和费城的大富翁大多都拥有大量的地产。波士顿一直试图在激烈的航运竞争中保持相对于其他海港的优势地位。在19世纪30年代的一段时期当中，波士顿拥有全美最发达的铁路网络。波士顿股票交易所在南北战争前一直是工业股票交易的中心。由于横跨大西洋的船运业竞争激烈，当1844年卡纳航运公司的大不列颠号在波士顿港突然遭遇冰冻的时候，就连波士顿的大商人也纷纷出动，帮助破冰。但几年之后，卡纳航运公司航线的改变使纽约取代了波士顿的航运主导地位。城市人口增长会对商业、银行业、特别是地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东部主要城市的人口迁移状况为我们了解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移民和财富迁移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财富的来源仍然主要是地区性的。美国的百万富翁约有2/3生活在现在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市区。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表1-3?1760~1860年波士顿－塞勒姆、费城和纽约之间的人口对比①（财富迁移的背景）（单位：人）年?份波士顿-塞勒姆费?城纽?约176021500（1760年）17063（1760年）18000（1762年）1770未知23436（1769年）22000（1770年）17752200029000（估计）2500017902595925522331311800343945568860489181045863790699637318205602999802123706183075277136311202589184010846525812631271018501571443302865155471860200092565529813669由于意识到了纽约巨大的财富发展空间，阿斯特开始转移自己的投资重点，从皮毛生意和同中国的贸易转移到了曼哈顿的地产投资上，并且购买了大量城市银行特别是曼哈顿企业银行的股票。1830年以后，他实际上已经不再涉足国际航运贸易了。1848年去世的时候，阿斯特留下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地产，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对此，《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发行商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发表评论说，这些地产有一半都应该是属于纽约人民的，原因在于，是纽约这座城市的集体智慧、胆识和商业机会造就了阿斯特的财富。当然，这和1810~1850年间纽约人口数量5倍的增长也并非毫无关系。本书第五章将详细介绍地产业同政府以及政治的关系。1847年，《纽约太阳报》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当中指出，纽约市当时有25个家族或是个人的资产达到了百万以上，百万富翁的数量远远多于其他城市，约占全美百万富翁总数的1/4~1/3。而20世纪的研究人员却认为这本小册子当中的数据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爱德华·佩森就决定对纽约曼哈顿地区的财产评估记录进行分析。在他的分析当中，与伦敦一样，纽约的地产同样成为富翁们发财致富的关键因素。在研究当中，他把先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地产因素的重要性指数扩大了10倍，在此基础上推算出1846年时纽约百万富翁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13个。其他研究者仅把对地产价值的评估限制在了其实际价值的20%~50%之间，所以，相较而言，佩森所得出的数字难免有些偏高。尽管佩森对19世纪中期纽约市百万富翁数量的估计有些偏高，但是，如果把当时的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当时独立于纽约之外的全美第七大城市）加在一起计算，除了众所周知的阿斯特、大型零售业先驱A·T·斯图尔特和财富日益增加的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之外，在纽约还有六七个家族的家产已经达到了至少2亿~3亿美元。这些富翁家族包括：曼哈顿的格莱特家族、罗瑞拉德家族、斯图佛逊家族、比克曼家族、莱茵兰德家族、雷诺家族和布鲁克林的H·B·皮埃尔彭特家族。此外，根据其所拥有的地产的价值来计算，还有五六十个家族或个人的财产达到了百万。实际上，从1815~1850年年间，曼哈顿主要的地产的价值增长了11倍；要想完全了解地价升高对财富增长产生的影响确实很困难。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上面的这些数据表明，在1845~1850年年间，美国应该有150~200个家族或是个人成为百万富翁，远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有40~60个。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地区的百万富翁数量最多，大概有70个，而纽约州的其他地方也应该有六七个百万富翁。有地方资料表明，马萨诸塞州有26个百万富翁；新英格兰其他地区有10个左右；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百万富翁加在一起有25个，巴尔的摩有6个，还有6个分布在马里兰、特拉华和华盛顿特区；南部地区有百万富翁25~30个，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大种植园主；中西部地区有百万富翁10~15个。