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风云-铁血丹心-65

根据《明史》的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导致高拱与张居正关系恶化到生死搏斗前的矛盾只有以下两点：　　第一，当然是因为徐阶对张居正的重用，这个我们以前反复提过。　　徐阶扳倒严嵩后，在隆庆元年开展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明史?高拱传》说徐阶“独与居正计，拱心弥不平”，意思就是徐阶跳过内阁里的其他成员，尤其是跳过了隆庆最敬爱的老师高拱，单独与内阁里当时地位最低的张居正谋划这件事，这使得高拱心里很不平衡。　　当然，我们以前也分析过，高拱“心弥不平”，不平就是不服气，既然是不服气，那主要还是针对徐阶而言的，在这个过程中，顺带着对张居正有点意见，也应该不是主要方面。　　第二，是因为徐阶的儿子。　　徐阶倒台之后，高拱复出。说到他复出，我们上一讲说过，这其中还是张居正跟大太监李芳共同策划的，也就是说是张居正出了力高拱才重回内阁的。高拱回来后就要找机会报复徐阶，《明史?高拱传》的说法是：“拱之再出，专与阶修郤，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就是想方设法地罗织罪名陷害徐阶。　　现在徐阶已经无权无势了，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尤其是徐阶的儿子原来仗着老子的权势在地方上横行惯了，这就给高拱找到了把柄。后来，高拱指使地方官把徐家的地也没收了，把徐阶的两个儿子也发配到了边疆，当时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高拱这才收手。　　想想在看不下去的人中，肯定会有一个人，他就是张居正。　　徐阶是他的恩师，退休前还叮嘱过他要他照顾自己那几个不争气的儿子，现在高拱这样挟私怨报复，张居正内心里当然不会没想法。他虽然深知高拱为人气量不大，但还是不避嫌，主动出来为徐阶说话。《明史?张居正传》说他为了徐阶的事，“从容为拱言，拱稍心动”。就是说张居正劝说高拱放过徐阶，由于义正词严、态度从容，甚至连高拱也被说动了。　　要知道，在当时，也只有张居正为徐阶辩护的话高拱能听进去，这也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除了为徐阶辩护，张居正还为维护徐阶做了些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高拱却从他手下那些马屁精那里得到了一个小道消息，那就是张居正为了要给徐阶的儿子开脱，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银子的好处费。　　高拱是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虽然他跟张居正在内阁中是同盟，但他也忍不住拿话来试探、讽刺张居正。说收到消息后的第二天，高拱在班上一见到张居正，就有意说：“叔大啊，恭喜你啊！”　　张居正一听高拱这语气不对，忙问：“喜从何来啊？”　　高拱心里的话一刻也憋不住，接着话把儿就嘲讽道：“听说你最近发财了，好像是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银子吧。”　　《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当时的反应是：“居正色变，指天誓，辞甚苦。”就是说他当时就变了脸色，指着天发誓没这回事儿。当然，这个没这回事儿既可以是指没帮徐阶的儿子，也可以是指没拿这三万两银子。在高拱应该以为张居正说的是没帮过徐阶的儿子，但在张居正大概说的是根本没拿过人家银子，更不要提三万两了。第47节：可疑的“勾结”说(2)　　我想张居正说的应该不假，后来他当了十几年内阁首辅后，万历抄他的家，连他所有的亲族都算上，一共也只抄出十万两银子来。要知道那个万历年间的名妓杜十娘，个人财产也不止几十万啊；再比如严嵩跟张居正一样，也做了十几年宰相，他被抄家的时候，光被抄出的白银就将近三百万两，更不要说珠宝字画了。所以算算张居正的职位和俸禄，决不会像有的人说的那样，靠贪污和收受贿赂来敛财，这一点我们以后自然会分析到。　　高拱看张居正澄清之后，他当时的表现是：“拱谢不审”。“谢”就是道歉，就是说打了个哈哈，意思是我也就是听人一说，你也别当真。但《明史》紧跟着说了句——“两人交遂离”，也就是两个人因此就离心了，交情就不如原来了。　　以上两点矛盾据说就是高拱跟张居正关系分裂的两个客观根源。说起来是两个，但其实还是一个，《明史》认为，是因为徐阶和高拱的矛盾，所以导致了高拱和张居正关系的破裂，然后就导致了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政治斗争。　　但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潜藏着一个时间上的误区。就从《明史》的记载中，我们就可以找出三组时间上的矛盾。　　第一，高拱跟徐阶闹矛盾、斗得火热的时间是在隆庆元年到隆庆二年之间；而就是在隆庆二年的时候，张居正跟大太监李芳合谋策划了高拱的复出。