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动的细节还原历史：追寻历史的真相-4

李太后对陈太后的尊敬，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对待自己的儿子万历皇帝，她却管教极严。儿子登基的头几年，她将国事托付给张居正，而让儿子以读书为主。皇帝读书，叫出经筵。张居正亲自给万历皇帝挑选了六位讲臣。每逢在文华殿听讲归来，李太后便邀来陈太后，让儿子将听讲的内容复述一遍。小皇上讲完了，李太后就问陪皇上听讲的冯保，皇上讲的是否有错漏。如果全部都讲对，就给予褒奖；如果有错漏，就给予惩处。有好几次，小皇上因为逃学而被罚长跪。由于管教极严，万历皇帝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六年（1578年），母子间曾发生过一次极为严重的冲突。其时，万历皇帝新婚不久，李太后便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离开了母亲的监护，万历皇帝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便在太监的唆使下，做一些往常不敢做的事情。一次夜游西城，贴身侍应太监孙海为其找来两位年轻貌美的宫女陪酒。喝得半醉时，万历皇帝要这两位宫女唱时令新曲。所谓时令新曲，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歌曲，但明代坊间的曲子，语颇*，与时下东北民间的二人转，庶几近之。两位宫女说不会唱，孙海在一旁怂恿，宫女仍坚持不唱，万历皇帝因此大怒，喝令推出斩首。经孙海提醒，万历皇帝这才醒悟杀人不是好玩的事情，于是改为削发代替斩首。第二天，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情，找来那两位惊魂未定花容失色的宫女，问明事情原委，顿时大怒。她跑到奉先殿祭告亡夫，竟然作出撤销万历皇帝的九五至尊地位的决定，改让潞王继承皇位。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朱翊钧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离身。他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乞求得到宽恕，并保证悔过自新。李太后在陈太后的一再劝说下，终于松了口气，但仍坚持说：“能不能留你，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张居正在李太后的授意下，写了一道劝诫皇上“慎起居”的奏疏。《明史·李太后传》中说张居正“具疏切谏”，过几天，张居正又遵李太后的懿旨，替万历皇帝代草“罪己诏”颁示天下，此场风波才告平息。这次事件，可看做是朱翊钧与张居正这一对君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前，朱翊钧对张居正深为倚赖，信任有加；此后，他对张居正除了敬畏，更在内心中潜藏了一份不满。引起君臣对立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李太后的介入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在万历初年，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无论是国事上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朱翊钧年满18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拒绝。朱翊钧20岁时曾向母亲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30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增强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反感。因为李太后的完全支持，张居正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万历新政，使本已气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气。但是，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一死，亲政的万历皇帝迅速对张居正进行无情的清算。导致在短短几年内，万历新政的改革成果丧失殆尽。关于张居正的悲剧，大多数人归结于他的改革对势豪大户惩抑太过。我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李太后的关系已引起万历皇帝的极度不满。我一直不认为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人之间有什么暧昧之处。须知明代宫禁甚严，李太后与张居正尽管互相倾慕，也绝没有勇气进行这种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尝试。但是，改革的反对派们仍会捕风捉影，含蓄制造这两个人的“绯闻”。民间的戏本中，就攻击张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我想，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之所以那么残酷，除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大概也是受了“绯闻”的蛊惑，从维护皇室尊严的立场出发而施以雷霆手段。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二部分 女人与政治(6)自从张居正死后，李太后再也没有过问政治。她的儿子朱翊钧迅速变坏，乃至40年不上朝。奇怪的是，李太后也没有作出任何指责。她的态度为何有180度的大转弯呢？这里头大概有两重原因：第一是儿子大了，她再也无法管教；第二是张居正过早去世，她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后援而心情沮丧。研究这段历史，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太后是最称职的母亲，而朱翊钧却是最不争气的儿子；张居正是非常合格的帝王师，而朱翊钧却是一位糟糕的皇帝。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知识分子朱熹知识分子朱熹廖开顺对于朱熹，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难以评说的无奈：你可以鄙视他，也可以对他顶礼膜拜；可以数落朱熹无数的错，又不能不追思他的贡献。朱熹太复杂，离我们也太近，连他的私事也被记载得那么清楚，要是像孔孟那般阔远也就罢了。朱熹逝世了整整800周年，今年武夷山的纪念活动依然中外瞩目。朱熹老也老了，朱熹又还新潮。朱熹留下的精神财富已化作无形的资产，促进着两岸、中外的文化与经济交流。很难说的是朱熹。朱熹恐怕也很难说清他自己。朱熹一生沉沉浮浮，坎坎坷坷，对对错错。朱熹是想做官的，也做得了官。他做官有仁政，也有酷刑。让漳州女子脸上遮着帕子出门，就是朱熹的发明。朱熹做官做得很累。皇上用他时，拿他当顾问；烦他时，视他为异端。朱熹办教育层次比孔子高，把中国的书院文化推向了顶峰。可朱熹没有孔子的七十二贤人，朱熹临终时门人散尽，连找个抄书稿的人都找不着。朱熹对抗金的态度也很摇摆，先主战，后来又主和，他砸过秦桧祠，后又吹捧秦桧。朱熹的主和虽然不是卖国，却给人留下了非议的话柄。朱熹一辈子都在倡导修身养性、君子人格，其思想可以说是教导了后代知识分子的讲气节，讲境界，讲奉献。但是朱熹本人也曾心智迷乱，纳了不该纳的妾，醉酒也醉得很俗气。想那朱熹心里一定有很多的不快活。如果要说朱熹的大错，就是不该蘸着儒家仁学的水，磨一把道学杀人的刀。令人想到朱熹，就燃起了对“克人欲，存天理”的旧恨，就想到了烈女祠、贞节坊、祥林嫂。认定一切都是朱熹的错。朱熹临终前的凄苦也一如杜甫的“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他左眼全瞎，右眼模糊，臂痛腹胀，泄泻不止。还要担心权臣韩胄的加害。又惦记着尚未编修完的《礼书》。朱熹离开人世，只有寥寥几个人为他送终。他或许不敢想象自己身后还有那么高的谥号，还会去孔庙坐第三把交椅。他或许又会想到他的思想是要影响中国数百年的，因为他是哲人。朱熹的命运，说白了是一名顶有才华、独树一帜、执著到死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又是鲁迅所怜惜所痛恨的那一类想做奴才又当不上奴才的中国人的命运；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思衣食饱暖的普通人的命运。我尤其喜欢朱子的一句诗：万紫千红总是春。