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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报》（官方）　　《英国晨报》（英方）　　午报或晚报《维也纳信使报》（美方）　　《世界新闻》（英方）　　《世界晚报》（法方）　　星期一版报纸《体育日报》（地球出版社——共产党控制的报纸）　　《星期一世界报》（法方）　　西方国家对奥地利报纸最初的态度表明是有保留的，这和它们对待奥地利政党的态度相似。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周内，在西部占领区内都没有奥地利人办的报纸，这和苏联占领下的维也纳的情况是一个奇怪的对比。到盟国对奥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政策才互相协调，其代价是在维也纳实行某些法律上的限制。这些限制即使事实上早已存在，但在维也纳人看来也许是自相矛盾的。因此，10月1 日盟国委员会在正式确定奥地利的出版自由时，同时规定不许任何报纸批评盟国委员会或盟国军政府，不许发表任何针对盟国政策的批评意见或有损盟国团结的文字。自此以后，情况开始逐渐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西方盟国允许在其占领区内出版属于主要政党的地方报纸，并倾向于允许这些报纸的编辑逐步取得较大的自由。另一方面，苏方则逐渐开始从严格意义上来解释1945年10月1 日的决定，而且不时勒令违反该决定的报纸停刊或受惩罚。1945年12月28日，盟国委员会向所有编辑发出通知，提醒他们有义务遵守10月1 日的决定；1946年5 月10日也作出决议警告右翼的周报《车辙》。象这种能为四方成员一致支持的行动是罕见的。3379月13日，苏联企图撤换社会党《工人报》的编辑，就未能获得成功。　　但是，如果说这种程度的监督已被奥地利人所憎恨，认为是盟国不能遵守莫斯科宣言的诺言的另一例证，那么它和盟国控制新闻纸而强行限制出版相比，引起的怨言毕竟要少得多。西方盟国决定出版自己的日报以与苏联的《奥地利报》相抗衡，这就使奥地利人的新闻纸供应受到很大影响。1946年，这个国家的新闻纸总耗用量是二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吨，盟国报纸就用去不下一万零九百七十一吨，即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占领的原来目的由于冷战危机而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对此恐难找出更明显的例子了。　　第三节 经济发展　　（一）引言　　在1945—1946年间，盟国对奥委员会在经济工作方面需要考虑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这一时期压倒一切的问题，需要维持粮食供应，避免产生大规模的饥馑。第二个是逐步由奥地利人自己承担政治责任。第三个是东、西方盟国间在早期出现的政治分歧。第一个问题意味着经济管理处除了搜集情报为将来的行动打下基础外，对整个经济的恢复几乎做不了什么工作。重点全放在救济工作上，实际任务主要是对从盟国库存中所能调拨的物资输送给奥地利加以监督而已。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需要采取行动时，奥地利政府的担子越来越重，而盟国对奥委员会经济管理处的责任则越来越轻。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到1946年经济管理局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东、西方盟国之间的争论上。一般说来，西方力图促成奥地利的经济独立，而苏方则力图予以削弱。从1946年春季以后，又有第四个因素以当时在奥地利开始工作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代表团的形式出现。这个代表团是在盟国委员会总的领导下工作的，当然与经济管理处有紧密的联系，但对于日常工作，代表团则和有关的奥地利当局338 直接联系。因此，后者几乎一直不能处于较好的境地。一方面没有外援，他们无力恢复本国经济。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听从来自不下五个不同方面的意见，而意见往往是互相冲突的。如果他们不想甘冒失去所需援助的危险，他们就不得不表面上把意见全部接受下来。好在他们尚称有幽默感和外交手腕。　　但另外一个复杂的情况是，经济恢复不同于政治恢复，不仅是广义地恢复第一共和国时的状况。自1938年以来，在经济平衡方面有过许多次实质性的变化，其影响之深远有甚于纳粹思想，对未来的长远计划必然要起决定性作用。　　到1938年，第一共和国依靠旅游业、大力发展的农业和稳定的出口贸易，建立起一个虽不稳固但却合理的独立经济基础。当时以国际联盟借款的形式来不断输血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看来如果能够适当地审慎从事而和平又能继续维持下去的话，经济前景决不是暗淡的。可是就在那一年，奥地利在政治上已被消灭，随后的七年扼杀了它在经济上刚出现的独立格局，使之成为德国战争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重工业产品扩大了，原料生产增加了。为了把传统的经济重心从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移向较近德国的一些地区，在林茨建立了重工业综合企业，使炼焦炉、炼钢厂和制氮厂联合起来，还有多瑙河上的一个大港口为其服务。这个港口后来与德国的几条河流连接起来。在兰斯霍芬建立了一个制铝厂，在伦青建立了一个木质纤维毛纺厂。结果造成农业劳动力因流入城市而日益枯竭，随之而来的是农产品的有意识的削减，以抵消东欧和鸟克兰的被征服地区对德国供应量的增加。最后，纳粹在吞并奥地利前，通过直接所有权，掌握股票和卡特尔协定所取得的对奥地利经济的间接控制，已经变为紧密的直接控制了，这是因为纳粹占领奥地利后立即把大宗股票和其他产权转入德国人手中，并用大批德国人取代奥地利人充当经理。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德国资339 本对奥地利的渗透是如此残酷，以致大多数奥地利工业已经成为“纯粹的德国财产”了。　　导致这些变化的资本扩张，有许多显然会有利于和平时期的奥地利经济。但也有其不利之处。因为它是为德国的利益而不是为奥地利的利益设计的，而且是适应于战时而不是和平时期的需要的。如果从奥地利本身的观点来考虑，不少工厂的建厂地点并不合乎经济原则，而且在原料供应方面以及对奥地利工农业之间劳动力分配所产生的总的影响方面都留下了种种困难。但是，这些对第二共和国未来的有利之点和不利之点，在1945年4 、5 月间都是无关宏旨的。因为整个经济体制已经瘫痪了。在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作战时期，大批的粮食、原料和工厂装备都被撤退的德军运走或破坏。而战争本身又对春耕春种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同时使一年的收成落了空。剩下来的许多东西，不是为当地居民所抢走，就是为苏联军队所征用。在西部占领区内，大批投降德军和难民的存在，纳粹经理们的逃亡，盟国自己的军队的到达，南斯拉夫的侵入和依靠德国战争机器推动的整个工业和经济综合体的崩溃，已使工业实质上处于停顿状态。维也纳的整个粮食供应和分配机构已经瘫痪了。甚至在3月和4月两个月内，正式的口粮定量已经减至每天一千五百卡路里，约等于正常定量的一半。而一旦所有储备粮食都用尽之后——实际上很快就用尽——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粮食了。不但下奥地利的正常供应来源已被切断，而且不再存在任何一个可向别处采购粮食的组织。在粮食部门工作的纳粹分子，大部分已经逃跑。不管是公路运输还是铁路运输，都已停顿，因为从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有三百八十五座铁路桥梁已被摧毁，维也纳的所有铁路车站，只有一个未遭严重破坏。维也纳的卡车数字从1944年底的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二辆下降到3401945年底的三千五百五十三辆，摩托车从一万七千八百十五辆下降到一千七百八十六辆。5月份维也纳的每日口粮定量降至极为可悲的水平——三百五十卡路里。伦纳向托尔布欣元帅求援。俄国人答应援助，给维也纳居民分配了油、肉、糖和干菜，暂时使这个城市免于饥馑，但也只能到此为止。在下奥地利苏占区内的其他工业中心，情况是十分危急的。象圣琅尔滕和维也纳新城这些城市，有三、四个月每天平均口粮只有五百至六百卡路里。事实上，这时维也纳和这些城市的粮食情况比德国的任何一个地区还要糟。　　西部占领区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样糟。奥地利多山的特点，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是颇不宜于农业的，而现在人口已激增，因为来了许多流亡难民，这些人的早期情况是到处流浪，恣意劫掠。　　1945年7 月底，维也纳的情况略有改善，因为临时的盟国救济计划把口粮定量标准定为八百卡路里，而如前所述，斯大林在波茨但会议上答应了丘古尔所提出的要求，帮助解决维也纳非苏管区的粮食供应。那些地区的粮食供应一向是来自现由苏联占领的东部地区的。盟国对奥委员会一经在维也纳成立，情况便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从9 月23日起，盟国委员会把维也纳的每天口粮定量从八百卡路里增加到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但是，在其后的许多个月内，维也纳和各州的情况依然不佳。城镇居民大多营养不良，面有菜色。唯一吃得相当好的人是盟国人员和那些处于偏远地区而又能自给自足的农民。一定数量的供应品就从这两个方面流进了黑市。例如1946年2 月28日官方报纸《维也纳报》报道说，前一周内有五百八十三起检举黑市罪犯的案件，而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个代表团于1946年6 月在维也纳调查粮食供应情况时，却连一个黑市饭店也没有发现，那个报道或许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测定。这个代表团报告说，结核病死亡率从1938年每十万居民中有一百人，增至1944年的二百二十三人，1945年的二百三十五人，1946年3 月的二百四十二人。从1944年到1946年，婴儿死亡率从每一千个一周岁的孩童中有八十八人增至一百九十一人。341 在1945—1946年的冬季，就连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的定量都维持不住了。到1946年3 月，尽管美英两方紧急运入粮食，但普通用粮户的定量已经减至一千三百二十卡路里。由于面临一次肚界性的缺粮（英国第一次被迫实行面包配给制），盟国委员会不得不于3 月18日把正常定量减至一千二百卡路里。　　与此同时，已经采取步骤去争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可能给予的援助，虽然进展慢得令人遗憾。