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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经济为先导的参与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不仅数量少，参与实质性的活动也不多，即使是在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也比较消极，更多的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理解彼此的关系。中国真正参与国际组织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告别了以往那种带着浓重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外交，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这样的参与过程是渐进的，或者说是 摸着石头过河 ，毕竟，作为一个要进入自己原来并不熟悉，并且以前一直要加以对抗的国际体系的 新手 来说，最初的路径选择自然是出于自己最迫切的工具性需要。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国家的根本任务开始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经过 文化大革命 浩劫之后的中国最需要的是资金和技术，因此，中国最早和最积极接触的自然就是世界上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制度。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GATT)（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关系。1978年末，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展合作援助项目（见表3-1）。这些项目不仅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培训了大量的人员。1980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1980年4月，邓小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向其解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欢迎世界银行开展同中国的合作。同年５月12日，中国正式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中国和世界银行在项目贷款、经济调研、技术援助三个领域进行着富有成效的合作。1982年11月，关贸总协定授予中国观察员国的地位，中国以这种身份参加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后来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这标志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全面与国际经济 接轨 ，建立起了与国际经济体系互动的制度化机制。在后来的中国与国际体系的联系中，经济因素是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重要考量，也是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见表3-2）。　　中国以参与国际经济组织为契机，真正开启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进程，参与的数量和频率都有大幅度提高。一些专家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数据分析。根据塞缪尔·金（Samuel S.Kim）的统计，中国参与国际政府组织的数量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已经与一些国家的参与数量差不多（见表3-3）。[43]第43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3)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江忆恩对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有较深入的研究，并对中国在1980-2000年期间参与国际社会的机制做出了详尽的解释。他从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和一些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状况作了统计分析（见图3-2）。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2003, p.13.　　图3-2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国际组织成员地位　　如果各国以美国为基准，2003年中国参与的具有国际法意义的、在国际组织中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全球协定性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有41个，占美国的91.11%，而1996年，中国占美国的70%，这说明中国的参与率非常高了（见图3-3）。王玲：《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比较研究》，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299页。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排名已进入40名之内。2000年是第36名，2004年是第34名，2007年是第36名，参与的绝对量在增加，在A-D类中，三个年度的数字分别为1415、1658和1753。参见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1-2002，V.5, p.47，2005-2006，V.5,p.52，2008-2009,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K.G.Saur Verlag Gmbh & Co.。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秘书图3-3各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与美国的比较资料来源：根据2004-2005年《国际组织年鉴》数据整理获得，转引自王玲《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比较研究》，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页。　　处设在中国的数量也有变化（见表3-4）。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和制度，不仅表现在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上，而且也反映在一些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的重要岗位上，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公务员队伍中看到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面孔。2005年，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竞选获胜，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执行局主席；2006年11月9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陈冯富珍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2006年11月10日，国际电联(ITU)选举中国籍的赵厚麟为副秘书长；2007年11月27日，张月姣成为中国首位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成员；2008年4月，中国学者林毅夫被世界银行任命为首席经济学家，成为首位出任该职位的中国人。这也是世界银行成立以来，首次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这一要职。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人在国际公务员中的数量还不多，与我们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还不相称。[44]第44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4)同时，中国由起初对国际组织的观察、学习和适应，发展到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规则。以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没有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维和行动决议的投票，也不对维和行动承担财政义务，到了80年代，中国对维和行动采取了灵活立场，开始有步骤地介入。1981年，中国原则上支持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并承担相应的费用。1988年，中国成为维和行动特别委员会成员。1989年，开始参与到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在近20年中，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已经大大扩展，成为维和行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见图3-4）。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Peacekeeping Role: Its Significance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9,　　图3-4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情况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国际上主要的经济组织和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但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基本上由欧美国家主导，存在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也不能反映国际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中国在参与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理念。胡锦涛主席在2008年底举行的华盛顿20国集团峰会上提出要 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稳定 的主张，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而后在伦敦20国集团峰会上，胡锦涛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 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胡锦涛：《携手合作，同舟共济》，-04/03/content_11122834.htm。　　