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史-6

二 清政府要求沙俄交还东三省的交涉与《辛丑和约》在北京的谈判进行的同时，清政府和沙俄在俄京圣彼得堡还进行了关于收回东三省的交涉。这两项交涉虽在两地分头进行，但却是密切相联的。因为沙俄对东三省的占领，使它和其他帝国主义，特别是和英国、日本之间的矛盾大为激化，成为当时帝国主义之间在东方的主要矛盾。所以，尽管东三省问题由于沙俄坚持与清政府单独交涉而没有列入在北京谈判的议事日程中，这个问题始终是支配着《辛丑和约》谈判中各国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增祺擅自和俄方订立所谓暂且章程后，清政府也认为这个协定丧权太重，拒予批准，并将增祺革职议处。1901年初，清政府派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代表，和俄方重开谈判，并宣布增祺所订的协定无效。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沙俄这一企图独占中国东三省的阴谋，也都表示反对。日本公使小村向奕劻、李鸿章警告说，如接受此约，各国必将效尤，同时还一再表示愿助清政府抗俄。①为了抵制沙俄这个独占东三省的计划，各国在议和中更倾向于伪善地倡所谓中国领土完整之说，劝告清政府勿和任何一国订立割地的条约。②1901年1月，杨儒和俄方开始谈判。2月，俄方提出约稿十二条，其主要内容是：(1)俄国在东三省驻兵，暂不撤退；(2)铁路未修成前，中国不得设兵，不得运入军火；将来设兵数目须与俄国商定；(3)将军大员经俄国声诉之后，即当革职；满洲内地可设巡捕，人数须与俄国商定，军械中不得有炮，并不得用他国人员；(4)中国北境海陆军不得聘用他国人；(5)废除1898年旅大租约中金州自治的规定；(6)中国国境各处包括满洲、蒙古、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羗、于阗等处路矿及他项利益，非经俄国允许，不得让与他国，并非经俄国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又除牛庄以外，不得以地租与他人；(7)允许俄国自干路或支路向北京造一铁路，直达长城。这些要求是十分凶狠的，其目的显然是要使东三省实际上成为沙俄的独占殖民地，并且还要进一步确立蒙古、新疆和华北为其势力范围的主张。在谈判中，俄方还要求清政府将约稿保密不外宣，以免引起他国的反对。但这个约稿的内容终为各国所知悉，各国都起来阻挠，英国和日本尤其积极。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当向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表示，未得各国同意，中国不得批准俄约。①日本外交大臣青木也向中国公使李盛铎警告，如清政府接受俄约，日本将提出类似要求，结果必引起瓜分。②同时，由于日本的建议，德、美、奥、意也向清政府作同样的表示。英日还极力怂恿它们的代理人刘坤一和张之洞反对俄约。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俄约问题引起了一场争吵。刘坤一、张之洞在英日的影响之卞，极力反对批准俄约。张之洞还向清廷提出开放东三省的建议，竟认为“中国一线生机，惟恃各国牵制”。③他主张如俄国造路入关，即聘英国军官练海军，日本军官练陆军以为抵制，一意以依赖英日作为抗俄的唯一手段。刘张的主张受到李鸿章的攻击，他指责刘张“素暱日英，易为所动”，并公然为俄方条件辩护，说什么“除第八款蒙古新疆矿路外，似尚无甚纰谬，”认为“自宜早定为是”。①在内外纷争的情况下，清廷更是徬徨游移，一无主意，它既指望沙俄在议和中给予支持，又怕“专顾俄约，而英德日各国援与相争，是以一俄而掣动各国，后患将不可胜言”，竟痴人说梦地要奕劻和李鸿章“能将俄国与各国不相上下之处销融无迹，斯为至善”。②这个奴才政权所关心的不是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问题，而是“既不可激俄廷之怒，亦不可动各国之愤”③。所以它的办法只有一面请求各国向俄廷“善为排解”，一面奴颜婢膝地向沙俄求情，乞求俄国大皇帝“玉成”、“保全”。④在这种情况下，沙俄对原来的约稿作了一些删改，并限在1901年3月26日以前十五日内划押，不准更改一字。清廷对修改后的俄方约稿有意批准，谕令奕、李通知各国，“中国势处万难，不能不允”⑤，一面又盼各国帮助恳请俄国展限，并以将来交还东三省后“开门通商大兴矿路工益一切事宜”的利益，来打动各国。李在接到清廷的指示后，知道“内意已松”，立即电杨儒“酌量划押，勿误”⑥。同时军机处也电复杨儒，竟说如展限商改二事都办不到，“惟有请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制也”⑦，明是要杨儒划押，但却怕内外责难，企图令杨儒个人担负责任。杨儒也知责任重大，抱定不奉旨不划押。这时，清廷又以各省督抚和驻外使节纷纷电奏反对划押，认为“纵使俄怒而不还东三省，各国必出而公论，必不致群相效尤，为害较轻”，于是又以“众论相同，自难轻率划押”为理由而决定不划押。①同时它再向俄方求情，“总冀俄谅苦衷，顾全友谊”，并答允“以后交涉之事，苟可以相商相让者，皆当惟力是视”。②清廷既已决定不划押，李鸿章在3月26日限期最后一天，又电清廷代俄方恫吓说：“若不切实电令划押，俄必决裂，祸患即在目前。”③当天驻俄使馆参赞陆征祥将清廷决定不划押的电报送交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拉姆斯道夫以威胁的口吻说：“请贵政府自看以后情形可也。”④虽然清廷已答复沙俄拒绝签约，但这场乌烟瘴气的争吵还未完全结束。在清廷方面，拒绝了签约之后，又忐忑不安。3月28日“上谕”表露了这样的顾虑：“限期已逾，俄怒而决裂即在目前，且必致公约不定，联军不撤，各国又增索兵费……致徒激俄怒，又贻事后之悔”⑤，显然对于拒绝俄约，已有追悔之意。在沙俄方面，也仍不放弃作最后的诱逼。威特电李鸿章威胁说，此后在议和谈判中，俄国的态度“只可加刚，勿再作梗”。⑥乌赫唐斯基也电李威胁说，不签约俄国将永踞满洲，希望李再尽力排解，“以保危局”。李在接到威特和乌赫唐斯基两电后，向清廷报告，竟说：“今日有一线生机，赶发急电令杨儒划押，或可挽回大局，切勿再有顾虑。”⑦与此同时，刘坤一也上奏力陈“能坚持到底，各国必出调停”，主张“无论俄约如何商改，总须与各国商允方可定议”。①李、刘、张之间各为其帝国主义主子效劳的争吵，后来更发展成为相互的攻讦揭发。李说刘张“为日本所愚”，②并无耻地为俄国主子辩护说：“东省系俄兵力战所得，铁路矿产似应为其专利。”③刘张反击说：“全权始终为俄方所愚，④并控告李把持和议说：“再江鄂均系奉旨会商和议，数月以来，全权从无相商之事。”⑤清廷最后不得不出面劝架，要他们“捐除意见……共计艰难”。⑥但是这场争吵背后的牵线人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却是无法终止的。所以虽然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吵到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死后终告平息，沙俄和英日等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的斗争仍在不断发展，以后终于导致了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①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23卷，第34页。② 同上书，第25卷，第32页。③ 参阅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20页。① 《英国和外国国家文件》，第94卷，第1233页。② 同上书，第95卷，第1152、1210页。③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27卷，第20页。④ 《德国文件》，第4618号，第2卷，第93页。⑤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25卷，第22页。⑥ 同上书，第24卷，第45页。⑦ 《清德宗实录》，第468卷，第9页。① 转引自邓尼斯：《美国外交的大胆作为，1896—1906年》，第232页。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1年附件，中国事务》（以下简称《中国事务》），第34页。③ 见同上书，第41页。④ 马士：《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英文版），第3卷，第339页。⑤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第31页。① 《西巡大事记》，第4卷，第4页。② 《清德宗实录》，第473卷，第21页。③ 《清德宗实录》，第473卷，第21页。④ 同上书，第474卷，第9—10页。⑤ 同上书，第475卷，第4页。①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第1册，第34页。① 《中国事务》，第159，170，210页。② 《英国和外国国家文件》，第95卷，第1351—1352页。件》，第95卷，第1351—1352页。① 参阅威罗贝：《外人在华特对和利益》，第625页，注（2）。② 英国为11.24％，美国为7.31％；而俄国为28.97％，德国为20.01％，法国为15.75％，参阅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9页。③ 参阅《德国文件》，第4847号，第2卷，第334页。④ 《中国事务》，第228—229、252页。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18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45卷，第7—11页。② 参阅《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32卷，第9页。① 《愚斋存稿》，第96卷，第8页。② 《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898—1914年》，第2卷，第28页。③ 《张文襄公全集》，第82卷，第9—13页。① 《西巡大事记》，第5卷，第19页。② 《清德宗实录》，第475卷，第6页。③ 《西巡大事记》，第5卷，第14页。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146卷，第4—5页。⑤ 《清德宗实录》，第480卷，第1—2页。⑥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34卷，第4页。⑦ 驻俄使馆档案，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35页。① 《清德宗实录》，第480卷，第4页。② 《西巡大事记》，第6卷，第23—24页。③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34卷，第20页。④ 同上书，第36页。⑤ 《清德宗实录》，第480卷，第9页。⑥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34卷，第25页。⑦ 同上。① 《西巡大事记》，第6卷，第35页。② 同上书，第8卷，第52页。③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40卷，第5—6页。④ 《西巡大事记》，第8卷，第54页。⑤ 《张文襄公全集》，第82卷，第25—26页。⑥ 《清德宗实录》，第484卷，第11页。第八章清末十年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形势和清政府的媚外政策(1902—1911年)第一节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日俄战争和清政府的所谓“中立”一 帝国主义争夺东三省的矛盾的激化(1902—1904年)中俄东三省交涉，由于日英等国的阻挠，直到1901年底，仍没有结果。沙俄军队继续盘踞东三省不撤，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英国，对此当然决不甘休。英国对沙俄在华势力的每一增长都看作是对自己的挑战，何况是沙俄对广大富饶的东三省的占领，使英国向所觊觎的中国政治心脏华北地区受到了直接的威胁。为了和沙俄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自1898年以来，英国就一直在寻求同盟者。1898—1901年间，英国屡次试图和德国缔结反俄同盟，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决定和日本进行勾结。自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和沙俄在中国的东三省和朝鲜一直在进行着明争暗斗；1900年沙俄对东三省的公开占领更使两国间的矛盾空前尖锐。日本自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以来，就已看到沙俄是它侵略东三省和朝鲜的严重竞争者，在军事上便积极进行对俄战争的准备。以先后出任驻英公使的加藤高明和林董为代表的一派，极力主张在外交上和英国结成同盟。英日同盟的酝酿，从1898年8月间即已开始。由于英国当时方致力于和德国缔结同盟的谈判，英日的谈判没有立即展开。1900年以后，英日两国为了抵制沙俄对东三省的独占企图，都更迫切地觅求同盟者。英国在1901年和德国最后一次的同盟谈判失败后，正式和日本举行谈判。1902年1月30日，英日缔结了第一次同盟条约。英日同盟条约公然标榜以保卫两国在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利益为目的。条约第二款规定，两国中一国为保卫上述利益而与另一国作战时，缔约另一方应保持中立，并设法阻止其他国家参加作战反对其盟国。第三款又规定，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其盟国作战，缔约另一方应协助其盟国共同作战，这样就保证了日本在和俄国作战时，不致有单独对俄法两国同时作战的危险。由于法国当时决不愿为了俄国在远东的利益而和英国作战，英日同盟实际上保证了法俄同盟不适用于日俄战争的场合。日本有了英日同盟的保障，对俄作战的顾虑大为减少。英日同盟订立后，清政府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对英使萨道义表示满意，以为有了英日同盟，沙俄必将被迫撤出东三省。①一向主张以英日为靠山的刘坤一、张之洞则更主张投靠英日，坚决拒俄。沙俄看到形势对己不利，为了避免英日对正在进行中的中俄谈判实行联合干涉，力求促成谈判的早日结束，因此对清政府作出了一些让步，同时还对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和其他人员进行了贿赂。①清政府接受了俄方所提的撤兵条件，于1902年4月8日和沙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订约后一年半内自东三省分三期撤退。俄军撤退后，中国在东三省驻兵人数如有增减，须通知俄国。对于交还铁路则附有下列条件：清政府允于“日后东三省南段续修铁路或修支路”等事，“应彼此商办”，并赔偿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重修及养路各费。中俄订约后，沙俄于1902年10月第一期撤兵期满时，撤退了盛京西南段驻军，并将关内外铁路交还中国。1903年4月，第二期撤兵期满，照约应继续撤退盛京其余各段和吉林省驻军，但沙俄拒不履行，并乘机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七项新的要求②，作为要挟。这些要求是：(1)退还的各地，特别是牛庄及辽河沿岸各地，不得以割让、租借、让予或任何方式转给其他国家；(2)蒙古现行体制不得更变；(3)未得俄方同意，不得在满洲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及允许领事进驻；(4)中国如延聘外人管理任何部门的行政，其权力不得施及华北(满蒙)；华北事务应另成立机构，由俄人指导；(5)俄国保持管理现有的旅顺——营口——沈阳电线；(6)牛庄交还后，俄华道胜银行应照旧执行该地海关银行的职能；(7)俄国人或俄国机构在占领期间在满洲所取得的一切权利，于俄军撤走后仍然有效。这些条件的主要意图仍然是要使东三省实际上成为沙俄的独占势力范围，排斥其他国家势力的侵入。沙俄政府在撤兵问题上的变计，是出于与宫廷有联系的“毕索布拉索夫集团”的主张。毕索布拉索夫是沙俄的枢密参赞大臣，深得沙皇的宠信。这个集团从朝鲜政府取得了开发鸭绿江上广大森林资源的租让权，力图为自己的利益获得沙皇政府的武装保护。他们所主张的冒险扩张计划，赢得了沙皇的支持，这样就推翻了原来由财政、外交、陆军三大臣的“三头政治”所决定的比较缓进的方针。沙俄向清政府提出的撤兵条件传出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得讯，力阻清政府接受。为此目的，据说日本用巨金对外务部大臣奕劻、载振、那桐实行贿赂。①美、英、日三国政府先后都向沙俄提出质问和抗议。英日两国并商定，一面向清政府表示可予援助，一面警告清政府不得对沙俄作任何让步。美国对于沙俄所提的条件中禁止在满洲增开商埠一点，反对尤力。因为20世纪初，美国在东北对外贸易中已取得首位，占总额的20％50000465_0333_1②；美国工业资本家指望在东三省为其商品开辟更广大的市场，特别是在棉织品方面。1899年，美国南卡罗来那州的纱厂老板们在一个正式决议中宣称：“我们认为，南卡罗来那州纱厂营业的繁荣有赖于对华贸易。”③1900年美国输出到华北和东三省的棉织品，已占它的棉织品出口的一半④。所以，美国的政策是坚持所谓“门户开放”的原则，反对沙俄对东三省实行独占。作为抵制沙俄的手段，它除联合英日对俄抗议外，并迫使清政府同意，在当时正在谈判中的中美商约里，规定开放奉天和大东沟(后改为安东)为商埠。这和沙俄的要求正是针锋相对。清政府怕得罪沙俄，不敢公然答允，请求用秘密换文来规定，美使坚持不允。奕劻又提出到10月8日俄军撤退限期届满时，如俄军已撤退，再加入这一款，美使仍不允。最后，清政府只得接受了美方的要求，在1903年10月8日签订的中美《通商行船续行条约》中，规定了开放奉天和安东两处为通商口岸。在同日签订的中日商约中，也作了同样的规定。