如果说张居正卷进了他的老师徐阶跟高拱的矛盾，他怎么又会去帮高拱复出呢？　　第二，隆庆三年，复出后的高拱找徐阶秋后算账，拿徐阶的儿子开刀，而最迟到隆庆四年，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了，从容为徐阶辩护。就是说最迟到隆庆四年，因为维护徐阶的儿子，张居正跟高拱正式产生了冲突；但就是在隆庆三年，张居正跟高拱合作，排挤了政敌赵贞吉。然后在隆庆四年到隆庆五年，又跟高拱联手对付朝廷上下的反对意见，促成了与俺答的停战互市事件。这一方面矛盾公开化，另一方面又通力合作，好像于情于理，不太能够说得过去。　　第三，隆庆五年，按《明史》的说法，张居正和高拱的矛盾已经扩大化了，两个人都时刻提防着对方，也时刻算计着对方；但就在隆庆五年年底的宰相打架事件中，张居正也还是护着高拱，在殷士儋的拳头下维护了高拱的脸面。既然成了政敌，张居正为什么还要这么维护自己的政敌呢？　　通过以上三组时间上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来，按《明史》的说法，张居正是在一边跟高拱闹分裂，一边又在跟高拱通力合作，而且合作的时间还大多是在刚刚闹过分裂之后，这不明显矛盾吗？　　难道说张居正在跟高拱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还能这样跟高拱保持政治上的高度统一？　　要是按《明史》的说法，以高拱的脾气，他也不会挤走了所有人之后，还一直留一个跟他关系破裂的张居正在内阁里呀？　　《明史》采用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方法，先是模糊了时间上的矛盾，然后说张居正面对倨傲霸道的高拱是“独退然下之”，而高拱的态度则是“拱之不察”。（《明史?高拱传》）　　这个“退然下之”是说张居正凡事都忍着、让着高拱，而“拱之不察”则是说高拱比较粗心。　　这两句话《明史》可是有意放在一起说的，那潜在的语意就是说高拱没意识到张居正对他是有想法的，只是张居正隐藏得比较深罢了。而高拱一直到隆庆六年才开始意识到要对付张居正，可这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明史》的这种记述方式就导致了高、张矛盾中张居正阴谋论的盛行。　　至于《明史》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渲染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矛盾？以及张居正到底是怎么陷进这个阴谋论的说法的？这个终极的谜题，我们还是留到下一讲去解决。　　勾结　　我们先不说《明史》为什么会这样来表现高、张之间的矛盾。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明史》是怎么来渲染高拱与张居正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决斗的。　　说到高拱和张居正的这场纷争，有个人物非常关键，他就是大太监冯保。第48节：可疑的“勾结”说(3)　　在明代，太监的权力很大，但也分个三六九等。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太监，这个司礼监里的头儿有两个，分别是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秉笔太监就是替皇帝签字的，平常有什么文件要签发，皇帝懒到不愿亲自签名，就由秉笔太监代签，所以秉笔太监就像是皇帝的机要秘书。　　但签名并不是最后的一道程序，签完了名还需用印盖章，“印把子”才是最终权力的象征。《三国演义》里头不有一回就叫“匿玉玺孙坚背约”吗？孙策和孙权他爹孙坚为什么要藏那个传国玉玺呢？袁术、袁绍这些人为什么又想抢这个玉玺呢？就是因为这个玉玺代表着“印把子”。用印盖章的比签字的权力还要大，所以这个最终权力还是在掌印太监那儿。　　掌印太监，才是明代所有太监里的老大。　　说这个冯保本身很有才，尤其书法写得好，做这个秉笔太监做了很多年。可这个老二的位置一坐，就坐成了“千年老二”。　　为什么呢？因为高拱。　　隆庆三年到隆庆五年之间，也就是高拱复出到他成为内阁首辅，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出现过两次空缺。按正常的进退次序，两次都应该是由冯保来顶缺，可高拱在这事儿里横插了一杠子。　　按道理，宦官属于内廷，朝臣们属于外廷，宦官不应参与朝政，你宰相也别去管内廷的事儿。可这个高拱大权在握，跟隆庆的关系又不一般，所以他什么事儿都管。在他的建议下，两次分别越级提拔了陈洪和孟冲做这个掌印太监，唯独冯保没戏。　　冯保心里这个气，那是可想而知了。于是《明史》轻描淡写、顺理成章地来了句“保以是怨拱，而居正与保深相结”。（《明史?张居正传》）就是说，因为冯保恨高拱，于是他就和张居正勾结到一起，达成了一个反高同盟。　　可惜，那个糊涂的高拱好像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反高同盟，按《明史》的说法，他不仅对冯、张勾结的蛛丝马迹视而不见，就算是到政治斗争的危急关头，明摆着两个人在耍阴谋，可这个所谓“精明”的高拱还就是看不出来。　　