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2

接见我的是该场人事科的邝湘同志。她简单地问：“你到这里做什么？”我拿出邓汉同志的介绍信和以前他们场里给我的鼓励信，并向她说明我想学习些有关农业的科学知识。她打量了我一番，看我穿的一身农民衣服，就说：“我不认识什么邓汉同志，为什么信内只盖私章？”我说：“介绍信的信封上盖有公章。”她又盘问着：“你为什么到工务段里来？”我又详细地把自己在研究中的困难说了一遍。她心不在焉地听着，最后摇摇头说：“人民政府发给我场的经费，只供给我们使用，怎能抽一部分给你另外开支呢？我们也不能抽一套工具给你单独试验，你希望在我场学习，你带来了生活费吗？你怎么不经过县里选派，自己就跑来了……工具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我们不能解决，好吧，就这样吧!”(上) 第一部分 榜样的力量（6）她既不好好看介绍信，又不好好听我的解释，也未请示他们的领导上，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把我拒绝了。我想，他们场里在给我的信上，不是说“如果有困难，我们将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为什么她竟采取这样的态度呢？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住处。我躺在床上，急得连饭也不想吃。这时，邓汉同志又来找我，他已看出我的苦闷，赶紧问我“结果怎样？”我默默地摇了摇头。接着把这趟不愉快的访问详细告诉了他。他想了一会儿，鼓励我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我的，并叫我写篇稿子给《南方日报》，要我“狠狠地批评她一顿”。对，当天我就给《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批评稿。三天以后，未见回音。邓汉同志要我自己到《南方日报》跑一趟，“直接找他们谈谈，也许能解决问题”。到了报社，读者来件组的陆梦羊同志接见了我。可是，他还没把我的情况摸清楚，就把我当成不安心农业生产，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并批判我想知道丁颖同志(著名水稻专家)的“千粒穗”经验是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我向他解释后他才说：“好吧!你先回去吧!你的意见和要求很不小，我们得再考虑考虑，以后再帮助你解决。”三天又过去了。在邓汉同志的鼓励下，我又一次到报社去。这次，他们替我给广东农业厅的负责同志写了封简单的介绍信。我拿着这封介绍信到了省农业厅，我把信交给传达同志，等了一阵，传达同志出来把原信交给我了。信上用红毛笔批了这么一句：“华南农学院李副院长接洽。”我拿着这封信到了石牌，见到了华南农学院李沛文副院长。李副院长很热心，听了我的要求和意见后，他表示愿意帮助我。并介绍我到省农业试验场稻作场参观了丁颖同志的“千粒穗”的标本(只是看了一下，因没有人详细讲解)，帮助我找学习的地方，但由于当时的确有些客观困难，都没有成功。我想，我是个青年人，青年团的组织一定会帮助我的。在这期间，我到过青年团华南工委两趟。可是组织部的温玉清同志简单地说：“这是农业厅的事，你还是去找农业技术部门吧。”就这样，我白跑了一趟广州。回到家以后，我的心很久都安不下来……后来，他的母校罗定中学的行政部门和师生们闻知此事，为他送去一些实验用器材和书籍，才使他将实验进行下去。杨明汉：《仅仅是开始》，《中国青年》，1955年第10期；《冷淡与打击——记杨明汉在革新技术中的遭遇》，《中国青年报》，1955年4月14日。1954年11月，他的实验终获成效，广东省农业厅厅长、华南农学院院长即上面提到的著名水稻专家丁颖等人闻讯后，先后到他村里参观了水稻实验田，肯定了他的成绩，也帮助他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杨明汉从此名扬全国，他于是月入团，被评为农业技术革新能手、先进知青典型，各省、市团委也纷纷发出通知，要求青年学习他的先进事迹。动员的框架就这样大体搭起来了，以“活生生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来教育青年，是这个框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不是天生的，它需要组织按照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来发现和培养，而一个普通青年一旦成了典型，他也要根据组织的需要来成长，在那种能够把“做党的驯服工具”作为口号公开喊出来的气氛下，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不正常。(上) 第一部分 一条可行的道路（1）在这场运动中，全部工作的重点，都是落实在“动员”二字之上的，就是千方百计把青年动员回乡。从这点来说，到1956年春为止，工作的进展情况还是顺利的，这与当时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公布以及随之进行的夸大宣传很有关系，很多青年思想中产生了农村就要跨入社会主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错觉。截至1954年10月为止，据辽宁、河南等11个省、北京等3个直辖市和湖北、四川两省部分县、市的统计，初中毕业生已经从事生产劳动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77000余人，占不能升学人数的78％。另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和江苏等4个省的部分县、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000余人，约占不能升学人数的685％。没有就业的，大都是家住城市的年纪较小的学生。从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情况来看，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其次才是从事工业生产。如辽宁、吉林、陕西、青海、甘肃5省已经从事生产劳动的27万多名高小毕业生中，将近88%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工业生产或其他工作的只占121%。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工业发达的省市或靠近工业发达地区的省，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就较多，如河北省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业生产的占从事劳动生产或其他工作的636%(参加农业生产的只占64%)，旅大市达到895％。与此相反，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较快而工业不甚发达的河南省，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只有约17%从事工业生产，其余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国家从中总结出了这条动员知青务农的道路是可行的，今后不仅是对高小毕业生，就是对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除了动员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外，也主要是组织他们去从事农业生产*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1955年)，《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对于1954年各省回乡知识青年的具体情况，报刊公布的数字是零散的。今略举几例：吉林省，应届高小毕业生中，参加工业生产的有4750人，回乡务农的有68776人，大多数在互助合作组织里担任各种职务。河南省，1954年高小、初中毕业生投入农业生产的有15万余人，另有13000余人参加了郑州专区举办的农业技术训练班。又如华北，到1954年为止，已有大批高小、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其中蓟县1953年、1954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有1700余人《华北大批高小和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17日。；山西朔县1953年曾有350多名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山东省，三年来已有30余万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占三年高小毕业生总数52万的大半，其中文登专区7万余名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中，在乡的6万名左右，绝大部分参加了农业生产。莱阳专区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高小毕业生有34000名，其中24400余名参加了农业生产《山东三十余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26日……总之，从地区来看，大抵北方比南方为多；而从文化程度来看，是“大批小学毕业生，很少初中毕业生，甚至没有高中毕业生”《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上) 第一部分 一条可行的道路（2）要统计这一时期回乡中小学毕业生的准确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缺乏统计资料，而尤其是因为这批人的流动性特别大，有人虽回乡，并未参加农业生产，有的是回乡自学以准备来年的升学考试，有的在当地找到工作，有的女青年后来又嫁到城市等等。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投入了农业劳动，而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成为一支“可以依靠的突击力量”。据*1955年在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在现有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青年17亿人，其中担任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会计、生产队长、技术员等职务的骨干分子有290万人。据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印发的《莱西县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调查报告》提供，农业合作社的前景吸引着这批学生，在该乡1954年毕业的3000余名学生中，在合作社、互助组中任干部的有783人，还有1335人担任了宣传员、教师、卫生员等。报告认为问题在于高小毕业生太少。莱西县一共10余万农户，按一个合作社(指初级社)25户计，全县应建4000多个社，以每个社平均设置会计、技术员、计账员等各一名计，就需要20000多人，在合作化程度较高的乡，高小毕业生已呈“供不应求”之势。此外如吉林省舒兰县，1954年参加农业生产的3892名中小学生中，入社入组的有3789名，其中任社主任的9名，任互助组长的64名，任会计、记账员的1789名；山东省荣成县的198个农业社会计中，高小毕业生占103人，等等。后来名闻全国的劳动模范吕玉兰、周明山等，就都是十几岁就当了互助组、合作社的干部，徐建春更是典型的例子。然而，将青年动员回乡，未必意味着这场运动就获得了成功。