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6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页七。① 《与崇俊峰方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四四二。这只不过是对倭仁治理学的成绩表示敬佩，而左宗棠从来也未对倭仁始终反 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表示首肯，他反复强调的是自己学习西方的举动乃“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一贯坚持主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 观点，同倭仁向来鄙视西学的见解形成巨大反差。总之，左宗棠的文化思想在清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交融中是站在先进人物一边的，对其 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是有借鉴意义的。第四章左宗棠的教育思想左宗棠出生于一个以七代秀才传世的书香门第，其父贫居教书 20 余年， 这样的家庭环境自然对左宗棠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左宗棠 20 岁中举，先后主讲于醛陵渌江书院和长沙朱文公祠，并在陶谢家教私塾 8 年，旋以一名教 书先生的身份跻身仕途。从左宗棠的生平事业来看，他的前半生可谓以教书为主，其后半生则主要从事于军政活动。而他对于教育问题的一些看法和主 张，又大部分是入官后提出的。当然，这与其青少年时期的从学与教书活动也是密切关联着的。左宗棠教育思想的内容，恰同其文化思想的底蕴有潜移默化的相通之 处，他一生都尊崇儒学，服膺程朱，故极力主张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他能够正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并顺应近代化的潮流，所以大力强调兴办近代教育； 还由于他出身“寒素”和一贯奉行通经致用的原因，他在家庭教育及培养子弟方面，反复提倡保持“耕读家风”，并一再阐述“读书非为科名计”和读 书讲求“经世之学”的道理。一、“兴教劝学”，“经正民兴”左宗棠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他在主讲醴陵渌江 书院时，以宋儒朱熹所编纂的汇集儒家道德标准为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为基本教材，从中“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在教学管理中， 他主张奖勤罚惰，从严督学，“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发现不用功者，“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知勉强学习，不谓苦也”。①他认为兴办教育的关键在于“劝学”，即提倡和勉励读书学习以实现“经正 民兴”的目的。他指出：“朝廷有重士之意，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②因此，他在师行所到之处， 均以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为己任，试图以此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他在福州设立正谊书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数十卷”，以这些儒学著述为书院的 教材，并“亲课诸生”。③他在陕、甘等地注意恢复和新建一些“义学”，主张以《小学》来灌输“入塾童子”，他指出：“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 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人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览 诸生所陈义学条规，鲜有见及者。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 学》一书，方为得之。”左宗棠还“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 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因此，他力主在甘肃“分闱就试，届时简派学政，按期校阅，则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甚于此矣”。① 左宗棠还认为他一向不以博得科名为人生追求，强调“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但他也认为“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 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②为了“兴教劝学”、“经正民兴”的目的，他对封建教育不断加以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左宗棠常以“寒儒”自诩，大谈自己熟读儒学经典的好处。他在批阅甘 肃兰山书院院生的文稿时说：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 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 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监院，以晓诸生。③他还注重刊刻儒学典籍以供“劝学”之需，他指出：经正民兴，一定之理。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 1不佞少贫嗜学，苦无钱买书，于家塾中得见桂林陈文恭公在湖南刊行《四书》大字本及《五种遗规》，又于亲戚书塾中得见仪封张清恪公正谊堂汇刻儒先各种书残缺本，辄欣然忘食。两公为平世理学名臣，而所莅之地皆有传书，即此可想昔吾先正之流风，其为斯世斯民谋者无弗周。况当兵戈满目，学校颓敝之日，斯文断续之交，顾可坐令坠绪弗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至六。② 《徐熙庵先生家书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82 页。③ 《翁藩司同爵呈赍各种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4 页。① 《请分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561 页。② 《请分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561 页。理乎？①《六经》鲍本最佳，影刻较易。