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帝永嘉三年（309），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永嘉四年，刘渊死，刘聪继位。这时洛阳周围地区或遭破坏，或为刘聪、石勒占领，洛阳饥困日甚。掌权的东海王越，眼看洛阳难守，遂以出讨石勒为名，率领仅有的一些军队和满朝文武公卿离开洛阳，东屯项。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病死。石勒率骑追司马越军，在苦县宁平城（今安徽鹿南郸城东）大败晋兵，“从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虏到平阳。 怀帝被虏后，晋人立憨帝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晋书·愍帝纪》）。经过五年艰苦战斗，公元316 年，刘聪遣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晋朝在北方的政权垮台，西晋亡。怀、愍两帝在平阳受尽侮辱，最后都为刘聪所杀。第三节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 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史称前赵），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也还是以汉人居多。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的政权东移，偏安于东南，史称东晋。东晋的统治，几乎是与十六国相始终的。 成汉的建立成汉的建立，可以上溯到李特为流民所推重的过程，但李特时尚未建国。公元36 年，李特的儿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308 年，李特侄李寿改国号为汉。史家把两个国号合起来，习称为“成汉”。 在西晋晚年，略阳、天水等地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徒，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成了流民的领袖。李氏，就是略阳巴族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称流徒之中，“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惠帝元康八年）。 西晋益州刺史赵廞见中原多事，遂怀有割据巴蜀的野心。他想利用十余万流民的力量来和西晋朝廷抗衡，就拉拢李庠等，使招流民中的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入蜀之道）”。西晋任命耿滕为益州刺史来替代赵廞。廞在耿滕到达成都之后，集兵杀膝，自称大将军、益州牧。廞又猜忌李庠“饶勇得众心”，借故杀李庠及庠子侄十余人。李特及弟李流将兵在外，团聚流民七千余人进攻成都，廞战败逃亡，为其部下所杀。 赵廞既死，晋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率兵万余入蜀。晋廷并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故里。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傭”，“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同时，广汉太守辛冉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还“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在这样情势下，流民遂起而反抗。李特屡为流民向益州当局请求放宽遣返期限，因此为流民所感戴。公元301年，李特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结大营，收容流民。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参看《晋书·李特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特分其众为两营，李特自居北营，弟李流居东营。他派阎式去见益州刺史罗尚，再一次请求放宽遣返回乡的期限。罗尚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流民，所以假意应允。阎式知道罗尚欺骗他，便说：“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阎式回去不久，罗尚果然调动步骑三万来袭击李特大营。李特率军反击，官军大败。于是众推李特为主，成立政权，自称行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进兵广汉。据《晋书·李特载记》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些措施，比西晋政权要好得多。巴蜀的土著地主，虽然也己结成坞堡，但是军事力量薄弱，不得不与李特假意周旋。及至李特屡败官军，攻入成都小城，罗尚退守成都大城时，特因军中粮少，乃分出部分群众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议：“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惠帝太安二年）。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告诫“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这些意见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罗尚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合兵袭击李特。李特大败，被杀。 李特被杀后，由李流继续领导作战。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与西晋政权斗争。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公元303 年十二月，李雄终于逐走罗尚，攻下成都。304 年，雄遂自称成都王；306 年，称皇帝，国号大成。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人李氏虽是略阳的巴族大姓，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等郡大姓，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之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的反晋运动，是完全符合广大流民的利益的。 成汉在建国初期，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远较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国为轻。《华阳国志·李雄志》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境内因而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国纷扰的时代里，初期的成汉政权，应该算是人民所拥护的政权。公元334 年，李雄病死。这时，成汉宗室内部，酝酿着一场权力斗争。 李雄之兄子班继位，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公元338 年，李特弟李骧之子李寿，又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李寿即位后，务为奢侈，大起宫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晋书·李寿载记》）。李寿死，子李势继位，淫杀尤甚，上下离心。347 年，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出兵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自李雄称成都王至李势降晋，立国凡四十四年。汉（前赵）的建立前赵的创建人是刘渊，其祖父於扶罗为匈奴南单于羌渠的儿子。中平年间（184—189），羌渠派於扶罗将兵助汉朝统治者镇压黄巾起义。羌渠被国人所杀，放扶罗便留在内地，自立为单于。刘渊之父名豹，为匈奴的左贤王。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也都用刘氏。刘氏是匈奴的部落贵族。这些刘氏贵族，虽然分领五部，却都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在生活上和文化上，他们已经汉化。刘豹死，刘渊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改为北部部尉。 八王乱时，成都王颖想拉刘渊率领匈奴五部帮他打内战，因以刘渊为北单于。刘渊到了左国城，受匈奴贵族们的拥戴，称大单于，都于离石。公元304 年，称汉王。公元308 年又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国号汉。汉廷设置的官职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还有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农等，这些都是汉朝官职；仅于临终前以子刘聪为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以西，此是匈奴称号。 刘渊死，子和立。刘和少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汉化也是比较深的。刘渊死时，受顾命之托的刘聪等都手握强兵。特别是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和与刘聪所处的对文形势是很难相安无事的。刘和发兵要消灭刘聪，反为刘聪所杀，刘聪即帝位。 刘聪也是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傅祇的子孙傅畅、傅纯、傅粹，大司徒朱纪、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志遐等，都是以儒士而仕于刘聪朝廷。刘聪大臣陈元达，是匈奴后部人，也是汉化很深的，他处处以汉族传统的治国道理要求刘聪。刘聪大兴土木，兴建宫殿，陈元达就上疏诤谏：“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佑之如子。陛下龙兴以来，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晋书·刘聪载记》） 刘渊、刘聪父子，依靠起家的是匈奴族五部之众。刘渊以刘聪为大单于，大单于所领就是匈奴人，刘聪所“握十万劲卒”也是匈奴人。据《晋书·刘聪载记》记载：刘聪时，“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在刘氏朝廷，大单于手握匈奴族强兵，地位仅次于皇帝，实际上又是皇帝储贰的地位。匈奴刘氏政权，特别在早期，应看作是胡汉的联合政权。但其士卒主要是匈奴人。匈奴人因受汉族统治者欺辱，心怀怨恨。起事之后，对汉人进行报复。这就加剧了匈奴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刘聪攻下洛阳，长安，俘虏了怀帝、愍帝后，大体上统一了中原。但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发展。石勒据有赵、魏；曹嶷占有东齐（今山东），刘曜坐镇关中（今陕西），鲜卑之众星布燕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刘琨为晋保有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刘聪获得政权后，很快生活腐化，荒淫奢侈。其子弟争权，各拥强兵。 宦官弄权，挑拨是非。加之连年战争，社会不安定，人民无法正常生产，饥荒频仍。在这种情况下，前赵的人民不断逃亡。如“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晋将赵固，郭默攻河东，至绎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晋书·刘聪载记》）。到刘聪晚年，刘氏汉朝已陷入上下不宁，分崩离析的局势。 流民和坞堡组织八王混战之后，接着刘渊、刘聪，石勒等起兵反晋，中原地区人民又陷入战乱之中，人口南移的不下九十余万。①不能或不愿外逃的，留在中原。逃亡也要有条件，或者依附世家大族，或者自相团聚，还都有最起码的川资和生活资料。携家带口，长途逃难，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口仍留在原地，在面临的命运中挣扎。当时留下来的人民求生存的一个办法，是组成坞堡以防守。有了坞堡，就可以防御小股的流寇。坞堡越坚固，人数越多，防御力量就越大。 顾名思义，坞堡是一种堡垒，内能住人，又可储存粮食。董卓的郿坞是东汉未年的建筑，但可以作为坞堡的典型来看。《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载：“（卓）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据说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年坞”，由此可① 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刊《燕京学报》15 卷第1 期，1934 年6 月。以想见大型坞堡的坚固，难于攻破。 坞堡组织，还可以上推到西汉未年。汉光武刘秀与五校农民军在渔阳一带作战，令“百姓各自壁以绝其食”，“视人堡壁坚完者，敕今固守”（《后汉书·陈俊传》）。堡壁之起和防边有关系，渔阳就是北方的边地。东汉初，北边备匈奴，沿边地区以及河北各地都筑有堡壁。光武十四年，扬武将军马成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陛，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侯”（《后汉书·马成传》）。为了防御羌族的骚动，汉光武以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奏请为金城“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后汉书·马援传》）。汉和帝时，樊准任河内太守，“羌人屡入郡县，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后汉书·樊宏传附曾孙准传》）。汉桓帝时，羌人“寇钞关中”，“复没营坞”（《后汉书·皇甫规传》）。“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巨鹿坞”（《后汉书·段颖传》）。陇西，关中，北方边郡的坞堡多为防御羌人而建。西方的多称坞，北方的多称堡壁。三国、西晋未，已混而为一了。 西晋未年，刘渊，石勒起事时，中原黄河流域到处是些汉人聚众自守的坞堡组织。刘曜“周旋梁陈汝颖之间（今河南、安徽省一带），陷垒壁百余”（《晋书·刘聪载记》）。曹嶷在“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石勒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清丰西南），诸垒壁多陷之。..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垒百余（今河北省中部）。..（王浚）讨勒，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晋书·石勒载记》）。 垒壁和坞堡大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从这些记载可以想像，当年中原大河两岸广大地区到处都是坞堡组织。 每个坞堡都有一个坞堡主。这些坞堡主，首先是当地的豪族，也可能是些英雄勇猛之士，在敌方进攻时能领导大众进行防御。这些坞堡，构成了各地不能自保的小农的避难场所。如《晋书·郭默传》所述：“郭默，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流人依附者甚众。”又据《李矩传》称：“李矩，平阳人。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魏浚传》也称，“永嘉未，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郗鉴传》称：“郗鉴，高平金乡人。鉴得归乡里，..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千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苏峻传》也记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从以上记载来看，坞主大都是推选的。当时是在战乱环境中。这些最初团聚起来的及后来依附投靠来的人，就逐渐成为坞堡主的部曲。如最初跟随魏浚的数百家和后来襁负而至的人，在魏浚死后都归其族子魏该所率领。这些人就都被称为魏该的“部曲”了。最初，这些部曲与主人的隶属关系可能还不太强。魏该后来受刘曜的攻击，拟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晋书·魏浚传附该传》）。但这些部曲总是要受些军法部勒的。八王之乱时，庚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众推衮为主。庾衮对大众说，立之为主就要听他的命令。于是他就定出一些法规，“众咸从之”（《晋书·庾衮传》）。魏晋时期依附关系，隶属关系转强，中原地区坞主和坞内大众的关系即是隶属关系强化的体现。 这些坞堡组织，是军事性的防御战斗组织，又是经济性的生产组织。每一个坞堡都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在城市破坏，交换停滞，金属货币萎缩，战乱频仍的条件下，每个坞堡都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特别是粮食衣物。庾衮后来自禹山迁到林虑山，林虑山附近的人都来投靠他。当地有个大头山，形势绝险。庾衮率领他们共守这个大头山，而在山下耕田种地（《晋书·庾衮传》）。邵续纠合亡命，绥怀流散，屯于厌次。曹嶷乘续军外出，“乃破续屯田，又抄其户口”（《晋书·邵续传》）。有粮食才能生存，耕田种地，且耕且守，必然是各个坞堡组织的共同情况。 东晋：普的再建及在东南的偏安南逃的中原人，在世家大族率领下拥立琅邪王司马睿为帝，在建康再建东晋政权。这些南下的北方世家大族，其中琅邪王氏家族的王敦、王导是代表人物。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司马伷封琅邪王。怀帝时，东海王越把持朝政，司马睿受东海王越的提携，被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他接受了王导的建议，由下邳移镇建业。以后，司马睿就从建业起家，开创了东晋帝业。 司马睿、琅邪王氏和西晋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越，他们三家的关系很密切。王导曾参东海王越军事。司马睿在洛阳时，王导就与他过从甚密，劝他离开洛阳到琅邪封国去。司马越为太傅时，王衍以太尉之尊，却作他的太傅军司。永嘉元年，即司马睿移镇建业这一年，王衍请求司马越以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可见，永嘉年间，晋统治者已在安排逃往江南的后路。①司马睿虽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其父祖在政治上都未立过大功、也未处重要地位，因而也就没有卷入西晋晚年诸侯王争夺政权的斗争漩涡。他与司马越是皇室的远支，封地相邻，思想意识上也接近，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特别密切。 公元317 年，愍帝被杀，司马睿就在江南作起皇帝来，史称为晋元帝。 他能建立东晋王朝，主要靠下述两个条件。 第一是靠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司马睿封国琅邪在东方（今山东临沂一带），曾为都督徐州、扬州诸军事。先镇下邳，后移镇建康，也均在东方。建康是孙吴的都城。江南的财富曾支持孙吴建国数十年之久，而江南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西晋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以及刘渊、石勒等的起事，都很少波及到这一带地方。因此，正当中原连年战乱，迭遭破坏之际，江南却是一片祥和的乐土。这里是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地区。 第二，得到了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世家大族的支持和拥护。 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就是王导。①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南方的世家大族看不起他，多持观望态度。后来看到王导、王敦对司马睿的拥戴，才改变① 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 ① 参阅陈声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刊《金明馆丛稿初编》。 态度。王导遂即向司马睿建议：“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让王导亲自去拜访他们，顾荣、贺循都应命而出。江南人看到顾、贺两家如此，也都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北方的世家大族乐意拥戴司马睿是比较自然的，但也靠了王导的拉拢联系。《晋书·王导传》记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所以司马睿称帝时，硬是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至于三四次，才不相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晋中典书》），真实反映了东晋初年的势态。 王氏与司马氏的关系如此重要，但也并非始终都很融洽的。司马睿作了皇帝，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这样的安排，司马睿是未必情愿的，因而逐渐任用刁协，刘隗，以疏远王导。当时王导尚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可是王敦却“益不能平”，“嫌隙始构矣”（《晋书·王敦传》）。 太兴四年（321），元帝接受刁协的建议“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这是在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同时，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究、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各领兵万人，名为防御石勒，实为防御王敦。王敦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武昌，其部参军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以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和沈充，以东西两路夹攻建康。 这次战争，王敦打胜了。军队进入建康，诛杀大臣多人。刘隗出逃过江，投奔石勒。刁协在出逃途中被杀。 王敦打胜后没有留在建康，又退还武昌。是年冬，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为晋明帝。玉导受遗诏辅政。元帝在位时，喜爱琅邪王裒，欲以易太子。赖王导的保护，才得不废。为感激王导，明帝即位后对他非常信任。 王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屯于湖（在站孰南），又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324），王敦病，明帝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病死，军败，亲党皆死。王敦虽死，王导尚在，王氏在政治上仍为第一世家大族。 明帝在位三年（323—325）死，年仅二十七。儿子司马衍继位，即晋成帝，即位时才五岁，王导、庾亮、郗鉴、温峤等受遗诏辅政，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庾氏是庾亮之妹。朝政大权就落在庾亮手里。明帝病笃时，受遗诏辅政的大权几乎都在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之手。庾亮一得势，司马宗深为不满，不久被庾亮杀掉。司马宗一头白发，成帝好久不见到他，问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晋书·成帝纪》）。庾亮杀了司马宗，又图排挤王导。但担心荆州刺史陶侃势力强大，对自己不利，就用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城），以防备陶侃。