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11(辛亥革命历史重现)-5

戴季陶在黄埔军校曾向官兵演讲，如何增进群体精神的培育，举例论证不同的国民性：“比如到过日本的人，看它的社会与中国完全不同，日本无论在穷乡僻壤都是很自然地表现它组织的能力，秩序也很好，老幼男女途中相遇，都是互行敬礼，彼此非常客气，街上打架的事绝对没有，至如中国同村同街的人不相亲爱，开口便骂，这种地方一看就看出社会程度高低来了。”这是有感而发，盖以中国自从封建结束进入秦皇统治的帝王专制社会，生活上自由散漫，思想上则绝对专制，国民训练一点没有，国家地位毫不认识 一切团体都是很散漫，没有组织的方法。所以，戴季陶意在强调黄埔建军与团体精神，由一种精神的训练，变异为打击专制的特殊力量。陈逆叛变 北伐受挫武昌首义后，陈炯明起兵攻取惠州，嗣后胡汉民为广东都督，陈炯明副之，黄士龙为参都督。孙中山经香港北上。胡汉民随往，广东都督由陈炯明代理。及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胡汉民复任都督，陈炯明出任广东护军使。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与李烈钧、柏文蔚等在南洋另组水利促成社，当时黄兴在美，孙中山在日本，形成鼎足三分。张爱玲小说中说，三十年前的月亮下去了，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反观民国政史，尤其如此。1998年时在4月，序属三春，陈炯明之子陈定炎在香港召开一个新书发表会，意在为他爸爸陈炯明翻案。书名“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出于好奇，发表会有不少人参与旁听。会上，陈定炎发表了长篇演说，强调他爹在广东实施地方自治，扶助劳工，禁烟禁赌，发展经济；六一六炮击总统府事件并非陈炯明向孙中山争权，而只是政见分歧，陈反对孙中山北伐，只是为了“南北妥协、和平统一中国”；进而更说，炮轰总统府事件是陈部部将叶举所为，乃父不知其事，且仅以“土炮开炮三响唬之”而已；并赞其父不受贿不贪污，晚年贫病交迫，等等。1998年3月11日，香港《信报》于此事报道甚详。当时会上即有学者驳曰：其一，令尊比孙中山究竟缺少气魄，两者之间决非政见分歧那么简单。阁下为先父鸣冤，份属孝子贤孙，但令尊纵兵谋叛荼毒生灵，则有负于国人。其二，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绝无和平统一的可能。中山先生临终前三个月对北洋政府总理许世英怒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此一怒肝病大发去世。以当年民心士气而言，北伐是势在必行。会上更有一老翁质问陈定炎：设想有个美军师长向白宫“开炮三响唬之”，此人能逍遥法外豁免军法审判吗？并指出陈炯明的后台是英国汇丰银行。陈定炎本来扬言回答“任何尖锐问题”，此时顾左右而言他，随即招呼与会者享用茶点，并致赠礼物，即与会者每人一份川贝枇杷膏，人们便一哄而散了。20世纪20年代，陈炯明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4月兼护法军政府陆军部长，又兼内务部长，孙中山主张北伐，以武力统一全国，彻底肃清军阀余孽。陈炯明则受吴佩孚、赵恒惕愚弄，持相反的意见，号召“模范起信”，建设两广，联络西南。当时邓铿周旋双方之间，颇尽缓和疏解之责。1922年春暮，邓铿被刺于大沙头车站，伤重身死。不久，陈达生亦被刺殒命。因此双方疑忌日深，终至不可排解。1922年4月，陈炯明因阻挠北伐，被免去本兼各职，保留陆军部长，1922年6月，陈炯明乘孙中山回穗之机，发动叛乱。当时真实情形是，陈炯明下密令，于6月15日由粤军总指挥叶举主持，在白云山调集各军师长，策划围攻总统府。同盟会会员、广东海防司令陈策疾赴粤秀楼，报以局势危急，请孙中山莅舰队指挥应变，孙中山仍不相信。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叛军部队以四千人之众包围粤秀楼总统府，并向中山居所开炮轰击，孙中山在秘书、卫士保护下，化装得脱。17日在永丰舰上发表讨陈电文。陈炯明这个人，虽以军阀面目定位于历史录鬼簿，实则是个酸秀才、白衣秀士王伦一流人物。他貌似风流儒雅，实则村俗卑鄙，才智捉襟见肘，却又时时不安于位。他1909年始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指导之下，成为同盟会香港支部领袖，也算得是从戎的书生。“六一六事件”发生前，据孙中山秘书林直勉回忆，白云山至市中心等各重要路段“亦联成一气，成最严重之作战部署，深为骇怪”。在此前三个月，陆军中将邓铿（仲元）知陈炯明生性阳奉阴违，难以信赖，乃从粤军第一师拨一个团为孙中山警卫。不料，3月21日，邓铿即为陈炯明部属暗杀于大沙头车站。事发后，海军各舰队发表声明，表示海军全体只服从孙中山，北伐军总参谋长李烈钧，军长许崇智、朱培德等迅速回粤勘乱。陈炯明部队败退韶关，焚杀抢掠。欧美华侨各联合会，纷纷致电国内，请北伐军回师广东，先扫妖氛，再图北伐。半年后陈炯明通电下野，后蛰居香港，1933年病死。大凡荣利之心，人皆有之。然观陈氏一生，每在关键处出以小人滥恶之举，心胸狭窄，不识抬举。及其愁病而死，人多拍手称快，笔者又惜其糊涂可怜。盖以天下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之流，辄至死不悟，盲人瞎马，日觅尽头之路而已。当事变发生，情状万分危殆之际，中山先生仍对秘书说：“所有忠实武装同志，悉赴前方，后方只留下陈家军及其私系队伍，不可不信任之矣。”即后来的讨陈，他也屡想停止，条件仅是陈氏的一纸悔过书！中山先生是少有的熟谙中西文化的实践家，胸怀博大，比之康、梁及“五四”推动者，他的智慧和爱心更为超越，人格是罕见的光明磊落。陈炯明身为备受提携的部下，不知尊崇敬爱，反而以一酸腐秀才之心眼观人应世，终取自败之道。第二十七节 北伐为自由而战向北洋余孽全面摊牌在黄埔师生为主导的北伐队伍启动锋芒所指之前，十余年中有过多次流产的、半途而废的北伐。辛亥武昌革命后首度北伐，属浅表层次的，无实力，很虚幻，一晃而过。距正式北伐两三年前，已有两度北伐。一则留下痛切的教训，一则留下宝贵的经验。1922年2月，孙中山以桂林为指挥所，实施首次北伐，惜出师不利，乃回师广东于韶关设大本营，5月，以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身份，誓师继续进行北伐。韶关为百粤之要冲，岭南之咽喉，此处便于举事运筹，进退策应也便于照应。韶关人民热情也高，筹集物资，设立军营，举行赞助北伐大会等等均出力不少。北伐军分三路向江西进击：李烈钧、朱培德为中路从南雄出发，过梅关，进攻大庚县城；许崇智、梁鸿楷、李福林为右翼，从南雄出乌迳进攻信丰、南康；黄大伟为左翼，从仁化攻击崇义、上犹。5月下旬，孙中山由韶关到南雄督师，北伐军挺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大瘐、崇义、南康、信丰、全南、龙南等县。6月，三路会师占领赣州向吉安挺进，大有席卷全江西之势。然而，在此关键时刻，陈炯明叛变，广州军政府告急。孙中山急电北伐军回师广东平叛，这次北伐遂告流产。