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8

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门第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下) 第二部分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3）《出身论》一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牵动了千万人的心。它先后重印3次近10万份，每次都一抢而光。各省、市相继出现复制本，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更为普遍。它是鞭挞封建“血统论”和专制主义的战斗檄文，在千万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因此也就受到极左路线代表者的残酷*。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报》被迫停刊。1968年1月5日，遇罗克锒铛入狱，在监狱里备受折磨。连续不断的审问、戴背铐、关禁闭……都不能使他屈服和抛弃理想。他始终坚信《出身论》的观点是正确的。1970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字第30号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花城》，1981年4期……(二)“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以下简称“共大”)是由13名六六、六七届大、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其中5名共青团员，3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学组织。他们最大的26岁，最小的只有21岁，平时就比较注意理论学习，在“共大”成立以前，有人就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刻印出来，互相传阅。为了进一步交流学习体会，探讨理论问题，成立了“共大”。在“共大守则”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成员不在一地，所以“守则”还规定，“共大”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个组织成立后，自筹经费刻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6篇文章和3篇农村调查报告。这些文章和一些书信，有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的体会，也有一些针对极左路线的批判言论。结果在1970年3月招来了一场震惊宁夏全区，涉及北京、湖南的大逮捕。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办案人员是主观主义先入为主，案件没有审查清楚，就轻率地定性为“反革命”，并据此捕人，审讯，找材料；对“共大”的性质及成立的目的没有认真审查，对其成员所写的文章、书信没有认真分析，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对其成员则片面强调家庭出身，根本没有作全面、历史的分析。在办案和审查过程中，当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时，他们不但不认真听取，反而指责这些人“思想右倾”，“跟不上形势”。这样一个青年自学组织，竟被打成了“打着研究*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进行旨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有言论、有行动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十足的帝、修、反的别动队”。原判的主要“罪证”，是所谓“共大”成员“反动文章和书信”。一些办案人员为了罗织“反革命”罪名，任意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将其中的正确观点，作为“反动言论”和定罪的依据。如吴述森在《迎接七十年代第二个春天》这篇“学刊”社论中写道：“革命就是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揭露矛盾，正视斗争，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内容，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竟然被判定为“阴谋以反革命的暴力推翻我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罪行”。(下) 第二部分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4）这13位青年中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3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智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隔离、批斗。其中22岁的女青年熊曼宜被逼含恨自杀《宁夏日报》，1978年8月7日；《人民日报》，1978年9月29日……(三)陈卓然“二?一二反革命案”陈卓然别名许卓然、陈巅，1968年自南京市八中高中毕业后赴江苏省洪泽县人河公社插队落户。家庭和个人的坎坷经历促使他的思想很快成熟起来。他与一同插队的好友苏小彬(苏晓兵)聚在一起时，经常交换对“*”和接受“再教育”的看法，对极左路线摧残文艺、*知识分子的种种行径强烈不满，为大批老干部遭受*鸣不平。“*”中的南京，作为“*”时代的首都，成为抓阶级斗争、揪阶级敌人的重点地区。“四人帮”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追随者曾散布“潜伏在南京的敌人有几个师，反革命多如牛毛”的谬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乱捕乱押，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用棍棒和酷刑打出了许多“反革命”。他们把一些反对*、“四人帮”的志士诬为“反革命”，定罪判刑；把一些早已定案处理过的老账，翻出来重新加重处理；把一些无意损坏领袖像、错喊口号、错写字句的人无限上纲，定为“反革命”；甚至对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反革命”惩办；还有的无中生有，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浦镇车站某工人因为说了“毛主席红光满面，*骨瘦如柴”这样一句话，就被定为“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铁路建筑段某工人在一座土窑西侧工作，窑里冒烟，因为刮东风而弄得他满身烟灰，他说要刮西风就好了，于是被扣上与“东风压倒西风”的主席语录唱反调，判处管教三年。此类冤案，为数不少《人民日报》，1978年7月13日……冤狱频兴，使人们三缄其口，道路以目，勇敢者则忍无可忍，奋起抗争。197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头版重新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以及该报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处在“黑云压城”的险恶形势下，陈卓然、苏小彬决心起来斗争。当天夜里，他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打倒江青！”等。查金华烈士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一位殉难者，仅仅因为他组织了一个马列小组，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就被处以极刑。标语的内容鲜明而激烈，犹如刺向如磐黑夜的利剑。它言人之欲言而不敢言，极富鼓动性，因此成为限期侦破的大案。3月6日，两人被捕。一个卑鄙的知情者为了保全自己告发了他们。在4月28日公判大会上，陈、苏等人镇定自若，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卖友求生的告密者时，愤怒斥责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突然正义之声中断了，看守狠狠抽紧了勒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绳，这也是70年代的新刑具。大会宣布，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苏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同案受牵连的还有王茂雅(陈卓然女友)，陈美丽(陈卓然妹妹)，倪寒予等人。后来，王茂雅因精神失常而自杀身亡，苏小彬在劳改期间被机床弄瞎一只眼睛。(下) 第二部分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5）在“*”的无数冤狱中，陈卓然、苏小彬等人不是最早的罹难者，但他们对极左势力奋起斗争的勇气和斗争的鲜明政治性质，在一代知识青年中，是出类拔萃的。(四)任毅《南京知青之歌》案“一打三反”运动所锻造的政治冤案，并非都是事出有因，其中相当一部分，纯属无中生有，任意罗织。在这方面，《南京知青之歌》案是很有代表性的。1969年，一首歌曲在江苏省江浦县一个南京知青的小茅屋里诞生。从此，它在知青中辗转流传，从寒冷的塞北草原到西南的热带雨林，从西北的戈壁沙碛到东海之滨的盐碱荒滩，哪里有知青栖息的足迹，哪里就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歌声。这就是曾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普及最广的《南京知青之歌》。就歌曲本身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幸运，但它带给作者的并不是鹊起的声誉，而是沉重的镣铐、无情的批斗、暗冷潮湿的牢房和死亡的阴影。歌曲作者任毅(又名任安国)，南京市八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到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最初，知识青年们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深信不疑，每天起早贪黑地苦干。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发现：农民并不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后者的到来似乎给农村增加了新的负担。而且，几乎所有生产队在给知青盖房时都偷工减料。一般农户盖房都要七架梁，而给知青盖房时只用五架，剩下的用知青安置费购买的木料被队干部私分了。当时知青中流传起几句顺口溜以讽其事：“几根木头梁，泥巴糊成墙，一把烂稻草，盖成大草房。”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场合说过的两句话。50年代他曾经主张，在将农民引导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应该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而当1968年数届高、初中毕业生壅滞城中无法就业时，他又发出要他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去接受被教育者的“再教育”，究竟意义何在?任毅用隐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肖明：《访〈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海南纪实》，1989年7期……随着上山下乡初那种狂热激情的消退，失望情绪在知青中蔓延。情绪低落的知青感到前途渺茫，用弹唱歌曲排遣心中的忧虑和思乡的情愫。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的知青歌曲(此歌歌词为南京赴新疆支边的知识青年高世隆所作，根据《丰收农场之歌》的曲调谱成)基础上，重新填词，并对原曲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创作出一首表达知识青年思乡情绪的新歌《我的家乡》。