沙俄在撤兵问题上的蛮横要求，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在群众中掀起了“拒俄”运动。1903年4月，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士绅们在张园召开了拒俄大会，致电清政府外务部表示，如接受俄国的无理要求，则“内失国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表示：“即使政府承认，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①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派代表回国活动。北京、上海等地学生也纷起响应。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终于不得不拒绝了俄方的要求。日本这时已决心要乘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完成的时候向俄国挑战。1903年7月，日本向俄国提出直接交涉。沙俄也看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的障碍不在清政府，而在日本，于是停止了对中国的谈判，接受了和日本直接交涉的建议。这样，关系中国在东三省主权的问题，就由中俄间的交涉而成为日俄间分赃谈判的主题了。日俄谈判自1903年8月开始，谈判的内容是分割中国东三省和朝鲜的问题。日本的出发点是：企图以对沙俄在东三省“特殊利益”有条件的承认，换取沙俄对日本在朝鲜有绝对行动自由的同意；而沙俄则坚持日本对东三省完全不得过问，愿以有条件的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优越利益”作为交换条件。谈判的症结就在于，双方对中国东三省和朝鲜都有侵略野心，日本既不愿意让沙俄完全独占东三省，沙俄也不愿让日本完全控制朝鲜。这个分赃的谈判终告破裂。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向驻旅顺的俄国舰队进行袭击，挑起了战争。2月10日双方正式宣战。日本在战争中不仅有盟国英国的公开的支持，而且还得到美国的大力帮助。早在军事行动开始前一个月，美国政府就向日本担保，一旦日俄发生战争，美国对日本将采取“善意”的政策。1904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前菲律宾总督塔虎脱，应日本天皇的特别邀请访问日本，向日本重申了美国的支持。日俄战争爆发后，美总统罗斯福即通知德法两国说：“如果发生一种反日的联合，企图干出如1894年(原文如此)俄、德、法对日本所干出的事情，我当立即站在日本方面，而且为了帮助它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①除了外交上的支持外，美国还在财政上给予日本有力的支援。日本全部战费约10亿美元，一半以上靠举借外债，其中大部取自美英，光美国借给日本的款项，据估计约为4.5亿美元。此外，美国还以各种物资器材供应日本。由此可见，日俄战争实际上是日、英、美和沙俄争夺中国东三省的帝国主义战争。二 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所谓“中立”(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既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战争，并且以中国领土东三省为战场，所以，从中国方面来说，首要问题应该是驱逐帝国主义强盗，以保卫国家主权和人民身家财产的安全。然而，清政府面对着日俄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领土主权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在1905年2月12日竟宣告所谓“中立”，说什么“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①。同日，外务部通电各国，声明“东三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胜负，仍归中国自主，两国均不得占据”，并且要求在战争中对“东三省城池衙署、民命财产，两国均不得损伤”。②但是，与此同时，奉天当局却不得不订立“两国战地及中立地条章”，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出所谓“指定战地”，“供两国战时之用”，纵容日俄军队去蹂躏涂炭。这样的所谓“中立”，实质上就是听任和等候帝国主义来摆布和决定中国的命运。更可耻的是，在统治阶级中还有人竟想卖身投靠同是帝国主义强盗的日本，主张暗中给以帮助。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一向亲日的买办官僚张之洞就有此主张。③战争爆发后，署贵州巡抚李经羲于1905年2月15日上奏也公然建议暗助日本，认为“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说什么“不助日仍无全理，助日则或有幸望”。④这种以狼易虎徼幸图存的打算，说明了腐朽的统治阶级即令在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仍死心塌地地指望以投靠帝国主义为其出路。但是，这时清朝宫廷方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⑤为其对外政策指导方针，对于“友邦”的沙俄，自不敢公然得罪。执掌外交大权的实力派北洋大臣袁世凯，极力主张保守“局外”，⑥而美国也力促清政府保持“中立”，怕中国参加战争有被战胜的一方独占的危险，因此亲日派的主张终未被清政府采纳。虽然如此，但当战局的发展对日本有利的时候，亲日媚日的空气在一些清政府的官僚中又复浓厚起来。1904年5月中，九连城战役后，日本领事竟要求清政府抚恤日军阵亡人员，而大买办官僚盛宣怀也竟然电请各省督抚密办①。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巡抚张人骏主张由官拨款，绅商出名，②以为这样既可取媚日本，又不致得罪俄国。尽管清政府小心惟谨地遵守所谓“中立”，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交战双方，对于中国的“中立”，是决不可能予以尊重的。日本在答复清政府“中立”宣言的照会中，虽也假惺惺地表示：“毫无占领大清土地之意，”而且还说：“必不敢有损害大清国主权之事”③，但在实际行动中，漠视中国主权之事，层出不穷。1904年8月11日，日本军舰在烟台港口内强力劫走已被中国海军按照国际惯例缴械和扣押的俄国鱼雷艇“瑞齐台尔尼号”事件，就是彰著的一例。此外，在东三省“战地”内，日军对中国官民的种种暴行，更是不胜枚举。至于沙俄，它对清政府“中立”宣告的答复，则不仅拒绝承认俄军已退出的辽河以西地带划在“战地”之外，而且还悍然表示：“至东省疆土不得占据一节，目下不能谈论，应俟事后承前议续商。”④清政府原打算派兵1.8万到辽西一带去加强警卫，因沙俄不承认辽西为“局外”，怕引起冲突，只得将军队留在直隶边界上。在战争期间，俄军在东三省各地更是恣意骚扰，俄舰在中国各口岸，也时有破坏中国主权的行为。清政府对日俄侵略军的这种种暴行，都不敢采取任何有效的对策，所谓“中立”事实上就是置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于侵略者铁骑蹂躏之下而不顾。对于日俄军队的侵略和骚扰，东北人民采取了与清政府可耻的“中立”完全不同的态度。在日俄战争期间，东北各地人民掀起了抗日抗俄的斗争。东边道辑安一带的伐木工人对日军的抢劫扰掠进行了武装反抗。辽东半岛的人民到处袭击日军。黑龙江的人民也到处破坏铁路，割断电线，烧毁库仓，袭击俄军。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丁开嶂和张榕等在东北组织“抗俄铁血会”，“传檄三省绿林界”，参加抗俄斗争。这些被统治阶级诬蔑为“马贼”、“胡匪”或称为“红胡子”的队伍，主要是由遭受侵略战争而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筑路土工所组成的。他们在抗日抗俄斗争中给予了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但是他们之中成份复杂，又缺乏正确的领导，其中一部分后来被反动官府和日本帝国主义所收买，以致堕落为他们的鹰犬和爪牙。清政府对日俄战争一方面不敢干涉，一方面也知道这场战争为的是争夺中国的东北，无论谁胜谁负，东三省终将不保。因此在战争期间，也曾发动疆臣大吏、驻外使节，筹议对策。各方议论归纳言之，大体上不外二类：一类主张是在东三省遍开商埠，许各国以“厂栈路矿各项利益”，实行所谓“利益均沾”，以保持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均势”，借以维持中国对东三省领土名义上的主权。①这是一个沿袭向来的“以夷制夷”的卖国方针，实际上是一个准备以东三省交帝国主义国际共管的方案。另一类主张，则倾心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例如，张之洞于1904年10月24日上奏②，主张在日本战胜后，对日偿费，给以“森林矿产鱼盐最优之利益”，“并将铁路利益抵扣若干”，认为“东联日，西联英，虽两国必欲要索利益，然总胜于俄国之信义全无，公然吞噬者”。后来，他更进一步发挥他的媚日主张，认为东三省“遍地开放”后，必须聘用外国顾问，“而日本人无妨稍多”，并主张东三省由“中日兵合力驻守”。总之，在张之洞看来，“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①。这两类主张实际上后来都为清政府所采行。1905年9月15日，当日俄议和在进行的时候，清廷宣布准备在东三省“多开商埠，推广通商，期与有约各国，公共利益”②。这就是实行上述第一类主张的初步。至于第二类主张，则基本上体现于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和日本所举行的关于东三省的谈判中。三 日俄宰割东三省的《朴资茅斯条约》和中日北京会议(1905年)日俄战争自1904年2月开始后，陆地战事，俄军节节失利，经过约一年的战斗，奉天省大部已被日军夺占。海上战事，到1905年1月对马战役后，俄国所能调动的海军力量已几乎全遭歼灭。日本在军事上虽取得了胜利，但在人力财力上已感到精疲力尽，如继续作战并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便乘这个时机出面调停。美国对日俄战争的政策，其中心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发展美国在东三省的利益，因此它既要假日本之手，排除沙俄对东三省的垄断，又要使沙俄在东三省仍保持一定的势力，以抵制日本的独占野心。所以，美国在帮助日本对俄作战的同时，并不希望沙俄在战争中遭到彻底的失败。1904年3月20日，罗斯福对德国驻美大使斯特恩博说：“我们的(美国的)利益是：俄日间的战争应拖下去，使两国尽量消耗，而且在缔和后，它们在地理上的摩擦地区不致消灭。至于它们的势力范围，它们应仍对立，使它们保持战时状态，而消减它们对其他领土的野心。”①5月9日，斯特恩博报告他和罗斯福的又一次谈话说：“日本的军事胜利已远超过此间的期望；人们希望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双方的伤亡尽可能地相等。他(指罗斯福)不愿见俄国在远东大大地削弱。”②所以，在日俄双方都已消耗了很大力量，而日本也尚未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美国总统便以调停者的恣态出面，希图在日俄议和中，为美国资本侵入东三省安排最有利的条件。1905年8月9日，日俄议和在美国朴资茅斯开始。8月12日，英国和日本签订了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在条约中，英国和日本对彼此在东亚及印度的“领土权利”及“特殊利益”提供了担保，规定了缔约国一方如为防护上述权利和利益而和另一国作战时，缔约另一方立即予以援助，共同作战(第二条)。这个条约订立在日俄和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尚未从中国和俄国手里夺得任何权利和利益之前，所以实际上就等于英国对日本开了一张空白支票，给以无条件的支持。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迫使沙俄在重新分割朝鲜和中国东三省的问题上作出了让步。1905年9月25日，日俄签订了《朴资茅斯条约》。在条约中，俄国允将旅大租借权，自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路，铁道区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在该处铁道内附属之一切煤矿，或为铁道利益起见所经营之一切煤矿，都转让于日本。日俄之间，不但把沙俄以前从中国所掠夺的权益，私相授受，而且还擅自约定，在两国同时自东三省撤兵后，仍可留置守备兵，每公里15名，保护各自之铁道线路。按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第二条规定，清政府“承认极力保护铁路及在该铁路职事各人”，清政府从未许俄国驻兵护路，而日俄两国竟企图乘机僭夺这一特权。此外，“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政治、军事、经济上均有卓绝之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等事，日本政府视为必要者即可措置，不得阻碍干涉”(第一条)。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从此它向中国大陆推行其侵略更无后顾之忧。在日俄议和开始前，清政府于1905年7月6日电令驻日、驻俄公使，分别向两国政府声明：“现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①日俄订约前，外务部又于9月20日电令驻俄公使向俄国政府声明：“满洲铁路一带驻兵与约不符。”②但是，这些声明丝毫未能影响日俄分割和掠夺东三省的计划。在商定它们的分赃方案时，它们把清政府完全撇在一旁置之不理，不过为了完成形式上的手续，在条约中有关中国的权益的移让各款中，也有“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的话。所以，在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为全权代表，到中国来和清政府举行谈判。清政府派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瞿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全权大臣。自1905年11月7日起，中日代表在北京进行了谈判，12月22日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三款及附约十二款。日本在谈判中所追求的目的，不仅限于取得清政府对《朴资茅斯条约》中有关日俄之间私相授受东三省权益各款的承认，而且还要乘机向清政府进行更多的勒索。这两重目的都获得实现。在正约中，清政府正式承认日本按照《朴资茅斯条约》继承俄国在南满所掠得的权益；在附约中，清政府并允给日本在东三省更多的额外利益，主要有以下几项：(1)清政府应允，俟日俄军队撤退后，从速自行开东三省境内十六处为商埠：奉天省内为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内为长春、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内为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这十六处商埠的开放，使日本的侵略势力深入广大的东三省内地。(2)清政府应允，日本得继续经营日本在战争期间擅自铺设的自安东至奉天的一条轻便行军铁道，并加以“改良”，以15年为限，期满后，售予中国。这条铁路和朝鲜的新义州——京城——釜山铁路衔连，对于便利此后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有极重要的作用。(3)清政府允许设立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地方，采伐木植。巨大的森林资源便这样轻易地断送了。(4)东三省和朝鲜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最优国之例办理”。这就是说要援中法、中俄、中英陆路通商减税的先例，给予日本同样的特权，以便利日本在东三省市场上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至于清政府在交涉中所要求的撤退所谓“护路兵”的问题，日本只答允“如俄国允将护路兵撤退，或中俄两国另有商订妥善办法，日本国政府允即一律照办；又如满洲地方平靖，外国人命产业中国均能保护周密，日本国亦可与俄国将护路兵同时撤退”(附约第二款)。这种含糊搪塞的规定，使清政府谈判代表也不得不在“会议节录”内声明，“中国视为尚未完备”，但这个问题终于就这样不了了之。从此东三省境内即长期驻有大批的日俄军队，作为它们各自的侵略势力的后盾，并且随时都可用之于扩大其武装侵略，对东三省实行军事的占领。后来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使用了这支所谓“护路兵”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实现它的侵吞东三省的计划。除正约及附约外，中日北京会议还产生了一个称为“中日全权大臣会议东三省事宜节录”的文件，记载历次会议情况的要领，每次仅由双方全权代表签一简押证明。这个会议节录，共有二十二号，其中载有除议定列入正附约的条款外，尚有存记事项十七条，有的属于对条约的补充解释，有的属于初步谅解性质。在会议节录第十一号中有如下的记载：“中国政府为维持东省铁路利益起见，将来收回该铁路之前，允于该路附近不筑并行干路，及有损该路利益之枝路。”日本后来即根据这条记载，阻止中国在东北自筑铁路，并且强指这个会议节录为“秘密议定书”，具有与条约同等的效力。日本从北京会议中所劫夺得的主要权益有如上述，这就是日俄战争在外交上给中国所带来的结果。