所以到了1924年初秋第二次北伐之际，孙中山仍然选择韶关大本营。1924年冬的北伐，已属决战阶段。9月22日，孙中山巡视南雄、始兴。南雄县长召集工商学各界人士开会，为北伐军筹款。9月底召开韶关各界赞助北伐大会，参加团体就近三十个，达四千余人。再次在韶关誓师，以谭延闿为总司令，程潜、樊钟秀等部为主力，谭延闿率领万余人部队出梅关向江西进发。前锋与驻守赣南的杨池生、杨如轩部遭遇，其后因顾虑敌方夹击，北伐军在一片慌乱中退回南雄。加以军饷紧缺，士兵无心恋战，谭延闿只好向南雄商界筹款发饷过春节。不久谭部改编，第二次北伐又告失败。孙中山指明北伐的意图：“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 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最后收拾残局、也是收拾全局的北伐开始了，时在1926年5月，适为黄埔军校成立两周年。孙中山创办军校之目的，在于组织革命军，继续先烈的生命，以牺牲的决心，然后，统一广东，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责任，5月5日蒋介石就任总司令，21日开会制订作战计划。随即向北洋余孽全面摊牌。北伐前的两三个月，蒋介石慨叹其身处的环境，单枪匹马，前狼后虎，孤孽颠危，令人不知何以自处。蒋介石对军校学生训话，认为，总理所创的三民主义，是以民生为历史的中心 希望各同学人人学总理，继续总理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尤要学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魄力，气度胆量。1926年春夏，时局并不太平，歧出也所在多有。当时汪精卫首鼠两端，设法出以掣肘，又有中山舰事件，而西山会议派的搅局，更是横生枝节蒋介石多次强调整军北伐，以革命形势，非速定出兵北伐大计不可。当时形势是奉军占领京津，日本在华势力加固；英国帮助吴佩孚在湖北、河南势力渗透，英帝国政客且逼使盘踞江浙的孙传芳和北方的吴佩孚联手；美国则欲联合孙传芳以牵制日本，法国又害怕苏俄势力深入，又欲联英联日，助云南唐继尧以阻挡广东革命军的北伐。再不挥师北指，各地军阀经济益加强固，联网勾搭成型，到时就更难啃动了。所以，《北伐宣言》中说：“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饱”，“壮年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皇皇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彷徨失业之忧”，“青年学生多成饿殍，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总之，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北伐的任务和目的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建立一（个）人民的统一政府”。《北伐宣言》1926年7月6日由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极其沉痛，道及中国困苦不堪的现状和成因，就农业、工商业等行业悲惨境况切入，民众生存境况沦于阿鼻地狱。军阀为了一己的势力，不惜和帝国主义做出将民族命运置诸死地的交易，动辄发起战争，惨祸无穷无尽。北伐的目的，在为正义而战，使中国在国际获得应有之地位，同时也是为自由而战，为了这一终极目的，从循序渐进的角度来说，是先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模范省，担负起革命大本营的任务。誓师北伐 全线出击7月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布北伐动员令，计划首先集中兵力于湖南，稳固据点，进而拿下武汉。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出师北伐宣言，号召全国各界赞助北伐。随后，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钮永建为总参议。9日，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同日在广州举行誓师典礼，于东校场举行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暨北伐誓师典礼，参加军民约五万人。此前，经过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广东根据地渐形统一。在1925年6月中旬，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建制正式改为国民革命军，随后军事委员会成立。一年后，蒋介石取代汪精卫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到了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决定出师北伐，当时主要军阀部队有直系吴佩孚，得到英国的支持，吴佩孚系统，在第二次直奉之战后，军力趋于瓦解。吴佩孚虽经过三四年的悄然培植，但其战力较先前不可同日而语。此时他号称十四省联军，实际只有两湖及河南为其嫡系部队。因在两湖地区盘踞，对北伐军威胁最大，其总兵力二十五万，但有不少在南口和国民军作战受到牵制。另一个是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奉系张作霖，得到直系逆子冯玉祥的帮助，以安国军大元帅代行中央职能，以东北为老家，淹有华北，实力强盛。总兵力约五十万。东南的孙传芳，得到英美的支持。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占领全国最富庶的东南之地，他的战力较此时的吴佩孚为优。他骎骎有领导全国军阀的企图。总兵力约为二十万。其余各省军阀，多为大军阀的附庸，以求得自保、割据一方为满足。革命军的优势在于训练扎实、纪律严明，士饱马腾。面对数倍的军阀部队，战略上必采用各个击破之方针。吴佩孚自诩为武圣关羽、岳飞，口口声声团结御侮，反对内战，然而正是此公，积极率部参加直皖、直奉之战，造成曹锟贿选，又复启动讨奉、讨冯战端，导致兵连祸结，所作所为，完全与其言论相违背。腐化颟顸，丧权辱国，全国各阶层民众无不切齿痛恨。吴佩孚素抱武力征服中国的野心，对西南革命基地，具严重威胁，故此被确定为第一打击目标。吴部素称兵力雄厚，但布防相当分散，且相当一部分将领系易反易复的小人。此为打击吴佩孚的最佳时机。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有八个军，大约有十万人，北伐军战斗序列是：总司令蒋介石，总参谋长李济深，总参谋次长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党代表缪斌，参谋长蒋伯诚；总预备队指挥部：指挥官王柏龄。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副师长王俊，参谋长郭俊。