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邮史-6

3．会员经一次之请求而许可看票者，以后即继续有效。其有半途不愿意继续者，须通知交换部主任停止传递；　　 4．看票会员有迁移住址及稍长时期之他出者，须速即通知交换部主任；　　　　 5．会员收到交换部邮票后，先须注意下列各项：(甲)交换簿之册数与通知单上所载者符否?(乙)揭去邮票之空位，皆曾经会员签名或盖章否?(丙)如发现不符见空位未曾签名等情，须立即通知交换部主任，并向寄票来之上手会员追究，非彻底查明后，切勿将交换簿寄出，如隐匿不报，即须代负责任；此为最宜注意之事；　　 6．各票如非购定者，切勿取下；　　 7．购定之票，取下后，其所留空白地位皆须签名或盖章，自己取自己之票亦同；　　 8．交换簿上签名或盖章，仅限于看票会员，其名列于通知单上者；　　 9．每本簿内所取之票数、银数及取者之姓名，皆须填入簿之封面空白处；　　 10．邮票购定后，票款须立即寄与交换部主任；　　 11．交换簿看过后，须签名于附在交换簿内之通知单上，并填明收到及寄出之月日；　　 12．附于交换簿内有印就之空白明信片，须填写一张，寄与交换部主任；　　　　 13．交换簿看过后，即须寄与通知单上所指定之次一会员，除假期外，不得逾四十八小时，否则每日须罚洋一元。如经数次之不能送达，须将交换簿寄与交换部主任，并声明理由；　　 14．会员有不遵以上手续及规则办理，而致交换部受各种损失者，须负赔偿之责。　　 卖方：(共计 7 则)　　 1．凡本会会员有邮票出售者，皆可委托本部代，惟非会员之票，须由会员转托；　　 2．本部交换簿，每月约轮寄会员一次或二次，会员委托代售各票，最好于每月二十五日以前，送至交换主任处，以便下月一日寄出；　　　　 3．委托本部代售之票，无论为会员或非会员，皆须粘贴于本部所备之交换簿上。该簿每一会员可得一二本，多取则须每本付洋五分。非会员之票，须另贴之，不可与会员之票加入一册，并须于簿面注明“非会员票”；　　 4．票价须用上海通用银元，以英文数目字注于票之上端；　　 5．凡寄与交换部之簿，其邮票价目等非得主任之允许者，皆不准改易；　　 6．伪票及破票，皆须于票之下端注明伪票未注明者，察出须罚洋五角；　　 7．佣金：凡会员之票，本部取百分之五，非会员之票，取百分之十，未售去者不取。　　 交换部主任 李辉堂　　 通讯处：上海北河南路桃源坊 P 字二百号。”　　　　李辉堂制定的邮票交换规则是建立在会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以邮票交换簿为载体；以交换部主任为中心；以轮流互寄的方法沟通会员有无需缺，使缺票会员可从容选择所需之票，并先取票而后付款。使余票会员不必上市便可售出复品，这在邮票商业尚不发达时期，无疑受到集邮团体成员的欢迎。可是此交换规则手续繁琐，在时间上受邮递速度、会员闲暇时间等限制；在交换邮票品种和数量上受交换簿制约，且会员诚实程度参差不齐，其处罚办法并不易实行，所以，邮票交换规则尽管制订得十分周密，但在实际操作中，交换双方都感到诸多不便，不如到邮商店摊选购或出售，不仅宽松自由，且可议价还价，随意挑选。因此，中华邮票会会员之间的邮票交换活动并不那么活跃，参加的人数有限，影响也不大。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四）　　　　中华邮票会在 1926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该年首次常务会上议定要改组“领导班子”，即“添设董事会，……凡董事以常年居住本埠之会员为限，并可选举外国人二名。”此选外国人为董事一节，乃是周今觉、李辉堂等人被推选为有外籍人的集邮团体——上海邮票会董事的回报。但此议迟而未决，或许是外籍集邮家不愿接受，或众会员反对此举。