全曲深沉、缓慢：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辞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任毅写这首歌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当然不敢称之为《知青之歌》，因为其中并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的理想，它只是表达了一种缠绵的思乡情绪，一种美好生活失去后的无奈，表达了知识青年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而产生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是绝对不允许公开流露的，当时只允许歌颂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只允许表达“东风吹、战鼓擂”的革命豪情，只允许为上山下乡运动高奏凯歌。任毅的创作一旦完成，当即被人拿去传抄。同年七八月份，江浦县以及苏北宝应县等地遇到特大洪水的侵袭，在自然灾害面前，有些知青返回城市，另外，部分知青因经济上不能自给也倒流回城。各地知青返城后，相互间往来接触的机会增多，因此出现了广泛传抄、学唱《我的家乡》的情况。尔后，知青又陆续返回农村，这首歌又在未回城的知青中进一步流传。在满耳皆是欢乐的虚假歌声中，唯有这支歌以一种忧郁的曲调倾诉出许多知青的衷肠。知青们唱它、传它，将它视作真正属于自己的歌曲而重新命名为《知青之歌》。(下) 第二部分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6）这年8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播放了这首歌，他们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正值中苏两国因边境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而处于严重对立的非常时期，莫斯科广播电台频繁演唱这首歌，无异于将任毅推入绝境。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开展对这首歌的口诛笔伐，它已被定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11月份，江浦、宝应等县开始组织人员对《我的家乡》进行批判。任毅的母校在组织力量追查歌曲作者的同时，将情况向《新华日报》作了汇报。任毅预感到“自己的青春将要葬送在这莫名其妙的歌声中了”，就向公社、县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承认了自己是《家乡》的作者，写了书面检查并批判了在创作思想上的“错误观点”。如果不是“四人帮”的主要成员江青、姚文元、张春桥亲自出面过问此事，因《家乡》引起的风波也可能会渐趋平息。1970年春节前夕，上海市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部分知青在里弄里哼唱这首歌，被逐级汇报到上海市革委会。后者又立即向中央报告，姚文元、江青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则要求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此案。这样一来，在“四人帮”的直接干预下，《家乡》的作者开始大难临头。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兴起，形势变得更加剑拔弩张，到处刷出“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的大标语，“*现行反革命”成为当务之急。2月12日，上海、南京两市公检法军管会开始对《家乡》一案进行联合调查，南京市文教局根据市委书记的指示组织了专案组。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即“元宵节”的当晚，武装军人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将任毅扣留。任毅被羁押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看守所，作为“重大的反革命专案”进行审理。审讯者逐字逐句地审查《家乡》的歌曲，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罗织罪状。审讯者指出，歌词的第一段是通过写景来掩盖下面两段的反革命实质。“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是留念城市，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反动；“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17年招魂，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是在散布悲观情绪，是对祖国前途的恶意诽谤；“生活的道路……”，是对革命者四海为家的反动，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毒攻击。“跟着太阳起……”，是渲染农村劳动的艰苦，对广大贫下中农大干社会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披星戴月劳动场面的恶意中伤；“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们的命运”，实质是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成无可奈何，形势所逼，是悲观情绪的进一步流露，再一次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叫屈；“用我们的双手……”使用革命的词藻是为着掩盖其“憧憬的明天”，明天者即资本主义复辟也；“一定会到来”，即资本主义的明天一定到来，充分暴露了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可谓反动透顶南京市法院：《关于任毅反革命申诉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1978年8月10日。此件为任毅先生向笔者提供……“*”中有些办案人员一味穿凿附会、上线上纲的“本领”，从上述审讯内容中可见一斑，而多少冤、假、错案也就经过这些人轻而易举地锻成。任毅在乡期间曾说过：“现在学生天天学政治学毛主席语录，学不到文化知识，是挂名的中学毕业生，今后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苏宇宙飞船上天，我是十分关心和羡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干活，太落后了。”这些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对极左路线摧残文化、教育事业的罪行深表不满的话，都被办案人员作为认定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据。1970年3月21日，《新华日报》社革委会向江苏省委呈送了关于《家乡》“出笼”的专题报告，并拟定了批判《家乡》的报道计划。与此同时，对任毅在本市范围内组织批判会数十场。从入狱到8月3日被判决的5个月中，他3次被拉去在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绑”。在当时那种滥开杀戒的恐怖气氛中，足以使所有“陪绑”者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在同遭厄运的人们中究竟有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的《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中称：任犯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这里指毛泽东的书、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广毒深，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委研究何意市公检法军管会意见，报省委审批。至此，任毅的性命已处在高悬的达摩克里兹利剑之下而危在旦夕。所幸者，省委在批复中决定判处他十年徒刑，并于8月3日的公判大会上宣布。在那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轻刑了。按照“*”办案“走群众路线”的惯例，任毅的案子也曾放到群众中“讨论”，得出的一致意见却是“该杀”。不应该忘记，当遇罗克、张志新辈志士仁人的案件在交由群众“讨论”时，也曾受到同样的“判决”。在专制主义淫威的镇慑下，几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自顾尚且不暇，又怎能顾及他人?！专制主义窒息了人们的良知，同时也就使他们变得自私、麻木，多少暴殄天物的罪恶得以假“群众”之名以行。“*”留下的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任毅后来之所以被判刑十年，据说是因为省委主要负责人考虑到他年纪轻，经历简单，并亲自作了批示。此后，任毅在狱中备尝苦难，1979年才重见天日。“一打三反”运动，将无辜者的青春乃至宝贵的生命打得粉碎，而极左路线的肆虐，并未因这场运动的结束而收敛。在以后的年代里，各地发生的政治冤案仍层出不穷。(下) 第二部分 现代“文字狱”（1）二现代“文字狱”在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和*知识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叫“文字狱”。统治者大搞“文字狱”弄得人人自危，清人龚自珍《咏史》诗中因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句。“四人帮”兴起的现代“文字狱”，至少在涉及范围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以无辜群众为对象，而不管你文化知识的多或少。一些知识青年，也遭其荼毒。(一)王亚卓致书黄帅这起冤案的导火索是报纸刊登的一封小学生的来信。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流毒深广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前17年的教育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说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为教育领域“右倾复辟势力泛滥成灾”。从此，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戴上了“紧箍咒”，终日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举手投足之间仍不免获咎。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有隙，经家长捉刀代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用夸大的语句叙述了与班主任发生矛盾的缘由，末尾反问道：“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她的信和日记摘抄。日记摘抄是报社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而成。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当时控制国务院科教组的“四人帮”心腹迟群、谢静宜见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接见了黄帅，并由谢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北京日报》编者按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编者按还耸人听闻地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篇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一个被极左派所利用的黄帅在经过官方喉舌的大力吹捧下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典型”。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迅即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股浊浪的冲击下，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斥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陷入“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一些学校桌椅被拆毁，门窗被砸坏，玻璃被打碎，学校财产遭到损坏。所有这一切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下) 第二部分 现代“文字狱”（2）1974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王文尧、邢卓、恩亚立在闲谈*同流露出对黄帅所作所为以及新闻媒介藉此煽风点火的不满。