天知道，朱子那颗心，该是多么伟大，又是多么卑微，多么执著，又多么脆弱。朱熹，朱熹。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朱熹虐娼事件朱熹虐娼事件周怀宗朱熹是宋朝的大儒，他非常反对“孔子杀少正卯说”，认为那是故意污蔑孔子的谎言。因为他对孔子非常佩服，还在孔子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很多著名的理论，比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但他的这些理论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反对得最厉害的人，叫唐仲友。在对待异己的态度上，朱熹和孔子差不多，但在打击异己的方法上，朱熹却差远了。孔子是干脆直接杀了，而朱熹却没这个本事，只能想别的办法。正好那时朱熹担任了两浙的盐官，就想借经济审计的机会，给唐仲友安条罪状。可查来查去，却发现唐仲友竟是个两袖清风的清官，实在郁闷。查账不成的朱熹想到了生活作风问题，这一次，他干脆不查，而是直接找了一个*，逼迫这个*承认和唐仲友有一腿。按照当时的法律，官员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就是说，跳舞唱歌是允许的，但要干了别的，就要治罪了。这个*的名字叫严蕊，是一名营妓，就是军中的*。朱熹把严蕊抓进大牢，关了两个月，每天严刑拷打，甚至有几次差点打死了。可严蕊虽然是个风尘女子，却很有职业道德，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死都不肯承认和唐仲友有一腿。监狱的狱警看她受苦，劝她认了算了，她说：“我本来就是个*，就算承认了，也不会是死罪，可是非黑白是不能颠倒的，我就是死，也决不会诬陷别人。”唐仲友和严蕊的运气要比少正卯好多了，事情很快超出了朱熹能控制的范围，因为皇上知道了。皇上派了钦差大臣来调查这个事情，那个钦差大臣非常佩服严蕊的气节，不但判了严蕊从良，而且还让她作诗言志，严蕊就当堂填了一首词：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唐仲友最后终于冤狱*，逃过了一劫。而制造事端的朱熹因为名气太大，皇上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只好让他换个地方做官了事。朱熹和大圣人孔子从某些方面看可以说是同一类人，两个人虽然萧条异代，却在打击异己的事情上千古同调。我们看圣人，总是只看见他们“圣”的一面，却忘了他们“人”的一面。其实在他们光辉的外壳之下，说不定也藏着光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角落，才让我们相信，他们是真正的血肉之躯，真正在这个世界上走过。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有情人终成悲剧(1)有情人终成悲剧——朱见深和万贞儿的忘年恋王冲霄一公元1466年（明成化二年）夏天，北京城格外溽热。一个男婴在母亲万贞儿的怀里渐渐冰冷，他年轻的父亲——成化皇帝朱见深，偎依在万贞儿身侧，悲伤而无助。他比那个死去的孩子，更需要温暖。万贞儿的母爱，随着那个幼小的灵魂缠绕盘旋，然后一股脑地投注在这个小她17岁的丈夫身上。万贞儿原本是朱见深的祖母孙太后的侍女。她4岁入宫，在玄机重重的后宫里，身体和心机都一天天*起来。19岁那年，她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使命，去照顾刚刚被立为太子的朱见深。那一年，朱见深才两岁，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匆匆立为太子，更无法预见到，身边这个温润的阿姨会是自己钟爱一生的对象。朱见深是明英宗的长子，经过“土木之变”，他的父皇被俘，叔父监国。祖母孙太后为防万一，立其为太子。3年后，赖在龙椅上不愿下来的叔父，不仅把英宗软禁在南宫，也顺手废了朱见深的太子身份，赶出紫禁城。人生大起大落，竟要这个5岁的孩子品尝。还好，在孤苦伶仃的日子里，万阿姨和他在一起。万贞儿不仅与朱见深共同品尝生命的苦果，在这个孩子稍稍长大后，还给了他一枚甜蜜的禁果。男孩变成了男人。10岁的时候，朱见深的命运随着父亲明英宗“夺门之变”复位成功，再次发生改变，他又成了大明帝国的皇太子。几年后，他到了大婚的年龄。明英宗为儿子选了12位美人，最后留下了吴氏、王氏、柏氏3人。公元1464年，英宗驾崩，朱见深继位，年号成化。吴氏升格为皇后，王氏、柏氏为妃。二吴皇后生于京城，这个风华正茂、知书达理的才女，满心以为会与年轻的皇帝相悦承欢，谁知情况完全出乎意料。每夜坤宁宫的孤灯，始终等不来帝王的温存。成化皇帝去了哪里呢？吴皇后等不来皇帝，王妃、柏妃同样等不来皇帝。红纱灯只为万贞儿起落闪烁。朱见深登基时18岁，而万贞儿已经35岁，并开始发福。《明史·后妃传》说她“机警，善迎帝意”，但关于她的容貌是否美丽，没有任何记载。皇帝的母亲周太后难以理解儿子如此专注的爱情，不禁发问：“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儿子回答：“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年轻貌美的吴皇后也无法理解，更无法容忍这种爱情。她抓住万贞儿一个小小的过错，借题发挥，结结实实地打了万贞儿一顿板子。这顿板子在空中划了一圈，最后落回到吴皇后自己头上，皇后的凤冠被打落在地，废置别宫。按朱见深本意，皇后非万贞儿不可，但在皇帝婚姻大事上真正具有话语权的皇太后，是绝不会让一个宫女出身、年老色衰的人母仪天下的。于是，王氏低眉顺目地做了继任皇后。这位新皇后深知自己的位置其实不过是替万贞儿坐的，所以无声无息地守起活寡。吴皇后被废，自然不能继续住在内廷。明代宫中有病或有罪的宫女都被安置在北海西侧的羊房夹道（今国图旧馆原址），任其自生自灭。吴皇后被抛到这里，这个地方，有一个动听而又不祥的名字——安乐堂。三吴皇后被废的第二年，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万贞儿以37岁的高龄，产下一子，第一次做了父亲的朱见深大喜过望，派太监大祀山河。万贞儿也因此获得了仅次于皇后的名分——贵妃。万贞儿从最底层的侍女做起，30多年苦苦挣扎，终于以皇长子母亲的身份，晋级贵妃，可谓实至名归。除了皇帝随时可能生变的爱情，这个皇长子，就是万贵妃一张最可靠的护身符。谁知这张护身符比爱情还要脆弱。孩子未满周岁，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就夭折了。幸好朱见深的爱一如既往。然而，皇帝的家事就是国事。帝国无后，皇帝不急大臣急。大学士彭时劝导朱见深：“今嫔嫱众多，维熊（生子）无兆，必陛下爱有所专、而专宠者已过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爱，为宗社大计。”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有情人终成悲剧(2)皇帝一句话就给顶了回去：“内事也，朕自主之。”言外之意很明显：你们管得着吗？话虽如此，爱情与江山各自的分量，朱见深还是要掂量掂量的，并且，“均恩爱”似乎更合乎男人本性。这次不愉快的君臣对话过了一年后，柏妃为皇帝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两岁时，这个男孩被册立为皇太子。然而，死神再次降临。关于孩子的死因，宫中传言直指万贵妃。真是其所为，还是遭人嫁祸？反正死了儿子的父亲，没有流露出悲痛欲绝、追查到底的决心。四万贵妃的勇气，像她的体重一样，不可一世地膨胀起来。朱见深每一次临幸其他嫔妃宫女，都有人记录在案；宫中一旦有女人怀上龙种，都有人及时报告给万贵妃。于是，这个还没有成形的胎儿，就被一杯堕胎药结束了生命。“掖廷御幸有身，饮药伤坠者无数”。看着自己深爱的女人，一天天变成嗜血的杀手，朱见深没有阻止。他只是更多地留宿在其他妃嫔的宫院，而对一般的宫女，兴致所及也不再有什么顾忌。皇帝的精子和万贵妃的毒药，展开了一场不动声色的竞赛。成化十一年（1475年），在这场竞赛中显然处于下风的朱见深一觉醒来，面对铜镜，叹息道：“老将至而无子。”其时，朱见深29岁，华发早生。伺候皇帝梳头的太监张敏，就势跪倒：“老奴死罪!老奴欺君，万岁已有子也。”《明史·后妃传》接着写道：帝愕然，问安在。对曰：“奴言即死，万岁当为皇子（做）主。”这个太监已经清醒地预见到自己的悲惨命运，同时也委婉地质疑皇帝保护骨肉的决心和能力。朱见深还是将信将疑，于是在一旁地位更高的司礼太监怀恩顿首曰：“敏言是。皇子潜养西内，今已六岁矣，匿不敢闻。”朱见深大喜，急忙派人去迎接从未谋面的儿子。五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是那个在部族屠杀中侥幸不死，被强征入宫，并被误记为“纪妙善”的女人。以她悲惨而低贱的出身，起初只能充当最下等的宫女。然而，她的美丽和聪慧不会永远湮没，很快她被晋升为管理内廷书库的女官，而内廷书库又是皇帝常常驾临的地方。终于在一次愉悦的对话后，皇帝临幸了纪氏。