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龙子龙孙们(2) 宗藩子弟从呱呱坠地开始便有一份可以吃到老的禄米,他们享有种种的特权,不用为生计发愁。同时不许他们参加科举进入仕途,更不许从事农、工、商这些贱业。龙子龙孙们整天无所事事、嬉戏度日,坐待老死。这种极度空虚的生活往往造成各种变态的人格,作恶多端者有之,穷奢极欲者有之。晋王朱棡对待宫女极端残暴,稍不如意便加殴打,有时叫人割掉宫女的舌头,有时把宫女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辽王朱宪的荒淫残暴更是骇人听闻,或把人关在棺材中烧死,或用刀慢慢割人臂肉,或用炮烙之刑炙烤人的脸面,种种暴行令人发指。顾炎武认为他们“名为天枝,实为弃物”,“弃物”之称实在是名副其实,也终归会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被埋藏。自寻死路的汉王朱高煦 汉王朱高煦是永乐皇帝朱棣的第二子,在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依例他的大哥朱高炽得封为王世子,以后可以继承燕王的爵位,而他只能得到一个郡王的爵位。后来朱棣打下南京,从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帝位,他自然水涨船高,得封为亲王。当然皇位还是没他的份,而是属于这时已是皇太子的大哥,因此朱高煦始终不满足,总想效仿父亲,再来一次“靖难”好使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可惜画虎不成反类犬,皇帝没做成,反而赔了自己的性命。 说是犬,是因为犬虽然最终做不了山大王,但毕竟有着锋锐的爪牙,动辄能伤人。朱高煦性子也非常凶悍,举止轻佻,平时喜欢舞刀弄剑,不喜读书,在朱元璋还在位的时候,朱元璋就很不喜欢朱高煦这个孙子。建文帝时,燕王朱棣虽然身怀异志,但为了取得建文帝的信任,就派了他们哥俩来到南京做人质。一次,他的舅舅徐辉祖(徐达的儿子)看不惯他在京师里厮混,狠狠地训了一顿。朱高煦从小身娇气傲,怎么受得了这个,气愤不过,当下便偷走他舅舅的宝马,自己跑回北平。朱高煦也不管自己是来南京做人质,这样莫名出走,会不会牵累到还在南京的大哥。更不考虑,自己这样任性出走,会不会引起建文帝的警觉,妨碍到父亲预谋已久的大业。在回北平的路上,还随意杀了不少官吏百姓泄愤。这件事使燕王受到了满朝文武的指责。 朱高煦善于骑射,一向以雄武自负。燕王朱棣举兵之后,跟随朱棣南征北战,立下很多的大功。例如在东昌之役,燕军遭遇建文帝一方盛庸率领的军队。盛庸排兵布阵,以逸待劳,静候燕军的到来。而燕兵因先前屡战屡胜,不免轻敌大意,一见南军,便鼓噪而上。南军等到燕军靠前,便火器毒弩齐发,燕军死伤无数。燕王一看急了,亲率精锐杀向南军中军。盛庸一见燕王杀来,故意分开两翼,先引燕王深入,再收缩两翼合围,燕王便被重重包围。眼看燕王就要被活捉,燕王手下大将张玉冒死突入,为燕王解围,虽然被南军一阵乱箭射毙,但却为燕王杀出了一条血路。大家可能会有疑问:燕王身陷重围,刀箭无眼,为何仍然无事?原来建文帝空负妇人之仁,曾经告诫出征的将士,不能杀害燕王,以致让他负上杀叔父的罪名。所以虽然燕王被围那么久,但南军却不敢对燕王动一刀放一箭,只想活捉他。燕王在张玉的拼死解围下,终于杀出重围,但南军紧追不舍,燕王环看左右,已经死伤殆尽,虽然南军不敢伤害自己,但看来最终难逃被活捉的命运。就在这时,朱高煦终于率援兵赶到,燕军且战且退,终于得以逃脱。 像这样的战功,朱高煦还立有很多,因此淇国公丘福等大臣都拥立朱高煦。而燕王在战场上,看到朱高煦这样九死一生地冲锋陷阵,也曾经许诺过:如果自己以后当上皇帝,就立朱高煦为太子。然而等父亲真地登上皇位后,自己眼中懦弱无能、无寸尺功劳的大哥仍然成了皇太子,自己只是被封为“汉王”,封国云南。朱高煦大为不满,嚷嚷道:“我究竟有什么罪行,要把我流放到万里之外?”朱高煦不肯去云南,硬是赖在南京不走。永乐皇帝自食前言,本来就觉得对不住这个儿子,便任他由他了,后来朱棣就近把他改封在山东青州。朱高煦在青州仍然对皇位不死心,暗地招兵买马,并且纵容手下在青州胡作非为。朱棣知道这个儿子不会安宁,不能再这样任他胡闹下去,终于下定决心,把他召到南京,准备把他废为庶人。这次多亏他那眼中的窝囊废大哥苦苦哀求,才被改封到乐安州(今山东广饶),但永乐皇帝还是削除了他的两支护卫军队。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对他这个兄弟倒是不计前嫌,赏赐不断。 然而仁宗登基十月左右,仁宗又驾崩了,宣宗朱瞻基即位。历史似乎要重演建文帝故事,主弱臣疑,王叔跋扈于外,但朱瞻基不是仁柔少断的建文帝,“蹇夏”“三杨”这一帮老臣也不是只会夸夸其谈的齐泰、黄子澄,事易时移,朱高煦还想要造反已经是自寻死路。 在仁宗死时,朱瞻基从南京奔丧途上,朱高煦阴谋伏兵邀击失败后,便决定效仿自己父亲当年故伎,指责夏原吉等人是奸臣,举兵要“清君侧”,要再来一次“靖难”。朱瞻基在一帮重臣建议下,决定亲征。进军途中,宣宗朱瞻基问大臣们说:“你们看,汉王看到我亲征,他的动向会是如何呢?”有的大臣说:“汉王的封地——乐安城——太小了,他肯定会先攻占济南来作为自己的巢穴。”宣宗摇摇头。又有大臣说:“汉王以前就眷恋南京不肯离开,他定会举兵南下。”宣宗又摇摇头,笑着说:“济南虽然离乐安近,但却是坚城,一时难以攻下;而南京嘛,汉王的护卫军都是乐安人,他们是远离乐安的。汉王欺负我年少新立,想混水摸鱼,看似武勇,其实内心胆怯得很,又缺少谋断。我猜他听说我要亲征,肯定吓得躲在乐安城不敢出来,只会坐以待毙。”事情果真被宣宗说中,朱高煦起初听说朝廷派薛禄出征,便不把他放在心上,后来又传来消息,皇帝要亲征,朱高煦一时面无人色。宣宗指挥大军把乐安城团团围住,朱高煦走投无路,自缚请降,宣宗胜利班师。 朱高煦被抓到北京后,宣宗并没有杀他,只是将他废为庶人,囚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城。但他最终还是难逃一死。一天,宣宗到囚室去看他,朱高煦对宣宗怨恨难消,伸出一脚把宣宗勾倒在地。宣宗大怒,命人用一个三百斤重的大缸盖住他,朱高煦力大,顶缸而起。宣宗命人压下,还在缸上堆起木炭,把朱高煦活活烤死在缸中。自从朱元璋分封诸王后,骨肉相残的惨剧便不断发生,前有叔杀侄,后有侄杀叔。赤手搏虎的宁王朱宸濠(1) 朱宸濠像经过这样几次宗室相残的血的教训,皇帝也开始逐渐削弱藩王的势力,以求彻底改变这种兄弟叔侄相残的局面。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便继续建文帝时期削藩的政策。如永乐元年革去代王的三护卫和官属;永乐四年削去齐王的官属和护卫,后又把他废为庶人;永乐十年削辽王护卫;永乐十五年贬谷王为庶人等,基本上把当时握有兵权的亲王,或削其护卫,或废为庶人。但永乐皇帝削藩并没有削到自己的儿子头上,这才酿成后来朱高煦的叛乱。宣德皇帝平叛后,进一步推行这种削藩政策,从此王府不再设立护卫。藩王再想反叛,无异于赤手搏虎,即使这只老虎再凶猛,仍然是九死一生。但冒险本是野心家们的天性,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又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朱宸濠面对的是明代最荒唐最胡闹的正德皇帝,他能不能取而代之呢? 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孝宗婚后多年才生下朱厚照,对朱厚照十分宠爱。后来朱厚照的弟弟又早夭,朱厚照便成为他唯一的儿子,也是理所当然的明帝国皇位继承人。因此孝宗对朱厚照的宠爱达到了溺爱的地步,甚至带着朱厚照微服出宫游玩。在弘治十八年,孝宗皇帝突然驾崩,把一个庞大的王朝留给了年仅十五岁、不读书、好逸乐的朱厚照——正德皇帝。没有了父皇的管束,正德皇帝更是无法无天了,把政务抛在一边,整天跟自己亲信的八个太监,号为“八虎”,游戏取乐,不知今夕是何年。 朱元璋的儿子宁王朱权的封地原来是在大宁一带,是北边非常有实力的塞王,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永乐皇帝一登基,便把势力最大,对自己威胁也最大的宁王改封到江西南昌,削弱宁王的势力。后来宁王也被削除了护卫,朱宸濠是宁王朱权的五世孙,到了他继承爵位时,宁王府已经今非昔比。相比正德皇帝的荒唐无行,朱宸濠也是一个轻佻的宗室子弟,但如果比做皇帝,相信朱宸濠也比正德皇帝强。在几个术士的蛊惑下,相信自己是龙姿凤表,有天子之相,因此生出了非分之想。但当时的宁王府已经没有半点武装力量,因此朱宸濠当然是先谋求恢复宁王府的护卫。 当时正德皇帝不理政,“八虎”之一的太监刘瑾欺上瞒下,权倾朝野,人称“立皇帝”,意思就是朝会时,刘瑾是站在正德皇帝身边的另一个皇帝。朱宸濠用金银二万,贿通刘瑾,终于把明王朝南昌左卫改为宁王府的护卫,之所以是南昌左卫,而不是江西的其他驻军,是有原因的,天顺年间宁王府因罪被削去护卫,宁王府的护卫改为南昌左卫,南昌左卫就是原来的宁王府护卫。但是好景不长,刘瑾不久便下台,宁王府的护卫又被革去。不过这并没有使朱宸濠心灰意冷,他恢复护卫的心反而更加急切了。朱宸濠这一次更是不惜巨金,收买好了当时的兵部尚书,并把财宝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让正德皇帝宠爱的一个伶人臧贤代他四处游说王公大臣,并得到了他们的默许。可惜这时又出了一个老顽固费宏,费宏是大学士,在内阁办事。朱宸濠要恢复护卫,必须经过内阁的同意。而费宏也是江西人,对朱宸濠知根知底,经常对人说:“朱宸濠现在谋求恢复护卫不是安什么好心,以后会连累到很多江西人,我绝对不能同意。”朱宸濠便利用进士廷试那天,内阁大臣要到东阁阅卷,费宏不在内阁办事时,递上请求恢复护卫的奏疏,其他大臣已经被朱宸濠买通,因此竟然得到批准。恐怕费宏会反对,又叫人在正德皇帝面前进谗,陷害费宏,费宏被迫辞职。朱宸濠对费宏阻挠恢复护卫一事怨恨不已,在费宏辞官回乡的路上,派人假装强盗来打劫,还放火焚烧费宏乘坐的船只,费宏和家眷侥幸逃脱。 恢复护卫终于得偿心愿,朱宸濠同时又千方百计讨好正德皇帝,进献了很多奇珍异宝,导正德皇帝游乐,削弱正德皇帝对自己的提防之心。一次元宵节,朱宸濠又进献了很多奇巧的彩灯,灯上画的花鸟人物栩栩如生,把这些彩灯在宫中依檐附壁悬挂,把整个宫中装饰得色彩斑斓、五光十色。正德皇帝一见大喜,大加赞赏。 朱宸濠恢复了护卫之后,又仗着自己在朝中收买了很多王公大臣,在南昌是无恶不作。他擅自杀戮地方官吏,霸占百姓田宅,强夺良家妇女,搞得地方上鸡犬不宁。地方官屡屡向朝廷申告朱宸濠的各种不法行为,但正德皇帝并不放在心上。皇帝不急,但地方官急了,当时的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已是暗自留心。王守仁文武全才,既是个大学问家,同时兵法韬略无一不娴熟。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带着自己蓄养的强盗响马们终于正式叛乱。这一天他以庆祝自己生日为由,把地方官请到王府,声称自己奉了皇太后的密旨要起兵入朝。他把不顺从的地方官全部杀掉,率领军队去攻打安庆。王守仁知道朱宸濠叛乱并攻打安庆的消息后,集结兵力直捣朱宸濠的老巢——南昌。而正德皇帝收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后,不忧反而大喜,原来正德皇帝有两个嗜好,一个是玩乐,一个就是打仗。玩乐不用说,正德对打仗更是痴迷,只不过他是万尊之躯,不能轻易涉险。正德皇帝多次巡游北方边防重镇,也曾率领军队小胜过鞑靼兵,还自己封自己做“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他不做皇帝,却更喜欢做将军。正德皇帝听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时,简直有点喜出望外,决定御驾亲征,趁机还可以到江南游玩。可惜,正德刚到达涿州,王守仁报捷的奏疏已经送到了。原来朱宸濠围攻安庆不下,又听到老巢也已被王守仁攻下,急忙回身去救,在黄家渡与王守仁军遭遇,朱宸濠大败,被王守仁俘虏,只有一个多月,叛乱就被平定了。正德皇帝收到捷报后,却装作不知道这个消息,继续南下,当然这次他只是为了游玩。正德皇帝一路游玩到南京,举行了献俘仪式,这才班师回朝。朱宸濠在路上被处死,并挫骨扬灰。赤手搏虎的宁王朱宸濠(2) 朱宸濠叛乱之所以这么快就被平定,除了朱宸濠在地方上胡作非为、不得民心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宗室藩王的势力几经削弱,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来问鼎九五之尊了,再加上朝廷上有识之士对此小心警惕,藩王更是没有什么机会。所以,虽然荒唐胡闹如正德皇帝者,也能轻易平息这种叛乱。宁王朱宸濠靠纠结一群草寇就想举兵造反,无异于赤手搏虎,最终的下场只能是葬身虎口。浊世青莲朱载堉 明人演琵琶记图 虽然明代宗室子弟自从生下来那一天,便拥有一份可以吃到老死的禄米,衣食无忧,但同时皇帝对他们在政治上进行种种限制,防止他们干政,如不能参加科举,不能离开自己的封地等。也有少数如汉王朱高煦、宁王朱宸濠的野心家,为了摆脱这些桎梏,举兵叛乱,觊觎皇位。随着藩王势力的逐渐被削弱,他们越来越没有成功的可能性。更多的宗室子弟是在自己小小的封国里,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罪恶的一生。但是朱家子弟并不是天生劣种,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青莲,如朱元璋的第五子周定王朱橚,能学好文,曾作《元宫词》百章。朱橚又深感河南地瘠民贫,编成《救荒本草》一书,把可食的野生植物一一记下,以便灾年可以采来充饥。《救荒本草》是一本伟大的植物学著作。在这些有所作为的朱氏子孙中,最为知名的是伟大的音乐家、天文学家、数学家郑世子朱载堉。 郑世子朱载堉,字伯勤,号句曲山人,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谥号端清。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生于怀庆府(今河南沁阳)。朱载堉是朱元璋的九世孙,他在父亲死后,并没有继承郑王的爵位,而是把它让给了别人,因此后人称呼他为“郑世子”,而不是“郑王”。 郑王封地在怀庆府,即今河南省沁阳县。传到郑康王的时候,康王无子又无侄,嫡长这一支已绝嗣,郑王这个爵位便由旁支来继承。本来盟津王最有资格继承这个郑王的爵位,但盟津王因为被诬告不孝等罪名被废为庶人,从而丧失了王位的继承权,这样郑王才由朱载堉的祖父来继承。后来盟津王的冤屈虽然得到昭雪,但郑王的爵位已经由朱载堉这一支系继承。等朱载堉的父亲死后,早在11岁时便被封为郑世子的朱载堉当然最有资格继承王位,但朱载堉认为郑王的爵位本来是盟津王这一支系的,便接连上书七次,请求让出郑王的爵位,最后一次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才最终获得皇帝的同意。 朱载堉胸襟广阔,视王爵利禄为无物,他在《醒世词?平生愿》中写道:“再休提无钱,再休提无权,一笔都勾断。”“种几亩薄田,栖茅屋半间,就是咱平生愿。”更难得的是朱载堉事父至孝。盟津王这一支系的人为了夺得郑王的爵位,诬告朱载堉的父亲叛逆,嘉靖皇帝轻信了这种流言,把他的父亲囚禁在安徽凤阳的宫城内。朱载堉在宫城外自己造了一间小土屋,以便可以就近照应,一个人在那里过了十九年。而后来朱载堉对盟津王这一支系以德报怨的行为更是赢得了世人对他的交口赞叹。 朱载堉品德高尚自不必多说,同时朱载堉读书刻苦,涉猎广泛,在音乐、天文、数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朱载堉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并在数学上找到了解决它的方法。 明人演琵琶记图将纯八度分成十二个均等的部分的音律叫做十二平均律,它的最大好处是转调方便。十二平均律早在古代希腊时便有人提出了,但并未加以科学的计算。在十二平均律中,其中每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半音,每个半音的距离是相等的,半音是十二平均律组织中最小的音高距离。两音间的距离等于两个半音的叫做全音。八度内包括有十二个半音,也就是六个全音。在音列的基本音级中,除了E到F、B到C是半音外,其余相邻两音间的距离都是全音。当然,朱载堉是通过自己的实验摸索发现了十二平均律,朱载堉称它为“新法密率”。直到今天,关于十二平均律,我们还是只要照抄朱载堉的计算结果就可以拿来用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计算工作,朱载堉是通过算盘来完成的。计算过程中有很多是25位以上数字之间的运算,我们现在的袖珍计算器一般最多只能运算十位数,可知朱载堉所付出劳动的艰巨。 欧洲对十二平均律最早作出数理阐述是荷兰数学家、工程师斯蒂文。斯蒂文在1585~1605年的某一年完成解等比数列的同时,也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解。这在时间上比朱载堉晚几年至几十年。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依据大量的文化交流史事实,认为斯蒂文在仿造中国帆车的同时,也得知了朱载堉有关的音律理论。十二平均律,这一如此巨大地影响了当代音乐艺术的数理理论,实际起源于明代中国的朱载堉。李约瑟称赞朱载堉是具有“文艺复兴时代感的人”。 朱载堉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有《律学新说》、《算学新说》、《历学新说》、《乐学新说》、《律吕精义》,其中大部分收集在《乐律全书》之中。这些著作涉及音律学、数学和珠算、天文历法、计量学、物理学、音乐学、乐器制造、乐谱和舞谱、文学、绘画等丰富内容。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综观明代的宗室,我们看到,大部分的龙子龙孙们无所作为,吃着国家的禄米,仗势搜刮民脂民膏,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其中有些人为了成为真龙天子,叔侄相残,兄弟相煎。绝少有如朱载堉这样的出淤泥而不染者。朱元璋本寄厚望于自己的子孙,希望他们能成为国家的干城,维护朱家千秋万代的江山。然而这些期望全都消散在金枝玉叶们的日日笙歌、醉生梦死中。这群世间的“弃物”、国家的蛀虫慢慢侵蚀着明帝国日益虚弱的身体,最终也随着明帝国的覆灭而消亡。F0 5 明代的城市、宫苑和陵园明朝都城北京 明人绘《皇都积胜图》(局部)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入元大都后,将大都改称北平府。 当初,关于新建立的王朝定都何处,也颇费了朱元璋一番思量。朱元璋攻下元大都之后,曾向大臣们征求意见,看是否可以在此定都。但很看重风水的朱元璋心中又早已暗暗地倾向于建都南京。因为南京的风水在历史上享有盛名。大臣们自然明白朱元璋的内心倾向,便无不投其所好,贬低北京的风水形势。