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终始思想在十六国时期又大盛起来。十六国的君主都信奉这一套，定服色，定德性，信灾异样瑞之说。石勒以赵承金（晋为金德），为水德，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发生日蚀，石勒就避正殿三日，令群臣公卿各上封事（《晋书·石勒载记》）。前燕慕容携，也以自己为水德，承金之后，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晋书·慕容 载记》）。后秦姚苌，自谓是以火德承秦氏木行（《晋书·姚苌载记》）。姚兴以日月薄蚀，灾青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晋书·姚兴载记》）。 这是十六国中几个较大的国信奉用五德终始、灾异之说的几个例子。其他小国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材料，说明了十六国时期儒学在北方中原地区仍是居有传统的统治地位的。 十六国时期的儒学是上承魏晋、东汉的。玄学在洛阳世族上层盛行起来了，儒家丢了洛阳这块地盘，但在地方上保存下来。 就是西晋玄学极盛时期，玄学也并未迈出洛阳一步，并没有能像《晋书·儒林传》所描述的那样，“摈阁里之经典，使宪章弛废，名教颓坏”。洛阳之外，地方上仍是儒家天下。当然，长期兵荒马乱之后，魏晋十六国时儒学不如两汉之盛，也是事实。 《北史·儒林传序》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种学风的不同，与北方儒学渊源和玄学东渡有关系。北方的儒，来自十六国时期的儒，其渊源可以更上推到东汉。东汉儒是章句之学，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到百余万言。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来源于此。南方儒学浸润着玄学精神。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去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这说明北方儒学不受玄学的影响，而南方玄学之盛则会影响儒学。 第二节佛教、道教和无神论思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甚为流行。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都极为兴盛。道教也由形成而发展。同时，反佛教的斗争和无神论思想也都显示了一定的威力。 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虽在西汉末年已传入中国，但一直到东汉，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还是很有限，一般把佛教理解为类似黄老之学，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经过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才逐渐得到提高。 中国最早流传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汤用彤认为：汉明求法事，因年代久远，书史缺失，难断其真相。但东汉时，《四十二章经》之已出世，盖无可疑。经中所言，与汉代流行之道术比较，在在与汉代道术相合。此经为东汉社会中最流行之佛教经典，人们遂取经义与道术相附会，因而把佛教和黄老捏合一起。佛教借黄老而传布。 汉末桓灵之世，佛教经典翻译渐多。其中最有影响的译经人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安息人。支谶，月支人。由于经典的翻译，佛教的教义才逐渐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佛教名僧多与玄学中名士相交往。名僧多能清谈。东晋以后，佛教教义才正式以宗教哲学的独立姿态出现。 这时期翻译过来的佛经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安世高等所翻译介绍的小乘禅学，一是支谶等所翻译介绍的大乘“般若”学。般若空宗一派的学说接近玄学思想，合乎玄学家的口味，所以“般若”学在东晋得到广泛的传播。从东汉末年到刘宋初年，佛教经典最流行的是般若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典的翻译更多。据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寻》所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译经达一千六百二十一部。 佛经的翻译，实际上就是佛教思想的介绍。南北朝的佛教经典，把佛教思想大量的介绍过来，为隋唐时佛教思想的发扬和中国化准备好了条件，并打下基础。 有重要影响的高僧在佛经翻译和佛教思想介绍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僧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 释道安，晋怀帝永嘉六年（312）生于常山扶柳。十二岁出家，为人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他先师事佛图澄，随澄在邺。后赵末年，北方大乱，道安在今河北、山西各地避乱传教。晋哀帝兴宁三年（365），道安到襄阳。苻坚克襄阳，道安随赴长安。晋孝武帝太元十年，道安死，年七十四。 道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宣传佛教和培养弟子，创立“本无”学派。 道安一生有很多著作，为经作注，为经作序。他的著作对阐明经义起重大作用。僧佑在《出三藏记集·道安传》中说：“安..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55 卷第108页）“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了道安在阐明经义方面的历史地位。道安晚年住长安时期，组织并主持译经，共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多万字。他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道安的总结，对以后的佛经翻译很有指导意义。五失本，谓翻译佛经有五种情况使译文不能符合胡语佛经原本。三不易，指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参看方立天《道安评传》，载《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 年版） 道安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他一生收了很多弟子，并分派他的弟子到各地去传教。著名高僧慧远，就是道安的高足。 道安对佛教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北方时，对禅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当时北方正盛行禅学。他到南方后，又钻研般若学，当时南方盛行的是般若。他还热心地翻译小乘一切有部经典。道安对传入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容并包的。在兼容并包中也有主次，般若思想是道安的主要思想。道安关于般若的著述就有二十种。 般若学的根本思想是“本无”。后来虽分为多种学派，有所谓“六家七宗”之说，而道安则是本无宗。嘉祥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叙道安本无说：“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原作未，依汤用彤说，应作末）有。若宅（原作诧，依汤用彤，应作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安公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吉藏这段话，叙述了道安的根本思想。 道安的“本无”思想和何晏、王弼的玄学“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思想很接近。东晋时期，玄学随世族过江，当时的执政大臣和士大夫大多是玄学中人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道安和他们大都有交往或书翰问候。东晋佛教的发展，主要在社会上层。道安的本无和玄学的无为，正相合拍，更有助于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发扬。 鸠摩罗什，天竺人，家世国相。罗什生于龟兹，约当晋康帝之世（343—344）。自西晋以来，龟兹即有佛教流行，为小乘学。 罗什曾游沙勒、温宿，又归龟兹。广诵大乘经论，洞其奥秘。在西域各国，讲说佛法。吕光破龟兹，获罗什，致之凉州。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破后凉。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姚兴迎罗什到长安，时已在公元402 年初。当时长安佛教已甚盛。自苻坚迎道安到长安后，主持译经，长安已是译经重镇。罗什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罗什在长安住了十二年，弘始十五年（413）去世。在他主持下，译经三百多卷。 协助罗什译经的助手，都是当时的名家。如道生、道融、昙影、僧叡、慧观、僧肇等，都是名僧。他们对经义的领悟，常受到罗什的称道。罗什主持下的译经，不仅文字是佳制，而理解精微，也非旧译所能及。 罗什对佛教思想的理解，造诣是很深的。可惜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译经上，自己很少著述留下来。罗什对佛教思想理解的幽微，未能尽传于世。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 生。年二十一，随道安出家，时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传布佛教。后随道安南投襄阳。苻丕争襄阳，慧远别师东下，到庐山。时桓伊为江州刺史，为慧远造东林寺。慧远住东林寺三十多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8）或谓十三年卒，时年八十三或八十四。 慧远天资聪颖，早年曾读儒书，博通六经，也接触过老庄。后听了道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说：“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晚年尝致书刘遗民，叙述由儒、道而入于佛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儒学经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二七上） 道安门下高僧很多，但他特别看重慧远，把传播佛法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道安说：“使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慧远在庐山三十多年，是他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他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全国名僧保持联系，并交结南朝朝中公卿，使庐江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慧远传布佛教宣扬佛法，从两方面作了工作。在人民群众中，他宣传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宣传善恶有报，这是针对广大群众的愚昧迷信而提出来的。因果报应说，帮助佛教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传布。在佛教教义方面，慧远属于道安的本无派。道安的本无思想，和玄学家以无为本思想是合拍的。慧远早年曾研究过儒学，研究过老庄玄学。他在庐山讲过儒家的经典。他讲《丧服经》，也讲《诗经》。他在讲《般若经》时，为了使听众容易听懂并接受，常引用《庄子》的话来作说明，使听众晓然。慧远讲儒家经典，用玄学比附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使得佛教在上层知识界得以广泛传布。 概括地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思想经过三变，由儒转入玄，又由玄转入佛。儒是继承汉儒传统，玄是洛阳世族之学。晋东渡后，玄学也随之东渡，北方仍以儒学为主。佛学兴起在汉末魏晋，先藉玄学以传播；其后，讲究修练的禅学和因果报应之说在北方比较发展，讲究义理的般若学则仍借助玄学在南方较为发展。 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当西来的佛教在中国境内广为传播的时候，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由形成而走向发展。一千多年来，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中国的两大宗教。 道教和先秦的道家，都以“道”字为名，而道教还推崇老子为“太上老君”。但两者实各不相干。道家大师老子倡导“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宣扬“齐死生”，而道家却是向往长生不老的神仙，幻想肉体飞升。 神仙长生不死的幻想，起源甚早。史书所记，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史记·封禅书》：“自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后来“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汉武帝也是一个追求仙人想得不死之药的人。他招致的方士李少君，对他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武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皇、汉武以极富极贵而消除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反而增长了贪生怕死的困拢，这是帝王权贵追求神仙的思想根源，带有显著的阶级性。他们追求神仙的手段，从沿海巡行以期偶然的际遇，发展到妄图通过提炼丹砂以创造难得的机会。李少君的丹砂黄金之术，可说是原始道教金丹派所宣传的主要内容，这些方士就是原始道教的道士。 东汉晚年，在汉中有张修、张鲁宣扬的五斗米道，在青、徐等东方八州有张角宣扬的太平道。太平道，以其流传的经典称作《太平清领书》而得名。据《三国志·张鲁传》及裴注引《典略》，太平道，以巫师“持九节仗为符呪，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五斗米道的办法约略与太平道同，而有所增饰。五斗米道设有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道大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对于有病的人家，要“家出五斗米以为常”，因而有五斗米道之称。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近年我国的学者称之为“廉价的符水道教”，以与“高贵的金丹道教”相区别，是相当正确的。符水道教的出现，使原始道教拥有大量的群众和宗教的组织形式，可说是道教的正式形成。张角是黄巾大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的太平道就是用作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后来，张角被杀害了，张鲁投降了曹操，但他们所创立的道教仍然继续流传。 东晋初年，葛洪①著《抱朴子》，为长生求仙说出一番道理，他可以说是神仙道教的理论家。他认为，玄是天地万物之本。玄，又称作道，称作一，是非物质性的神秘的存在。他提出，人要守一。守一，可以突破肉体的局限，分身有术。只要你想着要分身为三，三个人就出现了，辗转增益，“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同一个主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座位上与客人谈话，在门口迎客，还可以在水边垂钓。守一，还可以突破生命的局限，长生不死，并且“位可以不术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邦，威可以叱咤梁柱”，可以享受超人间的富贵。这种“神仙思想，原是封建贵族想延长他的生前享受至生命的极限以外，甚至延长至永远的一种荒店的想望。在乱离之际，封建贵族的生活被震撼着的时候，神仙思想更帮助他们追求超人间的永远幸福。”葛洪申论这种幸福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追求得到的，“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神仙也必须具备先天性的条件，这也同样是反映封建地主之贵族意识，他们在求仙的活动中也享有其特权。 守一的办法是服丹，这是求长生的要道。《抱朴子·对俗》：“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抱朴子》内篇有二十篇，其中心旨趣就是讲长生之道，而《论仙》、《对俗》、《至理》、《塞难》、《辨问》等篇专论神仙必有，服食可信，《金丹》、《仙药》、《黄白》等篇则专言金丹的作用和制作。葛洪在书里既极言金丹的妙用，又极言炼丹的种种困难，因而既吸引人们的向往，又使他们永远做不到。而且，炼丹也须投下本钱。如炼丸转全丹，须黄金数十斤，约费四十万钱左右，即四万匹绢左右，不要说穷人，即是小康之家也是根本没有条件过问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神仙服食药方》十卷，称“抱朴子撰”，久佚。 ① 关于葛洪思想的论述，参用侯外庐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葛洪反对符水派道教，并说过去的一些道书，篇幅虽多，用处不大，“徒诵之万遍，殊无可得”，“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葛洪对医药学是有贡献的。他著有《金匮药方》一百卷。后因此书卷帙过大，又著《肘后卒救方》三卷，备列急性传染病、内外科、儿科、眼科、皮肤科病症，所载方药也多易得之物，因此，本书流传甚广。从医疗的角度看，葛洪的医药学比起符水教之以符水治病要进步多了，并且也包含一定的科学因素。当然，从神仙道教的传播上看，葛洪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可增进他在宗教上的神秘性，增长他在宗教上的威望。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和寇谦之分别成为道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人物，南北朝统治者都曾对道教有所尊崇。《隋书·经籍志》：“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榖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梁）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命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果兴，故亦奉焉。”这说的是道教在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隋书·经籍志》又记：“后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曾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箓真经，劾召百神，六十全卷，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百、玉浆之法。太武（拓跋焘）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东南起坛字，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隋）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这说的是道教在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陶弘景和寇谦之也像葛洪一样，在医药方面做了些工作。陶弘景增订了葛洪的《肘后卒救方》，改称《肘后百一方》，有更广泛的流传。他又著《本草经集注》，对后世药典的编撰有相当大的影响。 道教自东汉末年起，到南北朝的结束，有不断的发展，道书的撰写也不断地增加。梁阮孝绪的《七录目录》①中，有《仙道录》，列：经戒部二百九十种，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饵部四十八种，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种，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图部七十种，七十六帙，一百零三卷。 《隋书·经籍志》所著道经与此略有出入，而增益不多。然而，与东汉末年只有《太平清领书》相比，则《七录》及《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就够多了。 ① 《广弘明集》卷三。 无神论的战斗传统①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封建朝廷对人民的精神统治。但佛、道之间有矛盾，佛、道跟统治者之间也有矛盾，甚至出现了封建朝廷对佛、道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神论者对于鬼神及成佛成仙的虚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无神论的战斗的优良传统。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的灭佛活动。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的灭佛。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曾下诏，禁止王公以至庶人私养沙门、师巫。沙门是佛教中人，师巫应是道教中人，这似是佛、道并举的。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下诏，坑杀全国沙门，烧毁所有佛像。因为事先走露风声，有些僧人得以逃遁，没有全部被杀。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灭佛。这次灭佛，是经过朝廷上的多次议论，最后才决定了的。宇文邕的诏书，是禁断佛、道之教，实际上是针对着佛教，想把三百万僧人收为编户，四万所庙宇收归官府。这对于调整农民的劳役和租税的封建负担，都有一定的好处。在这次灭佛之前，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7）还曾下令禁绝道教，要所有道士削发为僧，不从者立即斩首。如道士自称是神仙，就命他从铜雀台上跳下去，粉身碎骨。以上两次灭佛和一次禁道，都反映统治阶级内部之不同形式的斗争。但无论灭佛或禁道，都是暂时性的，对佛、道的尊崇则是经常性的。后来还有第三次的灭佛，那是在会昌五年（845），是唐武宗时的事了。 