二 从批评、利用到认可的认知过程　　在中国与国际组织六十年的互动过程中，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变化，中国对国际组织的认识和观念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的，总体而言，大致经历了从抨击、批评、利用和认可的过程。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历程清晰地折射出中国对国际组织认知的演变。鉴于联合国在世界中的作用以及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中国对国际组织的认识可以从中国对联合国的认识中最明显地体现出来。中国对联合国的研究应该说是中国国际组织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领域。中国学者出版了一些重要作品。例如，陈鲁直、李铁城：《联合国和世界秩序》，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李铁城：《联合国五十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李东燕：《联合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赵磊：《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本部分引用或转引了赵磊该书中的一些材料和数据。[45]第45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5)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也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阻挠，新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这种不正常现象持续了二十多年。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直接决定了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态度。　　在这一时期，中国认为联合国不过是大国争夺权力的工具，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主要有两件事情最直接影响了中国对联合国的感受和认知，一是朝鲜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爆发的当天，美国利用外交手段，在联合国安理会内通过了第82号决议，宣布 朝鲜部队向大韩民国施行的武装进攻构成了对和平的破坏 ，继后又通过第84号决议，授权美国组建 联合国军队 ，给美国的军事行动披上了一层 合法 的外衣，抹上一股联合国的香味。10月7日， 联合国军 总司令麦克阿瑟下令 联合国军 越过 三八线 ，向北进攻。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援助朝鲜跨过鸭绿江，和以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 展开了一场正面战，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战场上的敌人。在这场战争中，联合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受到了西方大国的摆布。1951年1月３０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多数国家在美国政府的操纵下，非法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诬蔑中国为 侵略者 的议案。２月１日，联合国大会又如法炮制地非法通过了美国的提案。而后，联合国又通过了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的决议。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的诬蔑和指责自然激起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联合国的不满，周恩来外长在声明中严正指出：联合国大会及其第一委员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而且在侵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的情况之下，通过美国诬蔑中国的提案，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第二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7页。转引自赵磊《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中国政府对联合国是一种批评的态度。1950年7月6日，周恩来在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电报中强调，联合国 放弃自己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并成为顺从美国政府政策的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0）》第一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2页。转引自赵磊《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1951年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自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我国的决议后，联合国已断然自绝于中国人民，此次联合国大会又非法通过美国这一提案，只是再一次证明联合国已日益不可挽救地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扩大侵略战争的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1953）》第二集，第27-28页，转引自赵磊《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因此，在这一时期，在中国的认知中，联合国完全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46]第46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6)另外就是代表权问题。正如前述，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就致函联合国要求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并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这样的一个合理和正当的要求却在联合国内遇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极力阻挠，它们以 延期讨论 、 重要问题 和 双重代表权 问题来操纵联合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身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当然会让中国政府和人民质疑联合国的合法性。从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媒体《人民日报》上就能够反映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从1959年到1969年，中国对联合国的批评调门一直很高，其中1966年、1967年对联合国的批评度高达95.12%和92.45%。赵磊：《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3页。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 工具 ，联合国开始是美国控制的工具，而后，随着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恶化，联合国成为美苏的工具。 多年以来，联合国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干了许多坏事，现在苏联新领导又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控制和加紧利用联合国 《联合国是美苏政治交易所》，载《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7日，转引自赵磊《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联合国一直被美帝国主义利用来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苏联修正主义加紧在联合国内勾结美帝国主义，把联合国当成美苏政治的交易所，联合国是美帝苏修镇压人民革命的工具 。《人民日报》1967年6月14日第6版，转引自赵磊《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4页。　　当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恰逢发展中国家要求维护国家独立，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高涨之际，毛泽东的 三个世界 理论此时提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的一员，积极呼应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并把联合国作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舞台，这可以从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中国对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支持行为中可见一斑。邓小平在大会发言中指出： 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当时对联合国的认识是，这个论坛很重要，因为你在这里讲，世界听得见，你在北京讲，世界不一定听得见，在联合国内主要是反两霸，侧重打击苏修，不能让第三世界失望。吴建民：《多边外交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平台--重新认识多边外交》，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8期。中国把联合国视为承认第三世界国家合法地位，反霸（反苏）和反美活动的工具，但没有把它当做促进中国利益和发展的舞台。。 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47]第47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7)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组织，除了把联合国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场所之外，也开始强调利用联合国体系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与一些重要的经济机构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进行一些项目的合作。