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3

一支由绅士统领的团练武装来筹办防剿。于是，十二月十九日（l 月 26 日） 由左宗棠草拟、张亮基签署的《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 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③左宗棠写好这份奏折的第三天，被清廷于二十多日前任命的帮 办团练大臣曾国藩由湘乡赶至长沙，他“日与张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谈，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①接着，曾国藩也向清廷上 奏说，以往“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②这两个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张亮基、左宗棠、曾国藩创办湘 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是想要建立起一支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此后产生的湘军，较之以往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 派的绿营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因此，可以说湘军起源实由左宗棠肇其端，而经曾国藩继其成。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和左宗棠一度离开湘幕期间，曾国 藩独立承担起编练湘军的任务，这就是将前经左宗棠檄调来长沙的以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为首的 1000 名湘乡团练编练成了第一支湘③ [清]江忠源：《江忠烈公邀集》附录，下册，第 20 页。④ [清]张亮基：《贼踪纷窜省城解围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一九，光绪十七年重刻本。①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九。②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③ [清]张亮基：《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三五。① [清]曾国藩：《复胡润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页八.光绪二年长沙传忠书局刻本。② [清]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页五六。军陆师。 曾国藩在长沙的初次出现给左留下深刻的印象，“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③左宗棠既指出了曾的弱点，也甚有相见恨晚之感。曾国藩到长沙仅 5 天，张 亮基就被清廷调署湖广总督，张偕同左宗棠于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53 年3 月 1 日）抵达武昌。左宗棠进入湖广总督幕府之际，正值太平军胜利进军之时。咸丰三年正 月初二日（1853 年 2 月 9 日），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撤离武昌，“由武汉下江南也，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 靡”。①太平天国水陆大军直下三江。从武汉到南京 1800 里江防的清军主要集结在三个地区：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军依次突破这三道防线，兵锋直 逼南京。②二月十一日（3 月 20 日），太平军攻入南京内城。9 天后，太平天国正式建都南京，改名天京。遂又于四月初一日（5 月 8 日）、四月二十七 日（6 月 3 日）分别开始了北伐与西征。张亮基总督湖广，缘于太平军一举攻克湖北省城武昌。清廷在震惊之余， 试图通过重用这个“保全湖南”的巡抚来扭转湖北的不利局面。当张亮基、左宗棠来到武昌时，太平军已按新的战略部署弃武昌而蔽江东下了。张、左 遂在湖北加强军事布防。这年六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江西，张亮基、左宗棠赶至湖北黄州，在与江西九江临近的田家镇设防。七月，太平天国北伐 军的吉文元部因在河南遭清军堵截，未能渡过黄河北进，便转而南归攻入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左宗棠看出太平天国的这支南归军有由黄安经麻城、 黄冈攻取武汉的意图，向张亮基建议从省城调兵勇 3000 余人星夜驰往团风镇，以扼“出江上窜武汉”之路。果然不出其所料，南归军从新洲乘船南下， 并有骑兵在岸上护卫，但在团风镇一带遭到清军伏击。南归军被迫后退突围，经罗田取道安徽莫山（今属湖北省）等地，只剩少部分人与太平军西征军会 合。左宗棠对此役非常得意，吹嘘说，“是役甫及八日，非制军相信之坚，断不能有此奇捷。用兵无他，训练得法，谋略须先贼一着，自然应手”。① 左宗棠在湖督幕中也确为张亮基所重用，据他自己所说：“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昼夜无暇。制军待我以至 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当然，左宗棠并不满足于仅是谋士身份的幕宾，他的理想是出幕为官。