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读懂美国财富史

目录(1)序言?VII前言?IX第一部分?美国财富的巨大起伏第一章?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31?1776～1790年：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美国的战争财富/102?1790～1860年：早期美国的财富/163?1860～1864年：南北战争与美国财富结构的重组/324?1865～1900年：美国财富的伟大崛起/35第二章?20世纪的三次财富爆炸/491?进步时代（1901～1914年）的美国财富/522?"一战"和经济泡沫时期（1925～1929年）的美国财富/573?罗斯福新政、"二战"和50年代、60年代的美国财富/724?"隐性萧条"时期（1966～1982年）的美国财富/865?"贪婪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财富/916?技术爆炸和经济泡沫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财富/101第三章?千禧年的财富图景：世纪之交美国的财富与不幸/1111?美国财富的基本图景/1182?被富翁甩在身后的普通美国人/1333?1980～2000年美国的金融化/1434?美国企业与经济结构重组/1535?技术、财富与不平等/1626?过度工作、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美国人/1677?金融繁荣与社会衰落/171目录(2)第二部分?财富的起源、变革和力量第四章?世界经济强国的兴衰与演变/1771?世界霸主的兴衰史为美国敲响警钟/1812?全球化是经济霸主的利益所在/1953?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并不完美/1974?国际化是世界霸主的双刃剑/2005?盛极而衰的世界霸主/204第五章?身居高位的朋友：政府、政治影响与财富/2071?权力与利剑：工业革命前的政府与财富/2112?美国政治的分水岭和财富重组/2173?美国的财富与政府经济政策/2214?超越美国：美国的财富与跨国政府/2345?工业、企业、技术与政府的角色/237第六章?美国财富中的技术因素与不稳定根基/2531?技术与美国主要的财富浪潮/2572?技术变革与财富两极分化/2623?世纪之交的技术与财富不平等/2694?进步理论和技术狂潮的出现/2765?技术狂潮与泡沫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2796?世界领袖与技术转移/284第三部分?财富与民主第七章?美国的财富与政治/2931?财富的创造与美国政治/2952?反对金融业和企业的政治因素/3033?历史上最有威望的总统与反精英政治/313目录(3)第八章?财富、金钱文化与腐败/3171?政治腐败与投资高潮/3212?个人罪恶与公共道德/3283?20世纪末经济繁荣时期的贪婪与公德/3334?民主与精英阶层/3375?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不同步发展/340第九章?贪婪、投机泡沫与改革/3451?集市、赌场及市场和投机的起源/3472?投机文化与世界经济领导权/3493?美国投机泡沫破灭/3524?金融民主化编造了2000年的神话/3585?投机泡沫破灭与政治改革重组?364第十章?大国的衰落与挫折政治/3691?荷兰与英国革命情绪的蔓延/3712?"美国中产阶级激进右派"（1970～2000年）/3753?美国的经济衰退/3854?战争、爱国主义和经济改革/392第四部分?展望财富与民主：新世纪的美国/3991?进步主义的幻想/4022?美国主导的全球化/4033?公司地位上升中的政治变化/4064?民主赤字与非选举机构的地位上升/4085?民主与市场间的剑拔弩张/4116?美国政治的新生与例外论的终结？/414附录/417附录A/417附录B/425序言序言过去10年的经历使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其中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在1990年出版的《贫富的政治》（ThePoliticsofRichandPoor）一书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二是，20世纪90年代，我转向了对历史的研究，不仅局限于经济史。很难想象，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出现了技术狂潮与泡沫、形成了金钱文化、产生了经济周期不复存在的观点、出台了市场极端主义政策、滋生了腐败现象、助长了由竞选捐助操控政治的局面。如果不对过去的股市经验和"新时代"的常胜主义教训进行总结，任由这些现象发展下去的话，将对美国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每当达到一个历史高峰或是从此走向衰落之时，都会有一些书籍出版问世，这些书籍会详细地解读财富的历史环境及其发展路径。在西奥多·罗斯福任职总统期间和进步主义时期，"镀金时代"彻底地终结了，此时，古斯塔夫斯·迈尔斯的《美国豪门巨富史》（TheHistoryoftheGreatAmericanFortunes）一书面世。很多失望的美国人把投机泡沫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归咎于领导者的商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对此，1934年马修·约瑟夫森出版了《敛财大亨》（TheRobberBarons）一书。本书内容自1999年开始构思，其写作主要目的与前两者相同，都是在阐述大量史实的前提下，告知公众所发生的一切，并激发他们改革的热情。本书对历史的讲述可从现在一直追溯到1776年甚至更久远的时代，包括对财富和民主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讲述，其中对股市狂潮、技术泡沫和安然破产等丰富的内容都有论述。很显然，本书的一些观点在2002年时已获得认可，但在1999年时却没有，因为1999年时，股指正在一路飙升，人们热衷高档消费，历史看似将一直这样继续下去。2000年1月，此时距首轮经济下滑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一场宣布拉尔夫·纳德参选美国总统的仪式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举行。在这里，人们宣读了1864年11月21日林肯所写的亲笔信。林肯在信中写道："我看到一场危机正在逼近我们，这让我为我的国家感到不安。战争的结果使大企业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随即出现了高层的腐败，金钱的权力范围在逐渐扩大。直到有一天，当所有的财富全部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美国也将被摧毁。此时，我为国家的安全感到十分焦虑，这种感觉胜过以往，甚至胜过战争时期。"人们沉浸在纳斯达克股票疯涨的兴奋之中，对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无暇顾及。有些学者对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因为信中直白的情感表达不符合林肯总统通常的表达习惯。当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入主白宫时，他对大企业的反对力度超过了林肯，而且还经常性地重复和引用林肯当年的评论。