从直接效果来说，回乡只是第一步，回乡之后是否能够巩固住，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不仅直接关系到青年能否在农村发挥预期的作用，还关系到今后的动员能否继续顺利进行。而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诸多纰漏。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的宣传中最让青年们动心的，是国家为合作化运动所描绘的远景：“老是弄小农经济，确是没有干头，可是搞伟大的合作化运动，这就大有出息，大有干头了。”合作化至少带给他们两个希望，一是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给予他们进一步学习技术和文化的机会；二是农村的面貌会很快得到改观，生活会一天比一天更好。但回乡之后，他们面临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第一，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并不像知识青年们想象的那般美好。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它本身的种种失误开始暴露，到1956年，南方各省中有的甚至已将合作社自行解散，使回乡知青产生信心的立足点发生了动摇，很多青年发现“高级合作化不过如此”。加上很多地方发生灾情，生产减产，于是大量农村青年不再安心农业生产，要求外出，其中多半是农村知识青年，很多还担任着合作社的记工员、会计、生产队长甚至社长等工作，有些是青年团员，在受灾减产和城市、铁路附近的地方，这种现象尤其普遍。他们说自己是“身在乡里，眼在城里，心在厂里”，整天想办法到城市找工作。(上) 第一部分 一条可行的道路（3）第二，动员工作本身的失误也是不可推卸的，主管这项工作的人，从上到下，都只把精力放在将青年送回农村这一环之上，只要把人送回乡，就完事大吉，再无人过问。人们大概以为，出现这种大批青年无处安排的危机，只是暂时现象，以后社会主义发展了，一切自然就会好起来，更多的干部则只图敷衍塞责于一时，根本不关心以后怎样。青年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有这样几方面，第一是无人关心和过问，把他们混同于普通农民，一些村干部，将他们视为多余的人物和负担，任凭他们在农村苦闷彷徨。1955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纠正不关心在乡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现象》，提到他们接到不少回乡青年的来信，反映团组织对他们关心不够，有的甚至不管。如山西省潞安县鹿家庄的5个高小毕业生谈到：回村后人们瞧不起我们，团组织不管我们，连家长也不满意我们。想为大伙办事，得到的却是冷淡。去年做人口登记工作，李文安一不小心，表格填得不够清楚，社里会计就说：“凭你这两下，还想当记工员！”我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可是怎样学到，我们没办法。今年社里技术员们听过*次农业技术传授，我们“没资格”，连一次也没有听。回村上快一年啦，村上团支部没找我们谈谈心。我们还要问问团潞安县委的同志们，听说团县委共有十*个干部，团县委机关经常住着五六个人，可是一年啦，我们很少见过他们的面。我们村附近乡住着两个县委的同志，也很少来我们这儿，就是来也是转一转就走了，从来没问过我们的事情。今年这半年乡里团总支收到县委送来的十二三份指示、通知和号召，七八份通报和材料，可竟没有一份是谈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的。奇怪呀，团县委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黑龙江巴彦县宝山村高小毕业生冯树斌、湖南省衡阳县麓山乡5个高小毕业生等也都写信说，因为没人管，很多人就到处去找工作，有的人还被荒诞*毒害了。这些来信都要求团组织更多地关心这些回乡青年，也呼吁社会各方面帮助和支持他们。第三，劳动报酬不合理。吉林省舒兰县东兴村东隆农业社高小毕业生杨树春、朱显忠写信说，今年春耕倒粪，队长高玉田分配他们倒一堆粪(实际是一天倒不完的活)，答应给5分，因两人劳动热情很高，中午也没休息，到下午5点多就倒完了。可是到晚上评分时，队长却说他们不守劳动纪律，天不黑就回家，给评了2分半工，这样就影响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第四，农村干部素质差，回乡青年本身期望值又过高，加上年龄小没有社会经验和劳动技能等多种因素，常与干部乃至农民发生矛盾，不仅不能如预想的那样受到重视，甚至处处受到冷淡打击。在杨道纬采写的《三里沟村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这样苦恼？》一文中提到：山东蓬莱县绪谷乡三里沟村共有回乡青年22人，其中初中毕业生7人，高小毕业生15人，现已有8人出外。这些青年人都是从1953年起陆续毕业回乡的，当时的理想有三条，第一条当农业技术员；第二条当劳动能手；第三条当拖拉机手。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劳动热情非常高涨，1954年积极组织民校，把村里文娱工作搞得很活跃。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慢慢苦恼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村里、社里不使用我们。”乡长姜恒芝说，青年人没有实际经验，工作上办法少，起作用不大，选干部时总是选不上。现在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当干部的，连原来在初级社当记工员的三个知识青年在转高级社后，村干部也不让他们当了。他们还提到，知识青年给干部提意见，受到干部的无理指责。如去年冬天社里不和社员商量，就指定郑富当生产队长，郑富工作上有很多缺点，社员都不同意，知识青年向乡里、县里提意见，要求*选举，提出乡干部管社不*、办民校不解决经费等问题，乡干部反而批评青年“太调皮，不服从领导”。加上青年们组织自学小组却因无人过问而垮台，入团问题得不到解决等问题，很多青年不再安心务农，而是盲目跑出去找工作。(上) 第一部分 一条可行的道路（4）这些问题，事实上贯穿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终。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落后的传统习惯势力，在本质上是与文化、与知识对立的，它往往通过对知识青年的反感、歧视、排挤等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当时那种美化劳动人民的气氛下，满腔热情的青年对此不可能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准备，宣传上过于强调农村对知识和知识青年的渴求，而淡化甚至回避农村存在的落后顽固的习惯势力，尤其使青年在面对现实时感到失望与迷茫。事实上，这种旧势力本来也不是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所能对付得了的，徐建春、吕根泽和吕玉兰那种一回乡就被推选为互助组长、合作社长的情况，并不能说就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知识青年若真要在农村发挥作用，还需要国家和当地政府作强大后盾，给予大力支持。当时一些地区的领导是重视了这个问题的，并曾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委发出《关于积极吸收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示》，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必须重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文件规定：1训练各乡办社干部和各种业务技术人员时，必须适当吸收中小学毕业生参加训练。在进行全乡办社规划时，应把本乡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社、组问题同时进行安排，领导他们协助乡人委会进行有关合作化运动与各种政令宣传、群众识字教育、业余文娱活动等，不使他们投闲置散。2各普通中学应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增加学生的农业基本科学知识。3各地农业技术指导站和农业技术学校、银行和其他财经机关、人民医院和医务机关、文化馆和文艺团体，应有计划派遣业务知识较有修养的干部，主动、认真地协助训练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经常和他们联系，使他们迅速成为有用人才《中国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这类指示，若能在各地切实贯彻，会收到很大效果，但影响这些规定贯彻下去的因素实在太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述很多党、团组织和地方领导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而且在解放之初，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农民，有强烈的农民观念和意识，他们并不认为这支力量有多么可贵，包括较高层的领导中也有人如此，所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才要呼吁说：“我们之所以再三再四地强调要做好回乡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工作，不仅因为组织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是国家安置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办法，也就是他们的主要出路，而且由于国家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合作化运动中，迫切地需要着他们”《中国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并不是一个整体。虽然土改以后不再在青年中划分阶级成分，但每个人身上却都是打上阶级烙印的。青年回乡后，要与自己的家庭在一道生活，出身和成分问题就比在城市中更为突出。解放初期，能够从初中、高小毕业的贫农、下中农子弟并不很多，而在土地改革的硝烟尚未散尽的农村，地富子女回乡的境遇显然是颇为尴尬的。地富分子是否能够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地富子女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在1954年已被很尖锐地提出来《中国青年》答读者问《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回乡后能否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一两年之后仍未得到解决。据《中国青年》杂志载：(上) 第一部分 一条可行的道路（5）有一位在团区委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现在回乡来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中，有一些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我们感到很不好办：不明白这些青年能不能入社，因为近几年来对地主和富农，一般是坚决不接收的；也不明白是不是能让他们当民校教师，虽然现在扫盲的民师很缺乏；更不明白团的组织是不是也要去帮助和教育他们；有的基层团组织对其中有些是青年团员，思想很不通，说他们家是地主，富农，怎么能入团呢？”