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史-3

团练平乱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国起事以后，造成的影响之一是，农村乡下武装起来，藉此在人口膨涨而不安定的乡间维持秩序。这种情势却引起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朝廷如何从中央控制军事力——即“武”的统治。自秦代起，历朝都避免大量征兵为军。汉朝以及后来各朝用过囚犯、乞丐、佣兵、职业军人武人（多为世袭者）组成军队。到了清朝，只以八旗军作战略性的驻防，另外有分驻各省的汉人绿营军。但是白莲教乱事兴起时，八旗绿营都无力镇压。十九世纪初叶时，地方动乱频起，地方官绅纷纷办起乡勇以自卫。乡勇是地方上捐资给养的军队，成员是兼职的。按孔斐力（1970）所说的，是“既非纯武，亦非纯文”的组织，是亦文亦武的。晚清乡勇的主要特色即是由地方士绅来办理。魏斐德（1966）曾记述，广东的士大夫于一八四〇年代及五〇年代组织村民抗英。广东的官吏一时陷于两难；如果反对广东百姓的仇英行动，将使乡勇与朝廷对立。如果顺应民情，可能引来英国人的报复。做为百姓或地方士大夫手中的武力，乡勇团练有利也有弊。北京的朝廷不愿编设由地方士大夫指挥给养的团练，除非团练能按“官督绅办”的制度完全听地方官吏调度。如果能这样办理，地方官吏一声令下，可以通过分散各地的乡绅士大夫，把广大面积之内上百村庄的数千乡勇动员起来。除了这种动员力量之外，既有的关系网络也可以发挥辅助功效。关系网之一是按保甲制编组的每一户之内体格健全的男丁。另一个即是家族关系网，藉亲属关系、共同财产、宗祠祭祖行动而联系为一体。此外就是一个市集镇周边村庄共同形成的市场小区。与这些行政的、社会的、经济的网络相互啮合之后，团练系统不但足以控制乡村地区，而且可以夺政府的控制力而代之。因此，朝廷在一八五〇年委托曾国藩等可靠的大臣在自己的本乡主办团练，实在已是走投无路的下下策。团练组织之所以可靠，端在于其成员全部是本乡本土相识的人。至于像天地会这种跑帮走私的秘密结社，或是逢有饥荒、水灾、兵乱就大量涌到的游民，都不受管制，不会被募编。最危险的仍属太平天国之类的偏执造反分子，他们的团结力量来自共同的宗教信仰。因此，有两个条件是遏阻太平天国叛逆所必备的。一是复兴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秩序——表现在将领与兵卒问各层级的人对人的关系上。简而言之，团练的指挥权（若想发挥效率）必须以忠诚、尊重权威、领导者以身作则等人际关系的动机为基础。湖南团练的个案研究显示，像曾国藩这种书生将领，经过反复试验才发展出一套合用的观念和方法，终于调教出像湘军这样能打败乱军的地方兵力。这些本属地方团练的军队，后来成了专职征战的武力。团练的另一个致胜条件是，藉税捐筹得充足的粮饷补给。从团练有意为维护儒家秩序而奋斗之始，士绅富户的捐款就是主要经费来源。几近山穷水尽的朝廷出售科考“功名”，甚至官职，也是财源之一。但是一八五三年以后主要还是靠新增的贸易税，课征对象是运输途中或存于仓栈的商品。因为税率是千分之一的微额，故名为“厘金”。由于国内贸易成长，这项新税的收入颇丰（外资贸易行的货品运经内陆的时候，依条约规定应被课以类似的“运输税”）。值得注意的是，抽厘金一开始是地方与省内主管的，不是中央政府的事。按苏珊?曼（Susan Mann，1987）研究课收厘金的制度传布到每一省的情形，主要道路和各大城市所设的关卡织成一面细密厘金税收网，整个都在北京朝廷的直接权限之外。后来，中央政府会收到厘金收据与支销的形式上的报告。到了十九世纪末叶，厘金税额和盐税在中央政府总收入帐上已经是等量齐观了。总之，厘金税制也和团练乡勇一样，名义上是为朝廷在办事，事实上却造成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一种新的均势，而且经常倾向于对地方较有利。消灭太平天国的地方团练便是这样给养成军的。组织团练的大臣们不但抱持共同的观点与意识形态，而且私下也有姻亲、师生、科考同年等关系相联——中国统治阶级的整合即是靠这些关系维系。孔斐力说，“湖南菁英的紧密整合”的原因有二，即“清朝的学制系统，以及遍布于官僚系统中的提拔栽培与报答效忠的关系网络”。虽有异端邪教与外人侵略的威胁，这个忠于儒家秩序的统治阶层还是联合挺了过来，一八六〇年代以后，他们在思想行动上的团结性就渐渐消散了。士绅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乱事过后的晚清几十年重建期间，曾经武装乡里的那一代士大夫，已改换成另一种都市士大夫阶级，经管的是对小区有益的事务。这些事务有许多是从宋代起就与地方士绅相关的，也有许多是十九世纪晚期都市迅速兴起后才有的新职务。这些事务可以让官僚体系容纳不了的士大夫菁英不至于闲着。清朝的科举制造出来的人才一直多于政府可任用的名额，因此，蓝菁（Mary Backus Rankin，1986）所说的明清两代“最缓进式的统治”（minimalist form of government），继续靠士大夫阶级去处理介乎官与私之间的公事。在“公”的范围内，士大夫们首先担起了管理灌溉水利的任务，其中包括筑坝修堰。维特福吉尔（K.A.Wittfogel，1957）等人曾有理论说，中央掌握住了水资源的控制权，才能使朝廷有无上的权势。这个说法正好适用于地方士大夫势力的兴起。像水这样重要的小区资源，必须各自按其不同的地方环境条件办理，不能只听从高高在上的命令行事。既有办理事务的责任，连带也有了某种程度的自治和势力。学校的增设，又使都市士大夫的影响力伸入教育的领域。按理想，书院应供给数十位读书人的食宿，地点应在乡下，以便在接近大自然的环境中过简朴生活，培养清高思维。然而，事实上大多数书院早已变成准备应考的学校，而且都设在城市里。自宋代起，书院的数目不断增加，以至全国总共有数千所之多。一五〇六至一九〇五年间，广东省内就开设了五百六十五所书院。九六〇至一九〇五年间，江西省开设了将近五百所。浙江省在十九世纪期间共开办了二百八十九所。其中有些是私办，但仍以官办官管的占大多数。不论官办私办，校地捐赠、办学基金、房租、乐捐津贴，都是官吏自掏腰包，或士绅商人捐赠。太平天国乱事过后，学校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虽不一定是官办，却都属于半官方机构。自古以来就由士大夫阶级担当的社会福利事务，如今也比以往急迫了。照顾贫病孤寡、修庙、补桥、提供渡船、办消防队、捐棺木，这些都是士绅们一向不可落人后的义务。现在改由许多地区内的全权福利机构协调办理，而这种机构通常都是同乡会馆资助的，由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主持。这些地方菁英人士一方面在奉行儒家的道德教诲，一方面是为了谋求地方上的安定与小区内的团结。他们的动机来自儒家改革者的“封建”理想，也就是让地方领袖担负更重的地方治理之责。菁英人士的这些积极行动都是官僚职权范围之外的。一八七八年间华北的一次饥馑，激起不分省籍的各个层面的有名望人士的一次大动员。惯办公众事务的菁英领袖，在处理社会问题上的能力胜过清政府的官吏。士大夫阶级藉各种不同形式拓宽其社会职责，清廷的官僚系统却只有增设顾问或助理之类的非正式扩大。官方办事的时候，宁愿借助于士大夫菁英，而不愿调用没受过教育又贪污舞弊的衙役。而士大夫菁英主动办事的时候，虽然表面上仍需要官方认可，但这种认可却愈来愈不重要了。公共事务的增长太快，政府编制已经赶不上了。早一代的地主士大夫武装乡民成军而打败了太平天国，晚几十年的积极行动的都市商绅办理菁英教育与社会福利，两代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两代都属于上层社会阶级，都热中于发挥治理才能以维持社会安定，都毫无领导农民造反以改变中国二阶层社会结构的意图。在现代眼光的回顾下，他们算是保守分子。后来他们会悖离无能的满清王朝，乃是因为汉人爱国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所致。而这些汉人爱国主义者一心要做的不只是保住国家，还要维护自己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与优势。日本的影响清末一九〇一年以后的新政与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运动都是在日本孕育的。诗人兼外交宫的黄遵宪于一八九〇年出版了《日本国志》，在书中告诉中国读者，一个向来被中国士人认为是中国文化分支衍生的国家如何现代化。如日本人，尤其是武士阶级，推崇王阳明的哲学，便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实例。日本于一八九五年出人意外地大败中国，使它成为值得仿效的国家。日本对中国的关注是善意而傲慢的，日本人自认现代化成功以后有责任帮助落后的中国也走上现代化之途。扩张主义的秘密结社和军阀们仔细调查分析中国的生活方式与环境，文人们则研究中日两国的“同文”。一九〇〇年以后，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东京，其中约有一半是张之洞等主张现代化的巡抚总督派遣来的。张之洞于一九〇一年提出的清朝新政方针，许多方面是以日本为模板的。例如，改书院为学堂、中央行政改制、决定立宪（一九〇八年颁布，九年内逐步实施）、设国会、皇帝给予人民宪法权利，但以后可以任意撤回。以自治动员人力，以警察制度监督人民，也是清朝向日本借来的策略。事实上，清末新政都是日本顾问和受过日本教育的中国人助成的。一九〇五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力更增强了。日本于此年从战败的俄国手中接过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与南满铁路的一切权益，让日本势力进驻了大清的领土，同时也开始推动日本在中国境内“非正式帝国”的快速成长。仗着英国人发明的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日本人渗入中国领土与经济，侵略程度超过西方各国加起来的总和。到一九一四年，日本在直接贸易、贸易行、驻境侨民的数宇上都超过英国。到一九三〇年，日本便取代英国，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外国经济势力。不幸这些成就是起自一九一五年日本抢在各帝国主义者之前率先提山二十一条要求，迄一九三一年占领中国东北的一连串阴谋下所形成的。清末的新政二十世纪一开始，中国的混乱事端和各式各色利益团体的关系便增加了近代的错综复杂性。我们必须整理出在起作用的重要事件，因为此刻要谈的十年新政期引起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爆发，随后又有民国建立，以及第一任总统袁世凯企图称帝（见表5）。这种三阶段连续的现象——扰动大局的改革行动、引起政治混乱的造反革命、为恢复中央集权而独裁，似乎与促使克伦威尔、拿破仑、斯大林崛起的其它大革命颇为相像。到了一九〇一年，清室朝廷已经明白，唯有巩固北京中央权力才能够现代化。但为时已晚。重要省分的巡抚（包括总督在内）都在省内设局，以处理境内的贸易、贷款、投资等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也处理省内工业及铁路事务。太多的新发展已经把老旧的朝廷制度抛在后面，清室想藉改头换面来复兴，希望甚是渺茫，不过终究努力一试。慈禧太后和支持她的守旧派汉族大臣——这些曾经反对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政令的人，到此时也觉得非改革不可了。然而他们心存藉改革将大权收归朝廷的打算，使新政从一开始就带着污点。新政的正式主导人是忠心无碍的张之洞，以及平定太平天国的诸将之中硕果仅存的刘坤一。二人于一九〇一年拟妥的新政方针之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教育改革。按计划，全国县、道、省各级都要办设新式学堂，按日本式的课日表兼修新旧学科。许多中式书院也要改为学堂。新学堂毕业生可以应举，而科举内容也将略事增改，以迁就这批新学生。可叹的是，很快就发现，学生们大都仍以旧式科举为志业，认为科考功名更具威信，而且是晋身快捷方式。对于新式学堂花了更多经费开办的新知识科门，学生多不愿学。治本之道即是一九〇五年废除科举，这个重大的转折点之后，中国便停止制造有功名的士大夫阶级了。旧秩序丧失了原来的知识根据，并且从而丧失了原来的哲学思想内聚力。继起的学生阶级，势将遭受零乱不完整的中西知识思想的连连打击。从此教育就变成各色成分的杂混，学生学了一科科专门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本身却不能建立起一个道德秩序。理学的综合知识已经无用，一时却又找不到可以取而代之的东西。改变的速度快得令人不安。第一个变的就是外表，军人穿起西式军服（还有勋章缀饰），高级文臣和商人换上了西装，激进的学生剪了辫于以表示对满清之不服。新教传教士加入了反对缠足及抽鸦片的运动。新军的训练按已定的西法快速推进，新的报纸书刊使人们更加认识中国与全世界的时事。教育推广与新闻传播有利于舆论萌发，而新的舆论也比以往读书人的清议更广阔、更有意义。都市百姓的集体民族主义，早在一八八〇年代法国不宣而战的时候就激起了。受外国风味感染的通商门岸城市里，开始有人从事新兴行业。除了企业家、教师、记者报人、工程师、医生等等，还有独立的作家、画家，甚至有推动革命的人，如孙中山即是。北京朝廷面对如此的改变旋风，便推行了部分以西方为模板的新政系统。其目的是要把工商、银行、法律、教育、农耕等行业新菁英的活动都纳入政府的约束管辖之下。办法是设立“法团”，形成有准行政功能的新菁英阶级机构。最先是于一九〇四年成立商会，预期可吸收五分之四的行会成员。随后又有教育协会（1906）、农会（1907）、律师协会（1912）、银行业协会（1915）。每一个法团都预备要听命于政府，以成为控制地方菁英的机器。涵盖范围最广的是地方自治方针，一九〇七年以后都设有资料处。当时北京朝中的口号喊得最响的便是恢复主权、实施宪政、自治。立宪与自治在此同时，地方的改革者也在通商口岸的蓬勃都市环境里找到许多机会。晚清的第三代士绅不再坐镇乡下了，地租通常都由账房去收，结束了往昔那种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人情关系。约瑟?艾士里克（1976）认为这一代既不能再算是士大夫阶级，也还不是中产阶级。因此称他们是“都市改革主义菁英”（urban reformiet elite）。他们对外来帝国主义者的反应是，参加恢复主权运动，以反抗外国对中国实业——尤其是矿业与铁路——的控制。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年的这十年中，他们照例凭着与官场的关系投资实业，取得独占权、政府贷款、课税优惠，这些都令人想起自强运动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bureaucratic capitalism）。一旦遇上资金不足与市场缺乏而必须向外国借贷的时候，他们追求恢复主权的行动就受到挫折。经营实业的中国土绅在瞄准政治目标的时候，会给自己惹来财务祸殃。日本的君主立宪于一九〇五年击溃俄国的沙皇专制之时，似乎证明立宪即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团结的基础，是国家致胜的条件。即便是俄国，也已在一九〇五年走向国会治理之途了。清廷希望，以立宪加上政府改制来强化中央行政权，继而分一杯羹给壮大中的省级政府，以使他们持续效忠。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间，北京的朝廷积极进行这个二元计划，要将行政革新与立宪结合在一起。然而，这种改革却同时在中央政府之内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引起激烈的权力斗争。在京城的权力斗争之中，太后党的人不但保住了最重要官职，甚至还多占了几席。这种扶满反汉的倾向，对于朝廷拉拢地方集权中央的一番努力很不利。不但主张革命的日本留学生的反清意识高涨，中国境内也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美国歧视苛待华工，禁止华工入境，引发一九〇五年中国首次采取抵制美国的行动，即是民族主义精神的展现。这次抵制行动中，不只是一地商人行会决定中止生意往来，而是全国大多数通商口岸联合一致抵制美货。尤其是上海广州两地，学生和商人一起开大会，并且用了新闻鼓噪的现代手法。美国贸易受损了几个月，北京朝廷却迟迟不压制民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免挑起反朝廷的情绪。朝廷迫于民族主义高涨的压力，于一九〇六年的前半年派了两个官方使节团出国考察宪政。一团赴美国、德国；另一团赴日、英、法。考察团到了日本，伊藤博文给他们训话，说皇上必须保有至高权力，不可任权力落入百姓之手。回国后，考察团就主张效法日本，由皇帝同意颁宪法给予包括“公开议论”的民权，使帝位高于一切，反而可以巩固君统。慈禧太后即于一九〇六年九月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间，又派了考察团赴日德进一步研究。按一九〇六年十一月所改的新制，原来的六部扩大为十一部（即外务、吏部、民政、度支、礼部、学务、陆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同时议定保留与行政系统平行的军队和监察系统，再添上纯粹咨询的机构以传达舆论民意。改制的结果，距设置一个立法系统与行政司法鼎足而三的理想相去甚远。没有法律至上的概念，根本无从实施分权。慈禧太后再于一九〇八年颁布钦定的宪法大纲，作为立宪自治的准备。依照大纲，各省咨议局应于一九〇九年召开会议，中央资政院于一九一〇年召开。选举议员的人限有一定教育程度（府州学毕业或任教三年以上者，或有监生资格者），或资产额（有五千元财产者）。因此，有投票资格的国民共一百七十万人，约为全国四亿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每省按其投票人数之多寡可选出一定比例的谘议局议员。约翰?芬彻（John Fincher，1981）指出，当选议员者有十分之九是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从一八五〇年算起，他们算是第三代了，也是最后一代。以后便不再有这样容易识别的、受同样学术熏陶的、想法大致相似的一个社会阶层了。咨议局一旦于一九〇九年组成，言行方式就不得不变了。但仅有极少数人学会在大庭广众前高谈阔论，大多数人仍避免做此种令人尴尬的卖弄。局里议员的组织，仍以派系或私人关系圈子为原则，并不按立法性质方针组成。把利害讲得明明白白而表示支持或反对，显得只顾私利，因此一般发言多是崇高的陈腔滥调。有法律素养而能够拟法案的人，简直寥寥无几。与立宪并行的还有自治之推动，其目标是要动员百姓在地方士绅领导下支持推行新政的朝廷。封建制度的地方人治理地方的观念，是古代的自治先例。摩登都市率先有自治的是上海市，于一九〇五年由租界区以外的中国人组成了市议会。天津的新派大臣袁世凯也于一九〇七年设立县议会以为模范。一九〇八年，朝廷明令县以下自治筹措经费的税则，主要为货物税、执照税、土地税。县级与以下的地方自治措施是由当地士绅进行，他们不但想逃避重税，也要躲开基层行政免不了会有的贪官污吏。士绅们为教育并动员乡县百姓的新学堂开办的同时，控制地方的警察系统也开始启用。袁世凯率风气之先，令新设的警察局负责编写地方议会的选举名册。这些地方机构也和资政院一样，可以让菁英人士发表意见，甚至参与改革，像以往的士绅那样担负起供电供水之类的公共事务。但是政治势力却掌握在官吏手中。维新派菁英希望新制推行的经费另有来源，而且要来源正当。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颁布的市、镇、乡、县、道各级自治章程之中，各级都设议会。并且另定旧官僚组织辖外的商贸土地税则。可是，旧式士大夫阶级终将萎缩而失掉在乡里间的领导地位，最后完全由新的官吏系统取而代之。解决不了的制度问题清末的改制派极力要将大权收归朝廷中央——但来不及了。采用的两个主要策略是：开筑铁路，壮大新军以加强中央控制力。在此同时，一九〇六年增扩的十一部正忙不过来无数专门细目事务。改制的官吏们做的是成功无望的事，首先，中央政府权力改组就行不通。要求绝对不可稍减的皇帝专制权，凌驾在两个官僚结构之上，在京城紧掐着中央，在省里则控制着地方政府。北京的内廷以军机处为核心。每天，五、六位军机大臣要阅读地方大吏递进来的奏折，准备进呈皇帝批谕。这种地方巡总与内廷之间往来的奏折与批谕，都由驿站快马直接递送，能激励官吏奋发办事。外廷的六部尚书、都御史，以及京城的其它官员，与各省地方相关职权的官吏通讯办理例行公事。遇有重大事务，仍得递奏折待批谕之后，才能行动。有了电报以后，事情方便不少。所有的行政事务都要由北京做最后定夺。奏折批谕的一来一往都是皇帝经手，但是有例行与紧急之别。例行事务是按中央集权制度办理的，地方上的人事、财政等官员听从京城里的上级大臣指示。有紧急事务的时候，省级巡抚和京里的大臣都要听皇帝指示，地位是平行的。集权中央而使各省巡抚成为京城大臣的下属，根本不可能。尤其不可能的是，要把立法者兼行政元首的皇帝手中的批谕权，结合还停在“咨议”阶段的议会的立法行动。议会刚刚才有的“代表性”以及其多数决，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毕竟读四书五经的人一向不认为只凭数人头就能做决定。中央财政困难也迫使新政每一步都受阻。辛丑和约的赔款耗掉国库大笔收入，没有多少可以挪用的资金。这是帝国主义者——以不平等条约——害的，但也是清政府继承自明朝的税收制度已经无力应付现代化的要求所致。财政改革是很难的，不只因为很多人会因此砸掉“饭碗”，也因为这老旧的税制太虚浮不实，不知从何改起才是。