第二师：师长刘峙，党代表缪斌，参谋长胡树森。第三师：师长谭曙卿，副师长顾祝同。第十四师：师长裴轶，参谋长吴文献。第二十师：师长钱大钧。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兆铭，副军长鲁涤平。第四师：师长张辉瓒。第五师：师长谭道源。第六师：师长戴岳。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七师：师长王钧。第八师：师长朱世贵。第九师：师长朱培德（兼）。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参谋长邓演达。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参谋长朱绍良。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吴奇伟。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独立团：团长叶挺。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党代表李朗如，参谋长刘敏。第十五师：师长李群。第十六师：师长练炳章。第六军：军长程潜，参谋长唐蟒。第十七师：师长欧阳驹。第十八师：师长胡谦。第十九师：师长杨源俊。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参谋长胡宗铎。全军共编九个旅，旅长分别为：夏威、李明瑞、刘日福、黄旭初、伍廷飏、韦云淞、胡宗铎、钟祖培、吕焕炎。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参谋长张翼鹏。第二师：师长何键。第四师：师长刘兴。教导师：师长唐生智（兼），副师长周斓。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参谋长万耀煌。第二十八节 兵指湖南 势如破竹北伐军首先兵指湖南。进攻长沙的时候，吴佩孚正身处南口争夺战，陷于南北两线作战，所以说北伐时机较佳。当时吴佩孚想联络孙传芳从东向西打，但后者按兵不动，坐观成败。8月中旬蒋介石亲抵长沙，发表讨吴宣言，其中说这一战的关系不仅决定军阀命运之存亡，即中国国家民族之能否恢复其自由独立，胥卜于此。1926年7月5日，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统驭第四、七、八各军北上，指向湖南省会长沙。吴佩孚部队在长沙以南的涟水布防迎战，不过北伐军轻易地突破了这一道防线，7月上旬，连克湘乡、湘潭，11日迅速攻占长沙。吴佩孚所部湘军总司令叶开鑫率部北遁。8月初吴佩孚在南口取得大胜，而在湖南战场，北伐军也在此时开始总攻。蒋介石以总司令身份进驻长沙，是在8月12日上午三时左右，虽然是在拂晓之前，但还是大获人民支持，五万群众精神抖擞地夹道欢迎。长沙会议后，蒋介石于8月14日召集在长沙的部队阅兵，第七、八两军受阅部队约两万五千人。天朗气清，又是战胜之师，军容极盛。蒋介石一行均骑骏马缓缓前行，蒋介石的坐骑是一匹高大的枣红色战马，他“进入主帅位置，听取各单位报告检阅人数，三军主帅，春秋正富，马上英姿，更显得气宇轩昂，威仪万千”。李宗仁又于围攻武昌之际回忆道，正当前线战况最激烈时，蒋介石忽然约李宗仁一道赴城郭参观。李宗仁以为蒋未尝做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谁知二人走到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先生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北伐军赓续北进，势如破竹，19日，夺得平江；22日，拿下岳阳，差不多是已经控制了湖南全省。赓续北进 全面扫荡北伐军肃清湖南后，以能战之军戍守湘赣边区，监视孙传芳，以保证攻鄂部队的侧背安全。不过，在越过省境，进入湖北省时，则遭遇到顽强抵抗。武汉守城的优势，周边地区古为云梦大泽，水泊密布，长江、汉水绕其间，影响大部队攻击行动。武汉三镇，夹长江、汉水之汇流点，鼎足而立，武昌城垣坚固，尤其难攻，城内之山梁，谓之蛇山，可俯瞰周边，易于遏制来攻之敌。北伐军战略指导为：四军、一军第二师、七军的第二路，担任武昌之围攻。八军先遣队，担任汉口、汉阳之攻略。并遮断敌人京汉铁路后方，截击敌之增援。一军除留少量部队戍守岳阳，其余为总预备队。七军之第一路在鄂城、樊口方面，掩护主攻部队的右侧安全。武汉战场，当中涵盖三大战，即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围城之战，所以这方面的战事较他处更为激烈。9月初，吴佩孚调集南口、河南部分军队，南下加强武汉防卫。另有军舰十余艘投入巡弋，随时可以投入战斗。汀泗桥争夺战。国民革命军为统一全国而迈出第一步，旌旆北向的第一个目标，是收复湖南，进而乘势攻取湖北省要冲武昌、汉口、汉阳。武汉地区，雄踞长江中游，早在中华民国奠基的辛亥革命时代，就是首义之地，自古以来，为兵家之所必争。吴佩孚所部在武昌之南约八十公里的汀泗桥严阵以待。汀泗桥，虽则只是位于粤汉铁路在线的一个小站，但却为武汉三镇的重要屏障，东边紧傍山势；南、西、北三面为长江支流及湖泽所环绕；仅在西南方架设有铁路长桥，为通向外面的唯一孔道。如果阻滞于这一个隘口，则无法自南面进迫武汉。吴佩孚调来陈德麟、刘玉春所部劲旅约两万人开入汀泗桥阵地，试图在此背水一战，扭转危局。8月下旬，吴佩孚在武昌与汀泗桥之间的贺胜桥设立前线司令部，吴本人亲临指挥，一场硬战和血战于焉爆发。北伐军开局不凡，在吴佩孚立足未稳之际，汀泗桥就已经一度被第四军攻下。吴佩孚莽汉有莽劲，必然盲进，他岂肯认输？他果断将败下阵的旅长、团长、营长等部属九人枪决示众；命令全军誓必夺回汀泗桥，并以大刀队在前线官兵背后压阵督战，凡退却者，就地斩决。死亡威迫之下的吴氏部队，在8月底实施疯狂反扑，北伐军不得已放弃阵地后撤。北伐军稍退即回师，28日，汀泗桥一度为革命军所得，转瞬又被吴军拿下。在此殊死拉锯中，北伐军预备队第一军加入作战，才稳住汀泗桥局面，这是在29日。蒋介石乘火车经过汀泗桥，目之所极，但见死尸累累，惨烈战争的遗迹，还未曾收拾。这是和吴佩孚之战的第一个高峰。次日，革命军攻下贺胜桥，有因退却而被其所属长官手刃死亡的吴军百余人仆倒在桥边。9月1日，吴佩孚部退守其最后的据点：武昌。他在这里洪山的丘陵地带筑有炮台，构成坚强要塞；吴佩孚更增派两师人，加强防务，摆开死守武昌的阵势。8月23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四路进攻汀泗桥，27日半夜，从长沙启程，下午到达浦圻，次日电贺陈可钰、陈铭枢、张发奎等攻克汀泗桥。9月初，任命李宗仁为武昌攻城总指挥。3日正午，北伐军进围武昌城，趁夜色掩护发动攻击，敢死队多次要攀垣入城，但都被敌方重炮及机关枪所遏阻，无法逼近。当天晚间，蒋介石乘车抵达武昌附近的涂家湾，拟发动第二波攻击。4日，召集紧急军事会议，部署攻城，限四十八小时攻克武昌，并训斥刘峙说：“尔等如再不争气，何以立世见人。”虽然下了死命令，次日猛攻至中午，毫无进展，伤亡颇大，伸展左右两翼再度发动总攻，但仍然未能将云梯靠到城墙，致又告失败。不得已暂停攻击，重新研拟作战计划。