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劳动应当优先于资本，并应当获得比资本更多的支持。共和党的怀疑主义思想在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时期也有所体现。我在1990年出版的《贫富的政治》一书所取得的成功也有两位政治家对该书所作推介的功劳，他们是-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他在1992年非常有希望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他完全了解那本书表达的对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惠及富人的政策的不满。尼克松的父亲曾经是一名电车工人，在得到"劳动者的煽动家"这一名号后，他离开了俄亥俄州来到加利福尼亚州。此后，老尼克松不再拥护麦金莱的共和主义，而转向了对第三党进步主义的支持，就如同1912年的西奥多·罗斯福和1924年的罗伯特·拉·福莱特。当选总统之后，尼克松支持国家医疗保险计划，确保穷人收入并对非劳动所得征收高额税款。1972年，共和党政府批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在海外设立工厂的行为。由于我有着共和党的背景，所以对共和党的历史了解得更多一些。通过对历史的了解，我很难回避一个事实：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与偏见，已经形成了对共和党历史上两位伟大总统（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精神遗产的背叛。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将留给以后的选举去讨论。凯文·菲利普斯前言(1)前言2001年9月，纽约遭受了恐怖主义袭击，此时，激烈的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刚刚过去一年的时间。在那场竞选中，总统候选人向选民们讲述了金钱与财富是如何削弱美国民主的。他们说，随着财富力量的增长，政治遭到了破坏。一些批评家发现，曾经盛行于19世纪末的财富统治又重现于世，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操纵政府，这对人民民主造成了威胁。学者们同时指出，如今的民主统治和全球市场已经颠覆了早年"镀金时代"适者生存的准则。世贸中心被摧毁并没有改变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美国经济对金融业的依赖与日俱增，同时，这种依赖导致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2001年9月以来的股市暴跌使美国金融资产损失了万亿美元之多，但是美国政治依然保持着"待售"的状态。通过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的比较可知，美国仍然是财富两极化现象最严重、不平等程度最深的国家。2002年时的情况实际上与1999年和2000年没什么两样。美国所面临的窘境不能说是国家政治经济行为准则造成的后果，因为这些行为准则也曾经推动过美国的繁荣，只是在受到富人的猜疑之后才遭到限制。政治经济的转向通常发生在对经济前景预期良好的乐观年代，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机会的增加能够打消人们心理的不安。例如19世纪初，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土地从而导致了边境移民的出现。"顾客盈门"（doingalandofficebusiness）①成为19世纪30年代的流行语，这期间产生了数百万新的土地所有者。"新世界"的土地与工作机会的开放如同灯塔一般吸引着数百万的欧洲移民，他们从欧洲的港口登船来到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陆。史蒂芬·吉拉德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就是这些移民中的两位，他们受惠于杰斐逊主义政策，建立了自己的财富帝国，后来跻身美国最富有的人之列。他们手中的财富就象征着机遇。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二战"之后的25年中，在这期间，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收入所占国家份额达到了历史高峰。在大萧条年代留下深刻历史烙印的中产阶级对富人阶层心存疑虑，因为他们控制着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政治走向和公共政策。以上两个历史时期都很好地说明了财富与机遇推动了民主的进程。不错，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很大部分的财富份额，但是美国富人所占国家财富的比例远远低于欧洲贵族拥有的财富所占的比例。与"镀金时代"和20世纪20年代相比，20世纪最后20年又重新达到了政治腐败与权力滥用的顶峰。这一时期，美国的富人阶层经常越过"红线"操纵政治，而且此趋势已经延续到了新的世纪。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表明，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西方特权国家和不平等国家的典型。这也是恐怖主义选择美国作为首要攻击目标的原因之一，就如同1880~1920年间的欧洲的沙皇、国王和大公贵族们遭受攻击的原因一样。金融业一直以来就是人们攻击的对象，1886年，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向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经纪人投掷硫酸并开枪射击；1920年9月，恐怖主义者在J·P·摩根大厦前的华尔街上点燃了甘油炸药，导致了34人死亡和200多人受伤的悲惨后果。在非同寻常的财富环境和民众的愤怒情绪面前，美国富人阶层的政治历史远不只我们所谈到的财富集中、不平等和奢侈消费这几方面。它还产生了更为复杂和棘手的负面影响，比如严重的政治腐败、因经济实力强大而滋生的傲慢、扭曲的美国税法，以及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等。前言(2)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民主之路上，有很多学者与政治捐助者持有相同的观点。政府智囊机构、大学教授和出版社主编都纷纷表达了对当前形势的赞美之词，经济领域的精英、公司间的弱肉强食、达尔文式的竞争、自由演讲的政治捐助、自由放任的市场、全球化的投资政策和自由企业的发展等，都是他们赞美的对象。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些在观念上取得联盟的学者们也在削弱着社会安全和公司规范的根基。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中央银行家、贸易管理者和国际经济组织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而这些权力早先都是由公民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者和立法人员来执行的。评论家们对这种日益严重的"民主赤字"现象发出了批评的声音。