须知这封信的发表，已经是1956年初了严如平：《不要歧视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学生》，《中国青年》，1956年第2期……对于搞基层工作的同志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规定，从原则来说，他们可以入社。可是我国农村原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地进行生产和过活，这就使他们入社的问题和家庭连在一起了”。所以《中国青年》的答复是颇为含混的，说地富子女入社，“原则上说是可以的。由于有一些文化知识，对开展组内、社内文化教育和改进农业技术是会起一定作用的”，“但不免要牵连到他家中其他成员是否也要参加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条件寻求解决办法”，“被雇用是个妥善办法，暂时不能加入，应以正确态度对待”。所谓“被雇用”，其歧视之意已很明显。而“应以正确态度对待”，简直就是一种应付，可以想见地富出身的青年看到这种答复会作何感想。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页……勉强可用来当文化教员，却仍未明确答复是否可以让他们入社的问题，地富子女在农村的处境可知。这种歧视和不信任，后来日趋恶化，基本上是被与地富本身同等看待。他们在家乡很难再谈什么发挥作用的问题，其千方百计逃避还乡也就是必然的了。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自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中小学生的辍学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在1956年初达到高潮。据1956年初*的初步统计，全国辍学的小学生达510万人，初中生达15万人，其中如广西省1955年小学学生比1953年减少24万；黑龙江省小学在校学生退学12万人以上，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0%；辽宁省十个县市中学生退学休学9499人。据当时的*长张奚若的讲话，有些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学生总数的50%以上，而且仍在发展。他认为，这个问题显然是十分严重的：“目前必须迅速制止这种现象，否则就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妨碍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计划的实现，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长张奚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并见《人民日报》社论：《不要让中、小学生中途辍学》，《人民日报》，1956年3月30日。(上) 第一部分 一条可行的道路（6）张奚若认为，学生的退学辍学，是每年都会有的现象，但这两年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则十分不正常。其原因，据他的分析，一是动员中小学生回乡生产，农民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靠计工分吃饭，孩子早些回家，还能多挣些工分。二是部分农民承担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三是随着1956年又一次的经济过热，到处出现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很多地方乱拉在校中小学生参加工作或到农业社担任会计，由此便引发了这场严重的辍学风。张奚若的讲话并未取得明显效果，据*当年7月的统计，退学风在河北、江苏、黑龙江等15个省市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河北省公立小学减少了30万学生，福建大田县有七分之一学生流动。这是人们尤其是农民对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做法的一次沉默的抵制。既然读书之后仍然要握锄把，何必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送子弟上学呢？大起大落的经济发展情况让普通百姓感到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遇上一次城市招工的机会，或者遇上合作社有可待填补的干部名额，谁又肯将其白白放过呢？谁能知道赶上自己毕业那年形势会是什么样呢？说到底，还是难以接受读了书再去当农民的事实。很难说当时的决策者是否意识到社会的这种反应是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但即使认识到了，他们也只是将它归结为资产阶级旧思想的影响，并决心从此与这种传统观念展开斗争。好在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的又一次冒进，使这一切矛盾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又开始盲目招收职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1956年9月底，全国已新增职工224万，其中76万余来自农村。到当年年底，全国职工总数已达2473万，比1949年增加了3倍多，不少单位招收了许多本来可以不增加的职工。这对于那些对互助合作运动热情大大减退的农村知识青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们有文化，在招工中有着比一般农村青年更有利的条件，这使他们纷纷丢下锄把重新涌入城市。而这年城市工人、干部进行的评级加薪，造成了城市职工与农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更加剧了回乡青年的不满情绪和向城市涌动的浪潮。前面已经提到，经济的过热与教育规模的扩大从来都是同步的。1956年，大中学校招生数量也突然增加。据*长张奚若在全国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初中毕业生一共是787073人，而当年高中计划招收新生366120人，中专招生421596人，初中毕业生即使全部升学也不能满额，只能动员前几届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报考，*还特别规定，不得限制已经在农业合作社担任了负责干部的初中毕业生报考，他们的工作，可由村中的高小毕业生接任，这不仅使从1954年开始的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的工作遭到瓦解，也为1957年再度开始的动员工作造成强大的阻力。但是，大幕毕竟已经拉开了，而且开场戏看来还唱得不坏，这使中央坚定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这次动员还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一整套的经验。(上) 第一部分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1）第八章知青群体的形成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随着它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在全国的普遍深入展开，“知识青年”逐渐成为社会上公认的专用名词，取代了以往常用的“中小学毕业生”、“青年学生”等说法。自从国家为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学生发放安置费之日起，“知识青年”这个名词，就开始有了明确的限定，它特指原来持有城市户口，下乡时享受国家给予的安置费待遇的青年学生。从下乡前的身份说，它包括了应届毕业生和以往毕业后未能在城市就业的“社会青年”；从上山下乡的去向说，则包括了到国营农场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新社员，以及到生产建设兵团和边疆务农场的以往的“支边青年”。过去所常常使用的“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词，已经被“回乡知识青年”代替，“知青”与“回乡知青”二者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着严格的不同。回乡知青既然不享受国家的任何照顾，它的概念就宽泛多了。与50年代的“中小学毕业生”相比，知识青年的文化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高中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年龄却有所下降，应届毕业生基本都在15岁到20岁之间，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中形形色色的家庭。知识青年，从此作为社会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载入了史册。但还要指出的是，在十年*之前，它还不是一代人的代名词，它的人数和影响，都还是相当有限的。一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即使是“*”期间下乡插过队的人，也有很多并不知晓“*”前就有过知青和上山下乡，但是，只要向他们提起邢燕子和侯隽，他们马上会点头说，知道知道，看来，知青还真是早就有了。知青典型并不“典型”，他们未必全都是知青中最优秀的人物，但知青这一群体却的确是因他们而闻名。我们前面已多次叙述过这些先进人物，但典型已成为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则是60年代中央将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之后的事。从知识青年中物色先进典型作为榜样，已经是动员知青下乡的传统做法。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三年灾害时期再次动员知青下乡时，邢燕子、王培珍的名字一下子传遍全国，对动员工作曾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63年10月周总理发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的指示以后，团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模范人物，立即同他们中的50到100人建立通讯联系。拟在明年“五四”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在明年夏秋掀起一个热潮。《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贯彻执行周总理对团的工作指示向中央的简报》，1963年10月23日。可见，这种“以典型带动一般”的做法在他们已是轻车熟路。典型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这一做法在当时不仅不为人们所讳言，而且还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就曾明确提出：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迹，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最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我们团组织是做教育青年工作的，当然应该经常向青年讲革命道理。但是教育青年光靠讲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给青年树立各种活的典型……这样来抓典型运用典型，是突出政治的一种工作方法。