第一个问题是，全国的实际税收始终有一大部分是下落不明而未编入预算的。地方上的税务官吏和地方政府，都是能收多少就凑和着用多少。至于上报朝廷的数额，都是自古就定好的配额。依猜测，报上去的也许只有实收数目的三分之一，也可能只有五分之一。第二，官方确认收到的税款——大致按配额收的——并不集中纳入一个“公共荷包”。相反的，簿册上只登记某些地方应缴多少税，应分派做某些用途。北京簿册上所载的数字很少送到北京来，也不在北京分派。因为一省之内的税收要七零八散地供给本省和外地的各种不同需求之用。十八省之中，有十三省惯常要拿出一定数目的税收供给外省的某些特定需要。这种特定支付程序使朝廷的收入被无数的既得利益套牢，其中大部分是官吏和军方的开销。此外，即便京城里也没有一个财政主管机构。一九〇五年前后的国库岁入按簿册所载大约是一亿二百万两（约七千万美元或一千四百五十万英镑），以这么大的国家而言是相当少的。户部算出的这个总数之中，土地税和贡米的收据数目仍按以往留下的老数字登记为三千三百万两，盐税是一千三百万两，其它税额约七百万两。自一八六九年起，户部的厘金税收只是按省里报进来的敷目记上一笔（一九〇五年为一千四百万两）。新列的数目渐增的总税务司收入（一九〇五年为三千五百万两），是另外处理的，而且已经指定用于赔款和借贷了。因此，新增的贸易税目——海关税和厘金——都不归中央控制，惯例应收的土地税数额却保持不变。主管职权分散，实际税收数目不明，许多经费被既得利益者霸占，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财政改革，非得先改掉清朝维持甚久的中央地方均势不可，亦即是，中央必须握有空前强固的权势。清末的财政发展大多在地方各省出现，属于既有体制之外的。一八八四年间，朝廷有意以各种不同的省级税则来调整增加中央税收，以供给军队经费。结果各省都反对枝节太多的新税则，整椿事不了了之。新设的省属机构——兵工厂、工厂、轮船公司、银行，都是由委员或省级官吏特别委任的人掌管。这些人既然不是中央派任的，通常也就不对北京负呈报之责。自古就有的户部，虽然于一九〇六年改组为度支部，却无法将财政集中掌握。其它各部仍然循往例，自己收经费自己支销，甚至自设银行，一九〇七年的交通银行即是一例。革新国家预算政策的第一步是一九〇八年的全国总税收调查，接下来是一九一〇年的预算估计整编，将中央与省级政府的税收及花费与地方区分开来。结果估计的总税收额是二亿九千七百万两，用度额包括省级的三亿三千八百万两，以及地方的三千七百万两。将有七千八百万两的巨额赤字。但是，计划与预算、征收数额统计、订定税率，都是同时在中央与省内进行，互相没有协调。各省既被期望供应中央岁入，却又不受中央部里的指挥。清政府在行政与财务管理上的能力不济，根源于中国的习俗、政治价值观、社会结构。清朝政府长久以来不务实际、被动，甚而像寄生虫一般，要现代化已不可能。武昌革命与袁世凯称帝在工业成长与汉人民族主义渐兴的新时代里，满清中央势力要压制各省，终于导致一九一一年四川省的保路风潮。投资兴建境内铁路的地方士绅打定主意，不让中央靠借外资收购路权占得便宜。朝廷派军镇压，引起激烈反弹。同年十月十日（双十日），武昌起义，导引大多数省分响应，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同盟会（一九〇五年由孙中山领导成立于东京）的革命者便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由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大家一致同意中国必须有代表各省民意的国会，必须团结统一才能防止外国干预，而有改革思想的袁世凯——李鸿章的接棒人兼培训新军的大将——正是有能力领导政府的人。经过一连串折冲妥协，中国避免了长期内战和农民变乱，也避免了外国干预。清帝逊位，孙博士辞了职，袁世凯便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总统。一九一一年活跃于革命运动中的各种力量中，最强劲的即是率领各省“新军”的提督，以及担任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革新派都市菁英。两者是宣布独立的各省之内的领导力量。率军的提督大致都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地方团练的第三代产物，咨议局议员们则是上一代承担地方公共事务士绅的衍生。立宪原本是人人在喊的口号，但是，慈禧太后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逝世（只比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晚一天——多么离奇的巧合）后，掌政的满族亲王目光短浅，只顾私利，阻挠了君主立宪。慈禧的用意显而易见，她宁可让三岁幼童当皇帝也不愿让主张维新的成年人继位。民国以些许自由主义的特色展开其历史新页。新闻不受管制，有选举出来的议会代表县、道、省内的地方菁英，有大多数为新组国民党人士组成的国会。不幸，中国的君主政体尚未拔除干净，却又没有其它适当的体制能够替代。袁世凯与古时的开国君主类似，是个武人——以后又被冠以“军阀之父”的称号。他是资深的清朝大臣，熟悉前朝的整套法律、行政、财务、军事业务，晓得如何利用规章以及武力与赏罚操纵百姓，恩威并施而令百姓就范。国会里八百名议员争执不和的提议与派系分裂，令袁世凯感到不顺他的意，一如三百年前明朝的万历皇帝一样，听不进大臣的说教。权威必须只有一个来源，因此袁世凯认定，唯有重新巩固独裁权，他才有希望统治中国。他的第一步就是除掉新革命派领袖宋教仁。宋教仁以同盟会与其它较小团体联合而组成国民党，这个党在一九一三年大约四千万合格选民完成的大选中获胜，宋教仁因而成为国会领袖。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令人刺杀了宋，进而恐吓国会，将国会废止。新设的省、府、县级议会仍然扬言要创组不受中央控制的多元半代议政体。一九一四年间的县议会是由二十名士绅组成，通常配合县长行使职权，以下还有乡里民大会。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把这些议会组织全部废止，接着又下令县长指派一名副首长来主管县内自治。换句话说，地方菁英丧失了议会，县长再度总揽全权。然而，要求组议会的呼声不断，至一九二〇年代东山再起，不过县长已设有行政局，因此仍旧掌控政策与财务。基思?修帕（R．Keith Schoppa，1982）研究一九二〇年代浙江政治发展时发现，逐步现代化的士绅菁英在核心地区可以发挥在公共事务上带头领导的作用，到了周边地区，却仍是正规官吏和旧式的乡绅阶级主持一切。清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已经支离破碎了。厄尼斯特?杨恩（Ernest Young，1977）指出，袁世凯想要现代化，但欠缺省里供输给中央政府的税收，所以动弹不得。他的改革政策（从清末的新政搬过来的）因此经常只是纸上作业，并未付诸实施。许多人主张的司法独立（此一举有助于废除治外法权），导致北京现行最高法院以及省、道、县级法院之设立。但不久县级地方法院就因为要节支而废止了，司法仍由县长主理。狱政方面也有改革。至于教育方面，袁世凯赞成全国一律实施四年义务教育，另外以特别的预备学校培养有志于更高学业的人才。经济发展亦在拟划中。然而，这许多的进步改革计划，因为凡事都要由中央颁布中央管制的观念不改，全都实行不利。省政府不得自行建设制度机构，以免中央权力一旦被削弱就无法挽回。袁世凯心中所想的不是“信任人民”，甚至连“信任有才学之士”也不可，而是“只信任中央集权”。简而言之，袁世凯的行事录上并没有“民主政体”这一项。一九一五年间，他试图复辟称帝，却于一九一六年间事未成便身先亡了。名义上由孙中山领导的青年革命派，几次想引起改革都未成功，在政务治理上没有经验，统治阶级之中也没有多少追随他们的人。因为一九一一——一二年间的各省军事提督和咨议局议员手中握的大权是从士大夫阶级继承来的，他们自然不喜欢长期动乱，因为这样会激起农民暴力。他们宁愿安定。艾士里克（1976）归纳的结论是，皇帝专制“不但限制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自由和主动精神，而且也防止地方士绅太过欺压其它百姓”。各省的士绅菁英推动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除掉了帝力对他们的权力施加的抑制。之后，他们重返当初赞成安定的立场，因此也就把“左右一九一三年大局的支持力”——此乃艾士里克语——给了袁世凯称帝独裁之谋。如此一来，保守主义面对任何社会革命运动时都是所向无敌的。以新扩充的三军为其势力依据的各省提督，只能变成雄据一个地区的武人，或军阀。保守的士大夫阶级无力重振理学信心，不能再用名教来动员新兴的都市各阶层支持中国民族主义了。相反的，地方士绅已经冲出了士大夫阶级的框架，大家族用各式各样手段来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优势。最近的研究以详尽数据显示，可帮助达到此目标的工具包括商贸业、丝织与制盐业、军阀势力、集合财产、文化上全面的主导权。不过这些新兴的地方士绅优势并没有一套新的中心思想。这是新的领导力以新观念从头开始的时候了。第三卷中华民国（一九一二——一九四九）这是一个明显双焦距的时期。从文化焦点上看见的是，外来商品、外来思想、外来行事方式空前大量流入，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涵盖的都要广远。在各个国家特有的影响之外，还有现代新风格的影响。一切事物都在变。可是，从社会政治的焦点上看，却有朝代交替空位期才有的好几种特征。袁世凯复辟失败后的十年中，军阀势力在乡下扰动，各通商口岸市内则是外国人在扮演主要的经济行政角色。这种情势激发了民族主义者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同时，动员全国农民的一项社会变乱也有了粗略的开始。列强之中，英美两国——两个新教（Protestant）传教团的主力国——依其盎格鲁撒克逊作风而比较赞成改革，认为改革比革命较有建设性。两国为改革提供的助力，大多来自私人的非官方管道，数量既小，来得又迟。相对的则有苏俄借着同时援助国民党和共产党而支持的激烈社会革命。此外，日本自本世纪初就对中国发出的文化与经济支配力，失控而变成了军事侵略，亦步亦趋地跟着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历史进行。日本的侵略行为——后来并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已陷在苦境里的中国人的折磨伤害是无法衡量的。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军阀时代中，中央政府权威低落，这也是此时期在文化、社会、经济方面反而颇有表现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恢复官僚体系的控制，相形之下，以前显然比较能开放自由发展。这种对照将突显中国政党独裁时期持续存在的两大主题。其一是专制中央集权论（authoritarian statism），即政府权威至上的观念，基本上即是效忠专制的中央权威，认为政治统一重于一切。另一个是社会民间的成长，包含文化方面的创作与社会改进。中国在适应近代世界的时候，未受中国官僚直接控制而自主独立发展，便是第二个主题的实例。不过这些发展并不能保证促进统一的中央政权。第十三章追寻中国的文明社会中国自由主义的范围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可以定义为：从市镇脱离封建制度而兴起的时候，就开始在西欧渐渐形成的一种民主制度社会。那是一种多元化社会，其特征包括：教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宗教和政治是分离的，有至高无上的法律保障人们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近年来已扩大为人权）。文明社会只能就程度差异而论，很难用简明的一句话说清楚，它含在一个国家的政务社会体制之内，却有适度的自主与自由。它不存在于伊斯兰教国度或近代的法西斯、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等极权政体之中，也不见于本书第一卷所叙述的中国历朝帝国。但是，晚期帝制中国的一些新趋势开始创出制度、功能、个人职业——整个是社会的另一个层面，都未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在外国人看来，改变趋势在开放的通商口岸中最为明显。然而其中的驱策力不见得来自外在世界，可能出自中国自身内部的成分更多，尤其是出自士大夫阶级在小区公众事务方面逐渐增长的活动。一九一一年以后，传统的非官方高层人士积极活动之外，又要加上几个近代要素：中国新闻业、教育、商业的成长。知识扩张与劳力分工本来就内涵着文明社会，因为这两种情势都使专精者有资格在自己专长的领域内自主活动。然而，诸如此类的自主活动，始终带有危害中国人的国家政府统一及秩序的意味，而中国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所仰仗的即是政府对人民生活无所不在的监督。如何使个人自主或自由主义（iberalism）与政府施加的统一和秩序平衡，是放眼世界皆可见的社会问题。但中国的这个问题却异常尖锐而顽强。举一个实证，法律至上未落实之前难以达成国会治理，因此无法采取行政立法分权制。国会尽管召开，发言尽管激烈，其立法功能甚小，不过是为了象征行政体系的合法性。按中国人的思维，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更大的团体之中是应受严格限制的。中国的个人从属于团体，中国的法律也不如道德观念的支配力大。中国思想里也有和西方文明社会观念类似的重要观念，不过是受限制规定的。例如，个人的自我表达和财产权——两者都是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权利，到了中国却必须获得官方允准才得享有。此类限制在晚清思想中便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理学的信仰体系迫于外来的“异体物质”（即近代化）和新知识有实际功用，不得不予以接受，但只限于当作治国的工具。要清朝的末代人士完全背弃理学思想是不可能的。有许多人试图从西学模式中找出重新肯定中国旧价值观的法则，是可想而知的。日本维新者面对近代化的时候，曾主张融和“东方伦理与西方科学”。在中国这边则有意识形态大将张之洞提倡的著名公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话虽然说得巧妙，却自相矛盾，因为中国哲学思想所说的“体”与“用”，是指一个单一个体的相关历面。按此理，中学西学应各有自己的体与用。即便如此，这两句话仍然十分普及。因为这似乎给了中国价值观较重要的地位，把西方学识降贬为仅是一套工具而已。怀有儒家思想的日本人提供了另一个有用的概念——西方式的国会可以促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不过中国用的阐释方法不同。西方政治思想建立了“权益”的概念——个人的欲求与团体的目标难免会有竞争摩擦。在西方，权益被枧为激起政治行为的动机力，上自国王下至贩夫走卒，无一人不然。代议政体即是为使相冲突的权益达致彼此妥协而设的办法。在中国却不是这样的。权益二字本身就含着自私的意思，而儒家道德认为自私乃是为害社会的恶行。所以，儒家只赞扬上下和谐的理想，并不强调改革者要用来达此目标的手段——代议政治。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观念——个人主义——从西方传到东方之际，完全变了形。史华慈（Ben jamin I. Schwartz，1964）很早就指出，曾于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翻译自由派大师（赫胥黎、亚当?斯密、J.S．穆勒等人）的经典之作的严复，就曾赞扬个人主义成长是支持国家政府的力量，却不提它与国家政府的相抗。最具影响力的改革者梁启超倡导的见解则是，每一个人应无私地拓展自己的能力，以贡献于强国富国。唯有如此，每个个人才能够帮助他的同胞。梁启超还引用瑞士法学家布隆契利（Bluntschli）说的话：人是为国家而生，不是国家为人而生。这种国家主权论的出发点，是儒家一向的教诲。从这一点延伸出去，所有类型的权利都是国家授予的，否则就是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保留不给的。中国的宪法都列明许多权利，但那只是规划出来的理想，不一定是要执行的法统。在这个中国版的“自由主义”背后，先要有一个假定原则，统治者的权力无限，仍是独裁的。他的治国之术可能扩张到包括宪法、国会、公民权利（以及义务）在内，一切都用于促进国家安定，强化政府势力。因此，权利都是“依法律许可之范围”受到保障，也就是说，要看当局法令许可与否。中国的宪法并没有像美国宪法那样变成不可触犯的法源，而是变成一套明白宣示的理想和希望，倒比较像美国政党的党纲。中国的自由主义既有这种“半途”（part-way)的本质，似乎把它称为原始型自由主义（protoliberalism）或中国自由主义（Sino一1iberolism）比较恰当。它来自中国政府里“文”的一面，而书生文官可以上奏折提出建议，却没有实施这些政见的责任和权力。近代的中国式自由主义者（Sino—liberal）的言论自由有限，因为他若放胆点明了地方上掌握大权的人抨击，难保自己不受政府中“武”的这一方施加的激烈报复。比这种顾虑更重要的是，想法已经定了型，摆脱不了这模子的约束。按维拉?史瓦兹（Vera Schwarcz，1986)所说，是摆脱不了“仪式化了的理学思想尊卑关系,……伦理要求的恭顺屈服”，这些都是在早期家庭教育时就灌输的心态。此外，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也被它形影不离的同伴害了。这个同伴即是不平等条约。一九一〇与二〇年代的军阀时代，正好也是前文说过的“条约世纪”期间外力影响的高峰。军阀的兵力在港口以外的“内地”劫掠，成为让外国炮舰留驻港内以备不时之需的充足理由。因此，中国型的文明社会在中国产生时，部分是按西方模型塑成，同时却在受着激起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势力保护。我们基本上最好记牢，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建立在与西方相异的历史经验基础上。若要认可中国专制集体主义体制持续长久的功效，以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为了找寻专制与自由体制两者的中点所费的苦心，并不一定要先抛开对于文明社会之自由个人主义抱持的希望。基督教改革主义的限度袁世凯以后十年间的中华民国，包括两个范围、两种政权，一是军阀占据下的中国，一是通商口岸的中国。军阀乃是从武的人物——可能是袁世凯调教的，他们凭着带有军队并且能喂饱军队而各据一方地盘。有好几个军阀是督抚出身的。他们的才能主要发挥在彼此互相攻打——或扬言要攻打——之上。至于各个通商口市，包括大多数的都市化核心地在内。而大多数的中国银行、企业、大学、专业人士也都在这些都市中。这些地方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联合组成的小区。中国政府权力系统中，坐镇通商口岸的这一支在军阀动乱期间维持了相当程度的安定。其实根本就是让军阀骚乱到此就止步。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矛盾是，不平等条约原则上是使中国蒙羞的，但实际上却常有实质的帮助。例如，一九二一年间，宜昌的商人两度遭到军阀洗劫，只得要求北京的外国公使在宜昌也设一个租界区，以保护百姓免遭军阀部队蹂躏。一九〇一年义和团乱事过后，中外两个动向在一点上会合了。追求革新的中国人建立起新知识的教育制，中国境内的传教活动愈来愈侧重以“社会福音”应对近代都市生活的问题。多少年来相互叱骂却难得相遇的儒家顽固派和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其各自的下一代此刻却为了谋求中国的福祉，而成为友好的合作者。举一个例子，从国际性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分支成立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由外国人辅导对都市青年与学生做的工作，获得中国商人和上层阶级的支持。约翰?赫西（John Hersey）写的小说《呼唤》（The Call）就描述了青年会于一九〇七至一九三七年间以中外合作方式进行大众教育及其它工作计划的详情。一九〇五至一九二五年的二十年间，中外基督教社群曾有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这个基督教徒合作时期的重要成就包括修公路、中国国际赈饥团的乡间工作、洛克斐勒资助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研究教育工作、洛克斐勒基金会出资给南开经济学院的社会科学系门、燕京大学与其它教会学院的扩增——包括南京大学的农业研究部，以及晏阳初（Jimmy Yen）主持的平民教育运动。这些事功有三方面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们对外资的倚赖有甚于中国的青年会，其中又以美资占大宗。第二，爱中国的美国人从参与中国生活中获得满足，这也是冷战时期美国人会有“失去中国”之感的原因。