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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郦波主讲:风雨张居正-8

作者:郦波 字数:13802 更新:2023-10-09 10:28:43

关于这一点,就和在扳倒高拱的斗争中说张居正与冯保勾结一样,这种观点和思路那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对于他们前面的“勾结”说已经详细辨析过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儿再次辨析这些典籍的主观臆断之处。反正《明通鉴》在总结王大臣事件时说,这事儿之后“举朝皆恶保”(《明通鉴》卷六六,万历元年六月),就是说大家因为这起王大臣事件都很讨厌冯保,并没有说“举朝皆恶保与居正”。要是张居正在这件事里既做了主谋又做了两面派,为什么“举朝皆恶”的时候单漏掉他呢?  张居正最关心的既不是这起王大臣事件,也不是时人信口雌黄的评论,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改革大局。而王大臣事件,让着眼全局的张居正对冯保的认识又更深了一大步。这种认识,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个冯保代表着内廷的政治势力,随时能对政局产生影响与冲击。  对张居正而言,若能控制好这一派的政治力量,也就是和冯保结盟的话,则能合则两利;要是控制不好,也就是跟冯保斗起来,则可能分则两败,于万历新政则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张居正此后定下的一个方略就是——拉拢冯保。  第二,拉拢冯保并不是允许他可以胡作非为,拉打结合才是对付冯保这个人最好的工作方法。  我们前面分析过,冯保这人喜欢挑事,但政治眼光却高不到哪儿去。有一次他代表皇室去郊外祭陵,居然“传呼直入,北面拈香”(《明史?卷二一○?邹应龙传》),就是忘乎所以,走皇帝走的道,行皇帝才能行的礼仪。当时就有很多人弹劾他。他老是在这种小事上耀武扬威地出纰漏,说明他也确实没有多高的政治眼光。  张居正正是看透了他这一点,在像王大臣案这种影响朝政的事件上坚决打击他的势头,而平常则捧着他、劝着他。  后来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整理张居正的文集,读到张居正当年很多写给冯保的信的时候就说:“今观其于豫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贿结者。”(《张太岳集序》)就是说张居正非常注重劝导冯保要保持一个好名声,太监也不乏美名留于史册的人,连太史公司马迁后来出狱后也做了中书令,这在汉武帝的时候就相当于明代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你冯保这么有才,这么有本事,为啥就不能做个好太监呢?太监也是人啊,是人,就应该留点好名声、留点正气在这个人世间。  这也可以看出来,张居正对于太监的认识也是很人性的。  因为张居正既打又拉,冯保并没有因为王大臣事件跟张居正闹分裂,事后两个人在政治利益上还是紧密合作的。因为两个人的合作,再加上李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万历初年的政局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张居正、李太后、冯保,也被称为是万历初年政坛上的“铁三角”。  要知道,在几何图形里,三角形是最稳固的。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张居正对冯保既拉又打的底线是不能让他干预朝政。  张居正的想法是,你在内廷怎么嚣张我不管,哪怕你搞些贪污腐化我也睁只眼闭只眼,但你冯保想要干预外廷,也就是国家公务、朝政大事,那是绝对不行的。  对于张居正这条底线,冯保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作为“铁三角”的一角,从万历新政的整个过程来看,他还是比较老实的。  也正因为冯保的老实与合作,张居正才真正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施展出他治国的雄才大略。  所以他虽然跟一个太监结成了政治同盟,对于这一点,张居正一生都认为这是值得的,而且他后来还曾自得地说过:“仆虽不肖,而入养君德,出理庶务,咸独秉虚公以运之,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张太岳集? 书牍六?与南台长言中贵人不干外政》)这里的中贵人就是指以冯保为首的太监,就是说我主国政期间,明代积弊日久的宦官之祸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要说对于朝政“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了,甚至还“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同上),连干预都没有过,更不用提阻挠和破坏了。  能有这样的成果,说明张居正这个“铁三角”的布局那是相当地成功了。  当然,有了稳固的“铁三角”,并不是说一切就大功告成了。