他们认为，对黄帅的赞扬加剧了师生间的对立，学生动不动就给老师提意见，简直成了“学道尊严”。而且，《北京日报》不应该登这封信。于是他们决定以3个人的名义给黄帅写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对黄帅进行教育，替老师们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天真地认为，即便不能说服黄帅，也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辩论，完全没有想到此举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1月14日，由邢卓执笔写就了给黄帅的信。信中写道：“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和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于你的信和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请设身处地地为老师们想想吧。他们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一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信最后说：“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是看指责老师的文章，有些老师在认识问题上可能有错误，在路线问题上他们没罪，有罪者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4日。信末落款：“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王亚卓”系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1月29日，王亚卓收到了黄帅的回信。信中的口吻是比较谦和的，表示从对方的来信中得到了“教益”，对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正在认真考虑”，并希望进一步展开讨论。谁知这些表示只是“虚晃一枪”。黄帅父亲在接到王亚卓给其女的信后立即复写了两份，将其中的一份直接寄给科教组负责人迟群。王亚卓的信既对小学生黄帅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又对极左派教唆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破坏教学秩序的卑劣做法进行了谴责，因此触怒了迟群。他在信的第一页上批道：“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在后面一页上又批：“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内蒙古青年》，1978年第11期。一句语就将王亚卓的信定为“反革命”性质。紧接着，他们通过《人民日报》，精心策划了以黄帅名义发表的复王亚卓的公开信。197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将《公开信》、本报编者按语，连同王亚卓的来信呈送“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审阅。后者当即批示：“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其实，这封所谓“公开信”并未反映王亚卓信中的主要观点。王亚卓信中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师生关系，这个贯穿全信的基本观点，也被公开信有意删除了。姚文元之所以主张不将原信公布于众，而听凭公开信对它断章取义，除了担心它会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外，用意还在于隐瞒事实真相，以便对来信作者任意上纲上线，强加罪名。(下) 第二部分 现代“文字狱”（3）公开信在经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圈阅同意后，于2月2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以黄帅名义发表的这封公开信一反她上封回信中愿“很好学习”的表示，态度上前后判若两人，把来信升级到“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别有用心”，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这样吓人的高度。《公开信》歪曲王亚卓的原意，蛮横地强加上一把革命师生引向分裂”，“引向刘少奇、*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等莫须有的罪名。《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还说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四人帮”调动了他们所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采用种种手段，发动了一场思想的大*。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时间内，仅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上就发了近百篇批判文章。甚至连备受侮辱的黄帅所在班的班主任也违心地加入到对王亚卓围剿的行列。随着公开信的发表，立刻开始了对王亚卓的政治*。2月12日，即公开信广播的第二天，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就开到十九团，并且做出了“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指出“王亚卓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批王亚卓”。公开信发表时，王文尧正在天津家中休假，随即收到兵团加急电报，令其火速归队。一出火车站即被工作组用专车接到团里隔离。邢卓是给黄帅写信的执笔人，与恩亚立也同时被隔离。工作组责令他们交待问题。给黄帅的信写毕寄发，未留底稿，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3人分别凭记忆追忆，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3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2月16日，十九团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错误思想检查认识的报告》。同日，兵团党委拟出了《关于二师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写信攻击革命小将黄帅问题的报告》。3月1日，二师党委上报了《关于对王亚卓同志严重错误的检查认识》。与此同时，对王亚卓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判。批判中，“否定*，攻击新生事物”，“把矛头对准党中央、毛主席”、“气焰嚣张，立场反动”等数十顶政治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甚至把他们同*、孔老二相提并论，编出“孔老二要复礼，*要复辟，王亚卓要复旧”的顺口溜。但正义的呼声是钳制不了的。王亚卓的遭遇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公开信》发表时，十九团中心学校的部分知青教师，正在北京探亲，他们听到广播，义愤填膺，立即找到北京市教育局，要求同黄帅就教育革命问题展开辩论。随后到《人民日报》社，对该报发表《公开信》提出不同意见。在连队，王亚卓得到不少知青在吃、住、劳动等方面无微不至的关照。有的鼓励他们“要顶住，前途是光明的”。一些兵团战士贴出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不坚持批林批孔大方向，偏偏揪住王亚卓不放!”全国各地，都有人致书有关部门，对“王亚卓事件”制造者表示不满、反对、抗议。仅王亚卓所在单位就收到180多封对他们表示支持、同情的信件。这些信虽然没有达到他们手里，但人们的态度和政治倾向，他们是了解的。黄帅则收到上千封反对她的信。一位工人在给她的信里说过这样的话：“请你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都是些什么玩艺儿?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是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而那伙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早晚会被人民押上历史的绞架。”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下) 第二部分 现代“文字狱”（4）1974年4月5日，王亚卓在经过二十多次批判会后，被分别送到三个条件最差的连队进行“劳动改造”。同时在组织上做出处理：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邢卓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内蒙古兵团党委对王亚卓的处理意见是，“在未查出是属于别有用心或其他政治问题之前，暂时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对待。主要是进行批判，促使他们提高觉悟，改造世界观，进行认真的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在“四人帮”直接插手和巨大政治压力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对他们做出了在当时看来较轻的处分，也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的形势下，王亚卓的家属也受到种种歧视、打击。邢卓的妹妹只有14岁，正在上初中，听说哥哥被打成了反革命，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积郁成疾。1974年9月，邢卓获准回家探亲，妹妹哭着问他“挨整了没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该不该同你划清界限？”说罢昏倒在床，送到医院一直昏迷，18天后死去。年老多病的母亲听说儿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万分。逢人就讲：“邢卓只写了那么一封信，怎么就遭那么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从此病情恶化。女儿的死，对她更是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数日后，老人悲愤而亡。“四人帮”制造这起轩然大波的目的是杀一儆百，谁若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不满，谁就是“复辟势力”、“反革命”，难免要遭到与王亚卓相同的厄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一片声讨，“反潮流”、“反复辟”的口号甚嚣尘上。灾难深重的*门更加凋敝，恶劣影响波及社会的其他领域。(二)张扬与《第二次握手》张扬是“*”前下乡的老知青，“*”中两度入狱，几陷不测，他的经历在不胜枚举的现代“文字狱”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张扬的舅父周昌龄，曾任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63年，年仅19岁的张扬，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些科学家，听说了一些科学家如吴有训、钱学森等从海外回到祖国、从事科研的故事，使他深受感动。回到长沙，他根据这些故事，写成一篇5000字的小说，名曰《浪花》。1964年，他把《浪花》重写，改名《香山叶正红》。1965年，高中毕业的张扬来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人民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落户。不久，“*”爆发。1967年夏季，武斗的枪炮声传遍三湘四水，他躲在生产队的土屋里，继续改写《香山叶正红》。1970年初，在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成了追捕对象，并第一次锒铛入狱。起因是：浏阳有位知青罗孟寅，很赞佩张扬的文才，两人相互通信，引为知己。罗在给张的信中写道：我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牛氓利锐笔刺向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和“寄生虫”，我更指望在祖国的大地上有真正的猛士举起斧头把那些“林立的偶像”砍倒，或者像鲁迅先生那样铁面无情地揭开那蒙泰尼里人的虚伪面纱。