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杀伤了无数中国人民，毁坏了许多田地、房舍和财产，使中国人民蒙受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巨大损失，而战争结果，中国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反而被迫向战胜国“送礼”，以重大的权益拱手让人。这件事一方面再度说明了帝国主义的蛮横凶恶，把中国看作它们任意欺凌和宰割的对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清政府的卖国媚外达到了何等无耻的地步。① 1903年2月13日萨道义致兰斯当电，见《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898—1914年》，第2卷，第126页。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74页。② 1902年4月18日俄代办致庆亲王奕劻照会。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6—58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87页。② 费维尔：《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1955年英文版），第60页。③ 格列斯乌德：《美国远东政策》（英文版），第60页注。④ 费维尔：《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英文版），第9页。① 《江苏》二期，纪事，《本省时评》。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7页。① 1905年7月24日罗斯福致英国驻俄使馆一等秘书斯泼林莱斯函。转引自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1925年英文版），第2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81卷，第9页。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册，第210页。③ 《愚斋存稿》，第61卷，第32页；第62卷，第18页。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5608件，第75卷，第4页。⑤ 1901年2月14日“上谕”，见《清德宗实录》，第477卷，第13—16页。⑥ 《愚斋存稿》，第61卷，第32页；第62卷，第18页。① 《愚斋存稿》，第64卷，第8—9页。② 同上书，第97卷，第35页。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81卷，第27页。④ 同上书，第182卷，第3页。① 参阅光绪三十年一月二十一日（1904年3月7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折，见《愚斋存稿》，第10卷，第3—5页，又光绪三十一年五月（1905年6—7月）盛宣怀奏折，见同上书，第11卷，第20—26页。② 原奏见《张文襄公全集》，第64卷，第4—7页。① 原奏见《张文襄公全集》，第85卷，第20—23页。② 《清德宗实录》，第548卷，第11页。① 邓尼斯：《美国外交的大胆作为，1896—1906年》（英文版），第364页；也见《德国文件》，第5992号，第3册，第16—17页，但译文有出入。② 邓尼斯：前书，第365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90卷，第5—6页。② 同上书，第191卷，第22页。第八章 清末十年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形势和清政府的媚外政策(1902—1911年)第一节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日俄战争和清政府的所谓“中立”一 帝国主义争夺东三省的矛盾的激化(1902—1904年)中俄东三省交涉，由于日英等国的阻挠，直到1901年底，仍没有结果。沙俄军队继续盘踞东三省不撤，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英国，对此当然决不甘休。英国对沙俄在华势力的每一增长都看作是对自己的挑战，何况是沙俄对广大富饶的东三省的占领，使英国向所觊觎的中国政治心脏华北地区受到了直接的威胁。为了和沙俄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自1898年以来，英国就一直在寻求同盟者。1898—1901年间，英国屡次试图和德国缔结反俄同盟，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决定和日本进行勾结。自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和沙俄在中国的东三省和朝鲜一直在进行着明争暗斗；1900年沙俄对东三省的公开占领更使两国间的矛盾空前尖锐。日本自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以来，就已看到沙俄是它侵略东三省和朝鲜的严重竞争者，在军事上便积极进行对俄战争的准备。以先后出任驻英公使的加藤高明和林董为代表的一派，极力主张在外交上和英国结成同盟。英日同盟的酝酿，从1898年8月间即已开始。由于英国当时方致力于和德国缔结同盟的谈判，英日的谈判没有立即展开。1900年以后，英日两国为了抵制沙俄对东三省的独占企图，都更迫切地觅求同盟者。英国在1901年和德国最后一次的同盟谈判失败后，正式和日本举行谈判。1902年1月30日，英日缔结了第一次同盟条约。英日同盟条约公然标榜以保卫两国在中国和朝鲜的侵略利益为目的。条约第二款规定，两国中一国为保卫上述利益而与另一国作战时，缔约另一方应保持中立，并设法阻止其他国家参加作战反对其盟国。第三款又规定，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其盟国作战，缔约另一方应协助其盟国共同作战，这样就保证了日本在和俄国作战时，不致有单独对俄法两国同时作战的危险。由于法国当时决不愿为了俄国在远东的利益而和英国作战，英日同盟实际上保证了法俄同盟不适用于日俄战争的场合。日本有了英日同盟的保障，对俄作战的顾虑大为减少。英日同盟订立后，清政府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对英使萨道义表示满意，以为有了英日同盟，沙俄必将被迫撤出东三省。①一向主张以英日为靠山的刘坤一、张之洞则更主张投靠英日，坚决拒俄。沙俄看到形势对己不利，为了避免英日对正在进行中的中俄谈判实行联合干涉，力求促成谈判的早日结束，因此对清政府作出了一些让步，同时还对外务部会办大臣王文韶和其他人员进行了贿赂。①清政府接受了俄方所提的撤兵条件，于1902年4月8日和沙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订约后一年半内自东三省分三期撤退。俄军撤退后，中国在东三省驻兵人数如有增减，须通知俄国。对于交还铁路则附有下列条件：清政府允于“日后东三省南段续修铁路或修支路”等事，“应彼此商办”，并赔偿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重修及养路各费。中俄订约后，沙俄于1902年10月第一期撤兵期满时，撤退了盛京西南段驻军，并将关内外铁路交还中国。1903年4月，第二期撤兵期满，照约应继续撤退盛京其余各段和吉林省驻军，但沙俄拒不履行，并乘机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七项新的要求②，作为要挟。这些要求是：(1)退还的各地，特别是牛庄及辽河沿岸各地，不得以割让、租借、让予或任何方式转给其他国家；(2)蒙古现行体制不得更变；(3)未得俄方同意，不得在满洲开放新的通商口岸及允许领事进驻；(4)中国如延聘外人管理任何部门的行政，其权力不得施及华北(满蒙)；华北事务应另成立机构，由俄人指导；(5)俄国保持管理现有的旅顺——营口——沈阳电线；(6)牛庄交还后，俄华道胜银行应照旧执行该地海关银行的职能；(7)俄国人或俄国机构在占领期间在满洲所取得的一切权利，于俄军撤走后仍然有效。这些条件的主要意图仍然是要使东三省实际上成为沙俄的独占势力范围，排斥其他国家势力的侵入。沙俄政府在撤兵问题上的变计，是出于与宫廷有联系的“毕索布拉索夫集团”的主张。毕索布拉索夫是沙俄的枢密参赞大臣，深得沙皇的宠信。这个集团从朝鲜政府取得了开发鸭绿江上广大森林资源的租让权，力图为自己的利益获得沙皇政府的武装保护。他们所主张的冒险扩张计划，赢得了沙皇的支持，这样就推翻了原来由财政、外交、陆军三大臣的“三头政治”所决定的比较缓进的方针。沙俄向清政府提出的撤兵条件传出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得讯，力阻清政府接受。为此目的，据说日本用巨金对外务部大臣奕劻、载振、那桐实行贿赂。①美、英、日三国政府先后都向沙俄提出质问和抗议。英日两国并商定，一面向清政府表示可予援助，一面警告清政府不得对沙俄作任何让步。美国对于沙俄所提的条件中禁止在满洲增开商埠一点，反对尤力。因为20世纪初，美国在东北对外贸易中已取得首位，占总额的20％50000465_0333_1②；美国工业资本家指望在东三省为其商品开辟更广大的市场，特别是在棉织品方面。1899年，美国南卡罗来那州的纱厂老板们在一个正式决议中宣称：“我们认为，南卡罗来那州纱厂营业的繁荣有赖于对华贸易。”③1900年美国输出到华北和东三省的棉织品，已占它的棉织品出口的一半④。所以，美国的政策是坚持所谓“门户开放”的原则，反对沙俄对东三省实行独占。作为抵制沙俄的手段，它除联合英日对俄抗议外，并迫使清政府同意，在当时正在谈判中的中美商约里，规定开放奉天和大东沟(后改为安东)为商埠。这和沙俄的要求正是针锋相对。清政府怕得罪沙俄，不敢公然答允，请求用秘密换文来规定，美使坚持不允。奕劻又提出到10月8日俄军撤退限期届满时，如俄军已撤退，再加入这一款，美使仍不允。最后，清政府只得接受了美方的要求，在1903年10月8日签订的中美《通商行船续行条约》中，规定了开放奉天和安东两处为通商口岸。在同日签订的中日商约中，也作了同样的规定。沙俄在撤兵问题上的蛮横要求，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在群众中掀起了“拒俄”运动。1903年4月，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士绅们在张园召开了拒俄大会，致电清政府外务部表示，如接受俄国的无理要求，则“内失国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表示：“即使政府承认，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①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派代表回国活动。北京、上海等地学生也纷起响应。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终于不得不拒绝了俄方的要求。日本这时已决心要乘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完成的时候向俄国挑战。1903年7月，日本向俄国提出直接交涉。沙俄也看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的障碍不在清政府，而在日本，于是停止了对中国的谈判，接受了和日本直接交涉的建议。这样，关系中国在东三省主权的问题，就由中俄间的交涉而成为日俄间分赃谈判的主题了。日俄谈判自1903年8月开始，谈判的内容是分割中国东三省和朝鲜的问题。日本的出发点是：企图以对沙俄在东三省“特殊利益”有条件的承认，换取沙俄对日本在朝鲜有绝对行动自由的同意；而沙俄则坚持日本对东三省完全不得过问，愿以有条件的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优越利益”作为交换条件。谈判的症结就在于，双方对中国东三省和朝鲜都有侵略野心，日本既不愿意让沙俄完全独占东三省，沙俄也不愿让日本完全控制朝鲜。这个分赃的谈判终告破裂。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向驻旅顺的俄国舰队进行袭击，挑起了战争。2月10日双方正式宣战。日本在战争中不仅有盟国英国的公开的支持，而且还得到美国的大力帮助。早在军事行动开始前一个月，美国政府就向日本担保，一旦日俄发生战争，美国对日本将采取“善意”的政策。1904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前菲律宾总督塔虎脱，应日本天皇的特别邀请访问日本，向日本重申了美国的支持。日俄战争爆发后，美总统罗斯福即通知德法两国说：“如果发生一种反日的联合，企图干出如1894年(原文如此)俄、德、法对日本所干出的事情，我当立即站在日本方面，而且为了帮助它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①除了外交上的支持外，美国还在财政上给予日本有力的支援。日本全部战费约10亿美元，一半以上靠举借外债，其中大部取自美英，光美国借给日本的款项，据估计约为4.5亿美元。此外，美国还以各种物资器材供应日本。由此可见，日俄战争实际上是日、英、美和沙俄争夺中国东三省的帝国主义战争。二 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所谓“中立”(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既是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战争，并且以中国领土东三省为战场，所以，从中国方面来说，首要问题应该是驱逐帝国主义强盗，以保卫国家主权和人民身家财产的安全。然而，清政府面对着日俄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领土主权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在1905年2月12日竟宣告所谓“中立”，说什么“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①。同日，外务部通电各国，声明“东三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胜负，仍归中国自主，两国均不得占据”，并且要求在战争中对“东三省城池衙署、民命财产，两国均不得损伤”。②但是，与此同时，奉天当局却不得不订立“两国战地及中立地条章”，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出所谓“指定战地”，“供两国战时之用”，纵容日俄军队去蹂躏涂炭。这样的所谓“中立”，实质上就是听任和等候帝国主义来摆布和决定中国的命运。更可耻的是，在统治阶级中还有人竟想卖身投靠同是帝国主义强盗的日本，主张暗中给以帮助。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一向亲日的买办官僚张之洞就有此主张。③战争爆发后，署贵州巡抚李经羲于1905年2月15日上奏也公然建议暗助日本，认为“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畏俄而不许，何如亲日而获成”，说什么“不助日仍无全理，助日则或有幸望”。④这种以狼易虎徼幸图存的打算，说明了腐朽的统治阶级即令在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仍死心塌地地指望以投靠帝国主义为其出路。但是，这时清朝宫廷方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⑤为其对外政策指导方针，对于“友邦”的沙俄，自不敢公然得罪。执掌外交大权的实力派北洋大臣袁世凯，极力主张保守“局外”，⑥而美国也力促清政府保持“中立”，怕中国参加战争有被战胜的一方独占的危险，因此亲日派的主张终未被清政府采纳。虽然如此，但当战局的发展对日本有利的时候，亲日媚日的空气在一些清政府的官僚中又复浓厚起来。1904年5月中，九连城战役后，日本领事竟要求清政府抚恤日军阵亡人员，而大买办官僚盛宣怀也竟然电请各省督抚密办①。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巡抚张人骏主张由官拨款，绅商出名，②以为这样既可取媚日本，又不致得罪俄国。尽管清政府小心惟谨地遵守所谓“中立”，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交战双方，对于中国的“中立”，是决不可能予以尊重的。日本在答复清政府“中立”宣言的照会中，虽也假惺惺地表示：“毫无占领大清土地之意，”而且还说：“必不敢有损害大清国主权之事”③，但在实际行动中，漠视中国主权之事，层出不穷。1904年8月11日，日本军舰在烟台港口内强力劫走已被中国海军按照国际惯例缴械和扣押的俄国鱼雷艇“瑞齐台尔尼号”事件，就是彰著的一例。此外，在东三省“战地”内，日军对中国官民的种种暴行，更是不胜枚举。至于沙俄，它对清政府“中立”宣告的答复，则不仅拒绝承认俄军已退出的辽河以西地带划在“战地”之外，而且还悍然表示：“至东省疆土不得占据一节，目下不能谈论，应俟事后承前议续商。”④清政府原打算派兵1.8万到辽西一带去加强警卫，因沙俄不承认辽西为“局外”，怕引起冲突，只得将军队留在直隶边界上。在战争期间，俄军在东三省各地更是恣意骚扰，俄舰在中国各口岸，也时有破坏中国主权的行为。清政府对日俄侵略军的这种种暴行，都不敢采取任何有效的对策，所谓“中立”事实上就是置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于侵略者铁骑蹂躏之下而不顾。对于日俄军队的侵略和骚扰，东北人民采取了与清政府可耻的“中立”完全不同的态度。在日俄战争期间，东北各地人民掀起了抗日抗俄的斗争。东边道辑安一带的伐木工人对日军的抢劫扰掠进行了武装反抗。辽东半岛的人民到处袭击日军。黑龙江的人民也到处破坏铁路，割断电线，烧毁库仓，袭击俄军。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丁开嶂和张榕等在东北组织“抗俄铁血会”，“传檄三省绿林界”，参加抗俄斗争。这些被统治阶级诬蔑为“马贼”、“胡匪”或称为“红胡子”的队伍，主要是由遭受侵略战争而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筑路土工所组成的。