这些社会倾向与美国财富和收入的集中密切相关，因为很多保守的政治领导者都曾经接受过各方面的资助。在1979~1989年，美国1%的富人阶层所掌握的财富占国家总财富的比例从22%上升为39%，增长了近一倍。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估计，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1%的富人阶层收获了近70%的国家财富增长份额。1999年，《纽约时报》报道，排在前1/5的美国富有家庭内部也出现了财富分化，这些家庭总财富增长额的90%都流入到了最富有的1%的富翁口袋中。没有人会认为年薪9万美元的会计师和年薪12.5万美元的律师-占高收入人群5%~10%-能够与年收入高达150万美元的投资银行家和年收入超过4000万美元的大企业CEO处于同一水平。在美国前5%的富人阶层中，很多家庭都意识到，在财富集中进一步加剧的年代里，他们的地位在逐渐下降，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也在持续减弱。精明的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者们早就意识到，由于社会不公平而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必然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老布什总统当年的总统竞选事务负责人李·亚特华德在竞选后总结说："想要在总统竞选中击败共和党，除非使用阶级斗争这把利器。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划分清界限，然后形成类似'新政'时期的政治联盟。庆幸的是，布什总统的竞选对手、民主党人杜卡基斯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然而，"阶级斗争"一词用在美国并不准确，这只是保守主义者借用了卡尔·马克思的表达方式。在美国，保守派的财富政策也会得到中低收入者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一些信教选民，他们的文化心理具有保守主义的特征。而"上层人士"如托马斯·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们都是反对"大财富作恶者"的代表人物。当贪婪和投机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时，大多数的美国富人就会加入到政治改革的行列中来。因此说，以经济状况来简单地划分阶级是不可行的，这也是为什么进步主义者总把特权阶层、精英阶层和腐败现象作为攻击的对象，而并不对财富本身进行攻击的原因。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针对财富统治的最激烈的批评来自改革派共和党候选人、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麦凯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著名的美国海军四星上将。另一位改革家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他同时也是一位拥有普林斯顿大学教育背景的百万富翁。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拉尔夫·纳德也是一位百万富翁，他将400万美元的巨款用在了投资上。在美国，针对精英阶层做出的成功政治改革，很多次都是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富人发起的。"阶级斗争"被改革所取代，历史上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主要源自于国民对一些部门和阶层的普遍不满，因为在这些部门和阶层中形成了财富和权力的过度集中。"镀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财富集中源于财富所有者的自信，而非愚钝。自由放任主义成为他们的借口和伪装，政府权力不可避免地被他们所利用。随着财富集中的加剧，尤其在经济繁荣时期的最高峰，富人阶层操控政治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公众有理由为此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因为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在减少、人们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社区的意识和社会的福利在下降、私有部门和政府的公共服务在减少，而且在金钱文化、现行工时和竞争性消费的影响下，人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显现出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前言(3)在200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名阶段，前参议员布拉德利指出："19世纪末，当政治成为金钱俘虏的时候，人民饱受其苦，今天的情况越来越向这种趋势发展。在我们实现大国雄心的道路上，经济机会和经济安全没有被提升到它们应有的地位。其实有一对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关系的一方是对每个美国家庭来说机会的多少与安全的程度，另一方是保持我们民主安全与远离财富力量的程度。"当我出版《贫富的政治》一书时，20世纪末的很多情况已经初露端倪。《贫富的政治》对20世纪80年代财富集中与政治倾向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而且对1990年和1992年的几次选举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这本书只写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各种变化和里根政府的政策决策。19世纪末的新技术财富是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一次财富增长。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中，发生了一连串更具影响力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了一阵金融、通讯和技术旋风。本书不是《贫富的政治》一书的升级版，本书是以更广阔的视角来阐述美国财富的政治经济史，展示美国金融投资的历史，讲述盎格鲁-萨克逊人对技术的狂热追求，在划分技术创新与经济不平等的分水岭基础上，将财富集中与政府、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腐败联系起来。《贫富的政治》只描述了美国财富发展短暂的10年，而本书则把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到21世纪的财富排名都展现给了读者，财富排名的变化不仅与政治有关，而且与经济的兴衰和贫富差距的大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在本书中都有所叙述。总的来说，20世纪这段历史时期，尤其是20年代和80年代、90年代财富的巨幅增长并没有太多地惠及中产阶级。