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作者：费正清

佳评如潮迄今为止，这是讲述中国革命的最佳著作。《 时代周刊》当代中国植根于它的历史。时于中国举措与态度的兴趣使人强烈产生追溯它的过去的愿望。在这充满挑战的心智探险中，此书无疑是你最好向导。《华盛顿邮报》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格局宏伟，能博能精，资料繁富而剪裁精当。各阶层读者，只要他愿意，都可从中纵览这一“从远处看上去庞大而神秘的国度”。《 出版家周刊》综观全局，理路清晰，历史演变叙过如无愧于美国的中国史泰斗的称誉。《 底特律评论》一部清晰、意义深远的大家之作，推理大令人惊奇且中肯，全书洋溢着一位谦逊的资深学者的惊人之笔。史景迁精警生动的文笔，得心应手的叙述，熨贴入微的观察，费正清在此展现了学术大家的最高智慧。约翰 肯尼思 加尔布雷思以最恰当的语言表达他对中国最彻底的了解。笔下闪耀着机智与幽默。这部融会于心的著作必将持久流传。哈里森 索尔兹伯里致中国读者费正清因为我写这本书是为美国读者大众的，现在由我的老友和过去的同事刘尊棋为中国读者大众译成中文，我非常高兴。他用最好的中国文字把我常常使用的通俗美国式英文翻译出来，我是有最大信心的。不用说，在任何意义上，刘先生对于我有时候发表出来的成问题的关于历史的见解，不能负任何责任。前言人人都说，为了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重要的；但是谁为这件事做了些什么呢？总应该有人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19 世纪的中华帝国，同1911 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和l949 年以来的人民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不少关于这两个世纪的书了，主要是近4O 年间出版的，但是为了学者，还需要专门一些的著作，而把广泛的见解留给教科书作者、通俗读物作者和类似的那些常常不太内行的人去拼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不必顾虑自己的名声会受到什么影响的、够退休责格的教授。在那样的基础上，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连贯起来写，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帝制时代的机构，可能以新的名目重新出现。例如古代互相监督的保甲制度，今天就会变成街道办事处，或者加世纪以前的下级士绅后来变成了民国时代的土豪劣绅，以及成为继他们之后而出现的党员干部和今天的农村党委书记。一个认真的学者会在这种比较中找出毛病来，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不需负责任的劲头。为什么不呢？每一代人都学会了他们要扮演的最后角色，无非是当下一代人进门前用脚殊踏一下的垫子；这是值得也是应尽的一种义务。这本书涉及的范围如此广泛，当然也就使工作不得不在有限的规模里进行了。不管是谁着手把一个古代文明国家转变成现代化社会的过程，压缩到一本可读的书本中，他都得用高度的概括来对待制度、趋势和运动，而不能讲人民的生活。中国各个人汁于现代如何反应，除了有选择的个别情况外，只能提示一下。不过我尽力用美国的非汉学家读者容易看懂的语言，把中国人的经历表达出来。19 世纪和20 世纪的中国人民― 他们不仅是文化上而且是政治上的爱国者― 有着从看起来优越的地位的经历，一下子可耻地坠落到一种卑劣地位，接着又长期继续进行民族复兴的狂热努力，现在总算是成功在望了。一旦完全看清楚这点后，将来这就会是一切时代中最戏剧化的故事之一。在过去的185 年中，中国人民走了一条唆岩坎坷的路，里里外外都充满莫测的变化。来自外面的，有五次外国侵略战争，从1839-1842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到1937 一1945 年的八年日本侵略战争。虽然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些外来的攻击（除日本外）比起相同时期的五次革命的内战来，规模都不太大。这五次内战，第一次是1850-1864年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伴随而来的起义，全都以失致告终；1911 年辛亥革命，是政体的变革；1925-1928 年的半途而废的国民革命，为的是团结反帝；l945-1949 年的国共内战；最后是1966-1976 年毛泽东发动的拍年文化大革命，那是革命激情和自作自受的民族灾难两者混合的高峰。把这些错综复杂的运动，放在它们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一齐加以论列，确实是一个挑战。不用说，如果没有许多其他学者的协助（本书末尾虽然向他们致意，但不够充分）, 我是不会动手应付这一挑战的。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本论著，主要由于1936 年以来，我就在世界上这一伟大的研究生院中，它使汉学研究与史学研究融为一体。而这个研究生院中，人才都是以哲学博士制度这种特殊的形式发挥作用的。特别是1946 年以后，一本书接着，本书建筑起一座真知灼见的大厦，使初学的人为之倾倒，老教授为之目眩。在这些英文出版物中有很多来自中国、日本、欧洲和别处的文献和学术论著。这些资料，我没能一一利用。但是我想到，如果我都加以利用，那结果恐怕是这书就看不得了。正像一位乡村牧师说的：“这粥熬得不错，有它就够了，算了吧。”01 了解中国的革命如今你从上海飞进中国，就能看见人们生活得多么靠近自然界。整个长江三角洲装点着大小湖泊和横七竖八的水渠，呈现一片绿色的田野。甚至村庄城镇也都为绿色的树木和农家周围的作物所覆盖，而代替汽车路的，是银色的灌溉水田的渠道。这个三角洲，至少在7 的年间是世界最大的粮食产地。直到100 年前，这里生产的“贡米”还被用狭长的木船经运河拖上两三千里去养活北京，而今夭它养活的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 上海。你从这个灰色的都会往西南飞，很快就会越过许多山冈，它们都被平整为梯田，山上一层一层平整得如此的整齐，以至稻田里的水全流不下来。人们在这里重新建造了大自然，就像美国人用筑路机一劳永逸地重建了落基山一样，只是没有使用机器。这些梯田正是人类筋肉所能创造的纪念碑。长江以南由于年复一年雨水的冲积而形成许多广阔的湖泊，看起来就像中国山水画里的内陆海似的。中国内地虽然离开海洋很远，但是这些景象却成为中国绘画中真实的“山水佳境”。今天有幸在中国旅行的人，从空中俯视中国大地，透过云雾，看这些湖光山色，就更显得浩瀚无际，神奇莫测。另一方面，你如从上海向西北飞往北京，很快就会经过干旱的华北平原，看到下面星星点点的村落，像我们美国中西部那样，在大麦田间每隔一两里就有些农舍。每一处农舍通常会有一幢白色的住屋和一个大牛棚，周围是防风林。中国村落周围泥土的墙边也有一丛丛树木，相隔也是大约一两里远。不过近年来美国的衣阿华州和堪萨斯州的农舍房屋日渐绝迹，而面积相差不多的华北的村落却发生了人口爆炸。过去一个村子靠精耕细作养活200口人，现在却得养活义幻来口人。人口过多使得中国人民生活穷困，再没有比这个景象显得清楚不过了。我们怎样来看清这个有10 亿人民的中国的形象呢？把一张中国地图盖在美国地图上面，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大小差不多。但是密西西比河流泻在美国中西部以至美国的南方，而长江这个更大的水系流泻于华中，到东头即注人太平洋中，我们的北部和中部大草原诸州在过去100 年间变成了新的国际粮仓，而中国人连吃饱饭都不容易。中国更多的地方是干涸的沙摸和荒山秃岭，可耕地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而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中国按人均计算的贫穷同我们是一大差距。第二个差距是比较微妙的― 那就是中国在同一个地方的延续性。西欧的大西洋文明以及南北美洲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向西移动，从雅典到罗马，又到马德里、巴黎、伦敦而至纽约。而在中国，相应的移动只不过几百英里，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然后又转到北京。中国粼X 心年所有的历史居址都紧靠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那就好比使徒摩西在华盛顿山上接过了经牌，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建筑在波士顿附近的崩刻尔山上，汉尼拔跨过了阿勒格泥河，凯撒征服了俄亥俄，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在芝加哥行加冕礼，梵蒂冈俯视着纽约的中央公园一般。换句话说，中国的景物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我们则完全不然。当然，美国的文化之根，同样可以追溯得很久远，追溯到地中海的古老时代，和中国同样古老的时代。但是美国人的先辈是带着他们有选择的文化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土，因此获得两大好处：一是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对比有较好的优势；二是对传统的束缚来说，有较大的自由。这就使我们发展了个人主义的模式。它又刚好在伟大的科技时代的黎明时刻激励我们发明许多机器。中国人原来在技术方面是居于中世纪欧洲之前的，却忽然发现他们自己落在人家后头了。他们现在正努力赶上去。但是现在还有第三个问题妨碍着他们，就是他们不得不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实行现代化，而这种传统是抗拒变革的。新的运输、工业和交通技术，在西方是在当地生长起来的，而在中国却存在从外国引进的问题。例如19 世纪后期的铁路时代促成了整个美国的统一，而中国的江河湖泊和运河网络却世代相袭，在南方就不感觉建设铁路怎么样迫切，担心招来外国势力侵人的保守心理也延缓了在华北的铁路建设。此外，我们那空旷的中西部地区因实行农业机械化而变成了世界的面包篮子，拥挤的中国人则只得年复一年地把秧苗插到世界最大的水田中去，用双手来养活他们自己。同时，两个庞大的体系把中国这个国家紧紧地捏在一起― 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制度。3000年来这两者相互支持，并生共存。根据象形文字记载，早在公元前1850 年，军事和僧侣统治阶级就指挥群众在商朝古都郑州、安阳（今河南省）用夯土的办法修筑城垣。群众用锄犁耕地，上层士绅则收租敛税，从此就成为中国农村的典型。100 年前，当铁路和麦科米克牌收割机建设着美国中西部时，在中国的河南省却投有人要它们。官吏阶级和他们的同伙― 当地士绅，都是读孔夫子的经书教养出来的，书里没有提到过什么蒸汽机、收割机之类。农民们如果不去锄地、用镰刀割庄稼，怎么打发他们的日子？这对今天河南的马克思主义官僚分子来说，还是一个天公地道的问题。波士顿罗塞尔公司的约翰 莫雷 佛布斯在19 世纪4O 年代后期拿他在中国口岸做茶叶和鸦片生意赚的钱，投资到更赚钱的美国中西部，先创建了密执安中央铁路，接着又投资到芝加哥、勃灵顿和昆西。与此相对比，一个1875 年在上海任总督的清朝官吏把外商建造的短短12 英里的第一条上海到昊淞的铁路买下来后，很快就拆掉了。这个官吏，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祯，当时还是一个革新派领袖人物。他曾上书给清皇帝说，他不能容忍英国人同中国合营一条铁路，连共同管理也不行，中国必须控制自己的现代化事业。此外，当地人也强烈反对筑路。这一类事件说明，中国在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方面实行现代化之迟缓，是它的巨大惰性的一部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这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的结果，有些至今还在起着作用。首先拿自然地形和人们对它的适应― 就是生态学来说吧。早期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北方，离海洋较远。最古老商朝的都邑建在黄河流出群山，开始向《 心英里长的华北平原区域奔流的地方。同时代的埃及和底格里斯一幼发拉底（巴比伦）的文明则成长于连接海洋的大河。黄河则不然。黄河流人华北平原，带着10 ％的泥沙，而没有山谷将其引导下去。为了防洪，年年都得及时筑堤，但筑堤的结果却使河床越来越高，以致高出两岸的陆面，河堤随之加高，终于决口为患。因而黄河人海，有时在山东半岛以北，有时在半岛以南。它从来不是一条大的运输河道。和早期中国的内陆封闭状态相对比，地中海盆地的各族文化就不同了，如脖尼基的海上商人，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以及他们在海对面和小亚细亚的敌对者，还有罗马人和他们在迎太基的敌对者，都不一样。西欧的大西洋文明，当它开花结果成长为民族国家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有幸迅速地从通到海洋的半岛或大小岛屿上走出来，自然地变为海上从业者。在水上经商成了民族成长的引擎，直到后来欧洲一个个民族都漂洋过海，在近代建立起殖民地和帝国。当欧洲各民族这样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却用稠密的人口填充他们美丽的国家。因为古代中国人没有什么海外的去处，没有强大的对手和她进行贸易交往，也不怕遭受外敌的人侵。中国内向爆炸的办法是用稻米喂养中国本上范围内不断增长的人口。在一定的地块上，靠稻子和灌溉生产出的粮食总比早地上种的谷子和小麦要多些，所要的就是许多靠大米过活的手脚利落的工人而已，不过每个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很低。种稻子就意味着中国农民用锄头和水牛把水田犁好，把稻谷撤下，然后用手插秧、收割。这种种稻方法从来都是以劳力为主的。中国南方都是以稻米为主粮，其他作物比起稻子来都是次要的。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是政府、地主和农民各自束缚于自己担当的角色，分出阶层，难于改变。耕作只能是小规模的，不容许机械化，经济尺度不容更动。小小的技术改进和改良稻种能够增加产量和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不能改变耕种者同地主和收税者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在干早的华北和欧洲，农业是比较艰苦些，容易遭受自然灾害，但同时却易于耕作多样化，进行集中管理和大规模经营。不仅如此，在人口较少的欧洲，大面积旱地耕作早就开始用马了，它为后来机械化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结构和实体向更高的水平改变做了准备。中国人口的密集产生了各种社会影响。农业按各家各户进行，都得由家长说了算。在不实行长子继承制的社会里，所有的儿子们都分享家长制的权利。中国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庭集体的一部分，一般都不能出走海上，既不能单独去发财，也不至于死于杂疾百病。中国人总是作为他家庭中忠诚的成员生活着，非常关心亲族关系，对于辈分、男女性别和身分的区别很是敏感，从古代起，女儿都是嫁到别家去，儿子则将媳妇娶进自己家里来。妇女是从属的成员。虽说这些区别只是程度不同，主管全家的家长和不幸的儿媳妇在别的社会也是有的，可是在中国社会，由于在一块土地上聚集着许许多多家庭，就发展起来一些特异的制度。在这些制度中，中国这个国家有其最特异之处。在最古老的有记载的时代，国家的统治者是一个最有权威的家系头头。他和他的亲人、帮手们变成了治国的能手。后来这个统治者就不再是一个凡人，而能同他的祖先和其他看不见的自然力量互通音讯。他借助于杀牲祭祀，代表人民就商于已故的祖先，正如甲骨文的卜辞所显示的那样。中国文字首先出现在甲骨上记录的卜辞，卜辞记载了统治者的祥符吉光和从祖先那里获得的浩命。这样，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和宗教信仰体系和文字书写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样形成起来的国家权力就包容和利用了文化。在政府里辅助治理的绪绅们通常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中国内向爆炸的结果，简而言之，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孔子以及其他诸子百家试图向统治者进言，建议怎样治国平天下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已经在想着，社会团结在一个统治者之下是保持和平最好的办法。西方多头制的类型在中国没有多少机会出现。没有任何教会能独立于国家之外，各个边远省份也不能成为单独的国家。这种形势产生了两个重大的歧异。第一是古代的中华帝国必须建立官僚政府的各种职能。汉代朝廷派遣官吏在一定时期内管理一定的地区，由朝廷发给薪棒，而额定的租税则通过一种通信制度，在中央政府监督之下汇给朝廷。官僚制度允许中央集权，但需要训练有素的士绅充当官吏。在七世纪欧洲处于黑暗时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创造了考试制度：想应试做官的人必须刻苦学习，熟读经书，并且证明自己是忠于君国儒家的原则。同时，他们学会了通过制定一种互相担保从而互相监督的“法家”体系来控制居民。中国内向爆炸的第二个结果是：艺术和文明技艺较早地繁荣昌盛。农业官僚社会从全国人才库中选拔出一群士大夫，他们成为史家、艺术家、鉴定家、哲学家和幕僚官佐。从7 世纪到12 世纪，唐宋两朝蓬勃而起的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证据不仅是宋代的山水画及朱熹等人的理学，还有那一长系列的“中国第一”的科技发明。正如弗朗西斯 培根很早就提出的，塑造欧洲近代史的三大技术业绩是印刷术、航海的指南针和火药。这三件东西都是在中国首先出现的。当代的李约瑟博士在他的12 卷《 中国科技史》 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在科技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结果是中国在文化上达到了比东亚所有其他地区都更优越的地位，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格外强烈。总而言之，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止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如果现代化事业能从当代经验中― 譬如在美国― 实行起来，人们就不需要那么费劲，用不着废弃圣母玛丽亚和基督教圣父，用不着否定自己祖先的价值和接受外国模式。当然，“现代化”从来不能孤立地进行。如果说现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这就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有其国际影响，各国人民都不能不受到同样的刺激，因此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在这个基础上，中国革命已经在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综合体中导致了中国和外国因素的某种共识。但是千万不要一下就得出结论说，他们变得像我们了。自然也有人会争辩说，在数目字的和某些无法控制的社会弊病压力下，我们还不得不变得像他们呢。诚然，迄今为止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国外，但到将来我们大家面对面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平衡有一天会转移呢。在比较世界史中，中国更是处于不发达的领域。首先，在政治平面上，中国是现存最古老的寰宇帝国。它过去曾是一个依恃官僚行政和崇奉皇帝、靠军事征服的农业社会。汉代的中国和罗马帝国同一时期，在规模和成就上也可以相互媲美。特别是从1644 年到1912 年的中国满清统治可以和1526 年到1858 年的印度莫卧尔王朝，以及1600年到18 能年日本的德川幕府，还有1613 年到1917 年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相比拟。它也可以比之于14 世纪到20 世纪的奥托曼帝国。第二，就世界经济的平面而论，开创近代历史的欧洲扩张不仅仅是对东印度群岛香料贸易的反应，也是对中国输出贸易中的茶叶、丝绸、陶瓷和其他艺术品和奢侈品的反应。欧洲人之所以比较机动，葡萄牙人与荷兰人之所以开创欧洲和印度以至于和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只不过显欧洲人是“无所有”之人。他们寻求的奢侈品和香料都在远东，不过，等欧洲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在南洋的扩展已经进行多时。中国派远征队到印度尼西亚的时候，蒙古人还在征讨中，而在其后30年间，即明朝在1405年到1435年开拓海域时没有紧跟下去。中国这个国家没有在海外搞殖民地化，虽然利用季风航海到东南亚是很容易的。不过中国的航海家和商人倒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开展了活跃的贸易。l644 年明朝灭亡后，没有回国的中国人在逞罗建立新国家的过程中担当了领导的角色，另外也有人在马来亚和印尼置产落户。在葡萄牙和荷兰帝国征服之下，中国的许多中间人― 当地商人、有租借权的人、银钱振客― 在殖民场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 世纪中叶廉价的中国劳动者向美洲移民时，不过是中国人大批漂海外流的开始，中国从来没有助长或利用这一形势。由此可见，中国肯于低声下气进入国际关系和外交世界之前，早已跻身于现代国际贸易关系之中了。不言而喻，比较世界史给我们留出很大的空白让我们绘制这幅大型图画。许多西方研究中国的人曾把“中国”整个实体或“中国文化”作为对象。对于世界最大的人群，作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有几个来源：中国人对于帝国（至少理想的）统一的传统观念以及同源于此的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观；耶稣教传教士们、欧洲的大师们和早期汉学家们对这种思想文化统一体的肯定认识；以及现代西方人对于那种文化体系的兴趣，以为中国的东西就是最特异的。从外观上或从初步而相当无知的比拟上看，那种长久向往的中国政治领域的统一（虽然是浮浅的），也可以认为同样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中（当作一种典型或者理想）。文明和文化的会合，一开始时，的确要求我们认识一些粗枝大叶的实体，如什么“西方”啦，“现代世界”啦，甚至于“现代化”啦，“帝国主义”啦，更不用说“民族主义”等。我们开始思考和讲话时，只能使用很概括的词语，尤其是在这个伟大的社会学时代，更需要如此。所有以上这些都是高水平的概括― 是我们在初中一年级应该学习的。如果在有意识的头脑中知识从一般向特殊增长，从宏观向微观推理（我是这样主张的）, 那么，我们在思想上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要相对地缺少特殊性，就不会感到惊异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从北面的西伯利亚南伸到撤哈拉大沙漠，而且住着全人类1 / 4 的人口。我们要把它称为“中国”小宇宙，然后再看看法国、德国、墨西哥以至美国，把这些都当作一个基督教区的各个部分、等量齐观地看作同等的实体。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头脑简单到何等地步。不过，历史社会学（或者说社会学的历史科学）的发展，正在把简单地将中国看为单一实体的做法加以分解开来。这样就把关于中国的研究提高到较高的复杂的水平，而没有改变关键问题，即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知识背景中，怎样思考别人在他的文化知识背景中怎么生活的问题。历史学者总是碰到这个问题。现在更加明显的是，“中国”正是这样地被分成碎块对待了。中国观察家们的这种聪明智慧却迎头碰上一个关于中国国家的中心神话― 就是认为中国的寰宇天生是统一（天下一统）的信念。让我们看看这个非叫人相信不可的概念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一般都是把教会和国家的职能集为一身，他是军事的也是精神的领袖，是行为的楷模和正义的主宰。他的全能总括了国家的一切主要职能，包括国家对于皇帝在大自然力量面前代表全人类的尊崇。他是“天下一人”，是社会政治殿堂前的帅旗。历代王室把天子的形象供奉在人世间的顶峰，学会了怎样把权力的缓绳集中在自己手中，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保证在人民中间维持和平、安宁与繁荣的方法。中国这个国家虽在人口上不断增长，而这种团结的理想却持续下来。人口的增长不仅在粮食供应和生存方面产生了严重问题，而且在组织上和中央控制上也遇到严重问题，这就加重了今天统一的中国的已经繁重的负担。为了证明，可以翻看一下世界地图。全欧洲和南北美洲住着10 多亿人。这10 多亿人生活在大约父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10 多亿中国人则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个惊心动魄的事实，全世界中学生都是熟悉的，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对它的涵义做过分析。这使我们想起来，中国在宗教和国家之间没有分管，甚至对国内和海外也没有分管的情况下，它的要求和愿望常是包罗万象，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它在人们生活中渐渐变得越来越浮浅空泛无所谓。中央政权不能不承担和允许大量不同的地方情况的存在，从寒带到热带、从干燥到潮湿、从人烟稠密到人口稀薄的地区，无所不包。说到最后，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在于人民的愿望。中国历史中表面上的统一，实际只占全部时间的2 / 3 ，而统一的理想则相沿无改。欧洲宗教和文化在基督教信教区域内（除土耳其或阿拉伯人侵时期外）是统一的，而整个欧洲统一的尝试总是被各个地方君主所挫败而未成功。自查理曼大帝以后，无论哪一个搞政治统一的人，不管是波拿巴（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没有成功，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得到人望。以上所述，说明一个不大为人承认的真理，就是不管是谁要试图了解中国革命而对中国的历史没有相当充分的认识，那就犯了在群山之间盲目飞行的错误。当代社会史学界流行一种风气，喜欢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怎样一起过活。这当然是可喜的，对所有历史学者也是一种激励。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懂得中国历史事件，就像我们懂得欧洲和美洲历史事件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当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历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制度的历史还借然不知的时候，社会史已经吸引住我们的兴趣。这就好像拿法国农民同江苏的农民，或者拿荷兰和四川的商人做个比较，在他们的耕牛回到家里以前，你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外面于了些什么把戏呢。一个人要了解普通人，不在事件和事件领导人的事实基础上去理解历史，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在中国，皇帝留下了最主要的记录，而且他是影响最大的人物。如果我们要理解现代革命，我们必须从那些王朝的统治者和他们怎样掌的权、怎样统治中国人手。第一部分 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1895年02 满清统治者从北京看世界从1644 年到1912 年统治中国的满洲人，或者说清朝，是长城以内已经定居的农民和官僚同亚洲内陆大草原上有时扩张、有时征服旁人的游牧部落间长期关系发展的高峰。中国从汉朝以来的对外政治以及同游牧的匈奴人的争夺，都是集中在亚洲内陆的边境。游牧部落对中国北方的人侵，早在公元前221 年中国统一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中国就是这样在边境纷争中诞生，并且在千方百计对付这种纷争中发展了它的才能的。满族的崛起和他们接管中国成功的奥秘，在于他们处于大明帝国边缘的地理位置和种族构成的事实。满族从一个大约150 万人的部落联盟开始，发挥了那样一些精明的战略和政策特征，正好使他们取得成功。首先，他们看到了蒙古人的伟大征服事业。地处满洲以西广大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在1200年左右，在他们的神奇领袖成吉思汗指挥下，袜马厉兵，巩固了他们的打击力量。令人惊异的是，蒙古人不但席卷中亚细亚、波斯和南俄罗斯，甚至进军到欧洲乃至多瑙河，过了很久以后才进人中国，征服了南宋王朝。他们到1279 年才成功地迂回了宋朝国防，沿着长江而征服中国西南部。直到那时，忽必烈大帝才建立起一个生存不到100 年的王朝。蒙古人在思想上和风俗上同中国人完全不同。