北魏北周的灭佛，和北齐的禁道，都是以暴力强迫进行的活动，谈不到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斗争。这是北朝反佛、道活动的特点。南朝跟北朝不同，从宋到梁，有神无神、神灭不灭的论争不断。这种论争，是中古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论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范缜是南朝反对有神论的旗手，他的《神灭论》是震撼当代思想领域的唯物主义的杰作。在他以前，有孙盛、何承天、范晔，与他约略同时的刘峻，都是阐扬无神论的学者，也都是南朝的人物，而孙盛、何承天、范晔又都是历史学家，刘峻也是博通文史的人。孙盛（302—373），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官至秘书监。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记晋枋头之败，触怒了桓温，并受到威胁。孙盛坚持照实记载，不肯迎合权势。当时，有罗含著《更生论》，认为“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他由此推论，认为神之不可灭，“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孙盛给罗含书信，称：“吾谓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各失其旧，非复其旧。”①这是指明，形体既已不存，精神也随之消散。孙盛是以神灭思想批判罗含的神不灭思想。 何承天（370—477），宋东海剡（今山东剡城北人。官至国子博士，御史中丞。他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宋初撰定《元嘉历》。又受诏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志，原定十五篇，他写出了一部分，其中包含《天文》、《律历》。后来沈约修定的《宋书》，对他的旧稿多所因袭①。此外，① 本节，参用侯外庐和王仲荦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八、九章，《魏晋南北朝史》第十章第四节。 ① 罗含：《更生论》；孙盛：《与罗君章书》。 ① 《宋书》卷十一，《志序》；又卷一百，《自序》。 他还著有《春秋前传》和《春秋前杂传》，并删定了《礼论》三百卷。②与何承天同时代，有宗炳者，著《神不灭论》③，宣称“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并称，“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形虽灭而神不灭。何承天给宗炳写了一信，直接驳斥宗炳的这种观点。他指出，“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④。并著有《达性论》⑤，驳斥佛教的轮回之说。他指出：“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他又著《报应问》⑥，以驳斥佛教因果报应之说。他指出，鹅浮游于池塘，与人无争，而难免于庖人的刀俎；燕以昆虫为食，却得到人们的爱护，“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何承天以生活中习见的事例进行论战，说理虽简单，却使对方难以辩解。 范晔《后汉书》的作者，与何承天同时代人。他“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但没有写出来。他因事被株连，临刑前还“语人寄语何仆射（何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相报。”第二句是讽刺何尚之，意思似是说，如何尚之真是心口如一地相信因果报应之说，就不会诬陷人了。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论》里，比较集中地批评了佛教。在一开始，他指出自张骞以来对西域的记载“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但都没有写什么印度佛教的神话。后来关于佛教“理绝人区”的“神迹诡怪”和“事出天外”的“感验明显”等等，都是张骞、班超没有听见过的。范晔问道：“岂其道闭往运、数开来叶乎？不何诬异之甚也！”这是要从历史上指出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因而与张骞、班超所记的相比，就显得有很厉害的虚构和怪诞了。下文说：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牛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范晔在《后汉书·桓帝纪·论》里说：“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他在这里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批评了汉桓帝崇佛的荒谬。他在《襄楷传》收入襄楷上桓帝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乘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这篇上书之收入《后汉书》，可看作是范晔对崇佛的“贤达君子”的讽刺。这些人也只是嘴上说说佛法，在实际生活上是不可能遵从佛教戒律的。 刘峻（462—521），字孝标，原籍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父亲流寓江南。他经历了大半生极为坎坷的生活，晚年居东阳（今浙江金华县）讲学。② 《隋书》卷三三《经藉志》，史部杂史类；《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③ 即《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④ 参看《弘明集》卷三所收何承天、宗炳各书。 ⑤ 《弘明集》卷四。 ⑥ 《广弘明集》卷二十。 他著《辨命论》①指出：“夫通生万物，则谓之道：生而无主，谓之自然。自然者，物见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动陶铸而不为功，庶类混成而非其力，生之无亭毒之心，死之岂虔刘之志，坠之渊泉非其怒，升之霄汉非其悦。荡乎大乎，万宝以之化：确乎纯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勋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时，焦金流石；文公嚏其尾，宣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毙淑媛之言，子舆困臧仓之诉，圣贤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咸得之于自然，不假道于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斯之谓矣。”刘峻认为，一切都成于自然，所谓“道”、“天”、“命”，都是“自然”的同义语。“自然”的背后，别无主宰，人的才能贤愚在这里一点力量也用不上。这是跟有神论相对立的思想。这说的是一种机械的必然法则，并带有命定论的性质。但比起过去的一些无神论者简单地从个别自然现象或个别社会现象立论，在理论上有了发展。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祖先原籍顺阳南乡（今河南浙川县），东晋初年流寓江南。他早年从名儒刘 学习。史称他“博通经学，尤精三《礼》。” 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致宾客，范缜也是被延揽的宾客。萧子良信佛教因果报应之说，而范缜不信。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有的是落在茵席之上，有的是落在粪土之侧，这只是偶然的遭遇，贵贱因而不同，因果究在何处？子良没有能说服他。 范缜著《神灭论》，这是他反佛的杰作。《神灭论》跟佛教信徒的神不灭论的根本分歧，在于范缜坚持“形神相即”，而后者则宣扬形神相异。范缜所说“形神相即”，用他的话说，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从事物之总的方面说，形神是统一的，不能分割。从形神的关系说，神的存灭从属于形的存谢。这是旗帜鲜明的唯物的一元论。神不灭论者所宣扬的形神相异，其主旨在于强调神的独立存在，神可独立于形之外，形灭而神不灭。这是以形从属于神，也是佛家轮回说的理论依据。范缜更申论形神的关系，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这是以形为神的本质，为神的基础，而神则是形的作用。范缜还以刃与利的关系来说明形神的关系。他说：“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神灭论》是用问答体，一步深一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继承了汉王充自然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魏晋以来名理辨析的续余。 《神灭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子良又派人以高官相诱。范缜大笑，表示不能“卖论求官”。梁武帝即位第三年（504）诏：佛教以外，都是邪道，百官王侯都要“舍邪入正”。后来，梁武帝降敕，不点名地指斥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大僧正法云，还在这时鼓动王公朝贵六十二人，以信札的形式对范缜围攻。范缜并不为这些干涉所动摇，仍坚持神灭的理论，显示了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战① 《梁书》卷五十《刘峻传》。 斗精神。 第三节史学历史撰述的成就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184 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 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① 关于本题的论述，参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 年内部排印本。司马懿的话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先主传》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都使历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著述，有鱼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书》四十八卷，韦昭著《吴书》二十五卷，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巨细毕载，芜累甚多”①。王沈书，《晋书》本传的评论是：“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韦昭书，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赞”，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著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机对辩速”，作文倚马可待。所著《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17 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孔衍《后汉春秋》六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四种。袁宏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著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了。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 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① 《史通·题目》。 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范晔著《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此外，他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细意”，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著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自得”之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傑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尽管范晔的话未免过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宦者列传·序》，都是著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冏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刘昭说：“二子平业；俱称富丽。”司马续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职分”，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笔势纵放”，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舞文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责：“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刘邠等评论魏收书：“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但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著。《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①《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传序”中论述了历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认为：“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恩幸”的帽子，并说“《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实际上，《宋书》的“恩幸”与《汉书》的“恩”“幸”并不相同，只是用以区别“士庶”，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晋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唐中叶以后，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类，所著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① 参用柴德赓说，见《史籍举要》，页76，北京出版社1985 年版。 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①这是以父子关系为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六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②这话说得好，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①此后，隋唐图书的著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著《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师法相传，并有解释”。《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这些书已不传，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注》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① 《后汉纪》卷二十六。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① 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又卷三十二，《经籍志》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 、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f 、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第四节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大变动，丰富了文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诗作大为发展，小说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成就。 建安文学建安时期（196—219），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盛世。这时期出现了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的诗文，反映了时代的动乱和动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他们诗文的风格，慷慨苍凉、意境深沉却又富有生气。《文心雕龙·时序》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他的诗歌质朴豪迈，多有悲凉慷慨的特色。如他的《蒿里行》，叙述了董卓之乱、关东义军讨代董卓之战以及随后的自相攻杀，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诗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二十多首，大都具有雄放豪迈的风格。 曹丕的诗，多是抒情诗，文字流丽，基调比较伤感低沉，没有曹操那种积极乐观风格了。文学造诣比较高的是曹植。曹植字子建，是曹丕的同母弟，得到曹操的宠爱，但也因此遭到曹丕的猜忌。曹丕作了皇帝后，曹植受到百般压制。他虽贵为封王，实情同囚徒，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可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反映他的政治抱负及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疾苦。后期作品充满了受压抑的激愤。他的前期作品如《送应氏》诗，写出洛阳经董卓乱后的残破景象，有曹操《蒿里行》的气势。另一首《野田黄雀行》是他后期的诗作。诗中，借黄雀比况自己，恨不得像黄雀一样冲破罗网求得解放。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曹丕在《典略·论文》里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就诗而论，王粲的诗是七子中最好的。他的《七哀诗》，反映了战争对人民所造成的浩劫。当时，长安遭受董卓之乱，王粲避乱南依刘表，离开长安时他在郊野里看到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诗写得真实而有感情。 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在辞赋方面也很有成就。曹植的《洛神赋》，用洛水女神宓妃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塑造了一位雍容华贵、秀丽多情的洛神。想象丰富，描写细腻，很有艺术魅力。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240—248），玄学兴起。玄学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出现了玄言诗。这时政治斗争残酷，有些玄学中人物如嵇康、阮籍，内心都有苦处，他们的诗还是有感情，有内容的。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的理解是对的，嵇康、阮籍虽然也是玄学中人物，但他们的诗却有感情，有内容，不是空洞无物的谈玄说道。正始年间，是魏晋政权的递嬗时期，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激烈，司马氏残酷地杀害了党于曹氏的文人志士。阮籍、嵇康都是党于曹氏一方的人。嵇康被杀。阮籍嗜酒放达而内心却是苦痛的。这些思想感情，自然反映到他的诗文里去。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中一首《夜中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鸣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是心声，《咏怀诗》反映了阮籍内心的苦闷。 嵇康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恬静寡欲崇尚老庄，一方面却又疾恶如仇，刚强任使。他的性格气质自然会在他的诗里得到反映。有些诗如《酒会诗》表现清逸脱俗的思想，有些诗如《幽愤诗》又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感情。西晋文学正始以后，直到两晋之际，玄言诗是主流。《诗品·总论》说：“永嘉贵黄老，祖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作既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们便转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龙·情采篇》评西晋的作品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内容，文指形式。这就是说不注意内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太康中有所谓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号为文章中兴。其实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赋》，当时名家如皇甫谧、张载、刘逵等为之作序作注，都评价甚高。“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其实，左思的诗要比他的赋好。左思出身贫寒。后来左思的妹妹为晋武帝贵嫔，但这似乎并没有抬高左家的社会地位。左思的诗里对社会门第充满了愤恨不平。他写过八首《咏史》诗，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之愤恨不平，溢于言表。