接着，庾亮又要调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到建康作大司农，目的在夺苏峻的兵权。庾亮问朝臣的意见。王导反对，说：“苏峻为人猜险，必不奉诏。不着且包容之。”光禄大夫卞壶说：苏峻拥强兵，历阳与建康一江之隔，一天可到。一旦不听调命，领兵来犯，将很危险。温峤也带书信来表示反对。庾亮不听，一意孤行。 咸和二年（327）十一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渡江进攻建康。次年初，苏峻攻破建康，放火焚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又“纵兵大掠”（《晋书·苏峻传》）。庾亮逃往寻阳，投奔温峤。陶侃本对庾亮不满，不愿出兵救建康，因温峤的劝告，才同意出兵。庾亮又亲自去看他，引咎自责，陶侃始释然。 陶侃、温峤大军顺江而下，打败了苏峻，收复建康。苏峻被杀，祖约逃走，投附石勒，后为石勒所杀。 战后，陶侃回荆州，自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温峤回江州武昌。庾亮自愧惹出苏峻之乱，请求外镇，出为豫州刺史，镇芜湖（今安徽芜湖）。朝廷大政仍归王导执掌。王导在政治方面的指导思想仍是“镇之以静’和“政务宽恕”。此后，东晋的政局大体上安定了几十年。 从前赵到后赵。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短暂统一正当东晋在王敦、苏峻之乱以后这一时期，内部暂时相对平静和少事，北方中原地区也在饱经战乱之后，出现了后赵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统一的局面。但不久以后，由于石虎的残暴统治，北方人民又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18 年，汉刘聪死，经过一番内乱，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乃刘渊之族子，少养于渊。年少时，博览群书，汉化较深。刘曜称帝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选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智可教者千五百人，以朝贤宿儒教之。 石勒于刘聪死后内部大乱时，出兵占有平阳、洛阳，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城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刘曜东西相峙。史称石勒之赵为后赵。关中地区，经汉未及西晋未年的破坏，到刘曜占有时，并未有多少恢复。这是个胡、汉、羌、氏民族杂处的地方。刘曜在这里与羌、氏的战争频仍。公元320 年，刘曜部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人首领句徐、厍彭①相联结。刘曜杀解虎、尹车、并杀句徐，厍彭。于是巴众反，“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同年，又与陇右氏羌虚除权渠部战。此后，又连年与仇池氏羌杨难敌战，与陈安战。后来，他又向凉州张茂进攻，“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但刘曜自己也知道他的“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晋书·刘曜载记》）。公元325 年，刘曜与石虎在洛阳附近作战。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士卒奔溃，乃退屯渑池。夜，又惊溃，遂归长安”（《资治通鉴》卷九三）。无故大惊奔溃，说明刘曜军队因连年战争，士卒疲惫，战斗力已非常弱了。 成帝咸和三年（328），后赵石虎率军四万自积关（今河南济源西）西入，下河东五十余县，遂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刘曜救蒲坂。石虎退，刘① 《资治通鉴》卷九一“巴酋句徐、厍彭”，《晋书·刘曜载记》作“巴酋徐厍彭”。今依《资治通鉴》。胡注：“句，古侯翻；厍音舍；皆姓也。” 曜追之，于高候原（今山西闻喜北）大破石虎军，石虎败奔朝歌（今河南卫县）。刘曜自太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渡河攻洛阳金墉，分兵攻汲郡。河内、荥阳、野王皆来降。石勒部将石生守金墉，自八月至十一月，刘曜攻之不下。冬十一月（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已进入公元329 年1 月），石勒亲自统步骑救金墉。臣下劝他不要出兵。石勒说：“刘曜率十万大军，攻金墉一城，一百天攻不下，已看得出他的师老卒怠了。但如不救金墉，金墉破，刘曜乘胜来攻，将席卷河北，就大事不好了。”石勒的大臣徐光对他说，“刘曜高候大胜之后，不能乘胜直趋襄国，而去围攻金墉，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无能为。伐之必胜。乎定天下，在此一举，机不可失。” 石勒对刘曜可能采取的作战计划作了三种估计。他说：“曜盛兵成皋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入河处），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到成皋，见无守军，高兴地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大军直抵洛阳。刘曜军十余万，集中在洛阳城西。石勒自帅步骑四万人入洛阳城。石虎率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刘曜中军。石堪、石聪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石勒帅大军出城三面夹击。刘曜自幼嗜酒，未年尤甚。这次大战之前，刘曜又大饮酣醉。临战，石堪以骑兵冲击，曜军大败。曜昏醉退走，落马坠于冰上，为石勒军所俘。后被杀。刘曜子刘熙、刘胤放弃长安，逃往上卦（今甘肃天水）。公元329 年，石勒出兵攻占上邦，杀刘熙、刘胤等。前赵亡。至此，西起关陇，东接辽西，大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都归在后赵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尽管这个局面没有长期维持下去，但在十六国的混乱时期也是值得重视的。石勒，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聪明而有才略，又勤奋好学。在戎马倥偬中，常令儒生读书给他听。石勒占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后不久，就建立大学，简取明经善书者署为文学椽，选将佐子弟三万人教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以教之（《晋书·石勒载记上》）。他提倡经学，任用儒家。以从事中郎将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立秀孝试经之制。又命各郡立学宫，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 石勒拉拢、使用一些汉人作官，帮助他进行统治。同时，对汉人也有杀戮，有报复。大致可以认为，石勒的这些作法是有一定的政治考虑的，不是简单的残杀。对一般汉人、老百姓，石勒懂得，应当加以安辑，使他们能够安定地生活。《晋书·石勒载记上》称：“勒与刘零、阎黑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安阳、临漳、清丰一带）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幼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攻巨鹿，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到巨鹿一带），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后来，他在襄国设崇仁里。“徙朝臣椽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张宾，说他之所以依靠石勒，是因为“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石勒载记附张宾传》）。张宾是十六国时期很有才略、高识的人，对石勒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帮助。北方的上层人物多和张宾一样，愿意依附石勒。张宾说：“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晋书·石勒载记上》）这说明北方“衣冠之士”乐于依附石勒者不少。 但这也并不是说在石勒统治时期，北方胡汉各族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石勒曾对胡人“重典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这条禁令的本身，就说明侮易衣冠华族的事实是存在的。《石勒载记》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受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敝坏，大惊曰：樊将军何贫之甚也？坦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赏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土，不关卿辈老书生也。”内迁的胡羯，在魏晋时期是备受汉人统治者的欺辱的。如今他们的贵族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把对汉人统治者的仇恨撒在一般汉族人身上，也是难免的。但石勒是懂得胡汉各族的相安，对他巩固统治的重要性的。他是用法律来维护这种相安的。 石勒采取措施，鼓励生产。他“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曾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光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他采用魏晋的户调田租制，每户出户货二匹，租谷二斛，这比魏的田租亩四斛，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和晋的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要轻的多。这在战争频仍，生产破坏的十六国时期，也是难能可贵的。 石勒还注意建立法律、租税、田亩制度，稳定国家秩序。但他的时代究竟还是个战乱时代，军事权力的分配是一件头等大事。随石勒一同起家的石虎，领兵多年，威震内外，但残暴不仁，诸子又并握兵权。这对儒雅的太子石弘是个极大的威胁。石勒在世时，未加防范，石勒一死，石虎就杀掉石弘，自己称王。 石虎于公元334 年末或335 年初夺位，公元349 年死，在位十五年。这个十五年，是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十五年。 石虎是石勒的族子，一说是族弟。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在作战时，“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但他骁勇善战，为石勒立了大功。石勒作了皇帝，立子弘为太子，弘弟宏为大单于，封石虎为中山王。石虎非常不满，对儿子石邃说：“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之，令人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石虎统治时期，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对外作战，徭役非常繁重。他准备征辽西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了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成，以备征军之调”（《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又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又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余人，分为三等来分配。郡县迎合他的意思，务于美淑，夺人妻妇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当时有个和尚对石虎说：“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昔役晋人，以厌其气。”于是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晋书·石季龙载记下》）。 在石虎残酷奴役下，人民起义不断发生。梁犊领导的戍卒起义，曾攻陷长安，发展到十多万人，从长安东出，大败石虎军，东进到荥阳，陈留（今河南省中部）。 公元349 年，石虎死，诸子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石虎养孙汉人冉闵利用胡汉两族的仇恨，大杀胡羯，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都承冉闵意旨，大杀羯人，高鼻子黄胡须多有滥死者。这是十六国时期，汉胡两族最残酷的一次互相残杀。 冉闵，魏郡内黄人（今河南内黄西北），幼而果锐，勇力绝人。他镇压了梁犊的起义军，因而声威大振。冉闵杀死石虎的儿子石鉴，杀石虎二十八孙，自立为皇帝，后赵亡。 冉闵，曾企图以汉人为基础来巩固他的政权。他最盛的时候，“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他也曾企图联络东晋，遣使臣去对东晋的君巨说：“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但晋军未来。永嘉之乱后，北方长斯陷入动乱中。人口死亡，土地荒芜。无论是前赵还是后赵，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基础，都争着抢夺劳动力，把人口迁到自己的都城和中心地区。人口的流动迁徙，成为这时期突出的事情。在冉闵占据邺建立魏国的时候，石赵的余部占据襄国和一些地方，与冉闵对抗，互相残杀，中原地区情况非常混乱，成为无政府状态。于是当初被迁徙的各族人民，各还本土，实际上是又一次的流亡。据《冉闵传》称：“青、雍、幽、冀州徙户及诸氏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冉闵的魏，不过建立了两年多一点（350 年闰正月至352 年四月），史家不把它计入“十六国”之内。起于辽西的前燕，消灭了冉闵，占据了北方黄河下游地区。前秦兴起于西方，占有关中。于是中原出现前燕、前秦对峙的局面。此外，还有前凉，建国在河西走廊一带，还是由汉人建立的，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曾起了相当促进的作用，是在十六国中自具特点的政权组织。 第四节前燕前秦的对立及前秦的统一北方前燕的建立前燕慕容氏，是鲜卑族的一支。曹魏初年，入居辽西。魏晋之际，迁居辽东北。晋惠帝元康四年（公元294 年），部落首长慕容皝率部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对部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晋书·慕容皝载记》），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逐渐接受汉文化。 西晋未年，中原大乱，北方一些地方的人民多向辽西一带流亡。慕容皝乃侨立一些郡来收容他们。《晋书·慕容皝载记》称：“时二京倾复，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据当时人说，来归的流亡人口之多，十倍于旧有人口。 投靠慕容廆的流人中，也包括一些世族大家。中原大乱时，一部分青、冀、豫等地的世族大家北徒幽州，投靠王浚。王浚败，他们又东投慕容氏。慕容廆任用他们作官，“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隽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领慕容氏贵族子弟束修受业。 慕容廆说，“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愿也。”（《晋书·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他以此为号召，笼络汉人世族大家。这些世族子弟也说：“慕容龙骧将军（廆）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诚、义感天地，方扫平中壤，奉迎皇舆。”（《晋书·慕容廆载记》）他们也以此来宽慰自己。两方面就这样结合起来了。公元333 年，慕容廆死，慕容皝继立。公元337 年，慕容皝即燕王位。 公元342 年，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慕容皝时期（333—348），燕国与段辽战，与宇文归战，与高句丽战，拓占土地，迁掠人口。成帝咸康四年（338），慕容皝征段辽，掠五千户及畜产万计以归。后赵石虎率众数十万围棘城，慕容皝坚守不动，间出城冲击，所向披靡。石虎不得已而退。慕容皝遣将追击，斩获三万多人，石虎大败而还。慕容皝西边拓境至凡城（约在今河北青龙东河北辽宁边界一带）。公元340 年，慕容皝袭赵蓟城（今北京），略三万余家而归。石虎徙边民于三魏，以蓟城为北境。公元342 年，燕军分南北两路攻高句丽，大胜，掳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其都城而还。公元344 年，燕伐宇文氏，大胜，克其都城。燕国收其畜产，徙宇文氏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今辽宁义县）。 慕容皝，南败后赵，东兼高句丽，北取宇文氏，十多年内拓地三千余里，掠徒人民十万余户。 对于来归的汉族流人，慕容皝给以土地、耕牛，使他们从事农业。前燕原定田租是：用官牛的二八分，十分之八入官，十分之二归农民自己；用私牛的三七分，十分之七入官，十分之三归农民自己。后来慕容皝接受记室参军封裕的建议，改用魏晋屯田的租额：“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晋书·慕容皝载记》）。 高句丽、宇文氏族人等，因为都是战败之后被强迫徒来，不像汉人“慕义而至”，多“有思归之心”，而且人数不少，有十万户之多。封裕建议，对他们采取强制性的限制。他说：“句丽、百济、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徒，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云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晋书·慕容皝载记》）看来，高丽、百济、宇文各族的人，人身自由是受到一些束缚的。 燕境内人口增加，旧有土地不能容纳，“无田者十有四焉”。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慕容皝罢诸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开垦荒地，离不开水。他大兴水利灌溉，下令：“沟洫灌溉，有益公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晋书·慕容皝载记》） 慕容皝死，子 继位。经过慕容廆、慕容皝两代的经营，前燕已有强固的基础，正俟机会向外发展。恰好这时冉闵在对后赵夺权。慕容 就趁机于352 年消灭了冉闵，自称燕皇帝，初都蓟城，后定都于邺。一直到370 年，前燕为前秦所灭。 前秦的建立和对北方的统一慕容氏所占据的，是中原的东半部。乘后赵之乱，氏族苻氏以关中长安为中心，建立起秦国，史称前秦。 苻氏是氏族的一支，世居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前赵刘曜据有关中，部落帅苻洪归附刘曜，曜以洪为率义侯。石勒擒刘曜取长安，苻洪西保陇山。石虎攻上邦（今甘肃天水），苻洪降，石虎以洪为冠军将军。石勒徙关中豪杰及羌、氏十五万户于司、冀州，以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率户二万居仿头（今河南滑县西）。后赵未年大乱，关陇流民相率西归，苻洪降晋，招引归众，至十余万。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 公元350 年，苻洪为石虎降将麻秋毒死。子苻健杀麻秋，率众西入长安，占据关陇。公元351 年，自号天王、大单于，国号秦。次年，称帝。 公元355 年，苻健死，子苻生立。据一些史书记载，这是个极残暴的君主，动辄诛杀宗室大臣，以致朝中人心惶惶不安。 公元357 年，苻健弟苻雄之子苻坚杀苻生自立。苻坚是一个很能干的君主。公元370 年灭了前燕，公元376 年灭了前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北方燕、秦两国，论人口，疆土，都是燕强于秦。秦能灭燕，在于其政治修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燕为秦所灭，是由于其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穷困。 秦主苻坚得到王猛，自比为刘备得到诸葛亮。王猛协助苻坚，整饬吏治，打击豪强，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关中是个水旱不时的地区，苻坚、王猛采取引泾水，修渠道溉田，推广区田法，取得“田畴修辟，仓库充实”的效果。秦国政治社会一片朝气，据《晋书·苻坚载记》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路，工商贸贩于道。” 燕国的政治情况，恰与秦国相反。燕主慕容 时期，军事由大司马慕容恪主管，军队还是强的。政治由太傅、司徒慕容评主管，却是腐败昏庸。史称其：“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资治通鉴》卷一○一晋海西公太和三年）“百姓困弊，盗贼充斥，纲颓纪紊，莫相纠揭”（《资治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燕国后期，有两个人是有才能的，一是慕容恪，一是慕容垂。公元367年，慕容恪病死。慕容垂不容于慕容评，被迫外逃，投奔苻坚。慕容评为人贪鄙，封固山泉，鬻樵及水，积钱帛如丘陵。而燕国人民困难，士无斗志。苻坚、王猛早有灭燕之心，公元369 年东晋北伐时，燕向秦求救。秦曾出兵救燕。但这并不是秦有爱于燕，而只是形势使然。燕王派使臣求救时，王猛对苻坚说：“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崤、渑，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因此，苻坚出兵援燕。次年，在桓温败退后三个月，前秦即由王猛帅军进攻洛阳。燕国在洛阳的守将出降。秦取得洛阳以西地。 公元370 年，苻坚遣王猛督镇南将军杨安、邓羌等步骑六万伐燕。杨安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晋阳是燕国重镇，驻有重兵。取下晋阳，可解除秦军后顾之忧。王猛自帅大军攻壶关（今山西长治北）。燕主 命慕容评帅中外精兵三十万拒秦兵。慕容评畏惧王猛，屯兵潞川（《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据《水经注》：潞川在上党潞县北。阚骃曰：潞水，即漳水也。按：当是浊漳水），不敢再进。他认为王猛是悬军深入不能久留，欲以持久制之。王猛以游击将军郭庆帅骑兵五千，绕道间行出慕容评军后，烧评辎重。 大火熊熊，百里外的邺城可见火光。秦军猛将邓羌等率部冲入燕阵、战到日中，大败燕兵，俘斩五万余人。秦兵乘胜追击，所杀及降者又十万余人。慕容评单骑走还邺城。 秦兵进围邺都。慕容 欲逃往龙城，为追兵所俘。秦灭燕，得郡一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苻坚迁慕容 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人四万余户于长安。 秦灭燕后，次年即公元371 年灭仇池氐杨氏。公元373 年，苻坚遣将攻取东晋的梁州（今陕西汉中地区）、益州（四川大都）。西南夷邛笮、夜郎皆附于秦。公元376 年，灭前凉。同年，乘鲜卑拓跋氏内乱，又灭了代。淝水之战的前夕，公元382 年，苻坚又派吕光进驻西域。从朝鲜半岛上的新罗、东北的肃慎，到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十二国，都遣使通好。前秦的版图，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高僧传·释道安传》），疆域之大，是十六国任何一国和后来北魏、北周、北齐所不能比的。 前凉的兴亡在前秦统一北方过程中最后灭掉的一个国，即前凉，是在十六国中独具特色的一员。前凉，从张轨于公元301 年任凉州刺史算起，到公元376 年为前秦所灭，历时七十六年，是十六国中享年最久的一国。前凉实际上也是一个割据政权，但对晋执臣下之札，经久不衰。凉州本是荒僻地区，经张氏的经营，地方的经济文化部有发展。在十六国混乱的年代里，凉州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虽也曾有过强敌压境，但前凉政权都能自行捍卫。 