尽管奥地利过去是一个敌对国家，没有资格成为会员国并受到援助，但在1945年8 月联总行政委员会在第三届会议上通过了特别决议，“由于对该国实施行政管制的有关当局的请求并赞同其意见”，批准在奥地利进行善后救济工作。1945年12月18日，盟国委员会邀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遣一个工作组来调查井提出建议。早在新年里，经济管理局内部已开始对方式方法进行讨论，井同奥地利政府磋商。1946年4 月5 日，奥地利政府和总署行政委员会最后签订了一项协定，5月1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式承担起购买粮食供应奥地利的经济责任。即使如此，但由于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船舶和粮食的当年调拨任务已经十分繁重，盟国委员会不得不提供临时援助，把已经同意的供应普通用粮户每人一千二百卡路里的定量标准维持到6 月1 日。希望到那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尽快运来粮食。实际上连这个希望也要落空。春旱之后，雨水特多，收成的前景，低于原来估计的水平。粮食部长弗伦策尔不得不告诉盟国委员会说，本国的粮食只能供应全国需要的百分之二十二。下奥地利的副州长说，有些地区，人民正在每天靠六百至八百卡路里来活命。为了弥补不足，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又得向盟国筹借二万五千吨谷物和其他农产品来应用。342 即使如此，情况仍然十分不能令人满意。一千二百卡路里的水平抵不上战前正常标准的一半。曾经希望在秋季有可能至少增加到一千五百卡路里，但是等到掌握了收成的详细情况，就很显然，这是办不到的了。10月1 日，费格尔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总监紧急呼吁求援，说定量继续为一千二百卡路里将意味着人民“体质的毁坏”，他还指出，奥地利与接受善后救济总署援助的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它的卡路里定量比例较低。他以提请注意这样的事实来增加呼吁的力量，说在德国，普通用粮户现在的定量水平是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他要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10月14日起保证奥地利的基本定量为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费了很大的劲，从11月11日起才达到这个定量。但即使如此，普通用粮户的定量有一年多的时间并没有增加到这个水平以上，甚至维持这一标准也由于秋季苏联方面对公平分配的方式设置障碍而遇到了困难。7 月23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委员会批准，到1946年底最后分配给奥地利的基金达一亿一千七百三十万美元。总数中的大部分是用于救济——大约粮食八千一百万美元，衣服、纺织品、鞋袜二百万美元，还有医药用品二百万美元。这样只剩下三千二百多万美元用于复兴，其中较大的部分，将近二千一百万美元，要用于农业上的需要——种籽九百万美元，农业机械六百四十万美元，其余用于包袋、绳索、肥料等等。这样就为补救奥地利经济的最主要的不足之处打下了基础。　　为便利起见，上面一直提到“普通用粮户”的定量标准，因为当时大多数正式参考文献中都是用这个标准的。但必须指出，这多少彼误认为是这一时期奥地利每人平343 均消耗的实际卡路里量的一个标准。在约计七百万的总人口中，大约二百万人多一点是粮食自给的，他们的口粮定额比其他人要高得多。剩下的五百万人中，诸如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其他工人、儿童、孕妇或哺乳的母亲等，获准增加补充定量，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补充定量是与家庭中名义上只享受“普通用粮户”定量的其他成员分享的。现在评论中的这一时期分配给所有定量口粮消费者的卡路里平均数，经计算如下：　　1945年6 月至1945年8 月1 ，0821945 年8 月至1946年3 月1 ，6791946 年3月至1946年5 月1 ，3611946 年5 月至1946年11月1 ，5291946 年11月至1947年8月1 ，824 同时还必须提一提规模很广、组织很好的外来救济工作，它大部分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1947年初，英国若干团体同英国红十字会和爱尔兰红十字会一起，送来了五千吨食品、四百吨医药用品和四十吨衣服。到1947年初，美国各慈善团体送来了九千五百多吨食品和三百二十吨衣服。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于儿童。许多儿童给轮流地送到奥地利境外的许多疗养中心。英联邦国家和各种国际组织也都是乐于提供援助的。最后必须提醒一下，那些在乡村里有亲友的奥地利人，偶尔到较少需要粮食供应的地区走一趟，也可以补充他们的定量。但是，即使把这些粮食补充来源都计算进去，事实仍然是这样：在战争结束后的头两年内，整个奥地利人民都营养不良，其严重程度对经济恢复的总进程产生了连续而有破坏性的影响。　　（三）燃料和动力　　在1945年和1946年间，供应每人仅够维持生存的口粮必然是当务之急。而与此同时，向用户提供煤和电。为恢复国家工业提供燃料和动力，也成为仅次于前者的紧要任务。　　燃料情况本来是不会很糟的。1937年奥地利固体燃344 料的总消耗量以无烟煤计算是五百十五万公吨。国内出产的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余百分之六十五全靠进口——其中来自德国的占半数，来自捷克斯洛代克和波兰的各为四分之一，还有一些零数是从匈牙利进口的。此外，虽然1937年无烟煤的总消耗量是二百八十八万六千六百公吨，但国内产量只有二十四万五千吨。因此，全国元烟煤的需要量中，靠进口的不少于百分之七十八。德国人在林茨建立一些炼焦炉时没有扩大采煤设备，因此这种基本情况到战争结束时并未改变。但是进口来源现在已经断绝了。奥地利唯一的无烟煤矿位于苏占区，褐煤矿分布在英占区和美占区内。组织解体，劳动力减少，再加上粮食匮乏，在短期内使本国生产犹如涓涓细流。　　不久生产就重新开始了，尽管存在着巨大困难，1946年的年产量，折合无烟煤计算，总数达一百二十六万公吨。但这个数字还只是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而数达二百万公吨左右的进口也不足以使总数相当于1937年消耗量的百分之六十。此外，进口大部分来自德国，一旦要求鲁尔供煤的竞争开始紧张起来时，它是否能维持，那是绝无把握的。　　关于石油问题，尽管有不同的原因，其情况还是相当困难的。奥地利国内有相当多的资源。自1934年下奥地利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开采以来，国内原油产量到1937年增至三万吨。纳粹的开采办法虽不经济，但1944年终于把石油产量提高到一百十二万吨。1937年奥地利国内消耗量只有三十八万吨。据战后估计，正常情况下的产量每年可达六十六万吨，因而即使在这个水平上，除某些特种类型的石油外，也能满足奥地利国内的全部需要，而且还有很多剩余可供出口。不幸的是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位于苏占区内，这就使这些估计多半成为纸上谈兵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奥地利政府签订的协议有这样一种谅解，就是说四国都要提出足够的石油345 来维持奥地利的经济生活。1946年3 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建议会员国政府“凡在其他接受联总救济的国家驻有军队者，应指令其部队不要消耗当地生产的……燃料或其他正式列入联总计划之内的供应品”，当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计划中并不包括液体燃料或滑润油。而实际上，提供民用的交货是零星分散的，有时候只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工业生产，即使按1947年1 月共产党的《人民之声》的说法，当时的月产量已经达到了大约每年五十万吨的水平。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也许是奥地利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经济财产，但是甚至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奥地利政府签订协议时，它的控制权仍不在奥地利人手中，事实上自1938年德国并吞奥地利以来，它从未为奥地利人所掌握。1945年4 月苏联部队到达以后，新占领油田的这些外国人开始把大量的设备和供应物资当作战利品运走；后来他们突然改变政策，重新开工生产，随后又根据波茨坦协定的条款把油田划为“德国财产”而坚持油田的所有权。苏联军队守护着油田设备，产量大部分输往苏联。盟国委员会和奥地利政府几次三番提出抗议，都无效果。　　另一方面，电力情况是令人鼓舞的。奥地利的巨大水力发电潜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步得到开发，纳粹又进一步予以扩大，即使其发展目的是为德国而不是为奥地利，但资源依然存在，实质上并无损坏，而且迅速投入生产，其水平大大超过战前。固体燃料奇缺，要求以电力代替，即使目前产量的增加还不足以满足战后的需要。尽管如此，但工厂至少是完整的，预期大有可能逐步满足全国需要，而且比较经济。　　燃料与电力的缺乏再次增加了个人用户的困难。在1945—1946年的冬季，按维也纳的标准来说，还不算严寒，但是一连几周气温在零度以下，家里难以取暖，这对老年人和首都大批住在窗无玻璃的公寓或宿舍里的人来说，是特别困苦的。一到周未，凡是强壮的人都去维也纳森林或附近乡村搜寻能够找得到的燃料。老年妇人跟在盟国煤车后面希望从雪地上捡到几块煤的景象，到处可见。　　（四）工业总情况　　如前所述，提供粮食、燃料和其他形式效济的压倒一切的需要，不可避免地推迟了整个经济的恢复。然而，即使上述需要并不那么迫切，严重的障碍也早已存在了。姑不谈由于纳粹强迫奥地利经济与德国体制合而为一，许多经济部门都以非经济的形式出现，据战争结束时估计，这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大约百分之四十已被破坏。苏联以波茨但决议为借口进行了掠夺，其结果使上述比例在战争刚结束的阶段急速提高。此外，奥地利的整个对外贸易结构已经支离破碎。占领区的强制划分，意味着那些甚至能从国内得到原料的工业，也往往不能保证得到原料。基础工业大部分在西方国家占领区，而精加工的工业则大部分在东部。俄国人在战争结束时攫取的战利品，既是囊括一切，又是不加选择，从工厂整个工段的设备到牛羊、家具、私人所有的杂物用品，都兼收井取。伦纳政府对此毫无权力禁止。因此，工业恢复的活动首先必然只限于在西部占领区内进行，而由于缺乏任何全面掌握的权力来领导，就是在西部占领区内，也只能在州的基础上尽其所能而已。而况，各州之间的分离主义倾向导致了商业上的竞争。