他们是真正广阔草原上的游牧人，不适应“ 种官僚、商业的定居生活。他们的满族后继者在制度、战略和治理中国的知识方面都比蒙古人优越。L600年年初，满人在他们的开国元勋努尔哈赤靡下完成一项重大事业，就是建立以八旗为全国军队组成部分的武装国家。所有体格好的满族战士都是八旗成员，而他们的土地并不集中在一块，他们的长官都由皇帝委派。这样，这些部落就组成非部落式的军事单位，可以加以控制而不至分散。这种“旗”的制度显然是效仿蒙古的先例，就像满族文字效仿蒙古文一样。事实上满族在崛起后、侵人中国以前，他们的最初同盟者是他们西边的蒙古人。此外，满族人不是完全的游牧人，他们住在紧挨着中国的南部满洲的狩猎、捕鱼和农业混合的区域。努尔哈赤是出身于明朝廷的臣民，随着中国势力的衰落，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边境建立了一个国家，处于中国控制以外，但在他们的政府中包容了中国的行政官员。最后他们能在1644年取得华北政权，部分原因是明朝末期懦弱无力，让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守将即辽东总兵吴三桂邀请他们作为盟军来剿灭反明的造反者。在后来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他们还依靠这些早期的汉奸，其中有三个人还带兵打仗，在中国南方和西南方建立了大块藩区加以统治。事实上满清对中国的征服，直到康熙幼帝在1673-1681 年平定了“三藩之乱”以后才告完成。第三，由此可见，满族从开始就建立了一种满人和汉人一道管理中国的双重统治制度。蒙古人因为不信任中国人，曾经利用一些非汉族外国人如马可 波罗等，让他们在政府中出任官职，享有特权。满清皇帝们则自康熙以下全力以赴地利用考试制度从汉族人才中选拔官吏，来充实地道的儒家思想的政府。所以满清的证服避免了一场社会革命和对地主的颠覆。相反，只要他们投降，就听之任之，把他们留在原处不动。它建立了一个明朝政府纂础上的满汉政府。从1736 年到1795 年在位的年的伟大皇帝乾隆，像他1662 年到1722 年在位的祖父康熙一样，变成了不但是中国美术、绘画、诗歌、文学的卓越保护者，也是皇家编修法律和文献的出色主篆者。清政府之所以必须采取农业官僚体制，是由于它的主宰是外来的满族征服者，他们第一位优先考虑的是用尽方法保持政权。皇帝的一切重大活动，不是为了每四年改选一次，而是为了杀戮造反者或者安抚一切可以发现的异己分子。皇室的财政收人是非常不现代化的，因为对商业贸易几乎不征税，而轻微的田赋是在财政有盈有亏的省份之间分摊出来的，那主要是为了维持军队和官吏的经费。这个征服者建立的的王朝就是靠它所征服的国家过活而已。现代意义的经济发展，除了维持防洪水利、粮食仓糜和挖铜矿造钱币以外，一切似乎都是皇室至尊不屑顾及的物质事项，并且也是官府衙吏多半技术上无能处理的。他们靠贪污中饱足以自肥，何必多管闲事。不过有一件值得注意而中国历史学者一向不大述及的事，就是满清维持政权的手段一部分是靠秘密方法。康熙和乾隆之间在位的雍正皇帝就是用“亲阅”奏折的翻度实行的。他直接从某些省的官吏那里收集密折，然后通过他的省一级的密使直接批复。这种来往奏批数量很大，到1731 年皇帝不得不指派六位大员协助他处理。至于皇产和专卖的人项，则始终不让汉官知晓，皇帝的一切钦定文本都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有些机要的密议事项只能用皇帝本人的语气记载下来。虽然汉人和满人同在中央担任高官，而在各省，则由满人任第一把手如督抚等要职，常以汉人为巡抚或省的总兵之类辅佐之。清朝统治者还有一种羁廉的绳索，就是通过汉军旗人，这些人主要是早期从南满来的、直接附庸于朝廷而为皇室在外省行政中的可靠仆从。清廷还依靠那些称为“包衣”的中国奴才，他们像奴隶一样地隶属于满族征服者，他们在官场中的升摧就全靠主子的提拔。但在这一切宫廷的礼节背后还有一整套监察制度。为了确保财务方面的安全，满清王朝有其秘密财库，而这是在北京忙于盐和田赋以及其他收人事务的户部掌管以外的。那些另外的款项是归内务府管的，它经管皇室地产、罚金和没收的财产，外地的进贡和特别税收以及来自东北的毛皮和人参专卖的进项。内务府还经管杭州和苏州的丝绸织造、景德镇的陶瓷窑业以及广州外贸的关税收人，总之是一大批汉族税务官员看不见的财源。例如，内务府里有一个秘密帐户，专管官吏们侵吞娜用公款犯罪而分给统治者以求赎免的贿金。北京的军队和官吏是靠长江各省经运河运输的大米过活的。这样，特殊的军队、特殊的款项和一种特殊的粮食供奉，都用来帮助满族统治者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但是从它周围的庞大社会图景看来，古老的清政权就收缩成由税收人员、地方官吏和军队组成的人数很少的层，他们执行一种中央集权和政府监督的建筑师式的职能，却处于人民生活的外缘。甚至于今天的人民共和国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个由少数精选出来的中央掌权者为首的官僚机构治理着一个大海般的社会。各层的人群扩大了，头顶和脚跟之间因现代化的交通而大为密切了，但是很少的人统治着很多人的老框架，还是看得出来的。很少的满族征服者怎样牢牢掌握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始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当然他们像英国对付印度一样，靠笼络土著的统治阶级。但是当他们保持当地上层人士（绪绅阶级）安于其位时，他们一面要坐在他们头上，一面要在中国人的海洋上划着清朝这只船，不使其颠覆。他们居然巧妙地攀住政权，以致和中国人的保守主义相契合，拖慢了一个现代化秩序的崛起。中国从来就能把它的征服者加以包容消化，这是事实，不过在清朝一代却拖了268 年。把毛泽东的水晶棺材放在北京中轴线上的中央位置，不是一种偶然。这是继续l368 年至1912 年明清两代把天子位置放在中央的做法。从毛的纪念堂往北走，经过革命烈士纪念碑，你就走进那画着格子可以站立犯万人的大广场，过了这里便是红色的天安门。毛主席曾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正统地检阅他的那些进行阶级斗争的游行队伍。今天你还能更往北走到有高高红墙的午门。清朝皇帝曾在那里俯视进贡的使臣们磕头行礼和对造反者行刑斩首。这个城楼有五个长长的空门洞，中间的门只为皇帝出人，东侧是文官，西侧是武官用的，最外边两门是为小官员走的。一进人紫禁城后，隔着很大院子，就可看到高大的黄琉璃瓦的太和殿正门，那里有高低三层白色大理石的台阶，上边有三座亲政殿，殿的中轴线上有三个皇帝的宝座。靠近午门和南边的宫墙，东西两边都有皇宫大门，分别是为文武官员进出奏事。这些门不像正门那样巍峨庄严，但它们上面用金属大钉子钉住的大木门却使平常人望而却步。这些大门白天大多是开着的，有20 来个满族军人守卫。1813 年10 月8 日中午，100多名敢死队员般的村民群集东华门和西华门外的几个茶馆酒肆。他们都是秘密的八卦教的信徒，信奉的是人类始祖西天圣母（据说是一个从未降到人寰的娘娘），笃信他们教主的告诫，说一次滔天大祸即将来临，这位永恒的圣母将派一个能知未来的佛母下凡拯救以他们为主的信徒。他们都学会了背诵秘密的“八字真言”，而且讨论了很久他们现在举办的大事（起义）。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思想，说有儿个坚强的英雄即将夺取皇宫，到时人民都会一拥而起。说话之间，他们一个个都用白布束紧了腰，包起头来，从他们用来沿街叫卖、装着白薯柿子的筐子里抽出刀来，闯进门去。东门的警卫立刻关上大门，只有五个人冲进大门，另外70 几人从西门进来。这些造反的人没有冲向午门里面的大院，而是向北飞奔冲到“大内”― 皇帝的寝宫。这些没有见过世面、迷信、无知的村民，一进人那金顶、大红门、大块平地的宫殿便迷迷瞪瞪，立刻被禁卫砍杀捆绑，一个不留。不过在这之前，年轻的王储晃宁在书房听见吵闹，见状惊起，拿起猎枪，抓住两个莽汉，用日袋套住了他们。宫中卫士很快就扑灭了这场悲惨的事变，不过事情闹得很大，变民夺取了华北几个村庄和一个县府。清政府在三个月里杀死了七万（就是说，很大数目的）人民，不少是用刀剐分尸的残酷办法，杀一傲百。王储曼宁― 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从此以后，一直对中国群众怕得要死。这绝非偶然。他在1850年死的时候，中国南方的太平军起义正方兴未艾，这一次起义却是由另一种秘密教派，即民间发起的、变了种的基督教派所领导的。皇帝尽管在普天之下惟我独尊，受到个人崇拜，中国农村的普通百姓却听从与社会秩序不大有关的另外一些信仰，异想天开地关注自己的归宿和来世。19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共有农民3 亿左右，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牢牢地守在自己家里，不跟为数灰联，万到1 亿的城里人、手艺人、商人、地主、学者和官吏们打交道。1800年以来的现代中国已经进行了两次革命，先后集中在小城镇和乡村。其中一次我们比较熟悉，因为统治阶级记载得很充分，是想用各种现代技艺把中国建成一个和外国相同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另外一次则是我们甚至现代中国革命者也不大熟知的、在中国农村社会群众之中进行的社会革命。这次革命的最后催化剂是毛泽东，他是狂风巨浪中的舵手，发动了令人想起1813 年和19 世纪中期那场农民抗争的运动。农村生活重建的结局现在还看不到，是因为农村问题的解决，对农民各种愿望的满足，现代还没有完全确定。不过很明显，现代中国的双重革命，最具体和有意识地开始于国家统治阶级的一班人。新的道理和变革模式逐渐地渗人到人民中间。同时，掌权的人即中央官吏和地方络绅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建构历史的― 他们仅仅把历史记录下来。事实上他们所记载的也只集中于皇帝本人、他的谕旨、他的礼节行为而已。但是，权力中心已开始崩馈。从道光皇帝（1821 一1850年）的肖像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长着狭长的脸、愁眉不展的小个子。一个同时代的传教士开玩笑说他“个子矮小，形容枯搞，寡言鲜语，样子安详”― 整个是个不爱说话、只顾他的帝国怎么过得下去的人而已。人们如果设想一下当年有个人人尊敬、以为可以翻云筱雨、行为规范、思想正派的国家和社会领袖毛泽东坐在那里，那就立刻看出道光的形象多么不成体统。即使在150 后，在有着巨大时空距离的地球对面，你也立刻会感到道光不是毛泽东。也许更现实和合乎历史时间的比拟是说他不像A 杰克逊总统，或者说他不像维多利亚女王。好好琢磨一下，这一对比也许能说明中国为什么搞个革命费时这么久。如果是道光和他的思想在白宫或白金汉宫，毫无疑问，英国或美国早就立刻革命了，而道光则统治中国30 年之久，从1821 年到1850 年。人们或许认为对道光皇帝最为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个满族人，不是个汉人。中国的人种学― 一定意义的原生民族主义― 也许认为在上层人物中间产生成熟的现代爱国主义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回顾～一下，可以丝毫不错地说．满族统治的年月早就屈指可数了，然而如我们上面所指出，他们充当中国的统治者，不是一种偶然。有一种不大流行的看法，认为1800 年的“中华帝国”并不像是纯粹中国式的创造物。我们姑且不管这种看法到底如何，事实上它是一个中国的“蛮子”帝国，从政治上说，包括了中国和亚细亚内陆的一部或全部。作为一个证明，可以看看首都北京。北京坐落于中国北部边境，95 ％的中国人住在它以南。但是北京虽在中国的边缘，用军事战略的话说，它却处于中国、蒙古和到中亚西北地区的中心位置。北京不仅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东亚帝国的首都。外界人士被这一事实弄得莫名其妙：长城以内的农业长久以来供养了一亿左右稠密的人口，事实上在19 世纪30 年代供养着大约4 亿人，而整个亚洲内陆最多不过1500 万或2000多万人。这个不平衡的图景，从军事政治方面看来，的确令人迷惑不解。亚洲内陆还长期供养马匹和骑射手在中国打胜仗。不仅如此，它还供养许多战士和权力统治者，使他们能保持一些小的少数民族部落对他们的忠诚。他们必须严密戒备，整伤不乱，紧紧控制住他们的权力。一句话，一个满族人能在北京安坐在宝座上，是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这一历史时常让亚洲内陆的外族侵人者表演政府掌权者的角色。满族皇帝们也为这一任务而细心磨砺自己。他们的任务既是中国的，又是满洲的。中国的方面要做到叫1 仪刃万左右的士大夫统治阶级接受他们为地地道道的儒家皇帝；在满洲方面，他们要能控制和领导两三百万同族人。他们完成这种双重文化的业绩如此之辉煌，以至于汉人都承认他们是中国的皇帝。欧洲人也这么承认。即使今天一些政治科学家― 一般地说来他们对于中国早期历史的认识原本就很天真― 也还是如此。可是外族人统治中国的传统和体制，应该是人们了解“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革命被推迟这么久”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不是一个小题目，今天的中国汉族爱国者也不应该把历史扫进垃圾箱而不正视它的内涵。后来做了道光皇帝的星宁亲王在皇宫的书斋里和他的兄弟们一样长时间默读经书，受着严格的管教。他在1820 年当皇帝时，是天子一人，没有人和他争位。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帝王角色是独一无二的，当他要从紫禁城到北京城西北边的夏宫― 就是现时成于上万游客挤着去看的颐和园― 的时候，皇帝的蜜舆由16 个或32 个轿夫走着碎步抬去。沿途卫士们隔不远一个脸朝外站岗。所有店铺和住家的门窗都像夜间一样关闭着，尘埃的街道上铺洒着黄沙。妾舆的帘幕放了下来，像现在要人们乘坐的大型轿车一般。大多数满清皇帝喜欢到长城外边的热河避暑，过一阵野营的清闲生活。在这以外，皇帝还有许多繁文缉节的沉重负担。当年康熙曾写道：“皇帝的责任沉重不堪，简直无法规避。……臣吏如愿侍奉则侍奉，如愿息止则息止，而为人君者则终生碌碌不已，无处可以休息。”问题就在于皇帝不像他的官吏那样按部就班，而须随时做出自己的决定。他对官员的选拔对清政府至关紧要，就和今天美国大学聘任教授一般，更为困难的是他还必须惩戒或提拔高级官员，而这些人常常在欺骗和蒙蔽民众。皇帝为了要他的官员辅臣随时警惕，常要出其不意、冷酷无情做出决断。在这一点上，这个角色就需要一个随心所欲、一意孤行、为了实现他的一个内心的幻觉可以牺牲几个老臣那样的人。说到这里，道光登上皇帝的龙床以后倒不是那样刚惶自用。他有几项重大的职责，首先是保持这个王朝永续不绝。这是必须由他亲自执行的。目的是生产足够数目的皇子，以便选得出一个有才能的后继者。因此后宫里就要有很多按家世、姿色、人品、气质、性格等不同标准人选的满族年轻女子作妃殡宫峨。民间广泛流传的野史记载，夸张地描述这个“夭下一人”的性生活的常规说：每天晚餐时，内臣捧呈给他一个盘子，内有几布弓滨妃的姓名牌子，由皇帝选出一个和他当晚过夜的人，这个选中的宫女经过仔细盟洗和喷洒香料之后，就赤身裸体裹在一张毯子里，由一个太监背到皇帝的龙床脚下，放在地上，由她自己爬到床上去。民间传说还说，太监在窗外恭候，不久后就喊一声：“时辰到了！”这是内庭的规矩，目的在于保养皇帝的龙体。伟大的康熙在位60 年间（1662 一1722 年）生了20 个儿子和9 个女儿。（显然有些女娃娃像当时日本那样“剔除”不算了，男孩子并不是生来“命大”，而是留着有用。）乾隆有17 个儿子，10 个女儿；嘉庆有5儿9女，道光生了9 子10 女。道光皇宫里的太监是古已有之的，这是保证后宫中的殡妃不至发生问题的办法。太监们多半来自华北，割去了辜丸和阳具，然后用塞子堵住尿道伤口，三天不喝水。拔去塞子后尿出来了，这个太监就有用了，不然他就会很快死去。明朝曾在北京豢养过7 万个太监，他们构成一个保安体系，后来作为恐吓学者和官吏的机构而终结。满族比较严格些，宫女较少，太监只有约3000人。不过道光在位时有太监做师傅，有佣人和玩伴。太监的好处是他们处于家庭系统之外，是完全隶属他们主子的。但是他们既然弄得身残体废，缺乏社会地位，就在宫中一味腐蚀弄权。满族人革除了在宫廷外面使用太监的明朝故习而代之以汉籍奴仆以及满汉的八旗子弟。道光还遵循了满族不像汉族妇女那样缠足的风习，满族在征服中国之前，一向由妇女承担营帐的事务，后来就让她们保持天足。放低这一种性别习惯的标准，虽然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怨言，却是他们维持在中国统治权所付的一个代价。道光到38 岁时才登基，据我们对他私生活所了解的一切（其实聊胜于无）情况，按当时的风俗习惯说，他是忠实于皇后的，而且在家庭事务方面（除文化上的差别外），可以与维多利亚女王相媲美。皇帝的另一任务，是不断为政府提供官吏。在这一方面，道光是受惠于中国2000年掌管政权的经验的。这一个传统比西方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更长久，也许除了教皇之外。而教皇也缺乏天子那种处理各种事务如修运河，在蒙古指挥作战，摧拔文官，掌握军队等广泛经验。当罗马帝国还在使用私人向农民征税和办理公用事业的时候，汉朝已发明了一套官僚制度。精明的人才一代一代地继续完善着中国的制度。在欧洲人使用纸和印刷书籍以前很久，唐朝就设置了科举制度，从而使一批一批儒家笃学之士进人官场。这一发明和代议制一样伟大，而且早于代议制，并使其以后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科举制度要一个人在二三十年间跳过十几次高栏。从科举脱颖而出的人们在考试生涯中如此聚精会神于经典文学，以致使他们自成一类与众不同的人。读书人一般是文质彬彬，缺少男子气，说的话只在他们之间可以理解，是官僚政府原则道理中培养出来的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早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孔子就在探索着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战国时代（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的纷争扰攘归于统一的帝国之后，汉朝把孔子的教导和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典籍十三经编纂在一起，奉为圭桌。2000年以后，它们仍像纪念碑一样巍然屹立，又加上后代许多哲学家的注疏评语。惟一可以比拟的是基督教的《圣经》 ，但是后者的观察视野狭窄多了，代表的实践经验也少得多。要在西方找一种可以和中国经典相等同的东西，恐怕得把新旧约全书和所有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合并在一起，而在这里，中国的世界却比较统一得多了。一个男孩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要从7 岁开始学习，大约要以6 年时间记诵四书五经，合共43 . 1 万字，要熟记以8000到1 . 2 万个常用字，他每天平均要背诵记住200个汉字。考生还要勤于毛笔书法，写一手好字，参加每3 年举行一次的乡试。经过5 天考试，很多笨伯被淘汰了。考上的人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每试为期3 天。最后才可以参与4 天的廷试。考生的老师和保员都有严格规定和考核，任何人不得冒名顶替，进场时一应衣物都经仔细搜查，考卷上只有座次号码。每人行为都要详细纪录在案。一人一天只许去厕所一次，所以有便壶放在自己座位下面。同时监考的官员也都单独另住，直到结果公布才能出来；人闹时还要放炮，行礼如仪。金榜题名之后，筵会欢庆随之而来。考取为进士后就可以参加殿试了。经过初级考试取得较低一级的秀才资格的人，在19 世纪30 年代共约100 万人，他们构成了所谓士大夫的底层，他们在穿着打扮上已不同于一般百姓，并享受一定特权。县官不得用大小竹板子打他们。这种士大夫身份既为人们所向往，国家就发现这个资格是可以卖钱的。大约有1 / 3 的秀才实际上是用钱买到的资格。这个风气证明出类拔萃的人并不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时倘如让科举制度作为升官晋爵的主要途径，那么，与其让社会上一些强有力者从外部破坏它，不如让他们从内部利用它为好。所以让少数商人和地主的儿子们花钱买到上层阶级的地位，正是权宜之计。让世人都知道这些官职是专为人们拿钱“捐”得的，这样就可以将这些容纳在科举制度之内。道光需要钱，因此他将这种出卖低级官阶制度又推进一步。他指派了各省主管教育的官员督察当地的考试。此外，这个古老的制度似乎还有些生命力，经受住了贬值和增额的削弱。那些真正的高官显宦还是通过正规考试取得优秀成绩的人。科举分为三个层次― 一级在省会，再则在首都北京，最后在皇宫。每隔三年，皇帝派出考试大员到各省主持监考，对庞大的贡院里一排一排考棚里的考生加以核察。、无论对于考生还是对于监考人员，保密和防止舞弊的措施都是十分严密的，比美国的五角大楼还要严格。几百名监考的官员在长达一月之久的时间里都被限制在庞大贡院中他们的居室里。在那长长的考棚中，每个居室里只放着三块木板，一块做衣架，一块做写字桌，一块做座位。成千的考生在一人一格的小单间里放着被褥、食物、便壶、笔墨、砚台和公家发的考卷用纸，以备注天两夜之用。第一天对每人逐一检查，反复搜索，记上号码，安顿住处。第一批考题是翌日凌晨发下来，答卷是考生在第三天出来时交上的。这个程序还要另外重复两次。所有考卷都由成百．七千誊抄的人用红笔抄誊出来，另外有人校对、核对，所以考试的官员在评定时不看原来的考卷。考生只有号码，没有姓名，人人互相监督，这个制度做得绝对严密，不许有任何假冒舞弊。一般来说，1 万人中约有100 人录取。几乎没有几匹“骆驼”能穿过针眼― 除非是很有钱有势的“骆驼”。每个省应考的人数可达5000或7000，有时甚至多达1 万或1 . 2 万，但录取的定额，即考取的名额，可能只限于50 人或90人。政府确定名额就可以控制整个考试，也可防止几个富有和文化较高的省压倒全国其他的省。譬如江苏省以苏州和南京为中心，出的人才特别多，但是它的应考生不得超过定额。满族人多的北京可以削减江浙富裕的士绅的势力，正像美国国会选举活动中常常设法限制东部发达地区势力过分膨胀一样。科举考试究竟干的是什么呢？人们对“八股”文体，说了很多坏话，好像它是一种紧箍咒似的。“八股”文是明朝在1487年制定的，规定一篇论文要由8 个对称部分组成，每一部分不超过700字。它有些像美国中西部不久前实行的一种即席的辩论方式，参加辩论的人对于规定的题目只许肯定或者否定。这是一种口才训练的方式。不过，清朝的科举考试可不是空洞无物的。它泌验人们的知识和道德政策的判断力。正如1738 年曾引用过《 论语》 中的话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也惠，其使民也义。”1870 年在武昌会试（大约8500个应试者中）录取61 个人，每人写了五份卷子：( l ）解释经书中一段原句的精义；( 2 ）廿四史结构纲要；( 3 ）各种军屯的形式；( 4 ）选拔官吏方法的变革屯（5 ）关于历代地理的详情。同这些比起来，英国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试题或牛津大学的名誉示范题，看来都似乎微不足道了。中国文字含蓄微妙，使用的人无不感到伤透脑筋。因为要正确理解经典汉语，必须博闻强记，任何时候都能掌握全书的义蕴。这要发挥想象，阐发精微，远远不像欧洲学生分解一篇拉丁文那么容易。有人认为在中世纪欧洲，由于纸张和印刷书籍缺乏，限制了当时书院的读书人和早期的大学学者们长篇大论地就重大间题辩论，以至于侧重逻辑分析而不引经据典。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不妨说，中国文字的精简、对于读书人来说，在精确表述一件事时不能不具有第一流的头脑。他们要像穿过铺满地雷的地段似的选择模棱两可的字眼和晦涩的譬喻。问问凡是试图翻译中国古诗的外国人，你就知道了。在会试和廷试时，试卷在评定中乃至评定以后，作者的姓名更是极端保密，不准泄露的。生员一辈子可能参加多次科举考试，许多人终生只记住他们的号码。他们聚精会神地关注考试，就像年年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似的。有些人经过第三次、第四次或第五次考试才能通过一级。有名的儒家正统卫道者、镇压反叛的曾国藩的父亲经过第17 次考试才和他的儿子同时中进士。江苏的张容在1894年廷试终于获得最高荣誉，中了状元；他说他为考试准备了35 年而且在考场实际挨过160天。这还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从我粗略描述的迷宫式的考试制度中脱颖而出的人大约已35 岁，经过了至少25 年的严格教育，苦读经书，终于掌握了孔孟儒家道德规范。一旦授官之后，他们就懂得那些必要的语言和伴随他们每一行动的礼仪。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了许多同僚，而且和他们的老师、考官、同榜生员以及同乡官员发生很多个人关系，还不说成帮结伙来贺喜吃酒的亲朋旧友。总而言之，严格公正、不准询私的科举考试产生了精选的人才，但是中国社会的种种特点却给腐败提供了场所。科举考试制度对于那些有钱教育儿子的家庭和有条件鼓励自己孩子上进的官宦世家不可避免地有所偏袒。到19 世纪初期，这个制度已被种种腐败陋习搞得千疮百孔，考生雇用“枪手”，老师冒充家仆，考官收受贿赂，不一而足。总之，什么制度，只要人们在一块工作就可能被他们搞垮。打破这个制度的一种手法，就是在有条纹的背心里藏“夹带”, “夹带”纸条上用绳头小楷抄录“四书”文句。使普通平民百姓不幸的是，为了科举选拔官吏的读经考试制度，控制了整个教育事业。如果村民们请了一位老师在一个私塾里授课，他就把每一个孩子都作为未来应试的考生来对待，而很少想到教给他们任何实际知识如算术，帮助他们从事一般职业。反复朗读，死背课文，使他们没有时间去理解或探索他们死记的东西。精明而刻薄的传教士A 史密斯先生把这叫做“智识的杀婴法”。总而言之，当时没有一种适应普通人民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由此可见，道光处于理想高尚而行为很卑劣的矛盾状态中，他的儒家政府在目标和格调上是极讲道德的。政府被认为代表天子，仁爱为怀，给人民以和平和秩序，因而享有统治人民的天命。统治者只要能够镇压叛乱，就能保有天命。它是一种自由的政治市场。这种学说中包含了一点欧洲有过的、国王享有神赋权利的思想，也含有人民主权的胚芽思想。（有个经典的警句说：“天所见正如人民所见。”)和代议制政府不同之处是：掌权的人只对上级统治者负责，而不对下面的选民负责，因此，统治者的成功全在于策励和驾驭他的官吏。而为此目的，什么荣誉或表彰都不如他们敛财致富更为有效。有一句四个字的古谚通常是最有代表性的，这就是“升官发财”。这就是科举考试之所以长期成为一切雄心勃勃的人出息的主要渠道的原因。但是它也意味着在艰难时期皇帝及其官吏之间，国家与官僚机构之间展开一种争夺，看谁能从人民手中搜刮得多些。政府的本领既然在于驾驭官僚们，道光也就运用了他的先辈们创造的各种巧妙手法。他接见照例三年晋京陛见一次的州府大员。他也从经常巡访各省的御史口中听取汇报，核查各种街谈巷议。他还听取各省督抚和总督（通常管辖两个以上的省）的汇报，让他们互为保证。道光放弃他的祖父南巡的习惯，因为那些巡游经过之处常留下劣迹。但他充分利用各省官吏封好由人带到皇宫呈给皇帝亲自批阅的“密折”制度。他看了后用朱笔手批后再用同法发还呈奏人，这样就可避开一切不相干的人。这种和一二等官员通信联络的办法，可以不经声张而收集到他们上一级官长的弊害。高官显宦的弊害一经核实则撤职查办，加以罪责，甚至镣铐银档，绑出宫外的，也不乏其人。现代哲学家认为儒教是一种道德束缚，因为它要人在一个混乱的社会环境中时时刻刻做正确的事，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清朝官吏因较多的实际原因而更加紧张不过。他们的皇帝老子总在监视着他们。道光每天黎明就开始办公，他从最亲信的大臣中遴选了六七个人陪伴他一起办公。这个决策机关，从1731 年起特用了一个印符，叫做’‘军机处”。凡属重要事务，它都要考虑，好比我们所知道的枢密院。这是一个专门在皇宫里议事的非正式的内阁，实际高于六部（吏、礼、户、兵、工、刑）即宫外内阁之上。六部之制，始于唐朝，千余年来，相沿无改。每一个部在一省里有一个下属机构，设在省府衙门里。这六个部比美国陆军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局之间更加不相通融，而所管的事务更加繁多，但它们具有同样的自动分工结构。西方政府同其比起来，简直好像是临时填补空缺的支架。实际上六部不能各自改变它们的繁重的日常业务，所以皇帝和军机处有时通过它们，或绕过它们，与各省督抚当局直接处理重大事务，至于一般日常业务则交由各部自己办理。道光的谕旨，就是通常回复密折的批文，在陆地上全是由释运骑马传递。这个历史悠久的传递制度自唐朝开始，元朝加以完备。它总共建有约2000个骤站，从北京通往东北、西北、西方、南方和东南方，主要线路上每隔10 至36 英里有一个葬站。身强体壮的信使全身上下被紧紧缚在马上，以防摇摆跌伤，每天骑上200至250英里，接力传递。像鸦片战争快结束时那样，将皇帝的邮件三天之内从北京送到？沁英里以外的南京，使美国19 世纪70 年代以小马传递快信的方式相形见细。美国那时从圣 若瑟夫经密苏里到萨克拉门托共1838 英里，骑马的邮递员常常用10 天经过157 个释站才能送到。中国的官吏和运送银钱或公物的人们有的可以用政府的运愉机构，用骡马驮运，南方可用木船，西北可用骆驼。官员们从北京往广州或四川成都，长途跋涉，常需一个月或六个星期，途中有官舍可以下榻。成百成千的文件就是经由这两种不同的网络，天天在路上递送，还有无数的事务人员忙于代笔、缮写、分类、传递、存放。如果除中国18 个行省之外，亚洲内陆有事，则更加文犊纷繁，皇帝和大臣们自然不会有很多休息时间。满族统治者在操纵中国国内18 个省的官场方面手腕高明，他们为控制这个帝国的其他地区用不同的办法也毫不逊色。例如，当喇嘛教的改革派黄教在1400年后将其扩大到蒙古族时，原本受拉萨的达赖嗽嘛统治的西藏却变成蒙古世界的一部分。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蒙古，就像教主一样成为达赖喇嘛的保护人，而且在18 世纪三次派兵到拉萨去维护清朝的势力。同时，满族人还沿袭明朝让蒙古人互相分离而和平相处的高明办法。他们任命或批准任命所有蒙古的长官和亲王。各个部落组织成盟，分疆而治，界限严明，置各部落间的关系于严密监督之下，同时满族人在保护喇嘛教的过程中又维持了对蒙族部落政治的平衡。这就使成吉思汗不可能再度出现，也无人为统一蒙古进行征伐。北京的统治者把满洲作为他们北方的狩猎地并保持着满族部落的风俗习惯。满族统治者很早就对蒙古和西藏进行统治。他们还要做的事，是完成对于东突厥斯坦的征服，那就是帕米尔高原以东，包括天山以北伊犁走廊的草原，和天山以南古代丝绸之路一带通往喀什、印度以至阿富汗去的沙澳水草地。