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27

行动自由和选用自己部属的权力，不受文官政府繁琐行政手续的不当的掣肘。边境藩镇的组织在玄宗初期逐步形成，它们的情况肯定不一样。至少在732年前，在设立永久性新藩镇的同时，政府仍在动员野战军和任命其统帅。军队的固定建制、小分队和军队的人数及支撑他们的固定财政拨款都是最后直到737年才被确定下来的 （下面将予论述）。在初期，直到8世纪30年代中期或更后，除了西部各藩镇外，大部分节度使为高级文官，他们兼任其他高级职务，希望在任期满后调至中央政府。例如，范阳最早的五个节度使都曾一度担任过宰相。许多这类官员虽然身为文官，但可能在武职中几乎度过他整个官宦生涯，而且是与许多将军一样的职业军人。但他们仍渴望在中央政府担任高官。他们的任期一般比较短，在藩镇的时间很少超过四年，然后又重任文官。因此这些最强大的军队是牢牢地受朝廷控制的。----------------------- Page 228-----------------------只有位于中亚的安西和北庭及吐蕃边境的河西和陇右诸藩镇是例外，因为那里边境战争的危险不断出现。这里文官很少接受带兵的任务，这项工作一般由职业军人去做。这些将领镇守的时间一般比其文官同僚更长。他们通常根据需要在西面的藩镇中调动，但很少担任文职。他们的部属也几乎全部是职业军人，由此产生了一批久经沙场和在战斗中得到锻炼的将领，他们的戎马生涯全在边塞度过。到8世纪30年代，人们发现这些人都在北部边境的诸镇任职。事实证明，新体制眼下对防务体系作了最有价值的改进，并且在玄宗巩固政权的最初的关键几年有效地保卫了中国。但它确实使压倒一切的兵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只要皇权不受挑战，他们仍是王朝的忠仆，一切平安无事。但他们仍是产生危险的潜在根源。当玄宗在716年，后来又在729年任命诸王为名义的节度使时，他也许意识到这种危险。诸王留在京师，由拥有节度使全权的副大使履行他们的职责。行政工作的进行实际上没有变化；这些正式的任命象征性地说明，节度使仍是皇帝的臣仆，而不是半独立的地方统治者。①玄宗及唐宗室玄宗在他执政开始时面临的最大问题也许是如何结束皇族成员、宫中后妃和外戚对宫廷政治的不正当干涉。他是在太宗时期显然十分巩固的皇帝权力已被削弱和侵蚀半个多世纪以后登基的。以前连续三个皇帝都完全受他们的皇后或女眷的支配，并且听任宫廷阴谋以及个人宠信的人物和外戚成员破坏政治发展进程。他以前每一代皇帝的统治都被激烈的继位争端搞糟，这些争端把朝廷弄得四分五裂，结果没有一个原被指定为皇太子的王子真正登上皇位。要紧的是，不能再让后妃支配政治。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它不但给帝皇的权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导致政治的普遍不稳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皇家妇女没有公认的政治地位，她们只能秘密和间接地施加影响和压力，来左右政务的发展。一切外界的势力都可以通过皇室妇女间接对皇帝起作用，因为她们能在皇帝闲暇时不受严格的宫廷礼仪接近他。地位高的后妃都出身于大贵族门第，她们的近亲常常深深地卷入宫廷政治斗争之中。与皇帝儿女攀亲的姻亲也有相似的背景，因此皇室就陷进了与京畿地区大贵族门第的复杂的联姻网络之中。虽然宫廷妇女身居深宫，由宦官守卫或管理，但这种隔绝状态与以后相比还是很松的。唐代的上层妇女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所以当时宫廷妇女无疑与宫外的亲属和社会保持密切的接触。这类联系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另外两个集团也能方便地接近后宫成员。第一种人是宦官，他们享有作① 对兵制改革的第一流的研究作品为滨口重国的《从府兵制到新兵制》，此文最早在1930 年发表，重载于《秦汉隋唐史研究》，卷1 （1966 年），第3—81 页。以后又有大量的作品。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 （第61—74 页）提供了早期研究的简明总结。