至该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一次年会，经选举产生的 6 名董事仍全是中国人。在会刊《邮乘》二卷四期插页中，刊出了“董事部全体造像”及职务分工：周今觉，会长兼出版部主任；张棣村，中文书记兼会计部主任；叶颂蕃，英文书记；陈复祥，拍卖部主任；袁醴波，藏书部主任；李辉堂，交换部主任。上述 6 人，前 5 人均是集邮家，仅李辉堂一人自署邮商。不少著名邮商均未能入选，而李辉堂却能独占一席，可见李辉堂在周今觉会长眼中非同一般。　　　　李辉堂(1869-1943，英文名 H．T．Lee)比周今觉年长 9 岁，集邮起步却比周今觉早 30 年，在上海集邮界威信颇高，有中国邮商元老之称。朱世杰曾撰《老邮商李辉堂略传》，对李氏评价甚高，其文曰：“吾国邮商前辈中资格最老者，当推李辉堂君。君粤籍，现高龄已六十有九，清末时，卜居云南路会乐里，现寓居北江西路桃源坊一 O 五号。余在四十年前已与君订交为邮友，过从甚密。其次有陈绍周及冯兴记二君，亦粤籍，均设肆在北四川路，惟范围较小。所谓吾国邮商创自粤人，言不虚也。陈君已逝世，而冯君亦回粤不知所终，独李君健在。八一三后，炮火隆隆中，一度抱恙甚剧，同好闻之甚忧。余即亲访慰问，兹则早巳恢复健康矣。李君在逊清时代，本供职玛立逊洋行，为建筑打样，交友广阔，西友居多，因斯时集邮者皆为西人。而国人对于此道，极为幼稚，除胡乱粘贴杂邮外，一无研究，何谓邮学，更非所知，对于国邮尤为漠然。李君有高足二，为冯荣龄与庄梁立二君，在寓所习练建筑图样，兼习邮艺。满师后，见邮业有发展期望，遂弃旧业而专致力于邮。冯君设肆四川路宁波路口，惜在一二八后去世。庄君设肆虹口，与绘慈禧万寿票图案之法人地维拉君之夫人稔。按夫人珍藏名贵华邮颇丰，庄君为之经手贩售，获利亦丰。工部局西人德根及施开甲二君，亦为庄之主顾。后庄君介绍施与夫人直接交易，珍品成交甚多。施君深感之，乃介绍庄于工部局打样处供职以报之。”　　 (载《邮典》第一卷第二期)　　　　李辉堂如何恋上集邮，而后又成为邮商，陈志川在其《国粹邮刊》中有较详记述：“李辉堂，粤之四会人，县在三水县西北，位于北江支流龙江水与绥江会流处，产乳柑，甚著名，堪与新会之橙相伯仲。君年七岁，随父经商于沪。其翌年海关邮政开始，发行一次大龙票。越十九年，连续发行红印花加盖票及日本石印票，是时君年二十七，司绘图事于玛礼逊洋行，每星期六辄乘自由车出游。一日遇西人名杜比(Dobie)者，车损停路侧，君下车为之修理，乃同游张氏味莼园。杜比询所业，君以告。杜遽探怀出示国邮若干枚，问能以此相惠否。君言此废物也，得之易，何不可，约期而别。君归检字篓，一一剪裁贮藏，如期与之，其人大喜，酬以饼干糖果之属，并奉十金为媵，谦辞者再，乃受之。君至是始知向视为废物者，固西人之所珍视也。无何，君亦开始集邮，且于报章登收买“人头”广告，一时传为笑柄。尝托美客邮局中稔友留意变体，得二元复盖一全张，计百枚。今西商年鉴每枚标价英金三十余镑，君当年售价不逮甚远，每言及，犹有余慨。君轶事，赓伯先生志之甚详，散见新光杂志《无尽藏室邮话》及本刊《邮海沧桑录》中，兹但略述其一鳞半爪云尔。”　　 (载《国粹邮刊》第九期)　　　　张赓伯在《邮海沧桑录》中写道：“李氏得风气之先，早年为打样师，后专营邮业。先后经营，垂五十年，珍品经手虽多，惟平时对于邮票不喜加以研究，票品到手辄尽。自信力太强，亦为后来营业不振之原因。二十余年前，鲁意师摩拍卖，每有一老者道貌岸然，手御钻戒，口衔雪茄，据前排坐，每遇罕贵票，辄与碧眼儿竟购甚力。某次与一西人争购临时中立一角六分、五角票两枚，出价高于市值一倍以上。此时国人高等集邮家颇少，人均为之注目。时余方弱冠，求学沪滨，亦时至鲁意师摩拍购廉价西票，见此老者，亦以为奇，私询于人，始知即老邮商李辉堂也。”　　　　李氏经手邮票珍品虽多，但自己很少保留。1922 年，棉加义的中国邮集在鲁意师摩洋行分期拍卖，李氏拍得红印花小字当一元新票一枚，万寿大样票三枚。