晋惠帝时，张轨在朝任散骑常侍。因看到朝政混乱，“阴图据河西”，于是就要求到河西走廊。永宁元年（301），张轨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对这个偏远地方，朝廷已无力照管，张轨在这里实际上拥有很大的权力。这时，河西的鲜卑人很多，其中有些人干扰地方的治安，同时地方上也出现“寇盗纵横”的情况。张轨到任后，即对这些人加以惩治。他很快地就树立起威信来。鲜卑人若罗拔能自漠北向河西移动，侵入凉州。张轨派兵阻击，斩拔能，俘鲜卑人十多万口，安置在河西走廊，张轨因此威名大震。 晋京洛阳失守后，中州避难来河西者络绎不绝，张轨上表，请合秦杂流人于姑臧（今甘肃武威）西北，置武兴郡，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河西一直不用铸币，这时还以布帛代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张轨命铸五铢钱，“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这反映了当地经济的向上发展。 晋愍帝在长安即位，张轨派军三千人守卫长安。在此以前，张轨也不断对晋廷有所贡献。 张轨“家世孝廉，以儒学显”。他在河西，“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具状以闻。”（《晋书·张轨传》）《资治通鉴》卷一二三称：“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胡三省注：“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在十六国混乱时期，河西俨然成为汉族先进文化的重要据点，自张轨以后，经久不衰，在历史上有相当深远的影响。①公元314 年，张轨病死，长子张寔继位。晋廷正式任命张寔为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西平公。晋宗室南阳王司马保所部，因司马保病死，有一万余人自上邦（今甘肃天水）来投，张寔都予以收容。 320 年，张寔为其帐下阎沙等所杀。寔弟张茂诛阎沙等，自称凉州牧。 324 年，张茂病死，兄张寔子张骏继位，称凉州牧、西平公。公元346 年，张骏病死，子张重华继位、称凉州牧，假凉王。公元349 年，凉州官属共上张重华尊号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重华在公元353 年病死，子张曜灵即位。 自张茂至张重华在位三十余年间，前凉国势在不断发展。公元323 年，前赵之刘曜亲率大军二十八万五千人西下凉州，沿黄河列营一百多里，扬言要渡河进攻姑臧。张茂部署防御力量，表示决心抵抗。刘曜知道自己“军势虽盛，然畏威而来者三分有二，中军疲困，其实难用”，不敢贸然渡河。后来刘曜为石勒所并，张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西域诸国派使者送来方物。张骏并在吐鲁番地区设高昌郡。公元346 年，后赵主石虎命大将麻秋攻下凉州金城郡（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张重华任主簿谢艾为中坚将军，率步骑五千，东击麻秋。谢艾大破麻秋军，斩首五千级。347 年，石虎先后派麻秋、石宁等率师十二万，进攻抱罕（今甘肃临夏）。前凉守将张璩率部抵抗，后赵士卒死伤数万。此后，谢艾又两度大破后赵军。张骏、张重华父子统治前凉时期，其疆域，南至河，东至秦陇，西迄葱岭，北暨屠延。曜灵继位，年方十岁。不久，重华庶兄张祚废曜灵，自称凉州牧、凉公，次年又自称凉王。张曜灵之弟张玄靓在公元355 年。张重华之弟张天锡在公元363 年，相继为前凉主。从曜灵继位到张天锡自立的十年间，前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自相残杀，前凉的统治逐步走上下坡路。张天锡取得政权① 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21—42 页，三联书店1954 年版。后，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公元376 年，苻坚征调了步骑十三万人进攻前凉。张天锡先后征集了十万人进行抵抗。经过几次会战，前凉军大败，张天锡投降，前凉亡。苻坚统一了北方。 第五节东晋的北伐和前秦的南征。淝水之战东晋的北伐在后赵混乱，燕、秦乘机崛起，分割中原形成东西对峙的时候，东晋也企图乘机收复北方失地。这时的东晋朝廷，是由桓温主政。 东晋的初期，过江而南的北方世族大家，都还有故乡之思。过江不久，即有祖逖的北伐。元帝以祖逖为镇西将军、豫州刺史，驻军雍丘（今河南杞县）。祖逖联系黄河南岸坞堡主，共同抗御石勒，“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晋书·祖逖传》）。当时就有人用歌颂他：“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这时，王敦坐据荆州，与朝廷执政大臣刁协、刘隗不和，祖逖深以为优。又加朝廷派了个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安徽合肥），位在祖逖之上。祖逖意甚快快。公元321 年，在雍丘发病而死。祖逖之后，庾亮、庾翼兄弟也曾有志北伐。他们以荆州为驻地，练兵习武，准备北进。这时北方正处在石虎统治之下，兵力强大。东晋朝臣在江南安居二十多年，不愿北归，对庾氏兄弟的北伐，多持观望和反对态度。庾亮驻有重兵的邾城被石虎一举攻破，庾亮自贬三级，忧愤发病而卒。庾翼接替庾亮的职务。为了北伐，他不顾朝廷的反对，自行由武昌移镇襄阳。他到襄阳后，“缮修军器，大佃积谷”，并在请求朝廷准许他北代的上疏中，要求皇帝“表御之日，便决圣聪，不可广询同异，以乖事会”（《晋书·庾翼传》），可见他对朝臣反对北伐的愤恨。不久庾翼也病死，北伐就成了泡影。 庾氏兄弟之后，主张北伐而又在行动上采取了相当规模的是桓温。①桓温，与庾翼友善。庾翼死，晋明帝以桓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这时，石虎在北方，国势强大；而成汉的李势，则是众叛亲离。桓温决定先取成汉。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出兵伐成汉。三年（347）春二月，兵至青衣（今四川乐山西）；三月至彭模（今四川彭山），大军直指成都。李势逃往葭萌，送表请降。成汉亡。桓温还江陵，进位征西大将军。 石虎死，北方乱。桓温认为这是北伐的好机会，上疏请出兵。这时的东晋朝廷，对桓温有所顾忌，任用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与桓温对抗。殷浩在当时很有名气，但无才略。桓温说：“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晋书·殷浩传》）殷浩曾两次主持北伐，谋收复许、洛，但都打了败仗，积年准备的器械军储，损失殆尽。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数浩之罪，请废之。朝廷不得已，免浩为庶人。自此，内外大权全归桓温。 桓温锐意北伐，前后有三次。 第一次进兵，是以关中长安为目标。晋穆帝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① 与桓温同时主张北伐的还有殷浩。殷浩在建康主朝政，桓温握重兵后荆州上游，乘后赵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屡求北伐。殷浩与桓温不和，诏书皆不许。殷浩欲以北伐自立功名，公元352 年以谢尚、荀羡两路出兵许昌、洛阳。后因将军张遇的叛变，兵不得进。公元353 年，殷浩率众七万自寿春北伐，为姚苌所卖，大败而还。 统步骑四万由江陵出发。水军自襄阳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至南乡（今河南浙川南），步兵自浙川（今河南西峡）趋武关。秦兵五万由太子苻苌、丞相苻雄等率领，在峣柳（今陕西蓝田东南）拒温。两军大战于蓝田，秦兵大败。桓温进军至灞上（今西安东北）。三辅郡县皆来降，关中人民争持酒肉劳军。有的老人流着眼泪说，“不图今日复睹官军”。 桓温兵到关中，时在五月，正是麦收时节。他原希望就地收麦，解决军粮问题。秦王健采取坚壁清野的对策。桓温军中乏食，不得不撤退。秦兵从后追击，温军屡败，死亡以万数。 第二次北伐，是进兵洛阳。穆帝永和十二年（356）七月，桓温自江陵出发。八月，至伊水，大败姚襄，收复洛阳。桓温极力主张还都。但一般朝臣已安于江南的享受，无意于还都洛阳，举朝反对桓温的还都计划。桓温军还以后，司、豫、青、兖诸州又为燕夺去。公元365 年洛阳也为燕所攻取。第三次北伐是伐燕。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四月，桓温帅步骑五万，发自姑孰（今安徽当涂），经兖州北伐燕。六月，桓温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天旱，水道绝，使人凿巨野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引水军自清水入黄河。七月，大军至枋头（今河南滑县西南）。枋头离燕都邺（今河北临漳西）约二百里。邺中人心惶惶，燕主 和大臣慕容评大惧，谋逃回龙城。慕容垂说：“臣请击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垂与征南将军慕容德帅众五万拒温。燕主 一面又派人求救于秦，许割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以西地予秦。秦王苻坚用王猛策略，由邓羌帅步骑二万救燕。出浴阳，趋颖川。 桓温由水路进兵。水路偏在东方，逆水运粮，时间长，困难重重。他驻兵枋头后，寄希望于打通石门（今河南颍阳北）水道；通过谯（今安徽毫县）、梁（今河南商丘南）运粮。慕容垂知道这条线对桓温的重要，派慕容德领骑兵一万五千屯石门，又以燕豫州刺史李卦帅州兵五千断温粮道。 桓温使晋豫州刺史袁真攻谯、梁，开石门以通水运。袁真攻下了谯、梁，而不能攻开石门。 桓温粮尽，粮路又断，遂不得不退。他焚舟、弃辎重、铠仗自陆路奔还。燕军乘胜追击，温军死者三万余人。援燕的秦军，邀击温军于谯，温军死亡又以万计。 冬十月，桓温收集散卒，屯于山阳。枋头之战，是历史上一次大战，桓温又一次大败。 桓温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内部的不和，以及作战计划的失误。 桓温从金多帅众由清河入河时，他的参军谋士郗超说：“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胡注云：自清水入河，皆是泝流，又道里回远，故言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故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虽如赊迟，然期于成功而已。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此贼因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已。”（《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桓温不能听。 桓温屯驻枋头时，燕国两个大臣也有一段对话。太子太傅封孚问于申胤曰：“温众强士整，乘流直进，今大军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见克殄之理，事将如何？”胤曰：“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又，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大众深入，值可乘之会，反更消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胜；若粮廪愆悬，情见势屈，必不战自败，此自然之数。”（《资冶通鉴》卷一○二海西公太和四年）这也说出了桓温在政治上的困难和军事上的失策。 桓温进兵路线靠的是经巨野由清水入河的水路。这可以叫作东线。东线的缺点是道远而水源不足，又是溯流而上，运兵运粮，都有困难。到枋头后，使袁真取谯、梁，开石门，这条线可以叫作西线。西线的问题是在开启石门。慕容垂派大军守护石门，袁真无法攻克。石门不开，水运不通，桓温军粮断绝，只有速退的一条路了。 前秦的南征。淝水之战前秦在统一北方后，境内居住着多种民族。关陇地区有卢水胡和羌人。 今山西西北部和陕西北部有山胡（匈奴族）。山西东北部和内蒙一带有鲜卑拓跋氏。辽东，河北和河南北部有鲜卑慕容氏。此外，汉族更是中原地区的主要人口。 苻坚于公元380 年分关中氏族子弟十五万户于各方要镇，目的在加强和巩固秦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本来，氏族人口在关陇地区比较集中而占有优势。分散各地后，因人数比较少，并不能起到巩固统一的作用；由于人口分散，反而起到削弱氏族在关陇的优势的作用。 要巩固大北方的统一，解决民族问题，需要时间来消化，需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使各族人民都先安居乐业。但苻坚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就又走上新的征途了。 当时不在秦统辖之内的，只有偏安东南的东晋了。苻坚自侍兵力强大，决心灭掉东晋，完成全国的统一。公元383 年，他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以前，秦和晋之间已发生过几次或大或小的战争，这些都可以看作淝水之战的序幕战。公元373 年，苻坚出兵夺取了东晋的梁州、益州。378 年，苻坚派其子苻丕等兵分四路，步骑十七万，合攻襄阳。围攻经年，襄阳陷，生俘襄阳太守朱序。同年，出兵七万攻彭城（今江苏徐州）、淮阴、盱眙。次年，秦兵取彭城、淮阴、盱眙。随进兵攻三阿。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不过百里。晋朝廷大震，临江戒备。秦军为晋兖州刺史谢玄打败了，退还淮北。381、382 年之际，秦荆州刺史率众二万攻竟陵。晋桓冲出兵拒战，大败秦兵，斩首七千级，俘虏万人。从这时期双方在战争中的互有胜负来看，东晋并不是弱手。 这时东晋当政的是谢安。谢安颇识大体，使统治阶级关系协和，时人把他比之王导而又“文雅过之”（《晋书·谢安传》）。他与桓氏的关系，处理得特别好。桓温既掌兵权，又掌政权，又有上游荆州为根据地。桓温死后，朝廷加温弟荆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都督荆、梁、雍、交、广五州诸军事；弟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豫二州刺史，镇姑孰；豁子竟陵太守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寻阳，三分了桓温生前的职务。桓冲也能顾全大局，他能“尽忠王室”，“忠言嘉谋，每尽力心”（《晋书·桓冲传》）。桓豁死，桓冲迁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等地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自以德望不逮谢安，故委以内相，而四方镇扞以为己任”（《晋书·桓冲传》）。谢安，桓冲一在朝廷，一在上游。当时桓、谢两家手里都，掌有兵权，两家能够合作共处，东晋政治上就能获得安定。这是晋廷自过江以来，很难得的好时机。 淝水之战的前夕，东晋的兵力也是比较强大的。北府兵，是一支精干强大的军队。北府，是指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北方兖州、徐州南来的流民，多集中居住京口、常州一带。东晋朝廷设置了南兖州、南徐州来安置这些侨民。这些来自北方的侨民“人多劲悍”，招募他们为兵，能组成一支劲旅。晋孝武帝太元初，谢玄任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就“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晋书·刘牢之传》）。 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侨民，最初不负担租赋徭役。后米为了整顿户口，使侨民也负担赋役，曾多次实行土断。淝水战前，桓温主政时实行的一次土断，历史上称作庚戌制（因为是在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 年，三月庚戌这天施行的），比较彻底，得到“财阜国丰”的效果。后来刘裕实行土断时的上表中称：“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宋书·武帝纪中》）可见，从财政上看，淝水之战前也是东晋财力较为充足的时期。 淝水战前，苻坚曾与他的王公大臣们讨论伐晋问题。他首先吐露自己思想，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通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 。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略计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何如？”（《晋书·苻坚载记下》）参与朝议的王公大臣，几乎都是反对伐晋的。这时王猛已死，苻坚的同母弟征南大将军苻融，太子苻宏，中心公苻诜，乃至苻坚尊敬的大和尚道安，都反对伐晋。 朝会散后，苻坚独留苻融商议。《晋书·苻坚载记下》记载：“坚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群议纷坛，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融曰：‘岁镇在斗牛，吴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晋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数战，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愿陛下纳之。’坚作色曰：‘汝复如此，天下之事吾当谁与言之！今有众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称令主，亦不为 劣。以累捷之威，击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终不以贼遗子孙，为宗庙社稷之忧也’。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优， 作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苻融所说王猛临终之言，是：“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王猛、苻融所说晋不可伐的理由，其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兵将疲倦，不愿再打仗；二是鲜卑羌羯是心腹之患。从战争的结果看，这两个问题都是存在的。淝水之战，苻坚败了，败就败在这两个问题上。苻坚灭燕以后，没有杀害燕主慕容昧和燕国王公大臣，仍让他们作官，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回答苻融说：“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晋书·苻坚载记》）。这些话表达了苻坚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豁达的气度，但这些想法在当时却是不现实的。那时，被征服的各族的贵族是不会满足于现有地位的。对于这一点，苻坚是没有考虑的，后来在战争中他就吃了这个亏。 晋孝武帝太和八年（383）七月，苻坚下诏、大举攻晋。民每十丁抽出一丁当兵。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八月，以苻融为前锋都督，指挥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先行，苻坚随后继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刚到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粮万艘，自河经石门，汴水、蒗薚渠达于汝颍。 苻融兵三十万，先到颍口（今安徽颍上东南，颍水入淮处）。 东晋以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与将军谢琰，桓伊等率众八万，北上抗击秦军。晋军的主力，就是北府兵。 十月，秦军渡过淮水，攻陷寿阳（今安徽寿县）。晋朝派去援助寿阳的胡彬水军，闻寿阳失陷，退屯硖石。苻融命将军梁成帅大军五万进屯洛涧，载断淮水通路，这样就截断了胡彬的退路，也使晋军不得从淮水水路西进。谢玄大军自东而西推进，在到达洛涧以东二十五里处停止前进。胡彬派人给谢玄送信说：“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资治通鉴》卷一○五晋孝武帝太元八年，下同）送信人被秦军捉去。苻融赶快送信给苻坚说：“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苻坚见信，留大军于项城，带轻骑八千，赶到寿阳。 苻坚派朱序去晋军大营，劝说谢石投降。朱序原是东晋襄阳太守。朱序到了晋营，不但不劝说谢石投降，反给谢石划策，说：“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 十一月，谢玄遣刘牢之帅精兵五千人趣洛涧。梁成隔洛涧布阵以待。刘牢之渡水进击，大破梁成军，杀成。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一万五千人。于是谢石大军，水路俱进，迫临淝水。 苻坚和苻融登寿阳城东望，见晋军布阵严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兵。苻坚开始有惧色，回头对苻融说：“此亦劲旅，何谓弱也！” 秦军紧靠着淝水西岸布阵，晋军进到淝水东岸，与秦军隔水相峙。谢玄派人对苻融说：“君悬军深入，而置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阵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的将军们都说：“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苻坚说：“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苻融也同意这个主意。苻融指挥军队稍退。哪知大军一退，便收不住了。谢玄等领晋军渡水，冲杀过来。苻融想拦阻退兵，不想马倒，死在乱兵之中。朱序又乘机在阵后大呼：“秦军败矣！”苻融一死，秦军已慌，又听得秦军已败，一发不可收拾。晋军从后追杀，直追出三十多里。秦军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逃奔的兵卒，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晋军收复寿阳。苻坚中流矢，只带领少数人退回淮北。 淝水之战，以秦军的大败结束。淝水之败，除了上文所说的原因外，苻坚也有很多失误的地方。 中国军事史上有句成语：“骄必败”。苻坚就太骄傲了。出师之前，有人说长江天险，苻坚就说：“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虽有长江，其能固乎？”（《晋书·苻坚载记下》）这就犯了兵家大忌。而且刘牢之以五千人可以在敌前抢渡洛涧，追杀秦军主将梁成，使秦军步骑奔溃。这不是小事，而苻坚、苻融竟然不能采取紧急的对策，这也暴露秦军在作战索质上的重大缺陷。 淝水之战的后果，在北方是又一次出现了分裂。在东晋是夺回了一些地方而在统治集团内部滋生了权力上的矛盾。 无论是东晋的北伐或前秦的南征，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两方面发动的战争，也都不无表明历史的脉搏在向全国统一的方向跳动，不过前进的道路还相当曲折。 第六节淝水战后北方的再分裂淝水之战败后，苻坚带伤北归，一路收集散兵，回到洛阳时只有十多万人。苻坚带着这十多万人回到长安。维持统一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垮了，统一也维持不住了。原来被秦征服的各族贵族，都乘机起来谋求恢复他们的政治势力。前秦土崩瓦解了。在淝水战后半个世纪里，北方黄河流域又重新分裂成燕、秦、凉三个部分，许多小国互相攻夺。公元384 年和385 年，在前秦原来控制的土地上出现了羌族人姚苌建立的后秦，鲜卑人慕容垂和乞伏国仁建立的后燕和西秦、氏族人吕光建立的后凉。苻坚在385 年为姚苌俘杀。397—409 年，从后凉中分裂出北凉、南凉和西凉，从后燕中分裂出南燕和北燕，从后秦中分裂出夏。直到439 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中国北方的这种局面才告结束。 后燕（附西燕）。北燕和南燕后燕慕容垂始建。淝水败后，秦军溃败，唯慕容垂军三万人保持完整。 苻坚带着败兵一千多骑，投奔慕容垂。垂子慕容室和弟慕容德都劝他杀掉苻坚，恢复燕国，慕容垂不肯。他说：“我昔为太傅（指慕容评）所不容，置身无所，逃死于秦。秦王以国士遇我，恩礼备至。后复为王猛所卖，无以自明，秦主独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运必穷，吾当怀集关东，以复先业耳，关西会非吾有也。”（《资治通鉴》卷一○五晋孝武帝太元八年，下同）慕容垂把军队交给苻坚。军行至渑池，慕容垂对苻坚说：“北部之民，闻王师不利，轻相扇动。臣请奉诏书以镇慰安集之，因过谒陵庙。”苻坚答应了。苻坚尚书左仆射权翼说：“国兵新破，四方皆有离心，宜征集名将，置之京师，以固根本，镇枝叶。垂勇略过人，世豪东夏，顷以避祸而来，其心岂止欲作冠军而已哉！..岂可解纵，任其所欲哉！”苻坚说：“卿言是也。然朕已许之。匹夫犹不食言，况万乘乎？若天命有废兴，固非智力所能移也。”