大臣们的言论正中朱元璋下怀,他便不再提建都北平之事,决定建都南京。 明人绘《北京宫城图》明朝在北平建立的是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北平布政司。北平虽不再是首都,但是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朱元璋封其第四子朱棣为燕王,10年之后,燕王朱棣被封藩至北平。朱元璋驾崩之后,其孙建文帝即位,不久,燕王朱棣起兵北平,发动“靖难之役”,攻下南京,夺取帝位。 明成祖即位后,深感北平之重要,势踞形胜,乃“龙兴之地”,再加上自己在此经营多年,更为了控制北方,打击割据漠北的蒙古势力,决定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 永乐三年(1405年),成祖“诏建北京宫殿”。第二年开始营建宫殿、坛庙。经过15年的修建,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完工,第二年正式迁都北京,北京就此成为明代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城经过明朝200多年的营建,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基础。 从明代北京全城的形状来看,呈“凸”形。外城万历时期的北京城图包着内城南面,内城包着皇城,皇城又包着紫禁城。而从外城到紫禁城,每城周围又有既宽又深的护城河。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就成为全城的中心。 外城。由于蒙古骑兵多次南侵,时常迫近京城。世宗朱厚熜为加强城防,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筑外城。原计划筑城120里,四面包围内城,但因财力不足,只修包了南郊,成了“凸”字形,全长28里,有7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又增修各门瓮城。外城的建成,形成了一条自正阳门通往永定门的笔直的大道,也是全城中轴线的南端。中轴线全长近16里,南起永定门,穿正阳门、紫禁城的正中心和景山中峰,最后止于鼓楼和钟楼。 内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攻克大都后,便着手改建城池。当时元顺帝退走蒙古高原,为防其南侵,遂将大都城北部比较空旷荒落的地方放弃,北垣南缩5里,另筑新城。永乐十八年(1420年),命营缮司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加修筑东、西、南三面城垣。东、西垣在元旧土城基础上包砖砌成。南垣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向南推展了二里,亦用砖包砌。城周长40里,共9门,即明京城,后称内城。 皇城。包围紫禁城、西苑(三海)、景山之城曰皇城。长约18里,有7门。最南大明门,大明门内为正门,即承天门(清时改称天安门),门前为广场,广场东北为长安左门(俗称东三座门),西北为长安右门(俗称西三座门),皇城东门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北安门。 紫禁城(今故宫)是京城的核心。明初攻克大都后,将原来的元皇宫,除隆福宫改为朱棣的燕王府外,其余大部分宫殿为了“灭王气”全部拆毁了。因此,迁都北京后,就需重新建造紫禁城皇宫。紫禁城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完工,周长约6里余,南北960米,东西760米。明人绘《皇都积胜图》(局部)城外护城河(称筒子河)宽52米。城四门:南午门、北玄武门、东东华门、西西华门。四角有壮丽的角楼。 明京城城门“内九外七”,明初内城各门之名皆沿用大都旧名。正统四年(1439年),修建北京内城九门城楼竣工,这年改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内城九门是:正阳、崇文、朝阳、东直、安定、德胜、西直、阜成、宣武。外城的七门是: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西便门。 明北京城的规划重点在宫城和皇城的建设上,特别是在宫城前的中轴大道两侧,对称地布置着太庙和社稷坛、中央官署和五军都督府、天坛和山川坛,既加强了纵深效果,又烘托了宫城的地位,突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 北京城经过明朝的精心建设,呈固若金汤之势,明朝的历史多次证明了北京城的稳固。“土木之变”之后,英宗被俘,但北京仍岿然屹立,蒙古的也先也奈何不得;“庚戌之变”时,俺答兵临北京城下,最终也未能攻陷北京城。南京:明朝前期的“京师”(1) 南京聚宝门四重券式门洞明人绘《南都繁会图》 明代的南京城,东连钟山,西据石头,南贯秦淮,北带玄武,城周33.68公里,规模盛大,气势磅礴,不仅为我国现存的第一大城,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座砖石城。 元至正十五年(1356年),朱元璋攻下集庆(南京元时称集庆),改称应天府,以此作为根据地。第二年,朱元璋召见朱升。朱升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元至正二十五年(1366年),也就是朱元璋称帝前两年,朱元璋就开始修筑城墙,营建皇宫。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登极,建元洪武,定都应天府。明代南京皇城示意图从1366年一直到1386年,朱元璋用21年时间,修建了南京城。南京城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精心设计的杰作。 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钟山西南麓新筑宫城和改筑南唐以来的金陵城;第二阶段,向北拓宽旧城直到江边;第三阶段,建造聚宝门、三山门、通济门等主要城门,并新筑后湖城和各主要街道;第四阶段,建造外廓城。 南京城墙朱元璋修建南京城,是先改建南唐遗留的金陵城,再在东边建造一个方形的皇城。朱元璋的著名军师刘伯温所勘定的皇城位置,虽然位于钟山的“龙头”之前,乃“风水宝地”,但由于这一带是前湖(燕雀湖),地势低洼,朱元璋只好调集几十万民工来填湖,由于工程浩大,因此南京民间有“迁三山填燕雀”的传说。还盛传朱元璋曾把住在湖边的一个叫田德满的老汉投入湖中,作为“填得满”的“吉兆”,田德满因此被朱元璋封为神。 在南京城修筑过程中,还有一个传说与富商沈万三有关。沈万三资助筑城的故事,可说在南京是家喻户晓。据说,沈万三原来是南京的渔民,打鱼时打到了一个聚宝盆,从此变成金陵巨富。明朝初年,建筑南京城南门(今中华门)时,砌起即塌,屡次修筑不成。有人说地下有水怪在作祟,向朱元璋献计,要借用沈万三的“聚宝盆”。朱元璋命人把沈万三召来,对他说:“你家的宝盆能聚金银,也该能聚土吧!”便强行借来沈万三的“聚宝盆”,埋在第一道城圈内东边的城下,这段城墙便不再坍塌了。因此,南京城的南门叫聚宝门。 朱元璋兴建南京城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惊人的。仅承担造城砖的单位就有1部(工部)、3卫(横海、豹韬、飞熊)、28府(州)、118个县、3个镇。他们按照统一的规格尺寸,烧造大型城砖,运送南京。砖的质量很高,上面刻有造砖府县、监造官员和工匠的姓名、年月。砖的长度一般在40至45厘米,宽度在20厘米左右,厚度约10厘米,重量从10余公斤到20余公斤不等。大部分都是质地较为细密的青灰色砖。大部分的城墙都先用花岗岩或石灰岩的条石做基础,上面再用大砖垒砌内外两壁和顶部,内外壁之间常用碎砖、砾石和黄土层层夯实。城墙顶部和内外两壁的砖缝里,都浇灌一种“夹浆”。这种夹浆用石灰、糯米汁(或高粱汁)或再加桐油掺和而成,凝固后黏着力非常强,能够使城墙经久不坏。 南京聚宝门四重券式门洞明初建成的南京城,南北长,东西窄,把建康故城、南唐金陵城、石头城和历代设置的几个作为州府治所的小城,统统包进南京城里。可以说是集南京历史上各代城池之大成。 明代南京城分宫城、皇城、京城、外廓城四层。南京城突破了中国古代都城采取方形规则,宫城位于都城中部偏北的旧制,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地理形势和防守需要筑城,使全城呈南北狭长、东西略窄的不规则形状,并将宫城单独置于都城东部。 南京古城墙藏军洞城墙依山傍水,高度和宽度因地制宜,不求一致。最高处达60米,最低处仅10多米。厚度最宽处达25米,一般在7~10米之间。南京明城墙有城门13座,水关2座。城墙上还有垛口13616个,窝铺200余座,以供军事防守之用。在城的中央还建有钟楼和鼓楼。城门的上部都有高耸的城楼,而以聚宝门最为雄伟。聚宝、三山和通济三座城门各有城墙四道,每两道之间的空间称为“瓮城”,可作为战时的防守之用。聚宝门是这些城门中最坚固的一个,城楼以下部分基本保存完整,而且有所谓“藏军洞”这样的特殊设施。“藏军洞”实际上就是里端封闭的砖券门洞,在战时可供兵士休息和用来存放军事物资。这种“藏军洞”在聚宝门最南一道的城墙上计有两层共13个,左右两侧的城墙下部又各有7个,加起来共有27个。据说,每洞可容纳兵士百人以上,共可藏兵达3000人以上。每座城门都有内外两道门,外面一道是从城头上放下来的“千斤闸”,具有坚固的防御作用;里面一道则是木质再加铁皮做成的两扇大门。在平时,行人车马都从城门洞里通过。 从整个宫城的布局来看,北京的明故宫与它相似。这是因为,北京故宫就是根据南京故宫的蓝图兴建的。 宫城南北长5里,东西宽4里,呈四方形。有午门,东安、西安、北安门。外有护城河围绕。南面的正门叫“洪武门”,后边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宽广的御道。御道的尽头是“外五龙桥”,桥北是“紫金城”。“紫金城”的正门是承天门。接着是端门和午门。在承天门、端门和午门以东,有祭祀皇帝祖先的太庙,以西有祭祀主宰国家命运之神的社稷坛。午门以内是“前朝”。位于中轴线上的三座主要大殿是“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通称为“三大殿”。三大殿的东边是“文华殿”,西边是“武英殿”,还有左右对称的“文楼”和“武楼”。文华殿的东侧,有“东华门”,武英殿的西侧,有“西华门”。三大殿以北是“后廷”——皇帝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包括奉先殿、柔仪殿、春和殿、乾清宫、坤宁宫和御花园,直到后宰门的玉带河为止。南京:明朝前期的“京师”(2) 相传,南京城造好后,朱元璋率其子及左右群臣登上紫金山,观察都城之气派。他问群臣:“我的都城建得怎么样啊?”群臣极尽溢美之辞,唯独十四岁的王子朱棣却语惊四座:“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击中紫金城。”朱元璋仔细一看,不禁冒了一身冷汗:城周山峦起伏,东面钟山,南面雨花台,北面幕府山等一些重要制高点都留在了城外,此乃城防之大忌。朱元璋因此对全面筹划筑城的刘基怒恨有加。他回宫后,让太监给刘基送去一盘桔子,刘基知道皇上怪罪自己筹划失当,送桔子是恨不得将其剥皮抽筋吃肉之意,吓得连夜逃入茅山避祸。 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南京是明初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果说作为一个王朝的都城,南京在过去的各朝只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局部性割据政权的中心的话,那么,从明朝开始,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性政权的首都。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当时南京城的繁华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稠集,金粉楼台。城里一条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和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笼,每条街道上足有几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都繁会图》,被称为南京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350厘米、宽44厘米历史长卷直观地显现了明初南京的歌舞升平景象,生动地描绘了明朝永乐年间南京秦淮河两岸的盛况。画面从右至左,由郊区农村田舍始,以城市的南市街和北市街为中心,在明皇宫前结束。画上店铺林立,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广告标牌林林总总。秦淮河两岸,佛寺、官衙、戏台、民居、牌坊、水榭、城门,层层叠叠;茶庄、金银店、药店、浴室、鸡鸭行、猪行、羊行、粮油谷行,应有尽有。秦淮河中,运粮船、龙舟、渔船往来穿梭,甚至还有从内秦淮河拐出的唱戏小船。《南都繁会图》绘有109家商店及招幌匾牌,1000多个职业身份不同的人物,侍卫、戏子、纤夫、邮差、渔夫、商人等在长卷上神态各异,展现出一幅繁华、热闹而又静谧的市井生活图。 明人绘《金陵八景图卷?秦淮渔笛》南京为明朝文化中心的标志是国子监的创办,甚至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京国子监仍被保留,号称“南监”。国子监同时也是收藏图书资料、编辑刻印书籍的中心,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就是在南京国子监编成的。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对翰林院学士解缙等人说:天下古今事物,分散记载在各书,篇幅浩繁,不易查看,应立即组织儒士,编出一部如探囊取物般考察方便的类书。明成祖十分重视编辑工作,由解缙、姚广孝等人负责,先后有数千文人参加了这项浩繁的文化工程。《永乐大典》完整地保存了许多佚文秘典,是极为可贵的历史文献。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入南京,命士兵将皇宫围困。建文帝命人点火焚烧皇宫,然后仓皇出逃,不知所终。这场大火使奉先殿等宫殿毁于一旦。明成祖即位后,迁都北京,南京虽有陪都之名,但政治地位及繁华程度已是明日黄花,故宫也废弃不用。到了明末,南京昔日的辉煌已大半尽失。清初,清军占领南京之后,这座名城又一次横遭劫难,变得满目疮痍。康熙下江南时,只有通过路边村民的指点隐约感悟南京城昔日的繁华。有诗为证: 一代规模成往迹,千秋兴废逐流波。 宫墙断缺迷青锁,野水湾环剩玉河。被人淡忘的辉煌:中都凤阳 明朝曾在三地构筑都城,即北京、南京和凤阳,其中最早的是中都凤阳。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登极。第二年,朱元璋决定以其家乡临濠为中都,像京师一样在家乡建置城池宫阙,并将临濠更名为凤阳。朱元璋为什么选择凤阳作为都城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朱元璋本人出生在凤阳,多少迁就了一些家乡观念;另一个原因是,朱元璋考虑全国已经统一了,吴王时代建筑的南京城偏于东南,不便于控制全国,便想在中原建都。但中原地区元末以来二十多年的兵荒马乱,民生凋敝,既无人心基础又无物质基础,如果在中原地区建都,人力物力都要依赖江南,水陆转运也很困难,于是就选择了离中原稍近的位于淮河南岸的凤阳建立中都。在凤阳建中都,北有淮河为屏,南距素有“鱼米之乡”的巢湖、太湖也不远,有充足的粮草供应,交通运输也十分方便。据《中都志》记载,在凤旧建都,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可见,朱元璋在凤阳建中都城,是从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以及军事地理这几个角度去考虑的。 中都城于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动工兴建,集全国名材、百工技艺于此,于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停建,共历时六年。其中大部分项目已经完工。 洪武三年,建宫殿、宗庙、大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 洪武四年,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坛及太庙; 洪武五年,定中都城基址,筑禁垣、皇城,建百万仓、公侯第宅、钦天监、观星台; 凤阳城里的龙兴寺大雄宝殿洪武六年,甄皇城,建中都城隍庙、功臣庙、历代帝王庙、军士营房; 洪武七年,建会同馆、中都土城; 洪武八年,建中都国子学、鼓楼、钟楼。 中都城的建筑布局的基本特点是对称,它与南京、北京两城大体相似,分为内中外三道城。外为中都城,周长30公里,开9门。中为禁垣,周长近8公里,开4门,曰午门、东华、西华、玄武门。城内有正殿、文华和英武两殿,文、武两楼,东、西、后三宫,金水河、金水桥等。正南午门外,左为中书省、太庙,右为大都督府、御史台、大社稷。中都城内外,还有凤阳古城墙城隍庙、国子监、会同馆、历代帝王庙、功臣庙、观星台、百万仓、军士营房、公侯第宅、钟楼、鼓楼等。《中都志》称当时的中都“规制之盛,实冠天下”。明中都在建筑布局上,上承宋元传统,下启明清风格,对明北京城的规划有深刻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中都城城墙的建筑。 皇城城墙雄伟坚固,皆用大城砖砌筑,已发现署有22个府70个州县及大量卫所、字号的铭文砖。城砖质地细密,规格整齐,烧造考究。一般宽20厘米,长40厘米,厚11厘米左右,重约20公斤。为了保证墙砖的质量,他们还层层建立了责任制,要求各地生产的城墙砖烧制出府、州、县、制砖人等5至6级责任人的名字,这在全国同类墙砖上极为罕见。其中有地方各府县、军队各卫所和少量刑狱砖。砖文有隶、篆、行、楷等各类书体,以刻划、模印、墨书等方法标于砖上。砌砖所用的灰浆是用石灰、桐油、糯米汁等材料混合而成。在城墙的关键部位,甚至用熔化的生铁代替灰浆灌铸。所以在明代的200多年中,城墙完好无损。 中都城方圆约45里,北达方邱湖,东抵独山,南至老人桥,西接马鞍山,有城门九座,已初具规模。中都城内还有皇城一座。皇城又名紫禁城,位于中都的中心,与中都城同期而建,方圆9里,有城门楼4座。当时,中都城内有94个坊,24条街巷,3个市场,2个闹市口,有居民及守城军22万多人。 