“小一元”后归霍雪侯所有，三样票被收入周今觉邮集。　　　　《邮乘》第一卷第二期，“珍品披露”专页曾刊出周今觉珍藏的“1922 年美国在华客邮二元复盖票四方连”珂罗版影印图样，此四方连就是从李辉堂手中购得的。　　　　 1927 年，袁寒云购得名贵的布许邮集，是由李辉堂介绍成交的。在《寒云日记》中曾多次提及：“(1927 年 2 月)十九日，李辉堂来，邀过布许家观邮券。”“(3 月)初五日，李辉堂来，邀至布许处观邮券，有佳品甚多，索值四千元，署约而返。”“十四日，雨中偕辉堂访布许，商邮集事。予先返，辉堂、布许携邮册继至，遂以册归予，值四千金，珍券累累：最罕贵者有汉口、南京临时中立用过者全七八枚。福州中立欠资全六枚。二元宫门倒印、四分暂作三分倒盖、海关加盖四分及一角棕色两倒盖、伦敦加盖四分倒盖等品，或久已名著，或未见谱录，皆希世品也……”该年袁寒云还从李辉堂手中购得不少国邮名贵票。　　 《寒云日记》载：“(二月)二十六日，辉堂来。为予以三百元易得中华三分券暂作二分倒盖一品。厥券存世者不逾二十枚，亦奇宝也。”　　“二十八日，辉堂来，以光复、共和纪念券两全部贻我。”“(三月)十二日，辉堂以新行限吉黑贴用邮券全部见让。”“(四月)二十五日，辉堂为余求得限新省贴用新票，已销印者全部，值七十元。”“(五月)初八日，辉堂携示临时中立中华民国二分邮券一品，联一残函，乃元年三月二十日自汉口寄往上海者，其文字与他品无殊，惟华民二字相离较狭，人遂疑为伪，或恐别有此版式，若万寿券大字加盖之有长短距离然，不得遽目为伪且邮印真确无疑，非作伪者所能办。厥品海内仅存二枚，一归今觉，一即此也。”“十二日，耀宗、辉堂来，为余易得清红印花暂作二分邮商倒盖一品，其上钤卦形邮印，值七十元。”“十五日，辉堂为余以一百九十元易得珍邮二品：一海关第一次阔边五分新券；一红印花加盖当五元新券。”　　　　李辉堂热心奔走于集邮家之间，为集邮家提供票品，很受集邮家欢迎。中华邮票会的会员都乐于与这位交换部主任交往，李辉堂对中华邮票会做出了不少贡献。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五）　　　　我国早期集邮团体成员之间，邮票需互通有无，拾遗补缺，其方法除传阅邮票交换簿外，还有邮票拍卖。一般情况下，低中档的邮票可入邮票交换簿，在会员之间互相传阅选购，而高档珍罕邮票则交拍卖会竞购，几乎所有的邮票会都热衷于邮票拍卖活动。　　　　中华邮票会一贯重视邮票拍卖活动。1925 年 12 月 6 日召开的第四次常会上，即提议创设拍卖部，以陈复祥为主任。在 1926 年 4月 4 日，于银行俱乐部召开的该年第四次常会上开始试办邮票拍卖，据《会务报告》载：“拍卖罕贵邮票甚多，内有会长送来一部分重复品，皆寻常拍卖场所难遇见者。外埠亦有多人来函委托代拍。盖拍卖目录于会期前一星期寄出，外埠会员若通信限价，委托代拍某种邮票，尽来得及也。”此后，该年 5 月 8 日、6 月 6 日、10 月 24 日、12 月 19 日常会皆有拍卖，其后两次，先后拍卖 120 余号、100 余号。当年的上海邮票会，会员多是富有的西方侨民，拍卖出价，比他处为高，所以每次拍卖成绩甚佳。而中华邮票会尚处于起步阶段，加上与会者购买力较低，所以拍卖成绩远不如上海邮票会。周今觉会长对此感触颇深，曾屡次为文在会刊发表，认为一个是热气腾腾，一个是毫无生气，深佩上海会团结力之佳，而叹国人无合群之力。　　　　拍卖成绩除与参拍会众的购买力关系重大外，其邮识水平、鉴别能力也很有关系，缺其三项则买不起、不识宝、不敢买矣。此外，严谨的拍卖规则、良好的环境气氛、正确无误的拍卖目录、公正无私和口语准确的拍卖主持人都会直接影响拍卖效果。中华邮票会试办时期的邮票拍卖，还没有制定拍卖规则。其拍卖办法主要是参考鲁意师摩洋行和上海邮票会的拍卖办法。