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棉花和奴隶价格的上涨，南部地区的百万富翁数量增加到了50个。当时，淘金热所创造的财富价值还没有明显体现出来，所以加利福尼亚州的百万富翁还寥寥无几。单独从各个城市来看，1846年费城当地出版物《费城的富翁》（SomeoftheWealthyCitizensofPhiladelphia）所提供的数据表明，1845年时，费城的百万富翁有10或11个。这个数据比《纽约太阳报》的数据更合理。当时费城最富有的两个人，一个是主要从事酿造业和地产业的乔治·沃顿·佩珀，另一个是商人和地产投资商雅各布·李奇维，他们所拥有的家产都已经达到了两三百万美元。在1840年联邦人口财产调查中，各市州的相关数据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纽约和费城的百万富翁状况调查也因此浮出水面。后来对马萨诸塞州百万富翁状况的调查更是显示出了波士顿当时的财富地位。1851年，马萨诸塞州一共有26个百万富翁，其中有一半都在波士顿；只有1个居住在财富地位日益下降的塞勒姆。从棉纺织业中获得的巨大财富使波士顿有两大家族的资产价值达到了五六百万美元，一个是拥有3个百万富翁（内森·阿普尔顿、塞缪尔·阿普尔顿和威廉·阿普尔顿）的阿普尔顿家族，另一个是更为富有的劳伦斯家族，该家族同样也有3个百万富翁（艾伯特·劳伦斯、阿莫斯·劳伦斯和威廉·劳伦斯）。除去梅里马克谷的工厂区之外，整个马萨诸塞州的财富基本上都是从商业中获得的。在当时的美国，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财富地位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排在它们之后的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各自所拥有的百万富翁只有3~6个。新兴的俄亥俄河谷西部城市辛辛那提有一个因地产业而发家的大富翁尼古拉斯·朗沃斯，他在1863年去世时留下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财产。1850年时，朗沃斯拥有的家产就已经有数百万美元之多；而1863年15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更彰显了他的富有，朗沃斯应该是排在范德比尔特之后的美国第二或第三大富翁。从国际层面来看，1848年，纽约的国际地位逐渐上升，富翁阿斯特所拥有的地产价值已经达到了2000万美元，这标志着美国财富史上的重要转折：从主要财富的规模上看，北美和欧洲已经日益趋同。不断上升的新世界的财富地位使美国日渐摆脱欧洲的阴影。1836年，美国的内森·罗特希尔德拥有的地产价值350万英镑（约合1500万美元），直到1857年，这样的地产价值在英国都是排名最高的，尽管这个比较本身没有将英国大地产所有者的世袭财富计算在内。在当时的整个欧洲，非地产所有者里面的首富当属法国人詹姆斯·德·罗特希尔德男爵，他1868年去世时留下的财产将近800万英镑（约合4000万美元）。而同一时期的美国，范德比尔特所拥有的财富和罗特希尔德男爵不相上下。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与美国相比，欧洲富翁们的财富仍然是建立在极大的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等，在公爵们居住的奢华宫殿和1830年、1848年革命时设置的路障中都能够体现出来。即使是在英国，避免革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831年，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大规模工人示威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宪章运动就是很好的证明。有媒体报道说，阿斯特晚年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听到了纽约的工人们正在为1848年法国大革命而欢呼喝彩。但是，当时与欧洲隔海相望的美国还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在19世纪20年代，以及后来从1837年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了。19世纪20年代，纽约和费城的工人成立了代表他们阶级利益的政党，反对银行业的呼声日益高涨，工人运动与工人罢工开始增多。东部城市的财富集中已经发展到了让杰斐逊的理想蓝图破灭的程度-如表1-2所示，19世纪40年代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的社会财富的比重与18世纪90年代相比有所升高。19世纪30年代，在纽约成立的民主党激进派-罗克福克派重拾工人阶级利益的主题。有一首描写1834年工人运动的歌中唱道：技术工人、货运工人和农业工人们，大家必须要联合起来，让那些富裕的贵族们知道，我们在选举中的力量。让我们高唱爱国主义的歌曲，把那些高傲贵族的面目揭穿，因为他们损害了穷人的利益，背弃了杰斐逊的理想。幸运的是，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当中，美国的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大量移民不辞辛苦，长途跋涉纷纷从爱尔兰、英格兰和德国涌入美国，这在美国历史上创下了空前的纪录。19世纪50年代，农场的农作物在价值上翻了一番。全美个人财产的总和创纪录地增长了125个百分点。西部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人口数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1848年的美国一片宁静，没有出现什么工人运动。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在1815~1860年间，纽约上层人士一直认为，纽约的百万富翁们从行为举止上看一点儿也不比普通的码头工人高雅。