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动的细节还原历史：追寻历史的真相-用生动的细节还原历史：追寻历史的真相-5

作为纵欲狂的纪晓岚周英杰整个有清一代，纪晓岚可以算是在文化方面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之一。综括他的一生，除了在做官方面表现不凡，一直做到了协办大学士的职位之外，在文化方面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授命下，领导编纂了当时最具有想象力的“形象工程”——《四库全书》，并著有一部以谈鬼怪故事为主的《阅微草堂笔记》。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未必知道的则是纪晓岚超乎寻常的“纵欲”。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就“食”的一面说，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吃米、面，而且食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上十盘猪肉。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字上面的表现，更是强烈得令人瞠目，以至于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得了*亢进的疾病。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表现，清人的一些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这里随手援引几条，以为证明。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三中说：“公（指纪晓岚）平生不食谷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二说：“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昭在《啸亭杂录》卷十中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更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子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好到了近似于“*狂”的病态程度，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饰，这一现象到底是精神现象，还是单纯的生理现象？似有进一步解剖的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前人的野史笔记都把它归之于单纯的生理现象，说他是“奇人”，具有这个方面的特异功能云云，这是被表面现象给蒙蔽了的“只见树木，不见泰山”的泛泛之谈。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能只简单地当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更多的应被理解为是一种精神现象，必须到纪晓岚的精神世界深处寻找原因，这才能切中肯綮，找到这种现象的最合理的解释。而要揭开这个现象的谜底，我以为首要一点必须从纪晓岚在文化方面所取得几项成就的真实“含金量”说起。纪晓岚为世人瞩目的文化成绩主要有两项：一是奉旨领导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型图书——《四库全书》；二是在晚年写了一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的随笔杂记《阅微草堂笔记》。关于《四库全书》，今人文怀沙老先生曾将其评价为是一部阉割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大意）。实际上，这也并非是很新鲜的思想。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版）中，对于《四库全书》早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追寻历史的真相第三部分作为纵欲狂的纪晓岚(2)别人且不管，我个人对于以上这些论点，是非常赞成的，也曾经专门著文《〈四库全书〉的B面》（见《四川文学》2006年6月）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所以，纪晓岚秉承皇帝的谕旨所从事的这项事业，你可以说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可以说它是“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工程。至于《阅微草堂笔记》，虽然煌煌24卷，但是仔细阅读过它的人都会发现，这部明显受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影响的笔记体杂记，除了语言文采斐然、行文亦庄亦谐、故事引人入胜等几个优点外，倘就内容和思想性而言，无非是在重复一些“因果报应”的老调，根本没有一点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实在是贫乏虚脱得可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纪晓岚本人对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好，他曾经写诗这样评价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平生心力坐消磨，纸上云烟过眼多。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倘若像以上的分析这样，那么，综括而言，纪晓岚在文化方面的成绩其实是乏善可陈的。诚然，他拥有一腔绝世的才情和强健的体魄，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里，本应该留下能够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传之后世，但事实却是除了代满族皇帝编辑了一部阉割中国文化的大书，写了一部没有什么思想价值的《阅微草堂笔记》之外，实在没有留下真正让人瞩目的东西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那么，才情冠绝一时的大才子纪晓岚为什么却懒于著述呢？应当说，对于这一点，不光是现在的我们看到了，就是当时的知识界中也多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清人陈康祺在他写的《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中，就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引用了纪晓岚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在该书“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一节中有这样的概括：“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闲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不过，这样的一种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纪晓岚的确是读书甚多，但是古人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应当大有人在，别的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个读的书也不能说比他老人家少吧，但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因此而封笔呢？