第三，这些事几乎连中国人的问题的表皮都没搔到。前述各种外国援助的活动之中，大多数只是实验性示范的处理，并不具有可以直接改变中国本质的规模。西方人在中国鼓励、促成、援助的计划难免流于肤浅，原因之一是，外国人交往的对象是中国的有知识的菁英阶级，而这个阶级只占中国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以教育为例，按饶懿伦（E．Rawski,1979）作的估计，晚清男性人口中能读写者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女性人口中占百分之十。但是我们看到的入学人数统计是，一九〇七年的小学入学人数为一百万，至一九二二年增为六六〇万人。同期中学入学人数则由三万一千人增至十八万三千人。对于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些数目实在是太少了。因此故，致力于创建中国文明社会的活动必须视为许多个成长点，如同生物实验室里的细菌培养液生出的孢子，散落在一大片平面上。若能假以充裕的时日，每一伙勤奋的改革者——社会、科学、医疗、民众教育各方面的——也许就能把工作延伸到更广的人群之中。不过，中国的问题太大了，到头来还是得靠政府来解决。政治新闻报导之姗姗来迟中国的独立的近代新闻业萌发，比西欧晚了大约一百年，比日本也迟了三十年，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窥见晚清惰性的全貌。旧秩序一直箝制住有关政府策略的言论，因为这仍是皇帝独占的禁区。自从宋朝初期印刷书籍开始普及以来，一千年间不断累积促成近代新闻业的因素。官方与私人藏书、文学鉴赏力与编纂技术、宗教经书、官方的大规模出版计划、京城流往各省政府的大量文件、地方志、方言文学、私人刻印书籍，都有一分功劳。一八九〇年代的初期，各主要通商口市共有十多份中文报纸发行。一八七二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有一万五千分的发行量。《申报》的新闻部分是报电报传送的，刊载内容多属商业类。中国近代报界拖到很迟才开始涉及政治报导，乃是为了尊重皇帝控制思想与印刷的权限。近代中国报业始于王韬等通商口岸内的中国人。王韬曾于一八六〇年代帮忙詹姆士?赖吉（James Legge）翻译儒家典籍，并随赖吉到苏格兰停留了两年。一八七四年，王韬在香港办了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赞助的报纸，刊登商业新闻与一般新闻，并且加上他自己的改革观点社论。替他作传的柯文（Cohen．1974）说，其中信息来自王韬具备的几乎独一无二的西方“田野经验”。但是，到了一八八〇年代，他的读者仍然很少。既有这么好的开始，中国的报业为什么在原地踏步丁二十年？为什么一直要等到一八九〇年代的危机再激起上海的梁启超等人以及长沙等省府都市创办持改革立场的报纸?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书生士大夫清楚固有的行事分寸，不会踰越朝廷的决策特权界限。只有获得特别恩准的时候，才可以向皇上呈进策论。至于一八七〇与八〇年代的激烈尖锐“清议”，制造的道德热力较多，实用真知灼见较少。要迟至一九〇〇年清朝被所有的外国打败——包括日本，朝廷的天命才开始亡失。梁启超在日本办的发表政治言论的报纸，是这个情势转变的明显标记。从此以后，主张改革的都市菁英开始在省内积极活动起来。中国报纸、杂志、书籍出版一经在有保护的通商口市环境中展开，以后二十年内就增加了好几倍。一八九六年设立的邮政，以及小学教育普及与识字者增加，都助长了书报方面的发行量。依张朋园（Zhang Pengyuan）所说每本杂志平均有十五个人看过，李欧梵（Leo Lee）和安德鲁?纳森（Andrew Nathan）估计(见Johnson等1985），晚清的书报读者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大约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市地区新产生的读者群以及一八九〇年代的局势，都有益于快速增长（到一八九三年，都市地区人口约为二千三百五十万，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中国只有九百一十家报纸和大致同样数量的杂志。有些报纸可发行十五万分。只算报纸的读者，总数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这么算来，比起其它近代化国家，印刷的刊物能触及的人数比例仍嫌小了。不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自一八九六年起渐渐成为教科书与杂志的主要印行者。写作新文学的人士发现，都市地区读者多是为消遣娱乐而阅读。据佩里?林克（Perry Link，1981）研究，“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三〇年间为这类读者写了将近二千二百本浪漫滥情小说。政治论述却非常少，这是因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这么大的国家里，仍然只占微不足道的极少量。近代中国的政治新闻报导大体上都是辩论性质的，目标在抨击或鼓吹某些想法，并不着重以事实告知大众。李欧梵和纳森引用梁启超的话解释：“说话是为改变世事而说，否则说它何益？”所以报纸数量尽管不多，却成为主要的政论工具。学校发展虽然北京大学向来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始于北大前身——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叶文心最近的研究（1990）却告诉我们，上海才是中国近代工程、科技、商业教育的自然发详地。例如，美国圣公会传教团于一八七九年在上海创设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学院。清朝政府于一八九六年在上海设立南洋大学，该校曾送学生出国深造，后改为交通大学，成为工科首要学府。近代新科门必须用进口的英文教科书来传授，这使得理学人士和新知识的隔阂更大了，这时候各门专用术语还没有确定的中译语汇，大学入学考试和期末考试常是用英文考，外籍教授讲课也都用英文。由来已久的政府社会结合体于一九二一年瓦解了，理学思想的世界观也于是崩溃。留下的空位中涌进来五花八门互不相干而且经常彼此冲突的文化成分。军阀时期的这一代人因此必须把事情整理出头绪来。姜?萨里（1990）曾就一位生于一八九〇年代的读书人的生活经历作了研究。此人受了四书五经的启蒙教育，到青少年期又得另受英美式教育，包括英语会话。由此可知遣一代人遭遇的困难之大。旧士大夫阶级以后的这一代菁英要谋求的解放不只一种而是两种，第一个要摆脱的桎梏是旧式儒家家庭制度的僵化观念以及父权专制。第二则是从新知识多种文化混乱困惑中解放出来。对于一个刚受完四书五经初级教育的少年而言，新知识带给他的是一种爆炸作用，把他刚刚在其中定好自己位置的知识环境炸得四分五裂。“中国不但不再是全世界，而且降为世界的一个小片断。”少年的心智与西方世界的相遇，通常都是一种“可造成严重伤害的经验”，充满“困惑与不确定”。少年心智需要“可能比第一次解放更明确果断的再度解放”，借着“寻得更高层次的整合或综合过程”，以从困惑中解脱。从被推翻的儒家思想束缚解放以后，惊惶失措的人们必须找一个新法则来安顿自己的世界。信奉基督教、信仰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全心投入某种新行业、献身爱国革命，这些都能帮人找回自我形象。没有了知识勇气，简直就不可能存活下去。以上便是民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适应新环境的创痛。他们对日本既已完全绝望，就转向欧美去寻找拯救中国之钥。这个任务使他们率先倡导二元文化政策（biculturalism），因为中国人到东京所感受的文化冲击，比起到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的感受，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美国国会于一九〇八年决定以美国的这一分庚子赔款大约一半之数（一千二百万美元）来资助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中国政府便开始实施送学生到美国深造的计划，设立清华学校（一九一一）为预备学校。一九二九年间共派遣一二六八名留学生至美国。一九二四年间，美国又将赔款的另一半（仍由中国政府支付）指定赞助中华基金会。该基金会由十位中国受托人与五位美籍受托人组成的董事会主持，拨发奖助学金给私人的研究及教育计划。此时期在美国深造过的中国年轻理工学者，于一九二四年组成了“科学会”（Science Society）。不久，科学会的期刊就成为新式读书人普遍抱持的希望的代表，这个希望即是，科学与科学性的见解可提供一个公认的解答中国问题的方式。此外，截至一九二〇年代，中国境内的上百所教会中学合并而升级成为十多所教会学院或大学，通常是在美国成立校董组织，教职员中美籍的都有。但美籍人员的住宿条件比较好，而且薪水是由美国的董事会发。这些美式机构都受治外法权的保护。像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在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间教育了各港口都市里新兴中等阶级的子弟。天津有一所著名的私立的而且是纯粹中国出资的学校，即是张伯苓在一九〇四年以后开始主办的南开中学、学院、大学。经费大都来自当地中国家庭。中国的慈善事业另外还资助了厦门大学，以及上海的两所学院——天主教震旦学院（一九〇三建校）和复旦大学（一九〇五）。但是，不论那一所私立学校都不如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教育中心出色。这儿本来是专为培训官僚或替旧官僚换装新门面的地方，到两个人来担任校长以后才改观。一位是一九二一年的严复，另一位就是一九一七年上任的蔡元培。蔡原是清末的翰林，曾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他是袁世凯时代流产的内阁中第一任教育部长，后来到德、法研读了五年。为了培养北大学术思想之多样，他广招各方人才，而且坚决反对政府干预教育。他邀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在巴黎期间便受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吸引，回国后主办了很有影响力的议论期刊《新青年》。陈在北大时曾为提倡科学与民主而领导抨击儒教及其一切恶行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日本于一九一五年提出的“二十一条件”，企图把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的目的虽未达成，此一事件却结束了以日本为中国改革榜样的时代，加强了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就在此时，提倡新知识的读书人为自己确定了新的角色——不做官，回避政治，不再循前辈的取向，以便检讨旧式的儒家价值观与制度，摒弃阻止中国前进的东西，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找出新文化的元素。新文化运动（New Culture Movement）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文字工具。二十世纪中国文字系统大体上仍是沿用公元前二百年前后造的字。每个重要的用字都已经变成像洋葱了，有无数层不同的用意，都是千百年来不同用途累积而成。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拉了文pater如果保留其在古罗马时代的字形传至现代，可以用来表达的意思（也许还要并以别的字）可包括父亲、爱国主义（patriotism），父系血统（paternity）、（基督教）教父神学研究（patritics）、祖传财产（partrimony）、赞助（patronage）等等。因此，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指那一个意思，必须看其上下文才能确定。也因此故，必须晓得古拉丁文的原文。这种情况使文言文不能成为便利小学生解答人生问题的工具；它本身已是生活中的难题了。如果不下苦功把文言学通了，就休想进入上层社会阶级。普通人办理日常事务用的语言，比起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用的少数人才懂的言辞和艰深的引经据典，要容易得多。文学革命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用白话文来写作。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就采取了这个步骤，即是，用各国本地语文取代拉丁文。新教的传教士是履行此步骤的先锋，用白话中文的圣经向一般百姓传教。对新一代的读书人而言，推行白话文的时机已成熟。领导白话文运动的人物是胡适，他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康乃尔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主张以白话文为学术论述及其它一切沟通方式的媒介。许多人都加入这个否定文言优于白话的革命运动，白话的运用迅速普及；古文的专制就此被推翻。追随杜威（John Dewey）而讲求实用主义的胡适，也是提倡以科学方法思考批评的主要人物。科学在工技研究上的价值早已不容置疑，将科学的思考方式运用到中国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上却是跨出了一大步。新式学术研究猛烈攻击上古中国史的神话传说，重新评估古籍的来源。此外也研究中国民俗，重新衡量明末与清代白话小说的文学价值。科学方法的批评研究十分早熟，因为有清代考证学的成就先铺了路。新文化运动的创造力，要放在其历史背景中观察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暴露了欧洲高傲文明之中原来隐含的野蛮性。奥匈帝国、俄罗斯的沙皇帝国、日耳曼帝国先后崩溃。威尔逊总统宣告了主张民族自决与开放民主等原则。数种社会主义思想、妇女解放、劳工与资本家相对的权益等各种观念传遍全世界，也涌进了共和政体中国。在古老中国社会里仍只占着顶端薄薄一层的中国知识分子菁英，本能地担负起理解并评价变迁的外在世界的大任，同时也努力重新评估中国自身的固有文化。五四运动挑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事件的，是凡尔赛和约将山东原德国租界移交给日本的决定。消息传来，引起北大及北京其它学校约三千名学生到故宫前面的天安门集体示威。学生们烧了一名媚日阁员的住宅，殴打了中国驻日公使。警方攻击了学生，学生于是通电各地学校一同罢课，并组织爱国行动队伍，四出散发传单。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等地也都发动了示威。有几名学生在示威行动中丧命，不少人受了伤。被捕的示威者很快就把各个监狱塞满了。同年六月间，各大城市商人关店罢市响应，使抗议情绪扩散更广，导致抵制日货行动以及与日本居民冲突。有一年多时间，爱国学生持续鼓吹将日本在中国的市场摧毁，成效相当可观。同时，最具影响意义的是，新近成立的工会也发动了罢工，加入中国有史以来抒发国家民族情感最大规模的示威。这次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其发动者是知识分子，他们使科学和民主等新文化概念与新爱国主义会合而成反帝国主义的行动。这一代读书人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能积极担负起决定中国命运的重任。他们甚至开始透过其学生组织与一般民众接触。在知识分子动员中，文学界以新白话文写作的小说等带头示范。大多数作家都有很高教育程度，而且出自上层阶级。其中主要人物多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在都市中贫困度日，而且经常受警察骚扰。他们的读者多半是都市中的学生，和他们一样卷入了社会革命。这些作家反对家庭制度的束缚，主张个人表现自我，包括性的自由在内。有些前进者的浪漫个人主义和自剖——以第一人称叙述或日记体畅所欲言，足以令严格的儒教规范震惊。一九二〇年代的杰出作家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生于浙江一个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家庭，考过秀才，在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读过理科，到日本又改读医学，最后决定以文学为改革社会的事业。他开始成名要等到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讽刺小说《狂人日记》之时。故事的主人翁在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书申，从字缝中看见处处都是“吃人”二字。鲁迅还说，中国文化是服事主子的文化，群众痛苦的代价换得的是主子的洋洋得意。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和罗家伦等，在他们办的刊物《新潮》中倡导中国的“启蒙运动”，驳斥儒教家庭束缚是奴役，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一九一九年三月间，学生们就成立了演讲社，以进行对一般民众的倡导。此类学生活动有激进者加入，一心要“救中国”的张国焘便是其一。就这样，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学生、作家，有一部分人士投入了文化斗争，要废除旧中国的老旧恶习，为新中国建立新观念。这些要做领导者的人却面对一个重大障碍：中国的二阶层社会结构，亦即统治阶级与平民大众二分的事实。新兴的菁英阶级能够与一般民众沟通交流吗？这些新的指挥者会不会跑得超前他们的兵丁太远？中国中产阶级兴起可以与学界社群自治相提并论的，是都市生活中功能集团（functional groups）的新的自我意识。最近的相关研究显示，上海与北京市内兴起的机构组织都是新与旧、中与西合并式样的。上海的刚成形的中产阶级，是由经营外贸的中国商人起步的。一八四二年以后，广东的行商掮客由买办接任，按契约替外商处理贸易中涉及中国的事务。外国人处理货运、保险、进出口投资，买办的利润来自外商付的佣金、经手资金的利息、代理财务的酬劳，以及他们自己投资买卖的盈利。因此，中国境内外国银行的买办掌握了与中国“本土”银行交易的厚利职权。上海买办最初都是广州茶叶贸易业来的，后来又有从宁波市和江苏省来的。一八五四年的总人数是二百五十人，一八七〇年增至大约七百人，到二十世纪初可能已有两万人。买办的职位好像家产一样，都是父传子的，或传于侄儿。他们不像老式的人那样赚了钱就买田产，通常都是投资外商公司，如此也可避免被中国官吏揩油。要区别谁是“买办中产阶级”谁是所谓的“国内中产阶级”（如中国共产党为宣传而常做的），实在不可能。他们都是同一个团体里的分子。由于中国农业仍然生产全国总生产额百分之六十五，整个经济体系中，近代化的部分依旧很小。中国避开了受列强外国剥削的半殖民地角色；没有变成外国的供应主要来源，也未给外国货品提供广大市场。继鸦片之后，销路广的进口品只有工业用纤维纱和煤油。简而言之，传统的经济系统仍能配合中国的低生活水平继续发挥效用，近代化经济能派上用场的机会也就不多了。以汽船和大汽艇为例，虽然投入中国的水路运输网，并未使水上运输系统改观很多。中国商人倒是很快就利用了这些快速工具，不拘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经营的。清末自强运动期间，主其事的大臣都有协办者、顾问、秘书、代理人、合作伙伴构成的人事网。这个复杂关系网也管到了“官督商办”系统中的商人，但是官吏并不负责生产事务。玛丽克莱?白杰尔（Marie—Claire Bergere．1989）认为，自强运动时期推动洋务者便是利用这个官僚综合体而运作，权力仍归官方。近代化的推行，必须靠官商两方的私人关系和利润分享才能达成。清末实行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官吏们的官僚资本主义。清廷曾于一九〇三年以谕旨提高商人的地位，藉以拉拢都市商绅。此后至一九〇七年间，新设的贸易部还有奖赏投资者、工技师、创业者的措施。到一九二一年，各省有省县议会之外，总共有多达七百九十四个商会，七百二十三个教育社团。这些结社力量脱离了朝廷管辖，组织起超越省界的全国性团体，如中国教育协会、省议会联盟即是。这类团体所代表的是士绅商人阶级。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国的外国运输与贸易量都因而减少，进口量下降，随后便是外国需求的中国原料输出增加。此时世界市场上的银价大涨，增加了中国通货的购买力。没有外人来竞争，是中国企业家发展的良机，即便运输短缺使他们向欧洲订购的设备不能准时送达。到了一九一九年，欧美需求下的大量出口，以及白银兑换黄金的价值上涨，都使中国商人大获其利，也因此刺激了中国的进口。与十九世纪末的自强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波工业化偏向生产供立即消费与获利的消费商品。