那么，《明史》所说的冯保与张居正的“勾结”到底是怎样的呢？　　按《明史》的说法，冯保与张居正主要有两次确凿的“勾结”行为。　　我们先来看这第一次“勾结”。　　一直到隆庆六年的五月，即隆庆皇帝突然病死，整个政坛大政变来临之前，所谓张居正与冯保的关系，也不过就刚才那句“居正与保深相结”，至于两个人有什么具体的“勾结”行为，《明史》也没说出一条来。到了这个大政变来临的时候，冯保跟张居正突然就紧密地“勾结”到了一起。　　隆庆六年的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突然中风，高拱和张居正临危受命，成为顾命大臣。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七日，隆庆就去世了。　　这时候，所谓的第一件冯、张勾结的事实来了。《明史?冯保传》称：“穆宗得疾，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曰，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　　这段话是说，隆庆中风之后，冯保马上秘密地嘱咐张居正准备起草以隆庆帝名义签发的有利于冯保的遗诏。后来的遗诏里确实命冯保为掌印太监，所以这份有利于冯保的遗诏当然在很多人认为就是这对反高同盟策划的。　　我就纳闷了：《明史》多处强调张居正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倨傲的人，就算是张居正跟冯保结成了同盟，但依张居正那种“沉毅渊重”的个性，怎么就这么听冯保的话呢？还是给冯保这样的一个太监当下手、做秘书，这也一下子变得太没个性了吧？　　说张居正按冯保的意思秘密地准备这份遗诏，既然是秘密的，但在准备的过程中，竟然被高拱看到了。高拱还不是随便那么一看，因为他确定看到张居正起草的是遗诏，所以他当时就很生气地对张居正说，我是首辅，也是你的上司，你怎么能自个就和太监勾结起来起草遗诏呢？这个“中人”就是太监的意思，你看，高拱连太监，也就是冯保参与这事儿他都很清楚了，可他只是责备了一下张居正，而张居正也只是脸红道了个歉，这事儿也就算完了。第49节：可疑的“勾结”说(4)　　这种记载出现在《明史》里头，我觉得非常荒唐。为什么呢？　　第一，隆庆帝是突然发病，事先也没人知道会发病，从突发中风到第二天去世，也就二十四小时，这怎么来得及秘密起草遗诏呢？　　第二，这么秘密的事儿，依张居正的精明和强干，怎么可能就让高拱刚好碰上呢？难道他是到高拱家里去、当着高拱的面儿“秘密”起草的这份遗诏的吗？　　第三，高拱既然撞破了这事儿，也就应该看出张居正跟冯保的勾结来了，怎么只是责备一下张居正就算完事儿了呢？　　我们说他只是责备了一下张居正就算完事儿了，这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就是冯保与张居正的第二次“勾结”。　　这个所谓的第二次“勾结”，就发生在冯保与高拱“决斗”的关键时刻。　　事实上，冯保在内廷里的势力很大。他的势力主要来自于两个强硬的靠山，一是太子朱翊钧，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的关系，还有就是跟万历他妈李贵妃的关系。　　万历打小就称冯保为“大伴”，就是他的陪伴，甚至都不称他的名字，可见感情有多好。现在隆庆驾崩了，小万历紧接着就继位了，凭着跟万历母子的关系，隆庆的遗诏里确实是把冯保升为了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下高拱与冯保立即丁对丁、卯对卯地干了起来。　　《明史》说，高拱认定了冯保是私拟遗诏，犯了欺君的大罪，但他又没证据，就一方面指使手下的言官们上表弹劾冯保，另一方面，则以改革行政工作办法的名义，上疏刚即位的万历，要求把司礼监代表皇帝行使“朱批”的权力，也就是用红笔批示的权力收回。这样的话，实质上也是要把明代沿袭已久的太监干预政治的权力完全收回。　　高拱想得挺好，因为按明代的公文办理规定，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公文，要发回到内阁去审议，内阁提出个审议意见，皇帝最后再签字、盖章。也就是说高拱这个意见是要发到他自己手上去审批的，这是左手交右手，当然没问题。而10岁的万历小皇上才登基，哪懂国家大事啊，只能按内阁的处理意见签字、盖印。这下高拱就可以收回冯保的权力了。　　高拱为了要得到张居正的支持，一边做，一边就把这整套计划都告诉了张居正。　　《明史?高拱传》的原文是说，“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　　也就是说高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张居正之后，张居正表面上支持高拱，暗地里却把整套计划都赶快通知了冯保，使得冯保得以在关键时候做出了应急准备，并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翻盘。　　这就是《明史》言之凿凿所说的冯、张二人第二次的“勾结”了。　　