纪氏顺理成章地怀孕，万贵妃顺理成章地送来了堕胎药，朱见深顺理成章地保持了沉默。然而，这个未成形的孩子并未顺理成章地死去。纪氏的小腹一天天隆起，太监张敏向万贵妃解释说：那是一种怪病。于是，纪氏也被送到了北海西侧的安乐堂。在那里，孩子降生。母亲抱着儿子彻夜未眠，然后，对着赶来探望的太监张敏说：“把孩子抱走，溺死。”张敏说：“皇帝还没有儿子，怎么能就这样丢弃呢？”不久，又一个女人加入了这场极度危险的游戏。几年前被废居此的吴皇后，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一丝希望。两个未曾绝望的女人哺育孩子一天天长大，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这个孩子连哭泣都成了奢望。父子相见的那一天，朱见深抱起孩子看了很久，流泪说：“是我的儿子，像我，像我……”六纪氏死了，在儿子得见天日的一个月后。这本是纪氏灾难重重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月。她和儿子被接回紫禁城，朱见深时常看望他们母子，与她牵手叙旧，共饮美酒。皇帝为她挑选的住所位于西六宫最南端，这里是距离皇帝寝宫乾清宫最近的一处院落，明初叫做长乐宫，后来才易名永寿宫。然而，纪氏在这里，既没能长乐，更没有永寿。关于她的死因，《明史》这样写道：“或曰（万）贵妃致之死，或曰自缢也。”差不多同时，太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了。没有什么意外，他们早已清醒地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在皇帝父子相认的那一天，紫禁城欢声雷动，只有万贞儿几近崩溃，她不停地哭喊着：“群小骗我，群小骗我……”一个月后，那些骗她的“群小”接连暴亡。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有情人终成悲剧(3)小皇子的生命变得岌岌可危。这时，祖母周太后将这个可怜的孩子拉进自己的怀里。偌大紫禁城，恐怕只有周太后的臂弯，才可以挡得住万贞儿的杀手。万贞儿58岁的时候死了。当时她正在鞭打一个犯错的奴婢，“怒极，气咽痰涌不复苏”。万氏一死，宫中女人们长出一口气，而成化皇帝朱见深却一下子失了元气，哀叹：“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几个月后，他抑郁而终，时年40岁。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重读海瑞(1)重读海瑞才媛海瑞可比比干，但我却不是纣王提起明代，不得不说说大名鼎鼎的海瑞。海瑞，《明史》有传。“字汝贤，琼山人。”“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生于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卒于任上。海瑞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地主阶级”家庭，祖父是举人，做过知县。父亲是廪生，不大念书也不事生产，在海瑞4岁时就去世了。孤儿寡母靠着祖上留下的十多亩田地，相依为命地过活。海瑞之母28岁死了丈夫，但终生未改嫁，一心一意抚育孤儿。在海瑞没有投师就读以前，海母对他口授经书，待海瑞长大，又尽心为他寻觅严厉通达的先生。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海瑞出任南平教谕，从此走上仕途。在明代，教谕是县一级的学政官员，工作清闲，收入微薄，大多数人都在混日子，但是海瑞却认认真真地做起了他的教渝。他严格遵守礼制的规定，制定了《教约》，要求学生严格奉行。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升任浙江省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淳安为三省往来之孔道，交通发达，但山多地少，地方穷苦。地主兼并土地，逃避差税，再加上应付过境官员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等一干费用，弄得“小民不胜，憔悴日甚”。上任伊始，海瑞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但革除了种种弊政，还进行清丈均徭，根据实有土地面积，重新规定赋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由于在淳安知县任上政绩突出，海瑞一度被调升嘉兴府通判，但因曾经拿办总督胡宗宪的公子，并挡了巡盐御史鄢懋卿的驾，终被排挤。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调兴国知县。嘉靖四十三年，海瑞在颇为欣赏他的老上司朱衡的推荐下，出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做了京官。不久，命运安排他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明世宗嘉靖皇帝。当时的嘉靖皇帝已御宇40年，拒绝上朝也已经有20余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长生秘方。海瑞经过慎重考虑（包括安排自己的后事，如托养老母、购买棺材等），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慨然上《治安疏》，即闻名天下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海瑞的奏疏将矛头直指嘉靖本人。海瑞批评皇帝迷信道教，妄想长生，“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也没放过：“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而且还批评嘉靖自以为是，拒绝批评，弄得君道不正，臣职不明，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海瑞告诉皇帝，老百姓们是这样解释他的年号的：“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并告诫皇帝“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嘉靖皇帝读罢奏疏，狠摔于地，异常震怒。宦官黄锦却说，此人“素有痴名”，早已置备棺木，与家人诀别，且遣散了仆人，所以他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罢，拾起奏折又读了一遍，也许是自觉海瑞说中了要害，长叹道，海瑞可比比干，但我却不是纣王呀。嘉靖皇帝将奏章留中不发，把海瑞下了诏狱，但是并没有下令如何处置。忽然有一天，狱中设酒肴相待，海瑞以为这是临死前的最后一餐，神色不变，饮食如常。但是提牢主事告诉他，皇帝业已驾崩，新君不日即位，海大人您离出狱的日子不远啦。不料海瑞听罢，痛哭失声，号哭之余，将食物全部呕吐了出来。虽然他对嘉靖的作为有所不满，但这并不代表不爱他的君主。“爱之深，责之切”呀。“律法治国”的苍凉1567年明穆宗隆庆皇帝继位，立即释放海瑞并官复原职。不久之后，他又获得了升迁。但从海瑞出狱后的安置来看，似乎颇让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们伤脑筋。此时，海瑞的声望如日中天，但是他极端廉洁和诚实的个性确实给同事们带来了困扰。海瑞对这种不需要负实际责任的升迁并不满意。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重读海瑞(2)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开始了他的另一段人生传奇。上任伊始，海瑞制定并公布《督抚条约》。该条约是为了规范政府官吏的行政行为而采取的措施，目的在于禁止奢靡、杜绝贪贿、提高行政效率、防止骚扰百姓。从应天转驻苏州后，海瑞针对所发现的新问题，另行制定《续行条约》。两部地方条例一脉相承，其规定严明细密，具体而微，易于操作施行，具有实际意义。这一年，江南遭受严重水灾，粮价陡涨，民不聊生。海瑞果断地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救灾赈济的同时治理水患。海瑞招募大量灾民开浚吴淞江，并亲自巡视督工。由于参加治水有饭吃，而且工程搞好可以解决水患，变害为利，所以灾民热情高涨，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之后，海瑞又把常熟的白茆河也疏浚了，彻底治理了当地水患。海瑞明白，农民困苦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水灾，是大量的土地兼并导致了“天下之大，无小民立锥之地”的局面，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就是地主退田，清丈均徭，推行一条鞭法。