再者，如果按照纪晓岚的这个逻辑，不是大家今后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吗？“名山事业”岂不是要到此为止了吗？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应当知道，古人并没有包圆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包圆所有的真理。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独特感悟，这些感悟是不会完全重复的。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搪塞之词，他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真正的大书来，明显是另有隐衷。联系到当时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从此不敢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的相当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根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也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追寻历史的真相第三部分作为纵欲狂的纪晓岚(3)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一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但“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现实，但其内心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当然，不论他是不是深谋远虑到了这一层，结果却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这就是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集体实施了“精神阉割”手术。这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对个对联和挖苦个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进行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易情效应”。纪晓岚和魏晋时期在司马氏强权统治下的许多被压抑了的先辈知识分子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寻到的一个发泄渠道就是：食和性。而且，正像笔者在前面所论述过的，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同时印证了这样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在另一方面就会出奇地发达起来。我们看到的纪晓岚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上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应当说，把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改造成这样的一副德性，无疑是乾隆皇帝最大的成功，因为乾隆皇帝心里最清楚，纪晓岚再好色好吃，大不了也就是牺牲自己的几个宫女和国库里的一点银子。一个沦落到整天只知道“御女”和“食肉”的人，对统治者是一点威胁也没有的。从本质上说，这样的人和那些宫中的太监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些只会跟在皇帝的屁股后面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角色。因此，当纪晓岚当面说出自己喜欢女人时，乾隆皇帝不但不加以责怪，反而大度地派出了自己的两名宫女去满足纪晓岚的欲望。从分析纪晓岚式“纵欲狂”的病因，我们大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宫刑”，一种是直接割掉男人生理上的生殖器，使之变成生理意义上的“太监”；另一种则是剥夺男人独立、自由的思想能力，使之变成精神意义上的“太监”。前一种做法只能让“大丈夫”变成肉体上的中性人，却仍然阻挡不住像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意志强健者，因此还不算太阴毒，也并不算彻底。而这后一种精神层面上的“阉割”，则只会造就肢体强健的奴才和愚民，不但更具隐蔽性，而且更其彻底和行之有效。追寻历史的真相第三部分孝庄下嫁之谜(1)孝庄下嫁之谜司马哲一首诗造成了极大的轰动6岁的福临被拥立为新皇，是权力斗争的微妙结局，但是在众多的皇子中选中福临，而多尔衮表示同意，这就和福临的母亲孝庄太后分不开了。对于孝庄与多尔衮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这也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传言的产生，始于张煌言（即张苍水）所写的七言绝句。在这首题为《建夷宫词》的诗中写道：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这首诗成于顺治七年（1650年），是当世人的记载，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在民间快速流传开来。可是，如果清初真有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封摄政王为“皇父”一事，必然有颁诏告谕之文。然而，虽然传言众多，但一直没有关于太后下嫁的可靠的史料佐证。这有可能是被皇室后人、历代帝王所隐灭造成的。孝庄与多尔衮相恋是否属实民间流传着太后下嫁摄政王的传言，很可能与孝庄和多尔衮相恋的事实有关。清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创业过程中，皆得力于政治婚姻。太宗的孝端、孝庄两位皇后都出自于博尔济吉特氏。满洲皇室与这个家族累世结姻，早已成为国戚第一家。孝庄皇后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清史稿》中记载她“于天命十年二月来归”，那时的孝庄不过是13岁的孩子，按当时的情况估计，她是来投靠她的姑姑，等到年龄合适的时候再择佳偶婚配，本没有打算要成为太宗的妃子的。而多尔衮生于万历四十年，长孝庄一岁。