据白杰尔说，一九一二至一九二〇年间，中国工业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八的年成长率。棉纱厂成长速度很快，单单一九三一年一年中就开了四十九家。上海的面粉厂大增，广州则有香烟、制造、火柴业兴旺。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间，上海共有二百家新的机械工程厂开设，一则是为维修设备，同时也自制编织机、纺织机，以及其它工业用机器。到一九二〇年，其中大约一半的厂家在使用电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开始出现近代式的银行。除了北京中央政府所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外，还有十多家省营银行，主要是处理政府的资金和借贷。另外有十多家则是纯粹商业性的银行。至一九二〇年之时，上海还有七十一家旧式钱庄，专作短期贷款，处理鸦片商和染料业的资金。证券交易所和全国性的银行尚未出现。上海人口——包括国际租界、法国租界、租界外的市区以及近郊，一九一〇年总计为一百三十万，一九二七年为二百六十万。一九一九年间，香港先施公司与永安公司在上海市南京路开了百货公司，是华侨势力伸入上海之里程。继而有香港上海银行公司与怡和洋行的新式大楼在洋经滨建起。一九二五年以后，公共租界的“上海工部局”开始有华人任议员；上海近郊则有中国人的行政自治机关，一九二七年并人大上海区之前是相当自主的。公共租界内有中国纳税人协会的组织，另外有许多企业人组成的商会，以上海总商会的势力最大。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大老板组成了企业家的新阶级，和地主士绅有往来，但不听其指挥。这种新兴的地方商绅阶级以上海的最为明显，他们不让政府管到他们头上来，自己从本地读书人里选任官吏。他们的官僚都是就地取材的。新兴企业人阶级的迫切要求自治，不逊于发起五四运动的学界人士。实业家们多赞成教导实用主义而重视个人的新式教育。例如，继蔡元培之后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发起的新教育运动，就曾得到势力颇大的江苏教育协会的大力支持。一九二〇年代的学界和企业界往往因亲戚关系而联合为一体，例如，曾国藩的女婿是上海兵工厂厂长聂仲芳，而聂的诸子都成为纺纱厂老板，其中聂云台还兼任上海总商会的主席。上海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有其自创的组织。一九一七年发行的《银行家周刊》，促成了一九一八年设组的上海银行业公会。上海的这个先例，引起汉口、苏州、杭州、北京、天津、哈尔滨各市也都成立银行公会。至一九二〇年，各市联合组成中国银行公会。另外，纱厂老板们也组成全国性的公会。这些组织研究世界市场，不再像往昔商人只以独占为目的，而是注重扩张成长，有国际观。有些大银行家是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的，最为外国人熟知的是美国宾州大学华顿财经学院毕业的陈光复。原来的普通合伙公司或私人公司，开始转变为股分公司，但仍是凭家庭关系经营管理。家族关系之为企业的基础，可以藉荣氏家族的例子证明。一八九六年，荣氏开始在上海和无锡开办银行。传至第三代，共有十一位荣氏子孙在开面粉厂和纱厂。到了一九二八年，荣氏兄弟共有五十四人在家族事业的十二家面粉厂和七家纱厂里担任经理主管，占最高级主管一半以上。地域关系和家族结构在新兴的企业人阶级中举足轻重，显见企业家们并没有断然脱离中国社会，倒不妨称他们是“儒家现代化人士”（Confucian modernizers）。白杰尔怀疑一个“有企业心的、开放自由的、见多识广的中产阶级”能不能移植到旧式的官老爷与佃农的文化中，而且在其中繁殖。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是，新式的商绅已经和朝廷疏远了。而这个事实导致他们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革命期间支持各省的改革派菁英。一九二〇年代的商绅们赞成胡适及其北大同僚的呼吁——要中国士人菁英起而行、要发展专业技术、要好政府整顿财政作前瞻的擘划。胡适代表了北京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与上海的企业家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企业界赞成当时正流行的各省结成联邦的概念（这与美国各州最初的联合组织类似，但后来证明行不通）。他们也都赞成各省自治与联邦制度。另外一个务实的措施是成立商人民兵团。企业界期望自治而不让中央政府控制他们的经济功能，同时却又渴盼集权的秩序，实在是自相矛盾的。从一九二三年三月起，企业界透过商会组织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大会，讨论解决政治整顿统一与军队及财政管理等问题之道。六月间，自治情绪高昂之时，上海总商会——既无领土也无军事基础——竟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总商会成立了一个“人民政府”的委员会，不久就和当地的军阀谈判以减少战争行动。然而，上海的中产阶级和北京的读书人一样，在这种事情上，超出了“文”的范围就无能为力。商绅阶级无法发展军事武力。上海的中国商人们随即又反对新出现的左倾劳工运动，这个立场获得外国人的支持。陈独秀于多年后回顾当时在上海为压制工运募款之事，表示他的目的在于打倒军阀并支持新式政府。陈与胡适一样，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能够领导自己的社会阶层，却不会控制统治力。两人都是反帝国主义的，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人同样陷于两难的境地：又渴望自主权，又需要一个可能接近专制的强势政府。工商业在京师里是次要的，首要的还是人口，即是八旗军人和为内外廷提供服务的各行生意人与工匠。外国军队于一九〇〇年占领北京的时候，在日本提议下按日本和欧洲范本设立了一所警察学校，招收的学生多为八旗军，以后这些穿制服支薪水的警员就成为新型的公务员。袁世凯随即把警察系统推广到各大都市。大卫?斯特兰德（David Strand,1989）指出，"即便已经淡化了，喜好给人训话、管闲事、调解说和的儒家心态激发了有效的警察工作"。至于扈从主义（clientlism）和惯例的舞弊，自不在话下。一九〇七年成立的北京商会也是一个新组织。虽然其成员只占北京二万五千家商号的百分之十七，却代表了全体一致的利益，如避免钞票通货膨涨即是一例。商会的领袖不免要被卷入北洋时期的政治。北京城有大约一百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各行买卖手艺同业组织，以盲眼说书者的同业公会为例，成员就有五百人左右。制墨业则有大约二百位师傅，三百名未出师的学徒。五四运动要寻找“激进政治的无产阶级根据地”的时候，发现既有这些同业公会，似乎不急需再在工厂里组工会了。坐人力车逛街于一八七〇至一九四〇年代盛行于东亚各地，是廉价腿力和球轴承车轮（ball-bearing wheels）的混合产物。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城有大约六万名人力车夫，在一九二九年的暴动中攻击电车，把电车公司的九十辆车打坏了六十辆。总之，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目睹各种民间团体激增，鼓吹自治、节育等主张，面对军阀互斗的战乱与乡间受的蹂躏，士绅们成立了维护和平的社团，输入食品、开每天赈济八万人的粥场、出资遣散战败的兵卒。这种行动在北京必有先例可循，譬如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又被清军逐出的期间，应发生过同样情形。一九二〇年代的一些新旧混合的行为已经有了文明社会的风范，但是并不能使军事力量由此滋生。武力必须从外面进来，即是一九二八年北伐的革命军。有关汉口、上海、北京等都市的研究，都展露出不时受道德共识推动的自觉性社群形象。往往都是既有团体或机构中，市民之间关注公理与民生的共识。当然，这种道德上的一致，继承自儒家思想，通常很难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人理解。因为它混合了通俗的正当感以及对于“军事”权威的持续顺从。中国式文明社会的半自主性与政府势力面对面时，似乎也有儒家书生臣子面对皇帝时的那种脆弱。他们尽管理直却不能气壮。中国共产党之起源中国的企业人士和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派人士一样，决意不沾政治不做官。五四运动中的一部分行动主义者却有心寻求新的政治力量。这些人虽然是刚萌牙的中国文明社会里的学界滋养生长的，却投身于由来已久的事业——要创造能给中国带来统一、社会秩序、富裕、力量的新政府。也因此故，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派。一是胡适、傅斯年等学院派，提倡以新方法整理国故并重新评估中国历史文化。另一派是陈独秀与张国焘等政治激进派，合力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运动。从一九〇〇年代初期，无政府主义已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先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一九一七年苏联革命把列宁主义带到中国以前，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大多爱读普鲁东（Proudhon）、巴枯宁（Bakunin）、克鲁泡恃金（Kropotkin）的理论，及其主张的谴责政府、国家、军国主义、家庭等一切权威。无政府主义作家引用克鲁泡特金的名言，指政府已经变成当代的上帝。他们以雄辩之才阐述平等主义的观念，尤其高呼将妇女自家庭束缚中解放，将农民自剥削中解放。这些都将成为中国的革命词汇。无政府主义者不愿依赖政府，而是要每一个人解放后，以不流血的方式再创远古时代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彼得?扎罗（Peter Zarrow，1990）就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所作的分析，令人觉得他们太沉缅于乌托邦式的希望，以为只要一步就可以从儒家观念的紧身衣进入全然的自由境界。这种想法荒唐得可怜。结果除了暗杀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实际上该怎么办呢？新文化运动虽然吸引了读书人，却不足以使青年们藉创造新社会秩序而获得中国救星的新身分。一九一九年以及后来，在北大受到蔡元培鼓励的学生讨论会成为榜样，天津、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各地的大中学生都相继效法，上海的学生尤其积极。大多数团体都办有期刊。这些行动主义的学生们给了自己新任务，不再求为国效劳，而是要为社会效劳。最近才意识到都市劳动阶级存在的学生们，现在又想打动一般民众了。社会主义似乎大有可为，有些人认为它终将使工人与知识分子团结，因而防止阶级之战。亚里夫?狄尔立克（Arif Dirlik，1989）指出，此时期的某些国民党内的社会主义者，把拥有地产——而非资本主义——当作抨击目标。到一九二〇年，已有六、七个主要都市中有思想激进的研究会成立，其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各自主动加入相互激励。北大教授李大钊于一九二〇年三月组织的研究社，树立了此类社团的风格。狄尔里克认为，一般史学者虽然公推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党人之一，其实李并未一心以建党为念。他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十分热烈，但实际行动方面却希望所有的社会主义者能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似乎主要归功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Comintern）。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害得他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坐了三个月监牢。一九二〇年秋天中国共产党核心的实际组成，主要是靠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维丁斯基（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接替维氏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史尼夫列特《Sneevliet，即马林[Marin]）——于一九二一年来到中国以后，中共的建党大会才于七月在上海召开。经由办期刊、开书店、翻译、办研究会、组工会等宣传方式，中国共产党迅速确立了“行动的意识形态”的组织恃色。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分裂以后，中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首要宗旨，从此成为一个谋求权力的、秘密的、排外的、集权中央的布尔什维克（即列宁主义的）政党。五四启蒙运动被他们远远抛在后面。一九二一年七月由俄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的建党大会，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两位“创党人”都未出席。过了一年时间，才通过了党的规章原则。这时候，最初的十二位建党代表之中有将近半敷已经离开了。早期中共党员究竟是否确实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再推敲的问题。建党党员之一的毛泽东，一开始是五四运动的信徒，是主张改革的渐进主义者（Gradualist）。要等到明显受挫以后，他才认定激烈革命行动是唯一行得通的路线。毛泽东曾经赞成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提倡互助与合作之说。一九一四年他十八岁时，读了蔡元培译的德国哲学家鲍森（Friedrich Paulsen）作品《伦理学体系》（System derethik），还作了批注。能将哲学大众化的鲍森主张，“意志对智能而言是首要的”，伦理含于自然之中。宇宙的行为有伦理性，个人的行为亦然。因此，主观态度与客观态度并不相冲突。这种伦理色彩对这一代的中国人特别有用，可以帮他们使历史与价值观调和一致，使中国的伦理教条遗产与近代科学知识调和一致。五四运动将爆发之前，毛泽东从北大回到湖南，办了一分讨论刊物，提出其辩证看法，指人民受压迫的阶段之后将是人民转变的阶段，中国经过羞辱衰弱的时期之后，将以强势大国的姿态抬头。这种看法表达的使相对者统一的主题，可以远溯至道家的思想。毛提倡的“人民群众大团结”，其道理是，社会中的团结集团长久以来全凭联合一气而占得优势，现在轮到人民群众以同样方式来占上风了。毛泽东表达思想的措辞具有世界性与普遍性，不过他最初的实际行动之一是参与湖南省的自治运动。这项运动旨在成立湖南省的宪法，以反应当时流行的各省独立组成联邦以促成中国政府现代化的主张。自治必须以民意为基础，有民众参与，也就是必须动员人民。毛的刊物于一九一九年末遭禁以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和上海，在两地都找到了志同道合之士。但是他还不是阴谋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他于一九二〇年组成一个俄罗斯事务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湖南分团。甚至他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党会议之时，也还未全心投入阶级斗争。一九二三年间，他组成了“湖南自修学院”，宗旨之一是，用旧式中国书院传播近代知识的新内涵。他本来还要为湖南的工人运动效力，却不得不于一九二三年四月逃往上海。上述有关中共建党人士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的数据，显示一个密谋夺权的组织在中国出现时，要具备形式相当容易，反倒是做为组织方针的理论依据比较不容易规划完善。几千年历史中曾有无数抗暴造反者秘密组成结拜兄弟的团体。孙中山组党之初，确实曾因为难以超越这种古老作风而感到棘手。汤尼?赛克（Tony Saich）编辑的中共各支党部与中央的往来书信（即将出版），指出一个事实：所谓“民主的中央集权主义”（democratic centralism）这种单向式的党纪，早期曾有执行上的困难。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将包括运作风格和观念两方面。强调党的权力高于一切的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只是马克思主义衍生的一支，它有它的民主期望。至于剩余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观念与“劳动学习”的观念（即是使知识分子成为劳动者，使劳动者成为知识分子），以后仍将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但对于促成中国式的文明社会无甚帮助。一九一〇与一九二〇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学界人士和都市企业人士的经验，都证明这两种人同样不能只凭自己的力量奠定政权。他们虽然需要新的政治秩序，却只能静观历史将给他们带来什么。第十四章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孙中山与联合阵线军阀割据的中国重新统一，也与历史上其它再归统一的先例一样，需要三十年时间，从一九二〇年起至一九五〇年止。也和其它类似的时期一样，这三十年是漫无头绪的一片混乱，因为有平行的好几路人事在同时进行。对外关系方面，有一九二〇年代的争主权运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行为使争主权转为爱国抗日，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为止。国内政治统一方面，由两个专制政党力量组成的联合阵线进行，而两党都受到俄国的列宁主义者鼓动影响。在一九二〇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了瓦解军阀势力打倒帝国主义，曾携手合作，也相互竞争。两党于一九二七年拆伙，虽于一九三七年再度组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却始终是死对头。同时，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宣称统一而建立国民党政府之后，党内却发生第三条斗争路线。这次的党内之争的双方，一是仍在继续发展的文明社会元素，一方则是因为日本侵略而获得认可的军事独裁。三条冲突路线无一不把旁观者搞得胡里胡涂，也令参与其中者困惑。三者一起把共和下的中国变成充满不可解与误解的谜。我们作析解，必须从孙中山这位爱国者开始。他的诚恳使他能够几乎不涉意识形态，却敢大胆冒险，这两者正应了当时情势的需要。孙中山生于靠近葡属澳门的珠江三角洲的一般百姓之家。但是他的成长期有部分时间在夏威夷渡过（曾经因英文成绩优异获得学校奖状），在香港受完医学教育（故有“孙博士”之称衔）。一八九六年间，清朝驻英公使馆将他拘禁之后又不得不释放，给他赢得革命先驱的名声。一九〇五年，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协助他在东京组成了同盟会。因他有革命元老的象征地位，一九二一年曾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几个星期，之后便让位给了袁世凯。孙的国民党本来的宗旨矛盾不定——只有重整中国社会的有限目标，到一九二〇年代却突显得十分清楚。因为孙中山于一九二二年决心要向苏俄学习，他的接班人蒋介石一九二七年的决定乃是与苏联一刀两断。列宁主义所说的反帝国主义理论已超出国家的范围，因而带有一些世界性的色彩。由于政治思想在中国向来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为依据，而且中国自古就有包容文明世界的传统。因此，中国的革命者自然选中了有全球普遍效用的教条为号召依据。孙中山虽未表示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清楚看出共产主义方式的有用之处，所以同意容共，共赴民族主义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是将分散在各个国家里的共产党组织而成。一九一九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曾鼓励在欧洲各地进行革命。