有关这次“勾结”，我觉得疑点至少也有三条：　　第一，高拱就这么不小心？上次明明看到张居正跟冯保勾结起草遗诏，居然对张居正就一点儿不提防吗？高拱把自己的核心计划毫无保留、毫不提防地告诉了张居正，而且还是“使人报居正”，也就是派人去把计划告诉张居正的。关系到政治斗争的如此大事，高拱的表现好像也太没有政治头脑了吧？　　要知道，高拱入阁以来，跟徐阶斗，跟赵贞吉斗，前后赶走过四位正副宰相，他要是没两把刷子，也不会把这个首辅的位置做这么稳啊？怎么一遇到张居正，他立刻就显得这么弱智呢？　　我想，如果不是高拱脑子一时锈透了的话，那一定是这种弱智的表现纯属是子虚乌有，纯属是什么人为了要体现冯、张的阴谋才刻意让高拱表现得这么弱智的。　　第二，冯保这时的势力根本无法与高拱相比。他虽然一直是秉笔太监，但我们说他不过是个千年老二，本来内廷的权力就不如外廷大，再加上高拱既是首辅，又是顾命大臣，他哪斗得过高拱啊？他的翻盘完全得益于高拱一个偶然的失误。至于这个失误是什么，我们在下一讲会详细交待。张居正这么聪明、这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把宝都押在冯保身上呢？　　冯保一旦失败，张居正向他通风报信的事儿终归会抖搂出来的，张居正不怕高拱收拾完冯保之后就来收拾他吗？他在内阁这么多年，不帮其他人对付高拱，甚至不帮他的老师徐阶对付高拱，他怎么会这么一根筋地去帮这个并不见得很有前途的太监冯保呢？　　第三个疑点最关键，高拱收回太监行政权力的这个办法，完全是按行政流程走的。大臣的上表都要从皇帝那儿转发到内阁来，也就是说第一个看到这些奏书的就是司礼监的太监，就是冯保。冯保要跟高拱斗，一看奏书不就明白高拱的意图了吗？奏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而且这又不是什么暗杀计划，哪需要张居正来给他通风报信呢？　　张居正为这样一个根本不需要通风报信的计划而通风报信，而且在政治局势未明朗之前还冒着出卖高拱、得罪高拱的危险，这未免也太弱智了一些。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就弱智程度而言，跟那个面对冯、张“勾结”却视而不见的高拱也有的一拼了。　　所以，《明史》这两处言之凿凿的所谓“勾结”，其实都经不起推敲。　　事实上，高拱确实把计划告诉了张居正，但他失败的关键并不在于张居正有没有通风报信，而在于他自己的疏忽，或者说他自己的性格。　　那么，这个疏忽又是什么呢？在高拱“一疏忽成千古恨”的失败过程中，张居正又做过些什么呢？《明史》到底是依据了什么，才会这样来演绎这段漏洞百出的历史的呢？请看下讲：《荒谬的阴谋论》。第50节：荒谬的阴谋论(1)　　第十一讲　　荒谬的阴谋论　　败因　　上一讲我们说了，《明史》里记载张居正跟冯保所谓的两处“勾结”的事实，其实都经不起推敲。事实上，我认为高拱的失败，关键并不在于张居正有没有跟冯保勾结在一起，而在于高拱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在某些细节上的疏忽。　　这个细节上的疏忽，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祸从口出”。　　高拱这个人，我们一再说过，心高气傲，脾气又急躁，心里藏不住事儿，嘴里也藏不住话。当时殷士儋嘲笑他的手下，还没提到他呢，他就叫起来了，结果那位山东大汉殷士儋就是因为他说了话，才差点当堂揍他一顿。高拱不接受教训，碰到事儿还是忍不住要瞎说话。　　据说隆庆死的时候，高拱、张居正和一些大臣正在内阁的阁房里等太医的消息，突然听到隆庆去世的消息，大家都哭做一团。这其中最伤心的当然莫过于高拱，他跟他那位学生隆庆的感情那可是不一般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要不是隆庆跟他这位高老师的感情这么好，高拱也不至于会在政坛上这么飞扬跋扈，同时还屹立不倒。　　高拱伤心啊，隆庆临死前托孤，按《明史》的说法是：“凭几执拱手，顾皇后曰：‘以天下累先生。’”也就是说，虽然张居正也是顾命大臣，可隆庆躺在病床上那是拉着高拱的手，而不是别人的手托孤的，这就算是把大明王朝的命运都交在高拱手上了。　　这时候马上要继位的小万历不过才是个10岁的小孩儿，高拱觉得自己的责任极其重大，即使肝脑涂地，他也要报效隆庆。隆庆现在一死，高拱激动了，一激动他就又管不住自己的嘴。大概是受不了这个打击，高拱当时边哭就边喊了一声：“天啊，小皇帝才10岁，天下可怎么治啊！这可叫我怎么办啊！”那意思是说，我该怎么样才能替死去的隆庆守好这片江山啊！　　要知道，这时候的明王朝，是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经济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高拱任内阁首辅以来，每天都疲于奔命，他对国家的形势非常清楚，也非常担心，所以这时候心忧国事，又伤心故主，说这番话纯粹是一种感慨，并不代表什么观点。　　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样不着调的话，虽然显得你高拱要鞠躬尽瘁、勇担重任，可别人会怎么想呢？