施蒂里亚缔结了一项以菱镁矿向法国交换磷酸盐的协定，并从鲁尔得到了煤。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一项协定，以按来换取玻璃的进口。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一种贸易趋势，即与占领国结成纽带——并不是通过有关军事当局的专门倡议（不管怎样，他们手里已充满了一般问题要处理，例如德国战俘、流亡难民、法律与秩序、非纳粹化等等），而仅仅是因为商人最容易能和他所在的占领区内的有关国家接触联系。至少有那么一个观察家认为，给奥地利安排占领区是“近乎精神错乱”，这种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一切困难，贸易和工业还是开始347 迅速地恢复活动了，即使规模狭小而又受到严格限制。奥地利如与德国或英国比，它的工业化水平较低，这意味着手工业工人和小规模企业在国家经济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纳粹统治结束后，民族主义勃然兴起，这就激励了要求恢复的意志。初步的恢复主要是从小工场、小商行中开始的，因为比起大企业来，它们的性质更适宜于采用临时应急的措施。与此同时，重建国家的意志也反映在产业工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上。他们虽然不能经营轻重工业工厂，但一俟原材料和燃料能够正常供应时，他们将会以同样的魄力和个人的首创精神，争分夺秒地从事恢复和再建工作。许多工厂在有限的规模年重新开始生产，到1946年1 月，矿山和基础工业的生产实际上己提高到相当于1937年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　　应该再强调一下，工业恢复的这些开端，主要是奥地利人本身努力的成果，因为盟国的援助多半限于进口食品和燃料。1945年9 月，盟国对奥委员会成立，对占领区之间的货物流通放松了控制，对交通也随之作了某些改善。但是即使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于1946年5 月青手工作的时候，力量还是集中于救济方面，这是说到年底为止所分配的一亿一千七百三十万美元中只有一千一百五十万可以留作援助工业之用。然而矿山和基础工业保持着不断向上的趋势，1946年10月的产量达到1937年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七点三。另一方面，消费品工业的产量则落在后面，甚至到了1948年3 月，矿山和基础工业的产量实际上已超过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十一的时候，消费品工业的产量还只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六。此外，尽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农业进行了援助，1946年底的农业产量仍然只相当于1937年产量的一半左右。　　1945年和1946年间，奥地利在恢复对外贸易方面发挥主动精神，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对外贸易数字几等于零。但自1945年8 月与匈牙利签订了第一个货物交换协定后，其他许多协定便相继签署，到年底总数达三十一项。然而这些协定并不348 是都能完全执行的，到订约时商业方面的进口与出口量还只分别达到1937年进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一和百分之三点二。就是在1946年经济恢复继续增进之时，这年年底的进口与出口也只达到1937年相应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和十三。　　在外贸领域内恢复得这样缓慢，主要原因是苏联在1946年连续六个月坚持贸易协定不属于新管制协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中政治协定的范畴，而须得到四方的绝对同意。到这一年的12月，苏方成员让步，执行委员会才能授权奥地利政府不经盟国委员会事先同意可径自与德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签定贸易协定。　　（五）货币改革　　1945年和1946年间，奥地利人在货币改革问题上一点也没有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战争结束时，奥地利自然没有自己的货币，银行实际上都是空的，因为现金大多给俄国人拿去了，剩下的尽是不值一文的德国债券。唯一的货币是德国马克，不知其总数多少，在德国垮台后仍然不断流入奥地利，特别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流入。盟国都暂时发行各自的货币。因此最迫切需要采取的措施是收回德国马克，用国家货币来取代，并使流通量能有可以控制的平衡。　　临时政府对这种局面自然非常了解——倒一点也不因为政府领导人和所有其他奥地利官员由于维也纳银行缺乏存款而只限于每月领取薪金一百五十德国马克。可是他们在苏占区内权力有限，不能采取有效行动。最迫切需要的立法一连多少星期还是草稿，搁在伦纳博士的办公室内；等待国际地位的明确和管理全国的一元化权力的建立。苏联当局从它们所攫取的财产中提出六亿马克一笔“存款”作为兑换的基础，但是直到1945年7 月3 日按中央银行过渡法重建奥地利国家银行和颁布银行支付法时才开始实行。这就使解放后一直关闭的奥地利银行得以复业。银行支付法规定存款总额中的百分之六十全部限制使用，百分之四十部分限制使用，但对受严格限制的临时需要则准予支付。奥地利政府为了鼓励个人把手头的一些款项存入银行，保证对这些存款不再限制使用。但是，这个立法仍只能部分生效，因为它只适用于苏占区，政府的权力仍局限于这个区域内。在这个国家的其余地区内，纸币流通仍是自由的。　　1945年11月30日所采取的第一个主要步骤是通过奥地利先令法，要求一切公开发行的银行纸币，包括德国马克和军用先令，在12月1 日至23日期间向银行兑换新的奥地利先令，兑换率为一比一。现行的一切银行纸币，除十个德国马克以下的小额纸币外，全部停止流通，这些小额纸币留待以后处理。奥地利银行纸币的发行限于每人一百五十先令，其余部分以百分之六十列入限制使用帐户，百分之四十列入部分限制使用帐户。一种与此同时进行的业务活动，是对所有银行帐户以同样的比率将德国马克转为奥地利先令。最后一步是兑换小额纸币和硬辅币，于1946年2 月20日实行。　　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总的货币流通量。下面的事实说明了工作的一般规模，1938年3 月7 日，奥地利国家银行的最后一周结帐单表明，总的货币流通量是八亿九千九百万先令；1946年2 月从银行和公众中收回的纸币总数是八十六亿五千九百八十万；同一日期按先令法在民间流通的货币略微超过十亿，加上向占领军发行的十五亿，总共约为二十五亿。兑换的结果自然是黑市价格和外国货币价格的暴跌。由于第一次在全国实施统一的货币制度，贸易大为促进。然而，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其原因是平均每月的纸币流通量从1937年的八忆四千九百万先令增至1946年12月的五十五亿六千一百万先令。350 就货币兑换对奥地利居民的影响而言，盟国对臭委员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只限于批准奥地利政府呈送的法律，并对各占领区的实际兑换工作给予一些帮助而已。委员会倒较为直接关心奥地利当局提供给它们作为占领费使用的款项。这笔费用的总数多少，四国之间怎样分配，这是盟国委员会早期在会议上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从1946年2 月12日起，总的费用相继减至占每年联邦预算大约二十五亿先令的百分之三十五到二十五。这年年底，据一致同意，1947年这个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五。在占领之初，分配给苏联方面的费用高于分配给其他三国费用的总和，但这种不平衡在以后的十八个月里逐渐减小了。1947年的协议规定，那一年的总费用为一亿三千万先令，其中四千万分配给苏联，其余三国各为三千万。　　（六）苏联的经济政策　　奥地利政府促进工业和经济恢复的一切尝试，西方三国帮助奥地利政府的一切努力，总是因为盟国对奥委员会未能全面控制苏占区而遇到严重阻挠，前面已经提过，苏联当局掠夺了大量的原料、工业设备和私人财物。这种掠夺在1945年整整一年中继续未断。其中有很多是伪装得并不高明的，而且对苏联经济是否有利，也很值得怀疑，因为机器拆卸下来，往往一搁就是几个星期，任其生锈，然后才装走，有些简直永不装走。波茨坦协定签订后，俄国人的手法略有改变。苏方代表建议与奥地利政府笠订一系列单方面协议，仿照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建立公司的先例，建立苏奥混合公司，以开发齐斯特尔斯多尔弗油田和管理多瑙河航运公司。这样就会导致苏联控制奥地利经济的重要部门。临时政府以值得赞扬的坚定态度拒不同意。后来俄国人再度把力量集中在大规模拆351 运的政策上。可是在1946年春季，他们最后也抛弃了这一政策，以利于把定为德国财产的设备原封不动地留在奥地利，使之为苏联的经济利益开工生产。于是建立了一个机构，名为“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这个名称来自俄文第一个字母USIA），以监督各有关事业。1946年6 月27日，苏军司令正式下令将东部占领区年一切德国财产转归苏联所有，并于7 月16日把情况正式通知奥地利政府，自此以后，大约有四百处财产就这样划归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掌握了。这些财产包括生产石油、硫酸、金属板、人造纤维、电力设备。建筑器材和玻璃在内的各种企业。　　苏联政府可以授引美国处理赔偿专员在波茨但会议后于莫斯科召开的战争赔偿会议上所作的让步，为它对波茨坦协定中赔偿条款的解释作辩护。当时出席赔偿会议的美国专员承认了苏联政府提出的要求，即有权不受任何限制地接收在波茨坦所指定的那些国家的全部德国资产。此外，在波茨但会议后，美国政府于9 月7 日曾致苏联政府一份照会，提出：虽然［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有权监督和处理德国国外资产的分配，但苏联政府可以处理德国在芬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在奥地利东部的资产，无需通知管制委员会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代表。管制委员会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代表可以处理其他一切德国国外资产，无需通知苏联政府。　　西方国家要反对苏联的这种立场，可以援引1943年1 月5 日联合国家在伦敦发表的宣言中关于强制转移敌管区财产问题的规定。这一文件苏联是参加制定的，它为签署国保留对被占领区财产的任何转移宣布无效的权利，不论转移所采取的形式是“公开的掠夺还是在形式上似乎是合法的处理，即使据称是自动实现的”，都无例352 外。但苏联政府坚持该宣言不适用于奥地利。