由于在努尔哈赤崩逝时，四大贝勒处于政治利益的考虑，逼迫多尔衮的母亲大妃陪葬，这样尚且年幼的多尔衮和弟弟多铎，就由太宗抚养。此时多尔衮15岁，孝庄14岁，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而且年岁相当，滋生情愫，是极为正常的事。而传说中，多尔衮毫不避嫌，“亲到皇宫内院”的事，为了孝庄的可能性要大于其他任何人。此外，多尔衮是否曾自称为“皇父摄政王”也是这场传言的一个疑点。《朝鲜实录》中记载“皇父”这个称呼只是清朝官吏与朝鲜使臣之间私下的称谓，单凭此一条，不能完全证明有无下嫁之事，只能证明在诏书与使节的官方辞令中，没有公开承认太后下嫁的文字而已。但是，不管怎样，有“皇父”之称传出，即使孝庄没有真的下嫁于多尔衮，也必然与其有暧昧关系。孝庄因何不与太宗合葬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75岁的孝庄离开了人世。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孝庄并没有与皇太极合葬于关外昭陵，而是要求别葬于关内盛京之西的昭西陵。如此出于情理之外的请求，引发了多方的揣测，世人以为发生这种变故很可能是下嫁之故。史书记载，孝庄太皇太后在临终之时，告诉圣祖康熙，由于太宗陵寝奉安已久，且已有孝端皇后合葬，不可因为自己而轻动土木，而且，自己心中还时刻惦念着顺治与康熙父子，所以，应当在顺治孝陵附近安陵。但这不过是官方文书藻饰之辞，不能够令人折服。而且，在事实上，康熙年间也认为这事难办，难堵众人悠悠之口。终康熙一朝也始终未能安葬孝庄，孝庄的梓宫一直停放在顺治孝陵之侧。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服父丧27个月之后，才动工兴修昭西陵。在中国传统的丧葬礼节中强调的是“入土为安”，但康熙却三十多年不葬祖母，虽然雍正解释为康熙与祖母感情笃深，不忍下葬，但这始终是说不过去的，其中必有迫不得已的隐衷。在孝庄崩逝之后，康熙违反常规执意要在宫中为祖母守三年之丧，后因朝臣反对，康熙也戴孝将近两年。康熙的言行留给世人的感觉是，在纯孝之外，似乎还对祖母怀有一份非常浓重的歉疚之心，希望有所补偿。而这份歉疚来源于何，必然是康熙的一份不可告人的隐痛。这隐痛就是孝庄为了保存皇太极的遗孤，保住皇太极一生奋斗而来的事业，不得不做出有悖伦常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孝庄不仅没有辜负太宗，而且应当为太宗谅解，甚至是感激。但是，碍于世俗礼法，孝庄竟然不能与太宗合葬，遭受了莫大的委屈，背负着不白之冤，这是康熙心中永远的隐痛，至死不休。追寻历史的真相第三部分孝庄下嫁之谜(2)当时，多尔衮提携原本不受重用的满达海、阿巴泰、尼堪继承了王位。他们成为议政王之后，自然对多尔衮唯命是从。此时，八旗兵力的分配情况是：两黄旗，名义上归世祖，实际上由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指挥。正白旗，为多尔衮的嫡系武力。镶白旗，本由多尔衮胞弟豫亲王多铎为旗主，此时亦归多尔衮。正蓝旗，本为太宗所有，顺治初又归多尔衮，而名义上的旗主为豫王之子多尼。正红旗，此旗为代善所有，现在旗主为满达海。镶红旗，旗主为克勤郡王岳托，英亲王阿济格亦持有一部分。这样，多尔衮握有两黄、两白、正蓝五旗，对两红旗亦有影响力，只有完全属于郑亲王济尔哈朗的镶蓝旗是唯一的敌对势力。在这样的压倒优势之下，何事不可为？作为摄政王的多尔衮贬斥了郑亲王济尔哈朗，诛杀了豪格，手握重兵，党羽密布，所有的反对势力都已臣服，他唯一有所顾忌的，就是孝庄太后。那么，多尔衮由未入关以前想夺皇位而不能，到此时能夺皇位而不夺，其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孝庄。作为少年时的爱侣，孝庄太后以万缕柔情，约束多尔衮的“最后行动”，其间绸缪委屈，调护化解，不知费了孝庄多少苦心。至此，可以判断孝庄决无下嫁多尔衮之事，但其失身却是不可避免的。孝庄太皇太后留下遗旨不与太宗合葬，就是认为自己白璧有玷之身无法再与太宗同穴。康熙完全了解孝庄当年辱身以存太宗天下的苦心，所以孝养无微不至。孝庄去世之时，不能葬于皇太极昭陵，但是康熙不忍心让祖母孤零零地别葬他处，所以才形成了停孝庄梓宫数十年，而无法下葬的局面。孝庄不能与太宗合葬的苦心不仅康熙了然，朝臣心中也如明镜似的。追寻历史的真相第三部分四库全书的风波四库全书的风波费企和清乾隆帝为了崇儒兴学，体现本朝文治之功，雄心勃勃地要编一部史无前例的巨著，将五千年中国文明史囊括在这部名曰《四库全书》的大书之内，遂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月下旨，广招天下名士、学者四千余人，搜集历代稀见珍本及常见惯用的案头读物万余种书籍，按经、史、子、集分类为四部分。其中经，指凡被儒家列为经典著作的，如四书、五经、春秋、礼乐等。史，指记述历代史实、地理疆域及职官、杂史、传记方面的书。子，自战国以后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工、农、兵、医、天文、算法等各种科学技术等著作。集，囊括历代文学家的诗文、词曲、评论等著作。历时十年编纂成的这部《四库全书》，被誉为历代思想文化的总汇，其中包括历代书籍3503种，79333卷，46304册，其卷数之多，为《永乐大典》的三倍半。《四库全书》编成后，又用五年时间，再抄写六份，用工楷缮写的七部书，分别藏在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初步编成后，进呈御览，乾隆随手翻阅几页，发觉不是缺页，就是大段颠倒，或数十行空白或漏抄，并且错别字很多。从子集中随手抽出宋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发现很多错漏之处，并且发现已命令禁毁的书也抄录在内。乾隆阅后勃然大怒。两位总纂官纪晓岚和陆锡熊闻悉后，大惊失色，自动摘下顶戴，伏地请罪。乾隆诏令罚俸一年，命两位总纂戴罪立功，重新勘校全书。令纪晓岚督促原修书馆官员在文津阁重校，另派在京大小官员二百多人，由陆锡熊带往盛京文溯阁重校，限期二月完成。结果查出漏写清代御制作品3部、奉旨撰写的书3部、清宫内藏书37部，缮写未全者84部，应销毁违碍禁书132部，缮写荒谬处18755处，错漏307000余字，空白139600行，颠倒页数22800多处，甚至匣面的书名被错刻、漏刻的也有71部。后来乾隆又敕令作了两次大规模校勘，每次都查出大批错乱简编和缮写悖谬之处。乾隆最后严厉惩罚一大批修书官员。原来乾隆亲政伊始，为了强化满洲贵族专制统治，打着文治光昭的幌子，干着灭绝文化的坏事，激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便通过种种办法，混入纂修《四库全书》的班子，从中破坏捣乱，其中最活跃的是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的曾孙吕任发、吕任迹。当雍正六年（1728年）吕留良被扣以“夷夏之防”的反清言行，被雍正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吕毅中和一批学生被监毙后枭首示众，其孙辈被发戍新疆为奴。当乾隆为编修《四库全书》向全国征集古籍，征集缮写人员时，吕家兄弟从边疆逃回。因写得一手好字，改名换姓，被召入书馆。还有李的儿子李应曾为报杀父之仇，也混进了书馆。李是当代名士，只因《虬蜂集》中有“翘首待重明”的诗句，被诬陷为企图光复明朝，构成叛逆之罪。当时小儿子李应曾正在吉林，闻讯后，匆匆化装逃往安南，才幸免被害。李九族被诛，李应曾刻骨铭心图谋报复，这次设法混入书馆，就是为了报复。还有一位名士戴移孝，因《碧落后人》诗集内有“长明宁易得”之句，也被乾隆认为煽动叛乱、诅咒朝廷而被斩首，全家被充军新疆。戴移孝有个孙子戴林廷，从小聪明好学，虽弱冠之年，决心替祖上报仇，逃离新疆。