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宗即位后，传出谕旨，痛数李选侍数条罪状，又下令让李选侍搬出仁寿殿，移至宫女养老的哕鸾宫去住。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事事关心”的东林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顾宪成为“东林书院”所书的一副对联，道出了东林党人身在书院、心怀天下的志向。 从万历“争国本”斗争开始，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党争。东林党就是在这场党争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 东林书院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开始的“国本”之争中，吏部郎中顾宪成力主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而神宗却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因此，顾宪成颇遭神宗的嫉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又推举因拥立朱常洛而被解职的原来的首辅王家屏，被神宗削职罢官。 顾宪成的老家在无锡，无锡有一座东林书院，原为宋代杨时讲道之所。顾宪成被革职后，与其弟顾允成将东林书院重新整修，集合志同道合的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后来，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又相继被朝廷所黜，也先后赴东林讲学。他们自负气节，与朝廷相抗。一些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闻讯响应。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他们“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在社会上引起顾宪成像很大反响，朝内官员也遥相应和。东林书院渐渐自成一党，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被称为“东林党”，顾宪成也被尊称为“东林先生”，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宦官擅权，政治日益腐化。顾宪成说：“在朝廷为官，志不在君父，在地方做官，志不在民生，离官而去，志不在世道，子所不取。”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吏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在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 天启初年，东林党由于在“移宫案”中力主郑贵妃移宫，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重新起用，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党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党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连魏忠贤对赵南星也有几分敬畏，安排自己的侄子去拜见他。但赵南星拒绝与魏忠贤接近，对与魏忠贤关系密切的官员严加纠劾，东林党与阉党的矛盾又尖锐起来。 杨涟像后来，魏忠贤窃据了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事等职，且与熹宗乳母客氏狼狈为奸，组成“阉党”集团。开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向全国颁示《东林党人榜》，公开逮捕迫害大批东林党人士。阉党干将魏广微为了迎合魏忠贤，将朝野中的东林人士翦除干净，竟凭个人好恶，将朝中官员逐一排队，分为两派，编造《缙绅便览》，上列具体官员名单，用笔在名单上圈点。心腹者加圈，极为重要的东林官员，就在名字旁点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其中被重点者有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100余人。然后将编好的名册秘密呈献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年)，南北两京合朝官员70余人也纷纷上疏，讨伐魏忠贤，要求铲除阉党，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迅速白热化。结果，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专权乱政，欺君藐法”等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等人同被杀害。次年，魏忠贤又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魏忠贤又命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打击东林党。魏忠贤还指使党羽新都御史王绍徽编纂《东林点将录》，《东林点将录》仿照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东林党名单，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同时，由政争迁怒于讲学，又矫旨拆毁全国各地书院，禁止讲学活动。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仅三年时间内，被残酷杀害的有数十人，下狱遣戍者达数百人，其他被革职、蒙冤、株连、打击者有几千人以上，东林党人几乎被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钦定阉党逆案，总计处理的阉党达460余人。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对被害惨死的给予特别礼遇，顾宪成、高攀龙、杨涟、周顺昌、邹元标等去世诸臣均加赠官爵。遭削夺的一批东林官员重新起用，同时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在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F0 11 明朝的经济与社会农业与手工业 明人绘《田家图》明代腰机 在明朝200多年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之唐宋元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口方面，《明实录》所载明朝最高人口数字只有7000余万，但许多学者认为实际上应超出1亿（还有人认为可能达到1.5亿）。明朝耕地面积也在逐渐增长，最多时超过8亿亩，但耕地面积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人口膨胀规模，已经形成了人口压力严重和耕地不足的局面。 明人绘《田家图》在农具、耕作技术、灌溉技术、粮食产量等方面，明朝农业较之前代的发展相对有限，但农作物品种的增加，农民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则是比较突出的成就。自明朝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传统的农业单一经营方式已被突破，多种经营兴盛，经济作物棉、麻、桑、蓝靛、茶树、甘蔗、蔬菜、果木、花卉等品种的种植日益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很多农民在种植经济作物时还往往进行一些初级加工，或兼营相关副业，以获取更多的收入，以补粮食生产之不足。明朝人总结说，三吴明代青花云龙纹扁瓶地区赋税苛重，然而“闾阎不困”，就是因为当地人“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竞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见谢肇淛《五杂俎》卷3《地部一》）。在松江、苏州二府，棉作已经压倒稻作，“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嘉兴、湖州二府，则是蚕桑压倒稻作，“蚕或不登时，举家辄哭”。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地区需要依赖邻近地区提供商品粮，湖广、江西等地成为新的粮食生产中心，承担了向江南、福建、广东供给粮食的任务。江南本为唐宋以来最大的粮食产区，时谚云“苏湖熟，天下足”，而到明代，由于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谚语已变为“湖广熟，天下足”。 经营地主的出现是明朝后期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新现象。他们与单纯出租土地、坐收地租的传统地主不同，以对农业进行农场式管理为特点，亲自参与生产过程，注重集约经营，改良土壤、水利，进行认真、细致的经济核算，以提高生产效率。其所经营，通常也已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包括了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相关的副、牧、渔业，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明朝后期的常熟人谭晓，因当地“田多洼芜”，低价购买了大量空闲土地，雇佣乡民百余人，“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所凿水池养鱼，池上筑舍养猪，其余空地视地形、土壤情况种植不同的果木蔬菜，顺带捕捉鸟凫昆虫，此类副产品销售所得“视田之入复三倍”。其本人“纤啬惮费”，生活节俭，因此“赀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见李诩《戒庵老明代镀金铜佛塔人漫笔》卷4“谈参传”条)。经营地主对僮仆、雇工等劳动者注意改善待遇，以充分发挥其生产积极性。成书于明末的《沈氏农书》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称，“炎天日长，午后必饥，冬月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以早粥……饱其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彼既无词谢我，我亦有颜诘之”（见张履祥《补农书》卷上）。 明朝手工业各部门的生产规模在前代基础上继续有所扩大，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制瓷业中以吹釉法代替过去的刷釉法，施釉更加均匀光泽，有利于烧制大型瓷器。采矿业较多地使用火药爆破技术，冶炼业则广泛利用煤为燃料，并使用活塞式木风箱。丝织业中改进了提花织机，使织品档次提高，更加富于变化。印刷业中铜活字普遍使用，套印和饾版、拱花技巧的发展，可以印出非常精美的彩图。明初沿袭元制，官手工业发达，工匠单立为匠户，世代不得脱籍。其中少量为在京的住坐匠，无工作自由，每月定期服役；大部分为各地轮班匠，轮流至京服役，四年一次，每次三月，往返路费自理，其余时间可以自行从事手工业生产。明朝中叶以后，工匠逐渐可以纳银代役，身份趋于自由。 明代腰机花楼机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这也就是学术界习称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方面较早的记载见于苏州丝织业。当地已织绢为生的“机户”多达数万家，其中大部分仍属家庭手工业性质，但一部分经营成功、扩大生产规模的人已发展为拥有织机数十张、雇佣工人数十上百名的手工工场主。工场中的劳动者“织工”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形成“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的状况（见《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而且他们与雇主并无主奴、师徒一类依附关系，基本上都是“自食其力之良民”，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类似的生产关系，在明后期南方一些地区的榨油、制瓷、矿冶、造纸等行业中均有出现。一些商人插足于棉织、丝织生产，通过贷款、预付原料、提供织机等方式，以包买商的身份控制了一批家庭手工业者，将他们变成在家工作的雇佣工人。不过就总体而言，这种出于市场需求、以自由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规模化生产，在明朝仍然只是出现于局部范围的局部行业，尚不足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商品经济的繁荣(1) 明代都市绸缎店明人绘《货郎图》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明代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图盘明代白玉螭龙杯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据了市场流通总额的大部分，尤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类物品为商品中的大宗。 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技术的革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即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商业资本日益膨胀的趋势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县），其地属山区，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经营工商业谋生。当地物产丰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类特产都驰名全国，为商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物质条件。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苏、浙邻近徽州，交通便利，成为其绝好的商业市场。在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商实力勃兴，明代钱币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谚。部分徽商还把经营方向发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经商成为徽州普遍的风气，“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见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他们的商业活动以贩盐为主，亦兼营粮、棉、丝、茶等多种贸易，很多人通过与官府的合作演变为豪富特权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陕西商人，他们在明朝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势力经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还有很多较小规模的商人集团，其经商活动大都带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点。