改革要一步一步地走,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做,要想推行万历新政,张居正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官僚队伍的问题,通俗点说,就是人事问题。  我们常说,人很简单,事也很简单,可人事就不简单了。  面对历来让人头痛的人事问题,张居正又会如何开刀呢?请看下讲:《治国用人之道》。第65节:治国用人之道(1)  第十四讲  治国用人之道  上一讲我们说到,张居正苦心经营,在他和李太后、冯保之间构建了一个权力的铁三角。而这个铁三角的核心,或者说重心,就是那个十岁的万历小皇帝。把握住了这个重心,也就算是把握住了这个最为稳固的三角形。  张居正作为小万历的老师,与小万历之间情同父子,已经算是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权力的铁三角。  但是,你若只是想做个严嵩那样的权臣,把握住最高权力那基本上就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了;但你要想做一个诸葛亮那样的贤相、治国宰相,把握住最高权力只是万事开头的第一步而已。要治国的话,你就不能是个光杆儿司令;要做出治国的成就来,你也不能是个全能司令,也就是不能事无巨细全靠自己操心。  所以必须得会用人!  人事问题大概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中一个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总结了一下,发现张居正的用人艺术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新人与旧人  第一,用新人,也用旧人。  我们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意思通俗点儿说,也就是一个领导总有自己的一拨跟班儿,一拨亲信。尤其是这个领导如果还掌握着人事权的话,他的跟班儿、他的亲信也就会很快充斥各个重要岗位。  事实上,这也确实无可厚非,因为不论是国家机器,还是一个小小的单位,要运作,尤其是要流畅、高效地运作,就必须上下一条心。上令下达,那得非常通畅,就像中医里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一个机构的运行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得如臂使指,那才能得心应手。我们通常把得力的亲信叫什么?叫“左膀右臂”,要成事你要没几个“左膀右臂”怎么行呢?所以一个领导者难免会培养自己的亲信,重用自己的亲信。从客观的层面说,这也是工作的需要。  但问题是,这“左膀右臂”毕竟不像我们自己的胳膊和手这样简单。  这些“左膀右臂”再往下,他们还有自己的“左膀右臂”,这样延续下去,从中央到地方就会形成庞大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这些利益集团之间钩心斗角,于是就构成了官场上典型的拉帮结派的现象。于是,官场就成了角斗场,一个国家的资源、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智慧往往就消耗在了这种无穷无尽的无聊争斗中。  我个人认为,当初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会失败,根子就在这儿。  王安石锐意变革,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也就是哪怕天下人都反对,哪怕反对的声浪可以把我前进的身体淹没,也不可以把我前进的精神淹没。所以在取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王安石根本就不屑于调和各方面的矛盾,尤其是在用人上,司马光、苏轼这些人不是反对我变法嘛,我就另起炉灶,用我自己的人。于是他在人事上,大量起用新人,在官场上形成了一派,当时叫“新党”,和司马光领导的“旧党”、程颐程灏兄弟领导的“洛党”、苏东坡领导的“蜀党”相抗衡。  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个选择是极不明智的。这不仅造成了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党争,也让官场上的很多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  后来,比如说像吕惠卿、章惇、蔡京这些原来并不突出的人,因为投王安石所好都成了新党的重要成员。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他们都平步青云,后来都做到了宰相的位置。这些人虽然平心而论也很有才,但往往人品都不咋的,因为喜欢政治投机嘛,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第66节:治国用人之道(2)  我们说有德又有才的人才那是上品,有德无才那可以算合格品,无德无才则是次品,但有才却无德那就是毒品了。所以像章惇、蔡京,后来都成为宋代历史上有名的奸臣,祸国殃民,尤以为甚!  王安石用了这些人作为变法的骨干,既惹恼了旧党等政治力量,又为自己新党内部的纷争埋下了祸端,所以他的变法最后走向了失败也就可以理解了。  