但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又突然改变主意,停建中都,改都南京,并将营建中都宫室的余材,就地用于修建陵墓、寺观和其他工程。中都城虽只建成了大半,从历史的角度看,中都皇城是明代南京、北京的原型,其对后世的影响至大至深,甚至于连承天门、午门、玄武门等名称都被一一沿用。 这座古城在明末农民起义和近代太平天国起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曾拆墙营建军事设施。“文革”期间,大批城墙砖被转卖到上海、蚌埠等地,使残留的古迹遭到彻底的破坏。昔日偌大的皇城,现在只残留城墙的西段和南段的一部分和城门两座。世界上最大的木构建筑群:故宫(1) 明故宫是在元大都宫殿的基础上仿照南京故宫的格局兴建的,从1407年到1420年,历时14年,征用民工及军工达一百二三十万人。这组规模宏大的宫殿群是东方最大的宫殿群。 从景山看故宫 故宫,明代被称为“紫禁城”。1925年以后才被称为“故宫”。故宫为什么被称做“紫禁城”?学术界对此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传说中的天帝居住在天上的“紫宫”,地上的皇帝既然为“天子”——天帝之子,皇权神授,因而他居住的地方就称为“紫禁城”。第二种解释是,“紫”字与“紫气东来”同义,即以祥瑞云气象征皇帝。第三种解释是,“紫禁城”借喻紫微星垣,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曾把天上的恒星分为三垣二十八宿。紫微星垣在三垣的中央,是代表天帝的星座。皇帝作为天子,“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皇帝的居住之所自然被称为紫禁城了。 故宫占地70多万平方米,共有宫殿9000多间,均为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这些宫殿是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建筑学家们认为故宫的设计与建筑,实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杰作。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可以说午门是世所罕见。它标志着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昭示着500多年前匠师们在建筑上的卓越成就。 故宫的四周有四个门。 正南为午门。午门是整座宫城的大门,位于紫禁城的最南面,俗称五凤楼。高高的城台上,中央有一座九开间的大殿,在它的两翼各有13间的殿屋向南伸出,在这殿屋两端各有一座方形的殿堂,这种形状的门楼称为“阙门”,是中国古代大门中最高级的形式。午门作为紫禁城的大门,同时又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和战士战后凯旋向皇帝献俘的地方。每遇宣读皇帝圣旨,颁发年历书,文武百官都要齐集午门前广场听旨。 后门为玄武门,位于中轴线之北。玄武为古代四神兽之一,从方位上讲,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玄武主北方,所以帝王宫殿的北宫门多取名“玄武”。玄武门也是一座城门楼形式,用的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式屋顶,但它的大殿只有五开间加围廊,没有左右向前伸展的两翼,所以在形制上要比午门低一个等级。 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东华门和西华门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东华门与西华门遥相对应,门外设有下马碑石,门内金水河南北流向,上架石桥1座,桥北为三座门。东华门以西是文华殿。东华门与西华门形制相同,平面矩形,红色城台,白玉须弥座,当中辟3座券门,券洞外方内圆。城台上建有城楼,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基座围以汉白玉栏杆。城楼面阔5间,进深3间,四周出廊,梁枋绘有墨线大点金旋子彩画。 故宫的建筑依据其布局与功用分为“外朝”与“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与“内廷”以乾清门为界,乾清门以南为外朝,乾清门以北为内廷。 外朝以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即今之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为轴心,文华、武英两殿为侧翼,是皇帝行使权力、登极大典和召见群臣的主要场所。 太和殿(明初称奉天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是故宫里最吸引人的三座大殿。它们都建在汉白玉砌成的8米高的台基上,远望犹如神话中的琼宫仙阙。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皇帝举行大典的地方,殿高28米,东西63米,南北35米,有直径达1米的大柱92根,其中6根围绕御座的是沥粉金漆的蟠龙柱。御座设在殿内高2米的台上,前有造型美观的仙鹤、炉鼎,后面有精雕细刻的围屏。整个大殿装饰得金碧辉煌,庄严绚丽。太和殿是紫禁城内最体现中国帝制权力的象征,不仅面积是紫禁城诸殿中最大的一座,而且形制也是最高规格。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皇帝在去太和殿之前先在此稍作停留,接受内阁大臣和礼部官员行礼,然后进太和殿举行仪式。另外,皇帝祭祀天地和太庙之前,也要先在这里审阅一下写有祭文的“祝版”,以表示自己的诚意;在到中南海演耕前,也要在这里审视一下耕具,以示真切。中和殿在太和殿后面,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四角攒尖顶方亭建筑。其保和殿(明初称谨身殿)深广各三间,周围出廊,建筑面积580平方米。屋顶为单檐钻尖式,中央最高处安装着镀金的圆形宝顶,仿佛巨大的宝珠。保和殿是每年除夕皇帝赐宴外藩王公的场所,在故宫中和殿后,为故宫三大殿之一。其意为“志不外驰,恬神守志”,就是说神志得专一,以保持宇内的和谐,才能神寿安康,天下太平,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初名谨身殿,嘉靖时改名建极殿,清顺治时始称今名。乾隆时重修。保和殿面阔9间,进深5间,平面呈长方形,黄琉璃筒瓦四角钻尖顶。 内廷包括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居中轴线,有御花园、东西六宫环绕,既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也是皇帝与皇后、嫔妃以及太后、太妃等居住的地方。乾清宫是内廷正殿,面宽9间,进深5间,高20米。殿的正中有宝座,两头有暖阁。交泰殿是皇后寿庆之所,位于乾清和坤宁两宫之间,含天地交合、安康美满之意。坤宁宫被称为中宫,是皇后寝宫,面阔9间,正面中间开门,有东西暖阁。御花园原名宫后苑,占地11000多平方米,有建筑20余处。以钦安殿为中心,园林建筑采用主次相辅、左右对称的格局,布局紧凑、古典富丽。殿东北的堆秀山,为太湖石叠砌而成,上筑御景亭,每年重阳节,帝后在此登高。世界上最大的木构建筑群:故宫(2) 御道上的云龙石雕明朝时,是谁主持、规划、设计了故宫?永乐时期,其规划领导人有泰宁侯陈珪、工部尚书宋礼及王通、柳升等人,建筑师是陆祥、蒯祥、蔡信、杨青及阮安等人,著名匠师有王顺、胡良等人。永乐之后,宣德年间有些营造,如南城里太孙旧宫的拓展;英宗时复建三大殿、后二宫(当时尚无交泰殿),并增拓南城。这时候的工程力量基本都是永乐时旧人,而朝中负责营造的官员,则是当时的工部尚书吴中。明代北京故宫的第二个营造高潮在嘉靖年间。重建三大殿,增建西苑,分建天地坛,改造太庙,建日坛、月坛和大高玄殿。主持营缮的是侍郎雷礼,主持工程的是匠役出身的徐杲。明代最后一次营造高潮在万历年间。主要有修复火灾后的乾清宫和坤宁官,增建交泰殿等后三宫工程,另外对御花园等处都有修建。这时工程技术主持人是冯巧,担负工程核算的是贺盛瑞。 关于故宫有多少间房屋,流行的说法是9999间半,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而是一种理想的估计数字。因为在故宫的历史上,房屋数量是不断变化的,每次修建,都会有所增减,所以这个数字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永乐初建成时,为8350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永乐朝建设紫禁城宫殿,是在拆除元大内后进行的。永乐新建的紫禁城在元大内的基础上向东南方向移动,但东六宫仍然在元大内范围之内,元大内东城墙(原址约在今东筒子)之外新拓出来的地方,还是空着的。明代中期起,宫殿增建,形成“三内”并列的局面:紫禁城为主体,被称为“大内”;北、中、南三海(包括今府右街以西至西皇城根区域)为西苑,被称为“西内”;东华门外直至东皇城根为“南内”,或称南城、小南城。到明末时,全部宫殿为786座,房屋数字显然大于1万。 另一个有趣的事是,故宫各门匾中“门”字末笔直下至底而没有向上的勾脚。为什么故意写成这样呢?“门”字的这种写法,宋代就有了。据说宋偏都临安后,玉牒殿失火,殿门烧光。宰臣奏说,宫殿匾额中的“门”字,末笔都有勾脚,带火笔,因此招火,将这些匾额全部烧掉方能免灾。从此以后,凡宫殿的匾额,书写时“门”字末笔都直下,不勾脚。有一个为写“门”字而丧生的故事,说的是明太祖在南京命中书詹希原写太学集贤门匾,所写“门”字,末笔微微勾起,明太祖看后便大发雷霆说:我要招贤,你詹希原却要闭门,塞我贤路!遂下令斩之。“左祖右社”:太庙和社稷坛 太庙在紫禁城前面两侧有两组重要的建筑群,分别是太庙和社稷坛。东侧的是太庙,用以奉祀皇帝历代祖先,这是皇权世袭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西侧是社稷坛,坛上铺有五色土:东青土、南红土、西白土、北黑土、中黄土。土由各地州府送来,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两组象征意义极强的建筑是根据传统的“左祖右社”的形制来布置的。 太庙,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代皇家的祖庙。嘉靖十五年(1536年)世宗朱厚熜将太庙合祀制度改为分祭,设九庙分别供奉历代祖先。 太庙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3.9万平方米,南北475米,东西249米。太庙的建筑群共有三重围墙,均为黄琉璃瓦顶红墙身。在第一重和第二重围墙之间是浓郁古老的柏树,清幽宁静的环境使人沉静严肃。第一道围墙的西边原有三座门,最南边的称为太庙街门,共5间,通向天安门里;中间的为太庙右门,共三间,通向端门里;最北边的为太庙西北门,通向午门外的阙左门。三座门都是坐东朝西。庙内主体建筑为前、中、后三大殿,每逢登基、亲政、监国、摄政、大婚、上尊号、徽号、万寿、册立、献俘等,皇帝、嫔妃均到此祭祀。 大殿、二殿、三殿为庙中主要建筑。大殿对面为大戟门,门外有玉带河,河上有桥5座。桥北东西各有六角井亭一座。桥南为神厨与神库。再南为五色琉璃门,门外东南有宰牲房、治牲房、井亭等。 前殿面阔11间,进深4间,是三殿之主,为皇帝举行大祀之处。前殿是供奉皇族祖先牌位的地方。每到年末岁尾大祭的时候,将太庙供奉的帝后神祖主木牌移到这座殿里,举行“袷祭”。其两庑各有配殿,东供有功的皇族神位,西供功臣神位。中殿也叫“寝宫”,是平日供奉死去皇帝神位的地方。两侧有配殿储存祭器。后殿自成院落,殿前有红墙同中殿隔开,称为“祧庙”,是供奉皇帝远祖神主的地方。此外,还有戟门、神库、神橱、宰牲亭、井亭、汉白玉石桥等建筑。皇帝祭祀太庙时所走路线,从午门至天安门御道东侧的阙左门出入太庙街正门。皇帝斋戒于斋宫。祭日时刻,皇帝御祭服,乘礼舆出宫。 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庙中的八庙被焚,仅存睿庙。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重建新庙,恢复了“同堂异室”的合祀制度。太庙的后殿及两庑是弘治四年(1491年)建成的,以后不断有扩建。 清帝逊位后,祭典始废,但太庙仍由清室保管。1924年,太庙由清室移交北洋政府,曾作为和平公园对外开放,1931年,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50年改名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社稷坛社稷坛位于今天中山公园的中央,坐南朝北,社稷坛区占地23万平方米,较太庙为大。坛本身范围之外,也遍植松柏。祭坛是园内的中心建筑,位于园中心偏北。坛呈正方形,分上下两层,以汉白玉砌就,各高4尺。上层5丈见方,下层5.3丈见方,四面均有陛阶,各分4级。拾级而上,登至坛顶,脚下积土为坛面,坛面中心为一圆,周围分4区,共5区,以不同颜色的泥土为区别,这就是社稷坛上有名的“五色土”。坛上五色土,分别象征金、木、水、火、土,是万物之本,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坛的地基全部用的是汉白玉,坛四周设围墙,上覆琉璃瓦,瓦色与坛上土色相对。在坛中央曾有一方形石柱,名为江山石,意为江山永固。坛的四方各有一座汉白玉的棂星门,显得庄严肃穆。在坛北有一座既庄重又精巧的木构大殿,称拜殿。此殿始建于永乐年间,顶为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面阔5间,进深3间,朱红门窗,白石台基,是为皇帝在祭祀途中避风雨而设。在社稷坛“五色土”东北侧还有“音乐堂”。观“五色土”而后赏乐便当携来旷古的意境。赏乐后而瞻“五色土”自会激励未来的向往。 皇帝来社稷坛祭祀时,从阙右门进社稷坛东北门至坛的门外,下辇坐轿入右门,顺戟门往东行至拜殿东阶下轿,在乐舞声中到坛上行祀。坛上设有神牌,太社位于右,太稷位于左,均朝北。每年皇帝之所以要亲祀,是以表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王者以土为重,为天下求福报功”。 社稷坛原址是辽、金时代的兴国寺,元代改称万寿兴国寺,明代始改建为社稷坛,清代沿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美军司令部就设在社稷坛。辛亥革命后,废除了祭祀社稷的制度。1914年将社稷坛改建为公园。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皇家祭坛:天坛 天坛是明代皇帝祭天和祈求丰年的地方,始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 中国历史上的各朝皇帝都把祭祀天地作为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而祭祀建筑在帝王的都城建设中举足轻重,必定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最高的技术水平和最完美的艺术去建造。明朝营建的天坛,是中国历史上众多祭祀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天坛共占地27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比北京故宫的面积还要大两倍多。它以严谨的规划布局,奇特的建筑结构,瑰丽的建筑装饰著称于世,是我国象征“天”的一座坛庙建筑,是中国古建筑中的一颗明珠。 天坛包括圜丘和祈谷二坛。圜丘坛在南部,是后来于嘉靖九年(1530年)营造的,是祭祀天神的地方。四周绕以红色宫墙,上饰绿色琉璃瓦,俗称“子墙”。子墙四周各有一大门。北门叫成贞门,也称北天门;东门叫泰元门,也称东天门;西门叫广利门,也称西天门。南面正门叫昭亭门,也称南天门。祈谷坛在北部,是祈求丰收的地方。依照古人“天圆地方”的思想观念,天坛围墙平面南部为方形,象征地象,北部为圆形,象征天象,此墙俗称天地墙。 天坛的主体建筑均集中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圜丘”、“祈谷”两坛也在这条中轴线上,各个单体建筑之间用墙相隔,并由一座长360米,宽30米的石桥相连。 祈年殿除祈谷坛和圜丘坛之外,天坛还有两组与众不同的建筑群,即斋宫和神乐署。斋宫实际是座小皇宫,是专供皇帝举行祭祀礼前斋戒时居住的宫殿,也有城河围护。神乐署则是隶属于礼部太常寺,专门负责祭祀时进行礼乐演奏的官署。它是一个常设机构,拥有数百人的乐队和舞队,平时进行排练,祭祀时负责礼乐。署衙的位置在外坛西部,与斋宫隔墙相邻,是一组标准的衙署建筑。 天坛的主体建筑是祈年殿,祈年殿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每年皇帝都在这里举行祭天仪式,祈祷五谷丰登。祈年殿呈圆形,直径32米,高38米,是三重檐亭式圆殿,宝顶鎏金,碧蓝琉璃瓦盖顶;殿内九龙藻井极其精致,富丽堂皇,光彩夺目。大殿结构十分独特,不用大梁和长檩,檐顶以柱和枋桷承重,中央的四根立柱高19.2米,代表一年中的四季,外围两排各有12根柱子,分别代表十二月和十二时辰。大殿建于高6米的三层汉白玉石台上,回音壁使大殿产生出高耸云端的巍峨气势。 天坛中有两件宝物:三音石和回音壁。 先说三音石。皇穹宇殿门外有一条由大长方石铺成的甬道,站在甬道第三块石板上,敞开殿门,并将全殿窗户紧闭,使殿门到殿内正中神龛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物,然后面对殿门说话,就可以听到非常洪亮的三声回声,而且站在殿外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由于这声音是在供奉“皇天上帝”的建筑里发出来的,并且回声很大,就有了“人间偶语,天闻若雷”的说法。这些石板也被称为“三才石”,取天、地、人三才之意。当然,人们必须站在人石上说话,为让“皇天上帝”听到,还必须打开殿门,而说话的回声便是“皇天上帝”的回答。 再说回音壁。回音壁其实就是皇穹宇的围墙。由于围墙的弧度十分规则,墙面又很光滑整齐,对声波的折射十分规则。只要两个人分别站在东、西配殿后,贴墙而立,一个人靠墙向北说话,声波就会沿着墙壁连续折射前进,传到一二百米的另一端,无论说话声音多小,对方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且声音悠长,堪称奇趣,给人造成一种“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被称为“回音壁”。