最富有的三个人-吉拉德、阿斯特和斯图尔特-虽然出身背景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从外国移民，都是白手起家的。斯图尔特曾经想加入一个时尚俱乐部，但遭到了拒绝，原因是他是个生意人。阿斯特曾经用女招待的裙子擦手。母亲是农民、父亲是船员的家庭出身的范德比尔特也没有受到过什么教育，他举止粗鲁，即使已经到了三四十岁时，也很少被邀请去参加纽约的高雅晚宴，因为他爱说脏话、容易与人发生口角、并且爱对女招待动手动脚。对于富翁们这些粗俗的行为举止，普通的纽约人似乎倒能够欣然接受。取代了阿斯特成为新纽约首富的范德比尔特一直都是大众的宠儿。与18世纪90年代那些掌握了财富之后就趾高气扬的人不同，范德比尔特从来不耍贵族的派头。此外，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不同阶级之间的仇恨是很复杂微妙的，这也是为什么纽约工人党的影响只在这个城市暂存一段时间而未扩大到全国的原因所在。民族与宗教的多元化是美国与任何欧洲国家相比所具有的明显特征。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城市中的紧张状态和一些问题的存在-包括贫困加剧、犯罪率上升、酒后滋事的增多、住房过度拥挤和城市环境肮脏等-与爱尔兰和德国移民有很大的关系。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开始联合在一起，以文化的名义共同反对酗酒、移民和天主教。在纽约和费城，自由黑人也和普通的白人工人联手反对同他们竞争工作机会的移民者。1845~1850年间，熟练的美国工人可以欣赏马戏团的杂耍表演作为娱乐消遣，可以买到廉价的地毯和家具，而这些都是和他们地位相似的欧洲工人所无法享受到的。也正是这种新的生活和娱乐享受的机会，使美国最初的阶级政治开始发生了转向。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安德鲁·杰克逊和他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利用了民众的情绪来反对美国银行和政府企业的财富倾向。反对当时政治主流的情绪使杰克逊成了民主的象征，他的支持者们在各州展开了针对银行和政府企业的破坏活动。这种行动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银行业的精英们在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自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也没有与他们相似的取代阶级出现。那时的美国只有6个州有重要的工业区，只有4%的美国人受雇于生产企业。19世纪20年代末兴起的工人党在1837年经济大恐慌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没有出现新的因工人阶级而形成的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经济不平等状况仍然普遍存在，城市工人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但是这些都不是1856年和1860年大选的主导因素，地区、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分裂才是真正的主导因素，既分化了财富所有者，也分化了劳动者。此外，围绕奴隶制而产生的新政治争论，就像当年围绕着独立革命所产生的政治争论一样，将普通公民的愤怒都集中到了外部目标上：北部自由州的政治家们抨击南部蓄奴州的种植园主组成了与自由白人劳动者敌对的"奴隶主集团"。而南部地区的政治家对此加以反击，讽刺北部是在实行工资奴隶制和资本家的寡头政治。南北双方都把与自己对立的地区的财富精英阶层当成了替罪羊。工业时代早期正在形成中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每天10小时工作制、劳工立法的改善以及防火措施的改进等-不论在全国或是地区范围内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有一个例外值得一提，尽管它是孤立存在的。那就是1850年，马萨诸塞州是全球范围内除了英国以外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方，美国的棉纺织产品有一半产自于此。主要的棉纺织企业都集中在位于梅里马克谷的罗尼尔市和劳伦斯市。在这两个城市当中，工人的工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持续恶化，但是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都没有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在马萨诸塞州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辉格党人代表的是工厂主和金融家的利益，而民主党人奉行杰克逊主义，关注的是农业地区的利益。因此，1854年成了马萨诸塞州动荡的一年，该州的大多数选民都转而支持新政党一无所知，这使该党在地方、国会和州立法机构的选举当中大获全胜。用大获全胜这个词似乎已经不足以形容当时一无所知党的绝对优势，确切地说，该党赢得了马萨诸塞州议院的全部席位。在历史上，一无所知党留下的主要是反对移民和反对天主教的形象。但除此之外，这个新兴的政党还攻击辉格党人支持垄断和寡头政治，呼吁建立新的"公民"政治，在多个地方的选举中选举工人作为市长，承诺规范铁路交通，并且支持立法机构通过立法将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在10个小时之内。一无所知党提名的地方候选人获得了全州63%的选票，主要工业城镇70%的选票，而在全州最贫穷但经济增长最快的劳伦斯市则得到了78%的选票。