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历史-2

；说明我国茶的饮用，是起源于“三皇”时代。具体根据呢？陆羽引《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为佐证。这里非常明确，陆羽在《茶经》毫不含糊地肯定，称我国饮茶，是始于悠远的史前时代。对于陆羽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观点，历来就有赞同、持疑和否定三种不同的态度。如现在持疑和否定者的文中就提出：“神农是我同上古的传说人物，是由于某些社会需要追塑出来的一种偶像，并非实有其人”；二是《神农食经》、《神农本草》等一类的“神农书，是汉以后儒生的伪托，并非真的是神农所写”。是的，上面所说二点，都是事实。如我国一些古籍中，称神农或炎帝“七十四”或“十七世有天下”，有的说“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①；这里把“神农氏”，就明显看作为一个时代，而不是看作为一个单个的人。至于在这个时代，如《说文》在序中所讲：“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当时还没有文字，自然也就不会有神农著的书。所以，所有这些，学术界并没有什么分歧。这里，我们对神农这位人面龙颜的神人的真实性，不妨再作些补充。神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如《易·系辞》中载：“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再如《周书》“神农耕而作陶”②；《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春秋·命历序》：“其教如神，使民粒食”；《本草》：“神农尝百草，①《春秋·命历序》，此据《祭法疏》引。②据《太平御览》引。26茶　史　初　探·５１·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①；《淮南子·修务训》：“神农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说文》：“琴，禁也，神农所作”等等。上面这些引文说明什么呢？说明传说中的“神农氏”不但是一位“并耕而王”的氏族或部落领袖，而且也是一位农业、制陶、医药、粒食、饮茶、明堂和琴瑟等众多事物的发明者。神农有这么多发明，是不是说其人的确实存在就更有证据了呢？！不然，这些资料不但不能证明反而有损或否定神农的真实存在。道理很简单，这许多发明，特别是如农业、医药、制陶等重大发明，决不是某一个个人一生而只能是某一人类群体长期的经验或智慧结晶。所以，传说愈是把神农的发明创造说得很多，愈是神化，就愈揭示其本身乃是一种对整个神农氏族或时代的拟人化表现。当然，我们引录上面这些内容，并不是为了否定神农存在的真实性，主要的，还是为了说明茶的发现、利用也始于史前。这些资料又怎么能够证明饮茶也起源史前呢？可以的，现在虽然没有获得饮茶起源史前的直接证明，但我们借助有关考古和民族志材料，多少还是可以为饮茶的起源求得某些根据的。上述有关神农的传说，最初均见于我国古代文献，其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有文字记载以前有人称为“古史传说时代”的内容。说明白些，这些上古的传说记载，记叙的是史前或原始社会的事情。上面我们提到了，“神农”不但是农业的肇创者，也是制陶、医药、原始音乐和祭祀等多种事业和①清·孙壁文《新义录》饮食·茶条引。27·６１·茶　史　初　探文化的发明“人”，这些在古代，在近代考古学和民族学建立以前，一代代的相传，也一代代的未得到证明。自从考古学和民族学建立、发展起来后，这些传说时代留下来的传说，陆陆续续大都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了。如上面提到的神农发明农业、陶器、医药、粒食、饮茶、音乐和祭祀等传说，现在除茶以外，都证明为史前即有的内容。或许有人会说，神农传说距进入文明的时间不远，可能要可靠些，更早的内容，就不一定可靠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如《庄子·盗跖篇》记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拈橡栗，暮栖树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礼含文嘉》载：“遂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尸子》载：“庖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五经异义》中也提及：“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这些传说，比神农传说的时代更早，但考古和民族学提供的资料一致证明，这些也正是远古人类的经历的不同阶段上的一种生活写照。