而进步主义时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执政期间对美国人的普惠年代，以及整个60年代都曾掩盖住了富人的光芒。财富集中与政治腐败的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一度被人们淡忘，然而70年代末两者又重新联系起来，并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本书介绍了美国跨越三个世纪之久的财富演变过程，着重描写了那些成为财富大亨的富翁，以及他们走上财富之路的经历、原因和影响。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美国富人的政治史。古斯塔夫斯·迈尔斯的《美国豪门巨富史》距今已有一个世纪之久，历史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政治、政府以及财富过度对金融的影响等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已截然不同。比如，我们今天可以说，美国在2000年时已经出现了与先前"镀金时代"相同的财富统治现象，而在1990年时，远没有现在的成熟表现。与1990年相比，2000年美国最富有的千分之一的人财富增加了3~4倍，这是金融和技术领域创新、投资和人们狂热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2000年时财富统治表现明显，它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财富领域和政府与政治的控制范围。萨缪尔·亨廷顿解释说："金钱变为魔鬼，并不在于它购买物品，而是因为它购买权力……经济上的不平等只有变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时候，它才变为魔鬼。"反过来说，政治的不平等能够使经济的不平等变得越来越危险。政治与市场的那种内在关联在20世纪90年代到达了临界点，金钱对政治的控制力不断加强，这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因此，一些新的研究纷纷出现，有关图书也相继问世，开始涉及"购买总统"和"购买国会"这样的话题。伊丽莎白·德鲁给自己的书起名为《美国政治的腐败》（TheCorruptionofAmericanPolitics），这是一个既恰当又有冲击力的书名。学者们把2000年以前竞选赞助费不断增长的现象称为"财富为王"，这很好地解释了竞选的实质-选举成为大赞助者之间的竞选。麦凯恩将总统大选描述为"一场精心谋划的招权纳贿活动，在选举的背后是两党合谋轮流坐庄，并且将国家的权力出售给那些出价最高的投标者"。21世纪的美国民众经历着美国历史上第二次财富统治的高潮时期。我们知道，一个世纪以前，第一次财富统治的浪潮最终被主张进步主义的总统和美国《宪法》第16、17条修正案给平息了下来。美国《宪法》第16、17条修正案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对美国参议院选举实行普选制。然而，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取得的成功是40年之后的事情了。"镀金时代"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来自商业、铁路、金融等行业的巨头们实际上控制了很多国家立法部门、联邦司法部门，以及美国参议院。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时说："引用林肯在盖茨堡演说中的名言，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企业有、企业治、企业享的政府。"前言(4)施莱辛格的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本书对乔治·W·布什政府只有一些简单的描述。在布什总统就职两个月后，著名记者、公共评论家比尔·默亚斯声称，"镀金时代"是令人追忆的。他评论道："大财富、大公司、大企业再一次使政府和政治超负荷运转，白宫、国会和司法机构都在反映它们的利益诉求。我们的政府已经成为美国商会、全美制造业协会和美国石油协会遥控的工具。"大多数公众对上述观点持赞成态度。2001年春天，《纽约时报》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57%的美国人认为政府的政策对富人有利，而只有10%的人认为政府政策对中产阶级和穷人有利。公众的这种偏见也许并不难解释。纳税正义联盟是一个自由组织，它将美国政府高层中的６个人在2000年时的收入和财富进行了加总，这６个人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商务部长（他们的总收入在1.3亿~1.91亿美元之间，财富总额在1.85亿~6.24亿美元之间）。政府高层人员的财富效应很快就在他们出台的政策上得到了反映。与西奥多·罗斯福时代所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在分析美国财富与政治的相互作用时不再仅局限于国内层面。因此，本书还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来对其进行分析，并在总结美国之前的三个世界霸主（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衰退与没落的经验基础上，为美国敲响警钟。不幸的是，在进入新千年之际，美国制造业工人和中低收入者的前景暗淡，而金融、投资和国际贸易领域的少数精英人士却在经历着财富黄金时期。这种情况与当初的荷兰和英国极其相似。历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财富统治"。历史上，在民主党执政不利的情况下，共和党总能够获得一个连续执政的政治周期。共和党的几次执政周期分别开始于1860年、1896年和1968年，首先是林肯，而后是威廉·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最后是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他们的共同点是实施温和的经济政策，关注劳动者生活状况，对资本表示出了不信任的态度。在共和党的几个执政周期中，当危机一旦过去、社会转变为历史的常态时，政府就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华尔街、私人部门、市场乌托邦主义和金钱政治。此时，利益集团的活动也开始频繁起来。共和党的第三次执政周期和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都从对中产阶级的关注转向对富人的关注，但事实上，两者本身并不存在一致性。美国为恐怖主义的战争增加了一种可能性：政府会以牺牲民主为代价，更加关注对财富的保护；在特殊时期，对恐怖主义的谴责要超过对政策缺陷的完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金融化"进程将催生新型的经济恐怖主义，这是以往大国所不曾遭遇过的情况。"金融化"一般指将收入和债务证券化、资产流动电子化，将股票市场作为商业的核心。本书的中间章节详细地阐述了美国财富是如何扩大政府影响力和国家实力的，政治是如何依照银行、公司和富人的利益发挥作用的，以及金钱崇拜和投资狂潮是如何侵蚀政府、公共政策和民众思想的。在这些章节开始之前，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了美国历经两个世纪的财富积累及其接下来的表现。美国首富所拥有的资产在19世纪30年代只有500万~600万美元。