他还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他蔑视权贵，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他豪气昂然地说：“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的豪气和意境，跃然纸上。 另外还有傅玄，他的诗反映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几首反映妇女问题的诗，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和《秦女休行》，或写妇女的受欺凌，或写爱情的坚贞，或写妇女的刚烈，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被《诗品》称作“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的刘琨，在西晋末年屯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刘聪等相持，后因失败被害。死前有《重赠卢湛》诗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这表现了他的效忠国家而又壮志未酬的郁积悲怆的感情。这种悲壮风格是西晋诗中少见的。 东晋南朝的玄言诗和山水诗东晋前期，文学方面比较消沉，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正像锺嵘《诗品·总论》所说：“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说“诗皆平典似道德”，指的正是玄言诗。 东晋初年的诗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诗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诗》。托名游仙，实是表示对现实不满。李善注解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瘡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文选》卷二一郭景纯《游仙诗》七首解题）郭璞的诗，可以看作阮籍、嵇康、刘琨、左思一流派。他生在两晋之际玄学盛世，思想里难免受有玄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有内容有感情，语言鲜明生动，不是“平典似道德经”的玄言诗。 东晋后期，山水诗兴起。到了南朝宋初，山水诗大盛，玄言诗衰落。《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兴起的背景是：过江世族居住东土会稽，境地含山临海，河流纵横。出身名家的公子文学之士，闲暇无事，可以邀游山水。兴之所至，发之为诗，于是山水诗出。最有名的山水诗人是谢灵运。 晋末宋初，文学造诣高的有陶渊明、鲍照、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的文学造诣要比谢灵运、颜延之为高。 陶渊明（365—427），字元朗，后改名潜。东晋大司马、荆州牧陶侃的曾孙。但陶渊明这一支，到他父亲时就没落下来。中年时期，陶渊明曾作过几任小官。义熙以后，便不再作官，终老田园。 陶渊明一生，尤其是晚年，生活是相当穷苦的，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他的诗句中就有：“弱年逢家乏，老来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陶渊明少年时受过儒家教育。他的《饮酒》诗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证。他也曾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的《赠羊长史》诗有：“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破长安，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遣长史羊松龄去关中称贺，渊明作此诗以送之。诗中流露出他对收复关中的高兴心情。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官场的腐败，他才意志消沉，辞官归隐田园。 渊明的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也都表现出闲适恬静不慕荣利的意境。 这可以他的《归田园居》诗一首为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簷，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位田园诗人，不喜欢战争、压迫和剥削。他理想的社会是人们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的社会。他大约听到过流亡逃户所建立的村社生活的一些传说，他就空想了一个桃花源社会。在这个桃花源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这首诗反映当时农民的理想。 谢灵运（385—433），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王、谢两家是东晋南朝地方上最高的门阀世族。“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宋书·谢灵运传》，下同）谢灵运喜爱山林生活。他家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西南）“有故宅及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他在会稽“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西南），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这种山水生活，孕育了他的山水诗。谢灵运写诗，注重字句的雕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评论宋初的文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林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另一评论家锺嵘在《诗品》里评论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胜，富艳难纵。”两人对谢灵运的诗都是推崇的。但他们所说的，都是谢灵运在文字上下工夫，不是诗的内容。谢灵运、陶渊明都写五言诗。陶渊明写田园生活。透过田园生活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诗可以说文情并茂。谢灵运写山水，太注意文字技巧，伤害了内容。这是同他的优裕生活分不开的。 颜延之（384—456），是和谢灵运同时的人。祖籍琅邪临沂，移居建康。少孤贫，好读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诗的缺点，一是喜用典故“弥见拘束”（《诗品》卷中），二是太注意文字雕饰。他的诗比谢灵运更注意文字的雕凿，更加局促于绮语浮词。他问鲍照，他的诗和谢灵运的诗比起来如何，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形象化地指出了颜诗形式上的优点，也就涵蓄地指出了内容上的缺点。 宋初的作家，能够一扫只注意形式之风，不在文字词藻方面苦求雕琢，而以矫健之笔抒写自己感情的，只有鲍照。 鲍照，因为出身门第低微，总是被看不起而受压抑。文学上也不为当时所重视。锺嵘《诗品》感叹地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当代。”他的诗总反映出一种怀才不遇和对现实不满的愤懑情绪。 无论从文学技巧还是内容来看，鲍照的诗确是高出他同代的一些诗人。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称赞他是“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把他与李白、庾信并称。他的诗对唐代诗人如李白、高适、杜甫等都有很大影响。鲍照的作品，以乐府诗为多。他的诗现存的约二百首，其中八十多首是乐府诗。 永明体南齐时，出现了“永明体”的诗。齐竟陵王子良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其中沈约、谢跳等八人尤为竟陵王子良所重，号为竟陵八友。谢脁最长于诗。谢朓的诗，与谢灵运一样也写山水。但他的诗风清新流丽，与谢灵运精雕细刻不同。 南齐文人极讲究音韵声律。他们把五言诗推向律诗。他们的诗称为“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四声是沈约首先提出来的。他和谢朓又把它应用到诗里去。 永明体开创了六朝诗的新风格，被称为新体诗。 宫体诗宋齐诗人讲究文字技巧，描写山水，而内容感情却是空虚的。梁武帝时期，南方长期粗安，门阀贵族生活由安逸更趋腐朽堕落，华侈颓糜。反映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去，于是产生了宫体诗。 宫体诗的创制者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纲（即简文帝）和他周围的文人徐陵、庚信之徒等。萧纲先是太子，后是天子，所以由他和他周围的文人兴起的诗体就被称作宫体诗了。宫体诗比永明体诗更加辞藻绮丽，而内容更加颓废，以描写色情为主。《北史·文苑传序》载：“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清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 陈时，宫体诗仍在继续发展。徐陵入陈以后，仍是宫体诗的主将。他们的诗，都是冶艳的，充满了色情的刻画。陈后主也好为艳体。亡国之音，直唱到亡国。侯景乱时，庾信奔江陵，依梁元帝萧绎。出使西魏。梁亡，留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世称庾信为庾开府。他的诗以出使西魏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是宫体诗靡靡之音；滞留北方以后，怀念江南故国，诗多伤感、沉痛、悲观之作。 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南北朝时期，起自民间的新的乐府诗歌即民歌发展起来。无论南方或北方，民歌都很发展，成为南北朝时期突出的文学表现。 南北方民歌的色彩和情调有鲜明的不同。南方的民歌，以缠绵婉转为特色；北方的民歌，以激昂慷慨为特色。南方民歌的内容，多是描写爱情；北方民歌的内容，恋歌之外，又有牧歌、战歌等等。 南方的民歌，主要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吴声歌是长江下游吴地的民歌，西曲歌是长江中游荆湘一带的民歌。《宋书·乐志》称“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卷四四：“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七，“西曲歌，出于荆、襄、樊、邓之间。”建业是六朝都邑，商业繁华；荆、襄、樊、邓也都是长江中游的都市，商业也比较发达。荆、扬二州，风土人情不同，吴歌、西歌的情调不一样。但它们所反映的都是都市生活，没有农村或农家生活。吴声歌至今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三百多首。西曲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一百四十多首。吴声歌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等。西曲歌有《石头乐》、《乌夜啼》、《襄阳乐》等。它们的歌辞，多数是恋歌，有的控诉恋爱不自由，有的表诉失恋或被遗弃的悲伤。而情调都是婉转缠绵的。今举《子夜歌》一首为例：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都。 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为，冶客不敢当。 天不夺人愿，故使依见郎。 北朝文人的诗，既少，又不好。就是北魏末年的温子升、邢邵、魏收号称“三才”者，其诗也只是模拟南朝，毫无特色。但北朝的民歌，却大放异彩。 北朝民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约有七十来首，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主。这些北朝民歌，作者有汉人，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这些民歌的情调，和南方民歌的婉转缠绵不同，就是写男女关系的也是直来直去，没有忸怩神态，既不羞怯，也无含蓄。如《折杨柳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地驱歌》：侧侧力力，念君无极。 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男女情歌外，也有写迁徙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如《陇西流水歌》：陇头流水，流离西下。 念我一人，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吞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绝断。 也有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死伤的。如《企喻歌》：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自骨无人收。 著名的《木兰诗》，最初可能是北朝晚年的作品。历年加工改造，到唐初才写定的。先是人民的集体艺术创作，又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内容是写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这首诗塑造了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女扮男装去抵抗外族入侵的英武女性，一千多年来，为人民传诵不已。 文与笔、骈文的发展魏晋以来，散文的发展，向西方面走。一是出现“文”与“笔”的对立。文以抒情，笔以应世。文是有韵的文字，笔是无韵的文字。刘勰《文心雕龙·总述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二是出现骄体文。东汉以前，辞、赋、诔、赞以外，一般文体都用散文。东汉末，散文也渐有对仗的倾向。西晋时，潘岳、陆机的文章，开始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对偶的工整。这一趋势，到了南朝更加发展。辞藻愈来愈绮丽，对仗也愈来愈工整，连辞赋也都骈偶化了。骈体文也传到北方，北朝后期的文章辞赋也都骈偶化了。 小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记述鬼神怪异和人物轶文轶事的小说发展起来。 这和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以及门阀世族的盛兴是有关系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对魏晋南北朝鬼神志怪一类小说兴起的时代原因的说明是正确的。 三国两晋时期是神鬼志怪小说的兴起时期，现存所谓汉人小说，大概皆为晋以来文人方士之伪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现存之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第四章《今所见汉人小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鬼神志怪小说，保存下来或部分保存下来的，还不少。其中晋人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是最高的。《搜神记》二十卷，原书已侠，今本为后人所辑录。《搜神记》一书，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借助神怪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如《韩凭夫妇》条：宋康王（战国宋君僵）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怒，王囚之，沦为城旦。..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乎而死。遗书于带曰，..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己，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两冢之端，旬日而大，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为相思树。 这一故事，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并通过幻想，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鬼神志怪小说之外，记述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也颇为盛行。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这类小说，最早的是托名汉刘歆著的《西京杂记》。《旧唐书·经籍志上》称：“《西京杂记》一卷，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也作“葛洪《西京杂记》二卷”。但此书内容庞杂，人物轶闻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专门记载人物轶事的小说故事最早的，大约是东晋裴启的《语林》。此书收集了汉魏以来一直到东晋穆帝时的门阀世族，名士显宦的言行轶事。所记故事新颖，文笔清新，当时曾风行一时。东晋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启《语林》的风格体例，著《郭子》三卷。 这类书中，最负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义庆的《世说新语》。《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义庆传》对他编纂《世说新语》没有记载，只载他在徐州时“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之”，“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上，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大约《世说新语》就是陆展、何长瑜、鲍照这些人集体为他编纂的。 梁武帝时，刘孝标又为《世说新语》作注，征引广博，用书四百余种。 原作有误，则加以纠正；事有不详，则详加引释。其考证之详确，征引之繁富，可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媲美。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是简明而有风致。它保存了当时一些口语。 文字简练，往往通过三言两句就能把一个人物性格面貌勾划出来。 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的专著也在这时期出现了。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艺术为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文学的自觉包含着对文学的反思，也包含着文学批评。 先秦典籍和两汉著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评论文学作品，但没有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等专门批评文学作品的著作。 建安时期人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及自觉精神，是文学批评的社会基础。汉末评论人物的清议，由人到物，对文学评论的出现也有影响。 曹丕《论文》对文学作品所以出现体裁的不同和作品优劣差异，都提出了看法。《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宜丽。此四科不同。”又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已看到各体作品，有不同的要求，奏议要求雅，论说要求说理透，铭诔要求实，诗赋要求华丽。气，是各人所具的聪明才智，各人聪明才智有高低，作品自然有高低。这是不可强求的。曹丕对文学作品的这些认识，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主了积极的影响。 《论文》提高了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地位。汉朝统治者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作“博奕”，而《论文》却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学作品的价值，比寿命、荣乐还高，这就高度评价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价值，抬高了文学家和作品的社会地位。 西晋陆机作《文赋》。《文赋》探讨文体的风格特征，提出了十种文体，比曹丕的文体分四科要细密。《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于作品的形式之外提出对作品内容的要求，比《论文》只讲形式的提法更进了一步。陆机《文赋》还对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但从总的方面看，《文赋》仍是重视文字技巧，对作品内容要求不够。刘勰《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的《文赋》是：“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就指出了《文赋》的缺点。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朝齐梁时期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家贫，一生未婚娶。晚年出家当了和尚。 《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刘勰针对当时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对仗、用典、辞藻、声律、只重文字形式、不重内容的风气，中肯地提出了批判。对于声律，他主张“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反对勉强。关于对偶，他主张“自然成对”，“不穷经营”。对于重形式轻内容，他批评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他系统地论证了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讨论了文学创作艺术技巧各方面的问题。刘勰已接触到文学发展规律问题，认识了文学要反映现实。他认识到现实是夜不断交易中，文学也在跟着现实的变易而不断发展变化。 锺嵘的《诗品》是专门评论诗的。