而翼说，“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东之乱，自此始矣。” 苻坚子苻丕镇邺。慕容垂到邺后，丕将石越劝苻丕杀垂。苻丕不肯，说：“淮南之败，垂侍卫乘舆，此功不可忘也。”石越对人说：“公父子好为小仁，不顾大计，终当为人擒耳。” 慕容垂到了河北如鱼得水，辄谋独立发展。公元384 年春，慕容垂自称燕王。他围攻邺城一年。最后苻丕放弃邺城，奔往晋阳。慕容垂进入邺城。河北大部分地区，都归于慕容垂统治。公元386 年，慕容垂自立为皇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 公元392 年，慕容垂攻占滑台（今河北滑县），尽取丁零族翟钊所统治七郡三万余户。公元394 年，慕容垂取长子和晋阳，杀慕容永，灭西燕，得西燕所统八郡七万余户。后燕全盛时，疆域南到琅邪，东到辽海，西到河汾，北到燕代，是十六国后期中原最强盛的一国。 西燕从慕容泓开始。他是前燕主慕容 之弟。 苻坚灭前燕，曾迁徙鲜卑数万户到关中。这些西迁到关中的鲜卑人生活贫困，就是贵族，有的也沦为贫民。如慕容永，他是慕容廆之弟慕容运的孙子；徙长安后，“夫妻常卖靴于市”（《魏书·徙何慕容廆传》）。淝水战后，前秦的统治力量削弱。慕容泓据华阴起兵，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慕容冲也在河东（今山西南部汾水流域）起兵，响应慕容泓。 这时，慕容垂已在关东起兵反秦。但慕容泓这一支起自苻坚的心腹之地，对前秦威胁更大。前秦大臣权翼就对苻坚说：“慕容垂正可据山东为乱，不遐近逼。今 及宗族种类尽在京师，鲜卑之众，布干畿甸，实社稷之无优。宜遣重将讨之。”（《晋书·苻坚载记下》，下同）苻坚接受权翼的意见，遣子苻睿领重兵讨慕容泓和慕容冲。但却被打败，苻睿战死。 这支鲜卑人的希望是回关东，并不愿留在关中，慕容泓遣使者对苻坚说：“秦为无道，灭我社稷。今天诱其衰，使秦师倾败。将欲兴复大燕，吴王（指慕容垂）已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当率关中燕人翼卫皇帝，还返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分王天下，永为邻好，不复为秦之患也。”苻坚大怒，把慕容 找来，当面责备，并让他给慕容垂、泓、冲三人写信，要他们罢兵还长安，慕容 却密遣使者对慕容泓说：“吾既笼中之人，必无还理。..勉建业，大以兴复为务。” 慕容泓接到密信，遂进兵长安，改元建兴（384）。慕容泓的部众，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持法又严苛，遂杀泓立冲。 慕容冲在长安城郊与苻坚战争经年，互有胜负。这时，“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炊烟。” 公元385 年，苻坚离开长安去五将山，以太子宏守长安。宏不能守，慕容冲入据长安。 慕容冲得到长安，便留恋长安，课农筑室，为久安之计。这引起意欲东归的鲜卑人的不满。一些鲜卑贵族遂利用这种不满。杀了慕容冲，率领鲜卑男女三十万人离开长安东归。在东归途中，鲜卑贵族间多次发生权位争夺，最后立了慕容永。公元386 年，慕容永进据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即皇帝位，改元中兴。慕容泓以来的这支鲜卑慕容氏，历史上称作西燕。西燕盛时，其疆域南抵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北至新兴（郡治九原，今为西忻县），东依太行，西临黄河。 后燕主慕容垂和西燕主慕容永都要复兴燕国，但慕容垂只许自己复兴燕国，不许慕容永复兴燕国。他认为，不能容许慕容永存在“以累子孙。”393年冬，慕容垂征集了步骑兵七万进攻晋阳。次年春，又增调司、冀、青、兖四州兵，分三路进攻。慕容垂亲率大军，与西燕军合战于台壁（今山西黎城西南）南。西燕军中伏，大败，慕容永逃回长子。后燕军乘机攻下晋阳，进围长子。于八月间，灭西燕，杀死慕容永及其公卿大将三十余人。西燕从384年慕容泓改元，到394 年慕容永被杀，首尾十年。 后燕的衰亡后燕灭西燕后，乘东晋的衰乱，渡黄河而东，略地青、兖，把后燕疆域向南扩展到今山东临沂、枣庄一带。慕容垂还想征服北魏。但他对北魏用兵的结果，是遭到很大的失败。 这时，鲜卑拓跋氏的势力已经在长城以北发展起来。公元326 年，拓跋珪建立了北魏，都盛乐（今年蒙古和林格尔）。后燕和北魏的关系本来是友好的，后因后燕求北魏解决他战马缺乏的困难，没有达成协议，以至两国失和。394 年西燕危急时，拓跋珪派骑兵五万，进至今山西忻县附近，遥为西燕声援。三九四年，后燕即灭西燕。次年五月，后燕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麟等率兵八万伐魏，范阳王慕容德率步骑一万八千为后继。拓跋珪把所率二十多万大军转移到黄河以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后燕出兵五个月，一直找不到与北魏军主力决战的机会，士气渐为衰落。加上塞外严寒，后燕军不能坚持，决定撤退。拓跋珪派拓跋遵率骑兵七万，堵塞后燕军南归之路。十一月，暴风冰合。拓跋珪引兵渡河、留辎重，选精锐二万余骑，急追燕军。十一月九日，燕军宿营叁合坡（在今年蒙古凉城县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沟），轻敌不设备。当日黄昏，拓跋珪的骑兵追到叁合坡西，乘夜布署诸将，使士卒衔枚，束马口，潜进。第二天，日出，魏军登山，下临燕营。燕军将东引，忽见山上敌军，士卒大惊乱。拓跋珪纵兵奋击。燕兵走赴水，人马相腾蹑压溺，死者以万数。拓跋遵在前邀击，燕兵四、五万人纷纷放下武器，敛手就擒，逃脱的只不过几千人。拓跋珪还俘虏了后燕文武将吏数千人，兵甲粮货以万计。拓跋珪坑杀全部俘虏。慕容宝等单骑逃回。 慕容宝不甘心于叁合坡失败，要求再次伐魏。398 年三月，慕容垂留慕容德守中山，亲自引兵密发，越过险峻的山路，直抵平城。这时，北魏陈留公拓跋虔，帅部落三万余家镇平城，素不设备。后燕军到了平城，他才发觉，仓促应战，战败而亡。燕军尽收北魏在这里的部落。史称这一战役，拓跋珪“震怖欲走。诸部闻虔死，皆有贰心，珪不知所适”。但后燕军到平城后，慕容垂病重，全军改前进为后退。四月间，在归途中，慕容垂死于沮阳（今河北怀来南），太子宝继位。 慕容宝继位后，“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这是跟世家大族和军事组织争夺户口，而国家户籍上的一般民户比荫户的封建负担要重。因此，“士民嗟怨，始有离心”（《资治通鉴》卷一○八，太元二十一年），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局面。在慕容垂时曾经制造内乱的征东将军平规，又纠合余党，重行作乱，但历时不久，就平定下来。396 年八九月间，拓跋珪率领了步骑四十余万大举攻燕，轻易地攻占晋阳。十一月，兵锋转向河北，攻下常山（郡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南）、信都（郡治信都，今河北冀县）。河北许多郡县的守宰，不逃即降。慕容宝在中山有步卒十二万，骑兵三万七千，悉数迎战魏军，被打得大败。魏军进围中山。一直到397 年三月，慕容宝率领一万余骑，突围退往龙城。十月，北魏攻下中山，后燕公卿将吏及士卒降者二万余人。 398 年，慕容宝在龙城为鲜卑贵族兰汗所杀。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杀兰汗，慕容盛又为其臣下所杀。后来，鲜卑贵族拥立了慕容垂的少子慕容熙。慕容熙时，后燕据有辽西地区，境域狭隘，民户不多，但他却是个贪图享乐、不理朝政的人。407 年，慕容熙为冯跋和高云等所杀，后燕亡。自384 年，慕容垂称燕王至407 年慕容熙被杀，后燕立国共二十四年。 北燕和南燕是冯跋和慕容德所分别建立。冯跋，汉人，仕后燕为禁卫军将军。冯跋和高云等杀慕容熙，推高云为主，以冯跋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武邑公，掌军国大权。409 年，高云为其宠臣离班所杀，冯跋自立为王，称燕天王，史称北燕，以与后燕相区别。慕容德是前燕主慕容皝的幼子，后燕主慕容垂的幼弟。慕容宝时，北魏进兵中原，攻取中山。慕容德时镇邺城，见魏军乘胜来攻，乃率民户四万，车二万七千乘，从邺城迁住黄河南岸的滑台，称燕王。399 年，迁都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改称燕皇帝，史称南燕。南燕的建立，较北燕为早，当时后燕尚未灭亡。 冯跋任北燕主后，废除后燕苛政，务从简易。励意农桑，省徭薄赋。下令：“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晋书·冯跋载记》）。冯跋对农桑的重视，对当时辽西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所促进。430 年，冯跋病死，跋弟冯弘杀冯跋诸予而自立、称燕天王。冯弘时，北魏开始进攻北燕。有一次，掠夺辽西民户三万余家。又一次，掠夺男女六千口。北燕都城龙城也屡次遭到魏军围攻。436 年，冯弘被迫放弃龙城，逃往高丽。北燕亡。北燕建国共二十四年。慕容德“立治于商山（今山东桓台西南），置盐官于乌常泽（今山东寿光东北）”，他对于盐铁之利是重视的。他又进行户口搜括，在原来仅有十余万编户的青州，就搜括出荫户五万八千。405 年，慕容德病死，无子，兄子超继位。超专事畋猎，在政治上毫无作为。410 年，东晋刘裕北伐南燕，攻取广固，斩鲜卑王公以下三千人。南燕亡。南燕建国首尾十二年。 后秦。西秦。大夏后秦羌族姚苌所建立。羌族和氏族是关陇地区的两个民族。后赵时期，两族同被迁徒到关东。氏族在苻坚的祖父苻洪率领下住在枋头：羌族在姚苌的父亲姚弋仲的率领下，住在清河。后赵未年内乱，姚弋仲降晋。戈仲死，其子姚襄和殷浩不和，反晋，北据洛阳，拟以洛阳为基地，开建王业。后为桓温所败，遂西入关。但这时关中已为苻秦所有。苻生派苻坚拒襄，战于三原。襄败，为苻生将邓羌所杀。姚苌向苻坚投降。 淝水战后，慕容垂以扫祭祖坟为借口，回关东去了。姚苌随苻坚回到长安。慕容泓在关中起兵，苻坚派儿子苻叡去征讨，以姚苌为苻叡军司马。苻叡战败被杀，姚苌派他的长史赵都去向苻坚请罪。苻坚在盛怒之下把赵都杀了。姚苌畏罪，逃奔渭北，遂至马牧。西州豪族拥护他，共推姚苌为盟主。姚苌遂于384 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大秦天王，反前秦，独立发展。 在苻坚和慕容泓、慕容冲紧张战斗时，姚苌即移兵岭北，广收资实。他称要“待秦弊燕去，然后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晋书·姚苌载记》）。后来，姚苌的设想实现了。慕容冲所率鲜卑人攻入长安，旋又放弃长安走关东。姚苌坐取长安。苻坚在长安失落前，走保五将山，为姚苌俘获缢死。公元386 年，姚苌即皇帝位于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后秦。 苻坚虽死，苻秦氏和氐族的势力还在。苻坚族孙苻登，于苻丕死后即皇帝位，率领氏族势力继续和姚苌作战，公元393 年，姚苌死，太子姚兴继位。次年，兴征苻登，登兵败被杀，苻氏的势力才被压下去。西燕灭亡时，姚兴取得了河东。后又乘东晋衰乱，出兵潼关，取得了东晋的洛阳。后秦盛时，它的疆域南到汉川，东过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 后燕、后秦，是十六国后期东西方的两个强国。后秦在姚兴时期（394—415），学术文化相当兴盛。姚兴作太子时就与臣下“讲论经籍”（《晋书·姚兴载记上》，下同），作皇帝后，更大兴儒学。“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姚兴给关尉下令说：“诸生咨访道艺，修身厉行，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甚盛。 姚兴提倡佛教。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姚兴时，还翻译了大批佛教经典。在政治上，姚兴申明律令，严惩贪污，打击豪强。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都因贪污伏法。鲜卑族薛勃叛奔岭北。“上郡贰川杂胡皆应之，遂围安远将军姚详于金城。（姚兴）遣姚崇、尹纬讨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营掎之。而租运不继，三军大饥。”纬言于崇曰：“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运稽留，令三军乏绝。宜明置刑书，以惩不肃。”遂斩之。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余万。姚兴亲率步骑二万，自往征讨，薛勃惧，弃其众而逃。 姚兴重视农业。灭苻登后，“散其部众，归复农业”。他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姚兴在长安立律学，调集郡县没有职任的令史来学习。学成后，回原郡县。“论决刑狱”。姚兴自己也常常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法律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在刑法酷滥的十六国时期，姚兴对法这样的重视，是很难得的。 418 年，姚兴病死，太子泓即位。东晋太尉刘裕乘机进兵，攻下后秦的洛阳。这时，后秦的皇室内部却又出现了争夺权位的尖锐斗争。晋军长驱入关，水陆并进，于417 年攻破长安。姚泓出降。后秦亡。后秦建国，凡三十二年。 西秦鲜卑族乞伏国仁所建立。鲜卑族从北方向漠南迁徙时，有一支南出阴山，迁往陇西。这一支里有乞伏、如弗斯、出连、叱卢四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其中，乞伏部落比较强，其首长被推为统主。这支鲜卑部落在陇西一带辗转迁徙，后来居住在苑川水（今甘肃榆中东北）一带。据《水经·河水注》，这一带地方“为龙马之沃土”。王莽末年，马援曾在这里屯田。这支鲜卑人定居在这里，很快发展起来。 前秦强大时，这支鲜卑人被苻坚征服。淝水战后，这支鲜卑人的首长乞伏国仁招集诸部落，众至十余万。他率众脱离了苻坚，于公元385 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建元建义，史称西秦。 公元388 年，国仁死，弟乾归被推继位，改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公元400 年，又迁回苑川。后秦姚兴强大时，降于后秦。公元412 年，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这时是西秦最强盛的时候。炽磐灭了南凉，又屡败吐谷浑，还掠夺了契汗部落的牛羊五十余万头。西秦的疆域，西越浩亹（今青海乐都），东抵陇坻（陇山），北距河，南有吐谷浑。428 年，乞伏炽磐死，子乞伏慕末继位。慕末“刑政酷滥，内外崩离”。430 年，连续九个月没有下雨，饥荒严重，民多流亡。乞伏慕末想东趋上邽，归附北魏。他率一万五千户走到南安（郡治在今甘肃陇西东南）的高田谷，遭到夏军的堵击，退保南安城。431 年，夏军围攻南安，慕末出降。西秦建国共四十七年。 大夏匈奴族赫连勃勃所建。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在前秦时受苻坚任命，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部，驻屯代来城（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西）。淝水战后，刘卫辰势力发展，占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有三万八千人。391年，北魏拓跋珪攻取代来城，杀卫辰子弟宗党五千余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 赫连勃勃逃奔后秦。姚兴很赏识他，称他有“济世之才”，命他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给以鲜卑部落二万余落，镇朔方。407 年六月，勃勃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有人劝他定都高平（今宁夏固原），但他不愿固守一城，而要以云骑风驰，与姚兴争胜，“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他不断以流动袭击的形式，蚕食后秦的城镇，消灭后秦的有生力量。姚兴遣将齐难伐夏，全军覆没。勃勃俘其将士二万，收其戎马万匹。此后，勃勃多次向后秦进攻，多所斩获。到了后秦灭亡前夕，后秦的岭北（今陕西醴泉九嵕山以北地）镇戍郡县大都为勃勃所占有。418 年，勃勃取关中，在长安灞上即皇帝位。大夏盛时的疆域，“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版图虽不如后秦盛时的广大，但军事力量却超过后秦。 勃勃有统一全中国的愿望。413 年筑都城于今年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 称统万城，意为“统一天下，尹临万邦”。但他极为残忍，任意杀人，使侍从群臣都人人自危。425 年，勃勃死，子赫连昌继位。 426 年，北魏派大将奚斤等率兵五万余，取蒲坂，进据长安，北魏主拓跋焘自率精骑二万，渡河袭统万城，掠得牛马十余万，徙其民一万余家而还。427 年，赫连昌遣其弟赫连定率军二万攻长安，与魏军相持。魏主拓跋焘征调十万大军，乘虚进攻统万。拓跋焘自率轻骑三万，兼程至统万城下。赫连昌以步骑二万迎战失败，逃往上邽。魏军占领统万城。第二年，魏军进兵上邽，生俘赫连昌。赫连定这时已由长安退到上邽，又由上邽逃平凉，自称夏皇帝。431 年，赫连定灭西秦，欲渡河西击北凉，在半渡黄河时遭到吐谷浑袭击，定被俘，夏亡。夏建国，凡二十六年。 后凉和南凉。北凉和西凉后凉和南凉为氐人吕光和鲜卑人秃发乌孤先后建立。 吕光是略阳（郡治在今甘肃天水东北）人。前秦统一中原后，苻坚命吕光率兵七万、骑五千征西域。吕光到达龟兹（今新疆库车），西域三十余国陆续归附。苻坚任命吕光为使持节、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 淝水战后，吕光以长安危急，全师东归。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发兵五万拒光于酒泉，为光所败。吕光进驻姑臧城。苻坚死，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酒泉公，建元大安。389 年，改称三河王。396 年，称大凉天王。 公元399 年，吕光死，子绍立。光庶长子吕纂杀绍自立，吕光弟子吕隆又杀纂自立。吕纂“游田无度，荒耽酒色”（《晋书·吕纂载记》）。吕隆“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南凉秃发傉檀和北凉沮渠蒙逊屡来侵伐，“姑臧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晋书·吕隆载记》）。403 年，吕隆向后秦姚兴投降，后凉亡。 南凉秃发乌孤部，是拓跋鲜卑的一支，其“秃发”两字，是“拓跋”的异译。据传，他们与北魏拓跋氏同源。八世祖秃发匹孤率领这支鲜卑拓跋从塞北迁到河西，被称为河西鲜卑。他们活动的地区，“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其中心地区是今甘肃武威东、兰州西，青海西宁市及乐都地区（《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秃发乌孤时期，部众稍盛，“务农桑，脩邻好”。筑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以都之。公元397 年，秃发乌孤称西平王，后又改称武威王，徙于乐都。乌孤时，广收各方人才。史称“四夷之豪隽”，“西州之德望”，“文武之秀杰”，“中州之才令”，“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德其所”。（同上） 乌孤死，弟利鹿孤继位，徙居西平（今青海西宁），改称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有意采用兵农分离制，以汉人为农，鲜卑为兵。《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记载，其将鍮勿崙对利鹿孤说：“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但这种制度似未能实行，或行而未能贯彻。傉檀一次征伐沮渠蒙逊，曾“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晋书·秃发傉檀载记》）。这戎夏之兵中的夏，当然是晋人。乞伏炽磐袭乐都时，乐都守军曾拟“聚国人（鲜卑）于内城”，使“晋人距战于外”。可证晋人也是当兵打仗的。 利鹿孤在部族中提倡儒学。建立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以赵诞等为博士祭酒。 利鹿孤死，弟傉檀继位，改称凉王，又迁回乐都。这时，后秦姚兴强大，傉檀向姚兴称臣，姚兴以傉檀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镇姑臧。据有凉州姑臧，是傉檀的宿愿，达到了目的，傉檀随即和姚兴分裂，自称凉王。 这时北凉沮渠蒙逊和夏主赫连勃勃强大，常出兵侵犯南凉北境，南凉曾先后为沮渠蒙逊和赫连勃勃所败。傉檀后又以五万骑伐蒙逊，又大败于穷泉，傉檀只身逃回。傉檀被迫放弃姑臧又迁回乐都，在乐都又三次受到沮渠蒙逊的包围。 南凉连年对外战争，农业失耕，使得“连年不收，上下饥弊”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傉檀带兵去掠夺青海乙弗部。战争是胜利了，掠获牛马羊四十余万头。但都城乐都却为乞伏炽磐乘虚袭破。傉檀后退无路，部众离散，遂奔降西秦。时为414 年，南凉亡。南凉建国凡十九年。北凉和西凉是临松（今甘肃张掖南）卢水胡沮渠蒙逊和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汉族世家李暠所分别建立。《宋书》卷九八《大且渠蒙逊传》载“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依此，“卢水胡”，意谓卢水（今黑河）地区的胡人，没有表明这种胡人的族属。而沮渠既以匈奴的官职为氏，又取羌人酋豪之称，似可信其为匈奴人，而所部群众则有相当数量的羌人。 蒙逊的父亲，为前秦中田护军。蒙逊代父领部曲，以有勇略，多计数，为诸胡所推服。吕光建后凉政权后，蒙逊仍统率旧部，而叔父罗仇任西平太宁。399 年春，吕光遣子镇东将军吕纂率罗仇伐西秦乞伏乾归，前军大败。吕光委罪罗仇，杀罗仇。是年四月，蒙逊求归葬罗仇于临松，宗姻诸部曲会葬者万余人。因杀吕光在临松所置官吏，与从兄沮渠男成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段业以蒙逊为镇西将军，临池太守，又领张掖太守。蒙逊多次受命征讨，均为段业立了战功。 蒙逊恐以雄武为段业所惮，内不自安，请为西安太守。段业怕他在肘腋之下，会发生重大的变故，也就答应了他。这时，段业以谋叛嫌疑杀了男成。蒙逊就借口为兄报仇，攻下张掖，杀了段业，自称车骑大将军，建号永安。这时是400 年五月。敦煌太守李暠也在这一月起兵，自称冠军大将军、西胡校尉、沙州刺史，称庚子元年，与蒙逊相抗。至是，北凉和西凉都先后由后凉分裂出来了①。 ① 这里所说蒙逊建号永安和李暠称庚子元年，都在公元400 年，即晋隆安四年，系据《宋书》卷98，《大且蒙逊传》。近人著书，多以永安元年为公元401 年，当是依据《资治通鉴》卷112 和《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西凉初建都张掖，后迁都酒泉。西凉的疆域，只有今甘肃的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县，是十六国中“地狭民稀”的一个国。西凉建国后的第十七年，即417 年，李暠病死，子李歆继位。420 年，西凉为北凉所灭，首尾二十一年。 北凉一直是西凉的一个劲敌，但战争中也互有胜负。420 年，沮渠蒙逊声称东伐西秦乞伏炽磐，李歆想乘机偷袭北凉的张掖。实际上，他是上了蒙逊的圈套，在进军途中，西谅军遭到北凉军队的伏击，大败。李歆不肯撤兵，结果是所率步骑三万，全军覆没，李歆战死。跟着就是酒泉失守，西凉亡。北凉初在张掖建都。经过同南凉多次的战争，夺取了姑臧。412 年，北凉迁都姑臧。沮渠蒙逊灭西凉后，取得酒泉、敦煌，河西走廊完全为其所占领，北凉全盛时，拥有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郡治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金城、西平、乐都等郡地，并且交通西域诸国。433 年，蒙逊病死，子牧犍继位。四三九年，北魏主拓跋焘亲率大军伐北凉，包围姑臧。牧犍出降。北凉亡。北凉立国凡四十年。 北凉、西凉所在河西地区，也像淝水战前的前凉一样，是中原人户逃避战乱的一个地区，也是保持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个地区。苻坚时，曾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徒七千余人”。后来武威，张掖以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也有数千户。李暠对这些人作了安置，“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沮渠蒙逊也是汉化相当深的。他们与东晋和后来的刘宋，都有信使往来，并以藩臣自居，在文化上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437 年，北凉主沮渠牧键曾遣使至宋，献书一百五十四卷，其中包含《敦煌实录》十卷，《凉书》等地方性历史地理书和《周髀》、《甲寅元历》等算学、历法等方面著作。牧犍又向宋求晋赵起居注等书。 北凉是十六国中最后灭亡的一个。此后，北魏统一了中国的北方，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第七节东晋的衰亡淝水战后东晋的政局淝水战后，东晋乘机收复了一些北方失地。公元384 年正月，鹰扬将军刘牢之攻取秦之谯城。后上庸太守郭宝等又攻取秦之魏兴、上庸、新城、成固等地。