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镇市、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明代都市绸缎店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都是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明朝末年，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它们与作为州县治所的传统城市不同，行政级别低下，机构设置简单，完全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崛起的工商业中心。即使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广州之类，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其本身的经济职能也在明显强化。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构成了一个个较大的地区贸易网络。 与商品经济的繁荣相联系，明朝中叶以下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来，嘉靖前后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成书于神宗万历时期的《歙志风土论》在这方面的论述颇具代表性。其中赞誉明孝宗弘治年间“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为“一时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至嘉靖末、穆宗隆庆初“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到万历时“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册《凤宁徽备录》）。这一类对明朝后期百年之间社会风气变化的叙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方志里也颇不乏见。归纳而言，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人口“弃本逐末”，工商业竞争激烈，金钱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费之风盛行，逾越礼制现象日趋普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等方面。这些变化趋势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预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会风气毕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阶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这些趋向即有继续发展的态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商品经济的繁荣(2) 明人绘《货郎图》另一方面，明朝商品经济的繁荣仍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结构虽以自给自足为主，但本身也能够容纳一定程度的商品生产。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农户作为剩余产品向市场提供的商品，在其总产品中所占份额很小。但由于农民人数众多，其剩余产品总量大大超出独立手工业者的产品总量，因此农民实际上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以织助耕，以副养农，可以使自己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缓慢的提高，但始终难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样就严重限制了社会财富积累和商品生产的扩大。虽然出现了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但他们往往同时又带有地主、高利贷者的身份，其相当一部分资本转向购买土地、放高利贷或交结官府谋求特权保护，并未真正投入于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在政治领域，国家对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明显的约束和限制，在总体方针上重农抑商，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责以义务性的“派买”，严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通行证），营业须有市籍，为官府盘剥商人提供了种种方便。而以闭关锁国为主的对外政策，又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在此类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明朝商品经济虽比前代有了更大进步，但并未能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形成根本的冲击。赋役与户籍 明代《南村别墅图》 明朝初年，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以其为基础征发赋役。其中民户为国家常规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军户、匠户因已有军役、匠役的特殊负担，常规赋役可适度减免。户籍管理的核心内容为里甲制。每110户为一里（城中称坊，近城称厢），推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为十甲，每甲又以一户任甲首。里长、甲首皆轮流担任，十年轮换一遍。他们要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其丁、产变化状况，督促生产，调解纠纷。在设置里甲的基础上编造黄册，每里一册，登载该里110户的丁、口数以及年龄、财产状况。黄册每隔十年必须重新核实更造，写明十年来各户人丁、财产的变迁，分列出旧管（上次登记数额）、新收（新增数额）、开除（减少数额）、实在（现有数额）四项细目，以便官府能够清楚地了解户籍的变化，合理征发赋役。另外，还命各地编绘鱼鳞图册以登录田土。一州县中根据税粮多少划分为若干粮区，分别丈量其土地情况，详列其面积、地形、四至、土质优劣、税则高低、田主姓名，编号绘制为分图，汇为州县总图册。鱼鳞图册和黄册互相配合，通过对耕地、户口两大要素的统计，实行户籍和赋役管理，在巩固明朝专制国家的经济基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到明朝中后期，黄册的更造渐成具文，地方官多简单照抄旧册予以应付，甚至提前预造以后十年、二十年的黄册，致使其上“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鱼鳞图册的编绘也基本未再进行。 明朝的赋税征收基本上沿用唐宋以来的两税法，田赋分夏税、秋粮两次缴纳。纳米麦者称为“本色”，纳钱、钞、绢或以其他物产代输者称为“折色”。税率因地而异，有不同的“科则”，差别很大。为便于征收，各州县划分粮区，每粮区设置粮长一名，以地多纳粮多的大户担任，负责该区税粮的催征、验收和解运，同时也协助里长进行基层管理。役有正役，有杂役。正役以里甲为单位轮充，亦称里甲正役。每年由里长一名督率一甲十户应役，称“见年”或“当年”，其余九里长与九甲人户在此后九年内依次应役，称“排年”。里甲正役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粮长催征钱粮，协助官府维持治安、拘捕罪犯，办运上贡物料（通常是当地特产），支应官府公用等等。除此之外官府所派之役统称杂役，亦称“杂泛”，其名目、数量的伸缩性更大，主要包括官府差遣、仓库、驿递、土木工程等工作，粮长亦属杂役之列。杂役基本上是临时佥派，佥派标准则以黄册所载丁、粮状况为主，分为三等九则，丁粮多者任重役，丁粮少者任轻役。 明代《南村别墅图》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和社会贫富分化逐渐加剧，官绅大户百般逃避赋役，中下户的赋役负担不断加重，每至于破产流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赋役尤其是杂役差编之法繁琐混乱，胥吏上下其手，弊端丛生。改革赋役制度的要求日益高涨，很多地方官已开始因地制宜进行变革。神宗初年张居正当权，将赋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是即“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以简化赋役征发的项目和手续为基本原则，规定各州县以白银为单位通算每年的正、杂役费用，得出一个“役银”数目，然后“量地计丁”，即按照丁、粮两项标准将其分摊到每家每户头上，每粮一石征银若干，丁一人征银若干，最终与该户的田赋（亦折银）合并征收。此法归并了原来复杂的赋役名目，征收手续简便，而且量出制入进行分摊，使民户预知缴纳数额，官吏不易作弊。赋役统一折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百姓纳银代役，受到的国家人身束缚有所削弱，田赋折银则可免去运输和官吏挑剔之苦。役银征收标准也比以前佥役时更向田亩偏重，有利于无地少地的农民。因此这一措施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是张居正改革的一项主要成就。 随着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的一系列改革，明初建立的里甲制逐渐瓦解。明朝后期，开始采取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保甲制。其重点在维持地方治安，与佥役无关，划分也因而比里甲更为灵活，每保所辖甲数和每甲所辖户数均不固定。保甲长的委派不论资产，而主要选用“才力为众所服者”。保甲的册籍只书写籍贯、丁口，不载财产状况和户籍类别。但里甲制并未取消，只是渐趋有名无实而已。土地关系与依附关系 明人绘《人物山水图》 自宋朝“不立田制”以来，土地私有制已确定无疑地成为社会上土地占有的基本形态，明朝亦不例外。但与宋朝相比，明朝土地关系中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国有制残余，只是其国有性质并不完整，而且都逐渐在向私有制转化。 明人绘《书画合壁卷》官田——明朝存在着一批原则上属于国有、租与百姓佃种的官田。其主要来源，一部分承自南宋末年贾似道强买的“公田”，一部分则是元、明两朝官府籍没的土地，也包括一些荒地。其“国有”性质的主要表现，是按租佃制下的地租比例向耕种者征收赋税，所纳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民田，官府册籍均概称之为田赋。在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湖州、嘉兴六府，官田分布最为集中。据明太祖在位后期的统计数字，上述六府耕地面积仅占全国4%，而缴纳田赋数额却占到全国的22%，其中苏州府的亩平均赋额是全国的8.2倍。而官府对官田的管理只重赋额，对由何人耕种并不关心，因此耕种官田者事实上几乎等于拥有土地所有权，可以买卖、转佃。在时人看来，这些土地并非朝廷之田，只是一类特殊的重赋田。在不断的买卖、转佃之下，官田频繁转手，簿籍混乱，赋额大量积欠。政府被迫逐步采取改革措施，减轻官田所有者的负担，即在不减少田赋总额的前提下，将官田重赋的一部分转移到当地民田上面，称为“扒平官民田科则”，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官田的私有化。万历以下，官、民田的分类逐渐消失，各地官田相继转化为普通的民田。 屯田——明朝屯田数量很大，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区分，均属国有，而以与卫所制度结合的军屯最为重要。明初屯田管理较好，基本解决了军队供给。中期以下，卫所制趋于瓦解，军士大量逃亡，屯田或是荒废，或是为军官侵占盗卖，十去五六。对一些濒于荒废的屯田，各地往往召百姓佃种、顶种，有的地方还允许耕种者“永远管业”，屯田已是名存实亡。崇祯时规定屯田无论军种、民种，一律按民田标准征税，等于完全将屯田废除。后来到了清朝，除在边疆和漕运沿岸保留少量屯田外，绝大部分明朝的屯田都随着卫所并入州县而转化成了民田。 庄田——明朝的一种大土地所有制形式，兼具国有、私有双重特点。其中包括皇庄（皇帝庄田）、王府（宗室）庄田、勋贵庄田、寺观庄田等种类，主要分布在北方。其来源大部分为皇帝拨赐的官田，可以世袭占有，但不得买卖，有时还由朝廷设立机构代为经营，因此具有国有性质。但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是从民间侵占、购买或接受投献所得，仍可转卖。明朝后期，贵族卷入土地买卖的趋势日益严重，往往违制卖掉钦赐的官田。 有明一代，租佃制普遍存在于民间土地和官田、庄田等一部分国有性质土地之上，是社会上最常见的依附关系。就法律地位而言，佃户与“凡人”同，地主对其实施人身奴役和虐待，在制度上属于非法。但事实上，佃户与地主之间总是程度不等地存有契约以外的依附关系。明初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仅亲戚之间例外（见《明太祖实录》卷73洪武五年五月戊辰）。耕种贵族庄田和官、绅地主土地的佃户，更是往往受到后者挟政治权势而实施的超经济强制，如额外加派，遇灾不免，代人包赔，承当差役等等。即使是一般的地主，也时常对佃户进行额外勒索。如出租土地时要求佃户先缴纳一笔抵押金，停租时退还，称“押租钱”。有的作为租种礼钱缴纳，停租不退，称“批田银”。于地租外勒索鸡鸭、蔬菜、柴草等物，称“冬牲”。另外还有预收地租、大斗大秤、送租上门、过期加息等多种剥削手段。明朝后期，在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大背景下，各地佃户、奴仆等纷纷掀起“佃变”、“奴变”，采取“抗租”、“霸田”等方式与地主斗争，推动人身依附关系逐步走向松解。 明人绘《人物山水图》佃户之外，明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人身依附程度更重的社会阶层，反映出生产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均衡性。 奴婢——是法律上规定的贱民阶层，主要从事家内服役，也有用于生产劳动者，不易区分。明初规定，只有贵族、官员方可蓄养奴婢，庶民之家不得蓄奴。实际上民间蓄奴者仍然很多，仅讳其名，称“家人”或“义男”。 佃仆——是佃户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奴婢化的佃户。既与佃户一样佃田纳租，经济相对独立，又与奴婢一样与地主结成“主仆”关系，不得迁徙、脱业，要向地主提供繁重的劳役，甚至可以被随田或单独典卖，犯罪亦比照奴婢论处。主要出现在一些经济较落后、交通较闭塞、宗法势力较强的地区，尤以皖南山区最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宋、元世代传袭而来。 雇工人——是明朝时期具有特定法律身份的雇佣劳动者，高于奴婢而低于凡人。明制庶民不得蓄奴，但可蓄养雇工人。雇工人经济地位低下，多因“无资充佃”才受人雇佣，社会观念往往将他们视同奴婢。明万历时，将雇佣劳动者按长工、短工加以区分，受雇时间较长、“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仍以雇工人论，“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则同于凡人。总的来说，明朝“雇工人”概念的适用范围在逐渐缩小，属于凡人的自由雇工则处于不断增加之中。乡绅阶层与宗族制(1) 明朝的社会结构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就是乡绅阶层的形成与宗族制的发达。 乡绅一词的本义，为居乡的有功名仕宦之人，它是明期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大致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其上层皆有官员身份，包括现任或退职官员，主要为通过科举考试得官者，也包含了通过捐纳、封赠等途径获得官职实衔或虚衔的人。