有些对传说缺乏研究的人，一听到“传说”这个名字，就将之与虚妄和荒诞联系起来，一律斥之为不可信，这是不对的。事实告诉我们，我国上古的很多传说，虽然经过千载百代、千嘴百口，内容中掺杂了大量迷信、失实的成分；但是，只要我们透过、剔除这些掺附的杂质以后，我们就不难从中还是多少可以找出一些确凿的史迹或合理内核来的。因此，基于上面所说这些，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凡是在我国文献中没有记录而只有传说时代传说中涉及其始的事物，大抵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史前的内容。关于饮茶，除28茶　史　初　探·７１·“发乎神农”的传说以外，我国现存的文献中，没有记述其始的记录；所以，尽管神农诸多发明都获得唯独饮茶没有得到考古的证明，但我们仍然可以也应该肯定，饮茶也是起源于史前。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有关神农发现、利用茶叶的传说，和神农肇创农业、陶器、医药等传说，在性质和流传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以，考古发现的农业、制陶和医药等其他实物材料，不但是他们自身，也是有关神农包括茶叶在内的其他发明传说的证明。关于饮茶起源史前这点，我们也可从我国民族志的材料中获得一定旁证。如生活在我国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人，他们本世纪前期，社会形态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那里天寒地冻，不产茶叶，可是他们都知道采摘“黄芹、亚格达的叶子”①来冲泡作饮料。生活在北方的鄂伦春人知道用黄芹、亚格达的叶子“当茶喝”，为什么我国南方原始氏族社会的居民，就不能采取茶树鲜叶来作饮料呢？！上面我们以考古和民族学证明，我国上古有关神农众多发明的传说，基本都是史前即有的内容，所以相信饮茶也当是始于史前。但茶学界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既然神农的其他发明已为考古所证实，那么“在考古学对茶叶、茶器尚无新的发现以前”，就还不能确定饮茶开始的年代。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本可以确定现在将之推到永远也难以证实的偏见。大家都知道，人们最初饮用的茶叶，大都是从茶树上直接采摘和未经加工的鲜叶，这种鲜叶是很难保存在地层①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１９８３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29·８１·茶　史　初　探中也难以留下痕迹的。我们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情况也可获得一定的说明。在马王堆墓中出土的登记随葬物品的竹简中，有“”笥的记载；在出土的大量竹笥中，也发现捆有“笥”木牌的笥。“”有学者考证即“槚”，系《尔雅》指茶的槚。汉朝茶的饮用和生产在巴蜀和荆楚就已比较发展，这时煮饮的茶叶也已不是鲜叶而是加工的成茶。经过干燥加工的茶叶在马王堆这样密封、防腐良好的墓穴中都未能够找到它们的残迹，试问，我们在现在南方山重岗连的苍茫山间，何处去找最先饮茶者的遗址？找到这样遗址，又怎么能发现和分辨最先饮用的茶叶？！第二，历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茶器或茶具，是在茶叶生产和饮用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人们最初烹煮和盛、饮茶叶用的，也就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灶器和食具。史前还没有形成专门的茶器，要求考古提供茶器来证明史前是否已经饮茶，这能说不是一种故意的作难吗？所以，我们认为与其等待不可能获得的证明来证明，还不如接受已经有些能可证明的证明为好。说到底，我们是相信我国饮茶“发乎史前”的。我国有关神农的传说，不但为我们显示了饮茶起源史前的线索，而且也为茶叶的发现、利用以至发展为饮用的过程，提供了这样一个轮廓。前面我们据陆羽《茶经》，已指出，神农时代的下限，是传说中的“炎帝”时的原始氏族社会末期。这里，据上面所引的《新语》和《淮南子》内容，我们也不难确定，神农时代的上限，当是前农业的原始采集阶段。人们在前农业的采集经济活动中，通过不同的需要，“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30茶　史　初　探·９１·灾“，发明了农业；为使大家“知所避就”，“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创建了原始的医药。