他们在抗日抗俄斗争中给予了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但是他们之中成份复杂，又缺乏正确的领导，其中一部分后来被反动官府和日本帝国主义所收买，以致堕落为他们的鹰犬和爪牙。清政府对日俄战争一方面不敢干涉，一方面也知道这场战争为的是争夺中国的东北，无论谁胜谁负，东三省终将不保。因此在战争期间，也曾发动疆臣大吏、驻外使节，筹议对策。各方议论归纳言之，大体上不外二类：一类主张是在东三省遍开商埠，许各国以“厂栈路矿各项利益”，实行所谓“利益均沾”，以保持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均势”，借以维持中国对东三省领土名义上的主权。①这是一个沿袭向来的“以夷制夷”的卖国方针，实际上是一个准备以东三省交帝国主义国际共管的方案。另一类主张，则倾心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例如，张之洞于1904年10月24日上奏②，主张在日本战胜后，对日偿费，给以“森林矿产鱼盐最优之利益”，“并将铁路利益抵扣若干”，认为“东联日，西联英，虽两国必欲要索利益，然总胜于俄国之信义全无，公然吞噬者”。后来，他更进一步发挥他的媚日主张，认为东三省“遍地开放”后，必须聘用外国顾问，“而日本人无妨稍多”，并主张东三省由“中日兵合力驻守”。总之，在张之洞看来，“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①。这两类主张实际上后来都为清政府所采行。1905年9月15日，当日俄议和在进行的时候，清廷宣布准备在东三省“多开商埠，推广通商，期与有约各国，公共利益”②。这就是实行上述第一类主张的初步。至于第二类主张，则基本上体现于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和日本所举行的关于东三省的谈判中。三 日俄宰割东三省的《朴资茅斯条约》和中日北京会议(1905年)日俄战争自1904年2月开始后，陆地战事，俄军节节失利，经过约一年的战斗，奉天省大部已被日军夺占。海上战事，到1905年1月对马战役后，俄国所能调动的海军力量已几乎全遭歼灭。日本在军事上虽取得了胜利，但在人力财力上已感到精疲力尽，如继续作战并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便乘这个时机出面调停。美国对日俄战争的政策，其中心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发展美国在东三省的利益，因此它既要假日本之手，排除沙俄对东三省的垄断，又要使沙俄在东三省仍保持一定的势力，以抵制日本的独占野心。所以，美国在帮助日本对俄作战的同时，并不希望沙俄在战争中遭到彻底的失败。1904年3月20日，罗斯福对德国驻美大使斯特恩博说：“我们的(美国的)利益是：俄日间的战争应拖下去，使两国尽量消耗，而且在缔和后，它们在地理上的摩擦地区不致消灭。至于它们的势力范围，它们应仍对立，使它们保持战时状态，而消减它们对其他领土的野心。”①5月9日，斯特恩博报告他和罗斯福的又一次谈话说：“日本的军事胜利已远超过此间的期望；人们希望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双方的伤亡尽可能地相等。他(指罗斯福)不愿见俄国在远东大大地削弱。”②所以，在日俄双方都已消耗了很大力量，而日本也尚未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美国总统便以调停者的恣态出面，希图在日俄议和中，为美国资本侵入东三省安排最有利的条件。1905年8月9日，日俄议和在美国朴资茅斯开始。8月12日，英国和日本签订了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在条约中，英国和日本对彼此在东亚及印度的“领土权利”及“特殊利益”提供了担保，规定了缔约国一方如为防护上述权利和利益而和另一国作战时，缔约另一方立即予以援助，共同作战(第二条)。这个条约订立在日俄和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尚未从中国和俄国手里夺得任何权利和利益之前，所以实际上就等于英国对日本开了一张空白支票，给以无条件的支持。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迫使沙俄在重新分割朝鲜和中国东三省的问题上作出了让步。1905年9月25日，日俄签订了《朴资茅斯条约》。在条约中，俄国允将旅大租借权，自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路，铁道区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在该处铁道内附属之一切煤矿，或为铁道利益起见所经营之一切煤矿，都转让于日本。日俄之间，不但把沙俄以前从中国所掠夺的权益，私相授受，而且还擅自约定，在两国同时自东三省撤兵后，仍可留置守备兵，每公里15名，保护各自之铁道线路。按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第二条规定，清政府“承认极力保护铁路及在该铁路职事各人”，清政府从未许俄国驻兵护路，而日俄两国竟企图乘机僭夺这一特权。此外，“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政治、军事、经济上均有卓绝之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等事，日本政府视为必要者即可措置，不得阻碍干涉”(第一条)。日本在朝鲜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从此它向中国大陆推行其侵略更无后顾之忧。在日俄议和开始前，清政府于1905年7月6日电令驻日、驻俄公使，分别向两国政府声明：“现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①日俄订约前，外务部又于9月20日电令驻俄公使向俄国政府声明：“满洲铁路一带驻兵与约不符。”②但是，这些声明丝毫未能影响日俄分割和掠夺东三省的计划。在商定它们的分赃方案时，它们把清政府完全撇在一旁置之不理，不过为了完成形式上的手续，在条约中有关中国的权益的移让各款中，也有“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的话。所以，在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为全权代表，到中国来和清政府举行谈判。清政府派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瞿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全权大臣。自1905年11月7日起，中日代表在北京进行了谈判，12月22日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三款及附约十二款。日本在谈判中所追求的目的，不仅限于取得清政府对《朴资茅斯条约》中有关日俄之间私相授受东三省权益各款的承认，而且还要乘机向清政府进行更多的勒索。这两重目的都获得实现。在正约中，清政府正式承认日本按照《朴资茅斯条约》继承俄国在南满所掠得的权益；在附约中，清政府并允给日本在东三省更多的额外利益，主要有以下几项：(1)清政府应允，俟日俄军队撤退后，从速自行开东三省境内十六处为商埠：奉天省内为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内为长春、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内为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这十六处商埠的开放，使日本的侵略势力深入广大的东三省内地。(2)清政府应允，日本得继续经营日本在战争期间擅自铺设的自安东至奉天的一条轻便行军铁道，并加以“改良”，以15年为限，期满后，售予中国。这条铁路和朝鲜的新义州——京城——釜山铁路衔连，对于便利此后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有极重要的作用。(3)清政府允许设立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地方，采伐木植。巨大的森林资源便这样轻易地断送了。(4)东三省和朝鲜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最优国之例办理”。这就是说要援中法、中俄、中英陆路通商减税的先例，给予日本同样的特权，以便利日本在东三省市场上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至于清政府在交涉中所要求的撤退所谓“护路兵”的问题，日本只答允“如俄国允将护路兵撤退，或中俄两国另有商订妥善办法，日本国政府允即一律照办；又如满洲地方平靖，外国人命产业中国均能保护周密，日本国亦可与俄国将护路兵同时撤退”(附约第二款)。这种含糊搪塞的规定，使清政府谈判代表也不得不在“会议节录”内声明，“中国视为尚未完备”，但这个问题终于就这样不了了之。从此东三省境内即长期驻有大批的日俄军队，作为它们各自的侵略势力的后盾，并且随时都可用之于扩大其武装侵略，对东三省实行军事的占领。后来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使用了这支所谓“护路兵”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实现它的侵吞东三省的计划。除正约及附约外，中日北京会议还产生了一个称为“中日全权大臣会议东三省事宜节录”的文件，记载历次会议情况的要领，每次仅由双方全权代表签一简押证明。这个会议节录，共有二十二号，其中载有除议定列入正附约的条款外，尚有存记事项十七条，有的属于对条约的补充解释，有的属于初步谅解性质。在会议节录第十一号中有如下的记载：“中国政府为维持东省铁路利益起见，将来收回该铁路之前，允于该路附近不筑并行干路，及有损该路利益之枝路。”日本后来即根据这条记载，阻止中国在东北自筑铁路，并且强指这个会议节录为“秘密议定书”，具有与条约同等的效力。日本从北京会议中所劫夺得的主要权益有如上述，这就是日俄战争在外交上给中国所带来的结果。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杀伤了无数中国人民，毁坏了许多田地、房舍和财产，使中国人民蒙受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巨大损失，而战争结果，中国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反而被迫向战胜国“送礼”，以重大的权益拱手让人。这件事一方面再度说明了帝国主义的蛮横凶恶，把中国看作它们任意欺凌和宰割的对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清政府的卖国媚外达到了何等无耻的地步。① 1903年2月13日萨道义致兰斯当电，见《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1898—1914年》，第2卷，第126页。①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274页。② 1902年4月18日俄代办致庆亲王奕劻照会。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3年》，第56—58页。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87页。② 费维尔：《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1955年英文版），第60页。③ 格列斯乌德：《美国远东政策》（英文版），第60页注。④ 费维尔：《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英文版），第9页。① 《江苏》二期，纪事，《本省时评》。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编：《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7页。① 1905年7月24日罗斯福致英国驻俄使馆一等秘书斯泼林莱斯函。转引自丹涅特：《罗斯福与日俄战争》，（1925年英文版），第2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81卷，第9页。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册，第210页。③ 《愚斋存稿》，第61卷，第32页；第62卷，第18页。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5608件，第75卷，第4页。⑤ 1901年2月14日“上谕”，见《清德宗实录》，第477卷，第13—16页。⑥ 《愚斋存稿》，第61卷，第32页；第62卷，第18页。① 《愚斋存稿》，第64卷，第8—9页。② 同上书，第97卷，第35页。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181卷，第27页。④ 同上书，第182卷，第3页。① 参阅光绪三十年一月二十一日（1904年3月7日）两江总督魏光焘，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折，见《愚斋存稿》，第10卷，第3—5页，又光绪三十一年五月（1905年6—7月）盛宣怀奏折，见同上书，第11卷，第20—26页。② 原奏见《张文襄公全集》，第64卷，第4—7页。① 原奏见《张文襄公全集》，第85卷，第20—23页。② 《清德宗实录》，第548卷，第11页。① 邓尼斯：《美国外交的大胆作为，1896—1906年》（英文版），第364页；也见《德国文件》，第5992号，第3册，第16—17页，但译文有出入。② 邓尼斯：前书，第365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90卷，第5—6页。② 同上书，第191卷，第22页。第二节 美日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和清政府的“联美”政策一 日本对中国东北侵略的扩大(1905—1911年)日俄战争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日本战败了俄国，把它的侵略势力伸入南满，从此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沙俄在战争中受到了沉重打击，被迫从东三省南部撤退，对中国的侵略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一向在中国对立为敌的英国和俄国，于1907年达成了谅解和妥协(见下文第三节)，英俄矛盾不再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矛盾；反之，一向在中国勾结合作的美国和日本，都加紧了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日矛盾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矛盾。在和美国进行争夺东三省的斗争中，日本不仅得到它的盟友英国的支持，而且和法俄两国也先后达成了谅解。法国在日俄战争后，担心日本对越南有染指的野心；而日本这时为了要偿还战时在美英举借的债款，正想在法国募集公债。两国之间于是举行了谈判，并于1907年6月10日缔结了《日法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了两国互相协助，确保“与两国所统治、保护或占领之土地接壤之中国地域内的和平与安宁，以维持两缔约国在亚洲大陆各自之地位与领土权利”。在公开的协定外，传说两国之间还举行了秘密换文，划定了彼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日本承认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国承认福建和满蒙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对日本来说，日法协定是继英日同盟之后对其侵华野心的又一鼓励，无怪乎在协定签订后，日本国内大事庆祝。在中国方面，这个协定也引起清政府中一些人的顾虑。江苏道监察御史史履晋上奏清廷，指出“以中国之疆域竟成各国互相赠送之物”①的危机。但是，亲日分子湖广总督张之洞竟认为，日法协定事属平常，“无足深求”，并荒谬地说“日本此时全力专注东三省，其意不在南洋，故防法急于防日”，对日本在东三省的侵略竟认为是可不必防备的。清政府最后只是电令驻法日两国公使分别向两国政府声明：“中国地面中国自有保护和平维持秩序之责……此系中国主权所在，他国不应干预。”②日法协定成立后不久，日俄之间也于1907年7月30日签订了一项分赃协定。促成日俄和解的主要原因：在俄国方面是因为俄国国内革命运动高涨，财政困难，必须“保存实力，以解决欧洲之大问题”③，这个“大问题”就是和德国争夺巴尔干半岛的问题；在日本方面，则是为了巩固其在南满的侵略地位和对抗美国势力的侵入，也需要和俄国达成谅解。1907年的日俄协定同样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部分。在公开的正约中，两国表示尊重彼此在中国的权利，并相约“扶助及防护(中国)现状的存续和机会均等主义之尊重”。在密约中，日本承认北满和外蒙古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而俄国则承认朝鲜和南满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这时，在欧洲，英、法、俄帝国主义，为了准备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通过1904年的英法协约和1907年的英俄协定，使原有的俄法同盟扩大成为英、法、俄“三国协约”，和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抗。由于1907年日法、日俄协定的订立，再加上原有的英日同盟，日本和“三国协约”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勾结。就英、俄、法三国来说，它们和日本勾结的主要目的，是企图以承认和支持日本在中国所获得的侵略利益，换取日本对它们各自在华既得的侵略利益的尊重，以便于它们集中力量和“三国同盟”进行再分割世界的斗争。