下层则是有“功名”而尚未获取官员身份者，包括已中举而未仕的举人，国子监监生，以及地方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这些人的举人、监生、生员“功名”都是终身的，非犯罪不会革去，虽未做官，但被认为已接近仕途，具有一种“准官僚”的地位。通常乡绅的上层又称为缙绅、乡官，下层又称为绅衿，但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严格，也常与乡绅的总概念混用。乡绅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待遇上都与普通百姓有显著区别，即以其中地位最低、人数最多的生员而言，也可以“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见礼于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举人以上更是身份大变，一旦中举，“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上》，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绅衿之横”条)。之所以能够“以为长城”，主要是因为乡绅在赋役方面享有特权，包括合法的徭役优免和非法的欠缴、少缴赋税，因此很多人都会设法将土地诡寄、投献到乡绅名下，借以逃避赋役。顾炎武以生员为例评论说：“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 明人绘《观榜图》 明代县学图明朝后期，乡绅势力极盛。其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兼并田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上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徭役改征役银，征收标准又逐渐转向地亩，致使乡绅徭役优免权的实际意义下降，已隐含衰颓之势。明清之际，乡绅在战乱中大受打击。 明代乡绅在社会基层管理方面也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他们不仅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还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士”的身份，因此在民间享有很大的权威，是“一邑之望”、“四民之首”，以致“民之信官不若信士”。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包括公共工程建设、慈善活动、灾荒赈济、地方志修纂，乃至社会治安的维持，民间纠纷的调解，神祗祭祀的举行，都是在乡绅的主持或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乡绅一方面代表官方在基层社区内部发挥统治职能，另一方面也时常代表基层社区的利益与贪污不法官吏进行抗争，向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层社区的要求和愿望。不过，在明朝，乡绅在地方上的恣纵违法行径较其积极贡献更为引人注目。 明代社会的宗族制十分发达。这是一种新的宗族制，始出现于宋朝，不同于魏文征明行书诗扇面晋到隋唐的士族宗族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区别门第，而是更广泛地向社会基层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独立、自治色彩的农业社会群体。它继承了周朝宗法制的一些概念和原则，但实际上又多有差异。如宗法制仅行于士大夫以上，不行于庶人，宗族制不仅不分士庶，而且尤其侧重于普通百姓。宗法制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宗统，大小宗区分严格不得逾越，宗族制则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统，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严。宗法制与国家政治形态密切结合，宗族制则与政治关系不大，而更具经济、社会意义。 就具体内容而言，明代宗族制包含着一些特定的构成要素。一为祠堂，是规模较大的祭祖活动场所。传统上庶民之家不得建祠，其祭祖也有世代限制。自明朝中叶起，这方面的禁忌被打破，朝廷允许一般百姓建立祠堂，追祭远祖，有至十几、几十代者，因而大大推动了宗族制的发展。一所祠堂可以聚集大批族众，通过祭祖强化其认同感，同时它还是族众议事之所。二为族长，即宗族首领，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可以号令全族，惩罚族众，族众害怕他们往往甚于官府。一般推举年长属尊有德行者担任，或考虑政治因素，选择“贤而贵者”。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乡绅都会是族长的首选，相比之下嫡长子继承原则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三为族谱，记载始祖以下本族人口的繁衍状况。与门阀士族时代的族谱相比，此时的族谱不强调门第，而是注重“睦族收族”，“明一本而浚其源”，“究万脉而清其流”，加强宗族凝聚力。四为族规，用以约束族众的思想言行，相当于族中的法律。内容多宣扬传统伦理道德，提倡穷人“安分”，富人“恤族”，要求族众遵守国家法令，承担赋役义务。族规制定后往往定期在族中宣讲，或刊载于族谱。违背族规者由族长在祠堂主持惩罚，轻者罚站罚跪“思过”或罚款，重者拷打，开除族籍，甚至处死（处死后报官）。五为族田，是宗族公产和宗族制长期延续的经济保证，其收入用于祭祖、办学、赡养鳏寡贫困的族人，以及资助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多由族中富人捐置。乡绅阶层与宗族制(2) 明代宗族制的发达，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基层管理组织的作用，与保甲制互为经纬，共同为国家服务。族权与绅权的合一十分常见，乡绅往往又是宗族首领，上文所述乡绅在地方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多是通过宗族进行的。族权也与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在南方宗族观念强大的地区，不同宗族间的个人纠纷，有时会演化为大规模的宗族械斗，破坏统治秩序，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不过就总体而言，宗族制对国家政权仍是以积极的维护作用为主。F0 12 思想文化心学祖师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号阳明，曾隐居绍兴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28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佥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卒于嘉靖七年(1528年)，谥文成。 王守仁在学术上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南宋陆九渊合称陆王学派，与程(程颢、程颐)朱(熹)学派并立，其学说比程朱理学空谈“天理性命”更简单易行，被统治者誉为“学达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 王守仁认为，“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以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确立了心学理论体系，王阳明讲学处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他倡导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强调“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心学的最终完成是“致良知”说。 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形象地体现在与朋友的一番对话中。一次，王守仁和他的朋友出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他：“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此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也有关连吗？”王守仁回答说：“你没有看到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到花时，则花的颜色也鲜亮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典型地说明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在政治思想方面，王守仁以“存天理，灭人欲”原则为指导，要求“行法以振威”。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同时强调要以体现为封建礼义的“良知”治心，德刑并用，宽猛兼施，做到既“破山中贼”，又“破心中贼”。他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 王守仁因反对朝廷宦官，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在此任上，他捕获一个强盗头目。在审讯时，强盗头目说：“我犯的是死罪，要杀要剐，随你！我知道你是大学问家，别和我谈道德良知。我们这种人从来不信这个。”王守仁说：“好。今天我们不谈道德良知。不过，天这么热，在审案前还是把外衣脱了吧！”强盗头目说：“好！”脱去外衣后，王守仁又说：“还是热，把内衣也脱了吧！”强盗头目便又脱了内衣。王守仁更进一步说道：“干脆我们把裤头也脱了吧！”一听说要脱裤头，强盗头目赶紧说：“这可使不得！”王守仁当即诱导：“为什么‘使不得’？这是因为在你心中最后还剩有那么一点羞耻感。像你这样十恶不赦的家伙，我照样可以和你谈‘道德良知’！”强盗头目心诚口服，便将自己的罪行如实供出。 王守仁不是军事家，但其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又非一般将帅所及。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起兵，争夺皇位，发生叛乱。宁王反叛后，朝野震惊，许多将帅都束手无策。这时，王守仁挺身而出。王守仁所率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然而王守仁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胜，四十天竟大功告成，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一介儒生，指挥千军万马若提笔研墨，令人叹为观止。“王学左派”与王艮 王艮纪念馆嘉靖、万历年间，明代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引发了思想界的变革，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桎梏、争取人格独立，以王艮、颜钧、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应运而生，成为一批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一学派的门徒多来自劳动阶层，如樵夫、陶匠、农民，他们的活动接近劳动群众，反映他们的思想愿望。“王学左派”代表人物就是王艮。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从日常生活中贯彻封建伦理道德，肯定人民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包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着天渊之别。 在“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的思想里已经出现了唯物主义的因素，李贽在当时被人称为“异端”之士，他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认为穿衣吃饭的问题即可说明，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而“道”不在于禁欲，而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 “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王艮，字汝止，号心斋。他家境贫寒，只上过３年学，后跟随父兄在煎盐的亭子里干活。靠刻苦自学，王艮终于成为一名儒学大家，并形成了一种不重师教而重自得，不守章句、不泥传注而好信口谈解的平民学风。 王艮原来叫王银，据说王艮在拜王守仁为师时，王守仁认为他有些高傲，个性太强。为了使王银今后能谦虚谨慎，注意克制自己，就把他的名字“银”，改成了一个带有静止意思的“艮”字，从此就叫王艮。 王艮38岁那年，他从别人处了解到王守仁的思想，便去南昌找这位心学大师请教。结果，一番问对，王艮被王守仁的理论所折服，只好拜师称徒。可回头一想，王守仁的思想中也有与己不合之处，便后悔了。第二天早上，见到王守仁，便直言拜其为师有些轻率之意。王守仁一听，高兴地说：“你不轻易地相信盲从别人，太好了。”两人便展开论战，直到王艮心悦诚服。王守仁事后对门人们说：“当初我手擒叛贼朱宸濠也没有今天激动呵！王艮疑就是疑，信就是信，一丝不苟，你们都不如他啊！” 嘉靖元年(1522年)，为了宣传王守仁的学说，40岁的王艮辞别了王守仁，自己设计并制造了一辆古怪的蒲轮车，由两个仆童推着，开始向京城进发，路经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四省，一路上讲学不辍，到达京城时轰动了整个京师。王阳明死后，王艮自立门户，开始独立授徒讲学。 王艮在接受王守仁学说的同时，注重“自得”之风，“往往驾师说之上，持论益高远”。在理论上，其禅宗佛学色彩更为明显，故而对封建传统思想的破坏作用也更大；反对笃信谨守封建礼教，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反映了当时市民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反礼教和道学的斗士李贽 李贽像李贽(1527～1602)，原姓林，初名载贽，号卓吾。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后，改姓李，1566年为避穆宗载忌讳，取名贽。他曾为官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因仰慕邵雍而筑室于苏门山百泉上，又号百泉居士。晚年居龙湖，号龙湖叟。 李贽26岁时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被授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职。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在共城任满，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不久，父丧回家，三年服满后，进京候缺。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复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补礼部司务。隆庆四年(1570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万历八年(1570年)，任满致仕，专心著述。 李贽在云南姚安县任知府时，曾在自己办公的厅堂挂了一副对联： 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 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早关心 李贽一生读书治学，从不中缀。