1907年，洛克菲勒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在经过1980年的通货膨胀之后，到2000年时美国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资产达到500亿~1000亿美元。中产阶级和工人的财富收入增长与富人比起来则相形见绌。仅仅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就从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发展成为拥有世界财富最多的工业强国，同时也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前言(5)在这些章节中，不仅描述了美国财富掌握在何人手中，而且说明了这些财富的来源-或来自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独立战争，19世纪30年代的房地产业、70年代的铁路行业、90年代的钢铁以及铁路和石油业，或来自19世纪20年代的汽车和石油业、80年代的石油以及零售和房地产业、90年代末的技术行业。书中对每一个时期的中产阶级、工人和富人都进行了对比，这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为什么会出现南方反对北方、农民反对制造业者、中产阶级反对大富豪的社会现象。几次美国财富的重大重组都发生在政治力量重组之后，比如1800年、美国南北战争和罗斯福新政，都是美国政治与财富的转折点。第三章作为第一部分的结尾，描述了美国在世纪之交的财富与不幸。在本章一开始先描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巨大变化，以及各个阶层的财富不成比例的增长情况。其中对比了美国最富有的400位富翁、3000~5000名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富人和27000名财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富裕人群。同时，还介绍了中产阶级财富的相对停滞和占人口60%的普通美国人净资产的下降趋势。工人的实际可支配（税后）收入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高峰。排在后40%的美国人负债逐年增加，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1995年时他们的净收入回到了1973年的水平。我最初看到这些数据时，简直难以置信。接下来在第三章中描述的是一些使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并产生极度不平衡的产业部门-金融业和技术部门。2001年，一些技术行业的富翁蒙受了财富的巨大损失，他们承认这是自1929年大崩盘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第三章的最后部分回到对普通美国家庭不幸的论述上来。双薪家庭面临的压力增大、工作时间延长、通勤时间增加、劳动福利下降、全职工作机会减少，这些都成为困扰普通美国家庭的难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但是几项指标都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社会福利实际上呈现下降的走势。眼下的情况与20世纪中前期有很大的不同，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之间的联系日渐减弱。第四章侧重在国际历史背景下进行描述，通过对在美国之前的三个世界经济强国进行分析，从它们身上吸取经验教训，以供美国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借鉴。这三个世界经济强国是荷兰、英国和更早期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包括佛莱芒和意大利商业中心）。这些强国在后期的发展轨迹惊人地相似，它们都倾向于提升金融业的地位，从而促进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权力和金钱的关系是世界上最持久、最隐秘的一对关系，政府在金融和技术走向成功的道路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第五章讲述了政府在财富创造方面的主导作用，时间跨度从中世纪以前一直到19世纪。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在货币流动性、贷款救助、银行救援等方面进行的干预，道琼斯指数很难突破5000点关口。政府援助，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投入，对于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19世纪可互换零件的革新和电报的发明，到无线电和航空技术的发展，再到半导体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都与政府对军事的投入密不可分。比如，互联网就是在1968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阿帕网项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前言(6)如果说政府是技术发展初始阶段的赞助者与推动者的话，那么美国和英国的个人财产和公众热情就是技术狂潮和投资泡沫产生的重要因素。比如：19世纪的铁路业，20世纪20年代的汽车、无线电和航空业，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行业。第六章详细介绍了技术的影响力。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到芯片和互联网技术，每一次大的技术变革都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而且技术革命常以牺牲大众的利益为代价，惠及那些有财富、有技术、有学历的人，这就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随着20世纪的结束和21世纪大幕的拉开，这种现象已经从美国蔓延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色列和日本。第二部分的三章内容强调了美国财富与政府救助、公共政策和技术的关系，以及美国财富如何在美国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霸权的保护下得以发展。前面几个世界经济霸主由于过度的金融化和技术优势的转移而显现出脆弱性，并使其全球工业优势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失殆尽。与此同时，战争和恐怖主义也加剧了这种危险。本书的第三部分重点关注财富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在这部分中，政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竞选行为、政府腐败、达尔文主义的周期性影响、投机泡沫破灭后的改革方向等。在历史上，美国政治经历了6次大的重组，其中5次都涉及选民对经济精英的反对（从南方奴隶主到金融家和经济保守派）。