张居正饱读史书,我想他一定认真钻研过王安石变法的得失成败,所以他在人事问题尤其吸取了王安石的教训。  有趣的是,历史总是有些惊人的巧合。王安石变法得到的是宋神宗的支持,而张居正变法得到的则是明神宗的支持,万历帝死后的庙号就叫神宗皇帝;宋神宗的背后有个强势的高太后,而明神宗的背后则有个强势的李太后。王安石只知道搞好与神宗皇帝的关系,却不知道要搞好与高太后的关系,最后,正是因为高太后的强力反对,才导致了王安石被贬职,也最终导致了他变法的失败。  张居正不像王安石那么脑子一根筋。他既知道向上,首先要处理好与李太后的关系;也知道向下,也得要处理好与官僚队伍中各集团的关系。这些,就集中表现在他的用人上。  因为高拱失势了,而高拱原来在官场上的势力庞大,很多官员可以算是高党成员,现在张居正上台了,而且民间还盛传是张居正连手冯保搞倒了高拱,这下,很多高派成员就开始惴惴不安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大家都在想:张居正面对这些高派官员,会不会来个人事上的大清洗呢?  这里有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个案,个案的主人公是应天巡抚,也就是现在南京的地方长官张佳胤。  张佳胤也是明代有名的大才子,他是高拱的门生。因为高拱的关系,再加上张佳胤确实有才,很快,张佳胤就被提拔到了应天巡抚的位置。可才干了没多久,高拱就倒台了。  本来,张佳胤虽然算是高拱的门生,但自己行得正,也不怕影子歪。现在张居正上台了,自己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可刚巧就在这个新宰相刚上台没多久的节骨眼儿,出了件让张佳胤揪心的事儿。  什么事呢?一件有关田产的民事诉讼案。  案子的主人公姓徐,叫徐什么倒无所谓,问题是他爹的名头比较响。他爹姓徐名阶字子升,正是高拱的仇人、张居正的恩师、退了休的前任内阁首辅徐阶。  徐阶自退休后,因为无权无势了,就备受高拱的欺凌。当初自己还掌权的时候,徐阶教子不严,导致三个儿子仗着老子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惯了。按道理说,徐阶倒台了,他的儿子们也该收敛些。但胡作非为这种习惯它是有惯性的。你看,习惯的“惯”就是惯性的“惯”,这恶习一旦成习惯,想一下子改掉还真难。  高拱抓住了徐阶儿子们的把柄,把徐家往死里整。先是把徐家大片的良田没收充公,又把徐阶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先后定罪发配到边疆去了。还是因为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站出来“从容为拱言”,也就是为徐阶辩护,再加下天下人的非议,高拱才收手,没折腾徐家老三,给徐阶留了个儿子在身边儿。  可这个老三也不消停。他看高拱一倒台,他爹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掌权了,立马就又耀武扬威起来,又霸占了别人家的田地,这主家就到应天知府把徐家老三告了。  张佳胤本来是要秉公办案的,但一看被告是徐阶的儿子,心里就犯开嘀咕了。心的话,谁都知道徐阶是张居正的恩师,都传张居正跟高拱闹矛盾,根子就是因为徐阶,所以现在这个徐家的案子可不好断啊!况且,官场上都在传,张居正马上就要对高派成员开刀了,自己是高拱的学生,恐怕本来就难脱干系,现在又碰到这样一个案子,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有心想袒护徐家老三,可又违反自己做人、做官的原则;但说要秉公而断吧,又肯定会遭到徐家的报复。罢了,罢了,与其这样为难,还不如洁身自好,回家写自己的春秋文章去吧!  正所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张佳胤心一横,写了一篇辞职报告递交内阁,自己这边打好了包袱,就等着走人了。第67节:治国用人之道(3)  张佳胤这边儿为难得很,他哪知道,张居正那边儿比他还为难。  张居正同时收到了张佳胤的报告和徐阶的信。张佳胤的报告里倒没提徐家的案子,只说是自己能力不够,所以想辞职。可徐阶的信里把这事说得清清楚楚的啊,张居正那是多聪明的人啊,一看就明白张佳胤是因为徐家的案子才要辞职的。而且明里是因为徐家的案子,深层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这些官员心中有党派或者说是帮派之争的观念吗?  所以,张居正没把这事儿当小事看,他要从张佳胤的身上给整个官场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他张居正虽然要用新人,但也不舍旧人!  徐阶的信里是以师生之情要求张居正为他在高拱执政时期所受的冤屈拨乱反正,顺带着说了一下这个徐家老三的官司。那意思是恢复名誉这么大的事儿你张居正都不能耽搁,就更别提帮老三官司这件小事儿了。  张居正这下就很为难了。一方面不能对不起一手培养自己的恩师、冷了徐阶的心,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冷了张佳胤这批高派中层官员的心。张居正确实为难,但张居正面对为难事儿的时候向来都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四个字:开诚布公。  你看他想救杨继盛的时候,就直接去找徐阶,明知徐阶不会答应,还要做道义上的努力;他要搭救徐阶的时候,就直接去找高拱,明知高拱气量小,还要“从容为拱言”。