况且，冯保这时候已经凭掌印太监的职位提督东厂了，也就是掌握着特务机构了，所以高拱当时说的这句话，当天就传到了冯保的耳朵里。这下，冯保可有了把柄。　　可高拱呢，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授人以把柄了。他还在那儿热火朝天、自得其乐地搞他的倒冯运动呢。　　从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七日隆庆病逝，到六月初小万历继位，再到六月十五日这十几天里，高拱发动了全面的攻势来对付冯保。各科给事中、御史，还有亲高拱的大臣纷纷上疏弹劾冯保，而高拱则亲手在筹备改革行政程序的计划，也就是要通过行政工作流程的改革，来剥夺冯保手中的权力。第51节：荒谬的阴谋论(2)　　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这么多朝臣纷纷攻击冯保，明眼人可以看得出来，大势所趋，高拱必胜。高拱对此也满怀着信心，他就等着十六日的朝会上，小皇帝当众宣布他的改革计划，然后他就可以驱逐冯保了。　　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觉得不太有把握的时候，反倒不一定做不成，因为你没把握，会把不利因素考虑得充分些；但你太有把握的时候，反倒不一定能成功，因为你觉得智珠在握、胜券在握了，你就会忽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决定全局的因素。　　此刻的高拱，就是这样。　　他觉得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可他唯独没有考虑到两个人的心态！　　谁呢？一个寡妇和一个孤儿！　　而这个寡妇和孤儿又恰恰是能决定事情进程的两个关键人物！这两个人就是小万历和他的母亲李贵妃。　　高拱没有想过，这时候隆庆刚死，这对孤儿寡母，那就如同是惊弓之鸟，这时候你搞一场声势庞大的政治运动，不把她俩吓着才怪。她俩哪知道你们这些大臣之间的是是非非？这时候，谁在那儿跳得起劲儿，谁就是那个最可怕的人。　　冯保看到形势危急了，也摸清了李贵妃和小万历的心态，于是一副委屈的神态在李贵妃和小万历面前说：“高拱就是不相信先帝立下的遗诏，表面上是要驱逐老奴，实际上是要趁先帝不在了跟小皇帝叫板。”　　李贵妃一听这话可吓了一跳，自己儿子才10岁，这个高拱则是前朝元老，当然极有可能会不把这个10岁的天子放在眼里，这样的话自己孤儿寡母的地位可怎么保？　　当然，这位李贵妃还不像一般人那样没主见，她也不完全相信冯保的话。但心里将信将疑总是难免的。　　冯保看准了机会，在最后抛出了撒手锏。他在关键的时候篡改了高拱的那句话，说高拱在隆庆去世当日就在内阁的阁房里当众喊过：“天啊，10岁的孩子，怎么能做天子呢！”　　而且现场叫东厂的人来指证。　　高拱确实说过啊，虽然意思不一样，但对这个“10岁孩子”的感慨那却是板儿上钉钉的事实。李贵妃一听，这还得了。她并不那么了解高拱，但听到有人说她儿子太小，那意思当然就是说他不适合当这个天子了。　　冯保在最后又加了一小把火，他说根据调查，高拱还散布过这样的言论，即万历不适合坐这个天子，而隆庆的弟弟、小万历的叔叔周王才适合，这个周王当初还跟隆庆抢过皇位呢，而高拱现在打算要重新立周王为天子。　　这一下，李贵妃可吓坏了，冯保这个谣造得可比较毒，李贵妃就是一个再冷静的女人也坐不住了。不要说她坐不住了，旁边那个10岁的小万历早就坐不住了，他觉得这个高拱实在可恨，甚至可杀。后来到了万历六年，作为一个平民的高拱死了之后，已经渐渐长大的万历还是恨意难平，就不准给他体面的下葬，还是张居正反复求情之后，才松了口。　　现在高拱与冯保的矛盾，已顺利地转化为了高拱与万历母子的矛盾。李贵妃当时就下定了决心，她作为万历的母亲跟当时的陈太后，就是隆庆的原配商量了一下，决心要驱逐高拱。　　而宫中这些态势的变化，高拱还被蒙在鼓里，丝毫不知情。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拱是既不能知彼，又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情绪，我们拽一句古文说——“他焉能不败乎？”　　逆转　　第二天，也就是隆庆六年的六月十六日，在这个好像是六六大顺的日子里，高拱斗志昂扬地去上朝了。　　这一天是小万历登基后的第一次朝会。京城所有官员必须到紫禁城参加朝会。高拱带着无比强大的自信走进了会极门。这时候四周的官员都纷纷用尊敬的目光瞧着这位60岁的内阁首辅。高拱在这些人中看到他的门生，他的下属，还有他的亲信。所谓人多就是力量，所以他感觉虽然老了，但还是有跟冯保这样的太监斗争的力量。　　可当他走到大殿之下，一抬头，心里不由得“呀”的一声，一股寒意涌上心头，他那股必胜的信心和力量突然就消失了。第52节：荒谬的阴谋论(3)　　六月的大热天，高拱为什么心头会涌上一股寒意呢？　　只见大殿的龙椅上坐着那个刚10岁的小孩儿，人一点儿大，衬着那个偌大的龙椅都显得空得慌。高拱这时候大概真的会感慨这个10岁的小孩儿大概真的不适合坐这张龙椅。可是该谁坐、不该谁坐，这份感慨马上就要与他无关了。因为他顺着小万历往旁边一瞧，就看到了站在小万历身边的得意洋洋的冯保。　　高拱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只跟冯保对视了一眼，就知道完了，他从冯保的眼神里分明读出了四个字——大势去矣！　　