惟较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 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西北之人质厚有余，颖敏不逮。关陇兵燹连年，弦诵久辍，坊间刻本绝少佳者。兄因广立义学，各州县求书者纷纷而至，不得不购俗本应 之，殊歉然也。盼鄂刻成，先印千本，庶资分布。在左宗棠的积极倡导下，其辖区内“兴教劝学”的风气一度高涨。特别是陕、甘地区，在左宗棠任总督 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 年）至光绪六年（1880 年）的 11 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 30 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 320 余所①，至于刊刻发给 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数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 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 本己读毕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 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盖读书即可识字，而由声音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②尽管左宗棠向学生灌输的是儒家学说，但他如此热 心于教育，且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 子已耳”。③这个表白，反映出像他这样征战南北的军政大员能如此重视“劝学”，实为难能可贵。在他与发展教育有关的活动中，令他最为得意、也是 其改革颇有成效的事情是甘肃乡试分闱。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 年）从陕西划出建省后，在 210 多年内向与陕西合并举行乡试，贡院设在西安。这样，“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难度很大。左宗棠上奏陈述了请 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的理由，他指出：甘肃“自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尚不乏人，至掇科登第，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者， 概不多见。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争自濯磨，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 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 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西应试，非月余两月 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 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因此，他主张仿湖广、云贵等省分闱取中的办法，将陕甘乡试也予以分闱，“俾边缴寒微得照备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① 《翁藩司同爵呈赍各种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4—245 页。② 《王道加敏禀刊〈六经〉即附崇文书局办理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8 页。① 奉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253—259 页。② 《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六，页二二至二三。③ 《翁藩司同爵禀呈等书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247 页。可计日而待也”。①光绪元年（1875 年），适值新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 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乡试分闱独自筹办。恰在这一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又得到清廷同意甘肃乡试分闱的喜讯，他身兼陕甘总督，自然有 照例人闱监临之责。他在家书中写道：“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甘肃分闱已定，数千百年旷举，足慰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 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①于是，左宗棠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建修贡院，经数月加倍赴工，试院 应备堂室、号舍等于初秋举试前建成。左宗棠又奏请简派正、副考官，于八月初六日举行了甘肃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者达 3000 余人，较以往 赴陕人数多出数倍。九月初榜发，第一名解元，恰是左宗棠所赏识的兰山书院的高材生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左宗棠颇感高兴，据他在致友 人信中记述说：“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闻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邦所重，意其报在此。弟于甄别书院及月课，录科均拔寘，弟一意其不仅为科名中人。 闱中秋宵，尝倚仗桥边，忽仰视而言：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不虞监水官在后窃闻，后为庆伯谦访言之，弟初不自觉。写榜日，两主试先以闱墨见 示，掀髯一笑，乃如四十年前获隽之乐。频日宴集，必叙此为佳话，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②安维峻也未负左宗棠所望，他中举后又考中进士，为 官期间以敢于上奏言事而闻名，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成为一名有用的人才。左宗棠对这次乡试的举行是颇为惬意的，他入闱监临时曾写下如 此楹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③左宗棠由于出身寒苦的原因，深知学生读书不易，便常常向书院“添助膏火”，捐赠“廉银”，并主张将“修城之捐改为移建书院”①，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常在战暇亲临书 院，与诸生交谈与探讨学问。