在马萨诸塞州新立法机构当中，该党控制的所有419席位中有100个席位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这样的比例是前所未闻的。由于缺少显赫的政绩，加之同时期共和党的兴起，这个全部由一无所知党人组成的立法机构在历史上早已被人遗忘。大多数一无所知党人后来陆续加入了共和党人的行列。尽管工业化的潮流强大而不可阻挡，但一无所知党在潮流中留下了它的印迹，正如马萨诸塞州研究选举革命的历史学家约翰·马克恩所说，"一无所知党的立法者们留下了无可比拟的改革遗产……他们考虑到了现代化进程给城市生活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无所知党人在盼了半个世纪之后等来了进步主义运动。"确实，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等待之后，美国社会才对创造了大量"掠夺"财富的工业化做出了全国性的反应。但是，在讨论这个缓慢的发展进程之前，我们必须先来关注一下那场如旋风一样席卷美国、压倒了经济争论的政治危机-美国南北战争，关注一下南北战争后美国财富和权力结构的重组。1860~1864年：南北战争与美…3?1860~1864年：南北战争与美国财富结构的重组独立革命给美国南部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使其丧失了革命前的财富和经济优势。但这样的破坏和后来的美国南北战争对南部地区的破坏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理解了南北战争对南部地区经济财富的强烈破坏作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美国最后的三大富翁都产生在北部地区了。这些富翁财富增长的速度和规模都是令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所望尘莫及的。查尔斯顿港是南北战争前美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1861年4月12日，南部军队向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要塞发射了南北战争的第一发炮弹，南卡罗来纳州的商人、种植园主和民兵军官亲眼目睹了南北战争的爆发。尽管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脱离了联邦的11个州已经在制造业、银行存款、学校、航运、铁路和城市人口等大多数经济发展领域远远落在了北部各州的后面，但是在一点上它们并没有落后，那就是财富总量。南部各州的400万奴隶在市场上的价值达到了20亿~40亿美元。把这些奴隶的价值算在内，南部白人所拥有的人均财富与北部基本相当。奴隶制的存废问题最终让这个国家陷入南北战争中。历史上，英国曾经于1834年通过向奴隶主支付相当于奴隶市场价格的赔偿金的方式，解放了主要分布在西印度群岛的13万黑人奴隶。但是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无论是北部各州还是联邦政府，都没有能力采取同样的办法来解放南部各州的奴隶，因为这些奴隶的在市场上的价格实在太高了。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南部各州所面临的就只有两种艰难的选择：要么和平脱离联邦，要么打赢无法避免的战争，如果在战争中被北部各州打败，南部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巨大的经济和金融灾难。而北部地区在商业、工业和人口数量上巨大的领先优势，则可以让联邦政府能够建立并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的运转。战争持续了4年，1865年4月，南部联盟宣布无条件投降。关于南北战争的历史，美国的孩子们可以从教科书上了解到，在战争结束之后，格兰特将军允许战败的南部军队的士兵留下他们的战马，因为他知道这些士兵回家之后还要靠这些马去耕种。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战争使南部地区的农业和经济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南部联盟的战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南部地区财富的巨大损失（主要是农业上的）；二是这些损失的财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无情的政治转化过程中变成了北部工业扩张的原始资本。南部地区在战争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很容易就可以计算出来。奴隶制的废除使得南部地区的财富资本骤然减少了20亿美元，而南部土地的价值也差不多下降了这么多。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部门因为战争而损失了2/5的家畜和一半的农用机械。战后由"从北方来到南方的投机者"组成的南部各州政府，为了重建南部地区而征收沉重的州税，这使得南部地区的土地进一步贬值。到了1870年的时候，原南部联盟各州的财富总额已经下降到了1860年时的一半，但是要缴纳的税款却是1860年时的4倍。财富和收入的结构重组规模庞大。1860年，战前的南部各州拥有全国总资产的30%，而1870年时这个比例下降到12%。历史学家C·范·伍德沃德根据研究得到的数据表明，1880年时，东北部地区的人均财富额为1356美元，而南部地区的人均财富额只有376美元，如此悬殊的差距几乎与当时德、俄两国之间的差距相当。在战争没有开始时，南部白人的人均财富额与北部白人的人均财富额基本等同。但是，到了1880年时，南部白人的人均财富额仅为北部白人人均财富额的一半。美国的1500多个百万富翁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生活在南部地区。