朱元璋夫妇长眠的明孝陵 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坐落在紫金山南独龙阜玩珠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独龙阜北依钟山主峰,阜高150米,林壑幽深,紫气蒸腾,自古就有“发地多奇岭,千云非一状”之说。山南是开阔的平原和幽渺的前湖,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堪称风水宝地。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开始为自己筹建陵墓。洪武十五年(1382年),皇后马氏去世,朱元璋就将马氏葬入正在修建中的陵墓,因为马皇后的谥号为“孝慈”,所以这座明代第一陵被称为“孝陵”。孝陵从洪武九年(1376年)开始筹建,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动用10万军工,前后历时38年之久。 相传,朱元璋死后,为了防止后人盗墓,曾于同一天从南京13个城门同时出殡,而且车马仪明孝陵仗完全相同,使人难辨真伪。当年陵园内亭阁相接;享殿中烟雾缭绕,松涛林海,鹿鸣其间,气势非凡。 孝陵是我国现存建筑规模最大的几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自最前面的下马坊至后部的方城,纵深达2.62公里,围绕孝陵的红墙,周长22.5公里,相当于京城城垣长度的三分之二,可见规模之宏大。明孝陵的朱红大门坐北朝南,正对梅花山,门额上书“明孝陵”三字。碑亭后原建有两御亭,西边叫宰牲亭,东边的称具服殿。 明孝陵总体布局分两部分:一是导引建筑的神道,二是陵寝主体建筑。沿神道依次有:下马坊、禁约碑、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碑亭、御桥、石像路、石望柱、武将、文臣、棂星门。过棂星门折向东北,便进入陵园的主体部分。这条正对独龙阜的南北轴线上依次有:金水桥、文武方门、孝陵门、孝陵殿、内红门、方城明楼、宝顶等建筑。 孝陵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将以前历代帝陵前的笔直神道改成一个弯曲的形状,颇出人意料。因此,自明代以来就众说纷纭,近年来有关神道弯曲的种种推测更是此起彼伏。流行的三种说法是,一朱元璋是农民出生的皇帝,做事随意,包括建自己的陵墓也别出心裁;二朱元璋要让孙权这条好汉给他的陵墓看大门,所以避开梅花山使神道变得弯弯曲曲;三朱元璋尊重自然,顺应山水形势,设计出了这座前无古人的陵寝布局。 明孝陵神道石像孝陵的神道以弯曲幽长有别于历代帝王陵前道路的宽阔直接,一直使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并由此附会出很多传说。较为可信的说法是,古代帝王陵墓中有采用天宫、天象、星宿图的情况,意在取得“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效果,而朱元璋尤其崇仰天象,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勺头”为绕梅花山而环行的导引神道部分,“勺柄”为正北方向直线排列的陵寝建筑部分,“勺头”、“勺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坊门、享殿、宝城。 陵墓的神道从四方城开始。四方城内有立于龟趺座上的石碑一块,碑高8.78米。碑文由朱棣亲撰,明孝陵神道望柱计2746字,详述明太祖的功德。碑座、碑额雕琢瑰丽。神道由此向西经外金水桥,绕过梅花山再折向北,长约1800米。其中段为石象路,这段路上相向排列着12对石兽,分别是狮、骆驼、象和马等6种,每种两对,姿态是一对伏,一对立。后面是一对高大的华表,上雕云龙,气势非凡。折向北面的神道上分别列着4对身着盔甲或蟒袍的文臣武将。石人石兽的体型都很巨大,是明代石刻的艺术珍品。 孝陵的主体建筑,包括正门、中门、享殿、大石桥、方城和宝城。中门已毁,须弥座台基上有清代修建碑亭1座。享殿仅存台基,台基前后有阶石,台基上有大型柱础56个,推断当年的享殿应是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后部宝城用巨石砌成,城南面中间有拱式隧道,上部明楼已毁,尚存四壁和柱础。孝陵的建制和布局基本沿用了唐宋的做法,但在坟丘形制上,陵寝的布局却有所变化,即改方坟为圆坟,外建圆形宝城,合上下宫为一处,并新设明楼等。 孝陵在清初保存尚好,但到了咸丰年间,清军攻打太平军时,孝陵遭到了严重破坏,享殿等建筑成为一片废墟。 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死后,陪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的妃嫔达46人,宫女达12人。这些妃嫔都是在朱元璋死后被太监用绳索吊死的。由于明朝正史没有记载,殉葬妃嫔宫女葬在何处,成为数百年来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谜团。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十三陵(1) 十三陵是明代十三个皇帝陵寝的总称,位于北京天寿山麓,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间为盆地。在广阔的盆地上,埋葬着明代13个皇帝、23位皇后和众多的嫔妃、太子、公主等,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和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建造用时长达200多年(1409~1644年),工程极为浩大。 十三陵陵区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各陵均依山面水。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是陵区第一陵,位于天寿山主峰前。此后明朝营建的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庆陵、熹宗德陵等十一陵分别坐落在长陵两侧山下。陵区中部长达七公里的长陵神道(总神道)与各陵相通。崇祯帝朱由检的思陵是最后一陵,位于陵区西南隅。十三个皇帝的陵寝,建筑风格、整体十三陵石牌坊布局基本相同,均前方后圆,只有面积大小、筑饰繁简略有差异。其中,建筑最为雄伟的是长陵,结构最为精美的是永陵,规模最小的是思陵。 沿陵墓中轴线,分别有石牌坊(石牌坊是陵区最南端的建筑。该坊五门六柱十一楼,高14米,宽28.86米,建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大、最早的石坊)、大宫门(大宫门是陵墓区的正门。门分三洞,旁连40公里围墙。门前竖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碑楼(该楼为重檐顶四出陛,楼内存长陵的神功圣德碑,3000余字,明成祖陵长子仁宗朱高炽撰)、石象生(神路两侧有一组石雕群,24兽,12人,共18对,36个。包括狮子、獬豸、骆驼、麒麟、马、象各4匹,二卧二立。武臣、文臣、勋臣各4人)、棂星门(6根门柱形似华表,三门额坊中央雕有石刻火焰珠。棂星门北有7孔汉白玉神桥一座,通往长陵陵门)。 十三陵的神路尉为壮观。关于神道两侧的石人和石马,有两个传说。 对于石人和石兽身上的伤,当地有个传说:石人和石兽白天不动,晚上则到附近村里祸害百姓。百姓震怒,就把石人打得遍体鳞伤,伤了石人的元气。此后,无论白天黑夜,石人都在原位不能再动了。 对于12尊石人,4匹马的传说更耐人寻味。传说石人有12尊,但马只有4匹,不够每人一匹。由于谁都解决不了宣宗皇帝所要求的“十二石人要备十二匹马,而且不得在神路两旁立卧四匹以上的石马”这一难题,宣宗皇帝为此杀了很多人,最后一个中年人把皇帝带到神路旁指示天机。原来那两个武臣的后身,各有4匹浮雕石马,活脱逼真,与卧在神道上那4匹加起来,正好凑够12匹之数,没有违背“不得在神路两旁立卧四匹以上的石马”的要求。这汉子原本是参与雕刻石人的石匠,他认为12石人应有12石马,而且早就雕成了四明八暗的样式。后来,汉子为阻止皇帝滥杀无辜,才道破了天机。事后,他悄然返乡种地去了。 长陵是在朱棣亲自主持下修建的,于永乐七年(1409年)破土动工,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朱棣把死去的皇后徐氏的尸骨从南京迁葬长陵。宣德元年(1426年),长陵最后竣工,历时15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死于北伐蒙古之军中,与徐皇后合葬长陵。长陵稜恩殿长陵是十三陵中修建最早、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座陵墓。陵门内有三进院落,陵门至棱恩门为第一院落,第二院落便是过去皇帝谒陵时举行祭祀仪式的棱恩殿,面阔9间,进深5间,总面积1956.44平方米,内竖60根不加粉饰的楠本巨柱,高14米,直径1.17米,这座楠木巨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之一,是我国古建筑中罕见的珍品,也是北京地区保存下来的最大而又完整的明代建筑。第三进院落从内红门至明楼,院内前部有二柱牌坊,依次为石五供、明楼和宝城。 昭陵是穆宗朱载垕和皇后李氏、陈氏、李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南2.5公里的大峪山下。这里依山傍水,环境优雅,占地面积3.5公顷。昭陵也是按前殿后寝格局修建的,前面是两进方形院落,长187.5米,宽95米。后面因地势修为纵向椭圆形的宝城,周长约440米。中轴线上的建筑从前至后依次有碑亭、石桥、陵恩门、棂星门、石五供、明楼、宝顶等。陵思殿前两侧对称地建有配殿和神帛炉。宝顶下面是玄宫(即地下宫殿)。与其他陵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进深8.1米,高6.75米形同新月的全封闭式月牙城,俗称哑巴院。据说建陵初期,修建陵墓的工匠、民工都要等陵建成后到此处被迫吃药,变成哑巴,以免泄露地宫秘密。 定陵地宫前殿定陵出土的金壶、金爵定陵位于长陵西南约一公里的大峪山下,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和他的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陵寝。定陵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历时6年竣工,役使军匠、工匠达3万余人,耗银800万两,占地18公顷。定陵地宫于1956年发掘,1958年完工,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地下宫殿距墓顶27米,由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宽敞的殿堂组成,总面积1195平方米。地宫内全部是石结构,为拱券式无梁建筑,殿门均用汉白玉雕成。地宫前殿是空的,中殿放有三个汉白玉石雕宝座和三盏“长明灯”。左右配殿放有棺床,但没有棺椁。后殿是地宫最大的一个殿,地铺磨光花斑石,棺床上放置着帝后棺椁,皇帝居中,左右各一个皇后棺椁,周围放着26只朱漆木箱,内装随葬器物。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十三陵(2) 长陵、定陵和昭陵是目前开放的三座陵墓。 献陵是仁宗朱高炽和皇后张氏合葬陵,位于长陵西侧的黄山寺。朱高炽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死,终年48岁,在位仅10个月。死前遗诏:“朕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献陵是明十三陵中除末代皇帝崇祯思陵外,最为简约的一座帝陵。史家在评价十三陵时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说。 景陵是宣宗朱瞻基和皇后孙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左侧的黑山。朱瞻基是仁宗的长子,是明代前期的守成之君。景陵也是较为俭朴的一座帝陵。景陵自宣宗死时即动工,断断续续到天顺七年(1463年)才完工,历时达28年。 裕陵是英宗朱祁镇和皇后钱氏、周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2公里的石门山下。英宗在位期间,由宦官王振专权,政治腐败,明王朝的衰败由英宗始。英宗一生虽然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其临死之前却做了一件令后人称道的好事,废止了明代开国以来妃嫔、宫人殉葬的制度。裕陵始建于天顺八年(1464年),蒯祥和陆祥两位技艺高超的技师督工,参加营建的工匠有8万余人。 茂陵是宪宗朱见深和皇后纪氏、王氏、邵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3公里的宝山下。茂陵是明朝第一个一帝三后的合并陵墓。每日用工数万人,历八月即成。 泰陵是孝宗朱祐樘和皇后张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北约3.5公里的史家山下。因孝宗生前好舞文弄墨,故史家山又称“笔架山”。泰陵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开始修建,同年十月葬孝宗。 康陵是武宗朱厚照和皇后夏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南约5公里的金岭山下。朱厚照的荒淫无道是明帝中较突出的一个。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死,终年31岁,同年五月葬康陵。 十三陵分布图永陵是世宗朱厚熜及皇后陈氏、方氏和杜氏的合葬寝陵,位于长陵东南1.2公里的阳翠山,是继长陵后规模最大、修建时间最长的一座陵园。世宗在位45年,修建永陵竟用了12年的时间。 庆陵是光宗朱常洛和皇后郭氏、刘氏、王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西约1.5公里的黄山陵下。庆陵的地上建筑自天启元年(1621年)动工,到天启六年(1626年),历时6年。 德陵是熹宗朱由校和皇后张氏的合葬陵,位于长陵东约2.5公里的潭子峪。德陵是明朝营建的最后一座帝陵,始建于天启七年(1627年),用了近5年的时间方建成。 思陵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及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墓,位于陵区西南约6公里的锦屏山下。思陵在明朝时仅是皇贵妃田氏之墓。崇祯帝自缢煤山后,葬入田氏墓中。清入中原后,才将这座葬有崇祯帝后的妃子坟命名为“思陵”。与其他诸陵比,思陵规模不大。 明末清初,陵区内的部分建筑受到破坏,此后其他建筑也不断残损。清政府于乾隆五十到五十二年(1785~1787年)对十三陵的主要建筑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修葺。民国建元后,北平市政府又于1935年修葺了长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对长、献、景、永、昭、定、思七陵和神道建筑进行修葺,发掘了定陵地下宫殿。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长、定、昭三陵和神道四处景点对外开放。F0 6 明代的内阁朱元璋废宰相(1) 大明天子之宝印 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宰相是辅佐专制君主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汉代名相陈平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乎上下内外的事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由于宰相直接管理朝中百官,非常容易率领百官与皇帝对抗、架空君主甚至出现谋权篡位的严重后果。所以自从宰相制度设立以来,皇帝和宰相的斗争就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日益走向高度专制集权,宰相也日益成为皇帝直接统命百官、掌控天下的绊脚石。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个人专制统治,防止大权旁落,无论政事大小,都亲自处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担心宰相始终在威胁着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的统治,经过多年的考虑和谋划,他终于下决心废除宰相制度。 大明天子之宝印朱元璋即位后立了两个丞相,就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由于当时徐达经常在外面领兵作战,所以实权掌握在李善长之手。史称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与李善长关系很好,彼此意气相投。朱元璋把李善长看做是萧何、张良式的人物,从指挥作战到军资供应,李善长经常参与。明朝建立后,许多政策、法规、制度、礼节和仪制等,也都是由李亲自制定,或者由他牵头完成。所以,在最初得以封公的六人中他居于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然而,明朝建国以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力过分膨胀,从而导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激化,朱元璋也对李越来越不满意。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为长期患病在家休息,很多天没有能够前往中书省处理政事,他心里感到不安,于是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表示未能尽职而有愧于朱元璋的信任;二是想借此试探一下朱元璋对他的态度,这是历代大臣惯用的一招。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朱元璋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挽留他,而是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家去了。