信中还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这些话的含义一目了然：“林立的偶像”指“*”中的个人崇拜潮，所谓“林立的”，也可以理解作“*搞起来的”；“非神学的圣经”，则影射当时弥漫在全中国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舛谬；而那个蒙泰尼里式的人物(见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氓》)则指“副统帅”*。(下) 第二部分 现代“文字狱”（5）张扬年长于罗，阅历较多，对这封锋芒毕露的信，他没有正面答复，也未予揭发。但他曾在通信中提醒罗不要保存信件。罗不听，竟保存了一千多封。实际上罗早受到监视，“一打三反”运动中终被抄家。搜出成捆的“黑信”，其中有张扬的几封。于是罗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扬也在劫难逃。张扬竭力逃避这次意外的打击，在朋友的掩护下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漂泊生活。在逃亡的日子里，他重新改写书稿，加以充实，改名为《归来》，以喻书中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不仅人从海外来归，最终连心也真正“归来”了。1970年2月下旬，张扬被公安部门缉获。书稿《归来》因预先藏在一位知青朋友家幸得保全。此后，他在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蹲”了近三年大狱，罪名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恶毒攻击林副统帅”，但始终没向他出示过拘留证或逮捕证。1971年9月13日*外逃身亡，“攻击林副统帅”的罪名不能成立。一直拖到1972年12月29日，他才获释，重返大围山区。1973年，他在肺病、肝炎折磨下，第五次修改书稿。至此，《归来》一书大体成形，脱稿后共20万字。其间，《归来》已不胫而走，首先在当地知青中辗转传抄，接着手抄本从湖南扩散到华北、东北、西北、北京等地，又经过许多无名读者的修改润色，衍生出不同的本子。有的本子将书名由《归来》改为《归国》或《第二次握手》。《归来》(正式出版时更名《第二次握手》)的主要情节：青年男女苏冠兰与丁洁琼在海湾的一次风暴救助中相识、相爱。由于家庭反对、社会*和小人离间，两人被迫离散。二十多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却发现化学家苏冠兰已经与其干姐叶玉菡结婚，当丁洁琼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总理亲赴机场进行说服，丁洁琼决心留在祖国。5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就是这样一部以爱国知识分子的恋爱故事为主线，突出周总理对知识分子关心爱护的普通手抄本小说，成为“*”中“四人帮”直接下令立案追查的大案。1974年，湖南有关部门已经在情况汇报中反映了“坏书”《归国》的传抄情况，但尚未着手调查作者。1974年10月，《北京日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960期，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北京一些单位群众中传抄的情况。10月12日，姚文元看到这期内参后立即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在哪里！”14日下午他又打电话给报社：“你们的内参反映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以。[如。]郭老、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姚文元命令查这本书意在打击陷害一批知识分子。在《北京日报》960期《内部参考》上，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丁国钰的批示：“请传新同志(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因参与*1976年4月5日“*”，于“*”后畏罪自杀)一阅，似应查出此书是出自何人。”(下) 第二部分 现代“文字狱”（6）继姚文元批示之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2月7日第3297期，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反映了《归来》的流传情况，并指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北京日报社将姚文元的指示雷厉风行地传达给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成立专案小组追查。他们查明作者是张扬后，立即给该省公安局发函。后者遂于1975年1月7日将张逮捕。为了向姚文元等权势炳赫的大人物献媚邀功，办案人员竭力给他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状：第一是“反党”；第二是吹捧“臭老九”(“*”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第三是鼓吹“科学救国”；第四是描写“爱情”。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他们先给书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另一位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老干部鲁宁是“走资派”，老天文学家苏凤麒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张扬被定为“反革命”，亲属好友广受株连，办案人员在他插队的地方，组织召开“声讨会”，挨家挨户收集农民的印章，编造所谓“控诉书”，盗用“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一致要求将他判处死刑。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局向省法院起诉，建议对张扬从严惩处。《起诉书》宣布他的主要罪行是：出于反动阶级本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出反动小说《归来》，变本加厉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学”和“天才论”。文字越写越冗长，内容越写越反动。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为刘少奇、*翻案，反对*；捧出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和平演变，为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招魂；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这本黑书的主人公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学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起诉书》认为《归来》突出歌颂周总理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并指摘他“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除主罪外，《起诉书》还罗织了其他一些罪状。1967年10月，张扬曾与另外三个知识青年合写过一篇题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方向的彻底背叛》的大批判文章，登在一派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当时，在浏阳地区群众组织中，有人提出“赶走长沙佬”、“杀死长沙佬”的口号。张扬等来自长沙的知青感到受排挤，加之知青工作中确实存在种种问题，他们不满，因而在大批判文章中讲到知识青年在农村受苦，上山下乡是“新型农奴制度”。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张扬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张效立在阎锡山部队办的“民族革命第九中学”当过教员，后因反对军官逼婚女学生，受*，逃到河南长葛县，办了一所学校，进行抗日宣传，组织过一个农业合作社。1949年1月，张扬出生仅一个月，张效立被当地地主“黑枪”打死(凶手已在解放初期被政府*)。张扬之母连夜携子逃离河南。尔后张扬靠寡母养活成人。“*”中，张因父亲这段历史，被算成“恶霸地主”出身。入狱后，就被认定是“猖狂进行阶级报复”。此外，《起诉书》还编造了“烧毁《毛泽东选集》”，“顽固不化，不认罪服法，实属不堪改造的死硬分子”等罪名。这时，张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公安局的《起诉书》给他锻造了一系列重罪，要求对他严惩，一旦罪名成立，他必死无疑。值得庆幸的是，省法院负责审理本案的审判员为人正派，办事一丝不苟。他不能认定《归来》是反动小说，又发现提交的判刑依据不足，于是采取拖延的办法，迟迟不提出审判意见。一个多月以后，恶贯满盈的“四人帮”被一举逮捕，形势陡变，张扬才摆脱死亡阴影的笼罩。“*”中大批冤、假、错案，并不都是“四人帮”亲手铸成的。归根结底，是极左路线肆虐横行、法制受到空前践踏的产物。然而，极左路线的淫威只能钳制人们的言语，却不能禁锢人们的思想，也正是通过一起又一起的现代“文字狱”，越来越多的青年认清了极左路线的反动本质。(下) 第二部分 知青觉悟的历程（1）三知青觉悟的历程“*”初，当全民族都空前狂热地崇拜一个神时，只能是理智受到戕伐。知识青年身上，既有追求革命理想的热忱，又有向政治偶像顶礼膜拜的虔诚，由此投入上山下乡的新生活。在农村，他们多有坎坷的经历。有比较才有鉴别，经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以及勤奋学习和独立思考，他们终于走出盲从的误区，在思想上逐渐成熟。(一)接受“再教育”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以前接受的是所谓“全红”教育，指教育者(包括学校、家庭、社会)以偏激的情感向被教育者灌输的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的思想。教育者没有把社会的落后面和阴暗面如实地披露给被教育者，以致被教育者的心灵自幼便打下了社会主义“完善”的烙印。知识青年深入到农村以后，才真正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贫困、落后、愚昧、封闭，空中楼阁式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令他们惊愕，引起他们的反思。一位在“*”初期颇有影响的北京红卫兵在回忆他下乡后的感受时这样写道：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留下了眼泪。还搞什么“*”，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中国青年报》，1986年8月29日。农村中司空见惯的贫困、落后、愚昧之所以令知识青年感到震惊，首先是因为严峻现实将“全红”教育浇铸的根基轻而易举地打得粉碎，一向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人民”为神圣天职的青年第一次发现，贫困与落后，愚昧与无知，还远远没有与广大农村绝缘。这是他们下乡后首先受到的“再教育”，尽管这种教育的内涵与毛泽东所说的“再教育”风马牛不相及。上山下乡为知识青年思想上的反省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和天地，与农民接触越多，对人民公社制度困厄下广大农村那并不“光明”的一面了解得越透彻。对许多地方的农民来说，最令他们谈虎色变的倒不是“*”初的大动荡，而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当农民忆及那段历史时，往往流露出劫后余生的庆幸。正是从农民的言语中，知青们认识到“三年灾害”主要并非天灾，实在是由于错误政策所造成的“人祸”。由此举一反三，对“庐山会议”的那场风波，对被列为刘少奇“罪状”的“三自一包”，对“*”中的种种倒行逆施逐渐有了新的见解。“*”的理论与实践，是和*的名字分不开的。“*”把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从政治上打翻在地，为*一跃成为经*九大党章“法定”的接班人扫清了障碍。