八月，晋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帅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走，谢玄进据彭城（今江苏徐州）。九月，谢玄使彭城内史刘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张崇。张崇弃鄄城奔燕。牢之据鄄城，河南城堡皆来归附。十月，谢玄遣淮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军至琅邪，苻朗降。谢玄又遣刘牢之等攻占碻磝（今北东东阿），济阳太守郭满攻占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晋将军颜肱、刘袭，军于河北，遂克黎阳。谢玄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东晋朝廷以谢玄数月之间连克秦之徐、兖、青、司、豫诸州，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诸军事。385 年正月，刘牢之进驻枋头，并曾一度进至邺城。三月，荥阳人郑燮以郡降晋。四月，蜀郡太守任权攻占成都，斩秦益州刺史李丕，东晋复取益州，以广州刺史罗友为益州刺史，镇守成都。公元386 年，以前辅国将军杨亮为雍州刺史，进驻洛阳，保卫晋的祖陵。荆州刺史桓石民遣将军晏谦攻下弘农。这是东晋疆域最大的时候。 淝水战后，谢安功劳大，进位太保。谢安是想尽力协调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淝水战后一年，公元384 年二月，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死，东晋朝廷拟以谢玄为荆、江二州刺史。谢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怕桓氏会因失官怨望，乃以恒石民为荆州刺史、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使桓氏仍掌握长江上游军政大权，保持住荆扬势力的平衡。谢安这样作，缓解了桓、谢两大家族的矛盾，却未缓解谢家和皇室间的矛盾。谢安功名既盛，孝武帝和他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猜忌谢安。为了避开矛盾，谢安自请出镇广陵之步丘，屯驻在新建的新城里。太元十年（385）八月，谢安死，晋朝廷以司徒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自此，道子继谢安掌权。 谢安执政时期，东晋政治上是安定的，谢安在门阀大族间执行平衡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在他执政时期，社会凋弊，百姓受侵削而流亡的现象，仍很严重。淝水战后，刘波上疏指出：“今政烦役殷，所在凋弊，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371—372）以来，十分去三。”（《晋书·刘隗传附孙波传》）。 司马道子执政时期，政治更加腐败。前秦瓦解，北方分崩离析，东晋统治者却只是苟安江南，并无统一中国的大志。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一君一相，酣歌为务，官以贿迁，政刑谬乱。道子又好作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腐败的政治，加深了人民的痛苦。道子信佛，用度奢侈，民不堪命。当时有人就曾上疏，指出：“时谷贱人饥，流殣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晋书·简文三子·会稽王道子传》）对于道子的昏庸腐败和抓权，孝武帝也不满意了，他遂以王恭为兖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王恂为尚书仆射，以张大皇室而潜制道子。公元396 年，孝武帝死，子司马德宗继位，司马道子摄政。道子委任王国宝、王绪，以对抗王恭、殷仲堪等。道子先以王国宝为中书令，兼中领军，后又任他为左仆射、领选举、加后将军、丹扬尹，领东宫兵。 安帝隆安元年（397），兖州刺史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等，以讨王国宝为名起兵。道子无奈，诛王国宝。王恭退兵还京口。 道子诛了王国宝，更任用宗室司马尚之、休之兄弟，企图削弱地方势力。道子为防王恭、殷仲堪再次起兵，就任儿子元显为征虏将军，并帅领卫将军府兵和徐州兵。 司马尚之“以藩伯强盛，宰相权弱”，劝道子“宜多树置以自卫”（《晋书·王恭传》）。道子便以王愉为江州刺史，并割豫州四郡使王愉为督。王愉为王国宝之兄，道子的同党。豫州刺史庚楷大怒，派人对王恭说：“尚之兄弟，复秉机权，欲假朝威削弱方镇，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除之。”王恭以为然，又联合殷仲堪、桓玄共同起兵。桓玄为桓温之子，在荆州有很大潜在势力，复已任命为广州刺史，但未赴任，仍住荆州，欲待机夺取荆州。殷仲堪、桓玄共推王恭为盟主。王恭所依靠的是北府兵，而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并不同意王恭二次起兵。 道子得悉王恭、殷仲堪、桓玄起兵的消息，忧俱不知所措，儿子元显却颇沉得住气。道子便以元显为征讨都督、假节，领兵讨伐王恭。元显使人劝说刘牢之归顺朝廷，许事成后即以王恭的位号授他。王恭出身于东晋第一号门阀，他虽依靠刘牢之，却又以牢之门第低微而轻视之，因使刘牢之深怀怨恨。刘牢之遂背叛王恭，投附元显。王恭兵败被俘，送建康斩首。 杨佺期、桓玄的兵到建康城外，殷仲堪至芜湖。刘牢之帅北府兵入京师，军于新亭。道子接受桓冲之子桓脩的建议，用计拆散桓、杨、殷的联合。未经战斗，桓、杨、殷便撤军回荆州。三人之间名义上还维持同盟关系，内心已是互相猜疑。 荆州兵退后，元显便谋篡道子之权。道子有病，又每日酣饮，无日不醉。元显使朗廷免除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自为扬州刺史。道子酒醒后才知道，但已无可奈何。 元显性苛刻，生杀任意，刚愎自用，不听别人意见。他想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但兵源不足，于是就“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晋书·简文三王，会稽王道子传》）。按晋朝制度，“客皆注家籍”，是主人的依附民。奴免为客，身份地位有提高，但仍属于主人，不能离开主人。发奴免为客者号曰乐属，乃是把私家的依附民收归朝廷，却还美其名是“乐属”，说他们乐于从属官府。客的主人失掉了客，不满意。客都已成家立业，令要移置京师，当然也不满意。元显此举，损害了以客为主要劳动力的地主们的利益，也失掉了客这一阶层的支持。上游荆、江等州已非元显所有，今又失掉扬州东土的人心。元显的这一措施，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成为孙恩起义的导火线。 孙恩起义孙恩，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其叔父孙泰，师事钱塘杜子恭。子恭死，孙泰传其术，借传教组织群众。“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煽集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晋书·孙恩传》）。道子诱斩了孙泰及其六个儿子。泰兄子孙恩逃亡海外。 安帝隆安三年（399）十月，元显征发免奴为客者兵役，引起了三吴的骚乱。孙恩乘机自海上回来，攻上虞，杀县令，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鍼、吴郡陆环、吴兴丘■、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皆被杀。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隐、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等，纷纷弃城出奔。三吴地区，是门阀地主集中的地区。此次那些被杀和逃亡的地方官，大多是谢、顾、张、孔等族的人。 孙恩占有会稽后，自称征东将军。东晋朝廷以元显领中车将军，以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军事，领兵镇压孙恩起义。刘牢之也领兵协助谢琰作战。 隆安三年十二月（400 年初），谢琰攻杀义兴许允之，破吴兴丘尪。谢琰屯兵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派司马高素领兵协助刘牢之向浙江（今钱塘江）推进。孙恩战败，率男女二十多万人退入海岛。刘牢之的军队到处掳掠，弄得“郡县城中无复人迹”（《资治通鉴》卷——一，晋安帝隆安三年）。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再次从浃口（今浙江镇海东南）登陆，入余姚，破上虞。战争互有胜败。后孙恩攻克邢浦，乘胜径进，至会稽。会稽太守谢琰骄傲轻敌，孙恩兵到，他还未吃饭，便夸口说“当灭此贼而后食”。双方一交战，谢琰及二子均被斩杀。 冬十一月，东晋派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帅兵击孙恩。孙恩败，撤回海岛。 隆安五年（401）二月，孙恩出浃口，攻句章，为刘牢之所败，复走入海。三月，孙恩北趣海盐，为刘裕所败，转趣沪渎（今上海）。五月，取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孙恩浮海溯江至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这时，孙恩有战士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京师建康大震。东晋朝廷赶忙调集各地军队入卫京师。孙恩知建康有备，遂北走郁州（今江苏连云港），遣别将攻入广陵。孙恩军为刘裕所败，死伤甚多，军力大减。至沪渎，又为刘裕所败，遂又退入海岛。 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进攻临海。几年战争，起义军损失惨重，这次进攻，已是强弩之末了。孙恩进攻临海失败，知大势已去，便与部下一起投水而死。 桓玄的篡位在孙恩农民起义期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异常激烈，这主要是围绕着桓玄的夺权、篡位活动而展开的。 公元398 年，桓玄、殷仲堪、杨佺期以讨司马尚之为名，进兵建业。后因王恭被杀，退回荆州。后来，桓玄火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东晋朝廷命他都督荆、江、司、雍、秦、梁、益、宁八州和扬、豫八郡诸军事，兼任荆、江两州刺史。桓玄又以兄桓伟为雍州刺史，从子振为淮南太守，朝廷也只好依他。这样一来，桓玄所控制的地区，以荆州为基础，西起梁（今陕西省南部），益（四川），宁（云南），东抵建业近郊。 但桓玄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作皇帝。他写信给元显，指责朝政日坏，在朝君子不敢说话，致酿成孙恩之祸。元显看了信，非常害怕。谋士对他说，桓玄刚占据荆州，人情未附，应乘此时机，进军讨伐。元显决定发兵征桓玄，以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自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 桓玄听得元显发兵，一面发檄文数说元显罪状，一面挥师东下，直指建康。历阳一战，俘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司马休之败逃。 元显所依靠的是北府将领刘牢之，但刘牢之率军投降了桓玄。元显不战而溃，被俘。桓玄入建业，杀元显。公元403 年，桓玄废晋帝，自为皇帝，国号楚。 桓玄对于东晋腐败政治是想加整顿的。据《宋书·武帝纪》记载，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桓玄作皇帝没有几个月，就失败了。 北府兵是一支较强的军事力量，桓玄代晋后，对北府兵一直心存疑虑。 当时北府兵最高的将领是刘牢之。刘牢之先是背叛王恭投降元显，后又背叛元显投降桓玄，桓玄对刘牢之不信任，对北府兵也存有戒心。桓玄开始有计划地消灭北府兵中有影响的人物。他先借故杀了刘牢之，后又杀北府诸将。《晋书·桓玄传》记载：“玄又害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谦之从兄高平相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弟彭城内史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皆刘牢之之党，北府旧将也。” 桓玄对北府兵的疑惧并非是无端的猜测，北府兵确实足以构成对桓玄的威胁，日后，桓玄果然败于北府兵将领刘裕之手。刘裕在镇压孙恩起义中有勇有谋，已日露头角。桓玄对刘裕的军事才能是很赏识的，评价很高。但，因之也颇有疑忌。桓玄篡位前，他的从兄卫将军桓谦与刘裕密谈，探听刘裕的口气。刘裕说：“楚王（桓玄），宣武（桓温）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宋书·武帝纪》）桓谦高兴地说：“卿谓可尔，便当是真可尔！”桓玄篡位后，刘裕随徐、兖州刺史桓脩入朝。桓玄对王谧说：“刘裕风骨不桓，盖人杰也。”桓玄的皇后刘氏对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桓玄说：“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关河平定，然后别议之耳。”（《资治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参看《宋书·武帝纪》）这些都反映桓玄对刘裕又疑忌又赞赏的情绪。刘裕以劝进的手段和伪装的忠心取得桓玄的信任，但同时他却在京口和北府旧人刘道规、刘毅、孟昹、何无忌、诸葛长民等密谋推翻桓玄了。 安帝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在京口，刘毅在广陵，同日起兵。刘裕杀徐、兖二州刺史桓脩。刘毅杀青州刺史桓弘，领兵渡江至京口与刘裕军会合。众人共推刘裕为盟主，统众向建康进发。 桓玄听得刘裕等起兵，甚为震惊。如何对付，可以有两条战略安排。一是出兵东下迎战，一是在建康待敌。桓谦等主张前者，桓玄主张后者。桓玄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百我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复舟山（今南京市东北）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宋书·武帝纪上》）桓玄虽这样决策，但因桓谦力争，遂一面以侍中、后将军卞范之屯复舟山西，桓谦屯复舟山东北，一面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率兵东向迎敌。 刘裕和吴甫之、皇甫敷的军队在江乘（今江苏龙潭）相遇。刘裕手执长刀，大呼冲阵，众皆披靡、裕手起刀落，斩吴甫之于军前。刘裕军进至罗落桥，又大败皇甫敷军，斩皇甫敷。吴、皇甫，皆桓玄之骁将。两将死，桓玄大惧。 刘裕军进至复舟山东。桓谦的兵，多北府旧兵，素畏刘裕，闻刘裕到，没有斗志，刘裕与刘毅分兵为数队，进突桓谦阵。刘裕身先士卒，将士皆殊死战，呼声动天地，无不以一当百。桓谦军大溃。 桓玄知桓谦等大军败绩，遂仓惶离开建康逃回荆州，收集战士，得二万多人，楼船、器械甚盛，遂又帅军东下，与刘裕大战于峥嵘洲（今湖北黄冈附近）。此战桓玄败北，被杀。桓家在上游荆州等地是有基础的，桓玄虽死，桓谦和桓玄从子桓振等在荆州继续抗击刘裕，有一年左右，才最后被消灭，桓玄退回荆州时，是带着东晋安帝一起走的。安帝是个白痴，又被刘裕迎回去，复了皇位。东晋军政大权，遂落入刘裕之手。 刘裕的专权和东晋的灭亡义熙五年（409），刘裕因南燕对边境的不断骚扰，率军北伐。四月，刘裕自建康出发，率舟师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留下船舰辎重，自陆路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所过之处，皆筑城，留兵守之，以防南燕人断其后路。 刘裕率大军过了大岘山天险，见燕兵没有防备，大喜过望，说：“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敌虏已入吾掌中”（《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安帝义熙六年）。刘裕进军与南燕军战于临朐南，这一战役，是两军的主力决战。南燕几乎全军覆没，南燕主慕容超只身逃回广固。次年二月，刘裕攻破广固城，生擒慕容超，斩于建康。南燕王公以下被杀者三千人，家口投入者万余。南燕亡。 正当刘裕进兵南燕、围困广固的时候，孙恩的余部卢循、徐道覆想乘机袭取建康。徐道覆是卢循的姐夫。在孙恩失败后，卢循为了保存实力，接受了东晋任命的广州刺史官职，在广州住了五年零四个月。 410 年二月，卢循与徐道覆分两路出兵。卢循自始兴（今广东韶关市西）攻长沙，走现今湖南一线，这是西线。徐道覆出南康、庐陵、豫章，走今江西一线，这是东线。 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自浔阳迎击徐道覆。两军战于豫章。何无忌大败，战死。刘裕闻讯，慌忙班师南归，自己只带几十个人，于四月间赶回建康。卢、徐合兵，沿江顺流而下，与刘毅的军队遇于桑洛洲（今江西九江东北）。毅军大败，辎重所弃，堆积如山。建康人心惶惶，有人主张过江暂避。卢、徐顿兵建康城下两个月，师老兵疲，给养困难，只好南撤，退守寻阳。此后，卢循、徐道覆与刘裕屡战不利，决计退军先取荆州，又为刘裕所败，遂退回广州。徐道覆退保始兴，因险自守。411 年二月，晋军攻破始兴，徐道覆被杀。三月，卢循率部到广州，广州城已为刘裕从海路登陆的军队所攻取。卢循转战奔交州，兵败投水而死。自399 年孙恩起义至411 年四月卢循的失败，这次农民战争前后持续了十一年零五个月。 灭了南燕，又灭了卢循、徐道覆，刘裕开始整顿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东晋的政治社会问题，主要是门阀和豪强的土地兼并和对于劳动力的强占，致使广大人民流离失散不得温饱。刘裕的整顿，矛头也必然指向门阀和豪强。《宋书·武帝纪》记载：“公既作棘，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诛虞亮，是在义熙七年（411）。虞亮是门阀大族中以身试法之第一人。就在这一年，刘裕恢复了秀才、孝廉策试的制度，这就阻断了门阀士族的仕进之途。“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宋书·武帝纪》）州郡所送的不经策试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约都是以门第关系进来的。刘裕“申明旧制，依旧策试”，一方面把决定权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击了门阀和豪强的势力。 义熙八年（412）十一月，刘裕在江陵消灭刘毅的反对势力后，即下书整顿荆州、江州户籍租役和不利于民的一些征敛，规定：“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州郡屯田、池塞，诸非军团所资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户置台调，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巴陵均折度之，依旧兵运。原五岁刑以下，凡所质录贼家余口，亦悉原放。”（《宋书·武帝纪中》，下同） 东晋以来，山湖川泽多为门阀和豪强霸占。一般老百姓使用，要向他们纳税。公元413 年，刘裕下令禁断这些人封固山泽。据《宋书·武帝纪》载：“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同年，刘裕规定实行土断法。他对桓温在兴宁二年（324）月庚戌颁布的土断法是很推崇的。他说：“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他请求“准庚戌土断之科”。 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实行过多次土断，成效显著的是桓温和刘裕这两次。刘裕这次土断，只有“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在整顿内政的同时，刘裕继续消灭地方割据政权并收复北方失地。 益州自义熙元年（405），即为谯纵所割据。那年，桓振在荆州作乱，益州刺史毛璩派蜀兵东下讨桓振。蜀人不乐远征，群推谯纵为主，攻陷成都，杀毛璩。谯纵自称成都王。义熙八年十二月（为413 年初），刘裕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众伐蜀。次年（413）五月，朱龄石至成都。谯纵逃出，自缢死。蜀平。 公元416 年，后秦主姚兴死，子姚泓即位。姚氏兄弟子侄间展开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刘裕乘此机会，于八月间自建康发兵，北征姚泓。晋兵分五路出征，龙骤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兵自淮、淝向许、洛；一路趋阳城；一路趋武关；一路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一路自巨野入河。 晋军所向皆捷。 417 年七月，晋军自河入渭攻长安。大破长安守军。后秦主姚泓兵败出降。后秦亡。 九月，刘裕到长安，杀了后秦投降的王公大臣，把姚泓送到建康，斩首示众。 取得了关中，刘裕的声望是树立起来了，这为他的篡位奠定了基础。但保住关中却是不易的。夏和北魏都在那里窥伺着，等待机会夺取关中，而让刘裕先夺取关中，是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在刘裕取关中之前，夏主赫连勃勃就说：“刘裕伐秦，水陆兼进。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岂能自固。吾验以天时人事，必当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长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待裕发轸，吾取之若拾芥耳。”（《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崔浩对北魏主拓跋嗣的话，也持这种看法，他说：“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趋尚不同，适足为寇敌之资耳。愿陛下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安帝义熙十三年） 刘裕有一得力大臣叫刘穆之。刘裕领兵北伐，刘穆之留守建康，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史称其“决断如流，事无雍滞”（《资治通鉴》卷一一七）。刘穆之病死。刘裕一怕朝中有变，二来他本无久留关中之心，于是便匆匆南返。他以十二岁的儿子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雍、东秦二州刺史，镇守长安。留下为争功而不和的王镇恶、沈田子等人辅佐义真。沈田子对刘裕说：“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刘裕说：“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害，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又私对田子说：“锺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瓘故也。语曰：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 刘裕东返后，夏主赫连勃勃即向长安进兵。沈田子忌恨王镇恶，诬镇恶谋反，把他杀害。义真的长史王脩，以擅杀之罪杀田子。义真年少，用度无节，王脩常加以裁俭。义真不高兴。有人乘机陷害王脩，说王镇恶本是谋反，沈田子把他杀了，王脩杀田子是自己在谋反。义真信以为真，又把王脩杀了。夏主赫连勃勃得知长安政局的混乱，即迅速攻占长安附近的咸阳。义真在长安呆不住了，纵兵掠夺，多载宝货妇女，撤离长安。勃勃派兵追杀。义真大败，藏匿草中，只身逃回建康。刚刚收复的关中，又失掉了。十二岁的义真，回建康后只是降职处分，作了建威将军、司州刺史。 附：西晋世系表东晋世系表十六国简表刘裕回建康后，于公元420 年废晋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历史上以这一年为南北朝开始的年代。这时，北魏已不断强大，但北方尚存在西凉、北凉、北燕、西秦和大夏。一直到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才在全中国境内正式形成。 十六国简表国名创建者建立年代民族亡于何国成——汉李特——李雄304 氐巴347 年亡于东晋西晋未年建立的两国汉——前赵刘渊——刘曜304 匈奴329 年亡于后赵国名创建者建立年代民族亡于何国后赵│ 石勒319 羯350 年亡于冉魏前燕慕容皝337 鲜卑370 年亡于前秦前凉张茂320 汉376 年亡于前秦东晋初年建立的四国前秦苻健351 氐394 年亡于西秦后秦姚苌384 羌417 年亡于东晋后燕慕容垂384 鲜卑409 年亡于北燕西秦乞伏国仁385 鲜卑431 年亡于夏后凉吕光385 氐403 年亡于后秦北凉沮渠蒙逊401 匈奴439 年亡于北魏南凉秃发乌孤397 鲜卑414 年亡于西秦南燕慕客德398 鲜卑410 年亡于东晋西凉李暠400 汉421 年亡于北凉夏赫连勃勃407 匈奴431 年亡于吐谷浑淝 水 战 后 建 立 的 十 国北燕冯跋409 汉436 年亡于北魏第三章南北朝的对峙第一节北魏建国的历程拓跋氏是鲜卑族部落联盟中的一个构成单位。