《中国青年》，1965年第14期。(上) 第一部分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2）这已经把树立典型的作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树立典型的具体操作这时也已系统化，一般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来发现典型，阐扬它的重大意义；第二步是发现之后，立即深入下去，抓住不放，反复落实，反复推广，使之在广大青年中造成深刻影响。50年代最早出名的知青先进人物徐建春和60年代初的邢燕子，就是这样被反复宣传而树立起来的。直到“*”以后，每当动员知青下乡时，各种宣传媒介都要将她们再次抬出来。这时的她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了。从1963年开始，树立典型的活动达到了最高潮，甚至“*”期间树立的典型，其广泛性和家喻户晓的程度，也无法与之相比。这一时期典型的突出特点，是“全面开花”，几乎每一时期，每一地区，每一类型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有典型被树立，被各种宣传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一个经全局性的周密部署而形成的知青先进群体。十年*期间树立知青典型的活动，则因缺乏这样有效的运作而显得零乱、没有章法，再因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定，难以对典型加以反复推广、反复宣传，后期更有一些典型陷入政治阴谋之中不能自拔，或者索性就是为某种政治阴谋而树立起来的如“白卷先生”张铁生，彼时再想造成60年代这样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应该承认的是，先进典型中很多人，下乡前就是学校的好学生，或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或是班级和共青团的学生干部，所以在学生和青年中具有相当的威信。听党的话，心甘情愿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是他们共同具备的品质。每次动员上山下乡，各地党团组织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注意挑选这样的学生，动员他们带头。作为一批下乡青年中的骨干，他们是听话的，很多人就此自愿放弃了升学的念头。在从上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中，就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三好学生”和团干部。他们往往还未离开城市，就已被树立为先进典型，被宣传为这一批青年的代表和榜样。由于他们原来所具有的威信，也因为他们确实有高于一般下乡青年的文化和思想素质，所以这样的典型，对青年是能起到作用的。但是他们自己，却付出了青春甚至一生的代价。因为绝大多数典型并未能如邢燕子、侯隽那样闻名全国，他们下乡以后，往往就混同于普通知青，经历着与普通知青并无不同的失落、波折和磨难。所不同的，只是与其他知青相比，思想上的落差更大而已。宣传先进典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召开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会议。早在50年代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曾采用定期召开回乡知青代表会或座谈会的做法，使各级领导得以听取回乡知青从下面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同时也为各自居住于偏僻乡村的知青提供一个活动和交流的场所，本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形式。后来一些地方利用这个机会表彰先进知青，结果发现比起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更能扩大宣传面，也更易引起上级的重视。我们在第一章曾经谈到，早在50年代，吉林省在宣传吕根泽这个全国典型时，便同时在该省13个县培养了185个先进人物，并为此而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此举作为先进经验公开推广之后，各省纷纷仿效。1954年、1955年前后，山东、河南、湖南等很多省份都召开了这样的大会，其中湖南召开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的回乡知青代表有250人，当时的全国著名知青典型如山东省的徐建春、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还是省)的邓祚荣和广东省的杨明汉等纷纷写信向大会祝贺，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1954年12月共青团中央组织北京、天津和黑龙江等地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萝北垦荒，翌年黑龙江省就召开青年垦荒积极分子大会，以作为对这一影响到全国的垦荒运动的一次检阅。在1955年9月，徐建春等14名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还在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期间举行会议，动员回乡生产的青年们投入扫盲等活动中去。1957年，中央关于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决定刚一作出，河北省就召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团中央为此发去了贺信，这些做法，造成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声势，对青年起到巨大的鼓动和感召作用，推动了动员工作的开展。1963年团中央在全国大规模宣传知青先进典型的同时，也再次运用了这一宣传形式。团中央青农部工作组在“农村知识青年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工作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值得提倡，这表明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鼓励，是很好的宣传。他们还曾打算在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的“五四”青年节时，召开一次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来未得实施。但想将规模和声势搞得越大越好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此后，各省纷纷召开了旨在造成动员声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每一开会，省一级最高领导必然到会并且讲话，各路先进知青代表云集省会，介绍经验，老典型得以亮相，新明星得以推出，在一番热闹的背后，浮夸、虚假、形式主义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除了作为动员知青下乡的一种宣传之外，也成为各级领导向上级表示对此项工作之重视并进而表功的方式。而占大多数的普通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面临的各种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往往因此而被掩盖了。从1963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各类报刊上对此类会议的报道层出不穷，这里就不再具体举例了关于这一阶段各省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可参见刘小萌、定宜庄等编撰的《中国知青事典》有关条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新的先进典型往往通过这种大会被“打出”，已经出名的则通过参加大会而增加知名度。这种大会是知青明星的活动舞台，知青明星的参与也为大会增辉，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做法，被作为成功经验传下来，一直沿袭到“*”期间知青大规模下乡之时，并最终成为完全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受到知青的普遍厌恶。(上) 第一部分 青春无悔（1）我们在这里先介绍当年在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两个人物：董加耕和侯隽，这是中国知青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笔。（一）侯隽她和邢燕子，是知识青年典型中保持令名最长久，因而知名度也最高的两个人。侯隽，1962年于北京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她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干部。少女时代她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理想，当时党号召全国人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她受邢燕子、王培珍等榜样的鼓舞，决心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她在农村无亲无故，便与一个同学一道，下到了那个同学的老家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从我们前面的叙述就可以了解到，那时的城市知青，绝大多数是因各种原因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而且基本上被集体安排在城市近郊的国营农场，下乡插队的试点，在外省刚刚开始，在北京还未提上日程，她是真的走在时代前面了。虽然与她同时代的青年，都具有热情浪漫、满怀革命激情的特点，但就在这代人中，她也要算是最热情浪漫的一个。因为作为一个品学兼优而且家庭条件优越的高中毕业生，她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者，可是却将这一主要是为安置那些在城市无法安排的人的政策，当成了自己的理想，而且就身体力行之了。作家黄宗英将采写她的报告文学冠以《特别的姑娘》之名，的确是恰如其分的。她的这段历史，曾被以她署名的文章和各种宣传媒介，在十余年间反复地讲述、渲染，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了。但今天读来，却仍然饶有兴味。她下乡后的遭遇，是几乎每个下乡知青都曾经历过的，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她那个同伴在窦家桥的“家”，其实是一间在土改时分得的空屋，没有人住，也没有一件农具，做饭还得现搭锅台。女伴很快就离她而去。艰苦，尤其是难耐的孤独，使她也动过离开的念头。她曾想到国营农场去，那也是支援农业，不算当“逃兵”。但她下乡的这个县实在是个“宝地”，全国著名的邢燕子和最早的“铁姑娘”张秀敏都出在这里，也因此而不断吸引着记者、作家的目光。就在她感到最无助的时候，著名电影演员也兼作家的黄宗英来到这里。她本是来采访邢燕子和“铁姑娘”的，听人说到侯隽，就到她的小屋与她同住了几日。