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历史-6

86茶　史　初　探·５７·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搨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①。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②；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８６８），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③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①《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玉川子。③苏鹗：《杜阳杂编》，卷下。87·６７·茶　史　初　探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①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翃为《田神玉谢茶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②等等。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姪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①刘禹锡：《代武中丞谢茶表》等文，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②韩翃：《为田神玉谢茶表》，据《文苑英华》卷四十二引。88茶　史　初　探·７７·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１９８７年４月３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①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２７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①梁子：《中国唐宋茶道》，第五章，１９９４年１１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89·８７·茶　史　初　探（五）五代茶事附述公元９０７年，唐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终于为五代十国所替代，使我国再一次地陷入了南北分裂和群雄割据的局面。北方又处于连年战火不熄的动乱之中。分裂和割据对民间饮茶和茶叶消费有一定影响。上层社会特别是王室在唐朝把饮茶早已溶入他们生活，所以，不管社会变动有多大，他们还是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生活习惯的。这一点，我们不妨举唐僖宗的一个典型例子来一说。公元８８１年初，黄巢的起义大军从洛阳接着攻下了长安，这时僖宗从陕西一直逃到了四川，但他还没有下诏叫顾渚等地停办贡茶。是年常州刺史王枳派人把贡茶直接解送四川以后，写了一首极其哀伤的诗，称“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进心”①，一方面表示对李儇的忠心；一方面也悲叹国家到这样一步，还不忘继续征办贡茶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五代的君主也是一样，虽然实际只剩中土一小块地方，且５２年更换了五个朝代，江山一直处在动摇之中，但唐代存在的贡茶赐茗之风，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关于五代茶叶贡赐情况，我们可从《旧五代史》随便摘几条史料来说明。如《梁书·太祖本纪》载，开平二年（９０８）三月，“以同州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壬午，宴扈驾群臣并劳知俊，赐以金带、战袍、宝剑、茶药”；乾化元年（９１５）十二①《全唐诗》卷七九五。90茶　史　初　探·９７·月，“两浙（吴越）进大方茶二万斤“①。《唐书·明宗本纪》载：天成二年（９２７）五月，“伪吴杨溥贡新茶”；长兴三年（９３２）冬十月，“湖南（楚）马希范、荆南高重（从）诲并进银及茶“②。后晋高祖本纪载，天福五年（９４０）三月，“诏朝臣觐省父母，依天成例，颂赐茶药”③。后周世宗本纪也载，显德三年（９５６）三月，“江南（南唐）李景（璟），遣其臣兵部侍郎陈觉，奉表陈情，兼贡……乳茶三千斤“。不久，南唐又再次派宰相向后周“献犒军银十万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五十万斤，米麦二十万石”④。类似的记载还多，这里就引这些为例。前面在南北朝部分，我们讲过北魏时，鲜卑人喝奶不饮茶，每次朝宴虽都有茶水，但南方来投的臣僚，“皆耻不复食”，只有兵士贱役的南人才吃。可是由上可以看出，到五代时就不同了，不但汉族，就是后唐、后晋和后汉沙陀贵族，在他们入主王宫以后，也和唐代宫廷生活一样，尚茶之风不衰，贡赐之制不绝。至于这一时期南方的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虽然分属五六个小国各自进行，但由于社会较北方相对安定，有的政权对农田水利和经济建设也比较重视，所以，不但没有衰落，如闽、楚等还有显著的发展。这我们举五代各国征收茶叶赋税的一些史实为例。五代时，一仍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茶税既繁又重。如后唐明宗时，省司及诸府皆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①《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②《旧五代史·唐书》，明宗本纪。③《旧五代史·晋书》，高宗本纪。④《旧五代史》，此据《中国茶叶历史选辑》引。91·０８·茶　史　初　探（汴梁），六七处纳税，以至商旅不通“①。