70岁时，在麻城龙湖作《读书乐》曰：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洒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弃之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中身，朽者足骨。此独不朽，原与偕殁；倚啸丛中，其声振鹃。歌哭相从，其乐无穷！雨阴可惜，曷敢从容。 李贽在这首诗中，描绘了自己读书时的心情。对于李贽来说，读书就是生话，读书就是快乐。 李贽骨子里充满了一种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反叛意识。李贽学说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对封建理学进行批判。他认为，如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则千古以前无孔子”，那就没有是非了吗?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也不能随意夸大孔子的作用。 李贽认为道学家崇尚的“经典”是骗人的。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伦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责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他表示与假道学誓不两立。 李贽早年的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万物皆阴阳二气所生。后来他还接受了禅宗的观点，相信“万法尽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静本原合而为一。因而李贽的学说服膺于“心学”，并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其批判道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作为一种文学新见解，即为文要从真心中自然流出。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还主张婚姻自主，赞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明朝统治者把李贽的学说看做是“异端之尤”、“非圣无法”的洪水猛兽，加以销毁。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说：“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莫须有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毁他的著作。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万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李贽在镇抚司的狱中用剃刀自杀，结束了他七十六岁的生命。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则称李贽“不食而死”。四大奇书(1) 明刻本《水浒传》《金瓶梅》插图 在明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进入高潮期，产生了号称中国四大奇书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最优秀的长篇神魔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四大奇书由冯梦龙、李渔论定，经李卓吾、金圣叹等人批点，几百年来流传不衰，家喻户晓，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拥有众多读者。 《西游记》 《西游记》是在一定史实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民间流传和曲艺、戏曲、话本等的创作，最后由吴承恩做总结性的再创作而后写定。全书共100回，41个故事，于1592年由金陵书商世法堂唐氏刊刻出版。 《西游记》主要描写唐三藏受唐太宗的委托，在徒弟孙行者(悟空)、猪八戒(悟能)、沙和尚(悟净)等人的保护下，去西天取经的故事。首先写孙悟空的出世，大闹天空，这是全书的最精彩部分；然后写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刘全进瓜和玄奘奉诏取经的故事；再写取经正题，唐僧和他的徒弟们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历尽艰辛，受尽苦难，以坚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克服重重难关，终于化险为夷，实现取经的目的。《西游记》书中大部分人物以神怪妖魔的形象出现，通过他们的活动，展现了人间的美丑善恶。孙悟空艺高胆大，蔑视天纲，不畏艰险。唐憎分不清敌我，常常认敌为友；猪八戒害怕困难，私心很重，贪恋舒适生活。但他们与妖魔之间，有一道鲜明的界线，属于阵线分明的两个营垒。 《西游记》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释道儒三教合流的思想体系，成功地将道教的天上、地狱和海洋的神仙体系与佛教的西天糅合到一起，并在同时体现“世上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的儒教思想。 《西游记》的成书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开始出现，因此也反映出对封建体系的不满，第一次提出“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的大胆言论。同时这本书对神仙体系的描绘正是作者当时生活的明朝政治社会的缩影。 《水浒传》 《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拿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宋末明初，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戏剧相继问世，最后，施耐庵把这些故事明刻本《水浒传》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写成《水浒传》。《水浒传》如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展示了宋代的政治文化，市井风情，社会景观。 《水浒传》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其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水浒传》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其最闪光的思想在于，它将封建统治者视为“盗贼草寇”的起义农民给予充分肯定，并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形象。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紧扣人物身份和经历刻划人物性格；善于把人物放在尖锐的斗争中生死存亡的关头来描写人物性格，还善于运用比较法、反衬法来凸显人物性格。《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吸取话剧本、戏曲中三国演义的精彩内容，再参照《三国志》的历史资料，再加上其他史书，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写成的。 《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历史为题材，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剧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四大奇书(2)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400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关羽“威猛刚毅”、“义薄云天”。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形象。 《三国演义》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40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 《三国演义》是一部“陈叙百年、赅括万事”的经世作品，以英雄豪杰作为话题，对演义中众多的英雄形象，从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加以发挥和阐述，进而使中华民族传统的英雄观念得以发扬光大。问世以来，影响深远，是广大人民认识三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教科书；它曾为后世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提供了借鉴；几百年来它为民族戏曲提供了大量题材；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反映复杂历史生活的体裁。 《金瓶梅》 《金瓶梅》插图《金瓶梅》成书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即山东峄县，书中运用大量的山东口语，故作者当为山东人，但没有真姓名。所以，关于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众说纷纭。 在明朝的著名的四大奇书中，只有《金瓶梅》不以史书为依托，而是借《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并把故事引申开来，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的生活，通过写西门庆的家庭来反映社会的黑暗腐败，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著名史学家吴晗说，《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逼真再现了16世纪中国社会的全景图。鲁迅曾高度评价《金瓶梅》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金瓶梅》以西门庆发迹暴亡为中心情节，全方位描绘了上自封建最高统治机构，下至市井百姓所构成的一个现实社会世界，深刻地揭露了市侩势力和封建统治机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和丑恶嘴脸，展示了市井生活的广阔图景。西门庆原有一妻二妾，又先后谋取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为妾，并和婢女春梅等淫乱。作者还描写了他认蔡京为义父，和太尉等大臣串通一气，鱼肉人民，作品刻画了西门庆这个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中心，通过他的种种活动及其家庭罪恶生活，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增强了作品批判的深刻性。在艺术上，作者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如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小说的结构也颇为讲究，把复杂的故事情节，组织得严整有序。对地方风土人情的描写也很生动，具有一定的民俗学价值。《金瓶梅》语言酣畅明快、活泼生动，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同时，《金瓶梅》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年间，但作品的真正兴趣却是现实生活，所以写的多有明朝史实，从其生活的时代文化特征来考察，借宋写明无疑。 《金瓶梅》堪称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在封建社会，这部小说长期被禁，其被禁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是“淫书”，而是因为写了封建社会的专制、黑暗、腐败，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是一部诽谤统治者的“谤书”。 《金瓶梅》中淫秽描写太多，使其美学价值受到严重损伤，如果洗刷掉《金瓶梅》淫乱的内容，它具有其他古典小说所不备的两重优点，这就是它既有近似于《红楼梦》的言情，又有近似于《史记》的谤书性质。从暴露封建社会专制黑暗这一点而言，《金瓶梅》不逊于《史记》、《水浒传》、《红楼梦》，尽管它的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远不及《史记》与《红楼梦》。“三言”与“两拍” 明崇祯本《醒世恒言》插图 明崇祯本《醒世恒言》插图“三言”，即《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的合称，“两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由于“三言”和“两拍”编著年代相近，内容形式类似，后人将其合称为“三言两拍”，成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集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很早就传入日本和欧洲，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优秀文学遗产。 “三言”的编著者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通俗文学作家、理论家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终身致力于通俗文艺的改编、整理和创作。“三言”共收宋元以来话本小说120篇，每集40篇。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是宋元旧篇，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里面也有冯梦龙本人的作品。 冯梦龙编著“三言”，有明确的警世劝戒目的。这一方面充分表明冯梦龙对通俗小说的社会作用认识深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封建文人，冯梦龙所要发挥的“警世”作用，还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因此，“三言”的很多篇章，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的世俗说教和低级趣味。但是，作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三言”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言”的内容很庞杂，有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被压迫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王娇鸾百年长恨》、《玉堂春落难逢夫》；也有描写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表现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罪恶愤怒谴责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灌园叟晚逢仙女》；也有歌颂友谊，斥责背信弃义行为的《施润泽滩阙遇友》、《桂员外穷途忏悔》、《吴保安弃家赎友》等。 “两拍”的作者为凌蒙初。