这个论点似乎是有一些法律根据的。　　尽管苏联当局可能提供法律论据来支持其行动，但其行动本身显然是直接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四国新近达成的承认奥地利政府并允许其对全国行使管辖权的协议的精神的。　　英国高级专员斯蒂尔上将代表英国政府立即向苏军司令提出抗议。贝文在1946年7 月12日的外长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四国委员会来报告主要困难，即对构成德国在奥地利的财产下一定义。8 月2 日，诺埃尔一贝克在下院宣称，英国政府认为“任何使奥地利划分为占领区的影响加剧的行动都是引起严重关切的问题”，如果任何这类行动似有可能“破坏四国都曾同意保持的奥地利国内外的领土完整”，那么问题就更为严重。但贝文的建议遭到拒绝。英国提出的抗议和奥地利政府采取的大胆行动都无效果。奥地利政府打算通过一项国有化法律来对抗苏联的行动，该项法律适用于苏联当局要求占为己有的许多奥地利财产。这项法律如果实施，就可以使那些财产免受苏联的控制，至少也可以大大限制苏联的控制。可是在这项法律送交盟国委员会的时候，尽管西方三国的成员毫无异议，但苏联高级专员却立即表示反对，其理由是这项法律干涉了管制协定中所规定的苏联可以根据以往的盟国协议直接采取行动处理德国财产的权利。库拉索夫上将不祥地补充说，苏方保留在苏占区内为保护其本身利益而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步骤。　　苏联的反对并不足以阻止这项法律的实施，因为根据新管制协定的条款，反对意见必须四方一致才能生效。但很明显，不管这项法律正式颁布与否，苏方是不会允许它在奥地利东部施行的，因而奥地利政府本身宁愿暂353 时停止执行占领期问有争议的措施，而不想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内有限制地予以实施。　　但事情到此尚未结束，在秋季和冬初，盟国委员会内部因苏联的态度而进一步引起了争论。9 月14日，苏方企图诱使其他三方接受一项限制以后十年内奥地利工业能力的计划，未获成功。10月11日，盟国委员会指示执行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关于控制边界的法律草案，因为苏方不仅想把占领国的军用品而且想把占领国的一切用品都不规定在法律条款之内，这一步骤将使苏方想要定为已有的任何东西，特别是苏方控制的各种企业生产或需要的物资自由进出苏占区合法化。一星期后传来消息，说俄国人已不准奥地利人视察苏占区的工厂，并已下令凡食品和工业品未经签署许可证者不得在苏占区内作任何距离的移动，或移出境外。　　这种政策如果允许继续推行，将会迅速造成苏占区与奥地利的其他地区隔绝，而新管制协定也要变得毫无意义了。西方三国立刻采取抵制行动。在10月25日的盟国委员会的会议上，英国高级专员宣读了预先准备好的一项长篇声明，评论苏方对新管制协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解释。他说，国有化法律对苏联的赔偿要求毫无影响，苏方无权否认已经生效的盟国委员会的决议。这项声明在奥地利国内外广泛宣传。虽然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形势，但对苏联的政策的确起了节制作用。显然俄国人曾经决定，一味采取执拗态度是对己不利的，因为就在那次会议上。他们同意作出决定，承认奥地利政府有权控制本国的全部资源，并将所有这些资源充分用于奥地利经354 济。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盟国的意见分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对出现的情况各自发表公报。塔斯社介绍这次会议的公报是别具一格的，它几乎不提会上的让步，而集中谈会议所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奥地利政府不曾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去利用本国资源或通过稳定价格来消除奥地利工业方面令人不满的现象。事实上奥地利政府已经得到指示，要在三十天内提交出一份复兴工业的计划，包括进出口计划在内。　　局势的关键问题在于奥地利政府不能实行全面控制，不论本国的粮食，还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供应的粮食，其分配必然不均；而就东西两部分粮食资源数量不相等的情况来考虑，可能蒙受最大损失的是苏占区。争吵一直持续到年底。但在11月15日，美方重申了它要把奥地利作为一个单了的整体井统筹粮食供应的意图，于是12月3 日苏方同意在1946年12月8 日到1947年l 月3 日这段时期内允许苏占区的粮食供应品自由流通。　　但是，奥地利政府虽然在这些方面的权力已经再次得到了肯定，苏联却通过其财产管理局的活动仍然严重地限制了奥地利政府的权力。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一开始就象一个在奥地利国土上独立行动的代理机构。对奥地利的法律和商业惯例毫不考虑。它的买、卖、进口和输出等活动毫不注意奥地利的正式规章。后来它毫不犹豫地在维也纳苏管区和整个苏占区开设了一系列零售商店。在这些商店里，凡是从东方进口的无税商品，或由管理局所属苏占区企业的产品，卖出的价格比任何地方都便宜，这显然是想证明共产党企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维也纳人并不受骗。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的存在便足以充分说明苏联对待奥地利的真实态度。但是这一整套制度是奥地利经济体上的一个流脓的疮伤，是恢复经济的主要障碍。　　在试图评价盟国对奥委员会这一阶段在经济领域里所做的工作时，我们曾特别提到过奥地利人本身在创业活动中所担负的日益增加的责任，也提到过盟国对奥委员会活动范围的相应缩小。与此同时，不应认为委员会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是可以忽视的。在早期的时候，经济356 管理局年做到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交换了统计数字，共同估计了这个国家的总的需要，并对如何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作了有效的估计。就物资援助而言，苏方在早期清楚地表明，它无法继续或实质上对粮食供应出力，而法国政府则在饱受战争创伤的法国无法养活其本国人民。然而，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济计划于1946年夏季生效之前，四国是补充供应的主要来源。的确，如果没有它们的援助，没有许多外国救济组织的自动援助，奥地利就要沦于饥谨了。此外，这种援助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停止工作之后还是以很大的规模在继续进行下去。到1946年秋季，进一步援助的前景已趋暗淡，11月间，费格尔给盟国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要求用外国贷款来弥补预计1947年因购买粮食而造成的一亿七千八百万美元的赤字。年底之前，英国同意提供八百五十万英镑作为救济和重建款项，还有一百五十万英镑作为购买原羊毛的商业贷款。接着美国也提供援助，1947年初它是唯一能够按所需的规模提供援助的国家。　　主要来自英美的这种或别种形式的援助，使奥地利政府能够在1946年间开始进行长期建设工作，到这年年底，可以断言，尽管困难重重，但终于打下了战后经济恢复的牢固基础。　　第四节 几个特殊问题　　（一）难民与流亡难民　　虽然单从人数方面来说，流亡难民问题在奥地利并不象在德国那样严重，但就其复杂性而言，它肯定与德国不相上下。毕竟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当务之急是把大批接受投降的敌方部队集合起来，解除其武装。在冯·谢尔上将指挥下的德国西南军区的百万大军中已经包括驻扎在萨尔茨堡、福尔拉贝尔、蒂罗尔和卡林西亚部分地区的部队，而在战争结束时意大利战线的某些部队也撤退到奥地利来了。此外，还有一些从西部和北部撤退到奥地利的部队，其中包括这样的仆从军：一个匈牙利兵团356 和一个哥萨克兵团。后者是弗拉索夫将军所部的一部分。但是，对这些敌军的处理，只是总的困难中的一个最紧迫的方面而已。在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根据第三帝国与意大利、苏联和罗马尼亚所订的协议，成批的日耳曼裔移民已经迁到了奥地利。1939年和1940年间有四万至五万南蒂罗尔人定居在奥地利，不久接踵而来的有布科维纳的一万一千名德国人和比萨拉比亚的一万名德国人。1941年南斯拉夫被肢解之后，斯洛文尼亚的戈特舍飞地大约有, 一万名操德语的人移至第三帝国，其中有一批定居在新并进来的南施蒂里亚和南卡林西亚。在以后儿年里，移民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入，其原因是德国工厂为避免盟国轰炸纷纷迁进了奥地利。随着工厂而来的有大批技术人员和工人，其中包括战俘和其他从德国占领的欧洲许多国家中押送出来强迫劳动的人。最后，德军撤退时，后面总是跟着一大批难民——有两万名德国人来自特兰西瓦尼亚，三万六千名来自罗马尼亚巴纳特，还有不知其数的人来自南斯拉夫巴纳特、西尔米亚、斯拉沃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代克。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政治难民——纳粹分子、反铁托的南斯拉夫人和匈牙利纳粹箭十字组织的成员。1945年4 月，许多奥地利人为躲避俄国兵从东部逃到西部，使局面又增加了混乱。　　那时上述各种人总共有多少，无法提供确切数字。但有人估计，单是德国战俘就有二十五万名。据同一资料估计，在美占区内的流亡难民就有七十万人，还不包括从东部逃来的大约二十万奥地利人。韦南根据广泛调查，推算出在整个奥地利境内非日耳曼裔的外国人有九十万名。除去德国部队，这时在奥地利的流亡难民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这一数字也许可靠。　　因此，在战争结束时可以想象，尽管预先已经订出计划，但除了粗糙而即可实施的控制措施外，几乎难以采取其他办法。一开始的局面就好象是在战场上打仗。一支支德国部队被集中起来解除武装。大约有八万五千名苏联公民组成的哥萨克兵团，被强行从英国人手里移交给357 苏联管制。搭起一座座临时帐篷，供给成群结队的非军事难民居住。注册登记和大致分类的工作开始进行。过了好几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训练的专门人员才能着手进行具体的工作、这些专门人员就成为军政府成员的一个组成部分。　　起初划分的两大类，一是属于联合国家的国民，一是前敌国的国民。首先着手有组织地遣返所有愿意回国的第一类人员。这些人大多来自西欧——盟国战俘、被迫应征服劳役者、囚禁在集中营里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但是其他来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人，虽然后来情况变了，当时却也有许多人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去。