他说：“若朝廷 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何遂猖狂至此”。②左宗棠的野心可谓暴露无遗。对于左宗棠在两湖的所谓“功绩”，张亮基也在给胡林翼 的信中说，“全恃季翁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 皆季翁之力。吾兄为我请其出山，则此功当与吾兄共之”。③咸丰三年八月（1853 年 9 月），张亮基被清廷任命为山东巡抚。左宗棠③ 《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① [清]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 3 册，第 141—142 页。②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 350 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① 《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一至一二。② 《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三。③ 《张亮基致胡林翼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藏。遂决定离开张亮基幕府，于九月初四日（10 月 6 日）由鄂返湘。九月二十二 日（10 月 24 日），他抵达湘阴，次日入山回到白水洞家中。湖南巡抚骆秉章（原名俊，号儒斋，广东花县人）闻左已归湘，便以“书币见招”和遣人“入山敦促”等方式聘左再入湘幕。但左宗棠以一年来幕宾生涯使其“心血 耗竭”为由，表示“不欲复参戎幕”，并“托词谢之”，打算“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①出乎左宗棠意料之外的是太平天国西征大军进兵异常神速，锐不可挡。 九月十三日（10 月 15 日），就在左宗棠离开湖北仅 9 天，石祥祯所部太平军一举攻克曾由左所设重防的田家镇，打开了湖北的门户。九月十八日（10 月 20 日），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遂撤军至湖北黄州（今黄冈）。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 年 2 月 12 日），太平军在黄州大败新任湖广总 督吴文镕所率清军，吴投水殒命。4 天后，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紧接着，石祥祯率领太平军又由湖北挺入湖南，从二月初一日（2 月 27 日） 至十三日（3 月 11 日）的 13天中，太平军连续攻克岳州、湘阴、靖港、宁 乡等地，威震长沙。太平军占领湘阴时，身居距县城 50 里山中的左宗棠听说“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他感到“今幸暂免，是又得一生也”。② 正是缘于死里逃生的侥幸和与农民起义为敌的本性，又加上骆秉章再三“使币入山，敦促再出”，使左宗棠感到一旦太平军攻入省城，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才“不得已，勉为一行”，③又一次进入湘幕。① 《与周汝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四。② 《与夏憩亭观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六。③ 《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五。二、再入湘幕左宗棠自咸丰四年三月初八日（1854 年 4 月 5 日）抵长沙，至咸丰九年 十二月二十日（1860 年 1 月 12 日）出署，在骆秉章幕府度过了近6 年的幕 宾生活。他入幕之初曾一度想“更名隐姓，窜匿荒山”，但因骆秉章对他“推 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而“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①在骆幕，左宗棠从撰写奏折到批答地方禀函均一手包办，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则“但主画 诺”，对左的“行文书不复检验”。②骆对左的信任和依赖程度可见一斑。正基于此，左宗棠几乎成了把持湘抚衙署的人物，以致于许多逸闻和时人的撰 述、笔记都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当时湖南即有“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③和“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 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④等说法。这样，身为幕宾的左宗棠在骆幕期间不仅在军事上为镇压太平军出谋画策，而且于整饬吏治、调理财税等方面均得 以展示其“才能”。在军事方面，左宗棠为谋划防守湖南和进兵湖北、江西等地而继续充当 镇压太平军的帮凶。左宗棠再入湘幕，面对的是太平军大兵压境的局势。在此之前，当太平 军由湖北入湖南之时，曾国藩已在衡州编成湘军陆师 15 营、水师 10 营，实现了张亮基、左宗棠等人于湖南创设由绅士统领的军队之初衷。咸丰四年正 月二十八日（1854 年 2 月 25 日），曾国藩督湘军自衡州出动，迎击太平军，并发布了《讨粤匪檄》。太平军虽接连攻占岳州、湘阴、靖港和宁乡，但迫 于湘军的攻势，遂一度放弃这些地方，撤回湖北。石祥祯与林绍璋部太平军在湖北会合后，又重整旗鼓杀进湖南，于三月初十日（4 月 7 日）再克岳州。 接着，太平军乘胜南进，连克乔口、靖港等地，湘军纷纷溃逃，曾国藩也狼狈窜回长沙。