伊犁地区原是西蒙古人的老家，1696年满族曾经将他们打败，而在18 世纪50 年代又不得不进驻和加以征服。满族人关注这条通过中亚细亚到西方的通道，继承了中国汉唐两个强大和扩张的朝代，它们沿着古代商旅路线向西伸张势力，直到罗马，后来到了欧洲。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对于北京的满族统治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是在蒙古和更前期朝代的征讨扩张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决心保持他们的侧翼安全及统治不受干扰。清朝于18 世纪50 年代打败西部蒙古人之后，就紧紧扼守住喀什一带那些世界最高山岭环绕的塔里木盆地贸易城市了。他们在这里碰上了对付伊斯兰教的问题。七八世纪伊斯兰教在向西方经过北非进人西班牙时，同时也向东方延伸到亚洲。伊斯兰教徒在文化上同满族人的差异，比什么民族都大。伊斯兰教徒信教之诚笃，使他们遭受到各种宗派主义的严重打击，遭受到神圣战争中不仅反对非教徒也反对任何异教的打击。清朝对付喀什地区的办法是君临于他们所有统治的酋长教长之上 ，要他们一律臣服，把他们归并到行政首脑阶层中，承认他们的原职，并且授予他们特殊身份和特权。清朝还承认由清真寺执行的伊斯兰法律。清廷在全帝国内分别利用儒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灵活政略，是显而易见的。外来统治的一个结果是建立了专制独裁的强大君主制。从以600年到1200年间，唐宋两代皇帝在位期间常让宰相当政，从元代起则是皇帝亲持国柄。当然，除了外族统治外，其他因素也有作用，例如政府问题多了，就需要中央来做决定。不过满清的外族统治却产生了保守主义。满族接过明政权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沿袭旧制，只不过在他们的统治体系的关键处，插进一些满族成员而已。在这样的形势中，满族只是看到他们需要在哪方面抓紧时，才加以改革。作为外族人，他们到底不大能和中国普通百姓融和无间，只不过同他们统治阶层中的合作分子有较多的接近而已。此外，在亚洲内陆方面，他们为了击败或控制那里可能出现的敌对势力，在战略上是全力以赴的。这就使他们忙于帝国的大陆方面事务，极少顾及海上及其对外贸易。原本是部落战士和管理人员的满族人，摇身一变成了农业中国的官僚统治者，他们同长江一带和东南沿海口岸生气勃勃的商贾格格不入。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他们是看不上的。他们对于企业家极少同情，不让他们自己的人做生意，谁去国外就惩办谁。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北京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管理同外国人的边境贸易。经管这方面的事，是通过中国的纳贡制度。外国统治者分称为番邦，以区别于国内的进贡者。内贡是中国行省每年献给朝廷定额的贡物，也包括当时周边的附属国如朝鲜和安南（今越南）在内。纳贡制度是中国以其无与争衡的商业资财的优越地位和吸引力为基础的防守性外交武器。近在咫尺的外邦统治者因恐中国军队侵入其领土，于是经常向北京纳贡，甚至亲自人觑，在往来文煤中习用汉字词语并采用中国的日历。他们派来的使节也磕头行礼，呈献礼品，皇帝则予回赠。结果是贡献和贸易几乎完全混在一起。明朝时代精明的中亚伊斯兰商人运货时用冒充运输他们主子的贡物将货物送到北京。在曼谷的华人米商，假充退罗国王的贡物把自己的货物用船运到北京。这时纳贡制已成为欧洲式外交平等互惠关系的一种绊脚石。1793 年英派特使马戛特尼公爵到中国打开外交关系，拒不磕头，但呈送了大批贵重礼品，1816 年他的后任阿默斯特公爵也是照样。1800 年以后，欧洲人开始威胁中国，其原因主要是他们不接受儒教。过去征服中国的蛮族统治者改变了统治权而不改变其制度。欧洲人相信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多元制，而中国天子则根据钦定的儒家学说统治天下。这一点就能捆住中国，不让它和外部世界的多元统治齐步前进，因为儒教社会是以皇帝为金字塔尖顶的寡头专制。事实上皇帝是残存到新的民族国家时代的世界古代统治者的最后一人，而且是不容侵犯他的一点权力的人。“理”胜过世上一切物质的“气”这一儒教原则，使得皇帝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孔子的根本设想是：所有人的（关于妇女以后再说）本性是好的，且有内在的意识。因此人是可以教育，能受感动的，特别是能因道德感化而做正确的事。第二个设想是：统治者的德行能引导人们接受和遵从他的权威。“以德治天下”的道理要求孔子式的统治者非常关心自己有一个好的形象，很不喜欢有人批评，特别是书面的批评，因为那是比较难以消除的。皇帝不愿意有一个人批评他，而愿意每个人都和他同心同德，都来帮助提高他的形象；对上天，他是人间的至圣；对祖先，他是孝子，是至高无上的行政官，正义的主宰，是总司令，是文艺的护持者甚至实践者。最后，他是这样的“天下一人”, ― 其一举一动都使全人类和宇宙保持同一旋律。他必须是怎样一个人啊！而做中国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须是一个最健康的人。“太阳国王”路易十四（1643 一1715年）年方5 岁即登宝座而使全欧为之咋舌，但他却自166l 年统治到马萨林枢机主教死了以后的1715 年。康熙皇帝8 岁登极，自1669年统治中国至1722 年。他的孙子乾隆为了不超过康熙的在位时间，统治到印岁让位，实际他继续执政了3 年，至1799年死去。这两个长达60年的君主任制，每个都5 倍于罗斯福总统的任期，给清朝的稳定打下了基础― 也许是过分了些。专制皇帝乾隆修订了大型类书（百科全书），把全部中国文学编成36000卷的《 四库全书》 ，同时删去他认为不适当的2300篇著作。他把自己的御玺盖在所有最伟大的绘画上，还发表了43000首诗和其他题字等。他不屑做小事。到他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他65岁时过分喜爱一个相貌周正、年方25岁但贪婪无度的满族随身卫士和坤，很快将其任为宰相并把他的幼女嫁给他，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有组织的贪污使和坤大发横财，聚敛达15亿美元。这在1800年确是一个大数目。乾隆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准，也留下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他治下，国内长时期保持和平，人口实际增多一倍，而没有相应地扩充政府的行政机构。在他剿灭边疆叛乱的“十大武功”之后继之而来的是9 年的( 1795-1804年）“白莲教”起义。乾隆之治艰巨得令人难以为继，也难于让人清理。他的儿子嘉庆皇帝( 1769-1820年）感到极为困难，到了道光时，国家简直内患重重。要了解1821 年以后道光治下的情况，我们必须照例先简略看、一看早期西方观察家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毕竟存在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就是我们以为发生过什么事。我们若不考察一下我们先人为主的看法便很难着手论述。所以让我们先看看研究中国的专家们某些说明性的看法吧。03 一些理论上的提法“最早有人推断说，中国人起源于古代以色列“失踪了的部落”。从那以后，一代一代中国问题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提出过他们自己的看法。那些世代相传下来的理论累积尽管空泛甚至无意识仍不免成为我们解释说明的“保留节目”。这是个现成的百宝囊。让我们最好看看大致的分类吧。首先是传统的“例外论”，它强调中国和“西方”或外部世界间的差异，例如书写制度之不同。例外论是汉学家长期以来的口头禅。第二是颇为相反的，也是现在人们极力肯定的“比较社会学”，它认为中国社会有和别的各种社会所共同的特点，诸如家族血缘关系。这种看法中有一种小的分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欧化”法，例如试图在中国找出欧洲史上各期的特征― 诸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有另一非主流看法，即爱国的中国人努力从中国历史特征中找出可以和西方类比的事物― 例如加世纪初期有一个“中国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这些提法的差别，都不在于中国历史的主要事实，而在于它们各自的解释不尽相同，即怎样用事实配合证实事件的某种模式。总的来看，把中国和欧洲历史一比较，就出现许多差异。例如，中国人口随着1949 年工业化以来增加了一倍，但是在工业化以前很久的18 世纪也已增长了一倍。再举一例，中国学术界自清朝中期以来，采取了比较批判的和独立的观点，但它完全没有对于世代沿袭下来的聪明智慧提出根本性的怀疑，或创立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一种新的世界观。再者，1789 年法国大革命使民族国家发扬光大，并用暴力扩展了法兰西国家势力。与此相对比，1949 年中国革命以后，虽然外界预料它会对外侵略扩张，它却出人意料地没有这样做。（中国1950年参加朝鲜战争，主要是为了保卫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1962 年在中印边境的战斗，也仅是防御它的边界主权。）不管是社会心理还是事件的模式，都不能证明中国和欧洲有什么相似之处。俄罗斯革命常被用来和中国相比，但它们的差异至今还是显而易见：布尔什维克首先夺取了城市，然后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中国共产党则相反，先农村而后攻占城市。单拿欧洲做比较，很难帮助我们了解中国革命。这本是卡尔 马克思的一种看法，应该多加宣传，这会省去很多麻烦。了解这些思潮之后，我们就容易推断将会出现“修正主义”或重新评价之类想法，正如世界上一些比较成熟的近代史研究单位开始做的那样。有一种倾向是从更早的时代去找寻一些人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的根源。这样，关于中国19 世纪“落后”问题，例外论者归咎于国内的原因，例如说中国国家没有进行“现代化”，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把它归咎于外来的以剥削为务的“帝国主义”。这种争论多涉及程度问题。例如，满清( 1644 一1912 年）缺乏现代化的价值观和建立现代化制度的能力，而在同时，满族人也乐意安抚以1842 年以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体现的帝国主义，以此延长他们的统治。此外，通商口岸外国特权的经济效果如何，看法也有不同。有些方面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压迫”的，另一些方面又有刺激作用。帝国主义就像是一种药，一方面能治你的病，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你搞垮。对上述解释有一种评语，即这些解释是如此之高度概括，以至于不分中国此一地和彼，一地，此一时和彼一时，对其差别都不加以适当的考虑。这种情况引发了人们对于一定时期地方历史的研究。‘这倒是研究中国这么一个庞大而地方各异的国家的聪明办法。可是这却叫一个想描绘“中国革命”的叙述历史学者碰上了实证和解说之间的重大矛盾。没有办法，只好“小心从事”。当代的中国学者中还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先从外界知道较多的事物人手，再及于外界知道较少的内部事物，从对外关系的“冲击”开始，然后再看中国对这种西方冲击的“反应”。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就是― 举例说吧― 把现代史定为从1832 一1842 年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世界，革命一般发生在诞生它们的文化中。一般说来，革命首先是政治变革，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变，这种变革有时候也使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成为可能。我非常怀疑，当人们讲到中国的“革命”时，是否忽视了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且确实在进行整个文化的转变。这种看法有～一个前提的设想，就是中国文化确实不同于给世界很大影响的欧洲文化。例如在中国文化方面，直到最近，民族主义（一般文化中的政治主权思想）很少被认为与（忠于一定生活和思想方式的）文化主义是一致的。像汉文书写制度一样，中华帝国是整体的、包罗万象的。这些疑问就使我想到，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用“转变，，这个字来概括，更精确一些？然而，我能看出，“转变”这个词，除了用在宗教方面之外，不像“革命”― 我用这个词来概括中国整个现代历史过程― 那么激动人心。以上是现在流行的各种看法，我们按这种思路继续推论。加世纪中国大革命的产生于19 世纪的灾难，而其根源却在18 世纪。当然这种往回追溯的想法，可以很快把我们推到史前的商朝时代（在某些方面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纠正那种把中国历史的重心说成在中国以外的外国人手中的重大谬误。事实远非如此！灾难之所以降临是因为中国不像日本，没有对西方重力的吸引做出反应。对于中国人的行为，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喜欢的解释。当代社会学历史学家为说明中国政治弱点而提出一种理论，即中国旧社会是依身分高低或主从关系而组成的。人们之间，上下关系多于横向关系。儒家的五常关系中只有朋友之间是横向的关系。养育孩子就强调权威。幼子常受溺爱，但对他的管教也比较严。他不是去自立，而是变得依靠别人。相互依存中渐渐有了主从间的上下关系。结果一个青年，当处于依赖地位时，就被训练成一种附庸角色，一旦处于权威地位则摆出权威角色的样子来。到后来一个人如处于权威地位，而不以权威行事，对作附的人不发号施令，勒令听话，他的权威地位就会减弱。这种类型的关系辗转影响到个人重视私人关系，不但是对上级或下级，即使对身份相同的朋友，都可以同时变为有用的人。当安全或保密依靠这类关系时，个人就不能去单独负责。影响所及，就产生相互对等行为的必要。对一个朋友、上级或下级，送个礼物或做了什么好事，就产生对等的义务，也许不在同时，而是将来要办到的。结果是创造出一种对特定的人都有特别关系，而不是别的人也共同遵守原则的人事圈子。每当一个人在个人关系和抽象原则之间不能兼顾，必须择一而行时，他只得选择个人关系。上级的典型作风是独断专行。当然这特别指的是旧政权的官场，因为那时官吏身分属于最高阶层。加上知识分子一向把体力劳动看作禁区，这便意味着旧式官吏不应获取技术知识，更不要知道机械手艺，只应安于做通人，一切技术事项都是由下属处理。在官吏阶层，文字的训练和经书的研读产生了精美的文赎，有时须用工楷誊录，但不讲求实行与否。官场书写和传阅文件，却只期望别人执行他们的计划。计划也许是根据可悲的无知做出的，可是还得传达公布。官僚更关切于他们自己派系内部的人际关系和实行中的各种方式程序，而不顾在公众中实施的情况。一个属员典型地不对一个上司加以批评，以免上司的威信受到损害。由此可见，西方意味的腐化，就铸在中国的实休中。官府享受的特权之一，就是一个官吏应该靠做官发财。这同中国收敛田赋的古老习惯是一致的。所有收税的官员只需完成定额，超过定额部分划归他们的腰包或机关。所以一个官吏只要适当完成了定额，在职务中怎样肥了自己，就没有人追究谴责。此外，官吏的福利靠的是他的上司和他私人关系圈子里的人，他自然没有兴趣考虑他的下属和他的圈子以外人们的福利。由此可见，在这种政治类型中，忠于原则的派系是例外。派系之存在基于个人关系，而其目的是提高权威人物和派系中依靠他的那些人的权力。派系之争，不属于意识形态，而是非常个人的。结果之一是在下属和官吏层下面人民群众中产生消极被动状态。权威人物不应、也不能加以侵犯，因此冲突不可能通过互相讨论或妥协来解决，除了村一级的少数体面人物之外。批评会危害权威，所以不可能加以容忍。这样，民族的统一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思想的多样化会使它受到危害。解说中国政治，还有一点要继续说说。因为旧中国是多靠伦理、少靠法律治理的，所以伦理方面意见一致是把事情捏在一起的必要的凝固剂。在旧基础上的中国政府的成功，必须有体现在一种正统意识形态中的公众道德观和对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的领导地位的尊崇信念。这个理论关联到近代的地方政府。到l900年左右，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皇帝与大臣（广泛些说，在皇帝与上层士大夫，包括在职与不在职的官吏、省和通都大邑中的高层人士以及大地主家族）之间体现得非常明显。类似的关系也存在于地方上与农村和产业有渊源的上层士大夫同低级士大夫（在初级科举考试中有功名的，有的是“捐”出来的大商人）之间。低级士大夫利用他们的身份在处理当地事务时是普通百姓的上级，并监管许多公务如修理墙垣、寺庙，管理渡口和江河堰坝，必要时实行救灾、放贩，以及在上层士大夫指示之下进行的类似的管理活动。总之，上层士大夫有较高的官吏身份和权柄，以下层士大夫的保护人和监督人身份活动，下层士大夫则以普通百姓上级的身份处理农村中的公共事务。在理想的构图中，伦理义务和相互负责的连续统一体，从头到底贯串在社会中。这种旧秩序在近代社会的破裂，开始于“现代化”过程从城市到农村缓慢而又具有破坏性地发展之时。上层士大夫搬到现代化的城市里住的时候，就把田产交给他们的管家替他们收租纳税，他们只在城里遥控。这个趋势就在上层和下层士大夫之间造成一种断裂，渐渐让后者为所欲为，给他们机会腐化和盘剥农民。到了20 世纪，特别自1905 年废止科举考试之后，地方绅士变成村里的强人和恶霸，他们凭借权势，勒索敲诈。他们的横征暴敛反转过来使他们与普通百姓越来越疏远。低级士绅本来是维护和承认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依附的，现在变得无法无天，只求自己富裕。加世纪以来税捐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这就导致了一个道德共同体和建筑在它上面的政治制度的崩溃，新的组织形式必然要出现。关于中国人的动机和行为还有其他解说。上面这种理论是当前比较流行的，当然它也不能代替所有揭示出来的已知事实。现在我们的叙说就要按照各方面的演进程序进行下去了。首先，20 世纪初的中国，新事物和旧制度之间、人口和贸易的增长同政府与学历制度裹步不前之间的紧张形势变得日趋严重。其次，由来已久的内优外患的影响导致19 世纪末期保守的王朝政府和外国通商口岸的特权势力同时并存的局面。第三，帝国主义时代在19 世纪如年代达到高峰后，改革和革命的运动开始互相竞争和交叉进行。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现代化与价值观念和休制相对缓慢的社会变化两者之间竟争起来。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标志着探索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进程。第四，这些努力之间，发生着此起彼落的现象。物质变化和文化变化之间，在技艺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现在1911 一1913 年、l923-1928 年和l946-1949年三次革命斗争中。这个斗争在人民共和国( l949-1985 年）仍在进行着。以后各章将要表明：过去的帝国政府和社会怎样对付那些无法克服的困难，如何在面临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改变时开始分崩离析。04 条约时代以前商业的增长我们稍微再想一下，就能看出19 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奥秘理解得多么肤浅。归根到底，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物质进步的倡导者；物质进步是他们经验中最激动的事物，而且他们在中国又没有看见管道和蒸汽机。帝国政府没有设法使用现代统计。通商口岸的外国人不说中国话，他们也不到内地旅行，住中国客栈，不跟当地商人在他们的会馆堂屋喝茶聊天。中国人缺少枪炮火器和其他现代物质设施，所以西方的“中国通”们，以他们对中国事物的有限见识，很自然地沉溺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傲慢感。他们普遍认为：他们看到、闻到和听到的中国― 拥挤、散漫、外表不洁净的中国― 显然是“中世纪”的，因而是“落后”的。这些“中国通”― 商人、传教士和领事们，是当时最早的一批观察者，因而也就产生了传诵一时的博雅高论。现代西方汉学家同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一起，正在探索回顾中国古代的成就和弱点。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中国当代的学术权威不会像19 世纪先行者那样，被后来居上的人所超越。来自近代学术界的第一种矫正性的理论是对帝国主义的重新评价。霍布森、列宁和本世纪初的其他人依据新的经济科学对历史做出了唯物主义论的阐述。在专心致力于剥削的帝国主义者心目中，最重要的就是财政的剥削。更微妙的作用如现代化，技术转让，体制的建立，以及民族主义精神，都不是同等重要的事。事实上，实际的记录现在看来是很复杂的。在某些情势下帝国主义确实是剥削的，但在另一些情势下它倒更像是一种发展的粗糙形式。有时候它甚至在物质上对你有好处。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创痛是心理的。对于任何具有自豪感的民族来说，它最令人感到羞辱，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弊害。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观念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主要输人物。让我们留意一下它在中国现代史上造成的奇异的不平衡。我们可以看看几个演进的阶段：l ．侵略的欧洲列强记录了它们的“武功”：从英国的鸦片战争（1839 －一1842 年），英法联军的人侵( 1856 一1860年）, 19 世纪即年代中法对安南的战争，到1895 年日本甲午之战的胜利和1895年反对义和拳的“人侵”。外国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回忆录和政府档案。H . B ．摩尔斯在1900年以后从英国的“蓝皮书”上摘录了关于中国的记录，并颇为恰当地称之为《 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 。然而，这本书成了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主要著作，其中有一章甚至专讲太平天国起义，因为这场起义涉及到了英法关系。2 ．近代中国历史学者以摩尔斯的著作开始，进一步编出一本与英国“蓝皮书”相似的中国著作。在鸦片战争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本世纪30 年代，道光皇帝致林则徐总督的谕旨被披露出来，而在广州与林谈判的英国舰长C ，义律从维多利亚女王政府收到的训令，却在如年前的184O 年就发表过了。中国方面就是这样慢慢赶上去的。3 ，对外交往研究强于内政研究这种不平衡现象，还不止如此。2O 世纪3O 年代至60 年代间，中国政府抛出了好几卷“中国近代史”，而外交方面仍抢在前面。显然中国的外事关系吸引了更多的官方注意力，而且拿得出容易发表的档案。但是中国社会和国家的实际经验如何呢？是不是对外关系事实上压倒了国内关系呢？或者是外国人先有这样想法，中国的爱国者后来才想到呢？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停下来先看看19 世纪的中国和18 世纪的欧洲。自然，一个人总要以土生土长的事物概念应用于新的研究领域，否则我们就不能分析它。但是这样做，常使我们去找（或不去找）我们想寻求的东西。当我们观察1800年的中国社会时，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惊人的矛盾现象是：社会的体制机构，特别是政府，表现出极差的应变能力，而人口和经济方面，却在经历着迅速、巨大的增长。直到最近，这种矛盾现象仍不大为人所注意。它可以被称为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无论在19 世纪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思想中，还是在那场侵略的最后阶段出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思想中，中国近代史都是从l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的。早期的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从明朝到清朝政府结构很少变动，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纳贡制度照旧进行，至少在清朝廷的礼仪上是如此。与300年前来华的耶稣教士所报道的比较起来，政府机构没有值得注意的扩充或发展。结果欧洲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不变的中国”。近代的研究工作弄清楚了，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论断，它只适用或主要适用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或许也适于家庭制度，中国人民生活的事实却已大谬不然了。拿1800年来说，中国人口数目上正好增长厂一倍，比同一时期的欧洲和美洲人口增长多得多。贸易数字同样如此。除了帝国海关征收些微不足道的税款外，广裹的、人口多于整个欧洲的中华帝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区。农业生产从效益上讲是很先进的：长江下游各省专事稻米生产，稍北各省则生产为市场商品用的棉花。许多地方的手工艺人生产的土特产品为全国所称道，诸如景德镇的瓷器，广州的铁炊具，苏杭的绸缎等。庞大的中国航运船队来往于长江及其支流，而千百条大小船只航行于中国沿海，把南方的水果、搪和手工艺品运到满洲，而将那里的大豆和毛皮运到南方。早年一位英国观察家曾经计算过，19 世纪4O 年代长江口上海港的货物吨数超过了伦敦港，而当时伦敦已是西方贸易的中心，因此他感到吃惊。生气勃勃的发展和死气沉沉的体制，这一对比形成中国近代史的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 就是说，中国尽管有高水平的技艺和资源，足以在工业革命史上实现一个突破，以与欧洲当时的工业革命相匹敌，但她却没有这样做。中国和大西洋共同体在19 世纪的这一重大对比，引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性理论。最普遍的一种是“我们受到了掠夺”，就是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新兴事物的妒忌和仇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受到了阻碍。这种理论，除了真正相信它的人以外，已不攻自破，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种理论把中国的对外贸易放在它自己生产过程的最高位置。可以肯定，l842 年以后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制度限制了中国，使其不能实行保护关税，而外国人却在通商口岸的庇护下为所欲为。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帝国主义不平等事实的资料，确实提供了充分基础，说明爱国心所受的凌辱和人民的愤怒。但这并不能说明经济何题。在中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没有兴起，本来是早在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很久的事了。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没有能够提高它的个人生产力，从而打破所谓“高度平衡的圈套”。这种情况就是蒸汽机以前技艺水平相当高，足以保持生产和消费循环往复的平衡，以致阻碍了工业发展投资。这个圈套的一部分，就是巨大的人力供应，使机器成为不必要。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几乎没有资本积累和信贷办法为投资之用。朝廷和统治阶级靠收租纳税过活，而不靠贸易。事实上，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一个半世纪，已经成为～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个稳固国家时能力．〕 好像～个人体，自我矫正的机构能够维持体温、血压、呼吸、心跳、血糖等的平衡，使其在变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保持不变；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机体也已使其全部活动制度化，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进行：盐的分配和．五谷口粮相搭配，大粪便溺够种菜用的了，人吃过的残羹测水可以养猪．堤坝防止了水灾，政府的粮仓保证了灾荒贩恤。保甲（互相担保）制度自动地保障了邻里安全，家族成员之间，各自履行相互周济的义务，“三纲五常”的教训使每个人对自己的家庭、每个家庭对国家的义务，都谨守毋违，而科举考试给所有才智之士以正统教养。