一九二一年以后，列宁回到他的“新经济政策”上，虽然共产国际仍在与复苏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较劲，其革命性却已变得较不积极。只有在中国的作风依然不改。列宁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利用亚洲落后国家为获利来源，才得以支撑其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亚洲不再受帝国主义剥削，西方国家的工资将持续上涨，从而迫使资本主义迅速崩溃。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将使帝国主义列强丧失赚钱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因此等于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最弱的弱点进行“侧翼攻击”。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弱点是亚洲经济结构，这儿也是帝国主义剥削劳动阶级最不留余地的所在。苏俄政府逐步放弃了沙皇时代与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藉以讨好中国。不过随即发现这么做对以前在东北的权益而言吃亏很大，因此其外交部继续与北洋政府以及华北军阀有外交往来，同时却以共产国际进行革命颠覆。一九二二年的孙中山已经历过三十年的风浪，走到了一生机运的低谷。他于一九一二年被拥上中华民国总统之位，却眼见自己的国家分裂为军阀割据状态。为了藉用军阀手段使中国统一，他得与广东的投机武人共事，却于一九二二年六月间因为不敌对方的阴谋而逃往上海。就在此时，他证明了自己是国民党的首要领导人，也证实他无力完成革命，于是才与共产国际连手合作。一九二二年九月，孙中山便按苏维埃路线开始重组国民党。这种为便宜行事而结合之举，是有严格限制的。联合声明由孙博士和苏俄代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宣布。声明中说，孙并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因为环境条件不适宜。苏俄则同意，中国需要统一与独立，故乐于协助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战斗。孙中山于此时写信告诉过蒋介石，能找得着谁帮忙就找谁帮忙了，而西方列强都不愿帮忙。虽然孙中山此时争取且接受了苏俄之助，在他心目中，共产主义并不能取代他自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方针。即便他发觉，将共产党强调的以反帝国主义精神激发群众运动之说并入他的想法，有其效用。以这欠安定的结盟为依据，苏俄的协助随后就到。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初在广东成立政府之后，便派蒋介石到俄罗斯考察三个月。蒋回国后，于一九二四年担任在广州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这时候，擅长组织且曾居留美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担任指导国民党革命的专家之职。他帮忙创办了一所训练宣传家的政治学校，教国民党的政客如何博取群众支持。于是国民党按苏俄的模板发展了许多地方性的小组织，并且由小组织选出代表，参加党的大会。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选出苏维埃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为党内的主导权威。党章由鲍罗廷起草。协助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之余，共产国际隐而不宣的目标是要发展中国共产党，并且使中共在国民党内取得战略地位，进而控制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同意之下，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然另成一个独立组织。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坚持，中国共产党首肯了加入国民党而成“内部集团”的策略。孙中山觉得此策可行，因为中共的党员甚少，两党基于反帝国主义而联合，而国民党也有意带领一个宽容的、全国性的、多阶层的运动以避免阶级之战。孙中山同时觉得，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异不大（至少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来是如此）。至于中国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群想要垄断俄国援助的“青年”，如果俄国为与国民党合作而必须不承认这些青年，俄国人就会这么做。中国的共产党员们却正在都市工人、贫苦农民、学生之中寻找确定的阶级支持。不过他们看得出，这种阶级基础还太弱。所以起初只求跟着民族主义运动走，利用这个运动，但不要令其中占大多数的非共党分子产生反感。应注意的是，共产党在中国这时候还只是婴儿期。一九二二年的党员还不到三百人，到一九二五年仅有一千五百人左右。而一九二三年的国民党人数已将近五万人了。赛克（将出版）查阅中共早期文件，指出共产党人在运用“内部集团”策略时的进展乃是假象。事实真相是，中共党员挤入国民党高阶位时能有影响，却没有势力。中共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宣称领导了一百二十万名工人，其实只是工人代表曾出席中共主导的第三届劳工大会。他们造起来的不是“泥巴脚的巨像，而是泥巴脚的佛陀像”（注：feet of Clay 字面意为泥巴脚，意指根本弱点）。共党在一九二〇年代的第一次联合阵线中，无论是在都市或乡村，都未能打下长期支持的基础。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不稳当。其维系力量是彼此的利用价值、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以及孙中山在世之时对国民党内反共较激烈分子的驾御力。一九二五年间，上海和广州的学生示威与帝国主义势力开火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与六月二十三日），掀起全国人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不平等条约与外国人的特权持续存在的恶劣事实，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引发的行动包括对英国与日本的长期抵制与罢工。蒋介石之得势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不幸早逝之后，他的追随者完成了自广州至长江流域的北伐（一九二六——二七）。受了新的宣传训练的国民革命军人员，比蒋介石的军队先一步出发。军队有俄国顾问，配有俄国武器。借着宣传先行，鼓励民众，以及“银弹”贿赂的手段，北伐军的六支主力将华南地区的三十四支军阀部队击溃，或是予以收编。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达到新的抒发高峰，对象则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首的英国。英国人为了自保，一方面归还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另一方面纠集列强组成一支有四万人的国际部队，以保卫上海。大多数传教士——有好几千人——因为恐惧反洋行动，都自其内地驻留处撤出。一九二七年三月，革命军到达南京之时，外国居民遭到攻击。有六个人丧命，其它人则在英美两国炮舰掩护下撤离。就在一九二七年春天，革命军内部潜伏的左右翼分裂终于浮现。两年北伐行动中，左右两派大体上都合作行动，但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就曾在广州下令逮捕左翼分子，据称是要反制对方挟持他的阴谋。一九二三年在俄罗斯的三个月考察，已经使蒋认识了苏维埃的作风，也令他疑心共产党图谋不轨。北伐成功后，情势终于明朗。简言之，自广州迁至武汉的革命政府，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已经为国民党内的左翼与共产党人把持。其领导人包括孙中山的遣孀宋庆龄、孙中山的大弟子汪精卫、革命军首席顾问鲍罗廷。全国首都改设在武汉。由于武汉是重要工业中心，正适合共产党人的策略。革命政府虽有中共党员为阁员，但军事力量很弱。国民党内较保守的领袖所支持的蒋介石，原本以长江下游富饶的战略要地为目标。蒋生于宁波内地的地主士绅家庭，在华北与东京受完军校教育，继承了中国日本惯常的儒家（并不开明的）观点。一九二七年间，上海南京地区一旦进入蒋的掌控，他就能够以军事力量预先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并且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七年四月，共党领导的工会控制了上海，与外国军队及战舰对峙，共党依共产国际指示，等候盟友蒋介石到来，岂知竟被蒋的军队——得上海黑道的青帮之助——攻击，在一场流血背叛中伤亡极为惨重。蒋以南京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不久就有一名武汉当地的军阀夺权成功，瓦解了左翼政府，有些左翼领导人便逃往莫斯科。南京的新政府解除了居要位的共产党员之职，并通令全国实行清共的恐怖政策。有一段时间，清共行动大体上成效颇着。一些由共党领导的小队革命军曾发生叛变，共产党人继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广州发动政变。这次夺权失败后，共党就退入乡下山区，以撤往江西省者最多。共产国际在中国进行革命实验的不光彩败绩，曾受到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影响。托洛斯基（Trotsky）与其拥护者不赞成共产国际渗透国民党的工作方式，他们事先已料到蒋介石会反共党，故力主纯粹共党领导的独立行动，在中国发展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组织。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却认为，在这么落后的国家里推动独立的共党运动，只会招致来得更快的打压。这一派人期待，到了国民党容共的后期，共产党将可以如斯大林所说的，把国民党盟友当“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共产国际之未能成事，主要当然是因为距离现场太远。像上海这样连无产阶级都未组织起来的地方，斯大林藉马克思辩证就想遥控其混乱骚动，根本不可能成功。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计谋失败，也肇因于共产国际先把中央集权的苏维埃式党组织教给了国民党，要颠覆这种党组织可比颠覆西方式国会政党要困难多了。蒋介石与共党决裂，意味着要在革命军行动到了某个阶段时收拾一下成果。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改变乡村农民生活形态未发生前煞住了脚。南京政府的统合巩固，加上以军事行动遏阻反叛，使蒋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经营出表面上的全国统一局面，并且获得列强各国承认，开始推展行政体系——此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决要件。一九二八年春，蒋领导进行第二次北伐，随即于六月间攻占北京，改名为北平。十一月间，东北军阀张学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管辖权，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此时各国先后与南京政府缔约，也使国民革命军的行动获得国际承认。这个当儿，可归纳出来的结论有好几个。国民党虽然得势，党内却有太多相异的成分，无从发挥党的专政。相反的，不久就变成蒋介石的专政。国民党成立初期曾以民族主义为驱策力，一九〇五年起是针对满清异族统治而发，一九二三年起以缔结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帝国主义为目标。意识形态是激发学生行动不可或缺的，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名义上是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实在只算党纲（一组目标），不能算是意识形态（一种历史理论）。一九二三年以前的国民党未超出广东军阀势力的格局，以后与苏俄连手，才按列宁主义路线改组，有了接受党性灌输的兵力，并且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为期四年的苏俄协助与中共合作，加上要求内除军阀“封建”外除列强“帝国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爱国意向，帮助国民党掌握到权势。这个纠缠不清的故事暗示，二十世纪中国根本上始终只有一种革命运动，即是主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这可以让人看见国民党较好的一面，显得它一心一意要做的是强国与改革，并不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暴行）。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肃清中共党人，虽然因此使列强于一九二八年承认了南京政府，却导致国民党的革命精神涣散。过不久，国民党就陷于对抗共党与日本的腹背受敌境地。南京政府的性质一九二八年成立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似乎是一九二一年以来最大有可为的政府。其成员有许多是留学国外的爱国分子，能够胜任近代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政务。近代生活的便利设施如电影院、汽车、剧院、手工艺、书报杂志、学校和教员，很快就在南京处处可见了。各种新设机构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十数个研究所、国民政府的公共卫生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海关税务的多种相关部门、中国银行的研究部，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机关。此种成长持续了第十三章提及的文明社会之建立。国民政府的潜能，它能为中国人做的事，不久就要毁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日本人已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三二年进逼上海以及北京天津一带，并且于一九三七至四五年间全力侵略中国。一九三〇及四〇年代，日本以及工业技能与沙文主义阻碍中国的文明进步，正如德国的类似技术能力在欧洲的作用。国民党南京专政本来就有弱点，在备战以及不得不战的压力之下更加恶化。国民党的第一个弱点是丧失了革命目标。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建国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国民政府宣布一九二九年为国民党专政的训政时期之始。自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实行苏维埃式的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主要的政治权威所在。政府高官大员由中执会选任，而且通常就来自中执会。宪政延后了。党内的情报新闻部、社会事务部、海外事务部、组织工作部都在中央政府内部运作，但形式上隶属国民党而不隶属政府。党与政因此无从划分。如此一来，国民党变成官僚体系的一支，原来的革命使命已经没有了。国民党早先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在军中进行的政治工作、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特别刑事法庭，全部都减少了，或是撤除了。工人、农民、青年、商人、妇女的群众组织工作也停摆了。以前这类群众运动曾动员全民支持北伐，但是现在南京的当权者却对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甚是不以为然。他们阻止学生运动，把二〇年代中期的这类行为看成是打击军阀的有用工具。现在权力在他们手上，由他们支配运用，学生运动已经没有价值了。抱持了这种态度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减少了，至一九二九年，党员总数不过五十五万人，其中二十八万人是军人。上海的党员则多为公务员和警察。国民党非但不是中产阶级取向，还破坏了上海工商界的半自治局面。国民党用黑道的劫持暗杀手段，威吓商人多捐军费。此外还成立和商会相似的组织，重组同业公会，调换其人员，迫使上海总商会关门大吉，吓跑了上海商绅。现在由新设的社会局来监督行业组织、调解冲突、收集统计数字、推行慈善工作、维修卫生及安全设施、整理市镇计划。官方取代了商人阶级。国民党也接管了抵制行动，以政府的力量组织对付日本贸易。抵制行为变成了受管制的自发性群众运动，也可以变成对付大商家的恐怖手段。据白尔杰说，大上海的市政当局把持住“等于管理租界官员的权力”。两万（可能多达十万）名青帮分子变成国民党的特工，随时搜查工会领袖和共产党员，并且继续胁迫不肯捐献军费给政府的殷商富贾。上海租界区已经不再是中国国民可以避难的地方了。上海的银行家现在和北京、天津的同行一样，靠贷款给政府赚了大钱。一九二七至三一年间，他们承购了大部分的债券，总额约有十亿美元。政府债券是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卖出的，银行业者实得利息为百分之二十或以上。南京政府的政绩，包括废除厘金与关税自主。新式铸币厂设立后，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完成废两改元计划。为处理外援资金，设置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最后则是一九三五年的金融整顿，定四家大银行为中央银行，以法币制度统一全国货币。政府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银行，对工商课税愈来愈重，另有货物出厂的统税。此外也提高关税。总的看来，如白乐日所说，似乎“趾高气扬的官僚机器将要再度扼杀进取事业心了”。高阶官员谋求中饱私囊，政府则是利用近代化工商业强化自己的权威，并不利用投资效益好的企业来壮大国家经济。南京政府既已将士地税放给了省政府，就只得靠交易税过活，以至于使本来该得政府全力赞助的企业界反而受到打击。这些反发展的政策，同时阻挠了国内的高经济效益企业投资以及外国的资本贷款。南京政府的十年中可能经历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停滞，平均国民生产力没有明显的增加。另外，抵销经济发展成果的还有“官僚资本主义”，亦即是，由官吏和政治集团支配企业与金融。这些官吏和政治集团借着操纵政府独占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大小机关而自肥。结果，南京政府连债务都偿不清，更不用提如何步入再投资与工业化以自足的阶段。储蓄存款都输往政府现时所需或私人投机，国家的资金资源并未被动员，连军事开支也动用它不得。这种负面观点，被经济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C．Kirby，1984）的意见冲淡了。柯氏坚决认为，国民政府虽有处于战时的缺点，但的确有其建设国家的成绩。国家资源委员会领导的兵工业便是明白的证据。不论怎么说，大多数研究此题目的人士同意，南京政府之存在不是为了代表中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是要使其势力永固，与以往王朝政权的情形颇相似。如果国民政府不算“中产阶级的”，是否至少该算是“封建的”？也就是说，是代表地主阶级权益的？答案是混合的。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把土地税交给省政府去收了，省政府为了收入着想，通常会让地主们安居老巢。中央政府的军官尤其可能变成拥有大片地产的人。南京政府反对动员农民，却赞成权力集于中央不要分散。“封建”欠缺明确意义，比较实用的法子是，把南京政府看成有双重性格，在都市重镇与外交接触方面比较近代化，与各省军阀的老式较劲上却是反动的。