而日本和三国进行勾结，则完全是为了取得它们的支持，以巩固和扩大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有了英、法、俄的支持和谅解，日本自1907年以后，不断地扩大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活动。为了推行它的侵略计划，日本在1906年6、7月先后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两个侵略机构。前者在名义上虽是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是日本在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它所经营的侵略事业包括铁道、工场、船舶、港务、矿业、铁厂、邮电、各级学校、试验所、地质调查所、满蒙资源馆等等。后者是日本在东北进行政治军事侵略的指挥部。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特别着重于铁路的掠夺，因为铁路不但在经济上具有巨大侵略作用，而且是军事侵略的重要工具。日本于满铁会社成立以后扩大侵略的第一事，便是和清政府交涉实现其夺取新奉(新民屯——奉天)铁路和吉长(吉林省城——长春)铁路的计划。按新奉铁路是京奉铁路的一段，在1900年俄军占领东北以前，京奉路已自北京修至新民屯；日俄战争中，日本擅自在新民屯和奉天间敷设了一条轻便铁道。战后在中日北京会议上，日本要求继续管理这条轻便铁道，清政府则要求估价买回改造。谈判结果，决定以建造吉长铁路和新奉铁路辽河以东之段所需之款各向日本借一半为条件，由中国将新奉铁路买回。这个决定存记于“会议节录”之内。1907年4月15日，清政府和日本订立《新奉吉长铁路协约》，1908年11月12日又订立《新奉吉长铁路续约》。按照以上条约，中国以日金166万元收买日本所造的新民至奉天的军用铁道，并向南满铁道公司分别借款32万日元和215万日元，建造新奉路和吉长路，借款期限各为18年和25年，在限期未满前，不得偿清，因为借款期间铁路总工程司和帐房(即总会计)要用日人(新奉路司帐按“续约”改为可不派日人)，其他办事人员也要用日人。这样，两路实际上都落在日本控制之下。日本攫取了对吉长路的控制权，吉林人民听到消息莫不愤慨。1907年7月，吉林各界代表成立保路会，要求清政府废除出卖吉长铁路的各约，由民间集股自筑。他们派代表到奉天和北京请愿，但清政府的答复是，合同已签，“碍难作废”。吉林法政学堂学生也呈请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废约自筑，徐世昌竟下令不准学生干预“公事”。继新奉、吉长两路之后，日本又扩大对安奉铁路路权的侵夺。安奉(安东——奉天)铁路为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擅自铺设的另一条军用窄轨轻便铁道。在1905年《会议东三省事宜附约》第六款中，清政府应日方要求，允准该路由日本政府继续经管，改为商运之用，但条约中只提到对该路可加以“改良”，并规定除为日方运兵回国躭延的12个月不计外，以2年为改良竣工之期，然后再展15年，期满后估价售予中国。至于改良办法，“应由日本承办人员与中国特派人员妥实商议”。条约中虽然有如上规定，但是日本立意要使这条铁路成为南满铁路的一条支线，和朝鲜境内的汉城——新义州铁路相联接，并且计划在鸭绿江上架设铁桥，以便利它今后对东三省的经济和军事侵略。因此，暗中擅自进行改造工作，不但将轨道放宽，并将路线改移；此外，在沿线以铁路用地为名，任意占用土地，侵占民房，并派兵警驻扎。到1909年1月，原订改良竣工期限已满，日本才通知清政府，请派员会商。清政府派员会同日方履勘，发现日方的“改良”计划完全违越原约。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日方提出交涉，要求日方不得将安奉路作南满路的支路看待，只可就原路加以改良，而不得加以改造，同时要求日方撤退沿线兵警，退回占用土地，然后由两国派员会同购地，公平给价。日方对这些要求蛮横地予以拒绝，并径自动工改造。清政府不敢加以阻止，最后完全屈从了日方的要求。1909年8月19日，锡良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议定《安奉铁路节略》。关于改轨移线，悉如日方意见，至于兵警问题，则置于不论。1910年4月4日，奉天交涉司又与日领订立《鸭绿江架设铁桥协定》，于是日本的侵略计划全部获得实现。在清政府和日本进行交涉期间，1909年奉天人民为了抗议日本改筑安奉路的侵略行为，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并派代表向东三省总督和北京清政府请愿，要求收回安奉路。但是清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仍与日本订约。奉天人民的抵制日货爱国运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清政府的镇压下，虽未能有广泛和持久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在向群众进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教育上起了一定作用。日本在东北的铁路侵略不仅限于对路权的侵夺，并且还表现在对中国自筑铁路的阻挠。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对东三省采取开放政策，企图吸引欧美各国投资，以抵制日本在东北势力的膨胀。1907年，奉天巡抚唐绍仪先后与美英资本家接洽，准备借款兴建新民屯——法库门的京奉路支线，并计划将来展延至齐齐哈尔和瑷珲，以达西伯利亚。日本闻讯，即以中日北京会议节录第十一号关于所谓“并行线”的谅解作为依据，向清政府抗议阻挠。清政府向日方声明，这一铁路与南满路间的距离，“总不减于欧美各国现有铁路两线间距离之数之通行惯例”，并指出当初中日全权代表在讨论并行线的距离时，日本全权代表曾声明，“中国将来凡有发达满洲地方之举，日本决不拦阻”。①但日本仍蛮横地坚持不允，甚至声言如中国建造该路，日本“必当应机随时执行自认适当之手段”②，进行威胁。1909年清政府又计划建造自海龙至开源沿南满线直达铁岭和自锦州至洮南的两条铁路，日本再以所谓“并行线”为理由，提出反对。日本阻挠清政府在东北自筑铁路，一方面为了限制中国发展东北的经济，另一方面也为了保障它自己的独占的侵略地位，防止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势力通过借款投资渗入东北。除铁路侵略外，日本在此期间还从事于掠夺东北的矿产和侵占中朝边界上的中国领土，造成和中国之间的种种纠葛。1909年2月，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向外务部提出所谓“东三省六案”的节略，其中便包括铁路、矿务、界务三方面的侵略要求：(1)新(民屯)法(库门)铁路问题。③日本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中国不修造新法铁路，而修造法库门至铁岭的铁路，以连接南满路；第二个方案是中国可修造新法铁路，但须应允南满铁路公司修造由南满路之一站起经过法库门至郑家屯的支线。总之，日本的目的是要借机扩展南满路的侵略网。(2)大(石桥)营(口)支路问题。此路依1898年中俄《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原为建造南满路而筑的临时线，合同规定“自勘定路线、拨给地段日起，一过八年，必定拆去”。日本要求保留该路，作为南满路的支路，归南满铁路公司管理经营。(3)京奉铁路展至奉天城根问题。清政府因京奉铁路车站距奉天城根遥远，计划将车站移至奉天城根，在穿过南满铁路之处，准备架设天桥或建造隧道。日本乘机要求将京奉路车站和南满路车站合并，或在和南满路车站连接地方设立新站，其目的在使京奉路更便于为南满路服务。(4)抚顺和烟台煤矿问题。抚顺煤矿原由中国私商经营，因曾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日本即强指为俄人产业。烟台煤矿(在辽阳)原也由中国私商集股开采，一部分股票后为俄人收买，日本也强指为俄人产业。日俄战争后，日本霸占两矿不肯交还，在“六案”交涉中竟声言两矿原属于铁路之产业，应由日本无偿“继承”。(5)安奉铁路沿线矿务问题。日本对安奉铁路沿线矿产早已任意开采。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日本总领事交涉结果，竟同意将沿线之煤、铁、铅、锡等矿归中日合办，但未正式签约。日本要求按照前议和清政府议定合办章程，“以为定局”。(6)所谓“间岛”问题。日俄战争后，朝鲜已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既占有朝鲜，进一步企图越过中朝天然边界的图门江，在中国境内建立它的侵略桥头堡，于是制造了所谓“间岛”问题，向中国提出交涉。日人所谓“间岛”是指吉林所属的延边一带，包括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地方。1869年，朝鲜北部遭到自然灾害，朝鲜人民纷纷渡江越境至这一带地方谋生。此后清政府即准他们安居下来，所以这些地方都有许多朝鲜人居留。1907年日俄协定成立后，日本照会清政府，提出所谓“间岛”所属问题，并派出宪兵、警察至该处，以“保护”朝鲜人为名，肆行侵扰，破坏中国主权。清政府提出种种证据，证明图门江为中朝确定的边界，而所谓“间岛”一向是中国领土。在无可争辩的证据面前，日本在1909年“六案”节略中提出，“若该地方决定属于中国”，要求中国承认日朝商民的杂居权，并准日本在该地设领对日朝商民实行“管辖保护”，实际上就是要在这些非通商口岸的地方行使特权。不但如此，日本还乘机提出与此全不相干的将吉长铁路展修到朝鲜会宁的要求，以便于日本的侵略势力自朝鲜直接伸入到吉林的腹心。在所谓“东三省六案”交涉中，清政府对日方的无理要求也一一据理驳辩，但在日方进逼之下，一再退让，最后终于大体上承允了日方的全部要求，所换得的只是日本对图门江为中朝国界的承认。1909年9月4日，清政府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和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签订了《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和《图门江中韩界务条款》。在前一个文件中，清政府答允如建造新法铁路，须先与日本政府商议；承认大石桥至营口铁路为南满铁路的支路；同意日本对抚顺烟台两处煤矿有开采权，至于安奉铁路和南满铁路干线沿线各矿，除抚顺烟台煤矿外，都由中日合办；京奉铁路展造至奉天城根问题由“两国官宪及专门技师妥为商定”。在后一个文件中，虽然日本承认了图门江为中朝国界，但清政府被迫开放延边的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四处为商埠，准日本设立领事馆；又准许日本领事对杂居于图门江北的朝鲜居民的民刑诉讼，“可任便到堂听审”，对“人命重案”，还有要求复审的权利，这样，就事实上扩大了日本在东三省行使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不但如此，订约后日本且违约在新设领事馆内设置很多警兵，任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在同一条约中，清政府还同意将吉长铁路将来展修至延吉以南边界，在朝鲜会宁与朝鲜铁路连接，“其一切办法与吉长铁路一律办理”，也就是说，要一半借用日款，借款期间，铁路的总工程司和司帐都要用日本人。吉林人民在得悉“六案”交涉的结果后，致电清政府外务部表示“誓死不能承认”，要求废约。①留日学生也派代表回国至上海，动员各界抵制日货。清政府对人民的反对非但置之不理，而且还秘密电令沿海各省督抚取缔人民的爱国抵货运动，诬为“匪党(指革命党)意存煽乱”，并无耻地说“抵制若成，既是鼓惑人心，亦以激怒友国，即该党因用为生事肇乱之资”①。把防止革命作为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借口，这是历来一切反动政府为贯彻其对内镇压对外投降路线的惯技。除上述交涉事项外，日本在此期间还在东北境内任意架设电线，掠夺森林资源，并在各地擅自设立警察派出所，侵夺中国警权，滋扰治安。在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下，中国在东北的主权遭到日益严重的损害。1910年8月，日本最后正式吞并朝鲜，从而更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以便进一步实现其侵略中国大陆的阴谋。二 美国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和清政府的“联美”政策与日本扩大对东三省的侵略的同时，美国也加紧了和日本争夺东三省的侵略活动。日俄战争前，美国一贯助日侵华，其目的是利用日本为美国侵华铺平道路。日俄战争中，美国的明显袒日政策，就为的是要假日本之手打破沙俄对东三省的独占企图，以便为美国资本的侵入创造条件。美国既帮助日本战胜了沙俄，便指望取得日本的合作，在东三省发展它的侵略势力。所以，当日俄议和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垄断资本家“铁道大王”哈里曼即到日本进行活动。哈里曼在战争期间曾通过和他有关的昆洛公司收买日本债票，给予日本在财政上很大的帮助。他的野心是要建立一个寰球运输系统，联接日本、中国的东三省、西伯利亚与欧俄的铁路，东与太平洋航线、西与大西洋航线相衔接。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打算控制或与日本合资经营南满路，从俄国手里收买中东路，并取得通过西伯利亚直达波罗的海的铁路使用权。哈里曼在日本活动的结果，居然于1905年10月12日和日本首相桂太郎拟就了一个备忘录。日本允许哈里曼按照日本法律组织一个银团，出资收买南满铁路及其附属设备，铁路的经营权日美各半。哈里曼兴高采烈地回到美国，不料上岸后即接到日本领事转来公函一件，内称日本政府对10月12日交换的备忘录中所议诸事，发现有再加慎重考虑研究之必要，希望把前约看作为尚未决定之事。接着于1906年1月15日，日本兴业银行总裁添田寿一，以当事双方中间人的资格，也以电报通知哈里曼，声明前约作废。日本政府之所以反悔变计，是因为外相小村寿太郎自朴资茅斯议和返来后，力持异议，反对以日本的侵略果实，拱手让人，这一派主张在内阁中终于占得上风。此后，日本便在南满实行关门政策，力图排斥美国势力的侵入。1906年，美国为日本在东三省对美商实行的种种限制和歧视，一再提请日本政府注意。日本这时方需要从美国订购大量铁路器材改建南满铁路，并为争取时间以巩固它在中国东北新得的权益，所以在美国不断的抗议下，只得暂时让步，表示愿意维持东三省的“门户开放”。美国争得日本对东三省“门户开放”的诺言，哈里曼于是计划直接从中国政府取得在东北建造一条新的铁路让与权，以逐步实现他的计划。1906年10月，他举荐了他的门徒司戴德任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到任后，即积极地为执行他的主子的计划而活动。1907年，清政府在东三省实行改制，决定取消满人将军代以汉人督抚。第一任奉天巡抚是曾在美国留学的亲美分子唐绍仪，他于1907年6月到任后，便想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招引美英资本，借以抵制日本。这样，他和司戴德之间一拍即合。司戴德提出建造新法铁路计划，唐绍仪除对此表示同意外，还建议由美国贷款2000万美元，成立一个“东三省银行”，经营铁路和各项实业的投资活动，并在东三省实行币制改革。1907年8月7日，唐绍仪和司戴德拟成了一项备忘录，司戴德当即将这个备忘录寄给哈里曼。这时正值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哈里曼不得不将此事暂搁。唐绍仪不愿等待，转与英商宝林公司接洽修筑新法路。11月6日，双方成立草约，商定资金由英国的中英公司代为筹集。日本得讯后，迭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于是就产生了上文中所提到的中日关于新法铁路问题交涉，日本再度表现了对中国的东北关门垄断的意向。1907年间，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对日本移民的浪潮，美日关系更趋恶化，国际间盛传美日有发生战争可能。3月中，美国派舰队巡游全球，对日示威。美总统罗斯福甚至在7月6日发电指示驻菲律宾的美军司令，防备日本的突然袭击。①10月中，又派陆军部长塔虎特再度访日，向日本表示“客气而坚决的”态度。②塔虎特访日后，认为日本在财政上尚无和美国作战的能力。他在路过上海时发表公开演说，宣称美国在华拥有巨大利益，应当使用一切“合法”手段予以保护，“以免美国的任何竞争者借政治上的优惠来加以削弱或损害”，③表明了美国要和日本争夺中国的决心。这时美国在中国推行它的侵略计划，一方面遇到日本的阻挠和破坏，另一方面还须应付中国人民的正在高涨中的反美情绪。自1905年6月以来，在中国各地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抗议美国迫害侨美华工和反对续订禁止华工入美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抵货运动。这次运动首先发自广州，上海继起响应，最后遍及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尽管美国公使和各地美国领事权力教唆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镇压，尽管清政府也曾下令取缔，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被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所吓倒，抵货运动仍继续发展。美国对中国出口总值1905年约为银7691.7万两，到1906年降至4443.6万两。①为了要缓和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在1905年即想出一条诡计，建议将美国在《辛丑和约》中勒索所得的赂款部分减免。②1907年6月15日，美国国务卿罗脱通知中国驻美公使，美国准备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部分予以减免，以“证明对中国诚挚的友谊”③。