当红卫兵小将们虔诚地高呼“敬祝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口号时，必然要同时高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个人崇拜达到近乎疯狂的年代里，这两句发自亿万人肺腑的口号构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作为那场造神运动中跃升最快，并奠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地位的一尊“大神”，成为全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下) 第二部分 知青觉悟的历程（2）然而，1971年9月13日*等人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事件的发生，却使现代造神运动成了历史的笑柄。当这个消息闪电般传到各地知青中后，他们陷入了茫然、困惑，不少人对刚刚发生的事件表示难以置信。这个被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个整日手擎“小红书”，高喊“万寿无疆”，信誓旦旦地扬言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副统帅”，为什么要加害毛主席，并在阴谋败露后叛逃出国呢?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不管上级传达的文件如何煞费苦心地解释，都无法削弱这一事件给全国人民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首先感到的是自己对领袖的赤诚之心和圣洁之情受到了亵渎，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当他们因受骗而备受煎熬时，当他们因失去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柱而四顾彷徨时，一种近乎绝望的心理往往攫住了他们的心。1974年，知青诗人郭路生写下了《疯狗》一诗。这首诗虽然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却惟妙惟肖地映现出知青中普遍的心态：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杨健：《“*”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疯狗犹能跳墙，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知识青年却只能默默地忍受。沉重的代价不过是对以往盲从轻信的惩罚。有人在评价《疯狗》时恰如其分地指出：当多少人在颂歌中晕眩，在“主人翁”的口号中陶醉的时候，他却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呻吟杨健：《“*”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摆脱精神痛苦的途径只有使思维跳出早已习惯的窠臼。*事件是一副清醒剂，使许多知青从轻信和盲从中惊醒，尽管还不曾使他们大彻大悟，至少，他们僵化已久的大脑又开始重新恢复思维的活力。为了寻绎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的真正底蕴，也为了避免重蹈受骗上当的覆辙，许多知青开始求助人类文化的结晶——书本。无论是在农村社队，还是在兵团、农场，知识青年中读书风气明显上升。他们涉猎的读物不再囿于早已熟读成诵的“红宝书”，而是闯过各种人为的“禁区”，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可以搜罗到的书籍。在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知青中，研读马列主义原著也蔚成风气。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哲学著作，成为特定环境下知识青年寻找批判武器的重要方式。“天高皇帝远”的偏僻环境，为知青们交流学习心得提供了便利。在当时“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下，如果说还有一片可以自由交流思想的“绿洲”的话，也只能存在于插队落户的知青群体间了。这种曾被有些知青自嘲为“躲在黑屋说黑话”的交流方式，的确起到了启迪发凡、析疑解惑的作用。(二)“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怀疑，是摆脱盲从的第一步，然而要迈出这关键一步，对许多知青来讲却相当艰难。农村封闭的环境和传统观念的弥漫，往往不利于知识青年接受新鲜思想。他们思想的逐步成熟，除了受益于坚持读书自学、彼此交流心得外，主要还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丰富的阅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他们的头脑逐渐变得复杂起来，于是以往奉若神明的东西开始受到质疑，一贯恪守的准则被打上了问号。“*”后期，极左教条已无力束缚广大知青的头脑，一个突出表现是怀疑论的普遍流行。(下) 第二部分 知青觉悟的历程（3）1976年4月26日和8月28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题，连续两次刊登下乡知识青年黄一丁与刘宁的通信。在通信中，这对昔日的好友就“扎根”、“农业学大寨”、政治理论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等等问题展开了辩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进行的这场“讨论”，当然不是一场公平往来的唇刀舌剑。在报纸上，代表正统观点的刘宁的两封长信均被全文刊载，持“怀疑论”观点的黄一丁的两封信却被大加删削。前者的信虚张声势，套话连篇，但依仗政治后盾，犹如不战而胜；后者的信实实在在，不乏真知灼见，但观点或被曲解，或被阉割，又没有畅所欲言的起码条件，在对方的猛烈攻击下，很快宣布“缴械投降”。但这场“讨论”很难以形式上的成败论英雄。人们正是通过这场轰动一时的“讨论”，对知识青年中广有市场的怀疑论的基本观点，有了较多的了解。而怀疑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也借这次“讨论”得以阐扬。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黄一丁与刘宁自幼相熟，从托儿所到小学，又到中学，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友。1969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洪流，他们一同从北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家落户。以后，刘宁上调团政治部宣传队，黄一丁始终留在基层连队。1975年黄病退回京后，承刘母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劝他尽快想办法回城。作为老朋友，他在信中无所顾忌，对一些社会现象表示了怀疑和困惑：关于“农业学大寨”，他表示支持和理解，但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实现预期的目标表示怀疑：我觉得，如果乐观一点看，它也许能够决定今后农村的命运，也决定我们兵团的命运，也许我们农工们会不再像今天这样受人愚弄，被人瞧不起，被人随意摆布了。因此，也决定我本人的命运。我常想，有许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呢?关于大张旗鼓的“扎根”宣传，他也表示了异议。对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树立的“扎根”典型高崇辉的事迹，他认为有些地方很敬佩，可有些地方并不想仿效。对那些长期束缚青年头脑的政治教条，他用一种含蓄的口吻表示质疑：有些政治教条，我们总是凭着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去总是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一个问题。黄一丁信中的看法，应是他矛盾心理的真实表露，他曾经虔诚地参加过“农业学大寨”运动，鼓吹过“扎根”农村的大道理，也深切地体验到“*”以来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他自幼接受的是工农当家做主的教育，面对的却是农工任人摆布的命运。政治的信条经不起社会现实的撞击，难怪他要对其可靠性产生疑问了。他将这些解释不清又想弄明白的疑团诉诸笔端，不过是希望得到好友的点拨，谁知却因此酿起一场风波。他的信是1975年11月29日寄出的，大约半个月后，刘宁给他回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冗信。信中斥责黄一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又一悲剧”。并用耸人听闻的语气警告说：“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们究竟是同志还是敌人!!!”如果这只是朋友间私下里坦诚进行的思想交锋，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刘宁在复信的同时却把双方通信的复本作为入党思想汇报的资料上交领导了。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团党委立即从黄的信中发现了政治异端气味，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师政治部，后者也不甘寂寞，又当作重大事件上报兵团政治部黄一丁：《我和刘宁》，《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下) 第二部分 知青觉悟的历程（4）尽管事态不断扩大，受到伤害的黄一丁却仍旧蒙在鼓里。接到刘宁来信后，他意犹未尽，又给刘宁寄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刘宁的喋喋说教颇不以为然，对受其攻讦的怀疑论反而推崇备至。他强调说：“人思维的本性就是怀疑的……而且我请教一声，难道现实中的许许多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和一些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的存在都不值得怀疑吗？仅仅轻描淡写地用‘这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能说服。”他还用以往的教训驳斥了对方的指责：“我们以前被社会左右得这样厉害，难道不正是因为太少怀疑的缘故吗?社会本身是辩证的(*主义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人的怀疑只不过也是尽可能地辩证一些的自然要求罢了。总而言之，怀疑怀疑，天塌不下来，没有怀疑，*主义是不能前进的。”“*”中不可一世的极左势力，最容不得的就是人民对他们的怀疑和不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他们给芸芸众生定下的“天条”。在思想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反复申说“怀疑”的必要性、合理性，主张对社会现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无疑是知识青年中一种积极的动向。他们只有从怀疑起步，才可能达到理性的彻悟。黄一丁在信中还坦言相劝对方；别用信奉宗教的态度来信仰马列主义。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黄一丁的基本观点虽无可非议，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还是被归结为三大错误：反对学大寨；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散布反动的“怀疑论”。其中以最后一条性质最严重。1976年初，极左派的风云人物谢静宜从《北京日报》的内参了解到黄、刘的通信，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返城风”的好材料，主张公开见报。于是4月26日《北京日报》以《两封针锋相对的通信》为通栏标题，将黄、刘二人的第一次通信刊出。同时发表的《编者按》将两人的观点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反映，并称赞刘宁的复信“生动地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锻炼的青年一代的战斗风貌”。这时的刘宁早已志得意满。他先被团党委授予“先进青年”的称号，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会议，实现了入党的夙愿。不久，即作为专吃“政治饭”的先进典型荣归北京，以便对黄一丁展开工作。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和组织部也派人找到黄，意在要他返回兵团。每星期，黄一丁都要多次到《北京日报》“谈思想”，承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对怀疑论的围剿并没有到此鸣金收兵。8月26日《北京日报》又刊出被删节的黄一丁给刘的第二封信和刘的复信。