对外时它可以继续努力朝现代化走，至少可以装点政府的外表。对内时却不断打压社会变革。外国人比较容易意识到它将有什么光明前景，而且按英美式的想法，认为中国若要往前进只有靠渐进的改革，不能激变。体制的弱点南京政府之所以得到外国认可，最主要就是因为有现代化作风。行政院之下的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法务、交通、战争、海军各部，都在南京建起宏伟的办公大楼。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院之外，还设有执行检察审计权的监察院，以及甄选文职公务员的考试院。这许多新院部吸收了受过高等教育人才，这些人都很清楚中国在世界上受人轻视的地位，无不借现代科学来治中国的古老问题。起初政府中确实有一番清新气象。不幸又遇上第二个难题——南京政府能力有限，如何治理中国为数四亿的人口？国民党虽有设备和新式厂房，却只能算得上是中小企业。工业生产赶不上比利时，空中与海上力量不值一提，生活上的便利设施连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都不如。这个一个既小型又半新不旧的政府，却想要罩住辽阔古老国土上变化莫测的浩繁人民。整体而论，中国人民尚未承担重税。托马斯?劳斯基（Thomas Rawski，1989）发现，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中央、省、县税收总额，只占中国总生产量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可是，南京政府里推行现代建设的人士却想要发展现代化农业、铁路与公路、全国性的新闻通讯系统，以及提供机会给青年及妇女的新观念。南京政府发现，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各通商口市，最丰厚的收入来自外贸的关税，最大的困难在于接触不到农民群众。事实上，南京攻府起初只控制长江下游几省。而且与各省军阀政权的政治斗争始终不断，甚者经常要用武斗才能镇服。再就是，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人事造成的体制弱点存在。一九二六年誓师北伐以前，广州的国民党成员包含了孙中山那一代的同盟会元老，以及比较年轻的理想主义激进分子——这些人多中具有国民党员兼共产党员的双重身分。鲍罗廷带来的苏维埃成分，已经融入蒋介石的渐渐升高的军事领导。然而，不过五年时间，原本在广州有朝气的杰克尔医生（Dr.Jekyll）就变成了在南京卑劣的海德先生（Mr.Hyde），是什么原因使国民革命运动变脸如此之快?（注：Dr.Jekyll and Mr.Hyde即“化身博士”，前者是温厚的医生，服变形药后变成凶残的后者。）因素之一当然就是清共行动以及对残余共产党人的排斥压制，中国共产党那种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已被一笔勾消了。第二个因素是，旧官僚系统与军阀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影响力。仔细挑选党员，或执行党的规章，从来就不是国民党的特色。这个党一直是一大堆不听中央指挥的相互竞争的派系组成，党员方面则照例是来者不拒。有些军阀甚至带着整支军队入党。国民党在南京得势以后，因为纳入了腐化而随波逐流的旧官僚，收容了愈来愈多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把原来的革命理想主义冲淡了。易劳逸（Lioyd Eastman．1974）指出，早在一九二八年间，蒋介石自感有领导之责，曾经说：“党员们不再为信仰原则或群众而努力，……革命党人已经堕落，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他们只为权势和利益奋斗，不再愿意牺牲。到了一九三二年，蒋索性直截了当地说：“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失败了。”简而言之，国民党得了势就变了质，毕竟当初曾利用上海青帮黑道力量来铲除共产党。起初，许多中国人十分拥护南京政府，但是旧式官僚主义的恶形恶状不久就令他们大失所望。除了打压中国共产党的白色恐怖手段，国民党的警察曾对其它政党和行业的各种不同人士实施攻击、镇压，有时候予以处死。新闻业虽然持续存在，却受到严格检查。报社出版社会受到骚扰，甚而有发行者遭暗杀。大学一律受到管制，必须教授三民主义，而且时时调查有无悖离正统的迹象。任何人只要表示关怀群众，就会被指为亲共。这种反共立场，如果不至于阻止了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也己造成打击。国民党便是这样让自己脱离了革命奋斗。与压制手段、检查制度并行的，还有舞弊营私和行政效率低落。旧的俗谚“做大官赚大钱”不但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这种祸害成为蒋介石的沉重负担。他本是一丝不苟的人，而且一心要完成中国统一。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对党感到彻底失望了，对于不能强化领导力的民主西式作风也心灰意冷。于是他着手组织一个法西斯式的团体，以一、两千精选的狂热军官组成。这些人暗中拥载蒋介石为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式的强人领袖，一般多称他们是“蓝衣社”。一九三四年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主旨在宣扬固有道德，扫除萎靡的社会风气。这个运动便是蓝衣社在幕后推动的。南京政府时期的这种法西斯动向，若不是欧洲的法西斯专政与中国隔绝，还可能变得更强烈。蒋介石能在这混杂局面之上稳住自己，关键在于他不完全投入任一派系。他宣称是虔诚的美以美派基督徒（Methodist），听取传教士的建设意见。他曾经支持国民党的组织部而与蓝衣社对立，但通常是让党发挥不了作用，不让党参与行政。此外，他使以前是他学生的黄埔军校派和军中其它派系势均力敌，又使行政系统的政学系和党组织的C C（陈氏兄弟）派互不相让。他的角色的作用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最后决策力量，更不用提让群众参与决策的事了。他与二十年前的袁世凯一样，发现中国的政治似乎需要有一个独裁者。他虽然在不同的时候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却显然是唯一的最高领袖，他的政治手腕可是慈禧太后望尘莫及的。蒋介石推崇的榜样人物之一是曾国藩，曾以平定太平天国之战而使天下黎民免受革命动乱的大破坏之苦，所以被蒋尊为前辈楷模。总而言之，蒋介石承继了中国统治阶级的传统：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儒家术语表达的，他的政府办起事来却流露出效率低的陋习，他曾于一九三一年间说过：“事情到了政府部门里就公事化了——改革计划全都是办得无精打采、心不在焉、没有效率。”其结果是，乡村改良的纸上计划极少付诸实施，经济发展也都变得七折八扣。南京政府实施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结果很糟。立法院的权限与行政院相形见绌，而行政院各部会又有党的各部会为较劲对手。考试院等于没有发挥功能。据易劳逸所知，“到一九三五年，才只有一千五百八十五名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而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根本就没有被任用。至于监察院，虽然承袭了古时御史的职权，却几乎完全没有用武之地。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院方收到的案子共指控六万九千五百名官员涉及贪污，结果只有一千八百人被发布了起诉书”。更糟的是，监察院没有司法裁决权，一千八百个涉嫌贪污的官员中，只有二百六十八人经法庭审讯被判有罪。这二百六十八人之中，有二百一十四人未受处分，四十一人受到轻罚，只有十三人被撤了职。和文官政府这五院平等相对的，是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用掉了南京政府岁入的大部，并且自己成立了一个实质上的军政府。蒋介石顺理成章摆脱了俄国军事顾问之后，很快就另聘德国人代之，组织起和文官政府各自为政的军事指挥系统。其参谋部以及军事委员会前身的各部，都听命于最高统帅蒋介石，文官政府的五院则服膺于他的主席职权。德国军事顾问着手发展训练了庞大的军事系统，期望能争取到德国提供的军事工业援助。一九三〇年，德国派了一个“中国研究委员会”来考察三个月，还设了好几处文化机构，以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中德民航线也开辟了。日本人于一九三一年占据东北，激起北京知识分子以及一般人愤慨，主张为自卫应发展全国实业。科学界人士于是动员起来，一位留德的地质学者担任了教育部长。一九三二年开始组织的国家资源委员会，由翁文灏主持。翁是进士出身，又在比利时的卢万（Louvain）修得地质及物理博士学位。他是品行正直无瑕的人，非常聪敏，在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中担任高阶要职。国家资源委员会是直接受蒋介石与军方指挥的，其宗旨是要开创国营的钢铁、发电、机械、兵工等基础工业。工业发展计划包括了争取外国投资，尤其要争取德国投资。一九三二年间，先前成立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已在运作之中，以军事工业合作为目标。中国的钨成为德国工业极重视的矿产。一手组成德国新式陆军的席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曾两度来到中国，并主张建立有新的军官团的菁英军队。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国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和纳粹德国培养出前景看好的关系。但是，德国同时与日本发展的关系，以及一九三九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迫得中国舍德援而转向依靠尚在微量阶段的美国援助。第十五章中国共产党之复临农村生活的问题革命运动的诸多起因之中，最不易为人察觉的即是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大众的心态。至于物质生计的优劣，倒可以从经济状况上看出来。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拿到统计数宇为依据。自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至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国，这期间的中国经济成长如何，至今仍是争论的议题。乐观的看法——大体上以生产、贸易、投资的全面统计数字为根据——举出中国棉纺织品的生产与消费增加为例，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所用的棉花，多于英、德两国加起来之量。托马斯?劳斯基详列了银行服务、货币供应、工资率、交通与货运、消费等项目的成长数据，都是与持续的人口成长相随的。他构想的是一个以稳定步伐渐渐工业化的社会。然而，在这么辽阔的国家里，这种外观之内可能也包含着大堆的都市贫民区和无数穷苦的乡村。有关中国乡村贫苦境况的研究分为两派。一派强调统治阶级藉地租、高利贷等压榨手段剥削农民，导致收益的分配不公。这种地主阶级剥削行为的看法，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也成为许多人的信条。另一派，按雷蒙?麦尔斯（Ramon Myers ,1970)所说，是比较"折中主义"的；这一派强调的是旧式农业经济的许多造成产量低的原因：每家人二亩田的耕地太小；这些小片耕地运用不当；农民缺乏资金，又不易取得新工技；无法控制自然天灾；原始的运输方式增加l 市场成本。赞成第二派说法的人指出，大多数中国农人是自耕农，有些一人既是自耕农又租地来耕，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不折不扣的佃农。因此，受地主剥削并不是农民的普遍处境。其影响也不如缺乏资本和技术的影响来得严重。劳力的供给却是源源不断的，因为社会习俗规定人们必须养儿防老，而且必须生儿子传宗接代，以免死后无人上香祭拜而变成孤魂野鬼。不论问题的重点放在生产效率低或是分配不公方面，都可以看出来根源还是在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县以下的行政是较少有人研究的，据杜亚拉（1988）分析，“清末新政规定，各乡村应成立财政系统，以筹集建设新式学校、行政单位、自卫组织的资金。”中央政府辖权如此深入乡村社会，乃是史无前例的。其重要措施包括，新税课征不再按以往是以个人或私有财产为对象，而是以乡或村为一财政个体而课征。结果造成旧式乡下社会大乱。乡间社会的组织，按杜亚拉所说的，是以“文化性的势力连结”为依据。他所指的即是，宗族亲属的辈分关系、市场的等级、宗教的尊卑地位，甚至包括水利管制、主顾关系、姻亲关系等等，这一切所形成的“势力和权威可以在其中发生作用的那一整套架构”。换句话说，乡村领袖人物的威权，来自家族关系、商业往来、宗教礼俗、内发结交的情谊、人际与法律互动行为的交错相互影响。乡村社会的文化性连结（cultural nexus），也就是这种种交错相互影响的关系。二十世纪初年开始推行的新政中，主要刺激乡村改变的就是新的征税措施。县官指派了衙门书吏做簿册登记，另外有不支领薪水的“地方”、“地保”，每人负责催收六、七个村庄至二十个村庄不等的税金。杜亚拉称之为“经纪业务”的功能。他发现县以下的税收，通常可分为三个层次。各地的用词或有不同，但大致都在县以下划分区，区以下为乡，乡以下为村。地方或地保通常是以税款包收者的姿态工作，收足了应缴之额以后，还可以赚取生计，打点必要的开销。各个村庄也可能联合起来，出一笔钱给这位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地方或地保，这位地保就会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而手下留情。拿了村民好处的地方地保，也会为村民提供一些服务，例如组织自卫队或田地收成守望戒备，保释被衙门扣押的无辜村民等。这种“保护性的经纪业务”，可以具有以往被认为是地方士绅可发挥的功用。本书第四章叙述的士大夫阶级社会，不可能一成未变。士大夫阶级的活动，在县官级的管辖领域下最为频繁。人口增加之际，最低阶层的士人——生员与监生——愈来愈少涉入县以下的事务，因而也使县以下的人员质量大不如前。中央政府权力伸入乡村，一般的结果是使村民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处境更为恶化。年头安稳的时候，以主客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道德性经济(moral economy)可以正常运作，如地主兼放贷人与佃户兼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即是一例，彼此送礼或请吃饭都可以润滑这种人际关系。双方各有其可扮演的恰当角色。然而，年头不好的时候——有天灾、战乱、贪官的时候，这种社会关系就被搅翻了，村民们没有了领袖，全然不知所措。政府加征新税后，家境富裕的地主退出了原来村民领袖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地痞”式的包收税款者，这种人通常都是拼命刮钱的，而且多不是本村人。正派的农民因而都避免去做监督担保契约的中间人。这种时候，大地主大财主都迁到城里去了。政治权势不再系于文化的连结关系，乡村也就沦为“政治掠食者的捕猎场”。简言之，政府强国计划把征税要求加诸乡村领袖身上，使乡村领袖与乡民村民之间有了隔阂。无所谓道德原则的包收税者接管了收税职权以后，舞弊的情形也增加了。前文曾提及，地主在外地的情形渐增，地主的财务总管又无力代理必须本人躬亲的地主佃户关系，才导致江南地区的文化连结关系解体。军阀时期的地方行政是每下愈况的。地主阶级不再是国内最上层的一等人，也不像以往那样有满脑子为人导师的儒家理想，变成目光窄而顾私利的人。帮会组织——如上海的红枪会和四川的哥老会——成为地方财主用来自保的工具，以免遭受百姓骚乱或官吏压榨之害。帮会组织都有许多分支，会内有类似总务财务的部门，以及可以动员暗中有会员身分兄弟们的当家堂主。大家族有了帮会撑腰，往往可以在类似成都平原这样的富庶地区中变成一村之主。这种秘密结社可差遣的武力是一群职业杀手，其收入则来自包庇妓院、赌场、鸦片烟馆、不纳税的黑市买卖等。除了这较不名誉的一面，帮会组织也保护从事一般正当行业的自家兄弟，而且常有最富的大地主或官吏做他们的大哥。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开始当权之时，由于有电话、电报、公路的联络，南京（以及后来的重庆）一有命令，就可以立刻下达各地村镇。南京政府于是继续建设乡间官僚机构。按孔斐力（CHOC 13）描述，取代帝制时代县官与士绅的，是南京派来的行政官员，以及他们要推行的改革，还有警察组织的反共保安网。以前皇帝派任了县官以后，指挥县官就是省级大吏的事了。现在的中央政府不然，都与地方县长有直接联系。县长们都要到首都去，接受蒋介石的中央训练团的灌输调教。另外，中央政府还设置负责管理军事、关税、运输等事务的地方行政机构，是独立于正规县政府结构之外的。国民党也设了地方支党部，由中央党部控制，与公务员系统是平行的。县以下的新层级有区、里、乡、镇、村、邻与户，恢复起保甲的制度。国民党的理论是，政府在训政时期可以通过这种层层户籍编制训练人民学习地方自治。一九三九年间，国民政府颁布了重组地方政府的新法令。各户家庭改采较有弹性的方式组成甲与保，村与镇变成可以自己运作地方行政的法入团体。每一保应成立保民大会，选出两名代表参加村民大会或镇民大会，协助村镇长治理事务。村镇长则由民选。按计划，一九三九年的法令应于自由的（即国民党的）中国几乎所有县内实施。但是，当时大权在握的是军方与警方。并没有关于此种选举形式确立的记录可循。“地方自治”虽然在倡导民主的西方人脑中能激荡起愉快的反响，对中国一般百姓而言却有相当不同的含意。这个术语其实通常意指地方士绅管理事务的中介手段，用来取得村民的税款，以完成现代化的改进。建公路、办新式学堂、支付警政费用，都是头脑新的士绅们乐见其成的，但是为了换来这些而加征新税，使村民未蒙其利之前反倒先受其害。当时抗议实施改革的农民为数不少。再者，地方自治习惯上并不以一枧同仁的举手表决方式“一人一票”做决定，而是按村中大老们一向的议事惯例，用达成一致同意的方式。一九〇九年各省咨议局议员是由严格限制资格的选民选出的，议员们却得以类似达成一致同意的方式再相互推举代表。如果让“民主”在二阶层划分的中国社会里用单纯多数决的方式运作，无异于否定自律修养使人品高超的理学信念。然而，在私人关系淡化之际，多数决似乎是现代作风所要求的。回顾南京政府的这十年，我们看得出来，按理想，政府本该用改良农业技术的计划来解决最重要的农业生产问题。南京政府早先曾要求“国际联盟”提供公共卫生设施所需的技术援助。一九三〇与四〇年代，外国也曾提供许多极佳的经济重建蓝图给中国。垦荒、造林、水源管理、水力发电、农作与畜牧育种、农具改良、土地用途改进、虫害防治、储谷设备、土地重新分配、降低地租、轻重工业建设、乡村工业与合作社、低利农贷、民众教育、公共卫生、交通运输、法律治安，全都有人提倡，也都有显然的理由。这些努力的第一的首要的目标，都是为了提增农民生产力。这是中国的难题的症结所在，国民政府却未能把它抓出来。南京政府根本没有拟出详尽的整治计划，当然更不用说有什么实际行动。南京十年是西方国家该为中国的蓬勃经济成长提供支持的时候，但是欧洲正全神专注着纳粹德国，美国则因为经济大萧条与“新政”而自顾不暇。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这几年中在许多方面有蹒跚的零星的进展，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定目标。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曾以“荒歉不足之经济”形容老旧农耕环境与习惯造成的泥淖困境。这种由来已久的低水平人力经济，因为中国人强调知足之美德而长存不灭。农民自古就接受这种制度化了的贫困生活——除了这个也没有别的了，才能够令使个人把自己安插到关系团体之中，承受生活中的遭遇，并且因而达致自己与周遭社群的高度“社会性整合”。的确，中国农民的狭隘见识、低效率、粗陋饮食、病痛不断，虽然令现代观察者感到怵目，却一直是旧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这些情形也是近代以前欧洲存在过的。乡村建设南京十年期间，政府对乡村并没有大规模的支持，倒是有愈来愈多的私人力量普遍投入“乡村建设”。好几个地区的农民生活问题都有人在做研究，并且拟出推行教育与改善生活水平的方法。其中有一些是传教士带头做的。西方人最熟知的是华北定县的平教会实验计划，由信奉基督教的晏阳初主持，部分资金来自洛克斐勒基金会。南京政府在首都附近发展了一个模范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者梁漱溟——盖?亚力托（Guy Alitto，1979）称他是“最后的儒者”，他在山东的乡农学校建设首创风气之先。