又如湖南楚国马殷，从判官高郁请，听民自摘山收茗，筹募户置邸阁居茗，号八床主人，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岁数十万”②。南唐李氏时，庐州舒城县，“岁纳赡军茶七千三百五十斤”；南汉（都广州）刘鋹时，新州（广东新兴）等以运茶岁久损弃，竟将茶价数十万摊派给部民郭怀智等百余户输之，并沿以为常③。上面虽是讲的茶叶税制、税额，但透过赋税，多少还是可以看出其时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某些发展的。关于五代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我们还可从有关茶书和农书的技术记载中找到说明。如过去制茶和茶类，直到唐朝中期陆羽的《茶经》中才具体谈到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几种，至于这些茶的形制、特点和名字，陆羽没有再细说下去。可是至五代毛文锡的《茶谱》中，对全国各地生产茶叶地名、园名、茶名、重量、制法、特点等等，就记述得很清楚。这里举蜀州、邛州等记载为例：“蜀州晋原、洞口、横源、味江、青城，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贡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邛州的情况是：“邛州之临邛、临溪、思安、大井有早春、火前、火后、嫩绿等上中下茶”④。《茶谱》指明“清明”日火，“火前”和“火后”之外，如龙安还有清明①《续通典》，卷十六。②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二。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真宗咸平五年十二月壬午条。④毛文锡：《茶谱》，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92茶　史　初　探·１８·这天造的“骑火茶”。从上录毛文锡《茶谱》的这些散茶名字，我们不难看出，其较之陆羽《茶经》记述的内容和反映的加工制茶技术，明显要提高了一大步。这里要补说一点，《茶谱》不仅详细述了纤细阳春的形形式式的高档散茶，而且也一一录下了各地形制和大小不一的团茶或饼茶。如临邛的“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蕃党项重之”；小的如“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说明紧压茶的制作，在这时也有很大发展，而且还显示是一种适应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再如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我们说过，陆羽《茶经》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到了茶树生产技术，但比较约略，对当时的茶树应该怎样栽培管理，仍是不大看得清楚。但是，在这时《四时纂要》的这部农书中，对如何种茶和茶园怎样管理，记述得就十分详细，以至在我国整个古代，有关茶树栽培技术的记载，基本都是照搬《四时纂要》的内容。如果不是当时发展茶叶生产的需要，《四时纂要》和唐、宋其他农书，就无须要提茶树的栽培技术；又，没有五代茶树栽培管理的提高和进步，也不可能有《四时纂要》那样翔实和合理的技术记载。所以，综合上述各点，我们认为五代北方社会经济展有所衰退，但南方茶叶生产和贸易反有所发展。93·２８·茶　史　初　探五、宋元茶业的发展和变革宋元主要是宋代，是我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时代。因此，史籍中也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宋代茶业的变革和发展，集中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随气候的由暖变寒，我国茶区北限南移，南国茶业获得了明显发展；第二，由于各地饮茶的更加普及，城镇茶馆林立，茶馆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三，适应大众饮茶的需要，这一时期的茶类生产，开始由团饼向散茶的方向逐渐转变；最后是宋代与辽金长期对抗，因边防和向金人贡纳需要，宋由征税自由买卖，改行唐代未能推行的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在上述四点中，茶类生产的转变，即以生产团饼变为生产散茶的改革，对后来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发展影响最大。（一）我国茶业重心的由东南移如前所说，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由于六朝基本上都定都建康，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重心，也由西东渐，至唐朝中期设贡焙于顾渚，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心，就明显地转移到包括赣东北在内的浙西茶区了。但是，由于从五代至北宋的这段时间内，我国气候明显由暖转寒，宋代的常年气温，一度较唐94茶　史　初　探·３８·代暖期要低２—３℃①，北部特别是临界地区的茶园，茶树大批冻死，茶树推迟萌发，结果，就直接导致了宋代贡焙的南移建瓯。换句话说，也就是促使宋代茶业的重心，由东进一步又向南转移。先说贡焙。唐朝贡焙在顾渚，每年清明前能按期将茶叶送到东都洛阳和京城长安，那么，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与顾渚的距离更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弃坦途而就艰程，把贡焙移至建安北苑（在福建建瓯东）呢？这主要是气候因素。因为在北宋，适值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太湖冬天冰封，上可行车，顾渚贡焙采造的贡茶，不一定能及时在清明前如数贡到。