《岩波讲座世界历史》，5 （1970 年），第407—439页中菊池英夫所写的优秀的一章，《府兵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更近期的状况。----------------------- Page 229-----------------------为皇帝家奴的特权地位，但在8世纪开始时，除了像皇帝宠信的宦官高力士 ①（他在反韦后的政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类特殊人物外，相对地说依然无权。第二种人是僧道之流。宫廷的妇女历来虔诚，是佛寺道观和个别僧人的慷慨施主，有的僧人通过这种方式在宫廷取得很大的权势。②玄宗的王皇后 出身于太原的望族。她的父亲王仁皎（651—719年）曾是一低级的禁军军官，在玄宗成为皇太子后他因皇亲关系而升至一个高级但不重要的职位。王皇后的孪生弟兄王守一是玄宗推翻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的密谋者之一。玄宗在未得势时与他交往甚密，后来他娶了睿宗的七女清阳公主。虽然两家联系甚密，玄宗对王守一又欠了特殊的恩情，但王氏家族从未得到任何重要的官职。王守一担任过殿中少监及太子少保。父子二人都被封为公，积聚了巨额财产，但玄宗小心翼翼地不授给他们任何有权势的职位。③王皇后不能生育。由于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继位问题，所以在715年之④初，玄宗之次子郢王李瑛被指定为太子。李瑛为玄宗的赵丽妃所生。出于某种原因，刘华妃所生的长子李琮未被提名。人选之确定可能是因为赵丽妃善于歌舞，自708至709年在潞州时期就受到玄宗的专宠。另外还有玄宗的弟兄们和他的叔父李守礼，太平公主在睿宗时期就曾提到他们的皇位继承权问题。前面已经谈到，姚崇和宋璟在711年已经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办法是禁止皇室诸王统领禁军，因为这种部队使他们取得发动政变的兵力。对公主的配偶也下了类似的禁令。后来，玄宗的弟兄和李守礼被任命担任一般是在长安附近的几个重要的州的刺史或都督，同时在朝廷担任并无实权的礼仪性职务。这一措施在714年被正式规定，安排应有两个亲王在朝，三月一轮换。①把诸王调离京师的目的不仅是阻止他们本人发动政变，更重要的是防止他们被朝廷中寻求皇室傀儡的对立党派所利用。他们受命管领很重要的州；例如李成义在防御契丹的关键时刻是幽州 （北京）刺史。但诸王参预州的行政管理的程度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李守礼就把公务交给他的副手处理，自己则以狩猎、饮酒、听音乐和寻欢作乐度日。②不论这一政策对帝国几个最重要的区域的行政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但它确使诸王摆脱了宫廷的阴谋。幸运的是，玄宗与他的弟兄手足情深。714年，他把他们以前在长安共住的一座王府扩大和改建成自己的离宫 （南宫或兴庆宫），并分赠诸弟兄各一座附近的王府，以便互相访问。诸王形成一个多才多艺的家族，他们专心于文学、音乐、学术以及唐代贵族珍视的那些上流社会的运动，并且还有许多与皇帝相同的爱好。③与皇帝最亲密的亲王是李成器，他也热爱音乐和戏剧，经常与皇帝摆酒设宴，狩猎，打马球和斗鸡作乐。李成器对政治深感兴趣，特别获准每年把他自己一年的大事记送交官方的修史者。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每年送交的① 传记载 《旧唐书》，卷184 第4757—4759 页；《新唐书》，卷207 第5858—5861 页。② 传记载 《旧唐书》，卷51 第2177 页；《新唐书》，卷76 第3490 页。③ 《旧唐书》，卷183 第4745 页。④ 《唐会要》，卷4 第43 页；《旧唐书》，卷8 第174 页；《资治通鉴》，卷211 第6707 页；《旧唐书》，卷107 第3258 页。① 《资治通鉴》，卷211 第6703 页。② 《旧唐书》，卷86 第2833 页；据卷8 第173 页记载，他们把责任下放给他们的副手。