刘在复信中继续就怀疑论大兴问罪之师：我以为你怀疑的不仅是个“力量”问题，你实际上(不管是意识没意识到)在怀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实现，怀疑群众革命运动的伟大实践，怀疑*主义能否解决现实问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你就会完全不相信*主义，和党离心离德，和群众的革命实践格格不入。这样危险的后果，你想到没有?这场“讨论”的结局以黄一丁在《北京日报》上被迫发表《我对“怀疑论”的认识和批判》而落下帷幕。文中，黄自称在接受“深刻教育”后开始“猛省”，“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激烈斗争的刀光剑影”，进而批评了“怀疑论”的五种“骗人手法”。这些违心之沦，只能表明思想专制主义的可怕。(下) 第二部分 知青觉悟的历程（5）对“怀疑论”的批判当然不是针对黄一丁个人的。黄的一些观点，在知识青年中是很有代表性的。正因为如此，这场所谓的“讨论”才在知青中引起强烈反响。刘宁的复信空洞无物，热衷于无限上纲，加之将好友私信上交邀功的行径有玷为人行止，故被广大知青所不齿。黄一丁的书信则完全是推心置腹式的，不乏真诚，何况道出许多知青的真实感受，在充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中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所以他的遭遇赢得广泛同情。云南西双版纳某农场机关在组织各队知青讨论刘宁和黄一丁的通信内容时，大多数知青公开与官方舆论唱反调，认为“黄一丁的信有水平”，符合现实；而刘宁“太激进了”，“唱高调”，“动机不纯”北京市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关于橄榄坝农场现状的调查报告》，1976年7月20日……黄一丁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信。人们不顾舆论的压力，向他致意或表示支持。(三)真理的呐喊“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追求真理，犹如披沙沥金，只有锲而不舍者，才有望得到它。在农村简陋的棚屋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始终有一些知识青年孜孜不倦地从事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苦斗于社会最基层的经历，不但没有消磨他们追求真理的热情，反而促成了其思想的成熟。在一个不允许思想的年代，有思想便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罪过”，思想者受到*也就不足为奇。但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者，是一代青年中最富理性、有思想、最具批判精神的精英。在知识青年中，较早深入理论研究，并且提出独立见解的代表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遇罗克外，还有罕为人知的张木生。张原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生，1964年初中毕业。在“*”即将开始的1965年7月，他和同样出身高干家庭的同学陈伯达之子陈小农，以及李秋梦等人带头到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落户。当时，他们已约略得知毛泽东与王海蓉、毛远新关于教育革命谈话的一些内容。在校期间，他们就大量阅读马列著作，课程学习反倒置于次要位置。他们一心取法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实践，坚信凭着一腔热血可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这就是他们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原因。刚下乡，为了表决心，张木生写了一首诗：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任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诗中抒发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自己的志向。陈小农批评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环球是我家”的精神。初到农村，他们就发现农民有“反动思想”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顺口溜：“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以及“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之类。当地农民把社会主义叫“社会”，多年缺吃少穿，才逐渐生出许多怨言。张木生等人拼着命干了一年，所在大队的日工值更低了。产量没有多大提高，却多了十几位知青参加年终分红，分值自然降了下来。“赤遍全球”的抱负严重受挫，内心有了许多矛盾和动摇。不久，“*”掀起狂澜，张木生和陈小农等人回到北京闹革命。(下) 第二部分 知青觉悟的历程（6）张木生理论观点的初步形成，与他和其他一些知青所进行的两个乌托邦试验的破灭有关。1966年秋，他和几名中学生设想在湖北大别山兴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经北京市委书记与湖北省委联系，决定把“讲习所”设在农安。办这所学校的动机，一是对旧学校的教育制度不满，二是想直接改造农村。他们认为，“斗、批、改”的口号终归要落实到“改”字上。结果，上海“一月风暴”的雷响，把他们的设想震得粉碎。张木生败兴而归，并未死心。回到临河县后，他和几个知青选择全县最贫困的一个大队，自己集资，办起了农场。当地地旷人稀，知青相对集中。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组织学习、办学校，从事科学实验，对知青进行培训，推动农田基本建设。这个农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只好散伙。他们后来把此举戏称为：“在斯大林的迷梦上打了一针毛泽东的麻醉剂。”*：《北京知青历程回顾》，《海南纪实》，1989年3期，第156页。回到原先插队落户的村子，张木生却发现了一个奇迹。“*”初期天下大乱，李秋梦在他兼任队长的生产队组织了小包工，还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结果增加了十几万斤粮食。同时，又组织泥瓦匠、皮匠、鞋匠、画匠出去搞副业，队里又办起了磨坊、油坊，利用市场，工分值也提高了。这个变化对张木生的教育很深，“老百姓不是不能干，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这么好。”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于是，他开始带着一大堆疑问拼命读书。“雪夜无人读禁书”被称为“天下第一快事”。禁书中包括供内部批判用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如布哈林、考茨基、伯恩斯坦、德热拉斯等人的著作，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有一系列中国右派的作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储安平关于*的发言，四大卷右派言论和向党交心的报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此外，还有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雷波夫的著作和毛泽东五卷本的内部讲话。读书过程中，他常和几位插友彻夜讨论读书心得。他发现自己学识根底太浅，又回过头去读《资治通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后干脆研读《资本论》、《列宁全集》。有比较才有鉴别，张木生将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对照来读，最后理出一条思路，认识到中国的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阶级斗争为纲”所能解决的，应从体制上研究社会主义，包括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农村生活的亲身体验，使他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意见书”有了全新的认识。而1975年的大右派林西翎的向党交心材料，给他留下的印象尤深。林本人是北*律系学生，她对于苏共二十大的叙述，对斯大林的评价，对*、法制问题的看法，令他耳目一新。用张木生一个朋友的话来说：“我们现在争来争去，还不如1957年右派看得深看得透。”在大量读书和反复思考的基础上，张木生于1968年秋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全文分为六部分。(下) 第二部分 知青觉悟的历程（7）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他认为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斯大林虽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却不会带来马、恩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第二部分论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将合作化以前与大跃进作了对比，对后来的体制提出了疑问。认为解决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体制，实质上是认为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缺陷，又指出对“包产到户”不能简单否定。张木生还借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违背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进而说明：我们有列宁所批判的主观社会主义的东西、民粹派的东西、乌托邦的东西。第三部分是讲学大寨。当时还不敢对学大寨运动说得一无是处，只是说学偏了，评工分是奖懒罚勤，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不是多劳多得。第四部分分析1957年以后大说假话的根源。第五部分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第六部分，知识青年问题。认为农民应是受教育的对象。让知识青年受受教育者的再教育，不知他们能教出什么结果来。为了提供理论依据，他援引了列宁关于农民，他的善良和残忍，他的勤劳和自私，他的聪明和狡诈是分不开的观点。并指出，确定谁先进、谁落后，应以所代表的生产力为标准。知识青年为什么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呢?有关观点见*《北京知青历程回顾》与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158页。张木生的见解新颖、大胆，论文在青年中不胫而走，出现了手抄本，接着又有了油印的小册子。知识青年有表示赞同的，也有奋起批驳的。1970年4月内蒙古突泉县学田公社解放、胜利、西沟等大队的北京插队知青在自编自印的小报《广阔天地》中，对张木生的论文进行了集中批判。一篇叫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批判稿为张木生“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我们党、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向文化革命，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展开猖狂的、全面的、恶毒的进攻”而大动肝火，义愤填膺地宣布“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而成为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被打倒的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代言人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了”。还有一篇叫做《贫下中农批张木生言论》的报道，借“贫下中农”的名义，斥责一些知识青年下乡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得出一套“极其反动”的理论，并且广为散布。无独有偶，当时热衷于社会调查和理论探索的还有原北京四中学生赵金星等人。