“初刻”和“二刻”各为40卷40篇，惟二刻第二十三卷《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重复，第40卷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所以“两拍”实际共收小说78篇。每篇篇目不同于“三言”的单句篇目，两篇成偶，而是采用了章回小说的骈句形式。这78篇小说中大部分是凌濛初自己的创作。凌蒙初所作的“两拍”大多有事实依据，但事实在作者的作品中只是一个创作的因由，作者凭借这点因由，充分发挥了艺术创作的才能。这种作品，在重视史实的中国读者看来，因为它有事实作根据，更具有可读性。 “两拍”主要取材于《太平广记》、《剪灯新话》、《夷坚志》、《齐东野话》等书，所本故事按时代来分，“初刻”含唐9种，宋7种，元6种，明13种，时代不明者5种。“二刻”含春秋1种，宋14种，明19种，时代不明者2种。“两拍”中描写爱情婚姻家庭的有《通闱闼坚心灯火》、《姚滴珠避羞惹差》、《同窗友认假作真》等，描写晚明商人经商生活的有《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乌将军一饭必酬》、《叠居奇程客得助》等，描写官场黑暗和吏治腐败的有《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等。 “两拍”题材来源，大多有所凭借，但事实只是借题发挥的一个影子，作品更近创作。“两拍”所着墨的是明末之际的市井故事，与“三言”都可称得上是中国社会商业文明萌芽时期的一部纪录片，尤其是商品经济兴起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在“两拍”中占有较大篇幅，细致的心理变化衬托出当时社会的深刻变革，读来令人拍案。“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 唐寅(1470～1523)，江苏吴县人，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字伯虎，又字子畏，号鲁国唐生，晚年好佛学，又号六如居士，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绘画与沈石田、文征明、仇英齐名，史称“明四家”。诗词曲赋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唐寅绘《震泽烟树图》唐寅绘《秋风纨扇图》唐寅自幼天资聪敏，博览《四书五经》、《史记》、《昭明文选》等典籍。喜爱绘画，拜名画家周臣为师，又与文征明同师沈周。16岁时参加童生试，经县试、府试、院试，高中第一名案首。弘治十一年(1498年)赴南京乡试，又中第一名解元，故也有“南京解元”之称。次年进京会试时，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而被革黜下狱，成了朝廷党争的牺牲品，后来经吴宽保举出狱，他无辜受牵连入狱，妻子又改嫁，精神上备受打击。 由于仕途受挫，饱尝世态炎凉，开始“千里壮游”，足迹遍及江、浙、皖、湘、鄂、闽、赣，游历中国的名山大川，大量从事绘画创作。唐寅的绘画以山水为主，继承了李成、范宽和宋元之风，造景或雄伟险峻，或平远清悠，山石皴法以大斧劈为基，中锋行笔掺合“披麻”、“乱柴”诸法，风格独特。其作品烘染墨彩，更是随象多变，明洁滋润，巧妙无穷，世称“六如居上笔灵逸，洗其勾研，焕然神明”。其工笔人物，尤其是仕女，笔法秀润缜密、潇洒飘逸，堪称登峰造极。传世作品有《骑驴归思图》、《秋风纨扇图》、《李瑞瑞图》、《一世姻缘图》、《山路松声图》等，其作品中常流露遭受打击后的忧郁之情和消极出世的思想。 唐寅潇洒飘逸，傲世不羁，常常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说话做事常有惊人之处。某年春节，有个财主送给唐伯虎礼物，请他给写几个吉字，图个吉利。唐伯虎满口答应，来到财主家，“刷刷刷”写下：“父死、子死、孙死”。财主怒不可遏，恼羞成怒，一把抓住唐伯虎：“我哪点对不住你，你竟用这么恶毒的话咒我全家？”唐伯虎慢悠悠地说道：“这是很好的祝福辞呵！一个家族的人如果是按这个顺序，父亲死了儿子死，儿子死了孙子死，那说明家里没有横死暴死的，每一代人都无祸无灾，个个都寿终正寝。这样的家庭能不幸福吗？”财主想想，这道理倒也对，只得把唐伯虎恭恭敬敬送走。 由于唐寅放荡无羁，又曾治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再加上其仕女画炉火纯青，故被后人误解，有许多风流传说，如“唐伯虎三点秋香”等。其实他坎坷一生，生活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贫困凄苦。“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过着以作画卖文聊补家用的穷苦生活。到了晚年，唐伯虎体弱多病，不能天天作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中断，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有时不得不靠朋友的接济来维持一家生活。更不幸的是，在这样拮据的生活环境里，她的妻子先他而去。妻子的死，使唐伯虎伤心欲绝，不久，这位杰出的书画家带着绝望，走完了他那坎坷的人生之路。嘉靖二年(1523年)，唐寅去世，是年54岁。临终，唐伯虎留下一首绝命诗：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它乡。 一代风流才子的终局，竟是这等凄惨！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像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人。李时珍出生于世代业医的人家，他的父亲是当地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落榜之后，继承家业，走上了研习医药之路。他20岁开始学医，34岁时受聘楚王府，任奉祠正，管理祭祀礼节方面的事情。后被荐入京师，任朝廷太医院院判，不久告归蕲州，一面行医治病，一面编修《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历时27年(1552～1578年)的呕心沥血之作，三易其稿。为了完成这一鸿篇巨制，李时珍涉猎群书，钻研文献近千种，作札记数百万字，广罗博采前人的著述和经验；多次离家远行，亲身实践，历尽千辛万苦，广泛收集单方秘方，精心编选，反复实践，就地采药，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本草纲目》集中药学之大成，立本草之新体系，纠本草之偏误，增前人未录之新品，阐明中药性味之理论，被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共190多万字，52卷。收集的药物共1892种，收入药方11096个，比前人增加4倍；还绘制了1110幅插图。卷一至卷四是附录，收入序言、凡例、目录、附图、引用书目、资料及一些医药基础理论等。卷五以后是主体部分，李时珍把1800多种药物分为16部：水部、火部、土部、金石部、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服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每一部又分为若干类，共计60类。其中植物1095种，动物340种，矿石357种。在药物解说方面，《本草纲目》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释名，罗列典籍中药物的异名，并解说诸名的由来；李时珍行医的湖北蕲州元妙观第二，集解，集录诸家对该药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等的论述；第三，修治，介绍该药的炮制法和保存法；第四，气味，介绍该药的药性；第五，主治，列举该药所能医治的主要病症；第六，发明，阐明药理或记录前人和自己的心得体会；第七，正误，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错误；第八，附方，介绍以此药为主的各种验方及其主治。明代制药铜炉可谓条理清析，内容完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仅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还驳斥了方士道家妄图通过服食炼丹求得长生不老的邪说谬论。 《本草纲目》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一是按照“从微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二是“物以类从，目随纲举”，以纲辖目，依首归类。《本草纲目》不但是一部总结我国2000多年来药物学知识和经验的巨著，而且是一部具备了初期植物形态分类学内容的巨著。 作为一代名医，李时珍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了解，他给许多穷人看病，都不收医药费。人们称赞他是“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同时，李时珍不阿附权贵，常常借自己名医之手愚弄权贵。他曾任四川蓬溪知县，后辞官回乡。相传，离职前，新任的县官为李时珍饯行。新知县要李时珍为其开一帖滋补单方。李时珍早闻新知县是“酒色财气”四全的昏官，便提笔开了一纸药方：柏子仁三钱，木瓜二钱，官桂三钱，柴胡三钱，益智二钱，附子三钱，八角二钱，人参一钱，台乌三钱，上党三钱， 山药二钱。次日，新知县将药方交给师爷，让他去取药，师爷仔细一看，说：“李时珍是在骂你啊！”接着道出了其中奥秘，原来每味中药的第一个字组成一句话：柏木官柴益附八人台上山(薄木棺材亦附八人抬上山)。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水转翻车》 《农政全书?水转翻车》《农政全书》是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编著的大型农业科学巨著。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徐光启自幼好学，经行万里，广咨博讯，20岁考取秀才，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中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参机要。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农政全书》写于1625～1628年。徐光启写作此书时尚未确定书名，暂称为《农书》或《种艺书》。这本书的酝酿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但到这时才系统地进行增补、审订、批点、编排等工作。编写成稿后，没有立即付刻。这部农书由其弟子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刻板付印，定名为《农政全书》，这时，徐光启已经离世6年了。 徐光启墓《农政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农政全书》包容了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及技术知识，等等，不仅是１７世纪以前中国农学的总结，而且还介绍了一些外来的农业知识。 《农政全书》是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全书征引的文献达200多种，可谓“杂采众家”。 《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而农政思想占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方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要重视备荒、救荒等荒政。在农业技术方面，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蝗的方法。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长期实践和调查研究的结晶。他数十年如一日，几乎倾其毕生精力钻研农业科学。《农政全书》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篇幅最大的农业科学史中最完备的一部农业科学巨著。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像徐霞客(1586～1641)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江苏江阴人。自幼博览古今史籍、舆地及山海图经。22岁起，他决定外出旅行，历时30余载，北至燕、晋，南及云、贵、两广。沿途历尽艰险，将观察所得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 《徐霞客游记》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这些日记，后经季会明等人整理成书，成了举世闻名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世传有10卷、12卷、20卷等多种版本。主要按日记记述作者1613～1639年旅行观察所得，对沿途的地理、水文、地质、动植物均有详细的记载，生动、准确、详细地记录着祖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景观，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其中，有关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探讨，早于欧洲人两个世纪，尤其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另外，游记的文笔清丽新奇，记述精详真实，既是一部科学巨著，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游记，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徐霞客游记》为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开创了我国地理学上实地考察自然，系统描述自然的先河，被世人称为“千古奇书”、“古今一大奇著”。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徐霞客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20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水闸》《天工开物?生熟炼铁炉》 《天工开物?水闸》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江西奉新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江西、福建、安徽为官，明亡后，弃官回乡。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写成《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一部总结我国明末以前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成就的百科全书，分上、中、下3部，原有20卷，只刊刻18卷，分别叙述了有关我国古代农业、纺织、制糖、冶铸、造船、酿酒以及制造火药、兵器等物品的生产过程。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从民用机械到国防武器，当时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应有尽有，内容广博，文字简洁，插图生动，别具一格，堪称我国古代不朽的科技巨著。宋应星因此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的主要代表作，此书于崇祯十年(1637年)由友人涂绍煃资助刊刻。《天工开物》所述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天工开物?