根本上，这些改革建设的目的不外乎给农民一些公民教育、一些公共卫生服务、作物与牲畜育种的科学化改良。相关研究最多的乃是晏阳初在定县主持的平民教育运动，其影响范围也最广。晏原在耶鲁大学读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督教青年会派了四十多名中国学生到法国参加华工服务，他便是其中之一。晏在替华工写家信的时候，就开始教不识字的华工认字读书，还办了一分报纸。回中国以后，他便发动多人，利用青年会的宣传及动员方法推行识字运动。这些事情把他带到乡村的问题上来，他除了推广识字教育，进而扩及改良公共卫生、农业技术、手工业、贷款营销合作社，召集村中长老、地主、官吏参加各种公众活动并协助安排有益的行动计划。晏阳初往美国和英国募款，以聘请专精的人才。这此人必须想出可以实行的主意，而且所需费用愈少愈好。例如，卫生计划征召村中一名农人为卫生员，经过十天训练后，此人便着手做一些最重要的统计，找出最明显存在的疾病向训练中心报告。他配备有急救药箱，可以分发眼药、蓖麻油、阿斯匹灵，另外还可以替人们接种疫苗，做环境消毒。但是，查尔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1990）的研究说得很明白，习俗的硬壳是很难打破的。例如，接生婆一向都是不讲卫生的，有时候坚信干牛粪的疗效优于其它药品或疗法。一九三一年以后，包括定县在内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成立了许多有类似功能的工作中心及工作计划，都是未受政府指挥管理的。一九三〇年间，定县踏出了最后一步，以自己提名推举的人选担任了县长。其实验性的工作设计出许多配合农民需要的措施，包括乡村工业、合作社、税款的公平正当运用等。地方上的保守人士觉得这些作风太接近共产党了，终于设法把县长调了职。乡村建设运动不久就发现，经济生活上的问题与社会政治制度脱不了关系。西方式的任何民主改革，都必须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为先决条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端赖社会改革。比方说，定县打算推行的科学化改良所需的财力支持超出了农民的能力范围，支持地方改善的农民组织必须得到官方许可，作物改良牵扯出地租和租用期的问题，识字推广以后民众表达委屈不平的声音变大了。简言之，不论旧秩序的那一方面要做任何实际的改革，都意味着整个体制要做根本的改变。中国乡下的问题太深远了，要求改变的催促又太紧迫，以至于一有改革就似乎可能点燃起可能导致暴动的连锁反应。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计划即是因为这种征候而受挫。中央只能从表面上下达政令，根本到不了农村内部。要在地方行政系统中设置代表中央单位的计划或立法，通常都和督军及商会代表的省级利益相冲突。改革建设计划带到地方上的有延长的公路、公共汽车线、电话、电报。各种建设计划，包括地质勘察、农作物统计、农业管理、地方治安，都要靠往农村加征新税得来的钱才能办。农民们却一直觉得，中央和城里人搞的这些进步改革对他们没多大好处，官僚们则是对这整套组织乡村自治的观念感到陌生。结果，南京政府没有把社会改革做成功，尤其是扩散土地所有权与减少遥领地主（absentee landlordism）两件事的失败，让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〇年代有了可乘之机。毛泽东之兴起国民政府奋力要建立抵抗日本的军事力量之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乡村里挣扎着求生存。一九二七年间原已有大约六万名党员，却很快就被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消灭了十分之九。剩余的党员许多从此就声消迹匿，最固执的分子则躲入偏远的乡下，渐渐形成十多个根据点，以小撮的“红军”（即共产党员）支持反叛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和军阀军官出身的朱德在湖南江西南部边境联合以后，开辟了一个主要基地。但随即往东北移入江西山区，以瑞金为中心据点。其它基地分别建于武汉东北的大别山，或江苏北部长江口的洪泽湖沼地周围。意识形态与组织力相辅运用无疑一直是大多数革命运动的致胜法宝。毛泽东的组织原则和任何其它成了大功的流寇所用的一样，用强力与狡诈（包括一套新理论教导）来讨好地方人民。通过共产国际从苏俄借来的意识形态，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适应了中国的环境。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析解中，都市无产阶级、工厂工人、加入共产党的工人领袖都占有关键性的地位。中共享农民群众取代无产阶级以后，工作才有了进展。但这么做等于是把原来的理论意思颠倒了。陈独秀于一九二七年因为共产党在他领导下几乎败亡而失势。以后，中共领导权就由一连串的青年担当，都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提出的人选。由于这些人在上海和其它都市里必须躲在暗中活动，使他们发动革命之战的能力大受妨碍。教条宣传可以印在纸上，却不能纠集群众运动。活动者仍接受莫斯科指示，并且把这些指示传送到各个基地区。一九三一年起，著名的留俄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即国际派）掌控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苏俄的影响力更为加强。这一派人的观念和目标都属马列正宗，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状况。他们仍然高倡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这个路线对国民党正有利，共党则是每次举事必败，根本没有在中国掀起暴动的“巨浪”。到了一九三二年，中共中央委员会被迫撤出上海，迁往江西的大基地，也就是毛泽东坐镇的地方。撤来的人虽然职位比毛泽东高，却和他一样融入了农民的生活与其疾苦。从这时候起，毛泽东的人格与观念就成为支配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的一个要素。毛泽东胜过当时其它人的地方在于他能使理论与实践一致，这是儒家哲学的重要中心思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一九二〇年起在国民党主导的联合阵线之内活动，毛的观念是如何发展的。他曾任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广州时也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提供为期五个月的教育课程，毛泽东并于一九二六年五至十月间亲自给六个班授课，教导了三百二十名来自中国各省的学生。讲习所的课程似乎是以分析农民问题与分析乡间阶级结构为主。毛泽东以一九二五年在湖南组织农民协会的六个月经验为依据，在一九二六年间撰写的文章中，描述了农民阶级——上起自耕农，下至无土地的劳工——无法摆脱的被剥削处境。他指出，农民受的压迫来自：（1）高额地租——占收成的一半或更多，（2）高利率，每年为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3）高额地方税，（4）农业劳力被剥削，旧地主与军阀、贪官串通，想尽办法地剥削农民。在这整个制度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者的共谋，他们的目的是维持既有秩序，以方便他们在中国贸易牟利。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完全接受了列宁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对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的世界性运动。不过，毛认为，在这一般公认的架构中，中国革命的成功关键有三：一是彻底析解明白乡间的各种不同阶级。第二，要以非常实际的方法辨别，在什么样的革命阶段中该与那些阶级合作，与那些阶级对立。第三，党工在乡村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指导者、催化剂，不应是无所不知的人。他必须小心审视村民的困境与不满、期望与恐惧；唯有如此，他才能表达出农民的需求，并且照计行事——尽可能联合最多数人攻击最小的目标，以达成革命步骤。不幸的是，一九二六年间毛泽东在做这些打算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却一心只想用联合阵线的策略。党员们仍旧认为，一九二〇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应定义为中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却将证明此种看法相当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就抱持这个误导的信念，听从共产国际建议，不计代价地继续与国民党联合，把动员受苦难农民起而行的观念低调处理，直到帝国主义已经被新的中央政府逐出中国以后。为了维持与国民党的联合阵线，放弃乡间的社会革命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农民行动过度”，是因为北伐期间南方各省农民组织蔓延太快，曾惹来当时仍大权在握的地主武人集团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兵力，因此，农民运动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就迅速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中共咎由自取。在此时期，毛泽东很本分地配合莫斯科转达的路线，而且试图把握设想中的时机“高潮”，只不过这高潮并未出现。他发现，农民阶级的力量可以动员，甚至可以包围城市，但是却对抗不了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他也明白了一件事，中共必须在一个可以集合人力与粮食补给作战的基地领域之内发展武装兵力，才可能存活以至壮大。自一九三一年起，“江西苏维埃共和”便成为达致这个目标的工具，领导人自然是毛泽东。这一回，共党争取农民支持的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发现大地主就予以扫地出门、特别照顾穷困的农民。毛泽东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起争执的地方很多，其一是对待富有农民的方式。毛泽东认为富农是地方经济的必要成分，有意安抚他们。可是，留俄派的教条主义者却认为富农对共产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质有害。据汤尼?赛克指出，毛泽东的用意是，扫除养成乡村社会安定状况（及问题）的地主佃农主客关系，再以经仔细分析形成的新社会秩序——此乃是阶级斗争的准备动作——取而代之。但这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蒋介石发起的消除江西共党“毒瘤”的行动，迫使中共引用游击战术。游击战术的第一原则就是，诱使敌人沿其补给线前进，再将其先导部队包围切断。第二原则是，除非敌寡我众，而且确有胜算，决不发动攻击。江西东部的山区崎岖地形和狭隘谷地，正是运用这些战术的理想所在。蒋介石的先头部队愈往前推进，就愈脆弱。蒋军只在一九三四年的第五次行动中胜利，这一次由德国顾问在进攻沿途山边设计了碉堡系统，其位置使各碉堡的炮火可以依序先后作掩护。碉堡由卡车运补给，固若顽石，终于使蒋军占得优势。游击战术的第三条原则——动员农民供给信息并补充人力与粮食，也因此一战而丧失效果。长征，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一九三四年末，中国共产党展开“长征”行动（见地图22）。开始可能有十万人的队伍，一年后只剩下大约四至八千人。长征的要旨是，在国民党势力外围找一个根据地盘，这与满人当初据守明朝帝国外围的情形不可谓不相似。中共需要一个他们能控制能组织的地区。如果能占取云南省，正可符合这个目的。但是云南的军阀并不打算让共产党接收，相反的，他们正逐渐被蒋介石的追兵接收。蒋军在追剿共军的时候，名正言顺地把中央政府军队带到了各个遍远省分之内。长征一直被看作近乎奇迹的事，相关的记述比讨论摩西带领上帝选民过红海的记录还要多（一年走了九干六百多公里，平均每天要走二十七公里多）。这么浩大的军队和党工人员怎能够以这么短的时间步行走完这么长的路？答案当然是，只有领导分子和少量的军队走完了全程。我们应该想象一下地形。中国西南地方是一片由山脉隔成棋盘状的大小盆地，人口稠密的平原区水源引自不宜人居的山上。长征队伍穿越西南地方时，必须翻山涉水，不能走有几条汽车公路的平原区。因此，大半路程不是往山上攀就是往下坡滑，走平地的时候非常少。运输工具不能用火车和推车，只能用滑竿和挑担。赶路途中，共党红军的高阶领导人多半是坐在二人抬的滑竿上睡觉，其它人则呈一纵列跟在后面走过山间石隘和田间小径。夜晚，领导人通常都不休困，大部分时候在处理红军情报、后勤、人事、战略等问题，以安排次日行路或准备作战。共党的领导人都有勤务兵、副官、保镖照顾保护自己，作风和一般传统军队一样。他们也和美国对抗日本人的时候一样，有秘密的情报来源。共军的无线电可以接收很容易译解的中央军通讯，他们了解敌人的程度胜过敌人对他们的了解。长征进行途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下一步往那里走？该由谁指挥前进？队伍离开江西之前，毛泽东的地位已经降到留俄派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共军事顾问之下了。个性随和的周恩来的军阶也比毛的高。不过这些人都攻不破蒋军的要塞。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专家只会打阵地战，结果每战必败。长征初期一路上的战事因此损失极大，而每逢过河时伤亡尤其惨重。后来，毛泽东的机动战非正统主张被接受了。往西与西北转进途中，毛于一九三五年初再度掌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从此也就再也不曾松过手。原来是他上级的周恩来，也从此成为他的主要支持者。行进的速度快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出发时就拖在后面的十数里长的重型装备、补给品、小分队、伤员，后来只得弃之不顾了。开拔时登记的军事职兵计有八万六干人，一年后抵达陕西时只剩两、三千人，其中有很多还是途中陆续新投效的。从这时候起，参加过长征的人就是共党革命运动中的贵族了。长征一举也帮共党的新领袖窜出头角。毛在长征期间就已开始与同僚保持距离。他登上至高的唯一领导人地位之后，住处就与其它领导人分隔开来。就像是将要登上皇帝之位的人，他从此不再有地位平等或说知心话的人。他已经陷入了统一中国者必须忍受的束缚。我们如果回头看以往，会发现毛泽东的兴起令我们联想到汉、唐、明三朝的建立。这三朝的情形一样，都是先有一群领袖，听命于一位带头的领袖。这些领袖在各自的区域内动员群众参加军事行动，可能是推翻暴君，也可能是驱逐外族统治者，总之，必是号召百姓群众才能做到的事，开国皇帝不可能单人独力完成。一旦开国之君大权独揽，就有难与功臣共处的问题。周恩来的角色长征的另一项成果是让毛泽东找到周恩来这个最亲密的共事者与未来的宰辅。周恩来是引人兴趣的人物，极有才干，本能地保持中间立场，努力要凝聚党组织，同时又明智地不使自己成为最高领导人的竞争对手。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待四十八年，创了世界纪录。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出色的总理（prime minister），为党与党的领导人鞠躬尽瘁，与古时历代宰相（prime ministers）为皇帝为朝廷效命之忠心一般无二。这个角色也有几分是其来有自的。周的本籍在浙江绍兴附近，即上海以南与宁波及杭州之间的地方。清代许多大臣的师爷谋士正是出自这里。周恩来的叔伯辈有三人曾考中举人，有一位做到了巡抚。周十岁时到沈阳读小学，一九一三年进入天津的南开中学，受到杰出开明的教育家张伯苓博士的熏陶。周恩来读书用功，但自始就是一名学生领袖。一九一七至一九年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回到南开——此时已改为大学，投注全部心力办学生报纸。自这时候起，他的生涯大致就离不了组织与宣传。不久他就走向左派，几个月的坐牢经验更确定了他的革命立场。一九二〇年夏天，他到了法国。当时法国已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另外还有大约十万名华工，代表中国对世界大战所尽的一份力。大多数学生是半工半读的，但是有许多学生却把救国的大问题放在第一位。周恩来立刻以他最服众人、最平和、最具外交手腕的条件成为头号的青年领袖。他的特长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促使相互竞争的人协议合作。因此，从最开头，他的角色就是领袖，是凭说服力而不凭霸气维系领导力的领袖。他于一九二四年回到广州的时候，已经是联合战线革命政治学最有造诣的实践者。周恩来随即加入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成为政治训练部副主住。换句话说，是一位重要的政委，也是年纪相当轻的蒋介石的部下兼学生。一九二七年三月，共党在上海策动暴动以待国民党军队应接，周恩来正是上海行动的指挥者。同年在南昌的举事，也是周主导的，“红军”便是在这次行动中诞生。后来，他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合作，支持过一连串数个党书记，却一直避免让自己担上这个职务。在江西期间，在阵地战术未把共军几乎拖垮之前，他都是支持阵地战的。周恩来一生成功的秘诀是，他有足够的智慧认清两件事：莫斯科的教条主义在中国起不了作用，而他自己欠缺使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环境条件的能力。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初长征途中的高潮——遵义会议——中开始执掌中共领导权之时，他才能够以原来毛的上级的身分而甘居毛的下属。周恩来代表了一组同侪的连贯。与他同期在法国的陈毅和聂荣臻，都将成为共军的主帅。后来在北京政府里，陈成为外交部长，聂主持核武发展。邓小平在巴黎期间曾替周操作油印机。历经长征的这批领袖无不互有极深的渊源。长征接近尾声之时，毛泽东和他从江西基地带来的红军与另一支红军会合。这一支军力由中共另一位建党人张国焘领导，原来基地在武汉东北的大别山中，一九三三年向西移入川北。两军相会时，张的人马远超出毛。据班杰明?杨（Benjamin Yang，1990）的详细研究，双方将军队组成两大部，但毛泽东与江西同来的一伙人无法接受张国焘的模糊计划与自认领导者的态度。毛和江西伙伴突然获知，有一小支大别山出来的共军已经在陕北近长城的地方建立基地，就决定以陕北为目的地。张国焘遂与毛等人分道扬镳，后来又倒向了国民党。共产党人于一九三五年未来到陕北，再往西去就是沙漠，东边和北边只有黄河。陕西省是一片受过千百年侵蚀黄土高原地形，由于欠缺可行汽车的公路，成为易于防守的地区。但是也欠缺粮给和人口。国民党的清剿行动本来可能把这儿撤底摧毁，岂料日本人却于一九三七年发动侵略。驻守在西安的东北军原定进攻共军，现在却宁愿与占领他们的家乡的日本人一战。在此以前，东北军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叛变，劫持了蒋介石。在释放蒋之前，他们力主中国人组成统一战线抗日，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第二次统一战线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走到一个低潮，连第六次大会也迫得在莫斯科召开。这时候起，共产国际有一段时间左右了中共的走向。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留俄派的势力开始被毛泽东的拥护者取代。其中阴谋夺权的成分不大，主要是因为毛找到了在中国乡下掌握权势之钥。而他的原则是体谅人民大众的心态、需求、利益。他所提倡的“群众路线”，主旨确实是要人民大众来导引支持革命运动。外国输入的教条应该退居次要，首要的是倾听人民的心声，进而吸收人民、动员人民、控制人民。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国民党势力白色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倒闭事件。共产国际一再试图组织工会为都市无产阶级，利用暴动占领城市，却屡试屡败。从中脱颖而出的行动组织者，是晓得如何运用可行手段的刘少奇。刘是华北地区各城市的共党运动指导人，积极鼓励左翼文学运动、利用艺术宣传、吸收学生。他把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教条搁在一边，以中国共产党这套方法的本土化，达成了相去不远的目标。