回京后，她将此事讲给了周恩来，我们在上一章说过，此时正值1963年夏，周恩来刚好在筹划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工作，而且拟将安置方向从国营农场改到农村插队落户之时，他立即看到了树立侯隽这一典型的意义。1963年7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侯隽落户农村劳动被称为“特别的姑娘”》为题刊发了报道，仅仅几天以后的7月19日，共青团天津地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的活动。7月23日，黄宗英与另一作者合写的《特别的姑娘》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紧接着，全国各大报也都纷纷发表了报道和评论，这些评论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如《光明日报》评论所说：(在侯隽下乡的)短短一年里，回答了为许多初高中学生思想上共同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国营农场的人数，比起人民公社生产队来总是少数，因此，要靠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家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下乡，参加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劳动，或是组织起来从事边沿地带的垦殖生产。侯隽走的是后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比较艰苦的，但正因为艰苦，也更好地锻炼了人。《光明日报》，1963年8月19日。(上) 第一部分 青春无悔（2）这便是宣传侯隽的特别意义所在。侯隽毕竟是北京的高中生，其文化素质与邢燕子、张秀敏等高小毕业的农村青年不可同日而语，她也因此受到当时到天津考察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特别的关怀。周扬于1964年3月间几次专程到天津郊区和河北省宝坻、遵化等县农村，邀请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四十多人进行座谈，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上山下乡对消灭“三大差别”的意义，号召青年们“做农民的新一代，也做知识分子的新一代”。这个号召，无疑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周扬同志就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作重要讲话》，《天津日报》，1964年3月15日……此行中周扬还专门访问了侯隽的家，与她进行了交谈。“*”开始，周扬成为刘少奇在文化界设置的“黑爪牙”后，侯隽曾多次回忆起这场谈话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刘少奇和他的爪牙千方百计在我身上打主意……周扬对我说：“把你们这些人放下来，不是让你们把知识扔了的。这个广阔的天地不只是产粮食、出经济作物、出工业原料的地方，也是出各种干部、出各种人才的地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学者、作家都不是出在通都大邑，而是出在穷乡僻壤。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不应当出更多的人才么?”“你与工农结合，又经过了实践，有资本，比我们强，就把你的亲身经历写一写，就是一本好小说嘛”……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些话不是味，完全违背毛主席教导——我没理周扬那一套鬼话。侯隽：《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汇报》，1968年5月14日。周扬拉我上他们把持的旧清华，妄图中断我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干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我坚决不去。《坚持乡村，不断革命——侯隽在甘肃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甘肃日报》，1975年7月9日。我坚决回答：从下乡那天起，我就不打算当文学家了……难道办民校、革命文化站、写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都不重要，只有写小说重要吗?侯隽：《我们决不上中国赫鲁晓夫的当》，《人民日报》，1967年6月23日。虽然与周扬原话可能有些出入，但大意恐怕不差。周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解，基本上遵循了刘少奇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他们期望通过这一运动培养出一些人才。周扬毕竟是文人，刘少奇所想的人才，更多的是县长、省长、中央委员，是干部，周扬想到的，则是文学家，是学者。他们的想法，与毛泽东当时所要培养的革命接班人相比，是有些“不对味”。事实上，这作为解决城市剩余人口的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固然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再进一步，说到期望知青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只好凭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其实谁都心中无数。侯隽名声大噪是在“*”期间，她的活动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相终始，能做到这点的知青典型只有她和邢燕子两人。1976年她曾被中央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她说过很多过头话，但也向上级反映过知青的不少真实情况，并为他们奔走呼吁。无论如何，她的名字已经与那个时代，与“知青”二字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了一种象征。（二）董加耕董加耕的光芒曾一度盖过了邢、侯两人以及所有其他知青典型，但“*”一开始，就暗淡下去了。(上) 第一部分 青春无悔（3）董加耕是回乡知青。他原名董嘉庚，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高中毕业，他在升学志愿书上填写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八个字，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加耕”，回到了家乡。他学习成绩优秀，又是贫农后代，在中学就入了党，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农村青年中甚属难得。在当时高校招生强调政治成分的情况下，他本来很有把握进入大学并进而成为农村青年所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的，他却能主动放弃这一切，因此，从他下乡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成为人们的注意中心。在他下乡一年后的1962年，江苏省省报《新华日报》就以《目标始终如一——高中毕业生董加耕还乡前后》为题，报道了他的回乡经过，但这时他还未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董加耕名声大振是在1963年下半年，也就是中央制定了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以后。在是年11月团中央于苏州召开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汇报会议上，江苏省汇报了董加耕的情况并立即引起了上级的重视。此时回乡知识青年中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多，已经占到回乡知青总数的6％左右，是思想波动最大的一部分人，团中央急于在回乡的高中生中树立新的标兵人物，董加耕便应运而生了。从1964年年初开始，先是《中国青年报》，然后是党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都不惜篇幅对他加以大肆报道，其规格甚至连1960年对邢燕子的宣传也无法相比。他的务农日记在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和杂志上全文刊载，那个时代特有的铿锵语句顿时就响彻了全国：一个青年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第一线。解放前，第一线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现在的第一线，就是广阔的农村。我到农村去，不正是党所需要的吗?体力劳动是一座不朽的熔炉，我是一块矿石，一定要炼成不锈之钢。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称他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是勇敢的革命先锋，说他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道路。《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人民日报》，1964年3月20日。董加耕作为知青典型的巅峰，是在这一年的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破例设了三桌便宴，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圈定，董加耕和邢燕子分坐在毛的左右。毛泽东在从1955年直到“*”爆发之间的十余年间，对已经颇具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迄未置一词，即使是这次便宴，他也没有哪怕一句话直接谈及此事，但按照当时的习惯，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董加耕和邢燕子本人最大的赞许和鼓励了。对董加耕的宣传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几个月内就收到数百封信。知识青年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不可否认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真诚。当时江西省赣州四中有个名叫赵恒锠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是班长、共青团员、四好(三好之上再加劳动好)学生，他与三个同班同学熊强年、宋柏林、刘捷民分别改名为赵恒耕、熊长耕、宋志耕和刘永耕，组成“四耕小组”，将他们四人的照片寄给董加耕，并且提出“学加耕，比加耕，四耕赶一耕”的口号，放弃高考，到离开市区三百多里的山区插队务农。这种做法，在当年曾风行一时。(上) 第一部分 青春无悔（4）董加耕自己也曾谈到，当一切已经结束的二十多年之后，一次他出差住进常州的一家旅馆，一些人听到他的名字后围过来，他们说他们都当过知青，都是学习他的榜样才下乡的，这使他感慨万端。“*”爆发，他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县组织了“拔黑旗”战斗队，矛头都是指向他的。县里甚至还专门成立了“董加耕问题联络站”，编了一本《董加耕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广为散发。