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11(辛亥革命历史重现)-2

黄兴到来时，军民各方面都较为欣慰，以为黄公乃长期革命党的领袖，办法必多。黎都督在阅马厂筑坛，拜黄为总司令，黄足着草鞋，腰悬水壶，受任后即趋赴汉阳督战。黄兴办公处设在满春茶园，随即展开四昼夜的血战，敌方系冯国璋直属部队。次日早晨，黄兴在火线命令徐国瑞、郭秉坤率队攻打歆生路一线，熊秉坤率领第十一标向桥口进攻。徐部旗开得胜，夺回前此丢失的山炮四尊，子弹几十箱。熊部在面粉厂附近的铁路外沿和清军遭遇，敌人隐于松林射击，易守难攻。熊部军官阵亡数名，士兵进攻不力，战况转消沉。黄兴到武昌第三天，抽身往都督府前面的广场，向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和南京来的陆军第四中学学生发表演讲，第四中学来者有陈果夫、蒋光鼐等数十人。他讲话时声如洪钟，态度自若，当时的听众周武彝回忆说：“黄兴在讲话回礼时，右手仅有三个手指，大家均感奇怪。那时并不知道他在黄花岗起义中打伤两指，后在香港动手术截掉了。”起义军这边打得辛苦极了。陈果夫当时在南京读陆军中学，他和同学辗转抵达武汉，恰值冯国璋率军攻击汉口。陈果夫一到汉口，即到起义军军务部找到部长孙武，申领工作。孙武以为，汉口眼看就要丢失，汉阳则必须守住，便要求他们前往汉阳。学生们血气方刚，表示为赴难而来，任何危险的地方都可以去。到达汉阳民军司令部，陈果夫被安排到炮兵排当士兵。一天晚上，陈果夫和众士兵搬运子弹到黑山，回程不停摇动铁道上的手摇车，精疲力竭，几乎昏倒。不久，黄兴发现陈果夫只是一名士兵，将其调入汉阳府军政科，专管招训新军。陈果夫竭力在民众中宣传保卫汉阳的重要性，动员群众踊跃参军作战。宣传效果不错，市民和郊县农民多有响应，居然编练成一支近千人的城防营，紧急训练后，即投入战斗。28日后，黄兴渡江，战况在拉锯中。黄兴指挥部队攻击桥口清军前队。打至10月的最后一天，清军入街，巷战两天，冯国璋部发动大型攻击，汉口失守。起义军放弃汉口。陆军中学的学生士官等均受命退守设在汉阳兵工厂的民军司令部。第八节 冯国璋焚城 战况趋烈进入11月的头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清军攻陷汉口后，马上围攻汉阳，汉阳保卫战开始。此前，在冯国璋指挥下，北洋军与起义军激战四昼夜，于11月1日攻陷汉口。冯国璋纵兵烧杀抢掠，从桥口到蔡家巷繁盛之区变成一片废墟，无辜居民死伤甚众。冯国璋激励他的部队，不难看穿这些人的鄙陋嘴脸，所用口号是“打下汉口，黄金万斗；人人升官，美女抢走”，根子上就是一丝不挂赤裸裸的小流氓心态。清军占据汉口市街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大肆焚烧，大火五昼夜不熄，烟尘蔽天，火焰遍地，以数十万民众之汉口，一时避敌情急。东边武昌方面，遭敌人射击，而且是武昌之防线，当无渡船可达。仅有西边蔡店方面，虽能由汉水北岸陆路可通，但亦有敌人侧射之危险。唯有直渡汉水过南岸，较为接近。而浮桥虽有数座，仅供军队转移，尚属拥挤不堪，稍一不慎，直落水底。其时渡船虽属不少，但俱是小船，小者容五六人，大者亦仅能容七八人，试问何日可运完？如稍有争上抢下，或站在一边，很容易沉没或倾覆。况且民军一退，敌军即追踪进至汉水北岸，时有枪炮弹落于两岸。当是时，真是尸浮长江，血红汉水，悲惨之状，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偌大繁华街市，数日之间，付之一炬，仅余遍地灰烬和败瓦颓垣而已。民众生命之牺牲，财产之损失，难以数计。提起清军，令人发指。但在当时民众心里，对革命政府毫无怨言，只一心期望打倒万恶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为唯一之愿望。北洋军暴行激起国人极大愤怒，全国各地纷纷通电声讨冯国璋及北洋军的罪行。北洋军开始隔江炮轰武昌，起义军指挥部受到严重威胁。清政府为酬答冯国璋战功，赏给他二等男爵。冯国璋当时不了解袁世凯操纵议和及谋夺政权的底蕴，所以一味主张乘胜进军，以便攻下武昌，扑灭革命。袁世凯担心冯国璋坏其好事，急调段祺瑞接替冯的职务，统率湖北各军，而将冯国璋调任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冯氏返抵北京还未及赴任，又奉命留京统筹京畿防务，兼任禁卫军军统。11月1日后，战况转激烈，黄兴率领敢死队督战。傍晚清军自王家墩来攻，民军三面布防，右翼首先遭到敌人大炮轰击和机枪压制，渐觉不支，稍后左翼及正面亦被突破。又过一天，清军在刘家花园一带开炮乱射，借以造成心理压力，同时竟在汉口街上四处纵火焚烧，火势凶猛，到傍晚时分，老百姓纷纷出逃。黄兴返武昌与黎元洪会商，因当时起义部队中新兵太多，军官中不少人畏葸不前，再加以举事仓促，民军各队士兵看见死人渐多，恐惧感大增，有的干脆弃枪逃亡。武器方面，民军所用重武器为山炮，北方来的清军所用为退膛炮，火力悬殊大。3日，黎元洪在阅马厂登坛拜将，以一大旗赠与黄兴，上绣“战时总司令黄”。黄兴随后发表演讲，特意强调民军面临的危险性，他指出，若不拼死作战，待敌人攻入我军心脏，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以李书城为司令部参谋长，王孝缜、吴兆麟等人副之，从事汉阳作战计划。拜将次日黄兴率幕僚登上龟山山顶，观测汉口敌方动态。遭敌方炮击，不过炮弹均越过龟山落入后面江中，幸未造成伤亡。苦撑待变 战况胶着11月2日，黄兴移驻汉阳昭忠祠。总兵站设在归元寺。第四协守卫南岸嘴，梁邦福率一标守黑山，熊秉坤守十里铺。其间，熊秉坤上书请求阻断三眼桥。黄兴亲往一观，觉得有道理，派遣两支敢死队守卫汤山、三眼桥。11月中旬，黄兴下令反攻汉口，此时袁世凯已杀吴禄贞，遂能毫无顾忌，大打出手，以全力对付武汉。冯国璋部试图渡河偷袭。王隆中、甘兴典两旅到，黄兴下令反攻。16日下午三点，民军在花园和武昌凤凰山据为阵地，向清军展开炮击，王隆中、甘兴典、熊秉坤分呈扇面阵形，展开梯次渡河。当晚，两军相持于玉带门一带，射击猛烈，无一刻间断。黄兴率指挥部渡过浮桥指挥。因部队新兵过多，不知应战，射击技术粗疏，战事失利，次日退回汉阳。不料因午饭拖到两点以后士兵疲惫已极，狼吞虎咽，大快朵颐。正在此毫无防备之际，清军发起攻击，以机关枪持续射击，民军阵营顿时大乱，因以瓦解。本来已经长时间鏖战，冯国璋部队已不能支，且看黄兴指挥，心中畏惧，备车将逃。不意这一偶然反冲锋，竟打中起义军的软肋。那几天，连续下雨，道路泥泞，到琴断口潜渡襄河，士兵穿草鞋，一步一滑，过浮桥时不断有人掉进河里。工兵司令唐蟒点燃一栋无人居住的民房作为照明，才勉强过河。行军到了汉口上游的罗家墩，官兵疲惫不堪。他们所面对的是北洋四、六两镇，乃训练有素的劲旅。两镇野炮加过山炮八十余门，火力强大。左襄河，右后湖，前据张公堤，地形有利防御。起义军这边，有湘军王隆中一协，多为新兵补充；再就是甘兴典一协，原是巡防营，战力脆弱；还有熊秉坤的第五协。至于武器，大火力的仅有山炮六门。夜半才到罗家墩，原拟夜袭强攻，也因作战位置不清而作罢。汉阳失守前，甘兴典部守卫三眼桥，毫无纪律，司令部各参谋对之甚为担心。结果首先败退的就是他的部队。革命军其他部队只好死守。过了几天，张振武带人来到参谋本部，见到万耀煌，问讯下一步动作。万参谋回答说，请他亲率敢死队渡江往汉阳，协助黄总司令。张振武率五百人渡江而去。黄兴坐在一民房内，神情疲惫，当时有参谋和一个日本人陪着他。有人建议黄兴退却，万耀煌就站出来说退却不妥，因为退却比进攻还危险。出了那间小屋，又遇到工兵司令唐蟒，这位唐先生性格莽撞，他说这时候要退却，我是不干的。于是照原来部署进攻，这时已经天亮了。左右两翼进展还算不错，中路军受到敌人的猛烈火力压迫，进展缓慢，激战至中午时分，伤亡渐多，部队出现动摇的情形。下午部队开始溃退，黄兴拔刀阻止也无效果，又受到敌军炮火的延伸轰击。黄兴愤恨交加，几乎就要拔刀自裁。余鸿勋等人赶紧扶着他后退，敌人也没有来追，部队差不多退光了，万耀煌还在寻找战友耿丹等人，不见踪影，意外遇到了熊秉坤率队等待，大家一同后撤。恰在这期间，章太炎发电报来，申论他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论，认为以党组军不是正途，黄兴忙于战事，觉其莫名其妙，没工夫答理他。桥口之战，甘兴典部遇敌即溃，导致黄总司令亦退。熊秉坤未及撤离，遂被包围。力战得脱。这是11月17日的事情。当日六协十一标标统杨选清结婚贻误战机，被正法。不几天，甘兴典纵兵殃民被枪毙。甘兴典这个人，夸夸其谈，酗酒无度，不懂训练。起先自荐于黄兴，黄兴急于火线觅将，委以重任，竟遭大败，其人畏罪，率兵逃亡湖南，沿途劫掠，被都督谭延闿擒获杀之。11月21日至25日，互相进攻互有胜负。但是起义军方面，每天耗费的子弹不下六万发。23日，清军向汉阳猛扑过来。陈果夫组织来自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集中编成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开赴前线，这支特殊队伍在战斗中英勇善战。