至于前敌国国民，从奥地利遣返的德国战俘，数字也很大，到1945年底实际上已全部遣返。对参加前德国军队的奥地利国民，则就地予以释放。　　但是，尽管在初期取得了这些成绩，由于难民从毗邻国家陆续不断地流入奥地利，由于许多难民越来越不愿意回国，又由于东西方盟国之间初期出现的意见分歧，正如影响其他一切问题的处理一样，也影响了流亡难民问题的处理，因此情况不久又变得复杂起来了。　　战争刚结束，波兰和捷克斯洛代克都开始把所有具有德国国民身分的人——德国本土公民和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驱逐出境，其后不久，匈牙利也如法炮制。这些人大量涌入奥地利，与之俱来的还有从奥地利东部苏占区逃来的其他许多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想到西方国家占领区内避难。而且，尽管在制订计划阶段认为所有流亡难民都会愿意重返家园，但很快就清楚，有许多人，特别是来自苏联或苏占区和来自现由铁托元帅政权统治下的南斯拉夫的人，都极不愿意回国。这些政治难民在联合国家和前敌国的国民中都不乏其人。的确，到1945年底，情况已经很清楚，凡是愿意离开奥地利回国的人大多数已动身了。因此，原来划分的两大类，实际上已变为愿遣返者与不愿遣返者这样两大类了。358 这种划分是盟国对奥委员会有效工作的直接成果，因为在1945年8 月四国流亡难民管理局举行第一次会议之后，这种分类很快导致东西方之间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苏联坚持强制造返，西方盟国则坚定不移地拒绝往后对难民采取强制措施，那些被证明是战争罪犯的人则当别论。苏联坚持己见，使寻求共同行动基础的尝试失败。这意味着不可能在奥地利全国范围内实行一种统一政策，因此各国在其占领区内继续自行其是。　　然而，即使在应付这种新局面的情况下，进展还是有一些的。波茨但会议为了试图改变这种混乱情况，曾取得一致意见，认为遣返工作虽然要做，但应该要求三个有关当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波兰临时政府和匈牙利的管制委员会——暂时停止把德国人驱逐出境，好让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以便在各占领区公平分配被驱逐出来的德国人。波茨坦协议中有关这一问题的部分没有提到奥地利，所以一开始时对奥地利未起作用。但在1945年11月20日，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把奥地利列入要驱逐德国本上公民和其他国家中德国公民的国家之一。对这些人的接运工作很快由一个专门机构负责。这一机构名为“德国人代表团”，是在1945年11月20日成立的。它着眼于挑选熟练工人和其他在经济上对德国有用的人。由于奥地利当局对此提出抗议，因此1946年1 月5 日在奥地利内务部成立了一个国民定居局，为了与“德国人代表团”抗衡，又成立了一个“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代表团”。但是，1946年2 月19日奥地利联邦政府与西方盟国签订的有关协定，苏方不予承认，下令波茨坦协定中提到的德国国民和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应一律从苏占区立即撤离。　　尽管存在种种困难，战争结束时在奥地利居留的外国人，其总数到1945年底毕竟大大减少了。许多联合国家的国民已被迫返。其中五万九千名波兰人和七万八千名苏联公民。实际上所有的德国战俘已经撤走了，从捷359 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驱逐出来的德国公民和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也已着手遣返。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估计，其他难民为数尚多，大约有四十万人。其中大约百分之七十五为前敌国国民，百分之二十五为联合国家的国民，包括不论国籍，只要是在战时曾遭德国迫害或受骗的人。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济的人数只有五万，因为在可以救济的一类人中，排除了敌国国民。　　下一年内，因为那些从波兰、捷克斯洛代克和匈牙利驱逐出来的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被送回了德国，形势大有进展；其余的联合国家国民被遣返回国，又使形势进一步好转。整个遣返数字不下二十万人。留下来的人大部分是不愿风国的“铁杆分子”——反铁托的南斯拉夫人、反华沙政府的波兰人、反苏的乌克兰人和以前敌对的匈牙利人，还有尚待遇返的大批被驱逐的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甚至还有德国本上公民。经过各国遣返代表帮助说服，这些人中有的改变了主意。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刚被送走，新的难民又接踵而至。1945年底以后，所增加的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都是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驱逐出来的。由于波茨但协定并未提到上述三个国家，英美两方军政府拒绝这些人进入德国，他们不得已而留在奥地利了。此外，1946年9 月，德国的美方当局因为它的占领区内有人满之患，不得不暂时停止批准入境。不久，德国的英方当局也作出类似的决定。　　而且，与此同时，又有大批犹太人离开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其中大部分要去巴勒斯但，却把奥地利当作中间停留站。撇开持续不断的膳宿供应问题不谈，他们的到来特别给英方制造了政治上的复杂情况，因为英国是受托管理巴勒斯但的国家。　　除了许多新难民进入奥地利外，还有不少已经在臭地利的难民，一开始就逃避了注册登记，其原因不是当局出于疏忽，碰巧把他们漏掉了，就是他们有意规避，生怕360 登记后可能引起什么后果。等到西方国家反对强制遣返的政策逐步为众所周知时，他们中有许多人就不再隐蔽，出来向当局要求救济。　　总而言之，最后的结果是，到1946年底在奥地利的流亡难民总数只是比1945年底的总数略多一些罢了。根据1946年10月1 日英国的一个估计。其数字为五十四万一千三百四十二人，其中有二十六万人是其他国家中的德国公民。1947年4 月美国的一个估计，认为总数是四十六万七千五百十七人。　　人们一直注意到苏联和西方国家在处理流亡难民问题的方法上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想法，这种分歧是苏联坚持强制造返所造成的。意见的分歧影响了采取统一的政策，并严重妨碍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联总与奥地利政府的协定中规定，既然处理流亡难民是盟国委员会保留管制的一件事，联总的参预必须根据它与委员会订立的协议。但事实上苏联的反对使这项协议未能达成，其结果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得不根据它和三个西方国家的高级专员所订的各项临时协议来进行工作。实际上这并不十分妨碍本着真诚合作的精神来执行救济和遣返任务，因为理由很明显，大部分难民是集中在西方三国占领区内的。尽管管理方法各不相同，三国工作的总目标都是一致的。但是难民集中在西部占领区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为苏联利用来达到宣传的目的。虽然许多流亡难民如果给予机会都是很想干活谋生的，而且的确有不少人是这样的，并于最后获得了为奥地利所接纳的权利，但是也有另外许多人，特别是在初期，不愿接受管制，自由自在地到处流浪，随遇而安，谋求一饱。他们这样做，不但失去当地人对整个流亡难民所处困境的同情，而且威胁着公共安全。苏方就能够利用这一点，还利用西方的反对强制遣返来一再攻击西方国家在其占领区内藏垢纳污，“窝藏法西斯分子”。的确，在1946年6 月巴黎会议期间，莫洛托夫就以此为理由来推迟考虑签订奥地利条约。　　有趣的是，尽管这样，苏方倒被劝使提供其占领区年361 流亡难民的统计数字，但他们的统计显然是随意武断，这就降低了统计数字的价值。举例来说，1947年4 、5、6三个月的难民总数一直是六万八千人，而从了月到12月却是六万八千六百九十二人。　　奥地利政府在照管难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象它在其他许多领域里一样，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于1946年3 月接管之前，奥地利政府不得不以先令来偿付难民营的费用，而救济难民的进口物资的总费用则是由奥地利政府作为总的救济债务的一部分来支付的。在初期，军事当局还供给诸如建造临时营房的设备和管理难民营必需的交通工具，但到1946年5 月31日以后，这类供应便告中断，供养难民的全部费用就都由奥地利政府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负担了。　　到1946年底，情况已经很清楚，流亡难民问题乃是国际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结束其工作时，不能予以忽视，于是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建立了后来成为国际难民组织的机构。但就奥地利而言，虽然不可否认，流亡难民很快就以他们的劳动力奥地利的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甚至到1955年，难民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二）警察　　苏联训练的共产党人和游击队领导人弗朗茨，霍纳被安插为伦纳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山而重建一支非政治性的警察力量乃是它们本身所确定的初步目标之一。　　解放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简直不存在什么警察力量。纳粹所建立的整个组织机构都已瘫痪，那些负责人都已逃跑。其后在1945年6 月，俄国人首先建立若干辅助警察小组，归鲁道夫·豪特曼领导，此人过去是电车售票362 员，是个忠诚的井产党员。而弗朗茨·霍纳领导的来自南斯拉夫的奥地利游击营则驻在霍夫堡，充当共产党的护卫队之一。但与此同时，奥地利旧警察中的一些人员，在弗朗茨，纳吉指挥之下。从奥埃尔斯堡宫的抵抗运动司令部派出来工作。其后不久，临时政府的内务部副部长社会党人奥斯卡·黑尔默根据7 月20日的权力过渡法着手采取积极步骤，在更加有组织的基础上扩大警察活动范围，摆脱共产党的控制。俄国人同意他的建议，召回前维也纳警察长、七十九岁的伊格纳茨·帕梅尔博士，因此到8 月下半月其他盟国抵达维也纳随时候，一个非共产党的警察力量的核心已经存在了。　　10月7 日，在英国人的鼓动下，四方公共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以建立一支由中央征募和组织的并经过适当训练的警察部队为主要目的，商讨了八点政策。