从采集的这二个不同用途和发展来说，茶的发现和利用，显然不是与农业（食用）而只能是与原始医药相联系的。古籍中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反映的，也正是这一背景。这就是说，神农的传说资料还为我们显示，茶的发现和利用，最初不是作为饮料而是作为草药显之于世的。关于茶由药用再发展为饮用的看法，这在学术界，不存在不同的意见。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茶由药用发展为主要用作饮用的呢？这就众说纷纭了。如吴觉农先生提出：“茶由药用时期发展为饮用时期，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后。”①不过，吴觉农先生很谦逊，在谈完这一看法以后，他特地用括弧附说了这样一句话：“关于茶的药用时期和饮用时期，都仅仅是作者的一个推断，希望广大的茶叶工作者今后继续加以研究。”吴觉农先生已离我们而去多年，写到这里，根据他的遗愿，笔者从促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发，特提出茶由药用发展为饮用，大抵转变于文明前夕的原始末年这一看法；具体理由，拟在下篇再作叙说。①吴觉农：《茶经述评》，第１７４页，１９８７年，农业出版社出版。31·０２·茶　史　初　探二、茶文化的摇篮关于茶文化的发轫地，在明以前的文献中，包括茶圣陆羽的《茶经》，都无人涉及过。直到清朝初年，在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才明确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槚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武都（阳）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薑桂荼荈出巴蜀’；……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①秦人取蜀，是惠文王九年（公元前３１６年）；把顾炎武这段话的意思说明确些，就是他认为茗饮之事，是始于战国中期的“蜀”地。对顾炎武饮茶始于战国中期的说法，前面已经讲过，毋须专门再说，这里仅就饮茶或茶业起源“蜀”地这点，展开一说。（一）饮茶业茶初兴于巴关于顾炎武茗饮始于“蜀”之说，现在学术界基本没有不同的看法，只是这“蜀”指成都周围的西蜀还是泛指整个四川？有的人称“秦人取蜀”，是指古代蜀国的地域；有的人①顾炎武：《日知录》，此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引。32茶　史　初　探·１２·称，顾炎武这里引了孙楚的《出歌》，“薑桂荼荈出巴蜀”，他们说的蜀地，当也包括巴，是巴蜀的统称。笔者也持后一种观点。因为顾炎武学识非常渊博，对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地理、经史百家、音韵训诂等等，研究尤深。四川地名的演变，在《禹贡》中最初称为梁州。春秋战国时，居住在西部的蜀人，以成都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奴隶制的小国——蜀国；居住在东部的巴人，也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巴国，在原梁州的地域上，形成巴蜀两个国家。秦灭巴蜀以后，后来推行郡县制时，在巴蜀两国基础上，改为巴、蜀两郡。史籍中的称“东巴西蜀”，即是由此而来的。汉朝初年，除巴郡外，主要从蜀郡北部，又划出一个广汉郡；在汉武帝年间，于今川西和川南一带，更新增了犍为、沈黎、汶山、牂柯和越嶲五郡，与巴、蜀等统属益州。三国时属蜀；至于四川，是宋以后形成的名字。咸平四年（１００１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①。明清时，四川为布政司，清更之为省，成都是省治和一个府。对于历史上四川地名的这些沿革，顾炎武肯定是清楚的；所以，这里他们所说的“蜀”地，明显是一种泛指，而非是指秦汉时的蜀郡。不过，如果要把顾炎武泛指的蜀地再具体一下，那么笔者认为，我国的饮茶起源和茶业初兴的地方，是在古代巴蜀或今天四川的巴地和川东。从四川上述地名的更改，我们不难看出，古代巴、蜀，先是以族名国，后是以国名地，其地名是由族名而来的。四川古今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饮①雍正《四川通志》，卷二。33·２２·茶　史　初　探茶从什么地方开始？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成饮茶是从哪个民族为先？要回答饮茶起源的地域问题，最好还是从古代四川的族源谈起。