而这时北苑的茶叶，如宋人诗句所反映：“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②；以及“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③距京城的路途远则远，但清明前能保证如期献到开封，自然也只好把贡焙改置建州或建安了。其实以建茶作贡，也非始宋代，如吴任臣《十国春秋》所记，早在闽康宗通文二年（９３７），“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④，即开始入贡。之后，闽为南唐所灭，南唐在保大四年（９４６）春，也“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挺①陈家其：《从太湖流域历史冷暖变化看二氧化碳增加的气候效应》，载《中国科学院南京湖泊地理研究所集刊》（七）。②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范文正公集》。③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诗》，《欧阳文忠公文集》。④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南唐元宗本纪。95·４８·茶　史　初　探腊茶之贡，……始罢贡阳羡茶“①。入宋后，据《建安志》记载：在太宋“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始置龙焙，造龙凤茶“②。关于建茶的入贡和唐宋贡焙的更易，在近见的有些论著中，有的据《十国春秋》称起始于闽或南唐，有的据《建安志》称起始于宋初，诸说不一。其实如上录史料所说，建安北苑贡茶和贡焙的设立，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应该说，建安贡茶，起始于五代时的闽通文年间，其后南唐继之，甚至一度还废除了宜兴和长兴之间的顾渚贡焙。但是，宋建政以后，起初也和唐一样，仍以顾渚为焙和以顾渚紫笋入贡；在北苑正式“始置龙焙”，如葛常之所说：“自建茶入贡，阳羡不复研膏”③，即贡焙正式由顾渚改置北苑，还是在太平兴国二年的事情。贡焙的移易，其影响和后果，实际也带有进一步促进了茶叶生产技术中心转移的意味。因为贡焙承担的，是专门生产御茶的任务。如唐人诗句所云：“至精至好且不奢”，“不是贡茶实贡心”；贡茶无论是选用的原料和制作工艺，都是最好和最讲究的。所以如《蔡宽夫诗话》所反映，唐朝中期以前建茶还不甚有名，“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④，即北苑设置贡焙以后，全国其他地方所出的茶叶，就根本排不上队了。这里不妨以建安贡茶的发展情况为例。如《宣和北苑贡茶录》载，在太平兴国初年，北苑贡焙，只造龙凤团茶一种。到至①吴任臣：《十国春秋》，闽康宗本纪、南唐元宗本纪。②《建安志》，原书佚，此据《宣和北苑贡茶录》引。③葛常之文的撰写年代未考，此据阮阅《增修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引。④此据《苕溪渔隐丛话》东坡九引。96茶　史　初　探·５８·道初，除龙凤茶外，又造石乳、的乳、白乳以进。以上是太宗时的贡茶情况，仁宗时，庆历年间，蔡君谟造小龙团以进。自小团出，龙凤遂为次。神宗元丰年间，又造密云龙，其品又高于小团之上。哲宗绍圣时，又改密云龙为瑞云祥龙。徽宗赵佶，崇尚白茶，于是白茶遂为第一；继而又制三色细芽及试新銙、更新銙等。自三色细芽出，瑞云翔龙又居下矣①。总之，在宋一代，北苑贡茶争奇斗异，代有新出；新品一出，前茶即降为凡品，以致宋朝北苑贡茶的名目愈来愈多，举不胜举。以宋高宗时的贡茶为例，其时北苑所进，共分十纲：“第一名曰试新；第二名曰贡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龙凤胜雪、白茶、万寿龙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龙凤英华、玉除清赏、承平雅玩、启沃承恩、云叶、雪英、蜀葵、金钱、玉华、千金；第四有十二色……；第五次有十二色……；已下五纲，皆大小团也。”②上述贡茶，虽然都属紧压的团茶或饼茶，但名目不一，当然制法和特点也不同。所以，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宋代贡焙的南移，至少在团饼制造上，其技术中心，也由三吴地区移易到建安北苑了。宋代茶叶生产技术中心的南移建安，我们还可从其时茶书的情况来获得一定证明。据笔者约略调查，在我们查得的２５种宋代茶书书目中，属于建安地方性的茶书，就有丁渭的《北苑茶录》、周绛的《补茶经》、蔡襄的《茶录》和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等１４种，占宋代整个茶书的５６％。很明显，要不是建安是宋代茶叶的贡焙和茶叶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其①熊蕃撰，熊克增补：《宣和北苑贡茶录》。②姚宽：《西溪丛语》，卷上。97·６８·茶　史　初　探茶书在宋代总数中，也就不可能占到如此高的比重。宋代建茶的名冠全国，也有力推动和促进了闽南以至我国整个南部茶叶生产的发展。唐代时，如陆羽《茶经·八之出》记述的那样，我国最南的茶叶产地，只有“思（今贵州务川）、播（贵州遵义）、费（贵州德江）、夷（贵州石阡）、鄂（湖北武昌）、袁、吉（江西吉安）、福、建、象“等１０州。而且如《茶经》所示，“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其时这些地方出产的茶叶还不多，只能偶然获得。但是，到宋代以后，如《太平寰宇记》所记，我国最南的产茶州军，就有江南东道的福州、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州、漳州、汀州；江南西道的袁州、吉州、抚州、江州（今江西九江）、鄂州、岳州（今湖南岳阳）、兴国军、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涪州（今四川涪陵）、宝化县（今四川南川）、夷州、播州、思州；岭南道的封州（今广东封川）、邕州（今广西邕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