20世纪80年代，中国同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建立了广泛的网络，加入了联合国体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许多协议和条约，中国在其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加入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 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1985年，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时，中国政府认为联合国的全球参与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国际组织能像它一样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注意到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以及建立国际秩序中的规范作用。1995年，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特别会议上指出，联合国确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广泛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对国际事务的独特影响，是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所不能代替的。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又强调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联合国的权威必须维护而不能损害。在2005年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文件中，认为 联合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是集体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平台，应该继续成为维护和平的使者，推动发展的先驱 。《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新华网，2005年6月7日，-06/07/content_3056686.htm。这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组织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参与国际组织成为中国多边主义外交理念的具体展现，并构成了中国外交转型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上面中国对国际组织认知轨迹的勾勒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国际组织的认知经历了冷战时期大国权力斗争，改革开放国际合作和世纪之交规范合法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与战后国际体系的转型相连，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有关，反映了中国对国际组织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不再对国际组织持有一种简单和片面的看法，而是对于不同性质、影响和规模的国际组织，尽量维持权力、利益和规范之间的平衡，注意三者之间的取舍。　　三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种参与形式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代表性、最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国际组织，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推进人权事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上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全球危机的应对，都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冷战之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大国关系的调整，联合国已成为全球治理的场所和舞台，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在联合国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1996年，中国前联合国常驻代表凌青对中国在联合国地位和作用有过概括：中国是一个大国，尽管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有自己的分量；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其中有特殊的发言权；中国是安理会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引自李东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中国视角》，载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十年之后，中国的这种身份和地位总体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正是联合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中国在其中的独特地位，联合国成为中国捍卫国家利益、承担国际责任、传播国际理念、塑造国际形象、开展多边外交的舞台和核心。 多边主义是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必然选择。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实现互利共赢、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平台。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坚定支持维护和加强联合国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中国立场文件》，人民网，2008年9月16日，。对涉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特别是 战与和 的重大问题，应该由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定。鼓励联合国继续加强与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联系与合作，完善以联合国为中心，各机构相互配合和补充的多边机制。2004年8月20日，王毅在不结盟运动第14次外长会议上的讲话，-08/19/content_1827151.htm。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报告中就特别强调和突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提法是： 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提法是： 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的提法是： 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与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 参见李小华《中国安全观分析：1982-200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48]第48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8)由于中国是许多国际组织的后来者，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中，并非只有一个模式，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以我为主，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国际组织网络，并通过这些的网络，把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起来，中国的影响与作用也通过不同形式的组织平台发挥出来。除了一般国际组织成员国的形式外，还有以下两种主要类型。　　（一）观察员型　　这种类型主要是指国家列席参与一些国际组织。大多数国际组织允许接纳非成员国、民族解放组织、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间组织甚至允许个人作为观察员出席其有关的会议。观察员国的任务是向本国政府或派出组织汇报派往组织的活动情况，同时尽量将本国政府、派出组织或个人意见提供给派往组织参考。一般是每次会议临时邀请的，但也有的国际组织接纳常驻观察员代表团。观察员国在国际组织的有关会议上一般来讲既无发言权也无表决权，不能参与实质性的讨论。观察员国中的 观察 意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观察员可以观察它所参与的国际组织，以决定是否加入该组织；另一方面，国际组织也会观察它的观察员，以决定是否批准其加入。国家成为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国，常常是通往该国际组织的成员国的第一步。在与国际组织交往过程中，观察员的地位和身份是其重要的交往方式，也是中国在一定时期内参与国际社会的重要平台。　　例如，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前就经历了其观察员的过程，而且过程曲折漫长独特。1982年9月，进入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就开始申请在关贸总协定中的观察员地位。同年11月，关贸总协定授予中国观察员地位，中国出席了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年度大会。1984年4月，中国获得关贸总协定特别观察员地位，从而有权出席关贸总协定代表理事会会议。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它取代了关贸总协定，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1995年7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决定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观察员。而后经过6年的艰辛谈判，直到2001年才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另外，中国也在一些组织中获得了观察员的地位，使中国的影响通过这样的平台发挥出来。不结盟运动成立于1961年，坚持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宗旨和原则，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致力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于1992年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2001年6月7日，国际移民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理事会一致决定，接纳中国成为该组织观察员。