后来很多人说张居正城府深,会耍手段,事实上我看张居正最会用的手段就是面对问题不回避,不绕圈,直接面对,单刀直入,这样直截了当的效果有时反而会出奇的好。  张居正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徐阶,一封给张佳胤。  给徐阶的信里先叙师生恩情,承诺为徐家平反昭雪那是一定的事儿,把大事答应下来之后,笔锋一转说到徐家老三的案子,摆明当前的政治局势,说明这桩民事诉讼案现在已经不再是一起简单的案子,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了“张佳胤”这“一发”,可就动了“官场人心”这个“全身”!老师您也是当过首辅的,也教过我要以国事为重,所以这个时候居正我绝不能因事废人。换了老师您,我想也会这么做的。  这话说得在情在理,据说徐阶看了之后惭愧不已。但张居正帮徐家平反昭雪的事承诺下了,徐阶最大的心病也就了了。  给张佳胤的信写得就更有水平了。张居正一句点破,说张佳胤的顾虑还是在党派之间的成见,然后话锋一转,透露了个小秘密说:“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  这小秘密就是你以为你的提升是因为你的老师高拱呀,事实上我现在可告诉你了,那是我张居正很多年前就发现你是个人才,虽然没和你结交,但是我反复在组织部门面前推荐,你才得以被重用的,要较真起来说,你张佳胤不知道——你应该算我张居正的人!  当然,张居正这话也不是为了贪功、套近乎,他紧接着说:“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  就是说,不论是谁推荐的你,那都是为了国家而起用人才,这是公理。我张居正在这个位置,和你张佳胤在那个位置,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才不辞辛劳、勇担重任的。君子立身为国,当坦坦荡荡,又何必心存芥蒂,分谁是谁的人呢?如果只执迷于此,又如何对得起自己心中那满腹的才学呢?  这番话说得是出人意料,又直指要害。  据说张佳胤看到之后,心中也不由得一阵惭愧。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人家张居正说的是句句在理啊,而且自己以为自己不得了,在人家张居正的肚子里,那还不过只是一条小船。  尤其张居正在信的最后又用了一大段美文把张佳胤的特点、才学推崇了一番,话说得是既准确,又漂亮,让张佳胤感觉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也没那么准确,所以张居正在信最后对张佳胤提出的“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的殷切期望算是真正打动了张佳胤。从此他安下心来,秉公断了徐家的案子,也努力工作,一心为民,后来终于在万历年间做到了兵部尚书,成为万历朝的一代名臣。(以上引文俱出自《张太岳集?卷二十五?答张崌崃》)第68节:治国用人之道(4)  收服了张佳胤的心,可以说也就收服了中层官僚中那些摇摆不定的高派官员的心,这一下张居正要在人事上进行大清洗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可当大家都以为没事儿了的时候,张居正又突然下刀了,人事上的大清洗还是如期而至了。  干事与说话  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第二个用人艺术了,这就是:用干事的人,不用说话的人。  张居正留住张佳胤这批高派官员的人心,那是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行政系统内干事儿的人。但对于监察系统内原来的高拱的那帮手下,张居正可就不客气了。  明代的监察系统和我们现在的监察系统不太一样,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们虽然工作职能也是监督与考察行政系统各部门的工作,但他们的工作方式却只有一种,那就是——议论和弹劾!  议论朝政、弹劾官员就是他们最常干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无聊的事儿。  我们知道,明代文人最大习气就是争辩,最大的本事就是弹劾。为了一点小事儿,你弹劾我,我弹劾你,争吵个不休。  我们以前说过,高拱之所以跟徐阶结怨,就是因为一个叫胡应嘉的给事中弹劾他上班时间回家忙着“植树造林”去了。人家高拱快六十了还没儿子,偷空回家“植树造林”关你什么事儿啊?这胡应嘉道听途说,就上本弹劾,弄得高拱以为是徐阶指使的,这才导致了两派政治力量的大决斗,几乎把隆庆朝的政治全败坏掉了。  这就叫文人政治,因为好为议论的习气,文官们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争吵上去了,国家也就在这种乌烟瘴气的争吵中萧条下去了。  张居正也是一个封建文人,他不可能取消这种沿袭了上千年的代表文人政治的言官制度,但他深切认识到这种言官制度所导致的恶劣后果。朝廷养着一大帮只说不练的官员,这些人只说不练也就罢了,他们的“说”还要干扰干事人的“练”。  所以,张居正决定痛下狠手,一上台就破例提前举行“京察”,也就是提前举行本来每三年才举行一次的干部例行考察。利用这个机会,对监察系统的官员搞了一次大清洗,一下开掉了很多人。当然,这些人主要也是高拱原来的手下。  