1860~1864年：南北战争与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南部地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只是工业革命进程的反映。英国也同样处在工业革命的进程当中，它的资本和收入正在经历着从农田向工厂和铁路的转移。南部同盟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战败使得原本可以逐渐完成的财富结构重组转化成了一场强烈的经济风暴。这为美国政治史上又书写了新的一笔。在南北战争刚刚打响的几个月后，战后完全控制了政府的北部领导人就开始催促国会推出新的汉密尔顿式的经济改革方案。最终成型的方案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征收战时收入所得税；（2）大规模发行债券，总发行价值超过25亿美元；（3）建立新的国家银行体系；（4）扩大货币流通，用纸币代替金币。如果南北战争最后并不是以南部联盟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如果1864年北部要面临同南部谈判的僵局，那么北部地区的财政状况也会遭遇重重困难，战后北部的经济也会出现衰退。然而，战争的结局是完全有利于北部地区的。战场上的失败使南部各州不得不替北部各州承担起了整个美国经济转型的财政负担。1861~1864年间，为了保护战时北部的制造业和金融业，美国政府提高了关税；而战后，在1867年和1869年，部分出于偿还战争债务的目的考虑，美国政府将征收的关税税率进一步提高。战后的南部各州承受着沉重的联邦赋税（大多数都是国产税），而政府的财政支出分配却是向着北部各州倾斜。政府的主要财政支出中包括了偿还战争债务的支出和给南北战争中服役士兵的养老金支出，前者的受益人实际上都是北方人，而后者则只是针对南北战争中北部军队的士兵发放（南部联盟军队的老兵是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待遇的）。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拉塞尔通过计算得出，在从1865年开始的半个世纪的时间当中，南部地区为美国其他地区支付了12亿美元的赔偿，这个数额比1870~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要支付给普鲁士的赔款数额还要大。南北战争后，美国的财富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分配。1870年的人口财产调查数据表明，在1860~1870年间，南部地区的农业和制造业资产总额下降了16%，而北部地区的资产总额则上升了50%。通货膨胀成为南北部地区资产差距拉大的助推器。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分析1867年美国的货币供给状况时发现，当年美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有3/4都是新型货币（普通纸币、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这些新型货币都是南北战争时开始在市场上流通的。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国民收入和北部地区的制造业都经历了巨大的发展浪潮。南北战争初期的混乱状况一结束，经济运转就又恢复正常了。1863年初，金融家威廉·道奇在给一个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北部各州到处都是一片繁荣景象，这种繁荣你根本无法想象。政府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活力……铁路交通和制造业的发展态势是前所未有的。只有棉花种植业是个例外。1860~1864年：南北战争与美…当然，南北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1860~1865年，美国的物价指数升高了将近一倍，这必然会导致一系列负面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然而，战后的美国金融市场如同战时的货币流通一样，只是为政治需要服务的工具而已。为了保护那些在战争期间提供贷款给政府、为联邦军队获胜作出贡献的北部债权人的利益，国会于1869年通过了《公共信用法案》，规定美国政府的全部债务都可以用黄金偿付。农业生产部门的处境最为悲惨，北部的投机商却获利甚丰。1864年，当战争还在进行时，一些投机商用仅相当于黄金价值40%的纸币就购买了与黄金等值的债券，现在政府用黄金来偿付战争债务，他们可以从中获取1~1.5倍的利润。而农民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却只能换来纸币，并且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他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少。投机商在债券的黄金偿付中收益不菲，政府又不时下令停止纸币的流通，这不仅抑制了战时的通货膨胀，也导致了战后的通货紧缩。战后的通货紧缩持续了1/4个世纪，美国国内的物价水平与1860年时相比下降了25%。如果按照1860年时的美元价格来计算，在19世纪的美国，消费者零售价格尺度持续下跌。从1868年的171美元下降到1873年的144美元，1885年下降到92美元，到1896年的时候更是下降到了75美元的谷底。农作物价格的跌幅更快。但是，在通货紧缩状态下，股票、债券和抵押债券的价值却不断增长，这给债权人（不包括小型农村银行）、铁路运营商和制造商带来了巨额收益。尽管在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的美国，没有人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财富状况，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财富总量在不断增加。