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批准将美国原向中国勒索的24.44077881亿元的赔款中的10.78528612亿元“退还”中国，并决定用以发展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借以促进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配合了这种欺骗性的手段，美国于1908年又加紧了在中国推行其扩张计划的活动。这时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已暂告平息，司戴德受到塔虎特在上海发表的演说的鼓舞，重新制订了美国在中国的扩张计划，准备先在中国的东北着手实行。④1908年1月，司戴德推荐他的助手马文和唐绍仪签订了一个合同，由马文进行反日的宣传活动。①同时，司戴德和唐绍仪之间又恢复了一年前关于成立“东三省银行”的谈判，并于8月间再度达成了一个协定，由美国出资2000万美元，作为银行的资金。银行的任务是稳定东北的金融、开发东北的农矿森林，并在东北进行铁路投资。关于铁路，预定要自京奉路修建一条接连齐齐哈尔和瑷珲的铁路。司戴德向哈里曼报告说：“这样一个在美国管理下的机构的前途，不仅和满洲的开发而且和全中国的开发是密切一致的。”②这说明了这个计划只是他的更大的侵略野心的一个引子而已。9月间，司戴德奉召回国磋商。同年11月，清政府也派唐绍仪赴美进行活动。唐绍仪出使美国表面的任务是答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实际的任务是一方面拉拢美国金融巨头，怂恿他们支持“东三省银行”计划，另一方面试探和美国、德国订立所谓“三国同盟”的可能。③原来，自1907年以后，德国看到英、法、俄、日已结合在一起，深怕在各国瓜分中国时，自己被摒在外，又顾虑美国会被英国拉拢，这样将使自己更陷于孤立，因此极力想和美国达成勾结。它向美国表示，在中国愿意和美国合作共同对日。④德国的方案是由德、美、中三国缔结一个条约，保证中国的“完整”，并由中国给予德美秘密的经济利益为报酬。此外，由德、美、俄三国缔结一个密约，联合对日，允许俄国在战胜日本后，可以在中国的蒙古、新疆、东三省，以及在朝鲜自由行动。⑤这个方案完全是以牺牲中国来达到德国政策的目的：使美俄疏离英法日集团，使俄国再卷入同日本的纠纷中，并为德国在中国获取重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对德国的拉拢也表示欢迎，因为美国在和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中也正感到孤立无援。1907——1908年间，在华盛顿，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德国驻美大使斯特恩博间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谈。在北京，德国公使雷克斯也进行了活动，怂恿清政府采取主动。清政府当权派中以袁世凯为首的一些人，正梦想利用外力以抵制日本对东三省的野心，对这个计划自然欢迎不暇，极力想促成此事的实现。但是，在唐绍仪到达美国以前，情况已发生变化。早在1907年春间，日本政府通过驻美大使青木即曾向美总统建议，日美两国就远东问题进行谈判，①有意要和美国在侵略中国问题上达成妥协，但后来日本撤回了这个建议。清政府决定派唐绍仪出使美国的消息传出后，日本为防止中美的合作，又恢复了一年前的建议。美国总统罗斯福这时也发现美国远东舰队在战争实力上远逊于日本舰队②，并恐怕中德美三国协定将会鼓励中国对日采取强硬政策，导致中日战争。他认为“如果日美必须打仗，这只能纯粹为美国利益而发生”③，决不能为中国的利益而战。由于这样的考虑，美国接受了日本的建议。美日之间进行了谈判，并在唐绍仪到达美京之前，已取得了协议。1907年11月30日，美国国务卿罗脱将美、日协议通知了唐绍仪后数小时，即和日本大使高平进行了换文。这个所谓《罗脱——高平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同意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和“中国领土的完整和独立，及该国内列强商工业机会均等主义”。所谓“现状”当然就包含了日本在中国东北业已取得的特殊地位，这是美国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优势的暂时默认。美国所换得的是，日本对中国“门户开放”的再度确认，和对美国殖民地菲律宾不侵犯的保证。美日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问题上所达成的这一暂时的妥协，使袁世凯、唐绍仪之流的“以夷制夷”的打算成为泡影。袁世凯得讯后甚为失望，但他犹抱侥幸万一的心理，竟向美使柔克义询问，中国的反对会不会使美国政府终止进行此项行动。柔克义的回答是，美国政府在这件有关中国的问题上无意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①，十足地表现了美帝国主义无视中国利益的侵略立场。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局也发生了变化。1907年11月14、15日，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死去，光绪之弟载澧以摄政王的名义当政，罢黜了袁世凯。唐绍仪的出使美国，既是由于袁的推荐和指使，袁下台后，他于1909年1月被清政府召回，借款的交涉也终无结果。1909年2月，塔虎特继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这个以“金元外交”而臭名远扬的美国新总统，力倡政府应保护资本家的海外投资市场，并为他们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以实现他的“金元帝国主义”政策，因此在侵略中国问题上采取比罗斯福更为积极凶猛的态度。塔虎特上台后不久，就发生了美国和英、法、德争夺湖广铁路路权的问题。原来，美国合兴公司在1898年曾夺得粤汉铁路的让予权，但后来只建造了三水一段15英里。1905年，在人民要求收回路权的压力下，清政府向美国交涉，以650万美元的高价将此路路权赎回。这笔赎金当时是向香港政府借款筹得，而借款的条件之一就是，如日后中国再借外债建造该路时，须首先和英国接洽，这是英帝国主义为夺取粤汉路路权所预设的计谋。果然1909年清政府又准备将粤汉路路权出卖，于是按照中英合同，首先和英方接洽。由于英法财团之间已有共分粤汉路路权的协议，所以法国也参加了谈判。德国也想竞夺这条铁路，向清政府提出较“优厚”的条件。英德之间竞争的结果，1909年5月达成了妥协，粤汉铁路路权由英法德三国财团分享，同时将川汉铁路一并由三国均分。美国看到粤汉、川汉铁路路权被三国夺去，自己被排斥在外，极不甘心。它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参加。它所根据的理由是在1903年和1904年，清政府外务部曾有信给当时的美国公使，信中说：“如日后发生资金不足，或须借用外资的情况，由于英、美公司曾一再申请建造该路(成都——信阳线)，届时可向英美公司商借。总之，各国公司向中国申请路权时，总必须由中国决定其事。”①显然，美国政府以这个信件作为它的要求的依据，完全是强词讹诈。美国驻华代办弗莱彻也不得不承认，把这封信说成是对美国优先权的保证，是言过其实。②但是昏庸的清政府外务部，竟默认此信的拘束力。由于三国反对美国的参加，1909年6月6日，清政府终于和三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草合同。这时，美国情急，竟顾不得外交惯例，7月15日由塔虎特直接拍电给摄政王力争。美国代办弗莱彻并向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实行恫吓说：“如果美国政府的合理愿望现在竟受到阻挠，中国政府应负全部责任。”同时，美国又和三国交涉。最后于1910年5月23日，四国银行的代表达成了协议，组织所谓“四国银行团”。参加银行团的四国银行代表是：英国的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美国的摩根公司等。四国银行平均分摊对中国贷款英金600万镑。粤汉、川汉铁路各段的总工程司规定由四国的银行团分别指派。这个分赃协定满足了美国的分肥要求。四国银行团成立后，司戴德被派为美国银行团的驻华代表。他来中国后，除办理湖广路借款的交涉外，继续致力于他的侵略东北的铁路计划。清政府这时有意建造自葫芦岛经锦州、齐齐哈尔横断中东路直达中俄边境上的瑷珲的铁路。司戴德对此计划自然极感兴趣，决心攫取这条铁路的路权。关于这条铁路齐齐哈尔以北一段，1908年他和唐绍仪已有定议；至于齐齐哈尔以南一段实即新法路计划的改头换面。这条新线既西移远距南满路百余英里，美国认为日本当不致再以“并行线”的理由提出反对。由于英国宝林公司曾于1907年取得建造新法铁路的合同，而司戴德也正要利用英国来压制日本，所以他首先和宝林公司驻北京的代表法伦许达成谅解，决定英美合组银团，由宝林公司用美国工程师和美国材料承造，美国银团投资。司戴德认为：“这个计划的成功将意味着由美英来开发满蒙，并保证我们(美国)打进西伯利亚。”①在清政府方面，对美英投资建造此路自是欢迎不暇。1909年8月19日，清帝密谕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等说：“东省介居两强，势成偪处，积薪厝火，隐患日滋”，指示他们，“广辟商埠，俾外人■集，隐杜垄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牵制之计”。②有了清帝的这个指示，所以司戴德和东省当局的交涉十分顺利。1909年10月2日，锡良和程德全同司戴德订立了《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这个草合同规定，铁路公司由中美英三国人组成，在借款期间铁路由公司经理，只受邮传部“节制”，铁路收入“除应还本息及公司花销外”，如有余利，公司可提10％为酬。锡良等将合同电告北京，外务、度支、邮传三部都认为这个合同侵损利权太重，主张将合同作废。这时，日本方和清政府签订了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和图门江中韩界务条款，再度暴露了它要独占南满的铁路、矿务、贸易的野心。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个形势是对美国在东三省侵略利益的威胁。①同时，美国也预料到锦瑷路计划必将遭到日本的反对。为了纠集力量和日本进行斗争，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在得到锦瑷铁路借款合同已被清廷批准的错误报导后，于1909年11月6日，首先向英国提出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的方案，邀请英国合作。在致英国的照会中，美国建议两点：(1)将满洲铁路置于“经济的科学的和公正的管理之下”，由有关列强共同贷款给中国，借款期间各国得参加铁路的管理；(2)如上项办法不能完全实行，则由英美两国联合支持锦瑷铁路计划，一同邀请他国参加此铁路以及将来其他铁路的投资，并供给款项与中国，使中国能收买“可以包括在此铁路系统中的其他现有铁路”。这个所谓“中立化”方案的中心意图，就是要迫使日本和沙俄将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交出，在美国领导下，实行国际共管，这样美国不但可以实现将其金融资本势力侵入东北的目的，并且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力量终不难压倒日俄，最后建立它在东三省的霸权。美国将这方案首先向英国提出，以为英国有宝林公司的关系，当会予以支持，如果英国支持这个方案，日本的反对便可设法消弭。但事实证明，英国对英日同盟看得十分重要，在当时帝国主义再瓜分世界斗争日益尖锐的形势下，自不愿为了它在中国东北一隅的利益而得罪日本。英国政府的答复是，关于第一点建议，应待湖广路贷款成功后再说；关于锦瑷铁路，则主张邀请日本参加。虽然英国对美国的计划表示了拒绝支持的态度，但是美国仍野心不死，1909年12月14日又将这个方案向日、法、德、俄和中国提出。美国的锦瑷路计划和诺克斯方案，都遭到日俄的强烈反对。日俄两国一方面于1910年1月21日同时照会美国，拒绝“中立化”的建议，一方面还向清政府恫吓警告。日本在致外务部照会中说：关于锦瑷路之事：“无论中国作何主见，应先听本国核准，倘使本国竟为所蒙，或不关照本国，则两国邦交之险，实在令人难言预算。”①俄国在致外务部的照会中也说：“锦瑷铁路之事，非先与俄国商议，万勿从事，不然则两国邦交诸多窒碍”。②日俄两国并且都提出自己的对案，和美国的锦瑷路计划对抗。日本提出两个条件：(1)允许日本对铁路的借款、雇用工程司、购买材料、建筑工程，都参与一份；(2)中国政府须建造一条支线连接锦瑷铁路和南满铁路。美国原来企图以锦瑷路来和南满路竞争，而日本则反过来要使锦瑷路只能发生实际上等于南满路支线的作用。俄国的对案是：中国不建造锦瑷路，而建造自张家口经库伦以达恰克图的铁路，并允许俄国资本参加。这样一条铁路，当然是完全有利于俄国对内外蒙古的侵略活动的。法国与英、俄、日一致，对“中立化”方案，表示非日俄赞同，法国不能参加。法国并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劝告清政府，非与日俄商量，对锦瑷路事，“勿遽定议”③德国这时正想联美以抗协约集团，并且乐见美国和日俄在中国矛盾加深，所以对美国计划，独表示同意。清政府对美国的“中立化”方案表示欢迎，外务部甚至认为，“以现在东省情形而论，计亦无有逾于此者”①。但在日俄反对之下，英法既拒予支持，美国这一计划终成泡影，而锦瑷路借款事也因日俄的阻挠，终未实现。美国资本力图侵入中国东北和日俄竞争的种种计划，促成了日俄两国进一步的勾结，以对付这一共同的威胁。1910年7月4日，日俄在圣彼得堡订立了第二次日俄协定和密约。在公开的协定中，两国约定，遇有侵害满洲现状事件发生时，应互相商议，采取必要措置，这对美国已是十分露骨的警告。在密约中，两国更相约“对于一切与彼此满洲的特殊利益范围有共同关系之事，随时和衷诚意商议，特殊利益如感受威胁时，两缔约国同意采取防卫此种利益之办法”②。这个密约的性质已近似军事同盟。日俄协定订立后，东三省总督锡良上奏，力陈东三省局势的危急，主张借外债2000万两，以一半设实业银行，一半办理移民、开垦、开矿、筑路。③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唐绍仪的“东三省银行”计划的复活。清廷批准了这个建议，随后锡良便与英国汇丰银行接洽借款。美国听到这个消息，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以1908年司戴德和唐绍仪所拟的备忘录为依据，要求美国应有贷款优先权。清政府这时因财政困难，为了应付日益发展中的国内革命危机，以币制改革为名，向美国接洽贷款，于是便要求将两事合并为一。1910年9月，清廷派前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出使德美，向德国要求协助改组军队，向美国商洽借款，两事都为了巩固它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以便和国内人民革命运动作垂死的斗争。此外，梁敦彦还负有使命，再度试探中德美三国协定的可能。德国对中德美协定的态度是，中国必须先商得美国同意。梁敦彦在美国活动的结果，美国对三国协定表示拒绝，美国不愿为中国主权的“完整”担负任何政治义务，但在经济上却欣然接受这个可以实现其侵略中国计划的贷款要求。1910年10月27日，中美订立了5000万美元借款的草合同，借款的目的是所谓“为欲整顿国家及东三省财政，暨办理东三省实业事务”。这时“四国银行团”已告成立，英德对东三省投资利益也想染指，而美国在锦瑷路和“中立化”计划遭到挫败后，也正要另行设法纠集国际力量，在东三省和日俄进行争夺，所以不顾清政府的反对，将这一借款权擅自转让给“四国银行团”共同承受。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被迫和“四国银行团”订立《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合同的第十六条规定：“如大清政府欲请外国资本家与中国合办东三省以此借款兴办之事，或与其有关联者，应先请银行等承办。”这样，四国银行团实际上等于取得了在东三省投资的垄断权，美国则借此加强了它在和日俄竞夺东三省的斗争中的地位。不消说，这一借款合同立即遭到日俄的强烈反对，两国都要求美国将这一条款作废。由于不久中国国内发生了革命，情势改变，债券未及发行，同时帝国主义忙于干涉破坏中国革命，这场斗争暂时没有展开，而美国这一侵略东北的阴谋也因中国人民革命的爆发而告落空。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5150件，第71卷，第2页。② 同上书，第5269件，第71卷，第8—9页。③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483页。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214卷，第1—2页。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107页。③ 参阅本节第二目。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8卷，第47—48页。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9卷，第12页。① 格列斯乌德：《美国远东政策》（英文版），第126页。② 费维尔：《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英文版），第58页。③ 同上书，第59页。① 雷默：《中国抵货的研究》（英文版），第36页。② 格列斯乌德：《美国远东政策》（英文版），第124页。③ 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619页。④ 费维尔：《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英文版），第60页。① 费维尔：《美国与中国，1906—1913》（英文版），第67页，第71页。② 同上③ 《德国文件》，第8560、8564号，第3册，第44—45页、第49页。④ 同上书，第8551号，第26—27页。⑤ 同上书，第8556号，第37—38页。① 普列：《林董伯爵秘密回忆录》（1915年英文版），第236页。② 《德国文件》，第8565号，第3册，第49页。③ 同上书，第51页，注2。