汉阳则在经过十六小时的激战之后，于6日下午攻下；7日，汉口也被克服，武汉三镇中的两镇业已归于掌握。敌军主帅吴佩孚，更向北逃遁到河南信阳方面。此时，武昌城虽已陷于孤立情势之下，但刘玉春的城防部队继续顽强抵抗；北伐军为对城内居民的生命加以保护，不能为攻城而不择目标地发炮轰击。于是，留下第四军所属两个师及部分炮兵，继续围困武昌，封锁其出入，以徐谋攻略，其余部队则抽调他处作战。吴佩孚于湖北失败之后，退守河南，沿豫鄂边境设防，准备反攻。以靳云鹗为前敌总指挥，驻守信阳一带；以田维勤为中军，驻军平汉在线；以魏益三为右军，庞炳勋为左军，相互呼应。贺国光与王维城居后策应：在确山、驻马店一带，贺国光为第一预备队，王维城为第二预备队。此时靳云鹗打着骑墙的主意，私下暗通国民革命军，借口粮饷不敷，徘徊不前。贺国光这期间与之见面，因贺同情革命，故亦同情靳云鹗。奉军在郑州渡河，寇之心腹何景亭在开封开城降敌，吴佩孚大势已去，及高汝桐战死，吴佩孚之时代完全过去，吴氏最后仅一旅人退入湖北西面。奉军虽然占领河南中心地区在先，张发奎部到来，与冯玉祥联合夹击，奉军北走，北伐军完成河南之光复战争。是役，靳云鹗响应革命军，站在革命军之立场言之，其转移中原局势，应居首功，但靳氏野心勃勃，并不许身革命，日后自称河南保卫军总司令，脱离革命阵营，终于不能自保。吴佩孚虽然失败，其最后对革命军甚表同情。某次，吴氏比较北伐军与奉军之侵犯河南，曾经说他和蒋介石有共同的心曲，而对奉军则绝无好感。他说：“奉军自称讨赤，借口占地盘而已。”武昌方面，革命军采取封锁措施，对敌军的水路交通、通信予以切断，对于武昌城内的商人，也明白宣示禁止供给敌军粮食及金钱等接济，如有违反，按军法处置。同时，并由飞机飞临武昌城上空，投下“打倒吴佩孚”、“废除不平等条约”、“劝告敌军投降”等标语，实施心理瓦解，以打击其士气，及策动民心背离吴军。打至9月底，革命军再次对武昌总攻，仍然功亏一篑，于是下令黄埔军校工兵队，加强坑道工兵作业，准备实施城垣爆破攻击。此期间敌人困窘已极，从城门钻洞逃窜者极夥。武昌围城，一围几十天，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当时在城内的张绪滋，回忆当时的情况，真是愁云惨雾，令人扼腕。张绪滋民国后期曾任伞兵司令，但在武昌围城时，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大孩子，在财政厅帮工。起初，他常常跑去城墙上和吴佩孚部士兵聊天。他们给他大馒头吃，那些兵全是北方人。国民革命军一度炮火激烈，临了又被击退，少量冲上城墙的敢死队员，被吴军杀头挂在电线杆上，挂久了，还有生蛆落下，后来竟越挂越多。这样杀气腾腾，兵荒马乱，然而城内的情况并不因死守而好转，人们开始杀马、狗、猫充饥。守城的士兵，下到城内民众家里搜索食物，生霉的馒头，也视为至宝。到了10月初，实在不行了，开了一个小门，放走一些老百姓，少量士兵偷偷混在民众中企图逸逃，出城就被北伐军射死。到了10日彻底攻克。“城内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守城的士兵慢慢也没有斗志，不久国民军进了城，各城门大开，人民欢天喜地，到处放鞭炮庆祝，重见天日，一片欣喜景色，我当时有个印象，至今不忘：革命军士兵，大多为广东人湖南人，个子矮小，单衣草鞋，怎么会打败北方大汉子阿兵哥呢？今日思考，是三民主义的号召。”武昌城内敌军，在北伐军倾力打击之下，渐告不支。10月10日凌晨，北伐军突入武昌城，与吴佩孚所部发生巷战，其后多个城门被突破，各部队协力扫荡吴军，俘获敌指挥官陈嘉谟、刘玉春。至清早，城内敌军全部肃清。极为巧合，冥冥中有如天助的是，这一天，恰为武昌起义的十五周年纪念日。第二十九节 战场转进 肃清长江下游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初期战略，大略脉络是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最主要的敌人，聚焦吴佩孚；至于孙传芳，则以上兵伐谋，冀其置身事外。战事刚展开，孙传芳期待北伐军和吴佩孚部互作消耗，梦想坐获渔利，故而袖手旁观。在翻云覆雨、互相疑忌的军阀之间，总认为和自己处于竞争关系的对方越是受到打击，便越对己方有利。蒋介石对如此态度的孙传芳，曾在8月中旬自长沙拍发电报，冀其归顺革命阵营。“兄（孙传芳）以苏、浙、皖、赣、闽五省之治安自任，若能顺应革命潮流，以保五省人民之幸福，中正必请于政府，承认兄为五省之总司令。”孙传芳置之不理，当两湖底定后，孙传芳慌了，乃转而激励吴佩孚，促请其加强应战。同时，复以保境安民为借口，策动自己地盘的江、浙二省发起自治运动，想汇合民间力量来阻止北伐军东进。8月底，孙传芳派其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卢香亭为援赣总司令，调军进驻江西，与北伐军对抗。两湖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使得孙传芳受到直接威胁。孙氏遂调集十四五万大军集中于江西，复与奉张（作霖）、鲁张（宗昌）联络，并与张宗昌结为把兄弟，达成苏鲁和平协议。当北伐军攻取萍乡、袁州一带并攻近南昌时，孙传芳威胁不可再进，不料约好的张宗昌未能到达，于是他又要求和缓修好。北伐军当然不受他的骗，还是积极的进攻。以二、三军攻赣西，一军攻修水一带。一军、六军一师在南昌失败，损失甚巨。当时因交通阻塞，指挥不统一，待三军到高安，一师业已退却。北伐军以二军、二师归鲁涤平指挥，向南浔铁路进攻，孙传芳之主力军即在此。北伐军终于和孙传芳兵戎相见，第二、三、六各军所部趋向江西。9月初，趁其立足未稳，先发制人，攻下萍乡，很快控制了赣南地区；19日，第六军的部队进入省会南昌城。国民革命军原先简称党军，故当地民众集合道旁，连称“党军可爱”！北伐军之克复南昌，受到城内民众，尤其是学生们的协力。他们自动自发地破坏敌军设施，帮助革命军进攻。孙传芳纠合他在九江的部队，倾全力向南昌反扑。当时，担任城防的北伐军，仅有万把人，众寡悬殊，乃不得不在9月下旬暂时退出。此时恰值武昌战事初定，蒋介石为督导作战，特由武昌折返，在经过长沙前往江西的途中，听说南昌又趋危急，乃在10月初驻节于南昌附近的高安，亲自指挥再度进攻。10月中旬，蒋介石将原来担负围攻武昌任务的第一军第二师及第四军部队调来江西，试图包围南昌，但因孙军炮火乱射，革命军为不得不谋尽量减少民间的损害，因而一时撤开对南昌的包围，变更作战计划，迂回敌军后方，切断其补给线。此一行动，发生了很大功效。北洋军阀的指挥方式多依托火车，来往传达命令敏捷便利，但黄埔军校此时已增无线电科，蒋介石布置好后，即下总攻击令，第七军于11月初占领德安，冲破敌人后方阵线，北攻九江，南攻涂家埠。11月5日，攻克敌军后方据点九江；7日，南昌复归革命军掌握。九江战事得手，孙传芳、卢香亭无奈只好逃回南京。北伐军于是进攻涂家埠，然后直下南昌，生擒敌人军长三人，旅长、团长无算，缴械约两万余。这是一场大战，孙传芳势力退出江西，遂致江浙动摇。经过这次战役，孙传芳的精锐部队差不多全被歼灭，他本人逃往南京，江西省乃继两湖之后也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打至这个地步，北洋军阀开始紧张起来，遂有全体动员的迹象。逃到南京的孙传芳，亲往天津，求助于张作霖。张作霖在12月初组织安国军，设总司令部于天津自任总司令，以孙传芳和张宗昌为副总司令，并且和败退河南的吴佩孚也有所联系，形成北洋军阀扇形反攻态势。