第七章按照年代顺序介绍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对资本过度、华尔街、银行、跨国公司、"金钱权力"、军工产业等行业和现象的批评，其中也包括那些保守派总统，如约翰·亚当斯、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美国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中，真正的"阶级斗争"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性，但是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公众对经济精英的反对，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力量。在注重个人利益的年代里，更加强调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从而加剧了美国政府的腐败、忽视了公众的利益。第八章除了描述美国政府和政治的脆弱性之外，还讨论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和美国人思想价值观的扭曲。自由主义经常伴随着社会公平的出现与乌托邦时代的到来而消失。保守主义的卷土重来激发了人们对市场的崇拜（即右翼乌托邦主义），提高了大家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度，也宣扬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思想。与"镀金时代"的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一样，比尔·克林顿向人们展示了民主党总统是如何让这些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在繁荣时期与公司和金融利益休戚与共的。在合众国的早期，美国人与荷兰人、英国人一样，都被描述为投机的民族。商业和冒险促进了他们的发展，同时也为他们埋下了危险的隐患。事实上，从18世纪开始，很多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最开始都与荷兰、英国和美国有关。第九章阐述了贪婪、投机泡沫的破裂和改革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且提醒我们，金融市场的本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的赌场，赌博游戏充分表现出了人类摇摆不定的、非理智的本性。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更能体现出政治经济的规律性。在投机泡沫破裂或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随之而来的总是进步主义时代或重大的改革时期。在投机高潮期，大量的中产阶级涌入市场，在金融和投资领域点燃了民主的激情，直到投机泡沫破裂，市场才开始走向衰退。前言(7)第十章把政治放在两个层面进行讨论，一个是国内层面，一个是更广阔的国际层面（讨论世界经济强国的衰落过程）。在世界霸主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国内也会遭到挫折政治的侵扰。各国衰落的前期阶段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反动力量的复苏"，譬如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只有当普通民众收入的下降与精英阶层财富的上升形成强烈的对比并引起社会动荡时，政治才会被用来反对经济精英，当然，其程度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的。回顾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的美国，人们可以从中发现，里根时代存在着"反动力量复苏"的迹象，而在1973~1974年、1979~1982年和1990~1992年的几个时间段里，伴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平民政治也产生了挫败感。随着1997~2000年间经济的繁荣，民众的乐观情绪才重新显现。第十章重点研究了20世纪最后30年由美国选举产生的一些信号，并讨论了美国已经显露出的、可能步荷兰和英国后尘的种种迹象。对金融业的过度依赖成为美国在21世纪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下的"阿喀琉斯之踵"（致命弱点），当然，这也成了政治和民众攻击的对象。美国早期强大的制造业，如今已是疲态尽显。本书最后的展望作为独立的第四部分出现，对未来进行了展望，预测了21世纪前25年美国政治、财富和不平等现象的发展趋势，并对其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思想价值观和环境进行了解释。"镀金时代"有很多新的词汇被创造并收录进美国词典中，这些词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被美国人频繁使用，如"财富崇拜"、"财富经济学"、"财富狂热"等。而这些词汇在1950年以后出版的词典中却很少见到。美国的实力和民主在新政和"二战"中得到了加强，从而消除了财富统治的威胁，也使那些曾经被频繁使用的词汇在词典中消失了。19世纪早期，部分美国人相信，1776年的独立革命和随后对继承权的废除，都可以消除贵族统治在美国存在的可能。但是，情况在美国南北战争后发生了变化，因为美国铁路业的发展和其他大公司的出现，使富人们更看重继承权。19世纪80年代，"财富统治"一词在美国流行开来，并在现实中得到了充分的注解。除了"财富统治"之外，本书很少用到那些被人创造出来后又很快被人遗忘的词汇。21世纪可能还会有新鲜词汇的出现，我们或许赞同，或许反对。总之，历史将告诉我们一切。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第一部分美国财富的巨大起伏第一章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国家应该由它的主人来统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1787年美国的很多富人并不满足于平等的保护与平等的收益，而是希望通过国会的立法行为让自己变得更富有-美国国会通过《美国第二银行延期议案》，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832年腐败现象充斥着投票箱、立法机关和国会，就连司法机关也未能幸免。数百万人辛勤劳动的果实就这样被一小部分人明目张胆地掠夺，积聚起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这一小部分人在拥有了巨额财富之后开始轻视共和国，民主自由因此受到了威胁-《美国人民党党纲》，1892年在美国，对财富与民主能否并存这个问题的争论，从建国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很多人都在担心，18世纪末19世纪初表面上看似平等的美国，有一天是否也会出现像欧洲那样的财富集中，而众人的这种担心又恰恰是一小部分人内心的渴望。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金融阶层和精英统治的支持者，他希望由这样一小部分人组成的精英阶层能够出现。约翰·亚当斯认为精英统治不可避免，这一小部分人内心对于财富集中的渴望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托马斯·杰斐逊担心财富集中的危险会随城市、金融与贸易的发展而肆意蔓延。支持美国大革命的英国改革家理查德·普莱斯提醒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要对外国银行与资本时刻保持警惕。