生熟炼铁炉》各卷先后顺序的安排依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宋应星把与人民衣食有关的农业各卷置于全书之首，其次是有关工业各卷，而以不切国计民生的珠玉一卷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尤其可贵的是，书中附图123幅，包括提花机、钻井设备、轧蔗机、大型浇注锤锻千斤锚、阶梯式磁窑、玉石加工磨床等。所绘内容，结构准确，比例恰当，立体感强，依其图样与数据，即可将所绘的各种机械设备重新制造出来。 《天工开物》详细地记载了有关炼锌技术，其中介绍了密封加热法，解决了锌极易氧化的难题，也记载了铁矿石变成钢的生产过程，完全符合现代钢铁生产原理。书中还介绍了防治稻田八大灾害的方法，至今仍然在农村中广泛流传和应用。《天工开物》中记载的冷浸田使用骨灰蘸秧根，是我国使用磷肥的最早记录；利用不同品种蚕蛾杂交而生出“嘉种”，是我国利用杂交技术改良蚕种的最早记录。书中记载的精巧复杂的提花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记载的锌的冶炼技术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天工开物》是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是对中国古代农业和工业生产技术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其所述范围之广为以往任何著作所不及，是保留我国科技史料最丰富的一部书，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我国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其中还记录了不少在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工艺措施和科学创见，在世界科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传教士的宗教和科学活动 《坤舆万国全国》《程君房墨苑》中利玛窦撰文及插图 利玛窦像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输入的时期。明中叶以后，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使东西新航路畅通，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便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形成传教士东进的高潮。一时间，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达数百人之多，他们在中国积极从事宗教活动，但最终，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宗教本身。历史学家这样评价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蜜蜂本意是觅食，但它传播了花粉”。传教士与科学技术的关联和基督教在华传播是同步过程，许多传教士是以科学作为传教工具的。 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是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先驱。1541年，沙勿略从里斯本出发到了印度和日本。在日本，他感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便决心访问中国。在朋友的帮助下，沙勿略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使团。1552年4月，他离开印度果阿前赴中国。但抵达马六甲时，使团被扣，沙勿略的计划失败了。沙勿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偷渡到中国，但也失败了，年底，沙勿略染上疟疾，不久便去世了，年仅46岁。沙勿略虽然未能进入中国传教，但他的努力激励着他的同道。在葡萄牙人抢占澳门之后，耶稣会开始以此为据点，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 1582年，意大利人罗明坚经两广总督陈瑞的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居住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开始传教，并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根据地。罗明坚还在澳门的时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被耶稣会派到澳门，协助罗明坚共同打开中国的传教局面。此后，利玛窦在中国寓居28年，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万历十一年(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广东肇庆，并很快与肇庆知府拉上了关系，被批准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利玛窦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他利用在意大利所学的知识，致力于制造天球仪、地球仪，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后来利玛窦又在南昌、南京等地传教游历十多年，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如徐光启等人。万历皇帝对利玛窦所进呈的自鸣钟非常感兴趣，甚至特地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万历皇帝第一次看见那座高大的自鸣钟时，钟还没有调好，就命令立刻召见神父们。传教士们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政府每隔四个月还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坤舆万国全国》《程君房墨苑》中利玛窦撰文及插图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他把传教与儒学相结合，被称为“合儒”﹑“补儒”、“趋儒”。为了博得士大夫的信任，他用15年的时间钻研儒家经典，被称为“西儒利氏”。他一面教学，一面传教，他甚至用中文写成《天主实义》，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附，求同存异。经过数年的努力，利玛窦的传教工作获得了当时名士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袁宏道﹑杨廷筠﹑瞿太素一批官员和开明人士的信任和支持。 利玛窦之后来华的传教士中，著名的还有熊三拔、龙华民、毕方济、金尼阁、汤若望等。他们在传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知识。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利玛窦和李文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在天文学方面，传教士龙华民协助完成了《崇祯历书》的修撰。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天学实义》，庞迪我的《职方外纪》等都给中国带来了地理知识。为了大规模测算，传教士们还根据欧洲数学家的著作，编译了《割圆八线表》﹑《测量全义》。传教士的科学活动使明末出现了一个科技发展与交流高峰。F0 13 明朝的灭亡李自成和张献忠(1) 明人绘《饥民图说?饥民逃荒》李自成雕像 明朝末年，各地农民不断揭竿而起，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武装暴动和起义，地瘠民贫、生产落后的陕北也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天启七年(1627年),王二率领陕北澄县饥民冲进县城，杀了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次年，王嘉胤聚众数千人起事，王二率部赶来汇合。紧接着，安塞的高迎祥发动起义。高迎祥因战功卓著，被起义军称为“闯王”。在这些农民起义军中，涌现出两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 李自成，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二十一日，乳名黄来儿，初名鸿基，祖辈世代务农。二十一岁那年，无依无靠的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不久，因无力偿还豪绅文举人的债，被戴上枷锁严刑拷打，在穷伙伴的帮助下，他杀死文举人，又与侄儿李过逃往甘肃当边兵。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兵大举南下，京师吃紧。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赴北京增援。李自成所在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发，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兵士们要求发饷，参将王国却克扣不发，于是发生了兵变，愤怒的兵士们杀死了参将，准备逃跑。 明人绘《饥民图说?饥民逃荒》李自成平时为人敦厚朴实，办事又干练，且有谋略，深受兵士们的尊重。于是他说服大家，组织起来，投奔起义军，很快就拉起了一支队伍。他们先加入王左掛和张存孟领导的队伍，后因王、张投降了官府，他就带着李过等投奔高迎祥。由于李自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臂力过人，善于骑射，再加上意志坚强，机智勇敢，处事果断，又有谋略，因此得到闯王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勇将，号称“闯将”。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东)人，出身贫苦家庭，与李自成同岁，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他因被人陷害，犯了“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最后以“鞭一百免”。革役后他逃回到老家。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因张献忠幼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后来逐渐成为明朝末年和李自成齐名的杰出农民起义领袖。 陕北的一系列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崇祯皇帝准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因此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起义军。在明军剿抚兼施的进攻形势下，陕西战场的起义军除壮烈牺牲的外，不少首领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有的则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杂局面。为避开明军主力，王嘉胤率军入晋，起义中心转移到山西。王嘉胤牺牲后，王自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各部，号称三十六营，在山西继续战斗，农民起义军自此由分散作战状态进入协同作战阶段。 起义军势力的壮大，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的破产，主抚派杨鹤也因此下台，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集中力量围剿起义军。后来，王自用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在高迎祥领导下，与明军继续作战，但损失较大。为保存实力，起义军从山西转入河南。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经河南省渑池县突破明军黄河防线，转移到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积蓄力量，继续战斗。渑池突围的胜利，不但使起义军未被消灭，反而变被动为主动，对后来起义军势力壮大具有重大意义。 面对农民起义的严重威胁，明朝政府于崇祯七年(1634年)末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统一指挥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北等省官兵。次年，明朝政府又调兵七万二千余，准备在六个月之内消灭起义军。为了迎击明军，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领导人聚会河南荥阳。会上，回民领袖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转移山西，遭到张献忠等人反对。李自成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战略，主张联合作战、分兵迎击明军。这一战略思想得到大会赞同，于是决定分兵五路：一路向南，阻击湖广、四川方面的明军；二路向西阻挡陕西明军；李自成雕像三路屯兵荥阳、汜水一带，扼守黄河；高迎祥和张献忠等东征安徽等地；马守应往来策应。 荥阳大会对粉碎明朝的军事围剿乃至推翻明朝统治起了重大作用。高迎祥、张献忠等在豫鄂川陕交界山区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明将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起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转入西部山区。崇祯九年(1636)秋，闯王高迎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盩厔(今周至)黑水峪伏击俘获，后押至北京，英勇就义。李自成和张献忠(2) 此后，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他接过绣着“闯”字的战旗，率领部下七万多名战士，继续进行战斗。高迎祥牺牲后，起义军逐渐分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继承“闯王”称号的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洪承畴优势兵力围攻下，起义军蒙受了很大损失。李自成兵败梓潼，退守岷州(今甘肃岷县)、临洮。张献忠败于南阳、麻城，最后投降了明军，起义转入低潮。 为保存起义军力量，李自成率部进入河南，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攻占洛阳，杀死了福王朱常洵。张献忠经过一年休整，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在谷城再次起兵，在罗山(今湖北竹山县东南)歼灭明军主力左良玉部，后转入四川，在达州战役中大获全胜，随即兵进湖北，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攻陷襄阳，镇压了襄王。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产。 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大军相互应援，分别在川陕和河南战场与明军作战。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把楚王投入江中，同年，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李自成则从洛阳转入湖广作战，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攻下襄阳，次年，称新顺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此后连克承天府(今湖北钟祥县)、孝感、黄州(今湖北黄冈市)等地，基本上消灭了明朝在河南的精兵，“据河洛取天下”。 