他把汉魏以来的五言诗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自汉至梁122 位诗人中，列入上品的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他认为诗是“吟咏情性”的。他反对写诗用典。他批评颜延之的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他说刘宋中叶以后的诗作像“书钞”一样，没有创造性。他说好的诗句，都是“直寻”（创造）出来的，多不用什么典故。他反对玄言诗，说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经”。他最推崇建安文学，说建安风格有创造精神。他也反对过于讲究声律，认为过于讲究声律会损伤诗的自然美，所谓“使人多拘忌，伤其真美。” 锺嵘《诗品》把诗人分为三品的作法，大约是受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影响。它和《古今人表》一样，流于主观。而且见解也不高明，如它把曹操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却把潘岳、陆机列为上品了。这反映锺嵘仍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 这里还要提到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这是自周秦以来文章的总集。全书三十卷，李善加注时折为六十卷，以类（文体）分卷，共分为赋、诗、表、启、赞、论、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三十九类。萧统选录作品是比较严格的，略古详今，对晋宋以来的作品选收的比较多，选的也比较精。 《文选》的出世，本身就是对古今作品的评价，它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第五节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方面也有发展。无论是绘画、雕塑、书法、乐舞，都有成就。 绘画三国时的大画家，有曹不兴，善画大幅人像。他是画中国佛像画的始祖。曹不兴弟子出名的有卫协和张墨，他们在晋时被称为“画圣”。他们也擅画人物，所画人物画不仅相貌逼真，而且富有神采。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画家东晋顾他之，就是卫协的大弟子。顾恺之善画人物，他画的人物，传神致妙、栩栩如生。谢安称顾恺之的画是“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晋书·顾恺之传》）。他每画成人物，常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他画人物很注意描写人物的特点。他“曾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毫。观者觉神气殊胜”（《晋书·顾恺之传》）。他为谢鲲作像，把他画在岩石里。人问所以，他说：“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下同）他要为殷仲堪画像。“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谓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顾恺之的人物画，传世的只有唐初人临摹的《女史箴》图卷。这是世界名画中杰出的作品之一。 顾恺之画人物，也画山水。他的《雪霁望五峰》图，能干人物背景中扩大和强调山水的气氛。后世称顾恺之为“山水画的祖师”。 南朝前期，在绘画艺术方面，是人物画和佛教艺术的继续发展。人物画仍是盛行的，尤其是佛教人物画。山水画已有独立发展的趋势。 宋齐时期，绘画方面出了很多名家，其中最有名的，在宋有陆探微和宗炳等，在齐有谢赫等，梁有张僧繇等。宗炳画山水画，其他都是画人物的。陆探微，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善画人物。张怀瓘说他画的人物肖像，“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引）。谢赫《古画品录》把他的画列为上品，极为推崇。 谢赫也善于画人物。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改变，直眉曲鬓，与时竞新”（《历代名画记》引姚最《续画品》）。这可见他写生的意境和技巧都很高明。谢赫把绘画中的六法，归纳为一定的规律。六法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他宫于写实精神，根据自己绘画实践对绘画理论有所发展，对后代绘画也有很大的影响。谢赫所著《古画品录》，把魏晋以来的名画家二十七人分为六品，对于每人都详加评语，可以说是绘画批评的开山祖。绘画评论和文学评论都在三国两晋甫北朝特别是南朝产生的。 张僧繇是梁武帝时著名的画家。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的极盛时期，佛教寺院壁画也以梁时为最盛。建康更是佛教寺院壁画最集中的地区。僧郝骞的西行求法，僧迎佛陀、摩罗萨提等来中国，都将印度的壁画画法传入中国。印度的画法是晕染法。前此的中国画，是线条法，即高古琴弦画法。张僧繇吸取印度的画法，以彩色在画面上现示凹凸，为中国画法开辟了新天地，有这样一个故事，“建康一乘寺门上有扁额画，为张僧繇笔迹。其花形称天竺遗法、以朱及青绿成之，远望眼晕如有凹凸，故人称成寺为凹凸寺。”（《建康实录》）这种画法，是于线条以外，别施彩色，微分深浅，其凸出者施色较浅，凹入之处，傅彩较深，于是高下分明，有立体之势。这和中国原来的线条画法——高古琴弦画法，大不相同，是画法上的一大变。 张僧繇和顾恺之、陆探微被称为六朝画家中的三大家，他们的画各有特点。《画断》喻三人之画：“张得其肉（丰润），陆得其骨（清秀），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 晋宋之际，随着门阀世族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山水诗，山水画也开始受到重视。刘宋时的宗炳就以画山水画出名。宗炳很喜欢游山涉水的，“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晚年住在江陵，“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隐逸·宗炳传》）。 宗炳著有《画山水序》，序曰：“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如是则松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历代名画记》引） 宗炳同代人王微和梁时萧贲，也是山水画的名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水。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续画品》）。南北朝时期，北方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画家。北齐时有杨子华，当时称为“画圣”。北周时有田僧亮，他画“野眼柴车，称为绝笔”（《历代名画记》）。 从绘画发展史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是以人物画为主，山水画还在开始发展的阶段。 书法汉字书法，也是一门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辈出。三国时有锺繇、蔡邕、刘德升、胡昭。西晋时有索靖、卫瓘、卫铄（世称卫夫人）。东晋时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南朝有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薄绍之、释智永等。这是魏晋南朝系统。 锺繇，曹魏时作过太傅。他的书法，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和行书。 唐代张怀瓘称他的书法“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书断》）。 书法造诣最高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东晋琅邪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他早年曾从卫夫人受笔法，后博采众长，创造了新体。他的书法为历代学书者所宗尚，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尊称为“书圣”。 王羲之的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等。现在所流传的《兰亭序》，大约是齐梁间人或唐初人所摹临的。 王羲之几个儿子都善书，而以献之的成就最大。父子二人书法齐名，世称二王。羊欣评献之的字“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书法要录》）。东晋南朝的书法宗二王，十六国、北朝则重钟繇、卫瓘。西晋末年，范阳卢谌、清河崔悦，都以书法著名，卢法锺繇，崔师卫瓘。卢、崔两家，世代以书法称显。北魏的书法，传自卢、崔两门。它们的特点是发展了汉魏这一系统的风格，笔力雄劲骏放，结体端庄古雅，有别于南朝二王的“流风迴雪”的韵情。在流传下来的敦煌写经和现在出土的北朝墓志中，我们还可看到北朝书法风格。 雕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空前发展。这和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广开石窟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时期主要的雕塑艺术成就都集中在寺庙和石窟里。它受到印度艺术很深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戴逵，是著名的画家，画人物也画山水，同时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善于雕塑佛像。他曾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灵宝寺雕无量寿佛一尊，前后费时三年，艺术上妙绝当时。 他儿子戴颐，也在雕塑方面有很大成就。时“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肿肥耳。既错减臂肿，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 （《宋书·隐逸·戴颙传》）。 乐舞在音乐方面，这个时期对边区各族的音乐兼收并蓄。这是这一时期的特色。这些音乐是十六国至北朝后期自西域逐渐传来的，中间又经过几次演变。按其传入的顺序，先有天竺、龟兹、西凉等乐。天竺乐，是前凉张重华时自天竺传入的。龟兹乐，是前秦末吕光自龟兹传入的。西凉乐，是后凉、北凉时在龟兹乐的基础上，结合“胡、戎”音乐形成的。西凉乐，当时号为秦汉伎，而其所用“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在舞曲当中有于阗乐曲，其“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其来源杂有于阗、羌胡，不以龟兹为限，但与华夏却关系不多。北魏平定河西之后，把秦汉伎改称为西凉乐。龟兹乐的声调也有很多变化。北魏平定北燕和通西域之后，又输入了疏勒、安国、高丽等国的音乐。北齐时，龟兹乐盛极一时，乐工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魏、周之际，西凉乐地位提高，取得国技的称号。北周武帝纳柔然皇后，输入了康国乐。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长于弹琵琶，传来七调和五旦。七调相当于中国宫、商、角、征、羽、变征、变官，五旦相当于十二律中的黄撞、太簇、林锺、南吕、姑洗等五均。隋代郑泽在苏祗婆的基础上，测定了其他七律的调声，更立七均，与十二律完全配合。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纠正了多年以来太乐所奏乐律中的错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 舞蹈和音乐是密切联系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舞蹈也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三国两晋南朝的体系，一个是十六国北朝的体系。 南北朝后期，有南北之分的音乐舞蹈趋于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音乐舞蹈的进一步发展①。 ① 以上关于文艺部分，大量采用王仲荦《魏普南北朝史》。仲荦在世时，本卷主编曾请其撰写这一部分。未能实现，而仲荦去世，曷胜悼念。 第六节中外文化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南亚的五天竺诸国（包括有名的笈多王朝），师子国（斯里兰卡），都通过陆路或海路与当时的中国发生关系。它们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不断前来，从而各地的物资得到交换，科学技术和艺术、宗教也得以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对中国和有关的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外人员的往来据近人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都加强了。这所谓“西域”，按习惯的用法，系指葱岭东西极为广大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域，是指葱岭以西，不包含葱岭以东的新疆在内。专就中国同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较以前发展。三国时期，魏鱼豢所著《魏略》，有《西域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大秦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对大秦的了解。孙权于黄武五年（226）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的交通。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通魏，魏以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见《三国志·魏明帝纪》）齐王芳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大月氏王波调即贵霜王朝国王韦苏特婆二世（Vasudeva Ⅱ）。《三国志》对大月氏无专传，《南州异物志》称：“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宫室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这可补《三国志》的不足。朱应、康泰出使之后，南海各国纷纷与孙吴通使。扶南、占城、堂明诸王，于黄武中各遣使奉贡。扶南王范旃千赤乌六年（243）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孙权传》）康泰诸人的足迹，大约已经到了马来半岛的南端，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的了解。大秦商人秦论的东来，反映了海路的疏通。 当时全国的通都大邑，洛阳、建业、成都、交州、广州、敦煌、长安等地，都有外国人居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里不但有南海商人，也有西域贾胡。魏明帝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等人，提倡中外贸易。他们拨出专款，收购本地物资，与贾胡进行交易。《三国志·徐邈传》称：“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就是这个意思，仓慈对于要赴洛阳的贾胡，发给“过所”（通行证或护照），对于在当地交易的贾胡，则由官府收购其物资，以官府所有的物资和他们交易。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平城，已与粟特、普岚（即拂菻）及昭武等国人来往。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葱岭以西及五天竺各国都发生联系。萨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经常与魏通使。称霸中亚的嚈哒与北魏的关系尤为密切。南朝通过今四川青海一线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更从海上与扶南、阇婆、师子国、中天竺通使。中外人员的往来，北朝以北魏末年为极盛，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西夷来附者，处崦峨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城里的外国人就有一万余家。（均见《洛阳伽蓝记》）南朝以宋、梁两代为盛。南海各国在通使之际，均有国书，对南朝政权极力赞美。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给宋文帝的表文说：“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师子国国王刹利摩河南的表文称：“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均见《宋书·夷蛮传》）表文所说并不是一句空话。综合南北朝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国际间交往的频繁。由于贵霜王朝的解体，昭武诸国在粟特地区，陆续形成，康国、安国、何国、曹国等地的商人十分活跃。天竺方面，发多王朝之外，也有许多小国。所有这些国家，大多数和北朝有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南方师子国的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到过平城①，歌营国的沙门菩提拔陀到过洛阳。②在这个时期的外来人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粟特人的东迁。他们在两汉时期逐渐来到中国经商，三国页晋时期深入内地。他们在阿富汗、印度和印支半岛都有经商的据点，从撒马尔干到洛阳，更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粟特文书中所见的地名，有蓟城、南阳、淮阳、洛阳等地。在南方的建康、广州、江陵、成都、乃至北方的邮，也都有他们的足迹。在五至六世纪时，粟特人聚落整批地东移，到了七河地区。 他们在都赖水流域和楚河左岸大举发展农业，在那里建立了他们带有城郭的据点。在六世纪至六世纪中叶之间，粟特人也在罗布泊以西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甚至在唐代敦煌的户籍中也夹杂着大量粟特人的户籍。粟特人的活动很少越过由波斯所阻隔的地区，但是他们在鲜卑、柔然、突厥的统治地区始终是活跃着的。在北魏建国时，安同就作为拓跋珪的特使，到处活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早期的突厥碑文，竟然是用粟特文书写的。三国时期访问扶南的康泰、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王朝的石勒，唐代发动叛乱的安禄山，都是属于粟特系统的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外国僧侣，也为数很多。见于慧皎《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的，这一时期有天竺沙门二十二人，罽宾沙门十人，康国九人，安国二人，扶南二人，西域十三人。此外，还有师子国的比丘尼和婆罗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教。慧皎按其性质，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印度佛教的各宗各派搬到中国来。因此，在中国争取建立寺院的佛图澄、大规模翻译佛经的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这时期，由中国赴西域及天竺求法巡礼的沙门，更是大有人在。据梁启超的统计，由曹魏的朱士行到北齐的僧律，有名可考者共六十三人，佚名者五十二人①。 除了大量的翻译经典之外，当时人士也写了大量的旅行记、地方志和物① 见《魏书·释老志》。 ② 见《洛阳伽蓝记》卷四。 ① 见《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载《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第28～41 页，唐以后诸入未计算在内。 产志，反映了西域、南海的具体情况，著名的《法显传》和《宋云行纪》，记载法显、宋云到印度求法的行程，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出现了各种文字的译本和注释。同时期的著作，目前能够找到一些佚文的，约有旅行记二十余种，地方志十余种、异物志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域、南海的原始材料。其中，如吴人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吴佚名的《交阯外域记》，晋人释道安的《西域记》、支僧载的《外国事》、竺法维的《佛国记》、魏完的《南中志》、失名的《凉州异物志》、郭义恭的《广志》、刘宋失名的《林邑记》、梁元帝的《职贡图》，都是比较重要的撰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书中，也都有些有关记载。中外物资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超过两汉。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丝路受阻。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Koyumal）和巴士高有玛尔（Bash—Kovumal）都发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的，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产品。近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发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的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发去绢帛若干捆。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部分靠内地供应。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衣物疏中，丝绸制品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当然，这种地方的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的需要的。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这些运送锦彩的人都是“商胡”。