----------------------- Page 230-----------------------记载多达数百页，但仍存在一种默契，即他从不想与皇帝讨论当前的政务，①也不想形成任何政治派别。弟兄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温暖的私交关系，它并不意味着诸王以任何方式分享玄宗的权力。同时皇室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玄宗有59个子女，其中许多人生于他登基之前。再下一代人数甚至更多。他30个女儿的子女的情况无记录可查，他们自然应算做驸马的家属。《新唐书》中的皇族谱系列了他29子中的20个，孙子共94人。但这些只是总数的一小部分，因为其中大部分或被分封，或担任高官。我们已知，他的第四子有子女55人，第六子有58人，第二十子有36人。这些孙辈中，有34人被封为郡王，24人为国公，如果这些人全按719年唐律规定接受足额的封地，单单他们的岁入就吞没了将近25万户的税。他们收的津贴肯定不是足额的，往往只收到象征性的封地，但对诸王的支撑和维持显然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726年以后，皇帝在城的东北角专门为诸王建立一座王宅。这一为王子建造的建筑群称十王宅，它因最早在那里定居的诸子而得此名。十王宅后来扩充到北面的御苑内；737年的一个时期，王朝又在同一区为皇帝的孙子营造一群院宅，称百孙院。②从此，皇室的子女都在宫内成长，但当他们被封后，他们不是像以前那样在宫外得到宅第，而是在这一建筑群中分得自己的院落，他们就与其家庭在那里居住，并受中央的监督和由皇宫供应一切用品。这样就对皇室成员作了进一步的限制，并便于皇帝遏制他们的活动。各王另立皇族新“房”并自定礼仪的旧制也到此结束，这是诸王地位衰落的一个标志。①① 传记载 《旧唐书》，卷95 第3009—3013 页。② 《旧唐书》，卷107 第3271—3272 页。① 《新唐书》，卷70 下第2147 页。----------------------- Page 231-----------------------玄宗朝中期 （720—736年）720年正月，宋璟和苏颋失去权力。宋璟因在命令御史台处理大量积压案件时采取高压手段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一丑闻甚至被皇帝的俳优嘲讽一通，皇帝本人也认为宋璟有严重错误。但他被撤职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这一丑闻，而是限制淮河和长江地区私铸的灾难性失败及其代理人萧隐之御史在推行这些措施时的严厉和不人道的方式。这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以致皇帝免去宋璟和苏颋的宰相之职，并把萧隐之撤职。宋璟和苏颋都留在朝廷，前者得到有名无实的最高品秩，后者担任礼部尚书。苏颋不久外放任剑南的节度使和采访使，在那个以艰巨闻名的职位上取得卓越的政绩。宋璟在朝廷得到元老的待遇，722年，他任留守，负责长安的事务，724至725年朝廷迁往洛阳时又任此职。②随着宋璟的失权和不久姚崇之死，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一时期的官方历史的作者柳芳描述这个时代的特点如下：“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③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的时代——正如9世纪初白居易的一首讽刺诗所言：“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对玄宗以后的唐代作家来说，如果这不是整个唐朝的鼎盛期，也是玄宗在位时的鼎盛期。但在许多方面，在以后的十年和更长的时期中，人们可以看到姚崇和宋璟时期许多政策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①720年正月被任命的新宰相为源乾曜和张嘉贞 （666—729年）。源乾曜在姚崇罢相之前一度与姚同任宰相。张嘉贞则是一个北京地区的世代名门之后，他的先祖在隋代已在河东西南 （今山西）的濮州定居。他在686年前后的明经考试中得中，但在第一次授职中因有过错而被撤职。