高拱甚至来不及思考自己到底是哪一环出了错了，就听见冯保尖细的嗓门已经在宣旨了。　　“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　　很明显，这是以皇太后、皇贵妃还有万历皇帝联合的口气下的圣旨，说的就是冯保诬陷高拱的内容，说他瞧不起小皇帝，让小万历和李贵妃孤儿寡母早晚都很害怕，这简直就是乱臣贼子了，所以即刻解除公职，着令把高拱赶回老家。　　这个圣旨里压根儿就没提任何冯保的事儿。　　高拱的脑袋一下就蒙了。这满把的力气找不着发泄对象了。你总不能去指责皇太后、皇贵妃和万历皇帝吧？你要辩解说我没这些事，但人家也没说你到底有哪些事啊？只是一个简单的定性，又不就事论事，所以高拱是百口莫辩。　　这也是冯保高明的地方，让你高拱浑身是嘴，也下不了口。　　所以高拱这时候，脑袋嗡地一下，彻底乱掉了。早朝来的时候期望值太高，这会儿失望又太大，正所谓“爬得高，跌得重”，再加上精神上一点准备也没有，这个打击太大了，高拱整个人一下就瘫倒在了地上。　　这下全场的大小官员也都蒙了，谁也料不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虽然在场有不少高拱的心腹，但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朝会上，不让你说话，谁也不敢乱说话啊。　　这时候，据《明史?高拱传》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也就是高拱受的打击太大了，趴那儿都起不来了，还是张居正好心过来，把高拱搀扶了起来。高拱流着泪谢了恩，张居正搀着他才走出了紫禁城。　　李贵妃和小万历因为痛恨高拱，下旨让高拱立刻走人，决不允许在京城逗留，而且甚至不许他用官方的驿站马车。高拱只好自己雇了辆破牛车，这还不算，后面还有一队押行的锦衣卫。后来也是在张居正的苦苦哀求下，李贵妃才松了口，让官方驿站出面为失魂落魄的高拱提供方便。　　张居正这时候出来替高拱求情，冷眼人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假。　　为什么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高拱被逐，他立刻就被万历帝委派做了内阁首辅。这是一件“下山摘桃子”、享受冯高斗争胜利果实的事儿。谁都想，你张居正怎么可能会在这些利害关系里置身事外呢？　　你这时候越是搀扶着高拱，越是为高拱求情，还就越显得虚情假意，只不过是乐得做个顺水的人情罢了。　　所以像《明史》这一类正史也就落实了张居正“引保为内助，保以两宫诏旨逐拱，居正遂代拱为首辅”（《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的说法。也就是说《明史》是以确凿的口吻，认定张居正是与冯保私下勾结，阴谋陷害了高拱，导致高拱在与冯保的斗争中失利，这样的结果是冯保保住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而张居正则取代了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从此大权在握，终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万历新政。　　真相　　关于《明史》的这一连串记载和整体上的观点，我觉得有三点是需要辨析的。　　第一，张居正与冯保所谓的“勾结”一说，查无实据。　　两处所谓“勾结”的事实，我们上一讲已经分析过，都明显不合逻辑，而且漏洞实在太多，所以不足为信。既然张居正根本就没有跟冯保勾结的事实，冯保陷害高拱的阴谋就应该没有张居正的份儿。那这个“阴谋论”跟张居正也就没什么关系了。第53节：荒谬的阴谋论(4)　　第二，不仅在政变之前，张居正并没有跟冯保“勾结”的事实，即使在政变的过程中，《明史》在有关张居正的叙事上也存在着重大的讹误。　　《明史》说十六日的会极门朝会现场，高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这也就是说，张居正是全程现场参与了这场政治上的突变，要不他也不会过来做好人扶高拱了。　　可事实上，据明末周圣楷的《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在隆庆帝死后就离开北京。到哪儿去了呢？到隆庆的陵寝负责隆庆的安葬事宜去了。周圣楷明确地说，张居正“比归而拱已去位矣”，就是说他回来的时候，高拱已经被撤职了。　　周圣楷生活的年代离张居正的时代不远，应该说记载要比清人编的《明史》可信。而且，周圣楷的说法也可以从张居正自己的文章里得到印证。张居正的一篇《谢召见疏》里说：“祇役山陵回还，中暑致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闻中使传奉圣旨，宣如臣入。”（《张太岳集?奏疏卷二）这也就是说他在负责隆庆安葬事宜中中暑生病了，请假休养了两三天，到六月十九日才正式销假上班的。　　不管他是不是十六日之前回北京的，他肯定不在十六日的政变现场。　　他既然不在现场，而《明史》又故意说他“好心”扶着高拱出去，不过就是想要表现他的假仁假义罢了。　　