有人据此说,张居正还是不能容人,还是要对高拱原来的亲信挟私怨进行报复。  事实上,张居正的考虑有两点:  首先,出于政治局势上的需要,确实要对原来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进行一次清洗。  在明代,言官的品级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给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儿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高层官员一般都注意拉拢他们。反过来,有高层的拉拢,这些言官为了将来的仕途考虑,也愿意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样,言官跟人也就是官场上一个最典型的帮派现象。  高拱手下原来的那帮言官跟张佳胤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铁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帮派标签最为鲜明。现在高拱倒台了,他们暂时老实了,但留着他们就是留着潜在的祸患。就算有人是墙头草,看风使舵两边倒,那也说明这种人不可靠,更不能留。所以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张居正决不肯留这些潜在的威胁在朝廷里。  其次,更重要的是,张居正不只开除了属于高派成员的这些言官,他把一些好斗分子、好争吵分子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  张居正说过:“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答汪司马南溟》)  这个“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是什么意思呢?“芝兰”那还是指优秀人才的。可虽然你是“芝兰”,只要你挡在我前进的路上,我还是要不客气地把你给清除掉的。  为什么呢?因为你挡路了。  那么,既然是人才,怎么又挡路了呢?  其实这是个比喻,这里的人才指的是那些好议论、好争论的人,就算他们本身是有本事的,但这些人因为好议论、好争论,所以对于国家大事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好事,这就叫“二、三子以言乱政”。第69节:治国用人之道(5)  这说明张居正看得很远,他是为了推行即将进行的改革的需要,才不得已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一项新的变革开始之初,最难做到的就是意见的统一,所以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当初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是埋头做事不争论,那真是个极其英明且伟大的见地。  张居正也正是出于这一种考虑,才决定对言官制度的代表监察系统开刀的。  不只如此,为了让干事的人好好干事,不受说话人的干扰,他甚至走得很极端。他在任上曾经大力裁并书院,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知识分子聚在一起难免会议论是非,张居正就把他们的平台连锅端,这也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文化专制的恶名。  张居正对此倒并不在乎,只要能达成改革的目的,该下手时他绝对狠得下心来。  当时有个大儒叫何心隐,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说起来还算是张居正的同学。但由于张居正认为他宣扬异端邪说,干扰了推行万历新政过程中的思想统一,张居正就指使地方官员秘密把何心隐给害死了。  如果说这就叫“成大事者,不择手段”,这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张居正作为一个政客的冷酷与专制的一面。  稳重与极端  说起来,张居正之所以不用说话的人,甚至对好议论的人如此深恶痛绝,是因为他想为能干事儿的人营造一个良好的干事环境。但对于能干事的人,他也有一个区分,这就要说到他的第三个用人艺术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他用人艺术中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  用稳重的人,不用极端的人。  张居正上台了,有人开心,有人担心,有人因此充满了信心,有人因此一直陪着小心。像张佳胤就是庸人自扰白担心的人,但像海瑞就是因此而充满信心的一个代表。  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怎么排,从古到今看,他在历代清官龙虎榜上总能排在前三名吧。  海瑞的清官之名不仅得益于他的清廉和反贪污,更得益于他大胆耿直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  让他在官场上崭露头角的事并不是他的工作业绩,而是他作为一个六品低级官吏,居然敢抬着棺材上朝去骂嘉靖皇帝。历史上有关棺材的著名事件,往前数只有三国时庞德庞令明抬棺战关羽,然后就要算海瑞海刚峰抬棺骂嘉靖了。  