任用官吏实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减少了攀亲引故的弊病。造反者建立了新王朝，但仅仅是延续了旧的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是一个精巧的结构，在一个包揽全局的总体中，充满各个地方不同的差异、它在在物质生产方式上是分散的，但它被具有历史创造的形态感和自我形象感的统治阶级统一起来。让我们看一个乡村的生活图景吧。一个19 世纪初的“普通”农民，如果根据后来资料估算，大概是五口之家，包括两个未婚子女。只有富裕人家才能有一座大院子和几个套院，住着两三个儿子的小家庭。在北方．农民住在茅草屋顶的泥土垒成的房子里，在多雨的南方，房屋为砖瓦结构。北方人大概都睡在一个宽大的铺席子的砖坑上，里面有冬天可以取暖的通气道。所有的窗户普遍用纸糊住，不用玻璃。大小便在屋旁或猪圈上面。水用扁担从村头井里挑回来。洗衣服不用肥皂，泡在并水里或在小溪、运河或池水里敲打。这个“普通”农民大概一半是自耕农，一半兼做佃农。不管怎样，他和他的家人在相隔不远的三四块田地里劳动，带着锄头和镰刀来来回回，主要为他们自己的生存干活。他们如果靠近城市或做买卖的路边，还可以种点卖钱的作物。他们天天和村里的邻居生活在一起，经常隔几天走上大约一小时路赶个集市，那里逢年过节有些庆祝活动，说书讲故事的，或者剧团表演，来热闹一下。由于没有做过农民，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的潜意识。我们知道他们的理智和迷信的平衡与我们很不相同，他们关心的事物范围很狭小。虽说农民的基本的感情无疑我们能理解，但他们对各种事物的态度、社会动力和价值观等，我们就很难掌握和理解了。即使说“人性到处都一样”，它的社会表现，到底大有不同。农村的邻居住处固定又缺少汽车，比起城市和郊区的邻居对我们起的作用，要大得多。集体的活动不但包括婚丧礼节和与之俱来的喜庆宴会，还有互相商议安排守护庄稼，防范盗贼，抵御土匪之类的事，事实上中国村民还要组织各种会所，订立合同，组织官定之外的各行各业的集体活动。这些安排平常都是在各户之间进行的，因为是集体接受的，就成了合法结构。凡有共同祖先的家庭即形成一族；家族通常拥有财产以维持坟墓和举行祭祖礼仪，或办学校教育本族后代。农户们也可以合办水利灌溉，以合同方式确定水的配给。他们也可以举办庙里的宗教祭祀，或者经营开煤窑和炼糖的生意。民众办了许多国家不去注意的事。另外我们也知道，各个村庄之间私利的纷争也很厉害，邻村间械斗之事时有发生，有时为了争水，有时为了争地界或其他具体事物，也有时为了宗派信仰或者关于什么人物或历史的抽象问题。这个社团和那个社团，这个教派和那个教派也可能发生零星的争斗，这些争斗常起因于纯粹地方性问题，远非省一级，更不要说国家一级的问题。总之，据研究所知，暴力的械斗，似乎已成为农村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敌对的村民屠杀事件往往伴之以劫掠、强奸、野蛮的虐杀．以至于全面的毁灭。公众生活通常远远说不上和平安谧。和人类的任何结构一样，中国社会在紧张中生存下来，而到19 世纪，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已经岌岌可危。土地和人口的平衡已首先因人口猛增而被打破。18 世纪中国人口增长一倍以上，造成人口增长的自然作用过程至今仍不大被人了解。长期持续的国内和平起了作用。从东南亚引进早熟稻种和从美洲引进的新品种的玉米、花生和白薯也有关系。早熟的稻米可以实行双季耕种。美洲作物可以在沙壤生长，而稻米不行萝再者，东部数省的移民在西北和西南开辟了许多新的土地，将以前没有耕种过的山区辟为梯田。人日不断增长，粪肥也多了起来。种牛痘防止天花，可能也使疫病大减。其他因素还有待探索。到1850 年人口进一步增至4 . 3 亿左右，这一个巨大的增长，背后有一个事实，就是在1700年左右人口已大约达到1 . 5 亿这个庞大的基础，所以即使增长率不很大，在地面上也足显得够拥挤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喜欢孩子，并将其作为老龄保险的投资。生子接代是一种神圣义务，在家庭神完前和宗族祠堂里祭祖这是一种孝道。有钱的人投资于妻妾和子孙，而不像今天这样购买电器家具。人多意味着一家经济上人手多。所以在信仰和算计上，都要求人们生孩子，就像海里的鱼产仔一样不可制止的繁殖，因为这是男女性功能的最后隐蔽所，也是（不像今天）群体生活中最少受限制的方面。人口数目的增长自然是和商业经济的增长伴随而来的。一切经济指标都表示出来：沿海航行的船舶越来越多；富裕的宁波人家在上海商埠开办的银行越来越多；山西中部钱庄汇款的越来越多，他们几乎包办了公款的来往；福建的茶叶和江浙的丝绸经广州出口的越来越多；一年比一年多的鸦片烟从国外进口以满足吸毒者的需求，这本身就是一种败坏人心的病症。但是，贸易的增长，并没有打破政府垄断商业的批准模式和定额征赋税，而不鼓励发展投资的有限目标。让我们举些例子。如果我们指出一种今天美国差不多人人需用的商品，可以汽油为例，在旧中国，那就是盐。凡是吃粮食和蔬菜而很少看见肉的人，吃盐是必需的。做个类比吧，如果今天达拉斯的美国石油大王碰上了18 世纪的扬州盐商，可以认为彼此是对手，因为他们的阔绰生活方式是当时人人艳羡的。因为扬州商人在政府之下经营，而不是独立于政府之外，所以他们的历史可以拿来比一比。追根溯源，政府垄断盐是自古沿袭下来的。19 世纪初，盐是在海岸从海水蒸发后生产出来，或从四川成百上千的深盐井（有的深达千尺）中用竹管子汲出盐水煮成的，也有的取之于内地盐矿或湖泊。盐的生产全由垄断的商人经营，那是富裕大户的世袭权利。这种权利叫做’‘盐引”，即盐的专卖权，那些垄断者有了“引”, 便可将盐分给中转商人，这些中转商人实际办理“引”, 运盐到指定地点，交给政府盐仓，它们再零售给当地居民。每一省的大盐商拥有自己的复杂的官僚网络，在主要的出产和分配地点征收执照费和销售税。北京的户部衙门从这种专卖（垄断）的全部收人中得到大约1/ 6 。扮世纪90年代，田赋和关税估计各为3200 万两白银，盐的收人估计为1300万两。食盐专卖是在商人和官僚贪污中饱的同时积累商业资本的极好办法。苏北盐产区出身的学者型官吏魏源，曾经建议改革，由此可以想见这一制度的生命力。1832 一1833 年的改革方案是在大的“引”商垄断权之外，补充以国家出售较小批量盐票的办法，以使资本较少的小票商也可以做这个买卖。即使这样，公盐到销售市场时，经过一次一次的佣金、运费、储运开支，加上官府照例层层盘剥，盐价增长很多，这就使走私大大有利可图。大约全部盐产量半数都是由大批盐泉非法生产，转弯抹角私销出去。政府收入的大部分用到缉私方面。另一方面，盐袅们也无法从政府的食盐获利中拿走钱。于是官吏和盐袅同时并存。盐商全盛时代组织有他们自己的行会，建筑自己的庙宇，在地方上如扬州、汉口一带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最富有的商人阶层不少也干着慈善事业；遇到水灾，或当国防和其他公益事业需要时他们也会捐款。19 世纪初盐票制度的改革，给规模小的私人企业家开了个门户。官僚垄断（公卖）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大部分都收缩了，以后盐业的一般趋向，逐渐像罗（Rowe ）氏所说的“私有化”了。假定你家的商行在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属于宁波茶叶公会，那么你的最好的茶叶来源将是福州口岸闽江上游的武夷山茶区。当然中国南方很多地方出产茶叶。一家可以有一个私人茶场。但是武夷山茶区的土壤和气候，加上年轻妇女手指灵巧又有祖传技巧以及采摘、分类炒拌（红绿茶分别处理）的工艺，使得这种茶叶不仅可让全国各地嗜茶的主顾购买，而且经过广州远销给欧洲东印度公司。外地巡回的客商从当地茶农手中买去成块成“蛇”的茶，销往外地。到收茶季节，运茶的人用扁担挑着列成长队，休息时也不让茶篓贴着地面。一位生物学先驱者罗伯特 福琼在19 世纪50 年代为英属印度收集茶的品种，曾化装查访，亲眼见过这个场面。英国政府后来终于通过特许制度使印度茶叶在世界市场上挤掉了中国茶。再比如你的宁波茶行已经在飞速繁华起来的上海商埠建立了营业基地。宁波是更古老的通都大邑，自中世纪起就是和日本交易的一个口岸。宁波像广州、福州、上海、天津一样，位于出海口上游许多里远，不大容易受海盗劫掠。随着贸易的发展，宁波的茶行，像宁波银行家一样，在上海国内商业界的势力越来越大。如果你运一船茶叶溯长江而上，经义刃英里而到达一个商业中心，譬如汉口，你大概就可以从长江下游的商业船泊中得到一个泊位。到汉口几天以后，你可以看到长江和从西北来的汉水间形成的半岛上有一个极繁忙的口岸。长江南岸是有城墙环绕的省城武昌，即今日武汉的一部分。在汉口你就可以找到代理商或拍客卖出你的茶叶。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的最后年月，经过广州的茶叶出口额一年多达2000万英镑。然而你很难断定说，出口贸易是惟一得到发展的领域。假定一个小康的人一年消耗一磅茶叶，中国国内市场一定有2000多万以上的小康主顾。18 世纪以后中国国内贸易的一个秘密是水路运输。广东北上时水路，穿过一到两处要隘，再经过一段短程陆路运输，便可到达江西和湖南水系。即使在贫痔的北方，沿汉水航行数百英里也可抵达西安，而在华东方面，大运河既是南北粮运的航道，又是私商的孔道。如使用较有效率的水上运输，中国的人力资源可以大大减少陆路长途搬运货物所需消耗的成本。再研究一下汉口这个武汉三镇最商业化的部分，它是中国各地区商业往来的焦点：( l ）经过湖南的湘江运来的香料和经由广州来到中国的其他热带特产，以及英属东印度公司因为气候太热不得不交给中国行商销出的一些毛呢料子；( 2 ）汉口以西长江上游四川由各种船只运来的大米，经汉口或宜昌转运到长江下游，到19 世纪末期四川的木材已让位给四川的鸦片烟土运往上海；( 3 ）茶砖由汉水水运到西北，经陆路运载和俄罗斯贸易。汉水下游是产棉区；( 4 ）当然汉口的主要贸易是运输湖南湖北的大米，帮助供应长江下游城市需要，同时还提供大米，经大运河嘈运到北京。从长江下游又经由扬州，把上海以北沿海出产的食盐集中运至汉口等地。大米和食盐是中国人民最不可缺少的食物。通过汉口的大量交换活动，说明一个论点，就是中国在18 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任何一个地区的供应品可以用来满足其他任何地区的需要，当然这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商品。地方范围内基本组织的自给自足，还是可以说明大部分经济的特征。好比说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或者说中国商业革命的起步，一个国内市场什么时候崛起的同题，要看你用什么标准来做出什么证明一样。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可以从各种专业化的商人群体的成长来衡量，诸如批发商、零售商、走南闯北的行商，上面都还有层层的拍客和代理人，他们为不同地区间的贸易服务。商业兴起的一个征象，是18 世纪各地方的联合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组织一般被称为公会，它主要是便利商人们的活动。多数公会代表一个县或一个府，而不是全省。有些公会限于一定的行业，也有些是两者兼而有之。例如宁波的茶商公会就是如此。公会提供旅舍的便利、开会的会址、承认一个会员的会籍、组织罢业或登记申诉。公会的另一种职能是仲裁商务纠纷。商业公会当然还提供货栈库房。它们都是非官方机构，虽然政府官吏可能会承认它们的存在。公会会所或许有几套房屋，外面围上一个院墙，跟一个衙门差不多。走进大门是开会或议事的大厅，两厢是办公和住宿用的。公会的文化职能．包括向本行业圣祖的宗教祭祀或祭拜本公会尊崇的什么历史人物。汉口的徽州商会祭祀它的圣祖朱熹，绍兴的商会则供奉王阳明。可见商人也尊祟这些士大夫阶级的偶像．公会或会馆有时不仅为过路的人提供住处，还为准备科举考试的人办学授课，以及办堂会唱戏。公、商会也可代替当地政府制定商业规章。有些情况下，整个商会会出面行动，如制定规章或实行罢业。事实上公、商会除了工业生产以外差不多什么都办。英国的扶轮会( Rotary ）或美国的基瓦尼斯会（Kiwanis）如果在旧中国的商业中心活动起来，一定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公会或商会的财政来源靠会费。它们也在地产方面投资，也可以发债券凑钱。从店铺或其他产业收的租金可能相当可观。汉口的山西、陕西公会有一座精致的庙院、一个旅馆，还建造了市内一条街道，从而收取相当数量的租金。太平天国起义后，所有建筑设施都改建过了。公、商会对公众的服务是多方面的。慈善事业是重要项目― 供给穷人食物，改进供水办法，维护公众交通要道，修筑桥梁，协助消防，包括开通火巷以便消防队员提水灭火。在需要时它们献款帮助地方国防事业，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所以公、商会组织把市政服务当作它们的一种责任，它们至今还是私营商业公团具有实力的另一征象。地方组织和行业组织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和内部极不相同的结构。在19 世纪期间，行业公、商会的创立是这种组织系统的主要发展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性与行业性公、商会和同一地区中的其他公、商业联合起来，成立了较大的组织。例如在汉口这种公、商会大量出现的地区已成为酝酿已久的国内发展的重点地区。自然，整个公、商会机构总是在争取官方的承认和庇护。实际上它们的福利少不得靠公家的来往关系。许多商人取得士绅地位就是靠“捐买”资格，而不是经过考试。一个城市的主要公、商会组织因世代相袭或者业务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更大规模的联合。公、商会联盟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例如必要时举行罢市，作用极大。所有这些使商会几近于一种市政府，特别是有共同需求的时候，例如太平天国起义（1850一1864 年）时就是这样。从这样的背景不难看出，劫世纪初期纷纷结合起来的中国商会，作为新生事物，是比原已成长起来的商绅市政组织，更前进了一步。这样，我们就可以断言，虽说19 世纪卯年代来自西方的冲击，而使社会日趋动荡不安，但在那以前，国内己有一个私营商业社会组织自然地成长起来。这个趋势中包括了国家对于从商业方面来的财政收人日加依赖，同时对于商业的限制也就日渐松弛。后面放松限制这一条，使省级官吏从不断扩大的地方商业努力中增加了收人。19 世纪的商业组织已经超出家庭商号范围之外，真正的合伙制乃至接近股份制的公司，也已纷纷成立。这种商务不得不对中国杂乱的金融制度特别注意，因为每一个地区和每个行业都有它们自己的记帐单位，白银斤两重量不同，记帐也大不相同。经济学家喜欢统计数字，可是在1800年找不到这些。我们能够找出国内市场发展趋势的实证，但我们缺乏总的统计数字，来称量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究竟相差多少。英美商人在通商口岸（自1864 年太平天国起义被扑灭后蓬勃出现）把他们的势力作为世界市场的臂膀而夸耀，说贸易的发展应归功于它，那是不足为异的。这种看法和外国人通常把眼光只局限于他自己对中国绘画的小图是同样的谬误。但是，事实上19 世纪末期通商口岸商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国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商业生活的复兴。举例说吧，近世纪来对俄罗斯的茶砖贸易是早在宋朝就有的“茶马互市”的一种继续。茶叶在东印度公司经海上运来以前，早就是出口给蛮族的主要物产。作为一种属某些地区的特产并为大家都需要的商品，茶叶有一个时期为政府所垄断。在帝国时代晚期，中国官吏的自然本能，就是用一种牌照管理制度，确定一些专卖商人替他们去收税。中国的茶叶专卖商人和新的自由贸易时代的外商当然是格格不人，并且成为外国领事馆同中国当地官员之间很多交涉的题材。茶叶的“样品”同实际收到的批量订货，可能大不一致，因此质量的控制是一个主要任务，而这事是由茶叶公会自已掌握。他们的职能就是维持这个行业的标准，保证正常的手续，与西方大亨们“立地致富”的作风恰恰相反。中国政府不插手干预，不保证茶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标准，结果就让日本和印度在2O 世纪把中国茶叶从世界市场上挤出去了。但是回顾一下，中国的这一失误，看来好像是中国经济生活非集中化的结果，换言之，是商业控制在私营公、商会之手的结果。无论怎样，在公、商会下面商人组织的成熟发展，并没有产生向工业生产投资的企业家。恰恰相反，它大概成了欧洲式资本主义的逆反倾向。工业投资的一个要素，是信贷的方便。中国在这方面虽有所发展，但很有限度。便利于中国国内商业的信贷结构，开始于最低级的当铺和高利贷者。当铺老板和高利贷者有时是同一个人，他只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小量借款。在外国人来到以前，最上层信贷的转让以及地区间公款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家族。山西银行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只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这种连锁关系，譬如在浙江的宁波或绍兴的同乡之间，很容易建立起来。他们的银行往来又可从上海伸展到长汀上游或沿海城市，这种城市间的银行网络随着商业的成长而扩张。在公开竞争中，当北京没有发行法定通货以前，许多银行可以发行自己的钞票。换言之，地方银行靠发行它们的钞票向商家甚至政府官吏提供信贷。当然他们知道，必须保留一部分现金作准备金，但是他们发行给一个顾客的钞票额，可以大大超过他在银行里的存款。银行钞票的票面价值总是标志出银两或铜币数目的，持钞者可以到银行如数兑换。当然这一套制度常引起人们在信贷上投机，并可能造成债权人乃至投机者破产。但是在这些现代设施出现以前的时代，即使有警惕性的政府也没有把居民编号登记下来，一个诈骗的银行家只要把店门一关就溜之大吉了。对于这种银行制度的政府监督和对投机诈骗的处罚，通常就看政府官吏对待公民们的控诉如何尽责了。一种主要的管制办法是按中国传统担保的方式，就是有实力的人为某一个开银行的做保人，像担保别的商人一样。同时银行公会为了共同自卫也通过会员关系设法阻止诈骗。银行公会与此同时还插手监督信贷，包括制订当地不同银两单位的差价事项。这些办法无非是为了调整信贷市场的无政府状态。19 世纪最初十几年间，中国商业就是采用汇兑、银行存款转帐、存款人之间周转、过期贷款以及各种信贷转让等新式办法通融运行的。银行业是那些“古老的中国风俗”在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已有很快发展的事业之一。但是，这种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似乎没有怎样改变个人的生产力，而个人生产力的增长才是发展过程的关键。从日常消费中抽取出资本，用之于改进生产力，本来是可以从基础建设着手的，例如电讯交通、公路乃至于铁路的建设，或者可以直接用于需要大批基础投资的重工业。这就是明治维新时日本所做到的，但清末政府，甚至各省的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虽然他们中有人试了试。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中国太墨守成规，其表现是人口、产品以及交换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构成每个人生产效率的增长，可是只有这种增长，才能转换成资金投入到机械化类型的经济中去。人口和商业的增长，无非是生产更多的人口和商业，有许多事实的确证明经济生活中的私营部分是在增长，信贷系统也有一定发展，可以集中起来作投资之用，但是同时，人口越多，劳力资源越多，机器的用处就越小了。廉价的劳动或许就是对抗急剧革新的一种消极因素。在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还得加上一个因素，即大量实行公卖（垄断）。贪污腐化、铺张浪费― 而不用于生产投资。如果我们拿中国和19 世纪初期的欧洲比较，立刻会看出一个鲜明的对比。不错，两个地区在18 世纪中人口和商业都有很快的增长。但是18 世纪90 年代，法国革命风起云涌，接着又是整军经武，力图革新，而中华帝国在1795 至l804年间则主要陷于白莲教起义中，那一个纯粹传统的以农民为基础的起义，除了导致帝国的衰落外，别无任何新事物。同时代的欧洲又积累了产业革命的构成因素，机器大大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有人努力寻找中国是否有一种和欧洲的“原生型工业化”相比拟的进程。但是这种调查摸索得不到事实来证实中国有相同的进程。例如一个商人仅仅把茅草屋里生产的商品“摆出来卖”的办法，同现代中国早期的新发展比起来，差得太远，无论如何，那不能必然导致经济组织向更高一阶段发展。相反，中国始终停留在现代化以前靠体力推动技术的高度劳力集中的循环反复之中。经过一定时间过程，可以想见，商业化能够导致工业化，可是中国没有这样做。不过，承认在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在不平等条约之下侵略中国以前中国商业和私营经济的增长，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这使我们用新的眼光去看西方使中国“开放”的说法。它把外国侵略者的身材缩小到他实际的尺寸，减轻了长期以来“西方冲击”说的重量，如实地看到晚期中华帝国不是一个停滞的、而是一个动荡的社会。首要的事实是：经济的增长主要（如果不是全部）在于私营部分，政府的位置因此就比过去显得落后而且浮浅了。正如我们一贯所猜测的，中国的重心在内部，在中国人民中间，中国革命的构成因素也是在那里积累起来的。05 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经济的增长自然会带来社会和政治后果。这显然见诸失业的知识分子多了，农民移民多了，官吏贪污多了，人民中间的社会裂隙多了。促成清政府倒台的一个因素是在19 世纪初期，它没有配合人口和商业的增长适当扩充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例如政府没有增加省的科举考试及格入选名额。原来这种名额是为了维持某种地理的平衡而订的，免得让长江下游各省中举的人数比重过大― 多少有些像美国众院议员须在全国各地都得到安排那样。但是才能出众、能够中举人数虽然增加了，入选名额却死不增加，使许多想参加政府的才智之士不得其门而人。于是一个结果是设法以”幕宾”、“委员”或“候补”之类名义把这类人才纳人官府，但这样做增加了攀亲结故的竞争，而不能增进行政效率。政府的组织机构，在19 世纪末以前没有扩大。仕途上进的门路一被堵塞，不计其数要找事做的年轻读书人，只得在衙门口垂头丧气，徒唤奈何。因为职位已满，竞相钻营，自然造成各种贿赂贪污行径。个人之间亲近疏远，开始搅乱行政程序，并否定了儒家忠于原则的理想。个人党同伐异和恩怨的网络开始推翻了考试、租税和司法等秉公办事的制度，以致搜括成风。各省官吏通常向农民收粮敛税，就是为了完成收入定额，超额的余款归人个人私囊，官吏们心狠的就拼命榨取人民。他们横征暴敛，造成了民间的无限痛苦，终于引起造反。商业发展并不意味农民生活有任何改善。相反，人口众多地区贫苦失业者多了，常向多山的西部和西南边远地区移民，那些地方政府官衙稀疏一些。著名而很少受到研究的白莲教起义，就是这个趋势的一个例证。中国人口的爆炸，导致农民移居到边远地区，像他们移居到满洲新开垦的地方那样。中国中部的移民到湖北、陕西和四川交界的山区会合，把中国水稻种植范围扩大到那些不大丰产的边远地区。在这一带地方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带有某些古典的特征：启发他们的原来是一个信仰西王母的佛教民间秘密会社。不过领导武装起义的头目很多（有些是妇女），派别分散，对于一个自称王母化身、能够恢复明朝天下的人不能形成统一看法。所以白莲教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领导，只是一批松散的会社。他们在自己的山村周围筑起营寨，抵御清政府收粮征税的官兵。他们的一个口号就是常说的：”官逼民反。”但是白莲教似乎不是一批因反抗征收重税而起义的被压迫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白莲教倒像是要起来取代政府，那些边远地方的官府没有尽到它们管理公共事务的正常职能，如自古以来就有的管理官仓粮凛、办理跃跃欲试的读书人的科举考试等。到l800年左右，满族的八旗队伍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很多长官借军务开支贪污中饱而没有能力剿灭这些叛民。后来新的皇帝嘉庆发现满族指挥官腐败无能后，利用汉人民团接替满族旗兵作战，才结束了这一叛乱。在善观世代兴衰之迹的学者看来，清朝国运似乎已成强弩之末。在对帝国统治机构的活动最完善的记录中，对贪污腐败的那层厚厚的外壳的描述是非常之多的。就拿那个把长江下游大米运往北京养活首都的大运河运输网来说吧。忽必烈在13 世纪末期把运河北段伸延到他新建的京城北京。明清两朝一直利用它为南北商运的一大动脉，它比绕山东半岛的海路，既少暴风肆虐又免海盗的袭击，安全多了。一个由两位总督统理的庞大行政机构掌握这个“潜运”，管理几千粮船每年通过运河闸门（一种中国的发明）经山东北运。30 英尺长的粮船，年复一年地由10 名水手摇格拉纤，在海拔140 英尺高度航行1100 英里，运载4O 万吨大米到北京仓库。它们也还运载私人货物。运河交通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跨过黄河。几百年间黄河防汛总监建立了一个和运河两个槽运总督衙门相匹敌的庞大官僚机构。工程人员沿河修筑堤防，耗用了国家大量银款，看上去修筑得完美无比，但只管得几年。关键就是大量国家堤防开支中饱了官吏私囊。与此同时，运河的粮运除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外，还拥有成千上万的船工水手。这些船工水手从他们的祖辈起，代代相传承袭职位，结果实际劳动却另外由许多非世袭的散工去做。这大帮的官员、船工、水手，靠贪污中饱，轻易赚下很多钱，决不愿轻轻放弃。19 世纪初期运河由于堤坝崩溃、河床淤塞，功效降低，于是改由绕道山东半岛海运的老想法抬头了。海运不但省钱，而且功效高。在1826 年一次危机中，这种粮运实际是雇了商船经办的。但是嘈运制度一的既得利益者势力强大，海运的办法很快放弃了。低效能终于操了胜券。人口膨胀，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其危害之大，难以尽言。在经济生活中，因为劳力供应非常充分，节省劳动的办法反而不经济。如在欧洲，人们会筑起坝来截住河水，利用水力推动纺织；而在中国，劳力便宜得一钱不值，何苦去筑坝呢？肩挑背驮，只要有路就行，何必用驴车！摇格划船，非常省事；独轮车到处可通行。无论旱地或水路，改用机械都会碰上强烈的竞争。甚至于兽力都处于不利地位。人用锄头耕种还是比用兽力拖拉的办法划算。所以，在西方农民很自然地把兽力拉拽转变为自动机械拖拉，而中国依然不喜欢这样改变。结果，什么播种机、锄草机、收割机、打捆机，通通用不上。生产被牢牢地拴在筋肉动力的技艺水平上。从社会上说，人口泛滥造成的毒害更为可怕，因为生活越来越变成你死我活的搏斗。慷慨好义和慈善为怀变成家庭成员无能为力之事。作为起码的生存单位，家家都得注意米坛子，有的人为了逃避租税，想方设法找富有的地主，给东家提供姑娘、仆役、打杂、护卫。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苦不堪言，时刻寻找庇护，好对付官府衙门的爪牙、大户人家的恶霸家奴以及从流离颠沛中出现的土匪。随着人口的繁衍，不仅社会秩序，个人道德也日趋堕落。水早瘟疫等自然灾害，因为受患者越来越多，情况日趋严重。人们对朱来失去信心，对劳动道德没有把握。德不一定以德相报。靠投机生活的人反而过得好些。馅媚、欺编、男盗女娟、走私偷运、暴力行凶，在争斗中各有其用。儒家的品行常常成为公开的伪装。1800年以后公众道德的败坏，首先表现在低级官僚、衙门走卒小吏和一般士兵中也吸起鸦片来，后来中国内地大种璧粟，连农民也沾染上了。在很大程度上因人口激增而造成的这些弊害改变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性质，它变得粗野和令人捉摸不定。诚实的官吏在贫穷中死了，会被举为“完人”，因为他们的例子太少了。同一个社会，在宋朝甚至明朝，对于品格优秀的个人会不管关系如何，便予接纳嘉许，现在变得对一切明显良好的动机人也要猜疑，害怕陌生的人，不慷慨待人。为生存而斗争意味着一切理想都像日常生活一样危险。这种对于祸福和道德捉摸不定的态度，以前也是有过的，但到了晚清，和欧洲比较起来，却成为一种更基本和系统的弱点了。首先拿书法作例证吧。能使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学者相互交流的汉字是一种极普通的联系渠道。说相互间听不懂话的广东人、上海人和山西商人之间，写出字来什么都明白了。最近调查表明，常用字（区别于古汉语）的识字率，大约男人为30％到45 % ，女人为10 ％到20 % ，和17 世纪的英格兰差不多。换句话说，普通人在‘映够用就行”的要求下就成为“识字的人”, 常能用简单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记帐。但是，一个人是不是“文人”，决不像“怀孕与否”那么简单。够不够“文”，决定它的比率数。在旧中国，真正的分界线在于古文学― 不仅几干个繁复的汉字，还有许多世纪中积累下来的不同层次的词义，最后是对经典原文和评注的知识。精通这样的经典，才使一个儒生与文盲及普通识字的人区别开来，单独成为一个阶层。一个学者能进人上层阶级享有特殊身份，这一条就使他和他的同类人过起不一样的生活。将要做官的人说的是一种文雅的北京方言，即“官话”，谈话中引经据典，用的词儿不但农民听不懂，即使一般识字的人都听不懂，才是一个儒生的标志。这个区别还因一个铁打不动的老传统而固定下来，就是：有学问的人不使用他们自己的四肢，甚至除写字之外连手都不用。中国文化人分成经典的读书人和半文盲两部分人，这一事实使统治阶级地位牢不可破。科举考试不过是保持并使这个大的社会分野的形式合理化的办法而已。另一个社会分歧是在两性之间。让我们注意一下中国人把妇女束缚起来的特种发明而不要用沙文主义方式去称颂两性的区别。中国历史有很多侧面还没有经过探索；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是一个最少被研究过的事。妇女被“阳”“阴”对称的原则固定在社会和宇宙秩序（它们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中。一切明亮、温暖、积极和优越的东西都属于“阳”，而一切阴暗、冷摸、消极、女性和容让的东西都属于“阴”。