由于他孜孜好学，博得翰林院一些老学士的赏识，得以混入书馆，将几十部已被乾隆圈定销毁的禁书，设法选进了《四库全书》。除了上述这些立志要让全书不全的人士外，乾隆还规定编纂、校勘、提调、抄录等人员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完不成任务的动辄罚俸、降职、直至处死，可这数千人的编纂队伍中又良莠不齐，出现大量漏抄、错抄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追寻历史的真相第三部分光绪的坏脾气与国事(1)光绪的坏脾气与国事张宏杰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电报，如同崩在皮肤上的一粒火星，烧灼得已经松懈多年的清帝国政治神经猛一下收缩起来。这一年年初，大清属国朝鲜发生了内乱，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日本人也借机出兵朝鲜，挑衅中国的宗主权。听到这个消息，温文尔雅的皇帝拍了桌子。一个小小的日本，怎敢如此猖狂？气愤的同时，皇帝又感到强烈的兴奋。振兴大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没有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进行战争，也没有比日本更合适的对手。如果打败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另外，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自然会在朝野树立起巨大的威信，促使太后进一步放权。那么，他就有机会刷新政治，带领大清走上自己设计的自强之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们。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日本这个小国20年来的发展变化。从军事实力上说，日本绝不居下风。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撤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这一建议得以采纳，那么日本挑战中国的时间表就会被大大延后。然而，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李鸿章。皇帝说，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一切时间，整军备战。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素质。在亲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中，光绪皇帝暴露了他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精读过《孙子兵法》和《圣武记》并不证明皇帝就懂军事，特别是近代军事。虽然已亲政5年，然而他对国际事务，特别是对近在咫尺的这个邻居，仍然是惊人的无知。对于一个近代国家的领袖，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果不其然，战争过程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及至9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皇帝大为震怒，他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指挥不力的结果。1894年10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问题不是清军不“敢于胜利”，而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慌了神的皇帝要求将领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明白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用速战速决，我军利用“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应该说，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追寻历史的真相第三部分光绪的坏脾气与国事(2)然而皇帝却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道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前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在战争中，年轻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露无遗。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龢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间，《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了一个12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龢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的担忧。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光绪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出幼儿一样的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账。”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追寻历史的真相第三部分慈禧如何应对政治斗争(1)慈禧如何应对*李扬帆其一男与女慈禧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个女人，一个末代皇朝神秘的女人。在一个以男权为主的传统社会，慈禧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内忧外患，还要面对“女人乱政必亡国”的逻辑结论。晚清中国的失败，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并非是政策性的、对策性的结果。多年来，论者习惯从结果论英雄，并假设一种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对策以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问题。须知，慈禧本人在那个男权当道的社会，其实对国家大事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重大对策都是在讨论和各种牵制中决定。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在《龙夫人》一书中认为：“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她只是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已。”