1837年，德·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民主时，把新兴产业的精英阶层形容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阶层之一"，他担心这一阶层的出现会导致"美国社会永久的不平等与精英统治"。当21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从广泛视角看，美国的发展既满足了汉密尔顿的希望，也印证了杰斐逊与托克维尔的担忧。尽管美国在从农业共和国向金融精英统治的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曲折，曾经被人民党、进步主义时代以及新政所打断，但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不仅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和第一经济强国，同时也是世界上富人最多、贫富差距最大的西方工业国家。要再现美国从农业共和国向金融精英统治转型的历史，了解其巨大成就背后的腐败、技术创新与政治主张，最好的途径就是从马萨诸塞州的海港、弗吉尼亚州的庄园和曼哈顿的金融区开始，在了解了约翰·亚当斯、约翰·汉考克、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以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个时代的美国之后，再沿着19世纪的高速公路和运河，进入铁路与证券交易所的时代，走进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走进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时期，走进好莱坞，走进"二战"期间国防工业发展的历史，走进硅谷，并时刻密切关注美国的两大影响力中心-华盛顿和华尔街。本章所涉及的内容在时间段上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到1900年结束，美国的财富在此期间经历了长达130多年的辉煌，美国首富所拥有的资产也从100万美元左右增长到了3亿~4亿美元。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美国的民主之路却是困难重重。有些参议员为了一己之利而置政党职责和国家利益于不顾；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16起铁路相关案件，有15起都做出了有利于铁路公司的判决；纽约市的房屋居住条件已经恶劣到与伦敦东区最差的居住条件相当；杰斐逊、杰克逊与林肯时代的民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美国，关于财富的争论相较于欧洲更为公开，美国罕见的政治自由自然是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经历了独立革命的美国人对精英统治、官僚作风和通过继承获得的财富表示怀疑。与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公民一样，美国人有权反对财富与权力的滥用，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有些时候，手里握着选票的美国人还可以把上层社会的人拉下马。这也正是共和主义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国建国初期，出于民主的其他一些方面原因，财富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论。无论是靠着在纽约湾开创渡轮业务而发家的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还是靠着在边境从事非法皮毛贸易而暴富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都是凭借自己的力量白手起家的。出身贫寒的美国人拥有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好的发财机会。在美国，一个出身卑微的移民可以成为最富有的人，因为有两个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在法国出生、移民到费城做商船船长的斯蒂芬·吉拉德，另一个是出身德国贫穷屠户之家的阿斯特。他们都通过自力更生而成为美国众所周知的财富领袖。1790年以后，纽约和费城的工人阶级因为平等的意识而迅速团结在一起，反对联邦党的商人和金融家。这些商人和金融家喜欢按照英国人的举止习俗处世，轻视普通人。而通过自力更生获得成功的商人则与他们不同：吉拉德举止粗鲁，是反对贵族统治的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阿斯特也是个粗人，与吉拉德相比没有什么社会主张，他的穿着甚至不及法国大多数普通职员体面，但他却和儿子一起把家族的皮毛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他们这样的商人，身上没有贵族的气息，不会刺激到共和党人敏感的神经。在像吉拉德和阿斯特这样的商人手中，财富象征着新世界的希望，而不是可能出现的压迫。与等级界限分明的欧洲社会不同，在美国社会，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要容易得多，这就为美国人提供了双重机遇：既可以赚取财富，也可以批评富人滥用财富，指出民主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基础，过量的财富和分明的等级界限只会削弱民主。这种双重性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为我们了解21世纪美国社会提供了基础背景。对这段传奇历史的讲述可以从1776年7月的费城开始，当时的费城，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不信任和怀疑的情绪。而正是在1776年7月的费城，大陆会议的代表们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由此宣告诞生。在大陆会议上签署《独立宣言》的代表中，很多人来自美国最富有的一些家族，例如约翰·汉考克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汉考克家族、菲利普·利文斯顿来自纽约州的利文斯顿家族、查尔斯·卡洛来自马里兰州的卡洛家族、理查德·亨利·李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李家族、爱德华·拉特利奇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拉特利奇家族。他们所签署的《独立宣言》的革命性体现在美利坚合众国与英国的关系上，而不是体现在美国的国内事务当中。代表们在大陆会议上指责英王乔治三世一再伤害、侵犯北美13州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对殖民地实施暴政，指责他派来管理殖民地的官员"侵蚀殖民地人民的财产"，使殖民地人民饱受折磨。但是，即使是杰斐逊也不敢公然谴责英王将富人置于穷人之上。在18世纪的北美13州殖民地，严苛的等级制度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在距代表们召开大陆会议的卡彭特厅不远的地方，对等级制度深感不满的手工业者、店主和民兵们在宾夕法尼亚州选举州制宪会议代表的前几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秘密筹划着，目的就是要控制选举。