① 费维尔：《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英文版），第76页。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09年》，第156页。② 同上书，第154页。① 费维尔：《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英文版），第130页。②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9卷，第33页。① 费维尔：《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英文版），第137页。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12卷，第47页。②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12卷，第47页。③ 同上书，第49页。①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12卷，第20页。② 尹寿松编：《中日条约汇纂》，外交月报社1934年版，第864页。③ 《宣统政纪》，第25卷，第17—18页。第三节 英国和沙俄争夺西藏的侵略活动和中英关于西藏的交涉(1902—1911年)一 英国对西藏的武装侵略和所谓《拉萨条约》与日俄对东三省进行激烈争夺的同时，英国帝国主义加紧了和沙俄竞夺中国西藏的侵略活动。自从1893年《藏印条款》订立后，英国初步实现了打开西藏门户的侵略目的。1894年藏印边界上的亚东正式开市，英国派委员进驻，此后藏印间的贸易几乎逐年都有增长。但是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此仍不满足，他们立意要向北推进其侵略据点，因此对亚东市场自一开始就表示不满，制造各种无理的借口，要求把市场改设在亚东以北的帕里。他们并利用1890年《藏印条约》对藏锡(哲孟雄自1890年被英国并吞，改称锡金)边界的含糊规定，制造边界纠纷，强指西藏境内的甲冈在锡金界内，指责藏族人民侵越边界，要求中英派员会同勘界。清政府驻藏大臣奎焕接受了英方的要求，但西藏地方当局反对勘界，认为甲冈本属西藏地界，主张仍维持原来藏锡边界的鄂博(作为边界标志的石堆)。西藏地方当局的主张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甲冈以南的藏锡边界早在1795年即已立有界碑，并于1821、1844、1851年迭经汉藏官员查勘。①甚至印度英国总督额尔金也不得不承认，西藏地方当局对于甲冈的主张，“如予以漠视是不公平的”②。但是英国侵略者却企图以甲冈作为要挟条件，以换取西藏地方当局对市场北移问题的让步。这个阴谋遭到西藏地方当局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原有的边界后，才能商谈贸易问题。这样自1894年以来英帝国主义就制造了市场和边界这两项纠纷，准备等待时机，利用这两个问题，扩大侵略。1895年8月西藏达赖十三世成年亲政，这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的腐朽无能更为暴露，国内各族人民反清起义风起云涌。达赖十三世面对着英国侵略的威胁，看到清朝的不足恃，转向俄国求援，俄国便乘机大肆活动。 1895年，四川总督鹿传霖曾将这种情况向清廷上疏密陈说：“自英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势已岌岌可危，而藏番素嫉英人，年来定议勘界，藏番以我为左袒英人，心怀不忿，俄人从而生心，暗勾藏番，许以有事救护，藏番遂恃俄为外援。”①自19世纪60年代沙俄势力深入中亚细亚一带后，它对中国的西藏即怀有侵略野心。在和英国争夺中亚的角逐中，沙俄积极图谋染指西藏，屡次派人入藏活动。在沙俄统治下的布里雅特蒙古人和藏族信奉同一黄教，布里雅特喇嘛到西藏寺院修学的很多，其中有一名叫多杰也夫的，并当上了达赖的侍讲，对达赖一直贯输亲俄思想。达赖亲政后，他更代表俄廷频频往返于拉萨和俄京之间，进行活动，劝诱达赖投俄。沙俄在西藏的活动引起了英国的注意。甲午中日战争后，英国看到中国的虚弱可欺，侵藏的野心更为蠢动。在此以前，英国为了要笼络和利用清政府作为对沙俄进行斗争的工具，对侵略西藏还有所顾忌，但是这种顾忌到甲午战争以后就基本上不存在了，因为这时英国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已肯定地选择了日本充当它在反俄斗争中的伙伴，而且因为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已明显地走上了亲俄的路线。1895年以后，英国官方对中国西藏的论调有显著的转变，有些知名的人士公然主张英国在瓜分中国中应吞并西藏①。1899年1月，出名的帝国主义分子寇松当上了印度总督，力主英国应对西藏采取急进的侵略政策，积极地和沙俄进行竞夺。他认为首先必须实现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把市场自亚东移至帕里，因为帕里位居险要，一过此处，便可长驱直达拉萨，英国如得进驻帕里，便可经常地使拉萨感到威胁。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哈密尔顿曾以下棋作为譬喻，他说市场这只棋子是用来保护王棋的前进，而王棋就是代表英国权力；②另一件事是要打破惯例，不通过清政府官员而和西藏地方当局直接建立关系。这两件事都是为了同一目的：加强英国对西藏的政治影响，使西藏最后完全受英国的控制。1899年至1901年间，他曾千方百计地屡次企图和西藏地方当局建立直接通信关系，但都遭到失败。同时，在关于藏锡边界的谈判中，英方所提出的改移市场的要求也为中国方面所拒绝。这时多杰也夫正奔走于拉萨和俄京之间，进行活动，英印殖民政府当局因之益感不安，于是决定对西藏发动武装侵略。1902年2月，就在英日同盟方告订立之后，寇松决定利用边界问题对西藏进行挑衅，这个计划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批准。6月，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怀特带领军队100人，侵入甲冈，将该地藏民强行逐出，这样就开始了武装侵略西藏计划的第一步。甲冈被英军侵占后，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和怀特谈判，怀特竟蛮横地予以拒绝，坚持必须和持有达赖喇嘛授予全权证书的代表在拉萨开议，企图借此实现和西藏地方当局建立直接关系的阴谋。1902年7月，清政府派三品知府何光爕、税务司英人巴尔和怀特谈判，准备在改进通商条件上让步，以英国交还甲冈作为交换条件。但是寇松这时决心要执行他的武装侵略计划，训令怀特必须坚持要求将市场移进帕里，作为挑衅手段。为了配合它的武装入侵计划，在1902—1903年间，英国方面制造了大量的关于俄国和清政府、西藏地方当局订有密约的谣言。如1902年2月风传达赖和沙俄订立了秘约。4月路透社发出消息，说俄国公使在北京向庆亲王建议给予西藏独立，其目的是为了便于俄国对西藏实行吞并。①1903年3月27日，英文《华北捷报》又报导了中俄订立关于西藏秘约八款的内容。②诸如此类的谣言不断出现，这些谣言虽经中俄当局一再否认，但是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居心要为其侵藏行动制造借口，仍有意地加以散播。1903年1月8日，寇松上书英政府，借口抵制俄国对西藏的野心，建议派使在武装护卫之下，强入拉萨，和西藏当局直接谈判。英国政府考虑到这时英国正和俄国在伦敦进行关于西藏的谈判，恐怕采取进一步武装入侵的行动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对，所以主张暂缓行动，继续拖延在边界上的谈判。1903年4月8日，在伦敦的谈判中，俄国大使本肯多夫正式向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当保证，俄国同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或其他国家并没有关于西藏的秘约，俄国无意干涉西藏事务，但也不能坐视西藏的现状有所变动。③尽管俄国方面有此表示，但兰斯当仍一再强调，英国有权利必要时使用武力，以强迫西藏遵守对英印政府的“条约义务”，④显然英政府并未因俄国的保证而放弃其武装侵藏的打算。1903年1月，清政府的谈判代表何光爕等到达藏锡边界，准备和英方举行谈判，但英印当局这时决心要进兵西藏，故意不派出代表。4月6日，驻藏大臣致书印督，催促英方速派代表到亚东谈判，并为表示中国愿开谈判的诚意，在信中说：“否则中国代表愿至锡金或阁下所决定的任何其他地点”①。十分明显，这里所指的“任何其他地点”，是指印度境内而言。但狡猾的寇松有意加以曲解，指定要在甲冈以北的干坝宗举行会谈，并且蛮横地表示，如清政府和西藏地方代表不来，就更进一步要到江孜或日喀则谈判。6月3日，在将上述决定通知驻藏大臣的同日，寇松即派怀特和荣赫鹏上校为代表，带领武装卫队200余人和输送队300余人，越界强入藏境，不顾中国官员的劝阻，■奔干坝宗。这种公然侵犯中国领土的行为，甚至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也不得不承认是“悍然不顾国际法的起码原则对1890年条约的蓄意违反”②。这样就开始了英国侵略者武装侵藏行动的第二阶段。英国侵略者侵入干坝宗后，1903年7月22日和清政府官员及西藏地方代表开始会谈。西藏地方代表对侵略者采取了严正的立场，他们反对在干坝宗举行谈判，并对英国派遣偌大的卫队表示抗议。他们拒绝接受英方代表的任何书面文件，并表示除非英国使团退回到边界上的甲冈，他们拒绝将英方的意见转达拉萨。但是清政府的驻藏大臣裕钢则极力劝诱藏入和侵略者商谈，并恫吓藏人说，“如战端一开，祸患将不堪设想”③，竟以这种可耻的“调停者”的姿态对待英国侵犯中国领土的行为。英国侵略者进军干坝宗的真实目的原是为了挑衅，并非为了会谈，所以谈判既无进展，他们即多方寻找扩大侵略、继续进兵的借口。1903年7月间，发生了两个英国间谍被西藏地方政府拘押事件，英方无理地要求西藏当局立予释放，遭到正当的拒绝。英方并捏造被捕的英人受到虐待的谣言，而后来事实证明两英人在拘押期间受到十分良好的待遇。8月间，英方又造谣说，尼泊尔派出的为英国代表团担任输送的犛牛队，受到藏人阻挠，致造成大批犛牛死亡。英国侵略者又指控西藏自英国使团入藏后即封闭了亚东市场。最后，他们对藏军在干坝宗附近的正当防御部署，竟指为对英国的敌意行为。这四件事都被寇松用为继续进兵的借口。与此同时，这些英国殖民主义冒险分子不断制造关于俄国对西藏的活动的谣言，以耸动听闻，他们甚至宣传俄军正在开来拉萨途中。1903年11月6日，英国政府批准了使团推进到江孜和侵占春丕的计划，但是，荣赫鹏早已认定“不至拉萨，不能真正解决问题”①。1903年11月，英国组成一支2000余人(后来扩大至8000人)的侵藏军，以荣赫鹏为政治首领，麦克唐纳准将为军事司令，12月10日偷越则利拉，13日进占仁进岗，14日占领春丕，21日占领帕里，并继续向江孜推进。这样就开始了英国侵藏军事行动的第三阶段。英国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后，西藏地方当局立即动员藏族军队，准备抗击；而驻藏大臣裕钢却下令“沿路地方文武，只能理阻，不能与英兵生事”②。藏军装备虽极落后，但在抗英战斗中十分英勇，使敌人也感到震惊。另一方面，清政府官员在藏族人民的抗英战争中，却始终扮演了极其可耻的角色。新任驻藏大臣有泰于1905年1月抵达拉萨，他对藏族人民的抗英战争不但不予支持，反抱了所谓“釜底抽薪”的卑鄙恶毒的打算。他说：“惟藏番执拗无理，胆大妄为……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再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之釜底抽薪，不能不从吾号命也”①，竟然指望藏人抗英失败，然后可听从他的指挥进行投降。同时，他对英国侵略者却极尽谄媚的能事。英军施用卑鄙的诈计，屠杀藏军，占领戛吾，他于事后反写信给荣赫鹏，诬蔑藏人“始祸干戈”，“咎由自取”，对侵略者的对待藏军伤俘，则大事恭维颂扬，竟说是“仁者用心，恩威并著，造福西藏，有涯量哉”②，真可谓无耻之尤！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在藏行动因此更肆无顾忌。英国侵略军于4月进抵江孜，遭到了藏军的坚强抵抗，7月初始攻下江孜宗。这时英政府早已批准进兵拉萨的计划，侵略军继续推进，8月3日，攻陷拉萨。英军入拉萨后，大事抢掠。据当时英国《新闻纪事报》的报道：“远征队曾洗掠寺院，过去数星期来，抢掠所得的赃物，整袋整袋地越过山口运进印度，其中的东西，给军官们的妻子们和朋友们带来了欢欣。这些人在山站的住宅，看来开始和四年以前洗掠北京后的那些人的住宅里的情况一样了。”③英军攻入拉萨前，达赖十三世已出走。英人在拉萨找不到交涉对手，而9月中旬前，英军必须自拉萨撤退，稍迟则大雪封山，欲退不能。英国侵略者正陷于困境，而这时有泰以驻藏大臣的身份却出面为英人解决困难。英军入拉萨之次日，有泰就亲自赴英营表示欢迎，第二天并派人送牛、羊、米、面等犒赏英军。在和荣赫鹏初次会面时，他即表示愿意“协同工作，迅速致力于条约之完成”①，并向英人献媚，对英军在江孜遭到藏人的痛击，表示“深感不安”②。荣赫鹏提出赔款的无理要求，并声言谈判如延长一日，赔款即增加5万卢比，而有泰竟也表示“此为应付藏人最有效之办法”③。英方找不到代表西藏地方谈判的对手，有泰即令达赖出走后的摄政噶尔丹寺长罗生戛尔曾代表西藏地方和荣赫鹏谈判。荣赫鹏提出了英方的无理条件，藏方的答复是词严义正的：赔款的要求毋宁应由藏方，而不应由英方提出，商埠只能开仁进岗一处。侵略者认为这种答复“荒谬”，而有泰竟也随声附和地说“太不适当”，令藏方“重作妥当之答复”。④藏方反对增开商埠，英方坚持不让，有泰也帮腔说，藏方的反对“毫无理由”，竟说开辟商埠对西藏有利。⑤最后，当条约议定后发生由谁代表西藏地方签字的问题的时候，有泰又出主意，说达赖临行时将印信交给了噶尔丹寺长摄政，他可代表达赖喇嘛，同时国民大会、噶伦(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员)、三大寺代表都可参加签字。这个清政府的大员，便这样帮助了英国侵略者完成了对西藏的侵略计划。1904年9月7日，所谓拉萨条约便在英方指定的达赖的住处布达拉宫举行签字仪式。荣赫鹏得意洋洋地说：“余所以坚持签约于布达拉宫者，盖欲借此昭告万国，使英国权威重又树立西藏耳。”⑥这个由英帝国主义胁迫西藏地方当局非法订立的所谓拉萨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1)西藏承认1890年条约第一款“所定哲盂雄(锡金)与西藏之边界”，并于亚东之外，加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这样，边界和通商问题就完全按照英国侵略者的意旨解决。(2)西藏对英赔款英金50万镑，合750万卢比，分75年偿清，在赔款未偿清前，英国得驻兵春丕。荣赫鹏明知这样巨额的赔款西藏决无能力偿付，他在给印督的报告中承认：“我所要求的赔款的数额是过分的”①。英国侵略者的目的正是要使西藏在财政上永远处于对英依附的地位，并借此长期占领在战略上“自缅甸至克什米尔东北边境一带最称险要”②的春丕。不但如此，条约还规定，“西藏允将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寨等一律削平，并将所有滞碍通道之武备，全行撤去”(第八款)。这样，就使拉萨随时可被英军重新占领，使西藏当局在政治上便不得不听从英国的指挥。(3)条约第九款规定：西藏非得英国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出让西藏土地予任何外国；不得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事务或派员入藏；不得以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其他利权给予任何外国，否则英国得享受同等权利；并不得以西藏各项税收，无论为货物或金银，给予或抵押予任何外国或外国人。这些不容许其他国家势力侵入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宣告西藏为英国的独占势力范围。在正约之外，还附有一项专条，规定英政府驻江孜的代表，必要时得往拉萨与清政府或西藏官员谈论商务问题。这是英国在拉萨派驻代表的变相规定，英国侵略者企图借此达到与西藏地方当局建立直接关系的目的。“拉萨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者完全达到了目的。1904年9月23日，英国侵略军自拉萨开始撤退。二 《拉萨条约》订立后英国的侵藏活动和中英交涉英国对西藏的侵略行动，招致了其他帝国主义的嫉视。在英军向江孜进军之前，沙俄即向英国提出了抗议。英国政府于是不得不向俄方虚伪地保证，英国进军之目的，只在于获得赔偿，既不想在西藏设立永久的使节，也决不企图吞并西藏，或对西藏实行保护。①在英军侵藏过程中，美国也屡向英国抗议。“拉萨条约”订立后，英国独占西藏的野心完全暴露，各国都纷纷表示反对。俄国认为《拉萨条约》实际上使西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并指出英军的占领春丕和英国架设自印度边境至江孜的电线，都证明该约第九款并不适用于英国自己。②德、美、法、意等国也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反对《拉萨条约》。在各国的抗议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对原约稍加修改，将赔款数额减至250万卢比，允许在第三年赔款额偿清后，英军即自春丕撤退，并同意取消英国代表得随时访问拉萨的专条。清政府在英军进兵拉萨之初，对英国的侵略行动，竟漠视无睹，不提抗议。据说，当英使萨道义将英方进兵拉萨的决定通知外务部某一侍郎时，这个清政府大员接到消息却“镇静异常，毫不反对”③。这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和驻藏大臣有泰所谓“釜底抽薪”的主张，当是有联系的。清政府的政策，显然是妄想借英帝国主义之手，削弱西藏地方当局的力量，以恢复它在西藏日益衰微的控制权。但是，当英国侵略者占领了拉萨提出草约十条后，外务部也看到，这些条件“有抢中国主权”，命令有泰“切勿划押”。外务部的交涉方针是“力争主权为紧要关键”，主张仍应由清政府与英国立约，而不应由英国和西藏地方直接订约，“致失主权”。①所以有泰对英方提出的要中国表示认可的协定，未敢接受。清政府在《拉萨条约》上既未签字，而西藏地方当局对外又根本没有缔约权力，这个条约当然是无效的。因此，《拉萨条约》订立后，英国对清政府频频施加压力，催促清政府予以承认。