后来在8世纪初期，他被推荐担任去河东道视察的一个御史的非正式助手，这位御史用他起草奏议，并把他推荐给武后。武后对他印象很深，就任命他为御史。在兵部和中书省任职后，又担任重要的道的都督之职；在玄宗时他任并州长史，在那里赢得了官风整肃的政声。717年，他在太原建立一支三万人的大军 （天兵军）以监视在默啜汗死后就向唐投降并定居在河东北部的许多突厥人，张嘉贞就在该道任节度使。虽然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形象，但两人都因对职守兢兢业业和确立健全的行政而见称于时。721年阴历九月，在老对手姚崇死后几天，张说被起用为第三个特任宰相和兵部尚书。他自713年被撤去宰相之职以来，先后在一些道担任要职，政绩卓著；最后他接替张嘉贞而任太原天兵军的节度使。②② 《旧唐书》，卷96 第3034 页。③ 柳芳： 《食货论》，载《文苑英华》，卷747 第10—12 页；《全唐文》，卷372 第5 — 7 页。参见《旧唐书》卷9 第235—237 页之“玄宗本纪史官评语”，它肯定也为柳芳所写。① 传记载 《旧唐书》，卷99 第3090—3093 页；《新唐书》，卷127 第4441—4444 页。② 《旧唐书》，卷97 第3058 页。----------------------- Page 232-----------------------有一段时间张说的大部分工作与军务有关。从722年阴历四月至723年阴历四月，他任朔方军节度大使这一要职，因为朔方藩镇控制着紧靠长安北部的关中边境；722年后期，他在那里与叛乱的突厥人作战，因为这些突厥人在党项人的支持下前一年在鄂尔多斯地区崛起，这时又发动叛乱。张说平定了叛乱，并把继续住在中国边境内的鄂尔多斯地区的五万非汉人远迁到今河北和河南省交界处的内地。①随着边境问题的解决，张说建议大量削减当时号称60余万的边防军。他提出让其中的20万人解甲务农。张说认为边将在设法拥兵自重，皇帝虽有所犹豫，但仍被说服，同意了他的计划。同时张说又提出一个方案来代替以府兵短期配备各卫的旧制度。他要求把骁勇善战的骑军（他们不承担一切特殊任务）吸收到各卫和北门军中，以加强京师的防御。②723年初期，张说和张嘉贞发生严重争吵。多年前，张嘉贞在兵部是张说的部属，但现在他作为右相已不愿再屈己就人。张说对此心怀不满；当张嘉贞的弟兄因渎职获罪而张嘉贞本人又拒绝向皇帝表示悔悟和请罪时，他被解除宰相之职，怀着对以前同僚的怨恨被外放出任刺史。张说接替了他的中书令之职。③④代替张嘉贞的人选是王晙。如同张说的情况，这一任命似乎是有意识地让一名有经验和有权势的军事领袖侧身于宰相之列。与张说一样，王晙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和特任的宰相；一个月以后，他就任朔方节度使，前往边境赴任，并视察河西、陇右、河东、河北及自己掌管的朔方诸藩镇的兵制。他不参与朝廷的事务；723年阴历十二月，他被贬为长江流域一个州的刺史，因为有人指控他结党和重用亲戚。⑤从张嘉贞之撤职直至726年初这段时期，朝廷完全被张说控制。这是最后一任内阁，在此期间，政务仍被在武后时已担任高官并继续推行许多从她开始的政策的大臣所左右。直到此时，玄宗的全部宰相都通过科举考试，大部分来自洛阳地区或东北。姚崇时期推行的集权化政策这些年仍在继续实施，而张说进行的两大改革又把相权牢固地树立了起来。722年末的命令规定，宰相得享受300户实①封的岁入。这是第一次给他们提供实职俸禄以外的收入，并承认宰相的职务不再是兼职的谘询性任命；因为在以往，宰相应在午前完成任务，其他时间应在他的省 （或部）工作。次年，这一新情况被制度化。以前宰相的会晤地政事堂被改为正规的宰相官署即中书门下，宰相们的政策建议即以此名义送呈皇帝。宰相的官署开始有自己的分成五房的僚属，它们分管吏务、枢机政务、军事、财政和司法。②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责界线多年来变得越来越模糊，现在更加纠缠不清了。以前原由各自秘书班子履行的起草和审议的职责现在改由各院——特别① 《旧唐书》，卷97 第3053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6、6752 页。② 《旧唐书》，卷97 第3053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3 页。