其在肃州指挥规复新疆，抽空去酒泉书院即是一例。他曾给榆阳书院题写“北学其先”四字，以旌其门。他在入京辅政路 过柳湖书院时亲自前往巡视，认为该书院“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植嘉树成林，尤称胜境”。②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为南菁书院题写了“绎志多忘嗟老 大；读书有味且从容”③的联语。这些都表明了左宗棠对教育的重视程度。① 《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558—560 页。① 《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3—194 页。② 《答吴清卿学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六七。① 《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3 页。② 《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八○。③ 《南菁书院讲堂》，《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75 页。二、“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艺局是为学习西方的“艺事”而开设的新式学堂，它的出现，对中国教 育的近代化起到了披蓁辟路的作用。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认为：“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 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因此，他在有关船政事宜所胪列的十条清单中明确提出一项非办不可的重要事情就是创设艺局。他说：“艺 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轮船一局， 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①接着，他又在拟定艺局八项章程的奏折中指出：“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 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 法可衍于中国。”②左宗棠能够在 19 世纪 60 年代提出这种重在“学造”而不重于“制造”，把为学习外语和算学等近代科技知识而设的艺局视为造就新 式人才之地，把教育的近代化看成中国近代化关键的认识，确实表明其思想之深刻，眼光之远大，正代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由左宗棠亲自创办的“求是堂艺局”（即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 个专门培养近代造船与驾驶轮船人员的工业技术与军事技术学堂。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 年 12 月 11 日），左宗棠在制订船政章程时，便“一面 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③左宗棠将 艺局冠以“求是”二字，恰是他多年主张学以致用、奉行实事求是思想的反映。他还专门拟定了《艺局章程》，对学制、规章制度、管理体制和培养目 标及待遇等问题分为 8 条做了详细规定。①学制包括学习期限和考试制度，规定：“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 于人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开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 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圆；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情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 章奖赏外，别赏衣料，以示鼓舞。”制订如此严格的考试制度，对于鼓励学生的学习是很奏效的。特别是采用淘汰制有助于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在规章制度方面，《艺局章程》规定：“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 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 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这种只按中国传统节日放假而不在星期日休息的做法一方面反映出左宗棠过于看重民俗习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学生的学 习强度，是不可取的。但对学生从严要求和进行尊师爱生的教育，则又有助于艺局形成良好的风气。① 《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338—339 页。② 《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342 页。③ 《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337 页。① 《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附清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343—344 页。左宗棠主张在艺局的管理方面，“拣派明干正绅常川驻局，稽察师徒勤 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这种以封建士绅管理新式学堂的体制，不免带有封建衙门化管理的色彩。而左宗棠又想通过派正绅驻局以学点艺事的 办法，来扭转士绅们长期闭目塞听的积习，却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学生的待遇和培养目标方面，《艺局章程》规定：“各子弟到局后， 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此外，“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 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这种给学生上学以优厚的待遇和学生毕业后予以重用的规定，反映出 左宗棠对近代科技人才的器重，同时也对于打破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以读《四书》、《五经》和做八股文章为习尚且以猎取科举正途为荣耀的传统观念有 一定的作用。