李自成起义军攻占襄阳后，在政治上，提出“均田免粮”口号，受到各地人民热烈欢迎，军事上，逐渐改变过去流动作战的战术，派遣将领分守所克城邑，严密军事组织，把军队分为骑兵和步兵两种，形成营队两级编制，战术上步骑配合的良好局面：骑兵诱敌，步兵拒战，然后骑兵包抄合围，攻城时则骑兵布围，步兵冲锋，昼夜三番轮攻。同时，他又确定了先取关中，继取山西，后占北京的策略。这表明起义军已由流动作战阶段进入阵地战阶段，全面具备了推翻明朝的实力。 潼关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大军攻克潼关，率十万大军围歼明三边总督孙传庭，十一月起义军不战而进入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势力进一步壮大，把西安作为攻打北京的基地。然后，李自成亲率大军渡黄河进入山西，攻克太原，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县)，从北面威胁北京。另一路起义军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渡黄河攻克山西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分取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保定，从南面威胁北京。三月十七日，李自成从昌平围攻北京，北京明军不攻自溃，十九日李自成率兵进城，崇祯帝在煤山自杀，明朝统治被推翻。 李自成起义军进京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巩固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当时，明朝残余势力中力量最强的是盘踞在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的部队，也是起义军的心腹大患。但是，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之后，很快出现奢侈腐败的严重情况；而且出于对农民起义军仇恨的地主阶级本性，吴三桂投降满洲贵族，与清军联合镇压起义军。 李自成曾用来处理政务的故宫武英殿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打吴三桂，双方在山海关激战，在满汉地主阶级军队的联合进攻下，李自成起义军失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忙称帝，次日退出北京。李自成撤出北京后，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的计划，经山西平阳、韩城进入西安。清军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壮烈牺牲。另一说李自成脱逃，削发为僧，名奉天玉和尚，得以善终。 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后，政治上，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颁行《通天历》，并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经济上，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同时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军事上，设五军都督府，分兵一百二十营，并四面出击，逐渐占据了四川省全境。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可惜的是，在这期间，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大军之间因种种原因产生了矛盾，再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其势力逐步走向衰落。当时，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张献忠曾派人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并攻打汉中，但却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清顺治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一方面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地主武装对抗，另一方面和清军作激烈的斗争。 清顺治三年(1646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朝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当时形势紧张，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四川合川)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进入川北。李自成和张献忠(3) 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但却不幸中箭身亡，时年仅四十二岁。张献忠牺牲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后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吴三桂与清军入关(1) 吴三桂，字长伯，辽东人，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父吴襄，字两环，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武进士，崇祯年间先后任都指挥使、都督同知、总兵、中军府都督等重要职务。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吴三桂自幼便粗通弓马骑射，并以此而得中武举。不久，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开始了政治生涯。 吴三桂像吴三桂的幼年，正是明朝衰落，后金兴起，辽东边境战事频繁的时期。因而从青年时期开始，吴三桂便随父征战各处，并以此而小有声誉。青年时期的征战生涯，丰富了吴三桂的阅历，并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而明清之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也为吴三桂以后的军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胜少。然而，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屡投机，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首先，明朝中央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明朝政府的京师——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政府，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 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早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 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皇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暂时失去了倚靠的对象，为了寻找新的主人，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同时，李自成也派人到吴三桂军中劝降，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阶级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势力对比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一些措施，使得吴三桂的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后不久，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对俘获的明朝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蜚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 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陈圆圆像而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则表示与李自成起义军彻底决裂。 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吴三桂之妾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但是，这一事件的确是触发吴三桂叛李降清的偶然因素。明末，封建士大夫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起义军合作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起义军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生存，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向清朝虽然是势所必然，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行，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敌对状态，因此，不独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为士林所不齿，就是那些主张停战议和的大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现在吴三桂却要去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因此而给李自成政权制造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机会呢？其次，由于两个政权长期仇杀，吴三桂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相当强烈的，此刻，吴三桂在政治上倒向清朝，是否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多次劝吴三桂投降，但都被吴三桂拒绝，在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会不会烧香引鬼而使吴三桂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吴三桂与清军入关(2) 为此，吴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起义军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朝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实施他的联清击李计划。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 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起义军主力进行火并，吴三桂则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但是，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 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难以扭转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吴三桂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可谓天赐良机。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 山海关东门城楼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痺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城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 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行抵关门之时，发现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知道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一来，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黎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吴三桂与清军入关(3) 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剃发归顺清皇朝并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地区给清朝。与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另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当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加上连日作战，李军士气已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拼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联合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失利后，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以清吴联军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清军入关后，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掀起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反对清朝统治的抗清斗争，其中以历史上的“扬州十史可法像日”和“嘉定三屠”最为典型。事实上，这两个历史事件一向也被并列为是满清入关后的两大暴行，甚至作为汉民族的灾难和耻辱被长久地记忆在人们内心深处。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内部，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与东林党人斗争不已。而就在南明弘光政权内部互相攻战不已之时，清军却不断加快了南进步伐。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军从归德分两路向南进攻，一路指亳州，一路指徐州。四月十五日，清军围困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豫王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时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城破时史史可法墨迹可法被俘，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十日不封刀”。