2004年5月26日，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接纳中国为美洲国家组织常任观察员，中国成为常任观察员，从而为中国同美洲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一个新的平台，有利于双方进一步发展在各领域的合作，共同为美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2007年11月28-29日，北极理事会高官会在挪威纳尔维克召开，来自北极理事会成员国、观察员国、工作组等的代表以及北极土著居民代表约160人参加了会议，由交通部、外交部、国家海洋局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第一次作为特别观察员国代表参加了会议。2006年，中国正式取得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 南盟 ）观察员国地位，并于2007年首次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南盟峰会。这是中国在南亚地区多边外交的一个重要突破，标志着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意味着中国开始通过多边和制度的途径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49]第49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9)（二）论坛对话型　　按照国际法专家的划分，在国家间的制度化合作模式中，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即G型合作（G型组织）。这种组织形式是由多个国家发起，并作为主要参与者，通过定期论坛或者会议等形式谋求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一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国家间多边合作形态。这类组织现在越来越多，在世界中的地位愈益重要。比较重要和典型的有八国集团、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77国集团等。饶戈平：《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0页。对于这些不同的论坛性组织，中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平等、互利和彼此尊重的情况下去参与。当然，由于这些论坛性组织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作用，中国参与的程度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八国集团，中国虽然认为它是一个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并在价值观念上存在分歧，但对于它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否认。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八国集团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改变，中国对八国集团的认识也在深入。中国开始与八国集团接触和联系，认为两者之间进行合作，不仅符合双方的利益，也能够在这种合作中平衡南北世界之间的利益，改善全球的治理。对于合作，中国是以开放、负责和积极的姿态去参与八国集团相关会议；但在合作的方式上，采取的是以对话国而不是加入进去以成员国的方式来参与，这是大家都比较舒适和可接受的方式。自2003年起，中国差不多每年都出席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会。2003年6月，在法国的邀请下，中国、巴西、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印度、马来西亚6个新兴经济国家的领导人和埃及、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南非5个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参加国的领导人参加了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前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参加对话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推动全面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2005年7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东道主英国向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5个发展中大国的领导人和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发出参加对话会议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话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开创未来 推动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并就全球经济、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深化南北对话、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2006年７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俄罗斯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三次出席了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并着重就全球能源安全问题作了阐述。2007年在德国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提出要把八国和五国之间的对话机制固定下来，形成一个 G8+5集团 。中国已成为八国集团的重要对话国。[50]第50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0)中国虽然不是７７国集团的成员，但一贯支持其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77国集团现有正式成员134个，没有正式的组织章程，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松散的磋商机制。90年代以来，中国同77国集团的关系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展，并形成了 77国集团＋中国 的新型合作模式。目前，中国已全面参与77国集团的所有会议和活动。　　除了以对话的形式参与论坛外，中国还积极主动地去发起和建立论坛机制。1993年，中国与一些国家共同发起了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构成了一种制度平台，每年举办一次，到2008年共举行16次会议。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99年，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社会认识到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外，不能没有发展中国家参与。1999年９月，西方七国集团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建立由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就改革国际金融问题进行磋商。　　1999年９月25日，20国集团 (Group 20) 正式成立，其成员包括：八国集团成员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以及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土耳其和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中国是其创始国，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积极参与其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和来自非洲44个国家80余名国家或政府首脑、部长及17个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了中非定期磋商的集体对话机制，规定每两年召开一次高官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轮流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举行。2006年11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与来自非洲48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是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埃及期间，由中国外交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成立的，并在2004年9月，中阿合作论坛在开罗召开了首届部长级会议。　　2006年4月，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在中国外交部倡议下成立，并在斐济举行首次部长级会议。温家宝总理和8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及相关部长们参加了论坛，与会九国共同签署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行动纲领》。　　中国-加勒比地区经贸合作论坛由中国于2004年倡议建立，旨在促进中国和加勒比地区经贸交流和合作、实现共同发展。[51]第51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1)四 以周边为重点的合作平台　　中国不仅参加现有的国际组织，而且还积极构建中国的国际组织网络，并把组织网络的重点和基点放在了周边地区，因为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直接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从政治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从经济上看，周边是我国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从安全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直接外部屏障。然而，同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直接接壤邻国就有15个。第二，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周边不少国家与中国交往很深、接触很广，历史上的一些恩怨现在仍有影响。第三， 中国周边的多样性突出，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各种文化、民族和宗教聚集在我国周围。第四，中国周边也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利益交会之地，冷战时期曾形成不少 热点 ，有些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王毅：《我国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02/21/content_740162.htm。　　