清政府对《拉萨条约》的态度是：英国须明白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须修改条约的第九款，因为各国对此既有异议，英国如不改约，恐各国将在中国他处群起效尤。1904年底，清政府派唐绍仪为驻英公使，赴印交涉。1905年2月，唐绍仪抵达加尔各答和英方代表开始谈判。唐绍仪要求英国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重订《拉萨条约》第九款。英方代表无理地反对提到“主权”。唐绍仪提出在第一款中加入英国承认中国在西藏原有和现有的权利的字句，并将第九款加以修正，规定中国政府为印藏间一切交往的唯一中介，但英方奸猾地表示只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不愿消减使用他们认为方便的手段以强制执行拉萨条约条款的权利”②。英国侵略者有意在“主权”和“宗主权”一些名词问题上耍弄花招，其目的无非是为自己日后扩大侵略预留借口。中英交涉因此陷于僵局，九月中唐绍仪离印返京。清政府在交涉失败后，为了挽回在西藏的主权，通知英方准备承担西藏对英赔款。英国政府知道，清政府此举目的在“重建其对西藏理论上的最高权利”①，并使英军早日在春丕撤退，于是又乘机要挟清政府以承认《拉萨条约》作为交换条件，但未能得逞。这时，英俄关系起了重要变化。自1904年5月以后，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一连串胜利，英国对俄的畏忌大为减弱。5月间英国驻俄大使哈丁治开始倡导在西藏问题上对俄国采取较为和协的态度。6月16日，代理印度总督唵士尔向印度事务大臣布路德立克建议，认为当德国的威胁日益严重，英国应考虑和俄国修好，不宜为西藏问题和俄国结下深仇。②1904年末，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当已致力于和俄国达成谅解。《朴资茅斯条约》订立后，俄国被迫自南满撤退，战败的俄国一时已不再成为英国在东方的严重竞争者，而且这时英国和俄国的盟国法国已经和解，订立了事实上的反德同盟，所以英国谋求与俄国达成谅解的要求更为迫切。1905年12月，保守党政府下台，自由党组阁，不久以前公开倡导英俄和解的格雷当上了英国外交大臣。为了要促成英俄的妥协，英国决定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比较缓进的政策，因而在和清政府的谈判中作了一些“让步”。1906年4月27日，中英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清政府承认了《拉萨条约》，另一方面，英政府同意对《拉萨条约》第九款中“任何外国”一语在某些方面也同样适用于英国。英国承允“不占并藏境，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对于第九款第四节内所指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别项权利”，英国承认只有中国独能享受，但英国仍保留自各商埠架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至于清政府所要求的承认中国在西藏主权一点，在条约中则未列入。订约后，英国政府并同意，西藏赔款由清政府偿还，并得在三年内分三期偿还。十分明显，英国的这些“让步”实际上是对其他帝国主义特别是对俄国所作的妥协表示。但是，这个条约总算使清政府部分地挽回了中国在西藏主权。中英订约后不久，1906年6月6日，英俄之间在圣彼得堡正式开始了两国重新分割在亚洲势力范围的谈判。1907年8月31日，英俄就分割波斯(今伊朗)、阿富汗和西藏达成了一项协定。英国承认波斯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俄国承认波斯南部为英国势力范围，阿富汗在俄国势力范围之外；波斯中部则成为两国公认的“中立”地带。关于西藏，英俄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1)两国共同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对于维持西藏对外关系之现状，具有特殊之利益；(2)两国相约“尊重西藏领土完整，并不干涉其内政”；(3)两国相约，除通过中国政府外，不与西藏直接交涉，(4)两国约定不派代表至拉萨；(5)两国都不为它们自己或其国民在西藏谋求或取得铁路、道路、电报及矿山的让与权或其他权利；(6)西藏的税收任何部分，不论为实物或现金，均不得抵押或让予英国和俄国或两国之国民。这些规定基本上是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翻版，只是在英俄之间再加以确认而已。这正说明了，英国在1906年中英条约中所作的一些“让步”，其实际的对象不是中国而是沙俄，中英条约只是为英俄协定奠立了基础。从俄国方面来说，英俄协定意味着俄国承认了按照1906年中英条约英国在西藏所建立的地位。这个协定标志了两国在西藏斗争的暂时结束，此后两国在侵略中国问题上开始逐渐走上狼狈为奸的合作道路。自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成立后，清政府为了巩固在藏主权，采取防止英人和西藏地方当局直接打交道的政策，对各市场所设的办理交涉和商务的官员都派汉人而不派藏人充任。英帝国主义对此极为不满，因为和西藏地方当局直接交涉是它阴谋扩大在藏势力的一项重要手段，也是自1899年以来它所致力实现的一贯方针。《拉萨条约》第二款原有英国和西藏另行派员商改1893年通商章程的规定。1907年，清政府派张蔭棠至加尔各答和英方谈判，英国首先即提出必须有权划押的藏官参加的要求。这个阴谋为张蔭棠所识破，他指出：“若一经承认直接交涉，西藏即成为独立国性质，所有从前代偿赔款，改订藏约，均成画饼。”①但在英方坚持之下，清政府只得同意派藏官汪曲结布等八人随同张蔭棠参加谈判，但以他们行事须得中国钦差大臣的认可为条件。1907年9月12日谈判开始，到第二年4月20日签订了《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这个通商章程主要内容有以下三方面：(1)英国取得了和西藏地方官员直接发生关系的权利。这个问题是谈判中争执最久的问题，最后英国终于达到了目的。在章程第二款中规定：“各商埠治理权应归中国官督饬藏官管理”，这样就确认了英国商务委员得与西藏地方官员直接发生关系。不但如此，在西藏地方官员和英国商务委员之间发生分歧时，“应请西藏大吏与印度政府核办”，但印度政府须“知照中国驻藏大臣”，只有在西藏地方和印度当局不能解决分歧时，才由“中英两国政府核办”。(2)英国在西藏又取得了一系列的特权。英国人得在各商埠内租地建筑房栈；英印人民在西藏各商埠享有治外法权；英国在已开和将来新开各商埠的商务委员，得安排往来中印边界传递邮件所用的传递夫役；英国商务委员得设置卫队，但在中国于各商埠及往各商埠道中筹办巡警妥当后，即行撤退。(3)中国收回了一些权利。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沿途英国所建造的旅舍十一处，由中国原价赎回，但仍须租予印度，每一旅舍的一半须留供英国官役使用；又英国允一俟中国电线接修至江孜，“英国可酌量将由印边界至江孜之电线移售予中国”。在交涉中还有一些问题未得到解决：如引渡问题、中国在印锡边界附近的噶伦堡设领的问题、关税问题及印茶入藏问题。关于最后一项问题，按1893年条约中原规定，在亚东开埠免税五年后，印茶可以入藏，但应按华茶人英税率征收。英方不顾以前的约定，竟无理地要求印茶入藏按5％税率抽税，而当时华茶入英所付的税率则高达55％。英国的茶商资本家，企图借此尽夺运费远较高昂的川茶在西藏的市场。清政府因考虑到此事将影响西藏的财政税收，坚不同意，所以这个问题终于搁置未决。清政府这时正在高唱挽回在西藏的主权，但在这一通商章程中，又丧失权利不少。不过，在这一次交涉中总算做到了保全在西藏对外事务上应由中央出面主持交涉订约的主权，而且参加这次谈判的西藏官员的地位，在条约总纲中明白申明是“禀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所以尽管英国侵略者心怀叵测，施用了种种诡计，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是无可争议的。自英国对西藏发动了第二次武装侵略后，清政府开始注意到巩固西南边陲的问题。1906年，清政府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张荫棠为查办藏事大臣。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把川藏边境上一些半独立的土司统一起来，次第成立了一些县治，置于清政府直接管辖之下。张荫棠在西藏整顿财政、外交、学务、通商、吏治，对于保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也收到一定的功效，1908年，清廷更接受了驻藏大臣联豫的主张，派川军入藏，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清政府在西藏所实行的“收回政权”的政策，自然是不利于英国实现其侵略西藏的野心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鉴于两次武装侵略都遭到西藏人民的坚强抵抗，也开始改变它的侵藏策略，采用了更加阴险的手段，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收买了一小撮民族败类和甘愿认贼作父的反动分子，把他们培养成为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更恶毒的是，英帝国主义者唆使他们的走狗，以反对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为名，企图转移西藏人民的斗争目标，由反帝转为反对清朝政府和反对祖国其他兄弟民族。从这时起，在西藏上层集团的反动分子中，就出现了由英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班底，即所谓“亲英派”。英帝国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批反动分子，进行使西藏脱离中国而投入英帝国主义怀抱的阴谋活动。1908年达赖十三世到北京朝见清朝皇帝，和英国公使有过来往。1909年达赖回藏后，他的态度即有明显变化。当时清政府正派兵自川入藏，达赖密令藏军沿途抗阻。1910年2月，清兵进入拉萨前，达赖出走，逃往印度。清廷于是于2月25日下令宣布达赖罪状，并革去其名号。这时，英国公使竟公然出面干涉中国内政，对清军入藏提出质问，并对革去达赖名号要求解释，同时还警告清政府，在西藏一切举动须事前向英政府解释，否则即认为中国有意破坏1904年《拉萨条约》和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关于西藏政务的各款。按1904年和1906年的条约都明白规定，英国不得干涉西藏一切政治，条约中并无限制中国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的规定，所以破坏条约的正是英国自己，而不是中国。清政府外务部在答复英使的照会中指出，“褫革达赖名号，实吾朝廷行使主权，与英国毫不发生关系”①，并说明派兵入藏为保护治安。但是英国有意制造借口扩大侵略，竟乘机要求解决有关西藏地区关税税则、商务委员、印茶输入等项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无理地要求中国驻扎边境的军队，人数不可过多。接着于6月间借口“保护”英国在藏官员，竟派兵侵入西藏的那塘。清政府向英国提出抗议，英国侵略者仍蛮横地拒个撤退。1911年1月，英国又派兵2000进占中国云南省片马地方。按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对中缅边界只划定了北纬25度35分尖高山以南的一段，对于以北的一段，则规定以后查明情形再定。1906年，中国派员和腾越英领事会勘，英方听说片马是通往云南、四川、西藏的要道，便坚主以高黎贡山为界，以便据有片马。清政府以高黎贡山以西百余里之地是中国土司“世守治理”地方，不同意英方的主张，并坚持以小江为“现管之界”。双方争议多年未决。英国这时突然派兵进占片马，正如当时的云贵总督李经义在给外务部的电文中所指出，“彼族目光所注不仅限以滇边，尤在直通西藏”②。英国侵占片马后，全国各地民情极为激昂，纷纷表示抗议，但清廷仍认为“审时度势，未便轻启兵端”，命令云南文武官员不得“卤奔贲事”，并要他们“镇抚汉夷，免生惊扰”。③在这种畏葸懦怯的方针指导下，清政府驻英公使刘玉麟虽迭次向英政府提出交涉，终无结果。此外，英国还提出另一干涉西藏事务的借口。1910年8月，英国代办照会外务部，要求“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内政如有改变，不得妨害尼泊尔、不丹、哲孟雄诸部落，如遇英国有保护尼、不、哲各部落权利之必要，甚望中国政府严令驻藏官员与英国边吏和平协办”①。接着，又对中国驻藏大臣致不丹国王的文书语气和格式，提出挑剔。清政府当即给以驳复，指出不丹和尼泊尔都和西藏向来保持亲睦的关系，中国政府将来整顿西藏内政，当不会影响这三个邻邦，至于中国对于不丹行文采用何种程式，绝对不能受英国政府之限制。②从以上的一些交涉中，可以看到，英国对西藏正在虎视眈眈地伺机扩大侵略，而清政府对英帝国主义的侵藏野心虽已提高警惕，但仍然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总之，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十年间，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扶助和利用清政府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另一方面互相争夺，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清政府则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以出卖国家的权益来取得它们的支持，以便维持其封建统治。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人民的生活更为困苦。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近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的凶狠面目，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清朝政府是一个卖国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人民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首先必须推翻清朝的统治。因此，从义和团运动以后，与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不断发展的同时，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浪潮也迅速高涨，革命人民开始把反帝和反封建的双重任务结合在一起。清政府为了阻止人民的革命运动，曾于1905年派载泽、瑞芳等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各国“考察政治”，表示要“预备立宪”，但这种欺骗性的花招遏止不了广大人民革命情绪的增长。由于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开始有了很大的进展。孙中山于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并在以后的6年间接连举行了九次武装起义，最后终于在1911年10月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清朝政府，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① 兰姆：《英国与中国中亚部分》（1960年英文版），第224页。② 同上书，第217页。① 《鹿传霖奏牍》，第1卷，第5页，转引自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第105页。① 兰姆：《英国与中国中亚部分》（英文版），第207页。② 同上书，第265页。① 兰姆：《英国与中国中亚部分》（英文版），第268页。② 同上书，第271页。③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9页。④ 兰姆：《英国与中国中亚部分》（英文版），第284—285页。① 兰姆：《英国与中国中亚部分》（英文版）策288页。② 转引自李铁铮：《历史上西藏的地位》（1956年英文版），第87页。③ 同上书，第88页。①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第118页。② 《裕钢奏牍》，第8页，转引自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第120页。① 《有泰奏牍》自第10页，转引自佘素：前书，第123—124页。② 转引自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第123页。③ 转引自李铁铮：《历史上西藏的地位》（英文版），第92页。①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第217页。② 同上书，第218页。③ 同上。⑤ 同上书，第235页。① 李铁铮：《历史上西藏的地位》（英文版），第258页，注167。②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第244页。① 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第166—167页。② 兰姆：《英国与中国中亚部分》，第309—310页。③ 荣赫鹏：前书，第168页。① 《有泰奏牍》，第1卷，第22页，转引自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138页。② 英国蓝皮书，转引自李铁铮：《历史上西藏的地位》（英文版），第110页。① 英国蓝皮书，转引自李铁铮：《历史上西藏的地位》（英文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