由于骆秉章、左宗棠在长沙严密防守，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祯扼 守长沙北面的靖港，林绍璋则率主力绕道宁乡趋往长沙西南的湘潭，以成南北合围长沙之势。三月二十七日（4 月 24 日），太平军攻占湘潭。到长沙仅20 天的左宗棠急忙与曾国藩等人商讨对策，提出以湘军主力南攻湘潭而暂不 北取靖港的建议。于是，曾国藩派其部将塔齐布统领湘军陆师、褚汝航和彭玉麟率湘军水师驰往湘潭，水陆夹击太平军。曾国藩原准备动身赴湘潭，却 在临行前改变了主意，自己带湘军一支向靖港进发，结果被这里的太平军打得大败，曾国藩逃至铜官渡时跳人湘江自溺，被随从章寿麟救起。不久，左 宗棠“缒城出，省公（按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所着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瞑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 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①此时，曾国藩颇为未听从左宗棠的计策而懊侬。恰巧，湘军于四月五日（5 月 1 日）攻占湘潭的消息 传来，骆秉章、左宗棠、曾国藩在兴奋之余，又妄图一举把太平军逐出湖南。入湘太平军也因湘潭战败，主动退守岳州，由进攻转入防御。六月十三日（7① 《与陶少云》，《左文翼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七。② 《答郭筠仙侍郎》，《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二五。③ 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 14 页，岳麓书社 1988 年版。④ 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页一一。① 《〈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67—268 页。月 7 日），湘军兵分三路直趋岳州。七月一日（7 月 25 日），湘军占据岳州。 一个月后，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太平军撤离湖南后，左宗棠与曾国藩在长沙密谋出省作战问题，他们“无 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①遂决定由曾国藩率湘军出兵湖北，而左宗棠在湖南为湘军补给军火、饷源。咸丰四年八月（1854 年 10 月），湘军出兵湖北， 在武汉、田家镇等地击败太平军，旋又进入江西，于年底兵抵九江。此时，胡林翼任湖北按察使。短短三个月之间，胡又由改任湖北布政使而于咸丰五 年三月（1855 年 4 月）升任署湖北巡抚。这样，基本上形成了以左宗棠经营湖南后方基地，曾国藩、胡林翼分别盘踞江西、湖北的湘系势力的发展格局。左宗棠对湘军在省外的军事动向十分关注，他既为湘军连克数地而庆 幸，又对其由此而产生的虚骄之风表示担忧。他说：“东征大局为天下所仰望，自复岳州以后，直捣浔阳（按指当时的浔阳道，驻九江），节节得手， 军威大振，然将士之气渐骄，主帅之谋渐敌，弟尝贻书戒之，而不我察也”。②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1855 年初）败师江西湖口，即被左 宗棠所言中。当曾国藩率湘军攻克武汉，直趋九江之际，太平天国派出翼王石达开带 领西征援军由安庆抵湖口。此时，曾国藩趾高气扬地吹嘘说：“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 金陵为主”。①于是，他分兵诸路，试图一举攻占湖口、九江等地。石达开以敏锐的眼光看出湘军的弱点：“将士皆骄，甫攻九江，即围湖口，兼击彭泽， 兵分势单，易生瑕隙”。②因此，他决定扼守各要塞，并将敌人分而歼之。结果，进至湖口的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于鄱阳湖内和湖外长江江面，湘军水 师遭到太平军的痛歼，曾国藩慌忙弃座船而逃至湘军陆营，羞愤欲寻死，被 罗泽南劝止。石达开率领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扭转了太平天国西征军自湘潭战败以 来节节失利后退的被动局势。石达开旋令林启容在九江牵制曾国藩的湘军，派秦日纲、陈玉成率大军进攻湖北，于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1855 年 4 月 3 日）攻占武昌，太平军在湖北同胡林翼所部湘军及所辖绿营兵展开激战。九月初，石达开西援武昌，遂于一个月后由湖北突入江西，在半年内连克七府 四十七县，使得龟缩于南昌的曾国藩发出了“道途以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③的哀叹。左宗棠也对“江西全局岌岌”的势态十分震惊，他 说：“自章门（按指南昌章江门）数十里外，东抵吾乡，北抵鄂，皆贼踪也”，“吾为涤公危，亦为吾乡危”。④他向湖南巡抚骆秉章上策道：“贼不得志西 北，欲且逞于东南。江西一有蹉跎，则江、浙、闽、广皆为贼有，而湖南亦危，东南大局不可不问矣。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①骆秉章、左 宗棠一面吩咐王鑫在湖南招兵买马，一面派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1856① 左宗棠：《致严正基》，《名贤手札》，湖南社会科学院藏。②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三一。① [清]曾国藩：《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②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 242 页，三联书店 1956 年版。