不久汉阳失守，陈果夫随军撤至武昌。战局逆转 黄兴南撤下旬，清军又集中数千兵力，由新沟渡河至蔡甸，准备向汉阳进攻。黄兴召集各部队长官打气，认为全国十分之七八为民军所有，各省纷纷响应，请大家努力支撑。在上海的各省代表，陆续致电黄兴、黎元洪，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学者黄侃拜访黄兴，本来黄侃从湖北蕲春周边各县已纠集三千余人，欲作为补充兵力，投到黄兴麾下，惜因奸人阻挠，功亏一篑。兵力缺乏，能战之士更少，于是黄兴致函江西李烈钧，促赣军速派部队支援。21日，清军以马队向三眼桥反复冲锋，均被打退。随后，清军因在此处难以得手，遂转攻美娘山，并迅速占领。民军骑兵由马队第二标第二营管带祁国钧率精兵七十余人抵死反冲锋，击毙清军指挥官，斩获甚多，阵地由此夺回。几乎同时，武昌花园一带阵地由来援的湘军协统刘玉堂指挥，和清军展开激战，冲锋多次，均被敌方机枪压制，未能攻克。刘玉堂在此役不幸中弹阵亡。26日早晨，熊秉坤所部为敌人所截击，力战突围。走到南门，众人争船抢渡，士兵纷纷落水，溺水而亡者三百余人。随后，花园山、扁担山等处阵地被清军突破，总司令部所在地已暴露在敌人炮火之前，于是紧急搬离汉阳兵工厂的物资。战局逆转，军心涣散，黄兴失去驾驭能力，部队全线坍塌。总司令部为敌炮摧毁。辎重营长胡祖绳唯恐仓库被敌人利用，纵火焚烧之。黄兴见援兵无望，又见仓库烈火熊熊，认定大势已去，即放弃指挥。此时参谋部副部长杨玺章因督战而阵亡，可用的成建制部队更少。黄兴见汉阳已失，欲自裁以谢同胞，被黎元洪派人保护阻拦。至此军政府在不得已情况下，黄兴主张放弃武昌，率所余火种转攻南京，将南京建为稳固根据地后，再图恢复。现武昌不支，若强撑至坍塌，导致动摇各省，将得不偿失。黄兴等人撤至武昌后，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黄兴在会上主张弃守武汉。陈果夫也认为黄兴所言有理，既然武汉难保，不如光复南京，来个围魏救赵。未能取得共识，孙武、张振武，立即起而顶撞黄兴的言论，他二人以为，现在各省势力最堪依靠，如果急电乞援，必有收获，胜负尚未可知，主张固守武昌。张振武甚至拍案而起，拔剑斫地，表示愤慨，声言必将抵抗到底。黄兴于11月27日夜渡江至汉口，次日搭船东下。当天熊秉坤由沌口渡江，寻找黄兴，则黄兴已退往南京了。城内民房被敌弹击中燃烧，人人自危。黄兴退却前，黎元洪召集军事会议。座中有人请报告汉阳情形，黄仍着草鞋悬水壶，方渡江而来，神态如常，并未惊慌。他说：“兄弟决心放弃汉阳者，因鄂军与湘军不能一致，湘军中防营与新兵意见亦异，而敌势猛锐，战守毫无把握，逐焚粮台，毁枪炮厂，免资敌用。今日开会，如都督决心放弃武昌，以免炮火累及无辜：余更将率全军增援南京。”据张之本回忆，当时情形尴尬而紧张，大家听黄兴这样打算，满座无语。在场人士咸抱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岂肯轻言弃守？如果不是黄兴平素的威望，只怕早已群起而攻之了！当时由留日海军学生范腾霄起立发言：“苟汉阳失守，系在于军队之不和，此辈军队，既不能守汉阳，又奚能攻南京？且南京已另有革命党人作战，鄂军千里跋涉，能有若何助力尚不可知；而武昌首义，全国瞩目；轻易弃守，或以为我辈势力已告崩溃！诸公必须抱与城共存之决心，以待天下英豪之响应。”全体热烈鼓掌，空气颇为紧张。黄兴说：“众志成城，武汉付托诸公；兄弟决率一部助攻南京。”其民主风度，予人印象甚佳。退却期间的奋斗此前，武昌首义后，马超俊在香港接到黄兴电报，迅即组建一支七十余人的华侨敢死队，马超俊为总队长，马伯麟为副总队长，下辖三个分队，由刘定邦、严兆聪、刘元兴三人分别担任。11月17日，敢死队自琴断口渡河，向汉口大智门进攻，张彪率队反攻，敢死队英勇作战，以一当十，两次大败敌军，后以援军不继，乃退守汉阳。11月21日，冯国璋派重兵攻汉阳兵工厂，黄兴急调该队防守。马超俊率队进厂时，员工早已星散。当时清军攻势甚锐，敢死队坚守伯牙台、梅子山等险要，学生军亦参加作战，苦守四日，伤亡甚重。25日，北军即将合围，黄兴于下午五时来厂，亲自对马超俊说：“武汉三镇，革命军诸多失利，汉阳兵工厂，为重要据点，万不可失，此次义举之成败，胥赖此战，希望广东同志，务再坚守一日，湖南、江西援军，即可到达。”言时，声泪俱下。马超俊临危受命，死守待援，哪知连守三天，未见援军，部队死伤大半，弹尽粮绝，分队长严兆聪、马福麟均阵亡，马超俊亦负伤。北军占领龟山，革命军已放弃汉阳，退守武昌，得知黄兴已离汉赴沪，众感不平。马超俊决定率部突围，夺取小艇十余只，自观音阁偷渡长江。至江心遭北军炮击，舟小人众，不堪震荡，仅马超俊跟马伯鳞、凌定邦三小艇所载二十余人幸免外，其余均中弹沉没。幸存的官兵过江到武昌汉阳门，守城的是张振武、蒋翊武、方维等将领，都是起义将士。马上延之入城，护送至武昌都督府，谒见黎元洪，黎氏大加慰勉。当时清廷已将瑞瀓革职，派萨镇冰统帅兵舰赴援，泊汉口下游，准备以巨炮轰武昌。黎元洪焦急万分，拟致书萨镇冰，劝他反正，但又无人敢冒险前往送信。马超俊看到此种情形，就毛遂自荐，愿一死报国。当天夜晚，他带着信，用小划子偷渡长江，到汉口租界，找同乡韦紫封，托他设法找船。韦紫封向某洋行借得小火轮一艘，向萨镇冰所乘海圻旗舰驶去。小火轮悬英旗，未遭阻拒，等接近旗舰时，船上询问小轮来意。马超俊回答说给萨军门送信，乃准许只身登舰。海军列队握枪，戒备森严，经过周密检查后，萨镇冰向他要信，马超俊说机密要件，必须面交，获萨应允，乃得晋见，并将黎元洪信函面呈。信函内容主要是劝降，萨镇冰阅毕考虑三小时之久。这漫长的时间里，马超俊一直在旁屏息等候，最后萨镇冰乃亲笔作复云：“宋卿学弟：示悉，各尽其职，此复。”马超俊接信后，即返轮赴武昌报命。此时，黎元洪为避清军炮击，已迁居洪山寺。马超俊乃到洪山寺晋见，并将萨氏的回信呈上。黎元洪看信说：“语虽双关，但无恶意，你不虚此行。”马超俊当时向黎报告道：“在我登舰时，舰上炮衣已脱下，正向武昌方面准备射击；等我下船后，炮衣又都穿上了。”马超俊所运动海军反正，其事本已有一定基础。11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舰队参谋汤芗铭与汤化龙乃属昆仲。其后，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萨镇冰称病离舰赴上海治病，黄钟瑛任舰队司令，经九江林森劝说，舰队归附革命军。海军下驶后，武汉转危为安，黎元洪又约马超俊面谈，大为嘉许，要马超俊做他的参谋，所有华侨同志也留在都督府工作。大家商量后，认为大家从广东北上，是为革命，非为做官，都不愿留在武汉。大家分乘几条小船漂到九江。11月28日，王占元和李纯等部队联合攻陷汉阳，清廷晋升王占元为陆军第二镇统制官，并赏陆军副都统衔，正二品。这一天，在革命军方面，战略上采取划段防守，第一协防守白沙洲，第二协防守武昌城，第三协防守青山，第四协防守筷子街，第五协防守毡呢厂，第六协住房洪山为总预备队。第七、八两协守卫金口、君山等处。黄兴南下后，代理总司令蒋翊武驻洪山。黄兴率部在汉阳坚持和清军对峙一月之久，为各省光复腾出时间和空间，清廷看到大势已去，方遣使着手南下议和。民国肇建之基础在此。12月2日，清军炮击军政府，导致大火不灭，黎元洪出城走避。恰逢传闻袁世凯同意谈和，又将其迎回。不久，和议果然成功。第九节 谈和条件甚荒谬黄兴回到上海，心情不佳，自认战事失利，责任难推卸。人或劝他说，自黄花岗起义以来，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这就是了不起的成功啊！于是致电催促广东都督胡汉民，促他派数营兵力，前来壮大北伐队伍。胡汉民回电说，已公推姚雨平为正司令，马锦春为副司令，已向上海出发。黄兴与柏文蔚、林述庆等商量后，议定，北伐应将攻击目的推进到黄河南线，以期屏障将在南京成立的临时政府。同时要派出暗杀团，插入敌后，扰乱其大本营，相机夺取山东、河南。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郊秣陵关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所有。议和的事，袁世凯的歪脑筋动辄就有馊主意。此时他已受清廷之命，回京组织内阁。他以为必须攻克汉阳，方能挫煞民军锐气，这样谈判桌上才有足够的筹码。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将倾覆清廷的希望寄托于他。11月27日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其国发电报告：“清军攻克汉阳，革军退避武昌，军心已挫。黎都督元洪现预备承认立宪政府。”起义军指挥层见北伐无望，且武昌也有失陷的可能，遂同意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袁氏的密使刘承恩、蔡廷干过江，和黎元洪谈判。假座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各省代表议决，请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与袁世凯有对等之谈判地位。