南北战争重塑了美国国内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格局，战后的通货紧缩也为东部债权人带来了巨额收益，在这种有利局面的推动下，制造业的资本投资从1860年时的10亿美元上升到了1900年时的100亿美元。美国仅用4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英国用了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的经济增长，这种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即使现在回过头来看依然令人难以置信。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现在，让我们再回顾一下1861年那个让人紧张而又愉快的夏天吧。在那个夏天，战时货币膨胀、债务膨胀和政府采购都刚刚开始。后来成为全球富豪的第一代美国富翁阶层也在那时初具雏形。1865~1900年：美国财富的伟…4?1865~1900年：美国财富的伟大崛起在南北战争刚刚开始不久的1861年7月，联邦军队意外地在布尔河战役当中败给了南部军队。这场战役的失败向北部的战略家们发出了信号-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为此，他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金融业与工业总动员。布尔河战役结束两个月后，国会通过立法征收收入所得税和其他一些新税，征税的范围涉及企业税、红利税和遗产税等各个方面。但是，新征税收收入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获得，尽管关税收入和个人银行贷款有了迅速增长，也只能满足军费需求的7%~10%。在这种情况下，债券的发行和销售就成了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措施。1861年冬到1862年，费城的杰伊·库克银行开始销售政府债券，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债券的销售总额达到了12亿美元。其中有将近8亿美元的债券发行期为3年，年利率7.3%；约4亿美元的债券为发行期不低于5年（或是高于20年）的可赎回债券，年利率6%。其他银行也在销售政府债券，但发行规模都不及杰伊·库克银行。1860年时，美国政府的国债总额为6500万美元，而到了1865年，美国政府的国债总额已经攀升到了26.78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战时国债增长中最快的增长速度。战时债券的大规模销售帮助政府筹措了大量资金，也导致了战争末期市场价格翻倍增长。实际上，如图1-1所示，美国历史上６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浪潮都是由战争所引起的。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似乎不可避免，但不同社会阶层在战争中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和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却很难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影响着战时财富效应的发挥。战时财富效应是政治家和政府能够施加影响的最强有力的效应。在1861~1862年，北部的大多数制造商和政府合同商的收入都源源不断。在战时纸币泛滥、各战场军事行动进展状况趋同，以及战时市场供应瓶颈的共同作用下，基本商品的市场价格增长速度比整体的通货膨胀率还要快2~3倍。1861年，每英吨①生铁的价格是20.25美元，而1864年，每英吨生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9.25美元。每桶原油的价格也从1861年的0.49美元上涨到了1864年的8.08美元。铁路运输和船运价格也在这些年中大幅增长。然而，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工人的收入水平却没有任何提高。企业利润增加的同时，工人生活水平却直线下降。总之，在南北战争期间，与战争相关的产业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得益于国家的特惠政策，商业企业和新建立的国有银行大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后者的发展更为迅速。从总体上看，在1861~1865年年间，股票市场呈现出上涨趋势，股票经纪人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但是，股价受战势发展的影响较大，时常随着某一战役的结束而出现波动。例如，当联邦军队在奇克哈莫尼战役中战败的时候，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就出现了连续下跌，而当联邦军队取得了维克斯堡战役的胜利和葛底斯堡大捷的时候，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又出现了连续上涨。1865~1900年：美国财富的伟…在1860~1900年间，美国的财富增长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次是从1860~1873年，另一次是从1873~1900年。因此，我们对于1860~1900年间美国财富状况的讲述也将遵循这样两个时间段的划分。但是，我们的讲述将从这两个历史时期财富发展的一些共同特征开始。战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明显的分水岭，更是造就杰出企业和企业家的温床。