因在九江败北，孙传芳实力大减，他与张宗昌的结盟，又引发张作霖的嫉妒，狼心盘算、狼眼觊觎着江浙富庶之地。孙传芳因主力崩溃，所以决请鲁军南下，意图使奉军和革命军开打，自己好退守浙江，蓄养实力，预备卷土重来。这时候他们聚在天津召开一个天津会议，奉军想要占领江苏，苏皖内部陈仪、周凤歧早有拒奉的决心，陈调元倒向北伐军，吴佩孚很不赞成他们的算盘，自己要另搞一套。福建方面，何应钦所指挥的东路军，沿海岸快速进击，扫荡孙传芳系的福建督办周荫人所部，于12月中旬进驻福州，周荫人逃亡浙江。北伐第二军一部自江西迂回福建中北部，解决了投降的叛军李生春师。原来此公系周荫人的主力之一，见风使舵投降北伐军，其后看到北伐军装备训练，均逊于他们，心生蔑视而有悔意，又想谋叛。指挥部发觉其意图后，遂在行军途中，分别将其在延平、建瓯、埔城等地，予以缴械。由于事先准备周到，并能乘其不意，故敉平叛军的行动进行非常顺利。蒋介石乃于1927年的1月初，在南昌研订作战计划，将北伐军区分为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分三路挺进，以谋肃清长江下游的敌军。东路军由何应钦担任总指挥，以杭州和上海为目标；中央军由蒋介石亲任总指挥，下辖由程潜率领的江右军和李宗仁率领的江左军，指向南京；西路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与在陕西的冯玉祥部队联络，俟机进攻河南。1月下旬，以东路军发动攻势为开端，各军分别攻击前进。东路军在迅速攻下杭州之后，于3月间迫近上海。东路军折返浙江、皖南境内。沿途民众多奉茶水、摆香案、放鞭炮，欢迎革命军，真所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中旬，敌淞沪海军舰队司令杨树庄向北伐军投诚，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所属各舰艇都升起青天白日旗，响应北伐军作战。下旬，上海、松江、苏州、无锡均落入党军之手。孙传芳残部及直鲁军的一部分全被消灭。中央军的进攻，也非常顺利，所部则于3月下旬到达南京。到了会师南京的前一日，军次金坛，积极准备翌日对南京之攻城战。北伐军军官暗想此役非同小可，金陵金城汤池，天下闻名，当年曾国荃围攻南京太平天国时，是倾十万之师，穷三年之力方达攻克目的，这次将不知牺牲多少人、费多少日，才打得下来。殊不知天下事，常有出诸意料之外者。第二天闻程潜的第六军已捷足先登，第二军一部为防止另一敌军之偷渡反攻，奉命开赴江边，负警戒之责。其后渡江北进，在滁县醉翁亭西南约一百一十五公里的蔡家墓附近展开攻击战斗，当时军阀部队士气消沉，毫无斗志，他们放弃当面的山地制高点，而在山后小河流的后方沿堤岸布防。北伐军到了滁县、盱眙至泗阳附近，遇土匪百余人，轻而易举将其打退。然后向临沂（沂州）前进。此地为张宗昌的主力部队第一军据守，军长姓方，人称方花脸。沂州城墙，坚而且高，形势险峻。在攻城的先一日，营长招集各连长，分配攻击任务。当时在战场上因功升任连长的刘玉章奉命由临沂城东南角最险处，于翌日拂晓，爬城攻击。刘玉章写道：“但爬城工具只有不及城高三分之一的竹竿云梯两个。所谓有炮兵支持，乃是等于现时的六 炮之俄国沙皇时代的点火发射的家伙。我默想翌晨的攻击，我自须立于阵头，率先攀登。兼以城外空旷，毫无遮蔽，爬城工具既不济事，火力掩护等于阙如，自分必死，以致夜不成寐。而今回想生平临阵，此次可算是最感不安的一次。正辗转间，忽奉命经扬州、镇江，向上海大转进。事后始知宁汉分裂，校长下野，军事部署另做调整也。此时，番号已改为第九军，军长为顾祝同，仍辖第三师、第十四师，另增第二十一师，共三个师。”1927年初夏所发生的宁汉分裂事件实际上这是辛亥人物的重新站队，是辛亥人物弱点的根本暴露，是其政治企图公开的演练，是执政目标在望的骚动，整个分裂的过程，也在关涉到辛亥精神的失落与呵护。汪精卫在1926年北伐即将实施之际，搭乘国际邮轮自香港赴法国养病。这一养将近一年。到了1927年4月才在各方的恳切敦请之下，回到上海。在沪仅五天时间，汪精卫先是和蒋介石、吴稚晖、李宗仁、蔡元培、李济深等人晤谈，提议解决党内纠纷。说是开会，实为斡旋辩论。会议开到高潮，吴稚晖十分激动，竟陡然离坐，到汪精卫面前跪下，求他改变态度，与蒋介石携手共赴时艰。“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躲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当天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说是自汪主席归来之后，所有军政民财外交诸端，都要在汪的指挥下，实现统一，云云。在上海仅逗留五天，汪精卫就赶往武汉。武汉这里本有一个政府，原是年初从广州大本营迁移去的，武汉政府由俄国人鲍罗廷控制，思想倾向左翼。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等人呼唤汪精卫前往。汪精卫显然认定他的个人前途所系，就在武汉，而非他方。他把宝压上了。他宣称，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往右边去。这时蒋介石在上海拉开清党的帷幕，蒋介石的动作加固了他在中国东部的权力基础，汪精卫公开宣布与蒋决裂，并宣布解除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武汉一时到处都是毁谤蒋介石的标语口号。蒋的反应异常迅速，4月17日他被解除职务，18日，也即在一天以后，他就在胡汉民、柏文蔚及部分监察委员等元老的帮助之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两府对峙，似有莫大的鸿沟。5月中旬，双方各自调兵遣将，势将兵戎相见，经李宗仁、朱培德等军头居间调停，幸而未启战端，仍决定分头北伐。这之后的北伐，是武汉指挥的部队沿中原打击奉军，目标北京；南京指挥的部队则由津浦铁路向北扫荡前进。不久，共产国际驻汉代表罗易转达训令，大不利于武汉方面，汪精卫始恐慌失措。武汉处于进退失据的飘摇局势，汪精卫于是又摇身一变，开始打击左翼。到了这年12月初，两派终于和解，汪精卫的人马赶往南京，实施两府合流。蒋介石重拾兵符，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精卫则宣布，他又要出国了。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5月沿津浦路北上，再度出师北伐，津浦铁路纵贯华中、华北，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干线铁路。张宗昌、孙传芳两部约二十万军队布防于此。5月中旬北伐军发动攻击，第二、三两路分别渡江成功，第二路于19日占领津浦铁路在线的张八岭，第三路于21日克服蚌埠；第一路也于15日开上火线，23日拿下扬州。第三路赓续北上，指向徐州。而张宗昌的部队军纪废弛，一面不断抢劫，一面北向逃遁，沿途居民多拿起武器袭击张军。国民革命军则于6月2日兵不血刃，进入徐州。第一、二两路差不多控制了江苏全省，孙传芳逃亡青岛。此时，在南京定都之后的国民政府基础巩固，已经掌握了苏、皖、浙、闽、粤、桂、黔、川各省的领导权。第三十节 龙潭大胜 迭创佳绩到了1927年8月，又取得龙潭战役的大胜。