李善长退休后,由于徐达仍然在进行北伐,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于是提拔了追随自己多年的汪广洋为丞相。汪广洋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是汪广洋能力一般,办事乏力,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长趁机将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进入了中书省。胡惟庸精明强干,又得到李的指点和他的旧部支持,加上胡惟庸善于逢迎,很得朱元璋的欢心,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相,而汪广洋被降为右相。不久,汪广洋被朱元璋以“无所建白”贬到了广东,不久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于是胡惟庸大权独掌,飞扬跋扈,专擅朝政,独断专行,趾高气扬,权倾一时。官员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经他审阅,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便扣留下来,同时他还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大将军徐达深恶其奸,将他的不法之事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后,企图陷害徐达。后来朱元璋的重臣刘基(伯温)暴病而死,于是朝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胡惟庸的传言,这更加坚定了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决心,不久,有人上告胡结党谋反,朱元璋立即下令严格追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十年后,又以“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大逆不道”为名,杀死李善长及其家人70余口,并下令肃清逆党,前后受到牵连被杀的人多达三万,至此,淮西集团被一网打尽。洪武二十六年,又大兴蓝玉党案,再次屠杀一万五千多人。胡蓝之狱使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得一干二净。 另外一个丞相徐达也没有能够善终。洪武十八年,徐达生背疽,忌吃蒸鹅,病重的时候,朱元璋故意赐以蒸鹅派人送去,徐达含泪吃下,不久死去。至此,明朝初年所任命的几个丞相全部被杀。 胡惟庸、蓝玉被杀固然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受到牵连的人很多是无辜的。究其原因,就是朱元璋为了消除潜在威胁,强化皇权。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中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明代官吏常服这显然是在为废除中书省和左右丞相寻找借口,他废除丞相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设置丞相就会“不旋踵而亡”,而是在于丞相权力过大,容易造成皇权的削弱。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为了使皇权兼并相权,以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早在1934年曾经撰文《胡惟庸党案考》,指出朱元璋兴胡蓝之狱的原因:“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孙懦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的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朱元璋废宰相(2)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相沿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至此销声匿迹,君权、相权合二为一,使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最顶峰。从唐代中期以后君主集权和分割相权的总的趋势来看,明代最终废除宰相制度,也是宰相制度的必然归宿。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后人据史书记载统计,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处理200多件。这使他感到十分劳累,所以他对身边的侍从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内阁的形成(1) 明《杏园雅集图卷》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大权独揽,他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政府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大小庶务,事必亲躬,每天批阅的奏章140件以上,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件。而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精力再旺盛的皇帝也不可能亲自处理每件事情,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开始设置“四辅官”,协助皇帝处理政事。不久废除“四辅官”,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殿阁大学士若干人,侍从皇帝左右,随时备皇帝顾问,这就是“内阁”的前身。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场所在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以及文渊阁和东阁。因为这些地方都在内廷,所以他们也明代大学士就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其官阶仅有五品,相比二品的六部尚书,内阁学士在朝廷的地位并不高。上朝时,大学士的朝位班次排在尚书的后面。太祖时,内阁学士仅仅是皇帝的顾问,遇到皇帝有不太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问他们,让他们拿出意见,以供皇帝参考。从前批阅奏章是宰相的事,现在朱元璋废掉丞相,只好亲自批阅奏章。太祖、成祖都比较勤政能够亲自处理政事,只是有时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拟旨,大学士只是充当秘书角色。 内阁刚刚设立的时候,它的权力根本无法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内阁大学士也不同于丞相。朱元璋对内阁做了严格规定:如内阁下面不得设置任何属僚,内阁大学士的官阶为五品,他们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无权干预其他部门的事务,不得参与签署诏令,更无权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下达任何指示命令,各部门奏事也不许报告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责仅是“详诸司奏启”,名称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可见内阁大学士纯粹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所以起初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决策大权是被皇帝控制着的。洪武时期的内阁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使内阁的设立制度化的是明成祖朱棣,也是在这时内阁的职权范围才发生重大的变化。朱棣虽然不敢违反朱元璋所立的不得议置丞相的规定,但又不愿意为了亲自处理政务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挑选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而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加以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参与讨论国家的核心机密。但即使如此,在朱棣当政的22年中,内阁学士的品级依然很低,一直都没有超过正五品。 明《杏园雅集图卷》到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极时,朱棣时期受到重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极深的资历受命辅政,加上皇帝年幼,只得把政务交给内阁办理,于是内阁的权力逐渐加重。从明英宗朱祁镇开始,后面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他们往往会将政务交给内阁处理。于是,内阁地位进一步提高。内阁地位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内阁拥有了“票拟”大权。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就是所有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然后用一个小纸条写上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决定,这叫做“条旨”。皇帝看过以后,把纸条撕了,再亲自用红笔写上意见,叫做“批红”,亦称“朱批”。皇帝批好了拿出去由下面执行,这就是正式的谕旨。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代表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其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其所写“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万历前期张居正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朱批”的蓝本,在这种情形下,内阁权力迅速增大就成为可能。 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内阁成为一个重要的部门,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尚书担任,而这些尚书有的还担任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官阶为正一品,于是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这就使他们实际上成为内阁的下属,等于又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旧制。后来内阁大学士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便有了宰相化的发展倾向,个别内阁辅臣的权力也像以前的丞相那么大了,于是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权的“权相”。正像谭天星在他的《明代内阁政治》中所说那样:“内阁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朱元璋永远废除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内阁的形成(2) 明朝传国将近三百年,最初的皇帝还能亲自到内阁商议政事。但是后来的皇帝就不能常到内阁,而是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有几个皇帝甚至长期不问政事,如明神宗万历皇帝,他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有的朝臣从开始做官直到退休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从宪宗到熹宗,前后167年,皇帝都没有召见过大臣,更不用说到内阁议事了。于是皇帝和内阁的联系,就开始通过太监沟通。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同样,内阁有事,也先报给太监,再由太监上呈皇帝,这就给了太监弄权的机会。有的皇帝甚至将批红的权力也交给了太监,明英宗以后,宪宗、武宗、穆宗、熹宗等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经常将“批红”的大权都交给了宦官头子,于是内阁的职权受到宦官的钳制。出现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都大力压抑和控制着内阁,使明朝历史上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局面。在这种情形下,内阁学士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巴结太监。因为内阁学士根本见不到皇帝,不讨好太监,他们的意愿、设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内阁首辅,他也只能通过给太监行贿,在他们的帮助下才最终掌握实权,才有机会进行改革。而这一切,恐怕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明称贤相,必首三杨”(1) 杨士奇像所谓“三杨”,指明朝前期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他们都是历经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四朝(1403~1449)的宰辅重臣,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是明朝前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因居地、郡望不同,时人称杨士奇为“西杨”,杨溥为“南杨”,杨荣为“东杨”。在他们的合力辅佐下,明朝在洪武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出现了一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的大好局面,因此,《明史》有“明称贤相,必首三杨”的说法,可见,三人确实是居功至伟。 杨士奇(1365~1444),明江西泰和人,名寓,号东里,字以行。年轻时曾在湖广一带做塾师多年,靠教书维持生活。杨溥像建文初年在王叔英的举荐下入翰林,充编纂官,参与了《太祖实录》的编修工作。永乐初与解缙等七人同时被朱棣选入内阁。仁宗即位后,以东宫旧臣的身份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历兵部尚书。仁、宣二帝时期及英宗初年,长期主持内阁。他知人善任,引荐于谦、周忱、况钟等人。为官清廉,为天下楷模。后来因为儿子杨稷犯罪受到牵连而被迫辞职,死后谥号文贞。著有《东里文集》、《文渊阁书目》,辑有《历代名臣奏议》、《三朝圣谕录》等。 杨溥(1372~1446),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字弘济,建文进士,授以翰林编修。永乐年间侍奉太子,为洗马官。后来因为受太子遣使迎接皇帝迟到,为汉王陷害,关进监狱十年,在牢房中读书不辍。仁宗即位后,杨溥获释。主持修建弘文阁,宣宗登基,将杨溥召入内阁,与杨士奇、杨荣等共同掌管机务,并升为礼部尚书。英宗初年,获少保头衔,晋升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定,著有《水云录》、《文定集》等。 杨荣(1370~1440),字勉仁,初名子荣,明福建建安(今福建省建瓯)人。建文元年(1399年)参加福建乡试考中第一,建文二年(1400年)礼部会试名列第三,殿试获二甲第二,赐进士杨荣像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1402年)成祖攻下南京后准备登基时,杨荣拦住他的马头对成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一句话使朱棣恍然大悟,急忙调转马头去拜谒孝陵(太祖陵)。因为此事,杨荣给成祖留下极好的印象,永乐初杨荣与解缙等七人同时被选为文渊阁大学士。由于他思维敏捷,足智多谋,深得朱棣赏识,多次随成祖北征,规划边务,参决军事。仁宗即位后,先后升为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宣宗时又加少傅,赠太师。正统五年(1440年)退休回家,死在返乡的路上,时年70岁。英宗赠封杨荣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敏,并举行国祭,遣官护送灵柩还故里隆重埋葬。他著有《后北征记》、《杨文敏集》等。 三人皆于建文帝时期进入翰林院,前后侍奉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代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四朝元老”。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朱高炽嗣位,杨溥入内阁与杨荣、杨士奇等共典机务,开始了三杨共同辅政时期,仁宗勤于政事,修建弘文馆,与大臣们谈论经史,不知疲倦。