四川素称“天府之国”，除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条件比较严峻以外，都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人类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如１９５１年在成渝铁路建筑中发现的上限可达１０多万年前的“资阳人”头骨，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不知是何原因，这些祖居这里的土著，至原始末年和巴蜀建国以后，与境外移居来的一些人数不多的氏族或部落一样，反倒降之为巴蜀大地上的少数民族。据研究，上古四川除巴、蜀两个大族之外，还聚居有灇、寳、苴、共、奴、獽、夷、蜑和僰、邛都、筰、徙、冉、駹等１０多个民族①。古代巴蜀，巴族和蜀族虽是两个人数最多的大族，但都不是土著，一个来自东部，一个来自西北，均是从外地移入的部族。据考证，蜀族和黄帝族是同源，祖居黄河上游，后来他们沿青藏高原的横断山脉慢慢南移到川西高原，最后由川西下居到成都一带。这一点，在我国古籍的许多著作中都有提及。如《世本》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②巴人原居“湖北清江流域”，《世本》中也提及：“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③钟离山即留难山，位今湖北长①详童恩正：《古代的巴蜀》，１９７９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②引自《世本八种》，第３３３页。③此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34茶　史　初　探·３２·阳县境内。也即是说，巴族最后是由湖北长阳沿大溪移居川东的。巴蜀移居川境是什么时候呢？意见还不一致，有人据《谱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①这段记述，称蜀人“差不多和巴人同时”，约是在虞复之前不久移居现在的蜀境的。再说白些，也即巴蜀人移居现在的川境，大致是在中原建立夏朝之前不久的原始末期。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饮茶的起源问题上，我们倾向陆羽“发乎神农”的观点，也即同意始于史前的说法。这里又讲到，巴人和蜀人是原始末期移居四川的。那么，巴人或蜀人发现、利用茶叶的时间，是在他们移居四川以前还是以后呢？这个问题，是历来人们所关注但谁也没有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从神农传说产生和流传的地域，以及茶由原始药用发展为饮用的漫长过程来看，可以肯定地说，我国茶叶的发现、利用时间，绝非是巴人或蜀人移居四川以后的那么简短的原始晚期所能完成的。说具体些，也就是在巴人和蜀人移居四川以前，我国茶的发现、利用，即有一个前发展阶段。如果上面推断不错，那么，巴人和蜀人，确切说巴人发现、利用和饮用茶叶的时间，应当是在先。因为如前所说，蜀人和皇帝族是同源，祖居黄河上游，后来沿横断山脉不断南迁，他们不但在故地青藏高原，就是移居到川西金沙江和雅砻江流域以后，仍然地处高寒气候，其生活过的环境中，不①此据《史记·正义》引。35·４２·茶　史　初　探可能有茶树分布。这也就是说，蜀人在四川只有进一步降居到成都周围以后，才可能接触到或开始利用茶叶。巴人的情况则不同，他们移居四川的第一地点川东，以及迁川前居住的鄂西，不但在唐以前就已形成为我国主要茶区，而且如陆羽《茶经》所载：“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至唐朝中期，这一带野生大茶树还是在在可见。有人估计，两人合抱的茶树，其树龄总在千年以上，大多应该都是战国以前生长的茶树，据此当可以肯定，“巴山、峡川”，无疑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从上面巴人、蜀人移居四川前后住地的自然环境，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不但巴人比蜀人有先期接触和利用茶的条件或可能，而且在巴人和蜀人之间，只有巴人，才能够在他们移居蜀境之前，就先有一个茶的发现和早期利用阶段。关于巴、蜀饮茶的先后，除他们移居四川前后住处的自然环境外，巴族、蜀族和神农传说的关系，也颇能说明问题。因为，从现存的文献来说，巴蜀茶史，都是饮茶的历史，关于“神农以茶解毒”的茶的发现和药用阶段，至少是茶的最初利用历史，似乎非发生巴蜀，而主要是四川境外发生的。所以，巴人蜀人在四川境外与神农的传说有无关系？也是认定他们何者先发现和利用茶的一种补证。顺便说明一下，神农和炎帝，原本是二个不同的形象，在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还是记为“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神农、炎帝还没有混合，但大抵至西汉后期的有些著作中，就将神农和炎帝二个概念混淆和合二为一了。