③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 页。④ 传记载 《旧唐书》，卷93 第2985—2990 页；《旧唐书》，卷111 第4153—4157 页。⑤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6757 页。① 《唐会要》，卷90 第1644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3 页；《新唐书》，卷127 第4450 页。② 见《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8 页。又见本书第356 页注①所引的研究著作。----------------------- Page 233-----------------------③是隶属于中书省的集贤院——的班子负责。集贤院在 718年成立，在 725年被改组和改名，当时由张说领其事。它的成员都是兼职的干练官员，受宰相和皇帝之命草拟文告和充当学术顾问。④这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给宰相们提供有效地控制政务所必需的个人支持，当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宰相——皇帝的主要顾问——时也是如此。它们还使皇帝能够任用各院的学士起草文件和拟定政策，避免正规的官僚机器制造的拖拉和积压。虽然在开始时集贤院学士 （他们在中书省管辖之下，虽然管辖比较松散）普遍地就以这种方式被使用，但皇帝的其他私人秘书则从翰林供奉选调，直接隶属于皇帝。738年后，这些人被学士院学士代替，学士院学士开始越来越多地为皇帝起草诏令。这些发展为唐王朝以后政务处理的重大改变奠定了基础。源乾曜和张说继续贯彻和加强推行的另一个政策是试图让更多有才能的官员到地方政府任职，并确保中央政府中的大臣有地方的行政经验。由于源乾曜本人对此深有感受，所以他在720年就任宰相后，就要求把他的任京官①的三个儿子中的两个调到地方。这一规定扩大到在京任职的文武官员的家族，他们的许多亲属被调到地方任职。720年阴历五月，已在717年停止活动的按察使被重新恢复。721年，在京的每个高级官员和所有州刺史都奉命审查一个县令官署的政绩，然后建议②对县令的奖惩。722年，政府采取措施以保证增加地方官员的官俸，同时削减给高级京畿官员随从的津贴。另外，皇帝本人在这几年的巡行中也召见地方官员，有时给失职者以降级处分。③725年初期，皇帝挑选在京的11名杰出官员——包括源乾曜的任大理寺丞的侄子——出任州刺史。在任命时皇帝设盛宴招待朝廷百官。但甚至在这样公开的场合仍有一个被选派的官员不愿外调，玄宗大为恼怒，于是就把他贬黜。在朝廷为官的吸引力仍大于使地方获得良好吏治的需要。④皇室的问题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玄宗在位初年建立起来的政治平衡正日趋不稳。皇帝决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他与自己家族的关系方面。720年阴历十月，皇帝的四弟李范被牵连进一个奇特的事件中。李范是著名的潜心于学术的学者、书法家、古文物收藏家和藏书家，又是与许多学者交往甚密的庇护人。他现在与他妹夫 （即睿宗幼女霍国公主之夫）裴虚己一起被控不正当地查阅预言吉凶的巫书——这一指控通常是含蓄委婉地指策划取代皇帝的宫廷阴谋。裴与公主离婚，被放逐到遥远的岭南。同时，李范的两个亲密的文人助手被贬至地方工作，原因是他们违背了皇帝最近的禁令，即诸王、驸马及其家庭成员不得与其近亲以外的人进行密切的社会交往。③ 关于集贤院，见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载《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2 （1971 年），第45—98页。④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6756 页。① 《新唐书》，卷127 第4450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0 页。