三杨帮助仁宗制定国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俨然一派和平景象,创下了明朝政治中的一段佳话。 三杨中杨士奇先后受到仁宗、宣宗、英宗三位皇帝的重用,他在文渊阁处理政事四十年,任职时间是明朝最长的。他为官处事,顾全大局,不计小处,兢兢业业,关心民情,请求减免赋税,缩减官田,审理积案,减汰工役,安抚逃民,惩治贪官污吏,深受百姓拥戴,同时他慧眼识人,善于选拔新人,他推荐的于谦、况钟、周忱后来都成为明朝名臣。杨荣在文渊阁任职也长达三十八年,他机敏通达,善于观察,思维敏捷,多谋能断,深受成祖赏识。成祖性本威严,凡遇大臣议事未决,或至发怒,只要杨荣到了,成祖马上就会变怒为喜,议事就会有好的结果。成祖注重边政,杨荣以通晓边务为成祖所倚重,他曾五次随君出塞,两次巡边。重修太祖高庙实录,总裁仁宗、宣宗实录。成祖誉为岁寒松柏,仁宗赐银印,文称“绳衍纠缪”,给他凭借此印可以上疏密奏朝政好坏的权力。皇室对杨荣的优遇可谓隆厚,而他却未恃宠骄矜,仍坚持他“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 这二人各有长处,能够互为补充,取长补短,正如明宣宗朱瞻基所言:“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处处以国家大事为重,能够相互谅解,不以个人恩怨影响国家事务。据史书记载,杨荣有时不能廉洁奉公,曾经多次接受边关大将馈赠的良马。事情传到宣宗耳中,于是宣宗向杨士奇对证,杨士奇却大力称赞杨荣长于军务,是他和其他朝臣所不能相比的,不能因为他犯了这样的小错误就抓住不放。宣宗听完则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不仅没有愤怒的表示,反而请求宣宗能够像信任他一样信任杨荣。后来杨荣听说了这件事,感觉自己非常对不起杨士奇,内心十分惭愧,从此二人尽释前嫌,视为知己。 杨溥不像他们那样杰出,且性格内向,但是他操守很好,朝中大臣都很服气他。宣宗十分信任这几位阁臣,对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能够认真对待,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史书记载说:“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在三杨执掌内阁的时期里,政治清明,海内太平,天下井然,百姓殷富,出现了所谓的“仁宣之治”的局面,这种盛世的形成,三杨功不可没。“明称贤相,必首三杨”(2)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去世,杨士奇、杨荣、杨溥等拥立朱祁镇为帝,就是英宗。朱祁镇是宣宗朱瞻基长子,宣宗驾崩时,朱祁镇年仅9岁,于是朝臣有人欲立哀王为帝。在杨士奇、杨荣等人的力争下,朱祁镇终于继承皇位,以第二年为正统元年。三杨在这非常时期的正确做法使仁、宣时期“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的安定局面得以继续维持。同时,由于英宗的登基是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元老重臣努力的结果,所以英宗自然十分仰仗他们,于是三杨依然在朝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能够遵从宣宗遗嘱,在太皇太后的领导下尽心辅佐幼主,对稳定明王朝政局、保持良好的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侍奉朱祁镇读书的太监王振因善于迎合朱祁镇的心理,深受朱祁镇赏识。朱祁镇即位后不久,升任他为司礼监太监。他倚仗英宗的宠信,多次私自作决定,干预朝政,压制百官。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正月末,太皇太后准备诛杀王振,英宗带着五位辅政大臣为其求情方免一死。此后,王振虽有收敛,但太皇太后及三杨死后,他便开始飞扬跋扈,开明朝宦官把持朝纲之先例。 三杨不仅在政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而且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文学流派。“台阁体”就是明代出现的第一个文学流派。“台阁体”的代表作家就是三杨,杨士奇的代表作是《东里文集》,杨荣的是《杨文敏集》,杨溥则有《文定集》,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因为成员多为台阁重臣,所以他们的诗文便被称为“台阁体”。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包容在内。“台阁体”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离社会现实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骋的气度,徒有华丽的形式而已。但是由于三杨及其成员的政治地位,使许多追逐功名利禄的士人拼命学习,得官之后也竞相摹仿传习,以致相沿成风,成为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纸糊阁老”万安(1) 万安(生卒年不详),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循吉,四川眉州人。 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万安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宪宗成化初年,万安升为礼部左侍郎。成化五年(1469年)被提拔进入内阁,参与处理国家政务,同时仍兼翰林学士。同年又升为詹事。万安有个朋友叫李泰,是宦官永昌的养子,年龄比万安小,但是万安却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所以两个人关系很好。他们官位相同,但是后来每当有了升迁的机会时,李泰必定要让给万安,所以后来万安的官职一直比必李泰高,到了选拔官员进入内阁的时候,李泰再次把机会让给了万安,并且很有把握地说:“你先进去,我不用担心我进不去。”由于这个缘故,万安才得以进入内阁,而李泰后来竟然暴病身亡。 万安虽然进了内阁,但他不学无术,名不符实。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不断地拉关系,最后竟然巴结上宦官,作为他的内援。为了进一步稳定自己的官位,万安开始巴结万贵妃。当时万贵妃最受宪宗的宠爱,万安通过宦官结识了万贵妃,之后大献殷勤,极力投其所好,为了得到万贵妃的帮助,万安还自称是她的子侄辈。于是深得万贵妃的喜欢,竟然真的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娘家人,后来,万安还认识了万贵妃的弟弟锦衣卫指挥万通,万通也把万安当做自己的本家和他互相往来。后来万通的岳母到京城来,万通的妻子王氏和母亲谈话时得知万安的妻子竟然是自己的妹妹,于是两家更加亲近。由于万贵妃的关系,万通的妻子可以随意出入后宫,于是,万安能够随时知道宫中的情况,然后采取行动,使自己的官位更加巩固。 成化七年(1471年)冬,天上出现彗星。朝中大臣议论纷纷,说彗星出现的原因是因为皇帝多日未见大臣所致,于是建议皇帝接见大臣,到朝堂议事。在内阁大学士彭时、商辂等人的大力请求下,司礼监宦官同意约定皇帝接见内阁大臣,并且交代说:“第一次和皇上见面,大家互相不太熟悉,感情也不融洽,所以不要多说话,有话以后再说。”等到他们将要进去见宪宗时,宦官再次叮嘱一番。见到皇帝后,彭时说天象发生变化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宪宗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也应当尽心为我效劳。”彭时接着说有御史上疏请求减少京官俸薪,而武将们非常不满意,提出俸禄照旧,宪宗表示同意。彭时还想继续说下去时,万安已经跪下叩头,口呼万岁就要告辞。彭时、商辂迫不得已,也只好叩头告退。这件事情于是成为笑谈,以至于宦官后来经常戏弄朝臣说:“你们经常说皇帝不召见你们,等到召见你们了,却只会口呼万岁而已。”从此,大家称这届内阁为“万岁阁老”。而宪宗从这件事以后就更不召见大臣了。 后来尹直进入内阁,想求见皇上汇报政事。万安制止他说:“过去彭公请求皇上召见,一句话没有说对,就叩头口呼万岁而退,从此留下笑话。不如我们把事情处理好,让太监选择一些让皇帝看,如果皇上有不同意的地方,要比面对面好多了。”可见,万安多么善于把过错推给别人。 成化九年(1473年)万安升为礼部尚书,后来改任户部尚书。成化十三年加太子少保,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又改任吏部尚书,升为谨身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当时彭时已经死去,商辂受到大宦官汪直陷害而被免官回家,所以当时的内阁成员主要是万安、刘珝、刘吉。万安作为首辅,和南方的官员结成朋党;刘珝与尚书尹旻、王越则和北方的官员结为朋党,双方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完全不顾国家利益。最后,万安联合李孜省、邓常和彭华等打败了刘珝等人。当时宪宗失德,崇信道教,不理朝政,而国家却到处在发生灾难。作为内阁大臣的他们却没有尽到责任,对皇帝加以规劝,反而听之任之,所以当时流传着“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可以说是对他们形象的讽刺。 成化十八年(1482年),掌握西厂的大宦官汪直被东厂太监排挤驱逐,于是谏官请罢西厂。宪宗没有同意。万安再次上疏请罢西厂,结果皇帝同意,于是万安受到朝臣的称赞,被加授太子太傅,升为华盖殿大学士。后来又加少傅、太子太师头衔,再升为少师,可谓尊荣一时。 1487年,宪宗驾崩,朱祐樘即位,就是孝宗。万安负责起草登极诏书,同时禁止谏官进言,使满朝官员一片哗然。御史汤鼐质问内阁,万安不动声色地说是皇帝的意思。于是汤鼐马上把他的话上奏皇上,揭发万安自己堵塞言路,却把责任推给皇帝,有失人臣之礼。庶吉士邹智,御史文贵、姜洪等人也跟着弹劾万安。于是孝宗很不高兴。在此之前,有个叫倪进贤的人,读书不多,品行很坏,为了巴结万安,常常给他讲房中术。万安对他很好,让他参加科举考试,结果考中进士,授为庶吉士,担任御史。有一天孝宗在宫中捡到一本小书,里面都是讨论房中术的内容,后面署名“臣安进”。孝宗看后大为恼怒,命令太监怀恩拿着这本书到内阁质问万安:“这难道是大臣的所为吗?”万安吓得大汗淋漓,跪在地上,不敢出声。后来大臣们弹劾他的奏章呈上后,孝宗又让怀恩拿到万安面前朗读。万安跪着不肯起来,想得到宽恕。但是孝宗没有任何原谅他的表示。于是万安只好上书辞职,得到批准。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纸糊阁老”万安(2) 在回家的途中,万安还不时地回头张望,希望看见奉皇帝命令来召他回京的人,还幻想着被重新起用。回家一年后,万安病死。赠太师,谥文康。 万安执政二十年中,每当科举考试,必定让他的门生担任考官,所以他的子、孙、甥、婿考中的人很多。他的儿子万翼,官至南京礼部侍郎;孙子万弘璧,任翰林编修。万安死后没有多久,万翼、万弘璧竟然也相继死去。“光明俊伟”的刘健 刘健(1423~1526),字希贤,河南洛阳人。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先后为官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为四朝元老。刘健少年时就端正持重,曾跟随薛瑄读书。他熟读经书,有经世之志。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考中进士,任庶吉士,被授为翰林编修。进入翰林院后,他闭门读书,谢绝交游。于是,大家称他为木头,他也不在意。 宪宗成化初年,刘健升为翰林修撰,不久再升迁至少詹事,并担任东宫(太子朱祐樘)讲官,和朱祐樘关系十分融洽。1488年,朱祐樘即位为帝,刘健也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国家大事。孝宗弘治四年(1491年)升为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大学士。弘治十一年(1498年)春,成为首辅,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刘健学问博大精深,敢于仗义执言,以天下为己任,心胸开阔,不记私仇。由于他位高权重,朝中谏官有时候弹劾他专权,他从不放在心上。后来,国子监学生江瑢弹劾刘健、李东阳阻塞言路。孝宗为了安慰刘健、李东阳,将江瑢下狱,刘、李二人不计较私人恩怨,大力为江辩护,将他救了出来。他的为人,使朝中上下十分信服。 弘治十三年(1501年)四月,蒙古骑兵南下侵犯明朝,大同告急,京师戒严。刘健建议提拔有军事才能的将领守卫京城,保卫了京城的安全。第二年,孝宗想增加军饷,让大臣们商议。刘健力主减轻百姓负担,通过缩减宫廷费用、土木工程、裁减冗官等保证军饷供应。都被皇帝接受。《大明会典》修成后,刘健加少师兼太子太师,任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还和李东阳、谢迁都被赏赐蟒衣,这也是明朝内阁大臣受赐蟒衣的开始。 当时,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同心辅政,尽职尽责,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开始的时候孝宗还不是全部接受,后来由于他们所奏都见成效,于是再有所奏,孝宗无所不纳,还尊敬地称呼刘健为“先生”。刘健每次进见,孝宗都屏退左右和他密谈。无论是刘健提出或是罢免文武大臣,还是他所建议实行的政治措施,孝宗绝大部分都能接受。 弘治十八年(1506年),孝宗驾崩,遗诏命刘健等辅政。孝宗死后,由朱厚照即位,就是武宗。而武宗正如孝宗所说那样,“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于是被身边以刘瑾为首的宦官诱惑,贪玩享乐,不理政事。于是刘瑾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时称“八党”)乘机干预朝政。刘健等人多次上书要求武宗上朝处理政务,清理后宫的玩乐设备,武宗总是表面答应,实际并不执行,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后宫玩乐。身负先帝重托的刘健看着年轻的武宗这么不争气,十分自责,于是只得上书请求退休,武宗婉言相留,但仍然不理朝政。于是,刘健等人不断上疏,指出政令错误的地方,尤其指斥贵戚、宦官。由于奏章很多,呼声很高,武宗迫不得已,假装命令下面商议。刘健十分失望,再次请求退休回家养老,李东阳、谢迁也跟着提出退休,武宗没有办法,只得按刘健等的意见处理朝政。 刘健等人眼看武宗被宦官诱惑,沉迷享乐,不理朝政,于是决心铲除“八党”,朝中大臣纷纷响应。刘瑾等人非常害怕,于是哭着向武宗求救。武宗听了他们的哭诉,非常恼怒,于是下令将部分反对宦官很积极的官员下狱。“八党”不仅没有除掉,刘瑾还被任命为司礼监,大权在握。在努力没有结果的情形下,失望的刘健、谢迁再次请求退休回家,这次武宗批准了。于是刘健告老还乡。 刘健回家后,刘瑾等人更加嚣张,增设特务机构,四处活动,镇压异己,排斥忠臣,引进私党,大肆掠夺农民土地,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广、江西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退休在家养老的刘健痛心疾首,却毫无办法。而刘瑾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想陷害刘健。在他退休的第二年(1509年)三月,刘瑾等人诬陷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而刘健位列第一。1510年,刘健被削职为民,并夺去一切封号。同年,刘瑾被另一个宦官张永杀掉,刘健官复原职。刘瑾被杀后,武宗仍然宠幸宦官张永等人,数次南下巡游,沿途不断骚扰人民。刘健听说后,气得吃不下饭,连连叹息说:“我辜负了先帝的重托啊!” 1522年,武宗驾崩,朱厚熜即位,就是明世宗嘉靖帝。他专门派人来慰问刘健,把他比做司马光、文彦博,并大加赏赐。这年刘健年满九十,嘉靖帝下诏命令大臣专门到刘健家里送上束帛、饩羊、上尊等,并封他的孙子刘成学为中书舍人。 嘉靖五年(1526年)刘健老死,时年94岁。刘健死后,留下数千言的奏章,奉劝皇帝正身勤学,亲近贤才,远离奸佞。嘉靖帝看了,十分感动。于是再次赏赐刘健家人,并赠刘健太师,谥文靖。 刘健前后辅佐四帝,忠于职守,呕心沥血,所以《明史》说他:“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对他评价很高。栋梁之才杨廷和 杨廷和像杨廷和(1458~1529),明朝内阁大学士,字介夫,四川新都人。他少年得志,十二岁就考中举人,一时名扬天下。宪宗成化十四年,十九岁的杨廷和又考中进士,成为成化年间最年轻的进士。 弘治二年(1489年)杨廷和进翰林院为修撰。因为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升为侍读,侍奉皇太子讲读。后来又参与编撰《会典》,破格提拔为左春坊大学士。正德二年(1507年)由詹事入东阁,专门负责诰敕。由于得罪宦官刘瑾,降为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升迁为南京户部尚书。三个月后回到京城,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正德三年(1508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头衔。正德四年(1509年)加光禄大夫、柱国,不久又升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当时大宦官刘瑾掌管司礼监,大树朋党,排斥异己,侵占民田,诛杀无辜。杨廷和与李东阳虽然是内阁大学士,也无可奈何,只能巧妙地与他周旋。后来,安化王寘鐇以诛刘瑾为名谋反。杨廷和用计平定了叛乱。与此同时,另一个宦官张永告刘瑾谋反,武宗杀掉刘瑾。杨廷和由于平叛有功,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 正德四年(1509年)河北爆发了刘六、刘七起义,杨廷和镇压了农民起义,因功特加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升为内阁首辅。