刘少奇于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与毛泽东会合的时候，国共的第二次联合已经展开了。全体中国人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自从一九三五年夏天起就是莫斯科的路线，目的是要对付在欧洲抬头的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在东方的侵略行为。毛泽东宣布赞成中国以统一战线对抗日本，但拒绝和蒋介石合作。这时候，抗日救国已经重于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了。但是毛泽东不会为了全力投入前者而放弃了后者，所以就极力主张两条战线的策略，一面抗日，一面发展苏维埃基地抗蒋。为了表示诚意，延安的共军向东开拔到山西，以准备再往东进攻击日军。然而，共产国际却于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了指示，命令毛泽东与蒋介石合组统一战线。为此，周恩来前往上海谈判合作条件。国共两党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议定以统一战线抗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气势也于此时渐渐完全压倒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残余。毛非但不和国民党联合，反而计划在做为抗日基地的“苏区”继续进行社会革命。这一策略运用成功的话，自成一系的共军可以在跟着全国一致抗日的口号走之时，暗中扩大基地，争取人民支持。毛泽东要建立的全国性共产党基地，转眼即可成真。一九二〇年代初，俄国顾问来辅佐国共两党的专政之时，曾经动员过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两党之中年资较长的国民党，已经成为开明的都市专业人士心目中求进步的希望所系。这些支持者多为西方留学归国者，或有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因此，国民党统治的中国面对两种作风，一个是都市里的改革西化，一个是农业区的保守主义。有时候，同一个家庭里就可能并存着这两种作风。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影响。在战时的环境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要打阶级战的新型态的中国。二十世纪的这一群中国革命者，将要攻击并重组已经有至少三千年历史的社会结构了。第十六章中国的抗日之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国府的困难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要征服中国的企图，始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之时。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间，已是充分准备好的全面入侵行动（见地图23）。在日本史学者看来，日本乃是一六四四年灭亡明朝的满清的后继者。东京主张现代化人士眼中所见的则是，日本要带领中国人民进入现代世界。但是时代已经变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只会使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更强固。八年抗战期间。一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停留在日本占领区之内，多属一些港口都市或铁路市镇。另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在国民党控制的范围内，这儿即是“自由中国”。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区，首府在延安。治史的人喜欢找源头，而中国的未来始于延安。因此，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先后战败一直较少有人研究，中共的兴起才是热门题目。成功是有创意而有趣的，失败是可悲而无趣的。谁爱理会失败呢？更何况，延安面积小、资料少，比日本占领区和大后方的多样不同经验都容易掌握。占领区和大后方都比延安的统治区大，却不如延安受人注目。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形式上都行政党专政，事实上却是很不相同的政治产物。国民党有两个代表典型，第一个是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共事的革命党人，第二个是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京政府时期拥护蒋介石的人。国民党被迫于一九三八年从南京撤至武汉，继而越过长江三峡来到重庆，根基也就此被切断了。关税与上海鸦片贸易的收入来源没有了。来之不易的新式人才官僚体系都变成了逃难者。原来是全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府政权，现在逃亡到环山的棱堡之中，还不得不与反动的省级督军以及地主共事。居于中国西南的重庆政府要约束地方军阀不可有越轨行动，同时也要避免扰乱了乡村的社会秩序。刚成形的中国式自由主义（Sino-liberaj）教育系统，遭到了极严重的校地与设备损失。日本占领区内的教会学校照常运作，但纯粹由中国人办的大学，许多都于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间将学生与设备撤往长江上游或西南地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合组成为西南联大。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攻打美国以后，燕京大学以及其它教会学校也南迁，在成都组成华西联合大学。至于工业设备，多将整厂拆卸，溯长江而上，迁至国家资源委员会已经在开发矿业工业的区域。怀着高度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和政府人员，都甘愿背井离乡，在后方内地过起简陋刻苦的生活。不幸的是，他们虽然有才能贡献国家，满腔希望却未得到报偿。原因之一是政府无能。国民政府的坚忍有余，远见却不足，用来处理问题的短期权宜之计，都不足以加强政府面对未来的实力。重庆政府掌握了以粮谷缴纳的土地税，用以瞻养政府。工业发展方面，有兵工厂补给战力。抗战精神因日本轰炸重庆而历久弥新，但是统一战线的精神却每下愈况。重庆的激进分子开始往北游移，投向共党区的延安。没去延安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外派干部”，负有任务，以自由派的姿态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国民党的党政秘警渐渐觉得，有必要把自由派分子当作潜在的颠覆分子予以约束。政府对学生、出版业者，以及表面上看似敌人者采取强制手段，逐渐扩大了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裂痕。而知识分子却是政府未来建设的希望所寄。蒋介石在重庆的政府之呆板保守，不亚于其南京政府。对于农民，除了征用劳力与粮谷之外，其它一律不管。没有特别推行识字教育，也没有在乡村广设公共卫生服务。乡间的社会中，仍是上层地主与下层群众泾渭分明的状态。四川省的地形，除了成都周围引水灌溉的稻米区，其余大多为起伏的山岳和湍急的河流。气候潮湿难耐，冬天很冷，夏季又酷热。现代化生活的设施本来就不足，通货膨涨的威胁却又无所不在。国民党不学共产党去往乡间谋生计，却用印钞机谋生计。通货膨涨终于渐渐腐蚀了上层阶级的士气。国民政府早先曾有的弱点，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暴露无遗。四川、云南、广西的大军阀使重庆政府有权难伸。以云南省长为例，即便大后方的空军基地设在云南的昆明，他仍一直不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军队进入云南，至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为止。四五年底以前，国府的警察也一直无法镇压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教职员要求停止内战而组联合政府的运动。应对务农人口方面，国府的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通货膨涨起初提高了农作物的价格，算是对务农者有利，但利益不久就被新增的税目抵消。上百种名目的小额税或规费都是公然的勒索，大多数是地方政府主管为筹措公家与私人费用而设的。易劳逸（1984）指出：“税目包括‘捐献新兵草鞋’税、‘新兵家属抚恤’税、‘防空干部训练’税、‘驻防部队燃料供给’税。”在这些负担之外，还有国民政府要征用的粮谷和劳役。陆军可以随时任意强征劳役，各司令官还获中央授权，以强制征粮的方式就食乡下。河南省于一九四二至四三年发生饥馑，粮食不足造成军民必有一方得挨饿的情势。结果征粮照旧执行，不久，军队就遭到饥民攻击。饥荒也导致投机者屯积牟利，引起广泛舞弊贪污。其后果是，政府真正能取得的资源没有增加多少，倒让小官吏和地主们找到藉通货膨涨赚厚利的门路。抗战结束之时，“自由中国”区域内有好几省已经开始出现农民暴动。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延安的共党都有两个作战前线，一个要对抗日本，另一个则是彼此互攻。抗日战争始于一九三七年北京城外的七七事变，共产党与国民党即于八、九月间宣布同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同意中止其改变中国社会的武装革命，放弃强行充公的地主土地，并且令红军接受中央政府指挥。国民党则准许共党在多个都市内设办事处，在重庆发行其《新华日报》，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从此以后，两党就维持统一战线的形式。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周恩来为中共驻重庆代表。周在武汉临时首都度过一九三八年，已经是中共的外交部长兼对外发布新闻的代表。统一战线协议的保证条件写在纸上是不可更动的，实际的情势发展却把它变得形同废纸。首先，延安方面不许国府的参谋官进入共区。八路军接受了国府的小笔津贴，却一直不听国府指挥。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继续扩建地盘，用互助队的方式鼓励经济生产，吸收贫农激进分子——以备日后打倒富农。一九三七年宣称有四万的党员人数，至四五年增加到据称的一百二十万人，军队则由一九三七年的九万二千人增至一九四五年的大约九十一万人。毛泽东之马克思主之中国化共党的组织散落在广阔的华北地区上，若要控制指挥，必须党员忠贞而有纪律、在乡村里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各个基地能够自给自足，以及运用无线电报传送讯息。在分散的局面中实施中央集中控制的原则，可以从中共的政府组织看出。延安的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军事、组织、统战工作、敌人占领区、劳工、妇女等一共十二个部门。区域组织则分别在华北、西北、华中等区设局。各区域局的人员组织和延安的中央委员会相同。其所谓的“一元化”原则，是指延安下达各区域局内各部门的指令，必须通过负责地方协调工作的支局局长，最起码也要让局长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延安，在少数外国人眼中是一个充满阳光与欢乐的理想之地。据爱德嘉?斯诺（Edgar Snow）以及其它新闻记者向全世界报导，这儿的革命热诚是有感染力的。共党领导人明显表露的朴实民主风格，与重庆政府呈尖锐对比。美国的援助实际上并未到达延安，仅止于浮面的接触，助长了令外国自由主义者倾倒的神话故事。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在于他能弹性混用长短程目标。短程方面，他于一九四〇年主张以“新民主主义”为统一战线的信条，凡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一律包容。长程方面，他稳扎稳打地发展党的组织，其中包括控制知识分子。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后文将详论），树立了动员的运动典型，其中包括使个人承受孤立、恐怖行动、斗争、招供、屈辱、俯首顺从。党员都会熟知这套运动方法，一般民众迟早也将熟知。此乃是毛泽东依据列宁斯大林主义和帝王儒家（Imperal Confucianism）完成的一项杰作。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力量源泉，是靠着华北地区农民的动员而来的。抵抗日本人正是最佳的动员口号。日本人沿着铁路线入侵，试图封锁各铁路线间的区域。但是他们的铁路线碉堡管制不了越过铁路线的贸易与接触。大体上，日本人的入侵替中共锄开了动员的土地。不论中共在此情况下的成功是单纯因为民族主义精神之故，抑或应归功中共的信条，基本上已不是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已经是本国的共产主义，其信条来自在乡村的实际经验，并且招募知识分子投入解救全世界的大业，不再代表共产国际了。中共在华北不同地区发展成功的“边区”政府与“解放地区”政府，都以党的控制为首要原则。党的控制力来自干部的思想灌输与纪律之加强，而思想灌输必须结合毛泽东的长程原则与他的圆滑变通。因为，中共组织的政权在遥远的延安运作，除了不甚可靠的无线电通讯之外，一切得靠自己。第二个原则是，明白农民需要的是什么，并且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这些东西是：第一，地方上的平静安定；第二，友善的能帮农民忙的军队，和村民亲切往来，必要时替农民收割作物；第三，招募地方上肯做事的人，可能在贫农的上层中找到，多属有才干却被环境所挫者；第四，经济改良计划，包括改良作物，但更重要的是互助式的农业合作、有条理的运输、合作社生产消费用品。以上的这些都进行后，就构成第三原则——阶级斗争——的基础。这一步必须谨慎，因为华北的地主简直就没有比富农强多少，而且可能利用帮会或佣兵组织自己的地方武力。此外，早先国民党也掌握过华北某些地区，所以人民在效忠对象上也可有选择。中共享的对策是，定下颇具说服力的三个三分之一制度。共产党人只在认可地方政府的小议会里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者。按着这个原则办来，训练有素且又有奉献精神的共产党人自然可凭本事成为领袖人物。他们的好名声传出去，赢得了民心，就可以着手准备经济性的生产计划，以及相配合的土地改革。土改进行之前，必须齐备三要素：军事控制、经济改善、吸收激进的村民。土改的窍门则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动员对地主恶霸不利的舆论——姑不论这舆论的分量够不够，然后藉控告并清算地主的手段带动村民投入革命行列。所有地产都要重新估量价值，并且按照每一个人被分类为富、中、贫农的公平原则重新分配。如果这样的重新分配效果能持久，便可以开始对村民激进分子灌输党领导的思想精粹。其要旨无非是，人们若肯以新的团结形式把力量组织起来，就可以为自己开创更好的未来。这种新团结体的领导力，将来自中国共产党。既然个人单独的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何不牺牲个人的利益，把力量贡献给共同的目标？于是，民主的中央集权原则被宣扬为一个人人可以发表意见贡献力量的办法，但是一旦党做了决心，每个人都要服从。这种理念在美国新英格地区的镇民大会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换到华北的乡村里，不接受这个，就要接受地主或本地以外的官吏统治，这个原则自然可以打动人心。简而言之，“群众路线”的观念正包含在此：党必须走入人群，以发现其疾苦与需求，然后由党把这些疾苦需求整理规划，以顾及人们利害的立场解释给人们听。这种由群众来再回到群众的概念，的确是适宜中国传统的民主概念。自古以来，凡是好官都是能真正体恤民情的人，因为他们才知道怎样治理百姓是真正为了百姓好。对日抗战给了共党动员乡下群众名正言顺的理由。一旦乡村动员成功，共党就添了新的势力，但根据地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华北以至长江流域的扩张与基地建设，在一九四〇年代达到一个新高点。日本人延伸控制力的方法是，沿着铁路线每隔二至五公里安排一个碉堡。然后，从这些据点派整支纵队的兵力侵入乡村。这时候的日本人就和后来越战的美军以及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一样，用了机械刻板的部队和优势火力，仍然控制不了住在自己本乡本村的外国百姓。用正规的阵地战打不败日本兵，用游击战却可以消耗他们的资源。日本人为了抵抗游击队，只得把要塞网和封锁线拉大拉长，以切断补给的方式耗竭游击队。为了回应日本人这招封锁战术，中国共产党军事总部的总指挥彭德怀准备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广面攻击，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发动。日本人占据的华北各地的铁路线一再被切断，碉堡一再遭破坏。这是共党在整个抗战期间的首要攻击行动，由彭德怀策划，延安方面可能并不知道详情。攻势发动几星期后，共党显然赢得了一次大胜绩。但是日本人随即实施报复，而且手段凶狠，以增派的军队展开“三全”行动，即“全部杀、全部烧、全部抢”。日车不再分辨对方是农民或是八路军，一律予以毁净为止。每个被摧毁的村子都派兵驻守，碉堡数日增加到上千个。如此猛烈的反击，驱散了共党在华北的势力部署，使许多据点孤立，并且夺走了大部分共党已经控制的县治中心。这是一次一级大灾祸，共党自此未再发动百团大战。在此同时，共党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行动——也引起国民政府军的报复。经过谈判，新四军的大部从长江以南撤往长江以北。但是，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有数千共军的总部单位被国府军队伏击。此次“新四军事件”几乎将新四军全毁，但国共双方都末承认统一战线结束，因为保持形式对双方都有利，即便合作已经有名无实。这些逆转使延安陷入危机。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封锁线几乎切断了一切贸易，通货膨涨急速加剧，整个共党政权必须退回原地以求生存。延安政府以前只靠适度征收农民的谷物即可维持，一九四一年间因为天候不良造成歉收，政府开始征收大约谷物收成的百分之十。没收的地主财产已经用竭。此时的解困之道只有试求自给自足，例如，开辟棉布之类消费品的本地生产。于是，耕地和灌溉系统大量增加了，谷类产量上升，牲口也增加了。总之，尽一切努力提高生产克服了经济危机。一九四〇年代初，延安在经济复苏的同时，毛泽东终于登上驾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以前毛泽东读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并不多，一九三六年到延安以后，才有空闲开始深入阅读。不久，他就开始讲授辩证唯物论，撰写了“论实践”、“论矛盾”。由于他尚未除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演讲内容虽然粗浅，却以显示他的知识性领导能力为目的。不过，毛在强调矛盾时也有他的独到见解。他以“对立面的统一”为矛盾论之假设基础，乃是一个有久远中国历史依据的观点。他在延安的哲学思想目标，不仅止于建立一个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的民族主义的党，还要把马克思主义改编得适于中国人使用。政治上必备的条件是，党组织一定要有纪律，人人都要遵从党的路线。做到了这一点，党员不论派到多远的地方，都不怕他不照党的指示办事。国民党的问题就是出在派系岐见太多上面。延安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较小，在消灭不同声音方面所做的成绩颇不差。党内积极急进分子的意见若要一致，先得使他们在智能理解上信服共党路线的高明之处。党的路线则必须提出理论信条来给实际行动撑腰。这个目标之达成，乃是靠逐渐创成的一套观念，此即西方人通常所说的“毛泽东主义”（Maoism），但中国人以较含蓄的“毛泽东思想”称之。这套观念是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其普遍原则适用于中国的特殊状况。毛泽东是怎样把它一点一滴建构起来的？这是值得我们停下来审视的有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