在当时，不仅近代科学技术没有被社会所接受，就是谁去从事造船和驾驶轮船，也为一般士子所不齿，因而左宗棠所说“艺局初开，人之 愿习者少，非优给月廪不能严课程，非量予登进不能示鼓舞”①之言确实切中 实际。这样，左宗棠主张在“求是堂艺局”内开设英语、法语和算学等课程， 聘请外籍教师任教，且制订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艺局章程》，使该艺局形成为一所新型的近代学校。同治五年十一月上中旬，左宗棠在制订了《船政章程》、《艺局章程》 之后便招生于福州城内定光寺（白塔寺）上课。据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1867 年 2 月19 日）署闽浙总督英桂致总理衙门函称：福州船政局“于十一月十七 日（1866 年 12 月 23 日）开局，先行鸠工庀材，派委员绅与洋员督同砌岸筑基，缭垣建屋。习学洋技之求是堂，亦经开设，并选聪颖幼童入堂，先行肄 习英语英文”。①据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严复（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福建侯官人）回忆说：“同治丙寅（1866 年），开船厂，招子 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②“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 行书算”。③可证艺局先于船政局开局而设。左宗棠这种教育为先的做法和主张，是值得赞赏的。艺局于同治六年（1867 年）春季从福州城内迁至船政局 所在地马尾，并分为前、后两个学堂。前学堂设有轮船制造和设计两个专业，后学堂设置轮船驾驶和轮机两个专业。前学堂的课程主要有算术、几何、几 何作图、物理、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透视原理和法语；后学堂的主要课程为算术、几何、代数、直线与球面三角、天文气象学、航海测 算、地理、蒸汽机结构原理、仪表使用和英语。④福州船政学堂设置如此系统的课程，确是一个创举，许多课程对中国教育界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无疑 对传播和吸取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起到了积极的并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当然，在船政学堂内也开设有中文课，且对学生加强儒学思想的教育，但近代 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① 《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 册，第 342 页。①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 1 册，第 59 页。② ［清］严复：《送沈涛园备兵淮扬》，《严复集》，第 2 册，第 364 页，中华书局 1986 年版。③ ［清］严复：《弁言》，《严复集》，第 2 册，第 352 页。④ ［法］日意格：《福州船政局》，第 17、21、29 页。左宗棠对船政学堂是抱有厚望的。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1872 年 5 月 2 日），他针对内阁学士宋晋停造轮船的谬论，从船政学堂培养人才的角度论证了船政局不可停撤的理由，且肯定了船政学堂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成 绩。他上奏指出：据夏献纶禀各厂匠作踊跃精进，西洋师匠所能者均已能之，而艺局学徒一百四十 余名，既通英、法语言文字，于泰西诸学，尤易研求。臣前据闽局函报，天文、算学、画图、管轮、驾驶诸艺童，有学得七八分者，有学得五六分者，屡请英、法教师考校，列上等者约七八十名，次亦三四十名，将来进诣尚未可量。如果优其廪饩，宽以时日，严其程督，加以鼓舞，则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人，以新法变新法，似制造、驾驶①之才，固不可胜用也。左宗棠不仅倡导把外国教师请进来教习中国学生，也主张将中国学生派 往国外留学以长见闻，以精学业。同治十二年十月（1873 年 11 月），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会同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联衔上奏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 学，总理衙门为此事函商左宗棠。左宗棠于复函中指出：“闽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藉资学习， 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就此一节而论，沈议遣赴英、法，曾议遣赴花 旗。窃意既遣生徒赴西游学，则不必指定三处，尽可随时斟酌资遣。如布洛斯枪炮之制，晚出最精，其国颠嗹曾言，波中新制水雷足破轮船，如中国 肯挑二十余人同往学习制造，则水雷、后膛螺丝开花大炮，亦可于三年内学得，即此类推，则不独英、法、咪应遣人前往，此外尚可商量，明矣。”①经沈葆桢、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积极建议，福州船政学堂于光绪三年二月（1877 年 3 月）挑选出毕业生 30名分赴法国、英国学习轮船的制造和驾驶，此举开 了近代中国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之先河。左宗棠提出“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的主张仅 10 年间便已初见成效， 30 年则大见成效，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及留学生在造船、开矿、通讯、铁路等行业和军事、教育、科技、外交诸领域都起到了骨干的作用。从船政局本 身来看，船政前学堂学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 年）已能独立地监造轮船，后学堂毕业生也能自行驾驶轮船，逐步取代了由旧式水师将弁管驾轮船的情 况。此后，“制造船身学生魏瀚、郑清濂、吴德章，制造轮机学生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六员”，“历制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龙威等 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②船政学堂的驾驶人才掌握了远程航行的水平，他们“驾驶心细胆大”，“独当一面”，且引起中外人士的赞叹。 如由林国祥、邓世昌驾驶的“琛航”号于同治十三年（1874 年）驶至上海时，登船参观的外国人评价说：“气象严整，修治清洁，督饬工役，训练士卒， 井井有条。”①光绪二年（1876 年），严复等人驾“扬武”号炮船驶往日本，开了中国近代首次军舰访问外国的先例，颇有影响。据记载：“福州船政局 之扬武炮船，昨由烟台出洋，为练习海道起见，其至日本洋，日人颇生艳羡。① 《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册，第 231 页。