这种看来像昼夜更替、日月轮转似的二元论，是一种把妇女牢牢束缚起来的现成模型。像中国其他许多成就一样，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是一种高明和完备的制度，而不是像原始部落的男性用臂力强迫女性生孩子那样的偶然现象。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有哲学基调作为支持，是长期社会实践的积习。妇女处于次等地位的标志是她在新婚的初夜就指望一个陌生的男人给她戮破处女膜，这是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由她的家长选择的丈夫。尽管事实不是这样严格死板，这个理论是牢不可破的。在这种理论和风俗的复合体― 中国人的世界由此获得了持久和稳定的秩序― 中有一个最受到忽视的现象，就是妇女缠足制度。这个风气开始于10 世纪的晚唐宫廷，渐渐传播到宋代的上层阶级中。到1368 年以后的明清两代渗人到广大汉民族群众中。这个风气是如此普遍，以至于19 世纪的西方观察家认为它不仅在上层阶级，而且在整个农村人口中都普遍推行。缠足是作为一种文雅和上层阶级身份的标志而传播的。小脚是一种体面表现，以至于姑娘没有小脚就不能得到好的婚姻安排，而且受到公众的鄙视和讥笑。总之，缠足变成了一种“规矩”，是惟一替自己女儿着想的正当的事；一个母亲为女儿大了结婚和生活幸福应尽的义务就是这个。缠足是一种必须。只有部落民族，或者特殊人物如满洲统治者，或南方的客家汉族移民者，要不就是极少数在公众面前不出头露面的最下等人，才可以免去女儿缠足。小脚叫做”金莲”，在男性热心者的诗词散文中多加歌咏。早期宋代诗人苏东坡（1036 一1101 年）有词为证：菩萨蛮― 咏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德,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宋代哲学家强调妇女地位低微是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因素。伟大的朱熹将中国的宇宙观以经典的文字做论述，正如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托马斯 阿奎那斯（卒于1274 年）论述西方基督教世界那样。朱熹在福建任官时曾提倡缠足为保存妇女贞操之“本”，并将其定为男女间之“大别”。到了明代汉族妇女绝大部分有人为的小脚，满族皇帝多次在谕示中申斥缠足恶习，但毫无效果。正如14 世纪这篇歌颂缠足的艳丽诗句所显示的那样，男性欣赏玩弄这一主题的兴致依然不减：玉楼春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齐楚，紧裹金莲掩草裙，只怕掌中飞燕妒。毫无疑问，裹足是性的物欲心理推动的。中国的色情图书中将小脚作为色情物的描写是绘形绘声的。各种方式― 用手揉搓，用嘴、舌头、嘴唇玩弄― 都有分类的记载。许多情节以高级色情笔调如实描绘‘，同时，小脚穿着绣花鞋给人的美感，是文学极力赞赏的。缠足女子迈着颤巍的步子被视为女性柔媚勾魂的特征，当然事实也是如此。事实上缠足当然是贞操的保证，因为它把妇女束缚在家里，使她们不能跑出家门。莲花式的小脚像“贞节带”一样形成以后便不能放开。只让男子身强体壮，自然是保证男性优越地位的一种很具体的方法。虽然天足运动在19 世纪90 年代已经开始，但到本世纪2O 年代还在盛行缠足，这就生动地表明了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速度和规模。这对于美国白种男子，不像对于美国白种妇女，特别是美国黑人妇女那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妇女在本世纪里才从千真万确的奴隶状态解放出来。虽然缠足一事在诸多外国关于中国的书中都提过，但都不过把它看作一个奇异的细微末节轻轻带过。我以为事实不是这样，它是一个颇为重大的色情发明，是中国社会工程学的另一种成就。使女孩子们痛苦地终生致残，只为着吸引可心的丈夫，而这些丈夫不过迷恋于一种自我满足的神话，例如说什么缠足使阴道更狭小，更紧韧一些，什么莲花式小脚是色欲敏感的焦点，是真正的性欲发挥区，女性功能在这里净增加50％，等等。性享乐专家告诉我们．天足是性感发育不全区域。不过不能不承认大脚确是有点难摆弄，不像莲花小脚容易紧紧握住，揉搓，舔，吸吮，轻轻地咬，啃。18 世纪初期曾任康熙皇帝宫廷画师10 年、爱说闲话的意大利夭主教神父马国贤（M ．Ripa ）写道：“他们的嗜好偏到特别意外的程度．我认识一个医生，他和一个女人同居而从来未和她发生任何肉体关系，只是欣赏和玩弄她的小脚。”金莲把全部神经末梢紧压到一个小区里，是比― 举例说― 一个日本武士道者所欣赏的女人后颈更为勾魂动心。它们毕竟是人工创造出来为男子欣赏的。既然每一个正派女孩都这样做，哪一个新娘会说她的牺牲、痛苦和不方便是不值得的呢？在旧中国一个没有小脚的新嫁娘就像今夭在美国一座新房子没有现代化设备一样― 谁要它呢？所以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还看得见妇女在田间劳动时蹬着脚后跟摇晃着走路，她们就是这一古老风俗的牺牲者。把一个女孩的脚裹小― 最好裹到三寸为止― 是把四个小趾压到大拇趾下头或脚掌心，同时用力把大趾和后跟一起压紧，使其缩短，这样脚背就成弯弓形。结果最后弯弓的脚背就会破裂，脚除后跟外全不能支持任何重量。这一套程序如果小女孩从五岁开始，还不算最严酷，但是贫农家庭为了叫她们多做些家务，有时把天足留到8 岁、10 岁再开始裹，就更难忍受了。我7 岁的时候（一个妇女向普普伊特说），我的妈妈给我洗过脚后擦上些明矾，萝去脚指甲，然后把我的几个脚趾压到脚掌心，用一尺长二寸宽的布裹住，先裹右脚，后裹左脚。她… … 命令我走路，可是我一走，就痛得受不了。那天，… … 夜晚我的脚像火烧似的痛，睡不着觉。我一哭，妈妈就打。以后几天，我老想躲藏起来，但妈妈强迫我用脚走… … 过了几个月，除大姆址外，凡个趾头都压在脚心上了… … 妈妈打开裹脚布，捧干脚上流出的脓血。她说，只有把肉去掉，我的脚才能变得娇小可爱… …每两个星期给我换双新鞋，每次新鞋都比前一双旧鞋小一两分。… … 夏天我的脚因为脓血关系臭得要命；冬天两脚因为血液循环少，又觉得发冷，… … 四个脚趾育得像死毛毛虫一样，过了两年才达到三寸的模式… … 我的小腿细了，两只脚背拱起，又难看又臭。头两年过后，痛减轻了。但是把脚压缩到三寸长，只是苦恼的开端。在这之前，实在说来，那只不过最私下里的事情，需要天天留意、洗，同时总得包紧，日日夜夜别打开。趾甲没有修剪好，就会长到肉里，裹得太紧又妨碍血液循环，造成血毒或败疽症。常常按摩和用冷热水洗，可以减轻痛苦，可是不论走多点儿路都困难。脚趾下面还常生茧，要不时用刀刮。因为全身重量都压在脚后跟，它有时前倾，有时后倾，因为小脚不像天足那样有弹力，因此使人又累又不稳。总而言之，缠足开始时是一种体面而阔绰的表现，使一个女孩在家务上用处不大，更多地靠别人帮忙。可是这个风俗一旦在民间流行起来，金莲小脚就被认为是找好丈夫的必要条件。儿女婚姻当然都是由家庭和专业的媒人安排的，这一行业把女方脚小看得比面庞或身材好看与否还要紧。当19 世纪末期反对缠足运动开始时，许多做母亲的和女儿们顽固地墨守老规矩，避免出头露面，怕人看见大脚难看。两脚纤小是全家以及牺牲者本人的社会夸耀。从头到尾，你可以估算一下，在这个风俗通行全国的1000年间，至少有10 亿中国女孩子惨遭缠足之痛，从而赢得夸耀和喜悦的奖赏。关于缠足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它居然被人发明出来― 这样一项物理、心理和社会学综合工程的绝技；第二，一旦发明出来以后，它居然广泛渗透和持久延续在通常讲究人情和实际的农民群众中间。我们现在仅是开始了解这个现象。上层阶级一种色情的奢侈习惯，居然渗透到旧中国的农民中间― 对他们说来那只能降低生产力― 这一事实，表明旧社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同源体。最后，男人笼络着妇女，使她们残伤了自己，表面上达到性的满足，实际则永远实行着男性的统治，这真是一种独出心裁的创造。新嫁娘离开她们自己的家，以最低的身份进到她们丈夫的家，做婆婆的仆役。丈夫是从未过见而由别人替她们选择的。他们可以干婚外冒险的浪漫事，并且如能办到，可另娶妻妾。但是一个妇女，只要许配给人，哪怕丈夫夭亡时还是个孩子，也要守一辈子贞节。毛泽东说，“妇女能顶半边夭”，但是在旧中国，她们连抬起头来都不行。像人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妇女，她们的才华，过去是没有机会成长和施展的。这使现代社会的基础非常脆弱。这样，到19 世纪中期和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的时候，中国不对头的事物，除了人口的压力和腐败之外，就很多很多了。如果4 / 5 左右缠足的妇女自认为她们身残体弱是命该如此，那么种地的男子也就有4 / 5 左右处于显然不平等地位。佃农制度在中国南方天热多水、土地产量较多的地方是比较普退的。北方农村自耕农占多数。但是不管什么地方，人口压力提高了土地价值，就使当地主成为理想的投资形式。财产的价值靠的是治安。穷人多了，就来越容易参加阶级斗争去反对那些依靠政府维护治安的富有者。政府摇摇欲坠，叛乱接着起来，于是就有一个新的朝代-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来恢复国家和社会的复杂的平衡关系。但是1840年以后新的思想在中国蔓延开来：首先是民族主义和平均主义。前者打击的，是外来的满族统治，后者打击的是儒家统治阶级。两者都表现在太平天国起义之中。太平军运动在许多方面沿袭着过去农民起义的模式-它作为一个宗教会社争取了追随者，把他们组织成军队，举起一个新政府的旗帜，然后以暴力突击方式向广大地区扩大。这个模式乍看起来和此前或此后的起义很相像，但是具体人物表现不同，实际发生的事就全然不同了。首先，创建者必须靠他的人格威望集合一批忠诚的追随者。朱元璋在14 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这么一个人。以一个战士队伍的领导人出身，他打敢了长江上下游的所有敌手，建立了明朝。他以南京为根据地，据有整个南方，继而将蒙古驱逐出北方，以700年前唐朝的模式建立了他的政权，一步一步成为至高无上的巨人。太平天国的创建者是洪秀全。他宣扬的教义是他自己编的根据基督教耶稣《旧约全书》 来的，他的“太平天国”在南京统治11 年（1853-1864年）。但是许多事一开头就注定要失败，中国社会好像是准备好了要诞生一个新的朝代，不过19 世纪的外部环境，却造成了一次流产。一个新的民族生命机会失去了。洪秀全于1843 年在广州科举考试落第之后，对于满族统治中国极为愤怒，于是读了一些耶稣教传教士的经书，其中似乎解开了他早年神智不清时的幻觉：夭父上帝召见了他，要他拯救人类，而耶稣是他的长兄，洪秀全本人变成了一个惟一侍奉真主上帝的战斗的福音传道人。他在1847 年和一个名叫杰科克斯 罗伯茨的浸礼教会的传教士一块住了一个月，他教他怎样祈祷、宣讲、唱诗、做宗教问答、忏悔、洗礼以及其他种种耶稣教的原旨教义。洪秀全一直相信基督教的那些经文是一个叫梁发的早期广州人教者写的，他在《旧约全书》 中看见一个故事，说有几个上帝选定的人在上帝帮助下起来反抗压迫。梁强调了耶和华的正义的愤怒，而不多讲基督耶稣的慈爱心，给了洪秀全在神学方面的指点。可是洪有了两个最初的信徒后就创造了一套反传统的一神论。他的这一套教义倒也形成了太平军的信仰，但外国传教士认为过于裹读神明，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它又特别强调了“真主上帝”，同三合会等秘密会党也合作不起来。同时它又离经叛道，不能赢得士大夫的首肯，而这些人通常是建立一个新政权少不了的要素。这个秘密教派自称“拜上帝会”，开始时在广州以西的广西山区活动，那里各地住着瑶族以及和洪秀全一样的客家汉人。他们是几百年前从华北移民过去的，还保留了北方方言和其他民族习惯，如反对缠足等。作为华南的少数民族之一来说，散居各地的客家人习性特别坚强，有干劲，惯于保卫自己。洪秀全怎样变成半个中国的叛民之王，这是一个和拿破仑或希特勒相似的故事，其中充满罗曼蒂克的戏剧性、神秘的机遇和从来争论不休的个人与社会因素。归从他的人相信上帝命令他们推翻满族统治，在上帝的子民中间建立一个兄弟姊妹间团结友爱的新秩序。首脑部由六个积极分子所组成，他们结拜为盟兄弟，以洪秀全为长，主要的军事领袖是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工杨秀清。他有一种本事，就是使上帝附体，并以他（上帝）的口音说话，说的时候连洪秀全都哑口无言。其他几个领袖都是文化程度很低的儒生，而不是单纯的佃农。他们从古老的经书《 周礼》 中学到政治军事制度。他们的运动有很高的目标，有高度的组织性，过着严酷的清教徒式生活，最初甚至男女分居。太平军的基督教义一半是从外国借来，一半是为了适合中国人而创造的，有一全套祈祷、颂歌和礼拜仪式。他们宣扬人类都是惟一真主上帝的兄弟和姊妹。不像道教主张的消极无为或佛教的“来世”之说，耶稣教《 旧约全书》 则提出用击鼓吹号激励人们战斗，勇猛前进，对抗他们的压迫者。广西客家人中的真正信徒编成的队伍，是战斗中最勇敢的，．他们对普通百姓关怀备至。毫不奇怪，洪秀全的教导创造出一个为战争而组织起来的新的中国人教派，它使用1800年间基督教史中行之有素的真正技术，激发每一个人的虔诚信仰并保证他（和她）言行一致。太平军的基督教是专为战斗行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东西方特异的混合体，除了100 年后中国借来并加以汉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那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洪秀全大概没有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毛泽东可能从拜上帝会成功的故事中得到这个思想启发。1850 年广西远离北京，很少驻扎满族军队，而同时由于英国海军巡弋，西江一带鸦片烟犯和海盗大批涌人内地，大大冲击广西。治安混乱，激起当地人民纷起自卫，民团与土匪同时蜂起，两者同样靠人民吃饭，百姓又无其他出路。拜上帝会的成员和其他民问组织一样，武装起来自卫，只不过他们是秘密活动，并有一个较远大的目的。到19 世纪父年代后期，差不多两万信徒响应洪秀全号召动员起来，和朝廷派来驱散他们的军队作战。1851 年l 月21 日，洪秀全38 岁生日那夭，宣布“太平夭国”成立，他自己是这个新朝代的“天王”。太平军富有斗争精神的信仰激发着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这个军队早期严格遵守道德纪律，和普通人民十分友好，并以他们的虔诚信仰吸引了大批新的依附者，吓坏了反对者。他们打出形形色色的旗帜，部分原因是为了识别各单位。太平军不再留那满清作为忠君良民象征的辫子，而蓄长发，从而被称为“长毛”，那个样子比大约100 年后西方反文化的学生造反派分子还吓人。在中国，1850 年到1864年这15 年的内战，对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破坏。大约侧刀座城垣易手，大屠杀常常伴随而来。19 世纪仍年代初期美国的内战是工业时代第一次大规模抗争，以火车轮船和瞄准的武器为要素；在中国，太平军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可算是前现代时代的最后一次这类战争。军队用腿走路，就地吃饭，没有医疗队，缺乏现代地图和电报，偶尔在攻城时用抢，常用的战术是在城底下挖个地道，埋火药爆破。在长江和大湖上有使用木船和灿板的海军，轮船几乎没有。虽然有了滑膛步枪，但拼杀还是刀、剑、长矛、棍棒和交手仗。这就需要战斗激情，而不是技术训练。一支进攻的军队可以从征募新兵或改编俘虏来补充伤亡的兵员，但是指挥官不能总是靠着他们，更不能单靠他们杀敌制胜。皇家将领们招募了满族和蒙古世袭军人，但他们不习惯于潮湿的南方生活，而且骑兵在稻田无用武之地。战斗主要在汉人同汉人之间进行。官方报告军队两万三万，有时加万30 万，叫人莫名其妙他们实际上吃的什么，走的什么路线，因为那些地方一般没有道路可走。军队总数老是讲大概数目，实际上少得多。1851 年太平军猛然北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于1853 年初沿长江而下，夺取了南京，定都为“天京”。他们的战略正是一个烧炭的文盲率领一个雄心勃勃的委员会所能做到的那样，对外面的世界份然不知，把上海让给清政府不打，也不发展任何对外关系。他们被胜利冲昏头脑，派了不适当的部队同时分兵北伐，想攻打北京，又想西征恢复华中。两路出征都失致了。指挥官多半靠自己作战，既无情报交通，又没有相互配合，只是随机应变。太平军领袖们除了聚精会神于宗教和战斗外，对经济、政治和全面规划，一无所能。因为缺乏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他们一般地都没有做到接收和管理农村作为人员和粮食的基地。他们攻打一个又一个城市，靠掠夺和征收的物资过活，跟皇家军队差不多。所有这些都由于他们狭隘的宗教信仰而来，可是这就使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同他们敌对起来，本来这些士大失阶级是能够替他们管理一个政府的，他们却没有被派上用场。结果是地方上有土地的上层人士在农村稳坐不动，没有发生社会革命。同时太平军最初的信仰和严格的军纪逐渐松弛，也使运动受到损害。在南京城里，领袖们很快有了各自的军队、宫殿、殡妃和拥护者。他们花去很多时间过细制定贵族等级、荣誉和礼节的制度。1860 年外国传教士进见太平天国首相时，见他头戴一顶绣金的王冠，穿着和他的军官一样的红黄色丝绸的袍子。原来平均主义只实行于士兵之间。到1856 年，最初的领导者自己毁灭了自己。当时的行政和军事统领东王杨秀清阴谋夺取天王洪秀全的王位。洪则密诏北王韦昌辉暗杀杨秀清及其部属。韦醉心权位，遭忌被杀。翼王石达开恐累及自己，脱离南京，率大军西去，留下洪一人和一些无能的亲信坐以待毙。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试图从太平天国反对满清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的活动中取得某些历史经验。太平军反对一切旧的恶习― 赌博、鸦片、吸烟、偶像崇拜、通奸、娟妓、缠足，特别赋予妇女自由，她们支持甚至服务于军队，并管理宫廷事务以代替太监。但是太平新历和根据他们的教义和洪秀全著作而实行的科举考试，并不比老的好；把25 户人家连成一个大户的理想，一直没有在农村实行。最后一任首相，洪秀全的侄子洪仁轩① ．虽同传教士相处几年，有一套西方化的纲领，却也未能实施。同时太平天国领导的昏庸无知、排外自封，既没有经济纲领，又没有创造性地建立起自己的军事权威，导致了中国百姓惨遭涂炭，民众叛乱在中国很少有好结果。现在这次也给基督教带来一个坏名声。①原文如此。应为洪秀全族弟。― 译者洪秀全借用基督教起事，不管出了多少毛病，是1890年以前中国从西方取来的最大一项娜借。太平天国的耶稣教对于违犯“十诫，的人，处以死刑。当那个顽固不化的怪物、英国领事米多斯在1853 年见到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时，他向韦背诵“十诫”。韦吓得魂不附体，大声喊叫说：“我们正是这样啊！我们正是这样啊！"当然，耶稣教传教士们看到别人侵犯了他们孜孜不倦的专享物《圣经》 时，是痛恨的。那些更抠书本的人对于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并且把中国的家族制度塞进基督的天堂，称做上帝和耶稣的妻子，简直觉得是奇耻大辱。洪秀全假借基督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把基督教变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最好机会。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先知，什么外国信仰能够征服中国呢？那些少数贸然到了南京的传教士，虽然受到客气的接待，却有个鲜明的印象，就是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徒们，并不向他们请教基本的教义。太平天国的中国人都自视甚高，把自己看作“中土”之民，比别人优越，虽然对“外国兄弟”一般说还是客客气气。他们的第六“诫，, : “你们不应杀人、伤害人”，用中国话翻出来，是“全世界是一家，男子都是亲兄弟”。洪秀全为小孩子背诵而编写的《 三字经》 讲述了上帝怎样帮助摩西和以色列人的故事，以及耶稣的生活和作为救世主而死的事，还把中国古代商朝和周朝崇拜天帝之事与之并列（无意中沿用了耶稣教的说法）。但是讲到秦、汉、宋代的统治者，又说他们迷失正轨了，直到1837 年他被接入天堂、受命驱逐满族魔鬼、拯救世（中国）人，才改过来。这真是一种文化上的种族杂拌学说，但是对于外国传教士说来，很少人听得进去。所以他们失掉一次机会。同时，天主教的法国反对太平天国的耶稣教，认为它是马丁 路德放出的魔鬼又一次露头了。太平夭国像迎太基一样在历史中消失了― 只是留下个名字而已。现有的记载都是有偏见的，因为帝国主义毁灭了所有太平天国时的文献，除了主要为外国人保留的外（有些是本世纪在法国和英国图书馆里找到的）。太平天国到最后几年出现了有才干的领袖，但为时太晚，一个这么多人为之奋斗而牺牲了生命的事业，必然有很多贡献，但也只是和满族统治下衰老的秩序比较而言。对于错误领导下的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完全取决于满清帝国方面能否通力合作，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但是，尽管差不多每个省都被太平军侵人过，据守过，而清廷方面仍在若干地方保守州县官僚机构收税甚至上缴税款。对于省内过境贸易，还征收了一种新税― 厘金。鸦片生意自1858 年英国要求合法化以后，也征税了。经过动乱频仍的10 年，清廷国库空虚，朝政危殆，1960年一个新的儿皇帝（同治）登基，186l 年北京终于发生了一次政变。简言之，1856 年以来和英法作战毫无战绩的死硬的排外派，被一个新的满族领导所取代了。新政府采取了一个两面政策：对外，接受不平等条约制度以绥靖外国列强，对内则给予汉人以统率权，借以击败叛乱。这就开始了清朝的“中兴”。战败太平军的新统帅是一个湖南出身的儒家学者曾国藩。他真正靠孔子经典起家，并且实行得很有成效。1852 年，他奉旨在家乡创办民团，曾对太平军的异端做法极为愤慨，自己搞团练自卫。他按照传统，招集了一批性格相似的指挥官。这些人不仅忠于他本人，同时也挑选了他们手下的军长，这些人再一个一个地征募士兵，这样建立起一个官兵之间互相熟悉、互相支持、一心作战的网络。它是一种将符合身份地位、活跃家族制度、互相承担责任的原则应用于军队的办法，结果证明行之有效。士兵从合适的家庭中选拔出来，待遇好，训练严。曾国藩在长江上建立起内陆海军，创办兵工厂，经营各种后勤。太平军中南方来的客家战士战斗意志开始疲敝，曾国藩的水师则打起胜仗来。原来对汉人怀疑的满族人，不得不冒风险信任汉人会忠于旧秩序。曾国藩能够把他的副将们当作省督使用，动员他们在华中一带协同作战。他巧妙地诱使太平军从长江上游下来，在两湖首府武昌作战。武昌曾六次易手。然后他又诱使太平军从长江下游移师西上。这时英法两国于18 切年派兵进攻了北京，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后，终于放弃中立，帮助满清政府守住上海、宁波地区。镇压是一件血腥的勾当，对于战俘，没有东西给他们吃，更谈不到使用他们。长江重镇安庆被围困一年以后，太平军终于投降。接受投降的指挥官在日记上写道：他请示了他的长官曾国荃（曾国藩的兄弟），曾说：" ‘凶狠的叛兵太多了！我们怎么处理他们呀？’我答道：‘最好是屠杀。’曾说：‘就是屠杀也须想个什么办法。’我回答说：‘营房门慢慢地打开，叫叛匪一次进来10 个，这样半天都可以杀完。’曾说：‘这个，我实在不忍心，可是你就这么办吧。’我就做了准备。从早7 时到晚7 时，一万多叛兵都被杀死了。然后我去汇报了。”（当然，“一万”表示很多很多。即使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率，一分钟杀死10 个叛兵，而且只能用手，没有现代化的机关枪之类，12 个小时内也只能杀死7200 人。）当曾国荃写信报告担任总司令的曾国藩表示懊悔时，曾国藩这个典型的儒家完人回信道：“你统军打仗，杀贼是你的使命，杀多了有何懊悔？"这种情景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事，因而估计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国人口减少2000万是不过分的。洪秀全病死后不久，天国败亡，南京陷落。遭受大肆掳掠之后，长江下游各省经过3O 年之久才复苏。太平天国起义只是那个时期最大、最著名的反叛运动。厦门和上海也有秘密会社，另外还有攻击广州的事，所谓捻匪在北方造成恐怖，云南、陕西、甘肃的回族汉人纷纷揭竿而起，贵州则有苗族人起义。千百万无辜人民惨遭杀戮，战火蔓延至不可收拾。人们估计，1850 年中国人口约为4 . 1 亿，在太平天国起义，捻军、回民和其他小的叛乱之后，到1873 年大约减少到3 . 5 亿。这样，西方炮舰对中国的侵扰，甚至于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和19 世纪中期席卷主要各省的战乱比较起来，不过是短暂、小规模的和次等的灾害而已。在中国新的通商口岸获取了特殊权益的欧洲人和美洲人只处于这个社会大混乱的边缘，而不是它的创造者；对某些中国人说，它们代表一种新秩序和新机会，但对大多数人说，它们是不重要的。太平军没有能使中国按照他们的古怪方式基督教化，这一点不应使我们同意那种陈腐的老生常谈，以为中国人从来不能接受外国宗教。事实远非如此。佛教在公元一二世纪初期征服中国和基督教在西方的崛起，是同一个时期的事。两者都同样被说成是“野蛮和宗教”的结合（用E ．吉本的话说），它们分别取代了汉朝和早期的罗马帝国。佛教在中国的历史，自4 世纪中叶至8 世纪末，经历了佛教在宫廷享有尊崇地位和印度佛教经义得到普遍的汉化，以致形成独特的中国佛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繁衍成五六种中国的宗派，同时还出现了大批寺院，这些寺院很快变成大土地所有者并且成为中国国家财政管理上的一大棘手问题。可是当欧洲分裂为新的民族如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时，在中国，唐朝（618-907年）却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它的官僚机构不久就把整个佛教，包括它的人员和财源掌管起来。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冲击，还可以拿另外一件事来比较，就是中国对伊斯兰教的吸收。伊斯兰教最初是经过海上传到唐朝和宋朝的南方口岸的，福建的泉州就是阿拉伯的宰屯。泉州和广州都有阿拉伯人商民聚居区和他们的礼拜寺，这是7 世纪及其以后大批伊斯兰教徒向各地移居的一种结果。反之，基督教最初是经由陆路、以一种叫做“景教”的异端教派形式进人中国的。这事在1253 一l255 年天主教方济各修道士鲁布洛克到达成吉思汗宫廷以前，就在蒙古人中传播开来了。当然，在那以前，伊斯兰教已经立足于中亚细亚，并在蒙古人生活中起着一定作用。到了元朝，成队的伊斯兰商人经营公卖的货物贩卖给中国的蒙古首领。基督教到16 世纪才从海上来到中国。由于伊斯兰教从亚洲西部沿着通商路线进入中国，它在中国的西北甘肃和陕西农民中首先落脚。据估计，它随着蒙古人浸人中国的西南地区迂迥到南宋的左翼，扩展到云南和贵州。伊斯兰教各宗派问的关系，常和欧洲的天主教与耶稣教间的关系一样紧张激烈。伊斯兰教修正主义好像18 世纪上半期美洲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一样（那次运动把耶稣教传教士赶出大西洋共同体之外），在性质上是极端原教旨主义；他们的领导人常常是《 可兰经》 的真正信仰者。这些人已经朝拜过麦加，认为自己是被真主召唤来肃清信徒中所有腐败自私自利者的。例如那克什班第亚教派在19 世纪初期挑起对喀什与和圈的神圣战争，就是如此。相比之下，19 世纪50 年代太平军创造了一个被歪曲的耶稣会，不久就被消灭了；而随后70 、80 年代的穆斯林叛乱却基于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大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最大差异在于：早期从西亚传来的商业和科学风气对于儒家帝国建立已久的秩序威胁很小，而份世纪的基督教却是欧洲现代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统治阶级感到直接受了威胁，因而排斥了这个外来的宗教。这样，把基督教带到中国去的西方扩张本身，使它在那里不受欢迎。关于中国的传统看法也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是：英国在1839 - 1842 年鸦片战争中的胜利打开了太平天国之类的灾难道路，从而开始了中国现代史；而太平天国是欧洲的卡尔 马克思一代人所听到的鸦片战争之外第二件大事。现在的看法就不同了：国内的发展已使老的帝国秩序分崩离析；新的社会力量脱颖而出并终将使中国的生活革命化。西方基督教的影响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狂热的叛乱者手中变成一幅讽刺画。如果在通商口岸开放后西方通过正统的商业渠道对中国施加商业影响，结果就会不同了。06 西方的入侵在第5 章中，我们注意到中华帝国政府的原有机构怎样变得不能适应它的需要，如满洲八旗制度，食盐公卖，大运河潜运，黄河防汛，科举考试等，都出现紧张情势。在清朝对外关系的进贡制度上尤其是如此。在掌握政权的人看来，中国的大革命开始于19 世纪扔年代。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好像突然从里面翻转到外面来了。么Xe 年来，帝国的重大安全问题都在亚洲内陆的边境― 怎样对付长城以外干燥草原上一跃而起的部落骑兵的打击力量。对于那些部落民族来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从来是无法替代游牧狩猎经济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些部落有一个伟大领袖，如13 世纪初的成吉思汗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就麻烦了。北京的每一个政治家都知道来自亚洲内陆种种威胁的历史故事，许多中国的战略家都曾为此筹谋对策。但是到19 世纪30 年代，情况倒转了。250 年来，从海上来的欧洲人购买中国特产的手工产品，特别是丝绸、茶叶，还有瓷器、漆器，景泰蓝和各种各样的古玩。与欧洲进行的这种贸易往来一直平安无事，不过一向不容易达到平衡。耶稣教传教士来了不少，但他们并非从事进出口贸易。不管怎样，到了ls 世纪中叶，他们来中国的必要性已降低到零。