于是，清军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明人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的《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军在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五日对扬州人民大加杀戮，死亡八十余万，昔日繁华都市顿成一片废墟，江南名镇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后人称之为“扬州十日”。 清军占领扬州后，很快破镇江，取瓜州，直至南京，守卫南京的二三十万官军纷纷降清。五月，清军顺利进入南京，弘光帝逃到芜湖，很快就成为俘虏并被押解至北京后处死。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来不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都卖身投靠清王朝。 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大江南北的各地人民纷纷起来抗清，其中以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最为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史称“嘉定三屠”。 闰六月十三日，清政府“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使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当地民众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投降清军的明朝领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而死，黄淳耀自缢，但是城中无一人投降。 《嘉定屠城纪略》封面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又一次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与此同时，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此为嘉定第一屠。 但是，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并控制了嘉定，但最终又被清军再次镇压下去。由于嘉定城内居民闻风逃亡，所以这一次清军屠杀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嘉定城再遭浩劫。除平息吴之番的造反外，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清兵所杀，此为嘉定第三屠。 经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残酷杀戮后，清军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为以后占领南方各地奠定了基础。尽管“嘉定三屠”中众多民众惨遭屠杀，但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据历史记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实属难能可贵。孙可望与李定国(1) 孙可望，又名孙朝宗，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延长人(一说陕西米脂人)，身材高大，生就一张红铜脸，年轻时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骁勇善战，虽不识文，却颇具聪明才智，并善于用兵，号称“一堵墙”，加入农民起义军后，深受了大西政权领袖张献忠的喜爱，被认作义子，封为平东将军。 李定国，字宁宇，陕西榆林人(一说陕西绥德人)，出身贫寒，十岁时投奔张献忠农民起义军，转战于四川、湖北等地。李定国少年英武，人称“万人敌”、“小尉迟”，临阵必披坚执锐，屡立战功，二十四岁时，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三人一起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并被封为安西将军，地位仅次于孙可望。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派兵进入四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不幸战死，大西军数十万众溃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保存了部分有生力量。十二月，到达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率兵阻击。在“绝粒既十余日”的情况下，孙可望、李定国等鼓动部下发扬艰苦卓绝的勇气抢渡长江，终于杀死曾英，十几万残明军顷刻瓦解。大西军开始从逆境中发展起来，并向贵州进军。 清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大西军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在贵阳，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孙可望主张向岭南发展，在沿海与清军周旋，李定国则主“复明”。孙、李两人争执不下，李定国拔出战刀自刺抗争，众将领也一致表示同意联明抗清，孙可望只得收回己见，四将军设坛盟誓：“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四月，大西军开进昆明，各族人民争相欢迎。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随着个人地位的提高，孙可望的野心逐渐膨胀。明朝原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建议孙可望称帝，李定国等不同意。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清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李定国目中无他，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为防止分裂，听从白文选劝告勉强同意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从此，两人矛盾公开化。 清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孙可望派杨畏知为正使，与南明永历政权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但是孙可望的要求却被永历帝朱由榔及其臣属拒绝，孙可望在任僎的撺掇下，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自称“秦王”，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李定国对此很不满。九月，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并分兵取川南，扩充根据地。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固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军又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 然而南明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却江河日下。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占湖南后，翌年又攻占桂林，朱由榔逃到梧州又逃南宁，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清顺治八年(1651年)初，朱由榔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但孙可望不接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仍派杨畏知谈判，孙虽然表面答应，暗地却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南明永历政权五大臣，逼迫朱由榔改封他为秦王。年底，南宁又陷落，朱由榔仓皇逃走。 清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朱由榔接到贵州安龙，改名安龙府，并答应每年向南明永历政权“致银八千两，米百石”，而朱由榔则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这样，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才正式建立。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同时，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用心读书，并准备实行科举考试。随着联明抗清阵线的形成，李定国已做好了进攻的充分准备。 清顺治九年(1652年)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之策，实现对大西军抗清基地的包围。面对紧迫局势，李定国给孙可望写信，要求出兵湖广，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表示同意，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大西军从此开始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孙可望与李定国(2) 三月，李定国率步骑八万和五十头战象出征，临行前订“兵行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力地保证了军纪和部队战斗力。五月，北路军连克沅(湖南芷江)、靖(湖南靖县)、武岗诸州。镇守宝庆(湖南邵阳)的清将沈永忠急忙向孔有德告急，孔有德从桂林分兵救援。李定国抢在援敌之前，从枫木岭渡江直取宝庆，消灭清军五千。六月，李定国出兵祁阳，准备夺取广西的门户全州，消灭孔有德军队。他兵分三路，由冯双礼率左路取全州，张胜率右路攻严关(广西兴安县严关乡)，自己亲率一路攻桂林外围据点，然后三路合攻桂林，取得了桂林大捷。 这之后，广西全境很快被收复，明将胡一青、赵印选、马宝等相继归顺李定国。八月，李定国以明朝原巡抚徐天佑镇守桂林，自己又率军北上直捣湖南，连取全州、永州(湖南零陵)。九月，李定国进攻衡州(湖南衡阳)，守军闻风而逃。李定国在衡州安设官员，休整部队，准备继续北进。同时，李定国又命令马宝率广西明军东取阳山、连州，占领广东西北部，派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命高文贵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又取得了湘桂大捷的胜利。 清军在湖广接连失利，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面对强敌，李定国进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进抵衡州，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草庵、草街，战果不分胜负，为此李定国准备采用伏击战术。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紧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声炮响，大西军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尼堪，李定国手举大刀，将尼堪一劈两半。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 李定国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清军数十万，掀起了继清顺治四年(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明末名士黄宗羲曾称赞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然而，北路军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清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在保宁(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副将王复臣壮烈牺牲。孙可望不仅削去刘文秀的爵号，又拆散其部队，引起大西军将领的不满。 《吴三桂擒桂王朱由榔论》书影孙可望本是个权欲熏心的人，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之后，更引起他的嫉恨。他擅自改变作战计划，与李定国处处作梗。清军早已得知孙可望与李定国不和，派贝勒屯齐再入湖南，与孙可望的部队在宝庆相遇。由于骄傲轻敌，孙可望被清兵杀得大败，急忙逃往峒江，衡州、武岗、靖州、辰州、沅州、黎平等州郡均陷于清军之手，李定国精锐亦挫者殆半。清平南王尚可喜也派舟师夺取了梧州和桂林。李定国和大西军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累累战果，可惜被孙可望破坏殆尽。 清军对李定国也紧追不舍，清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底，永州被攻陷，李定国移驻龙虎关(湖南桃川西)。三月，广东义师罗锦鼐迎接大西军入粤，广东的抗清烈火又被点燃。李定国连破开建(广东封开)、德庆，直抵肇庆城下，又分兵攻克四会、广宁、三水，完成对肇庆城的包围。李定国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平定广东，便于六月主动致书当时在东南沿海的抗清明将郑成功，邀他会攻广州。但由于联络不便，郑成功误期，郑、李第一次联合行动未能实现。 李定国不仅在广东失利，在广西的进展也不顺利。七月十三日，他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孙可望不仅不帮，反而派兵想趁势置李定国于死地，好在李定国早有防备，孙可望未能得逞。经过几年的内部争斗，孙可望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十余万大军进攻李定国，但广大将士临阵倒戈，投向李定国。孙可望日暮途穷，投降了清军，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一月在狩猎途中死去。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清军攻陷昆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李定国退至孟艮(今云南边境)，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当时，清朝命吴三桂等人统兵入缅。清康熙元年(1662年)，缅甸人将朱由榔献于吴三桂，后来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篦子营。李定国得知朱由榔被俘，回兵勐腊，仍遣人往车里借兵，以为持久抗清之计。但营中人马死者相继，李定国亦病，复闻朱由榔凶信，更加愤懑，于六月二十七日死于勐腊，临终时遗命其子：“任死荒徼，勿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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