8月间，孙传芳做最后挣扎，集中全力渡江反扑。北伐军由上海铁运西进，第九军协力第一、第七两军夹击，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龙潭之役。双方反复冲杀，战况十分激烈者二三日。刘玉章回忆道：“当敌退我追，因追击太猛，到相当距离时后顾发现无人，只有掌旗兵跟我。奇怪者，此时以情势紧张，自己腿部负了伤，竟未察觉，经掌旗兵发现血流如注后，始自行裹扎了之。”那时，孙传芳所部居然又打了强心针似的，节节向南推进，直逼南京。8月下旬，他的三个师居然以夜雾为掩护，由长江北岸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三处，强渡长江，占领了南京以龙潭车站，切断沪宁交通，形势顿显危急。北伐军迅做反应，即由何应钦第一军、白崇禧率第七军从南京、镇江东西两方夹击孙传芳部。据白崇禧说，长江天险，孙部能安然偷渡，这与海军之暧昧态度有关。白崇禧带上政治部主任潘宜之以一排宪兵上通济舰督战，炮击渡河敌兵，其他军舰见通济舰已表明态度，纷纷向敌方开炮。海军参战后，阻止孙部之后援，敌军炮兵也发炮还击，适有英舰经过江中忽被炮击。英舰不知是何方发炮，为泄愤计，乃猛烈炮击黄龙山，敌军阵地多半被毁，第七军就此乘势冲上黄龙山。打至8月底，刘峙、卫立煌率部占领水泥厂。是役，双方死亡很重，肃清残敌，清理战场，敌我两方尸体遍地，骸骨盈野。战役开始之前，孙传芳部做了周密的演练，利用密布如网之运河支流，操演船舶和水战，不过在败退后，他本人固然逃回江北，其部属几全被俘虏。不过孙部被俘之高级干部，于押运至南京途中，逃脱者不少。龙潭之战期间的形势，孙传芳作了周密判断，他利用了最有利之时机：蒋介石下野，唐生智有贰心，革命军徐州受挫。他选择大河口、划子口等地渡江也是最有利之地点。划子口对岸便是栖霞山、乌龙山炮台。占领该等山地，一则可以掩护登陆之部队，二则可以威胁南京。南京一旦被占，革命军之政治力量将被瓦解。龙潭战役后不久，蒋介石东山再起，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领导全军继续北伐 第二次渡江北伐。浦口渡江后，敌军竟无抵抗而后退。北伐军奉命以徐州为目标，战备搜索前进。当面敌军仍为孙传芳主力，以徐州为中心，在蚌埠、凤阳一带布防。凤阳在津浦铁路之西，地形大部平坦，唯东北方均山地，亦即敌军之防御主阵地。当时北伐军的攻击部署，凤阳以西由第十军担任，余由第九军担任。该军某团向凤阳及其东北方的纱帽山攻击。刘玉章所率连为左第一线攻击队，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下级军官伤亡不少。北伐军攻击前进，敌人则退据于后方之另一带山地，对北伐军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敌主力避强击弱，突向北伐军左翼的第十军方面压迫。刘玉章回忆当时情景：第十军是王天培将军的贵州部队，装备较差，斗志亦弱，竟借口弹药不济，擅自撤退，陷我军左翼暴露，有被包围之虞。下午三时，敌人步炮联合向北伐军一线阵地展开攻击，推进至距我百米高地之死角处，北伐军一个连队突然撤走。幸好敌除以火力追击外，部队无积极行动。时已入冬，气候转寒，北伐军过蚌埠后，继续向敌人的防御中枢 徐州前进。当面敌军约一旅占领马鞍山，而以约一个团兵力据守老黄河岸沿堤及村落为主阵地。北伐军抵达该地附近后，先行展开搜索，了解敌情后，决定于第三日夜间攻击。全盘攻击部署，以第八团在左，第七团在右；营的攻击目标为堤岸边的张村，先驱逐沿堤敌部队，再向马鞍山敌左后推进。营长遂决定以第一连在左，第二连在右，展开为第一线。刘玉章所在部队连按照计划，乘夜暗秘匿行动，于拂晓前接近敌阵地，待至冲锋准备位置，敌已发觉，北伐军即断然以密集队形发起冲锋，向黄河岸张村突击。拂晓，但见遍野敌军混乱一团，纷纷溃窜。此役俘获敌迫击炮两门，步枪十余支，刘玉章率该连继续向两河口追击，占领后，以两个排在村边占领阵地，控制一排为预备队。这时，营及其他部队均未跟进（停止于张村），刘玉章即将战况及当面敌情报告营长，并要求迅速增援，以其确保战果。后来国民党军队中的很多著名将领，正是由于在北伐中担任下级军官，经血火的淬炼，打下了参谋指挥的雄厚基础。像郑洞国，1927年春率部驻守栖霞山阵地，曾命所部炮兵向英海军坚决回击，龙潭战役后，专任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像关麟征，以少校营长职参加北伐，随后因功调任第九军教导团团长。张灵甫，北伐时期任排长，与孙传芳部作战右腿负伤，战后，升任连长。邱清泉东征期间，即在淡水、棉湖战役中立功，北伐时强渡汨罗江、掘地道攻武昌，屡立战功。北伐军占领南昌后，邱清泉赋诗“壮士手中三尺剑，雄图胸里十万兵”以言其志。胡琏，在两湖攻击战中作战勇敢，战功卓著，颇受赏识，擢任排长再度编组北伐 统一告慰先烈北伐军于1926年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系张作霖，已是指日可待。阎锡山看到这一形势，乃于1927年6月上旬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于6月底推阎锡山为该会委员。7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为委员。中旬，阎锡山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9月底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北伐一度受挫，奉军乘势大战晋军，傅作义部被围涿州，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山西处境危殆。阎锡山指挥晋绥军牵制了相当一部分奉军，对北伐全局来说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宁汉分裂中令下野的蒋介石，于1928年初复出后，以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为目标，规劝雄踞山西的阎锡山。1928年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两天后又任命阎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蒋先生统率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占领保定，并向京津进军。此时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虽然人多势众，但国民政府还是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并让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现在所要进行的北伐，也是统一全国的最后的北伐。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自去年初秋下野以来，再度执掌兵柄。那一段时间，北伐也还在勉强进行。何应钦所统驭的第一路军，再度攻克徐州，向山东省境挺进，和盘踞此地的张宗昌对峙。