对英国的输出靠进口卖不出去的毛呢、印度棉花和硬币来平衡。不过，到30 年代印度的鸦片烟很快成为主要进口货。这个东西麻醉了不少人，又使许多人成为它的奴隶，有如现时畅销的大麻或海洛因。更坏的是，英国官员第一次在广州登台露面，就要求承认他们是外交官，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和天子平起平坐。最糟的是：除了这种放肆态度之外，他们又拿优良的海军大炮进行威胁。向来只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处境，突然转了一个身。外来的威胁现在呈现在帝国的另一侧面― 东南沿海。这就好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五角大楼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把瞄准点从对准莫斯科变为对准火地岛和开普顿― 人们从未考虑过会有什么危险从那里来。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了武力。英国的胜利把中国皇帝的国际地位整个颠倒了，他从一个文明顶端的宇宙统治者，降为一个半殖民地不合时宜的人物。在制定有关海洋问题的政策方面，北京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没有先例可以参照。从前有关海上安全方面的问题是属于省政府一级处理的事务，多数只限于剿灭海盗之类的事。过去的先例包括16 世纪从九州（当时还不是日本中央政府所管辖）来的日本海盗袭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其中有很多中国沿海的海盗。这些袭扰属于地方警备的问题，与国家间的关系无关。明朝援助朝鲜反对16 世纪卯年代日本丰臣秀吉的侵略，那是借口支援一个向中国纳贡的邻邦。那次行动消耗了明朝廷，而没有了结与日本的争执。1601年以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和长崎之间继续贸易，但不属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l644年满族征服中国后，中国反满的领袖郑成功父子据守台湾至1869 年，但这仍是一个边骚问题。清政府的政策是封锁边境，疏散沿海人口，禁止对外贸易，使异已分子无法取得食物。与此同时，荷兰人却被认作进贡的商人受到接待。所以广州的贸易还保留在消极的、防御性的纳贡结构之内。清朝处理国家对国家的外交关系，惟一的经验是和俄国的往来。这种往来不但在亚洲内陆边境进行，而且在北京进行石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刃年问一直局限于纳贡体制内，但在清朝档案中，有关中俄关系的记载要比广州地方同英国和其他海上强国交往的记载多得多。俄罗斯在清朝全盘战略中的亚洲内陆地位十分重要，英国则不然。满清的对外政策和满洲人本身一样，很少被人研究过，但事实上这是个很生动、有趣的题材。清政府从未忘记它自身对中国的征服，因此总是瞪大眼睛注视着边境外的对手。19 世纪为年代，道光皇帝面临的主要边境问题不在广州，而在亚洲内陆，特别是中国的东突厥斯坦《 新疆）这个在中国历史中记载很多的西域地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它是帝国政策的主要焦点，比朝鲜和越南都重要。北京的战略家们自然把脸朝西，而置海洋于背后和脑后、眼后。除了沿海的盗贼外，海洋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同亚洲内陆的关系自然首先从蒙古人开始。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按照自己的需要把豢古部落划分为盟，重新厘定它们的边界，给他们的亲王以至高荣誉并严加监督，密切注意。伟大的康熙曾于1687 年对蒙古亲王犷脱：“你们一向对我尊敬、崇拜、听话，像对父亲一样… … 你们今后只需仰望皇帝以同等的慈爱对待一切人。”到了1839 年，关于以父亲的慈爱统治子民为核心的孔教学说，曾被文人歌颂得天花乱坠，就是夭主教教皇听了都会感到嫉妒。下面是清代地理学家李兆洛( 176 ，一1841 ）描写皇帝对待蒙古人时的情景：“他晓喻他们像天和地的关系一样，他抚爱他们像父母一样，他像日月一样照亮他们，他像雷电一样震惊他们。当他们饥饿时，他供养他们。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拯救他们。他佑量了他们的能力，任以官职。他按照他们的等级和土地区别对待他们… … 他教他们识字和修养。他用规章制度扩展对他们的管理。天子从一个平民的小小一块土地上，分文不取… … 他改进他们的教育，而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他规定他们的整体，而不改变他们的价值。… … 如果他们造反，皇帝使他们就范。如果他们潜逃，他宽怒他们。如果他们回来投诚，他不追究既往。”惟一的麻烦是东突厥斯坦在19 世纪30 年代离蒙古很远，不大听从孔夫子关于恩惠和报答的道理，倒更倾向于伊斯兰教的激情。他们不久以前才被征服，对于它的新的满族统治者，就像刚被征服的印度对待喀喇昆仑山那边的英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一样。在英国越过大海到印度寻找财富的几十年间，满族人则在亚洲内陆为保卫中国而进行征战，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区在北京眼中如此值得重视的原因。英国把对中国的贸易看做其对印度贸易的延长― 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但是如果要想了解中国方面怎样看待中国现代史，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放在道光皇帝的位置上。他从北京看广州边境的欧洲人，从战略上讲和看待在中国西部边境的喀什地区同中国做生意的同样洋里洋气的穆斯林是一样的。但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多容易对付呀！道光知道那些计算得很精明的商人，只要一禁止他们做生意，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经常得到的报告，都说他们“惟利是视”）。而穆斯林则不然，你如果伤害他们的宗教，他们就会变成莱彗不驯的人。事实上如果道光和他的同时代人W 本迪克公爵（1828 一1835 年曾任英国驻印总督）交谈过，他们对于统治穆斯林问题会有共同的迷惘感觉。满清驻东突厥斯坦督办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距离。东南面隔着西藏，东北面隔着蒙古，这个地区又被夭山从中间分成两块。再往北去是伊犁河谷草原，那里至今被称为中国的“远西部”― 正像美国西部一样，有的是牧牛童、大草原和部落居民，其中有些是相互有远亲关系的美洲印第安人― 那里离北京3300英里远，用骆驼队跋涉山川沙摸，才能接近常年积雪的高山。若用美国过去的快马邮释，回到东方来要六个星期。在另，一方面，那里可远远不是一个没人知道的新边境。早在罗马共和国以后，中国军队就曾越过沙漠到达亚洲内陆。中华帝国在汉唐强盛时期已看到东突厥斯坦是一个重要的军事侧翼，从那里可以利用蒙古迄西草原地带的各部落作为杠杆，通过天山北路进人“西域诸国的门户”伊犁。13 世纪成吉思汗创建帝国时，这个地区曾经是他们的交通控制区（察合台汗国），后来满族视之为控制西蒙古人的关键地区。事实上满清王朝在18 世纪中叶的一次大战绩就是18 世纪50 年代远征伊犁，从而保证了中国东突厥斯坦的稳定。伊犁曾有13000名满清驻军。天山以南是塔里木盆地，因有塔里木河故名。这里的居民多散住在山麓与沙漠以及山上流下的雪水还没有渗人沙漠而留下来的水草地之间。每一片水草地养活着一个个通往中国、印度和西亚的商业路线上的城市。吐鲁番、喀拉沙赫尔、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闻和一些其他古代中心形成了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脉弧形中塔里木河盆地的一串项链。通常这里就叫做喀什地区。汉代中国丝绸运到罗马，以及中世纪旅行家马可 波罗父子叔侄慢慢走到忽必烈的夏都，都是走的这条水草地路线。19 世纪30 年代，中国对于这个广裹干旱地区各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建立了一个政治军事控制的网络。这些水草地只有大约孙万居民，驻军不多，免得他们供应困难。这里的民族有乌兹别克、哥萨克、吉尔吉斯。他们受土耳其、伊朗文明的影响，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代表中东广大穆斯林文化向东方的延伸，在宗教狂热方面和中国人民之间隔阂极大。中国在纪元第一个一千年间，已把来自印度的佛教加以汉化了。中国在中世纪，然而又在17 世纪，接受了基督教传教士的一些东西，在19 和2O 世纪也要这样做。但是伊斯兰教以其独特性吸引了西北和西南地区大批居民相信它。一心朝拜麦加的中国穆斯林，并没有融合到儒家帝国中。怎样对待中亚细亚非汉人中战斗性强的外来信仰，是一个真正的挑战。我们知道满清是通过它委派的地方官统治他们的。但是管理东突厥斯坦时，这些穆斯林地方官把一切法律案件都交由伊斯兰宗教组织按伊斯兰法律办理。居民一般用的是伊斯兰日历，他们的宗教、教育和文化生活都由在教的领袖掌握。北京的清朝政府只收税― 特别是商业税― 和维持治安。但是他们的传统儒教并不能融合他们，而只能有时候容忍伊斯兰自给自足、一应俱全的秩序― 伊斯兰是国家中的国家。所以宗教的起义是满清的主要问题。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或其他早期领袖的后裔家族，在人民中有很大影响。其中一个家族在17 世纪印年代满族进占中国以前就有一个时期统治过东突厥斯坦，后来被驱逐到帕米尔高原的浩罕一带。这个家族的一个后裔张格尔在道光登基后不久就出了问题。张格尔反对满清的圣战是由宗教信仰与商务两方面的原因的。简言之，由喀什噶尔往西的贸易原来都由浩罕商人掌握，浩罕领袖向清廷纳贡。这种办法早已成为中国边境周围地区为便利对外贸易而实行的常规。中国统治者告知那些渴望做生意的外国首领，他们要想同中国做买卖，可派使者到北京来磕头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不纳贡就不贸易。因此浩罕也称臣纳贡并曾经将张格尔扣押起来。清廷每年给以大批赏赐，作为他们效忠的回报。但是浩罕的商人在喀什噶尔这个主要商场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就要求更多的特惠待遇，臂如降低他们商业的捐税，委任他们的人做浩罕人在喀什噶尔经商者的监督人。他们要求随着商业而挂起旗帆来，很有点像后来英国人在广州要求的那样。当清廷于1817 年拒绝这些要求后，浩罕就释放了野心勃勃的张格尔。张立即宣布圣战，要夺回喀什噶尔。经过许多混战之后，张于1826年大举侵占了中国的东突厥斯坦，造成很大破坏。清廷派了一支22000人的远征军前往救援，经过一个又一个水草地，终于在1827 年收复喀什噶尔。这个远征军的指挥官之一是贵州人杨芳（177 任一1846 ）。他巧岁从军，在镇压l 劝1 一1 以拜年的白莲教和1813 年三合会的起义中功勋卓著，被封为侯爵和三省总督b 通过各种阴谋诡计、贿赂收买，张格尔被部下出卖，被杨芳俘获，1828 年被押解至北京。道光皇帝把他先祭于太庙，然后按他的叛乱罪状处以分尸死罪。清廷在武力牧平叛乱之后，迫令浩罕放弃他们的特殊权益要求，禁止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一切贸易，并没收了他们的茶叶和大黄药材。可是1830 年浩罕再次入侵东突厥斯坦，实行报复。清军予以抵抗，例如代表清军的蒙古军官毕昌在叶尔羌击退浩罕四次攻击。但是浩罕的商业实力和军事骚扰仍不容忽视，清廷终于和浩罕谈判，于1835 年达成协议，规定：( l ）浩罕在喀什噶尔派驻一个代表，另在下面的五个城市里派有商务代理人；( 2 ）这些官员对于该地方的外国人（其中多半是浩罕来的）有领事、司法和警察权力；( 3 ）他们有权向这些外国人征收货物税。此外，清政府还赔偿一切没收之物。道光应付英国问题，就是以他处理东突厥斯坦这些伊斯兰边境军队和商人的经验为背景的。在1839 年和英国发生鸦片战争后，满清在上次边境战争中的胜利者想用同一办法对付新的问题，道光又派杨芳去保卫广州。杨那时已70 岁，耳朵相当聋了，他没有办法击溃英国炮艇。他们把1830 年在叶尔羌打过防御战的蒙古将军毕昌所写的书拿来研读，而且把毕昌本人于1843 年调到南京，任打开上海和外国贸易之职务。清政府在1834 一1842 年间的对英政策要根据它在1826 一1835 年中亚细亚商业边境的经验来制定，这是非常自然的。西方对于这个事实的无知，强化了已经够严重的’‘中国独一无二论”，现在这种谬见可以不攻自破了。对于道光和他的朝廷来说，1835 年关于东突厥斯坦同浩罕的协议，是一种驯服蛮族的操演，就是拿地方性的商业让步换来一个稳定的边境。1842 一l843 年同英国汀立的鸦片战争的协议，与此是很相似的，就是试图把在亚洲内陆取得的某些经验教训，应用到华南沿海。这种关于“中国的开放”看法，在西方自由主义者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通常思想中，都是想当然的。这两种对鸦片战争的看法都强调工业化英国的扩张。他们指出大致从1760年到1834 年之间欧洲贸易在广州的增长，特别是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渴求。为支付茶叶货款，必须向自给自足的中国售出一些东西。除了白银和印度棉花之外，在l800年以后，惟有鸦片的需要正在不断增长。最初吸鸦片实际和吸烟叶一样，即将烟叶切成碎片浸在鸦片泡的水里，干了后放在烟斗里燃吸。那种烟只不过含0 . 2 ％的吗啡，颇为温和。但到18 世纪末期，吸鸦片的人开始把纯鸦片烟青捏成一个个小球放在烟枪中对着火焰边烧边吸那带水的鸦片蒸气，含量大约有9 % 到10 ％的吗啡，即强烈的毒剂。进口的鸦片― 主要由英属印度政府官方生产― 在18 加年以后飞速增长起来。英美船只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将鸦片 合法地运到中国海岸，然后由中国走私商违反中国法律贩往中国内地。他们是贿赂了地方官吏、甚至送了大量银钱给皇亲国戚的半秘密的走私网的一部分（鸦片生意不像后来的香烟业那样，无需登广告）。道光皇帝的禁烟令行之无效，直到后来连官僚阶层，甚至宫廷的太监都吸烟成瘾。军队中也染上了，结果有些己不能值勤。到1836 年，鸦片进口造成大量白银外流，中国发生财政危机，以银子计算的租税要用不那么贵重的民间通货― J 铜板― 来支付。这些政治和经济的考虑，一旦加在皇帝的道德义务上，就启动了反对鸦片的运动，而林则徐则成为它的最正义的卫护者。林则徐是最好的官吏典型，忠诚而有原则，但是他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借然不知。他作为一个“能于”的行政官已有显赫的声望。当道光于1839 年派他到广州禁绝烟祸时，他即以一个打击外国威胁的中国爱国者的身份而载人世界史册。他迫令广州的英商交出所有鸦片存货后，亲自监督那些鸦片当众掺进石灰，然后在1839 年6 月打开船舱，全部倒在海里。当时有一位外国观察家、第一个派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出身于马萨诸塞州贝尔柴顿的裨治文提出警告说，英国会报复。但林则徐回答道：“我们不怕打仗．我们不怕打仗。”战事打起来时，道光最初是支持他的。大家都认为1839一1842 年的鸦片战争是一次典型的非正义战争。鸦片必须出售给中国以平衡广州的茶叶运到伦敦、伦敦的货物和资本投向印度这样的二角贸易。以怡和洋行老板查顿（W.Jardine ）为首的英国对华主要鸦片商人，协助当时英国外相巴麦尊（帕默斯顿）措置军备、规划战略，把船只以至于领航员和翻译都提供给英国舰队，并以自己继续不断贩卖鸦片积累的白银作为英国远征和在中国开支之用。所以，这是地地道道用鸦片染成的战争，尽管根本问题是北京愿不愿意和英国订立平等国家关系的问题。道光拒绝放弃祖传的优越地位，结果背上了不平等条约的包袱。这幅图景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无非是多少有些内疚的自由派（他们直到1917 年才结束印度的鸦片生意）或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能不正视鸦片的分销者是中国境内的中国人，而且不久后变成了鸦片的主要生产者这个事实）的反思。对关心道光和他的大臣们当时实际怎样想的那些历史学家说来，这幅图景则稍有不同。清廷在中英沿海交战后所做出的让步，同几年前在中亚细亚向好战的浩罕所做的让步非常相似。正像卓越的中亚细亚学学者、已故的约瑟夫，弗莱彻所指出的，英中南京条约以及后来其他条约所包含的条款如：( l ）治外法权（外国领事对外侨的司法权）, 一种中国老做法的升级；( 2 ）赔款；( 3 ）低关税以及与外国收税人保持接触；( 4 ）最惠国条款（中国对外人“一视同仁”的表现）; ( 5 ）与外来者自由贸易，无垄断专卖（在喀什噶尔行之已久）―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1835 年清廷与浩罕所达成的协议为先例的。此外，指定贸易地点（通商口岸）是中国老早就有的边贸习俗；免除破头的平等关系，也是在离中国内地遥远的浩罕和中俄边境同样实行过的。满清的政治方针在东西两面边境是一致的，但是有两个重大区别：第一，英国、美国和法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扩张而来的海上列强，它们醉心于海上霸权、暴力、法律和条约权利，而且对它们来说，1842 一l 今抖年的第一次条约协议，仅是侵略的开始。帝国主义随后便接踵而至。第二，清朝为稳定远在中亚细亚的浩罕一喀什噶尔关系而作的让步，虽有损于清朝的威望，但只施之于中国本土。而满族自进北京接收政权后，继承了中国的中央优越感传统。无论谁在那里统治，作为天子就有接受外来者朝贡的天职。所以不平等条约是一种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增大的失败。清廷的失败使满族威信扫地，也引起内地士大夫的批评，从而导致汉民族意识的觉醒。归根到底，满族统治者不得不使中国人民接受鸦片灾害，是把他们的王朝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满清的现实主义一机会主义方针，从道光皇帝对爱国总督林则徐的态度上表现得特别显著。开始时他支持林禁烟，后来看到战争结果徒然造成英国胜利，不但自己毫无所获，反致英舰队迫近天津，于是道光改弦易辙，谴责并罢跳了林则徐，另派可信任的满族大员前往谈判议和以息英方之怒。新派去的钦差大臣琦善为阻止英方再度攻打广州，先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清廷认为琦善擅自丧权，又将其撤职，递解回京并没收他的私产）, 后又改派满族大臣者英，不仅与英国议和，并于1 栩阵年与美法订立条约。香英主持和西方关系六年（l842一1848 ）间，采取一种着重个人友谊的政策，变成了一个驯蛮子专家。归根到底，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和满族在中国的统治一样是历史的伟绩。香英不轻露笑容，而英国公使璞鼎查爵士则以长期驻印而著名，他们是能够彼此了解的。据说他“熟悉土邦宫廷的一切诡计狡骗，决不上当受骗”。即使如此，他对香英也不胜惊异。省英像对待一个蛮子老弟似的对待他。他和这位英国钦差通信中故意用汉语音译英文“intimate " （亲密的），把它写成“因地密特朋友”。他于1843 年6 月以钦差大臣身份乘英国炮艇前往英国的新殖民地香港。他拥抱着璞鼎查，“表现出一个老朋友为我们再一次会见而激动得无以复加的热情”。杳英在香港盘桓了五天，四处看看各种设施，然后交换南京条约的批准换文，在宴会上猜拳，还唱了几句京戏。璞鼎查在印度过了3O 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誉英说他自己没有儿子，想认璞鼎查的儿子做他的干儿子。他还说服璞鼎查和他交换各自妻子的相片。他向道光解释说：“英夷重女而轻男。”1844 年者英安抚西方侵略者的工作达到成功的顶点时，曾向皇帝报告他所使用的方法：“我们一定要以诚扼制他们，但更重要的是用巧妙的方法控制他们， … 对于这一类连称呼和礼节都茫然无知的化外之民，以空泛的名义和没有实质结果的方式敷衍他们，在制服和安抚他们的重大事务中是无益的。”道光谕示说：“惟有照此办理。”可是过了14 年，当18 哭年谈判天津条约香英再度出现时，英国翻译把在广州从他的档案中搜查出来的他的上述奏折当众念给他听，让这个老头大为丢脸。皇帝送给他一条绸带子，叫他自级而死。在不同的文化关系中打先锋，从来是危险行当。回过头看，禁烟主要是中国、也是满族为了拯救人民的一种政策，但当事实证明英国不可战胜时，绥靖政策便成为满族拯救王朝自身所必须的了。从这时起，满族对中国的控制开始松弛下来，虽然他们还极力争取外国的支持，苟延残喘到1911 年。在此期间．英印和中国的鸦片贩子得其所哉，大发其财，两方面的行政官吏也都为财源畅通而谢天谢地。你在中国做生意，又不会说中国话，不懂它的货币，怎么办呢？当然只有像所有进人中国生活边缘的外国人一样，去找当地帮忙的人。最初在广州出现的买办是一些替东印度人购买船舶的小代理人。替东印度船队进行大批丝绸和茶叶买卖的是经过特许的所谓’‘行”商。但是到1834 年，随着外国私人商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就不得不和公会、商会、银号以及一般商务制度打交道了。外商雇用的中间人叫做买办，可是他们现在经办的是在华外商的各方面事务，实际上已变成他们不可缺少的中国伙伴。按照合同，他们当然是西方征服者的下属。他们不属于同一个俱乐部。上海俱乐部（号称“全世界最长的酒吧”）的外国会员如果知道中国商会的豪华生活，他们会感到吃惊的。买办们凭他们同外国人的关系和保护，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现代经营家。他们投资到通商口岸的各种新兴事业，有时候比他们的外国老板还要阔绰得多。在新开的商埠（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外国商人面对着许多苦恼问题。条约试图把按商业法组织起来的自由企业嫁接到中国原有的经济上去，而后者是由沿袭寻常程序的在官方登记注册的商户组成的。例如，在外国人眼中，通商口岸的商业出现在昏暗的中国不过是文明的使女，开始时似乎对中国国内经济无足轻重。当然，19 世纪的外国人无法知道中国商业化的程度。1864年以后，中国海关统计主要涉及对外贸易，只有从观察家观点看，才涉及到土产贸易和木划子贸易。负责管理早期条约体制的英国行政官员极力鼓吹当时盛行于英国的自由贸易。他们主张发给外国商人一种过境证，让他们除了付海关税外到内地去不必再交税。同样，一个外商在某一口岸没有卖出他的货物，可以退回税款，把这批货运到另一个口岸去卖，不再加付关税。这种为方便外商进人中国市场的特惠办法，几乎立刻被中国人利用了去。中国人不仅大量投资到外国商行（例如罗素轮船公司，它的1 / 3 资本是中国人的）, 他们还开设冒牌洋行，就是利用商埠中某些洋行的外国“小开”出面领取过境许可证，实际运的是中国货。虽然上海俱乐部里英美老手对此中真相模模糊枷知道一些，但他们在中华帝国商业中的确已被广泛利用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意义上的中国商业生活现代化之所以姗姗来迟，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己经在商业生活中有着相当大的适应性，正像科举考试制度和政府的官僚制度之间已有相当好的契合，以致可以避开或缓期进行“现代化”一样。我们只能再一次断言：中国之所以如此壮落后”，是因为她太先进了。过去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官燎国家不关心甚至敌视商业，这种看法此时已得到重大修正。在19 世纪，中国官方已作出努力来方便商业，原因很简单，这可以给他们增加收入。有一种估算是，1753 年国库收人的74 % 来自田斌，而l 侧犯年田献只占35 ％。这再一次告诉我们：因袭下来的旧观念一经修正，就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对于19 世纪的商业化采取了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英国领事们一到通商口岸（商埠），就在实施“过境税”间题上和中国官吏们发生冲突。“过境税”是一种对过境货物课以少量税款的应用广泛而复杂的制度。隶属于户部和工部之下的海关行政，在全帝国的重要商业点设有妙个分支机构，每一分支机构每年规定，定数额的税款交给北京，总数为礴笑万两― 一个不小的数目。每一个分支机构在商运路线上还设有征收点，它们在一个中心地点，如杭州、南：京和其他长江口岸汇集，这些口岸后来大多变成通商口岸。1854 年中国海关成立以后，原有的清朝制度，外国人称为“当地税关”( 190l 年后统归海关税务司管，因为它们的税收被作为庚子贻款用）。但是在19 世纪中叶以前，“当地税关”是一个由北京掌管的行政机构，专门征收货物和船舶运转的税收，后来又叫“土海关”。海关税务司经管中国的外贸税收，但是内地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自19 世纪4O 年代条约签订以后就成了问题。当外国船进入中国口岸贸易时，那些船上的人多半是中国商人。一般的处理原则是按“土海关”办法征税。但是中外商人在货主问题上伙同起来捣鬼，把事情很快复杂化起来。有关的中国官吏非常关心于向税务司报税，并将税款如数转交给北京。可是地方收税机关归当地省政府管，它的官员把定额收够后，多余的款项全归他们自己处理。中国省级官吏要把中国贸易置于土海关税则之下处理，而英国则鼓励中国商人在外轮上运货，付出比条约规定低的税。外国和当地不同的商业模式和机构共生的现象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首先举地方船舶的航运为例。在18 世纪商业扩张时期，沿中国海岸和内河湖泊中增加了成千上万不同形式的船舶。例如航行在长江三角洲水域的一种叫做“苏商”的船，船尾很高，是可以航海、常常油漆得很漂亮的大船。像中国所有船舶一样，它的舵就像比欧洲人早1000年用过的那种舵。船身有六个不透水的舱，那也是中国的一种古代发明。还有两个桅杆，有绳索可张帆，乘风破浪而行。其他类型的船专用于内河航行，有的是拖到长江或其他内地水域而建造的。建造它们的目的不在时速，只要求耐用、经济和运货效能。当19 世纪蒸汽轮船开始航行于中国的主要江河时，中国的木船队伍也扩大起来，以应付华中和华南内地江河水上货运的增长。总而言之，中国利用风力和体力推动的水上运输系统并没有因为有轮船而被取代。实在说，它看来倒更增长了，因为人的体力是如此之便宜、廉价。与此同时，中国商人的事业也在发展，他们也很快经营起他们自己的轮船了。近海和长江上的货船挂的旗子主要是英商怡和、太古洋行的英国旗，这些是外国人知道的，且与国际来往有关。同时，虽然程度不敢确定，蒸汽机已开始在完全由中国管的各种小船上使用起来。蒸汽动力已经广泛应用于内地水上运输，而不需花费修筑铁路的钱。一句话，我们可以作出结论，燕汽运输简单地并人了已有的商业网络中。在这里，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不平等条约不像外国人想所的那样给中国带来那么剧烈的变化。07 现代化的努力如果我们在评价1842 年通商口岸的影响以前需要先回顾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坦率地说，这种形同样适用于中国早期的现代化。那些试图搞现代化的学者型官吏吸取了什么智慧？他们的才能是什么？盲点是什么？让我们先看看他们接受的遗产中某些不适当的东西― 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传统，经典学术中的新事物以及刚刚向西方学习。中国进行西方化的努力，有一个古典的名词― “自强”，以强调中国的自主和首创精神。推动力来自几个不同源泉，首先是学者型官吏们讲究治国之道的传统，强调“经世致用”的知识。讲究治国之道的人开动脑筋，想法解决怎样把经运河运来的南方贡米弄到北京之类的问题，诸如运河塞塞不通，黄河、淮河不时演决成灾，官僚的冷漠作风盘踞了潜粮行政机构，世袭的押运粮船军队腐败叛乱等。19 世纪加年代国策的答案是，运往北京的粮船改由海上绕过山东半岛。这是可行的，但是既得利益者极力阻止，使它继续不下去。( l872 年以后的解决办法是开了一条中国自办的轮船航线，对运米实行垄断。）治国方略的实用主义，引导林则徐督办采取英勇但无益的努力，企图在1839 年禁绝鸦片。但是林对中国以外世界的无知，导致他恰恰在巴麦尊开始执政时盲目地挑起和英国的战争。林氏努力寻找使他蒙受这次打击的原因，可惜太晚了。他的朋友魏源利用林所收集的一些情报编纂了一本世界地理书― 《 海国图志》 ，从而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魏源表现出的治国方略传统，在明清两代已有一个很长久的酝酿期了。简单看一看这个传统，对于中华帝国晚期行政人员掌握所谓“洋务”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他们的创新能力问题，可以有些了解。简单说来，18 世纪的经济发展和知识界的发展同时并行，而后者与同时代在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可成为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古典学术界，对于西方读者说来，常常是个不透明体，就像教堂的神甫一般。但是近代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中国的经典学者在闭门不出象牙之塔后，开始触及中国的现实问题了。（是否可叫做“原始启蒙主义”呢？我想不是。）这种学术界的成长，发生于18 世纪中纷纷成立的书院。典型的书院是一座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的居住单位，最理想的是在农村环境中，有古树和群山，“山清水秀”，像中国山水画描绘的那样。古典学者的生活靠近自然界，过孔夫子那样严格朴素的日子。例如杭州的敷文书院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书院：一层楼房子，在一个山谷丛林中，高低几重院子。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后于1685 年和1754 年软赠给它许多藏书。皇帝给予它的赞助表现了满族统治者关心汉族士大夫在他们羽翼下的存在。满清还承袭明朝一种学校形式，就是在省、府、县各级设立学校。