由于周边地区的重要性和复杂的周边环境，中国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处理。要创造一个国内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必须构筑一个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与以往一些大国处理周边关系不同的是，中国顺应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以地区合作的方式来进行。中国在谋划亚洲地区的合作战略中，重点放在东盟和俄罗斯与中亚地区，以此为两轮，推动地区合作的深化。　　苏联的解体不仅导致了冷战和两极格局的结束，而且直接影响了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同时也对中国的北部安全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对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这一线的地区而言，主要面临着三个共同问题：一是尽管这一地区国家之间存在的传统安全问题已基本解决，但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邪恶势力直接威胁到这一地区的稳定。它们利用国家力量不足、政局不稳以及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屡屡制造事端。由于这些势力构成了一个跨国界的网络，互相勾结，对付这三股势力不能单靠一个国家来解决，而是这些国家面临的共同任务。对中国而言，打击三股势力也直接涉及西北边疆的稳定和安宁。 二是西方势力对这一地区进行渗透，给中亚地区的力量分布带来了新的因素。对俄罗斯而言，中亚地区被认为是它的 后院 ，也是其安身立命之地，它当然不希望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插手中亚的事务；中亚地区的国家在开始独立时，曾希望得到西方世界的支持和援助，但当西方势力通过 民主化 的方式来干预国内事务，并培植反对派，导致国内局势动荡后，也开始警惕西方力量的消极影响；中国当然不愿意看到西北部有北约的势力存在。三是中亚地区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中、俄和中亚地区的国家通过自身的优势，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有利于带动各国的经济发展。潘光、胡键：《21世纪的第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8页。[52]第52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2)上海五国 机制在解决遗留边界问题，打击三股势力，开展经济合作，加强成员国之间在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地区合作的加深，五国机制的功能需要由原来主要解决边界问题转到地区合作上来，这种合作一方面是本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也希望参与到五国机制中，另一方面，合作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安全和经济方面，还有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从安全领域的合作上升到全面的合作。另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俄罗斯的压力在加大，对中亚地区的渗透也在加深，在全球加大了对外干涉的力度。无论是出于本地区的安全考虑，还是平衡美国实力，都需要提升 上海五国 的合作。于是，2001年6月15日， 上海五国 成员国元首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上海举行会晤，将 上海五国 机制提升到更高层次，吸收乌兹别克斯坦为 上海五国 机制成员，共同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该文件宣布，为更有效地共同利用机遇和应对新挑战与威胁，提升相互合作层次和水平，六国决定在 上海五国 机制基础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目前的总面积为30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欧亚大陆面积的3/5；人口约14.9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4，加上4个观察员国，上海合作组织的总人口超过25亿，经济总量达到了20000多亿美元。作为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发展的历程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不仅找到了一条解决边界问题争端，对付 东突 等跨国恐怖组织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维护我国西北边疆稳定的合作之路，也为促进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多领域合作搭建了舞台，同时也对抑制单边主义，促进世界的多极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建立了一种亲密而又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标志着中国外交从传统的双边关系模式发展到了一种新的多边外交模式。 《上海的见证》，新华网，。不言而喻，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构成了中国周边外交链条中的一环。　　东盟对于中国的对外战略来说不可或缺。无论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地理上的往来便利，中华文化的影响，战略通道的重要性，还是因历史因素留下的阴影以及在南海问题上现实利益的摩擦，这些都直接关系中国的发展环境。冷战之后，中国以渐进参与的方式来处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1991年7月，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应邀首次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拉开了中国与东盟对话的序幕，1994年7月25日，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在曼谷召开，中国作为东盟磋商伙伴国参加。1996年7月，第二十九届东盟常设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将中国东盟磋商伙伴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快了与东盟的合作进程，并在危机中给予东盟国家以巨大支持和帮助，建立了 10+3 和 10+1 的合作机制。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 10+1 ）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决定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10月，在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 10+1 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了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目前，中国与东盟间建立了高官磋商、商务理事会、联合合作委员会、经贸联委会，东盟北京委员会以及科技联委会的对话合作机制。[53]第53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构筑周边地区合作机制的过程中，从具体情况出发，形成了不同的合作方式。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中俄两国在其中发挥了领导推动作用。而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则是和已有的组织建立关系。东盟这种组织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就是协商一致和最小限度的制度化，尊重国家的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中国虽然积极推动与东盟的合作，但不去主导其过程，而是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同时，中国也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在改变自己观念的同时，也倡导新的组织合作理念。1997年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和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后来这一理念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孕育出了以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为基本内容的 上海精神 。　　五 以维护和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参与原则　　中国在与国际组织接触、参与的过程中，维护和尊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主权是其重要的前提和考虑。这也和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相一致。中国在国际组织内维护自己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处理国际组织和台湾的关系。中国对此有非常明确的主张和安排，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中指出， 台湾无权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后，联合国组织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已经获得彻底解决，根本不存在台湾当局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台湾当局声称联合国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中国代表权问题'，没有解决'台湾的代表权问题'，要求'参与联合国'。这是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行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及有关联合国决议，遵循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不以任何方式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及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其他国际组织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　　对于某些允许地区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政府基于一个中国原则，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的性质、章程和实际情况，以所能同意和接受的方式对台湾地区的加入问题做出安排。