②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0、6745 页。③ 《唐会要》，卷91 第1653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5 页。----------------------- Page 234-----------------------另外，所有术士不得进入官宦之家。 ①李范本人未受到任何惩处，在726年死前，与皇帝的关系依然很好。但在720和721年，前此十年在地方任职的诸王都被召进京，长兄李成器担任太常寺卿，李成义被授予威望很高的司徒的荣衔。其他诸弟则在太子府任职。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应部分地归咎于诸王对他们州的职守毫不热心，源乾曜在716年曾经对此有过抱怨。但更可能的是，皇帝感到他们与自己的诸子一样应该留在京内，以便监管。725年，他的另一弟李业也与一件涉及皇甫恂和韦宾的十分类似的事件有牵连：皇甫恂为殿中监；韦宾为李业的内兄弟，又是太子府的重要官员，太子娶他的另一个姐妹为妻。他们被控向术士卜问休咎。这一次的后果更为严重。韦宾被鞭笞致死，这也许是因为他是主犯，也许是因为他与皇太子瓜葛太深而使他成为参与宫廷阴谋的十分危险的潜在敌人；皇甫恂被放逐至岭南。但李业及妻子又逍遥法外。李业继续任太子少保，在734年极尽哀荣地死去。①比他弟兄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的是皇后的地位。他即位初期，后宫中以元献后和武惠妃最受宠爱。元献后是隋朝大臣杨士达的曾孙女，武后之母也来自这一门第。元献后于710年被选入后宫，生一子（后来为肃宗帝）一女。她与张说联系密切，她的女儿就嫁给张说之子为妻。但在玄宗登基后不久她②就去世。玄宗后来特别迷恋另一个妃子武惠妃，她为他生下四子三女。武惠妃是武后的近亲武攸止之女，她的母亲也出身于无处不在的杨氏大姓。③王皇后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是姜皎。在玄宗朝的头十年中，他是皇帝贴身的亲密宠臣，与源乾曜又是姻亲。在722年，皇帝与无儿女并日益被冷落的王皇后的关系趋于紧张。皇帝因她无子女，就与姜皎秘密商量将她废黜，但姜皎把此事透露给皇后。娶皇后之妹为妻的一个皇族低级成员报告了姜皎的这一轻率行动。玄宗处以鞭笞并把他放逐；他死于途中。④皇后这时比以往更有理由担心自己的地位，她一心想生出一个儿子来维护她在宫廷的地位，虽然皇帝还没有最后决定让别人代替她。她的胞兄弟王守一这时安排一个和尚为她作法画符，以保证使她生子。当724年阴历七月此事败露时，王皇后被贬为民。王守一被流放，与皇室之妻离婚，最后奉命自杀。但前皇后没有另受惩处，而在宫内另住一地，在阴历十月死在那里。其他的妃嫔都喜欢她，皇帝本人也后悔将她贬黜，就像他后来后悔对姜皎的惩处那样。①与张说发生过冲突、此时任户部尚书的前宰相张嘉贞也受王守一之案的牵连，被外放到浙江任刺史。王皇后的贬黜可能出于政治动机；有人主张，与武家有长期亲密关系的张说一直支持武惠妃反对皇后，但这主要是推测。①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1 页：《旧唐书》卷95 第3016—3017 页。① 《旧唐书》，卷95 第3018—3019 页；《资治通鉴》，卷212 第6741—6742 页。② 《旧唐书》，卷52 第2184 页。③ 见霍华德·列维：《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载《通报》，46 （1958 年），第49—80 页。④ 《资治通鉴》，卷212 第6751 页；《旧唐书》，卷59 第2334—2337 页；《新唐书》，卷91 第3793—3794页。① 见俞大纲：《两唐书玄宗元献皇后杨氏传考异兼论张燕公事迹》，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大刊》，6 （1931年），第93—101 页。----------------------- Page 235-----------------------可以肯定的是，皇帝没有封武惠妃为后，她仍为惠妃（一等宠妃），不过她家族成员得到的那种荣誉和升迁却相当于皇后家族的待遇。