12月1日，双方议定停战三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随后陆续签署六次协议，延长停战期到次年1月底。12月7日，清廷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他委派代表驰赴南方，讨论大局。于是袁世凯就委托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南方十一省军政府则公推伍廷芳为民国议和全权代表，随同参赞有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湖北特派代表为胡瑛、王正廷，这班人共组议和代表团。其中，汪精卫刚于一个月前从监牢中赦免出狱，他和杨度组建了国事共济会，在11月底，给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写了一信，交袁克定的手下送往武昌，密约南北停战议和。两天后，他们抵达汉口，唐绍仪也来了，但这时得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说项，不愿来武昌，邀往上海谈判。于是，袁世凯又命唐绍仪赴沪讨论。18日，双方代表在英租界议事厅举行首次会议，南方主议题：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北方唐绍仪说：“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到达之办法而已。”则属话中有话。不过就在唐绍仪南下前一天，清廷方面开出和谈条件，共有二十二款，其中说，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 但又说，第九条：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第十二条，国王为万世一系；第十四条，除大总统外，所有国民皆为臣民；第十六条，凡与国王为敌之国家或其君主或大总统，吾大总统亦视之为仇敌共和之来 民气复苏这时各省代表吁请黄兴出面组阁，呼声日高。到了12月下旬，黄兴明确发表他的意图：“孙中山先生正在归国途中。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在时我做代表，他已启程我若还到南京就职，将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初步胜利后领袖争权，导致惨败，我们要引以为鉴。”12月25日，中山先生返国抵沪，黄兴即与陈其美等人前往吴淞欢迎。1918年，孙中山追述辛亥革命爆发时他的活动情况说：“武昌起义之次夕，于时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典华城（即科罗拉多州之丹佛市） 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于是经纽约前往伦敦。在该地约十天，任务完成，“乃取道法国而东归”。“过巴黎，曾往见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而尤以现任首相格利门梳（即克列孟梭）为最恳挚。”当时还会见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西蒙，问西蒙能不能尽快向临时政府提供贷款。并商谈一笔借款，使中国能够用以付清庚子赔款，中国“已经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要求“收回海关的征税及控制权”。孙中山请西蒙转告法国政府，希望“对它的盟友俄国施加一点影响，阻止俄国去同日本沆瀣一气”。孙中山回到上海，在哈同花园和黄兴、陈其美、伍廷芳、汪兆铭、胡汉民等多人会晤。这几天，各地各团体欢迎电报翩然而至。同盟会、各省都督、江浙联军总部、江西军政府及军、绅、商、学各界公电纷纷驰来，表示共和之来，民气复苏。在上海期间，中外人士来访者络绎不绝。在上海，当天下午，前往伍廷芳宅会谈，黄兴等参加。各报记者纷至沓来。因《民立报》记者问到财政和外交，孙中山就说这两方面致力尤多，相信种种困难虽有破除之望，但意想不到的阻碍会接踵而来。又对另一家报纸的主笔谈道：“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这一番谈话，同道、记者多人在场，但后来到了章太炎的笔下，就变成说，孙中山回到上海，携带足量的金钱，还有四艘兵舰云云；而到了吴景濂笔下，就更其离谱了，他说孙先生带了上千万的美金回来，还有十艘兵舰跟随。可见这些人，目光所及，心思所聚，究在何处，不问可知了。随后，各会党代表、各省都督、起义军司令、各省绅、商、学界，纷纷致电呼应孙中山，均希望先生“登高一呼，乾坤回转”。接着各方请谒，目不暇给。同盟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召开了最高层干部会，参加者有孙中山、黄兴、汪精卫、宋教仁、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人。就职宣言 开启崭新时代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南京光复次日，革命军公推苏州都督程德全为江苏都督，12月4日各省代表于汉口英租界开会，限各代表于七日内齐集南京，如到有十省以上代表，即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选举总统，组织临时政府。各团体均看好孙中山，当时舆论对推举他为总统一事颇形热烈。美洲全体同盟会致电各省代表谓“孙先生德、才、望，中外相孚，请举为总统，内慰舆望，外镇强邻”，最具代表性。包括进步党的前身共和建设会，由汤化龙、林长民等人致电十四省代表：“组织临时政府，请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统，以救国民，兆众一致，全体欢迎。”12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预备会，决定第二天正式选举时，采用无记名投票办法。在1912年元旦到来的前三天，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预备会，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12月29日，采无记名投票法选举。共有十七省代表投票。议长汤尔和任选举会主席，刘之浩任监选员。候选人为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到会十七省代表，每省一票。开票结果，孙中山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十七省代表会议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结果公布后，音乐大作，在场代表和列席之军界学界人士起立欢呼。即推正、副议长汤尔和、王宠惠赴上海迎迓孙中山先生。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从上海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车站附近等候瞻仰先生风采者，多到不可胜数，以至道途为之壅塞。沿途镇江、苏州、常州都有上万人欢迎，到了南京，自动来欢迎的民众多达五万以上。晚上八点钟在南京制台衙门，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一起走进来，两人都穿着大礼服，戴大礼帽。胡汉民手拿文告，站在中山先生身边。中山先生宣誓就职后用广东话演讲，有些人还听不懂。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仪式很快就结束了，一些年轻人觉得仪式不免草率，第二天才明白原来是赶在这天改元，用新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此后正式组织临时政府，任命各部总长，选举临时副总统。南京成为革命政治中心，许许多多的人都到南京来。孙中山先生电各省派参议员组织参议院。同时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蒋作宾为次长；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次长；伍廷芳为司法总长，吕志伊为次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王鸿猷为次长；王宠惠为外交总长，魏宸组为次长；程德全为内务总长，居正为次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景耀月为次长；张謇为实业总长，马君武为次长；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于右任为次长；并任命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宋教仁为法制局长，汤化龙为副局长。