第三，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些辨析都是书生之见，就算是张居正没参与冯保的阴谋，但他终归是希望高拱下台的吧？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居正要得到最高权力，就必须要除掉高拱，所以就算是他没有亲自下手，那也只能说明他做得比较巧妙、不露痕迹罢了。要不，他怎么会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呢？　　其实，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正在这个地方，就是“利益获得者”、“利益攸关方”这两个词把张居正推进了阴谋论。　　我刚才所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朱东润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来分析过，但此后不论是写张居正的各种传记，还是各种有关的文艺作品、影视作品里，大家还是津津乐道于张居正与高拱斗争中的这种权术论，以及他和冯保的勾结。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曾经跟一位编剧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回答我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情节才好看，读者和观众才爱看！你想啊，高拱跟冯保昏天黑地地斗了半天，最后张居正出场捡了个大便宜，若说他置身事外一片好心还维护高拱，谁信啊？　　我听了，当时就很感慨。这就叫人言可畏啊！怪不得连高拱失败后也指责过张居正。民间流传过一本据说是高拱临死前写的《病榻遗言》，说高拱也认为是张居正与冯保的勾结才是导致他失败的根源。当然，这本书是不是真的是高拱所作还有待考证，但高拱确实很难接受自己完败于一个太监之手的事实？他怎么着也要找个心理上能够接受的假想敌啊！这个假想敌舍张居正又能其谁呢？　　人们在失败后，通常都是这样，为了在心理上给自己开脱，总喜欢先去想别人对此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从来不是先想自己才是导致自己失败的最大原因。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幸亏华容道关云长一念之差，义释了曹孟德。曹操刚脱离危险逃到南郡之后，当时就大哭三声，说“哀哉奉孝，痛在奉孝，惜哉奉孝！”那意思是说他手下的大谋士郭嘉郭奉孝可惜死得早，要是郭嘉在世，就会提醒他，不会让他在赤壁大败。曹操手下的谋士一听脸都红了。可事实上，像荀彧、程昱这些人都提醒过他，要他防止周瑜用火攻，可他不听啊。现在失败了，他一点都想不起自己的责任来，三声思念郭嘉的痛哭，那就是在埋怨他手下的那些谋士，第一时间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别人。　　其实，也难怪曹操会这样，因为人同此心。但凡在意外失败后，人都会有这种心理特点。而且，谁在自己的失败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自然谁搞阴谋的嫌疑和责任也就最大。　　那么，《明史》是不是也是因此才信马由缰、信笔由手地胡写这段历史的呢？　　这倒还真不是。　　说起来，清人修《明史》，虽然不太严谨，但也不至于会想当然地瞎写。之所以有关张居正的很多事有很多明显的漏洞，而《明史》又照说不误，是因为《明史》受了一个人和一本书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张居正的同学王世贞，这本书就是王世贞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　　《明史》中有关嘉靖以来几位内阁首辅的传记几乎在内容上就是完全照着王世贞的这本书来写的，有些地方甚至在语句上都丝毫不差。　　这位王世贞，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他是嘉靖到万历年间的文坛领袖，也是位大史学家。　　他倒确实是个情绪型的人物。严嵩杀杨继盛的事件中，他四处奔走营救，不仅把自己的父亲拖进了政治斗争的泥潭，甚至在杨继盛被杀当时，也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到刑场，脱下自己的官袍为杨继盛收尸。　　王世贞虽然跟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算起来那叫“同年之好”，也就是一种同学关系。但可惜，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尤其是到了张居正执政的万历年间，王世贞曾经上书讽刺张居正权高震主，并由此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这使得王世贞一度对仕途心灰意冷。