法方和苏方唯恐新的警察可能变成奥地利军队的核心，这一疑虑必须打消。但到11月份，四方已一致同意制定一项政策。1946年1 月，在以前的罗绍尔一卡泽恩兵营建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学校，因此在年底之前应征的新警察源源而来。在成立一支重新组织的警察和宪兵部队方面，三个西方占领区都有进展，在苏占区内也有较少的进展。第一次各州代表会议已经剥夺了共产党对警察的控制，建立了一个各党委员会，霍纳要有所行动就不能不通过这个委员会。1945年底第一个自由政府成立后，内务部长的职务文由奥斯卡·黑尔默担任了。从奥地利国内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显然是左右大多数选民的人民党对社会党人表示信任的一种姿态，从而成为加强联盟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也标志着结束了共产党人对警察的一切实际控制。黑尔梅尔在西方国家的坚定支持下，着手清洗共产党分子，只有在苏占区内被迫勉强同意保留共产党分子的部分职位。毫无疑问，他最大的成功乃是把俄国人建立的由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人迪尔迈埃尔博士领导的政治警察组363 织消灭于萌芽状态。在1946年之前，迪尔迈埃尔专横独断，有权把犯人扣留在劳动营内。有一个劳动营就座落在英国管制的维也纳第十一区内。英国保安官员在访问这个劳动营后，揭露了它内部骇人听闻的情况（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有两人不曾送至医院而在营内死去）。这个劳动营从此就不再归迪尔迈埃尔控制了。虽然他一时还继续活动，但其行动已受到严格限制。后来黑尔默终于能够把他调到奥地利西部去。　　对警察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说明奥地利政府的选举和得到承认已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从此以后，苏联政策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例如拒不伺意奥地利政府一再提出而由西方国家支持的建议，给警察发放武器和现代无线电通讯设备。诚然，奥地利人并没有完全控制苏占区的警察，苏联当局有时毫不犹豫地要让共产党警官继续掌权，或者力图威胁奥地利警官，不许他们执行本国政府的命令。甚至在1946年8 月，当恢复治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进展的时候，黑尔默的报告中还说，在下奥地利，谋杀案件有二十六起，谋杀未遂案件有二十四起，暴行案件有九十八起。总的来说，苏占区的治安情况虽然确实本比西部占领区好，但也不象外国报纸有时描绘的那样坏。　　（三）检查制度　　解放初期，西方三国司令官对奥地利国内一切通讯联络建立了军事检查制度，作为一种安全预防措施。但在苏占区和维也纳则无检查。这时苏方已经明白表示，他们希望把非纳粹化的责任移交给奥地利当局。当四国开始讨论检查这一问题时，苏方竭力主张西方三国所建议的对维也纳国际通讯联络的民事检查也应交由奥地利364 负责。最后一致同意，维也纳检查局在盟国管制下检查一切民间的电话和电报通讯。而维也纳邮政检查局则负责检查进出维也纳的国际邮件。1946年间，奥地利政府多次要求停止一切检查，因为这与根据自由选举建立起来的全国性行政管理是不相容的。法国在其占领区内带头取消内部来往信件的检查之后，经过英方的推动，盟国委员会指令自10月4 日起停止一切国内来往信件的检查。但在1946年底之前，并没有进一步放宽检查。苏联方面一变早期的方针，在那时以前对放松管制一直采取敌视态度，阻挠了进一步发展。　　应该补充提一下，检查制度的继续执行，对于1946年间奥地利与外部世界的电报、电话和航空通讯的逐步恢复起了许多抵消作用。　　（四）建议的对奥条约　　解决奥地利问题的条约是在本书所述阶段之后才实际进行讨论的。然而，在1946年底前已经采取了某些准备步骤，在这里必须谈一谈。　　从理论上说，盟国与奥地利之间无需订立什么条约。奥地利被第三帝国并吞后己不再是一个国家，因而从未与盟国交战。所以无论如何是没有理由签订一项正式的和平条约的。况且莫斯科宣言已规定把奥地利重建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旦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的政府已经执政，如果四国对宣言有一致的解释，那么为了结束占领，就必须分别与奥地利政府订立协定，处理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如前所述，东西方上开始就对宣言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夯歧。尤其是三国在菠茨但会议上声明放弃向奥地利提出赔偿要求，随后又同意将奥地利东部的“德国365 财产”给予苏联，而苏联对这一点的解释却与西方国家对独立的解释，观点完全不同。此外，南斯拉夫提出的领土要求，克里姆林宫予以支持，而西方则坚决反对。因此很显然，如果要有效地贯彻莫斯科宣盲的保证，就必须通过占领国共同谈判与奥地利签订一项协定。这种协定应采用“国家”条约形式，正式调整政治和领土情况，以便第二共和国重获独立，同时规定占领军撤退的日期。　　1945年间，其他困难太多，不容许根据这些方针来考虑签订条约。但早在1946年1 月，美国驻维也纳公使约翰·G ·埃哈特向国务院建议，奥地利条约应与德国问题分开考虑，并应与意大利及东南欧的其他敌对国家签订和平条约的谈判同时开始进行。因此华盛顿准备了一份条约草稿，2 月份、美国正式通知外长会议的其他成员，说他们希望下一次外长会议在巴黎开会时讨论对奥条约问题。5 月份开会时，英美两国代表坚持要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但未成功。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与贝尔纳斯的私人谈话中温和地告诉他，奥地利条约是一个“特殊案件”，不管怎样井无具体建议可供讨论，而且由于奥地利政府忽视非纳粹化工作，必须再予以占领一年，总之苏联代表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一个反建议，说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应先交副手们讨论，研究一下是否应由部长们亲自来考虑。为了对付苏联方面的反对，美国代表得到英法两方的支持，在讨论6 月15日开始的下一半会议的议事日程时，建议列入奥地利条约问题，并建议副手们应同时准备好提供外长们考虑的条约草稿。苏联代表再次反对，这一回的理由是副手们已经在讨论五个条约，没有时间了。贝文提议四国在会议体会期间交换条约草稿，这也仅能366 迫使莫洛托夫答应采取措施“加紧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罢了。贝文提出皮对意见，说英国代表继续坚持在6 月份考虑对奥条约，“不管用什么方法对待这个问题”。外长会议间歇期间，贝文在1946年6 月4 日的下院外交辩论时，直率地表示出他的愤愤不平，他说：“苏联硬说他们不准备讨论奥地利问题。这一点我当时不明白，现在还是不明白。那时以后，美国已提交一份条约草稿。我们在外交部有一份详细的草稿。”　　会议的下半部分继续召开时，代表们都已拿到了在休会期间散发的美国草稿。会议采纳了法国代表皮杜尔提出的决议案，把“审查奥地利问题”列入未项议程。6月26 日，英国代表散发了一份题为“对奥条约重要章节方案”的草稿。但只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7 月12日，才讨论了这个问题。贝尔纳斯建议委托副手们研究现有的两份草稿，如法国和苏联也提出草稿，可以一并研究。莫洛托夫相反提出了一项四点决议案，要求注意：新管制协定已经给予奥地利政府更大的自由；奥地利的西部占领区内有四十三万七千名流亡难民，他们在战时反对过盟国，确已构成对奥地利内部安全和“毗邻民主国家”的一种威胁；因此需要以撤走这批流亡难民作为恢复奥地利浊立的先决条件；（再提一下）必须先行签订五个其他条约，然后才能授权副手们准备对奥条约。其他代表对此提出明显的反对意见，莫洛托夫又滔滔不绝地争论了一番，其论据是硬说奥地利还继续存在着纳粹主义，还在和德国勾结。显而易见，情况已不可能再有什么进展了。　　但与此同时，形势有了进一步的重要发展。6 月份达成协议：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的和约中允许在交通线上留驻苏联军队，直到苏联从奥地利撤军为止。　　因此在巴黎会议结束时，苏联代表取得了两个重要收获。第一，他们诱使美国和英国的代表透露出他们考367 虑签订奥地利条约的条件的性质。第二，他们获得了在奥地利愿留多久就可在东南欧驻军多久的牢固的法律基础。而西方盟国在细节上作了必要的修正，对苏联不愿撤离奥地利又引起了另一个动机。　　1946年12月在纽约召开的下一次外长会议上，争取考虑奥地利条约的尝试又遭失败。然而，因为这时已完成了对意大利和一些卫星国的条约，莫洛托夫最后同意把对奥条约和对德条约一并列入下班会议的议程。下次外长会议订于1947年3 月召开。　　其后对条约的谈判情况在《概览》丛书的以后几卷中有所叙述。对奥条约的讨论是从盟国对奥委员会审议的不同标准上展开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讨论并不是严格限制在所提参考条件的范围之内。然而，在各管理局，特别是在赔偿管理处内，经常讨论着直接有关订约条件的问题。各国代表时常向有关的处提供谈判的消息。最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存在与否显然取决于条约谈判的成败，因此谈判的进展和前景对委员会工作的速度和总的气氛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这件事虽然与奥地利条约没有法律上的联系，但对奥地利战后的对外关系却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奥地利和意大利在1946年9 月5 日达成了关于解决南蒂罗尔操德语的居民问题的双边协议。但这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职责无关。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了。　　第四章 结束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的看来，西方盟国在1945年夏季进入维也纳时，对前途是满怀希望的。战争期间，盟国之间尽管一直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它们决没有严分东西，互相排斥，对希特勒给予毁灭性的失败，也未有所阻挠。而且，胜利者已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奠定了基础。这个国际368 组织可望使世界牢固地立足于丘吉尔所说的合作繁荣的“广阔高地”之上。