拓跋氏建立魏国，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的。 据《魏书·序纪》记载，拓跋氏历史的序幕是从拓跋毛开始的。他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关于这时期拓跋氏的历史，我们知道的很少，所谓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大约都是一个氏族部落联盟中的氏族部落。 拓跋毛后，五传到了拓跋推寅时候，正值东汉初年，拓跋氏开始从原来的居地向南移动。“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七传到了拓跋邻，以所在地荒遐，又谋南迁，因年老，传位于子拓跋诘汾，帅部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神兽之说，是拓跋氏早期的神话传说。 拓跋力微和拓跋猗卢。拓跋氏的初步发展拓跋诘汾死，子拓跋力微立。在《魏书·序纪》里，力微被称为始祖，他在位五十八年，活了一百零四岁。在拓跋氏历史上，力微是有贡献的，因此他被称为始祖。 拓跋力微居匈奴故地之前，拓跋氏的原始居地大约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大兴安岭北部一带。《魏书·礼志一》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落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落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室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据《礼志》这条记载看，这石室所在之处，就是拓跋氏族最早活动的地区。1980 年7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发现了这个石室。石室内还保存着北魏世祖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443）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告祭天地时的石刻祝文。石刻祝文与《魏书·礼志一》所记大体一致，仅个别字句稍有出入①。石室的发现，证实了今年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一带是拓跋氏族的最早居地，正是从这一地区南移居匈奴故地的。 拓跋力微之前，拓跋氏还经历过一次纷乱。《魏书·序纪》记载，“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拓跋氏逐渐发展，力微率领部人“北居长川”（内蒙兴和县一带）。“诸旧部民，咸来归附”。他在位的第二十九年（曹魏齐王芳正始九年。公元248 年），拓跋氏与没鹿回部发生矛盾，力微兼并了没鹿回部。于是“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十年后（曹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 年），迁于定襄之盛乐（今年蒙和林格尔北）。这年四月举行“祭天”大典，“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力微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这说明拓跋力微部落大首长的地位、权力，渐渐突出。 魏晋之际，拓跋力微与汉族朝廷的关系是比较和好的。曹魏末年，他曾① 米文平：《大兴安岭北部发现鲜卑石室遗址》，《光明日报》1980 年11 月派长子沙漠汗去洛阳。沙漠汗在洛阳多年，自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晋武帝时，卫瓘为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他一方面挑拨乌桓与拓跋力微间的关系，一方面又挑拨力微与沙漠汗间的关系，致使力微杀了沙漠汗，又使力微与贵族间矛盾，出现“诸部离叛，国内纷扰”的局面。这情况，在《晋书·卫瓘传》里有记载：“于时（晋武帝泰始初至太康初）幽并东有乌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嫌隙。于是乌桓降，而力微以忧死。” 拓跋力微死后十多年，子录官得立。录官分部落为三部，录官自领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今河北沽原东南），东与宇文部为邻；以沙漠汗之长子猗■统一部，后代郡之参合陂北（今山西阳高东北）；以猗■之弟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后录官和猗■先后病死，猗卢遂总摄三部，拓跋氏强大起来。 这时正是西晋末年中原大乱的时候。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请求猗卢援助，以抗击刘渊、石勒。晋怀帝以猗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并以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地给猗卢。愍帝以猗卢为代王。 从力微到猗卢，拓跋族的历史发展，大体已到氏族社会的末期。这时期，拓跋族对外战争主要是为了掠夺财富。在这个社会阶段上，掠夺被认为是一种生产形式。 财富的积累，自然促进拓跋部落中交换关系的发展。《水经·河水注》：“皇魏桓帝（猗■）十一年（305），西幸榆林，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皇后行。”《魏书·莫合传》：“莫含，雁门繁峙人也，家世货殖，赀累巨万。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往来国中，穆帝（猗卢）爱其才器，善待之..常参军国大谋。”莫含，就是个大商。 对外掠夺，加上交换关系的发展，促进了氏族部落内部贫富差异的扩大，也促进氏族部落内部阶级的分化。 拓跋力微以后，最高首长——王的权力扩大起来，法律开始萌芽。《魏书·刑法志》载：“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没有法律，没有牢狱，这正是氏族公社时期的情况。但猗卢时期，情况就不同了。猗卢“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国落骚骇”。《魏书·序纪》也说他：“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战之。”这些材料，显著地表明猗卢作为最高首长的权力的提高，已有超越公社首长的权力向王权发展的趋势。为王服务的刑法已初步形成。 鲜卑拓跋族的历史发展，在猗卢晚年受到一次挫折。 拓跋力微时期，与汉人的接触较多，在拓跋部落联盟里也逐渐掺入了一些晋人。猗卢因为帮助刘琨与刘聪作战，从刘琨得到楼烦、马邑、阴馆、繁时、崞五县，这里的汉人虽然大部迁走，但总留下一部分。加上一些汉人对拓跋氏的投靠依附，猗卢治下的汉人逐渐多起来。《魏书·卫操传》说：“始祖（力微）崩后，（操）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猗■）、穆（猗卢）两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 猗卢以盛乐为北都，在旧大同以南百里，灅水之阳，筑新平城（今山西山阴北），晋人谓之小平城。猗卢使长子六修住小平城，统领南部。南部大约是以晋人为多。这时期，拓跋氏还没有长子继承制，常常是“兄终弟及”和由少子继承。后来，受了汉人长子继承制的影响，猗卢时，在王位继承上发生了一场争夺战。六修是猗卢的长子，六修住新平城，统领南部。猗卢没有立六修为继承人，而是立了少子比延。这就和长子六修发生了矛盾，战争在猗卢和六修之间发生了。结果是六修胜利，猗卢为六修所杀。但以南部为基础的六修并没有能够取得北部拓跋部落联盟本族的支持，六修为北部所杀。拓跋族“国内大乱，新旧猜嫌，迭相诛戮”（《魏书·卫操传》附《卫雄·姬澹传》）。南部汉人和非拓跋氏的鲜卑其他族人，在卫雄、姬澹的率领下南投刘琨。 拓跋什翼犍与代国的兴亡从猗卢七传到什翼犍（338—376）。什翼犍曾为质于石赵，住在邺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什翼犍时期，拓跋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有了更大的发展。 什翼犍即代王位，称建国元年（338），这是拓跋氏有年号之始。什翼犍建立了百官，分掌众职。《魏书·官氏志》称：“昭成（什翼犍）之即王位，已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矣。余官杂号，多同于晋朝。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干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不管这些近卫官的名称是否真的已经“多同于晋朝”，但依此记载看，在什翼犍左右已汇集了一批为他服务而又不是氏族部落族长之类的公职人员。这是一批新产生的区别于氏族首长的为“王”服务的新贵。代，至此正式具有国家的规模。 什翼犍时，也正式产生了法律。《魏书·刑罚志》称：“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从这里所记述的刑法的内容来看，其一部分是对氏族传统习惯的肯定，一部分是新法对旧的氏族传统习惯的代替，最重要的是已明确规定对私有财物的保护。 什翼犍时的拓跋族社会虽有较大发展，但仍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外来的人，虽然不是血缘关系，但仍然按氏族部落的方式组织起来。《魏书·官氏志》称，“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正当代国有长足的发展时，前秦迅速强大起来。公元376 年，在什翼犍晚年，苻坚灭了拓跋氏的代国，什翼犍的结局，史籍有不同的记载。《晋书·苻坚载记上》称什翼犍被俘至长安，苻坚曾让他到太学学礼；《魏书·序纪》则记载他战败死在云中。看来，《魏书》可能是为尊者讳；《苻坚载记》的记载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拓跋珪与北魏的壮大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以前为苻坚征服的各族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王国。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也乘机恢复了拓跋族的独立。386 年，拓跋珪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 鲜卑族所居的地区，原是匈奴故地。匈奴族大部分西迁和南移，但不是所有的匈奴人都西迁和南移了，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地，鲜卑族来了以后，就与这一部分没有迁移的匈奴人融合起来，建立起部落联盟关系，把匈奴部落编入鲜卑部落联盟内，并以婚姻为纽带加强两族的关系。在氏族部落时代，通过征服是仍然可以建立部落联盟关系的。自然在这个联盟中，征服族和被征服族的地位不一定是完全平等的。 苻坚进攻什翼犍时，铁弗部首长刘卫辰曾与苻坚合作，向什翼犍进攻。 什翼犍失败后，刘卫辰和另一铁弗族首长刘库仁两部强大起来。苻坚使他们以河为界，分别占有拓跋氏的故地，刘卫辰部居西，刘库仁部居东。 刘卫辰、刘库仁都出自南匈奴。因汉与匈奴和亲，以宗女嫁匈奴单于，故匈奴人多冒姓刘。这两部匈奴又都与拓跋鲜卑联姻。刘库仁母是拓跋郁律（平文帝）之女。什翼犍以宗女嫁给刘库仁，把女儿嫁给刘卫辰。《魏书·铁弗刘虎传》称：“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也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源。八世祖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秃发是拓跋的异译。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称产于被中之说不可信，但这说明鲜卑父胡母的混血种得称为拓跋。这些材料反映鲜卑拓跋部落联盟中，匈奴族和鲜卑族的婚姻关系。 拓跋珪要复兴拓跋氏，首先就要与匈奴族的刘库仁、刘卫辰两个部落争夺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刘库仁接受了拓跋珪的领导，刘卫辰则和拓跋珪展开了斗争。最后卫辰失败被杀，他的儿子勃勃率残部南逃依附后秦姚兴。 拓跋珪恢复了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联盟领导地位后，开始向南北发展。这时期，在拓跋氏北面的是文化上更为落后的高车族和柔然族，在南面的是鲜卑慕容垂所建立的后燕。 拓跋珪击败了高车族。高车是游牧部落，是善战的骑兵。对高车族的征服，增强了拓跋氏的战斗能力。但拓跋氏与柔然的战争却一直不断。 拓跋氏和后燕的关系原来是好的。拓跋珪复国活动的早期，多得慕容垂的支持和援助。公元386 年，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派兵护送什翼犍的少子窟咄和拓跋珪争国。拓跋氏原有立少子的习俗，窟咄之来，对拓跋珪构成很大威胁。诸部落都有动摇，引起骚动。拓跋珪的左右也阴谋执珪以应窟咄。拓跋珪惧，北踰阴山，依于贺兰部，派人向慕容垂求救。慕容垂派慕容麟领兵救珪，大败窟咄。公元391 年，拓跋珪大破刘卫辰，卫辰死，子屈丐亡奔薛于部，自河以南，诸部皆平，虏获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拓跋珪强大起来了，与后燕的关系也开始由好转坏。拓跋珪对慕容垂渐渐不那么恭顺。公元394 年，慕容垂出兵灭西燕。西燕未败前，曾求救于拓跋珪，珪派兵救西燕。拓跋珪与后燕的矛盾，逐步扩大。 公元395 年，拓跋珪与后燕公开决裂。这年五月，慕容垂令太子宝等领兵伐魏。拓跋珪把部众和牲畜都迁到河西躲避。燕军到了五原，只得到拓跋主力以外的一些部落三万余家，收■篻田百余万斛，却见不到拓跋珪的主力来决战。十月，塞外严寒，出师五月之久的慕容宝军只得撤兵。十一月间，拓跋珪率领精骑二万余，在叁合陂（今内蒙和林格尔东南杀虎口附近），追上燕军，大败燕军。 公元39 环形山年，拓跋珪大军伐燕，步骑四十多万，旌旗二千余里鼓行而进。先攻取了并州然后自井陉趋中山，一战攻下常山，常山以东守宰或逃或降，诸郡县皆附于珪，所不降者唯中山、邺、信都三城。拓跋珪围攻信都。公元397 年正月，信都降。经过多次大战，两军都死伤惨重。最后北魏攻克中山和邺。至是，后燕的名城重镇都落入北魏之手。 公元398 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晋隆安二年十二月（399 年），拓跋珪称帝。 在拓跋珪时期，拓跋氏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制向国家和阶级社会的转化。 拓跋氏在什翼犍时期，已经开始有俘虏生口的记载。据《魏书·序记》称：公元363 年，什翼犍“讨高车，大破之。获生口、马牛羊百余万头。”公元367 年，征卫辰，“收其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生口，就是奴隶。他们是人，但是和马牛羊放在一起，按头数计算了。对外征服的胜利，更刺激起奴隶制的发展、在拓跋珪复国以后，文献记载中关于拓跋族掠夺奴隶的事例，就显著地增加起来。 俘虏的奴隶，国主保有大部分，一部分赐给从征将帅和留守的人员。无论从征还是留守的部落大人和扈从们，通过掳掠和赐与都占有奴隶而成为奴隶主。拓跋族贵族奴隶主，各设有“典师”来管理他们的奴隶。《魏书·官氏志》：“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随着对外征服的胜利，疆域的扩大和人口增加，拓跋氏旧的氏族部落联盟组织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国主的权力渐而扩大和强化，原未的氏族制的机关逐渐转化为国家权力机关。原为氏族部落联盟军事领袖的拓跋珪和一班氏族贵族也转化成为奴隶主国家的国王和贵族阶级了。 公元399 年，拓跋珪伐高车，大破高车三十余部，俘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卫王仪别将三万骑绝漠千余里，破高车七部，俘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万余头。这是一次对高车的大的战争。公元402 年，魏与后秦的关系开始恶化。后秦姚平等将步骑四万攻取魏乾壁（今山西襄陵东南）。拓跋珪发骑六万反击。姚平退守柴壁。姚兴亲率大军来援，但屯驻汾水西岸，不敢渡水而东。姚平粮尽援绝，渡汾水不得，将校四十余人及兵士二万余人皆束手就擒。姚兴隔水坐视不敢救。因为听说柔然有侵魏的打算，拓跋珪引兵还。 公元409 年冬十月，拓跋珪死，拓跋绍立。绍是珪的庶子。在这以前，太子拓跋嗣因得罪拓跋珪，逃匿在外。这时，拓跋嗣自外还，得群臣的支持，杀绍，即帝位。拓跋嗣在位十四年（409—423），死，子拓跋焘即位。从拓跋珪到拓跋焘，祖孙三代，是北魏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拓跋族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先有奴隶制的发展但却急速转入封建社会的时期。 拓跋氏是游牧民族，入塞以前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从拓跋力微开始，逐步向南扩张，到猗卢时已占有内蒙南部和山西北部一大片汉人居住的地区，境内包括一些农业人口，拓跋氏区域年开始有了农业生产。什翼犍时曾讨论定居问题，这反映农业生产对拓跋氏生活的影响。虽然由于反对者力量大，未能商定，但这说明农业生产在拓跋族经济生活中已占有一定地位了。拓跋珪以后，农业生产在拓跋地区的经济生活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公元394 年，拓跋珪“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秵阳塞（今年蒙古自治区河套北）外”（《魏书·太祖纪》）。公元394 年，后燕慕容垂遣子宝攻拓跋珪。“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田百余万斛。”（《资治通鉴》卷108）这反映拓跋珪时，河套地区已是一大片农业区。 拓跋珪击破后燕的战争中，曾迁徙今河北一带的人民到北魏京师附近去从事农业，当时是按人口“计口授田”的。拓跋嗣时期也有过一次“计口授田”。《魏书·太宗纪》载：“永兴五年（公元413 年）七月，奚斤等破越勒倍尼部落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屯田，可能是集体农庄形式的，计口授田则是个体农户了。这些被迁徙的人口，可能已和奴隶有别，他们被称作“新民”，而且还保留着他们的家庭组织，加以他们是计口授田的，他们的身分可能已接近农奴。 推动拓跋氏族奴隶制快速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对外征服中所遇到的是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汉族。拓跋氏无法打散汉人的封建社会组织，而以奴隶劳动的方式把汉人组织到自己的社会体内。《魏书·食货志》有一段记载：拓跋焘在开拓领土中，“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所谓各族“各有其性”，因而“不改其俗”，“不易其宜”，就是不改变被征服者的社会组织。 公元420 年，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北魏作为南北对抗两大力量中的强者出现，与南朝宋相抗争。 第二节北魏和宋的兴盛时期拓跋嗣的南征和宋初的政局刘裕和他的儿子义隆时期，是刘宋的兴盛时期，也可以说是南朝的兴盛时期。刘裕灭了蜀、后燕和后秦，大有统一全国的势头。但刘裕时期，内部多事。孙恩起事的余留势力卢循、徐道覆还在坚持斗争，反对刘裕的政治势力如刘毅和门阀大族势力还很强大。这些势力，阻止了刘裕雄心壮志的进一步实现。宋文帝时期，这些势力都消灭了。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勃勃雄心，想对北伐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时期的北魏，正是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祖孙三代相继在位时期。 拓跋嗣，即明元帝。拓跋焘即太武帝。这一段时期，也正是北魏的兴盛时期；其向外发展的强大势头难以扼止。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南北两种势力在疆场相遇了。 在这期间，北魏和宋一方面在战争中决胜负，一方面也在后方进行自我调整，宋大力消灭权臣，拓跋氏则努力进行统一北方的工作。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五月，刘裕死、子义符即帝位。刘裕遗言，以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共同辅政，并对义符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九） 义符作太子时，接近的多是些小人。谢晦就曾对刘裕说“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刘裕问：“庐陵如何，”谢晦回答说：“臣请观焉。”他去看庐陵王义真，回来对刘裕说：“德轻于才，非人主也。”刘裕于是把庐陵王义真派出去，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北魏拓跋嗣听到刘裕死了，乘机出兵。当时关中已被夏赫连勃勃所占，宋北方的边境线，自西往东，有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滑台三重镇。公元422 年十月，魏派大将奚斤等帅步骑二万过河驻滑台东，拓跋嗣自领五万人为奚斤后援。十一月，奚斤攻破滑台，乘胜进迫虎牢。次年正月，魏军攻取洛阳。魏军分兵略取兖州、青州各城邑，大镇只虎牢坚守不动。在魏军多次进攻下，虎牢坚守二百多天后，最后也被攻破。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宋失掉司、豫、兖州等地，洛阳、虎牢、滑台皆为魏占。宋只保有兖州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以南和豫州项城（今河南项城东南）以南的地方。拓跋嗣还曾派叔孙建入临淄，所向城邑皆溃，宋青州刺史聚民保东阳城（今山东费县西南）。 公元423 年十一月，拓跋嗣死，拓跋焘即位。公元424 年，焘改元始光。边疆战争暂时停下来，宋朝廷的内乱就开始了。 宋义符虽然作了皇帝，大权实在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手里。他们想废掉义符，先把庐陵王义真废为庶人，徙居新安。义真是刘裕的次子，如果不废掉他，废了义符就该他作皇帝。谢晦曾在刘裕面前说过义真的坏话，害怕他作了皇帝，对自己不利，所以先废掉他。 公元424 年五月，徐羡之等用皇太后的名义废义符为营阳王，迁居吴。 不久，就把他和义真都杀害了。 徐羡之、傅亮等决定迎立刘裕的第三子宜都王义隆。时义隆为荆州刺史，驻江陵。傅亮率行台百官到江陵去迎接。徐羡之等以荆州是长江上游重地，怕义隆作了皇帝任用别人，遂以录尚书事的命令任领军将军谢晦为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企图一旦有变，可以谢晦为外援。 义隆听得义符、义真被杀，去不去建康作皇帝很是犹豫。他的司马王华、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都劝他去。王华说：“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虽嗣主不纲，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畏庐陵严断，将来必不自容。以殿下宽叡慈仁，远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又，羡之等五人，同功并位，孰肯相让。就怀不轨，势必不行。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贪生过深，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当长驱六辔，以副天人之心。”（《资治通鉴》卷一二○）公元424 年八月，义隆到建康，即皇帝位，为宋文帝，改元元嘉。宋文帝先对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五人加官进爵，稳住他们。进而就以亲信王昙首、王华为侍中，昙首领右卫将军，华领骁骑将军。然后又任命到彦之为中领军，委以军政，把京城军权都抓在自己亲信手里。 元嘉三年（426）春，文帝下诏，暴徐羡之、傅亮、谢晦杀害营阳王、庐陵王之罪。徐羡之逃出城郭、步走在新林（去建康二十里）避入陶灶中自经死。傅亮逃出城外，被追兵收捕。对王弘、檀道济，文帝认为不是主犯，不予追究。主犯之一谢晦眼看祸将临头，便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兵败被处死。至此，宋文帝把军政大权收归己有。在消除内患、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公元430 年，宋文帝决意北伐。 拓跋焘统一北方的活动魏帝拓跋焘继位后，连年兴兵，屡获胜利。当时，北魏的北面，还有柔然这个劲敌。拓跋焘初即位时，公元424 年，柔然派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占领了魏建于云中的盛乐宫。拓跋焘亲自率领轻骑，飞驰三天二夜至云中。柔然兵把拓跋焘层层包围了五十余重，拓跋焘镇定自若，指挥作战。