从接受小民要求退田的申请开始，海瑞走上了江南土地改革的艰难道路。江南是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乡官富豪势力庞大，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联手朝廷中的在职官员，甚至走太监的门路，群起攻之，交章弹劾，说海瑞“卵翼小民”、“鱼肉缙绅”。内外夹攻之下，海瑞终于结束了8个月的巡抚生涯，解职归乡。海瑞去职两年之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出任首辅。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朝廷中的人事又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张居正生前认为海瑞轻率冒进。海瑞虽不反对张居正，但却为张居正所不喜，因而得以在反张风潮中东山复起。万历十三年（1585年），72岁高龄的海瑞结束长达15年的清苦闲居生活，被召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赴任途中接到新的任命，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再度出山的海瑞，言行一如既往。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卒于任上，“赠太子太保，谥忠介”。他的灵柩启程还乡那天，南京城里万人空巷，商者罢市，农者辍耕，大众夹道送殡，哭奠者百里不绝。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崇祯是怎样亡国的(1)崇祯是怎样亡国的兰殿君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末帝大多沉湎于酒色，而明朝末帝崇祯朱由检则是个例外。他18岁称帝，17年后亡国，后世对他的评价却不错。史书说他“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宸机独断，刈除奸佞，天下想望治平”。《明史》的作者张廷玉也说，崇祯“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也有的史评家说他“宵衣旰食”、“殚心治理”，将其归于英主一类。果真如此吗？史实的回答却是否定的。大明王朝灭国三百多年来，流行的看法认为，明末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18岁登极后即深谋远虑，谋定后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举剪除魏忠贤阉党，赠恤天启朝遭*的杨涟、左光斗等正直之臣。继之毁《三朝要典》为东林党人辩冤，并起用有谋略的良将袁崇焕总督辽蓟抗拒后金，表现了非凡的机谋和才干。他开局即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之举深得人心，一时有了“英容中兴之君”的美溢。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如一株怒放的昙花，耀眼一刻后便光彩不再了。问题的成因虽十分复杂，政治大气候是首要因素，他的盲目自信、猜疑嫉贤、滥施酷刑之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的朱明王朝经过他祖父神宗、生父光宗、兄长熹宗的惨淡经营，王朝的政治生态仍然每况愈下。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为既得利益或瓜分更大的利益进行着殊死搏斗。更令朝廷头疼的是西北各地的饥民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整个晚明社会就像蓄满药石的火药桶，只要崩上一星火花就会引发无法避免的大爆炸。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关外的后金政权，正以咄咄逼人之势不断寇边，觊觎大明神器。在内忧外患不断、国是日非的背景下朱由检黄袍加身了。最初他确曾“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决计再次中兴大明王朝。但由于他没受过从政训练，根本不懂得治国之道。加之生性疑忌，又急于求成，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几个月后政局不见起色，他便看谁都不得力，结果走马灯似的撤换大臣，或因小过失而大开杀戒。粗略统计他在位17年，共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相），可见他用人轻率之一斑。后来被他杀戮的相当于首辅的内阁大学士2人，他直接下令杀死的总督7人、巡抚11人，被迫自杀的1人。被他利用特务手段抓进监狱里关押、殴打、间接逼死、自杀或判刑、流放的巡抚和尚书、侍郎几十人。公元1641年，即朱由检当国14年后，被关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达145人。这个数字见于官方史料，当时崇祯朝举国上下大约有文官一万多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文官不到10％。人们不难想象如此多的高官被打入大牢，官场的景象会是什么样？在上述“犯科”的官员中，贪赃渎职者当大有人在，治其以刑罚罪有应得。但事实证明，恰恰在这部分被关押的高官中，有人无罪而且有功，只是这年轻皇帝轻信谗言或得个小报告就大发淫威，十分情绪化地将其革职拿办，或随便安个罪名处以极刑了事。这种施政手段，造成人人自危、个个不敢任事的局面。几年以后，当他看到这种人事调整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新的生机，相反，衙门间政事推诿、扯皮的风气依旧。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农民起义军的锋芒所指已逼近北京，对后金的战争依然节节失利，而官僚集团的相互倾轧也并没有随着魏党的消亡而敛迹。这些令人头痛的问题，使他陷入烦恼和空前的苦闷之中。面对不理即乱、理后更乱的政局，他坚信问题症结全在文武百官身上。反思几次后，他感到登极不久后作出的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权的决定错了，这不利于对各级官吏和军队的控制。冥思苦想后也没有新招法，他只好重又袭用老祖宗用过的伎俩，首先在服侍自己的宦官中选拔亲信，培植鹰犬，然后利用东厂、锦衣卫这一整套庞大的特务系统，进行暗无天日的恐怖统治。这个念头一经确定，他便下令大肆招收宦官。由是，宦官人数急剧膨胀，待他末日来临之际，宫中宦官总数不下十万人，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纪录。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崇祯是怎样亡国的(2)为了控制军队，从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起，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派太监冯元升去核实各路军队人数，据此数目让户部发军饷。又派太监吕直代表圣上前去慰问守城将士，继之任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到了崇祯四年十月，又索性恢复太监监军制度，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且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试想太监们窃取了军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统军的将领们能心悦诚服地听命于他们的瞎指挥吗？太监监军后，他们还有权随时向皇上直接密报，对统帅们捕捉到的最佳战机无端阻挠、掣肘。更糟的莫过于还在暗中派厂卫人员去军队，用特务手段监控将领们的一举一动，在军队与皇权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崇祯在位期间，常以“恤民疾苦”相标榜，但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年皇室、官僚广占民田，正税之外，又有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赋税繁重，民不聊生是不争的事实。崇祯十三年（1640年），陕甘和河南等地大旱，饥民们将可食的野菜挖尽，树皮剥光，灾区饿殍遍野，甚至有易子相食的现象发生。崇祯接到各地官吏请开官仓济饥的报告，却不予理睬。当李自成率军重入河南时，义军以“迎闯王，不纳粮”作号召，饥民纷纷从军，一时呈现燎原之势，官军则一路败逃。