（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 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见《周书·吐谷浑传》）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的输出。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的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的。 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的萨珊王朝）买来纺好的生丝或役有捻好的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他们能够纺织华丽的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①。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的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的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到了公元553 或554 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6 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或者说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 和284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的两次尝试。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① 见法人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中译本第135 页。 久”。（见《丝绸之路》第148 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345—363），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北魏太安二年（456）和和平六年（46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平城。东晋和拜占庭的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的不同译名。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m，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的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是一件大事。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一是纸的西传，它比较早。一是造纸术的西传，它比较晚。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曹丕把自著的《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通常的文书大量应用简牍。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的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的文书。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六○五）桓玄的话当在元兴元年（402）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 从考古材料看纸的传播情况，新疆一带在汉代不是没有纸，但比较少。 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三张纸，可能是汉代的。至于其发现的粟特文书，斯氏虽定为东汉末年之物，实应写于永嘉乱后，这不是最早的纸。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纸，有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永嘉四年（310）等年号。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发现的纸，有奉始六年（270）、永嘉六年（312）年号。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最古的纸是隆安三年（399）的，日本桔瑞超等人发现过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乐经》和有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解放后，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大量文书，上起前凉，下至唐中叶。较早的文书有前凉、前秦、北凉、西凉乃至高昌的。从这些文物来看，魏晋时期大体上纸和简并用，十六国时代已成为纸的普及时期。此外，在焉眷、库车、巴楚、和阗等地，还发现过古代焉耆文和龟兹文乃至梵文残卷，其时代也不早于魏晋。有的书谈到，在萨珊王朝时期，纸已经传到波斯，但数量不多，价钱还很贵。至于造纸术的真正西传，还要晚到唐代天宝十载（751）怛罗斯战役之后。 印度离中国比较近，来往比较频繁，对于蚕丝和纸的认识比西方清楚，输入的时代比较早。季羡林指出在侨低厘那所著《治国安邦术》（Arthasatra）中说过：“侨奢那（KauSeya，野蚕丝）和产生在脂那（即中国）的成捆的丝”。《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几处讲到丝。语法学家波儞尼在其著作中用过Kauseya这个词。■胝厘耶和波儞尼，据说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作品，这可见印度对于蚕丝知道的很早。它既有从中国输入的蚕丝，又有本地的野蚕丝。它一直了解丝是虫子生的，丝是茧抽成的，就这一点说，印度人比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在唐代义净等人所著的《梵语千字文》等书字，载有绢、绫、锦、绣的梵语，而《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中所载有关梵语尤多。不过话虽如此，一直到唐代，丝绸在印度还没有普及。①中国外传的技术还很多，如冶铁术即其一例。中国的漆器、铜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黄、黄连等药材，以及茶叶等。输出都是从海陆两路。时代有早有晚。丝绸输出减少以后。瓷器就成为主要输出品，大批由海路运销，在英文中瓷器（China）竟成为中国的国名。在南洋一带考古发掘中，出土过汉代的陶瓷。在埃及西亚的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后的器物居多。茶叶在英语中叫tea，是从厦门话传译的，波斯语、印度语、俄语中叫cai，是从北方话传译的。名称的不同，也反映输出道路的不同。 从外国输入中国的技术和各种物产也很多。外国史学家喜欢谈论的是玻璃制造技术的输入。原来玻璃的制造以高卢南部和莱因河沿岸地区为最盛，后来才转移中东，三国两晋时期输入中国，称为琉璃器，为上层社会所使用。北魏太武帝时，由大月氏传来制法之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叙利亚、犹太和希腊人对于有色玻璃的垄断，至此被打破。人们把这件事和蚕种的输出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汉朝从西域输入天马、葡萄，以后始终为人们所艳称。曹丕在文章中盛赞葡萄和葡萄酒的甜美，以为“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艺文类聚》卷八七）西域的马，一直到南北朝后期仍在不断输入。不过这时已不是大宛马，而是波斯马。北魏秦州刺史元琛，遣使向西域搜求名马，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见《洛阳伽蓝记》卷四）梁武陵王纪也西通资陵（今伊朗东部）、吐谷浑，有马八千匹。前一个时期，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已经输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犀、象、狮子、鸵鸟、鹦鹉、孔雀等珍禽异兽和真珠、珊瑚、玳瑁、瑟瑟等珍宝之类，仍在继续输入。苏合香、薰陆香（即乳香）、郁金香、青木香、安息香、龙涎香、鸡舌香、沉香、藿香、胡椒等香药，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等药品，白疊（棉布）、波斯锦、金缕织成火浣布等纺织品，石蜜（冰糖）、千年枣（即椰枣）等食品，多数是初次输入。①大体上，输入的商品逐渐定型，而香药一项在数量上虽不如以后各代多，在种类上已经相当齐备。这些产品，在当时人的著作中首先著录，在正史的外国传中得到反映，到了一定时候，在有关《本草》的书中作了总结。陶弘景的《别录》和苏敬的《新修本草》就是这样的两部书。梁代以前输入的物品在《别录》多有记载，梁代以后的就要查《新修本草》了。（《新修本草》今有影印残卷及尚志钩辑本。上述产品多半列入“新附”项中，比较好找。美国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所论列的动植物虽多属唐代以后之物，亦可供参考） 印度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输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主要来自印度。其中，除佛教已另有论述外，有寺院建筑、石窟艺术、天文学、历算及医药等。 佛教寺院建筑，西晋时在洛阳、建康盛极一时。北魏末年，洛阳的寺院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已增至三万余所。北齐时，仅邺城的大寺已① 以上参考《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第163—166 页。 ① 参考《梁书·中天竺传》，《周书·波斯传》及《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载《史学集刊》1986 年第2 期。 约计四千所，齐境之内竟达四万余所。北魏的永宁寺和梁朝的同泰寺是当时的具有代表性的寺院。《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永宁寺都有具体描述。据说当时的西域沙门菩提达摩，来到洛阳，“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对它歌咏赞叹，自称走过好多国家，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寺院。在洛阳的寺院里，多建有浮图，佛殿僧房也模仿天竺的形制。至于佛像的雕塑，更富于异国的色彩。“摹写真容，似丈天之见厢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见双林”。为了便于创建寺塔，求法人往往在巡礼之际，按照天竺的佛教寺塔形式制造模型，北魏使者宋云，在乾陀罗国（即提陀罗）访问了著名的雀离浮图。特意妙选工匠，用铜制造了雀离浮图和释迦四塔的模型。当年的寺院建筑因是土木构成，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已大量毁灭。佛塔之属，还有存者。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高十五层的密檐式砖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 石窟艺术目前还有很多遗存。西起新疆，东至辽西，西南至四川，东南到江苏、浙江，都有这一时代的石窟。其中以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岗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为最有名。 莫高窟，通说以为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近来有人把它推定为西晋时期。云岗石窟，大约创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造像碑记最早的为太和七年（483）。石窟的构造，渊源于印度巽加和安达罗王朝时代的“支提窟’和“毗河罗窟”。所谓“支提窟”是作为聚会和礼佛的佛殿。其形制，一般有两下列往和半圆形空间，建有石雕的佛塔。窟顶有卷式装饰，一个或数个不等。这种建筑，正面有窟门的楣框，上有拱窗，可使阳光透入。这种正面的建筑设计最能引人入胜。在五世纪以后，开始雕凿佛像。所谓“毗诃罗”则与此不同，它普遍与迎兰混称，即讲堂及精舍。最普通的形式是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的广堂，于堂之正、左、右三面造许多僧房，各有出入之口通于中堂，各房内设有石坛，或为坐禅之用。中堂正面之后壁与“支提”相仿，于壁面刻有佛塔。又堂之背后造有小别室，安置佛塔，或单设一坛。这两种石窟形制传到中国之后，逐渐就中国化了。支提窟的前端往往出现中国屋顶形的“人字披”，毗诃卢窟的顶部也出现中国式的藻井。在龙门、敦煌的北朝石窟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印度的支提窟相当于佛教徒的礼拜堂、毗诃卢窟则是佛教徒的住处。到了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了，它们是作为功德与宣传之用而修建的。 莫高窟的造形艺术，彩塑较多，属于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有三百多，小千佛约有千数。就其题材来说，多为释迦、弥勒、多宝佛的塑像，其次是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像，再就是佛弟子比丘像和天王、力士之属。浮塑方面以飞天、伎乐为最多。人物面部造形，含有西域形象的特点。其衣着或祖肩或通肩，衣纹细密而贴体，菩萨披肩长裙与裸其上体，都有曹衣出水之趣和健陀罗作风的影响。 云岗石窟以石刻造像著称于世。在最早的昙曜五窟中，五尊大佛，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各窟大佛以北魏的皇帝为模特儿，即：太武帝（18 窟）、明元帝（19 窟）、道武帝（20 窟）、景穆帝（17 窟）、孝文帝（16 窟）。颜面和服饰都有西域的影响，但由于以帝身为佛体的关系，中国人的气质己显然增加了。虽然如此，第八窟的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五头六臂乘金翅鸟的鸠摩罗天、十三窟的供养天人像，都是外来的东西。特别是不少窟内出现的佛传与佛本生故事以及《维摩诘变相》浮雕等等，反映的是异国情调，在表现手法上则流露了中国的作风。 龙门石窟中的北朝石窟，以古阳洞与宾阳中洞为最有名。古阳洞主尊为释迦牟尼，傍有二菩萨，南北两壁各有三列大龛，小龛百计。雕像丰富多采，精美异常，龛楣、龛额的设计诡形奇制、变化多端，为龙门石窟之冠。古阳洞的造像，还有浮雕佛传及本生故事。在其南壁靠近地面第一层大龛之间，有一佛传图，而南壁的释迦多宝龛媚上有佛传浮雕，它完整地刻画了释迦牟尼的入胎、诞生、立为太子，以至苦修成道的整个过程。在情节的选择和构图的安排上，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把成道放在正上方的中央部分，就更加醒目。宾阳中洞，就是帝后礼佛图所在之洞。这个洞窟佛像的特点，汉化的色采更为明显，表现了由云岗向隋唐过渡的作风。（有关三大石窟部分，参考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第458—519 页） 敦煌莫高窟全部石窟共六百余，中有壁画的共有468 个。壁画的作风有印度样式的，有波斯萨珊式的，有属于于阗、龟兹系统的，也有完全是中原传统形式的。壁画的内容以佛教故事为主。在古代凡是用绘画或雕刻表现在佛经中故事的场面，叫作“变现”、“变相”，一般简称为“变”。壁画中这种“变相”或“变”，又可以按照它所依据的经典分为三种。一是根据某一部经典，将其中所述的信仰中心，例如某佛，以及其侍从在其所领区域内的种种活动，用绘画表现出来。二是依据释迦牟尼传记的经史，将佛的一生的故事单独地或系统地描绘出来。三是依据佛本生故事来绘图。 麦积山①，在甘肃省天水县东南，从正面看，很像当地农家的麦积堆。由最低处之五一号龛至岗顶高142 公尺，矗立在青翠的群山之间，显得很奇特，很突出。 麦积山有一百八十多个龛和窟。规模最大的是“碑洞”（一三三号），高5.97 公尺，横广14.91 公尺，进深最大处11.5 公尺。也有很小的石龛，小到人都进不去。此外还有几个崖阁。“上七佛阁”（○○四号）最大，它的长廊——“散花楼”在七个大石龛的外面，高16.7 公尺，长30.5 公尺。麦积山造像始建年代，根据西崖第一一五号窟中须弥座上的墨书发愿文看来，至晚在北魏景明三年（502）以前就已经有完整的龛窟和造佛。据《魏书》的记载，则早在公元四二四——四二六年之间，就有高僧隐居麦积山前的寺院，僧徒三百余人。可见这时期这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佛地，已有可能营造石窟。 记载中的麦积山那些壮丽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物已经没有了，崖阁、龛和窟中的塑象、石刻、石碑、壁画还保存了不少。除了无数用模型印制的小佛象之外，大小佛像约有一千尊。受了粗糙的砾岩石质的限制，如同敦煌石窟那样，这些佛像几乎全部是泥塑的。大部分是北魏后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后代重塑或重妆的。西部小龛窟的佛像毁坏程度较小，而且大多不是重修重妆的。未经重妆的塑像，虽然被烟薰得黝黑，丧失了外部妆绘的灿烂色彩，可是作为雕塑来看，形象还是很美丽很动人的。完整的大石佛二尊，为北魏杰作。石碑十八块，有简朴而优美的浮雕。因为受了地震、潮气（麦积山终年多雨）、流水和野乌的损害，现存的壁画不多，虽然多半残缺不全，模糊不清，却都是当时的美术精品。 麦积山那些静坐着的、眼光向下、永远微笑着的佛或菩萨，似乎在沉思，① 以下关于麦积山石窟的论述，节取自王朝闻《麦积山石窟艺术》，原载《人民画报》1954 年第二期。似乎陶醉在某种幸福的瞑想里，似乎存心不和观赏者发生关系，观赏者却不能不被那特别而不普通的神态所吸引。 例如一二三号窟内的佛像之一，它那种矜持，温婉和愉快的神态，是很自然很生动很感人的。这些塑像和中亚或印度佛像不同，和中国北魏其他各地区同一时期的佛像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有名的龙门古阳洞佛像的外形还显得有些过于清癯，那么，麦积山“碑洞”左侧的小佛像就具备了柔和、圆润、丰满的特色。 以面部而论，虽然面型和眉眼都是修长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风格，却显得更婉美动人，透露出向隋、唐艺术风格过渡的端绪。 印度的天文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拾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搶仙人、竭伽仙人，并未详。《法苑珠林·传记篇》有《婆罗门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姚振宗云：梁武纪年无天和，自是天监之误），摩勒国沙门释达流支法师译出”①。此书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婆罗门天文经》，当是一书。《隋书·经籍志》又有《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又《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云：“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开皇十二年（592）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见唐《贞观内典录》。梁启超云：“所谓‘乾文’者，当是天文书也。”其说可信，但书皆不传。 印度的历算，《隋书·经籍志》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并不著撰人。《续高僧传》卷二《达摩发多传》云：“（隋）有翻经学士泾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校数法》一卷。冯兼通佛典和一般学问，长于数学，以中印两国的度量衡不同，如“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因而写成这本著作，可见婆罗门算法当时确有人传习。 印度的医药之学，《隋书·经籍志》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通志·艺文略》亦著录此书，又有《龙树眼论》一卷，《郡斋读书志》云：“《龙树眼论》三卷。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七十二种目病之方。”姚振宗认为晁志所载三卷本，疑即四卷本的残卷。其说近是。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在唐代中国还有到处行医的印度眼科医生。《隋志》又有《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原误作“录”，据《通志艺文略》改）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这些医方的内容已不可考。《隋志》又有《青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耆婆茯苓散方》一卷，《耆婆脉诀》十二卷，释罗什注。《宋史艺文志》有《着婆脉经》三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耆婆五藏论》一卷。诸书的书名、卷数均不相合， 而且全部久已不传，故无从论定。所可知者都是祖述印度医学，而且由中国翻译之后，又流传到了日本，它的形响就不小了。 ① 按：“天和”二字不误。“梁”当作“周”。《续高僧传》卷二《菩提流支传》三：“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季敕为大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即指此书。北周时，攘那跋陀罗、阇那耶舍，共译《五明论》。五明者，一声论、二医方论、三工巧论、四咒术论、五符印论（见《大唐内典录》卷五上）。参与这次翻译的还有阇那崛多，由沙门智僊笔受（见《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所记，与此有异。它说：“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沽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日内明，畅究五乘，因果妙理。”（见同书卷二）。根据以上的解释：声明是研究语音、语法、修辞的学问。工巧明是工艺、数学、天文、星象、音乐、美术等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总称。医方明即包括医、药、针灸、禁咒在内的印度古代医学。因明，即印度的逻辑学。内明，是印度的宗教哲学。它们之间的分歧，牵涉到各宗各派的教义，一时还难以说清。《五明论》的汉译，说明印度文化已经比较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第一节农业发展的形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农业的发展上，南北有显著的差别。