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一。②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 册，第 381页。① 《申报》，1874 年 10 月 19 日。嗣入内港，气势昂藏，足令日人骇异。后回上海抵福州，满拟来春游历 英美各国并欧罗巴洲等处。此举殊足壮中朝之威，而使西人望风额庆也。且此班生童其精进正未可量，虽此行为中朝所仅有，而中外皆欢欣鼓舞而乐观 厥成焉。”②所以，严复对在船政学堂的学习生活是很留恋的，他说：“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③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在 各地也普遍受到欢迎。严复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毕业回国后，初在船政学堂任教习，后被直隶总督李鸿章邀往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成为 一名军事教育家，后来又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调船政学堂毕业生罗臻禄为广东矿务委员。他转任湖广总督 后，又调张金生、池贞铨、游学诗三人至湖南负责矿务勘探。丁日昌任福建巡抚时，派船政前学堂毕业生苏汝的、陈平国专司台湾电线的敷设工程。魏 翰于前学堂毕业后赴法国留学深造，归国后经几年锻炼，长期充任福州船政局总工程师，后来又担任广九铁路总理。留学生李荣芳、郑诚，分别在驻法、 驻美使馆担任翻译。在海军人才方面，更是不胜枚举，仅北洋海军参加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的 12 艘战舰中，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就占有 10 舰管 带之职，他们是：“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致远”舰管带邓世昌、“靖远”舰管带叶祖珪、“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来远” 舰管带邱宝仁、“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平远”舰管带李和、“扬威”舰管带林履中、“超勇”舰管带黄建勋。因此，李鸿章在甲午战争爆发十年前 就说：“闽厂驾驶、管轮学堂之设，用意极为深远，”①这是符合事实的评价。除福州船政学堂外，左宗棠还于光绪八年（1882 年）底为“南洋接设电 线，设立同文电学馆”加以筹画。他一面“饬派教习，招募生徒，学习电学、打报事宜；一面委员赴沪，向大北公司采购各项机器料物”。②这是左宗棠兴 办的又一新式学堂。艺局的创办，无疑给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但是，在晚清守旧心理 的制约与影响下，新式学堂的学生常被称作“官学生”，而受到以通过科举考试的“正途出身”为荣的社会观念的歧视。在《大清会典》的第六卷中划 分官绅的出身为九等，艺局学生出身者排在进士、举人、贡生、荫生、监生、生员之后，列在第七位。因此，福州船政学堂招生时，报考者多为贫寒人家 子弟，且有的学生入学后也出现过退学的事情。据载：“李景先，字欣，年十三应马江船政学堂试第一，既而寄家书求退学，专攻中文，肆力于经 史”。①所以说左宗棠在制订《艺局章程》时主张提高学生在校和毕业后的待遇是有远见的。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学生”地位低下的问题。于是， 光绪十年（1884 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科”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科，“以储人才”。面对这种改革科举的呼声，顽固势力坚决反对，内阁 学士徐致祥上奏主张“止开艺科”，以“预防微渐”。他说：“近世士大夫议及西法，或歆羡弗逞，或逊谢弗及，积习移人，势成固结。彼必有一说焉，② 《记扬武炮船出洋练习》，《万国公报》，第 373 卷，引自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 辑上册，第 450—45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③ 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 2 册，第 352 页。① ［清］李鸿章：《请设海部兼筹海军》，《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五，页三○。② 《南洋接设电线设立同文电学馆经费开单报销折》，《左宗棠未刊奏折》，第 605 页。① 《闽侯县志》，卷六七，页二四。以上动圣听，傥或曲从，即隳大计，艺科不行，恐将来更有以铁路之说进者， 以气球之说进者，谓不如是不足制敌御侮，在圣明洞鉴，原不惑于奇衺，而臣下愚忱，亟思防其微渐。”②针对徐致祥的谬论，左宗棠写下《艺学说帖》， 在陈述了中国要抵御外侮，“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的道理，肯定了“艺学”宜行于中国之后，认为潘衍桐原奏所请特开艺学一科之说“则似可 无庸置议”，表示赞同。他提出了在科举考试中设置艺学一科的具体办法，指出：“惟登进之初，必先由学臣考取，录送咨部，行司注册，然后分发各 海口效用差委，补署职官乃凭考核。立法之初，应由海疆督抚饬委海关道及侯补道员专司察验考生三代籍贯，具册开报，一呈送督抚，一由督抚咨送学 政。其愿就文、武两途，由各考生自行呈明注册，听候学政考试，分别去取，移明督抚传验，会同出榜晓示。至于取中额数，以应考名数为断，大约 学额十名，取录艺事两三名。于学额无所损，而于人才则大有益，省虚文而收实效。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①显然，左宗棠是想名正言顺地把艺 学纳入科举考试的一科，这对于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可谓破天荒之举。因此，可以说左宗棠设艺局、改科举的教育改革思想，实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广开 学堂和变科举之先声。作如是评价是不过分的。② ［清］徐致祥：《止开艺科预防微渐疏》，《嘉定先生奏议》，上卷，第 3 页，宣统二年刊。① 《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575—577 页。三、“守此耕读家风”与“读书非为科名计” 左宗棠有关家庭教育的一些主张，为丰富其教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左宗棠十分注重“耕读家风”的保持，他写下“纵读数千年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的楹联，“悬刊祠中，以 示族子弟”。②他据“儿求训甚切”之况，遂书“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和“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的家训以“诏其 子弟”。