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论者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西格雷夫看来，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上控制过这个老大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此论虽有些过头，但也说明了慈禧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专横跋扈，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种男人力量圈子中的“平衡者”。历史资料证明，慈禧太后并非“浅薄无识”，她还曾经亲自教身边女官、侍者学习国学以及西洋知识。而所谓中国的命运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更是颠倒因果的结论。同时，假设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性。也有论者对慈禧的本性进行歧视，比如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此处应该反问的是，处于当时那种险恶*环境中，男性或女性的所作所为，能有多大差别？为何偏用如此歹毒的语言描述一位政治人物，是否因为她是个女人？其二内与外慈禧当政期间（1860年—1908年），虽然后期“还政”，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是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慈禧对汉臣的倚重，当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尤其后者“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30年，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比如，李鸿章因为和列强周旋（主要是和沙俄谈判收复东北）时累死，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为之流涕”，“震悼失次”。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道：“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一种放眼长远的战略。于内政方面，慈禧一直被当成守旧派的总后台。其实，她是一个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回旋纵横的政治家，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标签就可以定性的人物。她一直支持洋务派，但是又经常遭到清流派和顽固派的抵制。为了教训这两个在朝廷中重要的派系，她采取了相当策略的手段。至于义和团一事，一般认为慈禧顽固地对八国的宣战是其仇外的例证。此事的关键，在于她是否真的是控制局面的幕后策划者。综合学者们的考证及多种记载，有四股力量影响甚至控制了慈禧：一是义和团本身，他们把慈禧吓得半死。她说：“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二是端王等皇族贵胄，他们才是唆使并胁迫慈禧的幕后人物。三是要借这个事件削弱王公力量的大臣，比如李鸿章。四是西方列强，列强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要扩大对华侵略的果实。追寻历史的真相第三部分慈禧如何应对政治斗争(2)面对此种变故，慈禧最终被上述各种力量裹胁，按照他们的意图，几近疯狂地对八国宣战，她不过是当时群体无意识的一个代表。慈禧的行为，也难以从一两句话中得出盖棺之论。其三新与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慈禧的油画像和照片尽管都是1903年后的作品，但是，从年近七旬的这位太后的气质和特意的装扮中，分明能看出她力图留住青春和权力的最后努力。晚年的慈禧，奋力地证明自己并不是老去的顽固的旧人。慈禧在其锐意进取的时代（1895年以前），是积极支持洋务运动的。其中，以重塑中国国防最为重要。尚在1875年，当李鸿章和左宗棠就“海防”与“塞防”争执不下时，慈禧认为两者并举为是，乃命左为钦差大臣，收复新疆。同时，支持李鸿章为防止日本而开始的筹建海军计划。这是第一次海防之争时慈禧的态度。1884年，当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第二次海防之争开始。1885年10月，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一并与议，所有左宗棠等条奏各折片，均著给与阅看。”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海军于当年12月12日正式成立，这就是北洋海军。慈禧太后对中国海军的支持，从她所说“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的话中可见一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老佛爷要修圆明园，估工银2000万至3000万两。户部无款可拨，于是，海军衙门大臣奕劻、奕等人为讨好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数百万之巨，发昏的慈禧亲手葬送了其苦心支持的海军，当为定论。甲午之败，没有敲醒慈禧，却敲醒了一帮书生。书生们勇敢地上书，勇敢组织戊戌变法，反过来才敲醒了慈禧。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间（1898年—1908年），无疑发生了精神和人生上的多重变化。1898年底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令人深思地采取了梁启超提出的“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办学方针。1901年7月24日，清廷明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数千年的夷夏大防的思想从体制上寿终正寝。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太后恩准，清王朝下诏废止科举制。开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的帝国考试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追寻历史的真相第四部分慈禧太后洗澡和梳妆慈禧太后洗澡和梳妆尚璞慈禧太后向来爱打扮，尤其对洗澡特别讲究，夏天是每天洗一次，冬天则是2天到3天洗一次。慈禧每次洗澡的时间并不固定，但大都选在晚饭过后一个小时左右。每当慈禧太后要洗澡时，先由太监把澡盆、水、毛巾、香皂、香水等物品准备好，送到太后的寝宫门口，再由宫女把这些东西送进寝宫。倒好水后，才请太后宽衣入浴。侍候太后洗澡的是四个经过严格选拔和专门训练的宫女。洗澡的时候，由这四名宫女分别站在太后的四周，然后由其中一名领头的宫女拿起一沓毛巾（共有25条）放入水中，浸透以后，先捞出4条，双手拧干同时分给其他三人，当即一齐打开，平铺在手掌上，然后轻轻地给太后擦拭着胸背、两腋及双臂。