19世纪末期，在美国商业和金融业巨头中，有相当惊人的一部分都是战争期间没有服兵役的北方年轻人，其中包括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杰伊·古尔德、马歇尔·菲尔德、菲利普·阿默、柯林斯·亨廷顿，以及其他几位铁路业大亨。他们通常都花钱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利用战争的机会迈出走向未来财富阶梯的重要步伐。在南北战争开始前已经成名的富翁，他们的财富在战争期间也获得了更快的增长。1861年时，范德比尔特拥有的财产已经达到了1500万美元，而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他的家产翻了5倍，这主要得益于铁路业发展给他带来的收益。1877年，范德比尔特去世的时候留下的财产价值1.05亿美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比这个巨大的财产数额更重要的，还是战争对财富增长所具有的温床效应。从1860~1900年的40年当中，重工业的发展状况严重影响了美国财富的地域格局。早在1805~1830年年间，航运业、银行业的发展就很引人注目，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更是发财致富的关键。后来在1830~1860年年间，地产业成了新的财富增长点，无论是南部的种植园还是北部的城市商业地产，其发展都超过了航运业、商品贸易和新英格兰地区的早期制造业。然而，南北战争把航运业和商品贸易、甚至是地产业都统统推到了边缘地位。这一历史时期是铁路运输业、钢铁制造业、煤炭和石油工业以及与这些产业结盟的金融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成了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日益激烈的竞争。战争导致的美国财富结构重组具有持久的地域、文化和政治特征。一方面，尽管波士顿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繁荣状态，但相对于其他地区，其经济地位明显下滑。另一方面，北部新兴富豪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新英格兰人的后代，与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州北部的一些小城市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这些人中包括摩根、洛克菲勒、菲尔德、阿默、塞奇、古尔德、亨廷顿、斯坦福、克罗克、霍普金斯和哈里曼。他们在南北战争期间忠于联邦政府，在政治上支持共和党。战争为他们开辟了广阔的新商业舞台。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这些新兴富翁中的一些人过着朴素节俭的生活，很多人有着相当虔诚的宗教信仰。约翰·D·洛克菲勒后来在解释他的计划-将新兴的石油产业发展成未来的垄断企业-标准石油公司时说，这个计划是"一种超我意识"，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情"。从吉拉德、阿斯特或是范德比尔特的口中，我们是不可能听到这样的话的。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详细介绍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财富的创造历程，会反复谈到技术的重要作用，讲述银行如何又成为公众反对的对象，会谈到华尔街和"金钱的力量"，谈到政府高层影响力的重要性，谈到与资本家的财富积累相伴随的政治和思想腐败。现在，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战争及其结果对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增长所起到的推动作用。19世纪40年代、5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的财富总额约为1000万~2000万美元，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9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的财富总额已经上升到了2亿~3亿美元。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到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市场的价格水平与19世纪40年代、50年代基本持平甚至还偏低。南北战争后，美国财富如此大规模的增长是惊人的，也是百年一遇的。而且，这种增长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而是通过美元的升值而实现的。1865~1900年：美国财富的伟…在美国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局面下，英国的公爵和法国的贵族们为使自己家族的财产得到保证，纷纷与美国富豪的女性继承人联姻。众多强有力的后盾支撑着美国经济的发展：1840~1890年间，美国的人口数量翻了4番；美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美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英德；美国用了50年的时间成了全球头号工业强国；189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840年时的7倍。众所周知，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绝对不可能是平均的。