杨廷和执政期间,武宗很少上朝,经常在大同、宣府、延绥等地游玩,根本不过问政事。杨廷和屡次进谏劝说,武宗一点也听不进去。杨廷和无能为力,只好申请退休,但是武宗也不批准。 1521年,荒淫的武宗死去。由于他没有儿子,也没有嫡生兄弟,于是有的宦官想趁机弄权。谷大用、张永到内阁宣布皇帝驾崩的消息,并以皇太后的命令,要求内阁学士们选定继承人。杨廷和拿出《皇明祖训》对他们说:“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他的话得到了许多大臣的支持。于是,宦官进去将他们的意见报告给皇太后。宦官很快就拿着皇上遗诏及太后懿旨出来,宣读给群臣,跟杨廷和所要求的一样。于是,皇位继承人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使政权平安地完成了过渡,没有发生动荡。 世宗即位后,想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帝。而杨廷和等则坚持认为,继统同时要继嗣,应尊孝宗(朱祐樘)为皇考,生父只能为皇叔考。世宗十分不满,数次让大臣讨论,杨廷和等始终不肯让步,世宗十分生气。后来,中下级官吏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为了个人仕途,迎合世宗心意,上疏说当继统,不继嗣,应该尊兴献王为帝。 世宗派司礼太监把他们的意见拿给杨廷和看,说他们的意见没有违背祖训,合于古礼,应该按他们说的办。并在文华殿召见杨廷和等人,令尊父母为帝、后。杨廷和仍然坚决不同意,群臣也支持杨廷和。然而,决心已定的世宗不顾群臣的反对,宣称要加称兴献帝、后为“皇”。杨廷和再次请求辞职,朝廷大臣反对者百余人。世宗不得已,只好在嘉靖元年下诏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称“皇”。虽然如此,但是世宗对杨廷和怀恨在心。 随着君臣关系不断恶化,君臣之间已经没有办法合作。杨廷和于是多次请求退休。嘉靖三年(1525年)正月,世宗允许杨廷和退休。但却批评他因为意见不和就辞职,不是做大臣的所为。许多大臣上书请皇上挽留杨廷和,嘉靖帝不加理会。杨廷和离开内阁不久,世宗就让大臣们商议称孝宗为“皇伯考”。于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率群臣伏阙哭争,结果180人遭到杖责,杨慎发配云南,永不起用。接着,王邦奇诬陷杨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杨惇、婿金承勋、乡人侍读叶桂章等互为朋党,把他们都抓了起来。后来由于没有罪证,又放了出来。嘉靖七年(1529年),《明伦大典》编成,世宗下诏宣布在大礼议中那些反对他的大臣为罪臣,共逮捕了134人,退休在家的杨廷和也被削职为民。 嘉靖八年(1530年)六月,杨廷和死,时年71岁。 杨廷和执掌朝政期间,革除弊政,减轻漕粮和赋税,取消团练,重整边兵,遣返宫女乐人,释放无辜囚徒,裁减冗兵冗员,诛杀奸宦头子,使朝野为之一新。他还捐资为家乡筑堰开渠、维修城墙、重培宝光寺等,做了许多好事、善事。他死后不久,有一次嘉靖帝问大学士李时:“太仓储存了多少粮食?”李时回答说:“能够用几十年呢。都是当初陛下下诏裁革冗员以后积累的。”嘉靖帝听了以后感慨地说:“这都是杨廷和的功劳啊!” 隆庆年初,穆宗为杨廷和平反昭雪,追复旧官,并赠太保,谥文忠。屡遭弹劾的张璁(1) 张璁(1475~1539),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秉用,明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张璁年轻的时候参加乡试,结果考了七次没有考中。正德十六年(1506年)考中进士,当时他已经47岁了。 张璁考中进士的当年,武宗驾崩,由于武宗没有亲生儿子,也没有亲生兄弟,于是由他的堂弟朱厚熜即位,就是世宗嘉靖皇帝。嘉靖帝登基后,想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结果遭到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的坚决反对,嘉靖三次让大臣议论这件事情三次都被否决,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当时张璁只是个中下级官员,但他却认准了机会,于是上疏支持嘉靖帝,并从历史中给嘉靖帝寻找根据。嘉靖帝正愁得一筹莫展,看见张璁的奏疏自然十分高兴。于是急忙把他的奏章交给朝臣商议。大臣们看了张璁的奏章,十分惊异,群起而攻之。这时候嘉靖帝的母亲献王妃到达通州,离北京很近,但是听说名号没有定好时,王妃不肯进京。嘉靖帝听说后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于是打算退位,还回去做自己的藩王。张璁于是写了《大礼或问》给嘉靖,皇帝拿着他的文章去批驳大臣,他们竟然驳不倒,只好同意尊孝宗为“皇考”,而尊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 但是世宗仍不满足,仍然想尊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嘉靖三年(1525年)正月,嘉靖帝再次命令礼部讨论这个问题,结果依然遭到拒绝。张璁听说后,再次给嘉靖上疏,支持他的想法。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中级官员桂萼也上书支持嘉靖帝。嘉靖帝得到两人的支持,非常高兴,立刻召两人进京。五月,二人抵达京城,再次上书支持皇帝。众反对大臣气势汹汹,甚至扬言要杀了他们二人。桂萼吓得连门都不敢出,张璁也经过好多天才敢出门朝见皇上。在嘉靖的支持下,御史段续、陈相由于上书弹劾璁、萼二人而被下狱,刑部尚书赵鉴也请求将二人逮捕审理,还对人说:“只要皇上有圣旨,就杀了他们。”结果被嘉靖帝定为段续、陈相的朋党。张璁、桂萼在嘉靖的支持下力辩朝臣。终于使嘉靖帝如愿定自己的生父为“皇考”。从此,嘉靖非常宠幸张璁、桂萼。 嘉靖四年(1525年)冬,张璁升为詹事兼翰林学士,从此更得嘉靖帝的器重。后来在讨论世庙神道、庙乐、武舞及太后谒庙等问题上,嘉靖帝也都根据张璁的意见作出决定。嘉靖五年七月,嘉靖帝升他为兵部右侍郎。他的升迁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但反对者却都遭到嘉靖帝的训斥。不久,张璁又升为兵部左侍郎。张璁大权在握后,就开始报复原来反对过他的大臣。正好山西巡按抓住一个土匪李福,在他的供词中牵连到武定侯郭勋,而郭是张璁的同党,于是张璁向嘉靖帝进谗言,说是大臣因为大议礼的事情在有意陷害郭勋。嘉靖帝疑心大臣们结成朋党,就命张璁负责都察院,桂萼负责刑部,审理这个案件,于是张璁借机把那些反对自己的大臣们一网打尽。嘉靖帝还认为张璁真的立了大功,同年冬,又升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 当时的内阁首辅为杨一清,大学士翟銮的位置也在张璁之前,但是嘉靖帝却更信任张璁。他曾经对张璁说:“朕有密谕毋泄,朕与卿帖悉亲书”。可见嘉靖对他的信任程度非常高。张璁当初进入翰林院时,许多翰林学士非常看不起他,张璁记恨在心。后来翰林侍读汪佃给皇帝讲解《尚书?洪范》,嘉靖不满意,于是让他出京去做地方官。张乘机请求自讲读以下量才外补,结果改官及罢黜者二十二人。嘉靖七年(1529年)正月,嘉靖帝视朝,看见张璁、桂萼位列兵部尚书李承勋之下,于是不太满意。内阁首辅杨一清为了讨好皇帝,上书请求给二人加官,于是嘉靖帝赐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编成后,张璁又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杨一清虽然极力逢迎张璁,而张璁却很不满意居于杨之下,于是两人开始产生矛盾。后来指挥聂能迁弹劾张璁,张璁欲置之于死地。而杨一清定的处罚却很轻,张璁大加恼火,怒骂杨一清是奸人鄙夫。于是杨一清上疏请求退休,并向嘉靖帝数说张璁的不是。嘉靖帝亲笔写诏书挽留杨一清。嘉靖八年秋天,给事中孙应奎劾一清、桂萼并牵连张璁,王准也弹劾张璁的部下陈璠。张璁于是请求退休,并且诋毁杨一清。接着,给事中陆粲再次弹劾张璁擅作威福,以个人恩怨打击报复同僚。嘉靖帝于是罢免了张璁。但是不久,张璁的同党霍韬大力攻击杨一清,并替张璁辩白。于是嘉靖又下令召还张璁,而杨一清则被罢免,张璁成为首辅。 张璁故居—碑亭嘉靖十年(1532年)二月,张璁以避嘉靖帝的名讳为由,请嘉靖帝赐名孚敬,字茂恭,嘉靖帝还御书四字赐给他。当时,夏言受到嘉靖帝的赏识,夏言正直刚毅,经常攻击张孚敬。张怀恨在心,于是构陷行人司正薛侃,想通过陷害薛侃达到陷害夏言的目的。但是没有成功,嘉靖帝下旨斥责他。御史谭缵、端廷赦、唐愈贤接连弹劾他。于是嘉靖帝罢免了他,张孚敬惭愧地离开。不久,嘉靖帝再次派人召他回朝。嘉靖十一年(1533年)三月张孚敬回到京城,这时夏言已经升至礼部尚书,深得重用。当时李时、翟銮在内阁,张孚敬不能像以前那样专横跋扈。八月,天上出现彗星,嘉靖帝迷信,认为这是大臣擅政的征兆。都给事中魏良弼弹劾张孚敬,他辩解说这是魏良弼在报复他。给事中秦鰲再次弹劾张孚敬强辨饰奸,谏官也罗列他的种种罪状。嘉靖帝于是命令张孚敬自己请求退休。嘉靖十二年正月,皇帝又开始想念张孚敬,再次将他召回。嘉靖十三年,升张孚敬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屡遭弹劾的张璁(2) 嘉靖十四年(1536年)春,张孚敬生病,嘉靖帝派遣宦官送去赏赐,后来又派遣宦官赐送药饵,张孚敬于是多次请求还乡养老。嘉靖帝同意,并派御医护送他回去。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张孚敬病死,时年64岁。屡遭迫害的夏言(1) 夏言像夏言(1482~1548),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公谨,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考中进士。嘉靖九年任吏科都给事中,后来先后担任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嘉靖十五年(1536年)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嘉靖十七年成为内阁首辅,十八年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嘉靖二十一年七月被严嵩排挤免官,二十四年,重新被起用为首辅,二十五年大力支持陕西总督曾铣收复河套的主张,由于世宗犹豫不定,严嵩乘机诬陷夏言,二十七年夏言再次被免职。严嵩乘势多方捏造罪名,十月夏言被杀,时年67岁。隆庆初年,恢复旧职,谥文敏。 嘉靖二年(1523年)他受命巡查各地皇庄,回京后他力主归还被侵占的百姓田产,禁止勋戚受献庄田,颇得嘉靖皇帝的赞许。嘉靖七年,调任吏科都给事中。由于支持嘉靖帝祭祀天地,并建议分祀天地而得到嘉靖的赏识,赐四品官服和俸禄。当时张孚敬为内阁首辅,权高势重,朝中百官谁也不敢得罪他。夏言凭借自己深得皇帝信任而不逢迎张孚敬,而张也不提拔夏,两人矛盾渐渐加深。嘉靖帝从中调和。升夏言为侍读学士,充任纂修官,仍兼吏科都给事中。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又升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院事。夏言的迅速升迁使和他有矛盾的张孚敬更加不安,于是捏造罪名,将夏言抓了起来。嘉靖帝看出来其中的隐情,于是将夏言释放。同年八月,夏言升礼部左侍郎,仍掌院事。九月,取代李时为礼部尚书。 由于张孚敬专权跋扈,朝中百官十分憎恶他。而夏言敢于和他对抗,深得大家的支持,威望逐渐提高。嘉靖帝喜欢作诗,写好后就交给夏言看,夏言总能回诗酬和,使嘉靖帝更加高兴,深受宠幸。张孚敬等也不敢再小看他。不久张孚敬等人退休。后来嘉靖帝的皇子降生,加夏言太子太保头衔,后来提高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嘉靖十五年(1536年),兼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虽然当时李时是首辅,但是政事全由夏言决定。同年冬,李时病死,于是夏言成为首辅。嘉靖十八年,又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 夏言当上内阁首辅后,推荐严嵩接任礼部尚书。严嵩最初只是个翰林院的小官,后来他听说礼部尚书夏言也是江西人,就刻意巴结,“称先达,事言甚谨”,从而得到了夏言的信任。但夏言把严嵩当做自己的门客役使,使严嵩内心十分恼怒,便开始挖空心思,排挤夏言。一次,嘉靖帝拜谒显陵,完了以后严嵩请他再加拜谒,而夏却请求嘉靖启程回京,结果使嘉靖很不高兴。后来嘉靖帝到大峪山巡行,夏言由于来的稍微晚了一会,就受到责备并被责令交出皇帝所赐的银章、手敕等物,之后以少保、尚书大学士的身份退休。没过几天,嘉靖的怒气消了,就又让夏言留了下来。不久,昭圣太后驾崩,嘉靖帝下诏问太子服丧时应穿的服制,夏言回报的奏章上不慎出现了错别字,嘉靖帝十分生气,再次命令夏言以少保、尚书、大学士的身份退休。不久又恢复夏言少傅、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职务,重新执政。 可是夏言并没有因此接受教训,性情始终不改。虽然他擅长写青词,但他并不信奉道教。嘉靖皇帝曾经赐给他和严嵩各一领道袍、一顶道冠。他只是随意谢恩,却没有穿道袍,而严嵩不但天天穿着道袍,还把道冠仔细装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春,夏言做一品官满九年,嘉靖帝派太监赐银币、宝钞、羊酒、内馔。并赐宴礼部。虽然待遇依然优厚,但已经远远不能和以前相比。严嵩又勾结其他官员,继续诬陷夏言。同年七月,嘉靖终于将夏言革职。 至嘉靖二十四年,嘉靖帝发现严嵩贪婪放肆,于是重新召回夏言。夏言回到内阁后,地位又在严嵩之上。自然不把严嵩放在眼里,处理政务,从来不问严嵩的意见,并将严嵩任用的官员一一罢斥,朝中百官深以为快。严嵩表面不说什么,暗地里拉拢官员,不断陷害夏言,而夏言却没有觉察到。严嵩还从皇帝身边的太监下手,陷害夏言。夏言平日很看不起飞扬跋扈的宦官们,因此对皇帝派来的太监不屑一顾,将他们视为奴才。而严嵩对他们则是恭恭敬敬,还不时以钱财贿赂这些太监们。因此太监们回宫后总是说严嵩的好话,而对夏言则极尽污蔑。夏言刚毅正直在嘉靖面前不卑不亢;严嵩则在皇帝面前装出一副低眉顺眼、诚惶诚恐的样子。于是嘉靖帝看着严嵩越来越顺眼,对夏言也就越来越不满了。 嘉靖二十六年,陕西总督曾铣上疏力主收复河套,在夏言的支持下,他的建议得到嘉靖帝的赞赏。可是后来嘉靖又觉得没有把握而犹豫不定。夏言对皇上的反复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上表请皇帝自己裁决,把难题甩给了皇帝,嘉靖帝很生气。而摸透了皇帝心思的严嵩则极力宣扬河套不可收复,并乘机攻击夏言专权。嘉靖帝一怒之下,再次免去了夏言的所有职务,让他以尚书的身份退休。 严嵩下决心要置夏言于死地,于是散布流言说夏言离朝时心怀不满,口吐怨言,还造谣说夏言收了曾铣的贿赂,两人狼狈为奸。嘉靖帝听信谣言,于1548年处死夏言,时年67岁。从此严嵩稳坐首辅近20年之久,再也没有人能和他分庭抗礼。屡遭迫害的夏言(2) 隆庆初年,夏言的家人上书替他申冤,穆宗下诏,恢复他的旧有官职,谥文愍,使他的冤案得以昭雪。夏言著有《桂洲集》、《南宫奏稿》。一代奸相严嵩 严嵩(1480~1567),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担任编修。后来,严嵩听说礼部尚书夏言也是江西人,于是刻意逢迎,想方设法巴结夏言,取得他的信任。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奉命祭告显陵,回来后极言祥瑞,讨得世宗欢喜,加上夏言的推荐,他在几年内先后升为吏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升为内阁首辅后,严嵩接替他成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并主持重修宋史。严嵩没有什么才略,但他工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揣摩皇帝的心思,一味诌媚。他知道嘉靖帝信奉道教,便下工夫学习写作青词,最后以善于撰写焚化祭天的青词而受到皇帝的宠幸,加为太子太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兼礼部尚书,开始参与机要。后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九月,严嵩升任首辅,独揽国政。他虽然年过花甲,却整天在西苑值班,连回家洗澡的工夫都没有,从而感动了明世宗,更加信任他。嘉靖二十六年,在他的诬陷下,嘉靖皇帝杀掉重任内阁首辅的夏言,从此专政近20年。 严嵩像严嵩当上内阁首辅后,在他儿子严世藩的帮助下,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结党营私。赵文华因为贪名昭著被贬官,后来通过重贿严嵩重新做官,被人称做“权门犬”,此后又进一步与严世蕃结交,认严嵩为义父,后来被提拔为工部侍郎。他帮助严嵩打击残害其反对派,深得严嵩青睐,官至工部尚书;鄢懋卿贪污受贿,生活奢侈,无恶不作,也被严嵩提拔为左都御史,后来严嵩让他执掌盐政大权,他更是变本加厉,大肆贪污受贿,对于严嵩则是日日行贿,后来官至刑部右侍郎;仇鸾原是因罪被罢官之人,但是巴结上严嵩之后,便立即官运亨通起来,成为宜大总兵。当俺答入侵的时候,他和俺答的义子脱脱相约,请毋犯大同,且许与之通市。后来俺答汗进犯京师,他奉命率军救援,结果一战即溃,但是因为是严嵩的党羽,所以未受任何处分,反加官太子太保,总督京师地区军事。后来,仇鸾以误国败政被罢官戮尸。 植党营私的同时,严嵩还大力排斥异己,残害忠良。御史桑乔最早弹劾严嵩贪污,严嵩便将其谪戍九江最后死在那里;御史叶经上疏揭发严嵩结交朋党,收受贿赂,滥封官爵。严嵩怀恨在心,后来乘叶经主持山东乡试之机,摘录考卷中的言语,断章取义,说他讽刺皇帝,使嘉靖帝大怒,将他逮至京师,廷杖而死;锦衣卫经历沈练在俺答兵逼京城之际,历数严嵩十罪。结果被严嵩反噬,以诋毁大臣之罪,将其廷杖之后,谪贬于保安,后来以私通白莲教叛逆的罪名将其处死;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严嵩将杨继盛廷杖之后下于狱中,并最终将他害死。甚至连将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学士夏言也不放过,先是设计离间夏言与嘉靖皇帝的关系,使夏言被罢官,又继续诬陷,说夏言与被嘉靖帝杀掉的曾铣结交,最终杀掉了夏言。这样的罪恶行径,举不胜举。