魏人射杀柔然可汗的弟弟，柔然惧，遁去。这年年底，拓跋焘又令安集将军长孙翰、安北将军尉眷北击柔然。拓跋焘自己则率军屯驻在柞山。柔然北逃，魏军各路猛追，再次挫败了柔然，公元425 年，拓跋焘发五路大军，分别从左、右、东、西、中五个方向汇集到漠南，然后弃去辎重，轻骑越过沙漠进击。柔然毫无准备，惊慌失措，向北边逃去。公元429 年，拓跋焘再次领兵出击柔然。柔然西逃，部落四散，窜伏山谷。魏分兵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柔然族类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魏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有数百万。又击高车，高车诸部降者数十万落。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三军源，西至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魏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减价。 在西边，拓跋焘又对夏国发动了攻势。夏主赫连勃勃统治十分残酷，人民怨声载道。公元425 年，勃勃去世，诸子纷纷争夺王位，政局动荡。拓跋焘想趁此机会击夏，但群臣意见不一。长孙嵩等认为，“乘虚入寇，此危道也。”崔浩却认为“天人相应，不可失也”，主张出战。拓跋焘倾向主战，公元426 年，开始击夏。 魏兵分两路攻夏，一路由拓跋焘直接率领攻夏的都城统万（今陕西横山西），一路由奚斤率领攻关中。统万城是赫连勃勃时建筑的。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城极坚固。拓跋焘攻城不下，退回。奚斤一路却长驱直入，克蒲阪，取长安，夏兵退，奔安定（今甘肃镇原南）。公元427 年，拓跋焘再攻统万。夏兵大败。赫连昌弃统万奔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魏拓跋焘取得统万。魏军追昌至上邽，一战擒之。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在平凉自立为帝，赫连定一度反攻，取得长安。赫连定与魏连战数年。公元431 年，赫连定在行军途中受到吐谷浑邀击被擒。夏亡。这样，北魏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剩下的只有东北的北燕和西北方的北凉了。 公元430 年，拓跋焘开始向北燕进攻。公元436 年，拓跋焘灭北燕。 公元439 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征北凉，包围姑藏，这时统治北凉的是沮渠蒙逊的儿子沮渠牧犍。牧犍出降，北凉亡。至此，北魏统一了全部北中国，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宋文帝的北伐在拓跋焘已灭夏，正准备灭北燕、北凉时，宋文帝决意北代，企图收复洛阳、虎牢、滑台等河南土地。 公元430 年，宋文帝令右将军到彦之率五万大军，统领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北攻，又派骁骑将军段宏率领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兵一万跟在他后面，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则将兵三万作为机动部队。并先派殿中将军田奇使于魏。田奇对拓跋焘说，河南原来是宋的领土，被你们侵占了。今我们要收复河南、河北之地。拓跋焘大怒，说：我生下来，头发还没干时，就听说河南是我们的土地了。你休想得到它！你要发兵来抢，我可暂时回避一下。等冬天天寒地冻时，河水冰合时，再把它夺回来。对宋的这次北伐，拓跋焘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作战方针。这个方针是他的得力谋臣汉人崔浩提出来的。崔浩认为对宋宜“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此万全之计也”（《魏书·崔浩传》）。 宋到彦之率部从淮水到泗水，由于水流不畅，一日才行军十里。从四月到七月，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须昌（今山东东平境内），然后溯河西上。拓跋焘以河南四镇（金墉、虎牢、滑台、碻磝）兵少，命诸军悉收众北渡。于是，碻磝、滑台、洛阳、虎牢的戍兵都撤离了，留下了一座座空城。宋军乘虚而入，到彦之令部将分守诸城，宋军进驻灵昌津（今河南延津县北），前锋直抵潼关。于是，司、兖两州尽为宋军所据。宋军大喜，以为北伐胜利可望。独安北将军王仲德对大家说：“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坠其计。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戍北归，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将复南来，岂可不以为忧乎！”（《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王仲德的话没有引起宋军重视。 果然，八月间，北魏就转退为进，发起反攻。拓跋焘派冠军将军安颉率领诸军，进攻宋军主力到彦之部。到彦之令裨将吴兴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两方交阵，姚耸夫大败，死伤甚重。接着，拓跋焘又遣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与丹阳王太毗屯兵大河北岸，防御到彦之北渡。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还保东平。 魏军从委粟津渡河攻金墉。不久，洛阳、虎牢皆转手，宋诸军相继战败。到彦之想焚舟步行，引军南还。王仲德劝阻说：“洛阳即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势也。今虏去我犹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年必散。当引舟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资治通鉴》卷一二一）这时，军中疾疫流行，无力再战。到彦之引军到历城，焚舟弃甲，步趋彭城。竺灵秀部也丢了须昌，南奔湖陆，又被魏将叔孙建打得大败，死伤五千余人。宋北伐大军全线溃败。 到彦之这次北伐，甲兵资实甚盛。及败还，委弃殆尽，“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宋在人力、财力上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北魏北伐柔然，西伐夏，南御宋，虽取得了胜利，但连年作战，国内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加上水灾，魏国力也有些不支。所以当魏臣上疏请大举伐宋时，拓跋焘没有接受。此后，宋与北魏之间暂时没有大的战事。这种相安对峙的局面，维持了二十多年。宋元嘉之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宋文帝，都是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的君主。司马光评论拓跋焘时说：“魏主为人，壮健鸷勇，临城对阵，亲犯矢石，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由是，将士畏服，咸尽死力。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群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每以为财者军国之本，不可轻费。至于赏赐，皆死事勋绩之家，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命将出师，指授节度，违之者，多致负败，明于知人。或拔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长，不论本末，所察精敏，下无遁情，赏不违贱，罚不避贵，虽所甚爱之人，终无宽假。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然性残忍，果于杀戮，往往已杀而复悔之。”（《资治通鉴》卷一二○）司马光评论宋文帝时说：“上聪明仁厚，勤于听断，江左之治称元嘉焉。”又称：“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稽古录》卷十四）。这些评论，可以说，都符合基本情况。《资治通鉴》（卷一二一）中载有宋文帝给他弟弟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恭的书信说：“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荆州）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猫，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复何由知众事也。”《资治通鉴》记载这一书信，实际是在叙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历史上确是难得的。 宋文帝为政，抓了几件大事。他屡次下诏减免租税（《宋书·文帝纪》）。尽管这一减免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虽然主要是对人民积欠的减轻，但人民却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二是鼓励农桑。东晋末年以来，南方经济在政局动乱中受到损害。宋文帝时，“农桑情业，游食者众，荒菜不开”的状况，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诏，号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并把劝农成绩的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书·文帝纪》）。宋文帝鼓励农桑的效果是较为显著的，一些废弃田地被辟为良田，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经过刘裕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 宋元嘉之治的小康局面继续维持了二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基本上没有对外用兵，处于守势。但宋文帝仍“欲经略中原”。宋朝廷群臣能认清形势者不多，反而纷纷“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漠最是跃跃欲试，想建武功。宋文帝高兴地对侍臣说：“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意思是希望群臣也能仿汉代的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封狼居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拓跋焘的南征。瓜步之役宋还未出击，拓跋焘就抢先一步，于公元450 年二月亲自率领十万步骑南征。宋南顿太守郑琨、颍川太守郑道隐弃城逃走。北魏军把宋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层层包围。城中宋军不满千人，北魏军昼夜攻城，搭起云梯临城而射，矢如雨下。宋守军以一当百，杀伤敌人以万计，城中死者亦过半。双方相持四十二天之久，北魏军始终无法攻入，只好解围而去。 北魏另一路大军由永昌王拓跋仁率领，北屯汝阳。宋文帝令镇守彭城的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备三日粮，袭击北魏军。刘骏征发境内马，得一千五百多匹，分为五军，直趋汝阳。北魏军只预计到宋的救兵从寿阳来，对彭城方向的守军掉以轻心。宋军突然逼向汝阳，杀北魏军三千余人，烧其辎重。魏军大败，慌忙东走。然魏军探听到宋军后无援军，便引军突然反扑。宋军战败，士卒得生还者仅九百余人，战马只剩下四百多匹。 四月间，北魏拓跋焘率军北还。回到平城后，拓跋焘给宋文帝书声称：“彼若欲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北输之；摄守南渡，当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帐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彼往日北通蠕蠕，西连赫连、沮渠、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资治通鉴》卷一二五，下同）魏军虽退，但一场更大的南攻已在酝酿之中。宋文帝对此估计不足，不思如何防御，反而想马上兴师北伐，建立奇功。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岁月已晚，请待明年”。宋文帝立即反驳道：“北方苦虏虐政，义徒并起。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也进谏：“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曾二次出师北伐，皆无功而还，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沈庆之所言确是明智之见，当时形势对宋极为不利，宋的当务之急不是出击，而是防守。但宋文帝对敌我力量估计错误，固执己见，对沈庆之的忠言逆耳，反而说：“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途疾动。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宋文帝盲目自信，低估了对方的力量，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七月，宋文帝下诏北伐。由于财力不足，国内上起王公、妃子，下到民间百姓，都要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又因为兵力不足，在青、冀、徐、豫，二兖六州全境征兵。符到之日，十日内就须整装上略，民间丁壮皆被征发，田间劳作就多剩下妇女老人了。 宋军精锐倾国出动，东西并举，一时声势浩大。宋军攻占碻磝，使沈庆之守碻磝，王玄谟进围滑台，柳元景等将兵出弘农，大军进迫虎牢。拓跋焘率兵救滑台。双方展开了激战。 王玄谟所率部“士众甚盛，器械精严”，但他“贪愎好杀”，在实战中也缺乏指挥才能，打得很被动。他派钟离太守垣护之以百柯为前锋，占据了石济（位于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处），这本来可以乘胜进攻，但王玄谟却命令垣部按兵不动。垣护之闻魏兵将至，派人急驰劝王玄谟马上进攻滑台。王玄谟不加理睬。不久，拓跋焘率大军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天动地。王玄谟惧而退走。魏兵追击，宋兵死者万余人，散亡殆尽，委弃军资器械堆积如山。王玄谟撤退之速，竟来不及把消息告垣护之。魏军以缴获王玄谟的战舰，用铁锁连成三层，横在河上，想断绝垣护之的退路。垣军顺流而下，每到铁锁处，就令兵士用长柯斧砍断，终于得以突围。 宋军的其余各部作战，也连连失利。只有柳元景部打得很顽强，连克卢氏、弘农、陕县，占领了潼关，直逼关中。但孤军深入作战，最后不得不撤退。 魏军开始由防御转向进攻。拓跋焘命令诸将分道并进。永昌王仁自洛阳趋寿阳，尚书长孙真趋马头，楚王建趋钟离，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拓跋焘自己则从东平趋邹山。 宋军弃甲南逃，魏军穷迫不舍。魏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凉王那出山阳，永昌王仁出横江，所过之处无不残破。宋沿途城邑守军望风披靡，魏军很快就直达淮上。宋京城建康处在危急之中。 宋文帝派辅国将军臧质将万人急救彭城，但行到盱眙时，魏军已过淮。 臧质令宂从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建营东山，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前浦，臧质自己扎营城南。围绕盱眙，形成鼎足之势。在魏军猛攻之下，胡崇之、臧澄之、毛熙柞三营皆败北。臧质按兵不敢动。夜里，质军亦溃。质率七百人去盱眙城。拓跋焘攻盱眙不下，留偏师围攻，自己率大军南下。 魏军长驱直入，几乎没受到什么阻挡。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魏军直抵达瓜步（今江苏六合）。魏宋之间进行了著名的瓜步之战。瓜步古时滨临长江，与建康隔江相对。魏军伐苇为筏，坏民庐舍，日夜备战，声言欲渡江直捣建康。建康形势万分危急，内外戒严。百姓纷纷组织护城，王公以下子弟皆被征发。宋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将兵分守津口要塞，游逻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陈舰列营，周亘江滨，自采石（今安徽当涂）至暨阳（今江苏江阴）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 事与愿违，力主北伐的宋文帝懊悔不及，对臣下自责：“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而能征擅战的大将檀道济几年前却因猜疑而被他杀掉了。檀道济死前曾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贸治通鉴》卷一二五） 魏军在宋军严密防备之下，一时无法进攻。魏后方也不稳固，加上远路作战，兵师疲敝，第二年（451）春便解围而去。魏军在后撤中，又几乎没有遇到宋军追堵，魏军过彭城时，江夏王义恭畏惧万分，不敢出击。当时魏军俘虏了宋万余人口，军民混杂，驻扎在离彭城不过十里之遥的安王陂，只要宋军出兵袭击，就有可能救下这批被俘人口。但义恭竟眼睁睁地看着魏军不打，等到宋文帝诏书到，命他出击时，魏军已先闻风声，杀尽俘虏人口遁去。宋军在北伐和瓜步之战中，都打得很被动。这固然是由于双方实力相差较大，宋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不如北魏，但指挥上，也存在着很大失误。宋文帝“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越趄，莫敢自决”。将帅不能根据具体情况主动灵活指挥作战，打起仗来，是很吃亏的。 瓜步之战，宋受创惨重。经过战乱，宋土一片残破。元嘉之治自此衰落了。 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北魏也没有获得什么好处。魏军在战争中“士马死伤亦过半，国人皆尤之”。但与宋相比，魏的损失就小多了。 这以后，南北两方很少大战，出现南北相对平安的局面。 第三节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 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 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①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① “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典签权力之大，甚至诸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的控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年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世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齐书·武帝十七王列传论》称：“帝王子弟，..龆年稚齿，养器深宫。..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屈，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典签权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猩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坚，举动每为典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其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制以专辄之罪。鱼复侯子响愤杀典签吴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杀。齐武帝闻之说：子响遂反？戴僧静大声喊：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典签小官，权重如此。 典签之设置，即使把诸王、刺史的一举一动都管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朝廷与地方间的矛盾。皇帝、诸王，是亲父子兄弟。亲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残杀。典签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也可以参与诸王地方集团对朝廷的反抗。权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权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让。这在历代政治史上已习见，在宋齐时期，君臣、父子、兄弟间的斗争以至屠杀，比前后各朝代表现更为残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间宋文帝以弟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两个重点地区。《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在传后又发挥了一句：“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彭城王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文帝以义康为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是对这个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请求解职，让义康入朝主持政务。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见，命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使义康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让义康主政。从此时开始，朝廷内外大权集中在义康手里。前面引录的文帝给义康的信，就是这时写的。 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事，又渐渐不满意。他想作扬州刺史。他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可卧治！”元嘉九年，王弘死。义康改领扬州刺史，达到作扬州刺史的目的，并且独揽朝政。 义康仗恃天子之亲弟，又喜问政事，遇事常自己专断，不请求文帝的诏旨。有的人看见义康权力大，遂来依附。太子詹事刘湛和领军将军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还曾把刘湛推引给文帝。殷景仁得幸于又帝，官职比刘湛为高，刘湛便极不高兴。刘湛曾作过义康的长史，有这层旧关系，这时义康专掌朝政，刘湛便委心自结，希望因义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罢黜殷景仁。可是，义康愈是说殷景仁的坏话，文帝对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为中书令、中护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对义康的专权已经不高兴了。刘湛初到朝廷来时，文帝对他礼遇甚厚。他善论治道，熟悉前代故事，听者忘倦。后来结党朋比，煽惑义康。文帝对他极不喜欢，但表面。上还忍耐着。文帝对亲近人说：往日刘湛来见我，我“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刘湛就对义康等说：“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他还常到尚书议曹查看晋成帝末年立康帝的旧事，为文帝死后立义康为帝作准备。刘湛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闻，虽然为了义康间兄弟关系，还未有所发作，但“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矛盾终于爆发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行，在狱中处死，并诛其子及党羽。义康上表逊位，文帝以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向文帝辞别，文帝对他沉默哭泣，不说话。他动身去豫章的时候，文帝遣沙门慧琳去送他。