各总长经各省代表会同意，初拟以宋教仁长内务，章炳麟长教育，为部分代表所反对。到了2月12日，清帝溥仪奉隆裕太后懿旨，下诏辞位。清廷颁布宣统帝《退位诏》，此诏出自张謇手笔。第十节 清末政象再认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晚清政象发表他的卓见：“晚清之季，其病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 统治至三百余年，其对我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局，王室为其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加以贪渎奢侈之风大盛，财政积亏累累，政界中略有一二真知灼见之士，他们的变法要求亦触动上层利益而搁浅。朝廷即使到了寿终正寝之日，仍免不了最后的挣扎，做回光之返照。前代赃吏，多于朝堂杖杀；而当清朝，章太炎先生指出：“多尔衮以盗嫂为美谈，玄烨以淫妹为法制。”“官常之败，互相什保。以官为贾，以法为市，子姓亲属，因缘为奸；官邪之成，为古今所未有。”真正是入木三分骂亦佳啊！观照章太炎的呵斥清廷。太炎先生一定是痛彻肺腑，乃从根柢上这样予以痛骂。多尔衮盗嫂事，史籍备载，张煌言《建州宫词》有谓：“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又云：“掖庭又闻册阏氏，妙选霜娃足母仪。”皆指其事。多尔衮系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福临即位时年幼，他以皇叔身份执政，独揽大权，史称摄政王。福临（顺治皇帝）的妈妈（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下嫁给他。多尔衮入关之初，与南明残朝决战，曾修书赉大学士史可法，有谓：“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感之。”语多轻慢。史可法以阁部资格率部守扬州，兵败被执，多铎诱降不成，乃杀之。多尔衮早先在关外时，借酒浇愁，胸无大志，且形容枯槁，博尔济吉特氏以询其故，招之留宿，谈后竟夕，嗾其大争天下。次日多尔衮精神焕发，所向披靡。明末兵部尚书洪承畴松山会战失利被俘，后更成为汉奸，多尔衮的嫂嫂出力亦剧，因她“姿色冠于虏中，因伪为侍婢，遣之以往，密携人参汁焉。洪闭目，面壁泣。妃劝之，初不省，妃即以壶承其唇，情态宛转，洪不得已而饮之”。甚矣，不惜以国母之尊为洪伴宿！一介女流能颠倒鼓舞豪杰如此，且左右历史偶然性，其魔力亦大矣。章太炎先生的痛骂，盖源于此，玄烨淫妹不知出处。对此，许啸天先生是另一种解释。许啸天先生的《清宫十三朝演义》则谓玄烨（康熙帝，顺治之子）与其姑母（顺治胞妹）乱伦。玄烨姑母只大他五岁，小时候常就一处读书做诗，从耳鬓厮磨到做出风流事体，后为玄烨封为淑妃，满朝文武均极诧异。专制实体的朽坏，无论内外因，总不能维持其命运于永久。当时清兵南下，令明帝国解体。后则混杂通婚融合之。但他们当时汹汹而来之际，无论明朝怎样腐朽，他们前来，却并不是推翻专制、打击腐朽，不过是乘其危而遂其欲。当庆亲王奕劻秉权期间，其党羽如耆善、良弼、载洵、铁良、荫昌等，都握有生杀予夺之重权。当政贪婪，群小嚣嚣，敛钱的名目，也越来越多。如当时江苏的上海道台，每年须贡银十万两，名目是慈禧太后的脂粉费，各省若抚台以下，藩、臬两使，到位即须交纳五万元，唤作衣料金 至剥无可剥时，索性大开贿赂之名，公开标价售官，若知县五千元，则知府一万元，按官职上升而递增，只要钱财充足，乌龟、强盗也可即刻上任，行政终于窳败到不可收拾。要说清廷的覆灭，在其自身，庆亲王也真是一个拆台的大主角。专制政权日渐腐恶，若无异议者的异动，则离宪政愈远，以其机制先天排斥异己。即晚清庞大的官僚机器而言，不是一个正常的阶层，而是一个垄断权力的结构，它不会给社会上任何非吾族类的势力放权，也不会给其阶层内的异己分子让出半分权力。在其本心深处，问题不是什么社稷、国族，也不是什么道德、道统，当然，更不会是什么人的价值，而是权力的占有攫取，这是它实施专制暴虐，无法无天的全部基础。清朝末年，人民所受压抑，业已达于极点，而大众的生活情形又如何呢？国人中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神经混沌的多数驯奴既呻吟叫唤于无地，又视威权炎赫之专制魔王若神圣不可侵犯，而己身的膏血日渐干枯以至于无；当智识先进被绑入法场，犹蚩蚩嬉笑作壁上之观，索解不得，则以为其人神志未昏，利益不获，何以不惜七尺身躯而与衮衮高官相抗衡？积代的压抑，令其犹如傀儡，即便不受直接卡压，亦会自动争做奴才，既是弱者，又为畜类，面对本国的专制，外国的侵迫，显示出既愚且怯，既劣且蛮的丑陋面貌。即在智识阶层，也有不少人“待毙可怜还束手，图荣不耻尽低头”（徐自华诗），随波逐流，毫无是非可言！清廷的颟顸治世者其政治密码又属麻将之道，没有双赢的内在肌质，有的只是“自己和不了，也不准别人和”的劣质文化，表现出对外死要面子，对内不要良心的血腥人格。李叔同的友人曾写了一首感切时事的诗给他：“天子重红毛，洋文教尔曹。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时在1900年前后。而当短期内不能改变民族气质之际，时势自然要求智识先进必须尽快对国民前景做出回应。民气既乐观可言，奋进而起，从事狙击暗杀，以期陡然连续震动，也就是他们求索民主，改善国族劣质的历史任务。历史机缘中定格的种种事实，证明了这批知识分子中的英豪烈士，确为国人中不可多得的贤人精英，是最有头脑的人中之龙。非暴力与革命到了晚清时节，举国的政治权力，实际掌握在慈禧太后一人之手，而她背后竟还站着一个太监李莲英，就算封疆大吏、军机大臣，也要向这皮硝李低头下心，马首是瞻。吴其昌感慨道：“以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四万万五千万优秀的人民，而把全副命运，放在一个目不识丁、鸦片入骨、非人非物的怪东西皮硝李手里，呜呼哀哉！”这怎不引发全国上下人等一致的痛恨呢？慈禧和李莲英等，实为淫欲的需求，变态的心理，而令全国做出牺牲，为之埋单。再加上慈禧集团的各层级的附庸，沉浸在金钱中温柔中权欲中，谁也拔不出来哟！过那权力瘾就足够他们觉得这辈子值了。正是这些政治老板及其附庸使政治改革无法启动。他们的大脑却紧跟专制的步调，跟机器直接压模出来似的，慈禧就是再白痴，周围的人也会夸她天才，长此以往当然官能退化了。底层民众是什么？是一盘散沙嘛。不是没有阻力，毕竟太多的人寄生在这个制度上了。所以，晚清政治腐败，必然导致革命。戊戌变法就是一班青年企图与皇帝合作，起而推翻慈禧太后与李莲英统治的政治革命。不分青红皂白的非暴力论者，应将论点打回时间隧道向清廷去说，那些人宁愿下坟墓，也不会理睬他们。康有为当年说得如何？缠绵悱恻，文采深沉，几乎听得见每个字在呜咽，看得见每个字在泣血，然而清廷的回报如何，不外乎掌嘴、砍头、毒毙、灭族，这就是清朝廷回答他们的不二法门。慈禧的认知竟然如此粗浅，但这并不太令人惊讶。她的言行不是有所保留，她的脑容量确实只有那么大；人们更可以相信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了清廷内部的普遍状况。戊戌变法现在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对话。你跪下三叩九拜而求之，他都能认为你是在搞阴谋诡计，你还妄想坐下来与之平等对话，那不是犯上作乱吗？有那么一批人，喜欢鼓吹渐进改良、自上而下的改革、非暴力不合作，对此类迷幻的最好回应，只有四个字：放弃幻想。慈禧集团早就已经被他们的恐惧蒙蔽了自己的理智，他们只剩下动物求生的本能，而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去思考的理性。跟一头垂死挣扎的野兽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只有用鞭子抽它才是正道。也正因为丧失思考能力，朝廷对眼前危机的认识也是很粗浅的。他们虽然草木皆兵，但绝对不会考虑自己会不会下台的问题。在他们眼里困难永远是暂时的，未来永远是美好的。民间如此懦弱，如此麻木，为什么偏偏摊上一个这么狡猾邪性的妖妇？其实也不难明白，慈禧才是最低能的独裁者。他们永远想不明白一个问题：清朝廷活得越久，死得就越惨。无数的历史机遇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却选择了跟人民作对，以人民的鲜血换取他们的苟延残喘。但中国究竟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清朝独裁者的中国，专制朝廷总有一天是要完蛋的。