盟国委员会中的西方高级官员非常清楚，特别在维也纳，关于委员会的工作基础，要与俄国人取得一致意见，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少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许因为比别人更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对成功的前景一开始就抱着怀疑态度。在俄国人占领了格拉茨三个月之后，进入该地的英方人员，对于指望苏联军队做出模范行动，绝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看到的是铺着地毯的地板遭到火烧，卧房四角粪便成堆；他们听到的是当地居民讲不完的遭受奸淫掳掠的事件。然而，当时军官一级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真诚的。因此一般人都希望西方盟国有可能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一样，总的说来能与俄国人合作共事，尽管彼此之间在性格、文化和政治信念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苏联的西方盟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对俄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他们对俄国人民英勇抗德的行动表示尊敬，《战争与和平》一版再版，西方政治家们在战时以赞扬的口气谈到苏联，这些都同样有助于友好亲善。因此委员会中的许多西方代表都盼望在维也纳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有机会积极参加战后受到双倍欢迎的重建工作，而且还为了有缘会见苏联盟友，谈天说地，互致殷勤，了解他们对于人生的见解。不仅如此，维也纳又是欧洲的伟大都城之一，它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甚至纳粹主义和六年的战火都难以将其摧毁。奥地利人，尤其是维也纳人，乃是众所周知的乐天友好的人民，而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将是一项愉快的任务。最后，维也纳是通向其他国家或都城的大门，其历史影响几乎是同样伟大的或者更加伟大，但六、七年来却为烽烟所阻，不久就有可能从那里旅行到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甚至到更远的布加勒斯特、索非亚或华沙。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这些期望似乎是可以实现的。起初，人们可能对维也纳人在西方盟国到达时大量表示出来的宽慰之感熟视无睹，把许多这类表示归之于残存的纳粹主义，也可能在遇到其他情况时，满心以为俄国人的过火行为，仅仅是那种大部分来自原始的亚细亚国家的军队经过东征西战而最后结束其艰苦生涯时才干出来的。有时候，也许在苍茫的暮色中，你会看到一长列一长列的红军运输队在缓缓前进，一匹匹毛蓬蓬的矮马拉着一辆辆辘辘的大车，车上蹲着个蒙古人似的车夫，面无369 表情，一声不吭。如果这种景象使你在刹那间心潮不平地产生身处异国之感的话。那未那些怪人的故事看来无疑是正常的了——成百个面孔团团、皮肤黝黑的农民，穿着带有征尘的不合身的军服，在希青的小动物园内一面散步一面谈笑，在申布龙公园的草坪上按着手风琴的节拍翩翩起舞，或蹲在街头瞅着熙来攘往的行人。清晨，在英方人员驻地申布龙兵营出入口的对面，常常有一队哥萨克骑兵走过，他们穿得整齐清洁，可入画图，骑在短背壮马上，脚踏长长的铁橙。有时候夜晚在咖啡馆里，你可能和苏联军官干一杯，交谈战时的经历。在某些管理局内，苏联代表态度友好，很想了解西方的生活情况，如果你能把他们从他们的同僚那里引开，他们在私下可能谈一点本国的生活情况。但这种机会是罕有的。尽管你多次打算找出共同基础来进行个人接触，但是相识之后要再深一步发展友谊总是办不到的。结交对象本人通常是拒绝谈论任何可以称之为政治的问题，即使开了个头，东西方对于诸如“民主”之类的基本词语的不同涵义往往在一开始就产生滑稽的问答游戏。要有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讨论，就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打基础的准备阶段——然而对此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机会。　　召开四方会议期间，情况也差不多。一开始就很明显，对苏联代表来说，自由谈判仅限于盟国委员会一级，下面是不存在的。的确，在各个管理局里，如果一个西方代表由于讨论过程中出现争辩而改变了论题，苏联代表莫不对之表示惊讶。如果问题是会议结束后提出的，苏联代表会十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这种改变是一开始就估计到而且计划好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实际上确实是不可能的。委员会着手工作后，很快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每个苏联代表出席各局的四国例会时都带有具体的指示，经常是用书面决定的形式，对这种决定的任何修改，即使是细节上最小的修改，不请示上级，他是无权表示同意的。的确，要他同意是徒劳的，这一点很快就为人所共知了。如果在会议上运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劝使他赞成了370 另一种措词，而把苏联的观点用这种措词写在记录草稿中的话，他总是否认自己曾经表示过赞成，而要将他本人的意见再次解释一番，改变得和原来上级指示他使用的词汇完全一致，这时他才肯签字，虽然这种情况往往是令人恼火的，但是对他个人生气是没有什么用的。他是只能服从指示的字面意义的。显然，如果违背决定而公开表示意见，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非常偶然的情况是，如果苏联的观点看来确乎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话，苏联代表会抓住可乘之机在下次会议前请示上级，然后可能带着新的指示回来开会。但同样地他也可能不带来什么新的指示。带来新指示也好，不带来新指示也好，根据作者的经验，不管怎样他是绝不会说明情况的——要么重新坚定地申述其旧的观点，要么不作任何剖白就提出全新的意见。在冷战气氛越来越占优势的时候，西方的谈判代表对于这种习以为常的情况日益熟悉了。　　在盟国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这一级，苏联代表在行动上有较大的自由。但时间一久，情况就很清楚：他们也受到较严的控制，他们本身只不过是结合得越来越严密的一个组织的若干部分而已，即使是重要部分的话。1946年的春夏两季，一批与西方代表相处得很好的苏联官员为其他一些不太愿意合作的人所代替了。而整个苏方人员开始表现出铁板一块的特点：这种特点是在苏联同外部世界接触到的任何地方都已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到1946年底，在盟国对奥委员会里，凡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的西方代表，所抱幻想最后不归于烟消云散者，实际上是寥寥无几。现在已很明显，西方代表和他们的俄国同僚的关系，看来已不能象在战争刚结束时那样建立在友好的和个人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象其他三国的成员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的那种关系，因为在苏联世界里，个人关系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都是用来为克里姆林宫的目的服务的，而代表的遴选与训练也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在苏方成员这种逐步与私人断绝交往的同时，他们的政治态度也相应地强硬起来（本卷前面已有所叙述），而且这种断绝交往的确很明显是其精心策划的采取强硬态度的一个部分。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每一个局部问题都不应孤立地看待，而应视为克里姆林宫对外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奥地利产生的这种变化和苏联在其他国家采取的总的强硬政治态度以及苏联政府逐步抛371 弃和战时西方盟国的合作，是步调一致的。这种政策方面的改变不久就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政府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许后者更引人注目——这两件事上表现得十分清楚了。从东欧国家传到维也纳的消息是布达佩斯、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的盟国代表团也遇到同样的情况。mpanel(1);　　然而，尽管关系恶化，尽管例如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的建立使苏联对奥政策显得越来越清楚，但是西方和苏方在公务上的关系，如果说除了表面文章之外，难得有所进展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内也从未变得比冷淡还要糟。即使在开会时往往直言不讳，但会还是照开。即使对函件的答复可能一拖几周，但通信还在继续。即使正式宴会的请柬很少得到答复，但到时候苏方出席的次数还是多于不出席的次数，而在苏方担任主席期间，他还是分担举行招待会的责任，尽管必要的交谈往往用放映苏联电影来回避。　　因此，就与俄国人合作而言。即使1945年所抱的很大期望成为泡影，但失望只能说是部分的，不管持有怎样的保留意见，我们还必须说，盟国对奥委员会是起了作用的。通过其卓有成效的机构盟国秘书处，散发了各种文件，安排和组织了各种会议。每逢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来达到反法西斯的战争目的时，四国达成协议还是比较迅速而有效的，有时即使不是为了反法西斯目的所迫切需要，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在诸如逮捕战犯、遭散残余的德国部队并解除其武装、摧毁纳粹战争设备等问题上，交换情报和采取一致行动，相对地说都没有什么困难。占领初期四国还能充分保持意志上的统一，对四国本身所许诺的奥地利独立问题，能够达成书面协议，采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但时间一久，东西方对这问题便暴露出根本性的分歧了。对奥地利的新闻出版，对奥地利的工会372 组织，对奥地利的政党都给予自由了。自由选举举行了。与选举的结果相符，奥地利政府成立了。1946年6 月签署了新的管制协定，于是盟国委员会给予奥地利政府以很大程度的自由。此外，由于盟国委员会的一致同意，粮食供应保持在免于饥馑的水平之上，起初是从盟国本身的军事库存中拨出粮食来供应，其后授权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到奥地利进行工作。