如此擦洗六七次之后，再打上香皂，这种香皂是宫里自制的玫瑰皂。四名宫女必须一齐动手，把香皂涂在毛巾上面，帮太后擦身子（毛巾在一次擦完后随即扔掉）。然后，重新把一沓新毛巾浸泡在水里。毛巾浸透捞出后拧得不很干，用这种湿软的毛巾，轻轻替太后擦去身上的肥皂，必须一遍又一遍直到擦得干干净净，身上没有一点肥皂沫为止。最后就是给太后涂香水，夏天多用耐冬花露水，秋冬则用玫瑰花露水，用量很大，用法也特别，使用时是将洁白的纯丝绵撕成约巴掌大的块，撒上香水，轻轻用绵片拍打身上，把香水拍均匀。擦完香水后，四名宫女再用干毛巾把太后上身的各个部位轻拂一遍，然后给太后穿上偏衫和睡衣。上身洗好了再洗下身。太后认为上身是天，下身是地，地永远不能盖过天，所以洗下身时要重新换一套用具，洗法和洗上身差不多。太后每洗一次澡要用去100条毛巾，因为毛巾从水里捞出来后，她就不允许再放回到水里，故用一次就要扔掉。以至她每洗完一次澡后，澡盆里的水都是干干净净的，看不见半点污垢。由于要上早朝，慈禧太后每天凌晨4时到5时就要起床，起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泡手。这时，宫女用银盆盛满热水，先把毛巾用热水浸透，捞出后由宫女将太后的双手包起来，再将太后被包的双手放到热水里浸泡，水冷了时再换热的，大约要换两三盆水方可。接着是洗脸，或者说是热敷，用热毛巾长时间地在两颊和额头上热敷，据说这样可以把抬头纹熨开来，并能减少两颊的皱纹。此后她便坐到梳妆台前，由侍寝的宫女帮她在两鬓之间敷上点粉，在两颊抹胭脂，接着便传专人给太后梳头。这位专门给太后梳头的人，人们只知他姓刘，是个老太监，一直都是他伺候太后梳头，宫里的人都称他为“梳头刘”。后来梳头刘人老了，于是便由李莲英接替给太后梳头。不过，据清末太监信修明的回忆，慈禧太后40岁之后，头发就已脱落很多，仅存鬓边和后脑的短发，俨然一位秃老太太。修饰时全靠用技巧去遮掩，即头顶心用一束假青发，以红胶粘住，两边再贴上发片，大两板头，这是一种满式的宫妆。因为头上粘了假发，所以太后平时行动都小心翼翼，生怕假发会突然脱落下来。太后平时最忌讳掉头发，大有视头发如命的程度，所以李莲英每次给她梳头时，显得格外小心，生怕梳掉一根头发。万一真有头发掉了下来，也得悄悄把掉下来的头发用手拈住，迅速收起来，绝对不能让太后本人知道。梳完了头之后，太后重新开始描眉画鬓，敷粉擦红。她坐在镜子面前对着自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反复照着，横挑鼻子竖挑眼，仔仔细细地挑毛病，直到完全满意为止。最后还要看看脚上穿的襪袜正不正，两只脚站平来左比右比，因为她的袜子是绫做的，中间有一条线，穿上后线缝要正对着鞋口才行。所有这一切，都要让她认为满意了，才可以由李莲英搀扶着走出寝宫，准备上早朝。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慈禧太后满手均留有约二寸长的指甲，每天晚上必须进行泡洗修剪。修剪之前要用圆圆的比茶盏大一点的玉碗盛上热水，挨次把指甲泡软，把弯指甲校正理直，对不端正的地方除了要用小锉锉平整，用小刷子把指甲里里外外刷一遍外，还要用翎子管吸上指甲油，对其均匀地涂抹，最后再给指甲戴上用黄绫子做的指甲套。对此，太后备有一个专门放置修指甲工具的盒子，而所有修指甲工具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太后对每次修指甲时剪下来的指甲，都很细心地保存在一个专门的盒子里，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会端出来打开欣赏，显得分外珍惜。可是好景不长，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西安的前夕，将满手的指甲全部剪掉了。追寻历史的真相第四部分帝国的缩影(1)帝国的缩影金铁木从1723年到1725年，圆明园的建筑工程持续了整整3年时间。1725年的秋天，雍正正式搬进圆明园，这里从此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二个离宫。扩建后的圆明园拥有将近200座宫殿，面积达到了3000亩。圆明园山起西北，水流东南，与中国大陆的地势完全契合。园林的西北面是一座巨大的假山，这是帝国西部昆仑山的象征。园林的东面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象征着帝国的东海。湖中的3座宫殿是传说中东海上3个住着神仙的岛屿。即是传说中的蓬岛瑶台，当年秦始皇派人求取仙药的地方。皇帝处理朝政和皇室居住的地方是圆明园的核心地带。工作区和居住区用一个人工湖隔开，湖的形状被设计成大清疆域的轮廓。沿湖分布着9个人工岛屿，环抱于九岛之中的一群宫殿正是皇帝和他的嫔妃们居住的地方。“九州”是中国的象征，而皇室就是整个帝国的中心。根据雍正的旨意，圆明园的设计处处体现着皇权的至高无上。这个渴望权力的帝王将自己的理想深深地烙在了圆明园上。“九洲清晏”是康熙在世时圆明园的中心地带，康熙题词的“圆明园”匾就挂在正中的“圆明园”殿内。对于圆明园的政治意义，雍正的表达是这样的：“圆”就是儒家倡导的中庸之道，“明”就是用儒家思想统治整个帝国。居住区的南边是办公区。每一个早晨，雍正都会准时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儿，他向整个帝国发号施令。这儿既是圆明园也是整个帝国的心脏。圆明园中最显赫的建筑就是“正大光明殿”。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一直到咸丰，五代帝王都曾在这里处理政务和举行大典，它的政治功能类似紫禁城最大的建筑“太和殿”。雍正将圆明园建成了一个帝国的缩影，充满了政治象征。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它在园林艺术方面的成就。与庞大而封闭的皇宫相比，圆明园更为自由开阔。这里的宫殿规模小巧，外观朴素，与周围的山水十分协调。皇家大院在大清宫廷的“如意馆”，经常有来自欧洲的洋画家出入，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郎世宁的早期作品“平安春信图”绘制于雍正时期，表现的是正在圆明园中休闲的雍正和弘历。在宫廷画家为雍正绘制的很多画像中，满人出身的皇帝经常身穿汉族文人的传统服装在仙境般的圆明园里徜徉，雍正将自己想象成那些超凡脱俗的文人，寄情于山水。皇帝身穿文人服装还有另外一层截然不同的用意，这层用意应该更为直接、更为真实。大清的祖先是游牧民族，但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汉人。为了驾驭庞大的帝国，皇帝必须掌握汉文化的精髓，而文人就是汉文化的象征。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曾经有过数百个帝王，但其中文化素养最高者，反而是这个草莽出身的皇室家族。皇家的文化素养来自于严格的教育。每天清晨5点钟，天还没有亮，皇子们就得去圆明园的皇家书院。书院的老师都是当时最有声望的学者，首先要学的是满文——皇家的母语。其后是蒙文，蒙古人关系到帝国北疆的安定，与他们沟通至关重要。最关键的是汉学，那是皇家统治中国的根本。史书记载，皇家的子孙们从6岁开始学习，不论寒暑，从不间断，一年之内只有5天假期。下午是军事训练时间。祖先以武力征服了中国，皇家的子孙们必须是战场上的勇士。在欧洲，火枪已经十分盛行，但大清的帝王们仍然相信：弓箭和腰刀才是武力之本。皇家练武场建在圆明园的一处开阔之地，它蕴涵着天下归于一统的含义。晚上，当整个帝国都进入了梦乡的时候，圆明园中的雍正却仍然在工作。根据法律，三品以上的1000多名高级官员都可直接给皇帝写密折，表达他们的想法。这是雍正和他的高级官员们一种重要的沟通手段，皇帝必须在每个奏折上都写下自己的意见。史料记载，一年当中，雍正只在自己的生日那天，才会休息。