③ [清]曾国藩：《陈明邻省援兵协饷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页七六。④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四九至五○。① [清]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 46 页。年）初赶往江西。左宗棠遣刘部湘军援赣，使得曾国藩藉此苟延残喘，而太 平天国内部情势的变化，更使江西战局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面转变。本来石达开已控制了江西战场，并有可能全歼曾国藩的湘军，但天京方面却在咸丰 六年二月（1856 年 3 月）下令调他率军东归去夹击江南大营。石达开在回军途中，没想到天京城内又发生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证事件。“天京内证” 的出现，恰为湘军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咸丰七年（1857 年），曾国藩丁忧回藉，左宗棠开始担负对入赣湘军的 遥控指挥。左宗棠派江忠义于湖南募集 1000 湘勇补充刘长佑所部湘军，又调王鑫所部湘军 3000 人星夜驰往江西。这样，入赣湘军的总兵力达 16000 余人， 其每月需饷 9万余两均由左宗棠在湖南筹备。左宗棠在用兵方略上主张控制 南昌以南、赣州以北的江西腹地，把攻打瑞州、临江（今清江）等府城视为关系“江西大局”的急务来对待，认为：“以江西大局论，非临、瑞速得不 能望转机也”。②在左宗棠的策划下，湘军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即先后攻克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六府，使太平天国西征军所开辟的江西根据 地大部丧失。左宗棠还与胡林翼合谋进取九江。胡林翼指挥所部湘军在攻占湖口后又于咸丰八年四月（1858 年 5 月）攻克九江。这样，湘军的势力完全 控制了江西。咸丰九年二月（1859 年 3 月），从太平天国分裂出去的石达开率所部太 平军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攻入湖南，连克郴州、桂阳州等地，进围衡阳。湖南巡抚骆秉章对湘南的局势深为震惊，他说：“大股逆贼乘虚窜 突，倘不能迅速剿除，不但本省生灵遭其茶毒，即绅民之出境援剿者，皆不免有吞顾之忧，而东南大局且将不可复问。”①左宗棠立即在湖南动员在藉湘 军头目刘长佑等人迅速招集旧部，对太平军严加防堵。他还根据太平军的进军动向，判断出石达开有可能出兵湘中的宝庆，便命令湘军“必由益阳、安 化、新化以指宝庆”。②三月，石达开果然率军于祁阳强渡湘江，四月向宝庆疾进。六七月间，太平军同湘军在宝庆激战，连连失利。石达开只得率兵从 宝庆撤退，冲出湖南，进入广西，他试图攻占湘军老巢的进军目的未能实现。而左宗棠在宝庆之战后，则更为自己的筹划和湘军的作战能力大加吹嘘。他 在致湘军头目李续宜函中说：“宝郡为湖南腹地，左右伸缩，均足有为，故逆贼必欲甘心于此。若有差失，则吾楚将旰食不遑，而东南大局直不可问， 台麾一指，虐焰旋销，其为功桑梓，造福东南，殊非浅鲜”。③左宗棠在骆幕期间，的确为加强清朝的反动统治立下了鹰犬之劳。左宗棠还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和调理财税。他冉入湘幕之初，便“劾奏失 守镇道以下十八人，与属吏更始”。①他把奖廉罚贪视为整饬吏治的关键，并同巡抚骆秉章“以廉俭率下”，“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格”。②他注重 起用绅士任官，不断扩大绅权，湖南地方官吏和湘军从统领到营官的各级官职多由湘籍地方士子充任。正是骆秉章、左宗棠苦心经营多年而形成的官绅② 《与王璞山》，《左丈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五三。① [清]骆秉章，《江西大股贼匪审扰南路筹办情形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九，页三，光绪十七年刻本。② 《与刘荫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一四。③ 《与李希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一六至一七。①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40 页。② [清]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页一一。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机制，不仅确保了湖南的防守，而且把湖南建成了支撑 湘军在湖北、江西作战的后方基地。左宗棠还通过委任绅士来增收财税以筹军饷。他向来认为“筹兵不难，难在筹饷”。③于是，他在咸丰五年（1855 年）除了在捐输中委派绅士劝捐外，还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时主张：“务洗向来衙署关务一切陋规，仿唐臣刘晏用士流之意，屏退吏胥市侩，访择廉干 士绅，资以薪水，令其随同委员赴局办理”。④左宗棠还在整顿赋税方面采用湘潭举人周焕南要求核定征收钱粮的办法，“以助军为名，定丁粮两加四钱， 减于前三钱；漕折石银三两，减于前四两；南折石一两，减于前二两。凡减浮收银四万，实增正纳三万余两”。⑤这种大减浮收的改革措施，有效地阻止 了地方官吏的盘剥，同时增加了湖南的税收。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时人曾做过这 样的评述：宗棠刚明有智略，幼读书究心舆地，夙以诸葛亮自负。