这些批判，都紧紧围绕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自愿下乡，到底有没有私人动机?他们说他其实是大学迷，只是几次未达到目的，才想出这么个哗众取宠的主意。如今再来判断这些揭发材料的真伪，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即使他曾真的梦寐以求想上大学，即使他曾有过所谓的个人动机，也无可厚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个在当时常常被人们用来作为衡量模范人物的标准，如今看来在概念上就存在着矛盾。但在当时，这些揭发的确使他备受磨难，这颗夺目的知青明星一下子就殒落了。董加耕和侯隽尽管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的时候，主动选择了这条道路。这与后来“*”期间知青被“大拨轰”到农村，毫无自己选择余地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也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也许只有他们，才可以谈得上是“青春无悔”。从他们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们对于选择了这条道路，也的确“无悔”。1986年，当山西的北京知青掀起最后一场返城风波的时候，山西曾派出一个由上山下乡的老知青组成的“志在四方”汇报团，到京、津等地巡回讲演。一位中央首长在接见他们时对知青在农村所起的作用作出的几句肯定评价，曾使侯隽“高兴异常，奔走相告”《访老知青侯隽》，《新疆青年》，1986年第9期……董加耕对往事的评价则更理论化一些，他说：“当年一些知识青年志愿到群众中去干事业这是可以的，只是后来一阵风，就把事情搞坏了，凡事都怕走极端。”他进而阐述说，当年的上山下乡有4个区分，第一是“*”前部分青年出于自愿到农村干一番事业和“*”中的“一刀切”、“一刀红”亦即一律下乡应当区分；第二是毛泽东、周恩来培养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培植的人应予以区分；第三是“*”中说错话、办错事和主动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人应予以区分；第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积极工作还是消极怠工也应有所区分。台恩普：《往事历历三十年——董加耕访问记》，《青春岁月》，1991年第6期。他们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和心情。主动选择这条道路的青年虽少，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像董加耕和侯隽一样，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怀着为祖国贡献青春的美好理想，他们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中最优秀的一批人。最具代表性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南京72贤人”，指的是72名自愿放弃高考到农村插队务农的高中毕业生群体。1964年年初，江苏省将董加耕这一先进典型推向了全国，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大张旗鼓的学习董加耕的运动，在高、初中学生中间造成了很大影响。南京市六中、十一中、南师附中等学校的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这种气氛的感召下，考虑到当时高中毕业生中下乡务农的人数还不多的事实，决心开风气之先，放弃升学考试，直接报名到农村插队务农。此举得到南京市以及江苏省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震动。这72个青年中很多是当时重点中学的学生。有些是干部子女，六中的蒋才琴出身革命家庭，自己每年暑假都回到老家泰兴去参加农业劳动，看到很多回乡青年不安心，总想往城里跑，而农村又需要有文化的人，遂产生了下乡务农的想法。她说自己不考大学并不是单纯的决心，而是革命。还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子女，如黄桂玉，父亲是大学教授，她说：“我家祖辈几代都是书香门第，如今我要去种田，就从我这一代起，用汗水来谱写劳动人民的家谱。”又如方环，父亲是南京航空学院教师，母亲是中学教导主任，她的哥哥已经于1961年下乡，这次她要放弃高考，家里本来不同意，希望她能先考大学，但她态度十分坚决。也有一些工人子弟，如蒋贵勤，本来想接父亲的班当铁路工人，经再三考虑后，认为到农村去更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于是决心下乡。此外，他们中还有归国华侨。这些青年从决心下乡务农之日起，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了临时学习班，抓紧一切机会开展自觉的“练兵”活动，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张光祖每天早晨挑上一担砖块上学，晚上再挑回家，20多天下来，已能从开始的70斤，达到110斤。方环每天早晨和中午挑水围着房屋绕圈子，有同学笑话她，她脸不红，气不喘。李双银带上两个同学到农村的外婆家，整天练习栽山芋、车水。还有些人练习赤脚走路、爬山。8月29日，江苏省召开规模空前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72个尚未下乡的中学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十分令人瞩目。9月12日，他们与其他知识青年共733名一起，动身前往苏北的江宁、盱眙等县插队，南京市为他们召开了盛大的欢送大会，会上他们的代表蒋才琴、王作霈，以及家长代表方环之母、顾小抗之父等人作了发言。下乡后，这“七十二贤”以学校为单位被分别编入集体户，成为各户中的骨干。(上) 第一部分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1）从1962—1966年“*”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规模虽远远无法与“*”以后相比，但仅就它动员了将近百万人这一数字来看，就已绝不是如今天有些人所以为的“人数不多，影响不大”了。这支百万大军的主体，是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于此点，中央曾有过明确的规定，1963年年初中央文件称：安置对象必须坚持中央规定的条件……学生是指1961年以来毕业没升学就业而又具备下放条件的；闲散人员是指历年精简下来没得到安置的职工和1960年毕业未升学就业的学生，家庭妇女(男女双方下放者例外)等其他人员不包括在内。安置对象应限于家居大城市的精简职工和学生。大中城市的界限，暂按经国务院批准设市的17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不够10万人口的工矿区为标准，这个范围，不能扩大。《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批转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学生的安置计划落实会议的报告和落实的安置计划》，1963年2月8日。可见，作为安置对象的知青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应届毕业的学生，另一类，就是我们在第三章曾经论述，后来也间有提及的社会青年。而无论是哪一类，他们与“*”时期大批下乡的知青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只是城市青年中的一部分人。在有相当数量的人可以升入大学，还有一部分人可以留城就业的前提下，下乡知青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属于被城市“抛弃”的、位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像上一节所述那些能够升学而自愿下乡务农的人，只是极少数。与50年代相比，这时的年轻人，心头已经平添几分压抑，虽然他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却依照出身不同而被划成几等。这一情况在宣传知青典型时已很明显，人们很少注意50年代知青典型的家庭出身，没人去理会徐建春、吕根泽的父母是否是贫下中农。但1964年以后就不同了，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子弟，采取的是不同的宣传方式，甚至有些知青典型就是因出身有代表性而被树立的。所以我们在论述当时知识青年的构成时，也不得不将他们的出身考虑在内，甚至部分地以出身作为划分他们类别的依据。（一）干部子女在当时的宣传中，干部子女的概念是相当广泛的，其中包括了高级干部，也包括一般干部，甚至还有老红军、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他们中很多人在未能考上高一级学校时，也加入了这支下乡知青的队伍。早在1963年就有报道：“(在知青中)有元帅的孙女，有将军、老红军、部长、省长、市长、市委书记的子女，有‘革命妈妈’陶承同志的孙女。”《下乡上山是千万知识青年的方向》，《中国青年》，1963年第23期。以后则为数更多。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干部子弟，主要还是指的高干子女。“*”以前，高干，按规定是十三级以上干部，以下则为一般干部，但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当时绝大多数生活在北京。“*”前上山下乡的高干子女典型，最著名的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和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之子万伯翱。万伯翱1962年于北京育才中学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此时国家已经开始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北京市也已经有一批中学毕业生被安置到近郊区国营农场，这些农场离城都较近，条件相对说也比较好。但他的父亲万里却认为儿子需要离开家，离开父母，到更远些的地方去，一切从头学起。于是，1962年9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下到河南西华国营黄泛区农场的园艺场，参加农业生产。后来著名剧作家曹禺曾在文章中提到此事说：“1962年他被父亲送到河南农村锻炼，首都知识青年支援农村，伯翱大约是第一人。”吴欢：《京城一少》，《北京晚报》，1994年4月4日。说是“第一人”并不准确，但他作为北京最早到外地农场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又是市委书记的儿子，可算得是开风气之先的人。(上) 第一部分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2）1963年9月，《中国青年报》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为题，报道了此事，提到万伯翱通过一年的锻炼，尝到了劳动的辛苦。同年11月，万伯翱在该报发表给青年朋友的信《我懂得了劳动的意义》。1964年9月22日，他又在《河南日报》发表文章《到生活的激流中去》。1965年4月，该报又刊登了万里给儿子的信《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和万伯翱给父亲的回信《用双手去为人民造福》。在这些文章中，都提到他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炼，思想上得到了升华，从而更加了解和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等等。