北方由于战乱频仍，农业生产儿经由破坏到复苏的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使其原来居于农业生产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南方由于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并因为北方的动乱而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人口的大量南迁和先进生产技术的输入等，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为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 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农业由调敝到复兴自汉末以来，北方农业区迭遭战乱，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史称“时大饥荒”①。“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②。饥荒之严重，不仅劳动人民惨罹茶毒，拥兵割据的势力也深受影响，“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之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①。饥荒持续时期之长也是空前的，从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到建安元年（196）曹操在许下屯田，已历十二年之久，实际上直到建安之末（219），饥荒的发展也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持续的大饥荒，使北方农村呈现空前的调敝，加之“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昔日繁荣的关中三辅地区“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山东地区“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②。“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③。“是时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④。 曹操对于恢复和发展北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安元年（196），曹操在挟汉帝都许后，接受枣抵、韩浩的建议，在许下兴立屯田。当年获得丰收，“得谷百万斜”⑤。于是，从许下向北方各地推广，同样获得成功，“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屯田使大量流民成为政府的依附农民，在政权力量的强制推行下，与土地结合起来，使荒芜的土地得到耕种，解决了军粮匮乏的问题。与此同时，又“于征代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晋① 《三国志·魏志·曹洪传》。 ② 《三国志·魏志·张邈传》。 ①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曹瞒传》。 ③ 《三国志·魏志·袁术传》。 ④ 《三国志·魏志·张绣传》。 ⑤ 《三国志·魏志·任峻传》。 书·食货志》），大兴军屯。黄初元年（220）魏皇朝建立后，民屯方面没有更多的进展，军屯方面却有进一步的发展，尤以正始年间（240—249）邓艾首倡以五万人在淮南北的军屯成效突出①。 与此同时，曹操针对当时“户口耗减，十裁一在”的情况，大力采取措施迁徙人民，充实司、冀、雍州等心腹地区。几乎整个建安年间都在进行这一工作。不仅从边境地区徒汉族农民进入腹心地区，而且迁徙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以增加劳动力。 在地方上，各郡县官吏也致力于“招怀流民，兴复县邑”（《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如吕虔为泰山太守，“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三国志·魏志·吕虔传》）。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郑浑为冯翊太守，“前后归附四千余家”（《三国志·魏志·郑浑传》）。苏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之甚谨..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由是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有的地方官吏还为“新集”的流民制定“移居之法”，令其伍、比相保，不复流散。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努力，曹魏统治之下的北方农业生产呈现复苏的景象。在各个屯田区域，大批流民复归土地，荒芜了的农田得到开垦，如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邓文在淮南北屯田获得巨大成功，“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田屯兵连属焉”（《晋书·宣帝纪》）。 郡县所辖广大的个体农民经济，也呈现活跃的景象。在曹魏的辖境内，已从汉末的饥荒中摆脱出来。 由于农村经济的复苏，个体农民经济相应有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那种军事编制的民屯组织已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到了魏末晋初便先后两次宣布取消民屯，全部成为郡县编户农民了。 西晋初期，尚能励精图治，发展农业。《晋书·食货志》称：“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晋武帝曾一再下诏敦促“省摇务本，并力垦殖”，他深知“使四海之内，弃末返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于是，累累下诏敦促郡国守相计吏巡行属县，“敦谕五教，欢务农功”“务尽地利”。地方官中，有很好贯彻这一路线的，如王宏为汲郡太守，“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史称“时谷贱而布帛贵，（武）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可见粮食产量的增加太康元年乎吴之后，六十余年的分裂扰攘局面终于结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种统一安定的局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年颁布了占田、课田令，更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史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干宝《晋纪总论》）。撇开封建史家溢美的成分，太康年间农业的兴旺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安定、繁荣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便又一次遭到空前的破坏。 永熙元年（290），司马炎死后的第二年，爆发了八王之乱，接着又是空前纷① 《三国志·魏志，邓艾传》。 扰的十六国之乱，北方农业区再度遭到空前的破坏。史称“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同、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从晋惠帝即位之后开始，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直至十六国后赵政权建立为止，约三十年间，了无宁日，农业萧条，饥荒频仍，民不聊生，“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懂，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魏书·食货志》）。 十六国北朝时用北方农业的破坏与缓慢发展十六国北朝的二百八十五年中，北方在政治上经历了由分裂割据到实现南北统一的漫长过程，在农业生产上，也几经由破坏而复兴的曲折历程。西晋末年的战乱严重地破坏了北方在魏晋八十余年间恢复起来的农业生产，“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慕容皝载记》）。“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北部中国又一次陷入“天下饥乱”的境地。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当时主要的农业区。 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农业曾出现两个恢复年代。即在石赵政权时和苻秦政权时。永嘉六年（312），石勒根据汉人张宾的建议，定都襄国。建兴元年（313）在他的统治区，“司冀渐宁，人始租赋”（晋书·石勒载记》）。建兴二年（314）“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货二匹，租二斛”。大兴二年（319）石勒建立后赵，在即位之后，即“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均百姓田租之半”。大兴四年（321）“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太宁二年（324）以右常侍霍皓为功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规定“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咸和五年（330），石勒即皇帝位。史称“勒以休瑞并臻，逻方慕义，赦三岁刑以下，均百姓去年逋调”。这种政治上的安定气氛，多少反映了其统治区内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情形。 357 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他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君主中最重视农业生产的一位，在他统治的二十余年间，前秦境内农业生产有了较大起色，一度几有升平气象。其即位之后即大力改变农桑废业的情况，以“课农桑’为事。第二年即巡视各地，“丐所过田租之半”。下令“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晋书·苻坚载记》）。他即位不过五年，即已收到显著成效，出现了“田畴修辟，帮藏充盈”的景况。中原地区农业又从石赵后期以来的衰败中复苏。苻秦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安定，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此基础上，苻坚得以凭借“国内殷实”的实力，次第打败各割据政权，统一北方，形成与江南的东晋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十六国时期，除了石赵和苻秦的时候曾呈现农业的复苏外，在辽东的鲜卑慕容氏统治区和凉州张氏政权统治区内，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鲜卑慕容氏兴起于辽东。元康四年（294），慕容庞迁居于大棘城（辽宁义县西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开始经营农业。永宁（301）年间，幽州一带发生大水，慕容廆“开仓赈给，幽方获济”（《晋书·慕容鹿载记》），可知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地区陷入一片战乱，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土地， 吸引着中原地区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这对于这一地区农业的开发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其子皝继位，继续前代发展农业的政策，“躬巡郡县，劝课农桑”。 在中原地区干戈扰攘之时，西北的凉州地区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安定的地方。“中州虽乱，此方安全”（《晋书·张轨传》）。于是，避战乱的流民纷纷涌向这里。劳动力的增加和较长期的安定环境，有利于凉州地区的开发，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刑清国富的局面。 十六国后期，北魏崛起于代北。鲜卑拓跋魏是对北部中国农业发展有贡献的。拓跋族原是游牧民族，在其与汉族人民接触后，逐步转向农业。拓跋珪建国后，加速了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登国九年（394），他“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桐阳塞外”（《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398），平定中山后，“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师，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志·食货志》）。同时又于首都平城“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年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 （《魏书·食货志》）。经过这一番努力，拓跋魏的农业生产已建立了初步基础，“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魏志·食货志》）。不过，由于战争频繁，“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其农业基础还是薄弱的。到了拓跋焘时，北魏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北魏统治者依靠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的实力，实现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当拓跋焘“戎轩四出”“廓定四表”（《魏书·世祖纪》）之时，以其子拓跋晃监国。太平真君年间（440—451），下令修农职之教，使“垦田大为增辟”。“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这时，拓跋魏已经建立了坚实的农业基础，使几经破坏的北方农业又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到孝文帝施行均田制、三长制之后，北方的农业生产推到了自汉魏以来的又一个新的高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魏书·食货志》）。 但是，到了北魏后期，农业生产又遭到破坏。“正光（520—525）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百姓怨苦，民不堪命”①。及至庄帝之时，“承丧乱之后，仓凛虚罄”②。“自永安（孝庄帝年号，528—530）之后，政道陵夷，寇乱实繁，农商失业”③。北魏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分裂，形成东西魏对峙局面。由于东西魏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④。相继建立的北齐、北周政权，虽然先后颁行了均田制度，农业生产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但始终没有达到北魏中期的高度。 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的发展从统一的东汉皇朝瓦解之后，江南开始出现独立的政权，从孙吴建国，①② 《魏书·食货志》。 ③④ 《隋书·食货志》。 历东晋和宋、齐、梁、陈，约三百七十年间，除西晋一度统一江南之外，始终存在南北分割和对峙的局面。史称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于北方来说安定的政治环境，农业在这三百七十余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然中间也有波动起伏，但其发展的总趋势是向上的。六朝时期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江南农业逐步得到开发，其经济地位逐步上升，日益取代黄河流域而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东汉末年，由于北方发生战乱，人口南移的趋势发展。这不仅使江南劳动力得以增加，同时也将北方先进生产技术带入，这对于江南农业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孙氏政权的建立既是江南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反过来又有利于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发。 永嘉乱后，北方人口比东汉末年以更大的规模向南方迁移，史称“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①。据估计，截至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达九十五万，占当时南方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②。大批劳动力的补充，是南方农业得以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东晋朝廷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巩固偏安政权，对农业生产也不敢放松。在南北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农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时人已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书·诸葛恢传》）的说法，提示了南方经济地位上升的信息。在督课州郡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实行屯田，规定“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太兴二年（319）后军将军应詹上表建议：“江西良田，旷废未久，..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并在寿春“绥集流散”，“专委农功”。规定“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同上）。北部边界的屯田还是有一定成效，如北兖州“有阳平石鳌，田稻丰饶”。桓温平蜀后，将荆州移治江陵。其西部的临沮”道带蛮蜑，田土肥美”，于是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南齐书·州郡志》）。从东晋建立以来，直到孙恩、卢循起义爆发之前，江南境内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战争之扰，所谓“自晋氏迁流，迄于太无（晋孝武帝年号，376—396）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宋书·武帝纪》）。这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对江南农业的进一步开发是有利的。 东晋末年，刘裕注重发展农业，“抑末敦本，务农重积”，从而使东晋末年再度呈现了“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局面（《晋书·武帝纪》）。宋文帝继续大力劝课农桑，一再下令“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紵，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宋书·文帝纪》）。宋文帝元嘉（424—453）之世，农业生产取得空前发展，史称“元嘉之治’。沈约评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的繁荣状况称：“自义熙十一年（415）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元嘉三十年，453），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五四传论）。这种发展势头，到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间仍未停止，“自江以南，在所皆穰”，其中尤以荆、扬二州最为突出，史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宋书·何尚之传》），“江左以东，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毅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宋书》卷六六传论）。荆扬二州地位之重要，成为六朝政权之① 《晋书·地理志》。 ②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 期。 支柱，这主要决定于其富厚的经济力量，所谓“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宋书》卷五四传论）。农业开发最好的地区，当推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元嘉二十二年，刘溶上书，盛称吴兴郡之富庶：“彼邦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时或水潦，则数郡为灾。”“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之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宋书·二凶传》）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已超过了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关中平原。晋末宋初这几十年，是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最高峰，而其生产水平已呈现超越北方的发展势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除了吴会地区以外，江南其他地方的农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南部如湘州，“湘川之奥，民丰土闲”（《南齐书·州郡志》）。梁中大通二年，陈庆之除南北司二州刺史，“江湖诸州（《资治通鉴》胡注“谓洞庭、彭蠡间诸州也”）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梁书·陈庆之传》）。