他问慧琳：“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史说义康虽然“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进”，“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杀文帝，迎立义康，徐向文帝告密，事败孔被杀。事情自然连及义康，被削爵治罪，义康及其子女皆降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今广西宾阳东）。义康在安成，读书读到汉淮南厉王长事，废书长叹说：“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义康一再获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会稽长公主的保护。会稽长公主是刘裕的长女，文帝对她很尊敬。她尝对文帝说：“车子（义康小字）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罢恸哭。文帝指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初宁陵，指刘裕的陵墓，墓地在蒋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打算推奉义康为主。事败，被杀。 义康不死，对文帝说终究是一块心病。胡诞世反时，江夏王义恭就对文帝说：“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义康不愿就徙。文帝犹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焘大军南征，到瓜步。当时人情汹汹，文帝怕有人奉义康为乱，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对义康早作处置，文帝遂赐义康死。骨肉关系终究抵不过权力之争，蒋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劲，“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意之所欲，上必从之”（《宋书·元凶劭传》）。看来，劭有文武才具，并且自幼为文帝所喜爱。瓜步之战，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文帝欲兴师北伐，太子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表示反对，唯吏部尚书江湛、丹阳尹徐湛之善窥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说不斩此两人，无以谢天下。由此，太子劭与文帝的宠臣徐湛之、江湛结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对太子劭还很信任，为了防备宗室诸王谋乱，使太子东宫甲士数与羽林兵相等，有一万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后，文帝和太子劭之间渐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发生巫蛊事。文帝宠爱潘淑妃，潘妃生子濬与太子劭一同搞巫蛊。文帝对潘妃说：“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濬小字）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巫蛊是刻木人，埋地下，诅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这样的话。 文帝欲废太子劭，赐濬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濬。劭遂起兵入宫杀了文帝，并杀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寻阳讨劭。经过一场战争，劭败被杀。武陵王骏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与同姓王的矛盾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时，他的叔父南郡王义宣任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想调义宣为丞相、录尚书事。义宣不听调动。一些野心家如臧质、鲁爽等恭维他，劝他称帝。义宣遂举兵反。义宣是个庸才。司州刺史鲁秀听他哥哥鲁弘的话跟随义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谒见义宣，出来后捶胸后悔说，“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鲁秀说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庆之、薛安都迎战鲁爽，以柳元景、王玄谟迎战义宣。战争的结果，沈庆之败鲁爽，于军斩之。柳元景大败义宣军。义宣兵溃，单舸逃走，不知所措，闭户而泣。臧质败回寻阳，被杀。义宣败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杀义宣后，更大杀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后杀了武昌王刘浑、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 扬州刺史、竟陵王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近，更徙广陵”。并使心腹大臣刘延孙“镇京口以防之”。竞陵王诞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围广陵。城破，杀诞，诞母、妻皆自杀。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 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和领军将军王玄谟。 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都是前废帝的父辈。前废帝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 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最后，宫省内外结合把他杀掉。湘东王彧即帝位，是为明帝。前废帝于公元464 年五月即位，465 年十月被杀，在位一年有半。 宋、齐宗室的灾难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起兵响应子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许多地方郡守都起兵响应子勋。“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资治通鉴》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经过艰苦的大战，最后战胜子勋和各路放军，取得胜利，杀（时年十一岁）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接着，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皆赐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杀光了。 明帝后期，身体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后，他的弟弟们将不利于他的太子，于是又拿他的弟弟开刀。泰始十年（471），先从性情刚狠的南徐刺史晋平王休祐开始，命人把他从马上挤下来加以殴拉致死；继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临死，骂道：“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 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一三三）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胆小谨慎，但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阳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吴喜在晋安王子勋起兵时，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吴颇得民心，他对亲信刘励等说，“（喜）泰始初东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己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因此，功劳卓著的吴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严重了。时后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为宰相，对儿子不利，便送毒药给他赐死。 明帝死，子苍梧王即位，年十岁。这时，宗室的势力是削弱了，但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萧道成逐渐掌握政权，杀苍梧王，立顺帝。不两年，萧道成消灭了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场禅让剧，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杀宗室子孙也是很残酷的。《南史·宋本纪下》记载：“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出死矣。”即皆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曾告诫他的儿子武帝说：“宋氏若不骨肉相践，他族岂得秉其衰敝。”因此，当南齐武帝时，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时候，他就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道成子）子孙。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杀绝了。 宋、齐大杀宗室，是因为怕这些宗室起来夺取皇位。事实上，宋齐时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争夺皇位，其中有的还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夺得皇位。但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晋安王子勋起兵时只有十岁，那有几岁的孩子就能指挥大军起兵反叛。这与他们手下的官佐有很大关系，他们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贵。 门阀大族离开必争的“权力”，倒是因祸得福了。他们一般满足于高官厚禄的荣誉地位。他们起家都作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官，这些官职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清选。当时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地兼美”（《陈书·蔡凝传》）、“秘书丞，天下清官”（《南史·张裕传附曾孙率传》）的说法。他们不须争斗，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中有点野心的，也不过如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子僧达传》），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附曾孙王融传》）。他们优游岁月，无案牍之劳神，不必为政治斗争互相残杀而惊心，也不必为改朝换帝而动容，君统变易，朝代更迭，与己无关。他们像别人结婚时的宾客一样，有时为受禅者授玺而已。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末司空褚渊的儿子褚责去看望从叔褚炤，炤问：司空今日何在？贲回答说：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炤不高兴地说：“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附从孙炤传》）对待改朝换代，他们漠然置之，因为改朝换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称：“自是（指魏晋）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朝帝室间的杀戮和门阀大族对政治风云的漠不关心，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和腐败的不同表现。 梁武帝的协调政策梁武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 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①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① 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召揽文学之士，萧衍、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沈约、谢眺聚集于其间，号为“八友”。 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统治的时间近半个世纪（502—548），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统治，可分两大时期。前期的统治较为安定，《梁史·武帝纪赞》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梁武帝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他一方面采取重用门阀中人，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他们担任机要之职。例如，他十分宠信的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南史·朱异传》），就出自寒门。门阀大族和寒门并重，是梁武帝选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认为宋、齐动乱，是皇帝御下太严所致。他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他的六弟萧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梁临川王宏传》）。他原以为萧宏在私藏武器，后来看到只是财物，便称赞他会积财。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 梁武帝这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对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急于黎庶”，终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无法无天，最后终于酿成恶果。但在梁武帝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 第四节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南北朝的战与和瓜步战后，南朝与北魏之间仍不断有战事，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著。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虽然南北战争不断，但南北朝之间的聘问并没有断绝。 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①。这段略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役，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一个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叡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叡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于梁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魏军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受战争的灾难，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相对而言，长江流域遭受的破坏是比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断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经济和交换经济因破坏而衰落的时候，南方随着土地垦殖，人口增长，靠着长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业交换也有相应的发展。 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原来是比北方落后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描写，江南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土地垦殖常常采用火耕水耨的办法。这种火耕水耨的办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在使用。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写道“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庾信《归田诗》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办法还在使用。但粪肥似也在推广。宋文帝的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他的曾孙到溉官至吏部尚书，当时人还① 参阅《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讽刺他：“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南史·到彦之传附溉传》）到彦之由担粪农民作了大官，这是不多见的，但农民担粪肥田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了。江南水乡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更广泛的整理和推广。有了水，有了肥料，农业产量自然会提高。南朝时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阳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东部的会稽地区，成为著名的产粮区。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就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丹阳、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霩、杜之间（汉代农业发达地价高昂地区），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初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商业交换也发展起来。魏晋开始，金属货币在北方几乎绝迹，谷帛代替了钱币。但在南方，金属货币的使用却是不断扩大。宋时，何尚之说：“晋迁江南，疆土未郭，或士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远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何尚之传》）由于钱币的铸造落后于社会对钱币的需要，因而产生筹码不足和钱币盗铸等问题，这是江南社会经济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长江的大都市，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有数十万人口。这数十万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粮食自然绝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这也促使建康商业的繁荣。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4），因发生了一次大风灾，便出现了“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飺相望”（《晋书·食货志》）的情况，这可见长江船只之多。建康几十万市民日用百货、粮油杂用，除市内手工业作坊供应外，要靠郊区、三吴地区供应，一部分还要由长江中上游供应，靠长江上下船只运输。也有一部分粮食从长江中上游运到建康来。《宋书·吴喜传》即记载，吴喜自荆州还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而粮食由长江下游往上运的情况却是比较少的。《宋书·孔觊传》称：“时（孝武帝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觊弟）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见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未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同书卷还记载：“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千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添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这故事也说明长江上下颇有作贾客的，其中还包含一些士流。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而粮价并不高涨。孔觊说：“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糴不贵，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刘悛传》）。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才使得纵有水灾粮食减产，而粮价因之不贵。 因为商业交换发达，“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 北魏世宗时，甄琛上疏，曾以南朝关市税比北朝的谷帛之输。他提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魏书·甄琛传》）北魏世宗的时代，约当南朝齐梁之际，比宋齐时代稍晚，但他既说“相承”又说“仍崇”，这段文字所说是可以包括宋齐的。那就是说，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和南海各地的贸易，在宋齐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广州是南海贸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货物多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多从这里输出国外。历史记载宋齐时期凡在广州作官的，无不发大财。《宋书·褚叔度传》称：叔度任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当时人有两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王琨号称清廉，及罢任还都，还“买宅亩三十万，余物称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关系江南、广州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影响到有关地区原来的居民。在这些居民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汉族人经济势力的渗入，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安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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