这种’‘学校”和住宿的书院不同，是专为经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在那里自学，准备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而设的。政府对于知识分子进行监督，赋予其官方的身份，有的甚至还有经济补贴，目的在于扶持正统，并防止像明代末期在政治上闹事的党争那样的事态重演。中国学者对满族的征服长期怨恨不满。清政府开始时禁设书院，禁止一切政治议论。但是文学团体和诗社之类不是容易取缔的。18 世纪初期，清政府许可在官府监督下由私家自办“义塾”。1733 年北京开始许可恢复书院，但仍由官方控制，以帮助学者准备考试。1750年半官、半自主的书院开始在高级官吏主持下纷纷成立。这种书院里学习的东西，无非是训沽和经书。到1800 年，特别在长江下游各地，成立了几十处这类书院，还对学员提供律贴，设有图书馆，在官方直接控制之外从事严肃的历史和经典研究。这种多半自主的学术事业，成长的关键是高级官吏的赞助。他们的财力足以吸收一些有才能的学者作为他们的“幕宾”来编纂学术著作。代表这种趋势的楷模人物是阮元― 一位精力充沛的藏书家和编纂家，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广州任所曾建“学海堂书院”，主持编纂了很多有意义的书，例如《 皇清经解》 共3 印卷，重刊了清朝75 个作家的150 部评论经典的著作。阮元刊刻这类经籍、注疏、辞书等，雇用了一大批学者，用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从事外贸、家资殷实的“行”商。这一批批学术著作提出了什么新的见解呢？简单说来，18 世纪的复归经典古籍是为了对抗宋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学的枯燥无味的哲理道德说教。这种以新面貌出现的学说被称为汉学，以区别于宋代理学；它的特点是在填密的考证基础上对经典著作给以文字语言学的批判。例如考证发现丈尚书》 中不少章节是后来伪造的腰品或从其他书中插进去的。这的确是新闻，好像基督教圣经研究中发现（死海书卷》 和《 圣言录》 一样。它打破了儒学正统的束缚。特别是汉学研究者使用了“今文”经书，就是后汉时发现的老版本。重视考证工作刺激了强调道德原则的宋学的复兴。在清代汉学家中产生了一种汉、宋时代学术中的折衷主义倾向，使19 世纪中叶以后的学者不仅关心和外国接触后发生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关心这个时代命运显然日趋危殆的问题。魏源是一个有汉学渊源、面向西方、讲求治国之道的卓越学者，所以他的生平是颇令人省悟的。从1813 年到1821 年八年间，他靠政府傣禄在北京学习，后来他通过自己对经典著作的研习，参加了“今文”学派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解释。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宋代学者主张的历史以有高尚道德的领袖的意志为转移的论旨。1825 年，他开始编纂清代关于治国的主要著作。清朝官吏和他们的幕宾（顾问）们的文章谈到了行政管理上各种棘手的何题，特别是财政方面，诸如食盐税．或田赋、或运河的粮运系统等问题。在国运显然衰落时期，道德方面的领导和行政管理同样重要。魏源在应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参加了运到北京的贡米不再经过运河而绕过山东改用海运的努力。魏氏还协助改良食盐公卖制度，以使海盐从长江以北海岸运销至内地。为了防止走私，降低一r 盐价。他钻研的另一个问题，是乾隆皇帝进行的十大战役' “一全之武功”）。自1829 年起，他撰写了＝部乾隆的军事史。这件事引导他关注海防问题。所有这一切背景，帮助他为写《 海国图志》 一书做了准备。这是一部：有助于战略思考的、有广泛影响的地理著作。清朝的国策家们过去总认为，对外贸易和对外商的管理仅限于亚洲内陆，现在开始注意起沿海来了。这就使魏源成为林则徐在）’洲控制鸦片贸易时的莫逆之交和盟友。不过魏源关于海外诸国的著作，虽然注意到欧洲通过海外贸易和海军炮火对东南亚的人侵，但他似乎接受了割让香港给英国的处理。他认为这是清朝对英国的有用的绥靖（安抚），而不是英帝国插进中国的一个楔子。要使他想到海上列强的问题，那时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还有一个人比他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他就是福建巡抚徐继金。他利用外国传教士乎中的地图和资料，于1848 年编写了一本关于各国历史地理的系统记载。他写道，英国在明朝中期曾在美洲殖民，后因课税过重丧失了那块殖民地，但它保住了印度，又侵人东南亚。“英国人口繁密，而粮食不足。他们不得不进日粮食……有49 万人从事纺织，纺织机器为铁制，由蒸汽推动，故可自动运行。”英国600艘战舰中有100艘蒸汽轮船。他还说：“蒸汽机正在美洲利用起来，甚至用之于铁轨上拖拉车辆。”对普通的中国读书人来说，徐继舍关于地球的见解比核物理对我们都新奇得多，而且是同样令人惴惴不安。在统治阶级中间，那些懂得外国事物的人们和大多数仍然埋头在经典和科举考试的人们之间的差跟日趋扩大。有些显赫的官吏罗致了一大批能干的年轻专家，有的出国留学，学会了外语和各种学问。这种努力开始的时候，正碰上大灾难来临的时刻。从18 印年开始的4O 年是巾国革命明显的孕育时期― 旧的制度似乎又要运行起来，西洋的方法有些己采用了，而中国的进步比较起来是如此之迟缓，以至于变成一只在更大的外国侵略面前坐以待毙的鸭子。帝国主义列强互争雄长，到1898 年达到可怕的高潮。这～时期以19 阳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而告终。显而易见，这40 年中国耽误了时机。当日本终止了她的闭关锁国政策，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准备变成 个世界强国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这个问题在整个加世纪中都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中国爱国者的心灵。最初是在社会进化论（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答案。简单地说，中国在各国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打了败仗，这部分地是由于她的迟缓，没有及时结束这个古老的帝国。问题出在内部。但到192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另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问题出在外国列强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它们侵略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取得了特殊权利，剥削了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既然很多外国人都公然声称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各方面都没有异议。这几十年中又看到中国外缘的殖民主义势力接踵而来。缅甸和马来亚被英国攫去，越南被法国、台湾被日本占领。外国的侵略和剥削明显之至，不容否认。这些不同的解释性理论，在加世纪加年代两代人中争论不休，终于以“既有…… 又有”的两可公式告一段落，就是：内部的疲弱招致了外国的人侵，正如2 又幻年前孔子早已说过的。真正的争论在于两者的比重和它们影响的先后因果。随着学术研究的深人，我们对中国内部的知识多了。我相信时间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的说法会逐渐失去凭借，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它在许多重要方面的说服力。这种看法怎样应用于1861 一1894 年时的情形呢？这个时期开始时是满汉两族共同领导的局面。在北京朝廷和地方各省，都同意一个总的方案：一面绥靖英法侵略者，一面镇压国内的叛乱。很难找到变疲弱为强大的事例，虽然有一些，但那是以牺牲中国百姓为代价的。在19 世纪印年代的中期，太平军一度恢复攻势，深人长江三角洲，进占杭州和苏州，威胁上海；而在同时，英法联军以200艘舰艇迫临天津，进一步攻打北京。面对这个双重的灾难，满族领导执行了一个干净利索的双重绥靖主义：他们终于授给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最高指挥权，废止了不让汉族文官指挥外省军队的老规矩，同时接受了英法两国进一步开放中国对外贸易和允许外国传教的要求。正如他们在最高御前会议所说的，叛乱是“病症”，洋人不过是四肢的伤患而已。（当然，后来蒋介石在加世纪30 年代和器世纪40 年代对于日本的侵略和共产党的反抗问题，也类乎是这样说的：“先安内，后攘外。”）英国人所要求的，无非是做买卖，所以就让他们的鸦片买卖合法化吧。他们要求在长江内地通商，一旦太平军平定之后，也都答应了。太平军顽固禁烟，故应加以消灭。美国和英国的雇佣兵如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城的华尔之流，被雇来使用轮船和洋枪洋炮，并以水陆两栖战法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英法的要求在北京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就放弃了中立政策，听任他们的军官如戈登之流攻打太平军。尤其重要的是，外商把快枪和榴弹炮卖给清军。英法联军糟踏了北京后，回师保卫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于是帮助清朝免于灭亡。清朝就是这样在19 世纪6O 年代在外国协助下得到复兴，同时仍旧鼓吹道德统治的传统意识形态。曾国藩除在上述屠杀太平军俘虏时保持镇定之外，仍以他的令人羡慕的品格和专心致志忠于孔子正心修身的理想为准则，定下了复兴的调子。他在1862 年写信给他的接班人李鸿章说：“夷人的事是难于处理的，但根本原则不外孔夫子所教导的四个字― 忠、信、笃、敬 ，一信者仅仅是不说谎话而已，但做到却极不易……“孔子说，‘如你能治好你自己的国家，谁还敢侮辱你？’如果我们是团结的，严格的，清醒的，而且办法很多，洋人自然不会侮辱、欺负我们。”（显然可以把王朝的命运托付给他了。这样一个用孔子的道德教育出来的人。）“你和洋人交往时，”曾国藩告诉李鸿章说，”你的风度、神态，不可太高傲；你要做出轻松、随便的样子。他的侮慢、欺骗、蔑视一切的态度都被你知道了，而你还做出愚鑫的样子，好像并不知道似的。”还有什么比这些话更好的教导― 教人把骄傲掩饰起来，安抚一个侵略者呢？在朝的满族人引据古人的话说：“当暂时迫不得已时，要讲和平和友谊；你的实际政策是战争和防御。”王朝和它的汉族统治阶级是一丘之貉。曾国藩于1872 年死后，犯年中继任洋务的是李鸿章。他身材高大（六英尺以上），是一个绝顶聪慧的现实主义者。他热心负责，善于掌握权力。他致力于可能办到的事并在那个限度以内工作，因而成为当时首要的现代化人物。李鸿章本人虽然到t896 年他的晚年才到外国转了」一圈，但他从他的部队得到洋枪一开始，就懂得了洋玩艺儿是中国国防和生存的关键。他成为北京100 年后邓小平副总理称之为“现代化”的首要主张者。李鸿章的父亲是1838 年与曾国藩同科取录的。李鸿章会试中贡士后，至北京拜曾为师，1847 年殿试中进士，19 世纪50 年代初回家乡合肥组织团练，一与太平军作战，效法曾国藩在湖南所为．后组成淮军。1859 年参加曾国藩幕府，作为曾的秘书长，起草他的文书。当清廷于l 色的年最后不得不将最高指挥权授一与曾国藩时，李的机会就来了。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以曾的湘军为模范组成淮军后，1862 年用流亡绅士租的七艘洋轮运送他的军队到上海，39 岁时摺升江苏巡抚。当时的上海正是中外关系的支点。他在上海发现那里是英法军事根据地，外国军队比中国军队装备训练都好。这样的军队是可以接管中国的！他真的害怕“官民的心早已归附洋人”了。他觉得自己“如履薄冰”。上海能不由洋人接管么？他急忙购买洋枪洋炮，武装他的淮军。在两年间他有了4 万军队、1 万支步枪和使用36 磅重炮弹的洋炮。他取得西方和他共同反对太平军的合作，但他不张扬。李鸿章就是这样在晚清的基层活动中崭露头角的。他首先取得一个士大夫的资格，然后底得指挥军队的信任。他的淮军协助包围和扼杀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接着在19 世纪60年代后期消灭了造反的捻军，后者的骑兵曾在整个华北扰攘不停。他继续购置洋枪，设立兵工厂，训练新军，从此使清朝政府对不满的农民处于压倒地位。同时，英国在香港和长江商埠的炮舰和驻军，几乎也变成中国实力结构的组成部分，为了外国的商业利益而协助满清政府维持政治秩序。由曾国藩推荐的长江各省督抚代表新一代忠于清朝的汉族官吏。他们指挥军队，使用洋枪洋炮，利用各种西洋办法强化中国这个国家，同时防止各种叛乱。太平夭国和捻军变乱以后的一个时期中，满汉之间、中央与各省之间，保持了新的平衡。中国的各种创新活动都是在满清王朝掌握着官吏任免升迁的特权和国家财政大权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在同一个时期，清王朝的利益和英国在东亚的非正式帝国的利益，被一个很讲效率又不麻烦别人的爱尔兰人赫德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建立起管理中国对外贸易的帝国海关税务司。1842 年以后，外国商人享受中国法律管不了的治外法权的特惠。清朝税务官员看到与其勒令外国人向皇帝交税，不如跟他们同流合污、分享利益更合算些。这就使条约规定的关税成为笑柄，外贸则听任中外合伙营私舞弊。但是1854 年，上海的外国领事们安插了一批外国检查员在清朝的税务司里。他们认真地估算税收。根据条约规定，这种制度要扩大到所有条约口岸。在1863 到l908年期间，赫德总税务司负有估算和汇报全部关税的责任。他雇用了一批外国职员（大部分是英国人）做这件事。这么一来，倒使北京有了可靠而且逐年增多的收入，比它自己的官吏更靠得住一些。赫德是一个个头不大、文雅的年轻人，头脑聪敏，有文化敏感。在1854 一1858 年四年间，他在不大热闹的宁波任副领事兼翻译，作为见习生，他学会了中国话和同中国官吏打交道的规矩习惯。后来在英法联合会通过1858 年被俘留用的倒媚的中国官员管制广州期间，他被调去担任该会秘书。1863 年赫德辞去英国官职，到北京任总税务司，当时赫德刚28 岁，已是一个能接近清朝廷枢府内部的人物。儿皇帝的叔叔、掌握政府实权的恭亲王刚30 岁，这两个年轻的非汉人（虽然来自不同的世界）发现他们自己共同面对着中华帝国的问题。当时英国的公使巴夏礼，是依靠炮舰外交对中国人吹胡子瞪眼睛的”上海通”洋人的宠儿，也是有名的帝国主义积极分子。赫德跟他不一样，是一个专心支持中国利益（当然按照他的看法）的人。虽然他是海关税务司的独裁者，他却不忘记自己是清朝的雇员，并且具有曾国藩教导的一切正当行为的品德，首先是在北京最难做到的― 保持缄默。他自然成为各种各样外交危机的调解人。例如l864年那个英国“常胜军”司令戈登，在苏州接受了八个太平军指挥官的投降，答应保他们不死，可是他的上司李鸿章很快采取他的通常惩戒措施，将他们斩首了，从而降低了戈登的信誉。这当然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赫德就分别找到两方面，奔走说项，既维护了英国的荣誉，又挽回了中国的面子。常胜将军又回头干他的事了。1864 年5 月11 日，戈登向常州炮轰了一个上午，然后他说，“城里的乞丐们”一定认为“他这一天的事于完了”，于是下午1 时他发起了进攻。赫德和李鸿章站在山坡上观看。戈登率领三个小队冲锋，他自己还亲自带着一个队从火力的狭窄空隙穿过。常州陷落，但李鸿章和曾国藩都不许他们的西方盟军在结束太平天国时占领和抢掠南京。从1870 年到1895 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仍统领他的有现代装备的淮军。他按照朝廷谕旨，处理一个又一个外事危机案件― 天津杀害天主教修女案；日本霸占长期向中国朝贡的冲绳岛案；将另一朝贡国朝鲜纳人同西方列强缔结的条约中，以对抗日本与俄罗斯的领土野心；由于法国占领另一朝贡国安南（今越南）而引起的长期军事外交纠纷。最后一案非常混乱，因为不仅李鸿章，还有北京政府和中国驻巴黎的公使都出面参与其事，四届法国内阁以及法国海军也都参与其中。最后赫德通过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和巴黎秘密谈判，终于在1885 年达成和议。19 世纪80年代，为结束法国侵占越南与中国作战的交涉长期拖延不决，有如尼克松与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为结束美国对越南的战争那样。不过，在那个规模较小的中法战争中，死的人却少多了。李鸿章担任北京事实上的外交大臣这件事，象征着北京政权的落后性。对外事务依然被看做边疆事务而不是中央政府的事务。这时仍没有一个外交部，只有“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叫做“总理衙门”，讨论一切报到北京来的问题。李鸿章被任命主管对外事务，坐在北京遥控。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是入叉心年前的老法宝：“以夷制夷”。中国这一个防御特技，本来是全世界都习以为常的起码知识，虽然一般说法不是这么灵巧。例如美国在不侵占中国领土的同时，口口声声讲和平与友谊，甚至有困难时还“出面帮忙”，看来是可以利用的“好洋蛮子”。1879 年，当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做世界旅行经过中国时，因为日本强要中国把一个纳贡的小国琉球让给她，李鸿章请他出面说项。可是这位滑头的老将军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李必须同意不反对美国禁止华人移民。而当格兰特到东京时，发现日本在法理上和立场上都牢固得不可动摇。后来李鸿章又请求美国在朝鲜、法属安南和1895 年与日本订约问题上出面调停，全都无效。李鸿章的外交努力给他带来很高的名气，西方新闻记者有时候吹捧他是“东方的傅斯麦”。把这两个人对比一下，倒有些裨益。李鸿章（1823 一l901 年）具有和他同时代的德国人稗斯麦（1815 一1898 年）的许多才能，这是无疑的。他身材高大，是一个机敏的外交家和强有力的行政官，凡能做到的事就做的实践家，在4O 年间，他扮演了中国的主要角色。但是，稗斯麦在1862年与1890年期间策动并打烹了三次战争，创建了德意志帝国，称霸中欧，而李鸿章面对的却是导致清政府衰亡的国内叛乱和边境的外国人侵。傅斯麦构筑了欧洲实力的新的平衡，李鸿章则不得不应付那一度给东亚提供一种国际秩序的清朝纳贡制度的瓦解。铁血宰相掌握中央行政大权，他统治的国民已经走上现代科学、工业技术和军国主义的道路。李鸿章从未掌握中央大权，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北京的总督。他的势力完全凭借他对两个儿皇帝的摄政― 慈禧太后的忠诚，而这个太后是一个聪明却无知、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满族统治的妇人。李鸿章对他的统治者的忠诚不得不表现在大量的献礼和不容置疑的诌媚上面，以至于在1888 一1894 年间他的北洋海军同日本海军扩充军备的竞争过程中，娜出资金为慈禧修建夏宫颐和园。稗斯麦有布雷克罗得尔那样的人在财政上扎扎实实地供应他，李鸿章只能把他用老办法即魁扣公款搜括来的私蓄投入使用。1896 年他在谈判缔结中俄密约以后，收下了以幻万卢布的私人赠款。有人说他聚敛了4000万元的私产。他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但他在清末领导实行现代化的努力，不过是在无可救药的环境中不断地修修补补和玩弄权术而已。这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找出西方列强的实际秘密，又要使那些顽固不化的同僚相信效法西方是必要的。例如曾国藩曾赞成建设江南制造局。这座兵工厂建造了一条轮船，曾国藩甚至还冒险坐这条船航行了一番。但是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人民生活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李鸿章只能采取迂回曲折或间接的方式前进。例如曾国藩曾告诉他一句孔子格言（也可以说是废话）: “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一句老生常谈，但今天经过毛泽东思想润饰过了。）’李鸿章对答时描述了他参观过的英法战舰说：想到中国武器的低劣，“我深觉可耻。每天我都警告和教训我的军官要谦虚谨慎，记住这种羞辱；要他们从西洋人那里学会一两件秘密武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美国人公开讨论冷战问题的时候，总要首先向听众重申“共产主义，我们的敌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么，我们就会同情李鸿章面临的问题。他于1863 年呈递给北京朝廷一个奏折说：“中国一切文武制度，每一项都优于西方。只有武器方面，绝对赶不上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制作机器的方法是只使儒生懂得原则，叫艺人动手去做… … 这两者决不能互相商议… … 但外国人则不同。… … 我己了解到，西方有文化者制作武器时使用数学作为参考。”．李鸿章又指出日本在学习轮船领航和制造大炮方面取得了成功。如果中国在军事上能够自立于不败之地，他预言说，“日本人就会附属于我们”，但如果不然，“日本将效法西洋人并与西洋人一道获利”。1864年李鸿章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科学技术的试题。从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中国适应现代世界的起点，但这一想法没有机会实施。有人建议，由总税务司赫德出资在北京设立的译学馆中招收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学习西方科学，在广州、上海官立小学中开设科学课，这些也都被一概置之不理。当时，一位担任皇帝老师的蒙古族汉学家楼仁是北京缪绅的领袖，他曾这样说过：“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 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他又说，他们人侵北京，焚毁夏宫，杀我人民。“我们怎能一天忘记这个耻辱呢？' ’他又问道，“为什么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奉夷为师呢？ ，… 议和（1860年）以来，基督教盛行，我无知国民半数（指太平军）受其愚弄… … 现在如果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变而从夷，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于夷不止 ，… 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薪炭吗？"这种情绪，同每一个教授经典的老师以及每一个钻研经典的年轻人的既得利益是相吻合的。现代学科，直到1905 年最后废除科举以前，始终被排除在科举考试范围之外。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就成为少数高官玩弄的一种游戏。他们认识到现代化的必要性，因此也试着筹措资金，罗致人才，在一种虽不能说不友善，但毫无热情的环境下拟订规划。个人的利禄和权力的希望引导他们前进，而慈禧太后的朝廷跟日本的明治天皇不同，不给他们切实可靠的支持。相反，慈禧认为让那些意识形态的保守派扼制住革新派，才更能使她掌握平衡。尽管中国南方一向生机勃勃，勇于寻找新的机会，那些发展很快的通商口岸城市更是如此，但19 世纪末期探索多，根本改革很少。现代化只有少数地方高级官员去干，一半因为这适宜于中央与地方两者的平衡― 朝廷可免得出钱和负责任，一半因为只有那些和外国人接触的商埠官吏，才看得出机会，并能取得外国的帮助。在这种零打碎敲的基础上，李鸿章在一些广东的事业家中物色到了同盟者。这些人因为长期和西洋人来往，因此找到了向上爬的途径。例如有一个住在澳门10 英里外的唐姓人家，原来是在当地制造和贩卖虾籽酱油发财致富的。这个家族在19 世纪中有几个成员在本地和本省的乡试上榜录取，于是声望逐渐增高。而唐廷枢（1832 一l892 ）打开了一条新的渠道。他在一个教会学校读了英文，先后在香港警察法庭和上海海关当翻译，1863 年后充当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头目，成为富翁。他从投资当铺、银号开始，直至投资轮船公司、保险业甚至办报纸。同时，朝廷正在出卖科举考试录取资格，他花钱买了个进士，取得做官资格。从1873 年起，李鸿章得到了唐在实业发展上的襄助。李鸿章发现，与其在知识界和他的那些儒家同僚争吵，不若和外国在中国的经济事业相竟争还容易些。中国私人手中的商业已经在积极扩展中。他沿袭一个传统方针，就是招揽私人商业资本发展事业，所谓“官督商办”，多少有些像盐务那样。归根到底，中国国民收人经过政府和那些贪污官吏之手的比重，毕竟还很小。1872 年，李鸿章开办了一个股份制的轮船公司，索兴叫做“招商局”，很快找到唐廷枢当经理：．但是私人商业资本米得很少‘、1877 年美国经济恐慌时，波上顿市罗塞尔公司的船队让李买去了。这个公司曾在中国商人协助之下开办了长江航线上的运营，现在大部分资金不得不来自官方。1885 年赫德不得不让他手下的一个年轻的税务司马士给招商局当顾问。马士发现该局人浮于事，利润多入了私人腰包。它靠运输进贡的大米到天津以及和太古、怡和两个英国洋行在运费上打交道过活，这两家洋行在不平等条约制度下控制中国国内水上运输达50 年之久。李鸿章于1876 年开办了位于天津以北的开平矿务局。为使招商局的轮船可在那里加煤，同时可运开滦的煤到上海，李任唐廷枢为开滦的经理。唐聘用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不久又办了一个机械厂，设置电报和电话，建造了专用铁路，年产煤25 万吨。开滦事业如此之兴隆，以致北京不甘心袖手旁观，于是朝廷另派来一个贪污专家接替唐廷枢的位置，弄得开滦赔累不堪，主要靠借外债过日子。l900年义和拳之乱爆发，一个叫赫伯特 胡佛的美国矿业工程师代表一个英国公司接管了开滦。中国在伦敦的法律代理人后来控诉这次接管，说它差不多等于犯了侵占财产罪。1912 年以后，开滦各矿改由中英矿务总局经营。李鸿章做出的各种尝试中还包括最早派留学生出国的事。这是另一个广东人建议的，此人就是唐廷枢的同学容阂。容曾得到教会资助，到耶鲁大学读书。他是耶鲁1854 年级第一个中国毕业生。他一心想回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物，因此接受了为上海兵工厂（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的任务，其后在1872 年任留美学生监督，10 年中选派了120 个穿长袍的中国青年赴美留学。唐廷枢选派的第一批留学生中有他的七个亲戚，第三批留学生中有他的侄儿唐绍仪。容阂依照康涅狄格州教育局长的建议，在哈特福德设置了一个办公室，但耶鲁大学校长博特尔主张学生吃住在康涅狄格州附近的私人家庭里。不久．他们都把辫子挽起来压在帽子里，并且学会了踢足球。容娶了康涅狄格州阿翁市的凯洛格女士为妻。可是容阂的一个同事― 另一位留学生监督．一个地道的长袍学者― 一看吓坏了：“这些小伙子都变成洋蛮子了！" 1881 年这个计划终于被取消。30 年后，中国又派出留美学生，这回他们不再是十多岁的小青年。他们不仅剃掉了辫子。也不念四书五经了，这时清朝已经完结。哈特福德方案的1 加个学生，在1 ）刃年以后中国的外交关系和现代化事业中留下了痕迹。如果这一方案自1881 年以后一直实行下来，中国的现代历史会有所不同。随着时代的演进，李鸿章培植的一些人，甚至他的对手，陆陆续续以官僚资本家身份进入工业企业界。他们仍然采用“官督商办”、有时是“官商合办”的方式，成为纺织厂、电报公司、钢铁公司以及现代银行的东家或股东。企业的官方和私人利益相互重叠，有时如此之错综复杂，以致发生利害矛盾时，无法理清是非曲直。他们对企业的领导更趋向官僚化、垄断化，而不愿创新和担风险。他们投下的资金不多，管理也不精明。在19 世纪末期全球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却停留在一潭死水里。她既没有像殖民地一样得到大量的投资，也没有发展大量的出口贸易。英属印度和日本都在使它们的本国产品标准化而向全世界提供茶叶和丝绸，经济突飞猛进，走在世界前列，但中国却没有这方面的领导。李鸿章曾有两个对手，一个在他一生事业的早期，一个在晚期。左宗棠（1812 一1885 年）来自湖南，40 岁以前是一个对农业和地理有广泛实际兴趣的学者，经过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试而没有被录取，他就不再考试了。1852 年以后他以一个军队指挥官的身份崭露头角。在曾国藩推荐下他升任闽浙总督，从南面扼杀入平军。后来他被派到北方同捻军作战，最后又被派到西北和新疆，和作乱的回民作战。这时离张格尔入侵喀什噶尔以及清政府同褚罕作战与靖和还不过一个世代（劝年）。满清在华中地区镇压叛乱的软弱情况，照例激发了在西北以及喀什噶尔的叛乱。在19 世纪7O 年代，‘一名叫做阿古柏的浩罕将军在天山以南摆脱了清朝的控制，与此同时俄罗斯又占领了夭山以北的伊犁地区。这个遥远的地区似乎整个失守了。这时，李鸿章看到日本在崛起，朝鲜处于危殆之中，因此他极力为加强海防和建立海军筹集资金。有什么必要消耗有限的财源来收复那些靠不住的中亚细亚的草原和沙漠呢？不过左宗棠却很顽强、坚决。他说服朝廷：在18 世纪，中亚是三代皇帝最关切的地方，而且现在仍然是战略要地，朝廷必须出钱远征，收复这个地区。经过五年征战，左宗棠于1873 年平定了西北。在朝廷支持下，左继续建立他的前进基地，训练军官和六万军队。到1876 年，他冲过沙漠到达东突厥斯坦（遥远有如从美国的堪萨斯城到洛杉矶），漂亮地平复了现在称为新疆的地区。俄国人到1876 年也同意撤出伊犁。北京的达官贵人们对于中国显然有能力平息穆斯林叛乱者并对抗俄罗斯也有了深刻印象。李鸿章的另一个对手在这个大家高高兴兴的时刻崭露头角，他就是张之洞（1837 一l909）。张是一个精明的学者，一个先对抗俄国、后对抗法兰西侵略安南的雄辩家。