郢州的序溪（今湖南淑浦），“最为沃壤”，江北如寿春，“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雍州“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南齐书·州郡志》）。淮南郡，“姑熟饶旷..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字高薨，阡陌如绣”（《陈书·宣帝纪》）。 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南方的粮食充盈。在刘宋后期，周朗说，“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这反映了粮食市场交易繁盛的情况。同时，南朝政权的粮储也大为充实，国家的仓库，仅首都一地就有龙首仓（即石头津仓），台城年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等，首都之外的大粮仓有豫章仓、钩矶仓、钱塘仓等，“并是大贮备之处”，此外，国家及诸州郡，各有仓库。 梁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横征暴敛，阶级矛盾尖锐。太清二年（548） 的侯景之乱，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战乱长达四年之久，对江南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破坏，成为六朝经济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江南农业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节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玉石部》“铁精”条引南齐陶弘景的话：“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鍒（熟铁）作刀镰者”。近年从河南渑池、洛阳，四川昭化，湖北均县，江苏南京等地出土的大量农具犁、铲、、锄、镰等，也都为白口铁柔化制成的。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制造农具的原料质量有较大提高。成书于后魏的《齐民要术》其中记载农具有二十余种，主要有犁（长辕犁、蔚犁）、锹、铁齿4 ■（人字耙）、耢、挞、水斫、耧（一脚耧、二脚耧、三脚耧）、窍瓠、锄、锋、耩、铁齿耙、鲁斫、手拌斫、碌碡等，种类相当齐全，可以适合各种农活的需要。农具的性能也有所改进，如齐地的蔚犁，操作时比长辕犁灵便，适用于多种用途，对土壤的适应性也较强。此外，还增加了新农具，如前面所列举的二十余种农具中有许多是汉代刘熙编撰的《释名·释器用》篇所未记载的。在耕作方面，耙和耱为以前所没有的，“耙”在《齐民要术》里叫铁齿4 ■；“耱”是无齿耙。它们的出现是整地工具的一大进步。中耕农具除锄、锋、耩外，有专门用于蔬菜园艺的“手拌斫”、“铁齿耙” 等，反映出中耕管理上进一步细致化的特色。这一时期，以水为动力的水碓、水磨颇多见于文献记载①；近年来，考古出土的碓、磨也很多。它们的普遍应用，促进了中国古代食物构成的变化和麦类种植的推广。 北方旱作地区的特点是全年降雨量分布不均匀，春季雨少，多风旱；夏季到初秋雨量偏多，冬季雨雪也不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作区种植业以生产粟、麦为主。为解决春种粟时遇春旱，秋播麦时逢墒缺这一突出问题，农民们在前人土壤耕作技术的基础上，改进了耕犁，发明了耢和耙等整地工具，并创制了耕—耙—耱一整套的土壤耕作技术。使北方广大灌溉条件较差，或没有灌溉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春季风旱和秋季缺墒的威胁。 耕—耙—耱土壤耕作技术的要点：首先是要耕好地，在犁细的基础上进行耙、耱。据《齐民要术·耕田第一》记载，当时耕地已颇为讲究，以操作时期分有春耕、夏耕和秋耕；以操作程序先后分有初耕和转耕（第二遍耕）；以耕翻深度分有深耕和浅耕；以操作过程的方向分有纵耕、横耕和顺耕、逆耕等。此外，对耕地的时宜、深浅度书中也有记述。其次是要多次耢（耱）地。《齐民要术·耕田第一》特别强调“犁欲廉，劳欲再”。“廉”，就是犁条要窄小，地才能耕得透而细；在此基础上“劳欲再”。铁齿4 ■将耕后的大土块耙小，耱则使小土块变成细末。多次耙耱，能使土壤细熟，上虚下实，有利于保墒防旱。耙耱进行的时间则以“燥湿得所”为好。我国古代北方旱作地区的历代农民就是利用耕—耙—耱这一整套保墒防旱技术，向干旱作斗争，夺取农业丰产的。 ① 《太平御览》卷762“碓”引《魏略》：“司农王思宏作水碓。”《南齐书·祖冲之传》：“冲之..于乐游苑造水碓、磨”。 第三节农作制的发展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多种多收，以及农作物种类的变化，形成了多样化的农作制度。 《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作物有几十种之多。粮食作物有谷、黍、稷（■）、粱、秫、大豆、小豆、大麦、小麦、瞿麦、水稻、旱稻。此外，还有纤维作物、饲料作物、染料作物、油料作物等。种类繁多的作物，为进一步发展轮作复种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黄河中下游的二年三熟制大致有：（1）粮、豆型，绿豆（或小豆、瓜、麻、黍、胡麻、芜菁、大豆）—谷—黍、■（或小豆、瓜）；大豆（或谷）—黍、■—谷（黍■）；麦—大豆（小豆）—谷（黍■）。（2）粮、麻型，小豆—府—谷。（3）粮食、蔬菜型，小豆（晚谷或黍）—瓜—谷；蔓菁（或大、小麦）—蔓菁—谷等轮作方式。江南地区则发展了二熟制。二熟制主要是双季稻，东汉时已见记载。西晋左思《吴都赋》提到：“国税再熟之稻”。以稻作为统治者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足见栽培已相当普遍。南方在水热条件特别好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三熟制，如湖南便县（今永兴县）界有温泉水，“左右有田数千亩，资之以溉。..温水所溉，年可三登”①。 间、混、套作和复种轮作一样，也是充分利用地力和太阳光能的重要措施。我国的间、混、套作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经过五百年的发展，到后魏已初步奠定了技术基础。《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多种间、混作方式：林、粮间作有桑苗下“种绿豆、小豆”，“绕树散芜菁子”②；蔬菜间作有“葱中亦种胡荽”等③。混播已用于饲料生产，“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④。套作也有初步发展，“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子而锄之，拟收其根”⑤。《齐民要术》的记载还反映出人们已深刻认识到间、混、套作中作物与作物、作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采取了正确的选配作物组合和田间配置方式。 种植绿肥是以田养田的一种有效措施。这时已从以前的“■埋青草”作为绿肥发展到有意识的栽培绿肥。关于栽培绿肥的记载始见于晋郭义恭《广志》：“苕草，色青黄，紫华（花）。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⑥。后魏时期，北方已广泛利用栽培绿肥以培养地力，《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绿肥作物有绿豆、小豆、芝麻之类。并说利用绿肥和施肥有一样功效而省施肥之功力。对各种绿肥作物的肥效还进行了评价和比较：“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种，七、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①。当时的绿肥轮作有苕、稻轮作，绿豆、小豆、胡麻与谷子轮作，还有与瓜、葵等蔬菜轮作的。这时绿肥轮作制的比较发展，是与人们对绿肥肥效有了相当认识以及存在着地多人① 《水经注·耒水》。 ② 《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 ③ 《齐民要术·种葱第二十一》。 ④ 《齐民要术·养羊第五十七》。 ⑤ 《齐民要术·种麻子第九》。 ⑥ 《齐民要术》卷10“苕”引。 ① 《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少、肥源不足的经济原因有关。 第四节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识到选种和良种繁育是作物增产和提高品质的重要因素。具体采取的措施是：“粟、黍、■、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蓑草蔽窖”。②上述做法已近似近代的“种子田”和良种繁育，是品种选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精细管理、单种单收、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整套措施，奠定了我国传统的选种和良种繁育技术基础。这一时期涌现大量农作物新品种，特别是谷类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如西晋郭义恭《广志》中记载粟的品种十一个，水稻品种十三个；而《齐民要术》记载的粟品种就已有八十六个，水稻品种二十四个（内糯稻十一个）。南方栽培稻除有秔稻和秫稻之别外，还有两熟稻、再生稻等品种。品种的命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①。《齐民要术》还谈到关于品种的分类标准，称：“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并把八十六个粟的品种按性状又分为四大类等。对与育种目标有关的一些问题，如矮秆与高产之间的关系、产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也已有一定的认识，颇为难能可贵。 播种质量比以前提高了，人们已掌握种子好坏的测定、选种、晒种、催芽等技术。《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用“口含少时”测定麻子的好坏②和“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生芽者好”③的方法都为简易而又快速的测定法。用清水净淘种子，强调曝晒种子以及浸种催芽也被视为种子处理的重要环节。为做到适时播种、争取增产，已总结出了一些重要作物的播种期，《齐民要术》把谷子、黍■、春大豆、小豆、麻、麻子、大麦、小麦、水稻、旱稻、胡麻瓜等许多作物的播种期分为“上时”、“中时”和“下时”。“上时，为播种最适宜的时期。并指出要根据物候现象、土壤肥力和墒情等条件确定播种期；提出了种谷早晚要搭配、一般宜于适当早种，以及闰年应迟种等原则。播种形式在《齐民要术》中记述比较多的有“漫掷”，即散播；有类似近代条播的“耧种”和“耧耩漫掷”；有类似近代点播的“■种”、“耧耩■种”和“逐犁■种”等。还指出播种量和种植密度，以及播种深度和播后镇压都应注意“因时”、“因土”制宜的原则。水稻移栽技术，《齐民要术》中有最早较为具体的记载：“既生（指秧苗）七、八寸，拔而栽之”①。还称：“栽法欲浅”，插时“根须四散，则滋茂”②。 这一时期，田间管理中有几项突出技术值得注意。第一项，是认识到做好中耕除草工作有利于保墒防旱和熟化土壤，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因而操作上比以前更精细，提出多锄、锄小、锄早、锄了的要求，《齐民要术·种谷第三》称：“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大、小麦第十》称：“凡五谷，② 《齐民要术·收种第二》。 ①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② 《齐民要术·种麻第八》。 ③ 《齐民要术·种韭第二十二》。 ① 《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 ② 《齐民要术·旱稻第十二》。 唯小锄为良”。中耕除草的方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五种：锄、耙、耢、锋、耩。以锄为主，视幼苗生长情况而定。苗生长较小时中耕一般用耙和耢；苗生长较大时用锋和耩。其次是水稻生产中已出现了烤田技术。《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中指出：第二次“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决去水”措施就是中国水稻烤田技术的最早记载。“曝根令坚”，即通过烤田，土壤环境改善后，促使根系向纵深发展，使稻株茎杆坚强，有利防止倒伏。第三，《齐民要术》“种瓜”和“种葵”中都强调要尽量利用冬雪蓄墒。“种葵”中所说的“若竟冬无雪，腊月中汲井水普浇，悉令彻泽”，是中国蔬菜生产中实行冬灌的最早记载。第四，对病虫害的防治，有合理轮作、选育抗病虫的优良品种和贮藏时进行防治的农业防治和药物防治方法。我国利用生物防治由来已久，始见于此时期的《南方草木状》。书中记载：“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这是世界上利用天敌进行生物防治的最早记载。第五，在粮食储藏方面出现了“窖麦法”、“劁麦法”和“蒸黍法”，值得一提的是“劁麦法”这一特殊储藏法，《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倒刈，薄布（佈），顺风放火，火既著，即以扫帚扑灭。仍打之”，“如此者，经夏，虫不生”。■的储藏法也较特殊，要求■子脱粒后，立即蒸一遍，并趁湿热时密封收藏。 第五节园艺、畜牧兽医和蚕桑技术园艺方面，果树和蔬菜的栽培技术有发展与提高。 果树种类和品种增多，北方除枣、桃、李、梅、杏等“五果”外，还有柿、梨、栗等。南方果树，《齐民要术》卷十辑录的有几十种。果树品种培育也很早就受到重视，《广志》中记载有“长二寸”的东郡谷城（今山东阿县）紫枣，“小核多肌”的大白枣等二十三种。《广州记》称壶桔（金桔）“有七、八种”。果树栽培技术的提高，表现在繁殖上重视“栽”（包括扦插、压条、分根和嫁接）而不“种”。人们从实践经验中得出了“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①的认识。嫁接技术这时有显著发展。西汉末《氾胜之书》中只谈到草本植物——瓠的靠接法，而《齐民要术》记述的则已由草本发展到木本，由靠接发展到劈接，由近缘嫁接发展到远缘嫁接；在目的上，由单纯为了结大的果实发展到选择接穗和砧木，使果树提早结实和改良品质。《齐民要术》还记载了提高座果率、能增大果实的“嫁树法”和“疏花法”②。果树的防寒防冻已有裹缚、熏烟、埋蔓等方法。 蔬菜种类比秦、汉时期增多，据《齐民要术》记载，有葵、菘、葱、韭、蒜、蔓菁、芦菔、芸苔、各种瓜类等三十多种。栽培技术提高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土地利用率提高，一年之内可多次收获，《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三掐更种，一岁之中，凡得三辈”；《蔓菁第十八》：“剪讫更种，从春至秋得三辈”。其次，在菜园地的选择、整地作畦、匀播种子、施肥灌溉以及贮藏等方面的技术也比以前有所提高。如蔬菜埋土贮藏保鲜的技术至今仍在沿用。有的特殊栽培技术，其巧妙令人叹服。举一例而言，《齐民要术·种瓜第十四》中记述的利用大豆帮助甜瓜出苗法：把大豆和瓜子各数粒种在一个坑内，大豆顶土力比甜瓜强，大豆吸水后膨胀，子叶顶土而出，甜瓜子的幼芽就随着豆苗顶松的土跟着出苗。等瓜黄长出几片真叶，再将豆苗掐断，还可利用断口上流出的液汁润湿瓜苗附近的土壤。 畜牧兽医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齐民要术》把畜牧生产实践经验和技术上升到理论性高度，总结出“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①十六字的总原则，既全面又确切。相畜术有突出成就，《齐民要术》记载了先采取淘汰严重失格和外形不良的“三羸五驽”，再相其余的外形鉴定法。不仅有整体观念，而且有明确的重点部位，如相马，“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胁为城廓，欲得张；四下（四肢）为令，欲得长”②。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良马的标准型。在鉴定技术上，还掌握了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的有机联系，“相马五脏法”说：“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同上）。对母畜和仔畜的选种工作已很重视，尤其对仔畜的选种更严，提出羊羔要“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①，至今我国西北牧区仍选留冬羔作种。对① 《齐民要术·插梨第三十七》。 ② 《齐民要术·种枣第三十三》。 ①② 《齐民要术·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① 《齐民要术·养羊》。 猪的选种则要求“母猪取喙短无柔毛者良”②。《齐民要术》还阐述了远缘杂交可使生物产生变异和杂种优势以及远缘杂交的后代杂种不育的事实，称：“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草骡不产，产无不死。养草骡，常须防勿令杂群也”。畜、禽繁育的公母配合比例：羊为“大率十口二羝（公羊）”，鹅为“三雌一雄”，鸭为“五雌一雄”，鸡为雌鸡十只，雄一”。牛、猎的阉割技术已达到可以避免破伤风致死的高水平。 这一时期，虽无专门兽医书留传下来，但在《齐民要术》和《肘后备急方》中都有所记述。对传染病、侵袭病已知采取隔离预防措施，如说“羊有疥者，间别之，不别相染污”。治疗主要有药物和针灸，如马、羊的疥癞治疗有十种药方，马、牛蹄病的治疗方法有十多种。不过药物治疗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齐民要术》记载的四十八个处方，《肘后备急方》收录的十八个处方，均属单方和偏方，用药一、二味，多的也只有五、六味。《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伯乐疗马经》一卷，《马经孔穴图》一卷，说明家畜针灸学在此时期已基本形成。 这时期，黄河流域蚕桑生产在全国仍占较重要地位，江南地区有显著的发展。蚕桑技术提高的表现是桑树繁殖较普遍地采用压条法，《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称：“大都种椹，长迟，不如压枝之速。无栽者，乃种椹也”。压条方法是当年正月、二月压条，第二年正月中截取移栽。再就是人们对蚕的化性、眠性有了确切的认识，所记述的蚕有一化、二化，三眠、四眠之分，并说南方有八化的多化性种①，此系利用低温控制产生不滞卵，从而达到一年中分批多次养蚕的目的。这是中国古代养蚕技术取得的一大进展。 ② 《齐民要术·养猪》。 ① 晋郑辑之撰《永嘉记》记述：永嘉有“八辈蚕”。原书已佚失，此段记述由于《齐民要术》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第六节贾思勰与《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中国古代农学名著。对后世农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在世界农业科技发展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作者为后魏贾思勰，其籍贯，研究者一般推测为山东益都（今寿光县一带）人。《魏书》中未见其传。根据书上的题署“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说明他做过高阳太守。后魏有两个高阳，一属瀛州（旧治在今河北高阳县东二十五里），一属青州（旧治在今山东临淄县西北三十里），较多研究者认为他任职的是青州高阳郡；也有学者认为是瀛州高阳郡。 《齐民要术》成书年代在公元六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之间。据书中所记载的具有地区性的农业资料分析，其反映的地区范围主要在后魏统治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据《齐民要术·序》记载：贾思勰“采据经传，爱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而写成此书。书的内容则“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全书共计十卷，九十二篇，约十一万余字。九十二篇之外的“杂说”为后人所加。卷一，总论耕田、收种二篇，种谷一篇；卷二包括谷类、豆、麻、麦、稻、瓜、瓠、芋等十三篇；卷三为种葵、蔓菁等蔬菜作物十二篇，苜蓿、杂说各一篇；卷四总论园篱、栽树二篇，果树十二篇；卷五有竹、木及染料作物十篇，伐木一篇；卷六为家畜、家禽和养鱼六篇；卷七为货殖、涂瓮各一篇，酿酒四篇；卷八、卷九有酿造、酱、醋、豉和食品制作以及贮藏二十二篇，还有煮胶、制笔墨各一篇；卷十，“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一篇，引载了一百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栽培植物和六十多种野生植物。总之，范围广泛，综揽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 《齐民要术》在唐代以前通过传抄而流传。至今所知刻本始于北宋初的崇文院刻本。此后，复刻本和传抄本多至二十余种。有日、英文译本。 第二章手工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比起秦汉时期是有发展的。尽管这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部门大致依旧，但品种增多了，产量有所增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第一节建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继承和运用汉代的成就。但由于佛教的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随之而来的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使我国在石窟、佛像、壁画等方面有了巨大发展。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 佛教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地方各郡县也都建有佛寺。现存的栖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齐、梁时的王公贵族施舍所造。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崇信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达三万余所，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可见佛教建筑之盛。 北魏佛寺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大，按《洛阳伽蓝记》所记，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经近年发掘证实，其平面布局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初期的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佛，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北魏洛阳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谓“舍宅为寺”，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于是，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游览活动的场所。