③左宗棠在述及自己的人生追求时说：“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①因此，他进一步阐述 道：“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 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②他还指出：“吾所望于儿孙者，耕田识字，无忝门风， 不欲其俊达多能，亦不望其文章取科第。小时听惯好话，看惯好榜样，长大或尚留得几分寒素书生气象，否则积代勤苦读书世泽日渐销亡，鲜克由礼， 将由恶终矣。”③左宗棠主张用“苦心力学”的清寒生活习惯培育后代，以使他们能够保 持“耕读家风”。他说：“读书时候，能苦心力学，作一明白秀才，无坠门风，即是幸事。”④他还说：“尔辈衣无求华，食无求美，则当用之钱可不致 缺矣。此时尚无外事分心，可勤苦学问，勿悠忽度日，最要最要。”⑤所以，尽管左宗棠身居督抚要职，官职不可谓小，俸禄也不能说薄，却始终谆谆诱 导子女从寒苦艰难中做起。他在给长子左孝威的信中说：“吾愿尔兄弟读书做人，宜常守我训。我一介寒儒，忝窃方镇，功名事业兼而有之，岂不 能增置田产以为子孙之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多蕴酿一代多延久一代也。尔为家督，须率诸弟及弟妇加意刻省，菲衣薄食， 早作夜思，各勤职业。樽节有余，除奉母外润赡宗党，再有余则济穷乏孤苦。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兄弟之间情文交至，妯娌承风，毫无乖异， 庶几能支门户矣。断不可恃乃父，乃父亦无可恃也。”①左宗棠最担心的是晚辈沾染纨袴子弟的恶习，他在反复教育其子时指 出：“古人训子弟以‘咬得菜根，百事可作’，若吾家则更宜有进于此者，菜根视糠屑则已为可口矣。尔曹念之，忍效纨袴所为乎？”②“正恐渐流入纨 袴一类，隳吾家寒素耕读之风。”③为此，他要求儿子对“所有妄言妄动须日一检点”，以便“能自知有过则过亦少，知有过而渐知愧改则业自进”。左② 《左氏家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69 页。③ 《家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70 页。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 页。② 《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7 页。③ 《与孝勋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Ol 页。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57 页。⑤ 《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71 页。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41 页。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4 页。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5 页。宗棠之所以如此严格要求，原因在于“先世艰苦太甚”，虽“勤瘁半生，而 身所享受尝有先世所不逮者”。二则子弟“学业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惧流俗纨袴之习将自此而开 也”。④所以，左宗棠告诫他的子女说：“古人教子必有义方，以鄙吝为务者仅足供子孙浪费而已。吾之不以廉俸多寄尔曹者，未为无见。尔曹能谨慎持 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⑤在谈论读书的目的问题时，左宗棠一向主张不要完全是为了博取科名而 去读书。他说：“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但是，读书必先求识字，“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 否则，“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①因此，他主张“读 书者，为能明白事理”，而“不在科名一路”。②他认为之所以同意其子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要想同社会上俗士那样只追求读书做官，而是“欲尔等知 此道辛苦，发愤读书。至科名一道，我生平不以为重，亦不以此望尔等”。③左宗棠自己在青少年时代读书的经历，恰证明他在参与举业的同时倾心于经 世之学，对他后来的军政活动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希望儿孙们能效法他的读书方式，不要去一味追逐科名。当然，左宗棠在与左孝威的来往书信中，也“窥其心之所存，不免有功名科第之念”。他认为“此在寻常子弟亦不为谬， 然吾意却不以此望儿也。”因此，他强调说：“至科第一事无足重轻，名之立与不立，人之传与不传，并不在此。”④他要求儿孙“勿囿于科名之学，多 读正书为要”。⑤他强调于“诸孙读书，只要有恒无间，不必加以迫促。读书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子孙贤达，不在科名有无迟早，况科名有无迟早 亦有分定，不在文字也。不过望子孙读书，不得不讲科名。是佳子弟，能得科名固门闾之庆；子弟不佳，纵得科名亦增耻辱耳”。⑥左宗棠正确对待了读 书与科名的关系，他的观点是颇有灼见的。左宗棠说：“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不在科名也。”①关于经世致用之学，在前述左宗棠文化思想中已经述及。至于怎样做人，左 宗棠又有一番论述。他指出：“读书作人，先要立志；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②“志向一定，并力赴之， 无少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左宗棠把立志向上视为作人的关键。他还要求其子弟以“厚”待人，认为：“用财有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4 页。⑤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84 页。① 《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 页。②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 页。③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53 页。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1—92 页。⑤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70 页。⑥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96 页。