试想在大灾之年，崇祯若想到百姓的疾苦，真想救民于水火的话应该有必要的举措。假设他能开官仓救济饥民，无疑是得人心之举；假设他将库帑中积存的银两，拿出一点点在州郡开设粥棚的话，不至于饿死那么多平民百姓……严格地说，历史过程是不允许后人假设的，因为事后诸葛亮，你想的招数再好，于当时当事是没有任何补益的。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查没的明廷内帑，就足够这个新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用”。（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可见明末国家并不存在财政上的亏空，却仍连年横征暴敛，对老百姓榨骨吸髓，崇祯“恤民疾苦”的说教，太苍白无力了!明史记载，崇祯称帝之初，确有忧患意识，对关外异族的进犯尤为警惕，希望增强蓟辽的防守力量。在群臣的举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赴任时，他还设盛宴款待，亲赐尚方宝剑，“令其便宜行事”。袁崇焕果然有勇有谋，不辜负圣上的期望。他尽心竭力整顿蓟辽防务，加固城墙，筹集粮草，训练兵勇，作长期固边的准备。其间对违抗军令、懈怠防务的兵将予以制裁，后来果断地处死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与登州、莱州、天津建立了军事防守联盟，互为依托。对所辖的50余万步兵、8万骑兵，日夜操练，令寇边的后金多次受挫。后金国主皇太极是位知兵善战的风云人物。当看到袁崇焕在宁远一线布防严密，入关逐鹿中原的大计不得进展时，决定改变主意，采取绕过袁的防区，取道蒙古然后穿过喜峰口，一举夺取京城北面的护卫城市遵化，进而挥师南进，直逼北京。北京危在旦夕。袁崇焕得知后，火速率军入关驰援。处在危急中的朱由检闻知袁崇焕统兵来救，十分惊喜，当即颁诏嘉奖，又命袁节制各路援军。袁崇焕统兵抵京后，改变了北京的防守弱势，使后金处于不利的地位。就在这时，北京城内突然流言四起，有说袁崇焕拥兵纵敌，才使北京受到威胁的；有说他暗中与敌媾和，与后金订立了“城下之盟”等等。多疑多忌的朱由检听到后，十分恐惧，便对袁崇焕产生了疑心。皇太极则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于是谎称他与袁有密约，故意大声说给部将高鸿中听，让在金营的明朝两位太监听清楚。后来又故意放松看押，让其中的杨姓宦官溜回北京。杨宦官逃回北京，对崇祯细说他在敌营里所听到的袁崇焕已与金主订下盟约之事。皇太极还把这些谎言写在密信上，暗投德胜门和永定门外，这便是京城流言四起的由来。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崇祯是怎样亡国的(3)崇祯听罢杨太监的情报后竟信以为真，不假思索，不经司法审讯，即刻传令将袁崇焕拿下，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命锦衣卫将袁投入大狱，未几，凌迟处死于北京西市甘石桥。这个离间计全过程简单得有点离谱，但崇祯却辨不出真伪，竟冤杀大将袁崇焕，自毁长城，灭己锐气，敌国称快。后来清朝史臣谈论此事，认为崇祯“年少昏聩”，误杀忠良，“自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明史》），从此后金的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义军攻到北京城下，此时崇祯始知大势已去。三月十九日清晨，闯王的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内城。崇祯闻报，急令传各部大臣进宫，但无一人应召。这位孤家寡人便慌忙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今景山），远望城外和彰义门一带连天烽火，喊杀声不绝于耳，不觉心惊肉跳起来，一时没了主心骨。接着又匆匆返回乾清宫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并辅弼太子。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三个儿子入宫，叮嘱后事。他先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皇后泣曰：“臣妾跟从今上十八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耳。陛下命妾死，妾怎能不死？”言毕解带自缢而亡。随后与袁贵妃拜别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投环自缢。接着又砍杀自己15岁的长女安乐公主，流着泪说：“尔为何要降生到帝王家啊！”说罢取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狠劈下去。公主本能地举臂自护，结果右臂被砍断，顷刻卧地，呻吟哀号。崇祯见此惨状，浑身哆嗦，再也没有勇气砍杀女儿了。然后他咬破手指写了一通给李自成的血书，大意是说自己所以有今天，都是被臣下所误。现在死了更无脸到九泉下见祖宗，只有取下皇冠，披发遮面，任尔等分割尸身，千万不要伤害黎民百姓云云。他将血书藏入衣襟，慌忙再登煤山，自缢于一株老槐树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书从反面揭示出他死不认账的心态，对自己的过错没有丝毫的反省和检讨，国家行将灭亡之时，他才感觉到不要伤害黎民百姓的重要性，而且又是忠告李自成的，更暴露了他“恤民疾苦”说教的虚伪性。传统的史学精髓在于臧否历史人物时多取“盖棺定论”的方法。三百年后审视晚明的这段历史，崇祯虽不是荒淫的暴君，然而以他的猜疑轻信、刚愎自用的悲剧性格，确实是位不合格的帝王，如果不是他操持国柄的话，晚明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崇祯死前大开杀戒(1)崇祯死前大开杀戒吴欣1644年3月16日，崇祯刚刚被太监侍候着穿好龙袍，这时有太监来报：“皇上，李自成所率的叛军打到昌平了!”崇祯大惊失色，无奈之下，只好召集群臣，商讨对策。然而，大殿上静寂无声，好久没有人说话，后来，不知哪位大臣哭出声来，接着哭声连成一片。崇祯拍案大怒，才喝住了哭声。不久，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一时间君臣大惊，大殿上悲凉的景象再次重现。17日，北京城被围。而此时，负责北京城防的明军对起义军的围攻已无抵御之力。在这种情况下，崇祯自知已回天无力，召集群臣商议也是于事无补，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然后，一边仰天长号，一边绕殿环走，不停地捶胸顿足，痛哭失声。整整折腾一夜，直至天明。3月18日，天色刚黑，崇祯心神不宁地等着守城明军的消息。这时，有一个太监神色紧张地跑来，跪地向崇祯报告：“皇上，内城也被攻破了!”崇祯忙问：“守城的官兵到什么地方去了？守城提督李国祯又在哪里？为什么会守不住？”太监回答道：“守城的官兵早已逃散。”接着又说：“皇上您还是赶紧设法逃走吧!”崇祯还想再问一些情况，这名太监转身便逃。崇祯连喊几声，可那太监连头都不回便径自走了。崇祯只得亲自带着太监王承恩，来到紫禁城的最高点——煤山。他放眼一看，只见京城内外，火光冲天，四周喊杀声阵阵传来，炮声也隆隆作响。见此，崇祯不禁仰天长叹，泪如雨下，很久才下山回乾清宫。回到乾清宫后，崇祯决定准备后事。他提笔亲手写下给内阁的谕旨：命成国公朱纯臣辅佐东宫太子，提督内外军务。然后命太监将谕旨送往内阁，可是，没多一会儿，太监跑回来报：“皇上，内阁中早已空空如也!”崇祯闻言，撂下笔，不禁感慨万分，想到以往的前呼后拥，想到以往的群臣跪拜、山呼万岁，看到今天的凄凉末日，崇祯再一次痛哭失声。这时，崇祯已经苦闷到了极点，对未来再也不抱任何幻想。过了许久，崇祯愤然站了起来，他先把周皇后叫来，又让太监把袁贵妃叫来。此时，崇祯已是精疲力竭，状近疯狂。他大声叫喊要左右把酒送上来，连呼倒酒，一口气饮下了几十杯酒，然后又泪流满面地长叹道：“朕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负我百姓!”周皇后、袁贵妃见此，也陪着流泪不止。喝完这番悲怅失意的酒，崇祯又将太子慈、永王慈、定王慈炯召来，准备将他们托付给各自的外祖父家，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下一点血脉。那时定王才13岁，永王12岁，对当时的险境还全不知情，身上穿的还是平时的华衣美服。见此，崇祯含泪说道：“皇儿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不赶快将绸缎锦衣脱掉，这会给你们招来杀头的危险!”说完忙命左右寻来破衣，崇祯心情悲愤地对他们说：“大明社稷就要完结了，这实在是父皇的罪责和过失，但朕已经尽力了。皇儿们今天还是皇子，明日就是百姓了，在战乱离别的时候，千万要记得隐姓埋名，不要出头露面，见到年纪大的人要称呼他们长辈老翁，见到年纪轻的要喊他们伯伯叔叔。