其实，神农和炎帝作为人名，它不过是后人为感恩和礼拜肇创农业、医36茶　史　初　探·５２·药等伟大功绩追塑出来的一种偶像，或者是对某一时代、氏族的一种拟人化结果。神农既然是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所以，我们查考的巴、蜀和神农的关系，也不是血缘或世系的关系，主要的还是看看这些传说的产生和流传，与这二个族的族源和生活过的地域有无联系的问题。对于神农传说创始和流传的民族或地域，我国史学界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也都有人作过专门研究。据傅斯年、蒙文通等著名学者考证，他们认为神农（炎帝）、共工、祝融等传说，是源于或属于南方的“江汉民族”。这一意见，也代表了史学界的一般看法。“江汉民族”，有的称为“苗蛮集团”，是对上古生活鄂西以至整个荆楚一带少数民族的统称；很明显，也包括巴人的祖先在内。关于神农传说源出江汉民族的看法，有人对我国上古文献中的神农记述统计后指出，“在诸子百家中，《庄子》是一本最爱谈神农的作品，一般认为，《庄子》是一本记叙楚地为主的书，所以，有关神农的传说，也当是主要出之荆楚和流传荆楚”。当然，对此也有持不同看法者，如徐旭生，就认定神农不属南方苗蛮集团，而属“西北方的华夏集团”①。对于上面二种说法，笔者通过查证有关神农和炎帝资料，结合荆楚大地上留传有最多的神农和炎帝遗迹，特别从神农与茶的有关传说等等来定，我们认为把神农称之为是“华复集团”，不免虚妄。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如果神农传说与发源西北的蜀族无关，而主要出之和流传于江汉民族的话，那么，巴蜀二族，也只有巴人才能把他们饮用茶叶①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１９６０年，科学出版社出版。37·６２·茶　史　初　探的历史，和远古“发乎神农”的传说联接起来。另外，有关茗饮和艺茶巴先蜀后的证据，我们还可从有关史籍中找到某些线索。如《华阳国志·巴志》讲到西周初年的情况时提到：“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①这里清楚记述到，在周初亡殷以后，巴蜀一些原始部族，一度也变成了宗周的封国，当地出产的茶叶，和鱼盐铜铁等各种方物，悉数变成了“纳贡”之品。而且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园有芳蒻（竹）香茗”，不是采之野生，而是种之园林的茶树。对于这条史料，有人以西周没有“子”的爵位，从而否定巴曾作为周的封国向周纳贡的真实性。其实，周时巴有无成为周的封国，对于巴人可能向西周进献过茶叶，并无多大决定意义。因为如《史记》中所说，不是武王克殷以后，而是在“伐纣灭殷”的孟津盟师大会之时，包括巴族在内的所谓“八百诸侯，不召自来”，周王在全国的宗主地位，实际就已经确立了。当然，战争过程中的联盟关系，并不会有战后的臣属和进献关系与义务；但是，如《巴志》所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巴族这样一个在灭殷战争中立有大功的盟友，周人在战后至少亡殷后的头几年，不能不与巴保持一种礼尚往来的关系。所以，《华阳国志》上列“茶蜜”一类方物，不是贡纳，也当是巴人在西周初年与中原相互赠赐和交流的一种货单。应该指出的是在巴蜀和巴人一起参加伐纣的①常璩：《华阳国志》，巴志。38茶　史　初　探·７２·部族，还有蜀人、庸、羌、髳、微、卢、彭、灇等等。但是，在《华阳国志》的这同一本书里，就只有《巴志》中提到西周初年贡有茶叶、园有香茗！当然，这不能反过来就说周初除巴以外，四川其他地方和民族就不知道饮茶和不会种茶。不是这样情况，但这也多少说明，至少到夏末周初，在巴蜀饮茶、艺茶，还是以巴人为盛的局面。这一点，我们从《华阳国志·蜀志》，也可得到较好说明。如其记说：“蜀王别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候，名其邑曰葭萌”；这里反映二代蜀王，一个以“葭萌”名子，一个以弟名“葭萌”名邑，说明他们都极其尊崇葭萌。葭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明代杨慎作过考证：“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①杨慎对四川地名“葭萌”的这段释文，只讲了以茶名地一层意思，没涉及历史；如追溯其初，是蜀王先以茶名子，地名是以人名氏地而来的。那么，蜀王以茶氏名，以茶名地，又何以能够说明饮茶、业茶巴先蜀后和以巴人为尤呢？这里需要指出，这时的蜀王不是蜀人，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蜀藉巴人”了。很明显，要是蜀裔之王，就不会用苴号候。因为“苴”也即是“巴”。