为规范拍卖程序，提高拍卖成绩，中华邮票会董事会于 1927 年 2 月制订了拍卖部章程，并印刷公布执行。这是我国集邮团体制定的最早的成文的邮票拍卖章程，现照录如下：　　 中华邮票会拍卖部章程　　“本会为鼓助会员兴趣起见，除有特别事故外每逢会期，举行拍卖一次，特订简章数则如下：　　 买方　　 一、凡为本会会员，或非会员，在拍卖时，俱可当场拍购。外埠会员不能到会者，可委托拍卖部主任代购。　　 二、凡购买者，本会概不取佣。惟外埠会员委托购买者，则来往邮费等，俱须由购者自理。　　 三、本会每次拍卖，备有目录。本埠会员连开会通告一同发出。外埠会员须向本会书记处函索，并附回信邮资。　　 四、拍卖时，每号价目起码一角，以后递加，亦以一角起码，逾—元，则须二元递加，　　 五、拍卖时，购者须将邮票当场取去，并将款项付清。　　 六、拍卖时二人同时出价相同者，由主任处理，不得争执。　　 七、拍定之票，不论价之低昂，不能反悔，或重拍等情。　　 八、拍卖票之真伪，本会概不负责，惟本会董事会，推举有经验之主任主持之，当尽力鉴别选择，以期伪品不得参入。　　 九、拍定之票，如与说明书不符者，可以退回；　　 卖方　　 一、凡为本会会员，或非会员，有邮票愿付本部拍卖者，俱可交本部主任。　　 二、本部拍卖之票，不论自购或售出，俱须抽取佣金，照售价百分之五。非会员者倍之，惟每枚价值在五十元以上者，则佣金减半。　　　　三、凡付本部拍卖之票，须每号贴于一清洁之纸上，并用墨水笔注明英文说明，说明须使人明了，不可太长。号码由主任编列。说明与票不符者，须退回本人。　　 四、凡破损及伪票，皆须说明，否则伪票察出，须罚每枚大洋五角，泫款充本会经费。　　 五、凡付本部代拍卖之票，每号价值须在一角以上。　　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二十六）　　　　 1926 年 12 月 11 日，中华邮票会在上海银行俱乐部召开邮界联合聚餐会，中外集邮家 30 余人出席，其中有上海邮票会的外籍集邮家 7 人。中华邮票会会长周今觉作为聚餐会主席发表演说，首先报告纽约国际邮展已顺利结束，本会选送的会刊《邮乘》荣幸获得特别铜牌奖，可喜可贺。奖牌已于昨日寄到，现请诸位观赏。随后周今觉提议，希望上海邮票会能与中华邮票会合作，在上海举办远东邮票展览会。此举如能实现“则吾人之大希望也。”　　　　上海邮票会来宾斯蒂芬致答词，表示支持周会长的倡议。他说现在上海集邮界，已拥有世界第一的邮集 7 部。这就是周今觉先生的《中国邮票集》、《中国商埠邮票集》、《上海邮票集》和《香港邮票集》；邬德华德的《日本邮票集》以及斯蒂芬本人的《西比利亚邮票集》和《远东共和国邮票集》。如果能在上海独立举办国际邮票展览会，日本、香港、暹逻及南洋各埠都会响应，“必有闻风而加入者”。斯蒂芬的演说博得了与会集邮家的赞同。　　　　但是，两会集邮家只是把筹办国际邮展的事挂在口头上，会后并未见诸行动。当然，要举办国际邮展，单有集邮家的热情是不够的，重要的还应有政府的赞助和邮政部门的支持。而处于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政府根本无暇顾及集邮，筹办国际邮展成为空谈，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当时周今觉是否已确实拥有了 4 部世界第一的邮集，因其邮集未曾在大型邮展上公开展览，斯蒂芬之言仅是个人看法。但周今觉此时收藏的中国早期邮票，无论在数量上和价值上已属中国第一，应无疑义。一个集邮经历才三年的中国集邮家，有如此神速长进，令中外集邮家刮目相看，佩服叫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帮助周今觉集邮发展的道路上，有三个有功之人不得不提，一是邮商区甘源；二是年轻的集邮家陈复祥；三是英国集邮家兼邮商施开甲。区甘源是周今觉集邮起步的引路人，并介绍周氏与陈复祥认识。