2月中旬，重新编组的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中正（兼），辖十八个军，二十九万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辖二十五个军，三十一万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辖十一个军，十五万人。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辖四个舰队。稍后，李宗仁被任命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辖十六个军、九个独立师。此时，张作霖盘踞北京自称大元帅，统辖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等所指挥的七个方面军，拥有兵力百万。第二期北伐时，张作霖开府北京，先是奉军针对阎锡山、冯玉祥两方作战，战区在晋鲁豫，双方各陈兵五六十万，战线长达二千余里，奉方纠集七个方面军，分别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等人率领，对晋军和国民军作战。等到北伐军上来了，蒋介石和白崇禧亲自指挥，以三个集团军的重兵从京汉、津浦线推进，一路进攻保定、沧州，一路进攻许昌、正定，山西军则向石家庄推进，成扇形包围。奉军战线遂越缩越小，不久沧州、保定失守，孙传芳、张宗昌诸人回到北京，奉方见大势已去，不敢恋战，实施总退却，引师出关。随后，北伐军分途沿津浦铁路、京汉铁路、正太铁路挺进。第一集团军行动迅速，10日，便攻克了山东省南端的台儿庄。相继又占领临城、临沂，势如破竹，指向作战目标济南，继续攻击前进。但这时的敌人又加入了凶残的日本。日本蓄意侵略，军阀存心卖国，他们对北伐造成极大的阻碍。华北一带是日人觊觎已久的地区。上一年革命军北上进击时，日本就曾出兵到达济南。现在，他们又派遣陆战队赴青岛，开进济南。并于城中心架设工事，搭建战斗堡垒。北伐军的压力，顿显沉重。但是为了国民革命，成败利钝，只有硬干到底了。所幸老百姓久旱望云霓。济南城，家家都挂出青天白日旗，欢迎革命军。北伐领导人伤心地写道：“战地见将士之死伤，已为之惊魂；而今复见人民之饥容、孩提之饿毙，更不胜悲悯。”第一集团军于5月13日占领平原；第二集团军进至到德州；由山西方面出击的第三集团军，则于击破娘子关之后，进入河北省，拿下了石家庄与正定；第四集团军也挥师北上，加入进攻。此时，京、津地区，已经在指顾之间，只须等各军配合行动，并力攻向北京。日军蛮横狰狞，加紧了蓄意挑衅。此时，在北伐军打击之下，张作霖已失威势，他号称百万的部队，锐减到四十万人。就在这时，日本伸出魔爪，迫张作霖签订密约，内容是有关五路权利给予日本 日本田中内阁的意图，是要从张作霖的手里夺取各种利权之后，把东北自中国割离，使之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迅捷的道路，就是利用张作霖在东北所培植的权势，使之成为傀儡为其控制东北。在发动总攻击之前，北伐总司令部为视察战况而于5月中旬由徐州前往郑州，继之，更于5月底抵达石家庄。日本人拿出他们极其野蛮凶残的撒手锏，在6月上旬，用一百多公斤的炸药，将张作霖炸毙。爆炸后，情形惨极：只有车轮与车床尚可见原形，车厢则四散纷飞，接在后面的餐车与卧车也都被爆炸燃烧成为废铁。第三十节 统一告慰先烈近代以还，日本野心军人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最重一环，乃是在中国制造乱源，以期火中取栗。北伐战争后期，奉军不支，骎骎有还军东北之势。日本人急了，派员游说张作霖。日本通曹汝霖说：“日军已在济南有阻止南军之举，芳泽又漏夜晋谒 张作霖末了还说，我张作霖决不做吴三桂，我亦不怕死。”日本对东三省久存野心，自觉大势在握。不意中国行将统一，而奉军即将自关内退回东北，这是一支难以制伏的力量，于是跋扈飞扬的日军少壮派终下毒手。曹汝霖说：“专车经过皇姑屯，尚未天明，是处为京奉与满铁交叉点，由关东军驻守。关东军河本大作大佐在该处预埋炸弹，等到张氏一节专车经过该处，炸弹爆发，车辆粉碎，张老将就此殉国。”据说后来日本天皇因军队纪律废弛，对少壮派的擅自行动欲加惩处，但军方以动摇军心相威胁，于是作罢。关东军嚣张到如此地步，却不料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待张学良接手父业之后，日本又假惺惺派元老重臣来拉拢，意欲使其和中央对立，割据东北，张学良不吃这一套，国仇家恨，客观上促其易帜服从中央。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在一片惶恐之中，化装为炊事兵，由北京出发，秘密返回奉天。张学良模仿他父亲的签名，发表命令，着他代理职务。急调嫡系部队返回奉天。在天津一带河北省境依赖奉军支持的直鲁军，趋于总崩溃的惨境。张宗昌、褚玉璞急忙向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乞降，但被拒绝；走投无路的张宗昌乃胁迫各国领事“大军绝食，难以保障各国侨民安全”。6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负责维持治安。两天后，他率领之第三集团军的先遣部队，开往京郊，而留驻北京的奉军鲍毓麟部也在当天清晨撤出，市内各处飘挂青天白日旗。北京终于在和平方式下得以光复。6月8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入城，入城路线的彰仪门大街一带，清晨就站满民众，手持青天白日国旗，来表欢迎。几天后，阎锡山偕同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由保定来京，而本在天津顽抗的张宗昌残部，也终于向革命军投诚。至此，京津地区悉归革命军掌握。6月12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宣言》。其要点为，励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免除军阀所课征之苛税、裁减兵额安置士兵就业等项。同时号召各部官吏、部队指挥官、各省市政府整改紊乱制度，着手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15日，继之发表《对外宣言》，表明北伐完成后的外交政策：“不平等条约所加于中国之诸种束缚，尚未解除 今后另订新约，务以完全平等与互相尊重主权为宗旨。”随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更名北平。此时，北伐军以及国民政府高层，最重要之事务，就是要前往郊外香山碧云寺，恭谒国父孙中山先生灵寝。7月6日上午八时许，蒋介石偕同襄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李烈钧、戴季陶、蒋作宾、白崇禧、鹿钟麟、商震、徐永昌等三十余人列集灵堂。祭典开始，奏哀乐、主祭者献花，行三鞠躬礼；继之，由商震代读祭文，读毕，开棺瞻仰，觐见孙中山遗容。商震代读的祭文为陈布雷手笔，即《克复北平祭告总理文》，全文精警痛切，既令人肝肠寸断，也促人奋力前瞻。