万一保全了性命，一定要给父母报仇雪恨呀!千万不要把父皇今天的告诫给忘掉了。”说罢，崇祯将他们紧紧地搂在怀中。对此，太子和两位皇子含泪应诺。周皇后上前搂住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和定王，又将田贵妃的儿子永王扯来，四个人哭成一团，最后三人由太监领出。托孤的事情完了之后，崇祯转头对周皇后道：“大势已去，你作为皇后国母，应当自尽了。”周皇后听了，痛哭起来，说：“为妾侍奉陛下十八年了，最后，连劝你南迁的一句话你都不肯听，以至于到今日这步田地，这也是天命啊!今日能为大明社稷殉身，对我来说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说完，周皇后径直跑回坤宁宫自尽身亡。这时，崇祯又赐白绫给袁贵妃以及西宫众嫔妃，对她们说：“皇宫马上就会被敌人攻破，嫔妃一定不能落到闯贼的手里。你们应当小心谨慎地守住贞节，以保全列祖列宗的礼制。”说完，崇祯挥挥手示意：“自尽吧!”接着，崇祯又想到了公主。他想：“闯贼打进宫内，也不能让他们污辱了公主。”于是，崇祯提剑直奔宁寿宫长平公主的住处。长平公主见父皇满脸杀气地撞进来，便知道大事不妙，她扯着崇祯的衣襟大哭不止：“父皇，我是大明的公主、您的女儿啊!您不能杀我啊!”听到女儿这般撕心裂肺的哭喊，崇祯心如刀绞。但有什么办法呢？崇祯“嗖”地一下拔出剑来，一边用袖子遮住自己的面孔，一边悲怅地喊道：“你为什么要生到我的家中!”随后，手起剑落，一剑砍去!长平公主被吓呆了，本能地举起胳膊去挡剑，结果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上。这时，崇祯皇帝的脸上、身上到处溅满了女儿的鲜血，可这位皇上已经形同无心的铁皮人，完完全全地没有了感觉。接着，崇祯皇帝又来到了*昭仁公主的住处，他不顾女儿的苦苦哀求，不顾宫女嫔妃们的拼命阻拦，像个杀红了眼的恶魔一样，一把将昭仁公主抓在手里，没容她再作挣扎，剑已刺进公主的胸膛。杀完公主后，崇祯又径直来到坤宁宫，刚进大殿，便有一个宫女向他报告说：“周皇后自缢了！”崇祯面无表情地走上前去，抬起手摸摸周皇后的尸体，已经凉了，只听他喃喃地说：“好……好……”接着又转身来到了西宫。不知为什么，当崇祯走进大殿时，袁贵妃自缢的绳子突然断了，整个人跌在地上。崇祯见状，二话没说，拔剑连刺三下，袁贵妃也倒地身亡。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崇祯死前大开杀戒(2)这时，来了一个太监向他报告：“郭宁妃、庄妃割脉而亡；李淑妃、吴康妃跳水而死；王贤妃、郑裕妃等五人准备出逃，已经被擒。”崇祯听后大怒，命令将这五名妃子带到他面前，然后，他手持长剑，一个一个全部杀死。此时，崇祯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杀完亲人嫔妃，他茫然地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沾满鲜血的长剑和衣襟，整个人都痴了过去。这时，“轰”的一声炮响，崇祯皇帝猛然惊醒，他这才发觉已经是半夜了。他知道，下一个该死的是他自己了。他叫来大太监王承恩，吩咐他准备行装，崇祯自己也换上了便装。之后，崇祯和王承恩混在太监中，出了东华门，来到朝阳门，但城门却被严密把守。王承恩只好假说奉命出城，但守城门的人却请他到天亮时验明身份再出城。无奈之下，崇祯和王承恩只得由胡同绕出紫禁城，奔向正阳门。在那里，只见三盏白灯高悬在城门之上，王承恩小心翼翼地说：“皇上，正阳门已被叛军攻陷，咱们转向安定门吧!”此时，崇祯早已龙颜扫地，一路上缄口无言，由王承恩搀扶着，主仆二人又朝安定门走去。可到那儿一看，安定门城门紧闭，根本无法开启。这时天色已亮，崇祯长叹一声道：“走不了啦，回宫吧。”不过，回宫前，崇祯还心存侥幸，执意来到皇极殿前，亲自敲响了景阳大钟，他想召集群臣，再商出逃之计。但大钟响了好久，也不见有人前来。此时，大臣们早已逃之夭夭，哪还能听到皇帝的召唤。崇祯大骂百官贪生怕死，该杀！走投无路之下，崇祯已无意再回皇宫，只想一死了之。他命王承恩在前，他踉跄跟在后面，主仆二人登上了煤山山顶。经过一夜的奔波，这时的崇祯已是狼狈不堪：身上只穿着白色内衣，长发披散，右脚光着，只有左脚还穿着一只鞋。来到山顶寿皇亭，崇祯回首望去，此时天色已经大亮。崇祯知道北京已完全陷落，不由感到万分沮丧，更加心灰意冷，他用手扶着寿皇亭的柱子，不禁悲伤怨恨了起来：平时对大臣们都不错，可现在却没有一个人跟随在左右，真的是可怜可悲到极点了。想不到当年祖宗出于象征江山永固而堆筑的万寿山，竟然成了自己的葬身之地，两百多年的大明天下竟要在自己手里失去，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呢？想到这里，崇祯停了下来，伸手解下衣带，又用颤抖的手将它搭在寿皇亭下的一棵枯树的树枝上，然后转头吩咐王承恩：“等朕死后，要将朕的脸部遮盖起来，以示无脸面见列祖列宗之意。”然后，自缢而死。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写入青史总断肠(1)写入青史总断肠李乔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自号八大王，与自号“闯将”的李自成齐名。但在我心里边，这双雄之中，李自成要比张献忠可爱可敬。我不喜欢张献忠，更说不上敬重，虽然他也是起义领袖。原因就是一个，他嗜杀。关于张献忠之嗜杀，史料上是明明白白记着的，虽然有的史料夸大其词，但要想从根本上抹掉张献忠嗜杀之名，恐怕很难。曾经有论者以“两个凡是”的理论为之回护。这“两个凡是”，就是凡是起自寒微者，造反皆有理；凡是寒微者造反，即便是乱杀、乱施酷刑，也有理，可以原谅。造反有理必须要承认，张献忠确实造反有理。张献忠，肤施县（延安）人。造反以前的经历，史料记载纷纭，大体说来，他自幼家贫，贩过枣子，干过铁匠，当过流丐，干过捕快，做过边兵，进过大狱，挨过刑杖，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有游民经历，又有衙门经历的身份复杂的人物。他造反有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他所参加的农民造反是有理的。他汇入了这个造反的洪流，且成了造反领袖，所以他的造反便当然有理。明末农民造反，那是货真价实的逼上梁山，不得不反。明朝到了崇祯的时候，朝政真是*到了极点，皇帝昏庸，阉党横行，“官以财进，政以贿成”，土地高度集中，以致“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官府“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加之连年天灾，草木枯焦，使得百姓无衣无食，饥寒交迫，以致易子而食，死亡枕藉。张献忠的家乡延安府，更是天灾人祸的重灾区，一切人间苦难都达到了极致。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录，可以让我们看到明末农民起义不可能不发生，李自成、张献忠们不得不造反。这是见于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六、嘉庆《延安府志》卷七二的一段记载。三书文字略有不同，此录《陕西通志》如下：……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则见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此处逃亡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关中也。明末老百姓所受的这种奇苦，真令人毛发倒竖，冷汗沾衣!文中所说的“盗”，有可能是李逵，也可能是李鬼，分不清了。反正老百姓被逼得不得不反了。这种造反，焉能没理？实乃顺乎天理，应乎人心。此张献忠造反有理之一方面。第二方面，是从他造反的直接动因来看。张献忠造反前，当过延安府的“快手”即捕役，常常受到同事的欺侮，有不胜压抑之感。某日，他“拊髀叹曰：嗟，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耶!”（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十《杂记·盗贼附》）于是，决然舍掉捕快这个饭碗，参加到造反大军中去。从张献忠的造反动机看，固然不如刘邦看到秦始皇车驾后所说的“大丈夫当如此”那样气派，但也表现了他渴望做人上人的鸿鹄之志。这便是张献忠一己小算盘中的造反有理。张献忠的确造反有理，那么，是否卑微者、社会下层人物造反皆有理？未必。比如，明清时期下层民众的造反活动，相当多的是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发动的，他们的造反就未必都有理。我的老师、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专家秦宝琦先生，曾举过这样的例子：“清代秘密教门的造反活动，都是在‘末世论’（天盘三副说、龙华三会说和三期末劫说）的鼓动下发生的，其宗旨无非是为了推翻封建的世俗统治，建立以教主为首的封建神权统治。”