18世纪90年代，大平原地区农场的收入水平比50年代时还要低。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同期略有提高（60年代有所提高，70年代停滞不前，80年代又有所增长）。真正实现显著增长的是少数上层阶级的收入和财富。表1-4显示的是美国社会中大富翁所拥有的财富规模。1800年时美国的百万富翁只有10个左右，而1900年时美国的百万富翁已经有4500多个了。从1790~2000年初，美国首富所拥有的财富从100万美元上升到了1000亿美元-比尔·盖茨是新千年到来时美国的头号富翁。从1790~2000年初的200多年当中，美国首富同中等家庭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收入比例从4000∶1扩大到了1416000∶1。一些进步主义历史学家草率地用"强盗资本家"一词来形容美国的资本家，他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仅忽视了17、18世纪英国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忽视了"强盗"探险家、船长、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作用，也忽视了19世纪60年代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的10年当中，美国的资本家积聚的财富实在太多了。即使是研究进步主义时期和新政时期美国历史的史学家们也不可能对美国的资本家持完全批判的态度。马修·约瑟夫森在1934年出版的《强盗资本家》（TheRobberBarons）一书中承认修正主义者再次相信了19世纪晚期的美国资本家。他说："强盗资本家这个词并不是我在1934年提出的，而是早在19世纪80年代,身陷生活困境的堪萨斯州的农民们对当时的铁路资本家的称呼。"表1-4?1790~2000年美国大富翁的财富规模年?份17901803183018481868?美国首富的财产规模（万美元）10030060020004000?美国首富的姓名伊莱亚斯·德比威廉·宾厄姆斯蒂芬·吉拉德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中等家庭的财富规模（美元）250300350400500?美国首富与中等家庭的收入比例4000∶110000∶117000∶150000∶180000∶1年?份18751890191219211940?美国首富的财产规模（亿美元）1.052101015?美国首富的姓名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威廉·H·范德比尔特约翰·D·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中等家庭的财产规模（美元）50054080012501750?美国首富与中等家庭的收入比例210000∶1370000∶11250000∶1800000∶1850000∶1年?份19621982199219951999?美国首富的财产规模（亿美元）102080110850?美国首富的姓名吉恩·保罗·盖提丹尼尔·路德维格山姆·沃尔顿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中等家庭的财产规模（美元）720033300432004590060000?美国首富与中等家庭的收入比例138000∶160000∶1185000∶1240000∶11416000∶11865~1900年：美国财富的伟…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那就是当时堪萨斯州的农民们所反对的是铁路资本家和投机商，而不是修建铁路本身，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在1869年的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有一半的人都在为修建铁路而欢欣鼓舞，因为这不仅能够改善交通，还能够使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得到保证。很多地处铁路沿线的城镇在欢呼的同时开始投票，决定是否要发放补助金并发行债券，就像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在开发北美殖民地的时候要经过英国王室的批准一样。北美大陆的发展史总是与金钱或是土地相关。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铁路的修建速度和规模惊人，以至于后来人们总是爱用"铁路速度"来形容那些快速通过的议案。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在群山环绕之中的铁路沿线城镇，早期殖民征服者的地位逐渐被铁路公司和铁路资本家所取代。这种转变到底是何时发生的？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时间界限。在南北战争当中，美国有很多军需物资供应商以次充好，给军队提供的都是不合格的马匹和质量低劣的枪支、军舰、军靴和军装。最初，"伪劣品"一词被人们用来形容那些用破布条粘拼成的、一沾雨水就会烂掉的军装，后来逐渐被用来形容那些凭借南北战争而发家的奸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大奸商吉姆·菲斯克曾经吹嘘说："在南北战争时期，只要你胆子够大，脸皮够厚，不管是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价钱卖给政府。"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样做的奸商远不只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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