关于立宪的虚幻，宋教仁早已痛驳之。宋先生在《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中写道：“立宪之根本，孰有大于宪法者？立宪之精神，孰有大于立法机关之作用与政府立组织者？天下岂有虚悬于宪法于此，政府不必遵守，徒责人民之服从，而犹谓之立宪者乎？又岂有立法机关之作用与政府之组织不合宪法政治之原则，而犹谓之立宪者乎？”今日常见懵懂文士，纵笔使气，责备孙中山、黄兴，以为他们只要不革命，静待清廷立宪，中国就有明朗前途，以为中国近现代的板荡，尽是孙、黄造成。其实，如此见识，非仅近视、直是瞽者，或为矮人观场，全无所见。宋教仁此一反驳，言简意赅，洵为肯綮之论。他的高明之处在于道中宪政的奥窍。简言之，宪政之实施，必有可见、可行、可用之硬指标。一人一票，民选政府，三权分立 舍此无以言宪政，而清廷所作所为和立宪却是背道而驰的。清末立宪的不可能，一提到非暴力人们自然想到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南非的曼德拉等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典范，并能联想到非暴力的几个关键因素：和平、理性、不合作等。因为甘地等前贤所做出的榜样，所以，今天不少论者反观辛亥革命，提出了非暴力的方式去实现晚清时节的民主。此属于梦中说梦。甘地当时所进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所面对的对象，那虽然是英帝国主义，但英帝国主义却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是建立民主自由法治的第一批国家。在其国内是按照民主、宪政的逻辑程序治国。即便在其殖民地，其法治程度也大于晚清中国。它是有一定的游戏规则的，这些游戏规则，即令他们自己也必须遵守无误，因此甘地以此为屏障，乃可反挫。马丁?路德?金博士所处的美国社会就更不用说了 而晚清的统治者却是一个从来没有过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度，民众面对的是铁杆专制极权的统治者，而且他们所维护的体制，正是其赖以生存和剥夺寄生的制度，是一个暴力成性血腥屠杀过民众的朝廷，是一群把暴力看成真理的统治者。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环境下，搬进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那结果只能是不断地将绵羊填进狼群。第十一节 中山先生伦敦蒙难189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次年春，复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先生写于1897年的重头文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扣住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病灶，像全息摄影般写出，观之悚然不能自安。此文充溢鞭辟入里的通透分析，无与伦比的敏锐观察，流畅而不乏顿挫的叙述。他说，不完全推倒当时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则社会难以实现任何改进，更无法建立起纯洁的政治。他认为，中国长期遭受巨大的苦难：饥荒、疫病，以及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他指出，前面三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对于苦难来说，它们只是次要的原因，中国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普遍又有系统的贪污，造成了饥荒、水灾、盗匪长年猖獗 中国的这些灾难绝非一种自然的状况或者气候地域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无知的后果，因为群众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僚贪污所造成。清廷盯上了孙中山，不久便发生孙中山伦敦蒙难的事件。1896年的秋天，在英国的华侨友人，接到美国的电报，说是孙先生要从美国到利物浦上岸。然后，便乘火车到伦敦，及抵达，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他就自个儿到一家旅馆休息。不料，这一切，都被暗探侦悉，而报告给中国使馆。孙中山先生见到老友康德黎等人，大家欣幸逾常，于是到各处参观，观察民风和贸易。而这时，驻英大臣龚照瑗早已将孙中山的行踪报告给总理衙门，派出探子跟踪。清廷害怕孙中山到法国去，因而又叫法国使馆做好准备。一般以为孙中山先生的被清廷拘禁，是因为清廷走卒的欺瞒诱骗，到了使馆使用武力加以囚禁的。但是孙中山先生后来对人说过，是他自己要察看使馆的情形，反被他们窥破而立即逮捕了。原来孙中山先生具有一种天生的无畏和勇毅，贯穿在他的形神之中。他从友人家里，到使馆所在的波德兰区距离很近，在路上看见使馆的大门，就想一探虚实，恰好遇到使馆的翻译邓某，此人得悉情报，就以老乡的资格邀请孙中山先生次日来吃饭。虽说孙中山先生和他寒暄时，用的是化名，但这个邓某从种种迹象，判定这就是清廷欲得之而甘心的人。孙先生果然赴约，饭后，参观使馆。本来先前在美国的时候，出使美国的大臣杨儒，就和清廷电报往来，设法抓人，甚至还在日本、香港、旧金山、广州等处布置，设想孙中山可能到达的一切地方，万勿放过。本来他们以为抓一个人是很容易的，谁知时代变了，要在民主国家抓一个政治犯，必将付出惨痛代价。于是他们就试图勾引孙中山购买军火，以便栽赃。谁知竹篮打水，先生是空手赴英，驻英的清廷走卒，忙着到处撒网。现在到了使馆的楼上，又要孙中山到三楼参观。马格里和邓某将他引入死角，说道，这里就是中国了，现将你逮捕。他们把孙中山锁起来，就下楼了。他们抓到孙中山，立马邀功请赏。接令解回广东。那个邓某，就是邓廷铿。他来到拘禁的屋子里面，讥笑孙中山委托的三个英国仆人，说他们都将孙中山的委托报告了使馆，而不是先生的友人。他还要套取孙中山的口供。他威胁要将孙中山押到广东，进行审判，然后正法，或者装在货物包里，从船上抛入大海，没有人会知道。甚至就在使馆中，就可以杀人，杀后便可回国领取大赏。孙中山见他如此嚣张，乃不得不正告他，如果他要杀人灭口，将来在广东的会党，必对邓某的家族采取严厉报复。这才打掉了邓某的嚣张气焰。不过，邓某一心领赏，所以还是悍然不顾的。孙中山被拘禁到第六天，尽可能找寻废纸片，裹着硬物抛到楼下，不料却被发现了。于是使馆走卒就把窗子钉死，这下便和外界完全隔绝了。天无绝人之路，一个较为忠厚的英国仆人，叫做柯尔，在使馆打杂，他进来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便极为精练地从基督的意义讲到专制的凶残，而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就是解救专制下的苦难。这样富有感动力的言辞，终将柯尔打动了。次日，柯尔取走了要转交康德黎的信件，后来的史家称为“这一张维系着中华民国创造者生命的救命书”。康德黎清早起来，看见门缝儿下的纸条，非常惊讶，立即到了警署和总警察厅，但他们还是爱莫能助。这时，柯尔又传来消息，清使馆准备以押解疯子的名义，将孙中山杀戮于押解途中。康德黎一方面雇请侦探在使馆外守候，防止他们把孙中山押解上船，一方面寻求报界支持。给《泰晤士报》的新闻线索是“中国使馆之诱捕案”，但是绅士气十足的《泰晤士报》，却还不肯发表。好在又过了一天，英国外交部长终于知道这严重的情形了，于是派遣了保护人员，监视中国使馆。接着《地球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 “骇人听闻 使馆诱捕革命家”。英国舆论界出来干涉了。然后，英国外交部正式派员向中国使馆要人。孙中山先生被释的那天，无数的新闻记者和欢迎的群众围着他。中山先生的历次起义孙中山先生二十八岁时写的《上李鸿章书》，结尾也还有援用当时体制内套语，对李鸿章加以恭维。如“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 ”云云。1894年夏，他和陆皓东前往天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李氏还不予接见。此文底子本来就好，复经大文学家王韬修饰润色，虽系经世文字，却也彬彬可诵。孙中山论证国家富强之道，明说关节不尽在坚船利炮，壁垒森严，而在于内在的四大端：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些是根本，其余是标末。