嘉靖当时气得要发疯,把海瑞的奏书才读到一半就气得大喊道:“快派人把这个混蛋抓住,千万别让他跑了!”结果旁边的太监说:“皇上,这人是抬着棺材来的,根本没打算跑。”嘉靖听了这话才冷静了些。  嘉靖虽然气极了,可他反倒没杀海瑞,只是把他给下在了大狱里。刑部上书认为海瑞大逆不道,应该论斩。可嘉靖这个素来睚眦必报的人居然把海瑞的案子压下来不批。  后来,有一种说法是说嘉靖渐渐把海瑞给忘了,所以海瑞躲过了生死劫。其实,嘉靖脑子再健忘,也不可能把骂得他最狠的海瑞给忘掉啊。我觉得是因为海瑞骂得太狠、太透彻了,让嘉靖反而起了惜才之心。  这就像他的老祖宗朱元璋,谁骂他他就杀谁,可当时的大才子解缙写了篇《万言书》骂他,骂得狠了,朱元璋反而升了他的官儿。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生活的道理,别动不动从早到晚给人挑刺儿,你要骂,就来个痛彻肺腑的,就来个经典难忘的,人家反而会感激你。  海瑞这下出名了,再加上他以前反贪污的业绩,一下就成了天下闻名的大清官。等嘉靖一死,到了隆庆朝,海瑞就得到了重用。  可他的工作风格和他的人一样太极端,整天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么如何节约办公用纸,要么清查手下有没有人拿回扣,要么就整天在田间地头帮农民跟地主要地。只要是他审的案子,一定是穷人胜,富人输。这当然说明他有不惧权贵的公正之心,但也说明他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  作为地方官,你想的应该是如何让辖内百姓共同致富,可海瑞就像一个江湖侠客,只干杀富济贫的事儿。所以他到哪儿上任,当地的富户就紧闭大门,连富裕的商户也不敢开市交易。第70节:治国用人之道(6)  工作上这样极端,生活上他也这样。  据说海瑞在那个时代是唯一一个从不接受贿赂的人,这样他的工资就不够用了。据说他一年只买一次肉,就是在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他是个大孝子,非常孝顺母亲,而他母亲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人,说她从小对海瑞的教育就很严格,“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戏谑”就是玩耍,小朋友连玩耍都不让,所以搞得海瑞据说一辈子都难见个笑脸,小时候就一副小老头的模样。  海瑞到了三四十岁,还跟母亲睡在一个屋里。这样,一旦他的老婆跟母亲有矛盾,他就无条件地休妻。前面有两个老婆因此被休掉了,到了第三个老婆,她和海瑞当时的一个小妾,两个女人在一个月内接连暴亡。有官员曾经就此事上本弹劾海瑞,说两个人是被海瑞逼死的。虽然海瑞申辩说小妾是上吊自杀,而老婆是暴病身亡的,但当时人都认为这和海瑞的恋母情结有关。  不仅对老婆这样,对孩子海瑞也这样极端。  因为他不贪污,所以家里很穷,平常没什么多余的零食。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清代沈振辑的《野获编外补遗》和周亮工的《书影》都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海瑞发现他五岁的小女儿在啃一个烧饼,就很奇怪,问哪里来的。女儿回答说是家里的仆人张三给的。原来张三看这小女孩儿饿得厉害,实在于心不忍,就上街要了块烧饼给她吃。  海瑞一听,勃然大怒,说:“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  那意思就是说张三是个男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从男人手里拿东西吃呢?男女授受不亲,你要是我海瑞的女儿,就应该去饿死,这样才能洗刷你作为一个女人的耻辱!  据说这个女儿听了这话之后,绝食七日而死。  这些书上都说是女孩儿自己绝食死的,但我想这根本就是无知妄说,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儿,面临饥饿,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志力呢?八成是海瑞自己发疯,把女儿关起来饿死的。  说老实话,这就有点儿太不人道了。孟子还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连孟子都认为,嫂子掉到河里,小叔子伸手救她上来,虽然两人拉手了,但也不算违反“男女授受不亲”。更不用说这个五岁的小女孩从男仆手里拿个饼了。所以你说海瑞这人有多极端吧。  在隆庆朝,海瑞就因为与高拱不合,也因为跟同事的关系比较恶劣,最后被停职闲用了。  等到张居正一上台,很多人都开始推荐海瑞,说他是大明朝难得的清官。海瑞自己也颇有复出官场,一展鸿图之志。甚至连万历皇帝都说海瑞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用呢?可当权的张居正还就是不用海瑞。  张居正在给海瑞的亲笔信里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张太岳集?卷二十二?答应天巡抚海刚峰》)  这话说得很委婉,说我作为宰相不能用你这样的人才,那真是让我惭愧的事儿。但暗地里的意思却是再惭愧我也不能用你。为什么呢?你到哪儿做官,当地的人受不了,当地的官员受不了,当地的行政系统也受不了。  