陈复祥劝周今觉缩小收集范围，专攻华邮，并介绍周氏认识了施开甲。施开甲帮助周今觉鉴别华邮珍品，并协助周氏购得了数部名贵华邮，使其名气大增。　　　　施开甲和德铿是清末民初活跃于上海集邮界的两位著名英籍集邮家，同是 1912 年上海邮票会的发起人。两人长期共事于上海工部局。因搜罗华邮心切，两人常有明争暗斗之事。施开甲任职于上海工部局工务段，负责管理租界内建筑设计制图等事务。业余广泛收集远东地区的邮票。约在 1909 年开始着重收集中国邮票，对中国商埠邮票特别感兴趣。　　　　施开甲既是集邮家也兼营邮票买卖，为人忠实和蔼，有刻板的英国人性格，与在上海的中外集邮家相处和谐，对各国集邮界人土颇为熟悉，交友广泛。民国初年，李辉堂的徒弟庄梁立在上海虹口开店买卖邮票。庄梁立与费拉尔遗孀熟悉，其对费夫人手中拥有大批名贵华邮，由庄氏经手贩售，获利不少。施开甲因常在庄氏店中购票而相识。此后，庄梁立介绍施开甲与费夫人直接交易，由此，施开甲获得了不少华邮珍品。施开甲为了感谢庄粱立，乃介绍庄梁立到工部局打样处任职。此乃上海邮坛早期佳话也。(见朱世杰《老邮商李辉堂略传》)　　　　陈复祥在上海邮票会结识施开甲后，便介绍周今觉与施开甲认识。此后两人往来亲密，相互观摩邮集，切磋邮识。仅在 1924 年，施开甲就致函周今觉 34 件。此批函件原为英文，周今觉曾将其译为中文。其最早的一件写于 1924 年 2 月 2 日，当时周今觉集邮起步不及半年。施开甲致周今觉函中写道：　　 “兹寄上论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大龙票短文数则，君据此可以知所以鉴别真伪矣。　　 至于 CANDAREEN 或 CANDAREENS 宇后之小点，余知亦有漏点之变体存在。　　　　余甚望此短文能为君购票之臂助，盖赝品甚为充斥也。附录：上海工部书信馆大龙票真票鉴别法：票中图案完全连接为一整体，帷边框则以 12 直线构成，不相连接。在 SHANGHAI　　　　 L.P.O 字样下横线右端往往向下微弯。诸票在 CANDAREEN 或 CANDAREENS 之后，皆有一点。上格 L 之后之小点，则与 L 甚为接近，几与之连接矣。　　 票中龙图下须有须 7 根，左右上须各以曲须 3 根组成，而最外之须长出二内须甚多。　　龙头有尖齿形之须 4 根，皆触及上框之线，然不越出。下须之 7 须皆垂直，须梢甚为整齐，故若在须下画一平线，必与诸梢接触。梢皆钝而不尖。”　　　　 1924 年 2 月 7 日，施开甲又在给周今觉的复信中写道：“关于中国邮票，余随时皆可将余所知者告君。余喜集中国邮票已 15 年于兹矣，虽不谙华语，不能识华文，然于华邮则敢言知之甚谂，具颇能鉴别真伪也。　　 来函所询各节，兹奉答如下——　　　　万寿加大字短距三角，此票有玫红色者。目录载此票仅有上海版，余殊疑之。盖刷色颇有近似普通日本版。余曾获一旧票，为玫红色，新票则从未见有此色，仅见他色者，然不论何色，此票诚极罕也。　　　　余识一华邮专家，其人即助吉本司编制吉氏邮目者，当修函询其何所据而列此玫红色票为上海版。余或可此君将其暹罗票之复品寄下备选，因余知其集暹邮甚精也。　　 香港　　余或可请此君亦将其香港票选择若干寄下，因其所藏素丰，且价亦不昂。当然，票价与品相之关系甚钜，污损之票多为值至微，品相极佳之票则每每售至目录价以上也。”　　　　施开甲在函中对邮票鉴别问题，作了细致具体的指点，耐心解答，使周今觉受益匪浅，深为佩服。而在此之前，周今觉写信请教陈复祥如何鉴别邮票真假，陈复祥回信仅说不知鉴别真假不要紧，只须多看看就会了。这对迫切搜罗华邮珍品的周今觉来说，甚感失望。邮票鉴别仍周今觉当务之急，施开甲在关键之时，供其所需，犹如雪中送炭。由此，周今觉与施开甲往来日益密切，关系愈来愈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