①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1 页。② 《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 页。于厚，寻常酬应则酌于施报可也。”③他强调与人交往中的一切言行以“慎” 为戒，对孝威说：“尔少年侥幸太早，断不可轻狂恣肆，一切言动均宜慎之又慎。凡近于名士气、公子气一派断不可效之，毋贻我忧。”④“当得意时最 宜细意检点，断断不准稍涉放纵。一开口，一举足，均当敬慎出之，莫露轻肆故态，此最要紧。”⑤左宗棠在课子方面的这些论述，无疑给中国重视 家教的传统增添了有价值的思想内容。③ 《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5 页。④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1 页。⑤ 《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0 页。第五章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洋务思想，是对洋务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有倡导作用的思想，它在 19 世纪60 至 90 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形成为一股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新的社会思 潮，其主要内蕴为“求强”与“求富”。本书传主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的开拓者之一，对其洋务思想的形 成、内涵及特色进行探讨，是本章所要阐述的重点。一、“求强”观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左宗棠“求强”思想的形成，与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对中国的冲击紧密 相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在湖南乡间已密切注视“洋事”的动向。 他对“洋事于屡次挫衄之余，忽又失利”，而感到“愁愤何可言”，主张“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 之制敌”。①这表明左宗棠谈论洋务的思想已开始萌芽。他把当时与外国打交道的事务称作“洋事”，而不用习称的“夷务”，表明他的意识比那些习惯 于闭关而视西人为“夷”的人们多少有点开明之处。而且他还指出：“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 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②可见他已朦胧意识到中国已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把左宗棠的这些想法同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想认识做些比较，可以看 出左氏的思想是有独到之处的，且与当时进步思想家有相通的地方。首先，对“夷”、“洋”的看法。“洋务”一词由“夷务”转化而来。 明清之际，来华的外国人被称为“夷人”，成为惯语。鸦片战争前，伴随着外国武力进逼的步步加紧，英国侵略分子胡夏米于道光十二年（1832 年）因 苏松太道吴其泰在给他的批文中有“该夷船”的字样，认为是对他的“凌辱”，在抗议中说“英国终不是夷国，乃系外国”。双方引经据典，进行舌战，吴 其泰只好改称“该商”含混过去。③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谈判期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声称：“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 而在谈判现场的吉林副都统咸龄却搪塞说，孟子曾把舜称为“东夷之人也”，可见“夷”字不是蔑称。似乎战败的面子要恃口角占上风来挽回，可谓昏愦。 尽管双方“争论字义，良久未定，”①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还是在不书写“夷”字的情况下签订了。左宗棠能较早地把同外国打交道的事情称作“洋 事”，说明他并不是在文字的用法上囿于成见，关键是如何寻求御外之方。其次，对西方“船坚炮利”的认识。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 年），两广 总督卢坤在上奏描述泊于虎门之外英国兵船的情形时说：“该夷人除炮火外，一无长技”。“倘该夷人自恃船坚炮利，阴蓄诡谋，不听约束，犬羊之性急 则反噬，则驱逐出省，不能不示以兵威”。②而实际上卢坤所依靠的不过是刀矛弓箭、帆篷舟楫，他只是看到了英人的船坚炮利，却根本提不出克敌致胜 的方略。与此相反，林则徐在广东主张的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以通夷之银两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似经费可 以酌筹，即祈裨益实非浅鲜矣”。③魏源进一步在《海国图志》谈“议战”时指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①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② 《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二。③ 许地山：《达衷集》，第 49—60 页，1925 年排印本。① ［清］张喜：《抚夷日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5 册，第 389 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57 年版。② ［清］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二七，页二二；卷二九，页一六。③ ［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885 页。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不一师其长技，是 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之匠至粤，司 造船械，并延西洋抡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他认为“夷之长技 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①左宗棠当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虽不如林、魏那样深刻，但他能闪现出设厂造船，“以之制敌”的思想火花， 这是难得可贵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朝野上下对“师夷长技”普遍取敌视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