726年稍晚，他打算封她为后，但当他宣布这一意图时，有人反对，认为此举不明智，因为她的家族曾经是唐王朝的宿敌，还因为既然她不是皇太子的生母而有自己的儿子，封后之后可能会使继位问题陷入危机——事实证明这一预言十分准确。皇帝生前从未封她为后，虽然她无疑仍保持第一妃子的地位。关于贵族的复起8世纪20年代初期最重大的政治变化也许是作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势力的关中旧贵族的重新崛起。第一个明显例子是宇文融的崭露头角（详下文）和李林甫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贵族对那些保卫经过考试选拔和在武后时期开始当官的东部人利益的老卫士进行挑战，从而造成了下一个十年的尖锐的政治分化，虽然对立集团的界线决不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样泾渭分明。除了8世纪20年代贵族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崛起外，还有其他迹象表明，有严密界限的贵族的旧思想正在复活。在这一世纪初期，在太宗时期最受人关注的宗谱已经重新时兴起来，在玄宗在位的整个时期它吸引了许多学者，其中包括许多最著名的官方史学家。刘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宗时期提议编一部全帝国最有名望的家族的官修宗谱大全。重要的是，他提出它不应根据以担任唐代官员为收录标准的659年的《姓氏录》，而应根据638年的《贞观氏族志》编纂，因为后者更注意传统的社会地位。在前一世纪虽然容许改变家族的地位，但这时的情况似乎是，在名门大族面临武后时期吸收的出身较低的人的政治挑战时，新的宗谱汇编可能旨在重新树立这些大族的社会地位。不像以前的汇编，这部作品是委托给包括刘冲 （他的家庭有专门编修宗谱的长期传统）和刘知几在内的官方修史者编写的。它修成于713年，并在同年送呈玄宗，其篇幅不少于200卷。编写的态度显然是慎重的，因为作者们奉命校正和使之符合当时情况，然后把它颁行于全国。在723至726年期间，著名的史学家韦述又加以补充，结果写成长达20卷的补编，名为《开元谱》。从实用意义上说，还不清楚修志的实际意图是什么。刘冲的奏疏提出，这个项目意味着要区分士大夫与平民的出身，不过唐代的任何材料都没有官方鼓励这种区分的记载。但从16世纪起，在一批中国宗谱著作中保持着一种持久不衰的传统，即在717年颁布一个诏令，规定26个大家族的突出地位，并禁止其成员与这些家族以外的人通婚。在整个玄宗在位期间，宗谱研究继续发展；749年，当贵族的地位已经提高了十多年时，李林甫颁布了《天下郡望姓氏族谱》，它似乎表明通婚只限制在这一集团内部。①因此从玄宗朝初年起，政府似乎已在支持旧贵族的社会权利，在8世纪20年代以后，高级官员中的旧关中贵族成员的人数稳定地增加，当然，玄宗一定早在即位之初就开始吸收他们了。贵族政治势力的另一个源泉无疑是与皇族结成的复杂的姻亲网络。根据掌握的诸王的婚姻材料，他们几乎都与关中和河东南部地区一小批名门氏族① 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第47—85 页；以及此书所引的其他文献材料。----------------------- Page 236-----------------------通婚。有些家族不断地与皇室通婚。例如，娶睿宗之九女并在720年因与李范牵连进丑闻而被流放的那个倒霉的裴虚已有一个弟兄娶皇族成员为妻，其子也与皇族通婚。另一个弟兄之子和孙也被选为驸马。他的从兄弟裴巽是睿宗之七女薛国公主的第二个丈夫（她的前夫王守一724年在他姐妹王皇后遭贬后被处死）；他的孙子也成为玄宗的一个幼女之夫。杨氏、窦氏和薛氏及隋朝的宗室提供了许多唐皇室的配偶；单单前隋皇室的一支，就连续三代有成员为皇室配偶。与唐皇室结成婚姻网络的另一个例子是8世纪40年代脱颖而出的韦坚的家族。他的一个姐妹嫁给李业（玄宗之弟），另一个姐妹嫁给皇太子李瑛，而韦本人则娶皇帝的宠臣姜皎之女为妻。值得注意的是，一再被选为皇室成员配偶的家族中有许多人在殿中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