在被阶级斗争搅得昏天黑地的年代，赵金星居然提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众所周知，直到“*”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才认识到“人道主义”的可贵，并在理论界展开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而赵金星早在“*”初期就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太超前了。曲高和寡，难怪他的论文《历史哲学》会被思想激进的知识青年斥骂为“狗屁洋文”。还有一位叫徐浩鸳的知青，因“装乞丐调查社会阴暗面”也遭到迎头痛击见内蒙古突泉县学田公社北京插队知青油印小报《任重而道远》、《广阔天地》，各第9期、第5期合刊，1970年4月……这说明，早在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之初，一些有头脑的知识青年已经开始结合自己的农村实践，展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探讨。张木生是这批青年中的佼佼者。(下) 第二部分 知青觉悟的历程（8）张木生的文章和某知青的上告纠举信，后来被一并载在内参上。当时罢官家居的*读到这篇论文后评论说：“讲得有道理。”据说周恩来阅后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在探讨一些问题，不应当作为反革命看待。张木生在罗网密布的年月侥幸逃脱“反革命”罪名，与周总理的批语或者不无关系。1972年，张木生终归还是被逮捕，关进监狱。*事件后，严峻的现实和深刻的思想危机促使更多的青年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一些青年已开始从理论上对“*”作出批判的反思。1974年末，广州几位知识青年在街头张贴的、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与法制》，集中反映了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批判的精神。大字报虽然抽象地肯定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却几乎具体否定了“*”以来的一切做法。它第一个公开批判*的“天才论”，指出“天才论”的要害就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的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于是“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这实际上提出了必须破除思想禁锢的问题。大字报并未停留在对现代迷信的批判上，而是进一步剖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反对“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命题，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的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对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字报针对*的法西斯统治，强调了建立“社会主义*与法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这是大字报的主题。“李一哲”对*的理解是：允许政治上的反对派公开存在，以防止*垮台以前，批评*的人惨遭政治*的悲剧重演。为此，他们要求用社会主义的法制来保障人民的*权利。1974年，在*体系的极左实质基本没有受到批判，而“四人帮”甚嚣尘上的时候，“李一哲”能公开地、尖锐地提出以上看法，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从批判“*体系”入手，实际上对“*”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的批判。这表明知青精英在理性认识上实现的飞跃。虽然这批判来自普普通通的三个青年，但真理的锋芒却使权势熏灼的“四人帮”大为恼火。据说王洪文曾气急败坏地指示要动员100万人“批判”这张大字报。当时的广东省委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宣集文”来对付“李一哲”。尽管“宣集文”有来自省委乃至政治舞台上的庞然大物“四人帮”的支持，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组织力量和宣传手段，但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李一哲”的大字报在群众中辗转传抄，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张大字报随即被广东省委宣布为“反动大字报”，作者则受到围攻、批斗以至逮捕。张木生、李一哲等人是知识青年的思想先驱。他们独立思考、执著探索的举动，虽然无法改变当时的整个形势，但发出的真理呐喊还是唤醒了更多的人们。“*”末年，极左货色已遭到知识青年的普遍唾弃。他们的觉悟，为历史性变革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下) 第三部分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1）第十二章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标志着我国历史的发展迎来一个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在如何总结“*”灾难的历史教训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国家领导人内部的认识很不一致，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华国锋等领导人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相当一批干部的头脑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禁锢，形成一股妨碍“拨乱反正”的阻力，导致新时期头两年步履艰难的局面，同时延缓了知青问题的解决。知青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涉及一代城市青年的命运，涉及安定团结的局面能否尽快实现。一劳永逸解决知青问题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中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允许在乡知青返回城市，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却面临着两大障碍。首先一个是政治上的障碍，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在激进理论指导下的运动，中止这场运动必须在理论上做出新的解释，对于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来说，要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却是不可能的。再一个是经济上的障碍，停止这场运动意味着将近1000万知识青年大举倒流，并对城市就业以及住房、生活必需品供应、交通、治安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显然，克服这两个障碍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确切说，需要有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这样一来，就决定了知青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然要走过一波三折的艰辛历程。但不管怎么说，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既是民心所向，也是社会正常发展大势所趋。随着以*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在政坛上取得主导地位，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在全国范围内奔腾涌起，知青问题的彻底解决终于显露出曙光。一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四人帮”在政治上垮台后，由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出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所仅有。在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华国锋是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渊源较深，关系较密切的一位。他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他在指导这项工作时所积累的经验，不能不对“*”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走向产生直接影响。早在60年代初，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期间，因长期负责农业工作，就经常与回乡、下乡知识青年接触。据说，他十分注意教育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鼓励他们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华主席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51页……1961年，他在湘潭地委工作时，山西省有个老战友给他写信，谈到自己的孩子中学毕业后，想找工作的问题。华国锋回信劝导这位老战友：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到农业战线上去。农业战线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那种轻视农业的风气，认为念过书再务农是丢人的看法，应该改变了。1977年共青团湖南省委的一篇文章回顾说：华国锋同志坚决地捍卫毛主席关于青年运动的光辉思想，一贯地引导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无产阶级*前，他就十分注意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无产阶级*以来，华国锋同志更进一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作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措施《领袖华主席关怀着青年的成长》，《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4页……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后，华国锋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被结合进革委会。1968年8—9月；益阳三中一批红卫兵组成“支农兵团”，要求上山下乡。华国锋当即指示以省委名义给他们写贺信，随即又签发文件，号召全省师生向支农兵团学习。这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华国锋闻讯后连夜召开湖南省革委常委会会议，决定立即在全省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热潮，来一个大动员，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带头送子女下乡。会上，他第一个表示，把自己第二个儿子送到农村去。在他的带动下，省革委的许多领导干部都主动送子务农，全省很快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下) 第三部分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2）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无论是于公于私，华国锋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方面，似乎都可以说无懈可击。就在华国锋第一个给儿子报名下乡以后，有人曾建议送他儿子去当兵，被他谢绝。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托门子、找关系，通过“后门”送子女当兵，同时也就反映出他们对毛泽东指示阳奉阴违的态度。华国锋却不但送子下乡，而且教育他严格自律，不要搞特殊化，以致当地农民不知道他是华国锋的孩子，认为跟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华主席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华国锋调北京工作后，再次主动送子女上山下乡，他的女儿小莉，曾在北京一一六中学就读，1974年即将高中毕业。