在这样的黑暗政治形势下,正直的士大夫侧目屏息,而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严嵩还在南京购置了大量的土地。 在他执政后期,由于他大量侵吞军饷,导致前线武器陈旧不能更新,将士常年戍边军饷难以发放而怨声载道,消极懈怠,战备松弛。东南倭寇和北方蒙古骑兵更加猖狂地进攻明朝,边疆呈现严重危机,而身为首辅的严嵩却束手无策。由于政治黑暗,上下官员竞相贪污搜刮,导致赋役日增。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不聊生,民怨四起,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明朝的统治面临着严峻的危机。 这样的国家状况,使世宗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后,对严嵩开始逐渐不满,转而信任大学士徐阶。方士蓝道行和严嵩素有矛盾,乘机借仙人之口指出严嵩父子是奸臣,使世宗产生了罢免严嵩的念头。御史邹应龙探知明世宗的这个意图,在徐阶授意下,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广置田宅,霸占民田,奏请斩杀严世蕃,罢免严嵩。嘉靖帝于是以严嵩放纵严世蕃有负皇恩为由,将他罢免,籍没家产,并将严世蕃下狱。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严世蕃论罪依法被斩。严嵩也被罢黜为民,寄食墓舍,于隆庆元年(1567年)死去。 严嵩死后,江西巡抚成守节奉嘉靖帝命令抄查严嵩的家产,共得黄金二万多两,白银二百零二万两,府第房屋六千六百多间,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余亩,珍珠宝石更是不计其数。晚节不佳的徐阶(1) 徐阶像徐阶(1503~1584),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明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字子升。嘉靖二年(1523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后来先后担任福建延平府推官﹑江西按察副使、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进入内阁,四十二年成为首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退休。万历十一年(1584年)病死,时年81岁,死后赠太师封号,谥号文贞。 据《明史》记载,徐阶刚周岁的时候,不慎掉进一口枯井中,当时昏迷过去,家人都以为他活不成了,但是三天后他竟然神奇地苏醒过来;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他从悬崖峭壁上摔了下来,大家认为他肯定没命了,但是他的衣服居然挂住一棵大树使他保住了性命。这使人们感到十分惊奇,都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徐阶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生性聪颖机敏,善于谋略,喜怒不形于色。年轻的时候曾经跟王守仁的门人交朋友,所以他在士大夫中间有很高的知名度。 嘉靖二年,徐阶考中进士。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的职务。他在翰林院时,内阁大学士张孚敬大权在握,嘉靖帝听从张孚敬的建议,想去掉孔子的王号,同时想降低祭祀孔子的标准。嘉靖帝让大臣商议这件事情,其他大臣由于惧怕张孚敬而不敢多说什么,只有徐阶坚决反对这样做。张孚敬很生气地训斥他,徐阶据理抗争。张孚敬大怒,说:“你想背叛我。”而徐阶从容地说:“背叛生于依附。我没有依附你,怎么能说我背叛你?”结果他被贬为延平府推官。在担任延平府推官期间,徐阶审理冤狱,把三百名无辜受害者放出大牢,创乡社学,捣毁淫祠,捕获为害乡间的盗贼一百二十人。后来,升迁为黄州府同知,之后依次担任浙江按察佥事、江西按察副使、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吏部侍郎。在担任吏部侍郎时,他一反过去吏部官员接见庶官不多说话的常规,见到下面来的官吏总是仔细询问边腹要害﹑吏治民情,所以各级官吏都很愿意和他打交道。他还知人善任,经过他推荐的官员大多是谨厚长者,深得朝臣赞誉,不久他又升为礼部尚书。 当时严嵩专权,徐阶起初不肯依附严嵩。于是严嵩经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徐阶的处境一度十分危险,这使他认识到不能以卵击石,于是他改变策略,事事顺着严嵩,从不与他争执。为了得到他的信任,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表面上十分恭顺。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十分霸道,多次对他无礼,他也忍气吞声。同时,徐阶向嘉靖帝靠拢,专门挑皇帝喜欢的话说,终于讨得嘉靖帝的喜欢,不久,加徐阶少保头衔,接着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机务。后来他密奏咸宁侯仇鸾罪状,使嘉靖帝杀掉仇鸾,得到皇上的信任,加太子太师头衔,地位进一步提高,仅次于严嵩。后来嘉靖帝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暂时住到了玉熙殿,但是这里地方太小,于是嘉靖想营建新宫殿。他问严嵩,严嵩请求他回到大内住,嘉靖帝很不乐意。然后问徐阶,徐阶猜透了嘉靖的心思,于是建议用被烧毁宫殿的剩余材料,营建新的宫殿,他的建议得到嘉靖帝的赞同。后来由他主持建造成万寿宫,嘉靖搬了进去。徐阶因此加封少师,兼支尚书俸。而严嵩渐渐被皇帝冷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邹应龙告发严嵩父子,皇帝下令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退休,徐阶则取代严嵩为首辅。 严嵩被勒令退休后,徐阶亲自到严嵩家去安慰。他的行为使严嵩十分感动,甚至叩头致谢。严世蕃也乞求徐阶替他们在皇上面前说情,徐阶满口答应。徐阶回到家里后,他的儿子徐番迷惑不解地问:“你受了严家父子那么多年的气,现在总算到了出气的时候了,你怎么这样对待他们?”徐佯装生气骂徐番说:“没有严家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严家有难,我恩将仇报,会被人耻笑的!”严嵩派人探听到这一情况,信以为真,严世蕃也说:“徐老对我们没有坏心。”其实,徐阶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出皇上对严嵩还存有眷恋,而皇上又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严嵩的爪牙还在四处活动,时机还不成熟。后来,嘉靖帝果然后悔,想重新召回严嵩,在徐阶的力劝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徐阶继任首辅之后,大力革除严嵩弊政,十分注重选拔,他先后举荐高拱﹑张居正等人进入内阁。他十分爱惜人才,大力营救因上疏指责皇帝过失而被定死罪的户部主事海瑞。他还十分勤政,凡是皇上交给的任务,即使一夜不睡,也要准时完成,因此他更得嘉靖的赏识。同时,他还经常劝说皇帝停止动辄捕杀边镇大臣的做法,缇骑因此省减,诏狱渐少。后来因为指挥明军抵挡蒙古骑兵南下有功,升为建极殿大学士。 嘉靖帝朱厚熜死后,徐阶起草遗诏,将大礼议中因反对嘉靖帝而获罪的大臣全部平反,存者招用,死者优恤。诏书颁布的那天,许多大臣感激涕零。徐阶执政期间,还减轻百姓负担,清理盐税。景王死后,他上奏将景王霸占的陂田数万顷给了百姓,使老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他还废除朝中的许多浪费项目,尤其是皇帝信奉道教的开支。他的做法,得到朝中上下的拥护,人们称他为“名相”。 由于穆宗行为荒诞不经,徐阶经常劝阻他,所以穆宗十分讨厌他。徐阶也很失望,于是上疏请求退休。正好给事中张齐因为私人恩怨弹劾他。于是穆宗乘机允许他退休回家。朝中百官纷纷上奏章请求留下徐阶,但是穆宗说什么也不同意。晚节不佳的徐阶(2) 徐阶退休回家后,纵容自己的子弟横行乡里,大量购置田产,徐家占地多达二十四万亩,加上他的子弟、家奴为非作歹,致使告他的状纸堆积如山。应天巡抚海瑞、兵宪蔡国熙秉公办案,惩治了他的家人,于是徐阶用三万两黄金贿赂给事戴凤翔,又通过张居正命令给事陈三谟罢免了海瑞和蔡国熙,可谓一手遮天。所以当时人称他:“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有人因此把他称为“权奸”。 万历十年(1583年),徐阶80岁高龄,皇帝专程派人前去慰问,并赐玺书、金币。第二年,徐阶病死。赠太师,谥文贞,著有《世经堂集》。恃才傲物的高拱(1) 高拱(1512~1578),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高拱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十七岁参加乡试就一举夺魁,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年)考中进士,授为庶吉士。第二年升任翰林院编修,九年后升翰林为侍读。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高拱被选入裕王(后来的穆宗)府,成为裕王侍讲。当时皇太子已死两年而没有另立储君,裕王和他的异母弟景王都住在京城,按资格他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是世宗好像更喜欢景王。一时之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不知所措。而高拱尽职尽责,精心辅佐,还经常开导裕王,给他很大的安慰。 当时,内阁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而高拱作为裕王讲官,前途无量,所以两人都很器重他。在严嵩、徐阶的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高拱被升为翰林侍讲学士,拜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改为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四十四年,高拱升为礼部尚书,四十五年三月,在徐阶荐举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仍兼任礼部尚书。 进入内阁后,高拱依仗着是太子的旧臣,并不听从徐阶,徐阶对他很不满意。后来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弹劾高拱。而胡应嘉又是徐阶的同乡,因此高拱怀疑胡应嘉是受徐阶的指使,对徐阶也心怀不满,两人矛盾逐步加深。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世宗嘉靖帝驾崩,徐阶和张居正没有和内阁同僚商议就密定遗诏。高拱、郭朴等人十分不满,因而与徐阶矛盾更深。穆宗即位后,徐阶仍为首辅,后来又推荐张居正进入内阁,高拱更加愤愤不平。在议论朝政时常常跟徐阶抗争,两人矛盾日趋尖锐。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胡应嘉被贬官,朝臣认为是高拱公报私仇,于是群起而攻之,纷纷上疏弹劾他。高拱被迫请求退休,穆宗没有批准。徐阶出于面子也好言挽留,但没有批评攻击高拱的朝臣,高拱越发生气。于是他以徐阶弟子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等事攻击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弹劾徐阶。于是徐阶上疏请求退休。但徐阶很受朝中大臣的拥戴,所以大家纷纷上疏挽留徐阶,并当面辱骂齐康、高拱,三个月之内弹劾高拱的奏章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只好连上十二道奏章,请求退休。穆宗也只好批准他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病。 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退休。第二年,张居正奏请皇帝重新起用高拱。当年十二月,高拱以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身份回到内阁。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尽职。他办事干练,不循规蹈矩,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成绩突出。高拱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使朝廷上下官僚风气为之一新。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经常南下侵扰,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高拱建议在兵部增加侍郎二员,负责巡阅边务,了解边疆情况,力争做到对边疆险隘、蒙古军队实力、将领是否称职、兵马强弱等情况都很熟悉。这样一来,边疆问题有人专门负责,将领空缺了,他们也能补上。他还主张选拔有勇有谋的人担任边疆将领,而且不能随意调走。高拱还建议对边疆将领的待遇应该特别优厚,提拔赏赐应该优先,其他官员不能和他们相争。只要有军功,就能得到提拔。这些措施大大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疆官员,使他们认真操练,苦练杀敌本领。 高拱故居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蒙古骑兵南下侵犯,高拱周密布置,严密防范,蒙古兵只好撤退。十月,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前来投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奏请穆宗加封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听说明帝对自己的子孙这么友好,深受感动,于是决心与明朝和好,接受明朝册封。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明政府封俺答为顺义王。八月,双方开始互市贸易。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战争不断的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形成,高拱、张居正功不可没。穆宗为了嘉奖高拱,升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为建极殿大学士。 高拱虽然励精图治,政绩卓然。但他恃才傲物,专横跋扈,颐指气使,专擅国柄,所以在大臣中威望并不太高。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大学士陈以勤因受高拱排挤,称病辞职;接着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也被他排挤而去;然后内阁大学士李春芳也被迫离职。后来大臣殷士儋买通宦官进入内阁,高拱很不高兴。不久高拱的心腹张四维被弹劾,高拱就怀疑是殷士儋所为,处处刁难他。殷士儋实在无法忍受,竟在内阁挥拳击打高拱,结果也被赶出内阁。至此,内阁旧臣除了张居正外,其他成员都被高拱排斥出去。 不仅如此,高拱连退休在家的徐阶也不放过。徐阶退休还乡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于是亲自上奏章告徐阶,并在隆庆五年起复与徐阶有嫌隙的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暗地里命令他狠狠整治徐阶及其子弟,使徐阶苦不堪言,只得无奈地向高拱求饶。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高拱升为中极殿大学士,此后作风更加专横。高拱是首辅,张居正位列其下。高拱与很多同僚发生矛盾时,张居正从不介入。而素有大志的张居正当然不甘心屈居人下。他迎合高拱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策略,所以高拱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威胁。随着高拱日渐嚣张,威信越来越低,张居正取而代之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张居正暗中行贿讨好太监冯保,想借他的力量推翻高拱。恃才傲物的高拱(2)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临死前,下诏命高拱、张居正等为辅政大臣。穆宗驾崩后,神宗朱翊钧即位。由于神宗年幼,冯保在太后的支持下,掌握大权。高拱无法容忍权利被宦官夺去,想消灭宦官,于是派人游说张居正,想联合张居正共同对付冯保。但他不知道张居正与冯保关系密切,结果张居正将他的图谋密报冯保。冯保于是在太后和幼帝前诬陷高拱想废掉神宗而迎立河南周王等。同时冯保还买通两宫近侍,大家都这样说,于是太后和神宗深信不疑,便下决心除掉高拱。第二天,太后和神宗召集群臣,痛斥高拱擅权无君等罪而罢免了他,命他即日离京回乡。高拱原来满以为宣诏是驱逐冯保,没有想到是罢免自己,听到被免职的诏书时“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还是张居正从旁边把他扶了起来。次日一早,他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后,高拱十分郁闷。可是冯保还不死心,再次制造事端欲置高拱于死地。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道是诬陷,大力救他,高拱才幸免于难。但却惊忧成疾,一病不起。 万历六年(1578年)十二月,高拱病死家中,终年66岁。由于与当权的冯保有矛盾,冯保命令以很低的规格将其埋葬。到了万历三十年,高拱的儿子上疏替他申冤,经过廷议,得赠太师,并谥文襄。著有《高文襄公集》、《防边纪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