探寻欧美富强之本，即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些都是制度的根本所造成。他指出，李鸿章辈只着眼于坚船利炮，是舍本逐末。明朗通透的分析，击中专制社会的命门。他并孜孜矻矻，希其惊醒，导其改变。但李鸿章辈的知识头脑仅止于此。所以最终结果也是鸡同鸭讲，咽塞难通。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孙中山先生不是这样，他是道不行，起而革命。陈述治国之大经，强国之大本，但遭到李鸿章拒绝。上书的失败，才使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强迫”。在这之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之前，中山先生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到了1905年盛夏，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中山先生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中山先生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第十二节 首次撞击1895年农历八月，孙中山实施对清廷的首次撞击，那时是公历10月底的样子，他集合兴中会领导层集会，陆皓东、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等都来到香港，拿出一个很庞大的计划，决定联络广东各地会党和防营，于当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就是要占领广州，并试图建立临时政府。这时候孙中山先生才二十九岁。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对外称乾亨行，以商业作为掩护。不久陆皓东等人又在广州设立了起义的指挥机关，对外称农学会。计划由会党集中三千精锐，将枪械藏在木桶，再由船运，瞒报税关，抵达省城后，突然取出枪械进行强攻。此后因杨衢云在香港措置失当，决死队不能如期到来。杨氏迷恋争权夺利，到了起义的前夕，忽然发来电报，说是货不能来，也就是武器运送全泡汤了！孙中山先生没办法，只得通知各位会党，取消计划，一面就把领来的钱，发给他们，叫他们暂时解散。他自己留下，遣陈少白回香港。九月十日（公历10月27日），起义的机关被破获，孙中山先生这时才和郑士良换了苦力的衣服，在紧迫的关头逸至码头，乘乱走脱。陆皓东本来也上了船，又坚持回去取机密文件，不料就中了清廷鹰犬的埋伏。过了一个星期，陆皓东等志士遇害。孙中山先生无法，只得暂时走避日本。不过这次胎死腹中的起义，作为他倾覆清廷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入史册。再次出手1900年闰八月，孙中山发动对清廷的第二次打击，即庚子惠州之役。郑士良发难于惠州，屡挫清军，旋以外援不继溃退，此事早在这年的春天就在策划了。自从五年前的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和郑士良等人，便在策划新的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派郑士良前往广东惠州联络会党发动起义，又派史坚如到广州策动，他自已则从日本到香港，准备潜入内地领导起义。但香港殖民当局不准他登岸，只好又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打算再从台湾潜入内地。到了农历六月份，孙中山在新加坡，本欲联络康有为一起起义，反被康氏陷害，于是联络又流产了。孙中山先生于是回到香港，在商议之时，日本志士建议乘夜晚从九龙上岸，火速进入内地，以神风突击之势袭击广州。中山先生不同意此项策划，以为不过飞蛾扑火。到了公历10月8日，孙中山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赴海陆丰发动起义。八月十三日（1900年10月6日），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今深圳盐田区的三洲田）率三合会众六百多人起义，以黄福为元帅，郑士良、何松为参谋，黄耀庭、廖庆发、林海山为先锋，分两路出发。东路从马峦村、金龟洞出禾岗，打新圩，直扑镇隆，在佛子坳伏击清军取得大捷；西路从横岗出沙湾攻打兰花庙，大获全胜，进一步攻打深圳、南头受阻。东路义军在永湖、崩冈圩连战皆捷，势如破竹，22日乘胜进入三多祝，在白沙扎营，队伍迅速发展到两万人，其中不少是富有革命传统的当地客家人，声势浩大。后因形势急剧变化，原拟突击至厦门时获得接济的计划无法实现，后援不继，陷入困境，孙中山电令郑士良可自决进止，义军不得不解散，剩下千余洋枪手分水陆两路返回三洲田，至11月7日无奈解散。此次起义半月内都很顺利，到了下旬，因粮食武器失去后援，被迫解散。从打击的力度来看如果粮饷充足，则事情很可能大有可为。起义军进击途中，孙中山先生曾紧急致函日本友人，谈到武器的问题有谓：“若今得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如反掌之易耳。”义军解散后，郑士良率部分人马退回香港，山田政良被清军捕获，旋即杀害。孙中山先生称之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这次起义虽然失利，但对民间的观念大有影响。先是舆论对革命者称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多所咒骂；这次起义途中与民交流甚多，深得民心，所以失败后民间对此事大为叹惋，但恨其事不成。第三次革命进入1907年，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采取了极其密集的打击速度和力度。潮州黄冈起义，又称丁未黄冈之役，这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三次革命。1907年初，日本政府为了同清廷相交易，下令迫孙先生离境。二月初一到香港，黄兴运动郭人漳未遂，返回日本。孙中山先生乃于3月下旬经新加坡到达越南，建立同盟会分会，在旅越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并在河内设立了粤、桂、滇武装起义的总机关。其后，孙中山派许雪秋、余既成到广东潮州，派邓子瑜到广东惠州组织起义。胡毅生跟郭人漳到钦州，相机行事。汪兆铭、刘师复、邓子瑜等分头行动。孙中山带胡汉民到达新加坡转往安南，意在粤、桂、滇边起事。在新加坡期间，孙中山自行发明了一种新的密电码，具有难以破译的优长。以后一直由同盟会用到辛亥革命前为止。孙中山离开日本时，从日本造船企业家那里筹到一万三千元，两千给民报作出版费用，其余都留作各同志的路费。孙中山到了河内，又从在法国银行买办曾锡周那儿筹得不少资金，又写信到香港，指示冯自由、陈少白向富商筹集巨款。同时委派许雪秋预备发动起义。许雪秋系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曾向清廷捐得候补道衔，后立志反清革命。1904年回国后，以招募团练为名，聚众千余，约期举义，未及发动而事情泄露，再赴新加坡。两年后得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返粤为武装起义做准备。许雪秋对在香港的冯自由说，起义时机已成熟，唯人才缺乏，请电同盟会总部速派同志归国相助。后孙中山派人配合许雪秋，加紧起义筹备工作。孙中山派遣余既成回潮州准备，不料事机不密，潮州黄冈都司隆启闻风声侦悉大略，即向潮州镇总兵报告，形势顿变。会党到香港向汪兆铭、胡汉民报告，群情激奋。胡汉民安慰他们，说是须待中山先生命令到后，和惠州、钦州、廉州同时举事，因为这是军事计划的重点。5月初，党人决定先发制人。22日晚，由余永兴主盟誓师，集众千余人起事，与官兵激战一夜，后攻打守备署。占领黄冈后，出安民告示，剔出苛捐杂税。清廷兵备道沈传义逃窜至汕头，电报两广总督告急。23日，义军成立军政府，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名义宣布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以中华国民军的名义张贴布告，义军队伍一度增至五千余人。许雪秋接报后急派助手到黄冈，但清廷大批援军亦已赶到。27日大批清军赶到，余既成等以为枪械过于窳陋，不能再战，宣布解散。义军失败后，官兵搜得义军遗落的名册，大肆捕杀党人。第四次打击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于惠州七女湖起义，即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这是他向清廷发起的第四次打击。