秉章资其赞画，内绥土寇， 外协邻军，东征兵源、饷源倚之为根本。湖南屹然强国矣。①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在政界声名鹊起。咸丰五年十二月（1856 年 1 月），与左宗棠“无一面之缘，一字之交”的浙藉御史宗稷辰在上疏荐举人才时将 左列为首位，他说：“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②六年正月（1856 年 2 月）， 曾国藩又上奏表述左宗棠接济军饷之功，清廷命左以兵部郎中用，并赏戴花翎。接着，胡林翼于七月（8 月）上奏复荐左宗棠为将才。于是，左宗棠成 了一个为朝野所瞩目的人物。咸丰皇帝命骆秉章出具切实考语，将左“送部引见”。骆秉章当然不愿让这个“素有谋略”的被喻为诸葛亮式的才子离开 湘幕，在复奏中表示“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③咸丰八年（1858 年），骆秉章上奏为左邀功请赏，咸丰皇帝下诏赏加左四 品卿衔。这年年底，咸丰皇帝在召见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时专门询问了左宗棠的情况，又让郭劝说左“一出办事才好”。④正当左宗棠有望升腾之际，却因卷人两湖地区统治集团围绕“樊案”所 展开的一场争权夺利之争而险些身败名裂。咸丰八年（1858 年），湖南巡抚骆秉章赴京陛见，他鉴于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声名恶劣，同城员弁兵丁无 不咨怨”的情况，向咸丰皇帝“参其私役兵弁乘坐肩舆”。接着骆又派人查核樊“镇署中零用皆取之营中，提用银九百余两，公项钱三千三百余串，又 动用米折银两”，并“据实严参”。①樊燮被拿问审办。樊则以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恪等满族贵族为奥援，并经他们唆使，于咸丰九年（1859 年） 向湖广总督署和都察院呈控左宗棠以幕宾的身份把持湖南军政要务。于是，清廷谕令官文及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对左进行审办。据薛福成（字叔耘，号庸③ 《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三九。④ 〔清〕骆秉章：《保举盐茶厘金两局出力官绅折》，《骆文忠公奏稿》，卷八，页九。⑤ 《光绪湘潭县志》，第 6 卷。① ［清］王安定：《湘军记》，卷二，页九，光绪十五年刻本。② [清]宗稷辰：《保荐人才疏》，《躬耻斋文钞》，卷四。③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51、59 页。④ [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 1 卷，第 203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① [清]骆秉章：《骆文忠公自订年谱》，页五五，光绪二十一年重刻本。盦，江苏无锡人）记载，咸丰皇帝已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 可即就地正法”。②樊案引起了轩然大波。樊案的出现，正是反映了满族地方要员与新崛起的汉族地方势力的重重 矛盾。自清王朝建立后就存在着统治阶级内部满汉矛盾，而满族贵族一直占据着优势的地位。但在太平天国起义后，身居要位的满族贵族对太平军的勇 猛攻势束手无策，恰恰是以汉族地主势力为代表的湘系集团的兴起，使清王朝得以支撑东南危局。因此，尽管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并没有得到官府的实 职，却能独立操纵战事，身为总督的官文则只能成为“伴食”。尽管官文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职务节制两湖，但他“于兵事未曾用心，亦毫无定见， 但知何处请兵，即敷衍何处而已”。①左宗棠指责官文统治下的湖北“政以贿成，群邪森布”②,认为：“自张石帅（亮基）去后，湖北无好督。近闻大官 专以酿乱为事，尤恐一击不中，恶焰益张”③，非常瞧不起官文，还常与官文为难。咸丰五年，官文遣人到湖南劝捐，结果被左所拒绝。六年，左宗棠委 派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老湘军”王鑫部从岳州进兵湖北，连克四城。官文便想通过奏请加王按察使衔，以道员留用的办法将王部湘军置于他的控制之 下。左宗棠看出官文的用心，立即将王鑫调回湖南仍驻岳州，并致函王鑫说：“此公（按指官文）为众所不与，润公（按指胡林翼）已与构隙”，如留在 官文处，实在是“明珠暗投，固已太辱”。④左宗棠在为湘抚致湖督所拟的咨文中秉笔太直，对官文也多有冒犯。由于咸丰五六年间，正值太平军压境湖 北，官文不得不借助于左、骆等人抵抗太平军，以为他的“钦差”脸上增光，只得暂时忍耐，表示他“不惟不咎秉笔者，即主政者亦并不怪”，摆出一副“廓然大公，所见者大”的样子，⑤实际他已积怨于心，等待时机予左以致命 的报复。咸丰九年，太平军己基本上被逐出两湖，官文便以樊案为契机倾轧左宗棠。然而，此时的左宗棠毕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京师中许多人为解 救他而积极奔走。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请求在南书房为咸丰皇帝教读的潘祖荫出面，潘即上奏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 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 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①咸丰朝重臣肃顺也接受了其幕客王闿运的说项，到咸丰 皇帝面前为左宗棠说情。官文也在窥视京师的动向，未敢对左加以处置。