台湾已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以 中国台北 的名义，分别参加了亚洲开发银行（ADB）、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组织。1992年9月，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理事会主席声明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台湾可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 (简称 中国台北 )的名义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在审议接纳台湾地区加入该组织时，应坚持上述声明确定的原则。上述特殊安排，并不构成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及国际活动仿效的模式。同上。[54]第54节：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14)另外，对于一些国家试图在联合国内制造 两个中国 或 一中一台 的行为，中国给予了有力的回击，维护国家的主权。例如，1997年1月10日，中国动用否决权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向危地马拉派遣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理由是危地马拉与台湾地区维持 外交关系 以及每年在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联署所谓要求台湾地区 参与 联合国的提案。1999年2月25日，中国再次使用否决权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同意联合国驻马其顿预防性部署部队延期的决议草案，理由是马其顿政府在当年1月与台湾地区进行所谓 复交 。另外对于一些国家常常以 人道主义 为名，利用国际组织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和主权国家管辖的事情，中国坚决反对。　　六 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由于发达国家处在强势地位，在国际组织的权力结构中位于最上面，国际组织或制度运行的规则和理念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意愿，在这种制度霸权后面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在联合国占大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改革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心声。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经历和遭遇，在现实中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同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依靠力量，巩固和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基石，也是贯穿我国对外政策中的一条红线。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或制度的活动中，把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而且也是世界力量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支持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利益。在联合国体系内，中国在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就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中国就坚决支持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在联合国秘书长改选过程中，中国不惜使用否决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据统计， 1971-2007年间，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共使用了24次否决权，其中有19次否决权涉及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坚定立场。赵磊：《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119页。　　冷战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涉及联合国改革框架方面，中国非常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立场的文件中，就明确指出：改革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贫困、疾病、环境恶化同样对国际社会构成严重挑战。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实现全球协调、平衡和普遍的发展。应引导全球化的平衡发展，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各国应按照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开展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重点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环境挑战，特别是帮助其解决水资源短缺、城市空气污染、生态恶化、荒漠化等紧迫问题。发达国家应落实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建设。中国支持加强安理会反恐委员会职能，扩大执行局权限，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中国支持适当精简大会议程，优化议事日程，每年根据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问题，讨论一些重大和实质性问题。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发展中国家已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以上，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应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参与其决策。胡锦涛：《通力合作，共度时艰》，。　　2008年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应对这场危机中，中国政府在2009年召开的20国集团伦敦金融峰会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国际社会应该高度关注和尽量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继续履行援助、减债等承诺，切实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克服困难，不断改善这些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胡锦涛：《携手合作，同舟共济》，-04/03/content_11122834.htm。[55]第55节：第三节 总结第三节 总结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如何看待和处理与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它涉及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牵扯到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权力地位、利益分配和集体身份等问题。在中国与国际制度的磨合和建构的过程中，以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改造和重建国际制度，构筑一套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制度体系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　　从中国与国际组织六十年的互动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国内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方式、范围、程度和取向受着国内因素的强有力制约，是一个内部驱动的过程。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内部变革，而不是通过某种外部行为来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改变自己是中国影响世界的方式。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中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重心经历了从新中国建国时期的寻求国际身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促进发展，获取经济利益，到世纪之交担负大国责任，建立和谐世界的变迁。这种身份包括了两个方面：首先，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积极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参与联合国的事务。维护主权主要体现在涉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中，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搞 一中一台 ，或 两个中国 。在获得了国际身份和维护主权的基础上，以改革开放为契机，围绕中国国内重心的转移，经济因素构成了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的主要内容；而当中国发展壮大，在世界的分量越来越重时，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不只是适应规则，还需要改变不合理的规则，完善国际组织的运行机制，使国际组织更能体现和代表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需求，或者说在国际组织内部寻求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在世界中具有影响的大国，这种双重身份要求它在国际组织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和谐的世界。当然，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重心的变化并不是一种代替关系，而是并存和逐步递进的关系。中国在与国际组织互动过程中再定义国家利益，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参与中也在改变自己，这种变化体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丰富与拓展，也反映了中国外交的转型和深化。未完待续~~~--本部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