当时他身边只有这一个最小的女儿，按政策可以留城，他却支持她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不久，小莉和同学们一起到京郊平谷县乐政务公社许家务大队插队落户。在以身作则，把子女送往农村的同时，华国锋在工作中也比较关心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特别是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领导制定了有关文件，对“*”后期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华国锋进一步密切了与上山下乡工作的关系。1975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曾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和贫下中农一道，“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如上所述，华国锋的政治生涯与上山下乡运动有着长期的渊源，他始终把这一运动看成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措施，并且竭忠尽智地去贯彻执行。应该看到，华国锋在主持1973年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期间，对“左”的理论和一些极端做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有所察知的，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些矫正措施。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将这场运动引导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当他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要继续坚持这一方向。而这种坚持，与他在政治上倡导“两个凡是”的方针，又是相辅相成的。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汪东兴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并经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而公诸全国的。“两个凡是”方针的实质，就是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在“*”中说过的话，决定过的事继续当作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不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反而要继承那套“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而在新的形势下为拨乱反正工作设置了障碍。华国锋等人刻板、僵滞的政治立场及坚持“*”一系列“左”的错误的态度，在上山下乡问题上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反映。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宣称：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这场运动继续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毛泽东在“*”中提出的“再教育”思想，是在否定建国17年教育制度、教育工作者的前提下提出的，已为千百万知识青年的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华国锋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赋予它权威的地位。1977年8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指出：(下) 第三部分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3）知识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有文化，我们应当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华国锋的这段话，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被奉为“知青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汇报提纲》，1978年1月13日……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至少在华国锋等人眼里，“再教育”的思想并没有过时，必须继续“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病重期间，曾谆谆叮嘱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的确未曾辜负毛泽东的一番重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谈不上知识青年问题的真正解决。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会议内容是为计划于1978年上半年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材料，研究和确定工作会议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当时，社会上对上山下乡的方向议论纷纭。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四人帮”搞的，有的说“打倒‘四人帮’，知青不下乡”；“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有些下乡青年认为自己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牺牲品”。有的说：“过去表示扎根农村，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有些原来决心扎根农村的青年，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有的知青先进集体，把墙上挂着的奖状、锦旗都摘了下来。一些已经在农村结婚安家的青年，情绪消沉，感到后悔。社会上纷纷议论说：“现在宣传少了，典型倒了，扎根不提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有的地方，下乡青年的家长干脆找到知青办，往回要孩子。从事知青工作的干部中，普遍感到围绕这项工作的“冷风大，谣传多”，压力大，思想混乱。有的说，现在矛盾集中，弄不清上面的精神，说不服下面的群众，左右为难。有个地区九个县、市知青办主任都申请调动，要求干别的工作《知青战线的一些思想动向》，载《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3)，1977年11月14日……显而易见，随着“四人帮”极左派退出政治舞台，许多群众已开始从新角度审视上山下乡运动，并且准确预言了它行将“收场”的结局。凡此种种，都是这场运动的不祥征兆。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在座谈会上也有所反映。有的与会者提出了对上山下乡工作应怎样估价的问题：“四人帮”插手了知青战线，工作中又有不少问题，究竟主流是什么?还有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对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还要不要提的问题，也是众说不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4)(7)，1977年12月17日……更有人大胆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的一个“怪胎”河北省知青办：《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1978年1月20日……抨击之尖锐，莫过于此。这些迹象表明，在从事知青工作的各级干部中，对上山下乡的方向同样存在着惶惑、动摇甚至否定意见。(下) 第三部分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4）不过，座谈会上的种种离经叛道的看法很快被统一到“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上。所谓“怪胎”论，则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严肃批评：十一大报告(指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有关“再教育”指示的内容)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不是否定十一大路线?怎么叫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呢?你说你认识不清可以，你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那不同“四人帮”一样了吗!这不是思想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否定上山下乡的成绩就有否定十一大路线之嫌，就是否定一切，否定一切就与“四人帮”一样，因此就成了政治问题。经过如此这般的“推理”——实即上纲上线——之后，人们只有统一口径，继续为这场举步维艰的运动齐唱赞歌。座谈会认为，知青问题虽多，但不难解决，要鼓劲，把工作抓上去。为此又提出，加强对知青工作的宣传报道，表扬、鼓励好的典型。为了防止揭批“四人帮”活动产生不利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座谈会强调，批判“四人帮”要注意准确，批什么，立什么，今后怎么办，思想上要明确，不要东倒西歪的，防止副作用。如不要只批“拔根复辟”，因为今后多数人还是要下乡，批得不好，就会把那些有志气、在农村扎根的青年批得不安心了。大学生同农民结婚也不能批，因为同农民结婚应该提倡。批“挑重担”(指辽宁省把一些知识青年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也成了问题：“你批‘挑重担’，难道叫他挑轻担吗?”总之，批“四人帮”不能把上山下乡的方向批掉了，方向批掉了，问题就大了，自己给自己背了包袱，自己给自己出难题。究竟批“四人帮”什么问题，要理一理，不一定像文教战线批“两个估计”那样，有什么批什么《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座谈会将“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另搞一套，极力篡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作为“四人帮”干扰、破坏知青工作的要害。并提出，抓住这个要害，联系实际，重点批判四个方面：一、揭批他们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毒害青年的罪行，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培育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二、揭批他们诬蔑工农、反对工农的罪行，坚持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三、揭批他们反对知识青年学大寨，反对又红又专的罪行，坚持把知识青年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四、揭批他们大搞形而上学，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按党的政策招工、招生、征兵对立起来的罪行，坚持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汇报提纲》，1978年1月13日……1977年，全国揭批“四人帮”的活动如火如荼，如教育领域批判“两个估计”、文学艺术领域批判“黑线专政论”，越批，极左货色越声名狼藉；越批，群众的情绪越高涨。反观上山下乡领域，领导者在部署揭批“四人帮”时却是顾忌重重，什么能批什么不能批，无不预先划定框框，设定禁区，不准越雷池一步。结果，在上山下乡领域这个深被“左”祸的重灾区，极左货色并没有遭到比较全面的清算，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是与非自然也很难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