诚哉斯言。秘密教门的确是造了封建官府的反，但造了反又要干什么？要建立神权的统治。虽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拉下皇帝，却要扶上教主。这造反就没理。后来，秘密教门蜕变为一贯道、同善社，专门与人民政府作对，造人民政府的反，这其实是他们历史上的造反的延续，宗旨还是要建立他们那个教主统治的社会。这个事实说明，“凡是起自寒微者的造反皆有理”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写入青史总断肠(2)张献忠式剥皮张献忠固然造反有理，但并不意味着他胡乱杀人、残酷暴虐也有理。张献忠的残酷暴虐，违背天理，违背人性之常，是有罪的。这要从鲁迅评论张献忠说起。鲁迅在《晨凉漫记》里说，张献忠看到李自成进了京，清兵进了关，自己只剩下没落一途，便开手杀人。鲁迅说：“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许就是掳来的妇女）。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这是鲁迅看了《蜀碧》一类关于张献忠屠蜀的书，留下的印象。鲁迅是相信张献忠“嗜杀”的，并推测了张献忠嗜杀的原因。鲁迅还把张献忠剥人皮的方法，称为中国剥皮史上的一式——“张献忠式”，与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和“孙可望式”并列。这“张献忠式”是怎么个剥法呢?《蜀碧》是这样写的：又，剥皮者，从头至*，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我曾写过一篇谈《蜀碧》的文章，引了这条材料，惊叹刽子手剥人皮，就像庖丁解牛，就像深通现代解剖学一样。现在再看这条材料，我又想到，干这剥皮刽子手的活儿也真不容易，剥了皮却又不能让被剥者马上死掉，否则自己就要被杀。清人李馥荣《滟滪囊》也记载了这一剥皮规矩：“立剥皮惨刑，剥人未竟而气先绝，执刀者死。”前引《蜀碧》所说的“即毙”，即这里所说的皮还没剥完就先断气。这种连刽子手也可能受株连的剥皮规矩，是多么的残毒！张献忠之剥皮法，也不只《蜀碧》及《滟滪囊》里记着，另一位清人欧阳直的《蜀警录》里也记得分明：献忠……又自创为小剥皮法，将人两背膊皮自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不许亲戚人等与饭食，赶出郊外，严禁民间藏留。多有栖古墓，月余而后气绝者。比较《蜀碧》所记，其不同者，一曰逾日气绝，一曰月余气绝。总之，这种剥皮法并不是让人立马死掉，而是慢慢痛苦地死掉，其宗旨就在于让受刑者不得好死。《蜀警录》除记载了张献忠自创“小剥皮法”即鲁迅所说的“张献忠式”之外，还记录了张献忠继承朱元璋惩办叛逆、贪官时所用的“剥皮实草”法，杀戮明朝王公、官吏、乡绅及自己的属下将弁的情节。记云：初，献贼入蜀王府，见端礼门楼上奉一像，……讯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玉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楼，献忠遂效之。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于本营将弁。由是剥皮之刑繁兴矣。凡所剥人皮，掺以石灰，以实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若送葬俑……材料所记，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剥了皮，又塞上稻草，弄成人形，还立起来展览，真是酷虐到了极点。这真像鲁迅所说的，看了这类材料，仿佛觉得不是活在人间。从这段材料看，是明初重臣蓝玉的亲属被剥了皮，立了像，被张献忠看到了，于是张献忠便照方抓药，大兴剥皮之风。先是施之于阶级敌人，而后便扩大到属下将弁。滥杀种种张献忠之所以留下嗜杀滥杀的名声，我以为不单是指他杀人多，还在于他杀了很多不该杀的人——普通的无辜的老百姓。再有，就是他杀人的名堂多、花样多，残忍酷虐至极。关于张献忠杀人的人数，史学界曾反复论辩。我的看法是，《明史·张献忠传》里说他“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肯定是不可信的，因为全中国那时也没有那么多人，这是历史人口统计学所证明了的。至于某些方志、笔记里所说张献忠杀人直杀得“流血若奔涛，声闻数里，锦江尽赤，河水不流”，只能看做是一种夸张或形容，是一种文人笔法，不可坐实，但却可从中看出，张献忠确实杀人不少。而究竟张献忠杀了多少人，今天纵然是使用什么样的号称科学的方法，恐怕也不可能弄清楚了。但总归可以下一个结论，张献忠杀人是杀得极多的。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原来的四川人都到哪儿去了？为啥快没了？战乱所致。清军、明军、农民军、民间反清力量，彼此间交错杀戮，直杀得一个四川盆地快成空盆儿了，需要用外地人来填。其中张献忠杀人太多，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人们常常回避这一点。我看过几本移民史的书，对此大都语焉不详。我猜测，这大概也与“凡是”有关。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写入青史总断肠(3)张献忠杀的人，很多很多确实该杀。那些喝老百姓血的王公贵族、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况且革命不是绘画绣花，杀便杀了，谁让他该死。张献忠不仅是造反有理，杀这些人也有理。然而张献忠并没有及此而止，他的屠刀又砍向了很多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例如，大顺二年（1645年）十一月，他布下圈套，借口举行“特科”，命令各府县将生员一律起送成都。结果，生员到齐后“被歼无遗”，五千多人杀个精光。这就是有名的大慈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又叫青羊宫事件。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卷一○、清李馥荣《滟滪囊》等多种书籍记载了此事。这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又一起集体屠杀儒士的事件。秦始皇才坑了三四百人，张献忠则超过了秦始皇十多倍。张献忠还曾血洗成都，把整个成都杀得几乎无人居住。《圣教入川记》记载了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的惨痛情况：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第二天，“各军人皆奉命认真严剿，毫不容情。……各军分队把守城门，余军驱百姓到南门就刑。”“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张献忠听了，“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蹄，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乎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象，非笔舌所能形容。”“献忠剿洗成都后，旋即传令晓谕各乡场镇村庄之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内为京都居民。”这是一次真正的屠城，让人想到了屠嘉定，屠南京。中国历史上的屠城，或为内乱，或为外患，但老百姓在屠城时遭殃，则一也。但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张献忠的屠城只可叫作“过火行为”，叫“扩大化”。但过火到如此程度，扩大到屠光全城，这不是反人民，与人民为敌又是什么？张献忠不光杀人多，还杀出了花样，杀出了新名堂，其手段之残忍酷虐，令人不忍闻，闻之则会目发指。“小剥皮法”已经说过了，这里再举几条新的材料：杀人之名：割手足谓之匏奴；分夹脊谓之边地；枪其背于空中，谓之雪鳅；以火城围炙小儿，谓之贯戏。抽善走之筋，断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以悬市。——《蜀碧》匏奴、边地、雪鳅、贯戏，皆张献忠们给自己的杀人花样所取的名称，完全是杀人取乐，以残酷为戏。抽筋、断足、挖肝、剥皮，更是拿人当牲口一样屠宰。贼遇病弱者，多割鼻斫手。斫手之令：男左女右。若误伸者，两手俱斫。至小儿*，弃道旁，衬马蹄；或掷之空中，以刃迎之。——《蜀碧》本是病弱之躯，再割鼻砍手，纵是不死，何以过活?杀戮儿童之法，完全是在做杀人游戏。忽一日杀从官三百，或言其太甚。献曰：“文官怕没人做耶!”因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嗅者，引出斩之，名曰“天杀”。——《蜀碧》数十条恶狗在殿前人群中嗅来嗅去，多嗅者便斩杀之，这是何等恐怖的场面。