唐司马贞在《索隐》中注说：“苴，音巴，谓巴蜀之夷。”如果要把苴和巴相区别的话，苴人大概是巴族移居四川以后繁衍出来的一支，是巴人的后裔。东巴西蜀，在巴人和蜀人移居四川之初，是一东一西，但后来慢慢繁衍发展，就相互渗透、交错而居了。所以，至少到战国末年，巴人和蜀人长相①杨慎：《郡国外夷考》，葭萌。39·８２·茶　史　初　探杂居，互相融合的结果，他们的文化与族源的关系愈来愈疏，与地域的关系倒愈来愈密了。这也是这时苴人篡夺蜀王之后，不与巴亲反与巴仇的原因。在我们解释了苴人可以王蜀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对于上面蜀王以茶名人、名地的史实，也就拨开迷雾，隐约可以看出先前巴人尚茶重于蜀的印痕了。（二）茶名茶字出巴蜀关于茶名茶字，我国历史上称谓和写法极其复杂。笔者参加《中国茶叶大辞典》一书词目的草定，以茶名和茶字的词目来说，不算“草中英”、“酪奴”、“草大虫”、“不夜侯”、“离乡草”等谑名趣名，还有荼、、槚、桡、蔎、茗、荈、葭、葭萌、椒、茶、茶、茶荈、苦茶、苦荼、茗茶、茶茗、荈诧等等叫法和写法。面对这些茶的方言、俗名、异体字和互相可以通假的字，一般因其繁也就不想去探究其中的原因了。其实，如果把这些茶名茶字梳理梳理，找找相互间的关系，弄不好对我们要求搞清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起源也有关系。上述这些茶名和茶字，看似很多，但如果我们从音节角度上将它们一分，不外单音节和双音节二种。如果将单音节中茶和茶义字去掉木字旁的俗写和互可通借的桡、椒等字，剩下的，也就只有《方言》所提到的“葭”和陆羽《茶经》记载的“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这几个字了。双音节的除去由二个单音节茶或茶义字构成的复合词，如茶茗、茗茶和荈诧等等，也就只剩苦荼和葭萌二词了。这40茶　史　初　探·９２·也就是唐以前的茶名和茶字的基本情况。那么，这七八个茶叶名词，又以何者为先呢？从现有的文献来说，还是以《尔雅》中关于茶的释文为早。其载：“槚，苦荼。”①《尔雅》是秦汉间的一部辞书，“槚”和“苦荼”，也可以说是我国汉语和汉文中以双音节茶名来释单音节茶字的二个茶的最早记载。关于这点，四川省林业学校林鸿荣先生在《茶事探源》一文中，考释得非常清楚。其称《尔雅》“槚，苦荼”的释文，和有的训诂书上所说：“闻雅名而不知者，知其俗斯知其雅矣”，“槚”是茶的雅名，这里是以俗名来释雅名②。而且从晋人郭璞有关这条释文的注释“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③这点来看，《尔雅》的编者，这里还不是以中原而是以蜀人的俗名来释巴蜀茶的雅名。这里肯定“苦荼”是蜀人之语。同样，我们上面提到的双音节的“诧”，也是巴蜀的方言。这一点，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所提的“蜚廉、雚菌、荈诧、白敛”④的草药中，将茶不记作“槚”和“苦荼”而称为“荈诧”，这明显也是巴蜀方言的一种例证。这一点，浙江农业大学著名农史专家游修龄先生关于我国古代作物名实考证的有关文章中讲得很清楚，我国或中原最早的作物名称，一般都取单个音节，双音节的名物，应考虑来自国外或我国边疆少数民族。所以，由上笔者不但肯①《尔雅·释木第十四》。②林鸿荣：《茶事探源》，载１９９４年《中国农史》第二期。③《尔雅·释木第十四》，郭璞注。④此据陆羽《茶经·七之事》转引。41·０３·茶　史　初　探定我国早期文献中的双音节的茶名和茶义字出之巴蜀，而且也相当肯定，我国茶的单音节名和文，极有可能也源于巴蜀双音节茶名的省称和音译的不同用字。这我们还是以陆羽《茶经》所列的茶、槚、蔎、茗、荈这五个单音节茶名为例。众所周知，上古无茶字，茶借作荼，至唐时将荼减去一笔始有茶字。所以，陆羽《茶经》中的茶字，我们应还原成“荼”字去考释。荼是茶字的前身，茶是所有茶和茶义字的“正名”，所以，茶字考源，我们就先从荼字考起。前面说过，茶是南方的一种树种，饮茶和茶业初兴于巴蜀，所以，我国最初使用汉语汉字的黄河流域，不但没有茶的概念和知识，连最早记述茶的“荼”和“槚”字，也是据巴蜀方言茶的字音，在当时的文字中选借的。如茶字前身的“荼”字，原来就具“苦菜”、“杂草”和“白色”等多种释义；《尔雅》中提出的我国第一个指茶的“槚”字，原本指楸树，是古代常用来做棺材和琴瑟的树种。那么，荼字是巴蜀什么方言的音译呢？很明显，它是由《尔雅》“槚，苦荼”的苦荼演化而来的。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指出，《尔雅》中的草木虫鱼的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味别之”①。这即是说，这“苦荼”的“苦”字，是指“荼”味；“荼”和“槚”，当应是共名了。对此，或许有人认为这里“荼”音读为ｔｕ，而“槚”读作为ｊｉǎ，荼、槚怎么能相共呢？其实这里的“荼”，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