13年的时间里，雍正批阅过的奏折多达40000多件，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在中国历史上，像雍正一般勤奋的皇帝，十分罕见。18世纪初期的中国，就是这样靠一个人的意志在运转。追寻历史的真相第四部分帝国的缩影(2)作为一代勤勉之君，圆明园中的雍正上朝理政绝无懈怠。圆明园距北京城有20多公里，为了能够在日出前赶到园中的正大光明殿，北京城里的文武百官就得半夜起床。每天的上朝无异于对朝臣们身心的摧残。为了避免舟车劳顿，许多官员都开始在圆明园周围购置住宅，海淀镇就这样逐渐成形了。精神家园雍正以勤勉而出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的刻薄与无情。康熙监禁了谋反的儿子，雍正又将自己的兄弟永远地关了起来。对于皇室来说，骨肉相残像魔咒一样不可避免。在雍正的心目中，圆明园本是一处修身养性的地方。然而，真实的生活距离皇帝的理想很遥远。可以推测，美丽的圆明园曾经见证了大清皇室无数次的“血雨”与“腥风”。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之俱来的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重负，而圆明园，是雍正唯一的精神家园。“如意馆”的画师们为雍正绘制了大量以圆明园为背景的人物画。从这些绘画来看，雍正对于圆明园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在这个完全隐秘的私人空间，皇帝很像一个迷恋于游戏的儿童。他穿戴着奇装异服，装扮成各色人等，在圆明园中快乐地嬉戏。史料记载，在统治帝国的13年当中，雍正很少离开圆明园。在雍正超乎寻常的努力当中，大清帝国逐渐走向鼎盛。然而，过度的操劳耗尽了雍正的体力，孤独和压抑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皇帝不得不求助于传说中的仙药。圆明园给了雍正所有的快乐，也铭刻着这个帝王无法解脱的痛苦。公元1735年，58岁的雍正猝死于圆明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死因。两百多年后，珍藏于紫禁城的皇家档案公布于世，专家们发现了雍正在圆明园中炼丹的大量细节。人们开始相信，雍正很可能死于丹药中毒。一个皇帝的一天雍正去世之后，弘历登上了帝位。这就是大清的第五代皇帝——乾隆。与父亲雍正一样，乾隆对圆明园也充满了感激之情，刚刚即位，就下令扩建圆明园。将近一个世纪的积累，帝国的财富在迅速增加，圆明园的规模也越来越庞大。与疲惫而压抑的雍正相比，乾隆性格从容，极其自信。皇家密档记载了乾隆在圆明园中一天的生活。天亮前一个多小时，乾隆已经起床了。简单地用过早膳之后，乾隆就来到圆明园中的正大光明殿，这时天刚放亮。处理大小政事和会见帝国的高级官员几乎需要整整一个上午。下午两点左右是用餐时间，这是乾隆一天中最奢华的正餐。皇家饮食复杂而又精致，但每一道菜只能浅尝辄止。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不暴露皇帝的饮食习惯，以免被人投毒。饭后是乾隆的学习时间。严格的皇家教育造就了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皇帝，乾隆几乎每天都要写诗。史书记载，在统治中国的60年间，他的诗歌竟然达到了42000首之多。乾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迷恋于诗歌写作有自己的目的。在他的心目中，大清的皇帝不仅仅是最高统治者，还应该是文人的精神领袖。学习之后，乾隆要做的就是视察皇家画院。乾隆对大兴土木的圆明园极其关注，以学者自居的皇帝经常亲自参与设计。晚上，皇帝会选择和一位妃子共度良宵。有专门的太监对此进行详细记录，这是皇家密档的一部分。为了大清帝国的延续，必须保证皇家血脉的纯正。东方博物馆从乾隆即位开始，新一轮的圆明园扩建持续了9年。工程刚刚结束，乾隆就带着他最宠爱的大臣为园中的每一处景观写诗命名。这座旷世园林极大地刺激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王致诚，他在随后寄往欧洲的信件中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印象——“中国皇帝的离宫，无论在设计和施工方面，都极宏伟和美丽，我的眼睛从来不曾看到过任何与它相类似的东西。因此，也令我特别惊讶。中国人在建筑方面表现出来的千变万化、复杂多端，令人难以置信，我唯有钦佩他们的天才。我不得不承认：和他们比较，我们又单调，又缺乏生气。”追寻历史的真相第四部分帝国的缩影(3)雍正时期的圆明园，外观都比较朴素。而在乾隆的心目中，不管是人间还是仙境，所有的美丽和奇迹他都应该拥有。乾隆的自负在日益膨胀，圆明园也越来越豪华。从《圆明园四十景图》来看，乾隆时期扩建的“方壸胜境”最为辉煌壮观。灿若白玉的台阶依水而建，金碧辉煌的宫阙凭水而立。清宫史料描述，每当薄雾在水面上升起的时候，“方壸胜境”如梦如幻，宛如仙境。这组宫殿的设计来自于古代的神话，乾隆将传说中东海的龙宫移植到了圆明园。“鸿慈永”是圆明园中规模最大的建筑。为了感激祖先的恩赐，乾隆修建了这座皇家祖祠来纪念康熙和雍正。18世纪中期，大清帝国拥有空前的财富，史无前例的圆明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王致诚在信中写道：“大清皇帝的离宫中充满了中国、印度以及欧洲的各种珍宝……”王致诚的信在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国皇室开始竞相模仿圆明园。在当时的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皇室和贵族以拥有中国的东西而自豪，“中国式”成了时尚的标志。追寻历史的真相第四部分盛宣怀打垮胡雪岩盛宣怀打垮胡雪岩时光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盛争斗的缘由。盛宣怀击溃胡雪岩的案例非常精彩。他采用直击要害的手段，使胡雪岩的财富大厦在短时间内訇然倒塌。盛宣怀先来了个“掐七寸”。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以此垄断生丝市场，控制生丝价格。越依靠某种东西时，就越受制于它。盛宣怀恰恰从生丝入手，发动进攻。他通过密探掌握胡雪岩买卖生丝的情况，大量收购，再向胡雪岩客户群大量出售。同时，收买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让他们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紧跟着，盛宣怀开始“釜底抽薪”，打现金流的主意。胡雪岩胆大，属于敢于负债经营的那种人。他在5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次年，他又向汇丰借了400万两银子，合计有1000万两了。这两笔贷款，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借的80万两借款已到期，这笔款虽是帮朝廷借的，但签合同的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向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李中堂想让你迟一点划拨这笔钱，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自然照办。对盛宣怀来说，20天已经足够，他已事先串通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来不及帮忙。