左宗棠则深为“遭此谤陷”而痛感官场的险恶，遂决定“藉会试一游京师， 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②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 年 1月），他向骆秉章告辞，荐刘蓉入湘幕，从而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幕宾生② [清]薛福成：《肃顺推服楚贤》，《庸庵笔记》，卷一，页二三，光绪二十三年刻本。① 佚名：《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 1 册。②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二七。③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五。④ 《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二七。⑤ 《魁联给胡林翼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件，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第 178 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① [清]潘祖荫，《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潘文勤公奏疏》，第 2526 页。② 《与刘岘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三。涯。左宗棠被迫退出湘幕后，于咸丰十年（1860 年）正月从长沙启程，准备 到北京参加为咸丰皇帝三十华诞而特开的“恩科”会试。三月初三日（3 月24 日），左宗棠一路冒风履雪行抵湖北襄阳。襄阳道毛鸿宾向左宗棠“出示 润公（按指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③，且“鄂帅（按指官文）方思构陷之策，蜚语已满都中”。④左宗棠这才大悟自己 的处境险恶，深感“侧身天地，四顾苍茫”，“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于是，他决意“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按指曾国藩）营，暂 栖羁羽，求一营官”，甘愿拼死在同太平军作战的疆场，也不肯“死于小人”。①左宗棠从鄂西北的襄阳辗转至鄂东英山县的胡林翼大营，遂又从英山抵达皖 西宿松县的曾国藩大营。左宗棠在宿松时，曾国藩忽奉咸丰皇帝为左“昭雪”的寄谕。曾国藩、胡林翼先后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如“令 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②五月初八日（6 月 26 日），左宗棠于宿松返抵长沙 3 天后接到了清廷命他 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谕令。这对左宗棠来说，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的政治生涯面临新的转机。③ 《与郭意城》，《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六。④ 《与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四八。① 《与郭意城》，《左文囊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六。②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71 页。第三章从襄办军务到总督闽渐一、建立楚军，出湘入赣左宗棠得到了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任命，便从一个仅以绅士身份参戎 幕府的宾客而转变成清廷的命官。从此，他得以独自建立军队，自立门户，短短几年便由襄办军务而帮办军务、巡抚浙江、总督闽浙，跃居清朝督抚要 员的地位。“樊燮事件”虽迫使左宗棠退出湘幕，却造成他政治生命的新契机，并 受到清廷的重用，这与咸丰十年（1860 年）清朝统治集团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联系。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向寄望于它的 正规军队绿营兵能夺得“首功”，即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政府于扬州和镇江先后建立江北、江南大营，试图依靠这两个由满族贵族指挥的绿营军 收复天京。然而，江北、江南大营在咸丰六年（1856 年）便被太平军所击垮。清廷重新组建这两营，江北、江南大营又先后于咸丰八年和十年被太平军围 歼。江南大营的覆灭，标志着清朝正规军队的崩溃，清政府以湘军出力，江北、江南大营收功的计划破产，只能重用由汉族地主武装组成的湘军了。湘 军集团成员也自此在晚清政坛中青云直上。这一年刘长佑被任命为广西巡抚，曾国藩被任命为署两江总督，不久实授。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左宗棠 才否极泰来，受到清廷重用。左宗棠在长沙得悉清廷命他“襄办曾国藩军务”后，表示出兴奋之情， 感到“恩遇优渥，实非梦想所期”。①此时，曾国藩已总督两江，率军渡江扎营皖南祁门，以图攻取安庆。曾国藩函请左宗棠在湖南募练军队支援安徽。 左宗棠则向曾国藩献上“保越图吴”之策，强调“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画，亦当务之急也”。