杀官如此，民又如何，可以想见。竟曰“天杀”，可见其心理之诡异、险毒。八月乡试，献忠自出题云“以兵胁蜀”。“倘违期及姓名异者，连坐十家俱死。别罪轻重，轻者割耳、劓鼻、断手足；次重斩首；再重凌迟，或当磔，别定刀数，割肉如鹅眼大，三五百刀之刑，数满者辄舍之；极重者剥皮实草。——《滟滪囊》不过是考试误时或报名环节上有问题，竟遭如此严重的株连和毒刑，竟同于明朝大逆谋反罪的惩罚，何其毒也!套一句“苛政猛于虎”，张献忠是“酷刑猛于明（明朝）”。这些遭刑的士子大概会如那些可怜的捕蛇者，宁愿饲虎也不愿遭此酷刑。这是张献忠又一次“坑儒”事件。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写入青史总断肠(4)从张献忠杀人的数量和手段看，他似乎面对的不是人类，而是鸡犬豕羊之类的家禽牲口，他是在用屠宰牲畜的方法杀人。有位学者说，“乐杀人”者张献忠，与“传说中的魔鬼的化身”（*语）可有一比。我觉得，这话说得不错。张献忠如此杀人，是在反人类，用今天国际*事业的眼光来看，他是犯了反人类罪。从张献忠本人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他由来已久的不把人当人，而是把人当作牲畜来杀的心态。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卷七《张献忠·记》记载，卑微时的张献忠云：“……献忠依丐徐大为活。尝窃邻人鸡，偶见詈之。献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鸡焉。’其残忍之心，少年已萌。”记录者的评语是有道理的，少年时的张献忠便已萌发了杀伐残忍之心。在少年张献忠的心里，自己一旦得志，便要杀人如宰鸡，而且不仅是杀掉责骂自己的人，而是整个“此地人”皆“如鸡焉”!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了阿Q的革命，那革命便是杀、杀，彻底的杀：赵太爷，杀；秀才，杀；假洋鬼子，杀；小D，杀。“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这些阿Q要杀的人中，既有阶级敌人，也有阶级兄弟，但统统要杀。张献忠的杀人，就很像这阿Q。他们都是在搞*。但阿Q比起张献忠来，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有人把张献忠的种种恐怖行为统名之为“革命暴力”，还说列宁有话，“革命没有恐怖不行”。但张献忠那种杀人法儿，可以用“革命暴力”一语来概括吗？“老万岁”张献忠的刚狠残暴，与他造反前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贩枣、打铁，还算是正当职业；当流丐，偷鸡摸狗，就是游民无赖的勾当了；当捕快时，肯定折磨过人犯，进过大狱，又曾受人折磨。张献忠的这些经历，使他成了一个“豪杰、盗贼之性兼而有之”（赵翼评朱元璋语）的人。在这一点上，他颇像朱元璋。在朱元璋和张献忠身上，都有很重的游民气、流氓气，造反前，他们都可以说是流氓无产者。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出身，促成了他们成为造反领袖。中国历代的造反，往往是由游民或游民习气很重的人发动的，这些人在旧时常被称为“豪杰”或“无赖”、“恶少年”，发动造反以后，大批农民加入，他们便成了人们所说的“农民起义领袖”。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前编》中写道：“历代的乱事，其扩大往往由于多数农民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发动的。”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朱元璋、张献忠的造反情况，大抵如此。实际上，这类造反领袖与广大参加造反的农民，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类造反领袖极易蜕变，朱元璋在驱逐鞑虏、称帝金陵后不久就蜕变了。张献忠则在占据了成都以后，很快就蜕变了，弄了一大堆后妃和太监，又让人恭避“献”字和“忠”字，做起巴蜀小朝廷的皇帝来了。他原来自称八大王，嫌不够劲，又自称“老万岁”。“万岁”前面加个“老”字，好像显示着要盖过明朝皇帝和历代皇帝，就仿佛他是“老王麻子”，比“王麻子”要厉害一样。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钱谦益：“水太凉了”钱谦益：“水太凉了”陈鲁民蝼蚁尚且贪生，人更不愿意轻易去死，明末大文人兼大官僚钱谦益自然也不例外，不过他为苟活找的理由太可笑，太弱智，以至于今天还成为笑柄。清兵入关，势如破竹，眼看就要打到南京城了。此时此刻，尚留在南京城内的明朝大臣们，大体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抵抗而死，二是逃命而生，三是出降而荣。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曾力劝钱以身殉国，钱也同意了，大张旗鼓地对外声明后，率家人故旧载酒常熟尚湖，声言欲效法屈原，投水自尽。可是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凝视着西山风景，探手摸了摸湖水，说：“水太凉了，怎么办呢？”终究没有投湖。反倒是柳如是奋身跳入水中，不惜一死，后被人救起。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钱谦益可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他还因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文坛巨擘，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德高望重。在众人眼里，只要明朝一亡，钱谦益不是抵抗而死，就是毅然殉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几句话，好像就是孟子专门写给他的。可是大伙把他看错了，他竟然连个昔日倚门卖笑的歌妓都不如，人家柳如是还真跳到水里扑腾了几下子。退一步说，人各有志，你不愿意殉国而死，别人也不能强迫你，但不要先说大话，否则覆水难收，一旦食言，是很尴尬的。即使原来你确实是准备死的，临时突然变卦，也可以找点能略微站得住脚的借口，譬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日方长、从长计议，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理由，也算是冠冕堂皇，尽管是自欺欺人。不肯殉国也就罢了，那就当个隐士，也算是保住了晚节，可他却不甘寂寞，不仅主动出城投降，给朋友写信劝降，还带头剃头示众，史载：“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恸馀杂记》）可是，他就这样拼命讨好，清廷也没把他当回事，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的小官做。时人讥讽他是“两朝领袖”，乾隆更看不起他，专门写了一首五律羞辱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更让人不齿的是，后来他被人指责大节有亏时，竟然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把责任全推给了小老婆：“我本欲殉国，奈小妾不与可？”无怪乎连三百多年后的大学者陈寅恪都看不过去了，竟然在晚年双目失明后，还不辞辛苦，专门写了4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为柳如是辩护，痛斥钱谦益。屈指数来，明末的几个著名降臣，都够窝囊的，名声不好，下场更惨。吴三桂反复无常，兵败身亡，还落了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千秋骂名；洪承畴尽管为清兵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列入“贰臣录”，一家老小也因他投敌被明军杀得干干净净；钱谦益更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身败名裂，也没换来高官厚禄。当然，这多少也得怪清朝统治者太没有胸怀。史学家历来喜欢做翻案文章，以标新立异，一旦成功，那就会名声大振。可是，为钱谦益做翻案文章的史学家，总觉得有些气短心虚，一想到他的气节比个歌妓出身的柳如是还差一大截子，一想到他在常熟尚湖“水太凉了”的借口托词，就立马像泄了气的皮球，没劲了。“水太凉了”，钱谦益可能做梦都想不到，他这句“名言”比他任何一句诗文都要更加广为流传。追寻历史的真相 第三部分 作为纵欲狂的纪晓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