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在阜康银行的钱调出80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只不过晚到20天。然而，盛宣怀正要借机给胡雪岩致命一击。他通过内线，对胡雪岩调款话动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趁阜康银行正空虚之际，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提款的都是大户，少则数千两，多则上万两。但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挤兑，还搞不垮胡雪岩。他让人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囤积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的存款；如今，胡雪岩尚欠外国银行贷款80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纷纷提款。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初起，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交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也会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2万两银子，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却叫下人称自己不在家。胡雪岩这时候想起左宗棠，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上催讨。这一回，邵友濂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胡雪岩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挺过挤兑风潮。不想风潮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门前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门框被挤歪。胡雪岩这才明白，是盛宣怀在暗算他。不久，一代红顶巨商胡雪岩在悲愤中死去。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盛宣怀如果采用“慢战”，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绝不会破产。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胡雪岩的现金流一时中断，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追寻历史的真相第四部分笨法制胜笨法制胜杨自强太平天国失败后，安徽、山东一带捻军四起，严重威胁清王朝统治。朝廷先后派出僧格林沁和曾国藩进行*。僧格林沁在*太平天国中，立下过战功。此次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倚重骑兵优势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对付组织不严、纪律不整的捻军，简直有点专业对业余的感觉。开始时，僧格林沁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随后，捻军发挥他们擅长运动战的优势，往来奔驰，飙狂如风，数次逆袭清军。同治四年（1865年），捻军佯装失败，狂逃一千余里。僧格林沁率蒙古马队穷追不舍，脱离了大部队，在山东陷入捻军预设的包围圈，全军覆没，僧格林沁也被击毙。清廷无奈之下，只得调曾国藩来对付捻军。曾国藩认真研究捻军特点，分析僧格林沁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捻军的长处是灵活机动，他们数万精骑，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如果像僧格林沁一样四处追击，那就给了捻军可乘之机。唯一的办法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以己之“逸”来待捻军之“劳”。曾国藩采纳大将刘铭传等人的建议，实施“河防之策”。这一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湘军与地方武装一起，在黄河、运河、沙河、贾鲁河、淮河分兵把守，把捻军围在其中。捻军不习水战，很难突破重兵把守的河道险要。清军不再追击捻军，捻军马快善跑的特长无从发挥。清军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在整体实力大大强于捻军的情况下，可以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这样取胜时间可能会很长，也打不出轰轰烈烈的漂亮仗，但十分稳妥。“河防之策”看起来笨了一点，但战略针对性十分明确。实施“河防之策”后不久，清军就消灭捻军张宗禹部六千余人，打了一个大胜仗。不料，由于防线太长，清军各部又协调不力，竟被张宗禹率捻军在贾鲁河一带突破，进入山东。曾国藩由此遭到弹劾，被调离战场，“河防之策”也遭到否定。李鸿章接任后，开始对“河防之策”不以为然，他甚至讽刺地把河防比作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李鸿章采取以大兵团寻求决战的方式，企图利用优势兵力，一举击垮捻军。不料几个月下来，清军屡战屡败，连吃四五个败仗，大将张树珊竟然丧命。李鸿章痛定思痛，重新审视曾国藩的“河防之策”，方才觉得这是遏制捻军的唯一选择。李鸿章坚定信心，在朝野一片“河防不可恃”的反对声中，坚决贯彻“河防之策”，以逸待劳，*了捻军。追寻历史的真相第四部分洪秀全的数字化后宫(1)洪秀全的数字化后宫肖旭1853年的阳春三月，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克南京。“天王”洪秀全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开始关门当太平天子，全心投入到金碧辉煌的“小天堂”的营造里。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11年中从未迈出过京城一步。只有一次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探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那时他正值壮年，却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搞得老对头曾国藩也莫名其妙：他在干什么呢？一句话，在他的太阳城金龙殿坐享荣华，在后宫与他的“嫔妃娘娘”们饮酒作乐去了。乡村塾师出身的洪秀全，虽说不上有啥出众的文韬武略，却擅长“数字化”管理，尤其表现在他对后宫妃嫔的约束上。洪秀全是个一夫多妻主义者，而且规定多妻制是太平天国高级文武官员的特权：“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即选美纳妃15人。一年后至广西永安，“有36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