在刚刚过去的黄冈起义期间，本向日本订购了大批军械，运械的计划只得中止。这时孙中山命黄耀庭、余绍卿、邓子瑜从南洋到香港策划有关惠州、阳江、阳春一带的军事，以便响应黄冈。但前两人或贪财，或怕事，临阵脱逃。指挥事遂落在邓子瑜一人肩上。联络内地会党，原分三路进行，结果只有七女湖一处发动。邓子瑜在惠州得知黄冈起义已经发动，即率领会党武装起而响应，起义军在惠州城外七女湖截获清军水师枪械，并攻克泰尾、杨村、三达、柏塘等村镇。各乡会党也纷纷赶来响应。起初还进展顺利，显出相当的战力。义军与清军战斗十余日，后因李准的水师来增援，敌我力量悬殊，最后不得不自行解散。防城起义 第五次革命1907年9月初，孙中山命王和顺等破防城，围困灵山，不克。斯为第五次革命。即丁未防城之役，也称钦廉防城起义。王和顺受命至广东钦州，发动那黎、那彭、那思各乡人民起义。9月5日，王和顺率领二百多人攻入防城，以“中华国民军都督王”名义发布《告粤省同胞书》《告海外同胞书》《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申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革命军在战斗中扩大队伍达三千多人。但革命军进攻钦州府城及广西灵山等地均未得手。后因腹背受敌而告失败。本来潮州黄冈起义按孙中山先生的意图，是要等到延后，和钦州、防城一起发动，两翼同时拍击清廷，当时派黄兴和郭人漳联络后，就是要按兵不动。而当潮州已发动，孙中山先生又叫许雪秋等暂时不动，以利整体起义。但事件的发展，有时很少的一个偶然，就会牵动全盘的大局，一旦牵及命脉，就由不得人了。此所谓计划不如变化快。钦州、防城起义也是这样。这里地瘠民贫，土产以蔗糖为最大宗，但这方面的赋税重得不得了。人民推举乡绅要求减免，官方竟把他们拘禁起来。于是乡民议论纷纷，以刘思裕为首，召开一个万人大会，这就和清军发生肢体冲突导致其开火，人民就以扁担、锄头还击。七十来岁的老者、两广总督周馥即命郭人漳率巡防军三个营、标统赵声带新军一个营，炮兵、机枪各一队，驰赴钦州，实施镇压。孙中山在河内得知此事甚为欣慰，一者人民已能自己起来，二者郭人漳已倒向党人，而赵声根本就是革命者。镇南关之役 第六次猛撞两个多月后，即1907年12月，孙中山发动了对清廷的第六次打击，这就是有名的镇南关起义，也称丁未镇南关之役。其实在防城起义以前，孙中山已在注意镇南关的军事。从战略上，他是这样考虑的：以镇南关为主要牵制，同时攻取水口关，两日内袭取凭祥、龙潭；再两日克复龙州，进取南宁。南边袭击河口，拥有风魔岭天险，这就可以直接控制蒙自。通过这里，又可走建水一线，袭扰昆明；同时潮州陈涌波、许雪秋正待再起，黄兴家乡，正有马福益会党也在卧薪尝胆 四面蜂起，就是清朝廷的四面楚歌。黄明堂首先发动。此前两月，孙中山已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预为准备。11月21日，在越南河内，孙中山招集黄兴、胡汉民及三合会首领多人，密商起义事宜。12月初，黄明堂奉孙中山之命，率广西健儿攻打镇南关，携带快枪四十支，由山背间缒绳直取右辅山第三炮台，守军猝不及防，纷纷投降，革命军乘胜占领第二、第一炮台。清军大举反扑，义军暂时撤至河内等处，但翌日义军即开始反击。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胡毅生以及日本义士池亨吉、法国退职军人狄氏等人，乘火车北进，傍晚抵达镇南关，以火炬照明登山。目的地是镇南关的山背，至少爬山四个小时。黄兴因为胖，胡汉民因为瘦，法国军官因为背有工具箱，他们三人皆气喘吁吁。起义军所据者，是山上三个炮台。4日上午，清军援兵龙济光、陆荣廷部队开始攻击。孙中山、黄兴命令发炮，狄氏亲自操炮，向远距离清军队形轰击。狄氏平时虽抽鸦片烟，技术却不含糊，一炮过去，正中敌心，顿时死伤六十多人，其前进队形立马混乱。于是大、小炮更密集轰击，只见敌营处处冒烟。敌人靠近时候，孙中山、黄兴亲自操枪射击，打中不少敌人。起义军有人负了伤，孙中山亲自去抢救包扎。他早年就翻译过红十字方面的专业救护著作，又是医生出身。孙中山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晚上，黄明堂率部留守，孙中山、黄兴从小路下山，因天下大雨，无法火炬照明，夜半方抵达山下同志家。陆荣廷即率四千清兵反攻，黄明堂率部坚守七昼夜，以援军未至，众寡悬殊，乃突围下山。镇南关之役打到这个地步还算不错，但就整个战略而言，未达目的。原先的意图是袭取镇南关后，即占领三要塞，集合十万大山一带的会党，会攻龙州。因为战事失利，只好放弃了。钦廉、河口 连续撞击1908年3月，孙中山举行第七次革命，即钦廉上思起义。孙中山命令黄兴率领旅越南华侨中的同盟会会员二百多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攻取钦州马笃山，取得不错战果。在钦州、廉州、上思一带几十个村镇之间，转战四十余日，义军队伍发展到六百多人，战斗中先后击败清军一万人。后因弹药耗尽，乃解散队伍撤退。仅仅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又命令部属发动了河口起义，也即1908年4月的戊申河口之役。这是对清廷的第八次打击。在黄兴率领起义军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的同时，孙中山又派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革命军开赴云南边境，发动了河口起义。镇压南关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在钦州一带活动。郭人漳对前来游说动员的黄兴不怀好意。黄兴何等聪明的人，他觉察到这一点，却不动声色，拿到护照后迅速走脱。在这一时期，孙中山、黄兴感慨尤深，就是深知依靠别人的势力是靠不住的。于是决心自己编练队伍。不久编成二队，每队一百余人，一队持长枪，一队持盒子炮。绕道安南的时候，还受到法国守兵的欢迎。于是向钦州进发，到了小峰，清兵愚蠢，以为是自己人，民军立即开火，将这一个排的清兵歼灭。郭人漳知道后，带大队清兵出战，民军乃佯装撤退，将据山为阵的清军引下，迅速分三路，将其包围式夹击之，清兵措手不及，损失巨大。随后，进攻马笃山，清军调三营防守，本来很有优势，黄兴又采取打侧翼的方式将其击溃，俘获郭人漳的军旗和自用战马。黄兴派人把军旗送还，并捎口信：“军旗有关你的责任，所以送还，表示我们的友谊，马匹则暂时借用了”！郭氏不甘心，竟调集三千人的大队军力，追赶革命军。黄兴知道战事将大不利，遂乘夜色浓重，派精锐向郭营抛掷许多炸弹。清军自相惊扰，立即逃窜，死伤许多。郭人漳、龚心湛受此打击，竟向两广总督哭诉，电请广西巡抚协助。正在这时，黄明堂在河口发动起义了。4月29日起义军与清军中的反正部队会合，攻克河口。起义军张贴了《中华国民军都督黄告示》。此后，起义军又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直迫蛮耗、蒙自；部队也由三百余人发展到三千余人。孙中山即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并命他赶到河口督师，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后因敌人援军源源不断，乃率众退入安南。第十三节 新军发难 第九次革命1910年2月，孙中山举行第九次革命，这就是广州新军起义，也即庚戌广州新军之役。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集中部属总结经验，以为起义仅以会党为中心，波及面难以扩大，应在军队尤其是新军中运作。1909年10月，在香港成立以胡汉民为支部长的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以新军为主力的广州新军起义。由倪映典负责发动工作，朱执信等人分头运动防营、巡警及广州附近的会党绿林。此前的年初时分，钦、廉起义失败后，赵声在同盟会南方支部的支持下，和朱执信、姚雨平、胡毅生等积极筹划新的革命行动，准备在广州发动新军起义。赵声赶往广州，在华宁里一家客栈建立指挥部秘密机关。大年初三上午，倪映典回到新军一标驻地，适巧清吏来一标训话，竭力压制部队闹事。倪映典见此情景当机立断，拔枪击毙清吏，当场即宣布开始起义。倪映典率新军千余人准备袭击广州大东门，打个清方措手不及，一举攻入广州。不料城内清军已有准备，水师提督李准坐镇东门设防，两军对阵于城东牛王庙一带。这时，赵声等人也都赶到广州城内指挥机关，而清军关闭城门，不准任何人出入，严加封锁。赵声见势知道情况严重，问城外倪映典方面新军动向如何，但已失去联系。当时新军各部队分别驻扎在城东和城北一带，城外新军主力不起义，城内作为配合力量的巡防营则不便举动。赵声焦急万分，竭力设法与城外倪部联络。而此刻倪映典正率领一部分起义新军在牛王庙与清军展开激战，清军中管带、同盟会会员李景濂临事叛变，于阵前诱杀倪映典。倪映典牺牲后，起义战士虽然仍在不停攻击，惜乎终因指挥系统失灵，伤亡惨重，弹药不继而失败。