②随之。左宗棠在湖南着手组建军队。左宗棠凭借着自己两次进入湘幕的威望，“招所知湘楚旧将弁，以勇敢 朴实为宗”③，得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九人，“四出选募”，设立四营、四总哨和八队亲兵， 约 3500 余人。左宗棠还收集王鑫“老湘营”旧部 1400 人，由王鑫之弟王开琳统领。由于这些湘军将弁过去曾得到左宗棠的赏拔，此时“勇将健卒多归 心”，①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左宗棠就募军 5000 人，并正式命名为“楚军”。②楚军是湘军的一个支系，左宗棠在创立这支军队时不用湘军之名而称楚军， 表明他的意向在于独树一帜，自辟蹊径，而实际上左宗棠所部楚军与曾国藩的湘军相较也有其独到的特色。在招勇方面，左宗棠不像曾国藩那样主要招 收湘乡籍兵勇，而是主张在湖南各府县招募，其兵源来自长沙、湘乡、郴州、沅州、湘阴等府县，以避免曾部湘军“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 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③的弊端。在营官的选用方面，曾国藩组建湘军① 《与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四八。② 《与曾涤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四二。③ [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 73 页。① [清]王闿运：《湘军志》，页八九，光绪十一年刻本。② 《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③ 《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时主张“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④即以“文员”、“儒生”领军，左宗 棠则强调“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⑤左宗棠的这种办法，使其所部楚军战斗力较强，且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但不能像曾国藩的 湘军那样其部属如李续宜等人能以文员而升为巡抚，因此，在政治势力上左宗棠一系就显得非常薄弱。楚军以左宗棠为统帅，由王鑫之堂弟王开化总领全军营务处，刘典、杨 昌浚副之，军饱由湖南巡抚饬局给领。咸丰十年六月（1860 年 7 月），楚军在左宗棠的率领下于长沙城外加紧训练，准备开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 战场。此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部太平军在贵州活动，并有进人四川的动 向。清廷打算调派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率楚军由湘人川。曾国藩得悉这一情况后，深恐左宗棠去就“督办”的高位而不能随他“襄办”军务，从而削 弱湘军对安庆乃至南京的攻势。胡林翼劝左宗棠说：“公人蜀则恐气类孤而功不成”。①其实左宗棠也不愿人川作战，而是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太平天国苏、 皖根据地。他向曾国藩、胡林翼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②于是，清廷只好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左宗棠则率楚军于咸丰十年八月（1860 年 9 月）从长沙取道醴陵，向江西开进。是为左宗棠第一次统帅军队 出省作战。他对这次人赣非常重视，在家书中说：“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③在左宗棠入赣前后，太平天国方面在痛歼清军江南大营之后相继进行了 东征与西征。夭京解围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俟下路既得”，“再沿长江上取”的建议，④得到洪秀全的批准。咸丰十年 四月（1860 年 5 月），太平军开始了东征。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东下，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太仓、常熟、松江等地，并进攻上海，建 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六月，英王陈玉成率太平军从江苏宜兴进入浙江，攻克临安、余杭等地，兵锋直指杭州城下。不久因 安庆被湘军围困，陈玉成回师救援。安庆是天京屏障，保卫安庆对太平天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即制订了西征与保卫安庆的战 略决策，步骤为夺取苏、杭后，“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①八月，陈玉成、 李秀成决定按原计划行动，分南、北两路大军西征，期于第二年二三月间会师武昌，逼迫湘军回援武昌而放弃对安庆的攻势。陈玉成、李秀成分率北路 和南路大军西进。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右军主将刘官芳等人也随李秀成南路大军行动。南路军在皖南和赣北展开了攻势。曾国藩移营祁门，目的是在皖南阻止太平军由浙、赣进援安庆，以确保 长江北岸的湘军全力进攻安庆。同时祁门与赣北的景德镇临近，湘军在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