同时，特别提到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尤其是春节时不准他回京，要他留在农场与农民一起过年等事，在社会上和青年中都引起了相当的反响。万伯翱后曾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体育》杂志副总编辑，有多部电影、电视剧问世，著有文集《三十春秋》。干部子弟的下乡目的也是形形色色，一些是出于无奈，因为“干部带头”是动员知青下乡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有不少干部，怀着“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没有错”的信念，真心送子女下乡锻炼，如1965年到“北大荒”，曾被树立为知青典型的某某回忆说，他的当司长的父亲确实认为，毛主席都把儿子送到朝鲜前线并在那里牺牲，自己响应中央号召送子下乡义不容辞；但在1964年以后，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这时已有些干部子女，怀着一种使命感自觉下乡，就如“*”期间第一批主动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一样。“*”期间这样自觉下乡的，不仅有高干子弟，还有一些曾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一般中学生，但在“*”前，这类人还只是为数甚少的先驱。这里说的使命感，与上述邢燕子、侯隽等人那种响应号召、“为党分忧”的单纯的革命热情是不尽相同的。当时的年轻人个个高喊要做革命接班人，对一般青年来说，这不过是个泛泛的口号，而对高干子弟来说，却有着十分明确的内容。196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对王海容、毛远新几次发表抨击“旧教育制度”的谈话，这些谈话早在“*”前，就已在高干子弟中广为流传，他们开始厌恶“旧学校的那一套制度”，其中一些对学校的课程不感兴趣，成绩平平，而埋头于马列主义的理论，热衷于讨论各种现实问题，这明显是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表率的。一名干部子弟评论这批人时说：有一批人是真正具有干部子弟色彩的。他们也学各种各样的知识，但就是在知识结构根本改变之后，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最终是要到政治舞台上管事的……后来他们果真也成了各方面比较活跃的人物。*：《北京知青历程回眸》，《中国知青泪》，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这是高干子弟中素质最高的一批人。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在自觉地为未来登上政治舞台进行准备，他们相信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风雨，见世面”，要能够吃苦，要与人民打成一片，虽然他们最终的目标远不是到此为止。一些家长也是抱着这一目的送子女下乡的。典型的如陈伯达。他的儿子陈小农在北京人大附中读书时就入了党，1965年高中毕业时，学校已决定将他保送到高级党校深造，陈伯达却坚持提出要他到农村去锻炼，陈小农遂于当年7月随北京首批去内蒙古自治区集体插队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到临河县狼山公社落户。据当时负责此事的区安置办公室同志回忆，临行时陈伯达曾命国务院办公厅出面，与负责此事的干部约法三章，一是不准让他接待外宾，二是不准对他夹道欢迎，三是与其他知青一视同仁。与他同去的同学们说，他不爱讲话，但劳动肯干，极能吃苦。有文章说他一到公社，就被任命为副书记，是不确切的，他不过是县知青办的联络员。“*”开始不久他便回城，“*”结束后有人撰文说，陈回京后到国防科委工作，其父又安排他去华北某工厂锻炼，准备以后委以重任，可见一直是沿着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思路进行的。只是陈伯达不久即倒台了。(上) 第一部分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3）（二）一般的“红五类”子女“红五类”这个词是“*”期间才出现的，我们将它提前用在这里，是因为它能最准确地概括我们下面要描述的一类青年。从概念上说，“红五类”子女指的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女，我们将一般干部的子女也包括在这类人之内。这些人，本应该在人民中占大多数，可是实际上，由于当时搞的阶级划分总以“宁左勿右”为原则，总要搞得“纯而又纯”，所以真正达到所谓“根正苗红”标准的，至少在城市中，只是少数。按照当时的宣传，他们将来是要接班的，而他们的家长，也应该在知青家长中起带头作用。所以，带头送子女下乡的革命家长典型，就常常出现在这些人中间。这些家长中，有的是自觉这样做的；也有的是迫于压力；更有一些，则是按照宣传需要被粉饰一过，已经无法得知其本来真相了。在他们中间，当年最响亮的一个名字是赵耘。他的父亲，是天津市的一个处长。赵耘是1957年最早到农村落户的那批城市中学生之一。在天津十三中读书时就已经入党。初中毕业后与天津市首批自愿下乡的100余名初中毕业生一道，下到河北省宁河县军粮城“共产主义之路”高级社(即后来的天津市东郊区军粮城公社)落户。当时对他的宣传特别强调说，他的父亲非常支持他，将他的名字改为“耘”，取“不重金银重耕耘”之意。当年与他一同下乡的中学生中，有好几名都是处长或其他干部的子弟。他时时以一个干部子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几年后，当上级准备将这批下乡青年安排去当小学教师时，他也曾犹豫过。是留下来还是和别人一起去?去有去的好处，他最不愿意做饭，这一去就可以吃食堂了，再说做小学教师不也是党需要的吗，也还是留在农村，怎么能算逃兵呢?可是他又想，临来时和父亲谈过话，表示既然过来了，就一辈子干农业了，我是自觉自愿来农村的，现在我又想了些什么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安心在农村待了下来。并与一同下乡落户的知识青年李秀敏结了婚。1962年春，赵耘转到苗街三队任生产队长，有的社员听说他父亲是天津的一个处长，恨不能借他这个关系多给队里办点事，如搞点化肥、机器之类，都被赵耘一一回绝。据他说：“我初当队长时以为最大的困难是不懂生产，没想到迎头碰上的是阶级斗争。我反复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人不满，说我是政治队长。有人乘我到区里开会的机会，在乱稻草里裹上稻子，打算搞瞒产私分，被我发现了。我马上向大队党总支作了汇报。”有些社员因他反映情况而骂他是“奸细”。1962年前后的农村，情况相当复杂，“瞒产私分”其实是农民对上面一些极左做法的抵制。其他一些所谓的“阶级斗争”现象，也往往是被人为夸大甚至制造出来的。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不可能了解如此复杂的实际情况，他们往往凭着在学校学来的一套大道理，在农村横冲直撞，与“落后势力”开展坚决斗争，而当时被极力鼓吹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一整套宣传，无疑对青年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激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成骨干、充当先锋，结果与农民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的事例是很多的。这也是“*”爆发后很多知青在农村待不下去只得返城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些知青中也不能排除有想借此机会达到个人目的，而置农民疾苦于不顾的人。(上) 第一部分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4）赵耘看到和他一起下乡的伙伴，有的初来时不习惯，后来开始适应了乡村生活，拿上了工分。他们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点小天地，盖了新房、置了家具，买了无线电和自行车，开始安于热炕头的小日子。赵耘感到很痛心，尽管有人有意识地和他疏远，他却主动去接近他们，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重新树立革命理想。1964年，赵耘已在农村落户7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农业战线上的28面红旗之一，从此赵耘名扬全国。《中国青年报》和《天津日报》等报纸都曾以大量篇幅报道他的事迹。《天津日报》以《赵耘到了农村以后》为题发表对他的长篇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说：他终于以革命思想战胜了残存在自己身上的落后思想。不仅不为某些迷恋于小安乐窝生活的人所感动，而且，一些同来的伙伴在思想上的变化使他感到痛心，他主动帮助他们重温旧志，鼓舞他们继续前进。他不断地从农民身上吸取有益的营养，而对于那些落后的思想和习俗却并不妥协。他这种勇于革命、坚持革命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知识青年学习的。《天津日报》，1964年1月17日。《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他的文章《要革命就要和工农相结合》时所加的编者按说得更为明确：这又是一个和工农结合的知识青年革命化的典型……赵耘和周明山，同是从学校走上农业战线，同是后来当了群众爱戴的党支部书记。所不同的是，周明山在农村长大，赵耘是大城市里长大的。但是，赵耘经过7年的刻苦锻炼和改造，也由城里来的“洋学生”变成了一个“田秀才”《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周明山是与赵耘几乎同时，在同一背景下被推出的知青典型，是山西省绛县南柳大队的回乡知青，更准确地说是个青年农民，因为他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参见《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合期对周明山的报道……在农村参与“四清”运动，参与整农村干部和社员的，也往往是他们，结果便是“*”以后在农村的无法立足。他们为自己的热情和盲目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三）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子女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包括已经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而只是指当时所谓“没有问题”的那些人。社会名流，包括*人士、著名演员等等。只是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命题时，人们仿佛才明白，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其实都是劳动。他们一致的对立面，应该是剥削才对。可是在当时，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却被错误地扩大化、绝对化起来，甚至成为对立的两个概念，知识分子，脑力劳动，倒与剥削者，与不劳而获成了一体。按当时的宣传调子来说，最厌恶劳动，最轻视劳动人民的，不是剥削阶级，反而是同样也在从事劳动的知识分子。