尽管苏方经常提出强硬的反对意见，许多问题还是达成了协议，这是事实。在经济恢复方面能够打下基础，得力于盟国委员会的一致意见者较少，而是有赖于四方三国的几次努力与奥地利本身的不断采取主动，这也是事实。即使对一项奥地利条约的讨论已作出初步安排，但瞻望前途，仍是未定之天。然而，奥地利政府是从自由选举中获得政治权的，得到四个大国和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的承认，能对国内一切重要领域和大部分地区自由行使权力。单从这样一个政府的存在来说，就意味着打基础的重要工作已经完成，只要没有战争，苏联的事后反对是不能使之垮台的。　　但除了这种积极的成就之外，盟国对奥委员会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年来，奥地利除了为纳粹德国所允许的文化接触之外，和其他一切文化联系都已断绝，现在所有四个占领国的文化宣传在奥地利犹如潮涌，这就使它直接和世界舆论再次进行接触。如前所述，每个占领国都出版了各自的报纸，以不同程度的审慎态度宣传其本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每个占领国还有各自的新闻社和阅览室，陈列了本国的图片和文学作品。此外，英国在格拉茨、格拉茨圣彼得和克拉根福有三个电台。美国在林茨有一个电台。法国在因斯布鲁克和栋比恩有两个电台。俄国人虽然没有正式控制电台，但通过在维也纳苏管区表面上属于奥地利的电台里设置苏联的常驻检查机构，实际上也独特地收到了同样的效果。但四国之中、表现得最善于文化宣传的是法国。诚然，贝图亚尔将军对《费加罗报》的一个记者说，文化是“奥地利问题中的最具有法国特色的一个方面”。新闻社一直是各占领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开办新闻社同时并举的是开展373 各种文化活动，“由各国进行文化外交的比较永久性的机构举办——英国委员会通过维也纳的一个办事处，后来又进一步通过格拉茨、克拉根福和因斯布鲁克的办事处；法国外交部文化局通过驻洛布科维茨宫的维也纳司令部和因斯布鲁克的法国学会；俄国人通过当地的”奥苏文化和经济关系促进会“；美方虽然一开始把精力全部集中在美国新闻社的建设上，但也通过国务院的文化事务部门的代表开展活动。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互相竞争，给维也纳带来它们的某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财产，诸如书籍和图片的展览，演员、舞蹈家、歌唱家和音乐家的联袂光临。与此同时，盟国对奥委员会教育管理处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帮助奥地利的教育当局，为学校供应新的教科书，并通过一系列暑期学校和交换学生的计划为研究人员的再教育提供方便。　　不时到维也纳各占领国阅览室去走一走，从读者人数来试图衡量哪个国家在这种文化冲击中取得最大胜利，这倒是件有趣的事情。但是，不管陈设得如何别具匠心，琳琅满目，在夏季前来参观阅读者少，在冬季，最暖的房间里面人数最多，这或许不是不耐人寻味的。维也纳人对于如此慷慨提供给他们的东西的确并不那么目眩神迷。在这个领域内，他们至少是并不显得寒伧的。他们本身继承了丰富的艺术遗产，而从被占领的最初时期起，他们就决心把这份遗产完整无缺地保存下去。奥地利临时政府在其决心重建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即从最低层（从下水道着手）向上发展来重建战争废墟。它在宣布立即着手重建歌剧院（对于这一任务，它感激地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在供给电影院和戏院的特殊用电量方面，也显示出既很情明又有创造力。当西方盟国到达时，可以看到音乐和歌剧已经重新演出了。通过歌唱家和音乐家顽强坚毅的努力，出现了奇迹，在1945年和1946年的整个严冬季节，上演了优美壮丽的歌剧，举行了一次次音乐会，演出了一出出戏剧。你可能在《菲德利奥》听到“囚徒合唱”，演员们穿着令人伤感的褴褛衣衫。不禁要想起不久前贝尔森和茅特豪森集中营中的景象。你可能看到莫扎特的《费加罗》在化装舞厅的狸红、雪白和金黄的彩饰中搬上舞台。你也可能见到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四国成374员。其中有些人也许在下午的会议桌上争辩过，晚上却和奥地利的各阶层人士一起在音乐厅聆听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盟国对奥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的，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恢复维也纳这个头等重要的国际艺术中心的往日声誉，还可以使战后不久那个时期的艰难困苦尚能为人所忍受。　　盟国对奥委员会在另一方面也有其存在价值，可向其成员提供机会，从人性的角度亲身领略战后欧洲的现实。就此而言，这个委员会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出国工作的代表团或委员会比较，自然没有什么不同。大战结束后，几乎在欧洲的任何一国都驻扎过的英国士兵，能够亲自从流亡者、难民、饥饿、疾病和贫困等方面看出战争的含义。在柏林，他们同样能够充分地与法国、美国及其他盟国的国民结识交往。具有起码的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他每天所见到的人有什么总的想法。可是在维也纳，因为这个城市规模较小，而盟国占领的目的又表现得比较温和，所以在个人交往方面，可能具有别处少见的亲密，而对于民族性格和观点的了解，比在柏林那样更为严峻的气氛中有可能进行得细致些。即使苏联占领军比别国部队受到更严格的控制，他们也不能不把那些比苏联官方宣传更为真实的四方人民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图景带回俄国——诚然，从苏联归国士兵再教育过程的报告中明显地看出，苏联当局对于他们的公民第一次与外部世界接触可能发生爆炸性后果这一点是非常了解的。拿破仑故争期间，特别是拿破仑失败后联合占领巴黎期间，俄国人和西方接触，对俄国十九世纪的革命运动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这种革命运动的第一次公开爆发是1825年由军官们领导的流产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谁知道长期与西方接触会产生什么后果？而第二次世界大的之后，西方又一直是苏联占领别国时不可避免的伙伴。在苏联的一些公民之中，不管他们是军人还是平民，利用接近苏联在欧洲的占领区和西方之间的边界这一有利条件而投奔西方寻求政治避难的人，提出的理由大部分是他们认识到本国政府多年来有计划地欺骗了他们，不让他们了解375 西方民主国家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这个问题的确不是无足轻重的。关于西方观念对其国民思想所产生物不可避免的影响，克里姆林宫对此可能引起的长期后果惊慌到什么程度，我们猜测一下倒是挺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在考虑所有这些情况时，必须记住盟国对奥委员会的目的毕竟不是盟国的政治教育问题，而是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到1946年底，尽管无可怀疑地取得了进展，但是已经很明显，东西方对莫斯科宣言含义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而且就所能预料的情况来说，意见分歧可能要继续保持下去。如果当真苏联除了战争以外，无法取消当时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奥地利已经取得的无可置疑的进展，那么同样明显的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阻挠任何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苏联是能够这样做，而且也很想这样做的。苏联不改变它的整个对奥政策，奥地利是不会取得独立的。而在冷战变得越来越冷的时刻，那种改变似乎是不可能的。看来充其量是现在这种远非理想的形势可能令人不安地继续下去。总而言之，占领的确使奥地利获得好处。但它也遭受其害。由于战争而受到的破坏，继之以苏联在东部占领区的劫掠。占领区间壁垒的存茬阻碍了经济的恢复。盟国的征用造成房荒更加严重。占领费用给这个国家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只有通过麻烦的手续，取得四个外国统治者的同意，才能进行治理。四个大国占领奥地利这样一个小国，人人都知道这是荒唐可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身居奥地利，特别是在维也纳，不仅要知道其西面和北面的一些国家，甚至也要同样知道其东面和南面的一些国家。哈布斯堡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正如失去一肢的人对不存在的神经也许仍有感觉一样，维也纳也仍然容易感受到东南欧可能发生的悄况。奥地利和德国亲近，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表现出来了，其原因与其说是出于亲缘关系，不如说是在绝望中相信德国可能解决奥地利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说，奥地利和德国是操同一语言的。但是这两个民族的性格在许多方面是格格不入的，而这种格格不入的情况由于376 两国在战时的合伙而有增无减。说不定这种经历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收获的确产生了促进奥地利人民族感的新团结和新力量。但是，如果奥地利因被纳粹德国并吞而遭不幸，那么它在战时因与德国共过命运，而让人家把它的前途和德国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这可是双重不幸了。一旦如此行事，奥地利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受比较大的德国问题的影响而被投上一层阴影。对德实行四国占领的决定很自然地（即使不是不可避免逃）要为奥地利创造先例。战时的三个领袖当中只有丘吉尔把奥地利看作实质上是中欧和东南欧的一部分：只有他把奥地利再次看作是“多瑙河大联邦”的中心；只有他极力主张西方国家的军队从东北方通过南斯拉夫向前推进，避免让大片土地落入苏联之手，但正象战后对苏关系的其他许多问题一样，他的忠告都被置若罔闻。第一章　投降时的德国第二章　各占领国的态度第三章　德国人的态度第四章　急救，1945年5月至8月第五章　波茨坦第六章　管制机构第七章　德国状祝第八章　难民问题第九章　经济事务第十章　财产的管制第十一章　解除武装、归还和赔偿第十二章　非纳粹化第十三章　行政和政治第十四章　宣传工具第十五章　教育第十六章　两种积极的影响第十七章　结束语第一章　盟国政策的形成第二章　解放第三章　占领第四章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