他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中的“清议”派中的一员，这些人要求严惩一切洋夷。1884 年李鸿章同法国谈判议和时，那些安乐椅上的战略家们上书47 次，攻击李鸿章软弱无能。那都是对于误国续职行为的合理谴责（只是不敢谴责当权的慈禧太后）。可是那些“清议”派碰＿L 张之洞就毫无办法。因为他不但是诚实、清正的正人君子，信奉孔孟之道的鸿儒，而且是在现代化方面富有理想和干劲的人物。张之洞在广州开设了一个造币厂，后任两湖总督18 年，在武汉修筑铁路，开办了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 汉冶萍钢铁厂。最主要的是他提倡教育：在广州创立学堂，办印刷所，印刷清朝经典著作，在武汉创办一系列学校，训练新军。张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保守的改良主义者，谁媚地忠于当权派，以推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而著名，并i ' I 欺欺人地相信, ' l 日瓶能装新酒”，在旧基础上可以实现现代化，恢复孔孟之道可以实现现代生活，站立不动可以前进。当然，他面对着一个问题― 满朝文武还在为皇帝宝座工作，怎么样才能做到实际上非改变中国机构不可而又显得不威胁摇摇欲坠的统治权？“自强”的努力到了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爆发就完结了。从战争规模看，赌注是整个中国。但是李鸿章的看法不同，他试图推延战争。中国从19 世纪7O 年代就开始建立海军。有一个时期赫德正在为海关缉私建设一个防御性的舰队，他私下里以为有可能被委任为海防总监。可是这个差事却在高级官吏之间瓜分了― 特别是李鸿章自己。19 世纪80 年代李鸿章买了两艘钢甲巡洋舰并从英国聘请了顾问。招标时，德国克虏伯公司中标，阿姆斯特朗公司没有得标，结果中国添了两只较大的德国战舰。可是1850 年末，建设中国海军的资金竟通过官方的密谋可耻地娜用去建造慈禧太后新的夏宫颐和园了。根据赫德的估算，“海军可有3600万两白银余款（折合大约5000万美元）。可是，哈哈！一文莫名了”! 1894 年9 月，他发现“克虏伯的炮没有炮弹，阿姆斯特朗的炮弹里没有火药”。在同日本作战时，只使用了李鸿章的北洋陆军和舰队（华中和华南的都未用），有些炮弹里面尽是沙土而没有火药。中国的满清王朝经过“中兴”后30 年，在战争中对抗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时，双方的主要人物是李鸿章和新日本的莫基人伊藤博文。这两个人在1885 年为了朝鲜问题曾经会过面。那时两方面各自支持朝鲜国内互相斗争中之一派。李鸿章曾说过：10 年以后，日本的财力和实力将大可羡慕… … 此乃中国将来之祸源。”一点不错，当1894年日本表面上为平息朝鲜的叛乱而插手时，他们一举消灭了李鸿章的北洋陆军，并在鸭绿扛口外初次海战中打沉了他的舰队。这支舰队的统帅是一个老式骑兵将军，他命令各舰排成像骑兵冲刺时一样的队列，而日本海军则分两路包抄，将它们击沉。今天当旅游者站在颐和园湖边参观那条大理石舫时，一定可以在想象中看见一条标语：“纪念：原来可以充作前清海军之物在此。”1895 年李鸿章到下关求和时，他和伊藤博文有一段客气的对话，这段话有英文记录。李说：“中日是最近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能够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作，不使我们亚洲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伊藤说：" 10 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或改革？"李只能回答说：“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 … 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审视，中国第一场现代战争的指挥权落在一个省级官吏的肩膀上，好像这不过是保卫他一省的边境似的，未免令人惊异。当然满清政府这种缺乏民族气概的怯懦无力是该责备的，但是问题不仅在于这是个非汉族的朝廷，而是有更深的根源。显然，毛病在于君主帝制本身，在于它的行政虚有其表，它没有建立现代中央政府正常运行的机制。清王朝经受住了中国人民的多次反叛，但是现在它把握不住对外关系了。日本胜利后，中国在10 年中处于帝国主义在远东竞相争夺之中。为了赔偿战败损失，中国对欧洲国家负债累累；为了抵挡日本，中国把俄国请进了满洲― 直到l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才退处满洲北部，日本则雄踞南满和朝鲜。与此同时，俄、德、英、法1898 年都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一般都有一个海军基地，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和沿线可以开发的矿山。总而言之，中国看来已经奄奄一息。一个新的世界必须出来挽救它了。1840到1895这55 年显示出中国得的是内优外患的老综合症。这个王朝苟延残喘，靠的是牺牲人民，绥靖外国人，以取得他们的武器，镇压长江下游、西北、西南以及中亚细亚的叛乱。外国列强把（中国）周边的纳贡国家一个一个蚕食了去，不仅有伊犁地区，还有琉球、越南、朝鲜，甚至缅甸。这个时期除了对法国和后来对日本作战外，还有西方势力的广泛入侵。轮船和电报加快了运输和通讯的速度，主要商埠的城市化培育了文化变革的幼苗。19 世纪50 和印年代人口虽然丧失很多，但后来又新增加不少，并带来新的问题，现在政府尝试用各种办法补救时艰。清王朝以恢复皇权来增加自身的活力，然而，这样做又使它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变化。汉族官吏借着忠实于个人的地方军队在各省争得领导权，而北京则与英国和其他外国合作，开始谋求军队、外交关系和对外贸易的现代化。最有意义的是人数逐渐增多的上层阶级的多样化，城市（特别是商埠）里不受官方控制的各种专业人士崭露头角，地主、及第的儒生同商人间继续不停的大融合。此外，农业的商业化也在前进之中。对西方的研究已经开始，有些学生已被派到国外留学，但是清廷不是强有力地领导现代化，而是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形势下小心谨慎地加强权力控制。随着基督教会和其他外国势力的不断扩张，中国社会开始向外来的现代化影响开放门户，但是王朝对于非中央的行政首脑部门的垄断管理体制，改变得极其缓慢。19 世纪研年代清朝的“中兴”到底怎么样？答案不一。从王朝的观点看来，帝国政府经受了几次叛乱，皇帝仍然享有高级官吏的忠诚，有权任命和罢免从中枢到县级的首长，以勒令、谕旨发布对他们的摧升、降级，奖励和惩罚。一句话，官吏制度继续保持不变。在这个体制表面上一仍川贯之中，权力却从满人滑落到汉人、从北京滑落到各省、从各省的高级绪绅（会、殿试人第的举子、官僚、大地主世家）滑落到中下人士手中，而他们也许是通过“捐官”、贿赂或大官的推荐而进人这个阶层的、，到1895 年，由王权的国家、社会的孔孟之道和满族统治构成的综合体，已开始分崩离析。现在各省的高级官吏都是汉人，他们以地方的商业税收来养活他们的地方军队。连绵不断的战争已酿成地区性动辄使用暴力和军阀势力的趋势。进人20 世纪以后，这个趋势愈演愈烈。帝国政府的财政收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靠商业税。封疆大吏使用私人幕宾协助他们进行统治，并同外国领事办理地方外交；有时也借助于朝廷海关税务司同事的力量。名义上国家主权在北京，但通商口岸（这时已是主要的城市）的主权则不在北京控制之下。现代化的方案多半由那些幕宾经手，而他们常常中饱私囊。“官督商办”的大门不再向私人企业开放，而是向一种公开贪污的高级形式― “官僚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对于中国现代化早期脚躇不前的消极评价，反映出在日本和西方突飞猛进时期通商口岸对中国落后形势的嘲弄。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揭示出中华帝国晚期以前预见不到的重大变化。第二部分 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1911年08 改革与反动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民族主义的― 就是说，它总是要把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的活动过滤出去。不错，中国的历史首先是汉族人民创造的。但是外来的人，诸如蒙古和满族征服者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同样意义上，基督教教会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不平等条约签订后的一个世纪（1842-1943 ）中。因此，谈到改革运动不妨就从基督教对它的贡献说起。传教士按他们的职业论都是热情的改革派，而且他们的活动一开始就和中国的体制发生了矛盾。耶稣教传教士和中国的地方士绅是天然的敌人，就像狗和猫一样。两者都享有特权，不受官府压制。两者都是宇宙学说的导师。他们势不两立是无可避免的。在地方士绅看来，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来自外国的谋反者。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和教义是以炮舰为后盾的。保守的爱国人士憎恨且害怕这些洋鬼子。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顽固派越来越不吃香，于是留下来的记录主要出自胜利的传教士之手。记录表明：中国人改信基督教的人不多，但是教会做的好事产生了广泛深人的影响。关于教会运动对中国生活的贡献问题说法不一，争议很大，这是不难理解的。成千欧美青年基督教徒在中国工作了一辈子，以各种离奇古怪的方式帮助他们所遇到的人。他们写了很多很多的报告给他们的教区，但是他们对自己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却不大清楚。中闰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教士，不如对他们的孔孟之道的先行者那么热心。，中国信教的人少，其原因很简单。举个例说，1 866 年一个叫戴德生的34 岁的英国人创立了“中国内地会”，因为他在中国“看见每月有100 万人无上帝而死”，即注定将死于永恒的地狱之火。戴德生说：“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拜祖先的人。”一切拜祖先的人的命运“都在火的湖泊里”。19 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会”共有600个传教士工作。他们在内地同中国人一样生活，与天主教神甫相竞争。一个澳大利亚人注意到他们的问题。“他们告诉一个问道的人说，他的没有人教的父亲，因为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所以已经像孔子一样永恒地消灭了。”换句话说，一个人人了基督教，他的父亲和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不必用硫磺烧死，不必死于“地狱之海”。自然不会有很多人接受这种劝告。耶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经过几个阶段。开拓阶段是一个名叫马礼逊的英国人于1807 年来到中国后开始的。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来到广州― 这是当时进入中国的惟一途径。另外几个英国人跟着来了，主要是在东南亚的华侨中做开拓工作。美国人从1830 年开始来华，到1860年也同样限于通商口岸和他们被许可去、并能当天回来的附近郊区农村。那时传教士们发现的大敌是信奉孔孟之道的士绅，而受教育较少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村的，比较听得进讲道。这并不是说他们容易改信耶稣教― 几十年也收不到100 个新教徒。第二个时期是从1860年到1900年，传教士仰仗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慢慢渗透到每一个省。内地居住权也通过一个虔诚的法语翻译塞进一个条约里。在“中国的基督教占领区”( 1907 年有人这样很不聪明地称呼它）中，传教士把他们办的小学校和一些普通医药带进大城市里，有时还把传单递给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儒生手里。不过那些原来在国内也住在农村的美国人，在中国农村感觉生活更合得来些，觉得他们和孔孟之道竞争希望更大些。耶稣教的发展不快，但稳步增长。中国信基督教的教徒1900年发展到10 万人以上，这个数目同中国人口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但是耶稣教传教士是伟大的事业家，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建造起洋房子，请中国仆人管家，不久又办起学校和医院或公共卫生诊所。他们最初为基督赢得的中国人一部分是他们的病人或同他们一块工作的厨师或散发传单和圣经的人，但不久就包括了一些有才能、有理想的人，那些对外国方式生活印象好并愿意接受洋教的人。19 世纪许多中国的改革者相信基督教，部分原因是在他们看来，实业、基督教和民主这三位一体是西方富强的秘密，也是救中国的最好途径。传播基督教的道理给中国人是很困难。19 世纪初期，中国最初以为耶稣教徒不过是佛教的另一个宗派，有一套信仰，有一个救世主，相信精神罪过和忏悔赎罪― 这是大多数宗教共同有的一些因素。人们以为基督教大概是佛教在西方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不管怎样，初期的传教士看来是以他们特有的一套教义和规矩倡导的另一种宗派。过去大多数宗派在中国都被禁止，例如“白莲教”，它们都被认为是秘密组织。自从17 世纪西方个别耶稣教士到中国有过惹人注目的接触后，1724 年雍正皇帝宣布基督教是邪教，对社会治安是一种危害。传教士要学会中国话，并创造出一套传播他们的信仰的名词，这本身就是一场长时间的奋斗。一种办法是创造一种便于模仿的经典。例如他们参照中国原有的宣传孔孟之道的《三字经》 ，自己也编了一本普及墓督教宇宙观的中文三字经。直到19 世纪70 年代，传教士们还管他们的代替物经典叫做“圣教”，这在基督教徒听来好像不错了，可是在非基督徒听起来，又有一点孔孟之道的意味。中国的宗教教海是很高深的，他们老早使用一整套语汇以表明上帝、灵魂、犯罪、悔罪、得救等。教会翻译家不能不感到矛盾。如果他们用现成的语汇― 通常都是佛教语汇― 他们就不能突出基督教；可是如果他们用一种新的语汇，他们又不能使人们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最尖锐处是“上帝”这个对基督教徒来说最中心的名词。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天主教徒们归纳为称“天帝”，耶稣教徒则叫“上帝”，又有人叫“圣灵”。事实是出版中文圣经时僵持了很久，各派传教士在他们这个宗教的基本标志称呼上争执不一。这个名词跟中国佛教和道教久已存在的宗教崇拜对象混淆不清已经够头痛的了，除此之外，另一个偶然因素又闯了进来，它给在中国的基瞥教平添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们述说过的、扰攘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起义者开始时打的是“拜上帝会，，旗帜的纂督教小宗派，并．且利用《 圣经》 的翻译本作为他们革命运动的宣传工具。有些传教上最初听见太平军的情况时，以为基督已赢得了中国，但后来传闻多了，他们才知道太平军教义混乱，行为又不够文明，决定不支持他们。由于类似的原因，太平军也没有得到地方上尊崇孔孟之道的士绅们的支持，因而清廷在各省消灭了他们。一个重大后果是：不仅长江各省受到涂炭，还破坏了耶稣教的形象。1864年以后，传教士费了好大力气才让中国儒家学者接受基督教能够给人一种新生命的思想。由于人基督教的人多了― 主要在通商口岸― 于是他们开始形成分散的聚居点。1868 年扬 艾伦（林乐知）的开始出版中国版的《 中国教会新报》 ，不少中国教徒写信投稿给它。早期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中国读者对于西方的地理和风俗有很大兴趣，林乐知和一些人就创办了一个《万国公报》 杂志，从1875 年到1883 年以周刊形式、从1889 到1907 年以月刊形式向中国知识界传播世界新闻。这个杂志的中文编辑以优美的文言文编写文章，成为在这个领域里第一个使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和官吏良接联系的渠道。这些学者和官吏正在摸索外间世界的问题。19 世纪如年代最能干的传教士（如威尔斯曼，理查德）研究出一个联系学术界的方案，对革新运动起过重大影响。天主教神甫和耶稣教传教士不一样，他们穿中国衣裳，对于现代化兴趣不大。美国夭主教徒在1915 年以前茧有一个玛立诺教会，但一直不大活动。他们在中国也很少有商业兴趣。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受了中国从17 世纪以来反对基署教运动的压力。孔孟之道的老学究从一开始就一低毁基督教，并在民间散布外国人干出极不道德的事和会魔术等传说。在19 世纪，老学究们还利用这类传说煽动城市里的育从群众，捣毁基督教建筑物。特别是19 世纪90 年代，外国列强的威胁刺激了对教会工作的抵抗。只是到1901年以后，这种气氛才渐渐消失。在1895 年北京的一个高级学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们同一个世纪后美国同样的人物比较一下吧。你如果是一个进士，一个老式中国的民主考试的高中者，那就好比你大学毕业并被选人议会，你就算进人永久的历史人物行列了。你对你的国家前途负有一种责任。你必须站出来，让人家传你的名。再假设你的国家被一个外洋强国打得惨败不堪，而你认为这个强国在面积和文化上都不如你的国家，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胜利者代表着一种邪恶势力，譬如纳粹或者什么反对基督教的势力。坏家伙们把你战胜了，眼看你将被投人无法言喻的灾难中，也许美国成为支离破碎隶属于外国总督下的附属地。在中国，这不仅是被一个其他文明国战败的问题，而是真正被西方国家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所奴役和强制改变。设想一下西洋人的动物式的道德吧，男人和女人握手并当众亲吻（不知为什么不性交）。这个外洋世界发明强大机器，把人和自然界创造文明和美好生活的秩序都弄得天翻地覆，混乱不堪！当然，历史不可能重演一遍，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在l895 年（甲午）的胜利对于那些感觉对他们的社会负有责任的士大夫，是多么惊天动地的震动啊！作为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并接受高级官吏职位的举子，他们都觉得的他们首要职责是向君王提出自己的忠告并为挽救局势尽一臂之力。1895 年好几个因素一齐来了。第一，外国的威胁，沿海以海军炮火打了三次仗，三次都打败了。这些洋兵用的是新式战争武器，有难以令人相信的破坏力。第二，这些外国列强除武力外，还有那种洋脑筋，不但能打仗，还在实际生活技艺方面搞发明创造，如把蒸汽机放在船上和车上使运输快得无可比拟，各种公用事业如柏油马路、煤气炉子、自来水和警察制度，在．上海和其他商埠都有现实的表现。第三，因为许多人觉得工艺和技术是根本道德和理智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以为外国人表现出来的这些品质，传统的中国似乎根本没有．，不错，西方已经从古代中国学会了数学，还借去了诸如瓷器、丝绸、造纸、印刷、炮火、指南针等等中国发明的东西，但是很显然，西洋人不仅仅是模仿者。他们的数学和其他知识才能还大大地发展了，以致能有石破天惊的威力。这些考虑所产生的危机和羞耻心，导致人们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大变。中国有些事从根本上出了问题。因为中国普通人民对政府无所贡献，而大多数士绅囿于习惯势力，不能提供思想领导，因此只有知识分子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在大彻大悟之中，觉得自己是一个圣贤”，康有为这样写道。他出身于广东一个世家，这时21 岁。他不但潜心于四书五经，并懂佛学，熟悉当时能够接触到的西洋书籍译本。他的老师曾告诫他“不可有过高的优越感”。后来最了解他的学生和同事说：康“有一种极强的自信心… … 他决不以自己的见解来适应现实，而常引据事实来支持他的见解”。康有为“能融合各种思想于一炉”和他的“绝妙的自信心”，使他能根据中国当时的各种思潮开出立足于孔盂之道而又适应中国当前需要的处方。这样他就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化的突破口。1895 年中国军事和技术的落后己变成有目共睹的事实，凡有知识的上层阶级人物无一能够否认。三年一次集中来北京应试的几千儒生更是人人皆知。李鸿章1895 年4 月17 日在下关（马关）签订和约把台湾和南满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立刻引起轰动。不错，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得不放弃南满，但是，欧洲列强这种干涉的结果还是令中国的耻辱。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合1200多参加科举最高级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这是对国策几乎完全一致的主张，即使高级官员之间平时也不敢议论的。虽说是激于民族主义的意识，但“万言书”表现的正义的忿激和崇高的道义原则，反映了手无寸铁的儒生一旦有机会，可以给当权者的政策多么强烈的抨击！“万言书”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移到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抱着热切希望的改革项目，多得不可胜数。五十多年来著作家、学者前仆后继，从鸦片战争时的魏源到李鸿章的几个秘书和顾问都有建议，加这一行列的还有外国传教士、太平天国人士、去过外国的外交家以及早年香港和上海的中国新闻记者。改革自然是清朝末期的事，学者们提出的治闰方略涉及政府衙署和大清律例规定的各种事业― 各种税务，盐税，田赋和行政管理机构管理的其他事务。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国家以及当时的日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适合中国需要的办法。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国会，都认为这是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坚强纽带；他们同时也懂得了政府实行专利和奖励制度能够促进发明创造，修路有助于商业贸易，冶炼可以改善矿业，农业学校可以增加生产，翻译可以扩大教育― 项目之多，数之不尽。每一名学者都喋喋不休地向掌权者提出长长的单子，开列拯救中国的方案。但是任何一种改革运动要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必须借助于外国，改变老一套方法，并在哲学上找到根据。这种根据还得从孔孟之道里去找，因为那仍然是中国统治阶级信仰的命根子。这就需要一个为天下服务的大政治家。只有一个内行人、一个后代的圣人，才能完成这个把孔子之道更新起来的思想工作。这就是康有为的伟大贡献。他善于从中国的古典传统中找出先例，来适用现在的需要。康有为首先做的是开展“今文经学”运动。清代学者早己攻击了宋代理学派所根据的“古文经学”。这个题目错综复杂，和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和宿命论等一样。不是任何简单的结论说得清楚的。今天我们所应知道的是：“今文经学”是西汉定本的，而“古文经学”是东汉时期定本，后来宋朝哲学家综合成为理学。摈斥古文经学，支持今文经学（今文实际上是更古老的经学），可以使人们脱开理学的枷锁，重新解释传统。1891 年康有为发表了他著的《 新学伪经考》 。他的结论是“宋代学者所尊崇、阐释的，绝大部分是伪造的，而不是孔子的书”。这一颗炸弹很有学术价值而且十分可信（虽然当时还不被普遍接受）。1897 年康有为发表了又一部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的著作《 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不仅编辑、而且亲自撰写了主要的经典著作，目的是从古代事实中找到制度改革的根据。康又引据今文经典论证三世说，即第一是据乱世，第二是升平世，第三是太平世即大同时代。世界正进人这一进程的第二时期。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化的理论。康的思想多半来自魏源和新闻记者王韬，但他独创一格。这样他就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 正风行于全世界的思想― 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康有为和他最好的学生广东人梁启超（1873 一1929 ）实际上都在19 世纪如年代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已经写了些书介绍墨守成规的国家如土耳其和印度遭受的厄运以及俄国的彼得大帝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适者生存而奋斗的成功故事。总之，激烈的改革派都是急进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仍然希望清王室可以领导中国不致危亡。康在1895 年还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最高尚的… … 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与凌辱… … 中国危在旦夕… … 人心惶惶… … 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 一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这个时期耶稣教会常向士大夫阶级发出特别呼吁。康、梁以他们为例，也利用各种现代手段如报纸杂志和学术研究团体、以文字或会议方式公开讨论局势。康有为甚至主张把崇拜孔子列为国教。但他的主要希望还是传统式的，即争取统治者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实行自上至下的改革。1895 年终于机会来到了。这时每一个帝国主义列强都要求划分一块势力范围，眼看中国要被瓜分了。从1889 年起，理想主义的年轻皇帝光绪被许可“亲政”, 而他的婶母慈禧太后（人称“老佛爷”）则一直坐在新整修的颐和园监视着他。光绪皇帝爱读书，对一个傀最皇帝来说，这是有风险的。他的年老的师傅、李鸿章的对手翁同蔚向他推荐了康有为。康有为在1898 年1 月会见朝廷大臣时，一位大臣带头发难：“祖宗传下的各种制度不能改变。”康有为回答说：“祖宗的天下我们都保不住了，他们的制度有什么用呢？"李鸿章问道：“我们要废除所有六个部和取消现在的一切规章制度么？”康有为回答说：“法律和政府制度… … 已使中国软弱，将要灭亡。这些毫无疑问都必须废除。”他显然是一个激进分子。可是，随着1898 年危机的日趋加深，皇帝对康有为的信任也增加了。皇帝第一次接见康，长达五小时口康说：“中国快要灭亡了。”皇帝答道：“这都是保守派造成的亡”康说：' ‘陛下要靠他们来革新，那是缘木求鱼。”康于是大肆攻击科举制度，因为它使官吏们不知道外国。皇帝说：“不错。西洋人都在研习有用的学问，中国人却学些没有用的东西。”从6 月11 日到9 月21 日，在整整100 天中，光绪发布了大约40 道旨在使中国的国家、行政、教育、法律、经济、技术、军事、警察制度现代化的谕令。不幸，1898 年的这l00天不像1933 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头100 天，中国激进的改革措施大部分停留在纸上，大臣官僚们都在等待观望“老佛爷”怎么办。等到差不多全部朝廷官员人人自危的时候，她一下子发动了军事政变。她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南边的一个岛上（70 年后另一个国家首脑刘少奇几乎关囚在同一地方），杀死了她能抓住的急进派。康、梁逃到日本。1898 年的戊戌政变清楚地说明：中国不能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造，至少不能很快改造。在1898 年短暂地处于权力中心边缘之后，康有为成为了一个政治组织者。他在华侨中办报，鼓吹以光绪皇帝为首脑的君主立宪制。他的政治运气没落之后，他偕女儿周游世界各地，对天文学和地球在天体中的位置（就是现在人们所称的科学故事）感到极大兴趣。与此同时，他创立了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论，这种理论如果当时公开的话，会吓坏中国的知识界。在他死后出版的著作《 大同书》 中，他幻想着一个消除一切界限，特别是孔教道德规范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妇女和男子有平等权利，结婚只要订一个简单的契约，离婚也同样简单，世界各地之间都没有分界限，谁愿去哪里，就可去哪里。财产、家庭和国家都不要了，技术的发明改造由政府按法律处理。这个乌托邦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但是在20 世纪初显得太遥远、太惹人忌讳了，所以没有正式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