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只有支持美国独立的人才有权在选举中投票，亲英分子被排除在外，再加上战前财产要求的限制，激进分子很快控制了选举。当时，费城的财富与权力正日益集中到少数城市精英的手中，即将代表费城参加宾夕法尼亚州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要通过立法行为去改变这种状况。在18世纪初，处于社会中等阶层的手工业者拥有费城全部社会财富的17%。172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2%，而在美国独立革命前的最后1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只有5%。而在同一历史时期，费城最富有的4%的精英人群所拥有的城市财富比例却从25%上升到了56%，他们享受着奢华的物质生活，频繁出席规模盛大的社交场合。出席宾夕法尼亚州州制宪会议的费城激进主义代表把目标间接指向了上述社会不平等现象，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要求扩大公民权、限制州立法人员的任期、要求法庭向公众开放，甚至要求在法案最终通过之前必须先在州一级的报纸上公布法案的内容并经公众讨论。但是，在随后制定权利法案以补充宪法的时候，这些代表的目标指向更为直接，他们宣称政府是为了"人民、国家或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安全"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仅仅是社会一部分的某个人、某个家庭或是某些人的特殊利益"而存在的。这在18世纪是非常大胆的言论。很多代表甚至支持通过更为强硬的第16条条款，该条款的内容是："大量的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会对公民权利产生威胁，破坏人类的共同幸福。因此，每个自由州都有权通过法律来阻止这种财富占有。"最终，这项条款仅仅以微弱劣势没有获得通过。代表们的抱怨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的抱怨曾经频繁爆发。如果说对经济不公的抱怨代表不了1776年7月4日的美国，那么到了7月8日，这种抱怨就具有代表性了。在7月8日这一天，宾夕法尼亚州的激进分子选出了他们的激进代表参加制宪会议。在制宪会议上，这些代表的愤怒一次次在冲突中爆发，有时大胆而旗帜鲜明，有时又是失望的潜台词。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而认为这样的冲突是独立革命前夕美国社会的主流，那么他就大错而特错了。在新英格兰之外的英国北美殖民地，各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学者们现在所说的阶级紧张局面，无论是在纽约哈得孙湾的领主土地上、在费城的手工业者聚集区，还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穷乡僻壤都随处可见。1771年，就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土地上，自订约章者反对英国皇家总督和各级乡绅腐败特权统治的阿拉曼战役遭到残酷的镇压。但是，独立革命一旦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与共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业相比，经济上的分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爱国者达成了一致的对外目标：脱离宗主国的财富和权力统治。1775~1776年的大英帝国，傲慢与财富的中心在英国本土，财富掌握在王室成员、拥有土地的贵族以及靠着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种植发家的种植园主手中。有一天，英王乔治三世看到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驶过时大声惊呼："蔗糖，蔗糖！那么多蔗糖！"还有一些人是在印度发家的，例如罗伯特·克莱夫，他赚取了大孟加拉地区一半的硬币和珠宝。从来没有人真正计算过英国那些大土地所有者到底拥有多少财产，尽管他们的财产都是自动由下一代继承，计算起来并不困难。从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租金账簿来估算，当时最富有的贝德福德和萨瑟兰公爵、德比伯爵和后来成为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格罗夫纳各自所拥有的地产价值都达到了500万英镑。与他们相比，英国当时最富有的6个手中没有土地的富翁，他们的总资产加在一起也不过在60万~100万英镑之间。在18世纪90年代末期，这大约折合300万~500万新美元。18、19世纪：从私掠船主到…北美13州殖民地的财富状况与英国本土相差甚远，所以殖民地居民觉得自己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受到了伤害，他们只是大英帝国的局外人。北美工商业的发展，甚至是货币供应，都受到英国议会各种法案的束缚和限制。如果当时英国有哪家杂志做一个1775年大英帝国前25位富翁的排行榜，可能除了佩恩家族能够依靠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庞大地产而跻身其中之外，恐怕美国本土就再也没有人能够上榜了。可是在当时的伦敦，根本就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乔治·华盛顿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是如果把他的财产放在英国本土去比较，他顶多也就只能算是个有钱的乡绅。与英国富豪们的豪宅相比，华盛顿在美国的弗农山庄显得相形见绌。英国富豪所拥有的地产价值是弗农山庄价值的30~40倍。在北美独立革命以前，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大地主塞尔伯恩伯爵仅仅为了帮自己的支持者获得英国议会的3个席位，就花费了9.7万英镑的重金买下了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土地。然而，把华盛顿的全部家产都算在一起也达不到这个数目。在当时北美最大的城市费城，塞缪尔·鲍威尔是最富有的人，可他在佐治亚城的一流地段所拥有的豪宅与伦敦富豪们的豪宅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表1-1反映了1774年英格兰地区人均财富收入与同期北美13州殖民地南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人均收入的对比，以及未来美国财富的缓慢增长状况。表1-1?北美13州殖民地的财富A．1774年各地区的人均财富收入全部财富非人力财富北美13州殖民地南部9336.4北美13州殖民地中部4640.2北美13州殖民地东北部3836.4（续）全部财富非人力财富英国（1688年）-55英国（1770年）-135B．1650~1774年间北美13州殖民地的人均财富收入（不包括奴隶在内）年?份折合英镑折合美元（1976年）16502411481700281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