张居正这话什么意思呢?  这就要说到张居正对文人政治的一种深刻认识了。  中国的政治家一般都首先是文人,是文人就有文人习气。文人习气一般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低调,这种人远离是非,明哲保身;一个是高调,这种人生造是非,甚至是颇会作秀。  比如说我以前有个老师,他有时气起来会当面骂我们,说“你们这些糟白!”开始我们还偷偷地笑他读白字,后来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这个词儿读“糟粕”,他是故意读成“糟白”的。你看,连读白字都成了文人个性的表现。第71节:治国用人之道(7)  后来,我们一直都记得这位把“糟粕”读成“糟白”的老师,甚至觉得他很可爱。  但这种个性,这种表现方式,到了官场,到了高效运转的国家机构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他会因此显得很不和谐。对于讲究运转效率的国家机器而言,他会是一颗磨损机器,甚至使整个机器停止运转的“不规格零件”。  而海瑞,就是这样一个“不规格零件”。  要知道官场既然称之为“场”,那就是讲究共振的,那就是一个讲究团队精神与团队意识的地方。你只知道单枪匹马,却不知道团队合作,那怎么可以呢?  像海瑞这人,不仅是单枪匹马,他还要把所有团队伙伴当仇人。因为张居正不用他,他就气愤地说了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你只要想想女人当时的待遇,就知道他这话骂得有多么狠了!  这就是把官场上所有的人都骂了,这也反映了在他心里,他把整个国家机器都当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这就像堂吉诃德,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敌人,于是他会去跟风车大战一场。海瑞恐怕最后也是这样。  所以,对于这种理想主义者,虽然他们是清官,张居正也不用。  他要用的人是:循吏。  循吏这个词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它是跟酷吏、污吏相对应的,就是指官场上的好官。当然,清官也算是循吏,但由于清官更重名声,所以后来循吏就更专指那些稳重而有实用主义精神的官吏。事实上,如果一个官僚队伍里大多是循吏的话,那么,这个官僚团队就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了。  张居正起用循吏的人事观念可以说是极有远见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官主政的政治环境里,那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所以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官僚虽然还是官僚,但绝少官僚主义。各级官员踏踏实实地办事,这才导致了万历新政天翻地覆式的变革出现。这也可以从一个小个案看出些端倪来。  张居正为了寻求治理黄河水患的方法,没少动过脑筋。朝廷里与此有关的河道大臣与漕运大臣之间争吵不断,而张居正又非专业人士,所以他也拿不定主意。  他虽然在水利上不专业,但他在人事上很专业,所以他不管河漕大臣之间的争执,私下里去寻找能治理黄河水患的专门人才。他相信不管是什么专业的问题,一定会有专门的人才,只是看你作宰相的能不能找得到。  他打听到原来工部有一个叫潘季驯的低级官吏,多年参加黄河与漕运的治理,相当有经验,但他的方法往往不为上层所重视,所以一直屈居下僚。张居正为此亲自登门向潘季驯请教。潘季驯哪想到堂堂内阁首辅会跑到自己家里来登门请教,所以当时就被搞得晕乎晕乎的。  张居正一进门就看到潘季驯模拟黄河水道做的一些研究模型,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实践型的人才。再听了潘季驯有关治理黄河的见解与观点,从谈吐中更加确定了这是一个能干事的循吏。所以他下定决心,越级提拔潘季驯来主持黄河治理的工作。  同时,为了保证不让官场上的扯皮和纷争给潘季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又上奏万历帝,把两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河道与漕运合并裁减成一个,让潘季驯来总理河漕。  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张居正赋予潘季驯治理河漕的最高权力,并亲自为其开展工作肃清了一切障碍。  潘季驯誓死以报张居正的知遇之恩,果然殚精竭虑,以大智慧解决了黄河水患,并因此在万历朝受到百姓的爱戴与朝廷的嘉奖。后来,张居正死后,长大了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进行清算,潘季驯不避嫌疑,站出来坚决为张居正辩护。万历碍于潘季驯的盛名,才没有对张家赶尽杀绝。  可以说,张居正的知人善用,不仅为万历新政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也为自己的身后事预留了一份意想不到人情财富。  所以说,人事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就看你主政者的心中存的是私心还是公心。