随之，清方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赵声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化装出城脱险。怒涛排壑 第十次革命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进行第十次革命，起事于广州，即黄花岗之役。七十二烈士殉难。槟榔屿会议结束，赵声随即赶赴香港，预备指挥黄花岗决战。仍和数月前在广州一样，联系新军，组织“选锋”，赵声任统筹部副部长兼交通课课长，目标是拿下广州后，取长江而直捣幽燕。这自然不是孤立的，需取得各省支持响应。赵声派人携款到苏、鄂、湘、浙、赣等长江流域各省联系党人，筹建机关，发动新军。起义行动前夕，以赵声在新军中的资望，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4月27日下午五时许，黄兴率一百二十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即广州黄花岗起义。此前已有几个月的筹划准备，黄兴于4月上旬在香港召开统筹部发难会议，将在广州举事的时间定在13日，并拟分十路进攻，志在必得。因温生才刺杀孚琦，广东当局加强戒备，加之部分款项、枪械未到，原订计划被迫延期。23日，黄兴潜入广州，成立起义指挥部。广东清吏风声鹤唳，多方防备，并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形势越发紧张。27日晚，黄兴召集会议仓促间决定起事。刚出发时，冲锋队吹响螺号，号声有风起云涌之势，途中遇到警察来阻拦，立即开枪将其击毙。到了总督署，一班卫队举枪顽抗，起义军马上喊话，令其归顺反戈一击，而其人甚为冥顽，居然开枪射击，义军迅将其管带金振邦射死。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杀进二堂时，卫队已魂不附体，纷纷走避，总督张鸣岐逃走。但在大堂后面的卫队，则以栏杆、梁柱为掩体，负隅顽抗，导致几位党人连续中弹牺牲。黄兴组队对卫队实施截击，卫队被压制举枪投降，于是令其为引导，向深隐处搜索，发现敌人已逃避一空，乃点火焚毁总督署。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亲随遭遇，党人林文、刘元栋认为其中必有同志，于是趋前喊话令其投降，不料对方猛烈开枪，遂遭射杀。黄兴两手指即在此处击断。眼见形势不利，党人分别突击。一队遇到巡防队，方声洞等人中弹牺牲。另一队冲到小北门街上，以米店米袋做掩体还击，坚持到次日下午，因张鸣岐下令烧毁街道房屋，只得越墙四散逃逸。起义军浴血奋战，东奔西突，终因兵力严重不足而溃败。此役，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等部均未能按照预期发动，至严重影响大局。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逃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或战死或被捕杀，死难的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八十余人，其中七十二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次决定性的起义，孙中山先生评曰：“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黄花岗事败，赵声悲愤欲绝，忧心如焚，返回香港就卧床不起。5月6日开始病情加重，几天后开刀手术，不久病情恶化。他将陈英士等同志召于床前，勉励甚切，悲愤地说：“我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并连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声泪俱下，此后再不能说话。到18日下午与世长辞。世人无论识与不识咸痛悼之。赵声遽尔故去，黄兴、胡汉民代表同盟会作《告南洋同志书》，并致函中山先生，报告这个不幸的消息。函中讲道，“以伯先（赵声字伯先）平日之豪雄，不获杀国仇而死，乃死于无常之剧痫，可谓死非其所。广州义举，尽丧我良士，今又失我大将，我同胞闻之，悲慨愤激，况若弟等目击者伤心狂愤”，字里行间染满痛烈心境。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为了表彰先烈事功，追赠赵声为上将军，并归葬骸骨于其故乡镇江南郊竹林寺。革命党无数次的点火，到黄花岗起义，可谓火势熊熊，再难浇灭；到了四川保路运动，更是风借火势，直接向10月10日的武昌定点飙燎而去。令人扼腕的是，党人牺牲惨重，如黄兴所说：“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其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兴亦不克言其万一。”定点清除：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晚清国策“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富国强兵”和“船坚炮利”，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外交上，晚清有“外须和戎”，故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口号背后的政策实质是维护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个体制难道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这个朝廷怎么会承认自己有错，又怎么会改良？况且，所谓政改，就是下放权力，即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开放选举，实行司法独立。不管落实哪一条，朝廷都会面临被清算的命运 他们坏事干得太多了。他们已至想改都不敢改的地步。祖宗之法不可变者，其实就是耍流氓。行政系统都要服从于慈禧的祖宗之法。专制的必然，也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如果遇到清廷迫害或清除异己时，它的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把所有罪恶全部掩盖起来了。祖传法定，可以把一切实情遮掩，并进而用维护国体的幌子来标榜，同时又运用国家机器相威胁。他们越是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他们的腐败就变得更凶猛，形成真正的恶性循环，直至最后崩溃。这就决定了维新派的穷途末路。立宪派与社会实际脱节，十分尴尬，茫然无措，急着表态“告别革命”，更有甚者，竟然公开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要与专制者合作制止革命。谁能想到，“于无声处听惊雷”，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发生了。这是怎么回事？扮演社会大变革的缺席者、甚至可以说是反对者角色的某些精英，这时才大梦初醒：他们的保守思想与劳苦大众的激进求变心态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鸿沟。由于缺少政治体制的改革，缺少监督制衡的机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公正。劳动大众渴望正义、要求清算特权阶层的心理越来越强。没有机会时，他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政治冷漠；一旦机会来临，清算的心态总体爆发，犹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戊戌变法失败后，立宪派掀起了立宪运动，希望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而以孙中山为首的会党革命者则主张推翻清廷，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致力于运动会党、新军起义。显然，立宪派的知识分子们，永远是历史的配角。普通知识分子手中无权怎么实施改革？顶多可以做改良的呼吁者而已；反之，革命却是老百姓可以做的，确切一点说，是公民的一种天赋人权。当执政者阻断改革时，剩下唯一推动社会前进的途径，就是人民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