冯玉祥在其回忆录最后一章状写当时情形。祭灵那天，“蒋先生谒见总理遗容，哭得不能抬头，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气又是悲壮，又是严肃。蒋先生哭了很久，还不停止，我走上去如劝孝子一般，劝了多时，他始休泪”。7月6日的蒋介石日记是这样写的：“读毕祭文，为之俯伏恸哭者久之。全堂亦无不泪下。回含青舍，谓夫人曰：方祭告总理时，闻哀乐之声一作，虽欲强抑悲怀，仍泪满襟肊，体力几不支矣！及瞻仰遗容，哀痛更不能自胜，呜呼！悲哉！三年有半之岁月，中正所受之冤屈谗谤，直不知何自而可声诉也。言次，不禁又泪下如雨。”含青舍，即涵青舍。月初蒋介石到北京，和宋美龄住在西山碧云寺的涵青舍，以尽守灵之仪。这可以说是薄海腾欢的日子，民众在饱受艰难备尝痛苦之余，应该庆祝鼓舞的日子。想念孙中山先生，告慰民国开国导师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抗清烈士之灵和国民革命先烈之灵。两三代国人经历四十余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此时，自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致力国民革命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的岁月。完成辛亥革命 开启崭新时代孙中山先生综合中国传统文化之仁爱、民族、民本、均富、大同之思想，以及欧美学说与制度之精华，实施直接民权之民主政治，采取均富之民生政策，不仅合乎中国民众之需要，且顺乎世界潮流。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以民治民有民享为内核，系融汇世界各种主义，加以精研取其之所长，而又深契我国文化道统之精神，再三斟酌创造而成，故对外可以多方面因应，对内足以增长自信而自立自强，不依赖任何帝国主义，而自成一独立思想体系，用以增强中国之自信与共信最为适当。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的《军政府宣言》，对于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明确规定了四个纲领性的治国之本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对此四纲，其措施之次序则分三期步骤。一是军法之治。“军政府总摄，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二是约法之治。此时期军政府须将地方自治之权归于当地民众，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共遵约法，以定天下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而布宪法。三是宪法之治。约法解除则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并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照宪法来推行。如此循序渐进，使国民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这就是民国之所以建立的根本。北伐之后，辛亥革命完成，因而按照以上三步骤，也即军政、训政、宪政的方略，雄固国基，走向民主宪政。于是一种理想的典范，稳健地踏入现实，开辟两千年帝制社会以来前所未有的新局。1928年夏北伐领导人并已提出军事善后意见书，略谓，国民革命军进至平津后，国家统一大业即将完成，乃向国民政府提出实施军队国家化以及厘定最少限军额，化兵为工，以培国家财力，致力于建设；开诚布公，取信于民。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经过十次失败后，终于启动新时代的浪潮，迍邅扳倒了腐败封闭的清王朝，建立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一个辽阔而老疲不堪的国家，竟能在一群知识分子的热血献身下，于深邃黑暗中掀起革命巨浪，推翻了长达数千年的帝制，在昏朦蠢动杀伐的乱局中建立起中国前所未有的全新政体。辛亥革命虽然导致持续二千之久的王朝体制总体崩溃，但其结果是旧体制的解体，革命后国内纷呈四分五裂之状，所以辛亥革命被视为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可说是完成一半。清王朝虽然倾覆，民国虽然建立，然而实际上，外受列强之欺凌，日甚一日；内则军阀割据肆虐，各自把持一方，全国不能统一，民族、民生、民权仍然无从谈起。可知民国建立历程中，其主要障碍，除清廷外，则为割据之军阀与虎狼般的列强。只有扫除此两大障碍，国家民族方可免于沦亡。军阀排斥异己，贻误国家，祸害人民，造成数十年争权夺利内乱之局。北洋军阀和晚清朝廷的区分，只是一家一姓的变易，实质还是专制的分蘖，一个皇帝变为无数的大大小小的皇帝，根性系统一致，人民依然无权。黄埔军校的建立发展壮大，对于北伐，具有大厦栋梁的作用，这是国民的武力，是觉醒了的强大精神力量。以黄埔师生为中坚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兴，扑灭军阀，更要使这些清廷及北洋孑遗永远不能再起。黄埔官兵深切了解为谁而战，他们涵泳黄埔精神，不仅战技优良，战术卓越，且其精神战力充沛为军阀部队所不能想象。效法先烈，冒险犯难，故能迅速击破素称雄厚的军阀部队，于此可见中山先生及其助手创建革命武力之功效。国民革命军以两广为基地，先后击败以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为主力的北洋军阀，之后取得原属北洋军的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加入，最后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外，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由从南向北统一全国的例子（另一次是明朝对元朝的北伐），尽管它所达成的统一在很多方面来说都只是属于形式上的。所以，辛亥革命到了1927年底1928年初，可以说初步完成。武昌首义成功后的十六七年间，革命先烈经历无数波折动乱，拼着头颅颈血，在动荡痛苦中，初步建立起独特而珍贵的存在价值，形成活泼多元而温柔敦厚的独特文化特质，也建立了深信民主、尊重人权、自由开放的价值理念。辛亥先贤深信正义就是决胜的力量，公理终必胜过暴力，在史上空前未有变局之中，担负起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使命，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历史文化的延续，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后世子孙的滋长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