张居正一片忠心为国,再加上他目光如炬,精擅这三条用人的艺术,所以他的万历新政能够顺利推行,那也就是意料中的事儿了。  但我们说,官僚队伍如此庞大,你一个宰相再目光如炬,也不能事无巨细全都照顾到。明代官僚机构拖沓、敷衍的工作作风,那不是换几个人就可以根本解决的。如果解决不了这一点,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还是一句空话。  面对这个可以说是千古以来的难题,张居正这位聪明的宰相又会怎么做呢?请看下讲:《神奇的“考成法”》。第72节:神奇的“考成法”(1)  第十五讲  神奇的“考成法”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太相信自己。  这个不相信自己并不是不自信,而是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  但凡有个什么事要做,或者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都不敢把它们完全交给自己的脑子,而是非要把它们写下来不可。所以我身边一直有这样一个本子,上面写着所有马上和即将要做的事,大到几月几日要给学生开一场讲座,小到下班回家按老婆交待要到超市买瓶酱油,我都会把它们记下来,再照着本子上记的事情和日程逐条去做、去完成。  这样的本子我用过很多个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考成簿”。  有人会笑我,说你看上去也没那么老啊,怎么记忆力就变得那么差了?买个酱油这种事儿还非得写下来,难道这你都记不住吗?  您还别说,我这人的缺点还就是容易忘事儿,但这并不是我要用这个考成簿的主要原因。  我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喜欢用考成簿来记事儿,是因为这是我向一位古人学习的一个绝招。这一招用过之后,我发现,这样做对我的生活确实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与改变。  传授我这一绝招的古人是谁呢?  他就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被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称为是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位政治家的张居正。  有人会说我这是故弄玄虚,说什么张居正传授,那本子还叫什么“考成簿”,其实不过就是记事簿呗,这种方法我们老早就在用了。  这说的也倒不假,其实我这个考成簿,它本质上也算是个记事簿,但运用记事簿这一方法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它的源头倒确实起自于张居正。  这就要说到我为什么把那个记事的本子叫作“考成簿”而不叫“记事簿”了,那是因为这个颇具创意的工作方法,在张居正创立它的时候,它的原名叫“考成法”。  当然,张居正创造的这个“考成法”,说起来就不是记事簿这么简单了。  那么,这个“考成法”到底不简单在哪些地方呢?  难题  说起“考成法”,就要说到张居正要推行万历新政时首先要面临的两大难题了。  第一个问题:官僚主义。  虽然官僚主义是个外来词,但这种不敬业、不专业、不负责任、扯皮推诿、人浮于事、事因人败的工作作风在我们中国的官场上,从古到今,倒是颇为盛行的。我记得毛主席就讲过,“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毛主席之所以谆谆教导,那就说明官僚主义现象在我们的政府部门里也已经是个问题了。  事实上,历朝历代,不论什么时候,要想做出点成就,第一个要面对的难题往往就是官场上官僚主义盛行的问题。  我们一般理解的官僚主义主要是扯皮推诿、人浮于事,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这些官僚之所以不负责任、人浮于事,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干不了事。明代有首童谣,讽刺官场上的官员说:“ 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天文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舛谬,无如太常寺……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华、武英两殿。”(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明官场弊事》)  翻译成白话就是:考试交白卷的,总是出身于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最不懂天文的,刚好都进了天文台;五音不全的,正主持着国家乐府机构;写字难看、画画像鬼的,莫过于文华殿武英殿上的大学士们!  在明代官场上,正派斗不过帮派,水平斗不过酒瓶,成绩斗不过关系,干部能上不能下,大家拉帮结派,机构随之臃肿膨胀。风气一旦形成,想改变,那真是千难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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