社会上存在这种看法，其实渊源有自，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与做官，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的确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但问题在于历史已进入20世纪，接受*、科学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封建士大夫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读书与做官之间的必然联系早已被切断，不再存在滋生“官僚士大夫”这一阶层的社会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硬要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混为一谈，这或者是观念上的落后，或者是别有目的，就不在我们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了。(上) 第一部分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5）这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们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一方面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不仅高于一般百姓，甚至也高于一般干部的水平。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是被改造对象，毛泽东动辄就让他们“洗澡”、“脱裤子割尾巴”，使他们动辄得咎，战战兢兢。而他们的子女，处境比他们本人更糟些，他们往往被当作资产阶级子女对待，比他们的父辈承受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娇生惯养”，“清高自大”、“只专不红”几乎成了他们的代名词，所以，他们普遍存在着要背叛家庭的意识，其中一些人“与工农结合”，做普通劳动者的愿望，比一般青年更为自觉和迫切，这是“*”前知识分子子女的一个特点。这些人的子女，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的确占据优势，所以考不上学的人数，相比其他子女要少些，在“*”前便已上山下乡的是很少数，但社会上既然认为他们能够参加体力劳动最为难得，所以在60年代初，对这些知识分子子弟下乡的宣传，曾一度是舆论的热点。北京最早树立的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知青典型，是北大著名教授侯仁之的儿子侯方兴。侯方兴于1962年初中毕业，与百余名同学一起分到位于京郊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当时年仅16岁。侯教授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他的儿子能到国营农场参加劳动，在宣传上的意义自不待言，一年后侯教授夫妇在报刊上发表了名为《喜看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一年》的短文，与后来那些充满革命辞藻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是相当平实的，只是以父母的口吻谈到，孩子当初报名，主要还是出于个人兴趣，短短几个月，却从贪玩的孩子变成了自觉的劳动者。《中国青年报》，1963年10月12日；另见《送儿子支援农业最前线》，《北京日报》，1963年5月10日。如果说对侯方兴的宣传，更多强调的是教授送子下乡这一主题的话，那么与此同时甚至更早的陈嘉鲲，更多的则是宣传他本人。陈嘉鲲也是教授之子，他的父亲是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锡祺，据说他本来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学习历史。陈嘉鲲1961年于广州市六中高中毕业后却未考上大学。当年9月，他随广州市“大跃进”之后最早一批城市知识青年，到中山县的平沙农场落户，他最初在青年队劳动，后来到畜牧队饲养奶牛，两年间没有怨言，不怕脏累，干得很有成绩。一个著名教授之子当了最为人所不屑的平凡的饲养员，这是个大有文章可做的题目，各报曾以《来自书香门第的新农民——教授的儿子陈嘉鲲落户农村》、《教授之家新“秀才”——记落户平沙农场的高中毕业生陈嘉鲲》等为题对他进行报道，陈嘉鲲一下子就名扬全国。《中国青年报》，1963年7月30日；《羊城晚报》，1963年7月22日。不过，除了侯隽以外，他们都没能成为全国级的知青明星。1964年以后，更是连陈嘉鲲这样等级的典型也未曾树立过，这显然是因政治形势的改变而在宣传导向上所作的调整。即使是对周恩来亲手树立的侯隽，也曾有人以她父亲有些“问题”为由，对大张旗鼓地宣扬她，提出过不同意见，更何况别人了。（四）普通市民的子女我们按照当时青年的出身来讨论知青的结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情况不可能按照出身划分，如下面将要谈到的普通市民子女。(上) 第一部分 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6）“*”前的下乡知青中，占据大多数的，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又没有门路在城市就业的普通市民的子女，其中包括国营企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小工商业主的子女，当然也不乏“红五类”。他们也有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热情，但总的来说，却既少干部子弟的使命感，也少知识分子子女的浪漫，他们下乡的动机大多是很实际的。最普遍的，是家庭生活困难，急于为家庭减轻负担。这类青年有的未考上学，有的则因家庭情况本来就没打算升学，甚至提前退学了。在“*”前，他们是各地动员下乡的重点。成都市1962年开始进行下乡插队试点时，首先挑选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觉悟高的，还有就是家庭有困难的。据重庆市1964年所做的统计，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自愿下乡的青年，占自愿下乡青年的60％，他们把下乡作为一条就业出路。一般来说，他们到农村后，不像知识分子子女那样产生强烈的挫折感，也能够吃苦，但当所挣工分不仅不足以支持家里，而且难以养活自己时，他们的不满就非常强烈，往往倒流回城去寻找其他生计。另一种，是家庭关系不好，希望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如1965年从北京赴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某队插队的16名知青中，就有3人家中是继母，其中一个女生，从小寄养在外地，上中学才回到北京，学习跟不上，又说一口方言，继母对她百般歧视，无奈初中毕业后就去插队了。其实，就是在上山下乡的高干子弟中，也有很多与家庭存在这类问题有关系。此外一些人虽然也在学校读过书，实际什么也未学进去，升学既不可能，在城市也难就业，除了下乡别无出路，他们之称为知青，只是徒有其名而已。（五）因种种原因失足或有各种毛病的社会青年以及工读学校学生等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学校出来几年后仍未找到出路的社会青年。从1963年以后到“文化革命”开始之前，社会青年一直是城市安置工作的主要对象，也是被动员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主力。虽然总的来说，他们基本上也是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是知识青年的一部分，但是与在校学生相比，也有明显区别。他们离开学校后又几经“淘汰”，一般来说各方面素质较差，回到街道以后，又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有不少人沾染上不良习气，已不像刚从学校出来的应届毕业生那样单纯。还有一些是因出路茫茫，有不满情绪，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这些“道德败坏”者在社会青年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如据广西南宁市统计，占社会青年总数的18％左右，其他城市也大抵如是。再者，由于社会青年的范围并无明确的界定，社会上经常将一些复杂的成分，如劳改释放犯等与社会青年混为一谈，更是大大败坏了他们的声誉。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谈到，1962年重新开始动员城市知青下乡时，就有很多这样的青年被动员甚至强行送下乡。尽管1963年团中央在苏州召开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汇报会时就曾特别提到，这项工作在开始时还是搞得纯一点好，以使这条路越走越宽。1964年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在一次讲话中也强调，最近两年动员时要特别注意一下质量，品德太坏的可暂不下去，这些人农民极不欢迎，也把城市知识青年的名誉搞坏了。但是，我们上面也分析过，不让这些人下乡，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本是城市所最不能容忍的一类人，不把他们送到农村去，又送到哪里去呢?虽然上面一再强调不要有“甩包袱”的思想，然而事实上想尽快将他们打发下乡的，决不仅限于下面负责具体工作的干部。1964年北京组织第一批知青去宁夏参加农垦，当时有干部为了把这类青年尽快“呼噜”下去，所以要下面进行政审时尽量简单。为了顺利地将这些人送下乡，许多地方不惜欺骗接收单位。1965年北京送一批知青到内蒙古临河县插队落户时，为了将一批工读学校学生掺杂进去，便不准临河县来接收知青的同志翻阅档案，告诉人家这些学生是半工半读的，当地同志看到这些青年身体健壮，去了能干活，非常满意，并不知其中有些是京城著名的流氓集团成员。结果，当年11月当地就向北京退还50余人，回来后这些人都被送交了公安局，在当地造成很坏的影响。天津市也存在同样问题。1964年该市组织大批社会知青到河北省宝坻等县集体插队，曾被作为一项成功经验在全国推广，但即使如此，这支两千余人的队伍中，混杂进流氓、惯窃、反革命分子和劳改释放犯共70余人，占这批知青总数2300名的3%。这些人在农村表现仍不好，弄得很多社员不敢敞着门下地，下乡女青年晚上不敢出门，有两个下乡两天就被天津公安部门抓回去了，还有两个下乡不几天就用铁锹打架，群众和青年都很不满意。总之，许多大城市采取这种做法，将本应自己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推给了接收知青的地方，加剧了城乡矛盾，尤其是其中很多并无多高文化，称为“知青”实在勉强。他们下乡后，虽也有勤劳肯干的，但少数人的偷鸡摸狗、寻衅闹事，损坏了知青的名声，这种良莠不分的结果，使满怀革命热情的纯洁的青年学生感到寒心，更使农民误认为凡下乡者都是有问题的，是坏分子，在一些地区恶化了其他下乡知青的处境，也加大了以后动员知青下乡的难度。（六）出身不好的青年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论述。上述的第四、五、六种人，构成了“*”前城市下乡知青的主体，也是与“*”期间下乡知青在构成上的主要区别。(上) 第一部分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1）第三章曾经提到，歧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青年的现象，早在50年代就已存在，无论升学还是就业，工农和干部子女都有优先的权利，但当时人们还将此视为政权初建时期的一个暂时现象，国家也曾试图纠正这一问题。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却使形势急转直下了。