这在《洛阳伽蓝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作，传到中国后，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永宁寺培是该时期一座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层。除了木塔以外，还发展了石塔和砖塔，北魏时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砖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登临游眺。其来源是公元三世纪时印度出现的高塔形佛殿，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精舍”。除上述两种塔以外，从壁画和石刻中得知，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纪起开凿的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秦苻坚建元二年，其后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四川、云南等地的石窟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这种窟在云冈石窟中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这类石窟较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称毘诃罗（Vihara），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285 窟即属此类。此外还有一种小窟，分布在一、二类窟的周围，也属打坐用的禅窟。石窟的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中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在这一时期也有若干新发展。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阳华林园、张伦宅①及梁江陵湘东苑②，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证。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这种风尚无疑对当时园林和苑囿的建筑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民族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新的发展。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即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改变了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习俗，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① 见《洛阳伽蓝记》。 ② 见《太平御览》。 第二节水利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动荡分裂，水利事业受到影响，总的来说，成就不如两汉。但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地区的水利事业则较两汉有所发展。 在农田水利方面，大多数是整修原有陂、塘、堨、门，使之发挥灌溉效益。比如曹魏时期刘馥与邓艾在屯田区兴治芍陂、茹陂等，就属此类。孙吴在今南京东南十五里修了娄湖，周围七里，溉田数千亩。西晋光熙元年（306年）陈谐在今丹阳县城北作堰拦马林溪水成塘，周长一百二十里，汇集七十二条山溪水，溉田数百顷。曹魏嘉平二年（250 年），刘靖在蓟城（今北京）修戾陵堰、车箱渠，引湿水（又称■水，今永定河）灌溉土地万余顷。这个时期的水利著作，以郦道元的《水经注》为杰出代表。所记载的水道变迁及水道位置资料，是研究水利史的最基本的依据。书中所记著名水利工程有28处，包括农田水利，治理黄河，修整航道，修建堰、堨、运河等。此外，还将先秦至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使今天的读者及水利学史研究者能够据此恢复当时水利建设的部分面貌。书中不仅记载水利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其变化，而且记载修筑水利工程的技术与方法以及使用的建筑材料等，这些资料都是研究水利学史时必不可少的。《水经注》由于对水道记得详细准确，加上支流、湖泽分汉，城邑，山岭等资料，所以能够全面地来考察一条河甚至一个流域的情况，从而能够推断人工治理的利弊及兴废，为今天的水利建设提供借鉴。《水经注》在水利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 第三节纺织三国时的纺织业汉末，蜀地丝织业已很发达，所产蜀锦以精丽著称，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赋》赞美蜀锦“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文选》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称：“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三国时，诸葛亮也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中军需唯依赖锦”，①可知蜀锦生产仍为军需的主要来源，并在蜀地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当时蜀锦畅销各地，魏、吴都到蜀去买锦。山谦之《丹阳记》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也用锦来作馈赠，环氏《吴志》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刘备赏赐群臣多用锦，“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①。 吴国割据江东，提倡桑蚕业，因而纺织生产有所发展，官营纺织手工业规模迅速扩大，陆凯疏谏孙皓提到：“先帝时，后宫列女以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②同时，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间增产蚕丝，群臣关于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以及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等建议，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养蚕生产情况，在杨泉所撰《蚕赋》中有详细的描述。当时对养蚕的温度、用桑、蚕座、上簇等技术都有严格要求，如蚕儿“逍遥偃仰，进止自如”的蚕座疏密标准，“在庭之东，东爱日景，西望余阳”的簇室选择条件等，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缫丝产品质量也很好，如诸暨、永安（武康）等地能生产高级的“御丝”。丝织物的花纹繁多，如吴王赵夫人能织作龙凤锦和五岳列国地形锦。 曹魏虽据有纺织业的中心襄邑、洛阳等地，但由于长年战乱等原因，这些地区的产品“皆下恶”，无法与蜀吴相比拟。但魏国没有官营纺织手工业，专门从事官练的织造，如《魏志·司马芝传》记述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 两晋、南北朝的纺织业自两晋以降，北人南徙者甚多，由于他们习于罗纨绮縠等丝织服物，桑蚕业也随之南移，并促进了南朝丝织业的发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设平准掌织染，大力生产各种丝织品。丹阳有斗场锦署，无疑是官设纺织手工业。此种机织技工是刘裕灭姚秦后由“平关右迁其百工”而来。其后，锦署成为南朝官府手工业常设纺织机构，制作王室服物。 南朝纺织手工业发展迅速，宋时“丝绵布帛之饶，衣复天下”①。当时使① 《诸葛亮文集》。 ① 《太平御览》八一五卷引《蜀志》。 ②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① 《宋书·孔季恭等传》。 用三国时发展起来的一蹑鼓动数综的较先进的机织技术，织造水平和生产能力提高很快。宋武帝时“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禁岭南作此布”②。梁时镶嵌金箔的罗，已织得十分精美。《吴越钱币志》提到织文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巧妙，不可言状”。锦的产量很大，梁侯景据寿将反，“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③。陈时曾有“上织成罗文锦被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④的记载。南方织造技术驰名塞外，《南齐书·芮芮虏传》载：“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误’。”但南方本为麻葛产区，桑蚕和丝织虽渐兴起，产量尚不丰富，服物仍以麻葛织品为主。 后赵石虎都邺城（河北临漳），在各族混战中几乎征服了整个北方。石赵的丝织业相当发达。陆翽《邺中记》载邺城设织锦署，“巧工作锦”，“皆数百人”。邺锦、蜀锦齐名，名目极多，据《邺中记》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随后建立的前秦，丝织业也很发达，如苻坚时（357—394），秦州刺史窦滔妻作回纹锦远近闻名。 北魏统治者在纺织业原很发达的河北地区，搜罗到大批纺织工匠，因而纺织品产量大大增加。拓跋嗣时屡见“赐群臣布帛各有差”、“赐天下镇成将士布帛各有差”、“以绸绫绢布百万匹..赐王公以下”①的记载。拓跋焘时，平城宫内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有“丝、绵、布、绢库”，常以“金锦缯絮”②颁赐臣下。及至元宏时，罢尚方锦绣绫罗工人，并将“御府衣服、金银、珠玉、锦绣”等物“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③。元翊时，听任百官进左藏库取布绢，“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可见库藏丝织品之多。 北齐和北周沿袭北魏制度，重视发展纺织工业。如北齐设“太府寺..统左、中、右三尚方”，“中尚方又别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四局丞”；“司染置又别领京坊、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信都（河北冀县）三局丞”④。当时的丝织业中心仍在河北，直到唐代前期，河北定州仍是贡奉绫锦最多的地方。织物非常精丽，《北齐书·李元忠传》载元忠“曾贡世宗蒲桃酒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北周也在泾州、雍州各地分设织局令丞、司织中大夫、小司织上士以及缝工、雕工、韦工、玻工、毳工、绩工、织丝、织采、织枲、织组等各中士、下士，② 《南史·宋武帝纪》。 ③ 《梁书·侯景传》。 ④ 《陈书·宣帝纪》。 ① 《魏书·高祖纪》。 ② 《南齐书·魏虏传》。 ③ 《魏书·高祖纪》。 ④ 《隋书·百官志》。 以掌管各种织造业。 棉布据魏人孟康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福建早在汉代已种植棉花。《太平御览》卷八二○辑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子所织布为鲜洁也。”这里所谓白叠子所织布，当为西域生产的“白叠布”。由此可见，在三国之际，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织棉布已传入中原。 南北朝时，棉布已广泛流行。高昌为产棉区，其都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1960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09 号高昌时期的古墓葬中，出土了一种以大红、粉红、黄、白四色构成几何图案的织锦，为丝、棉混合物，残长37 厘米，宽25 厘米①。这个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纯棉纤维织成的白布，还发现了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 年）借贷棉布（叠）和锦的契约②。一次借贷叠布达六十匹之多，这种棉布显然是当地生产的。棉布和锦同被用作流通手段，可见棉布产量不会很少。《南史》列传第六十九也记载：高昌“其地高燥”，“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细如 ，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除吐鲁番外，于田一带也有了棉织品。1959 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莽中，出土了一块长11 厘米，宽7 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①。 印染三国时期的织物印染技术，是直接继承东汉的。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东汉时已能染十四种以上的颜色。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大量锦绮，可以看到有大红、绛红、粉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叶绿、白等颜色，色彩极为丰富。还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南京以染黑著称，所染黑色丝绸质量相当高，一般平民穿不起，大部为有钱人享用。晋代南京秦淮河南有乌衣巷，据称住在这里的贵族子弟及军士都穿黑色绸衣。南京出产的黑绸直到近代仍驰名中外。 ①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 年第7、8 期合刊。② 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 年，第7、8 期。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第四节采矿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采矿技术，有关文献中只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如左思《魏都赋》曾提到一种“墨井”，从张载的注可知，墨井深八丈。唐李周翰的注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②。可见“墨井”就是采煤井。这表明西晋时中国已开凿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煤井。煤井之下有巷道，有支撑顶板的木头和简单的排水机械。据《晋书》载：石虎因盗掘古墓而发现了一个久废的旧煤井，其中有支撑顶板的木垛和大量坑道水①。《南齐书·刘悛传》载“南广郡（令四川珙县西南）蒙山下有烧炉四所，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谈到开采丹砂矿时说：“采砂，皆凿坎入数丈许”。南朝王韶之撰写的《始兴记》中，有一段关于开采银矿的较详细的记述，“英德、清远，其山传有银矿者..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灶土然，斯矿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由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复寻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②。王隐《晋书·地道记》载有开采金矿的两段文字。其一曰：“鄱阳乐安出黄金，凿土十余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这是开采沙金矿。其二曰：“金乡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旁却入为室三方。云得白免不葬，更葬南口，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③。这是偶尔发现的山金矿。 ② 《四部丛刊·六臣注文选》第89 页。 ① 《晋书·石季龙载记》。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③ 《晋书·地道记》已佚，转引自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五节冶金三国曹魏，鉴于“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④，仍实行盐铁官营。《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刘备任王连为司盐校尉，“校盐铁之利”，“有裨国用”，又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①。引吴黄武五年（228）“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 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严重破坏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但由于军事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冶铁业仍具有一定规模，后赵、南燕在丰国、绳池、商山设有铁冶③。北魏时经济逐渐恢复，《魏书·食货志》记载：“其铸铁为农具兵刃，在所有之”，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中，必尽坚精，相州牵口冶（今河南濬县）尤以锻炼军刀著称。北周在夏阳（陕西韩城）设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④。渑池北魏铁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铁器60 多种，4000 余件，总重3500 公斤⑤。《梁书·康绚传》记述修筑浮山堰时，曾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可见北方和南方冶铁业都有相当的规模和生产能力。 北方人口和技术南迁，使南方地区的矿冶业进一步发展。西晋在安徽贵池和湖北武昌设梅根、和塘两冶。东晋在江南诸郡县设冶令和丞⑥。《晋书·庾亮传》记邓岳在广州“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所用技术是由浙江会稽郡传去的。南朝时，建康有左右冶，尚方有东西冶，扬州成为冶铸中心，上虞谢平和尚方匠师黄文庆号称中国绝手⑦。 铁范、生铁范铸术和铸铁柔化术等在汉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百炼钢已相当成熟，魏、蜀、吴三国都用之锻制刀剑。曹操曾令工师制作“百辟利器”①，曹丕《典论·剑铭》说：“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制成的刀剑有美丽的纹理，文似灵龟，“采似丹露”，“理似坚冰”，“曜似朝日”。《太平御览》卷346 引《刀剑录》称：“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舆服》称：“吴大帝有宝剑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陈琳《武军赋》称：“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晋书》记述赫连勃勃命将作大匠比干阿利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刃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由此可见，一些少数民族也已掌握这项技术，并用于铠甲和兵器制作。 此外，在制钢技术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十五“石部”引陶弘景语：“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的文献资料。东汉王粲《刀铭》：④ 《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魏略》。 ① 《三国志·蜀志·张裔传》。 ② 《太平御览》卷89 引陶弘景《刀剑录》。 ③ 《晋书·石季龙载记》、《慕容德载记》。 ④ 《周书·薛善传》。 ⑤ 河南省博物馆：《渑池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 年第8 期。⑥ 《宋书·百官志》。 ⑦ 《太平御览》卷六○五。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内诫令》。 “灌辟以数”，晋张协《七命》：“乃炼乃烁，万辟千灌”，这些词句似乎表明类似的工艺在汉末、晋代已经出现。北齐的綦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②。“生”指的是生铁，“柔”指的是熟铁。先把含碳高的生铁溶化，浇灌到熟铁上，使碳渗入熟铁，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然后分别用牲尿和牲脂淬火成钢。牲畜尿中含有盐分，用它作淬火冷却介质，冷却速度比水快，淬火后的钢较用水淬火的钢硬；用牲畜的脂肪冷却淬火，冷却速度比水慢，淬火后的钢比用水淬火的钢韧。由此可知，当时不但炼钢技术有较大的发展，淬火工艺也有了提高。灌钢法在坩锅炼钢法发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 冶铸中的鼓风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三国时魏国的韩暨在官营冶铁工场中改进和推广应用水排，计其利益比马排、人排增加了三倍。这种鼓风水排，节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代广为流传使用。 这一时期的铜产地主要在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省。金、银、铅、锡也有一定开采量。据《魏书·食货志》记载，恒农郡（河南陕县）铜青谷矿每斗可得铜五两四铢，河内郡（河南沁阳）王屋山矿每斗得铜八两（含铜量约2.5～3.5％），长安骊山银矿每二石得银七两，白登山银矿（今山西大同）每八石得银七两（含银量约0.2～0.6％）。总的来说，有色金属的生产仍处于恢复和缓慢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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