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当事人高拱对张居正的指责，还有大众在心理上对张居正千夫所指的猜忌，更有王世贞他自己心血来潮的情绪和认识，所以在他的笔下，张居正若隐若现地站在了“阴谋家”的阴影下，那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读史书的时候，经常会忍不住地想，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也一定是个孤独者。而像张居正这样的孤独者，又该会有怎样的心理世界呢？　　他一定跟我们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也要功名，但他这样的改革家，要的一定是“功名”里的那个“功”，而不是后面的那个“名”。只有彪炳史册的辉煌功业，大概才是他留给历史的最好证明。而别人的非议，甚至是史书的非议，他大概在心里用一句“清者自清”就可以轻易地超越了。　　可是话说回来，要建功立业，终究避不开人言，也避不开人事，对于高拱罢官之后的崭新人事关系，尤其是这其中还牵扯到一位神秘的女子，张居正又会怎么做呢？请看下讲：《精神之恋之谜》。第54节：精神之恋之谜(1)　　第十二讲　　精神之恋之谜　　高拱在与冯保的斗争中意外落马，细究起来，关键只是因为自己的一句口误。他说：“10岁的万历做天子，年龄实在太小了。”　　这就叫祸从口出，让冯保抓住了把柄，做足了文章，使得那个被高拱忽视了的最关键的女人，也就是万历的生母李贵妃在政治态度上发生了动摇，从而导致了高拱的撤职和被逐。　　在高拱离任之后，因为国不可一日无相，所以作为内阁次辅的张居正就立即接替了高拱的位置，成为了内阁首辅。　　我们用了两讲的内容，辨析了《明史》所谓张居正参与了冯保陷害高拱的“阴谋论”的观点。可以发现，陷害高拱的只是冯保，不是张居正；而决定高拱命运的，则是万历的母亲李贵妃，也不是张居正。　　贵妃　　说到这位李贵妃，《明史》中虽然有她的传，但记载也不是很详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她姓李，但到底叫什么名字，《明史》里也没有明确地说。在野史和民间传说里，说这位李贵妃有个很通俗的名字，叫李彩凤。　　这个名字之所以很通俗，是因为她确实来自于民间。李彩凤的爹李伟原来只是河北农村里的一个泥瓦匠，后来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才拖家带口地到北京来谋生。到北京还是过不下去啊，所以李伟后来一狠心，就把女儿李彩凤卖到了当时的裕王府，做使唤丫头。　　李伟这一辈子都鼠目寸光得很，唯独这件卖女儿的事，将错就错，反倒促成了李家的飞黄腾达。　　当时的裕王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他一时兴起，临幸了当时作为婢女的李彩凤。而李彩凤呢，虽然长得很漂亮，但长得好还不如生得好，当年就给隆庆生了个白胖小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万历。第55节：精神之恋之谜(2)　　因为隆庆的正室陈王妃只生过一个女儿，而且没多久还夭折了，所以隆庆还没有登基之前，就把李彩凤封为了才人。后来隆庆登基了，陈王妃成为了陈皇后，而李才人就升格成了李贵妃。　　李贵妃总共给隆庆生过两个儿子，而且隆庆后来总共也就这两个儿子。这下李彩凤的地位，那就可想而知了。　　但我们说这个李彩凤不愧是穷人的孩子，质朴得很。她在宫中并不恃宠耍威，对于陈皇后，她更是恭敬得很。这从一个小事就可以看得出来。她每天早晨都要带着小万历到陈皇后那儿去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据说不论是在隆庆生前还是隆庆死后，也就是李彩凤的儿子万历登基之前后，李贵妃对陈皇后都是一样的尊敬。　　陈皇后因为跟她感情很好，所以几次都说：“妹妹，不要拘这样的礼，况且孩子那么小，每天一大早拉他起床来请安，孩子多辛苦啊！”　　可李贵妃怎么说呢？她说：“这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我怎么敢违反祖宗的规矩呢？而且，这对孩子也是种教育，也是有好处的。”　　从这种小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李贵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后宫中一位难得的聪明而且贤德的女人。　　在充满尔虞我诈的后宫中，她知道和平共处、与人为善才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即使是在10岁的万历登基之后，也就是她基本上已经算是“垂帘听政”之后，她对陈皇后的谦恭与感情还是丝毫不减，说明这个人在本性上也是非常善良的。　　第二，她这种言行上对自我的约束，一方面出于善良的本性，另一方面也出于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教育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